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巴黎

第一节　对德苏公约的反应

面对着德苏公约这个既成事实，法国政府并不像英国政府那样，它没有完全放弃也许还可以同莫斯科达成某种协议的希望。它觉得，如果俄国对法国和英国可以“如此地靠不住”，那么它也可能以后证明对德国是同样地靠不住。据说博内“正在竭力对法国报刊做工作”。⁽¹⁾在8月22日的一次部长会议上，奥古斯特·达拉第提议，即使现在为时已晚，但仍应在华沙采取一个恐吓性的外交行动，迫使波兰给予俄国以军队过境的权利，从而消除同莫斯科达成协议的障碍。⁽²⁾尽管有人反对，然而会议还是同意了，并按照这方针去努力进行，但结果毫无用处。24日，在阿尔贝·勒布伦主持下的一次法国部长会议上，所有的内阁成员一致同意仍应向波兰政府提出“忠告”。但是如果波兰拒绝接受这些要它有所节制的劝告，并把但泽归并德国看成是一个正当的宣战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对波兰又应承担何种义务？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会议最后决定，法国应尽最大的努力来阻止波兰参加一场战争；但如果德国发动进攻，法国就应给波兰以援助；但如果波兰觉得自己是侵略的受害者而主动进攻，则内阁应再开会商议，并且，照达拉第的说法，“各人自负其责”。⁽³⁾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大家还同意了达拉第的观点，即他们不应对同莫斯科的和解抱完全绝望的态度，而且，的确，也决不能让法苏关系破裂。他们还觉得，虽然俄国人显然同德国秘密谈判已经有好几个月，但是莫斯科对旷日持久的同英法的会谈感到不耐烦，可能也是有几分理由的。⁽⁴⁾然而，在这一点上，一种和解的态度现在也毫无用处了，因为就在第二天，8月25日，苏联政府决定自行其是，中断了这一毫无结果的谈判。⁽⁵⁾

而就在这时候，法国共产党，和他们的英国同志们一样，在8月22日发表了一项声明，称赞德苏公约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巨大贡献”。⁽⁶⁾接着法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刊登在8月25日的《人道报》和《今日晚报》上。它赞扬了俄国的“伟大领袖斯大林”，把公约吹捧成是一项使所有和平爱好者都感到欢欣鼓舞的条约，还把德国态度的转变归功于苏联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强大。这篇文章使得两家报纸立即遭到封闭。在以后的几天中，巴黎和外省的其他共产党报纸也都被禁止发行；并发生了反共示威事件。莱翁·勃鲁姆25日在巴黎和英国大使谈话时发表意见说，官方反对共产党的行动大概是错误的，公约本身就可以成为对共产党的致命打击。⁽⁷⁾

法国部长会议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得罪苏联的倾向，在国民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8月25日的会议上，却远没有得到反映。召集这次会议是为了商讨德苏协定的签订这件大事。一位社会党议员谴责它是一次“国际上的重大背叛”。在会上同四名出席会议的共产党成员（他们一共是五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一位社会党议员狠狠地把他们称作“敌党”。在此之后，除共产党人反对外，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动议，谴责莫斯科协定违反了苏联对法国的约定，⁽⁸⁾并谴责它所使用的诡秘方法。动议最后说，这项所谓互不侵犯公约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战争恐惧；然而它绝不可能削弱法国信守诺言和抵抗侵略的决心。⁽⁹⁾

第二节　法国军事上毫无准备

法国政府急于想使同苏联的关系不致破裂，并害怕波兰不妥协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在这种思想的背后则是它对法国军事上的脆弱的担心。不过在这件事上它却受到了三军首脑们的奇怪的对付。这些军队长官对国家的无准备状态是了解得最清楚的，可是他们在这危急的最后关头却拿灾难性地引向歧途的意见来提供给他们的政界同僚们。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多年来，在鼓吹改革，特别是鼓吹机械化的戴高乐、米特尔奥塞⁽¹⁰⁾和埃兰等现代派同按照传统的，甚至顽固地依赖过时的战术、编制和工事的高级军官之间，一直存在着意见冲突。⁽¹¹⁾在8月23日下午6时举行的国防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老一派的那种过分乐观情绪是很明显的。这次会议是达拉第应博内的要求在当天下午临时召集的。23日清晨，博内在收到纳吉阿尔关于莫斯科所发生的事的报告后，立即去见达拉第，并提出两个紧急的要求：第一，政府应立即扩大，让其他政党的代表也参加进来；其次，立即召集国防委员会，以便博内能把外交形势方面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向三军首脑们讲明，因为也只有他们才能权衡为波兰而战争的得失。⁽¹²⁾出席会议的有国防委员会的成员：达拉第、博内、康潘希（海军）和拉尚布雷（空军），但芒代尔（殖民部）未出席，据雷诺说是有意不请他参加的。⁽¹³⁾还有就是三军的首脑们：总司令甘末林、维耶曼将军、达尔朗海军上将，以及奥贝、科尔松、德康和泰杜诸将军和军需总监雅科梅。一共是12人。

关于这次会议，有着一份记录，被称作会谈纪要，但据甘末林说，这个名称容易使人误解。它是由德康将军（达拉第的私人军事秘书）根据会议中笔记下来的东西编写出来的。这份文件（名为《1939年8月23日会议会谈纪要》）从未交给出席会议的人去修改或提意见，⁽¹⁴⁾而是被放在达拉第的办公室里，直到1941年7月，在里翁审判前所作的调查中才被拿出来当作证据，⁽¹⁵⁾在那次对法国崩溃的事后调查中，它将要起很重要的作用。

这份会谈纪要，据甘末林和拉尚布雷的意见（根据他们在里翁审判中的证词，这不是其他出席会议者的看法），已被节略和简化得走了样子。它在两个要害问题上给人以一种很奇怪的有利的印象（虽然比较模糊）：第一，法国武装力量的准备状况；第二，波兰能进行抵抗的时间有多久，在这期间德国不可能再攻打法国。甘末林和达尔朗据说都把陆军和海军说成是“已准备就绪”；而达拉第问的是（据甘末林后来的辩解），他们的各项措施是否已就绪。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两人都知道，询问者指的是关于动员和军队集结的措施；他们的回答同战争物资毫无关系，战争物资那显然是没有作好准备的。至于第二个问题，记录中有甘末林的一段话，说只要波兰进行“一场体面的抵抗”，就可以防止德军大部队在1940年春季以前转过来进攻法国。甘末林后来声称，他的回答事实上并不像会谈纪要中所记载的那样直截了当和没有条件的。⁽¹⁶⁾他想要说的是（然而他肯定并没有说出来），德国人不是不可能掉过头来进攻法国，而是在它掉过头来以后仍不可能在来年春季前发动一次全面的攻势，到了那时法国人将得到英国人的并肩作战，还可以掌握到一批美国运来的战争物资，然而那时西方国家也只是刚准备好能打一场防御战而已（至于进攻性的行动，他一直认为在1941年或1942年以前是不可能的）。

除了甘末林本人在这次会议上应负的责任外，⁽¹⁷⁾拉尚布雷关于空军力量的报告和达拉第关于边界防务的报告也都是相当乐观的。这位空军部长说，虽然轰炸机在1940年年初以前还不可能有足够的架数，战斗机生产的状况还是令人满意的。同样，他的回答也许并不像会谈纪要中记录的那样直截了当，不过，他的话确实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尽管德国的空军远比法国强大，但是法国空军的状况已不必再像1938年时那样成为限制政府的决定的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条件了。在讨论开始的时候，博内就在会上提出警告说，希特勒可不是在吹牛。他并且问大家：法国为了保卫波兰而贸然打仗是否明智（波兰现在已不能得到苏联的援助）；是否法国应竭力促使华沙同意让步，而它自己则暂时不要动手，利用这一暂息时间来加强自己的军备力量，这样做是不是更好。⁽¹⁸⁾他提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与会者们的支持；而军事专家们随后提供的证词（据他后来说），当作出法国除履行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一决定时，甚至对他本人也产生了说服力，正如它毫无疑问对所有与会者都产生了说服力一样。

第三节　博内决心要保持和平

尽管召开了这么一次奇怪的、自欺欺人的会议，法国的领导人，特别是博内，仍然不肯错过机会，试图阻止波兰的紧张局势恶化到最后同德国闹翻的地步。在接到来自柏林的消息告知但泽自由市议会即将宣布但泽重返德国怀抱后，⁽¹⁹⁾博内于8月24日中午过后不久立即通知法国驻伦敦的代办说，政府正在准备对波兰政府提出一项最紧急的新要求，即如果此事果然发生，波兰政府也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事实上，重要的是，波兰不要采取一种好斗者的立场。”⁽²⁰⁾博内于是就向在华沙的诺埃尔发了一个这样内容的紧急指示（不过，显然是直到当天下午6时40分才发出）。诺埃尔应该去告诉贝克说，“由于苏德公约而造成的新情况”，使得这个忠告加倍地必要。⁽²¹⁾

贝克同意，如果是和平地吞并但泽的话，波兰在确实遭到德国的直接或间接侵略以前，将暂不采取军事行动。⁽²²⁾根据同一理由，法国大使还强烈要求驻在边境上的波兰军队，在面对德国人想要挑起波兰方面的“轻率行动”的情况下，必须最严格地自行克制。斯米格莱–雷兹元帅也赞同这一政策，因为他已看穿德国为波兰设下的这个圈套，当然要拒绝入彀。⁽²³⁾几天以后，即8月30日，当边境事件每小时都在增加的时候，博内甚至要法国驻柏林和华沙的大使考虑是否有可能向德、波政府建议，把双方各自的军队从德波边界两侧各后撤几英里。⁽²⁴⁾博内在前一天，即29日，还曾要求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德·勒凯里卡去询问他的政府，能不能去劝说希特勒同意10天的休战，让德波谈判再进行下去。这也更加表明了博内一心想要保持和平的那种心情。⁽²⁵⁾

这种一步也不放松地对波兰施加外交压力，令人不愉快地回想起上一年对待捷克人的情景。尽管如此，巴黎这时也下了决心要抵抗德国的侵略。在部长会议上争论的问题（至少在大多数成员中是如此）一直是，如德国进攻波兰，法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应达到什么程度，而不是有无绝对的必要去加以援助。达拉第先是在8月25日傍晚对法国全国的广播演说中，接着又在以后的两天内在同希特勒来往的信件中，把这种基本义务说清楚了的。

达拉第在他的广播演说中告诉听众们说，他本人也痛恨战争，他决心要保持和平，除非是必须以牺牲荣誉作为代价。但泽的问题，要作为开战的一个理由可能看来是很勉强的，然而在被德国吞并的威胁后面，还有着远为严重的对波兰的自由和生存的威胁，在此之后更有着对整个欧洲的威胁。“我们希望自己是自由的。我们希望和平，然而我们不能听任自己屈从于暴力的命令和强权的统治。”⁽²⁶⁾

第四节　达拉第和希特勒的信件往返（8月25—27日）⁽²⁷⁾

8月25日午后5时30分，法国驻柏林大使库隆德勒被召前往帝国总理府，从此时起也就开始了达拉第和希特勒之间的信件来往。（这事发生在英国大使被召前往听取希特勒向英国提出的“建议”后的几个小时，也是希特勒想诱使西方大国不去为波兰打仗的最后外交努力中的第二步棋。）⁽²⁸⁾希特勒要法国大使把一份声明交给达拉第，声明的大意是说，他对法国并无敌意，他本人曾宣布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一切要求，⁽²⁹⁾而且他也承认法德边界。他不想为了波兰的缘故而同法国打仗——他感到这种想法“是很令人苦恼的”；不过，波兰的挑衅已使局势变得令人难以容忍，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现在就要用武力来回敬；虽然他不会去打法国，但如果它支持波兰，那他就要打它。警告被故意地当作耳边风。库隆德勒让希特勒无可怀疑地知道，法国将为波兰而战。不过，他也向希特勒保证说，法国政府将首先尽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并将继续警告波兰政府必须避免挑衅行动。⁽³⁰⁾

对这封信达拉第在8月26日写了复信。他向希特勒保证说，法国对德国除和平外别无其他意图，但也警告他说，法国同样也有坚定的决心来履行它对盟国波兰所作的保证。德国和波兰之间并没有不能用和解的办法来解决的争端。达拉第写道：“您对和平所抱的愿望，可以满怀信心地朝此方向实行，而丝毫也不会损害您的德国荣誉感。”至于达拉第自己，则将以一个正直的人所能尽的最大努力来保卫和平。⁽³¹⁾

8月27日，库隆德勒自柏林报告说，达拉第的和解建议已告失败。他已见过总理，但是希特勒在读了达拉第的信后说，现在已经太晚了：波兰已开始它的抵抗行动，由于它得到了英国的保证，所以一切道理都已听不进去。如果波兰真的同意谈判，那也无疑只是为了争取时间进行动员而已。⁽³²⁾

同一天，即27日，希特勒还写成书面的答复。⁽³³⁾他再次强调了他承认目前法德边界的划分（解释他的这种态度是因为他极不愿意在法德之间挑起任何冲突），但又详细叙述了许多其他的凡尔赛条约强加于德国的不公正的决定，特别是在东方。他又罗列了他在同英国政府交往中曾使用过的那些论据，但是第一次要求把走廊归还给德国，而不是只要求通过该地的权利。⁽³⁴⁾由于波兰的完全不讲道理，又得到了英国的鼓励（希特勒最后说），这就造成了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局面，现在这种局面必须结束了，即使它会导致法德间发生一场新战争的悲剧性后果也在所不惜。

除了达拉第和德国总理间的这种信件来往外，英法两国政府还共同在外交上做了一件奇怪的、但后来并没成功的事，这件事也应当提一下。那就是建议交换居民以作为一种可能解决德波少数民族问题的办法。这种想法最初是在亨德森同希特勒8月25日的谈话中产生出来的。德国总理谈到了德国东部边境上的“马其顿状况”，说他决心要结束这种状况。⁽³⁵⁾在这一天的晚些时候，当英国大使把他同希特勒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波兰大使时，就建议利普斯基去请示华沙，是否可以向里宾特洛甫建议，“按照在南蒂罗尔的相同的、但更加简易的方式”来交换居民，以作为结束这些少数民族争端的惟一可能的途径。⁽³⁶⁾次日，亨德森把这一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库隆德勒，后者同意他的英国同事的意见，认为这种想法颇有价值，值得一试，希望从这里找到一个恢复波德谈判的基础。⁽³⁷⁾

8月26日凌晨1时，在库隆德勒来电的极力要求下，博内指示法国驻华沙大使以大力支持这个倡议。⁽³⁸⁾当天早晨，通过阿尔齐泽斯基，这件事也就引起了贝克的注意。诺埃尔还曾向阿尔齐泽斯基强调指出，这个计划的一个优点是，南蒂罗尔正被作为一个先例，所以可能争取到意大利的支持。⁽³⁹⁾26日傍晚，贝克向诺埃尔传话说，波兰政府对法国的建议很感兴趣，但是认为这件事不能由它主动提出。不过，它还是非常愿意通过第三者出面来配合行动；两天以后利普斯基接到指示，要他用间接的方式把这件事在柏林透露出来。⁽⁴⁰⁾

与此同时，哈利法克斯在8月26日也指示肯纳德向波兰政府推荐这项建议，⁽⁴¹⁾并且还进一步建议，可以委派中立国的观察员，以保证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公正地开展工作。⁽⁴²⁾肯纳德在27日晨和贝克讨论了这个方案，并且报告说，波兰外交部长对这个方案在原则上没有异议。⁽⁴³⁾然而，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这时局势急转直下，已无可挽回，这场外交上的边鼓也只得停止敲打了。

第五节　法国准备战争

这时法国也很快地进入了备战时期。8月22日，部长会议发布了局部动员令。海军中的所有人员都已被召归队，军舰也都进入了各自的战时岗位。⁽⁴⁴⁾23日，进入了“警戒状态”，这就意味着所有的边防部队都在进入阵地。⁽⁴⁵⁾24日清晨，征召大约36万预备役军人入伍的告示已遍贴在全国各省省政府的大门外。⁽⁴⁶⁾接着在以后的几天里，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被征用了；外国旅客离境了；艺术珍品被转移到安全场所；学龄儿童撤离了巴黎；灯火也实行了管制。就在这些乱哄哄的日子里，哈利法克斯要英国驻巴黎大使去向达拉第试探：“他是否认为（来伦敦商谈一下）是有益的”，并建议把会谈日期定在30日下午或次日早晨。但是达拉第正忙于“军事行动”方面的事务，无法分身前往。⁽⁴⁷⁾31日，部长会议发表了一项公报，公报的末尾说：“部长会议团结一致，准备坚定地履行法国应尽的职责。”⁽⁴⁸⁾全国斗志昂扬。“应该坚决干到底”：这就是被征召入伍的预备役军人的心情。人们似乎有点担心：唯恐又会搞出某种临时性的妥协，而这只能使一场无可避免的战争再向后推迟一下罢了。⁽⁴⁹⁾

次日，即9月1日凌晨，德国对波兰发动了进攻。上午9时在巴黎，卢卡谢维奇拜访了博内，把这项消息告诉了他，并请求法国立即行动。博内只得告诉他说，根据法国的宪法，法国只有在得到议会的批准后，才可宣战或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⁵⁰⁾而议会要到第二天才能开会。在上午10时30分召开了部长会议。会议颁布了总动员令，定于次日开始生效（那时还将开始实行新闻检查）。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也定于2日开会，届时还将要求对战争借款举行投票表决。⁽⁵¹⁾

1日下午，一直和伦敦保持着电话联系的博内，指示在柏林的库隆德勒必须同他的英国同事一致行动，后者即将代表英国内阁向德国政府提出紧急警告。⁽⁵²⁾于是库隆德勒继亨德森之后在当天傍晚也去拜访里宾特洛甫，递交了一份相同的照会；⁽⁵³⁾听到了同样的指责波兰人是冲突的挑起者的话；然后就回去等候德国外交部的答复。⁽⁵⁴⁾一直到9月2日中午还是音信毫无，于是库隆德勒请博内再给予进一步的指示。这进一步的指示他一直等到午夜才得到：9月2日星期六，在巴黎这是一个十分忙乱的日子。

第六节　最后通牒

达拉第和博内一早就在讨论给德国最后通牒的事，但最后通牒的措词必须等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下午开会后才能决定。在征询总参谋部的意见时，它坚持在递交最后通牒后48小时之内法国军队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⁵⁵⁾这一时间上的落后影响了法国内阁的一切当前的活动，而且正如前面已表明的那样，也是协调法英两国行动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所在。⁽⁵⁶⁾这天上午9时，当博内再次同要求法国干预的卢卡谢维奇见面时，他只得承认，由于总参谋部作出的决定，法国政府已毫无办法可想。稍后，英国大使在见到他时也对这种推迟行动的建议表示失望——这样的推迟对英国的舆论来说实在是太长了。于是他再次去同达拉第商议，但是后者仍无法使总参谋部作出丝毫让步。⁽⁵⁷⁾

法国议会于3时开会，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都听取了共和国总统的致词，⁽⁵⁸⁾接着由达拉第和肖当分别作了发言。⁽⁵⁹⁾这样，最近几天事情的真相才第一次在法国公开出来。议员们也同前一天在英国下院的议员们一样，这时才惊愕地得知，德国政府硬说已遭到波兰拒绝的那份德国提出的条件原文，连波兰驻柏林的大使也从未见到过，更不要说波兰政府了。

达拉第追述了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的人为维护和平所作的种种努力，其中也包括他本人同希特勒的来往信件。他还保证说，只要战争现在还能够停下来，德国军队能撤回到本国境内去，那么法国政府仍然愿意参加使谈判可能恢复举行的任何努力。⁽⁶⁰⁾但是，现在正处于一种战争的状态之中，波兰的处境又十分危险，他提醒议员们，法国对它的盟国承担着种种应尽的义务。国民议会作出的响应是投票通过了政府所要求的900亿法郎的信用借款。

在两院2日的这次会议后紧接着又开了一次部长会议，它有两件紧急的事要办。第一件事是英国内阁报告说，当天下午波兰驻伦敦大使再次向它请求立即履行英国的保证。⁽⁶¹⁾第二件事，同第一件事紧密相连，是为了要求德国从波兰境内撤出其军队而向德国递交最后通牒的时间的问题。⁽⁶²⁾英国下院也正在等待法国政府对这第二件事作出答复。⁽⁶³⁾

8月31日意大利正式建议召开一次调解会议，⁽⁶⁴⁾而博内也极力想使这个建议有成功的希望，这就使整个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了。⁽⁶⁵⁾博内特别想让希特勒有更多一点的时间来考虑问题。这一点，他是做到了，因为部长会议虽然从未怀疑过为波兰而战的必要性，但是对提出最后通牒的时间问题很关切，最后，决定限德国政府于9月3日中午前作出答复。这同英国的决定并不一致（英国仍决定在2日午夜发出最后通牒），但人们希望英国政府也许会按照法国的意见行动。⁽⁶⁶⁾午夜时刻，库隆德勒在柏林接到博内的指示说，他将在早晨收到一项新的外交行动的内容，并应于当天中午把它送交德国外交部。⁽⁶⁷⁾

第二天，即3日，上午10时20分，库隆德勒收到了给他的指示：他应该在中午去外交部见里宾特洛甫，要求德国政府对法国1日的照会作出答复。如果答复是否定的，那么他就应该向德国外长或其代表递交法国政府的最后通牒，最后通牒规定于4日上午5时期满。⁽⁶⁸⁾这一新的期限是达拉第在一小时以前从总参谋部那里争得来的一个让步。即使是如此，达拉第和博内不久仍从伦敦得到报告说，以（星期日）上午5时作为限期的消息在那里产生了很坏的印象。为了尽可能不使两个盟国在行动上发生分歧，达拉第觉得不能不向总参谋部再作最后一次的呼吁。在上午11时30分，他见到了科尔松将军，后者终于让了步，把法军开始进攻的时间提前到3日，星期日，下午5时。在这最后一分钟的时刻，博内及时同库隆德勒通了电话，当时后者正准备离开法国大使馆到威廉大街去。这样，最后通牒的文字又重新作了更动。⁽⁶⁹⁾

得到了这些指示，法国大使就在下午12时20分去拜会里宾特洛甫。当问及对英法两国9月1日照会的答复时，这位德国外交部长就把延迟答复归之于最近两天意大利在努力设法召集一次会议这一原因。他宣称，这一方案已经被英国人的不妥协态度破坏了。里宾特洛甫又说，如果法国人坚持要履行他们对波兰所负的义务，那他只能感到遗憾，因为德国并不想同法国打仗，而且，法国人采取这样的行动，那将等于是侵略。库隆德勒于是问，他是否可以从这样的答复作出推论，即德国政府对1日照会的答复是否定的？里宾特洛甫回答道：“是的。”这样，库隆德勒就递交了他的政府的最后通牒。⁽⁷⁰⁾这就是说，从当天，即9月3日的下午5时起，法国政府将被迫履行它对波兰所负的义务。对于里宾特洛甫所说的侵略者正是法国的话，法国大使回答说：“历史将会作出裁判。”⁽⁷¹⁾

(1)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52号。德国驻巴黎代办8月24日报告说，报刊的基调是“保持镇静和坚定不移”（《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38号）。

(2)　关于这过境问题的更详尽的叙述见上文，原著第170—173页，第484—496页。

(3)　泽：《秘密笔记》，第60—69页；参阅絮阿勒兹和拉博德：《和平的垂死挣扎》。

(4)　对英法两国处理谈判的方式的批评，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听到。像皮埃尔·科特这样的亲俄派认为，整个事情的处理都笨拙得令人难以置信（泽，前引书，第70页）；而劳合–乔治在对《曼彻斯特卫报》发表的谈话（1939年8月25日）中则把这种处理方式称作是“惹人发火的而且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些法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于8月28日回到巴黎后也发表意见说，俄国人是真心想达成协议的，确实像苏联政府所宣称的那样，是波兰方面的寸步不让才迫使他们反过来倒向德国。关于法国驻莫斯科武官所持的相同看法，见上文，原著第496页注③（即本书第685页注②。——译者）。

(5)　见上文，原著第495—496页。

(6)　参阅《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8月23日。

(7)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05号。参阅德国驻巴黎代办关于那里的人对共产党人的态度的报告（《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48号）。

(8)　指1935年5月2日的法苏互助条约。

(9)　《时报》，1939年8月27日。

(10)　米特尔奥塞将军在里翁审判中说，陆军委员会自1931年起就在研究坦克的问题，但没有任何明显的结果〔J·德·科凯：《里翁审判》（J.de Coquet: Le Proces de Riom），巴黎，阿尔瑟姆·法亚尔图书公司，1945年版，第207页〕。

(11)　沙文内将军在他的《入侵还是可能的吗？》一书中的说法可以为证：运动战已过时，突破是一种神话（这种说法在1938年曾得到贝当的赞同）。参阅《概览，1938年》，第3卷，第545—555页。

(12)　博内：《欧洲的结局》，第299—301页。

(13)　雷诺：《混战方酣》，第328页。博内（《欧洲的结局》，第302页注②）否认不要芒代尔参加会议是因为会议不需要他这种猜想，他之所以未参加，只是因为他所负的特殊责任——殖民地问题不是会议所要讨论的项目。他因为这种理由而不出席会议，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14)　甘末林说（《服役》，第1章，第27页），没有人怀疑德康在这件事上故意弄花招；尽管如此，他的这个行动却欠考虑。博内在他的回忆录（前引书，第305页注①）中说，他是在1940年5月从达拉第那里收到“发给”他的那份副本的。

(15)　甘末林，前引书，第1章，第26—27页。参阅彼埃尔·蒂西埃：《里翁审判》（Pierre Tissier: The Riom Trial），伦敦，哈拉普出版公司，1942年版，第61页。另一方面，雷诺说，这份会谈纪要1940年12月在博内的要求下，曾公布在《格兰瓜尔》上。雷诺还指出，也正是在这时候，他和芒代尔才第一次得悉曾经开过这样的一次会议（雷诺，前引文）。这份文件在菲利普·昂里奥的《和平是怎样完结构》〔Philippe Henriot: Comment mourut la paix（巴黎，法兰西出版社，1941年版，第25页）〕一书中转载过。后来又被彼埃尔·拉扎雷夫在《从慕尼黑到维希》〔（Pierre Lazareff: De Munich à Vichy），纽约，布伦塔诺出版公司，1944年版，第154页〕一书中，被博内（前引书，第305页）和被雷诺（前引文）引用过。并见《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53页。甘末林在他的回忆录（前引书，第1章，第23—43页）中有一章专门讲这一文件，就其记忆所及还对它作了评注。用博内的话说，这是这位将军“极其精明”的一个例子。

(16)　尽管如此，弗朗丹在记录中曾提到，几天以后，即27日，甘末林在国防部见到他时，对于波兰军队再一次表示了极其乐观的看法。当弗朗丹似乎还不相信时，这位将军就又重复说道：“波兰人至少能支撑6个月”〔彼埃尔–艾蒂安·弗朗丹：《法国的政治，1919—1940年》（Pierre-Etienne Flandin: Politique française，1919—1940），巴黎，新出版社，1947年版，第317页注①〕。这种对波兰以及法国的军事力量（与德国的军事力量相对比）的错误估计，显然在法国流传得相当广泛（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96号，第4段）。

(17)　甘末林发表这些过分乐观的看法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是后来在战时被拘禁期间他向达拉第坦白出来的），这位将军对博内是否能守口如瓶感到不放心。“我承认，我在他的面前提到我们的弱点是有顾虑的。”达拉第也表示同意：“假如你把这些弱点都摊了出来，那么明天德国人就全都会知道了。”（甘末林：《服役》，第1章，第24—25页）

(18)　关于博内观点的逻辑性，见霍弗：《预谋的战争》，第68页。

(19)　博内：《欧洲的结局》，第317页。

(20)　《法国黄皮书》，第218号。

(21)　同上书，第222号；又见法国驻伦敦大使8月25日给哈利法克斯的报告（《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08号，第3段）。安德烈·莫鲁瓦曾亲自证实，博内为了避免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这时已准备去要求波兰人把但泽和走廊索性割让给德国算了；只是由于两位陆军和空军将领的劝说才没有这样做，他们说看不出（或许是假装看不出）推迟战争的爆发在军事方面有什么理由（莫鲁瓦：《法兰西悲剧》，第24—25页）。

(22)　《法国黄皮书》，第233号。

(23)　《法国黄皮书》，第236号，第238号。

(24)　同上书，第295号；《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88页。

(25)　博内：《欧洲的结局》，第325页；昂里奥：《和平是怎样完结的》，第32页。

(26)　《时报》，1939年8月27日。

(27)　信件原文均收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72—480页。

(28)　又见上文，原著第518页，第520页。

(29)　1945年6月和7月，艾伯特·斯皮尔在作证时说，他认为希特勒的这个说法是真诚的。希特勒只要真的能在东欧放手大干，就不会再对重新得到阿尔萨斯–洛林感兴趣。斯皮尔说：“他说，不值得为一块像阿尔萨斯–洛林这样微不足道的领土去打仗。”那里的居民“对每一方都是一项可疑的财产”（引自一项未曾公布的资料）。

(30)　《法国黄皮书》，第242号；参阅《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53号。

(31)　《法国黄皮书》，第253号；《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24号。又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44号。

(32)　《法国黄皮书》，第261号。这种坚决拒绝与波兰政府打交道的态度（达拉第9月2日在国民议会演说时这样指出），没有过几天，当英国大使一再要求里宾特洛甫同意接见利普斯基时（如果后者要求接见的话），就完全改变了（见上文，原著第534页）。

(33)　《法国黄皮书》，第267号；《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54号。

(34)　“但泽和走廊必须归还德国。”在英德外交谈判中，最早直接提到这一要求的是希特勒，他在8月28日同亨德森谈话时提出了这个要求（见上文，原著第527页）。不过，达勒鲁斯前一天在伦敦所作的秘密谈话中已经谈到了这件事（见上文，原著第524页）。

(35)　见上文，原著第518页注⑥（即本书第718页注③。——译者）。

(3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93号。

(37)　同上书，第351号；《法国黄皮书》，第246号。

(38)　《法国黄皮书》，第249号。

(39)　同上书，第252号。

(40)　同上书，第258号，第278号；参阅《波兰白皮书》，第92号。

(41)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35号。

(42)　同上书，第297号。

(43)　同上书，第372号。

(44)　同上书，第7卷，第132号。

(45)　同上书，第157号（附件）。

(46)　同上书，第194号。

(47)　同上书，第521号，第528号。

(48)　《时报》，1939年9月2日。

(4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96号第1段，第624号。

(50)　同上书，第700号。但是似乎甚至在巴黎，对于这个问题也存在着思想上的混乱（参阅同上书，第736号）。

(51)　博内：《欧洲的结局》，第346页。

(52)　《法国黄皮书》，第337号；又见上文，原著第539—540页。

(53)　《法国黄皮书》，第345号。

(54)　同上书，第344号；至于斯密特的叙述，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15号。

(55)　参阅《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708号，第727号。根据博内的说法（《欧洲的结局》，第369页注①），法国总参谋部最初提出的确实时间是4日星期一下午9时。

(56)　见上文，原著第542—544页。

(57)　博内，前引书，第353—354页，第356页。

(58)　《法国黄皮书》，第355号。

(59)　同上书，第356号。《政府公报，辩论》，1939年9月3日。

(60)　对这一点，菲普斯后来向伦敦报告说，波兰大使（就坐在他的旁边）看上去似乎“感到有点不安”——这些话听起来很像是德国对法宣传所收到的效果（《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721号）。

(61)　《法国黄皮书》，第361号；《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519页。

(62)　博内：《欧洲的结局》，第359—360页。

(63)　见上文，原著第542—543页。

(64)　见下文，原著第570页以后。

(65)　博内已经在8月27日同比利时驻巴黎大使波尔·勒·泰利埃讨论过进行干预的问题，后者向他保证说，国王利奥波德愿意进行调解。博内自己的记述只暗示，这一调解要通过墨索里尼来进行，他本人也同意这一建议（博内，前引书，第322—323页）。但是另外一些关于这次谈话的报道则说，博内要求大使去请国王利奥波德利用他对罗马的影响，因为在墨索里尼的干预中寄托着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昂里奥：《和平是怎样完结的》，第31页；絮阿勒兹和拉博德：《和平的垂死挣扎》，第220页）。

(66)　博内，前引书，第359—360页。

(67)　《法国黄皮书》，第364号。

(6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759号。

(69)　博内，前引书，第365—368页。

(70)　全文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63号（附件）。

(71)　《法国黄皮书》，第367号；《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526页。关于斯密特对这次会见所作的叙述，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