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爱尔兰⁽¹⁾

康斯坦斯·霍华德

第一节　战争爆发前与联合王国的关系

爱尔兰在战争爆发时和整个战争时期一直遵循的政策，只有对照它的历史背景和它为摆脱英国统治而进行的长期斗争情况来考虑才能有所理解。显然，要在这寥寥几页中复述爱尔兰动乱的全部历史，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由于爱尔兰战时政策这一条线是由中立和分裂这两股不可分的绳索拧成的，因此，就需要回顾一下战争即将开始前那一时期的事态发展。有关事态对于这两个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使得德·瓦勒拉在战争爆发时能执行一项中立的政策。

1932年，埃蒙·德·瓦勒拉重新掌权时，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英联邦保持联系的统一的爱尔兰共和国——但不是英联邦成员；承认英王为该联盟的元首——但不是爱尔兰的国王。到1937年底，德·瓦勒拉已经朝着实现这个目标的一部分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他拒不承认1921年条约⁽²⁾解决办法中所规定的若干条款，包括效忠宣誓，向枢密院上诉，以及总督的职责，最后还有总督的职位。君王称号在这自由邦的国内宪法上被取消了，但在对外关系法令⁽³⁾中还保留着微弱的联系，规定为了任命外交官员和缔结国际协定英王有权代表爱尔兰自由邦政府行事。⁽⁴⁾

这些步骤使德·瓦勒拉得以放手为制定新宪法做好准备，他向人民保证，这部宪法将完完全全是“爱尔兰的”。1937年这部宪法通过了，它重申了爱尔兰民族拥有选择它自己的政府形式和决定它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主权。它进一步宣告：“国家领土是由整个爱尔兰岛、它的各个岛屿和领海所组成，”但补充声明，“在国家领土重新统一以前”，宪法所确定的政府管辖范围即是以前自由邦政府所管辖的范围。⁽⁵⁾宪法宣布国名定为爱尔兰自由邦或在英文中称为爱尔兰。⁽⁶⁾

英国政府有保留地接受了这部新宪法，他们不承认爱尔兰对构成联合王国整体一部分的北爱尔兰的6个郡拥有管辖权的要求。因此，他们认为在这方面使用爱尔兰自由邦或爱尔兰这一名称只是指迄今被叫做爱尔兰自由邦的那一区域而言。英国政府还宣布，按照与其他自治领相一致的情况，他们将不把这新宪法当做根本改变了爱尔兰作为一个英联邦成员国的地位来看待。⁽⁷⁾尽管如此，爱尔兰与英联邦在宪法上保持的惟一联系就是对外关系法案上所规定的很微弱的联系。德·瓦勒拉显然不准备割断这一最后的联系。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真的希望保持同英联邦的联系？是他意识到爱尔兰的经济要依靠联合王国，因而怕过分地触怒了后者？还是他希望通过保持这种联系，他便能更容易说服北爱尔兰与26个郡同呼吸共命运，从而实现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爱尔兰的目标呢？或许，所有这些考虑和其他的考虑一样，都有他们的作用。但是，如果德·瓦勒拉真的希望北爱尔兰人会接受一个幻影作为实物，那么，看来他一直是在沉湎于一种一相情愿的梦想中了。正如许多英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爱尔兰人不愿成为英国的一部分那样，德·瓦勒拉及其支持者们也不能或不想理解，为什么北爱尔兰人不喜欢成为他们谋求建立的爱尔兰中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想法，并努力使他们自己相信，使爱尔兰一分为二的基本上是英国人一手造成的，而不是北爱尔兰人。

尽管爱尔兰人当时在理论上拥有对这26个郡的主权，但他们仍然没有取得实际上的主权。根据1921年条约的规定，大不列颠仍旧享有占据贝雷哈文郡和科布郡（昆斯敦郡）的港口以及斯维利海湾，并在战时或者与国外某大国关系紧张时，使用它们来进行防御的权利。再说，这些条约港口问题和分裂问题并不是造成两国不和的仅有的争端。英国同爱尔兰之间的关系由于1932年德·瓦勒拉决定拒付土地年金后接着发生的“经济战”，就进一步恶化了。为了补偿这一争执中的金额，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产品实行征收进口税，而爱尔兰政府作为回报，也对英国货物征收了报复关税。⁽⁸⁾一般说来，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欧洲战争终将不可避免，但国际局势显已岌岌可危了；英国和爱尔兰两国政府都渴望解决那些造成它们两国对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德·瓦勒拉意识到，只要英国还占有着爱尔兰的港口，战时保持中立就是不可能的，而英国人则关心着在他们侧翼出现一个敌对国家将会引起的防务问题。爱尔兰人也希望达到他们建立一个统一的爱尔兰的目的。在张伯伦这方面，他的确急想同爱尔兰建立良好的关系，使两国之间捐弃前嫌，重归于好。

1937年秋冬几个月时间内，德·瓦勒拉和英国自治领事务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在日内瓦和伦敦就两国政府举行谈判的可能性做了非正式的探索。由于双方会谈的结果，德·瓦勒拉于1938年1月12日在众议院宣布，已经做好了安排，由爱尔兰和英国政府的代表于1月17日在伦敦举行会谈，以便就影响两国关系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商讨。

德·瓦勒拉和其他的爱尔兰代表希望，把爱尔兰分裂问题放在谈判的首位。⁽⁹⁾他们坚持说，是英国政府造成了爱尔兰的分裂，如果英国情愿的话，他们是能够恢复爱尔兰的统一的。张伯伦则明确表示说，虽然英国政府并不反对爱尔兰统一，但是，这个目的只能通过爱尔兰和北爱尔兰政府之间自由协商来达到。⁽¹⁰⁾英国政府不准备强迫这6个郡，因为他们已在1938年2月10日的普选中重申了他们要继续作为联合王国整体一部分的决心。英国人迫切希望就防务问题达成协议。他们本来希望看到，伴随着他们放弃在爱尔兰港口的权利，能达成一项有关防卫联盟的协议，或取得一项保证，允许他们在战时使用这些港口。但是，在爱尔兰分裂问题还未解决之前，德·瓦勒拉是不准备就防务合作进行任何商谈的。

然而，尽管双方未能就这些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德·瓦勒拉和张伯伦还是决定继续会谈以期解决那些尚存的其他分歧。谈判结果，终于成功地达成了三项协定，并在1938年4月25日正式签署。⁽¹¹⁾第一项协定废除了1921年条约的下列有关条款，这些条款规定，对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海上防务应由英国军队负责，为此目的允许英国军队在指定的口岸使用港口和其他设施。英国同意把在贝雷哈文郡和科布郡（昆斯敦郡）的港口以及斯维利海湾的所有海军指挥部和产权在1938年底以前全部移交给爱尔兰政府。第二项（财政）协定中，关于年金支付上的争论，也以由英国政府接受爱尔兰政府付清一笔1 000万英镑的金额作为英方全部财政要求的最后解决而告终。第三项协定是一项综合性的贸易协定，内容类似大不列颠和自治领之间曾在渥太华签订的协定。

1938年5月17日，联合王国在“爱尔兰协定确定法案”中批准了这些协定，并得到王室的同意；爱尔兰也在1938年4月29日，经过众议院三天辩论后，在一份确认决议上批准通过了这些协定。当4月27日的辩论开始时，德·瓦勒拉发表讲话说，对移交基地这项协定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因为它意味着最终确立了爱尔兰对26个郡的主权。港口是无条件地移交的。德·瓦勒拉保证，爱尔兰政府将不允许它的领土被用来作为进攻英国的基地。他说，这些协定总的来说已解除了除了分裂这一问题以外的所有一切主要争端。⁽¹²⁾可是，从一开头德·瓦勒拉就坚持说，只要爱尔兰还继续保持分裂，两国之间就不会有最后的和解。

在大不列颠，人们对于张伯伦交出英国在爱尔兰港口权利的决定是多少感到惶惑不安的。在下院，这个决定遭到了丘吉尔的强烈反对，他说，如果德·瓦勒拉决定一旦发生战争时保持中立的话，那么，这些港口——它们对英国的供应线是至关重要的——在英国需要的时候就可能不让它使用。英国政府是在为虚无缥缈的幻影和安宁而抛弃了保障安全和生存的真正重要的手段。⁽¹³⁾可是，张伯伦却认为，战时在英国的侧翼有一个友好的爱尔兰比保留“名义”上的港口权要重要得多。⁽¹⁴⁾根据参谋长的建议，通过了这项决议，理由是为了要确保海军能够使用这些港口，就有必要军事占领那可能成为敌对的内陆。他们估计，这将需要为每一港口配备一师带有防空设备的兵力。而鉴于英国军队的薄弱力量和英国在欧洲大陆承担的义务，这些师的兵力是抽调不出来的。皇家海军认为，有法国为盟友，他们就能够保护英国海上的贸易航线而不需借助于爱尔兰的基地。⁽¹⁵⁾再者，张伯伦——一个对外事务的乐观主义者——也希望，假如爱尔兰对英国的积怨能够平息的话，它对联合防御问题最终将会采取一个较为合作的态度。⁽¹⁶⁾张伯伦把放弃英国的防卫权利描述为一种“诚意的行动”。⁽¹⁷⁾

不幸的是，爱尔兰的主要愤懑，国家的分裂，依然存在，甚而在协定签署后的数月间，一场反对继续保持分裂的运动又变本加厉地展开了。⁽¹⁸⁾1938年10月17日，德·瓦勒拉在接见一位英国报社记者时就他准备为那6个郡提出的条件作了重要的声明。这些条件是：地方事务实行自治以及把英国议会保留的权力移交给都柏林的一个全爱尔兰的议会。保留的权力是指那些有关防务、对外关系和关税及货物税的权力。⁽¹⁹⁾当问到在防御措施和同英联邦关系问题上，一个统一的爱尔兰将采取什么政策时，德·瓦勒拉没有明确表态。他认为同英联邦之间或许将会保持某种形式的联系，并且“可以设想，如果将来出现危急情况时，一个统一的爱尔兰将愿同英国合作一起来抗击对他们的共同进攻”。但是他接着说道，“一旦欧洲战争爆发，而爱尔兰的分裂依然如故的话，那么，这种合作的可能性便非常非常少了。倘若这场战争发生，而英国军队仍占领着爱尔兰的任何部分，那么，爱尔兰人对不论什么合作，肯定都将抱敌对的情绪。”⁽²⁰⁾在第二年期间，1939年2月及4月，德·瓦勒拉一再明确表示，如果战争爆发，那时爱尔兰的政策将是中立政策。“政府政策的目的是保持并维护我们的中立。”⁽²¹⁾

虽然德·瓦勒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爱尔兰，但他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达到这一目标。这种态度对爱尔兰共和军⁽²²⁾的极端分子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于1月15日发表声明，要求英国从整个爱尔兰撤出“它的军队、它的民政官员和机构，以及所有各类代表”。⁽²³⁾同时，他们以一份最后通牒送交给了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要求在四天内撤走全部英国军队，并威胁说，如果这个要求不予照办的话，就要进行报复。⁽²⁴⁾爱尔兰共和军“宣战”后不久，接着就在英格兰接连发生了几起炸弹爆炸事件。在爱尔兰，德·瓦勒拉迅速采取了行动来对付爱尔兰共和军对他权力的威胁。1939年2月8日，向众议院提出了一项使政府有权即时对反叛者采取行动的法案。5月30日颁布了一条惩处叛国法令，准许对叛国罪犯处以死刑，6月14日又通过了危害国家法案。第二项法案授权政府得以宣布一个组织为非法，并设立特别刑事法庭。基于这些权力政府就在6月23日宣布爱尔兰共和军为非法。8月23日，又发布两项公告，宣布法令的补充条款生效。这些条款使政府有权不经审讯径行拘留嫌疑分子，并设立一个由5名陆军军官主持的特别刑事法庭。⁽²⁵⁾

然而，尽管爱尔兰政府准备采取这样严厉的手段自己来对付爱尔兰共和军的作乱分子——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也这样做了——但是，当一名遇难者在考文垂市的一次炸弹爆炸事件中丧生后，英国法庭对两名被指控犯有杀人罪的爱尔兰人判处死刑时，还是立刻激起了爱尔兰人的民族义愤。为了争取缓刑，爱尔兰政府通过他们驻伦敦的高级专员杜兰蒂，并直接由德·瓦勒拉出面求情作了巨大的努力，但都归徒劳。爱尔兰人民把行刑的那一天定为一个哀悼日来作纪念。

1939年春，爱尔兰和大不列颠之间关系的改善，又因英国政府作出的一项决定而受到威胁，那是4月26日张伯伦在下院宣布的在联合王国包括北爱尔兰实行征兵制的决定。⁽²⁶⁾强制征兵本会遭到6郡的少数民族主义者的激烈抵制，他们会得到来自边界南部的道义上还可能是物质上的支持。而这一计划更被北爱尔兰的天主教统治集团诬蔑为“一个侵犯我们民族权利的行动”。⁽²⁷⁾4月27日，德·瓦勒拉在众议院宣布，鉴于“昨天发生的一些严重事态”，他取消了原定在4月28日的对美国的访问。⁽²⁸⁾5月2日，他声明“他已就英国威胁将在我国北部实行征兵一事提出最强烈的抗议”。⁽²⁹⁾爱尔兰对北爱尔兰的主权要求虽没有被接受，但设在威斯敏斯特的政府认识到，对隶属于联合王国的少数民族主义者，违背他们的意愿强制征兵既不公平，也是最不明智的做法。北爱尔兰首相克雷加文勋爵希望在6郡实行征兵，但到5月4日，当张伯伦在国会提议对军训法案进行二读时，他又宣布，义务兵役制将不在北爱尔兰推行。⁽³⁰⁾5月26日，该法案颁布后，德·瓦勒拉向英国政府进一步提出抗议，反对在英国的爱尔兰公民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由于法律上爱尔兰还是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它在英国的公民就具有和英国公民同等的身份，享有同样的权利，负有同样的义务。因此，抗议被置之不理。⁽³¹⁾

第二节　从战争爆发到袭击珍珠港

（一）同英国和美国的关系

紧接德国入侵波兰之后，爱尔兰政府当即采取一些步骤，来贯彻执行德·瓦勒拉早先所宣布的中立政策。为了制定授予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权力的法律，9月2日众议院召开了会议。德·瓦勒拉强调说，他的政府决心坚持爱尔兰的中立；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但他保证，将尽一切努力来保卫爱尔兰的利益和不使任何交战国对爱尔兰的中立产生任何怀疑或找到任何正当的抗议理由。这项授予政府以广泛战时权力的法案获得了全体的一致通过。在两院的辩论表明，议员们以压倒之势赞同政府的中立政策。甚至像参议员麦克德莫特和约翰·基恩爵士那样曾希望看到爱尔兰和英联邦并肩作战的人也都体会到，鉴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心情，中立是惟一可行的政策。⁽³²⁾

许多因素促使爱尔兰决定保持中立。这些因素包括：一是不愿卷入一场英格兰的战争中去，二是相信坚守它的中立，爱尔兰正在证明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其他因素是政治上的不团结和缺乏任何防御设施。如果决定投入英国一边参战，即将在国内引起严重的骚乱，而且，很可能会导致内战。除了这些因素外，当国联无力解决阿比西尼亚危机时，德·瓦勒拉从中所得到的教训也使他确信，中立是一个小国的惟一政策。国联成立时，爱尔兰——和其他小国一样——曾对国际法和集体安全体制的发展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这将使它们摆脱纯属大国棋盘上的小卒这样的地位。德·瓦勒拉在意大利—阿比西尼亚争端中是支持对意大利实行国际制裁的。各大国不肯冒各种风险促进国际法，或实行那些看来不是对它们切身有利的政策，使德·瓦勒拉得出了这一结论，即爱尔兰的最好出路在于保持孤立。德·瓦勒拉在1936年7月国联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于爱尔兰今后如可能时打算扮演什么角色并没有明确说明。当时对意大利实行的制裁政策又最终被取消了，而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并吞也被默认了。德·瓦勒拉说：

尽管我们在这里法律上是平等的，但对像欧洲和平这类的事来说，小国是无能为力的。我已说过，和平是取决于大国的意志。如果大国的政治家们不能履行他们的职责，那么小国所能做的，就是下定决心使自己不成为任何大国的工具，并尽他们一切可能发挥的力量抵抗大国想要硬把他们拖入一场违背其意愿的战争的一切企图。⁽³³⁾

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是面对着英国的压力，后来还面对着美国的更大的压力，德·瓦勒拉始终顽强地坚持了这项决心。

维护爱尔兰中立的措施立即付诸实施。军队都动员起来了，政府号召更多的人志愿参军。严格的新闻检查制也实行了，并随着战争的进展而日益严厉。数百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遭到了兜捕和拘禁。

“假战争”期间，爱尔兰并未受到战争很大的影响，尽管有许多公民为了参加英国军队而偷越了国境。爱尔兰保持中立的权利得到了承认，德·瓦勒拉就把全部力量都集中于消除分裂这一问题上来，为了推进这个目标，他作了多方努力以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1939年末，德·瓦勒拉在对美国圣诞节广播讲话中，强烈要求参战国的领袖们举行会议，来商定和平问题，与此同时，他还呼吁美国帮助结束爱尔兰的分裂。⁽³⁴⁾

1940年6月法国沦陷，爱尔兰比较安全的局面猝然告终。从那以后，它就敞开着受到德国自其占领下法国北岸入侵的威胁。⁽³⁵⁾而且，由于一个敌国控制了海峡港口，更使英国对它在1938年所放弃的那些爱尔兰港口的需要大大增加。因此，似乎很有可能，英国政府将决定，他们不再能尊重爱尔兰的中立了。面临着这些威胁，德·瓦勒拉于5月18日通过美国驻都柏林公使戴维·格雷，向美国政府求助。他要求罗斯福宣布，鉴于爱尔兰控制着大西洋海空交通要道的战略位置，维持爱尔兰的现状对美国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政府答复说，他们不能按照这一原则采取什么行动，因为这不符合美国对欧洲事务的传统政策。⁽³⁶⁾然而，德·瓦勒拉并未动摇，他决心不惜任何代价维护爱尔兰的中立，以及用武力来抵抗任何侵犯它领土的国家。他不准备允许英国派遣部队为防御上的目的而进入爱尔兰，也不准备让英国海军使用它的港口。爱尔兰人担心，如果英国人一旦重新占领他们的港口，那么要在战争结束后再请他们撤走的话，大概是不可能的。一个更直接的危险是，如果英国被允许在爱尔兰获得立足点的话，德国人势将采取报复行动。还有一个第三种危险，那就是：英国军队出现在爱尔兰将会遭到爱尔兰极端分子的反对，很可能因此而造成内战，并且必然会导致爱尔兰统一的破裂。

1940年夏季期间，试图说服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加入一个全民族防御联盟所作的努力，结果也证明是失败了。双方政府都只准备按照他们各自的条件，缔结这一类的协定。在6月30日的一次演说中，克雷加文公开发表了他对防务合作的条件。这些条件是，放弃爱尔兰的中立，驱逐都柏林的轴心国代表，并保证在战争期间不提出宪法上的争端（如分裂问题）。⁽³⁷⁾当然，这些条件是德·瓦勒拉所不能接受的，他只准备在6郡并入一个统一、中立的爱尔兰的基础上，才进行合作。⁽³⁸⁾7月4日，他发表声明重申，他的政府无意背离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捍卫中立的政策。⁽³⁹⁾

与此同时，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强爱尔兰的薄弱的防御工事。正规军的后备队和第一线的志愿兵被征入伍，为了征召更多的志愿兵员，开始展开全国性的动员。另外又招收了一支地方保安部队从事巡逻和侦察工作。都柏林和其他的中心地区都建立了防御工事，并在公路和飞机可能降落的地段设置了路障。海岸巡逻加强了，都柏林、科克和其他重要的口岸都实行了军管。6月7日通过了一项防务法案，授予总统以广泛的紧急应变权力。反对党都保证在这危急关头支持德·瓦勒拉，并于5月28日成立了一个由三个主要政党的成员组成的国防委员会，以便捍卫爱尔兰的中立和镇压叛国活动。在这三天前，德·瓦勒拉向爱尔兰共和军的极端分子提出了进一步警告。他说，看来有一个小集团正在策划叛国，这种事态是不能容忍的：“他们不是爱国者，他们只会做卖国贼的事。”⁽⁴⁰⁾伴随着警告而来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对犯有搞颠覆活动嫌疑的人进行了搜捕。⁽⁴¹⁾

当1940年即将过去，英国愈来愈多的人提出要求，应对爱尔兰政府施加压力，要它让出那些港口。9月，在希特勒决定推迟入侵英国后，德国人便把全部力量都集中于试图切断英国的供应线来把它困死。秋冬两季中，英国损失的船只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它在对抗德国潜艇威胁方面的努力却因它不能使用爱尔兰的港口而受到严重的阻碍。11月5日，在下院的一次战局审议会上，丘吉尔公开表示，他对爱尔兰的态度表示遗憾。“事实是，我们无法利用爱尔兰的南部和西部海岸来为我们的舰队和飞机加油，从而保护我们和爱尔兰赖以生存的贸易，这是不应该由我们肩负的一副非常沉重和难于忍受的担子。”⁽⁴²⁾

德·瓦勒拉对丘吉尔首相的讲话立即作了毫不妥协的回答。11月7日，在众议院发言时他说，只要爱尔兰保持着中立，就谈不到港口的让渡，他还补充说：“任何交战国——英国——想对我们施加压力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导致流血。”德·瓦勒拉说，他本不想评论丘吉尔首相关于爱尔兰港口的讲话，如果不是由于英国普遍掀起的要求转让港口运动已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响应的话”。⁽⁴³⁾11月20日，德·瓦勒拉特地接见了一位美国有权威的记者华莱士·卡罗尔，说明了他拒绝放弃这些基地的理由：“这个问题是牵涉到我们国家主权和我们人民意愿的一个问题，它也是牵涉到我国人民的安全的一个问题。”要把港口转交给英国，就将使相对说来没有设防的爱尔兰城市受到德国报复性空袭的恐怖威胁。在问到他是否准备拿爱尔兰的中立作为结束爱尔兰分裂的交换条件时，德·瓦勒拉回答说，爱尔兰既有统一的权利，也有自由选择战与和的权利。⁽⁴⁴⁾

12月8日，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后的一个月，丘吉尔给他寄去了一封长信，⁽⁴⁵⁾强调美国的援助对赢得大西洋战役胜利的重要性。丘吉尔建议，美国能以帮助的办法之一就是为英国获取爱尔兰的基地施加它的影响。他又说，尽管要由英国政府强迫北爱尔兰违反它的意愿与爱尔兰合并将是不可能的，但他毫不怀疑，如果爱尔兰政府在这危急时刻表示它与讲英语世界的民主国家团结一致的话，那么，就能够建立一个全爱尔兰的防务委员会，而这很可能导向战后在这个岛上实现某种形式的统一。5天后，在第二封信中，丘吉尔告诉罗斯福，由于缺少船只和爱尔兰的不合作态度，英国内阁决定，再也不能接济爱尔兰以饲料和肥料了。⁽⁴⁶⁾

这样，到1941年初，爱尔兰的处境就变得越发困难了。爱尔兰又受到压力，要它放弃港口，用以给爱尔兰输送供应品的英国船只大大减少了，而它自己的小商船队也因战争开始以来损毁了9艘而减少了。⁽⁴⁷⁾此外，显而易见，美国政府和人民对爱尔兰的态度是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了。他们支持英国和抗击轴心国的政策，声势迅速增大：1月，政府提出了租借法案并在两个月后获得了通过。因此，爱尔兰政府的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以及由于英国不能使用爱尔兰基地而使船只越过大西洋的护航工作危险频增，大大地激怒了美国。而且，美国已经在制定在大西洋上给英国以海军支援的计划，并将不等到美国参战就要见于行动。英美参谋会议上（1941年1月到3月）所商讨的计划，拟订由美国海军对横渡大西洋的船队进行护航。⁽⁴⁸⁾美国海军代表被派往不列颠诸岛，在苏格兰和爱尔兰选择可供美国军舰和飞机运用的基地。他们为说服德·瓦勒拉允许他们使用在多尼戈尔郡的斯维利海湾而作的努力显然没有成功。⁽⁴⁹⁾

在这种形势下，当爱尔兰的国防部长弗兰克·艾肯于1941年春对美国访问时受到多少有些冷淡的接待，就毫不奇怪了。而由于艾肯强烈的反英倾向和他显然没有了解到美国对爱英争端的态度上的转变，因此选他作为使节也就说不上是一个什么特别适当的人选。⁽⁵⁰⁾3月17日，艾肯携带着德·瓦勒拉的亲笔信到了美国。他的直接任务是购买小麦、武器和船舶。1941年间，在美国，船舶和军用品的出售都必须取得政府的许可。4月7日，罗斯福总统接见了艾肯，4月11日，赫尔也接见了他。在6个星期的逗留期间，他还同美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并在美爱协会所组织的集会上发表了讲话。4月25日，在一次由爱尔兰中立的美国朋友协会安排的会议上，艾肯否认当时流传的关于美国政府曾提出要爱尔兰允许英国使用其港口作为条件才能供给它所需要的武器和其他补给品的报道，说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还说，“无论是经济压力，还是军事入侵的威胁，或是对在战后建立一个爱尔兰乌托邦的许诺”，这些都不能诱使他们改变自己的立场。⁽⁵¹⁾美国人也否认他们曾要求过爱尔兰向英国提供基地。⁽⁵²⁾然而，很明显，艾肯和德·瓦勒拉对于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愿望，是完全清楚的了。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述：4月25日，他指示格雷向德·瓦勒拉转告美国政府对他的要求的答复。格雷应当告诉他，美国政府愿意设法让出两条船用来从美国装运粮食到爱尔兰。但是他们不准备比这走得更远了。美国驻都柏林大使奉命向德·瓦勒拉指出，爱尔兰政府的态度似乎完全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爱尔兰的安全是取决于英国的胜利的。美国政府认为英国的胜利对所有一切民主国家的安全是休戚相关的，所以任何可以提供的武器都将送往英国和其他正在抵抗轴心国侵略的国家。因此，他们不能接济爱尔兰以任何武器，除非它“对那些国家的作战努力表现出一种更为合作的态度”。⁽⁵³⁾

德·瓦勒拉就美国派出技术人员和工人帮助北爱尔兰修建基地一事质询美国政府的“目的……和……意图何在”，美国政府在其所作的简短答复中，再次表露出他们对爱尔兰的态度的不耐烦。11月18日爱尔兰驻华盛顿公使罗伯特·布伦南被通知说，由于查询之事涉及到的领土是属于得到美国承认的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因此他的政府最好是直接去向联合王国政府交涉。⁽⁵⁴⁾

（二）同德国的关系

1939年9月4日，德国驻都柏林公使爱德华·黑姆佩尔拜访了德·瓦勒拉，向他保证说，如果爱尔兰坚持中立的话，德国将尊重它的中立。德·瓦勒拉回答说，爱尔兰政府希望与德国和所有其他国家和平相处。⁽⁵⁵⁾整个战争期间，爱尔兰政府对德始终小心翼翼地恪守着他们作为一个中立国的义务。当然，德国人却是准备侵犯爱尔兰的中立的，无论是直接的入侵，或是通过煽动爱尔兰国内的叛乱，如果这样做似乎对德国有利的话。

爱尔兰想同准备与德国人合作的一小部分极端分子建立有益的联系而作的尝试未能取得成效。⁽⁵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爱尔兰政府在1939年到1940年即拘捕了爱尔兰共和军的大部分领导成员，同时对其他搞颠覆活动的嫌疑分子则加以严密监视。在北爱尔兰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德国情报机构的拉豪森将军在1945年于纽伦堡的一次对新闻记者采访的谈话中，提到了德国在1940年密谋勾结爱尔兰共和军的失败。拉豪森说，德国的计划——称为“鸽子行动计划”——分为两部分，一是与爱尔兰共和军协作在爱尔兰组织一次暴动，与入侵英国同时并举，另一是建立一个从事破坏活动的基地。主要的特务为肖恩·拉萨尔，一名从美国途经意大利被护送到德国的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人，他死在把他载往爱尔兰的潜艇上。其他人则在爱尔兰被捕，而少数几个由爱尔兰顺利逃到英格兰的也被捕获。⁽⁵⁷⁾

从德国军事文件中看来，在推迟进攻入侵英国的“海狮行动计划”以后，希特勒并不考虑在1940年秋天以前入侵爱尔兰。在判定在英国登陆的必要条件尚未具备以后，希特勒和他的最高统帅部又重新研究了开辟另外的战场，爱尔兰也包括在内。海军参谋人员受命研究入侵爱尔兰的可能性。关于入侵可能性的报告于1940年12月3日由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呈给希特勒。雷德尔极力劝阻希特勒不要采取这一行动。他说，即使爱尔兰情愿向德国军队开放他们的港口，但要使一支远征军登陆还是极其困难的，并且，鉴于爱尔兰的地理位置和德国缺少控制海上通路的海军优势，要在登陆后维持它的供应线也是不可能的。雷德尔说，只要英国同爱尔兰之间不处于战争状态，而且爱尔兰愿意合作，就有可能在冬季月份中偶尔将载有武器和军用品的船只偷越封锁线开进爱尔兰的港口和海湾。

希特勒不甘心放弃这个计划；爱尔兰作为一个从空中袭击英国西北部港口的基地，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希特勒认为，占领爱尔兰可能导致结束战争。但他承认，在爱尔兰登陆只能在德·瓦勒拉的同意下才能进行。为此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并给德国驻都柏林的全权公使发出指示，令其查明德·瓦勒拉是否希望得到支援。⁽⁵⁸⁾与此同时，德国的宣传机器企图使爱尔兰人相信，英国正在准备入侵爱尔兰。这时还不清楚，提出英国入侵迫在眉睫的警告是希望用以吓唬爱尔兰接受德国的援助，还是希望用以作为德国进行“保护性占领”的一种借口。德·瓦勒拉拒不允许任何外国军队插足爱尔兰领土一事无疑使那些仍按1916年时代的方法思想的人为之失望，特别是从12月3日的元首会议报告中，可以清楚看到，德国人竟会天真到相信德·瓦勒拉可能愿意接受德国的援助。⁽⁵⁹⁾爱尔兰政府的态度，以及雷德尔从海军角度力陈入侵是不可能的报告，估计一定已使希特勒被说服入侵是行不通的，尽管有关爱尔兰的详细地图和情报已在1940年到1941年间准备好了。⁽⁶⁰⁾加以，到1941年春，德国的全部资源都已被用来准备进攻俄国和援助它在地中海的意大利盟友。

虽然德国入侵的危险实际上已经过去了，但是还存在德国进行空袭报复的危险，如果爱尔兰允许英国使用它的港口的话。1941年1月，继而在5月，都柏林和爱尔兰的其他地方连续遭到轰炸，所投下的炸弹经查明是来自德国的。1月6日⁽⁶¹⁾和6月4日⁽⁶²⁾，爱尔兰政府就这种侵犯中立领土的行径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对这两次事件德国人都提出，应由英国飞机负责，但是他们最后承认说，不能排除5月31日有一架德国飞机偶然地在都柏林误投炸弹的可能性。德国政府同意赔偿这一事件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⁶³⁾炸弹都是偶然地误投在爱尔兰的这种解释，似乎是很站不住脚的。那么德国人当时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它是不是想通过使爱尔兰人相信炸弹是英国飞机投的而挑起爱尔兰同英国的纠纷呢？还是想吓唬住爱尔兰人使其采取更为合作的态度？或者是——这似乎是最可能的——打算用炸弹作为一种警告，如果爱尔兰对英国实行让步，将会出现什么事情。无疑，空袭在这方面是有些作用的。爱尔兰几乎没有防空工事，对未设防的城镇遭到空袭的恐怖确实加深了爱尔兰人严守中立的决心，虽然采取和坚持这个政策主要是出于其他原因。

到1941年年中，德国人一定已明白，他们所能期望从爱尔兰得到的好处，莫过于爱尔兰严守中立，因而拒绝让盟国染指它的港口，与保留德国在都柏林的代表，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有关盟军军事活动的重要情报。

如果爱尔兰在战时的态度，对英国和美国来说，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那么它对希望看到爱尔兰再发生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大规模动乱的纳粹政府来说，无疑也是同样如此。

第三节　袭击珍珠港到盟国总攻日：与盟国的关系以及中立的经济后果

（一）美国参战的影响

由于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和12月11日德国及意大利的宣战，美国也于1941年12月加入了交战国行列。美国人可能曾抱有希望，爱尔兰将会因他们的参战而改变它的政策，⁽⁶⁴⁾这种希望很快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12月14日，德·瓦勒拉在科克的一次演讲中说，国家的政策将保持不变，即友好的中立政策。⁽⁶⁵⁾尽管如此，罗斯福仍然决定吁请德·瓦勒拉重新考虑他的决定。罗斯福在12月22日发出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如果要维护自由和自主，那就必须由所有的自由国家一起来捍卫它。他表示确信，爱尔兰政府和人民在目前形势下会懂得应该怎样负起他们的责任。⁽⁶⁶⁾

1942年1月27日，德·瓦勒拉发表一项声明抗议美军在这前一天在北爱尔兰登陆。⁽⁶⁷⁾他说，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都未就此同爱尔兰政府进行过协商。爱尔兰对它整个领土统一的权利要求将不因美国远征军的到来而受到影响。他最后说：“继续保持爱尔兰的分裂就如同侵略所有国家一样是不能原谅的，而结束侵略别国正是英国和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信誓旦旦公开宣布的目的。”⁽⁶⁸⁾2月6日，当布伦南向美国政府递交这一声明书时说，爱尔兰政府和人民把美国军队的到来看做是对分裂的认可。他们还担心，美军可能被用来以武力占领基地。副国务卿韦尔斯向布伦南保证说，美国无意侵犯爱尔兰的中立。罗斯福在2月26日写给德·瓦勒拉的一封信中，又进一步作了保证。同时罗斯福还告诉他，若当媾和时机到来时，爱尔兰还继续坚持孤立政策，那它的地位就将遭到损害。

4月26日，在答复罗斯福的信中，德·瓦勒拉重申他反对美国军队在爱尔兰登陆，并要求为它提供武器，以便使爱尔兰能进行自卫。美国政府没有予以答复。⁽⁶⁹⁾

德·瓦勒拉不允许由于美国参战而偏离他的严格中立路线的决心，得到了国内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人们对J·M·狄龙鼓吹与大不列颠和美国积极合作的演说所作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942年2月10日，在反对党“爱尔兰统一党”的年会上，当时该党的副主席狄龙说，爱尔兰之获得独立是由于美国人民的支持。爱尔兰作为报答，就应该向美国人民奉献出它所有的一切，并不让自己被德国的威胁所吓倒。⁽⁷⁰⁾狄龙的态度给他的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结果他辞职了。“爱尔兰统一党”主席威廉·科斯格雷夫在接受他的副手辞职时说，党不相信狄龙所主张的那条路线符合国家的利益。⁽⁷¹⁾

在这同时，德·瓦勒拉和供应部长肖恩·勒马斯告诫他们的国民说，如果他们希望保持中立，就必须准备为之努力工作，需要的话，并为之而战斗。更多的人应当自愿接受军训，生产必须得到发展，如果他们要避免被困死的话。德·瓦勒拉2月3日在纳斯说：“爱尔兰很可能越来越陷于与外界隔绝，对我们的威胁也将越来越大。”⁽⁷²⁾

（二）中立的经济后果

1942年和战争的余年中，对爱尔兰经济生活的最严重威胁是燃料和肥料的匮乏，而这两样东西，爱尔兰大部分是要靠从国外进口的。在政府实施强制耕作政策之下，土地迫切需要肥料。战前，德·瓦勒拉为了推行他的经济自给自足政策，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提高国内谷物和其他作物的产量。战争年代中，在强制耕作制下，土地的面积逐渐有所增加。到了1942年，由于政府实行这项政策的结果，爱尔兰生产了大约3/4本国人民所需的小麦。可是，1942年初，在新谷尚未收割以及为填补当时供求之间的差距而从国外进口的小麦尚未运到之前，政府迫不得已将面包供应量削减20%，并禁止磨制精白面粉。⁽⁷³⁾来自伦敦的游客在此所获得的关于它是一个富足国家的印象大部分是令人产生误会的。都柏林的旅馆固然供应丰富多彩，有大量的肉、蛋、糖和奶油。但是由于价格高涨和工资管制，大多数的这些食品对于较为贫困的人们来说，是买不起的。对许多爱尔兰人来说，马铃薯是惟一可供代替面包的食品，1942年的小麦短缺确实使收入较低的阶层遭受到莫大的苦难。茶叶的缺少——整个战争时期都是如此——这对一个有大量饮茶嗜好的人的国度来说，也是深有切身之感的。每人每星期只定量配给半盎司到一盎司的茶叶，在黑市上则卖价极高。1942年6月，实行了服装的定量供应，那一年里，燃料煤和汽油的短缺也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为了应付物资匮乏，政府雇用了许多人从沼泽地里挖掘泥炭，泥炭堆遍及全国，连都柏林的长生鸟公园里也堆起了两座巨大的泥炭堆。泥炭是家庭用户所使用的主要热源；没有煤可供使用，而煤气和电力又都受到严格的限制。点灯用的石蜡和蜡烛也供应不足。1942年5月1日起，禁止向私人汽车主出售汽油，并减削了公共汽车和电车的服务。马路和街道上，自行车和马拉的车辆取代了汽车。爱尔兰久已是骡马之乡；旧的双轮轻便马车和短途游览车被拉出马厩和院落，掸去尘土，再一次奔驰在路上。1942年和战争的余年中，燃料短缺所造成的最严重局面是它对公共运输和工业的影响。国家的运输系统大部分脱节了。有限的火车班次，由于机车烧的是木柴、泥炭和少量的劣等煤屑，因而行驶缓慢且不准点。煤和其他原料短缺的结果，使许多行业被迫关闭了它们的工厂和车间，或者只留下最低限度的人员维持门面。国家全靠把大批的青年男女外迁，到英国的军火工厂去工作，才免于造成普遍失业的现象。⁽⁷⁴⁾除了那些在国外从事文职工作者外，在海外的大批爱尔兰人参加了英国军队。⁽⁷⁵⁾在国内大约有25万人参加了爱尔兰军队，另外许多本来要失业的人则从事挖掘泥炭的工作。

（三）同美国关系的恶化

1943年间，爱尔兰与盟国的关系没有什么重大进展。尽管美国政府和人民感到难以理解或同意爱尔兰一心要继续置身事外的那种最后决定，但他们并未试图迫使爱尔兰政府放弃他们的中立政策。美国政府和人民既已放弃了他们自己的中立而投入到对轴心国的战斗中去，他们决心以他们独特的高度热情把它进行到底，因而每当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障碍时，就按捺不住性子。再加上，在战争的头两年间，他们总认为爱尔兰拒绝出让它的基地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对英国的厌恶和不信任。因此，在美国参战后，德·瓦勒拉还继续拒不让盟国使用它的港口这件事，不但使他们感到失望，而且大为恼火。1943年夏，美国政府考虑到，为了促使爱尔兰租让港口并驱逐在都柏林的轴心国代表，对爱尔兰政府施加更直接的压力是可取的。有人建议，如果德·瓦勒拉拒绝满足他们的要求，美国和大不列颠便可运用经济制裁手段。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和开罗会议上，就按照上述方针处理基地问题进行了商讨。1943年12月22日，在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照会中，表达了英国政府对于此事的观点。艾登说，英国政府认为，拟议中的处理方法将只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困难，因为这样一来德·瓦勒拉很可能避免表示直接拒绝而设法借口提出分裂问题来混淆事端。因此，美国政府同意把这件事暂搁起来。⁽⁷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爱尔兰政府所提出的准其购买美国船舶的申请，就不倾向于给以善意的考虑了。1944年1月6日，格雷向德·瓦勒拉递交了一份照会指出，两艘由爱尔兰政府包租的美国商船于1941年被德国潜艇击沉，而爱尔兰政府竟没有提出任何抗议。假如更多的船只移交给爱尔兰，它们很可能会遭到同样的命运。⁽⁷⁷⁾爱尔兰政府通过他们驻华盛顿公使布伦南提出抗议说，美国的照会是毫无理由的，因为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这两艘船的损失确是由于德国的行动所致，但是从此就没有更多的船给它用了。

随着盟军总攻日的迫近，轴心国间谍在爱尔兰的存在和爱尔兰的地理位置为他们提供监视和报告盟军军事活动的良好机会，引起了美国和英国越来越大的不安。美国政府决定这是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时候了。于是在1944年2月21日，在与英国政府协商后，美国以一份命令式的照会由格雷递交给德·瓦勒拉，要求他安排撤走在都柏林的德国和日本代表。美国政府表示希望爱尔兰政府的行动将采取断绝一切外交关系的形式，但要求“最低限度是无条件地撤销这些轴心国代表，因为他们在爱尔兰的存在肯定将被看做构成对美国士兵的生命和对盟军作战胜利的一种威胁”。⁽⁷⁸⁾第二天，驻爱尔兰的英国代表约翰·马菲爵士（后为拉格比勋爵）递交了英国的照会，声明联合王国政府欢迎美国要求撤销轴心国代表的倡议，并说这一倡议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⁷⁹⁾

德·瓦勒拉告诉格雷说，要他答应美国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同时他立即采取步骤以捍卫这个国家的中立。军队奉命处于戒备状态，并取消一切休假；边防哨所和战略要地都配备了人员；桥梁埋置了地雷。但是，与此同时，爱尔兰驻华盛顿公使得到美国政府的保证，说它无意也不打算入侵爱尔兰以求满足他们自己的要求。2月29日，美国驻都柏林公使也对德·瓦勒拉作了同样的保证。⁽⁸⁰⁾

在对盟国的要求正式答复以前，德·瓦勒拉呼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首相从中斡旋，促使英美两国撤回这种照会。但是，这两位首相通知他说，由于他们完全同意美国政府所提的要求目标，所以请他们调解是爱莫能助的。⁽⁸¹⁾南非和新西兰首相也表示他们支持美国的要求。⁽⁸²⁾

3月7日，德·瓦勒拉向美国政府发出一份很长的照会，确认了他在2月21日口头上对格雷所作的拒绝。他写道，爱尔兰政府对美国竟向他们发出一份如此严峻的备忘录深表震惊。并否认美国所称爱尔兰的中立是为轴心国谋利益这一指责。从战争一开始，爱尔兰就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防止泄漏任何可能危及英国安全和危及后来的美军安全的情报。德·瓦勒拉提到了曾经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对新闻和通讯的严密检查，以及开展一个广泛的反间谍运动。德国驻都柏林公使的无线电发报机被没收了。5名空投的敌特被逮捕监禁。包括伞兵在内的12名间谍嫌疑分子在同一天内下狱。德·瓦勒拉又说，英国政府尊重爱尔兰的战时中立对于改变爱尔兰人民对英国的感情已做了很大贡献。如果这种“可喜的结果”如今因任何一点小事而遭破坏的话，那将是很遗憾的。接受美国的要求，并要德国召回它的代表就意味着放弃爱尔兰的中立，朝战争迈出了第一步。⁽⁸³⁾

1944年3月11日公布了美国的要求和德·瓦勒拉表示拒绝的答复。在3月17日的一次记者采访时，布伦南把美国的照会形容为“几乎是一份最后通牒”，他说，这个消息公布时，就好像是“对爱尔兰人民投下了一颗炸弹”。⁽⁸⁴⁾

对入侵的恐慌⁽⁸⁵⁾虽然是短暂的，但爱尔兰始终惴惴不安的是，惟恐美国和大不列颠将诉诸于经济战。1944年3月14日，丘吉尔在下院的讲话并不令人放心。当有人问到丘吉尔，英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因轴心国使团呆在都柏林从而使德国得以刺探盟军行动的危险时，首相说，前一天已经宣布，禁止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的所有旅行，接下来就将进一步采取措施以贯彻这一政策，“那就是在目前即将来临的危机时期，使大不列颠和南爱尔兰隔绝开来，同时也使南爱尔兰和外界隔绝开来”。他又说，他很遗憾，由于有大批爱尔兰人在英国部队中作战，因此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⁸⁶⁾隔离爱尔兰的措施，包括禁止船舶和飞机离开它的海岸开往外国港口或机场，撤销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的电话通讯，以及中断伦敦-都柏林航线。⁽⁸⁷⁾英国和美国政府不准备再对爱尔兰政府作出将继续向其供应各种必需品的保证，因为他们希望，爱尔兰的政治家们可能慑于经济制裁而采取一个较为合作的态度。

美国政府建议就都柏林的轴心国代表问题向德·瓦勒拉发出第二份更强硬的照会。可是，当时爱尔兰政府已经表示，他们愿意采取另外措施来满足盟国的愿望，丘吉尔认为，鉴于有了这些保证和爱尔兰政府已经采取的步骤，再发一份照会是不必要了。⁽⁸⁸⁾美国政府接受了丘吉尔的意见，同意把此事搁置起来。⁽⁸⁹⁾

面对着外界的反对，国内所有政党乃一齐团结起来支持德·瓦勒拉。1944年3月15日，在众议院进行的一场3小时的辩论中，德·瓦勒拉拒绝美国要求的行动得到了所有各种色彩的党派发言人的支持。两个月后，5月31日大选的结果，确认了公众对德·瓦勒拉捍卫爱尔兰中立政策的支持，那天，自主党因获得了大幅度增加的选票而重新掌权。

第四节　爱尔兰与战后世界

对许多爱尔兰人来说，中立政策成了一项与统一同等重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战争结束前发生的两件事清楚地证明德·瓦勒拉决心要把中立政策坚持到底。第一件事就是他拒绝作出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不允许轴心国战犯到爱尔兰来寻求避难。1944年9月21日，美国政府就此提出异议，10月9日，德·瓦勒拉回答说，他不能作出拒绝给任何人避难的保证，只要“公道、仁爱、国家的荣誉和国家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话”。但是，他指出：

从目前这场战争开始以来，爱尔兰政府的一贯做法就是，对于所有那些外国人，只要他们的出现与爱尔兰的中立政策相违背，或者对爱尔兰人民不利，或者是与爱尔兰人民希望避免损害友好国家利益的愿望不相符时，都一概不允许其入境。⁽⁹⁰⁾

第二件较难理解的事是，在获悉希特勒死去后，德·瓦勒拉决定去德国驻都柏林公使馆吊唁。毫无疑问，这种礼节性访问是符合外交惯例的，但对许多愤怒的旁观者来说——爱尔兰人也包括在内——却好像是对联合国家的一种平白无故的侮辱。德·瓦勒拉的行动说明，他和许多爱尔兰人已经在多大程度上给纯粹是权宜之计的中立政策加上了一种近乎神圣的内容。中立应该有的礼节必须遵守，哪怕是因此而违反了世人的良心，并使爱尔兰失去世界的同情。⁽⁹¹⁾

欧洲胜利日以后，大多数从开战以来一直束缚着爱尔兰的种种限制被废除了。1945年5月11日，战时检查制度取消了。爱尔兰市民第一次能够从他们的报纸上看到轰炸伦敦的情景，读到有关德国惨无人道的集中营的报道。也是第一次在报纸上能够发表关于英军中的爱尔兰人因建立功勋而荣获7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事迹，以及其他有关表彰英勇行动的嘉奖。战争期间禁演的战争影片和新闻片在爱尔兰影院上映了。6月11日，英国政府解除了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旅行的禁令。数百名在战争期间被拘禁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获得了释放。但是，此后不久，由于被开释的那些人又重新策划阴谋和进行其他非法活动，爱尔兰政府不得不又重新拘留了爱尔兰共和军的“参谋长”麦卡蒂和该组织的其他成员。7月6日，德·瓦勒拉向议会要求延长政府的紧急应变的权力。7月24日，政府宣布援引危害国家法令第四条，可以不需经过审讯就拘禁任何嫌疑分子。⁽⁹²⁾

战争结束时，爱尔兰政府迫切希望恢复他们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地位。1943年11月，德·瓦勒拉说，爱尔兰准备参加“任何国际组织，只要它是在大国与小国之间一律享有主权平等的基础上，以实现集体安全和维护和平为宗旨的”。⁽⁹³⁾但是，爱尔兰不准备付出那些交战国所索取的代价，即放弃它的中立，或者仿效其他一些中立国，在最后一刻，为了猎取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格，而赶上潮流。⁽⁹⁴⁾因此，爱尔兰没有被邀参加1945年6月举行的讨论建立联合国组织的旧金山会议。7月18日，德·瓦勒拉在众议院中批评了在这次会议上所同意的联合国组织，因为在这个组织里，小国将只有极小的影响。⁽⁹⁵⁾

像其他小国的领导人一样，德·瓦勒拉带着厌恶和不安的心情估量着这个战后的世界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所有主要的决议表面上将是由四五个大国作出的，但实际上，是由三个大国美国、苏联和英国作出的，因为法兰西和中国仅仅是名义上的大国。而且，在这共管国际中两个主要大国之一是苏联。共产主义及无神论的俄国是德·瓦勒拉和他的天主教及保守的同胞所诅咒的对象。对苏维埃政府的恐惧和不信任可能是德·瓦勒拉在战前和战后制定其大部分政策的关键所在。国联破产后，企图把俄国拉进到一个反希特勒集团的努力，无疑增强了德·瓦勒拉的决心，要在一旦发生战争时继续保持中立。在战争后期年代里，德·瓦勒拉对德国人的政策——这使普通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苏联的恐惧。德·瓦勒拉原想看到一个对德国宽容的乃至妥协的和平，为的是在战争结束时可以保持一些表面上的欧洲均势，以与俄国抗衡。如果德·瓦勒拉希望能使盟国相信这一政策是可取的话，那么爱尔兰继续保持同德国的联系，显然是有利的。鉴于后来事态的发展，可以证明在这个观点上德·瓦勒拉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所处的情况下，任何这样的愿望看来都是不现实的。在从前由职业军队为极其有限的目标而进行的战争中，那倒或许是有可能的。但在40年代，若说民主政府的领导人能说服他们的人民——即使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相信曾被当做是讨伐邪恶的十字军的一场战争却应当在优待恶人的基础上结束，便简直难以想象了。况且这样一种企图，也是决不会受到曾在德国占领下的西欧国家的欢迎的。罗斯福和美国的主要的政策制定者们，以及许多英国人都认为，均势是一种过时了的概念。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世界组织上，而这个组织要能成功的话，就必须包括俄国在内。这样，一种妥协的和平就将意味着放弃他们所有的那些希望，即建立一个更好和更合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俄国将按国际大家庭的礼让，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成员取得它的席位。离开这一点，就意味着大不列颠和美国将不得不自食其对俄国作出的他们不会对德单独媾和的诺言。

鉴于爱尔兰的历史和它的领土分裂仍未消除的状态，中立大概是德·瓦勒拉在战争开始时所能采取的惟一政策。不过，他曾经那样毫无妥协余地坚持中立的态度，是否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明智，这倒是值得怀疑的。当战争结束时，他的确维护了爱尔兰在选择战与和上的主权，但他为此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分裂问题已被搞得越来越难解决了。北爱尔兰人已下定决心不同他们的南方邻居联盟。而且，他们现在又得到了英国支持的保证。1945年5月13日，丘吉尔开了第一炮，在一次英国战史评论广播会上，首相抛掉了他在战争时期对爱尔兰表现过的政治家的克制风度，猛烈地攻击德·瓦勒拉拒绝英国使用爱尔兰的港口。爱尔兰政府被谴责与轴心国代表“调情”。丘吉尔说，如果不是出于北爱尔兰的效忠，英国为了确保它自己的生存早就应该把爱尔兰的中立置之度外了。⁽⁹⁶⁾5月16日，德·瓦勒拉以委婉的语气作了答复，但他重申了爱尔兰的中立权利，以及在继续保持分裂的情况下，爱尔兰不能奉行任何其他的政策的论点。⁽⁹⁷⁾

争取美国积极支持结束分裂局面的机会也已经错过了。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眼里，爱尔兰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以致不允许他们默认一个政府可以无条件地管辖这整个岛，因为在一场他们所投入的战争中，这个政府可能再次坚持中立。德·瓦勒拉显然不准备对一项与英国共同防御的政策承担义务，虽然他表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的话，是有可能达致某种安排的。在7月19日的一次关于对外事务的辩论中，他说，英国由于它帝国本身的利益，很可能被卷入一场与爱尔兰无关的战争。要制定一项只有当爱尔兰的利益被明显涉及时才适用的防御政策，即使对于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来说也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⁹⁸⁾两天前，德·瓦勒拉就阐明了爱尔兰对英联邦的立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我们对外事务的政策上与英联邦国家联合一道。”他说，他准备坚持这一政策。⁽⁹⁹⁾这样，虽然德·瓦勒拉不愿意作任何让步，但他还是渴望把门半开着。在这两岛上主张英爱合作的支持者们努力证明爱尔兰的中立，事实上是在一定程度上被看做为有利于英国的，这就证明，他们希望在两国之间保持友好的关系。他们指出，英国已经由于爱尔兰为其供应粮食和在英国及北爱尔兰工厂工作的爱尔兰移民为其提供额外劳动力而受益。这两项贡献主要都是出自经济需要方面的考虑，因此不能完全把它看做是同情盟国的证据。不过，成千上万的爱尔兰男女确曾站在英国一边。除了那些在军队中服役者外，⁽¹⁰⁰⁾在英国战时活动的每一领域中，在英格兰和海外，都可以看到许多爱尔兰的男人和妇女。在爱尔兰，对盟国的同情表现在许多方面。迫降在爱尔兰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爱尔兰人把他们隐藏起来，并帮助他们越境进入北爱尔兰。对在训练或非作战飞行中飞机失事的驾驶员没有加以拘留，且为他们提供修理飞机的各种便利，只要他们在适当的时间内就起飞的话。传说有一支爱尔兰军的分遣队曾被派出去用炸药炸毁一排树，因为否则这些树木就会妨碍一架英国飞机在预定时间内起飞。来自英国危险地带的难民都受到欢迎。

遗憾的是，爱尔兰在战争年代里的孤立地位，给国内外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爱尔兰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了一项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在国内又实施了严格的检查制度，从而使爱尔兰人民与外部世界思想感情的潮流隔绝起来。曾鼓励爱尔兰人在经济上、文化上和精神上培养起一种自信心。爱尔兰宛如一株经过大力修剪的树木，惟一留下可自由成长的嫩枝只是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枝茎，簇拥着一枝独立、统一的盖尔人的爱尔兰的花朵。在这个凯尔特族人的黄昏图景中，只能隐隐约约地分辨出外部世界的轮廓。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幻梦已显得比当今世界的严酷事实更为真实了。

(1)　本章讲的是关于爱尔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中立国家的历史。它作为英联邦成员之一的颇为独特的地位，基思·汉考克爵士在其所著的《英联邦事务概览》（Sir Keith Hancock：Survey of British Commonwealth Affair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7—1942年版）一书中有过详尽的论述，本书将只在涉及到它对爱尔兰战时政策以及同包括北爱尔兰在内的联合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关系的影响时提到这个问题。

(2)　条约正文见英国：《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条约的议定条款》（Artioles of Agreement for a Treaty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敕令第1560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21年版）。

(3)　见英国外交部：《英国与外国政府文件（1936年）》（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1936），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8年版，第137页。

(4)　见汉考克：《英联邦事务概览》，第1卷，第6章和附录第629—630页。

(5)　爱尔兰32个郡之中的26个。

(6)　正文见《宪法草案》（Draft Constitution）,都柏林文书局，1937年版，以及英国外交部：《英国与外国政府文件，1937年》（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0年版），第584页以下。

(7)　英国政府的声明发表在《泰晤士报》，1937年7月17日。

(8)　汉考克：《英联邦事务概览》，第1卷，第339页以下。

(9)　见德·瓦勒拉1938年4月29日在众议院的讲话（1938年4月30日的《泰晤士报》）以及张伯伦5月5日在下院的讲话（下院辩论，第5辑，第335卷，第1073栏）。

(10)　同上。

(11)　见英国自治领事务部：《联合王国和爱尔兰政府在1938年4月25日于伦敦签订的协定》（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Government of Eire signed at London on 25th April, 1938），敕令第5728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8年版）以及《文件，1938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177—185页。

(12)　《众议院辩论》，1938年4月27日，第32—47栏；《文件，1938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186页以下；参阅《曼彻斯特卫报》，1938年4月28日。

(13)　下院辩论，1938年5月5日，第5辑，第335卷，第1094—1105栏。

(14)　同上，第1077栏。

(15)　查德菲尔德勋爵：《它或许再会发生》（Lord Chatfield：It Might Happen Again），伦敦，海涅曼，1947年版，第126—127页。

(16)　见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Keith Feiling：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伦敦，麦克米伦，1946年版，第310页。

(17)　下院辩论，1938年5月5日，第5辑，第335卷，第1077栏。

(18)　见多纳尔·奥沙利文：《爱尔兰自由邦及其参议院》（Donal O'Sullivan：The Irish Free State and its Senate），伦敦，费伯，1940年版，第584页以下。

(19)　当问到克雷加文勋爵（当时的北爱尔兰首相）对德·瓦勒拉讲话的反应时，他说：“我只能重申北爱尔兰的老战斗口号，那就是‘不屈服’”（《曼彻斯特卫报》，1938年10月18日）。

(20)　《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1938年10月17日。

(21)　德·瓦勒拉1939年4月16日在克莱尔郡的恩尼斯的一篇讲话。

(22)　7名第二届议会的残留成员于12月8日把他们的“权力”移交给了爱尔兰共和军的委员会。这7名人员曾拒绝接受1921年的条约，并宣称他们是爱尔兰共和国的合法政府。

(23)　《泰晤士报》，1939年1月17日。

(24)　1939年7月2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50卷，第1047栏。

(25)　奥沙利文：《爱尔兰自由邦及其参议院》，第590—592页。

(26)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6卷，第1150—1154栏。

(27)　奥沙利文，前引书，第587页。

(28)　《泰晤士报》，1939年4月28日。

(29)　《众议院辩论》，1939年5月2日，第1415栏；参阅《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5月3日。

(30)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6卷，第2103—2105栏。

(31)　军训法规定两年为居住期限，从而使凡居住两年的男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若系临时居住或能证明是为了求学目的的人，则作为例外处理。大战爆发后，居住期长于两年的爱尔兰公民获准返回家乡，如果他们有此要求的话。

(32)　《泰晤士报》与《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9月4日。

(33)　见《概览，1935年》，第2卷，第503页；参阅同书第188页，注①。

(34)　《纽约时报》，1939年12月26日。

(35)　关于德国的入侵计划，见下文，原著第243—244页。

(36)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51—1352页。

(37)　《泰晤士报》，1940年7月1日。

(38)　德·瓦勒拉在一次接待记者时的讲话。刊载于1940年7月6日的《纽约时报》。

(39)　《泰晤士报》，1940年7月5日。

(40)　《纽约时报》，1940年5月26日。

(41)　司法部长杰拉尔德·博兰在1942年2月4日说，大约有450名最危险的分子已被拘留，另有153名被判处徒刑（《每日电讯报》，1942年2月5日）。

(42)　下院辩论，第5辑，第365卷，第1243栏。

(43)　《纽约时报》，1940年11月8日。

(44)　《曼彻斯特卫报》，1940年11月21日。

(45)　丘吉尔，第2卷，第494—501页；美国版，第2卷，第558—567页。

(46)　同上书，第535—536页；美国版，第606—607页。

(47)　国防部长弗兰克·艾肯在1941年4月23日的声明（《纽约时报》，1941年4月24日）。

(48)　这份有关美国海军支援的计划后来由1941年夏季执行的计划所代替。详情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7编，第3章，第3节。

(49)　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1卷，第49—54页。

(50)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52—1353页。

(51)　《纽约时报》，1941年4月26日。

(52)　赫尔在1941年4月16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讲话。

(53)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53—1354页。

(54)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54页。

(55)　《泰晤士报》，1939年9月4日。

(56)　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216号，第355号，第401号，第465号。

(57)　卡尔·H·阿布斯哈根：《卡纳里斯》（Karl H．Abshagen：Canaris），斯图加特，德意志联邦出版公司协会，1949年版，第277—278页。

(58)　《元首会议，1940年》，第130—133页。

(59)　同上书。

(60)　1944年在德国人撤离布鲁塞尔后，发现了一套地图和文件，这套地图和文件提供了有关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军事地理数据。最初印刷的日期是1940年和1941年（《曼彻斯特卫报》，1944年10月18日）。

(61)　《泰晤士报》，1941年1月8日。

(62)　《曼彻斯特卫报》，1941年6月6日。

(63)　《泰晤士报》，1941年6月20日。

(64)　见下文，原著第248—249页。

(65)　《纽约时报》，1941年12月15日；参阅同日的《泰晤士报》。

(66)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54—1355页。

(67)　《泰晤士报》，1942年1月28日。1942年1月26日到达北爱尔兰的军队，是根据1941年1月至3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期英美参谋长会议上制定的英美联合战略方案开赴欧洲战区的第一梯队。1941年秋天德·瓦勒拉所指责的那些美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可能在从事开拓那些美国武装部队在参战后所需要的基地。自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上，决定即刻着手派遣一支小型的象征性部队赴北爱尔兰，即所谓的“磁铁行动计划”，《二年一度的报告》，第16页；罗伯特·E·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珍闻秘史》（Roosevelt and Hopkins：an Intimate History），纽约，哈珀，1948年版，第459—460页；英国版：《哈里·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The White House Papers of Harry L．Hopkins）,两卷集，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1948—1949年版，第1卷，第472页。

(68)　原文见《纽约时报》，1942年1月28日；另见同日的《泰晤士报》。

(69)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55页。两年后发表的罗斯福于2月26日写的原信全文，见1944年3月12日《纽约时报》。

(70)　《纽约时报》，1942年2月11日；参阅同日的《泰晤士报》。

(71)　《泰晤士报》，1942年2月20日。

(72)　《每日电讯报》，1942年2月4日；参阅同日的《泰晤士报》。

(73)　由勒马斯在2月19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宣布的（《泰晤士报》，1942年2月20日）。

(74)　德·瓦勒拉在1945年10月18日众议院的一次声明中说，在1940年至1945年间，有124 500名男人和58 700名妇女在英国和北爱尔兰找到了职业（《每日邮报》，1945年10月19日）。

(75)　参加英国军队的爱尔兰人民的确切数字不得而知。高夫将军在1944年8月提供的数字是最近亲属在爱尔兰有地址的人为165 000名。

(76)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56—1357页。

(77)　有关1944年3月12日在美国发表的美国照会和布伦南的复信的原文，见当天的《纽约时报》。

(78)　照会原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675—676页。

(79)　原文见同上书，第678—679页。

(80)　见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58页。

(81)　《纽约时报》，1944年3月14日；《曼彻斯特卫报》，1944年3月22日。

(82)　《泰晤士报》，1944年3月16日。

(83)　有关1944年3月10日发表的照会的原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676—678页。

(84)　《纽约时报》，1944年3月18日。

(85)　批评德·瓦勒拉的人声称，德·瓦勒拉为了本国内部的利益夸大了这一危机，目的是想以爱尔兰中立的捍卫者的身份为他的党派博得更多的支持。

(86)　下院辩论，第5辑，第398卷，第36—37栏。

(87)　1944年3月19日丘吉尔给罗斯福的信（见丘吉尔，第5卷，第614—615页；美国版，第5卷，第700—701页）。

(88)　1944年3月19日丘吉尔给罗斯福的信（见丘吉尔，第5卷，第614—615页；美国版，第5卷，第700—701页）。

(89)　令人感兴趣而注意的是，美国和英国在对待爱尔兰问题上传统扮演的角色在战争后期竟颠倒过来。在这时期，1943—1944年，坚决主张采取较强硬行动的反而是美国，而英国却一般地建议保持克制态度。

(90)　《国务院公报》，1944年11月19日。

(91)　德·瓦勒拉在1945年7月19日的一次众议院的会议上说：“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它可能被误解了。我将在这个国家里执行我的职责，并作为一个外交部长尽到应有的礼节，即使我不得不面对误解，或者我们的国家也因此而不得不受到误解。”（《泰晤士报》，1945年7月20日）

(92)　《泰晤士报》，1945年7月25日。

(93)　《众议院辩论》，1943年11月11日。

(94)　雅尔塔会议一致同意，只有那些对任一轴心国宣过战的，并不迟于1945年3月1日遵守联合国宣言的国家才有资格参加旧金山会议。在1945年头几周内，有若干国家履行了这些条件。

(95)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5年7月20日。

(96)　《泰晤士报》，1945年5月14日。

(97)　同上，1945年5月17日。

(98)　同上，1945年7月20日。

(99)　同上，1945年7月18日。

(100)　见上文，原著第248页注②（即本书第388页注①。——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