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十六章
两种积极的影响
工人与教会是历来反对纳粹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们的态度对新的形势显然是举足轻重的。因此有必要谈一谈这两方面的情况。(1)
第一节 工会
俄国人和西方盟国都注意到促进工会活动是可取的。1945年6月10日，俄国人宣布任命一个八人临时委员会来照顾柏林工人的利益。(2)就在第二天，该委员会自行宣布组成自由德国工会，这个团体终于证明既不自由，也非一般所谓的工会。7月10日，俄占区的工人受命在“自由工会”中团结起来。波茨坦协定中有关政治与经济原则的第十段写道：“除了……维持军事安全的需要外，准许成立自由工会。”(3)盟国管制委员会首次通过的几项法律中有一项是解散纳粹的劳工阵线，给予工人组织起来的自由。
有这样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立即出现，那就是组织一个单一的工会并按地区建立分会呢，还是按不同的工业系统组织许多工会。俄国人本能地采取第一种解决办法。果然，在俄占区建立起18个附属工业工会，并允许这些工会推荐出自由德国工会委员会中的半数委员。但是主要的基础是地方工会。它由各个工厂的小组组成，通过地区及州委员会而至自由德国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批准各工业工会推荐给自由德国工会委员会的人选，同时由大会本身任命其余的委员。但是，正如在共产党国家常见的情况那样，从最低层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民主体系，其面貌是非常使人迷惑的。自由德国工会原有的职员一开始都是指定的，甚至连民主选举的幌子都不要，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人。虽然随后要经过一道表面手续，即由他们所建立的组织来确认他们的职位，但这是一种预定的结果。各工会不允许掌握自己的基金。实际上自由德国工会是一个与政治统治者密切关联并由中央指挥的组织。其主要目标在于控制占领区内的工人，同时却蒙骗工人，使他们认为在管理自己的事务方面有发言权。因此，它比德国劳工阵线几乎没有什么进步。(4)在柏林，自由德国工会想建立一个统辖四个管制区的单一组织，但意见分歧很大，军事管制总部未能批准它的章程。
西部占领区的发展受到反对东部占领区做法的反应相当大的影响。但它们也受到1933年以前的工联主义印象的影响，当时的工联主义运动分裂成三个平行的组织，一个是“自由”或社会主义工会，一个是基督教全国工会，还有一个是民主的或“自由主义的”工会。这种妨碍共同行动的互相竞争对纳粹分子有利。因此，那个时期的幸存者很想从这个教训中吸取经验。他们有些时候曾经设法保持一个地方组织的骨干，使他活动下去，并在德国崩溃后带头重新开展工会运动。他们坚持这样的主张，即工会运动必须团结一致，而其必然结果是工会必须超然独立于各政党之外。(5)某些政治右倾的人不喜欢这种政策，他们一方面怕自己的党会失去以前来自各个工会的支持，另一方面怕单一的工会运动可能为社会民主党人或共产党人所利用。但不管怎样在最初几年里，这些疑虑就消释了。
英美当局从自下而上建立新社会的目标出发，一开始就坚决主张由各地的工人自发地组织工会，美国人实际上想从一个个工厂做起，而英国人则允许“任何一群在就业问题上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工人”(6)来组织工会。按照这种想法，英占区组织工会的进程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自称是代表一批工人说话的某个人或若干人向军事管制政府提出申请，请求批准把这批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工会，明确规定希望从哪些阶级吸收工会会员，宣布该工会的宗旨和已经拟定的章程，还要确定组织工会的区域范围。第二步是：批准后，工会组织人按计划吸收会员，筹集捐款，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临时章程。第三步是：要求组织委员会的委员按新章程的规定重新选举。(7)
这些规定旨在防止少数精明强干而能说会道的人获得支配工会运动的权力，从中渔利，达到个人目的。要这样做是多么容易，德国工人对民主程序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从一个厂的情况就可以了解。盟国官员在这个厂里发现选举的结果与众所周知的许多工人的愿望不符。他们调查了有关投票的安排，一切都很正常。只有在进一步追究之后，才发现选举的组织者事先在选票的空白处填上了候选人，而并未向投票人解释可以另选别人。没有哪个德国人看出这有什么毛病。但是，每个工会要在分别进行的两个阶段（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先把计划送呈盟国批准，那就会使进展缓慢，而政界对于这种程序啧有烦言；然而这种做法是英国工会代表大会和世界工会联合会所赞成的。
缓慢而稳健的发展也有助于消除另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由于想避免从上面强加严谨的框框从而采用允许运动自下而上发展的方法而产生的。由于各州工会组织机构倾向于采取不同的形式，因此不易于互相联合组成较大的工会。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德国人原来建议把各行各业的工人组成单一的总工会——自由德国工会。管制委员会英方的人力管理处（多半由劳动部的人员所组成）并不赞成，这种反对意见受到了1945年秋季访问德国的英国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团的支持。莱茵兰当局转而采用这样的办法，即把各个工业系统的全体工人组织成各种工业工会。在汉诺威地区，以地方为基础组成总工会的做法得到了赞助，而在汉堡则认为应把职员和其他一些领薪水而不是拿工资的雇员分开来各自组成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的意见逐步协调，于是1946年8月在比勒费尔德召开了代表大会，决定“按区域划分并按职业类别和部门细分的工业自治联合会乃是……具有最高效能的一种组织形式”。在10月份又一次召开大会时，英国当局对德国人说，他们欢迎建立占领区一级的工会组织，这个组织具有其本身的特性并在正式的组织基础上向一切工会开放。(8)这就预示英占区内每个工业系统的各个工会此后将逐步合并为十二个组织系统。除公共事业和运输系统外（铁路工人迫切要成立自己的工会），这一合并过程到1947年4月业已完成，于是第一次具有充分代表性的会议那时就在比勒费尔德召开，赞成建立占领区工会联合会，选举了联合会的职员，由老资格的科隆人汉斯·伯克勒任主席。这个机构由代表大会和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组成。代表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执行委员会在理事会的监督下进行工作。理事会由一名主席及每个有选举权的工会的一名代表组成。联合会的经费来源是由能充分支配本身基金的工会提供捐款。
在美国占领区，重点放在成立“办事处”而不是组织工业工会，这样出现的组织多至1 400个。美国劳工联合会支持成立工业工会的主张，而产业工会联合会则倾向于集中化。一直到关于自由德国工会的争论已见分晓时为止。1947年自由德国工会在柏林的选举清楚地说明一个集中的组织机构很可能落到共产党人手中。从此以后，美国当局从不鼓励成立集中的组织转而公开予以否定。(9)此外，他们在这方面还采取了反对在占领区一级建立工会组织的政策，虽然他们同意在1946年8月成立由一州一个代表组成的非正式的三人委员会来协调全占领区的工会活动。1949年三个占领区合并后的统一工会组织最后成立时，据说在执行委员会中英占区的代表人数超过了美、法占领区。但是，大规模的组织缺乏经验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还难以肯定，这种大规模组织已使南部占领区处于不利地位，莱茵兰和鲁尔的工业集中也可能与此有些关系，甚至有关人员各人的品质才能也都有影响。
法占区的占领当局不情愿给予工会任何真正的自由，但被说服在1946年9月颁布一项命令，允许以一个工业为基础组织工会，但只能到州一级为止，而“一般工人的”工会则特别予以禁止。各工会组织之间的接触受到世界工会联合会的鼓励，但世界工联日益为共产党人所控制，它希望夺取工会运动，使之成为谋求统治的一种斗争工具。这就置西方国家占领区当局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不能十分有效地禁止占领区之间的接触，各工会声称希望有这种接触，而占领当局则十分明白它所包藏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西德领导人无愧于工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在几次占领区间会议召开的过程中，他们成功地做到不为自由德国工会所诱惑，没有中计使谈判破裂。
各占领区的工会会员迅速增加，但到1947年，会员总数仍然是800万名左右，而工人人口却已接近2 700万。(10)这种增长对工会运动的作用究竟应该是什么引起了争论。盟国管制委员会在1945年10月12日的第14号指令中继续推行纳粹的工资冻结措施，虽然承认有必要作某些调整。工会一心想避免再次发生1922—1923年那样的通货膨胀，对此措施表示热烈欢迎。盟国管制委员会还在1946年1月26日颁布第26号指令，规定每日工作时间为8小时，每周为48小时。不过，大多数工厂总是因为缺乏燃料而缩短开工时间，相对来说工作时间就成为不太重要的问题了；同时，即使企业单位能够支付较高的工资（事实上是付不出的），但由于很多交易是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工资水平几乎成为无关紧要的事了。凡此种种，使得工会在签订集体合同确定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很难发挥作用。这方面的工作，在英国人看来，或在某种程度上在美国人看来，乃是工会的主要职能。此外，在国家不加干预的情况下通过自由协商来确定工资标准，这个问题在德国还是陌生的，因为在1933年之前，工资标准就早已通过法令规定下来了。工会一向习惯于依靠强制仲裁的办法求得国家的支持，甚至在劳资双方已事先达成协议的地方也是如此。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部有人提出一种要求，要把工会与正在产生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就像苏占区内的自由德国工会那样。(11)事实上，在许多领域内，已经为工会会员参加各种咨询委员会（例如非纳粹化咨询委员会）和参加控制煤炭与钢铁工业的各种临时组织做好了准备。但因害怕它们同国家机器联系得过于密切，害怕重新卷入好容易才摆脱掉的党派政治，从而损害工会的独立性，所以在公共生活的许多方面，他们在进一步行动上以及在给予工会以一种法定地位上，都有点迟疑不决。这种迟疑不决的原因常常不能为德国人所理解，结果他们对英美管制当局产生了某种不服从管制的情况。
工会施加主要影响的领域是参与联合决定或共同决定。这同德国在1919年到1933年就已盛行而在投降后又开始在各地自发出现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密切相连。工厂委员会由一个工厂里全体人员（雇主除外）选出，所以通常包括不止一个工会的成员。这样，按照传统和章程，工厂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工会的竞争对手，也必然成为以一个工业为基础组成的工会的竞争对手。英国人和美国人担心工厂委员会可能落入左翼分子的手中，而且可能建成一种与效忠的工会相竞争的组织；俄国人则把工厂委员会视为增进工人阶级团结的一种手段。如何对待工厂委员会的问题被迫提出来了，因为有些委员会的成员，按特有的德国方式迫切要求像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确定该组织的法律地位，于是盟国管制委员会在1946年4月10日的第22号法令中对此作了规定。(12)工厂委员会的组成不是强制性的。按照法令要求，其明确的权利与职能只限于在工厂一级主持劳资双方谈判。但为了防止两种形式的组织发生冲突，法令坚持要工厂委员会与工会密切合作；西部的工会由于同样的原因，企图通过公布一项与个别雇主签订的“模范协议”来确定工厂委员会的地位，并且开展活动来保证工会会员在工厂委员会内取得席位。这样就使共产党人的希望落了空，他们原来想利用工厂委员会去重新取得因受工会运动发展的影响而被剥夺了的对工人的控制。(13)然而英方的人力管理处担心，在德国组织起来的劳工事业可能因工厂委员会的发展而遭到削弱，并非获得加强，事实证明这种忧虑是有些道理的。“你们的工厂委员会不是从工会运动中产生的，……〔它们〕是依靠本身的权利，根据一项法令并在该项法令的……培植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在你们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要在你们的组织上进行移花接木。”(14)德国工会联合会成功地把工厂委员会置于恰如其分的严密控制之下，但工厂委员会仍然是在单个工厂内照管工人利益的组织，而工会在一般工人看来则是在高一级起作用的外部组织，使人感觉到它主要是收集捐款的。(15)同时，工会的利害关系所在及其对雇主的不信任导致它要求获得的管理权力，远远超过英国工会参与共同协商的权力范围。在英国当局看来，这又是危险的，而且野心太大了。德国人却回答说：情况有所不同，英国制度的用意是信赖雇主们的诚意，而这种信赖在德国是不存在的。这种心情在汉斯·伯克勒于上面提到的会议上回答卢斯先生的话里作了很好的说明：
我们谈到工人在作出决定时应享受平等待遇，并非是空喊口号。我们想争取这种平等是有其最紧迫和最现实的理由的。我们毕竟生活在20世纪这个充满前所未有的事件的时代里。工人再也不愿容忍任人摆布的境遇了。必须记住，两次大战及其产生的后果把我们德国经济的缺陷完全暴露了出来。把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引入两次大战并造成如此可怕后果的，并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不管是政治领导还是经济领导。既然我们总是被迫承认德国的雇主阶级目光短浅、顽固不化，既然我们下定决心不再被引进我刚才说到的那种可怕的情景中去，因此我们迫切要求在这方面取得我们的权利。正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决不会像我们雇主那样心胸狭窄、顽固不化、目光短浅。
根据“模范协定”，要同工厂委员会协商的不仅是有关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等问题，而且包括人员配备和晋级提升等一切问题。协定还要求雇主向工厂委员会就生产程序和生产计划提供定期报告，并让工厂委员会查看公司的账目。(16)这些权利后来进一步得到扩大，在非卡特尔化的工业中更是如此；“联合决定”在战后已取代了工业的社会化，成为西德有组织的劳工所主要关心的事了。(17)它虽然不完全受到雇主的欢迎，但在德国经济恢复时期确实有助于避免劳工的骚动。要不是这样，可能容易出现持续坚持提高工资的要求。
1946—1947年冬，由于工会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反抗只对共产党人有利，所以它们对工人们施加了一种可贵的起抑制作用的影响。但是，为了保持对会员的影响，它们不能落得个惟命是从地与盟国消极合作的名声。的确，从很早的时候起，工会就坚持不懈地要求改变盟国的政策。工会发出了下列呼吁：停止拆毁可以用于和平目的的工厂，彻底整顿粮食分配机构，迅速遣返战俘，把行政职权交还德国当局。如果认为因为这些工人是反纳粹的，是反共的，他们甚至在有关工业组织问题上也和英美人意见一致，这将是一个错误。恰恰相反，他们同别人一样热衷于使自己的国家从盟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而对于上述那些问题，他们首先是站在德国人的立场上去考虑，然后才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去考虑。
第二节 教会
因参与1944年7月20日事件而被处死的忏悔教会领袖迪特利希·邦赫费尔在1941年向一个朋友承认，他正在为他的国家的失败而祈祷，因为他认为这是德国用以抵偿它所造成的一切苦难的惟一方法。(18)决不是所有的德国教职人员的态度都和他相同：有一批人一度则被纳粹钓饵的票面价值引上了钩，真以为国社党会帮助教会达到它的目标；有些时候，这种幻想历久不灭。许多教职人员坚持教会应超然于政治之外的传统观念，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准备按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要求而对之绝对效忠；当然，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抵抗。因此，他们对盟国的胜利，普遍报之以拯民于水火的颂歌。盟国的胜利也因那些曾在新教教会掌过权的德国基督教徒迅速销声匿迹而被欢呼；他们的领袖米勒主教自杀了，余下的人以罕有的谨慎退居幕后。像工会一样，教会也很明白，它们内部的勾心斗角妨碍了它们对国家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抵抗。第三帝国的经历使它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且普遍地渴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不让这种团结烟消云散。甚至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也有了友谊和合作，虽然因为不可能存在具有那种水平的思想统一，在新教教徒内部发生了一种最为重要的变化。1945年8月底，符腾堡的主教武尔姆召集了所有可以邀请到的教会领袖在特赖萨开会，决定把新教教会生活中三个最重大的运动联合组成一个新的团体——德国福音派教会。这三大运动就是武尔姆本人于1941年创建的“教会阵线”、“忏悔教会”以及巴伐利亚、符腾堡和汉诺威的所谓“完整的”教会。后者曾经避免在1933—1934年间被迫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塞入他们的宗教会议。选出一个12人的理事会作为临时的“教会政府”，而永久性的教会制度则被推迟到时局较为稳定的时候再行制定。德国所有主要的路德派、改革派和联合派教会都接受这一决定。实际上，忏悔教会希望立即实行彻底的改组，而保守的路德派则厌恶任何革命性的背离旧宗教的改革信条，上述决定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妥协。作为组织成员的教会都保留其自主权，然而单一的组织机构是为代表大家去行动而建立的，其结果是稍胜于一个联合会而略逊于一个教会。(19)
特赖萨会议上保守派的主旨之一涉及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忏悔教会认为，路德派与国家的联盟对德国新教教义来说是不幸的，应切断这种联系。比较保守的教徒则认为国家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教会的支持。再则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教会的收入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经费短缺将会妨碍急如星火的许多慈善工作和重建工作的进行。但是即使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教会经费所依靠的税款，也是由国家征收的。有极其充分的理由证明，考虑教会与国家分离还不是时候。因此反而采取了与盟国当局接近的措施，其结果是盟国管制委员会在翌年1月的一项决定中继续维持原定的税收安排。
三个西方盟国在各自的机构中成立了小型宗教事务部门来处理同教会的关系问题；在英、美方面，这些部门起初都是教育部门的组成部分，而且因为这些部门涉及的都是行政管理工作而不是教义，所以配备的尽是非宗教人员。美国宗教事务部门的负责人把这一部门的任务规定为；
（1）不参加教会改组，它只能在内部完成；
（2）保证信仰自由，只要不被滥用；
（3）向教会提供一向由政府给予的方便；
（4）肃清一切纳粹分子，严防在宗教掩护下复活纳粹主义。(20)
总之，这一部门的作用是实行监督，而不是给予积极的帮助，这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指令的总政策是一致的。俄国人虽然似乎没有建立宗教事务部门，但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他们不迫害教会，也没有给教会特殊的照顾（除了在某些地区，把牧师和医生一道列入粮食配给中的第二类）。准许继续做礼拜，但如前所述，忏悔学校和一切青年宗教活动都被禁止。(21)任何一个教会如果得不到传教的机会是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而德国共产党人施加的比俄国人还要严格的那些限制，缓慢地但是必然地驱使教会与政府当局对抗，于是进一步的压制就接着发生了。然而，教会在任何时候都不曾受到镇压，尽管在奥得河以东，德国的传教士连同他们的会友被波兰驱逐出境，而且要求新教和天主教用波兰语做礼拜。
在英占区，宗教事务部门的工作还以随军牧师同德国教职人员的接触作为补充。1945年10月，奇切斯特的主教出席了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其后又在柏林参加一次宗教仪式，当时他说：“我十分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讲道。我作为世界教会的一个仆人来到这里，向你们伸出友谊之手。”下一个月，英国教会理事会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德国。代表团的到达正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作一次广播之时，他向德国教会伸出友谊之手，同时呼吁在基督教基础上有一个新的开端。在法占区，新教的首席随军牧师也负责宗教事务。
但是，在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中，都普遍存在着对所有占领当局的失望和不满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误解所造成的。有些军政府官员对于教会的战时经历一无所知，而教会方面则认为这是理当知道之事；另一方面，盟国对实施其政策的目的几乎未作明确的解释。但是即使这些表面上的障碍已经消除，产生分歧的其他原因依然存在，而这些原因乃是盟国对德政策的症结所在。奇怪的是，那些分歧却因为新教教会（虽然不是天主教会）是德国惟一公开表示悔罪的团体这一事实而加深了。在特赖萨选出的宗教理事会10月份于斯图加特会见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时候，他们提交了一份声明，其中有如下的言语：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同我们的人民一道感到十分苦恼，并负有共同的罪责。我们非常痛苦地说，无穷无尽的灾难是通过我们带给许多民族和国家的。……不错，我们曾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同可怕地体现在国家社会主义暴力政权中的那种精神作过多年的斗争，但是我们要谴责自己没有更加勇敢地挺身作证，没有更加虔诚地进行祷告，没有以更愉快的心情去信仰，没有以更大的热忱去相爱。……我们寄希望于上帝，通过各个教会的共同服务，当前日趋强烈的暴力与复仇精神会在全世界得到控制，而惟一能治愈备受折磨的人类的和平与博爱的精神会占优势。(22)
这份声明不是没有遇到挑战。许多比较保守的教徒，即使他们当年一向是反对纳粹的，也认为向盟国单方面承认德国的罪责是错误的行动。他们之中有人曾这样说：“历史上犯罪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由彼此互相犯罪的那些人来共同负责的。”天主教教会从大主教到乡村牧师据说都一致拒绝接受德国集体犯罪这一观念。帕德博恩的天主教大主教说，他虽然尊重斯图加特声明的精神，但并不认为这种声明应在青年人能听到的范围内公开发表。“为了影响一个人，你必须承认他的正确与直率之处。”(23)其他的人则认为，盟国没有理由为自己的胜利而骄傲，因为这是上帝的功劳，而不是人类的武器所能办得到的事。在这些人士中，对于他们认为盟国想把集体罪责加在德国人民身上那种伪善的做法，怀有很大的憎恨。虽然事实上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24)但由此所激起的情绪并未有所改变。甚至斯图加特声明的执笔者以及他们的盟国同事都感到不安，生怕这个声明会像凡尔赛条约中的战争罪责条款那样被人加以利用。
发起斯图加特声明的忏悔教会领导人回答这些批评说：担心自己的行动被人利用来反对自己，不能作为一种借口不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改悔若以别人的改悔为条件，则将失去其价值。在新教教会领导人看来，他们过去挺身反对纳粹以及现在始终反对上述批评的事实，应该受到盟国的尊敬。同样那些责怪自己没有充分发言反对纳粹的人也决心不再重犯这个错误。大家认为，教会已经从战争中作为这样的一个团体而出现，它能够在没有德国政府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战士来为战败的国家而工作。而且他们发现盟国政策中有许多东西是他们所不喜欢的，是他们认为背离战争时期所许下的诺言的。(25)德国的分割，一些人被逐出东部，粮食与燃料的匮乏，设备的拆除，煤炭的输出，战俘未能遣返，甚至当局不愿给教会办的报纸配给纸张，所有这些都被谴责为错误的。非纳粹化的范围和做法，以及纳粹分子未经审讯就被关押，都是造成不满的特殊原因。教会力求由自己来决定在其内部合乎需要的非纳粹化范围，而要促使它们合作来实施盟国的法律是颇费周折的；在英占区，不得不用命令来迫使天主教教会实施盟国法律。但是教会曾经抵抗过纳粹，在盟国面前无意于卑躬屈膝；诚然，它们相信，它们今后要在这个国家树立权威就得取决于现在的不屈不挠。武尔姆主教在答复大主教的广播(26)讲话时写道：
我们以严肃的责任感和关心来提请你注意，盟国的胜利并不单纯是善对恶的胜利。随着对我国的军事征服和占领而来的是对平民百姓施加暴力行动，此种行动在盟国国内也激起了同样的愤愤不平。从那时起，在某些占领区采取非纳粹化措施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也并不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给人以更高度的正义和人道的印象。在最后一批原料和机器从德国那些与军备生产毫不相干的工业部门拿走的时候，向德国人民发出的许多呼吁，要他们设法自救，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听起来只是一种嘲弄。谁也讲不出目前在德国东部上演的悲剧严重到何等程度。但看来我们必须作这样的设想：它将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成为牺牲品。(27)
红衣主教福尔哈贝尔和巴伐利亚新教主教迈泽尔于1945年12月联名要求美国当局尽快处理政治逮捕案件，给予囚犯家属通信的优惠待遇，并放宽关于限制发给老年有病者养老金的规定。1946年春，由科隆的红衣主教弗林斯和莱茵兰的主教们就有关在俄国及其他地方德国战俘的命运共同签署了一份严重抗议书，并按指示在所有天主教堂的布道坛上宣读，结果成为一种正义的呼吁。(28)后来，在1946—1947年冬，红衣主教弗林斯因说了下面的话而使占领当局颇为愤慨，他说：“我们也许阻止不了个别人拿走维持其生命和健康所迫切需要的东西，如果他不能靠工作或请求来获得那些东西的话。”(29)
德国教会在它们与盟国的关系方面所特别坚持的是需要获得那种它们视为基督教徒的待遇。明斯特的主教冯·加伦在大战期间对于纳粹扬言要对盟国的轰炸进行报复曾经予以驳斥。他在1945年宣称，这件事使他有权利“用同样的方式去谴责许多出于仇恨和渴望对我们先前的敌人进行报复的言行”。(30)而武尔姆主教也在前面所引用的信件中质问道：英国人和德国人难道不应该“在为我们的罪孽而殉难的上帝面前并以他的名义来订立一个盟约，宣布宽恕而不是复仇吗？”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要求，如果不在某些地方使之终止，将会把世界引向灾难。
无需多加思索就可明白，这样一种态度在盟国当局看来是多么讨厌。有些人认为，教会为了争取以“宽厚的”和平取代“严峻的”和平，出来阻挠占领的目的。另一些人比较单纯地认为，没有哪个德国人有资格对于处理其国家的方法怨天尤人。显然牢骚埋怨不仅倾向于强调占领的缺点，无视占领的成就，而且毫无历史常识。他们不去注意盟国对德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也不注意那些政策又是在怎样巨大的困难情况中贯彻执行的。他们也无视这样的事实，即战争的进程使德国为四个独立的大国所占领，而各大国对其余三国都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有时候那些批评好像是故意不想去了解各项政策为什么要制定的原因。但这种意见龃龉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谁要把绝对价值用之于人事，就可能产生这种冲突。而教会在所有的组织团体中最有资格要求以运用绝对价值为其任务，而且拒不承担考虑到种种困难的任何义务。这是至善论者与事务家之间年深日久的冲突。
此外，德国的教会因为太不关注政治领域，不坚持把宗教原则运用于公共生活而长期受到谴责。这是教会领袖们在战后想予以克服的一个缺点。尼默勒牧师在特赖萨会议上说：“在真理、正义和自由的思想方面，基督教的信仰与民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必须在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31)1946年1月在德特莫尔德召开了英占区的教会领袖和国家官员的会议，决定教会承认在建立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事态方面有合作的任务。(32)基督教民主联盟(33)这一概念就意味着基督教具有从事政治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当时的巴伐利亚州总理赫格纳博士在1945年11月说道：“每个好基督教徒可以无保留地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可以无保留地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34)具有同样趋势的另一个迹象是忏悔教会在柏林建立了一个神学研究院，该院学生并不专门研究神学而是探索向一切科学提供一种新的宗教基础。(35)
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赞美的发展。如果教会要在世俗事务方面产生影响的话，它们就会试图对构成德国真正政府的盟国施加影响，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教会所持立场的种种原因到时候终于在英美工作人员中得到更好的理解和尊重。谁也不会愿意去设想，盟国政策遭到批评的方面正是人们要想突出赞扬的方面。但是，西方盟国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明显地产生出盟国在寻求解决德国问题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有一批人或许希望找出最能与盟国求同之处，但他们不愿意按盟国的条件来合作则是清楚不过的。他们同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一道，首先要求由本国负责的领袖人物自由地解决自救问题。他们虽然愿意考虑外来的思想，但不打算全盘采纳。比较保守的教徒并不特别相信民主的种种优点；他们中有一位说道：“借助于一种政治制度来设法医治德国人民的惟我独尊的毛病，就好像把马缰绳套在马尾上一样。只有在人们已达到成熟阶段，能享人间的自由，恪尽人间的义务的时刻，政治制度才可以认为是名副其实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36)首先要求盟国帮助的是创造经济和外事方面的条件，使新社会有机会生存下去。与其说教会对共产主义敌意很深，倒不如说这种敌意助长了对于盟国的政策心怀疑虑，这种政策好像永远要把德国一分为二，要让德国东部的同胞几乎没有希望早日得到解放。这些人并不是按照恰好为盟国所喜欢的任何调子跳舞的木偶——因为他们之所以像木偶，仅仅是由于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后面牵制。
(1) 鉴于两次大战所造成的男女两性之间的不平衡（见上文，原著第10页），自战争以来德国妇女的影响也一直是特别重要的。1919年后妇女即获得选举权，而且在享受高等教育方面并不落后于别处的妇女。尽管如此，她们在德国生活中总是处于从属地位（见上文，原著第53页）；对此，纳粹是赞同的，虽然他们依靠他们所谨慎保持着的妇女选举权取得很多支持。由于战后男性减少，许多妇女不得不自食其力，向来是由男性干的很多工作不得不由妇女去顶替。在各占领区内大批妇女出头露面，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一级。但战后情况对家庭主妇来说是特别艰苦的，因为维持家庭生活的主要负担落在她们肩上。她们首先要做的事是需要让亲人们活下去，这使得她们对占领提出某些最尖锐的批评。管制委员会的英美两方都成立了小规模的妇女事务小组，主要是在盟国机构内为妇女团体提供一个联络点，并安排互访。多半由于这样地给予鼓励，西方国家占领区内各妇女团体在1949年参加了德国妇女会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在俄占区建立了民主妇联，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单独组织，从占领一开始就为共产党人所控制，在它的支持下，这方面的其他活动才被容许。
(2) M·A·凯利：“德国工会运动的重建”，《政治学季刊》（M．A．Kelly；“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German Trade Union Movement”，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49年3月，第26页。
(3) 见上文，原著第82页。
(4) M·A·凯利，前引文，第24—49页；《经济学家》，1946年1月19日。
(5) 1945年6月汉堡的英国当局解散了那里的第一批工会，因为这些工会政治色彩太浓了。
(6) 1945年9月10日关于组织工会程序的通告。
(7) 《对德管制委员会月报》，1946年6月。
(8) 《对德管制委员会月报》，1946年10月。在这一点上，英国管制的程度大为放松了。
(9) M·A·凯利：“德国工会运动的重建”，《政治学季刊》，1949年3月，第37—38页。
(10) 由英占区240万人（10月），美占区150万人（12月），俄占区320万人（1月），法占区30万人（1月）所组成。在柏林，1949年有60万名会员（凯利，前引文，第40页）。关于工人人口见弗莱明：《1946年德国人力的分析》（Fleming：Analysis of Germany Manpower, 1946），第二部分，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有关德国问题的几个方面的讨论会》。1931年的工会会员是640万名（《经济学家》，1946年1月19日）。
(11) 弗里德曼：《盟国驻德军政府》，第158页。
(12) 见《德国文件，1945—1954年》，第118—120页。
(13) 据说俄占区内的工厂委员会后来被取消了，虽然起初是强制性的（《经济学家》，1947年5月24日）。
(14) 人力管理处处长R·W·卢斯于1947年11月13日在杜塞尔多夫对工会会员的讲话。
(15) J·F·J·吉伦：《西德的劳工问题》（J．F．J．Gillen：Labor Problems in West Germany），美国驻德高级专员行政秘书处史料部，1952年版，第41页。
(16) 《经济学家》，1947年5月24日。
(17) 有人推测，德国工人更加毫不迟疑地倾向于“联合决定”，因为英国的经验告诉他们，社会化对于增加某个工业中工人对该企业事务的发言权是微乎其微的。
(18) 赫尔曼，第85页。
(19) 赫尔曼，第146—150页。
(20) 赫尔曼，第106—107页。
(21) 见上文，原著第234页。
(22) 全文见赫尔曼，第140页。
(23) 《英占区评论》，1946年6月8日。
(24) 见上文，原著第61页。
(25) 见上文，原著第51页。
(26) 见上文，原著第249页。
(27) 全文见赫尔曼，第275—279页。
(28) 《英占区评论》，1946年6月8日。
(29) 《碑》（Tablet），1947年11月8日。
(30) 赫尔曼，第99页。
(31) 《泰晤士报》，1945年10月24日。
(32) 赫尔曼，第169页。
(33) 见上文，原著第204页。
(34) 赫尔曼，第165页。
(35) 同上书，第74页。
(36) 引自赫尔曼，第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