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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英联邦
（1939年9月—1941年12月）
第一章
联合王国的国内战线
阿诺德·汤因比
第一节 绪言
1941年12月以前，联合王国的国内战线的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关键的一章。1941年12月，由于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作为交战国参战，这就使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失败成为不可避免。从那时起，可以肯定地说，这三个侵略国势将战败。但是人们所以能肯定地说，从1941年12月起这三国的败势已成定局，乃是因为德国在此以前没有能够赢得它在1939年9月所发动的战争。如果在1940年6月法国覆灭后，英国接着也完蛋的话，那么，德国至少能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一年多以前就会赢得这场战争。这三个侵略国便可以放手大干，按照自己选择的合适的时间表“一个一个地”对付苏联和美国。在这种形势下，它们有希望把全世界征服。可是，1940年6月25日以后，英国人民却下定决心，继续同德国作战，这个行动使德国在1941年6月进攻苏联给自己带来了最终命运，又使日本在1941年12月进攻美国给德日两国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因为，由于英国坚定不移地继续同德国作战，使德国和日本后来采取了这两个侵略行动，结果导致盟国组成了一个大同盟，这个同盟联合起来的力量绝对超过这三个侵略国相加起来的力量。故而，英国人民于1940年6月作出的继续作战的决心，以及他们在其后18个月里不畏敌我力量悬殊，不惧艰难困苦而坚持作战到底的那股顽强的毅力，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这对造成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来说，比其他任何行动更为重要。
英国人的这种决心至少有两点是惊人的。就是说，这看来似乎违反了“理性与常情”，(1)也与从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至1940年4月8—9日夜间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这21年半时间内英国人民的精神相违背的。除在戴高乐领导下决心继续同德国作战的极少数法国人以外，大部分法国人对他们的盟友英国并不步法国后尘屈膝投降的做法，感到诧异和难堪。而德国人则深信，要是英国人这时还是那样愚蠢得出奇，不肯承认自己已被打败的话，那么，第三帝国将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在1940年的作战季节结束之前，继法国之后征服英国。英国人民曾一再表示不愿意再卷入一场大战；而如今他们却敢于泰然地面临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对于平民来说，十之八九将比30年战争结束以来在西方世界所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为可怕。
从表面上看来，英国人的心理的确好像在1940年4月9日到6月25日这78天里已经起了彻底的变化。但是，这种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别人的错觉，而事实上，英国人在那11个星期里如此鲜明地表现出来的这种气质，必然是长期存在，有其更深远的渊源。就是这些人民，过去曾经面临过几次类似的危机，在看来濒于绝境时表现出同样的大无畏的精神。例如，在1918年3月，又如从1805年奥斯特里支战役到1812年法军撤离莫斯科的7年中，英国曾经看到自己在大陆上的盟国一个接一个被显然是所向无敌的法军征服。从1918年到1945年，联合王国人民的心理的历史，自然是值得专业分析家研究的一个题材，但也是一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不可忽视的题材，如果他想要使读者理解这次战争的过程和后果的话。
第二节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人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同一个实力与自己相当的强国进行的最后一次战争是克里米亚战争。参加那次战争的全是职业军队，而且战场是在遥远的海外。到1914年，绝大多数英国人逐渐希望，他们再也不会看到自己的国家卷入另一次大战，哪怕是一种老式的有限战争。除对极少数人之外，对所有的其他人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犹如晴天霹雳；而且这场出人意外的战争是新式的战争，或者也许可以说是一场作战方式已经老得被人遗忘了的战争。这是一场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所有适龄的男人都被征召入伍，成批地牺牲了，这是一次使人毛骨悚然的经历，它同生活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里的那一代人在战前所想象的世界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容的。
在这一代里，以西欧人民为一方和以东欧、中欧人民为另一方之间，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在西欧，英国人这时虽然变得爱好和平，但是也不是西欧民族中最不爱好打仗的民族。他们习惯于长期作战的状态——在印度的西北边境，英国和印度的职业军队一直在进行着战争。在19世纪的末了几年英国在南非对西欧血统的两个地区的人民进行了不光彩的战争，老一辈对此记忆犹新；那些听到过自己的父亲或祖父谈起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亲身经历的人，仍然有健在的。当时，瑞士人仍能回忆到的惟一战争是1847年的那次短暂的内战；瑞典人和挪威人则由于从1814年以来一直未发生过战争，因此他们对什么战争都没有印象。丹麦人于1864年，法国人于1870—1871年虽然分别被中欧的敌国击败，遭到过入侵，但是结果都没有重新激起他们的军国主义情绪。丹麦人对北石勒苏益格的丧失，法国人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丧失虽然都不甘心，但是这两个西欧国家的人民都不希望再同德国进行战争，以收复失地和解放他们的被征服的同胞。1914年8月时，如果能让法国人自由选择的话，他们会选择放弃废除1871年法德和约中有关领土条款的机会，作为谋求和平的代价；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丹麦人坚决拒绝了一切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做法，以免使德国具有忿忿不平和进行报复的任何正当的理由。他们也不肯从德国收回丹麦于1864年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任何一部分领土，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大多数居民这时也未声称要通过一次公正的公民自由投票重新归属丹麦。(2)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中欧和东欧各族人民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却抱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例如，波兰人虽然在1830年和1863年两次武装起义失败，遭受了种种苦难，但他们并未被吓倒，仍然希望再发生战争，视为可能谋得政治上解放的一种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当然地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代价是大部分国土（居民大部分是波兰人）遭受蹂躏，他们没有因此显得审慎克制，没有像丹麦人那样，直到此时仍然记取50多年前一场较小的灾难作为教训而审慎克制。无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解决争端时，还是此后在1939年秋天波兰被第五次瓜分，从而再一次从政治地图中消失以前的任何时候，波兰人在决定政策时，从未考虑到在当时不采取什么行动，才能避免最终被卷入另一场战争。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内，波兰人自始至终甘愿使国家遭受一场严重的灾难，趁着一时有利的形势，坚持要从德国和俄国收回尽可能多的失地。1919—1920年间，英国劝告他们不听，在同俄国谈判时，他们的领土要求只能限于“寇松线”之内，把波兰人在居民中占多数的地区同波兰人仅仅在那里散居的地区划分开来。(3)劝告他们不能与俄国和德国同时结怨成为死敌。对于这样的论点，波兰人置若罔闻，丝毫不为所动。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鼠目寸光、自取灭亡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想象不出有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长期的战争和反复的灾难并不是自然界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波兰人想当然地认为，不管他们冒失鲁莽也罢，谨慎小心也罢，他们总是会不断地被卷入战争的；而且，如果他们有那样的远见，看到有可能发生像过去那样的战败和瓜分，那么他们也可以回顾往事，充满信心，认为既然过去能够在黑暗中重见光明，将来也会如此。
德国人的心理不像波兰人那样简单，因为德国的中产阶级将会同西欧和北美的中产阶级一样受到损失。可是，事实将证明，德国人比英国人或法国人容易被推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给所有的德国人带来了残杀、战败、失望、幻想的破灭、受耻辱和丧失领土等痛苦的经历，而且对德国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甚至后来还遭受了更大的苦难——通货膨胀造成的破产。可是，结果呢，德国人竟然愿意让一个疯狂的独裁者去决定他们的命运，这个独裁者自己确信，德国将在1939年实现征服全世界的目标，在1914年时，德国曾为了想实现这一目标，结果遭到惨败。在30年代里，德国人与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在不愿再打仗这一点上，程度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对希特勒的打算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巧妙地准备发动一次势不可当的闪电战的时候，希特勒意识到德国人在作战能力方面胜过西方的邻国，因此确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他的前辈在1914年到1918年间未获成功的事业。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心理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很不相同的；因为从1918年11月到1940年4月，英国人的理想是要保持一种“正常状态”——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英国人认为，这种“正常状态”的标准，就是联合王国的中产阶级在1815年到1914年这100年间曾经过惯了的那种比较幸福的生活状况。如果说，英国中产阶级在这100年间的生活状况已经使上帝满意地称他们为“文明人”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定被看作是一场可怕的灾难，犹如1902年佩莱火山爆发使马提尼克岛上的圣皮埃尔城遭到毁灭，或者像1912年“泰坦尼克”号轮船触冰山而沉没那样。在为将来制订计划时，不必预期，因此也不必考虑到这种惨剧会重演。只要任何这样的计划是可以实行或值得想望的，英国就应该打算恢复和保持不受欧洲大陆的混乱所干扰的“正常的”幸福生活，像在1848年随后又在1864年到1871年间非常突出地享有的那种生活。这就意味着，英国要恢复它的“正常的”政策，即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既不承担义务，也不进行反对。
固然，在1919年和平解决争端时，英国成为国际联盟盟约的缔约国，确实承担了一种新型的义务，其范围不仅涉及欧洲，而且还涉及全世界。固然，当美国不愿接受这个盟约，从而使该盟约失去效用时，英国也没有宣布在盟约上的签字作废。可是，这并不能说明英国意志坚决和勇敢大胆，而是可以说明，英国没有对它所承担的盟约义务记在心上。或许，那些还想到有过这么一个盟约的英国人中，大多数都把它看作是一种学究气的习作，旨在取悦少数脱离实际的空想家。而这些空想家本人，则似乎多数都把该盟约当作是一种恩赐给他们的魔法，使他们可以凭空不劳而获，就像一个贪得无厌的银行家，没有黄金作担保就发行纸币，同时却巴望持票人决不会向他兑换黄金。(4)他们当然不会把国联盟约看作是要他们“流泪、流汗、流血和苦干”来尽的义务，但是，当丘吉尔于1940年5月13日要求他们作出这些可怕的牺牲时，(5)他们毕竟还是非常平静地毅然接受下来，这时候，国联盟约在那些不得已而把它当作宝剑来使用的人们手中，早已变成一根折断的芦秆了。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所经受的严峻考验不是它对国联的态度，而是它对法德两国的态度。在英国人同这两个欧陆强国的交往中（他们对此的确是重视的），他们坚持再度采用在19世纪奉行的那种不承担任何正式义务的政策，这个政策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它使法国人感到伤心，同时又听任法国人在德国人心中埋下怨恨的火种，使希特勒能够把它扇成熊熊的火焰。
从1918年11月11日到1940年6月25日，在英法关系的这段历史中，英国采取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拒不批准在1919年6月28日答应给法国的保证，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参议院否决了美国于同一天答应给法国的与之类似并相互有关的保证之后。(6)实际上，这等于是在废除1904年的英法协约，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人们毛骨悚然地亲身体验到德国的军事力量时，这个协约已经表明了，为了使法国、同样也使英国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它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某些有远见的法国政治家和英国政治家，在1904年和1904年以后，在当时还无法估计其大小的德国威胁面前，为了消除他们两国之间的矛盾，曾经互相作了让步，但是，甚至这些政治家，也不曾认识到，德国的实力究竟有多么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们才看到了德国威胁的严重程度；大战以后，英国的政治家对法国人当时痛心地意识到的那种现实状况，实在没有理由熟视无睹。英国不肯批准战后对法国的保证，这给英法关系一个狠狠的打击，使两国的关系从此没有恢复过来；从那时起，这两个曾经在1914年到1918年间依靠这一协约共同得到拯救的伙伴，步调就越来越不一致，直到1940年6月终于悲惨地分道扬镳为止。
对于这种指责，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政治家们或许会作这样的回答：光是向他们过去的盟邦法国提供军事上的保证，来防止他们过去的敌人德国万一再度发动侵略，只不过是在试图解决德国问题方面的一种消极措施。他们或许会提出这样一种积极的解决办法：应使德国与西方国家恢复相互礼让，使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结成伙伴，先是成为平等的，然后成为乐意合作的伙伴。为了收到这一积极的效果，英国人竭力帮助德国去恢复战前的繁荣，使德国与它所进行贸易的一些国家在经济方面能相互得到好处。但是，英国的这种建设性的、有远见的政策，却被法国想要使那个暂时被打败的德国永远贫弱的盲目企图所破坏了，这个企图到头来是注定要失败的。要是英国对此提出任何抗辩的话，法国会回答说，法国对英国的建设性政策之所以进行这一致命的破坏，其责任主要还是在于英国。因此，英国的政治家们理应早已预见到：没有法国的默许和合作，他们就无法帮助德国复兴，他们也无法使法国人欣然支持英国的这一政策，除非他们开始向法国提供军事方面的保证，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保证，法国将永远不会感觉安全，从而使它对德国采取的行动也永远不会具有必不可少的睿智和大度。英国的政治家们理应还看到：由于他们自己在当初把该做的事情疏忽未做而犯下了错误，结果给了当时的法国总理普安卡雷一个促使法国对德国进行压制的机会，这时他们必须向法国施加事实上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多的政治压力，以阻止法国不致走极端，而使德国人的怨气达到无可消除的地步。事实上，英国人是为了满足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妄想而牺牲了一切。他们不批准对法国的保证，拒不承担义务，他们不肯负起责任去抑制法国，使之不致激怒德国；而当他们最后承担起那个公正无私的1925年洛迦诺公约规定的义务时，为时已太晚，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心理上的损失。他们在保持自己行动自由的名义下，那时候已经反躬自责，不得不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这场灾难正是他们一直要想避免的。
英国在两次大战之间这段时期里失策的严重后果是：法国同中欧和东欧的那些继承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和霍恩佐伦帝国的国家缔结了军事上既不可靠、政治上又预兆不祥的互相保证的条约；(7)法国占领了鲁尔区；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后，英国要求法国同它联合起来，至少要做到援引国际联盟的盟约一起去对付意大利，却遭到了法国的拒绝；最后，在1940年6月，法国决心要退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宁愿由希特勒去摆布，也不愿接受丘吉尔在1940年6月16日提出的那个耸人听闻的建议，要英法两国结成一个政治联盟。(8)从那时起一直到维希政权垮台，法国普遍表现出仇英的情绪，这种敌意在阿比西尼亚发生危机期间，从法国人对英国的态度中就已有预兆了。这是从1918年停战伊始就积累起来的怨气的公开爆发。可是，如果英国是在1919年，而不是在21年半以后，早就把丘吉尔愿意提供但已为时过迟的那些援助拿出1／10给法国的话，法国人或许根本不会有这股怨气。
在法英两国的关系日益不愉快和恶化的这种心理背景下，两国人民都不得不正视希特勒领导下德国回到军国主义老路的威胁。在希特勒上台到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7年中，英国人的意志为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考虑而削弱了，英国与法国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是令人沮丧的原因之一。使英国人感到沮丧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意识到美国人正如英国人一样，一心要维持“正常状态”——所不同的只是美国人用了另一个同义词“正规状态”，而且在实现这同一目标时，比英国人稍有把握。第三个令人忧虑的原因是：他们获悉英国和法国政府——它们是忠实地贯彻其选民的意愿的——已经让纳粹政权统治下的德国在新的军备竞赛中，尤其是在令人惊恐的空军实力方面遥遥领先。第四个令人沮丧的因素是：英国人也像法国人那样，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内，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恐惧的心理，生怕在这一生中免不了要打第二次大战。
在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西欧国家中，仍然活着的人们对这样一次战争的严峻考验都感到几乎难以忍受。1918年停战日那天，他们都下定决心，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子孙，都永远不要再有一次这样的战争。科学技术一往无前地发展——尤其是在飞机和炸药方面——促使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他们果真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这次战争将比第一次可怕得多。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甚至可能使他们和他们在近代的祖先所过的那种生活方式从此一去不复返。这种想法太痛苦了，令人不敢再想下去。人们在感情上不敢往这件事上想下去，因而也不敢往战争上想下去，即使他们在理智上不得不勉强承认，希特勒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战争，看来英德之间结果终于难免重新交战。除了这种恐惧战争的心理使他们感到痛苦以外，还有一种责任感，也使他们感到同样的痛苦；因为，既然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恢复了它传统的孤立主义立场，不愿与欧洲有牵连，英国就只有和它的那个不易相处的伙伴——上次大战中打胜仗的法国——共同把重担挑起来，尽管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感到，这副担子不是他们合起来的力量所能胜任，英国甚至还设想，一旦大难当前，两国能够矢志不贰，共同对敌。当德国军国主义疯狂般地卷土重来时，英法两国发觉自己首当其冲，它们知道，如果战争爆发，它们至少将在没有美国参战的情况下，打第一轮战役。这样，保卫西方文明将首先落在这两个西欧国家的肩上，但是它们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同时，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它们已经使这个任务比原来困难几倍。第一，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它们听任自己的军备（尤其是起决定作用的新空军力量和机械化的地面部队）衰退；第二，让德国在重整军备方面超过自己；第三，当希特勒在军备竞赛方面仍然落后于它们时，它们却一再坐失良机不迫使希特勒摊牌。
1938年9月29日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前的那一个星期内，或许可以说是英国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意气最消沉的日子。英国人知道，战争有可能爆发，而且他们对此毫无准备，所以他们在这些日子里的痛苦，肯定是比他们在1939年9月3日战争真正爆发前的一星期内感到的痛苦还要难受，因为他们那时已经知道战争事实上无可避免，而且自己至少已经为此做了一些准备。当同样的危机再度发生时，人们就不可能再以同样强烈的感情来忍受像上一次危机所带来的那种打击了；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英国人所担心的已不是战争可能来临，而是害怕张伯伦或许仍然应付不了当前的明摆着的局面。德军于1939年3月15日入侵并占领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残余部分，这一行动终于使绝大多数英国人明白了希特勒的目标决不是局限于把那些有日耳曼人居住但不属于德国管辖的地区并入第三帝国。当张伯伦于3月17日改变了他对德国的语气，(9)并宣称他打算抵制德国的任何进一步的侵略后，英国人的确普遍感到了宽慰。3月31日，张伯伦宣布英法两国给予波兰保证，(10)英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镇静，这说明，英国首相这一次在德国人的“东进”途上亮起了红灯要他们停止前进，用这样的方式来阐明他的立场，从而正确地表达了英国人的意愿。更有意义的是，当英国人于8月21日听到德苏两国将于23日在莫斯科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时，他们都处之泰然。当德国人于9月1日入侵波兰时，英国人普遍担心的，不是害怕英国由于给了波兰保证使自己将与德国交战，而是怀疑英国最后或许不会履行它的保证；9月3日，星期日，上午11时15分，张伯伦宣布，英国这时又一次同德国进入交战状态。他的国民在听到这一消息时，就像3月17日听到他的演说时那样宽慰。(11)
第三节 雷声大雨点小的“假战争”
在英国人采取了断然行动同德国再度进入战争状态后，他们发觉自己面临的严酷考验同他们原来所想象的不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战争是突如其来地临到英国人头上，故而在欧洲大陆上的英国远征军马上就投入了既迅速又激动人心的重要军事行动；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人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几个月和几年里就已经感到战争的压力，故而战争的第一阶段对他们来说是被动的。确实，这一次英国人没有预料到自己必须参加作战以防止德国立刻入侵法国，因为他们盲目地相信法国人认为马其诺防线牢不可破的想法，而没有考虑到，这一防御工事系统在法国与比利时边界的东南端就终止了，只要希特勒德国的参谋总部认为在军事上有利，它将会像旧德帝国那样，毫不踌躇地入侵比利时。英国人原来估计，这次德国将立刻从空中袭击英国本土，当德国并未进行这种空袭时，英国人的心情便由紧张而归于平静。大批儿童已从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疏散，造成了家庭的分离。在白昼越来越短的季节里，实行灯火管制以后，整个英国岛屿就像被一幅黑幕覆盖着。然而，这些事虽然使英国人不愉快地想到自己是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他们仍然由于自己未能参加实际战斗而心有不安。
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是行动迅速。这一次，他们的初期战役捷报频传，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在危急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像马恩战役那样的挫败。但是，这一次，德国的第一个目标不是取道比利时去进攻法国，而是进攻波兰，在德国机械化部队横扫和肢解波兰的4个星期中，驻在西线的英法两国军队却没有做一件事去营救波兰。在西线，惟一的军事行动是双方的巡逻兵在马其诺防线与齐格菲防线之间的无人地带偶然发生的冲突。姑且不论甘末林将军之避而不向齐格菲防线发动正面的强攻去达到突破的目的，在军事上是否明智，但是法英两国军队这样毫不光彩地按兵不动，终归对这两国的士气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当又有一个小国遭到第三帝国的进攻和蹂躏时，这些西方强国再度不肯把这个受害者从德国的虎口中救出来。如果它们同德国在名义上交战后还是那样软弱无能的话，倒不如干脆同德国在名义上保持和平为妙。这些看法既是势所难免，又会使人丧失斗志。
这种扑朔迷离、不战不和的奇怪状态，使西欧人民又想恢复“正常状态”，这对希特勒是有利的。如果西欧人民能够采用这样的方式同德国再度作战而无需立刻就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去进行战斗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设想出一种比较没有痛苦的方法在这第二次战争中再去战胜德国呢？难道西方盟国就不能利用那条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盾牌似的马其诺防线，赢得时间把“封锁”的螺丝一点一点地拧紧，最后迫使德国屈服呢？(12)封锁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一张王牌，因为它们看不出自己手中还有其他这类的好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英国人存心视而不见这种令人不快的真情实况，即德国在这次战争中不像上次战争中那样，没有受到包围，因为这次俄国是它的帮凶，所以德国这时可以在欧亚大陆，朝东一直可以到达太平洋之滨的海参崴港，去取得一切的资源。英国人也故意对这一必然会发生的情况视而不见，即如果第三帝国发觉自己被人掐住脖子慢慢闷死的话，希特勒决不会甘心失败，他一定会在马其诺防线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缺口，用其威力强大的战争机器，朝其西方敌手猛扑过去，这种战争机器在他进攻波兰时已使用过，收到了非常大的效果。
的确，在“假战争”时期，英法两国争取胜利的意愿，就是想要不劳而获地达到目的。1939年10月6日，希特勒曾经提出媾和的建议，(13)但是英法两国都没有作出反应。两国这时似乎都想当然地认为，德国征服波兰一事不容宽恕，一定要予以纠正，而且，不仅如此，战争也一定要打下去，直到把希特勒本人打倒为止。可是，这些非常难以达到的战争目的，却缺少相应的决心或努力去使其实现。在英国，人们仍然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大战”，这就意味着，当时正在打的这场战争将是一场比较小的战争，仿佛任何一场以德国为敌手和以打败德国为目的的战争，在结束之前都不可能被看作是一场大战。在这一阶段，当英国人获悉，德国在战争爆发后，对衣着和食品立即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度时，他们把此事看作是德国的虚弱而不看作是德国决心争取胜利的象征。在英国，“照常”进行和平时期的工作是受人欢迎的；而民间的备战工作则遭到人们的冷眼，因为它令人厌恶地提醒大家想起自己的国家并不是处于和平状态，尽管暂时还没有什么主动的军事行动。战争刚爆发的几天里，公众的怒气就集中在那个新成立的战时情报部上，这个部的999名工作人员成了令人烦恼的现实状况的象征，公众都不愿理会它。无疑，这只不过是神经紧张的一种轻微的症状。在法国，当1940年春天来临时，开始出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症状。到1940年2月，法国政府已经对许多经过军事部门检查过的信件表示担心，这些信件是在家里的农妇写给她们在马其诺防线服役的庄稼汉丈夫的，她们在信中气冲冲地责问，既然没有战斗，为什么要他们浪费时间，拿着枪在那里闲呆着，而农忙季节将到，田里正迫切需要劳动力。法国士兵本身对自己不作战而闲着的情况也觉得越来越难以忍受，这也帮助说明了，为什么在法国有人要求干预第一次俄芬战争。法国同德国已经交战，这时又想要同苏联作战，而在几个月以后，法国单同德国一个国家进行了不到7个星期的真正的战斗就告崩溃，回顾当时它还要求同俄国同时交战，看来实在奇怪。整个这一件事——它在本书中的另一处也作了叙述(14)——说明了，在法国覆灭以前的那个阶段里，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对于如何指导作战都是愚蠢无能的。
甚至在1935年当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时，又如在1936年当德国还没有重新武装好就再度占领了莱茵兰时，英法这两个国家都不肯出兵进行干预。但结果呢，在几个月以前，两国却为了德国侵犯波兰而同那个已经重新武装好的德国开了战，一面不无理由地吓得瑟瑟发抖；它们不去进攻驻在法—德前线的力量比较薄弱的德国守军来协助波兰，而是让德国去征服波兰。然而这时在德国一举消灭波兰，从而证明它已经恢复了军事力量之后，法英两国却故意在招致同时与苏联交战的危险，这样做就使德俄两国的政治协议转化为一致反对西欧国家的军事同盟。在这一阶段，英法两国似乎在沉着地考虑把俄国巨人推上战场，站在敌人一方，来为那个已经恢复了精力的德国大力士助威，英法的这种沉着镇静既是自相矛盾，又是徒劳无益的。而且它们的这种政策（要是这也可以称为一种政策的话）既贯彻不力，其目的也是邪恶的。
显而易见，如果法英两国想使自己对芬兰的军事援助能够起到任何效果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在芬兰军队还能够英勇地坚持战斗而把俄国人牵制在曼纳海姆防线的那一段短短的时间内，把这些援助送到芬兰，但是，两国在制订计划和准备工作方面，却是拖拖拉拉。不仅计划工作缓慢，准备工作也不充分，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英国政府对占领挪威的一些港口这件事，直到3月12日才明确地决定下来，那一天正好是芬兰接受苏联政府提出的条件，同苏联签订和约的日子。英国派遣的五营本土军，将去防守挪威南部的三个港口，(15)去对付德国军队的全部力量，因为这时波兰已被消灭，而西线尚无战事，德军正好腾出手来全力对付英军。
从道义方面说来，法英两国政府，正像意大利政府那样，(16)在制订支援芬兰的计划时，毫无疑问，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本国人民对芬兰人的同情，这种同情是普通的，无私的，慷慨的。芬兰是一个小国，正在英勇地抵抗一个强大的邻邦的侵略，同时又是西方世界抵御以苏联为象征的共产主义的前哨，所以有理由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情。另外，如果盟国政府也考虑到外交理由的话——尤其是在战时，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至于忽略这件事——那么，联合王国政府会知道援助芬兰不致使自己的信誉受到损害，只要它事先估计到，在帮助芬兰时，自己将得到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道义上的信任，因为美国是非常推崇芬兰人的（虽然美国从未想到为了芬兰而亲自出兵同苏联交战）。然而不幸的是，西欧盟国援助芬兰的计划一部分是出于种种不那么纯洁的政治上的考虑。盟国认为，营救芬兰这项正义的事业，可以给它们一个似是而非的藉口去封锁挪威领海内的航道，占领瑞典的铁矿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新开辟一条对德作战的战线。芬兰可能会以一个小国，同时又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伙伴国家的地位，向挪威和瑞典求援，而挪威和瑞典方面也许会露出一副可怜的样子，不愿为了帮助芬兰而甘冒风险。但是，西方盟国的那种含糊其词的、甚至或许令人不无猜疑的计谋，却使挪威和瑞典两国政府完全有理由拒绝提供盟国正在要求的设备。英法两国既然标榜自己是为了维护小国的安全、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权利而同德国作战，那么，它们就实在不应该策划把挪威和瑞典这两个小国违背自己的意愿卷入战争，何况这两个小国并没有受到干扰，依然完整无损。法国人切望自己的国家不要成为战区，而指望另外在瑞典开辟一个战场，这种办法也是挺不合适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法英两国政府对于准备派兵到挪威和瑞典登陆的建议，万一遭到抵制，是否要用武力强行占领这两个中立国家的问题，彼此之间既然意见尚不一致，同时也没有获得任何证据，能说明这些登陆的建议将受到抵制——自然，要是挪威和瑞典不准备放弃中立，免得日后招致德国理所当然的报复，它们是会抵制这些建议的——那么，法英政府仍然推行这些在道义上可疑的计划，即使推行的速度慢得像乌龟爬行一样，就未免不合适了。
在俄芬战争的紧要关头采取这种笨拙的做法所反映出来的心理状态，也普遍反映在英国的国内战线上。在“假战争”时期，英国民众的心情反映在政府的折衷政策上。食品几乎没有实行配给，衣着就更不必说了。在这个时期，他们听任从海外进口的主要商品的库存量减少，因为他们认为，这次战争不像上次那样，德国潜艇的封锁不会再造成严重威胁，他们认为，英国手中的船舶将足够应付战时的需要。在1940年夏天以前，对进口的控制很不严格，结果，使宝贵的货舱竟被在战时作为奢侈品的进口商品所占据。与此同时，扩大工业生产以及把民用生产转变为军需品生产的工作都进展得非常缓慢。在1940年4月，英国尚有100多万人失业，在同一时期，联合王国的军费总额中，只有不到半数来自税收。(17)如果真正预料到这次战争将是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的持久竞赛，而不是像上次大战那样成为国际间一场大决战的话，那么，英国在经济工作中这种敷衍塞责的做法，是不可原谅的。但是，在1940年4月8—9日夜间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之前，英国政府这种因循苟安的行为并没有引起过认真的批评。
在英国下院偶尔表露出不安情绪的同时，英国民意研究所——一个非官方的从事实地调查的机构——曾举办过一系列民意测验，说明直到那时为止，大多数英国人对政府的这种指导战争的方针是满意的。按照1939年12月针对这个问题而举行的民意测验的结果，61%表示满意，18%表示不满意，10%对所争论的问题不表示意见，11%认为应当停止这场战争。(18)至于英国人对张伯伦政府的工作是否满意这种涉及个人的问题几次每月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在1939年开战以来的4个月里，赞成张伯伦的人数增加到64%到68%之间，而在开战以前的最后10个月的和平日子里，赞成他的人数只占49%到55%之间。(19)1939年12月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询问选民将选择张伯伦还是选择丘吉尔为首相，测验的结果表明：在这个时候，有52%的人赞成张伯伦，只有30%的人赞成丘吉尔，18%的人对这个问题不表示意见。(20)按照在德国进攻丹麦和挪威前夕所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在这个时候，假如张伯伦引退的话，28%的人将选择艾登来继任，只有25%的人将选择丘吉尔来继任。(21)可是，即使根据同一表示民意的方法，丘吉尔的声望也已经在上升，而张伯伦的声望则在下降。1939年11月是张伯伦最得人心的时候，当时拥护他的人估计要占到68%。到12月，这个百分比下降到64%，1940年1月又下降到56%。(22)
毫无疑问，这些数字可能偏高偏低，但是还是符合当时居住在英国和在英国工作的人们的主观想法。在1940年4月9日以前，从表面上几乎仍然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能表明，一旦英国人的看法起了彻底的变化，他们马上就会发挥出潜在的活力；但是，回顾起来，在“假战争”期间，表示张伯伦声望高低的统计曲线，如民意测验的结果所说明的那样，可以看作是大难当头时将要发出的那股潜在力量的指标。当战争爆发时，这条曲线显著上升，表示了人民对张伯伦最后作出决定要进行抵抗感到宽慰。到了12月和1月，这条曲线又明显地下降，表明了他们对张伯伦感到失望，因为他的立场毕竟不是非常坚定的。这件事说明了，张伯伦在满足英国人自己提出的要求时，并没有把他们心底里真正希望的，但是还没有公开谈出来的东西给他们。
第四节 1940年4月9日至6月25日之间英国人看法的彻底变化
1940年4月9日早晨，当英国公众获悉德国在前一夜已经入侵了丹麦和挪威的消息时，他们就像1939年9月3日听到张伯伦宣布同德国进入交战状态时那样，感到宽慰。他们又一次觉得，问题终于明确了，行动的机会已经来到了。在德国对这两个从不惹是生非、从未向它挑过衅的中立国无缘无故地发动进攻后，人们认为，它的这一行径比它以前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进犯更为邪恶；这一次，德国是跨海进行侵略的，所以它肯定是在碰运气，完全有可能被英国击退，而且是被英国占绝对优势的兵力所击退。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德国海军居然成功地通过了英国海军的交叉火力网，不仅占领了有斯卡格拉克和奥斯陆峡湾这两个狭窄的海峡所掩护的奥斯陆，而且还占领了大西洋海岸的四个挪威海港，包括极北面的纳尔维克港在内，从瑞典北部的基律纳运来的重要物资铁矿砂，就是在这个港口装船的。但是，也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德国人这一轻举妄动，对西方盟国是有利的。以前，德国在陆地上向波兰进行闪电战时，西方盟国无法在那里采取直接的行动来进行干预，而这一次的闪电战是跨海进行的，而且受害的两个国家都是处于西方盟国的兵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所以一看到德国在这次闪电战中所取得的胜利犹如上次在波兰那样迅速、巨大、辉煌，英国人就越发感到沮丧和羞耻。当挪威军队被击败，而英国在挪威的登陆部队狼狈地逃回到船上时，事情已变得很明显，德国参谋总部的这一表面上的轻举妄动实际上是对采用空军力量后，战争的打法会产生彻底变化有正确估计，从而制订了一个合乎科学的作战计划。
如果那一小批政界人士、文职人员以及参与此事的作战部门的人员当时就把全部事实都公开的话，英国公众一定会受到更大的震惊。英国公众尚未意识到，在俄芬战争时，英法两国政府曾经策划把挪威和瑞典与自己一起同时卷入对德国和对苏联的战争。(23)他们更不知道，当上述计谋幸而告吹时，英法两国政府又想出了一个新的计谋，(24)准备在挪威领海内的航道上布雷，意欲藉此挑拨德国对挪威采取对抗行动，这样，盟国就有了合理的藉口，派兵在挪威登陆，不管挪威政府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这是盟国和德国不约而同地第二次策划将一个竭力保持中立的、从未侵犯过别国的小国卷入战争。这种策划是不道德的，同时其方案又是幼稚的；因为，即使挪威政府居然同意的话，这项计划也不会成功，除非事情能像英国官方的一位史官简括地说出的那样，“德国的立即反击，足以使我们有正当的理由去干预，而不足以阻止我们去干预”。(25)经受过德国在波兰进行闪电战成功这一实际例子的教训以后，还作这种打算，简直是愚蠢透顶。这一次，又像过去那样，盟国在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方面的踌躇畏缩、颟顸无能，正同德国在军事行动方面的残酷无情、生龙活虎恰恰相反。
盟国这次为斯堪的纳维亚战役部署的兵力，尤其是空军力量，同在俄芬战争时相比，其不足的程度更为可笑。(26)英法两国海军力量远远超过德国海军，照理说，其优势足以保证盟国在挪威夺取制海权的战斗中得胜，但是，由于英国海军部太重视防守，结果丧失了它们海军的绝对优势作用。(27)
英国民众根本没有疑心到会有上述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实，即使这样，他们对本国海上力量未能阻止德国征服挪威这一无可隐瞒的事实已感到震惊。那么，英国那一小批文武官员和政界人士，他们不仅了解全部事实，而且还应当对事情搞到如此地步负责，内心又作何感想呢？
然而，这种丢人的、不可宽恕的海陆军的惨败，至少在政治方面的确产生了一个有益的影响。西方盟国在挪威的战败，终于使英国人恍然大悟：英国正承担着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挑战，经受严峻的决战考验，这一任务是非常艰难的。英国人的这一震动，反映出张伯伦的信誉顿时扫地。
就在德国快要入侵丹麦和挪威之前，张伯伦在4月4日发表演说时，(28)不幸而说了希特勒“没有赶上班车”这句话，但他未能说明他说这句话的意思而使人们忘记这句话。他的意思是（按他本人5月7日的说明），(29)希特勒在9月3日到次年4月5日之间，已经失掉了一次进攻西方盟国的机会，因为那时他仍然享有在战前的重整军备竞赛中超过盟国的全部优势。从长远观点看来，张伯伦的这个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假如说，这7个月里英国在建设皇家空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对同年夏秋两季的不列颠之战起了决定胜负的作用，从而也使英国、美国和苏联最后有可能把它们的资源汇合起来，给德国以致命打击。可是，就在这一时期，张伯伦本人却没有赶上班车，否则盟国就会卷入同苏联的战争(30)——对于他的国家来说，这倒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可是，希特勒在接踵而来的几天中将证明：至少在他那昙花一现的旅程的下一阶段中，他已经发奋赶上了班车。这时候人们还不能预见到，希特勒就是在这疯狂的行车途中，5年之后终于从悬崖峭壁上堕入汪洋大海送了命，而且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个结局同当时立刻发生的危机联系起来。1940年4月8日到5月7日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很快就由于5月10日到6月25日在西欧大陆发生的更为骇人听闻的事件而相形失色。根据5月9日和10日在英国就是否赞成张伯伦当首相的问题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这时只有22%的人表示赞成，58%的人不赞成，不超过10%的人对这个问题不表态。1940年5月10日，德国人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那天，张伯伦辞职，成立了以丘吉尔为首的联合政府。从那天起，英国人民终于万众一心，充满着信心，在这位领导人的指挥下作战，直到1945年7月26日，即战胜日本之前39天，丘吉尔在一次大选中失败而下台为止。
丘吉尔与英国人民之间的这种全心全意的合作，就这样持续了五年零两个半月之久，一直坚持到全面胜利的目标已达到了战胜德国，但还没有完全打垮日本的地步，方才散伙。但是，在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前的任何一天，有关方面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这种合作，甚或连丘吉尔本人也不会想到；即使在1940年4月8—9日夜间希特勒入侵丹麦和挪威之前，也就是丘吉尔奉命组阁之前整整一个月的时候，也不会有很多的人能预见到这一点。按照那种不合理的计算年龄时把不足一整岁的部分略去不算的方法，在1940年5月10日时，丘吉尔已经是65岁了，在这以前，他的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他在1900年登上政治舞台，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4年中，他在政界有一个光辉的开端，被视为一位前程无可限量的青年政治家。可是，在1914年的安特卫普远征和1915年的达达尼尔远征中，丘吉尔本人负有一份责任，有损他的声誉；而且，由于这两次军事冒险的失败已成为他的盛名之累，失去的声望更难恢复。许多英国人从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得出了这样的教训：此公大胆冒险有余而沉着判断不足，他的才华反而足以败事。虽然在随后的15年中，他仍然在政界身居高位，不失为一个风云人物，可是就在他东山再起之前一个月，也许还有人认为他已经“赶不上班车”了。
丘吉尔的政治生涯的第二章，正是德国魏玛政权统治的时期，这是他真正最不得意的日子。接下去的第三章，从希特勒开始掌权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在外表上的不得意，是重整旗鼓的必要的前奏曲，引出了较有起色的第四章和胜利的第五章。在1933年到1939年的7年中，丘吉尔鼓起勇气，激励自己，尽管无人理睬，仍然令人生厌地独自坚持着向那些英国人大声疾呼下去，而这些人则已下定决心充耳不闻，不过，他也开始重新赢得了少数英国人的尊敬和重视，这些人数目虽少，但是却在逐步增加。在这个“绥靖”时期，由于英国人不愿意看到自己也许不得不经受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的前景，故而把丘吉尔揭露的情况不当一回事，尽管丘吉尔有文件为证，确凿有据地连续不断揭露了德国在逐渐重整军备，德国在军备竞赛中逐步占得了英法联合力量的上风，以及希特勒蓄意要使德国发动另一次大战。(31)英国人对这些骇人的统计数字、事实和预测都一笔抹煞，认为这些都是想入非非的不适当的夸张，毫无中年政治家应有的明智，而无非是男儿家以战争为乐事的情绪。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25年中，丘吉尔同大部分英国人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不融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人对丘吉尔的看法开始转变了。同样是这些人，在这个时刻，他们一方面称赞张伯伦，说他终于正视了严酷的事实，另一方面也称赞了丘吉尔，说他在过去7年中，一直勇敢地坚持揭露这些事实，并且呼吁对此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多亏鲍德温和张伯伦在过去这几年一直不让丘吉尔执政，丘吉尔这时反而在张伯伦战时政府的最高级官员中成为一个显然可以不必对唐宁街因未做该做的事而犯下的一系列过错负责的人，由于这些过错，英国陷入了当前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处境。这时英国既然已经无可奈何地勉强同意又一次同德国交战，丘吉尔的主战热情就开始成为一种美德，而不是一件坏事了。这次战争一开始，英国人就欢迎他重新担任内阁海军大臣；在“假战争”时期，在所有大臣的演说中，只有他的广播演说能吸引听众，使他们精神振作起来。然而，丘吉尔与英国人民的关系在1939年9月3日到1940年5月10日一段时期内的这种变化，虽说是明显的，但是还没有预兆能说明，英国人与他们的领袖之间的关系将会融洽无间，事实上，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从那时起一直维持到战争末了，用丘吉尔自己的话来说，它使“这段时期”确实成为“他们的最美好的时刻”。(32)
这种看法和目的上的协调一致，表面上看来是突如其来的，因此初想起来又是令人惊奇的——它对世界历史的演变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使丘吉尔的主张得以实现。但是，人们除非研究过1939年3月15日以来英国人的看法的潜在变化，以及直到那时为止的丘吉尔的全部经历，否则他们就难以理解这种看法和目的上的协调一致。
上文已经指出过，英国在生死存亡之际，通过一位伟人之口，说出了举国决心奋战的意志，而在这之前，英国全国人民在1940年5月10日到6月25日之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心，早已在有些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形成，否则就很难解释，何以这些豪言壮语会得到听众由衷的完全赞同。丘吉尔就职后，在下院发表的第一次演说中，说出了英国人民的心里话，他于5月13日（荷兰和比利时正在受到德军蹂躏的一天）说：“除了流泪、流汗、流血和苦干，我没有别的可以贡献。”(33)5月28日（盟军开始从敦刻尔克撤退的前一天），他在下院讲话时又表达了英国人民的看法，他说：“我们已经宣誓过要保卫这个世界，在这次战争中，随便发生什么事情，都决不能使我们放弃自己的这个职责。”(34)同一天，他在内阁中又说：“当然，不管敦刻尔克将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将继续打下去。”(35)6月4日（德军进入敦刻尔克的一天），他再一次表达了全国人民的看法，他说：
我本人完全相信，如果人人都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疏忽之处，如果我们就像现在这样，对事情作了最好的安排，我们一定能够再度证明，我们有能力来保卫本土，安然度过战争的风暴，有能力战胜暴政的威胁而继续生存下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就要长年打下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独自也要打下去。无论如何，我们就是准备要这样干。这是英王陛下政府的决心，也是每一个政府成员的决心。这是议会和国民的意志。……我们决不可泄气，否则我们就要失败。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上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大的实力在空中作战，我们一定要保卫我们的这个岛，不管代价有多么大。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登陆地带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巷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绝对不相信会这样——这个岛或者这个岛的大部分遭到占领和挨饥挨饿的话，到那时候，我们的帝国在海外的部分，由英国舰队武装和保卫起来，一定会坚持战斗，直到在上帝选定的吉日、新世界以它的全部力量挺身出来拯救和解放旧世界为止。(36)
6月18日（即贝当宣布法国已向德国询问其停战条件的第二天），丘吉尔又表达了全国人民的看法，他说：
我毫不低估我们面临的考验的严峻程度，但是我确信，同胞们将会像巴塞罗那的英勇的人们那样，证明自己能够经受这种考验，至少会像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那样，能够经受这种考验，而且能够不顾这种考验，坚持下去。不少事情将有赖于此，每个公民，不分男女，将有机会表现他们民族的最优秀的品质，为他们的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37)
7月22日不列颠之战接近第二个星期的末尾时，轮到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讲话了，那是在对希特勒于7月19日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时提出的敦促英国投降的建议“漠然置之”以后，哈利法克斯勋爵代表政府和国家宣称：“我们将不停止作战，直到自由得到保证为止”。(38)
在这决定性的时刻，问题已不是在安特卫普对推进的德军侧翼进行牵制，或派兵在加利波利登陆以迫使土耳其屈服，而是英国为了自身生存必须对当前显然占压倒优势的敌人继续进行生死搏斗。丘吉尔保证，“三军的专家顾问一致认为……有充分理由盼望最后胜利”，(39)但英国人民甚至在尚未听到这句话时，就已经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看法。8月20日，德国对英国的民间目标进行了第一次空袭，从而默认已无法打赢这场不列颠之战以后，丘吉尔又一次表达了英国人民的看法，他说：
两年或三年，时间并不算长，即使在我们短暂不定的生涯中也不算长。而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就更不算一回事了；当我们在从事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业，有幸成了整个欧洲自由的惟一捍卫者时，我们切不可因艰苦奋斗度过这些岁月而有所抱怨或厌倦。……通向胜利的道路或许不像我们所估计的那样长。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指靠这一点。这条道路，长也罢，短也罢，崎岖也罢，平坦也罢，我们一定要走到底。(40)
9月5日（德国对伦敦开始进行夜间狂轰滥炸的前两天），丘吉尔宣称，“在大规模准备国内防务工作的同时，我们毫不迟疑地向中东源源不断地派护航队和援军”，(41)英国人听了心情万分激动。11月5日（这天罗斯福重新当选美国总统），丘吉尔又报告说，“在我们面临如此逼近和如此险恶的入侵威胁时，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向我国驻埃及军队的增援，在我们海运能力几乎已经达到极限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仅向那里输送了人员，而且还忍痛从我们这里的部队中调拨出宝贵的武器输送到那里”，(42)这番话使英国人感到同样的激动。
很明显，在这“最美好的时刻”，丘吉尔领导英国人民走上的那条崎岖道路，乃是他们自甘选择的道路。但是，要说他们这时自己愿意走这条道路，倒还容易解释，而要说他们是在领袖丘吉尔号召下愿意走这条道路的，那就令人费解了。上文已经谈过，英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之突然的彻底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好像是别人的错觉。实际上，这种突如其来的心理变化，也许是某种精神异常迅速地化成了有意识的行动，这种精神是英国人民久已具有，但是长期抑制未曾流露的，同时，正是由于长期抑制，因此其力量就一直在增强。英国人民对丘吉尔的态度在同时似乎也突然地改变了，这种变化是否也仅仅是他们对他长期以来含而未露的潜在感情的突然爆发呢？或者，在这件事上，是否真正地发生了变化呢？一位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的英国观察家认为，看来，全国人民对丘吉尔的思想感情的转变是真正的，也是可以解释的。可以这样来解释，即由于丘吉尔本人发生了真正的转变，从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这种反应。
丘吉尔就像凯撒那样，既是一个伟大的活动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即使他单单从事笔墨生涯，也就足以使他声誉卓著。他的文学作品最能说明他的毕生经历，其中，《我的早年生活》，(43)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本身，更能说明1940年至1945年间他一生事业中登峰造极的阶段。这本早年的自传，表明他是属于那种晚熟的人，这些人能够在大多数人早已不再有创造力的年龄，使自己的潜力继续得到发展，终于做到冠绝侪辈，鹤立鸡群。如果说，他一生的经历是符合一般人的正常标准的话，那么，丘吉尔的心理年龄在各个阶段都要比他的实际年龄也许轻5岁、10岁、15岁或20岁。这个巨大的差异就是天才的确证。它不仅说明了他在1940年获得成功的原因，而且也说明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自己的行为而遭受挫折的原因。丘吉尔在40多岁时，行动起来宛如20多岁的普通人，这一点也同他在65岁时仍以40多岁人的精力来活动一样，完全符合他那罕有的气质。大凡年届65岁高龄的人，要是处在丘吉尔在1940年5月10日夜间所处的那种境地，很少有人能体验到像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叙述的那些感受。(44)一个普通人读到这一著名的篇章时，无不顿时相信这确是完全出自肺腑之言，而且边读边感到自己被领到一位英雄的面前，这位英雄此刻的的确确正在“与命运同时前进”。能以如此沉着坚定的信心，奋起应付这样艰巨的局面，这种魄力是令人敬畏的。现在回顾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位英雄“集‘毕生’精力于这一时刻，经受了这场考验”。(45)丘吉尔的同胞们在20年代和30年代中，曾经由于他成熟得异常缓慢，而也许会错误地把他看成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不过，这种看法还是情有可原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幸运的是，在1940年5月这个无论对英国还是对丘吉尔都是命运攸关的时刻，他们凭直觉看到，在自己的运气这样坏到极点时，正是他们的这个领袖的威望达到顶点的时候，而只有在这个领袖的领导下，他们才能反败为胜。
究竟是什么思想和感情，鼓舞了英国人民同他们一致挑选出的那位新领袖协力行动，使他们在吃败仗的时候还能坚决不服输呢？他们明白，决心继续作战就是自找麻烦。不过，丘吉尔所说他自己在1940年5月10日怀有的那种“宽慰的感觉”，他的同胞们肯定也有。究竟是考虑到什么因素，才使他们和丘吉尔一样树立起这种信心呢？
首先，由于感到他们此刻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且感到他们已团结在一起，决心为彻底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所以他们信心倍增。即使命中注定要他们抵抗那些欧洲大陆的征服者直至战死的话，他们也义无反顾。(46)
其次，由于看到自己再一次单独同一个已经把他们在大陆上的盟国相继征服的强国交战，他们的信心反而加强了。因为在此之前，当英国在1805年到1812年间单独抗拒拿破仑之时，它也经历过这样一个最美好的时刻。这一段英国历史，对135年以后的英国人说来，还是记忆犹新。这就毫不奇怪，在1940年9月5日，丘吉尔竟敢说，当谁也说不出在这次战争结束之前，希特勒帝国的疆域将会扩展到什么程度时，他坚信，希特勒帝国会像拿破仑帝国一样迅速地消失，而且说不定消失得更快一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英国报刊上发表的许多读者来信中，在同一个题目上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对满洲的侵略，直至1940年6月25日法国覆灭，英国人早已感到，要求他们重上战场来制止侵略、保卫全球这样一个任务，不是他们自己单独所能承担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伙伴们的合作，而这些伙伴却比英国更为软弱，意志也更不坚定（部分由于英国的过失）。在6月间，法国作为一个伙伴，非但不能有助于英国，反而变成了一个累赘。这时既然法国已经退出战场，而英国则决定继续独自作战，原来严重阻碍它去全心全意捍卫集体安全的那种传统的岛民意识，此刻非但不是一种桎梏，反而成为一种动力了。英国人对欧洲大陆的新的主宰者进行抗战以保卫英伦三岛，可能是孤注一掷，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但是不管结局怎样，此刻他们至少是又一次从事于他们以前曾经获得成功的事业。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他们除了自己，已经无人可以依靠，他们正在沿着自己审慎地选择好的道路走下去。(47)
他们是否能够免于被打败这样一个眼前的问题，比起他们能否赢得战争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来要简单些。要是说，原来在法国覆灭之前，通往胜利之路已经难以辨认，那么，此刻英国军队在欧洲大陆上不再有立足之点，欧陆的资源全已处于德国控制之下，这条胜利之路大概更为模糊不清了。可是，从敦刻尔克顺利撤军这个几乎奇迹般的成就，对英国国民的士气却起了不可估量的振奋作用。这样一支得到上天拯救而免于被歼的军队，肯定将福运亨通。皇家空军在敦刻尔克上空击败了德国空军，这件事是即将在英国上空展开的空战结局的吉兆。由于丘吉尔的预见和决断，有25个战斗机中队没有参加法兰西战役，而是留作后备，这在日后英国本土进行空战时是一支不可缺乏的、至少要具备的力量。此外，在以往的斗争中，英国已有先例，依靠本身的努力拯救了自己，并以自己的榜样拯救了欧洲。这个先例使人们产生了乐观的期望，认为假如英国这时能保住自己的领空和领土的话，它不久就会摆脱孤军作战的状态，而且最后有朝一日会看到胜利就在眼前。丘吉尔在1940年6月16日所感到的那种“冷静的自信心的光芒”，(48)从唐宁街发射出来，照遍了整个英伦三岛。
事实上，甚至当英国与外界隔绝的时刻，它也并不是完全孤立无援的，因为在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尚未开始之间的这个令人不安的沉寂阶段，由于欧洲大陆上一些流亡政府及其坚持抗战的残余军队来到了岛上，使英国人的士气振奋起来。这些盟国军队的实力此刻虽然很薄弱，这些流亡政府此刻虽然软弱无力，不能在其国内发号施令，但是对英国人说来，只要一看到它们，自己就觉得精神抖擞，信心倍增。这些同伴由于亡了国，已经比英国人不知多吃了多少苦头，然而他们还是像英国人一样，决心继续作战。这些流亡国外但没有被征服的盟友和英国同生死共患难，这不啻是对英国的抗战决心和英国的战斗力量投了信任票，从而使英国光荣地成为捍卫欧洲民主政治的堡垒。假使这些波兰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和“战斗的法国人”能显示出这种精神而且能怀有这种信心，他们的英国东道主在道义上就一定要使自己无愧于他们的英勇客人。
最后一点但同样是重要的一点是，法国覆灭之后，美国人由于受到这次灾祸的震动，改变了他们的态度，这使英国人得到了鼓舞。美国人也同英国人一样，感到形势突然变得简单了。美国态度的这一剧变立即开始有利于英国。自从日本于1931年9月侵略满洲，迄至1940年6月法国覆灭为止，由于英国政治家知道美国的政策是难以捉摸的，根本无法加以估计，结果使英国的政策一直受到了牵制。只要法英两国还是躲在那条有名无实的铜墙铁壁马其诺防线后面，美国公众以至华盛顿政府首先关心的问题，就是要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务使美国不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卷入另一次大战。假使英国也像法国那样在1940年6月投降了希特勒，美国也未始不有可能跟着这样做；退一步说，它也可能像苏联一样，在希特勒伺机进攻它之前，不会主动去自找麻烦。但是英国在法国覆灭后仍决心继续对德国作战，终于使美国人明白了，他们为了要保存自己，此刻必须要做些什么。他们看到，必须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才能为英国这个民主政治的堡垒提供必要的手段来坚守下去；同时，他们也看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49)尽一切力量为英国作战提供武器，即使因此而使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
美国人民也像英国人民同样幸运，得到了一位能够应付当时局势的领袖。他们配合罗斯福为争取共同胜利而立下的功劳，不下于英国人民配合丘吉尔所立下的功劳，或者也不下于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相互配合所立下的功劳。罗斯福于1940年6月坚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丘吉尔都会继续作战，正是根据这一信念，他才在那个紧急关头向英国输送了极为宝贵的武器。(50)罗斯福于1940年11月5日又当选为第三任美国总统，正和丘吉尔于同年5月10日就任英国首相一样，对共同事业说来，都是吉祥之兆。与此同时，罗斯福并没有由于美国政府在大选年容易产生的瘫痪状态而缩手缩脚。当1940年大选以前的几个月快要过完的时候，他凭直觉感到这一个大选年同时也是命运攸关的一年，并根据这一直觉采取了行动。回顾起来，他的这个空前大胆的行动是正确的，这一点可由选举的票数来证实，经过这次大选，他连任的期限比包括华盛顿在内的任何一位前任美国总统的任期都长。1940年8月16日，罗斯福宣布，他的政府正在同英国政府磋商，在英国领土上获得基地供给美国海军和空军使用；同月20日，丘吉尔宣布，在纽芬兰和西印度群岛的这些基地实际上正在交给美国，租期为99年。这当然只是计划的部分内容，根据计划，英国将取得一批宝贵的美国驱逐舰，(51)英国人民敏锐地领会了丘吉尔对这笔出色的交易所作的评价，丘吉尔说：
这一发展过程毫无疑问地意味着，英帝国和美国这两个讲英语的民主国家，势必在相互有利以及对全体有利的某些事务中有所结合。就我本人说来，当展望未来时，我不会对这一过程有什么疑虑不安。即使我想阻挡它，也阻挡不了；没有人能阻挡它。它就像密西西比河一样，总是滚滚前进。让它流吧！让它浩浩荡荡地、不屈不挠地、势不可当而又慈祥地流向更广阔的天地和更美好的日子去吧！(52)
所以在罗斯福再度当选总统，再次受权去执行他的和他的国家的新政策之前，英国人已开始看到以雄厚无比的美国资源来装备自己争取胜利的那种前景。这位总统此时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于1940年12月29日发表广播演说时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53)接着，又在1941年1月6日致国会的咨文中，(54)宣布美国将向各民主国家提供武器。1月10日，罗斯福以“加强美国国防法令”这巧妙确切的题目向国会提出了租借法案。(55)1941年3月11日，这项法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
因此，在法国覆灭后只不过6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英国人的希望就有了美国的许多法令为可靠的基础而巩固了起来。只要英国人这时能够在“猛烈的空袭”的严峻考验下，继续坚守到在北美的那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全力投入生产，最后战败的阴影就将开始落在德国的头上。不管德国将来在扩大其征服时可能获得多大的成功，美国和英联邦合在一起的工业生产能力，将不会被德国和在它铁蹄下的欧洲大陆国家赶上。可以肯定说，在德国人控制下的那些国家的生产能力，永远也不可能被德国人充分利用。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里，厂家和工人正在被迫为了令人深恶痛绝的战争目的而工作，这个战争的目的，是要把枷锁永远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可以指望，这些人会冒了生命的危险，使自己的工作尽量少为德国的战争目的起作用。相反，在海外那些仍然未被征服的民主国家里，却可以指望厂家和工人全力以赴地“拼命苦干”。一方是决心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使作战潜力的指数上升，另一方是决心“消极怠工”，使作战潜力的指数下降，所以，早在1941年新年伊始，战争的形势就已经开始在转变了。
第五节 1940年6月25日至1941年12月7日期间英国人的坚韧不拔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联合王国的平民等于都在前线。他们经受着猛烈空袭所带来的空前苦难，即使大多数人连皮肤也没有擦伤，但是他们都被搞得筋疲力尽，对国家的作战努力来说，这比少数人的伤亡威胁更大。从7月到12月，共有23 002名平民伤亡，对全国人口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百分比，但是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同一时期内武装部队的伤亡数字。
疲劳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增加生产是头等大事；可是，疲劳还只不过是英国人的勇气所要经受的三大严峻考验之一。他们要经受的第二种严峻考验是经常担心暴死。第三种严峻的考验——在英国也是没有经历过的——是既定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了，首先是家庭里妻离子散，而家庭乃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里妻离子散的情况有：对儿童进行预防性疏散；住房被炸毁，不得不到能收容他们的地方去栖身；劳动力全部按地区重新分配；在遥远的海外战场服役的军人与妻子的长期分离。其中，对家庭最起破坏作用的是，征召已婚妇女参加民工队，使她们离开家庭，离开子女，这是一项严酷的措施，是英国为了取得最后胜利而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这一措施，希特勒在吃过苦头之后，也不愿如法炮制，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连一个蛊惑民心的独裁者都不敢强制执行。
英国人民在个人遭受这些苦难的情况下，表现了他们爱好社交的天赋，他们能够临时凑合成一些社交组织，来部分地弥补战争对他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破坏。一座警戒空袭的民防哨所，又可以当作俱乐部使用，俱乐部的会员虽然社会经历大不相同，也没有选择会友的条件，却渐渐结成了朋友。那些一夜又一夜躲避在伦敦地下铁道的站台上，或躲避在一两个不使用的隧道里的群众，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交组织和社交活动的网，开展业余戏剧演出、宗教礼拜、辩论会、音乐会等等；在战争结束之前，甚至有人担心，惟恐这些夜间的难民，有的人由于实在太喜爱这种反常的有家归不得的自由生活，也许不愿恢复正常，回到家里去做辛苦的家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一个减轻人们痛苦的因素，这就是，同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内的过去历次战争相比较，药物治疗的效果这时有了惊人的提高。当伦敦和其他交战国的许多大城市的下水道和总水管因遭到轰炸而一再被破坏时，当居民由于操劳过度、失去家庭、睡眠不足和粮食定量等等原因在精神上和体质上都变得虚弱时，可以预料，由于瘟疫而造成的死亡一定会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那一次流行性感冒所造成的灾害相形见绌，然而，在惊人的困难环境下，公共卫生工作仍然做得那么好，配给的各种食物安排得那么适当，所以在整个战争时期，所有交战国内人民的健康状况一直都出人意外地良好，只有少数地区例外，特别是希腊以及阿纳姆战役后的荷兰北部，那里的人民由于占领国怀有敌意，存心惨无人道地对待他们，而被活活饿死。科学应用于社会生活有了很大的发展，英国虽然不是在这方面得到好处的惟一国家，但是这肯定是英国自己的社会状况方面的几个因素之一，这些因素使英国在遭受1940年春天和夏天的巨大灾难之后，仍能长期经受严峻考验而坚持下去。
究竟是什么感情和思想鼓舞了英国人，使他们能在18个月的艰苦考验的时期，在反复经受“小型的猛烈空袭”时期，以及在经过德国导弹武器——通称为V1和V2——的连续光顾后，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呢？
对于受到猛烈空袭之害的人们之所以能坚定自己的意志，一种想法是他们意识到，这种狂轰滥炸本身就是德国空军承认自己过去在不列颠之战中失败的自白书。戈林要不是由于代价太大和把握太少的缘故而放弃了以前想在白天吃掉皇家空军以掌握英国上空制空权的这种打算的话，他决不至于把自己的空军力量转而用在那种比较容易进行但是效果也较小的夜间骚扰英国平民的行动方面去。(56)到1940年10月31日的时候，英国空军已经赢得了1940年7月10日开始的不列颠之战的胜利，而英国人民也已明白了这一点。早期在空战方面的胜利，被认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那些在日后的猛烈空袭中受害的平民都感到，即使他们个人或许会丧失生命、炸残四肢、荡尽财产或者不得睡眠，但是在这第二阶段的空中战役中，国家的生存已经不再有危险了。
在这个阶段，使英国人的士气得到振奋的第二个因素是，自1940年12月9日开始，英军在西部沙漠连续战胜意大利军队，接着，在东非战场又取得同样辉煌的胜利。对于在非洲战败意大利对手的这些胜利的重要性，英国公众的估计并不过高。他们十分清楚，他们正在自己锻造或者向人租借的“工具”所要起的“作用”，是在欧洲打败德国，而在任何地区，只要德国人尚未亲自出马，战斗就不会是决定性的，因此，战胜德国的一个小伙伴，对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并不起什么作用。尽管如此，在这种悲观失望的时刻，能在任何地区打败任何敌人总是件好事，英国人民受到了韦维尔将军的鼓舞，韦维尔用实例证明了，德国人不久前一直在使用并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那种机械化部队的新战术，一个英国指挥官也会使用——尽管在当时规模要小一些——并能产生类似的效果，何况，他本人就是这种战术的倡导人之一，德国参谋总部正是从这些人那里，学到这种新的军事诀窍的。可惜，韦维尔将军有机会来运用这种战术的时间很短促，但是他用以取得的辉煌成绩，已经非常及时地使英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振作起来，从而对此后战争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都是促使英国人民这时“拼命苦干”的心理气氛。在工业生产战线上，丘吉尔有欧内斯特·贝文为副手，贝文对最后胜利所作的贡献，甚至可以同丘吉尔相提并论。丘吉尔在他生平的这一阶段，全然超越了党派政治的障碍，而贝文在丘吉尔的联合政府里所起的主要作用，正同首相一样，是作为一种象征，在全国范围内把政党间的分歧暂时搁起，以使全国的力量联合起来。自战争爆发后，工党虽然忠诚地支持张伯伦政府，但是并不对它表示钦佩或信任。而只要工党的代表还未参加政府并担任一些最重要的行政职务，英国就休想联合全国的力量来“拼命苦干”。贝文并非毕生都当议员，他对国际事务一向也不特别关心。1935年的阿比西尼亚危机，才使他意识到国际事务的迫切重要性，后来，又由于他以联合王国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出席了1938年9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一个讨论英联邦事务的非正式会议——那时正是希特勒硬要英法两国同意他提出的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全世界处于战争边缘的当口——他对国际事务就更重视了。贝文本人出身工人，他献身于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在这方面，他不仅获得工人弟兄们的信任和拥护，而且还博得反对他的人们的尊敬，因为他为人忠实、坦率、勇敢、果断，最重要的是他喜欢采用说理和协商的方式，根据一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说服对方，但是当他看到除了斗争别无他法时，他也决不逡巡畏缩，这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的特点。他59岁时由工会活动的场所调到内阁工作，不久就显出他具有政治家的本质。贝文作为丘吉尔政府的劳工与军役大臣，肩负着处理1940年5月22日的联合王国（国防）紧急授权法令中有关动员人力这一棘手问题的重任。经大臣们建议，这项果断的立法措施授权英王
在咨询枢密院后，制订这样的国防条例，规定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保卫王国、维持公共秩序，或是为了有效地进行英王陛下可能从事的任何战争，或者为了继续提供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资或劳力，只要英王认为有必要或需要采取权宜措施时，可要求人民把他们本人、他们的劳力和他们的财产全部交给英王陛下自由处置。(57)
这项法令于一天之内在上、下两院逐级通过，而且为公众所接受，公众不但处之泰然，而且还衷心感到满意。可是，英国政府能获得这些权力是一回事，如何来实际使用这些权力又是一回事。贝文的成就在于，他能尽量采用说服而不采用强制的办法，取得了巨大的、必不可少的效果。在联合王国，也许没有别人能做到这一点。自丘吉尔而下，贝文的成就是任何一个英国政治家为了赢得胜利所能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他能有这样成就，是因为他既能使公众信任他，又能在一系列艰巨的工业谈判中尽人之常情，他巧妙地把这两种特长结合了起来。
至于丘吉尔班子里的其他成员，这里只举了C·R·艾德礼、安东尼·艾登和赫伯特·莫里森，而没有提到其余的人，希望不要因此而引起不满。
英国历史中的这一章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这一章——在这段时期里英国是独力作战的——结束得很顺利，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作了什么特殊努力，而是由于英国的敌人的行动自取灭亡。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同年12月7日，日本接着袭击珍珠港，这样一来，英国就不再感到孤独无援，而是成为一个大同盟中的一员了。
1941年6月22日，丘吉尔带头行动起来，其迅速和果断正像他在1940年5月和6月采取行动时那样。那一天，德国人于凌晨4时进犯苏联，丘吉尔在晚间9时就宣布：联合王国政府已经决定，根据凡是抗击纳粹帝国的任何个人或任何国家都将得到英国援助的原则，它将竭尽所能给予俄国和俄国人民以援助。(58)
随着德苏战争的爆发，欧洲大陆再次出现了一个战场，而德国也再度使自己陷入两面夹攻的境地，正像它在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时所预料的那样，这一次向东方的进犯将会导致英法两国同它交战。在那次战争的第一阶段，大陆上的东线在9月底前已经荡然无存，大陆上的西线在1940年5月和6月间在几乎同样短促的时间内也被消灭。这些惨遭蹂躏的经历使英国人民认为，欧洲大陆的任何国家，只要德国想要进攻，就会像波兰和法国一般以同样的速度落到同样的下场。因此，1941年6月22日那天，在英国有不少人无可奈何地预料将看到德国的摩托师在6星期之内开进巴库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可怖景象。但是这些英国旁观者却没有认识到，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像拿破仑的一样，只能用在那些面积只有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半岛这样大小的国家里作战，而在俄国的辽阔无际、荒无人迹的国土上，希特勒的坦克正同拿破仑的步兵一样，如果要想再像过去在欧洲的几次胜利那样，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来达到最终的目标，就一定要遭到挫败。直到1941—1942年之交的那个冬天来到俄德战场以后——尽管这时俄国军队已经损失惨重，而且还作了长途撤退，但是他们仍然存在——英国人民才开始领会到丘吉尔在上一年夏天的作战季节迅即欣然把俄国人当作战友来欢迎的重要意义。
由于德国未能以一个战役来征服俄国，而使那些与俄国人协力作战的英国人感到出乎意外的宽慰。但是，在1941年将近年终的时候，有不少英国人却追忆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终究在第四个战争年头的战役中打败了俄国人。因此，虽然这次也像上次那样，俄国人没有在第一年内就垮掉，但是他们这时反复取得的这种消极成功，显然并不能保证在最后赢得共同胜利。但是当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了美国后，英国人一听到这个几乎难以置信的消息，(59)却很少有人不立刻就认为，日本采取这种自取灭亡的行动，等于宣告德国和它自己最后必败。那天晚上，英国一般的人，例如本章的作者，都能睡得很熟，“不需要寻求什么美梦”，正像丘吉尔在1940年5月10—11日午夜几小时内睡得那样酣畅。丘吉尔记载自己在那个不朽的时刻的感受时写道，(60)“事实胜于梦想”。而在1941年12月7日这一天，他的想法则是：“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我们的历史不会结束。”(61)
(1) 1940年7月19日希特勒在柏林德国国会的演说。
(2) 《巴黎和会史》，H·W·V·坦珀莱编（A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ed．H.W.V．Temperley），六卷本，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英国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20—1924年版，第2卷，第203页。
(3) 见坦珀莱编；《巴黎和会史》，第6卷，第318—322页。
(4) 见《概览，1935年》，第2卷，第48页以后。
(5)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0卷，第1502栏。
(6) 见《概览，1920—1923年》，第58—59页。
(7) 这些条约从政治上说来是预兆不祥的，因为希特勒可以利用此事大肆宣传；从军事上说来则是不可靠的，因为一旦德国军队重新占据莱茵兰，这些条约就可能而且最后终将失去效用。但是，法国之不得不选择这个最不得已的措施来取代英美两国的保证，并不是它自己的过错，如果英美两国履行这些保证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可以避免。
(8) 见上文，原著第202页，又见丘吉尔，第2卷，第183—184页；美国版，第2卷，第208—209页。
(9) 在伯明翰发表的演说，见《泰晤士报》，1939年3月18日。
(10) 见下院辩论，第5辑，第345卷，第2415栏。这个时期的背景，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34—60页，第80—95页。
(11) 丘吉尔对那天他自己的心情的描述，见丘吉尔，第1卷，第320页；美国版，第1卷，第409页。
(12) 此事另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和中立国》，第6页以后（“盟国的封锁”，W·N·梅德利科特著）。
(13) 见上文，原著第99—100页。
(14) 见上文，原著第73—85页。
(15) 德里；《挪威战役》，第13页。
(16) 见上文，原著第227—228页。
(17) 见下文，原著第298页。
(18) 《新闻纪事报》，1939年12月13日。
(19) 同上，1939年12月29日。
(20) 同上，1940年1月1日。
(21) 同上，1940年2月27日。
(22) 同上，1939年1月29日，1940年2月8日。
(23) 见上文，原著第260—262页。
(24) 这些事见上文，原著第113—118页。
(25) 德里； 《挪威战役》，第24页。
(26) 可将德里；《挪威战役》，第16页与第13页对照参阅。
(27) 对这次战役中英国海军部的行动所作的严厉批评，见罗斯基尔；《1939—1945年的海战》，第158页，第159—160页，第161页，第162页。
(28) 见《泰晤士报》，1940年4月5日。
(29) 见下院辩论，第5辑，第360卷，第1081—1082栏。
(30) 见上文，原著第260—261页。
(31) 在这个时期丘吉尔提出的那些情报的来源，见丘吉尔，第1卷，特别是第62—64页，第183—185页；美国版，第1卷，第79—82页，第235—237页。
(32) “因此让我们振奋起精神来履行我们的职责，并且要做到这样，如果英联邦和英帝国可以长存1000年的话，那时人们依然会说：‘这段时期是他们的最美好的时刻’”〔1940年6月18日（即贝当宣布法国已向德国询问其停战条件的第二天）丘吉尔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362卷，第60—61栏〕。
(33) 下院辩论，第5辑，第360卷，第1502栏。
(34) 同上书，第361卷，第422栏。
(35) 大臣们对这个“非正式的”声明的反应，见丘吉尔，第2卷，第88页；美国版，第2卷，第100页。战时内阁对英国是否应当独自打下去这一问题，从未进行过讨论（同上书，第157页，第199页；美国版，第177—178页，第227页）。
(36) 下院辩论，第5辑，第361卷，第795—796栏。
(37) 下院辩论，第5辑，第362卷，第58栏。
(38) 见丘吉尔，第2卷，第229—230页；美国版，第2卷，第260页。
(39) 下院辩论，第5辑，第362卷，第58栏。英国首相责成这些顾问在职权范围内提出意见，意见全文刊载丘吉尔，第2卷，第78—79页；美国版，第2卷，第87—89页。这种意见是在1940年5月29日到6月4日英法军队从敦刻尔克顺利撤退之前不久的黑暗日子里提出的。
(40) 下院辩论，第5辑，第364卷，第1160—1161栏。
(41) 同上书，第365卷，第48栏。可是，向中东派遣军队一事，在1940年9月间曾中断过几个星期，因为那时候正是英国估计最可能遭到入侵的当口（见丘吉尔，第2卷，第410页；美国版，第2卷，第463页）。
(42) 下院辩论，第5辑，第365卷，第1247栏。
(43) 丘吉尔；《我的早年生活》（Churchill：My Early Life），伦敦，巴特沃思，1930年版，在美国出版时改名《流动职务》（A Roving Commission），纽约，斯克里布纳，1930年版。
(44) 丘吉尔，第1卷，第526—527页；美国版，第1卷，第667页；参阅同上书，第201页；美国版，第257—258页。
(45) 丘吉尔，第1卷，第527页；美国版，第667页。
(46) 丘吉尔对英国人民在这个危机时期的志气所作的评价，见丘吉尔，第1卷，第88—89页；美国版，第1卷，第100—101页。
(47) 这几点见丘吉尔，第1卷，第227—228页；美国版，第1卷，第257—258页。
(48) 丘吉尔，第1卷，第174页；美国版，第1卷，第198页。
(49) 美国在1940年6月1日到3日所采取的有力行动，见丘吉尔，第2卷，第125—126页，第237—238页；美国版，第2卷，第142—143页，第271—272页。
(50) 见同上书，第126—127页，第226页；美国版，第143页，第256页。
(51) 见下文，原著第496—498页。该协定于1940年9月3日达成。
(52) 下院辩论，第5辑，第364卷，第1171栏。
(53) 罗斯福的演说词，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0—1941年》，第17—26页。
(54) 同上书，第26—34页。
(55) 关于租借法，见下文，原著第506—511页，以及丘吉尔，第2卷，第488—508页；美国版，第2卷，第552—575页；《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774—776页。
(56) 见丘吉尔，第2卷，第292页，第295页，第301—302页；美国版，第2卷，第331—332页，第334—335页和第341—343页。
(57) C·R·艾德礼在下院的发言，1940年5月22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61卷，第154—155栏）。
(58) 丘吉尔如何预料到德国将对苏联进攻，以及德国果然进攻后他的反应，见丘吉尔，第3卷，第315—333页；美国版，第3卷，第352—373页。
(59) 丘吉尔接到这个消息时的情形和感受，见丘吉尔，第3卷，第537—540页；美国版，第3卷，第604—608页。
(60) 丘吉尔，第1卷，第527页；美国版，第1卷，第667页。
(61) 同上书，第3卷，第539页；美国版，第3卷，第606—6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