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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国家的独立要求
（1943—1945年）
1943年1月24日，下列公告在阿尔及尔发表：
法国民族委员会业已同意加强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性，这是1941年由贾德鲁将军以委员会名义宣告的；经同英国政府磋商后，考虑到国内军事形势发展已容许恢复立宪制，委员会已向驻近东各国总代表兼总司令发出指示，要他同叙利亚共和国政府、黎巴嫩共和国政府以及当地重要政界人士磋商后，使所有必要的安排得以落实。(1)
2月19日，贾德鲁自阿尔及尔返回贝鲁特，3月8日，他告知戴高乐：
要达到我们实现签订条约这个目的，我建议在两国分别采用下列主张：
在黎巴嫩，我将利用它过去同法国在感情上的联系，以及对付吞并它的计划的自卫本能。黎巴嫩民族主义在目前拥有大量支持者，甚至在穆斯林中也有。法国与黎巴嫩利益一致的说法日益得势。人们感到只有法国才能保证黎巴嫩的完整，这种完整性正是法国所赋予的；这种观点日益在所有基督教人士中加深影响，甚至长期反对这一观点的埃及基督教人士也是这样。
在叙利亚，有一种倾向使许多人认为法国对维护叙利亚领土完整是关心的，要抵制犹太复国主义或土耳其人的威胁，法国的支持是必要的。对这种倾向我自然将予以鼓励；在阿拉伯重新联合的问题上，有一股逆流把叙利亚推向英国，为了抵消这股逆流，我将不使自己表现出敌视这个计划。一方面我将承认阿拉伯团结确实存在，并承认努力把这些国家用以联合起来的语言、文化和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的做法是正当合法的，另一方面，我却要指出，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这样一个组织内，领导地位毋庸置疑地属于叙利亚，而大马士革必须是它的中心。我还得指出，为了要在那些屈从于英国的国家面前维护这个首席地位，叙利亚需要法国的支持。最后我将指出，同法国缔结条约一事不会成为阿拉伯重新联合计划的障碍，因为一方面这个组织必然会尊重其成员国的独立性，同时另一方面，法国和英国一定会协调它们在中东的政策，正如两国在别的地方一样。……(2)
我自知在这种意义上要采取的行动将是很伤脑筋的，同时，由于我在打交道的那些人的品性，由于法国国际地位的脆弱，还由于英美两国(3)肯定会反对签订条约的计划，其结果可能会是令人失望的。然而，这是我们所能采取的惟一的政策。这项政策必须是很宽大的，因为现在只有这样做，才能为我们在道义上博得声誉。(4)
最后贾德鲁于3月18日决心在两国分别设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在3个月内准备好选举名单，尔后，尽快进行选举；可是在叙利亚，他同哈希姆·阿塔西达成协议的希望又一次落空。哈希姆·阿塔西只有在下面的条件下，才愿意支持1936年条约草案的条款，即其有效性仅限于战争期间。他拒绝贾德鲁建议的要他在一封不公开的信中承认贾德鲁于1941年宣布的独立是以签署一项条约为条件的。(5)
6月3日，宣布让·埃勒接替贾德鲁担任驻近东各国的总代表，贾德鲁已调至阿尔及尔担任穆斯林事务专员。让·埃勒过去曾任法国驻土耳其大使，直至1942年他脱离维希政权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埃勒及其随员的形象是并不令人喜欢的。(6)带有预言性的讽刺意味的是，阿尔及尔所宣布的他的官职，不得不予以更正，因为宣布时错误地称他为总督，而这个官衔早在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时就已废除了。(7)他对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所作的就职演说进一步说明了法国在宣布这两国独立时是何等的缺乏诚意，因为他宣布他打算帮助他们在“法叙友谊和法黎亲善的体制之中”实现独立；法国再度变得强大团结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在黑暗的日子里始终对法国抱有信心，并知道暂时的失败并不会妨碍法国重新恢复它在近东各国的历史地位。(8)
与此同时，叙利亚民族集团党的领袖舒克里·库阿特利一直在忙于加强民族主义阵线，特别是在阿勒颇。那里在1936—1939年民族集团党掌权期间，由于民族主义分子的主要家族贾比里族袒护亲属，以致形成了对立的派别。5月底，库阿特利收到伊本·沙特的一封亲笔信。库阿特利一家已有几代充当伊本·沙特祖辈在大马士革的代理人；一个月之后，伊拉克议长访问了他。对民族集团党来说，并无什么有实力的反对派，只有已故的沙班达尔博士的几个同僚以及谢赫·塔杰丁（已于1月17日去世）的支持者；7月间，分两个阶段举行选举的结果是，民族集团党获得了显著的胜利。(9)8月17日，议院以122票对2票选举库阿特利为共和国总统，一个有广泛代表的民族主义内阁就此组成。法国人只得听任民族主义分子在叙利亚取得胜利，可是在半基督教的黎巴嫩，法国人希望能得到一个有实力的亲法派的多数票。可是，事情处理得很拙劣。6月17日，国家元首基督教徒阿尤布·塔比特博士颁布（可能总代表不无知情）一项法令，授予已经取得黎巴嫩国籍的移民以公民权，(10)结果给基督教徒在议院里保留了32个席位，穆斯林和德鲁兹派却只有22个席位；而在1937年，议院席位的比例只有22对20。穆斯林威胁要抵制选举，并得到了邻国教友的支持；在埃及，纳哈斯采取了对他们有利的措施。(11)贾德鲁当时正在重访近东国家，在他的劝告下，(12)埃勒于7月21日罢免了塔比特，并请斯皮尔斯帮助他同穆斯林和解，斯皮尔斯是在访问伦敦之后于25日回到近东的。斯皮尔斯终于使穆斯林同意一项新法令，即给基督教徒30个席位，给穆斯林与德鲁兹派25个席位，而且在埃勒的请求下，斯皮尔斯发表了广播演说，呼吁各教各族集团之间和睦相处，并提醒人民注意：贾德鲁和埃勒都曾说过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
贾德鲁说，他在访问期间，还发觉总代表对党的领袖贝沙拉·扈利毫无好感，却倾向于他的对手埃米尔·埃德。贾德鲁属意前者，因为他“不是那么明显地屈从于法国”，贾德鲁想使埃勒了解到这一点，但未成功。选举的做法虽然经不起用严肃认真的议会民主的标准来加以检验，但毫无疑问，它是近东有史以来最公正和最自由的一次选举，斯皮尔斯不断地竭尽全力要使人们了解到这是英国政府的意愿。亲法派在贝鲁特和黎巴嫩山区取得了一些胜利，他们在这两地势力最强，组织得最好，可是在别处却一败涂地。贾德鲁一再重复当时法国的说法，即最多只有25%的选民投了票，虽然根据黎巴嫩的官方数字，只有贝鲁特市的比率才这样低（亲法的一批人在那里获胜），在全国范围内，参加投票的选民占53.6%。(13)根据黎巴嫩人的请求，并在埃勒的同意下，斯皮尔斯此时设法打开扈利与埃德两派之间争夺总统职位的僵局。他曾宣称，只是为了劝告埃勒不要以总代表的名义给埃德以支持，他才提名马龙派的杰米勒·夏蒙为候选人，而根据贾德鲁的描述，此人是“臭名昭著地被英国人拉过去的角色……是英国的走狗”。(14)这个目的达到后，议会于9月21日以44票选举了扈利为总统。那天出席的代表有47人，8个支持埃德的人没有出席，以示抗议。(15)总理的职位由里亚德·索勒赫担任，他是一个穆斯林，他的反对委任统治和主张泛阿拉伯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16)他很快就同叙利亚政府就一个纲领达成协议，这个纲领要求法国人交还他们仍在继续管理的那些政府部门，尤其是叙利亚和黎巴嫩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那些部门，并建议从两国的宪法中取消强加于它们而有利于委任统治的一切限制。埃及、伊拉克以及沙特阿拉伯终于承认了黎巴嫩的独立。10月7日，索勒赫要求大家对他的纲领投信任票时宣称：“我们在阿拉伯世界其余地区的兄弟们都希望我们能获得我们自己所期望得到的一切。我们不希望黎巴嫩成为外国人进行剥削的场所，他们也不愿让它成为帝国主义征服者的通道。”(17)
埃勒在10月22日的一份照会中，要求贝沙拉·扈利注意：黎巴嫩政府倘继续修改宪法，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并说，法国民族委员会认为展开辩论是不合时宜的，那“不会加速黎巴嫩走向独立”。然而，在10月20日和25日，他却分别收到叙利亚政府和黎巴嫩政府的来信，要求将法国代表团改为外交使团，并要求交还迄今仍为法国侵占的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一些权利。因此，埃勒于10月28日决定去阿尔及尔请示，同时规劝索勒赫将行动推迟两周。(18)在阿尔及尔由戴高乐、马西格利（外交委员）和贾德鲁组成的核心委员会给了埃勒下列指示：
在近东国家同法国达成协定，决定法叙、法黎总的和最后的关系之前，我们决不能将我们按委任统治权在这些国家行使的权力和管理工作移交给这些国家。……
……委员会对那些国家行使法国作为宗主国的权力不得作为讨论的议题。如果对这些权力提出异议，那你就只能表明，承认这些国家独立的公告，其本身的合法性也将成为问题。(19)
如果这些国家要求对1936年签订的条约进行修改，就应指出，委员会有意在互换条约确认书之后，邀请这些国家派遣代表前来阿尔及尔协商它们想要提出的修改条款。(20)
当埃勒要求委员会对黎巴嫩打算单方面修改宪法的行为表明态度时，委员会给了他一份11月5日的下列公报，该公报于递交黎巴嫩总统阅后予以公布：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已经研究了黎巴嫩政府和议会单方面修改黎巴嫩宪法能否生效的问题。
由于这些条文是根据法国单独承担的义务产生的，而且现在仍然有效，因此其修改必须取得法国代表的同意，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决定法国当局不能承认未经法国代表同意所作任何修改的合法性。
……尊重契约是各国独立和自由的根本。因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深信黎巴嫩人民会承认这份公告是有充分根据的，并理解它实际上同法国通过双方以诚恳友好合作精神进行协商、准许黎巴嫩完全独立的决心，绝无任何违背之处，这种诚恳友好合作精神将一如既往，继续促进使黎巴嫩同法国联合在一起的特殊关系。(21)
贝沙拉·扈利接到这份公报后，建议不予公布，理由是它只会促使黎巴嫩政府继续对宪法进行修改。但是法国置若罔闻。当时正在返回近东途中的埃勒，8日在开罗接到通知：黎巴嫩议院将在当天下午对这一议案进行辩论。他用电话知照黎巴嫩政府作如下通知：
埃勒先生将于明日下午到达贝鲁特。他要求议院延期到他回来以后开会，因为他经阿尔及尔委员会的同意已带回通知，其中有些具有吸引力的建议。他要求不致使他面对既成事实。否则，他将被迫保留作出判断和采取行动的全部权利。这不是威胁，而是法国代表希望坦率说明态度的表示。(22)
黎巴嫩内阁答称，在目前情况下，他们不能建议推迟会议。根据贝沙拉·扈利随后给贾德鲁的一份声明说，埃勒提出他将保留采取行动的全部权利的做法，使里亚德·索勒赫就更加坚定地表示拒绝了。议院否决了将议案交由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提议，该提议如获通过，就会起到埃勒所希望的推迟会议的作用。后来这一议案除7人弃权外，经全院一致通过。埃勒于次日到达贝鲁特。他说：“我正在研究对这次违抗行为应采取的必要决策。”(23)
11月10日晚，埃勒与斯皮尔斯共进晚餐。次日，斯皮尔斯提醒埃勒，他在“坚持避免发生任何可能引起社会骚动的极端重要性”之后，曾得到埃勒的保证：“决不考虑采取任何会引起社会骚动或是会以任何方式干扰战事的措施”，但埃勒后来宣称这一说法“不确”。(24)事实上，埃勒在10日就计划好逮捕和拘留黎巴嫩总统和内阁，并已拟好命令废除宪法修正条款，解散议院，暂停宪法，并指定埃米尔·埃德为国家临时元首。11日清晨4时进行了逮捕，1小时后公布了命令。(25)当消息传开时，贝鲁特的商店关门停业，举行总罢市，严重的骚动导致法国人对游行示威的人开了枪；11日晚间，实行宵禁。贝鲁特电台告诫公众提防埃及或巴勒斯坦电台虚构捏造的报道。(26)
埃勒将他采取行动的报告于12日上午送达阿尔及尔核心委员会，贾德鲁认为这个报告在法律上、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辞穷理屈的，并认为必须召回埃勒，而戴高乐则相反，主张支持埃勒。经决定贾德鲁应亲自前往近东查明情况。13日，阿尔及尔宣布，关于埃勒的行动，民族解放委员会毫不知情，但在下一天，埃勒于贝鲁特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委员会曾经对此作出决定：他事前曾警告过戴高乐，黎巴嫩人民可能会制造纠纷，但将军指令他干下去。(27)在此期间，英国在阿尔及尔的代理常驻国务大臣曾发出一份照会，贾德鲁摘要如下：
英国政府不能听任近东局势恶化，也不能容忍战争期间在那一地区发生严重骚动。为此，他们正在考虑最后由英国军队进行干预，以便恢复秩序的必要性。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它本身准备会同近东国家制订一项战争期间的暂行解决办法，英国政府将召开一次有法国、叙利亚、黎巴嫩和美国等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以便作出一项临时性的协定，而于战后在法国和近东国家之间加以调整，使之成为正式的协定。这一协定必须包括恢复议会制政府的问题。英国政府还要求立即召回埃勒并恢复黎巴嫩政府成员的自由。英国政府同意暂时停止议会的活动，条件是应迅速结束这种情况。英国政府坚决认为局势严重，并暗示法英未来的关系将取决于这种局势的解决。(28)
11月15日上午，已于前一天下午从阿尔及尔到达开罗的贾德鲁，访问了英国常驻国务大臣凯西。后者是在13日乘飞机专程来贝鲁特进行磋商的。凯西告诉他，英国政府对待这一局势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贾德鲁方面的任何延误都可能促使英国采取行动。贾德鲁答称，他决不容许外国干预或插手纯属法国和黎巴嫩之间的分歧。他将根据法国的权利与义务，根据法国使独立成为现实的愿望以及它作为同盟国应负的责任来求得解决的办法。他要凯西回想法国对斯皮尔斯在挑选黎巴嫩总统时的种种活动和“插手”行为的看法，并说斯皮尔斯“是黎巴嫩事件的主谋；黎巴嫩的舆论对此深信不疑。解决这些困难的有效方法就是埃勒和斯皮尔斯同时离境。”(29)当晚，凯西同他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强调指出法国民族委员会同英美的关系正处于关键时刻。贾德鲁答称，尽管他非常珍视这些国家的信任，但他把法国的责任和权利看得更为可贵。他重申并发挥了只要斯皮尔斯还留在近东，法英之间的关系就无法澄清的论点。他接着还说，只有在斯皮尔斯和埃勒都被召回之后，才能考虑恢复黎巴嫩的宪法问题。
贾德鲁在这样硬着头皮维持自由法国以平等地位进行折冲的门面之后，于16日上午飞往贝鲁特。他看到埃勒的属下和整个法国社会“除了少数几个头脑冷静的以外”，之所以支持总代表的行动，是出于痛惜法国大权旁落和反英情绪：“作为斯皮尔斯肆无忌惮活动的直接或间接见证人，他们深知他是这次危机的主谋”。(30)总罢工使城市陷于瘫痪，商店都关门闭户，街道上只见军警。埃米尔·埃德没有能组成一个高级文职人员的内阁，(31)因为公众舆论（以马龙派大主教为首）坚决支持两位曾险遭逮捕而逃往山中的部长。这两位部长在山中已自称为合法政府，并且拥有约1 000名德鲁兹战士，正准备向法国人挑战。在叙利亚，议院于11月16日对黎巴嫩危机进行了热烈辩论，叙利亚政府采取行动已不过是时间问题，示威群众早就促使他们行动了。总之，贾德鲁断定，自由法国正处于叛乱的前夕，它会引起英军的干涉。(32)果然不出所料，斯皮尔斯于17日通知他，英国政府规定恢复黎巴嫩政府的时限业已到期。(33)贾德鲁拒不知晓时限问题，并坚持有全权完成任务的自由。他拒不同意斯皮尔斯访问被关禁的总统和部长们；斯皮尔斯对法国的合法地位提出质问时，贾德鲁以英国于1942年2月压制埃及国王，1942年以同日本人通情报为由拘留缅甸总理（吴苏）和在英国本土实施防御法第18条乙款等等的情况来与之“对抗”。(34)事实上，英国这些防范助敌行为的措施，无一可与法国的镇压黎巴嫩政府相提并论，尽管埃勒在其11月11日的布告中竭力把里亚德·索勒赫描写成为德国的特务。(35)
11月18日，贾德鲁以其结论通知了法国民族委员会，说埃德显然不得人心，并说释放被监禁的部长并恢复他们的原职，至少是释放贝沙拉·扈利和恢复他的原职，对缓和普遍不满的情绪是必要的。这种不满情绪如任其继续下去，在黎巴嫩和叙利亚都会造成严重混乱，叙利亚政府业已受到大马士革民族主义者的强大压力。因此，他建议：恢复贝沙拉·扈利的职权和成立一个新内阁；释放前政府成员，但把他们软禁起来；恢复议院的地位，但在几周内不得开会；至于那些引起政治危机的宪法修正条款，则由法国下令宣告无效。(36)那天晚些时候，贾德鲁向贝沙拉·扈利提出了恢复其职位而以免去里亚德·索勒赫职务为条件的建议，但为这位总统所拒绝，他说，他不能解除刚同他一起受法国行政措施而被监禁起来的这位总理的职务，倘要挽回舆论，那么完全恢复原状是法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下一天，贾德鲁写道：里亚德·索勒赫宣称他愿意辞职隐退，但是他并不隐瞒他的想法，他深信他的同胞不会接受他的辞职，而会用武力把他带往萨赖。同一天，凯西在斯皮尔斯陪同下，当面交给贾德鲁一份备忘录，指出英国政府关于调走埃勒和释放被押政治人物的要求，已过6日，迄未收到答复：
……英王陛下政府认为有必要释放上述人员，并恢复他们由于被监禁而引起的这次危机之前的原有职位。……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倘能如所希望接受上述要求，从而圆满解决当前局势，英王陛下政府将建议由英国发起在黎巴嫩政府代表和贾德鲁将军之间立即在近东邻近的英国领土举行会谈，以便达成一个在黎巴嫩施行的战时暂行办法。
我们竭诚希望你们同意这几点。但英王陛下政府方面有必要讲明，倘英国政府的要求到11月22日上午10时尚未得到满意答复，中东常驻国务大臣已接奉本国政府命令，为了军事需要，将在黎巴嫩立即宣布戒严。戒严令的实施，包括由中东总司令或第九集团军总指挥官作为他的代表负责管辖这个国家。
到11月22日上午10时，这个共和国的总统和其他黎巴嫩部长如尚未获释，他们将由英军予以释放。
我们必须代表英国政府声明，如有必要在上述情况下宣布戒严令时，这种措施并不涉及任何政治后果，更不应将此作为英王陛下政府希望或意图在近东以英国势力替代法国势力的表现。(37)
贾德鲁评论说，这样的要求不应该送给他而应送交民族解放委员会，并说这种做法使他想起了法绍达时期。他否认英国有权宣布戒严令，确认该委员会业已作出决定召回埃勒，不过要按它自身的日程表办理。
贾德鲁于11月20日将英国的这份“最后通牒”转送到阿尔及尔时指出，拒绝接受英国“专横跋扈的行动和侵犯行为”可以维护法国的“民族尊严”，但会导致法国最终退出近东。因此，他建议采取宽宏大度的全面大赦和补救的姿态，也就是使所有在押的部长都官复原职。这是他在那天会见里亚德·索勒赫之后，认为可以使法国不致失去国威而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在21日，阿尔及尔委员会仍在作徒劳的挣扎，坚持“民族尊严”，虽宣布召回埃勒和释放黎巴嫩各部长，但是只让贝沙拉·扈利复职，据说贾德鲁已被邀请同他“谈判在黎巴嫩迅速恢复宪法生命的必要措施”。(38)22日，部长们的获释在黎巴嫩受到“激动万分、欢欣若狂的”欢迎。在贝鲁特，士兵禁止外出；(39)上有黎巴嫩柏树标志的法国三色国旗从政府大厦被扯了下来而代之以民族主义者的红白红三色旗，上面也有柏树标志。(40)对贾德鲁来说，情况已很明显，阿尔及尔委员禁止黎巴嫩内阁复职将会造成灾难，他于是在22日向委员会汇报了这一情况。下一天，获释的总统和部长们回到政府大厦，官复原职，国会重开，总理发布命令，总罢工必须停止。这时候，法国民族委员会终于接受了贾德鲁的意见，并恢复了符合宪法规定的现状。(41)当晚，贾德鲁在近东电台发表演说，其结束语是：
法国有必要作出你们从中将看到它的自由主义和崇高精神的姿态。它已作出了这种姿态，别人可能认为代价过高，但它没有听取规劝它缩手不干的意见，因为它深深懂得善意的行动会得到你们内心深处的响应。现在法国纠正了它所犯的错误。它忠于它的诺言、义务和职责。因此，请信任它是尊重你们的权利和自由的，如同它信任你们尊重它在你们土地上构成它的道德传统和地位的一切那样。(42)
据估计，黎巴嫩的伤亡人数是死亡在16人至22人之间，受伤在66人到95人之间，而法国人则根本没有任何伤亡。在两次已经证实的事件中，游行示威的青年曾分别受到机枪扫射和履带式小型装甲车的冲击。《泰晤士报》的一个特派记者作了颇有远见而公正的总结：
黎巴嫩事件对小国来说，是对大西洋宪章和对同盟国战时诺言的一次考验。对阿拉伯世界来说，这是第一次，也是获得胜利成果的一次反抗欧洲统治和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对犹太人来说，这已表现为一个危险的信号。对法国来说，这是一次痛苦的屈辱，似乎证明甚至它的莫逆之交也会见利忘义，乘其衰弱之机，图不义之利。最后，对英国来说，这已成为争论和自我检查的根源。……
有人也许要问……大西洋宪章中的经济和社会条款，是否会像政治条款那样强有力地引起当前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受命行使主权的那些集团的注意。家族，就其广义说来，仍是效忠的主要核心。其次是朋友和支持者；雇员、工人和其他同胞就等而下之了。宗教，根据个人和环境情况，在这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不是占最高的地位，便是处于最低的地位。
因此，还得谈一谈一个论点，即在黎巴嫩引用大西洋宪章来将权力从一个具有一般效率的外国统治移转到一个并不比外国统治高明多少而几乎是如出一辙的政府；由于叙利亚和黎巴嫩有政治头脑的城市居民，除了一些有职业或经商的以外，通常都是进行残酷剥削的半封建的地主，所以很少人有资格可视为人民。法国官员是很容易受到贪污腐化的指控的，也易犯政治偏见。就此也可说，对于人民，这次变动也许会证明是微乎其微的。近东在法国人上台之前早已腐败了。(43)
11月29日，据宣布，对驻黎巴嫩的法国高级官员进行了清洗：贝朗、伯格纳、总代表的顾问、公安总监和驻黎巴嫩政府的代表均被撤换。(44)贾德鲁于12月16日从阿尔及尔回到近东与两国政府协商解决办法。两国政府是否有权修改宪法的问题则被审慎地避而不谈；里亚德·索勒赫终于在23日得以宣布法国业已同意于1944年1月1日将所有立法和行政机构，包括公安总部，全部交还给这两国政府，对叙利亚贝督因部族的管辖权也一并同时交还。这些行动标志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有效开端。过去向由法国管理的两国之间有“共同利益的事业”(45)也将移交，但是法国代表团将保留“社会救济、教育和文化等事业”，这些事业过去主要是由法国资助的。(46)这就很快地成为不和之兆：《叙利亚回声报》于1944年1月5日登载了一篇贾德鲁接见记者的报道。贾德鲁在接见时指出，法国就这样把在近东“进行社会活动和施加文化影响的手段”完全保持在其权力范围之内；它还保留了由法国招募、武装和发饷的25 000名当地军队的指挥权，这样它将继续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并保护它防范敌人的冒险行为；而这问题在战争结束前，不能设想会有其他任何解决办法。这次发言在叙利亚激起了强烈反响，群情激动，要求成立一支国家军队。国防部长宣称这个问题将在贾德鲁下次巡视近东时解决。1944年2月8日签订的英法金融协定，规定了法郎对英镑的新汇率，并规定叙黎镑同贬值的法郎脱离联系，但对英镑则应保持8.83 ∶1的汇率。叙利亚财政部长乘此宣称叙利亚镑不再受任何外国货币的束缚：法国委员会已保证偿还维希政权送往法国的黄金，并重估法国的通货和证券，后两者是构成叙利亚发行纸币的另一部分后盾。(47)
叙利亚报刊赞扬新任总代表贝内将军对两国的谅解态度；(48)但是，一个反对里亚德·索勒赫政府的候选人在黎巴嫩北部的补选中重新当选，却在贝鲁特引起了一次新的“事件”。据报道，内阁于4月27日接到警察部门的报告说，这位新议员正由举起法国旗的队伍护送前往议院，而在议会大厦周围则已由警察布下了警戒线。当一个身穿法国军服的人要在议会大厦大门上升起一面法国大旗时，他被人群中的一名记者开枪射倒。这是警群双方相互射击的开端：据黎巴嫩官方报道，约有6人死亡，17人到20人受伤，大多数是警察。随即实施了宵禁，武装部队在街上巡逻；据报道，里亚德·索勒赫已在议院宣布“要对那些卖国贼采取铁的手腕”；不过宵禁还是在5月1日解除了。可是到了2日，当黎巴嫩、法国和英国当局正在平息骚动的时候，总代表却发布了一份简要的公报，(49)而在3日，阿尔及尔的官方发言人宣称这次事件是“被人策动来加剧已处于困境的内部局势的”，并宣称，里亚德·索勒赫的态度“尤为不合情理”。(50)阿尔及尔非官方人士声称，贝内将军是被迫干预，以阻止黎巴嫩政府下令对反对党议员进行大逮捕的，并由此得出教训：“英法在中东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凡是危及一国的，终将危及另一国。”(51)继贝鲁特示威游行之后，大马士革也发生了一次事件，不过不那么严重。在保守的穆斯林人士中间，谣言四起，说穆斯林妇女将要除去面纱。谣言集中在法国军官俱乐部将举行的一个舞会上，这个舞会是为穆斯林妇女支持的一个慈善机关募款而举办的。5月20日，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警察机关和叙利亚的内务部长，查询关于穆斯林妇女将不带面纱参加舞会的说法。当代表团和部长在一起时，清真寺中议论纷纷，反对叙利亚政府，因为它允许所传的那种放荡行为。游行示威的人和受雇的暴徒组成了队伍，意图进攻法国俱乐部，最后不得不用警察把他们驱散。(52)
夏季，法国不声不响地把“共同利益”的更多部门移交给两国政府，但是坚持必须同法国签订条约才能移交特种部队，(53)而两国政府则强烈希望把它移交过来，以便各自改编为它们的国家部队。10月7日（这一天，获得解放的巴黎已再次成了法国的权力中心），《费加罗报》宣称：
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政府最近要求我国政府放弃在法国军官指挥下服役的特种部队的指挥权。这些保安部队是忠诚的部队，热爱他们的指挥官，所以他们对这种要求已感不安。他们不愿转而受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政府的管辖。(54)况且，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主张同现有的协定是正面抵触的，现有的协定赋予我们在这些领土上保留驻军的绝对权利，至少要到战争结束为止。
法国政府已表示坚决反对这一要求。
我们知道，英国政府在商讨这个问题以后，业已宣布同意我们的意见，并重申他们的观点，在有关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问题上完全忠于法国。……
11月6日，同一报纸声称：
这些军队对于我们保障这些国家的秩序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对这些地区的安全负有责任。何况按战略形势看来，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对轴心国作战的可能不复存在，但许多英国军队却驻在那里。
不过，伦敦最有权威性的发言已向法国作出了满意的保证。丘吉尔先生和艾登先生的声明以及首相府的信件都告知了法国，英国的愿望是要看到我们的国家通过同这些国家签订条约以保证它处于优势地位。在此情况下，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将与英国同伊拉克的关系相似。
然而，英国某些代理人的行动，有时候似乎是同伦敦一再给我们的正式保证背道而驰的。
可是，里亚德·索勒赫于11月14日宣称：“同任何强国缔结任何条约决不是我们的心愿，因为我们希望不受任何约束地去出席和会”；叙利亚外长两天之后重申这一声明并作了补充，他说，叙利亚对丘吉尔和戴高乐最近在巴黎的会谈毫不担心：叙利亚的独立是已成和公认的事实。(55)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在控制特种部队的愿望受到阻挠之后，便要求扩充和重行装备已由他们自己控制的宪兵队。斯皮尔斯支持他们的要求，但是法国人反对，声称其动机是要把宪兵作为特种部队的对手；最后英法政府达成妥协，由英国人供应宪兵队一定数量的武器，而不迁就任何一方。(56)
12月5日，英国外交部宣布：
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已要求他的辞呈能被接受并于12月15日起生效，因他急于要回议会工作。1941年以来，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杰出地代表了英王陛下政府。
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回国，并不表示英国政策有任何改变，而是完全出于他个人想重返议会工作的愿望。(57)
据报道，斯皮尔斯在近东为他举行的一系列的送行会上曾说，他要在下院的席位上使那些关心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人们知道这两个国家的事态发展，在会上他并曾力劝黎巴嫩人培养睦邻关系和维护他们内部的团结，抵制“模棱两可而有偏见的宣传”，那些宣传是企图在它们中间制造麻烦和散布互不信任的。(58)
法国要求签订一项范围广泛的教育协议，以巩固法国在近东的教育阵地，(59)叙利亚议会作为回答，于12月份通过了一些议案，其中特别是规定在小学里废除教授外语（即法语），因为这与欧洲和美国的初级教育原则不符，并规定在中学把英语放在与法语同等的地位。议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对批评意见答称，语言教学在中等学校将会加强，这样，新法律“在加强我们青少年国民精神”的同时，也为接触“伟大的西方文化”作充分准备。(60)1945年1月，叙利亚国防部长宣布了议院一致通过的组织国家军队的方案。1月25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曾为法国制造了严重而不愉快的麻烦。法国是承认这两个国家独立的第一个国家，它在那里有着突出的地位，它将保持这一地位。法国要使它的叙利亚朋友和黎巴嫩朋友实现真正独立的愿望，因外来干扰而复杂起来了。要是没有这些干扰，大马士革政府、贝鲁特政府和法国政府之间早就会达成协议。我们深切希望这些干扰将会消弭。(61)
同一天，大马士革爆发了反法示威，并很快地蔓延到叙利亚其他城市。法国在大马士革的驻军以坦克和装甲车在街道上举行了反示威。叙利亚总统于是要求法国人禁止他们的士兵外出，以免引起冲突。但是，叙利亚的内政部长也许误解了总统的意图，向法国当局提出了应从大马士革撤退其全部军队的要求。经盟国进行外交调停之后，法国同意暂时禁止士兵外出。(62)2月2日，法国外长向内阁汇报了近东最近的情况；据宣布：
法国已下定决心，坚决维护它在这两个国家的突出地位，并为此目的继续控制武装部队，借以在那里维持秩序。外交部长给贝内将军的指示，没有任何可误解的余地。(63)
对此，黎巴嫩驻伦敦公使（杰米勒·夏蒙）于2月5日代表叙利亚政府并以他本人名义发表评论说：
这是叙利亚和黎巴嫩所不能接受的，我们已被通知，不论是美国人或是俄国人，都不愿意看到我们给予任何一个大国以特殊地位，他们已经无条件地承认了我们的主权和独立。……
法国当局深知，出动法国军队对维持秩序无济于事，而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显然，叙利亚和黎巴嫩既经所有大国承认为独立自主国家，则除两国符合宪法规定的政府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权力能够对两国内部秩序负责。(64)
英国外交次官于2月7日在下院指出，关键问题恰恰是：
法国将来同近东国家的关系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它已宣布这些国家独立。该是怎样的关系问题，正是法国和这些国家之间本身需要协商的首要问题。但是，这种关系迟早必须以协定或某种解决办法确定下来。英王陛下政府的看法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商谈越早举行越好。虽然争端很多，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双方抱着适当谅解和克制的态度，这些问题是没有理由不会得到圆满解决的。
同时，我们有权希望双方都不支持可能对英国作战部管理的某一地区的安全会造成威胁的任何行动，或是可能破坏特种部队的忠诚和纪律的任何行动，这些特种部队是同盟国军队在中东的一个组成部分。(65)
对此，他在14日还补充说：“这种商谈一定是要没有拘束的，不应为任何一方的武力威胁所阻碍，英王陛下政府的意旨乃是，为达到此目的，如果必要，将施加他们的影响。”(66)
2月17日，丘吉尔和艾登在雅尔塔会议后回国途中，同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丘吉尔（正如他后来向下院的报告中所说）使对方深深感到同法国和平解决的必要：“我们已说服近东国家开始谈判，这种谈判它们以往一直不愿举行。它们要法国人提出建议。”丘吉尔告诉下院：
我们也决心尊重这些国家的独立，我们将以最大的努力为法国保持一个特殊地位，因为法国同叙利亚在很久以前就建立了文化和历史方面的许多联系。我们希望法国能够保持那种特殊地位。我们相信这些国家将得到世界组织权威的确认，而法国的特权也会得到承认。
然而，我必须讲清楚，决不是由我们单独以武力来保卫叙利亚或黎巴嫩的独立，或者保卫法国的特权。这两方面都是我们所寻求的，我们不相信这两者互不相容。因此，不应单独在英国身上加上过重的负担。我们必须注意这一事实，即俄国和美国已经承认并且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但是不赞成任何外国享有任何特殊地位。(67)
据2月18日报道，近东法国代表已接到训令，同这两个国家重开谈判。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在访问伦敦期间（2月25日到27日）讨论了这个问题。法国总代表在离开贝鲁特回巴黎向政府请示之前，于3月10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法国和叙利亚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争论；只不过有些分歧。”他宣布，法国不愿采取可能损害近东国家主权的立场：
法国所要求的只是保持它的文化使命和巩固它在这一领域中的联系。法叙协定就是适合于保持法国的文化地位并使之不受政治变动的影响。我们只希望以此协定加强同叙利亚的友好关系，并希望它成为已有1／4世纪之久的亲密友谊的恰当的通道。(68)
几天后，正在访问巴格达的叙利亚总统在接见记者时声称，叙利亚同法国的关系是正常的。他希望军队能很快地移交过来。“法国在叙利亚享有权益，这同其他大国一样”；它的权利将得到保证，例如在学校方面就是如此，叙利亚并不想关闭这些学校；但是委任统治已经终止：叙利亚已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对任何国家都不受条约的约束。(69)可是，叙利亚政府和总统设法创造一个对法国较为和谐的姿态的种种努力，却受到极端民族主义者方面非常不利的反响，他们在主要城市散发传单攻击政府——政府在其他方面的地位也很不稳固。
就在丘吉尔同叙利亚总统会晤的前后，法叙当局在叙利亚西北的阿拉维地区发生了一起“事件”。在整个委任统治期间，法国曾怂恿28万名阿拉维分裂派实行自治，这些人占这个地区居民的多数。法国人同阿拉维派教长苏莱曼·穆希德的关系，不无像20年前英国同穆罕默拉的谢赫哈扎尔针对波斯政府的关系；不过当时英国人承认波斯政府有权对其藩属维护其统治权这一点，(70)而自由法国在叙利亚的总代表甚至在1941年7月以后还在继续怂恿苏莱曼·穆希德主张独立，摆脱叙利亚政府。(71)苏莱曼·穆希德同其他时期、其他地区的封建酋长如出一辙，肆无忌惮地恣意占据别人的财产，叙利亚政府接到受害人的控诉后，于1944年春为这一问题成立了一个仲裁法庭。但是苏莱曼·穆希德拒绝作证，于是被逮捕软禁。就在这时候，他的追随者同叙利亚宪兵发生了冲突，由于这些人是由法国人“精心武装起来的”，所以他们使宪兵吃了败仗。叙利亚政府于是派遣了一支大规模的宪兵队去再行维护权力，而法国人也同时派出了阿拉维和北非军队去保护其宠儿，这就再次表明了法国实际上给予叙利亚主权的限度。(72)
叙利亚和黎巴嫩已于1945年2月27日对轴心国宣战，但是由于环绕它们同法国委任统治权的法律关系问题尚未确定，因此未被立即邀请出席旧金山会议联合国成立典礼。两国政府于是向发出邀请的国家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发出照会提出抗议；英国外交大臣声称，关于它们归属联合国的申请“正在按规定程序考虑中”。(73)在近东暗中或多或少有些说法，认为法国正在阻挠它们加入，直到3月21日，法国外交部长才声明他的政府并无异议，他还盼望在旧金山见到它们。这一声明于是被作为法国承认它们为完全主权国家的证词，因而美国国务院便于3月28日宣布已向它们发出邀请。(74)
后来丘吉尔在下院说：
当贝内将军还在巴黎等候指示的时候，法国拟派遣增援部队的意图于4月份在近东已为人所共知了。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迟迟没有接获法国的建议，加之增援部队又即将到达，颇为不安。我们已向法国政府提出，增援部队不论人数怎样少，其到达势必会被误解为对谈判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势必导致严重的反响，但是我们的意见未见成效。
5月4日，在……外交大臣建议下，我给戴高乐将军发了一份友好的私人电报，因他曾向我们的大使表示他对我们在近东国家最终意图的关切。像以往在许多场合那样，我说明了我们在那里绝无任何野心。……我还说明了我们业已承认法国在近东的特殊地位。……不过，我也说明了我们在整个中东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在那里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盟国战时交通安全，使之不受干扰和捣乱。因此，我们不能无视近东国家发生的事情。英王陛下政府过去对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权益没有不良企图，而今，我告诉戴高乐将军，我也愿意在法国政府与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缔结条约并付诸实施的时候，就命令所有英国军队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出。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谈了我的意见，如果前来增援的部队人数超过了替换人员的需要而终于引起不安或造成紧张气氛，那将是莫大的憾事。我力陈法国在这一时刻增援部队……会给人以法国准备在威压下达成解决办法的印象，从而有害于即将举行谈判的气氛。戴高乐将军答称，贝内将军……带了开始谈判的指示在回程途中，但他没有提到法国增援部队的问题。(75)
这仅不过是戴高乐的最近几次行动之一，借以维护法国行动的独立自主。还有几次行动是：他拒绝艾森豪威尔要法国军队撤出斯图加特的命令；他没有得到盟国的授权就占领了瓦尔达奥斯塔（在意大利旧边界那边）；以及他坚持在德国的法国占领区要大于美、英原来建议的范围。在这些日子里，阿尔及利亚东部爆发的一次重大的穆斯林起义，使他更难于完全改变他在穆斯林叙利亚的“铁腕”政策。(76)
5月7日，一营塞内加尔军队在贝鲁特从一艘巡洋舰下船登岸，这是由于法国人手头没有商船可供使用，也是因为他们拒绝了关于这些军队应由陆地即从亚历山大或海法进入近东的建议。两国政府曾在这些部队到达之前预先接到通知，并得到保证说，他们不过是前来同另一支部队换防而不是前来增援的。(77)但是，法国这种行动的拙劣，又为其内阁偏偏选择7日这天宣布贝内将军正带着指示返回近东准备进行谈判这一事实而更为显著了。(78)下一天是欧洲胜利日，贝鲁特发生了一些混乱，一起持有法国三色旗的示威游行队伍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反示威游行，在后者的队伍里，（英国）巴勒斯坦团的一营200名阿拉伯士兵作出了未经许可的行为，游行时带了耶路撒冷穆夫提的画像和（或据法国后来所称）一面卐字旗。(79)
贝内将军于5月12日从法国回到贝鲁特时，情况已很清楚，尽管英国公使继续规劝两国政府对法国的建议给以合理考虑，但是上一个月他们和法国人之间那种相当缓和的关系已告结束。18日，贝内向他们提出了法国政府的建议：
……有关叙利亚和法国的文化事宜，应当由一个学术协议予以规定和保证。
各项经济协议，应由就有关事项按照国际惯例（企业协议，领事协议，商业协定等等）所订各种协定予以规定。
至于战略方面的需要，将包括保护法国及其海外领地之间运输线的基地。
上述三点一经达成协议，法国政府随时准备将特种部队移交给这两个国家，条件是只要客观情况还不许可完全实行一国指挥的时候，这些部队仍应置于法国最高指挥部管辖之下。……只要法国本身还对盟国间的盟军最高指挥部负责这两个国家的安全，法国指挥部不能自行放弃指挥那些特种部队的权力，也就是说，实际上，要到远东战争结束和盟国间的总部解散为止。(80)
贝内认为，这些建议“在精神上要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同英国所签订的任何条约宽大得多”；但是两国政府在19日通知他，由于建议的性质，也由于他们觉得正在受到的压力，他们将不再继续进行谈判。事实上，另一支法国军队，(81)不顾英国的意见，已在5月17日到达贝鲁特。英国的意见，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毫不夸大，可以称之为“恳求”：贝内对于这些意见却反唇相讥，指责英国最近把一师军队开进了近东。(82)
随后发生的事件经过，丘吉尔向下院叙述如下：
国内局势变得很紧张。大马士革、贝鲁特和的黎波里这些城市的商场和店铺都于5月19日关门停业，大马士革举行了示威游行，发生了从法国医院广场上射击的事件。约有12人受伤，但无死亡。第二天，5月20日，阿勒颇发生了严重暴动。死了3名法国兵，伤了一些人。法国装甲车开到城里，大肆扫射之后赶走了街上的人。据估计，平民至少有10人死亡，30人受伤。(83)叙利亚的所有主要城市的商场都停业数天，在阿勒颇，叙利亚宪兵和法国军队双方都在市内巡逻。在黎巴嫩，贝鲁特和的黎波里这两个城市的商店，在政府向市民发出呼吁要求它们继续营业而由政府负责保卫黎巴嫩独立之后，于5月23日开门复业。
在这些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曾不断劝告双方耐心克制，并始终努力安排外交磋商，以便对谈判中断后所造成的整个局势进行讨论，如有可能则予以解决。叙利亚政府恳切吁请我们进一步提供武器，用以装备他们的宪兵，这样，不管发生群众骚动，他们能够维持秩序。他们说，要不是法国的军事警戒过于耀武扬威地刺激居民，要是日见疲劳的宪兵得到增援，他们是能够继续控制局势的。可是法国当局坚决反对我们以任何更多的武器供应叙利亚宪兵作为增援之用，这也许是因为法国人担心这些武器可能会用来对付他们。(84)5月24日，法军不得不从阿勒颇的城堡撤出，但是唯恐在撤离过程中出乱子，法国将军于是威胁说，如果发生任何开枪射击情事，就要炮击这座城市。
5月25日，英王陛下的公使接到外交部指示，要他立即告知叙利亚政府，他们有必要继续控制局势，(85)尤其是霍姆斯和哈马两个地区，那里的局面已有剑拔弩张之势。在巴黎，以及对法国驻伦敦大使馆，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要他们重视当地极度紧张的局势，并敦促法国政府应暂停派遣原拟增派的部队。经指出，法国装甲车和军用卡车继续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街道上巡逻，飞机在清真寺举行祷告的时刻在上空低飞，大楼的屋顶上都显眼地架着机枪。这就必然地激怒了当地居民。我们非常强烈地指出了进一步混乱可能在整个中东导致的种种不幸后果，这些后果会附带地影响对日作战的交通。(86)
5月27日，哈马爆发了严重的战斗。叙利亚政府指挥的宪兵队首先保卫火车站以免骚扰，但是最后被击败了。这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还只在前一天，英国政治官员能够在有关各方面之间安排了一次会议，缓和了紧张局势。我无须详细说明随后蔓延开来的纷乱，但是叙利亚外交部长于5月28日通知英王陛下公使说，他遭到了各种突然发生的事，不再能负责国内安全。法国在霍姆斯和哈马进行炮轰，局势简直难以收拾。混乱蔓延到大马士革，法国人于5月29日傍晚开始在那里炮轰。官方公布的大马士革的伤亡数字是：死亡宪兵80名，平民400人；重伤500人；轻伤1 000人。当然，这些是估计数字。(87)
法国政府随后声明：
总代表终于在5月30日傍晚能够向我们报告恢复平静。
英国首相却就在这种情况下于5月30日晚通知我国驻伦敦大使说，英国政府已经命令其中东总司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秩序。(88)
英国政府随后声称，那天下午当地时间11时，他们已“命令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法军停火，留驻原地直到局势明朗，且不得反抗英军的行动”。(89)然而驻大马士革的奥利瓦–罗热将军直到5月31日傍晚才接到命令；他后来说明：“我没有通讯系统，没有电话，没有联络，也没有无线电；通讯室名存实亡。”(90)与此同时，戴高乐于31日下午接到丘吉尔的电报，要求他“立即命令法军停火并撤回营房”。据说，戴高乐曾致电总代表，要他抵抗英军，但是贝内将军对后果有先见之明，回电称：“难以从命。”(91)停战令约于下午9时至9时30分之间到达大马士革奥利瓦–罗热那里，这时他也接到了英方的口头停火令并予拒绝。(92)零星的射击，包括大炮、迫击炮和机枪，通宵不绝，(93)直到6月1日，当地英军司令才递给他下列书面命令：
我奉中东总司令之命向你传达下列命令：
1．除了在营房对你们本国军队有权维持纪律以外，你已不再有任何其他权力。
2．我负责确保大马士革法军营房及其设备的安全。
3．既然如此，所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法军概不得以任何借口开枪自卫。
4．我并警告你，如有任何法军竟然开枪，这些军队的营房将立即遭到炮击。我已亲自将这些命令下达给我的军队。
5．所有屋顶上的瞭望哨都必须撤除。倘不立即撤除，将使用武力。
6．所有装甲部队，一无例外，须一律撤回营房。
7．未经本人核准，法国士兵一律不得外出上街。
8．请确认收到本通知。(94)
英军将法军押送到离城约5英里的一个营地，大马士革的紧张局势开始缓和下来；但有两名逃出营房的塞内加尔士兵和一名违令出现在街头的法国军官受到大马士革暴徒的袭击而遭杀害。法国平民也被撤退。英国军事当局通知法方，为了确保城里的粮食供应并保证已可收获的谷物到手，他们正在接管粮食局。(95)所有这些措施当然增加了法国人的愤懑，一位作者在6月5日的《黎明报》以“法绍达……还是慕尼黑？”为题写道：“英国现在对待泛阿拉伯主义的压力同它在1938年对待纳粹泛日耳曼主义如出一辙，同样是不抵抗。”6月7日在巴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奥利瓦–罗热将军发展了戴高乐在6月2日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无数英国特务群集”的一般性指责。奥利瓦–罗热宣称，在大马士革的英国官员都“以坐探闻名”，(96)他提了其中两个人的名字，接着他说：
自5月19日起，英国卡车川流不息，开进大马士革的城堡，那是一座巨大而有围墙的建筑物，是叙利亚的警察总部。这件事同几乎在叙利亚到处开始的动乱是同时发生的。5月26日和27日之间的一夜，60辆英国卡车开进了城堡。从5月19日起，城堡就成了招募新兵的中心，所谓辅助警察就在这里入伍并发给武器。
……大马士革本身的动乱是在5月29日开始的。成群结队佩带武器的人是在某个国家的指挥下发动捣乱的，这个国家就是英国。
目的就是要迫使法国说它已无法自行维持秩序而要求英国支援。当地英国官员的行动是否得到伦敦政府的支持，那要让英国人自己来说明了。(97)
英国常驻中东国务大臣在6月11日回答了这些指责：
罗热将军宣称这些混乱是由英国“坐探”发动的。他竟然会相信这种说法，诚令人难以置信。法国人、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都可以随便作证，说明特伦斯·肖恩先生（英国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公使）和霍姆斯将军（英国第九集团军司令）在他们的文武僚属忠诚协助下，曾不断地作出努力以防止法国同当地政府和人民之间发生摩擦的事实。……
罗热将军还扬言骚动发生前几天，川流不息的卡车装着给叙利亚宪兵队使用的武器络绎不绝地开进了城堡。没有什么武器运给叙利亚人。5月23日和24日，有13辆空车通过大马士革，在5月24日和26日之间，有25辆空卡车按照早先的安排交给宪兵队。5月24日，有8辆卡车送士兵到大马士革观看文艺节目，散场后立即把他们送走了。法国参谋长曾问及这些是否是增援部队，且已接受了英方的说明。(98)
6月14日，丘吉尔在下院声称：
我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再一次声明英国绝无任何野心或任何欲望想在叙利亚从事扩张。我们绝无意图在叙利亚取代我们的法国朋友。我们绝不想在地球的任何部分窃取任何人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法国在叙利亚的势力问题。我们将予以支持，但只能提供意见。既不能由我们来保证那种势力的树立，同样地也不能由我们去把它搞垮。要是法国能够自行掌握同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进行商谈而达成一项满意的条约，那我们是很高兴的，我们说过，这项条约一经签署，我们就立即从这个国家撤退我们的军队。(99)
但是，法国外长皮杜尔，下一天在协商议会上展开了对叙利亚问题的辩论，发表了一通演说，出言讽刺挖苦，指责英国的行动造成了法国人的伤亡，掠夺了法国人的财产，以及所谓把一直在麻风病院服务的法国修女会驱逐出境。(100)他结束发言时宣称，他的政府曾向英国政府建议应把争议提交“五大国”会议，但未得要领。(101)19日继续辩论时，戴高乐在作了所谓英国自1941年以来在近东侵犯法国权力的冗长而概括的叙述之后宣称，他的政府正在要求联合国“调整中东出现的全部问题，既包括法国和英国之间的问题，也包括这两个国家各自同好几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问题”。(102)但是旧金山会议主席（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感到这样的课题会给目前处于萌芽状态的联合国组织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
6月22日，英国政府发表了下列声明：
各地发生的事件和误会，使我们有必要说清楚英国在近东国家进行干预的理由，从而使人们对英王陛下政府的意图不会有任何怀疑。……英国军队干预之所以有其必要，是由于叙利亚当地发生的事件看来会使整个中东陷于混乱并会妨碍盟国从事战争的努力。
英王陛下政府命令中东总司令进行干涉，是为了恢复和维护秩序，以待通过外交途径对近东局势作出一些解决办法。……
当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恢复时，撤退那些曾在发生真刀真枪冲突的某些城市积极参加战斗的法军，看来是必要的。这是消除可能进一步引起任何冲突的根源的必不可少的措施。留在这些城市中的法国平民由于有生命危险，所以也把他们撤退了。
现在那些发生骚动的城市中的主要的混乱已被平息，所以设想民政当局应尽快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负起在整个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城市中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责任。
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首先要对维持它们领土内的秩序负责，全世界会以它们怎样履行这个责任来判断它们的。万一政府可调动的军队不能应付骚动；我们将授权当地的英军司令采取他认为通过民政当局重建秩序、恢复正常管理所必要的公正行动。
必须清楚地理解，英国军队的干预并不意味着英国方面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有任何取代法国的意图。英国当局无意以任何方式破坏最后解决近东国家的局势问题。英国武装部队的使用，一定不会是不公正的，如果为了保护盟国的战事利益而不得不进一步出面干预防止动乱，英军司令将对任何肇事有责的人采取行动。(103)
下一天，法新社评论如下：
……在巴黎，人们注意到表示英国当局建议今后要把维持秩序的责任移交给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的那段声明。对这段声明需要发表两点意见：第一，英国人正在把维持秩序的任务交给那些煽动破坏秩序的人，由于这些混乱，英国军队实现了它们的干涉；第二，英国人从法国当局手中撤销了一种为英国人本身所公开承认属于法国当局所有的权力，这种行径于法无据。英国除以武力赋予权力以外，别无任何权利可以剥夺法国当局的权力并将其移交给其他不论是什么样的任何政权。
最后，预期将来发生混乱并规定英军司令对肇事有责的任何人都将采取行动的那句话，巴黎把它看作英国打算在其他地区下逐客令的新措施的序曲。有鉴于此，英国政府似乎正在为它本身进行接管作好准备。(104)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总理和外交部长于6月21日举行会议后宣布：
两国政府同意采取一项共同政策，旨在实施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的决议，解除两国政府中在职法国官员的职务，为撤出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所有法国军队并由两国政府接管仍在法国人指挥下的特种部队而努力。
两国政府利用这次会议机会重申它们的决心，决不授予任何大国任何特许权或特殊地位。(105)
法国驻近东代表团中的一个成员奥斯特罗洛格伯爵，这时由巴黎带了建议回到贝鲁特，法国政府于7月7日宣布：
经决定，由于欧洲战争结束，同意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要求由它们组织一支国家军队，因此将在当地招募的、原由法国人指挥的部队移交给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关于移交细节，将于45天内作出规定。(106)
据英国方面报道，这是法国人单方面作出的一种姿态，企图打开尚在坚持中的僵局，因为黎巴嫩人和法国人之间虽然举行过一些商谈，但是叙利亚人拒绝同他们建立任何联系。看来两国政府都在坚决执行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的决议，在法国交还两国认为属于它们的一切之前，拒绝进入任何正式会谈。(107)另一方面，7月11日《世界报》的社论宣称：
法国由于表示了它能同叙利亚和黎巴嫩达成直接协议〔原文如此〕，从而排除了第三者干预的一切借口。现在应该毫无困难地消除同英国的争论：这种争论业已基本上转到我们没有英军支持能否维持秩序的问题。而同叙利亚和黎巴嫩达成协议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经宣布，营房和军事设施已于7月20日开始移交；两国政府将于25日接管军队。那天宣布了英军总司令和法国总代表之间达成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法军将从叙利亚内地撤退，但目前仍将留驻地中海沿岸和黎巴嫩；法国还将保持某些机场的控制权。这一协议纯属临时性质，决不影响以后有关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退外国军队的决定。(108)
因此，导致叙利亚危机的各种因素基本上同1943年引起黎巴嫩危机的那些因素是一样的，不同之处，是由于法国政府已回到巴黎，战事已近尾声，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追求完全独立的心情更为迫切，而法国人则更为自负，这些情绪使双方比1943年更易于各趋极端。至于英国，那个可怕的人物斯皮尔斯，已由职业外交官特伦斯·肖恩接替；但是由于斯皮尔斯在公开演说以及在英国著名报纸的文章中继续发表他的强硬观点，而且只要英国军队仍驻在近东国家，即使英国驻贝鲁特公使在外交上完全正确，也不能减轻法国的怀疑。《经济学家》的文章中，一方面没有放过斯皮尔斯的那种“放肆态度”和“各地许多英国官员对法国人所抱的那种所谓敌视态度”，另一方面也很重视“法国舆论的极端敏感性和法国领导人那种多少有些失常的态度”。(109)事实上，这两次危机主要要由戴高乐本人负责。不是说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盛行的高潮中，最明智的政治家有可能挽救法国的委任统治权；(110)但对一个更富有现实主义的人来说，处在人类历史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期，至少不会幻想：自流产的1936年叙利亚草约签署以来，近东的时代是特殊的一潭死水。当法国社论作者正津津乐道地记叙埃及和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已在鼓动修订战前同英国所订条约的时候，戴高乐却认为吃了败仗和失去信任的法国，这时候是能够达成同样地限制叙利亚和黎巴嫩完全独立的条约的，倘此路不通，也可以迫使英国把它在中东的全部权益拿到国际会议桌上来谈。戴高乐作此设想，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促使法国不让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恰恰在于法国势力的衰落，(111)这种衰落，毫无疑问又是由于法国政府所在地和近东之间的通讯效能受到影响，使法国的官方情报往往不足为信，而这种不可靠的情报于是又不得不由负责官员们以谎言搪塞来加以“支持”。(112)
到1944年，对英国人来说，近东作为一个作战基地的重要性日益减少而居于次要地位，所以这时英国人转而鼓励签订一项条约，使法国人获得类似英国人自己在伊拉克所获得的那种地位；但这种解决办法显然已落后于形势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与法国之间的鸿沟，原已很深，由于法国在1941年到1942年间不愿认真尊重他们的地位（法国人宁愿把权力交给一些虚有其表的“稻草”人而不给他们），以及1943年11月法国在黎巴嫩危机中所犯的暴行，这道鸿沟已经进一步加深了。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既然通过法国人对那次事件的弥补而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独立，这时他们无意在条约方面作出让步，英国和苏联的态度又坚定了他们这一立场。总之，1930年的英伊（拉克）条约（英法两国把它看作是它们希望在近东解决问题的样板）和1936年的英埃条约，都已被那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视为过时的东西，他们只等战争结束后要求英国驻军撤走，这样，法国要想在近东达到签订条约的目的，势必十分困难；但戴高乐对英国的意见置若罔闻，抓住欧洲战争结束的时机采取了行动，这种行动在多疑的近东人看来，完全有高压之势，因此激起了一系列的反应，终于导致念念不忘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自认为有其权益的英国人插手干预而结束了法国在叙利亚的军事统治。
(1) 贾德鲁，第332页。
(2) 原文如此，但参阅上文，原著第127—128页。
(3) 贾德鲁抱怨说，美国公使乔治·沃兹沃思向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保证说，他的政府并不承认任何外国在他们国家的任何特权地位，并向他们表示要以大西洋宪章为“新的国际准则”或“法典”（第334页，第338页）。沃兹沃思进入外交界之前，曾于1914年至1917年间担任贝鲁特美国大学的讲师；一位法国新闻记者后来宣称，他把法国看作是“酷似恶魔般的‘罗马天主教’与拉丁耶稣教的化身”〔让–保罗·达代尔桑（Jean-Paul de Dadelsen），《战斗报》（Combat），1946年2月16日〕。
(4) 贾鲁德，第336—337页。戴高乐曾建议亲自重访近东各国，但是英国政府觉得，鉴于即将到来的大选，这一建议是不合时宜的，因而拒绝为他提供交通工具〔苏斯戴尔，第2卷，第197—198页；参阅上文，原著第126页〕。
(5) 贾德鲁，第337—338页。
(6) 例如在斯皮尔斯夫人的书中〔玛丽·博登（斯皮尔斯夫人）：《死胡同之行》（Mary Borden：Journey Down a Blind Alley），第213页〕，就可以看到一个很不令人喜欢的写照。对埃勒的一项控告，如果证实是确有其事的话，很明显，这件事本身就是很严重的，并且与近东各国随后发展的进程有关。控告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埃勒始终把自己的职权交给他的两个属僚伯格纳和贝朗，这两位官员是不适宜担负起他们的首长愚蠢地让他们担负的职责的。参阅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62页：“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在贝鲁特的格朗–萨拉伊〔原文如此〕，有些法国人是激烈反英的，他们有向埃勒虚报情况的嫌疑。……我们要求霍姆斯（他继威尔逊之后担任第九集团军总指挥官，现任中东总司令）向埃勒建议让这些家伙跟随贾德鲁到北非去，他得到的答复是：当斯皮尔斯永远离开叙利亚之后，就把他们撤掉。”贝朗与伯格纳同埃勒一样，曾在维希政权驻安卡拉的大使馆工作过，一个当参赞，一个是年轻的秘书，直到1941年贾德鲁把他们请到贝鲁特去。贾德鲁写道（第205页），伯格纳“不但具有天赋的智力，而且乐于勤奋工作，忠于职守，道德品质高尚。像他这样年龄的人对事物的感受力强，阅历浅薄，有时还容易骄傲自大，如果没有一个稳当的人予以指导的话，是很容易犯错误的。我离开贝鲁特之后，他就注定遭到了这样的命运。”1943年11月22日，贾德鲁（第425页）在给戴高乐的电报中激烈地批评了“唆使埃勒的那一小撮人”（见下文，原著第281页）；18个月以后，社会党议员乔治·戈尔斯在议会中谈到了“一群人正在推行疯狂的政策，这伙人是疑神疑鬼、令人厌烦的外行，是心怀恶意而颇有力量的青年人，是业余警察……叫这些人来搞黎巴嫩的政治，还不如叫他们登台演戏更为适宜”，他的话没有引起争论（《政府公报，辩论》，1945年3月22日，第613页）。
(7) 《纽约时报》，1943年6月9日，《法兰西》与《曼彻斯特卫报》，1943年6月10日。
(8) 《叙利亚回声报》，1943年6月9日。
(9) 据贾德鲁（第402页）说，只有35%的选民投了票；但参阅下文，原著第275页。
(10) 根据1932年的人口调查，全部人口为100万多一点，属这一类的有67 400人，其中55 300人为基督教徒〔皮埃尔·隆度：《黎巴嫩的政治制度》（Pierre Rondot：L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u Liban），巴黎，现代东方研究院，1947年版，第29页〕。
(11) 原文见欧仁妮·埃利·阿布沙迪德（阿布·沙迪德）：《黎巴嫩和叙利亚的30年，1917—1947年》〔Eugenie Elie Abouchdid（Abū Shadīd）：Thirty Years of Lebanon & Syria （1917—1947）〕，以下简称阿布·沙迪德，贝鲁特，萨德–里哈尼印刷公司，1948年版，第1—2部分，第112—115页。
(12) 参阅贾德鲁，第401页。
(13) 这一说法最初是由法国驻近东国家的军事指挥官于1943年11月危机期间在一次有倾向性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1943年11月15日；《每日电讯报》，1943年11月17日，引述特拉维夫《国土报》（ha-Aretz）；《摩洛哥回声报》（Écho du Maroc），1943年11月20日〕。黎巴嫩的官方数字在阿布·沙迪德书中详细刊载，见该书后记与附录，第74—78页。
(14) 参阅贾德鲁，第402页；法布尔–吕斯：《近东的悲哀》，第218—219页；《泰晤士报》，1943年9月23日。
(15) 贾德鲁在另一场合曾说过，早在1942年3月，斯皮尔斯就支持过贝沙拉·扈利作为黎巴嫩独立运动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领袖所奉行的事业：“他坚信叙利亚无须助产就能获得诞生，因而他就为黎巴嫩的接生而出力”（第258—259页）。如果确实如此，埃勒在调停扈利与埃德之间的竞争时的无能为力就更为显著了。
(16) 后来在11月11日，埃勒谈及里亚德·索勒赫时说道：“如果一个人在过去的20年中一直在干着叛国的勾当，而仅仅在最近6个星期才表示爱国，他发表的宣言谁会予以认真对待呢?”（阿布·沙迪德，后记与附录，第89页）此后一位记者在法国人授意之下解释道：“他仅在举行大选的2个月以前才出示他的黎巴嫩身份证”（迈克尔·克拉克，《民族》，1945年3月17日，第302页）。在两次大战之间，他曾是泛阿拉伯叙利亚—巴勒斯坦赴欧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巴黎据说他曾承认接受过罗马的接济（《纽约时报》，1938年1月9日）。一位英国观察家说，1941年5月间在拉希德·阿里发动的伊拉克暴动中，他似乎充当了黎巴嫩支援部队的主要组织者（参阅《科隆日报》，1944年4月24日，以及克拉克，前引文）；暴动发生时他以庆贺国王费萨尔二世为名举行了一次政治招待会，贝鲁特的维希法国检查机构严厉地删去了关于这次招待会的新闻报道（《现代东方》，1941年6月，第277页）。
像里亚德·索勒赫这样的人，以及像埃米尔·埃德这种法国式黎巴嫩爱国主义的典型人物，他们心目中对“叙利亚人”与“黎巴嫩人”这两个词考虑到何种程度，我们是有疑问的。他们两人分别生于1894年与1886年，他们的政治观念是在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下形成的，他们可能依然本能地把人们划分为穆斯林与基督教徒，逊尼派与马龙派，等等，并把“大叙利亚”与“独立的黎巴嫩”看作只不过是这些宗教派别的新的政治体现，他们认为宗教派别是最基本的。参阅爱德华·阿提亚赫（Edward Atiyah）（一位1903年出生的黎巴嫩长老派信徒）对黎巴嫩的教派关系所作的极为精确的分析：《一个阿拉伯人的自述》（An Arab Tells his Story），伦敦，默里，1946年版，第1—4页，第10—13页，第152—155页，第186—188页。
(17) 阿布·沙迪德，后记与附录，第84页。
(18) 贾德鲁，第403页；法国电台（阿尔及尔），1943年11月15日。
(19) 黎巴嫩政府中有一个论据，认为由于各大国尚未承认法国民族委员会是一个正式政府，它无权在近东行使委任统治权（《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1943年11月8日）。
(20) 贾德鲁，第403页。
(21) 同上书，第404页。
(22) 贾德鲁，第405页。
(23) 同上书，第405页，第419页；《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1943年11月10日。
(24) 参阅贾德鲁，第417—418页，引斯皮尔斯1943年11月11日给埃勒的信；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83—184页）还说，14日，他曾提醒法国总指挥官：“自1941年我们两国共同占领时起，就已达成协议，法国在处理安全问题上，至少应在24小时前通知英国，否则不得采取任何严峻的行动。”
(25) 全文见贾德鲁，第405—409页。近东法国总指挥官（11月14日）在开罗接见记者时，否认早先有关调动塞内加尔军队进行逮捕的消息，并指出：恰恰相反，是法国海军在“素以机智著称”的军官指挥下以尽可能的温和方式进行逮捕的。然而，报道11月15日这次接见的《泰晤士报》驻开罗特派记者下一天补充说，“至少有两起使用了塞内加尔军队”；据斯皮尔斯夫人说，那两起恰恰就是逮捕总统和首相的两起（见玛丽·博登：《死胡同之行》，第221页；参阅威尔逊，前引文）。甚至最近在9月23日，阿尔及尔的法国当局本身还遭到阿尔及尔金融代表团穆斯林成员方面的反抗；贾德鲁的回答是命令撤他们的职，并拘留了他们的两个领导（见下文，原著第420—421页）。
(26) 11月13日，贝鲁特电台谴责了邻国一个阿拉伯语电台捏造的一个“极端荒谬的报道”。阿尔及尔情报处和法国近东总司令对外国电台的转播作了同样的批评（《法兰西》、《曼彻斯特卫报》、《每日电讯报》，1943年11月15日）；路透社驻贝鲁特记者也遭到了谴责。受英国控制的雅法地区的沙克阿德纳阿拉伯语电台尤其成了这些批评的众矢之的〔参阅理查德·皮尔斯：《近东三年》（Richard Pearce：Three Years in the Levant），伦敦，麦克米伦，1949年版，第73—74页，不过看来作者当时对阿拉伯语言懂得不多，因此他的印象可能是仅仅凭道听途说〕。法国人试图把严重的混乱化大为小（例如贝鲁特电台于12日报道说，前一天“居民观看了检阅军队”），不仅对他们自己办的报刊，而且对所有外发的新闻电讯，都实行了严格的检查制度，并“干扰”外国电台，因此如果说某一段时期夸张失实的传闻能以讹传讹而没有得到更正，那么其主要责任在于他们自己。
(27) 见贾德鲁，第410—411页；《纽约时报》，11月14日，《泰晤士报》外交记者，11月15日，《法兰西》，1943年11月17日。斯皮尔斯夫人写道：“埃勒……于11日大肆炫耀戴高乐将军发来的赞成他处理有方的电报；他把电报像旗帜一样地在记者面前挥舞着”（玛丽·博登：《死胡同之行》，第228页）。开罗《穆克特姆报》编辑（1943年11月16日）写道，13日那次接见记者时，埃勒被问及他是否自作主张下令逮捕的，埃勒回答说：“我不是疯子。我是一个58岁的人了，而且做到了大使级。由我自己负责这样来干是不理智的。我完全是得到戴高乐将军和法国委员会的同意行事的。戴高乐将军给我的指示一清二楚，是出于采用一切手段保卫法国在这个国家的地位的需要”；参阅贾德鲁，第403—404页。
埃勒于贝鲁特采取行动后数小时，戴高乐在阿尔及尔发表了（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演说。这篇演说从它的挑衅性言辞来看，与其说是针对德国，还不如说是针对眼前的敌人：“我们必须使敌人在肉体上，在精神上，都留下对法国施行暴行的烙印。尽管我们遭到不幸，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才足以自豪。全世界必须绝对尊重我们的权利并确信我们的伟大。……我们一定要向敌人清算使法国遭到打击的这笔账。我们必须使全世界感觉到法国仍像过去一样是个伟大的国家。”（《法兰西》，1943年11月12日）
(28) 贾德鲁，第411页。他对美国采取一项措施的说法（第412页）与科德尔·赫尔所述有很大出入。按赫尔所述，国务院声言，“除非法国民族委员会‘迅速采取措施恢复正式选举出来的黎巴嫩共和国政府并履行它给黎巴嫩人民独立的庄严诺言’……我们的政府将‘被迫向公众宣布，我们绝不同意法国当局的行为……并将进一步采取我们认为适当的步骤’”（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44页）。
(29) 贾德鲁，第413页。注意与贾德鲁较早的声明有矛盾。那一次贾德鲁说，斯皮尔斯“插手”选择总统一事曾得到埃勒的同意（第402页；参阅上文，原著第275页）。事实看来似乎是：在贾德鲁当总代表时，面对着在中东具有更大权力和影响的英国，他曾巧妙地而且不无成就地继续捍卫法国的特权——在最坏的情况下也维持了（如在他关于粮食局的发言中）“两国共管”的状态（第272页；参阅上文，原著第123页）——与此相反，埃勒手指发抖，不能控制他的下属，而他们的轻率行动更激起了黎巴嫩民族主义者转向斯皮尔斯求援。
(30) 贾德鲁仅告诉凯西，黎巴嫩的舆论“认为”或“确信”斯皮尔斯对危机负有责任；不过埃勒的随从人员是“知道”的（贾德鲁，第413—414页）。
(31) 11月15日，贝鲁特过早地宣布了埃德已组成一个包括14个常务官员的临时政府（《法兰西》，1943年11月16日）。
(32) 贾德鲁，第415—416页。
(33) 根据贾德鲁的摘要（见上文，原著第279—280页），英国给阿尔及尔委员会的照会只谈到恢复他们的自由；但见下文，原著第282—283页。
(34) 见贾德鲁，第418—419页。
(35) “反叛法国的阴谋是精心策划的。……在我们听到德国电台赞扬里亚德·索勒赫之后，难道还有什么疑问？”（阿布·沙迪德，后记与附录，第89页）
(36) 见贾德鲁，第416—417页。
(37) 贾德鲁，第420—421页。罗斯福总统在出席德黑兰会议途中，对当时形势一直是了解的，并同丘吉尔进行了讨论。11月20日，国务院收到他的电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支持英国在黎巴嫩的立场，并应努力使之更为有效。”美国政府“继续坚持黎巴嫩整个内阁必须全部复职”（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45页）。
(38) 贾德鲁，第422—423页。驻阿尔及尔情报委员告诉记者说，埃勒的政策将继续贯彻，召回埃勒的官方信件的措辞是：“贾德鲁将军把法国解放委员会的决定转送给你，请你回阿尔及尔来进行协商。我个人将十分重视听取你的报告，同时向你表示友好。戴高乐将军，签字”（《法兰西》，1943年11月22日和23日；阿布·沙迪德，第1—2部分，第178页）。但是，随着这次召回，埃勒退出了历史舞台，他在舞台上短短几个月里，显得多么不得体而又多么可怜。
(39) 阿布·沙迪德记载说：早在16日下午，“我们就看到……英国宪兵骑着马在贝鲁特街上列队巡行，还有少数法军装甲车和极少数几个塞内加尔士兵和上刺刀的步兵”（第1—2部分，第144—145页）。
(40) 阿布·沙迪德，第152—161页。
(41) 全文见阿布·沙迪德，第1—2部分，第166—167页。
(42) 《纽约时报》，1943年11月25日，《泰晤士报》和《法兰西》，11月26日。贾德鲁于1949年写作时所引这段结束语中，略去了最后一句（第426—427页）。
(43) 《泰晤士报》，1944年1月20日。
(44) 《法兰西》，1943年11月30日。
(45) 1944年1月27日公布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关于“共同利益”的协定（见阿布·沙迪德，第1—2部分，第214—216页）：
第1条将这些事业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将由联合委员会接管的事业，如海关、获有特许权在两国开采的公司、烟草垄断企业等等；一类为可分别移交给两国政府的事业，如公用事业、考古事业、公安总部、对获有特许权而仅在一国开采的公司的管理，等等。
第2条规定由共同利益高级委员会管理第一类事业，该委员会由两国各派代表3人组成，决议必须全体一致通过。
第3条规定委员会的职责，将包括起草同外国签订商业和经济协定的立法和方案（黎巴嫩议会应马龙派大主教之请，对这一条附加了一项规定，明确宣称有关合办事业的立法权不移交给新的高级委员会）。
第4条规定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关税同盟的纲要。
第5条规定合办事业管理部门收入积余，在两国之间按照两国对这项收入来源的付税比例进行分配。在决定比例之前，两国先各得合办事业净收入的40%，余下的20%俟后再行分配。
第6条至第8条规定本协定自移交共同利益之日起两年内有效，如本协定在期满前6个月未经一方宣布无效，应予展期。
(46) 《纽约时报》，1943年12月25日，《泰晤士报》，12月28日，《法兰西》，12月29日。阿尔及尔电台一个广播员回顾说，这时在叙利亚与黎巴嫩有395所法国学校和将近6万名学生（《法兰西》，1944年1月13日）；参阅下文，原著第289页注③（即本书第423页注①。——译者）。
(47) 《叙利亚回声报》，1944年2月10日，标题是“政治独立后的财政独立”。
(48) 《阿拉伯青年妇女报》（Fatā ul-‘Arab），1944年4月2日，《入门》，4月8日和11日。
(49) 全文见阿布·沙迪德，第1—2部分，第240—241页。
(50) 《法兰西》，1944年5月4日。
(51) 《曼彻斯特卫报》，1944年5月5日。关于这次事件的记载，可参阅：《芝加哥每日新闻》和《纽约时报》，1944年4月29日，《法兰西》，5月1日，《穆克特姆报》，5月3日；阿布·沙迪德，第1—2部分，第228—243页。
(52) 叙利亚总理声明，1944年5月23日，载《纽约时报》，5月27日。
(53) 参阅叙利亚外交部长声明，载《斗争报》（al-Kifāh），1945年1月15日；黎巴嫩驻伦敦公使1945年1月23日给《每日电讯报》的一封信。
(54) 特种部队的“大部分士兵是从少数民族招募来的”，如德鲁兹族和彻尔克斯人〔罗伯特·蒙塔涅：“大不列颠‘在阿拉伯国家’的政策”（Robert Montagne：“La politique de la Grande-Bretagne dans les ‘pays arabes’”），《外交政策》双月刊，1946年11月，第495页〕。法国司令所以能够声称在1945年5月大马士革混乱事件中，从拥有2 000人的特种部队中逃跑到民族主义者那边的只有11人，其原因就在于此〔《人民报》（Populaire）和《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6月8日〕；但参阅下文，原著第303页注③（即本书第444页注②。——译者）。
(55) 《今日报》（贝鲁特），1944年11月15日，《叙利亚回声报》，11月17日。
(56) 1945年1月25日艾登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07卷，第790栏；1945年6月5日丘吉尔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11卷，第693—694栏；《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4月12日，巴黎电讯。1945年6月间，法国政府否认他们已同意武装“上述那些叙利亚的警察和宪兵。……恰恰相反，他们从不错过机会而总是经常地提出强烈抗议，反对分发武器，显而易见这些武器是打算谋反使用的”（《世界报》，1945年6月8日）。贾米勒·马丹指出，在法国向叙利亚政府提供500支步枪而索取“过高价格”的时候，英国人却以每支约5镑的价格供给了1 500支步枪，另外还有30辆坦克〔《黄皮书：关于叙黎危机的东方通讯》（Livre jaune de la Correspondance d'Orient sur la crise syrienne et libanaise），《东方通讯》（Correspondance d'Orient），第515期，1945年7月，第57页。以下简称《东方通讯》，第515期〕。
(57) 《泰晤士报》，1944年12月6日。1945年6月5日，丘吉尔觉得有必要在下院声明，指出那种把召回斯皮尔斯说成是为了要取悦戴高乐的冷言冷语是“毫无根据的”（下院辩论，第5辑，第411卷，第594栏）；参阅例如《每日电讯报》外交记者，1944年12月4日。
(58) 《今日报》（贝鲁特），1944年12月3—4日。
(59) “我们的教育机构，我们在近东的据点已有几世纪之久的基础”（贾德鲁，第202页）。
(60) 《叙利亚回声报》，1944年12月14日。
(61) 《费加罗报》，1945年1月26日。斯皮尔斯1月17日在伦敦皇家帝国协会的演说中，批评了法国的政策。这次演说受到一些注意。
(62) C·L·苏兹贝格发自开罗的电讯，载《纽约时报》，1945年1月28日。
(63) 《黎明报》（Aube），1945年2月3日。
(64) 《泰晤士报》，1945年2月6日。对此，《世界报》驻伦敦记者（2月8日）也发表了评论：“伦敦的法国各界人士指出，杰米勒·夏蒙必须承认某些阿拉伯国家承认其他大国在它们的国家内所拥有的突出地位。他们认为这种承认是以往签订的条约所规定的，不适用于他所阐明的原则。所以这些原则似乎多少是可以变通的，因此试图把这些原则变得更为死板，也许是没有意义的冒险。”苏联已于1944年7月27日承认叙利亚独立，并于8月5日承认黎巴嫩独立。美国已于1944年9月19日承认这两个国家独立（《法兰西》，1944年7月29日，《纽约时报》，8月6日和9月20日）。
(65) 下院辩论，第5辑，第407卷，第2046栏。
(66) 同上书，第5辑，第408卷，第198栏。
(67) 1945年2月2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8卷，第1290栏。
(68) 《世界报》，1945年3月11—12日。
(69) 《叙利亚回声报》，1945年3月15日。
(70) 参阅《概览，1925年》，第1卷，第539—543页；《概览，1928年》，第353—354页。
(71) 见贾德鲁，第208—210页；法布尔–吕斯：《近东国家的悲哀》，第227—229页。
(72) 空军少校理查德·贝尔格雷夫：“访问谢赫苏莱曼·穆希德”（Squadron-Leader Richard Belgrave：“A Visit to Sheikh Sulaiman Murshid”），《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46年4月，第33期，第156页；1945年3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8卷，第1611—1612栏（斯皮尔斯），第1666—1667栏（艾登）。
(73) 1945年3月1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9卷，第207—208栏；《泰晤士报》，1945年3月9日。
(74) 《政府公报，辩论》，1945年3月22日，第615页（戈尔斯），第619页（皮杜尔）；《纽约时报》，1945年3月29日。
(75) 1945年6月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1卷，第689—690栏。
(76) 参阅《纽约时报》，1945年6月1日，巴黎电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麻烦，见下文，原著第425—431页。
(77) 但是法新社5月22日宣布：“现正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进行部队换防，其中有某些法国的精锐增援部队。这些部队的调动是必要的，一方面，鉴于法国参加了远东的军事行动，需要在近东建立一个中转地带，另一方面，因为法国当局在近东负有维持秩序的责任，要使他们能尽其义务”（《世界报》，1945年5月23日）。《泰晤士报》的外交记者评论说（1945年5月23日）：“据信法国人迄今为止只派了一营人前往替换应予回国休假的部队，但是他们意欲再派去两个营，这两营军队将属于增援性质。法国的理由是，由于一队特种部队正在移交给这些国家，法国有必要增加它自己的兵力。”
(78) 《今日报》（贝鲁特），1945年5月10日；《东方通讯》，第515期，第2页。
(79) 《战斗报》后来（1945年6月15日）承认，法国的“愚笨行为，在法国是合理的，但在我们愿献身于其独立的国家中则是遗憾的”。黎巴嫩驻伦敦公使6月13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穿着法国军服或便服的军队，在贝鲁特连续4天乘着法国的军用卡车在街上川流不息地通过。他们力图把法国旗塞给那些只愿悬挂黎巴嫩国旗的人，并一再高呼‘戴高乐，我们是你的人；戴高乐，这个国家是属于你的’。……在大马士革……一群法国军官向叙利亚的国会大厦投掷了一枚炸弹。”（《东方通讯》，第515期，第51—52页；阿布·沙迪德，第3—4部分，第15页）
关于所谓卐字旗的问题，可参阅法新社特派记者，《战斗报》，1945年5月29日；戴高乐，6月2日（《世界报》，1945年6月5日）；皮杜尔，《政府公报，辩论》，1945年6月16日，第1117页；法布尔–吕斯：《近东国家的悲哀》，第230页，他辱骂了外约旦部队，还说他们践踏了法国国旗，打碎了圣樊尚德保罗修女院的窗子（他没有提及法国的挑衅行为）。丘吉尔说：“有人带着卐字旗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1945年6月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1卷，第694栏）犯错误的部队撤出了近东。
(80) 贝内，新闻公报（《东方通讯》，第515期，第43—44页）；参阅阿布·沙迪德，第3—4部分，第35页，第39—42页。这里没有提到即将移交一队特种部队的问题，巴黎一直把移交特种部队作为法国需要派遣增援部队的借口〔见上文，原著第294页注③（即本书第430页注③。——译者）〕。
(81) 根据法方消息，这500名士兵属于法国公安部队培训部队（《东方通讯》，第515期，第3页）；参阅英国外交次官1945年5月16日的发言：“据了解，还有法国军队，而不是塞内加尔军队，即将到达”（下院辩论，第5辑，第410卷，第2440栏）；但是，黎巴嫩的政界人士贸然断定，他们是另一营可恶的塞内加尔军队（阿布·沙迪德，第3—4部分，第19—20页；参阅同上书，第50页，第53页，第78—79页，第146—147页）。5月5日、12日和14日，黎巴嫩外长曾要求贝内将军在没有得到当地两国政府同意之前，不要将法国军队派到那里去（《东方通讯》，第515期，第53—55页，黎巴嫩的照会，1945年6月13日）。
(82) 大马士革的法军司令奥利瓦–罗热将军6月7日在巴黎宣布：“大马士革4周两个多月以来弃而不用的营房已于5月初开始住满了英军，并布满了坦克。”法国政府声称，戴高乐已于5月6日回复丘吉尔4日来电（见上文，原著第293—294页），要求“立即暂停按照英国政府刚下达的命令把一整师英国新军派往叙利亚”（《曼彻斯特卫报》和《世界报》，1945年6月8日）。英国常驻国务大臣于6月11日答称：“为了换防或训练，部队经常有所调动，这是事实。有一个师，原来大部分驻扎在巴勒斯坦，其中一个旅驻在近东，这个师调到意大利去了，而从意大利调来的另一个师，则是到近东来接替该师的。但在叙利亚的英国军队，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增援过”（《现代东方学会记录》，1946年，第2期，第348—349页，引自《埃及日报》1945年6月12日；参阅艾登在下院的发言，1945年5月29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1卷，第39—40栏和1945年5月30日，同上书，第315栏，第321栏）。
(83) 据贝内将军说，阿勒颇发生的骚动是以伊桑·贾比里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组织的，他是叙利亚前首相萨杜拉·贾比里的兄弟，由于他的极端主义活动，在战争期间曾被法国拘留；但是“正式服从该委员会命令的不过200人左右。这些人身备匕首、步枪和左轮枪等武器，领导示威游行。叙利亚警察和宪兵参加这些骚动往往多于协助维持秩序”（6月9日记者招待会，《费加罗报》报道，1945年6月10—11日）。
(84) 《东方通讯》（第515期，第4页）记载了发生在5月19日的下列事件：“大马士革的军事大楼4周发生了学生的一些示威行动。军队几次驱散了这些示威的队伍。两部军用卡车被纵火燃烧。政府要求法国人不要派出塞内加尔军队，并称他们正在负责维持秩序。而答复是，我们是信任警察的，但是鉴于他们缺乏战斗性，我们有责任作好准备保卫自己。”（参阅《泰晤士报》，1945年5月22日）
(85) 同一天，议院命令全部持有武器的叙利亚人进行登记，以便把他们编入国民警卫队，并决定把宪兵队的实力增加5 000人〔《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5月26日（大马士革电讯）；《世界报》，1945年5月27—28日〕。
(86) 《观察家报》的外交记者于5月27日说，英国政府正在同美国政府商议；下一天美国驻巴黎大使向法国临时政府提交了一份照会称，他的政府“以极友好的态度，竭诚劝告法国政府慎重检查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策，以便寻求一种方式向那些国家和全世界说明在处理法国同近东国家的关系中，法国打算把它们当作国际大家庭中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来看待”（原文见《纽约时报》，1945年6月1日）。
(87) 1945年6月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1卷，第691—693栏。叙利亚官方公布的死伤总数是：死亡593人，受伤1 972人（《泰晤士报》，1945年7月2日）。《泰晤士报》驻贝鲁特特派记者最后总结说（1945年7月6日）：“无法正确地证实造成5月29日在大马士革爆发的这样激烈战斗的真实原因。叙利亚人否认他们是攻击者（例如阿布·沙迪德，第3—4部分，第123—124页），但是法国人提出了详细的证据（例如《费加罗报》，1945年5月31日；阿布·沙迪德，第3—4部分，第76页，引自法国控制的近东电台，1945年5月30日）证明他们仅仅是为了自卫而抵御一系列有组织的袭击。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应对5月初以来在叙利亚全面发生的许多小事件负有责任，是不容置辩的；而这些事件在叙利亚人看来主要是由于法国蓄意挑衅所造成的说法，不能成为他们的理由。”
在叙利亚南部担任指挥的奥利瓦–罗热将军，曾于5月22日上午下令驻在拉亚克的法国空军司令说：“警察部队如果参加示威游行并进攻我们的机构和保卫中心”，就以机枪扫射萨赖和警察总署，并轰炸大马士革城堡。英国非官方方面随后就得到了这项命令的影印本。
(88) 《政府公报，辩论》，1945年6月16日，第1115页（皮杜尔）。
(89) 戴高乐，6月2日（《世界报》，1945年6月5日）。
(90) 《战斗报》，1945年6月8日。
(91) 法布尔–吕斯：《近东国家的悲哀》，第233—234页；参阅《世界报》，1945年6月8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1卷，第378—379栏，第693栏。
(92) 奥利瓦–罗热在接见《战斗报》记者时（1945年6月8日）说，他在接到本国政府命令的时候，“差不多同时”接到英方的口头命令；但是后来据称，他接到英方的命令是在他接到本国政府命令数小时之前（《东方通讯》，第515期，第16页）。他坚称：“到30日傍晚，一切都平静下来了”，大马士革的要人已在31日上午前来洽谈投降，但是下午英国进行干涉的谣言使他们没有能回去提出。
(93) 英国常驻中东国务大臣的声明，《泰晤士报》，1945年6月12日；参阅阿布·沙迪德，第3—4部分，第97页，第111—113页，引自路透社驻大马士革特派记者。
(94) 《政府公报，辩论》，1945年6月16日，第1122页。
(95)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6月6日报道说，法国军事当局征用了粮食局的许多卡车来调动军队和搬运给养，结果造成耕种者拒绝把谷物供应给这个机构。6月3日，城内粮食储存下降到只够供应10天之需，而新谷还刚在脱粒。因此，英国提供了军用运输工具，并派了120名英国人去协助粮食局的3 000名当地官员。此时这一机构已正式采用了阿拉伯语名称“米拉”（粮食）（英国常驻国务大臣声明，《泰晤士报》，1945年6月8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5年9月5日）。
(96) 《战斗报》，1945年6月8日。
(97) 《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6月8日。6月9日，贝内将军重申了对英国“官方和半官方特务”的指责（《纽约时报》，1945年6月10日）。贾德鲁写到奥利瓦–罗热的情况：“他努力……使我的政策获得成功……不惜牺牲他早已支持不住的健康。他身心劳瘁，不堪紧张。由于神经质病魔缠身，所以在这位以往很能自制、颇具耐心的人身上，产生了一种易于激动的病态，其影响在我离开近东很久以后才为人们所知道，当时他在大马士革采取了极端严厉的措施，对如此卓越的一位政治家来说，这是以往所不能想象的。”（贾德鲁，第211页）
(98) 《泰晤士报》，1945年6月12日。
(99) 下院辩论，第5辑，第411卷，第1785栏。
(100) 到6月9日止，法国人死亡34人，伤30人，另有在法军中服役的当地士兵死亡27人，受伤31人（《世界报》，1945年6月14日）。至于抢劫，则是叙利亚人对法军、塞内加尔军和特种部队犯下的抢劫行为的报复，直到6月1日下午英军装甲部队抵达大马士革恢复秩序为止。关于麻风病院事件，英国驻巴黎大使馆于6月19日公布了英国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公使发来的下列电报：“事实是法国驻大马士革的副代表M·德莱加德于6月4日通知英国代理领事说，这些修女业已接到罗马教廷要她们离开的命令，并要求采取措施照管麻风病院。英国领事同叙利亚卫生当局进行了接洽，并得到他们同意，派官员去负责管理该院。修女是由法国当局撤退的，英国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插手”（《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6月20日）。修女院院长已经承认“我们离开时受到了不幸的病员们的辱骂”（《世界报》，1945年6月13日）。
(101) 《政府公报，辩论》，1945年6月16日，第1114—1118页。英国驻巴黎大使于16日通知法国政府：虽然举行会谈是迫切需要的，但是把会谈扩大到直接有关的大国之外是不合时宜的（《观察家报》外交记者，1945年6月17日）。
(102) 《政府公报，辩论》，1945年6月20日，第1142—1144页。关于贾德鲁于1942年重新考虑建立一个英法商谈中东事务制度的意见，参阅上文，原著第128页；但是法国业已没有什么可以放弃的了。
(103) 《泰晤士报》，1945年6月23日。有关叙利亚人民在盛暑之下对当时被禁闭在兵营内的法国士兵割断给水的挑衅行为，可参阅《泰晤士报》驻阿勒颇特派记者，1945年6月25日。在1944年初摩洛哥民族主义动乱时期，法国人曾用切断给水的方法来迫使土著的非斯城投降（见下文，原著第436页）。
(104) 《世界报》，1945年6月25日。在巴黎的18种晨报中，只有4种报刊登这篇声明，“这可能是因为英国的声明在这里未作广泛的报道，并由于回答的语气尖锐而多疑”（《每日电讯报》，1945年6月25日，巴黎电讯）。关于对英国的种种新的指责，可参阅《战斗报》驻近东特派记者，他是最近在6月21日回到巴黎的。《战斗报》对法国政府的消极的、挑衅性的政策向持批评态度（例如1945年6月12日和26日）。
(105) 《世界报》，1945年6月24—25日；参阅阿布·沙迪德，第3—4部分，第156—157页。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曾于6月4日举行会议（参阅下文，原著第342—343页）。
(106) 《世界报》，1945年7月10日。据说特种部队中有1／4目前已跑到两个本国政府那边去了，一个部队谋杀了部队里的所有法国军官（A·T·斯蒂尔，《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7月7日）。
(107) 《泰晤士报》，1945年7月9日，贝鲁特电讯。
(108) 《世界报》，1945年7月24日和26日。
(109) 《经济学家》，1945年6月2日，第726页；1945年6月9日，第759页；参阅《泰晤士报》驻贝鲁特特派记者，1945年7月6日。这至少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当炮轰大马士革开始时，贝内将军在贝鲁特说“脓疮必须刺破”，戴高乐于1942年在英法近东分歧问题上，对贾德鲁也曾用过这句话（见上文，原著第127页）。
(110) 参阅皮埃尔·隆多：“我们长期来忽视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由于这往往是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年轻的律师和政论家们的说法，我们只当它是玩弄辞令。……民族主义，特别是由于阿拉伯思想感情和穆斯林思想感情的互相渗透，是会得到强烈共鸣的，但法国的政界却没有充分觉察到这种共鸣，或者至少说没有对它作出正确的估价。那些当官的人，不论如何仁慈，总是倾向于把知识分子的空想同种田人和商人的一心务实相对照。他们没有去想一下空想对人们的下意识感情会起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的错误没有为（英国人的）行动创造条件甚至提供借口，那可以想象他们的干预不会这样粗暴，也不会产生如此灾难性的影响”〔“法国委任统治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经历，1918—1945年”，《国际公法评论》（“L'Expérience du mandat français en Syrie et au Liban，1918—1945”，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第52卷，第3—4期（1948年7—12月），第390—391页，第401页〕。
(111) 当戴高乐力促法国和英国在中东（见上文，原著第301页）采取共同态度和政策时，他的意思很清楚，即英国应该追随法国的政策，用威胁或武力来抑制民族主义者的愿望。英国的传统亲法分子，面对着法国官方刚愎自用的政策，也陷入困境，难于保持他们的态度。1945年7月7日《曼彻斯特卫报》的社论直率地说：“用作法国的有色人种国民最后归宿的那个法国人身份，人们往往视之为犹如大革命以前身受残酷奴役的农民的那种身份，而且法国的文化已不是1789年富有崇高理想的那个样子，而酷似一个剥削经济利益的封建主义。”那些坚决支持法国态度的人，不是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存有偏见（例如犹太复国主义或老牌帝国主义的支持者），就是对中东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关心的只是维护1904年的英法协约。
(112) 1943年11月逮捕黎巴嫩内阁成员和1945年5月31日在大马士革停火等方面的细节就是例子；而在欧洲胜利日贝鲁特出现一面神秘的卐字旗的说法，也许是证明法国官方意见往往相信道听途说而不加核实的一个事例。莫里斯·舒曼（后来任法国外交部长）就是受这种缺点毒害的人之一，他把1945年6月1日英国的干预归因于“一种莫大的弄虚作假，一份穷凶极恶的埃姆斯电报”（《政府公报，辩论》，1945年6月16日，第1122页）。〔埃姆斯电报是俾斯麦于1870年7月14日从埃姆斯发布的一份电报，促使普法战争的爆发。后称此电报为埃姆斯电报。——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