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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八章
南斯拉夫
休·塞顿–沃森
第一节 革命政权
南斯拉夫的“解放战争”，到1944年秋胜负已成定局，当时有一半以上的领土已清除了德国军队。这次战争不仅是一场民族战争，而且是一场内战；不仅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社会革命。由此而掌权的不仅是一班全新的人物，而且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国家机器。事实上，南斯拉夫的革命是20世纪前半叶仅有的3个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之一，它后于俄国革命25年，先于中国革命5年。从此以后的年代里，不仅南斯拉夫的对外关系，就连巴尔干半岛的整个形势，都受到这一革命新政权的性质的影响。因此必须在这里对它的主要特点作概括的叙述。
南斯拉夫革命是由战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组织者所领导的，他们是一批具有列宁传统的职业革命家。这些人的社会出身有的是产业工人，有的是知识分子。其中有很多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但是，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或20年代和3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那些职业革命家一样，他们已不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了。献身于党的干部都置身于阶级之外，社会之外；对他们来说，党就是惟一的社会。他们始终和他们所出身的产业工人阶级或知识界很不一样。这两个阶级都为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提供新人员，其中来自知识界的比人们可能想象的要多，而来自工人阶级的则比人们预期的要少。可是，党的新生力量绝大部分来自农民。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不仅南斯拉夫主要的是一个农民国家，而且战争大部分是在最僻远的地区进行的，那里居住的是最贫苦、最落后的农民。但是这场游击队运动并不是农民运动。同中国的共产党军队一样，南斯拉夫的军队也是一支由共产党牢牢控制并为他们的目标而运用的农民队伍。如同在中国一样，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领导和利用农民，所凭借的是爱国主义这股力量。也如同在中国一样，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爱国主义宣传是有效的，因为它符合实际。爱国主义斗争并不因为被共产党所利用而减少其必要性。
南斯拉夫共产党，就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成功地把前政权下简直从不接触政治的成千成万的人吸引到斗争中来，并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对于波斯尼亚和门的内哥罗那些不识字的山区人民来说，就像对于俄国和中国的农民一样，“解放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崭新而广阔的天地。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看重他们。这种情况在妇女方面比男子方面也许更为真实，特别是波斯尼亚或桑亚克的伊斯兰教妇女，尤其如此。在共产党控制下，陆续产生了一批很类似于俄国和中国的苏维埃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些民族解放委员会，同它们的样板一样，虽然大多是由共产党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却仍然是真正地、尽管有点粗卤地代表着以他们的名义行事的人民大众。它们所吸收的新人，并不限于一定的政治背景，而是一些具有天赋组织能力的人。新的男男女女通过这些委员会和军队而飞黄腾达，他们成为新政权的军官和官吏。他们把一切都归功于党和铁托元帅，而且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始终忠于他们的领袖。入侵者摧毁了旧南斯拉夫的国家机器。帕韦利奇那个克罗地亚国的傀儡政府从未有过牢靠的基础。在游击队控制的“解放区”里，一个新的既是军事的也是民政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了，准备接管整个国家。这同中国1928年以后在毛泽东领导的地区所经历的过程基本上一样。它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上幼稚的群众和政治上老练的职业革命家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从各方面来说，也曾经是列宁一生事业取得成就的关键。
人民解放阵线（战争结束后改称人民阵线）是共产党控制的“群众组织”，其目的是在政治上把群众动员起来。在这一阵线的那些表面上显要的领袖人物中，甚至还有一些曾经是战前政党的成员。他们参加了阵线，提高了阵线的地位，但是，他们过去所属的那些政党，并不在阵线以外另有独立的组织。表面上似乎有两个例外，但也仅仅是表面上而已。一个是残余的克罗地亚农民党，它的党员中有几个是南斯拉夫议会的前议员，(1)另一个是德拉戈利乌布·约瓦诺维奇博士领导的（塞尔维亚）人民农民党。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巨大声望对共产党人相当有价值，它过去那些激进的口号同共产党战时提出的口号很相适合。约瓦诺维奇在塞尔维亚有一批为数较少但很重要的追随者，他的名字也对共产党人有用。但是残余的克罗地亚党的那些领导人是顺从共产党人的，而当约瓦诺维奇试图另外执行一条独立路线时，他发现他的党的基础已经削弱了。(2)
在南斯拉夫解放区，人民委员会行使了地方权力。在铁托的部队于1944年秋天和1945年春天先后进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平原地区和大城市时，产生了伤脑筋的问题。来自山区的解放者，拿自己颇为重视的那种英雄行为和艰苦经历同那些在敌人占领下毫无作为的被解放者的消极状态作比较。而城里人则往往看不起山区人，认为他们是半开化的农民，永远不会理解复杂的城市生活。管理城市的人，一部分来自山区，一部分是敌人占领城市时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共产党时刻提防和控制着的非党专家。这些新的权力机构，能像战时山地解放区里的人民委员会那样具有代表性的为数极少。共产党政权在英勇奋斗的日子里曾经有过的那种自觉性和地方主动精神都迅速消失了。
这个革命政权的一个奇怪特点是，共产党尽管无可怀疑地控制着其他一切权力机构和“群众组织”，却一直是退居幕后的。同那些不是靠共产党人的行动而是靠红军的成功而得到解放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截然相反，南斯拉夫共产党并不想引人注目，也并不花很大力气去发展大量新党员。报刊上简直不大报道党的活动。甚至连党机关的所在地也不公布。总之，共产党几乎就像当年遭受亚历山大国王政府迫害时那样行动诡秘。1948年南共同共产党情报局破裂时，这一诡秘作风也成了被指责的一条罪状。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人确实有可能认为，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这样隐秘，它没有像它本来应该做的那样有力地活动。可是，这并不是事实。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人民阵线的控制，远比几个邻国的共产党对“群众组织”或对它们当时所属的“党派联盟”的控制牢固得多。
第二节 政治上的巩固
1945年3月联合政府的组成，至少在西方的舆论看来是铁托和国王彼得之间、苏联观点和英美观点之间的一种妥协。(3)国王同意任命三个摄政——斯尔扬·布迪萨夫尔耶维奇博士（塞尔维亚人）、安特·曼迪奇博士（克罗地亚人）和杜尚·塞尔奈茨博士（斯洛文尼亚人）。(4)政府中包括4个流亡回来的著名政界人士，即前塞尔维亚民主党领袖米兰·格罗尔，担任副总理；克罗地亚农民党的伊凡·舒巴希奇和尤拉伊·舒特伊，分别担任外交部长和不管部长；塞尔维亚农民党的瓦萨·丘布里洛维奇，担任农业部长。
可是实际上，这同波兰的解决办法相比，甚至还说不上是西方与东方、共产党人与流亡者之间的一种妥协。(5)米科拉伊奇克回到波兰后，至少暂时能够重新组织他的农民党并举行群众大会。而回到南斯拉夫的流亡者，是决不能这样做的。他们可以用执政党联盟一分子的身份讲话，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他们一度领导过的党的成员，也可以从他们党的纲领里提出一些符合人民阵线正式纲领的极广泛的民主原则的要点来。但是，他们不能重新建立他们的党组织或单独召开群众集会。他们抗议说，他们一直受到由共产党牢牢控制着的、无所不在的保安警察的盯梢。作为回敬，对方指责他们正在设法获得“战时通敌分子”和“反动分子”的支持。政府的选举法草案建议把一切犯有同敌人“主动或被动勾结”罪行的人统统剥夺选举权。格罗尔认为这条法律势将被广泛解释为把一大批实际上是爱国的、只是反对共产党的人都剥夺选举权，因此他在8月18日辞去了政府的职务。选举法于8月23日以370票对16票在临时议会通过。9月初，格罗尔同塞尔维亚激进党、农民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人组成了一个竞选联盟，(6)声称他将推荐一批反对政府的候选人。
与此同时，铁托表明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他同彼得国王的妥协的。8月7日，这位元帅在人民解放阵线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极力主张废除君主政体。第二天，彼得国王从伦敦作出答复，把三个摄政“免了职”。他还呼吁“各伟大盟国”进行干预，下令推迟那时正准备在秋季举行的选举。国王的行动对南斯拉夫的事态演变进程丝毫不起作用，也没有引起各大国的任何反应。(7)
9月间，据宣布外交部长舒巴希奇有病，不能进行原来计划的一次出国正式访问。几天后，获悉他已被软禁，英国大使想去看他而未获同意。(8)10月8日，他和舒特伊一起辞去了政府职务。华盛顿半官方的评论认为，这是雅尔塔协议所产生的联合政府的告终，原先答应的关于自由选举的条件没有得到履行。(9)但是，西方国家没有继之以采取任何正式行动。对舒巴希奇的辞职，铁托的答复是在10月13日报纸上发表一封信，他在信中指责舒巴希奇在玩弄手法，为外国干预南斯拉夫内政制造借口。这位元帅坚持说，他已经严格认真地履行了对舒巴希奇的一切诺言，并且按照三大国在雅尔塔会议后所提出的一切要求行事。
9月底，格罗尔获准出版一份持反对立场的报纸《民主报》。由于受到阻挠和暴力行为，使报纸的发行发生了困难，但它一直出版到选举的前夕（那时选举已定于11月11日举行）。10月间，又出现了一种持反对立场的报纸《人民呼声报》。这是克罗地亚农民党20年代的领袖斯特潘·拉迪奇的遗孀出版的，目的是要反映该党的见解。报纸出版了两天就被禁止。在选举前的竞选运动中，反对党（格罗尔领导的塞尔维亚集团和克罗地亚农民党）既不能举行集会，散发宣传品，也不能同各地的地方代表联系。11月初，格罗尔在《民主报》上号召他的支持者抵制选举。英美两国政府发出照会，指出有显然违反铁托—舒巴希奇协议的情况。(10)11月11日举行了选举。投票站上另设一只票箱，供投票人表示反对政府的意见，虽然这时已没有什么反对派的候选人名单可供投票者选择了。当时有一批英国议员，由K·齐利亚克斯带领，并且有几个曾经同游击队联系的前英国联络军官作为报纸特派记者，跟他们在一起，观看投票的进行，他们宣称并没有什么不正当行为。官方宣布的选举结果是88.6%的选民投了票，其中90.5%投票赞成人民阵线。
11月29日，南斯拉夫全国反法西斯解放委员会(11)纪念亚伊采大会两周年的那一天，新议会正式宣布南斯拉夫为共和国。
1946年1月31日，议会正式通过新宪法。这个宪法完全以苏联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为蓝本。公民权利义务的提法很相似。议会及其主席团的权力相当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权力。法院和检察官制度也是从苏联搬来的。地方政府机构是人民委员会。1946年5月25日另外颁布了一条关于规定地方政府职权的法律，(12)清楚地说明，这些委员会的职能将同苏联的苏维埃一样，成为共产党控制的中央政府的从属工具。它们将相当于战时那些比较自发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委员会，犹如1936年的被阉割了的苏维埃相当于1917年时比较自发、比较有代表性的苏维埃。
南斯拉夫宪法与苏联宪法相比，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肯定地也是同外交政策最直接有关的相似之处是它的“联邦”体制。南斯拉夫共和国划分为6个组成“联邦”的共和国，相当于苏联的各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它们的苏联样板一样，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的政府隶属于而不是平行于中央政府。事实上，宪法规定的体制并不是联邦，而是一种可以把某些权力下放给地方当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而且，权力下放的实际价值是很有限的，因为各共和国政府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而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组织起来的。
尽管如此，“联邦”这种组织在政治上是重要的。新政权公开承认南斯拉夫是几个不同民族之家；这是战前历届政府所断然否认，或者很勉强地承认的，它们的臣民们很怀疑政府的诚意。新政权明确表示它要消灭一切基于民族血统或家庭宗教信仰而对个人的歧视。甚至许多不喜欢共产党组织政府的理论和实践的公民，还是对新政权在这一点上所表明的要制止那种严重损害了旧南斯拉夫的、具有破坏性的民族纠纷的决心，有着良好的印象。
6个共和国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门的内哥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马其顿。塞尔维亚共和国包括一个自治区（相当于苏联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和一个自治省。后者是西南部的科索沃—梅托希亚地区，居民大部分操阿尔巴尼亚语。前者是伏伊伏丁那，其中包括斯雷姆地区、巴奇卡和巴纳特。斯雷姆在历史上原属克罗地亚，但居民是塞尔维亚人；巴奇卡和巴纳特在1918年前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在伏伊伏丁那的当地人口中，属于日耳曼族的那部分（约40万余人）都已逃离或被逐，他们的土地给了从南斯拉夫较贫苦的地区迁来的农民。属于匈牙利族的那部分人（近50万人）则许其居留，并答应他们享有同其他公民一样的平等地位。这一宽容的态度，同共产党支配下的佩德罗·格罗查博士的罗马尼亚政府所采取的态度相类似，(13)同捷克政府的那种极端民族主义态度则成为显著的对照。(14)对伏伊伏丁那两个较小的少数民族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也给予平等地位的保证。
克罗地亚共和国包括历史上著名的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斯雷姆不在内）。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的边界一如以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都想从意大利取得领土，前者着意在威尼斯–朱利亚方面，后者则在伊斯的利亚方面。(15)门的内哥罗要求另外成为一个共和国，是以历史传统，而不是以语言、宗教或民族上和塞尔维亚人不同为根据的。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自成一个共和国，对于一个无法通过划分政治边界以符合种族边界来解决的问题，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波斯尼亚共和国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16)三个民族集团相互保持平衡。这一解决办法，不能使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感到满意，每一方都认为这是对方为了要消灭他们而策划的。(17)不过，人们也许会怀疑，即使报喜天使亲自出马，不知双方是否都能满意。
在所有的试验中，最有兴趣的也许是建立马其顿共和国。战前掌权的塞尔维亚政治家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马其顿人不是“南塞尔维亚人”。(18)可是，大家都知道，很多马其顿人都极其同情保加利亚，保加利亚长期以来以马其顿自治的口号来掩盖它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从1941年到1944年期间，保加利亚兼并了马其顿，使人们大失所望，因为索非亚政府当时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决不容忍自治。(19)南斯拉夫共产党从解放战争一开始就抱着这样的看法，认为马其顿人既不是塞尔维亚人，也不是保加利亚人，而是一个不同的民族，必须在未来的南斯拉夫范围内有他们自己的自治地位。这个问题一度曾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个地下共产党之间的一个争论，(20)但是，南斯拉夫的看法取得了胜利。铁托很快就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他的行动非常不受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欢迎。这行动还引起了国际问题，因为从1913年起，历史上的马其顿的某些地区就已分别成为希腊和保加利亚两个国家的一部分。这些问题以后还要提到。
德国战败时，切尼克队伍(21)大部分已退出南斯拉夫。可是，米哈伊洛维奇将军自己仍带着一小批追随者留在波斯尼亚。1946年3月间，据宣布他已被俘。6月底，他以叛国罪受审。这次审讯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很多争论。在西方，特别在美国，人们在抨击南斯拉夫政府时，都强调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即米哈伊洛维奇并不是德国的代理人，而是一位塞尔维亚爱国者，他营救过好几十个在南斯拉夫上空被迫跳伞的盟国飞行员。南斯拉夫政府在反驳时，强调了一个同样无可置疑的事实，即米哈伊洛维奇指挥的部队在他本人知情和同意下参加过意大利和德国军队攻打游击队的联合军事行动。如果南斯拉夫政府想同西方国家修好（西方国家以前曾真心诚意地支持过米哈伊洛维奇），或者想对一个由于他自己始终不了解的政治力量（一如他在法庭上最后一次发言中所说的由于一阵“旋风”）(22)而被卷入对敌“合作”的人表示宽大的话，他们是可以饶他一命的。可是，铁托在1946年7月间似乎把西方国家视为敌人，他和他的追随者也都很想为他们在切尼克手里所遭受的一切损害报仇。因此，米哈伊洛维奇于1946年7月17日被枪决了。
在铁托自己的人民阵线内部，仍有一些人反对他的政策。塞尔维亚左翼农民党领袖约瓦诺维奇是作为人民阵线的候选人而被选入议会的。到了1946年夏，他已认识到人民阵线的广泛民主纲领并没有履行。7月间，他在议会发表演说，批评政府政策的三个方面。第一，他声称，农民的利益正在遭到牺牲，塞尔维亚的农民合作社在战前起过小小的、但却是有益的作用，现已完全屈从于中央政府的意志。第二，他反对检察官制度。像它的样板苏联检察官制度一样，它拥有使所谓的司法独立完全失去意义的权力。检察官有权“要求捍卫合法性而反对法院和行政机关的有效判决”，(23)这就是说，如果他认为不符合国家利益，或换言之，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就可以推翻法院的裁决。第三，约瓦诺维奇批评政府向苏联一面倒的对外政策，要求像人民阵线正式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同三大盟国都发展友好关系。最后这一点批评使政府最为恼火，给约瓦诺维奇招来了一阵猛烈的谩骂和威胁。他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地方议会中的席位经多数票通过而被剥夺了，他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职位，由于全体教师在院长带领下“主动要求”而被解聘了。1946年8月11日，他所属的人民农民党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一次大会，大会是由共产党人召集的，会上挤满了共产党人，把他正式开除出了他自己的政党。这一年晚些时候，他被逮捕，并在1947年9月间受到审讯，罪名是替“英国情报机关”搞颠覆活动。(24)
南斯拉夫这一时期的政治审讯中具有极端重要性的而且引起了最大国际争论的，是对萨格勒布天主教大主教、全克罗地亚天主教会的首席主教阿洛伊集耶·斯特皮纳茨的审讯。这一审讯在南斯拉夫国内外所引起的强烈感情中，出于政治上考虑的，大大超过了关于大主教个人是否有罪的考虑。一方面，西欧和美国天主教总是认为天主教的大主教顾名思义是清白无辜的。另一方面，西方的反天主教者以及南斯拉夫国内的塞尔维亚舆论则把他们对斯特皮纳茨所代表的那些势力的愤怒统统发泄在他个人身上。
这一审讯如果不联系到塞尔维亚同克罗地亚之间的冲突，不联系到大战期间帕韦利奇的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虐待塞尔维亚人，是无法理解的。成千成万的塞尔维亚人都被帕韦利奇的乌斯塔舍特务所屠杀，个别的天主教神父也参与屠杀。天主教上层领导从未对这些暴行公开提出过抗议，某些主教还特意对帕韦利奇歌功颂德，而斯特皮纳茨本人则像对待国家元首那样对待帕韦利奇。数以千计的塞尔维亚人只是由于改信了天主教才得免于一死——改信了天主教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克罗地亚人的民族身份，放弃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身份。(25)斯特皮纳茨对大批人被迫改信天主教并没有提过什么抗议，也不指示他的神父们拒绝接受他们。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本部的塞尔维亚族公众看来，斯特皮纳茨是企图毁灭塞尔维亚民族的那些势力的一个代表。
铁托政权在塞尔维亚人中有许多敌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虽然是错误地认为——游击队运动是一种非塞尔维亚或反塞尔维亚的运动。这种看法由于处决了米哈伊洛维奇而更有所加强，因为米哈伊洛维奇虽然同入侵者合作，许多塞尔维亚人仍把他看作是民族领袖。但在如此严厉地对待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之后，铁托无法对这样一个在塞尔维亚人看来不仅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也是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进行迫害的代表人物宽大为怀。而且，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是天主教的死敌，这不仅是由于一般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因为在他们看来，梵蒂冈是同意大利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而意大利则不但在1941年入侵过他们的国家，现在还在强烈地抗拒南斯拉夫关于兼并威尼斯–朱利亚和的里雅斯特的要求。因此，不可避免地，这一行动要被许多克罗地亚人（其中不仅包括帕韦利奇的拥戴者，也包括那些仇恨帕韦利奇，甚至支持过游击队的民主派）看作是贝尔格莱德对克罗地亚民族的民族压迫。
以上所述，大多同斯特皮纳茨的功过没有什么关系。从形式上看，斯特皮纳茨确是犯了叛国罪。他作为公民的那个国家被人征服了，征服者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他却承认这个傀儡是合法当局。要是流亡政府回来执政，或者要是米哈伊洛维奇获得了胜利，他们肯定也要惩处斯特皮纳茨。至于斯特皮纳茨是否应对一些暴行负责，那就远没有这样肯定了。相反，有证据证明他救过一些有生命危险的人，而且一般说来，他的行动曾使这个政权的严酷程度减轻。他同帕韦利奇的关系以及他对大批人改变信仰一事所持的态度，是可以有不止一种解释的。审讯时（1946年9月30日至10月9日）采用了最坏的解释，把大主教判了16年徒刑。
第三节 对外关系
在铁托政权的头几年中，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对苏联政策的一味顺从。鉴于共产党的纪律和南斯拉夫新领导人的忠诚，这是循理成章的事。他们认为苏联是世界上一切劳苦大众的祖国，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基地，是受到“好战的帝国主义阵营”威胁的“和平民主阵营”的领导国家。南共领导人竭力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间培养对苏联的好感，既利用了它作为陆上最大军事强国、从德军占领下解放了东欧的“解放者”的威望，同时又利用了南方斯拉夫人（特别是那些信奉东正教的南方斯拉夫人）对俄国所怀有的那种带着泛斯拉夫主义色彩的传统感情。
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南斯拉夫抛弃了它的一些旧友而结交了一些宿敌。英国和美国现在成了它的敌人。英美的朋友也是南斯拉夫传统的朋友希腊，同样成了敌人。法国并不被认为是重要的，虽然在法国共产党参加巴黎政府期间，偶尔也对它说了几句有礼貌的话。新结交的朋友中，一个是罗马尼亚，过去曾是它的盟国，但从1941年起却是德国的附庸国；还有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都曾分到过一小片南斯拉夫领土作为希特勒赏给它们的酬劳。在南斯拉夫从前的朋友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仍作为友好国家相待，因为它也是“民主阵营”中的一员，虽然南斯拉夫的对捷友谊因后者在抗德战争中表现不好而带有浓厚的藐视色彩。(26)
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极端民族主义，南斯拉夫的敌人则将它称之为帝国主义。它向意大利、奥地利、希腊，甚至新交的朋友保加利亚，都提出过领土要求。由解放战争激起的并由现政权的宣传有意培养的那种强烈的爱国情绪变成了左右对外政策的一个积极因素。新统治集团，那些在游击队伍中起家的军官和官吏们，不仅希望赶走入侵者，以社会“新政”取代战前的政权，而且希望南斯拉夫成为一个强大的，至少在巴尔干半岛上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这种观点受到共产党中老资格领导人的鼓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领导人也同样持有这种观点。他们在战前虽受过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学说的训练，但是，由于他们同过去几乎完全不了解的农民群众的密切接触而使他们的观点有了明显的改变。
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中的民族主义，由于采用了新的准联邦制的国家组织而更有所加强。南斯拉夫的各个非塞尔维亚民族，过去都是从属于塞尔维亚的利益的，现在他们的独立民族地位既已获得理论上的承认，他们就开始提出要牺牲邻国的民族领土要求，并要求承认这些主张为整个南斯拉夫的主张。拒绝这样的要求是十分危险的，即使政府有意拒绝的话。斯洛文尼亚人要求从奥地利和意大利取得领土，克罗地亚人要求从意大利取得领土，马其顿人要求从希腊和保加利亚取得领土。这些要求的一个有利之处是，除了保属马其顿之外，所有这些领土都是由西方“反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国家占有着的。这样，南斯拉夫帝国主义就正好同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相一致了。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同对苏联的顺从之间发生了矛盾；或者更确切地说，无限忠于南斯拉夫的爱国主义是同无限忠于一切劳动者的祖国的爱国主义不相容的。但是，这暂时在外表上还不很明显。
南斯拉夫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北方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受经济方面考虑的影响很大。南斯拉夫需要波兰的煤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冶金产品及机器。1946年3月和5月，它先后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在名义上这些条约是针对德国或德国的任何同伙的，实际上矛头都指向西方国家。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如表面那样亲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对1948年2月以前捷克斯洛伐克还残存着“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一事感到遗憾。他们认为自己是最纯洁的，他们用不耐烦的优越感对待差劲一些的弟兄们。他们觉得——许多不是共产党员的南斯拉夫人也有同样的感觉——捷克在解放自己方面没有做些什么，所以现在应该为那些对解放有过贡献的人做些事情了。南斯拉夫正在着手从事一个雄心勃勃的迅速工业化的计划。它需要工业设备，而在大量重建工作完成以前，它并没有多少东西好用来偿付所需的设备。捷克人能提供大量这种设备，南斯拉夫人认为在目前一段时期内，捷克人供应设备的条件应该有利于他们那些更为英勇的斯拉夫亲属。精于生意经的捷克人对这些论点不感兴趣。泛斯拉夫主义的花言巧语就是他们愿意提供的商品；至于要供应机车和机床，那又是另外一码事了。
同匈牙利的关系比人们预料的来得好。匈牙利领导人，一则自己国内驻有苏联占领军，再则充当过希特勒最后一个附庸的这一污点还有待洗刷，是经不起同南斯拉夫人闹别扭的。根据1946年的巴黎和约，匈牙利有义务按“1938年的价格”用商品向南斯拉夫支付赔款。(27)1947年3月，南斯拉夫同匈牙利签订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贸易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打算通过它来协调两国的经济计划。匈牙利能够提供南斯拉夫所需要的不少设备，却没有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大的讨价还价力量。南匈关系的改善，也是因为相对地说来南斯拉夫政府给与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待遇比较好。在解放后的头几个月里，匈牙利族人中被怀疑有“反动”情绪的，可能要比犯有同样嫌疑的塞尔维亚族人或克罗地亚族人处分得更严厉些。但是，新的宪法体制一经实行，伏伊伏丁那自治区的匈牙利族居民就和操斯拉夫语的南斯拉夫公民享有同等地位。在那些匈牙利人占多数的城镇或乡村中，行政权掌握在匈牙利族共产党人或能够为共产党所接受的非共产党匈牙利族人手里。1947年12月签订了南匈结盟条约。
同保加利亚的关系则比较复杂。自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一直是阋墙兄弟。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在所有彼此敌对和兵戎相见的年代里，以及在所有较为短暂的相对友好的时期中，两国间的关系一直是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手足之情和强烈的仇恨同时并存，既相信南方斯拉夫人的伙伴关系，又不可调和地争夺着有争议的领土。甚至在南保两个共产党之间，也不仅有从事于共同革命事业的同志关系，而且还表现出一种在俄国人面前争宠的勾心斗角情况。(28)在刚解放时的兴高采烈情绪中，两国都有许多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相信两国之间在相互关系方面已出现一个新时代。在“联邦制”的南斯拉夫建立一个作为联邦一员的马其顿共和国，应是走向南保间更密切关系的一步。正如一句常用的共产党口号所说的，马其顿将不再是引起不和的祸根，而是相互了解的桥梁。但是一旦承认了马其顿人是既不同于保加利亚人也不同于塞尔维亚人的另一个斯拉夫民族，那么主张把那部分由保加利亚于1913年取得的、马其顿人喜欢称之为“皮林–马其顿”(29)的马其顿领土包括到马其顿人民共和国中去的理由就变得极其有力了。再有，如果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将成为一个联邦，那么，就要决定保加利亚同南斯拉夫的6个共和国之间将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使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发生严重摩擦。
1944年11月，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南、保联邦的协议草案，送给了保加利亚共产党。12月，南斯拉夫副总理爱德华·卡德尔率领代表团到索非亚讨论这个计划。保加利亚人不像南斯拉夫人那样渴望组织联邦。他们宁愿两国结成一个简单的联盟。但是，当他们同意讨论联邦问题时，便出现了重大分歧。南斯拉夫人建议，保加利亚应成为扩大后的南斯拉夫联邦中的第7个共和国，保加利亚人则主张联邦应由现有的两个国家——由6个共和国构成的南斯拉夫和由1个共和国构成的保加利亚——在对等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当然，保加利亚独立的时间比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中除塞尔维亚以外的任何一个共和国都来得长，人口和土地也比它们中任何单独一个共和国都来得多。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即让一个民族竟然同人口加起来是它两倍左右的三四个民族处于同等地位，那是不公平的。(30)没有达成圆满的协议，只好把这一争执提交给莫斯科。在1954年写作本书时，西方还不了解莫斯科当时持什么观点。(31)但是，等到发现西方国家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任何合并时，整个计划就被搁下了。苏联政府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同西方国家发生争论。西方国家之所以反对，一则是因为他们关心希腊的安全——这种安全可能由于它北面边界上出现一个单一的强大国家而受到威胁——再则也是因为它们有意不让保加利亚因为同一个盟国方面的国家合并而逃避它同希特勒结盟所应得的后果。(32)
保共领导人虽然在原则上承认皮林–马其顿同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合并，置于南斯拉夫版图之内，但是，他们却显得并不急于使之实现。他们争辩说，这只有在一个由所有南方斯拉夫人共同组成的联邦国家中才能办到。在组织联邦的事被无限期地推迟后，他们还希望皮林–马其顿问题也拖延下去。1945年间关于这件事没有听到什么消息。1946年初，南属马其顿发生了一些内部纠纷，因为马其顿议会的议长安东诺夫–特森托辞去了共和国政府中的职位，7月间他被捕了。(33)他被指控为图谋搞一个“完全独立的马其顿”。8月2日，马其顿总理拉扎尔·库利舍夫斯基在斯科普里的一次演说中宣称：“在南斯拉夫国界之外提出马其顿合并问题，那是明明白白的挑衅，是不利于马其顿人民的独立和利益的。”(34)如果说这种计划是在马其顿之外的任何地方酝酿的话，很难设想不是来源于保加利亚，因为过去50年来保加利亚在马其顿的扩张就是在支持马其顿“独立”这一常用的幌子下进行的。根据南斯拉夫方面的报道，(35)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在1946年8月6日举行的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通过一项决议，原则上同意把皮林–马其顿并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可是，这项决议不仅在提法上有某些保留，而且从未公布，显然甚至还没有对党员传达过，(36)这就使得它对南斯拉夫人也没有多大价值了。1947年8月，铁托同季米特洛夫在布莱德会谈时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保加利亚人仍坚持他们的观点，认为皮林–马其顿同南属那部分马其顿的合并，应该等未来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邦建成之后实行。可是，铁托还是迫使对方作出了这样一点承诺：保加利亚政府将容许其管辖下的马其顿人有充分的“文化发展”。当年年底，这个诺言兑现。当时有93位南斯拉夫教师被派往皮林–马其顿“去协助正确地教授马其顿文学和马其顿历史”。(37)后来不论来自南斯拉夫方面或保加利亚方面的报道都表明这些教师的活动并没有使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更接近于达成协议。6个月后，当贝尔格莱德和共产党情报局的破裂公开化时，保加利亚政府立即把这些教师驱逐出去了。
这里不妨顺便把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邦这件事的始末一直讲到南斯拉夫同共产党情报局破裂的前夕。1947年8月，季米特洛夫访问布莱德，改善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的一般关系之后，11月间，签订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盟条约，这是苏联集团中任何一国同以前的敌国签订的第一个联盟条约。事先显然没有把订约的事通知过苏联政府。(38)1948年1月，季米特洛夫在布加勒斯特接见记者访问时，就东欧组织联邦的事情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招来了1948年1月29日《真理报》的攻击。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国政府奉命派遣代表团到莫斯科。(39)斯大林当时告诉两个代表团说，他不赞成搞什么东欧联盟，而是希望能看到分别组成三个联邦，即波捷联邦、罗匈联邦和南保联邦。(40)南斯拉夫人现在更是不想同保加利亚组成联邦了。他们同莫斯科之间的摩擦这时已发展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知道保加利亚受莫斯科控制的程度要比南斯拉夫受控制的程度大得多，同时也知道，把保加利亚包括在拟议中的新联邦里面，就会使莫斯科有一个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整个联邦施加压力和控制的更有效得多的手段。这无疑就是莫斯科在这时主张搞联邦的原因。根据卡德尔本人的说法，斯大林当时曾宣称：“条件已告成熟。首先，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应该合并起来，然后再把阿尔巴尼亚归并进去。”(41)南斯拉夫代表回到贝尔格莱德之后，南共中央委员会于1948年3月1日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不同保加利亚组成联邦。在这以后的几个星期，南斯拉夫同苏联的紧张关系就达到了危急阶段。
有两个因素影响着南斯拉夫同希腊的关系：一是希腊内战及其余波，二是马其顿问题。甚至还在德军占领期间，希腊和南斯拉夫两国共产党就曾为了希属马其顿问题发生过摩擦。(42)但是，只要希腊共产党还有希望在整个希腊掌权，那么将来的希南边界和希腊境内操斯拉夫语的少数民族的未来地位都可以视为次要问题。由于这个原因，南斯拉夫政府表面上没有向希腊政府提出关于马其顿的任何正式要求。但是，对斯利普里共和国政府中那些热中于马其顿民族主义的人来说，他们喜欢称之为“爱琴马其顿”的那个地区的前途却决不是一个次要问题。时常有人发表演说，鼓吹必须从希腊的君主–法西斯枷锁下“解放”爱琴马其顿。实际情况是，自从1922年被土耳其人逐出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在马其顿重新定居以来，希属马其顿已不再是一个斯拉夫区或者甚至也不是半斯拉夫区了，现在该地居民密密麻麻地都是希腊族人了，其中只有为数极少的操斯拉夫语的少数民族；但是这个事实真相，对南属马其顿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不起作用的。当他们为新近获得的国家地位而兴高采烈时，对于那些令人烦恼的事实却漠不关心。他们这种过分的做法对希腊的反共宣传者颇有用处，同时使希腊共产党人感到为难，不过，不应过高估计他们对南斯拉夫政府政策的影响。当希腊内战于1946年底重新开始时，南斯拉夫的支援是给整个希腊共产党人的，而不是只给希腊西北部操斯拉夫语的共产党人的。只是到了共产党情报局谴责南共之后不久，希腊共产党才不得不站到保共那一边来反对南共，支持一项矛头指向南斯拉夫的“解放马其顿”计划。
从战胜德国之日起，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就日趋恶化。根本的原因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把自己看作是“民主阵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英勇先锋。确实，他们比苏联政府本身更迅速地表现出对西方的更大敌视。
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敌视的具体原因。英国于1944年12月对希腊共产党人所采取的行动，(43)在贝尔格莱德引起了真正的惊慌，贝尔格莱德似乎认为，这“同样也是针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44)南斯拉夫要求取得的里雅斯特和奥地利的卡林西亚的一部分，引起了同西方国家的尖锐矛盾。(45)这里我们只要提南斯拉夫人心目中的两点考虑就够了。第一，他们认为意大利曾给南斯拉夫带来很大的损害，因此应该迫使它作一些补偿。而南斯拉夫自己则因为受到战争破坏，没有力量支付赔款。通过割让的里雅斯特及其周围地区，它可以对南斯拉夫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极有价值的工业资源。第二，南斯拉夫认为奥地利人对待南斯拉夫人的残暴，不亚于德国人。奥地利不仅给德意志帝国提供了一个希特勒和一个卡尔滕布龙纳，而且还提供了两个在占领南斯拉夫方面居于领导职位的人物——诺伊巴赫尔和格莱斯–霍尔斯特瑙。在南斯拉夫人看来，盟国竟然会支持奥地利反对南斯拉夫是不可思议的。这些论点如果是通过外交途径并以外交语言提出来，本来也许能使西方政治家产生更深刻的印象。可是，南斯拉夫人却宁愿在报刊上讽刺挖苦，诋毁人家有邪恶的动机，辱骂，夸口，并以武力威胁，从而不必要地损害了自己的事业。
另外还有两点不满使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搞得更坏。一个不满是关于那些被称为战犯的人的引渡问题。当傀儡的卖国贼已有不少被送回南斯拉夫，包括塞尔维亚的傀儡总理米兰·奈迪奇将军。可是，南斯拉夫对“叛国罪”和“战犯”这两个词汇的解释却比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律概念所能容许的广泛得多。西方政府坚守自己的原则；南斯拉夫当局则把西方的行动看作是出于罪恶的反动动机；在那些终于漏网的人中间，有一些只要公开露面就会被群众视为犯罪分子。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克罗地亚的卖国贼、屠杀群众的刽子手安特·帕韦利奇。(46)他的漏网在南斯拉夫引起了真正的和广泛的愤怒。第二个不满是西方军用飞机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飞行时经常穿越南斯拉夫领空。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在的里雅斯特和卡林西亚问题上的敌对情绪，以及一切共产党政府所共有的那种唯恐边境不安全的思想，这种种合在一起，就使南斯拉夫人认为这些飞行有着一种阴险的目的，可是事实上却没有这种目的。1946年8月9日，一架美国飞机被击落，机上人员全都丧命，从而使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愤怒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南斯拉夫经济之得以恢复，主要是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而向联总提供资金的，主要又是美国。(47)同英国的关系，也经常由于南斯拉夫同奥地利英国占领区之间的边境线上发生事故而受到损害。英国士兵误入了或据称是误入了南斯拉夫领土不多几码路，就被关进南斯拉夫监狱，在很不舒适的条件下拘留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遭到侮辱，有的还遭到虐待。有一次，一个英国军官被南斯拉夫士兵枪杀了。
同苏联的关系从外表看来非常好。1945年3月签订了南斯拉夫—苏联联盟条约。南斯拉夫发言人在联合国总是支持苏联的行动的。可是，在骨子里矛盾却在日趋发展。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纠纷。苏联一些经济学家以轻蔑的口吻谈论南斯拉夫的工业化计划。苏联提出要组织一些南苏“合营公司”，类似于已设立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那种公司，(48)在建议中还有一些南斯拉夫人所不能接受的要求。(49)苏联出口到南斯拉夫的货物价格定得高，而从南斯拉夫进口的货物则价格定得低。苏联官员傲慢的态度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引起了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南斯拉夫官员的反感。苏联的保安人员在南斯拉夫居民中，特别是在铁路人员中发展间谍。(50)苏联政府硬要南斯拉夫人以非常高的价格接受大量苏联影片和书籍。贯串着所有这些行动的共同特性是对一个小盟国的傲慢和藐视，总括一句话就是“帝国主义”，这个名称，所有思想正确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以往一直是把它同资本主义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在实践中他们通常总是专门用它来描绘西欧人和德国人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苏联对南保关系的态度是令人害怕的。1948年2月卡德尔在莫斯科同保加利亚人商谈之后，(51)莫洛托夫命令他签署一个已经拟好了的、规定南斯拉夫必须在一切对外政策问题上同苏联商量的文件。一个月之后，就开始了那一系列措词尖刻、终于导致共产党情报局的谴责的信件往返。
南苏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本章（第八章）一开头就谈到的那个问题。在解放战争过程中，铁托建立了他自己的民事和军事的国家机器。他下面那些新的军官们和行政官员们之有今日，都得归功于他。他们的忠心首先是向着他的。所有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是由苏联“军事和政治专家”一手建立或在他们的主持监督下建立起来的。莫斯科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把铁托作为对等的一方同他合作，或者试图把他变成一个傀儡。如果平等相待，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将会证明是忠诚的同盟者。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不忠于苏联，他们也丝毫没有表现出同情西方的迹象。但是他们是不愿扮演傀儡角色的，他们对国家机器的有效控制使他们有可能成功地拒绝扮演这种角色。有一段时候，莫斯科似乎决定把他们作为同盟者相待。尽管当地的苏联代理人表现得骄傲自大，苏联的领导人却大谈友谊。1947年9月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上，有权有势的A·A·日丹诺夫允许南斯拉夫人尖锐地批评法国党和意大利党，他自己也表示支持南斯拉夫人，致使杜克洛和隆哥两位先生狼狈不堪。(52)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莫斯科改变了态度。这可能是苏联共产党内部斗争或日丹诺夫势力下降的结果。(53)到1948年3月，斯大林已决定支持他在南斯拉夫的最傲慢的代表，并使铁托丢脸。不过，丢脸的却是斯大林。(54)
(1) 其中之一弗兰约·加集，成了这残余党的领袖，在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中任副总理。
(2) 见下文，原著第359—360页。
(3)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529—530页，第559—560页。
(4) 又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668页。
(5) 见上文，原著第235页以后。
(6) 《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9月4日。
(7) 《泰晤士报》，1945年8月8日和9日。
(8) 《纽约时报》，1945年9月26日。
(9) 见詹姆斯·赖斯顿的文章，同上，1945年10月16日。
(10) 1944年11月1日签订：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667—668页。
(11) 原文是Antifašističko Veće za Narodnog Oslobodjenja Jugoslavje（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659—660页）。
(12) 《人民委员会公法》（Opšti zakon o narodnim odborima）,附有铁托的演说，贝尔格莱德，1946年版。
(13) 见上文，原著第290—291页。
(14) 见下文，原著第385页以后。
(15) 见下文，原著第463页以后。
(16) 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同他们的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邻居讲同样的语言。可是，他们在历史、宗教和社会传统等方面同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有着深刻的差别，因而事实上自成为另一个民族。
(17) 当然，这种民族主义的看法在新政权统治下的南斯拉夫是不会公开表示的。这种意见可以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流亡者的出版物中找到，他们彼此相互攻击，其凶猛程度至少不下于他们对铁托政权的攻击。例如：布兰科·拉丘奇的《南斯拉夫的铁托运动和政治制度，1941—1946》（Branko Lazić'sTitov pokret i režim u Yugoslaviji, 1941—1946）1946年版，塞尔维亚文；以及安东·齐利加：《国内外威胁下的南斯拉夫》（Anton Ciliga'sLa Yugoslavie sous la menace intérieure et extérieure）,巴黎，黄金岛书店，1952年版。
(18) 塞尔维亚左翼农民党领袖德拉戈利乌布·约瓦诺维奇博士承认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他从没有掌过权。
(19) 讨论马其顿问题的现有材料中最好的是伊丽莎白·巴克的《马其顿》。
(20) 同上书，第83—98页。
(21)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651页，第656页以后。
(22) 斯蒂芬·克利索尔特就借用这个短句作为他那部关于德国占领下的南斯拉夫的著作的标题：《旋风（一译“叱咤风云”）：铁托元帅上台记》（Stephen Clissold: Whirlwind: An Account of Marshal Tito's Rise to Power）,伦敦，克雷塞特出版社，1949年版。米哈伊洛维奇发言中的这一段话被引述在第242页。
(23) 宪法第127条。
(24) 见《概览，1947—1948年》，第196—197页；又见休·塞顿–沃森：《东欧的革命》，第223页和注。
(25) 区别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惟一办法是看他们的宗教信仰。虽然如此，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肯定地不仅在宗教上不同，在民族上也是不同的。这同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但不完全相同。
(26) 前捷克斯洛伐克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约瑟夫·科尔贝尔博士所写的《铁托的共产主义》〔（Dr．Josef Korbel: Tito's Communism）,丹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一书，对这一时期南捷关系的气氛作了一些饶有趣味的说明。科尔贝尔博士特别提到贝奈斯总统并不很想签订1946年5月的盟约。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不约而同地证实了这一点，见所著《铁托的言论，他的自画像及其同斯大林的斗争》（Vladimir Dedijer: Tito Speaks, his Self Portrait and Struggle with Stalin）,伦敦，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书店，1953年版，第315页。
(27) 匈牙利应付的赔款总额为3亿美元，其中1亿美元由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分得（见上文，原著第345页）。
(28) 巴克：《马其顿》，第50—75页。
(29) 皮林是保加利亚西南角一个山脉的名称，这是保加利亚在1912—1913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时从土耳其得来的土地中所能够保留下来的一个小地区。
(30) 这个数目要看是否把门的内哥罗人、马其顿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也作为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那样的“民族”而定（后面三个无疑是各别的民族）。
(31) 根据亚历山大·兰科维奇1949年1月19日在塞尔维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中的说法，斯大林决定赞成南斯拉夫的观点〔亚历山大·兰科维奇：《演说和论文》（A．Ranković: Govori i ělanci），贝尔格莱德，1951年版，第239页〕。
(32) 莫萨·皮亚戴声称：“英国人和美国人利用保加利亚那时的形势，阻止保加利亚同外国缔结任何条约。”〔见他的《演说和论文选集》（Izbrani govori i članci），贝尔格莱德，1950年版，第263页〕
(33) 巴克：《马其顿》，第101页。
(34) 同上书，第102页。
(35) 拉扎尔·莫伊索夫：《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和马其顿民族问题》〔Lazar Mojsov: The Bulgarian Workers' Party （Communist）and the Macedonian National Question〕，贝尔格莱德，战斗出版社，1948年版，转引自巴克：《马其顿》。
(36) 拉扎尔·莫伊索夫：《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和马其顿民族问题》〔Lazar Mojsov: The Bulgarian Workers' Party （Communist）and the Macedonian National Question〕，贝尔格莱德，战斗出版社，1948年版，转引自巴克：《马其顿》，第103页。
(37) 巴克：《马其顿》，第104页。
(38) 杰吉耶尔：《铁托的言论》，第325页。
(39) 杰吉耶尔：《铁托的言论》，第324页以后。
(40) 同上书，第330页。这是关于斯大林在1948年春天重提巴尔干联邦计划的说法的惟一依据。
(41) 同上书，第330页。
(42) 见C·M·伍德豪斯：《争端》（C．M．Woodhouse: Apple of Discord），伦敦，哈钦森，1948年版，第93页，第182页，第207页；巴克：《马其顿》，第109—112页。
(43) 见下文，原著第398页以后，以及《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523页。
(44) 杰吉耶尔：《铁托的言论》，第238页。
(45) 见下文，原著第470—476页。
(46) 到1950年时，帕韦利奇已安全地在阿根廷定居。就本文作者所知，从未公布过他是怎样到那里去的。
(47) 根据1947年10月F·拉瓜迪亚先生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报告，南斯拉夫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得的援助达4.15亿美元。又见上文，原著第104页，第106页。
(48) 关于这种合营公司的更详细的论述，见玛格丽特·迪尤尔：《苏联对东欧的贸易，1945—1949年》（Margaret Dewar: Soviet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1945—1949），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1年版，第62—66页，第79—80页。
(49) 杰吉耶尔：《铁托的言论》，第286—294页。公司实际上建立了两个，一个是管空运的尤斯塔空运公司，另一个是管河运的尤斯帕德河航运公司。
(50) 杰吉耶尔：《铁托的言论》，第273页。
(51) 见上文，原著第307页（原文如此，疑是367页之误。——译者）。
(52) 杰吉耶尔：《铁托的言论》，第304—305页。
(53) 弗朗兹·博尔基瑙：《欧洲的共产主义》〔（Franz Borkenau: European Communism）,伦敦，费伯出版公司，1953年版〕一书中提出这样一种论调，认为日丹诺夫主张推行共产主义在欧洲扩张的极端政策，遭到斯大林反对，斯大林宁愿用比较慎重的策略。日丹诺夫确实同共产党的欧洲政策的制定有密切关系，而这一政策在1947—1948年冬季法国和意大利的罢工中以及1948年春季在芬兰，都遭到了失败。可能，这些失败在促使斯大林认为有必要使南斯拉夫党就范这一点上是起了作用的。
(54) 关于俄国共产党同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的争吵和南斯拉夫退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见《概览，1947—1948年》，第160—1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