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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论：各国政策的相互作用
（1945—195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东的政治气氛，(1)犹如一股压缩在一个封闭容器中的气体。对盟国来讲，这儿是战时的重要战略地区，甚至不仅主要是英帝国的一个交通枢纽或石油供应来源（两次大战之间后者已经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美国和英国经过这里进入苏联的主要通路（此外只有危险的北极航线了）。由于通过波斯向苏联供应战争物资，美国军队进入了中东；自从19世纪初期年轻的共和国对柏柏尔(2)海盗作战以来，这还是美国第一次进入中东。来自西方的政治家和军人，旅行到莫斯科执行艰巨的任务，也要先经过中东。同盟国“三大国”领袖1943年首次举行会晤，就是在德黑兰。可是，对中东各国政府和政治上有觉悟的阶级说来，这次战争加强了他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更早些）以来所作的种种努力，以争取完全摆脱列强的影响和控制。首先是英帝国，其次是法国，对过去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肥沃新月”的控制，曾在1919—1920年期间大为加剧，但在此同时，这种控制却受到了埃及、土耳其和波斯的挑战。到1939年时，土耳其和波斯具有完全的独立和主权已经不止15年了。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共和国要在作战的列强之间保持其非交战国地位仍有困难；而波斯则由于英国和苏联要求横穿它的国土建立交通联系，在1941年暂时丧失了实际上的独立。在南方，1939年时阿拉伯语系各国的独立地位，比土耳其和波斯还要不完全。在两次大战期间，埃及和伊拉克分别从保护国与委任统治地的地位转变成为主权国家，但英国却要它们接受同盟条约。列万特国家(3)和巴勒斯坦则仍处于委任统治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机会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在埃及和伊拉克，英国使用了武力或武力威胁，迫使两国遵守与英国的同盟条约，以抵制那些好战的民族主义分子勾结轴心国或寻求轴心国庇护的企图。在列万特国家中，法国的委任统治威信已名存实亡，最初是由于1940年法国向轴心国投降，而更重要的则是由于英国和自由法国在1年之后在这个地区驱逐了维希分子政权。对于民族主义者要求在战争结束时实现几乎完全的独立一事，英国和法国的态度显然不同；民族主义者因而得以乘机利用，讨了便宜。从1942年起巴勒斯坦的情况是：一些最有影响的阿拉伯政治家，由于其所采取的不妥协态度，被迫流亡在外，变得对当时的局面无能为力；而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则全力以赴地争取获得主权国家的地位，以便全面控制移民、土地购买和定居等事宜。波斯的领土虽处于三个主要盟国的军队占领之下，但它却拒绝了苏联1944年提出的石油开采特权的要求，随之对操在英伊石油公司手中的颇有价值的开采特权也有了微词。(4)
一位美国的中东史学家认为，作为战争带来的副产品，英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把几百年来未曾统一过的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统一起来了，而英国所创办的阿拉伯通讯社和阿拉伯广播电台就是这个统一过程的象征。(5)然而，有许多情况可以说明，这种统一是在与地方政府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条件下实现的，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两者对英国影响的反感至少也像1919—1920年间那样的强烈。在两次大战期间，英国的政策是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其他的外国利益（法国或美国石油公司的），或与较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本身，达成平衡和妥协，以便保护英国在中东的根本利益。1945年后这项政策还会继续推行，但必须使出全部的力气和采取更加巧妙的手段，这是因为战争使英国财政资源极度枯竭，使它的绝对优势和作为世界强国的相对地位都削弱了。在1944年间，英国勉强承认，今后在沙特阿拉伯的主要利益是属于美国的了。(6)当时美国在该地的石油开采已开始接近于英伊石油公司的生产水平，并在达兰拥有一个空军基地。英国战时联合内阁企图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主张把这块地方分成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和阿拉伯人的两个国家。丘吉尔希望在战后争取美国的合作来推行一项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联合政策。(7)英国外交部认为：它与埃及和伊拉克的两个同盟条约（还有10年左右才满期），无疑都可以作为英国与这些国家、法国与列万特各国调整战后关系的两块样板。英国外交部还希望在英国政策鼓励之下于1945年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将为这样一个体制提供政治上和社会上的联系，通过延长英美中东补给中心(8)的建设性工作，使其经济的发展得以推进。但是，战争结束时，战前列强彼此间的谅解已荡然无存，使英国关于战后中东的设想也失去了主要的依据。英国在1943年11月和1945年6月借口保障中东地区的普遍安全，进行了干涉，说是该地区受到坚持独立的民族主义者与寸步不让的保守主义者戴高乐派两者之间冲突的威胁。这种干涉给了各地的民族主义者武装力量一个榜样，使他们体会到希洛德求助于恺撒(9)的好处。(10)埃及在阿拉伯联盟中举足轻重，而在缓和英国与埃及之间的战后关系方面，则毫无建树。在埃及的两个主要城市中，仍驻有英军司令部和大量部队，显然，撤出还遥遥无期。(11)
埃及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都认为，在1945年6—7月英国大选后上了台的工党，预示着较之丘吉尔重新当政更为圆通的政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靠着英国工党不久前支持他们的主张的保证，立即迫使新政府满足他们的最大限度的要求。可是，英国在中东的利益，使英国不能忽视阿拉伯有关邻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主张。工党政府采取了前任历届政府的那种政策，即试图把美国政府从漠不关心的态度方面引导过来，它劝告美国政府说，英国有义务同美国共同制定和实施一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但是，为了在1945年11月建立英美巴勒斯坦问题调查委员会而进行的外交谈判的正常步骤，却使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难以忍受。他们坚持要在冬季前，把在德国和奥地利难民集中营中的10万名幸存的犹太人，迁移到巴勒斯坦去，而合法移民由于限额（这是可恨的1939年白皮书所强加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已满，实际已经结束了。因此自从1945年10月以后，就出现了一场时起时伏的对抗——非法组织起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移民和英国所采取的防止移民的反措施；犹太抵抗运动(12)对英国军事设施的攻击和英国保安部队所采取的反击行动。英国政府由于有所顾虑，怕得罪美国，不敢使用全部军事力量对犹太抵抗运动进行镇压；但结果却使英国的委任统治不可挽回地日益失灵，终于造成了巴勒斯坦境内法律和秩序的垮台。
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得不等到1945年11月才见到过渡期间英国政策的声明，而埃及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为修订条约进行协商的要求，则直到1946年1月底才得到答复——这个答复仍是不置可否。当时迫使英国政策谨慎的主要因素，是苏联对土耳其和波斯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已开始，在整个1946年间还在继续，从未间断过。苏联政府的最终目标，无疑是要使希腊(13)、土耳其和波斯处于像东欧各卫星国那样的地位。正如把它边疆以外的缓冲地区保护带推进到易北河和亚得里亚海那样，苏联还想把作为南俄和外高加索工业区屏障的中东缓冲地区保护带推进到东地中海和波斯湾。这就是1940年11月莫洛托夫在与纳粹头子们会谈中所提出的那种设想。(14)直接的目标则是在黑海海峡建立苏联的基地，迫使土耳其归还在外高加索边境的领土，以及取得波斯北方5省的石油开采特权。由于土耳其政府和人民捍卫主权的决心，苏联政府所采取的方式，只限于施加外交压力和进行威胁。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6个月期间，他们却利用当时盟国武装力量奉命留在波斯这个机会，在红军保护下，在波斯的主要经济地区阿塞拜疆省和波斯库尔德斯坦省，成立了共产党分裂主义者政权，同时对波斯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名义上）参加苏—伊联合石油公司开采北方各省石油。战时任命美国军官充当波斯宪兵队顾问的办法虽在1945年再度被保留下来，但美国政府却单方面决定从波斯撤出其部队，比1942年英苏伊条约所规定的日期还提前了4个月。毫无疑问，人们因此就有了一个美国对波斯不发生兴趣的印象。所以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主动提出要对阿塞拜疆情况进行国际调查的，是英国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而不是美国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1946年3月，苏联政府宣布：在国际同意的撤军日期之后，还准备在波斯北部留驻一部分他们的武装力量，一直到了这个时候，美国反对苏联对波斯施加压力的那种态度，才清晰地表现出来。与此同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军舰之一，美国的“密苏里”号，被派往伊斯坦布尔作礼节性访问，借以强调美国对于正在抵制苏联压力的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颇为关切。
可是，由于美国公众对于美国新近获得利益——主要是沙特阿拉伯石油——的地区，还不太了解，甚至还有怀疑，所以公众舆论还不赞成在该地区承担任何义务。于是在中东的北部地区抵制苏联施加冷战压力的主要担子，在1946年期间就继续落在英国政府的肩上了。(15)当时英国政府倘若能够把巴勒斯坦问题抽出来单独处理，那么，它就可能考虑到，像战时联合内阁那样，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部分，并把其余的一部分并入外约旦，便可充分满足犹太复国主义者成立国家的愿望。不过，在苏联冷战的干扰下，英国这样做，至少也需要有自从1939年以来英国就需要的那种阿拉伯诸邻国的消极同意。泛阿拉伯的感情认为在阿拉伯巴勒斯坦境内只能给予犹太人以少数民族社团的地位，并不准备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作出更多的让步。当时有人威胁要谋求莫斯科的支持，正如1940—1941年期间有些泛阿拉伯鹰派分子就曾求助德国纳粹支持那样。阿拉伯联盟各国彼此也是貌合神离，不过还不像1948年那么明显而已。英美巴勒斯坦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回避了巴勒斯坦分治问题，不肯采用外科开刀的手术，却提出了一系列更类似止痛药物式的建议。不可能设想美国因此就会愿意按照这些建议或其他方案，分担维持巴勒斯坦法律和秩序的任务。杜鲁门总统除促成巴勒斯坦收容来自欧洲的10万名犹太人入境外，并不准备再做什么事。由于1946年11月国会大选临近，杜鲁门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干预行动，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愈来愈受到要考虑纽约州及美国东部人口稠密各州犹太人拥有的大量选票这一事实的影响。与此同时，埃及政府迫使英国政府作出让步，在原则上同意从埃及撤退全部英国军队，作为埃及同意与英国谈判签订新英埃同盟条约的代价；安全理事会则要求英法从叙利亚及黎巴嫩撤退驻军。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就被看成是英国在中东未来的主要基地了。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英国居民生命财产采取暴力行动，原已强硬起来的英国政策，这时进一步强硬了。英国政府根据英美委员会的建议，在解除犹太抵抗运动武装的条件下，准许10万名欧洲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当犹太抵抗运动扩大其暴力行动的范围，来抗议英国政策中的这种倾向时，英国政府就出动军队，把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行政委员会中与犹太抵抗运动妥协的成员，以及数百名证明是犹太抵抗运动的人员，都逮捕了。接着，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的组织，袭击了巴勒斯坦政府的秘书处，91名（英国、阿拉伯和犹太）人员遭到杀害，使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就在这个时候，英国政府旧调重弹，公布了一项成立犹太和阿拉伯两自治省统归一个中央的英国行政机构管辖的老方案。但这项方案遭到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致的反对，而阿拉伯各国则提出了它们自己的一套不妥协的建议。不管怎么说，英国对犹太抵抗运动采取的反击措施所引起的震动，使绝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负责领导人明白，自1942年比尔特莫尔宣言以来，他们要把整个巴勒斯坦拿下来的那种政策，永远不会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因此，他们提出了一项分治的建议，要求在巴勒斯坦全境2／3的土地上成立独立的国家，而相形之下，英国的计划只不过是设想在巴勒斯坦全境约1／6的土地上成立一个犹太省而已。英国政府谋求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达成一项妥协办法，但摆在面前的移民政策仍然是一个障碍：对未经官方准许径自从欧洲进入巴勒斯坦人数越来越多的移民，英国政府所采取的对策是，强行把他们赶到塞浦路斯拘留营去；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不同意对上述移民的入境加以限制，除非准许入境的限额得到实质性的增加；但是，在入境限额问题上，英国又曾向阿拉伯国家保证：在当前协商中决不让步。于是极端分子的组织就加紧了对英国在巴勒斯坦的行政当局的袭击，以致在1947年1月底时，英国不得不发布命令，撤退不必要的英国居民，而把必要的人员集中到由军队守护和电网围起来的“安全区”。
这项“破釜沉舟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使英国的威信扫地”。(16)可是，这种不光彩下场却是由于下述那种局面造成的：当犹太极端分子的各种组织得以在其居民区内潜伏下来并受到保护的时候，英国当局却不容许其保安部队采取任何真正的坚决措施；因为英国政府经常考虑的是他们在巴勒斯坦的行动会对美国国内舆论产生什么影响这一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国内也是意见分歧的。当时英国经济形势正在风雨飘摇之中。(17)1947年2月，由于煤荒，再加上出现了66年来未曾有过的严冬，这就使英国经济一时陷于瘫痪。当时英国政府又作出了一系列改变过去政策的激进的决定，以减轻其在海外所承担的义务。印度次大陆将在当年夏天取得独立。美国接到了通知说：英国为了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的独立以对抗苏联的冷战，3月31日以后将不再继续自大战以来向该两国提供军事上和军事顾问方面的援助。英国同埃及修订同盟条约的谈判，也由于在英—埃苏丹的地位问题上发生分歧而宣告破裂，可是埃及舆论却被鼓动起来，认为英—埃苏丹与埃及联合倒是全国一致的希望。1947年8月，埃及提出了一个论点说，战后形势发生变化，使英埃条约在1956年期满之前已经失效了。但该论点并未获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2／3多数的支持，从而运河区仍然是英国手中的主要军事和空军基地。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才失去了作为英国基地的主要吸引力。1947年2月，当英国政府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国时，它决定放弃这块委任统治地的意图，还不是完全明朗的。到了9月，这件事才公布出来：在公布的一星期内，中东主要军火站将由运河区转移至肯尼亚。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于1947年3月作出接替并扩大以往英国对希腊及土耳其援助的决定，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项创举——它与过去的作法截然不同，以致人们给他起了一个非正式的名称，叫做杜鲁门主义。虽然阻力来自传统的孤立主义者，来自把全部信念寄托在联合国身上的理想主义者，来自那些从根本上就对美国同英帝国主义混在一起抱有怀疑的人们，但是授权进行必要的第一批贷款的法案，却以绰绰有余的多数终于在参众两院通过了。不久，美国就对波斯提供了一笔军事贷款，并派遣了一个美国军事顾问团。当时苏联政府对波斯施加压力，使其批准苏联在去年用威胁利诱的手段强加于人的那项有关波斯北部的石油协定，但是在年富力强的美国大使支持之下，年逾古稀的波斯首相却机智地顶住了这股压力而占了上风。这位美国大使坚持：波斯国会对苏—波石油协定草案所涉及的利害得失，应自由地放手作出决定。英国政府则顾虑：如果在波斯北部苏联吃了闭门羹，那么，英伊石油公司在波斯西南权益范围内的经营活动，也会同样受到干扰。(18)
这样，在1947年一年中，冷战期间保卫中东北部边界的责任，实际上已由英国转到了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迅速地提高了它的产量。1946年12月，英国政府控制大部分股权的英伊石油公司，将其年产量20%的石油包销权让给了两家头号的美国石油销售机构，为期20年。(19)但当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建议于1947年9月提交给联合国大会时，英美两国的政策却没有协调一致。出现这种情况，双方政府都有责任。英国外交部显然仍然非常强调不能让阿拉伯国家联盟各国疏远英国。当时英国正同伊拉克进行一项修订条约的谈判，而贝文则希望该条约将为其他中东国家的防御安排树立一个样板。(20)在英国国内，继续存在着低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能量和决心的那种趋向，但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分子”所进行的破坏成功地使英国委任统治地当局陷于瘫痪，使英国又添上了一种怨恨的心理（外交大臣本人的发言中就曾表现出这种心理）。(21)这样，情况就更加复杂化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舆论中享有相当广泛的威信，它把英国描绘成为一个阴险毒辣、有着纳粹色彩的“侵略国”，所以，为了反对这个“侵略国”，使用一切抵抗手段都是公正的。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其中有很多人都曾在纳粹占领时期的欧洲转入“地下”担任了领导的角色）则被描绘成为理想化的抵抗运动。对于这种抵抗运动来说，打伏击，掷炸弹，都成了解放的行动。而他们所组织的任何真真假假、含沙射影的运动，只不过是骗人上当的一种烟幕而已。可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里，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不经批准径行向巴勒斯坦移民的运动，甚至对其中鹰派的极端主义者——用英国人的话来说，那些“恐怖分子”——竟给予了大量的财政支援和道义上有力的支持，而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府，对此种情况却采取了容忍宽恕的态度，这就使已经受到挫折的英国人的心里又增加了新的愤激情绪。(22)由于不管执行什么政策路线，都不得不考虑可能在美国国内产生什么影响，这就使巴勒斯坦的英国当局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作出于事无补的勃然大怒的姿态，而这种情状只能为它们之间的隔阂火上加油。因此，在委任统治的授权期限于1958年6月15日到期之前的几个月里，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消极和本位主义了。而与此同时，在美国政府中，国务院和国防部则继续对阿拉伯国家所持的敌意抱有顾虑，怕它威胁阿拉伯石油的输出。由于西半球石油蕴藏量日益减少，沙特阿拉伯就成了它的石油的另一来源；其所以越来越重要，因为不但美国海军需要，而且也可满足欧洲复兴计划中正在扩大的燃料要求。(23)看来总统像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民族愿望也抱有一种不偏不倚的同情态度——也许并不曾完全意识到由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存和民族权利所引起的困难的严重性。毫无疑问，总统之遵循他的个人倾向，也是由于受到民主党内当家的一伙人的怂恿的结果。这些人的职业就是从国内政治方面考虑问题：一般说来，这就是犹太人的选票和舆论。对于踌躇不决的联合国大会，总统在关键时刻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拉到了必要的2／3多数票，按照特别委员会的建议，把巴勒斯坦分成七巧板式大大小小的7块（犹太人3块，阿拉伯人3块，国际共管1块）。联合国大会这次的决议之所以行不通，不但表现在它无视英国和其他代表团的忠告，而且也表现在它只是含糊其辞地提到组织1支国际志愿军的问题，从而证明它不能维持巴勒斯坦两个敌对社会之间的和平而终归失败了。英国政府一再声明，决不出动他们的军队，来强迫上述两个敌对社会中的任何一方实施联合国大会的这项政策。英国政府的这种态度，虽然受到舆论一致的拥护，但美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听到后却很不舒服。这因为后者的立场——虔诚地希望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边界，将会像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边界那样友好——不但与英国的立场迥然不同，而且也是有案可稽的。(24)在行动上，英美之间这种不协调的模样一直继续下去。自1947年12月以后，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和犹太人的反击，终于变成了一场地方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支援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但到了1948年4月的时候，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争取实现其民族独立的目标过程中，团结紧密而又训练有素，终于占了上风。英国始终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从巴勒斯坦问题脱身方面，自称对交战双方保持中立，却招致了双方的恶感。(25)过去3年间，英国军警在犹太“恐怖分子”手中遭受了上千的伤亡，同时英国政府由于政治上的理由，却不让他们使用全部力量来对付这些“恐怖分子”，这就使他们现在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明显地有了一种歧视的倾向。(26)有一些事实足以证明：为了对付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主义，曾发生过两次主要的报复行动，结果造成了约50名无辜犹太人的惨遭杀害，而这两次行动是应该由英国警察部队的逃兵负责的。在巴勒斯坦的无政府状况变得日益严重期间，美国的政策摇摆不定，企图调和形势中一些利害分歧的因素——诸如阿拉伯国家停止供应中东石油所造成的威胁，“苏联的威胁”，(27)指望在巴勒斯坦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以及国内政治中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那种压力等。直到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期满的时候，总统才终于决定立即承认以色列国家；而此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公开战争，则使英美关系更加紧张。美国在安理会谴责阿拉伯各国，说它们是侵略者，如它们拒不接受停火，就对它们进行制裁。英国的政策则是继续说服阿拉伯各国接受停火，使其得以在巴勒斯坦占有联大决议所规定的那部分土地，但不愿以制裁来恫吓，以避免进一步引起敌对的情绪。(28)无论如何，与英国结成同盟的那些阿拉伯国家依然从英国取得军火，而在阿卜杜拉国王的阿拉伯军团中服役的英国军官也正在直接参加战斗——这些事实较之美国干的那种以秘密输送军火、提供金钱和以志愿的军事人员来支援以色列的做法，(29)明显地偏袒一方的情况更加露骨，因而在美国就有了一个强烈的反英舆论和宣传运动，再次变成了选举年中的一件吵吵闹闹的大事。在英美关系的这场可悲的灾难中，惟一受惠者是苏联政府。它自从1947年5月以来，为了达到使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完蛋的目的，暂时已不对犹太复国主义采取敌视的态度，而且现在还允许它的卫星国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出售飞机和军火。
1948年5月底，英国的政策终于根据美国的政策进行了调整。两国政府联合起来向巴勒斯坦的交战双方施加压力，要它们接受为期1个月的停火，停火期间双方均不得接受来自国外的人员或物质援助。英国这时停止向阿拉伯国家输送军火已经1年多了，但美国政府却不能也不愿削减对以色列财政方面的援助，以供其从海外秘密购买重型武器。后来英国在联合国内的态度说明，为了适应当前巴勒斯坦的军事形势，英国政府纵然不曾授意给联合国调解人（瑞典皇室伯纳多特伯爵），但是也赞成了他所提出的对于联合国大会决议中有关划分巴勒斯坦领土的那项不切实际的条款应加修改的建议。该建议(30)设想由以色列全部或部分让出南巴勒斯坦（以色列本来计划把该地发展为引水灌溉的谷物地区及矿产资源地区），而以最近被其军事占领的西加利利地区永归其所有，作为交换条件。英国的用心，显然是想使阿拉伯人控制南巴勒斯坦，作为潜在的军事基地以及运河区与约旦之间的通道，而且这块地方可能还蕴藏着石油。正当调解人的建议送交联合国大会加以讨论期间，由于以色列获得大量军火，阿拉伯各国间政治上争吵，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军事上占了优势。以阿拉伯国家违反停火为借口，(31)以色列发动了一系列地区性的进攻，到了1948年底，以色列除拥有联合国指定划分给它的全部领土外，还占据了原来划给阿拉伯国家的大片土地。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当时尚未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采取了一切外交手段，来阻止以色列在损害阿拉伯情况下继续推进；当以色列军队为驱逐驻在巴勒斯坦的埃及军队而进入埃及领土时，英国甚至准备援用英埃条约。但由于以色列已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继续保持着一种越来越超然的态度。在联合国中，美国代表团只是提出一项条件，客气地敦促以色列，要后者在其占领的地区已超过联合国所规定的范围的情况下，给予阿拉伯人以相应的土地作为交换，但对于如何实现这项条件却一事未做。美国同时还热情支持以色列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只是到了以色列军队已经跨进埃及境内并且据说已经威胁到外约旦时，美国才对以色列提出了警告。可是杜鲁门总统却仍不让他的政府承担责任与英国合作；英国单独派遣侦察机视察巴勒斯坦—埃及战线军事形势，结果是5架英国飞机被以色列击落了下来。英国议会和公众对这次屈辱遭遇的反应，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之间开始停战谈判，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使贝文对以色列的不妥协态度不得不有所软化。过去，英国政府自作主张，把达到参军年龄的犹太移民都拘留在塞浦路斯，现在也都予以释放了；对以色列事实上的承认，也予以宣布了。但是，1949年3月，以色列的巡逻部队推进到位于亚喀巴湾上的巴勒斯坦最南部出海口而加以占领时，一支新近在约旦境内亚喀巴本土建立起来的英国驻军也随之加强了。由于以色列军队只在国际边境线自己的一边活动，英国的这部分驻军并未采取什么军事行动。一个英国政府发言人声称，该部分驻军稳定了当地的局面，而且还有助于使以色列与约旦达成了停战协定。
对于阿拉伯各国来说，巴勒斯坦的战争，增添了受到挫折的情绪，而这种情绪立即在下面两件事上具体地表现了出来：一是埃及的首相被暗杀了，二是自称于1954年把叙利亚从法国委任统治下解放出来而立下功劳的那个寡头政权，被军事政变所推翻了。最后，这种受到挫折的情绪，也同样在谋杀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在废黜法鲁克国王的埃及军事政变中发泄出来。与阿拉伯世界内部的这种骚动相应而来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所引起的强烈反感，(32)于是阿拉伯各国对待西方的政策也变得顽固地不合作起来。1949年底，英美两国政府认为：耶路撒冷事实上已被以色列和约旦军队分别占据，这已使1947年11月联合国把该地区国际化的建议变得无从实现，故改而支持一项妥协性的建议，把原建议中的国际共管机构局限于照料圣址及该城的公共利益方面。可是，埃及和叙利亚，却得以同时对西方，对以色列，以及对“英国的仆从国”约旦报仇泄愤，诱使阿拉伯联盟各国、天主教各国以及苏联集团(33)结成奇怪的一伙，凑成2／3的多数，投票赞成全部国际化的方案——尽管现在没有一国准备把这个方案强加于以色列和约旦。1950年5月，美英法三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企图稳定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局势，但后者却重申了阿拉伯人的立场作为答复。
在杜鲁门主义指导下，美国在土耳其所承担的紧迫任务，是加强态度坚决而装备陈旧的土耳其的军事力量，使其得以抵御苏联可能的进攻，同时还需防止财政上的负担会压垮落后的土耳其经济。美国建议的解决方案是土耳其军事力量的大规模现代化，这不可避免地要包括国民经济中许多部门的现代化。由于土耳其在冷战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土耳其领导人的反应相对说来又是那么令人鼓舞（与美国在国民党中国的经验相对比而言），以致美国对土耳其的援助终于变成了共同安全条例下一项长期承担下来的义务。
不管怎样，波斯的形势也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并在1951年还引起了英美政策上的另一次冲突。1946年下半年，苏联改变了政策，攻击性的色彩淡了一些，波斯立即遭受苏联控制的危机总算是暂时避免了，接着波斯的政治家们就制定了一项野心勃勃地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年计划大纲。1947年，该计划交给一家美国顾问团所组成的公司进行规划，精简到可以落实的规模，估计要用6.5亿美元。这笔费用将来自两个方面，大致每方面各出一半：一方面是英伊石油公司所提供的石油产地使用费和波斯国内的各种收入，另一方面则希望国际银行能提供一项贷款。在此期间，由于英国政府采取限制红利的政策，很自然地就造成了波斯在石油方面收入的减少，所以英伊石油公司主动提出了双方进行协商来制定补偿办法的建议。但是政治上敏感的波斯人，长期以来已对其国家最有价值的天然资源的开发被掌握在外人手里一事，心有不满，(34)现在又记起了波斯从石油方面所取得的收入与英国政府从英伊石油公司所征收的赋税收入两者之间相差悬殊。波斯政府与石油公司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谈判不时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共产党人举行的反对英伊石油公司的示威运动所打断。在谈判中，波斯政府代表援引了委内瑞拉政府最近与一个从事生产和提炼的美国石油公司所商订的平分利润办法，作为例子；但是波斯人不但忽视了自委内瑞拉运至主要销售市场的运费要比自波斯运至主要销售市场的运费低这一事实，而且他们还要求把平分利润的规定应用到英伊石油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及销售市场方面。1949年7月，双方终于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按照该方案，波斯在1948年和1949年所取得的产地使用费与现时协定相比将增加83%，而且预计由于1950年以后生产扩充的结果，1949年的2 300万英镑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超过。但，波斯政府对这项新方案却态度冷淡。不管怎么说，这时一小撮民族主义者已经为取消英伊石油公司的特权而进行了大喊大叫；在他们的坚决反对下，国会也就没有批准这项新方案。由于其他不利的因素，这时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农业上的歉收，由于进口半奢侈品引起城市资金大量浪费，两者所造成的影响，使1949—1950年期间波斯的经济严重恶化。这时，美国政府也不愿提供波斯国王所渴望的那项2.5亿美元贷款了，理由是：在波斯腐败和无能的行政机构还没有根本加以改革之前，就是有了外国的贷款，也是会完全被浪费掉的——正如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国一样。此外，在1949—1950年期间，总的说来，英美两国的石油利益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35)美国驻德黑兰的七年计划顾问团的主任是来自波斯湾的一个美国石油公司的经理，他就公开评论过英国，说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促进过中东的经济发展。在波斯经营石油生产的英国人和进行七年计划工作的美国人之间，促进彼此相互谅解的工作，看来做得是很差的。至于波斯人，过去一个多世纪来一直是通过让英国人和俄国人相互厮杀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的独立，现在又看到了利用美国的同情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来反对1950年期间坚决不肯在尚未批准的1949年“补充协定”之外作进一步让步的英伊石油公司。
英美未能协调彼此对波斯的态度，其后果直到1951年夏季以后才完全暴露出来，因而不属于本卷记叙范围之内。不过，英国在世界中已经窘态毕露的那种处境，却在埃及看得最为明显，因为埃及一直想把英国的军事力量从其领土上赶出去。(36)在1950年1月埃及大选后重新执政的华夫脱政府，很快就恢复了英—埃防务问题的会谈，报纸则向美国提出呼吁，希望能迫使英国作出让步。(37)对于叙利亚共和国与哈希姆王国之一——伊拉克或约旦——实行联合的建议，当时争论激烈。该项建议的反对者，很快就把它看成是英国鼓动下的产物（关于此点证据不够充分），(38)而且是遭到美国反对的。(39)在塞浦路斯，情况也是同样。居于大多数的希腊语系的政治领导人，也企图与希腊合并；他们受到怂恿寄希望于美国能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使英国同意他们的愿望。(40)在1950年2月英国大选中，工党以微弱的多数重新执政，但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政府，毫无疑问会影响英国在中东的声望和权威，会影响英国制定政策的决心，也许特别是对波斯石油问题的僵局要在它超出合理政治范围之前尽力予以解决的决心。美国政府则极其不希望人们把它看成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取英国势力而代之的一个国家，因而在这个阶段中，其积极的行动只限于提供经济发展方面的援助，这一点在杜鲁门总统1949年1月20日就职演说中已经有所申明。但是，在阿拉伯世界中，那些行将成为受惠者的国家，则长期对这个“第四点计划”抱着种种无稽的疑虑。(41)这种否定的态度，作为对帝国主义普遍有反感的一项后果，特别是作为巴勒斯坦灾难遗留下来的不公正和屈辱之感的一项后果，很自然地就在阿拉伯国家被邀请同西方合作共同制定一项联合防止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计划的时候，非常强烈地表现了出来。政治上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利用中东主要是为了它的帝国主义的目的，而对当地人民的利益，则只是给予敷衍了事的关注（按照民族主义者的讲法，则认为只是漠然地置诸脑后）。如果可能的话，这些国家还企图在破坏程度将大大超过过去历届战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那种愿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苏联宣传工具却巧妙地利用了那种企图保持中立的愿望以及反对英美政策的情绪，把两者看成是其“和平拥护者”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42)朝鲜战争爆发前三星期，英帝国参谋总长谋求同埃及首相和外交大臣商讨中东的防务问题时，他提出警告说，一旦战争爆发，苏联的地面部队在4个月之内就能攻到埃及；但是埃及反驳说：只是因为埃及成了英国的基地，所以才变成了进攻的目标；而且自从1946年英国提出从埃及全部撤出的建议之后，战争的危险性也并未有所增加；因此，要想说服埃及人民，使其相信假想中的苏联的进攻会比当前的英国占领更糟，那倒是难上加难了。(43)
英国在中东威信的下降，是同它的战后虚弱情况分不开的，而英美政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存在的严重分歧，现在则更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美国发现土耳其是可以作为自己的可靠的权力支柱的——虽然对付这个权力支柱有时也有些麻烦，但美国也发现阿拉伯各国和波斯却处于一种“权力的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穆斯林的复兴，对共产主义的渗透提供了惟一的心理上的抵制。不过，由于共产主义者和穆斯林复兴主义者在倾向上都属于群众中的同一个阶层，而且都准备把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作为共同的事业，(44)因而使上述那种心理上的抵制，也变得是靠不住的了。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时，中东出现了一种情景，同托马斯·哈代在《王朝的主人》一书中根据其悲剧性的想象力所描绘出来的拿破仑的斗争，不无相似之处。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的苦难，以及辗转来自各国、为在以色列这块天国的土地上重建家园而斗争的那些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苦难，都是足以引起哈代的那位怜悯之神的同情的。但是，邪恶之神会带着欣赏的心情，来看恐怖主义在许多国家中所扮演的那种角色——摧毁政治上的反对力量，或者使某些政治上的头面人物葬身于血泊之中，成为席卷社会上整个集团和阶级的那种失望情绪的牺牲者。(45)但是，无论如何，中东却为哈代的讽刺之神，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提供了一些最为复杂的情景，例如，当前权力所在的一些体制，显然正在崩溃之中，而急欲取而代之的那些新生的体制，则尚处于脆弱的萌芽阶段。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医治不合理瓜分阿拉伯世界这个创伤而突起的一种统一力量的巨大组织，也由于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卷入王室和个人之间的倾轧之中，(46)而变得分崩离析了。联盟为了促进经济事务、交通、文化事务、国籍和护照问题、社会活动以及公共卫生等等方面的合作而设置的各种委员会，也都陷进普遍的纠缠不清的政治冲突中去了。阿拉伯各国为了抵制犹太复国主义，甚至拒绝讨论巴勒斯坦的分治问题，而且还愤怒地驳斥了1947年11月联合国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但仅在1年多的时间之后，就被迫沿着远远更加不利的分界线上接受了停战。这时虽回过头来把1947年11月原来的各项建议看成是当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希望加以履行，但已无济于事了。以色列在它争取独立的斗争变得尖锐起来之前，曾把它自己看成是中东的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典范，是对其他阿拉伯邻邦的一种鼓舞的力量。但是在与后者发生冲突的过程中，由于同时要追求许多目标，这就使它不得不把活动局限于采取各种各样的权宜之计，来吸引外国资本家的投资，以挽救其经济上的瘫痪。为了制止世界上的战争而建立了联合国组织的各大国，主要地是由于彼此目的不同，意见各异，要在面积不大于威尔士的一片土地上（指巴勒斯坦而言）制止一场局部的战争，事实证明也是无能为力的，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减轻一些战争带来的灾难而已；的确，它们总算使这场战争在1个月内停了下来，而且当战争再度爆发后，又使其在两星期内停了下来。英国工党站在反对党地位，自1919年以来一直赞同所有中东评论家对英帝国主义所作的批判，但是这时却发现自己由于负起了政府工作的责任，而不得不为英帝国的特权地位进行辩护，以反对来自自己队伍中反对派的意见。就是基于善良的愿望，企图来解决一个规模较小的政治问题——塞浦路斯问题，它所作的努力，也是既受挫于当地民族主义的不妥协态度，又受挫于因冷战而产生的战略考虑的冲击。带头敦促英国政府放弃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的，倒是丘吉尔。(47)在波斯，民族主义对经济现实考虑极少，大工业组织则因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实力及其非理性特点而受到谴责，民族主义与大工业组织两者之间的冲突，终于在1950年爆发了出来。总的说来，美国在中东的观察家，由于对中东问题所抱的超然态度，比之更直接陷入到中东问题之内的英国，更加意识到为了适应迅速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有调整其政策的必要。但是正当英国面对其自身的实力日渐削弱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而畏缩不前的时候，美国在巴勒斯坦、波斯以及以后在埃及所进行的干涉行动的结果，却促使中东的民族主义进一步打击了英国的威信；(48)当时美国还没有取英国而代之的准备（除了在希腊和土耳其以外），而其对中东所提供的东西在实质上也没有超过技术和财政上的援助，(49)而且接受这类援助也不要求受援国承担任何义务。结果是这种“权力的真空状态”扩大到了整个的地区；在冷战的气氛下，它威胁着四方所谓的全球性安全的构想，并在1952年引起了“肥沃新月”中一系列政治上的动乱。
(1) 见《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Survey for 1939—1946: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ar）。
(2) 柏柏尔国家，一作马格里布国家，系指埃及以西的北非伊斯兰教各国。它们对商船通过地中海要收取黄金。柏柏尔之战，即指美国在19世纪初期（1801—1805，1815）与上述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冲突，其关键即在于过境纳贡问题。——译者
(3) 列万特原为地中海沿岸从埃及到土耳其（包括后者在内）一线诸国的综合称谓，亦译近东国家；但此处列万特国家一语则专指原法属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法属委任统治地）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译者
(4)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79页。波斯政府后来企图追征战争期间英国武装部队在波斯所用的石油产品的销售税。这一点显然没有包括在当时的任何英波协定中。英国政府后来反驳说，“在为了盟国共同的事业——从而也是间接地保卫了波斯的情况下”，在波斯所用的石油产品要缴税一事，是“不可能作为一个问题成立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外交记者报道，1952年9月9日〕。
(5) J·C·赫尔维茨：“中东的团结和不团结”，《国际调解》（J.C.Hurewitz：“Unity and Disunity in the Middle East”，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1952年5月，第222—224页，第232页。
(6)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61—263页。
(7) 见下文，原著第191—192页。
(8) 见盖伊·亨特：“经济问题：中东补给中心”（Guy Hunter：“Economic Problems：The Middle East Supply Centre”），《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189页。英国中东办事处成立于1945年底，以继续执行中东补给中心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咨询工作，由于战后英国无力对中东提供任何大规模财政援助，未能发挥效能〔赫尔维茨，前引文，第228—229页；又见英国中央新闻处：《英国和中东的发展》（Great Britain，Central Office of Information：Britain and Middle East Development），伦敦，1945年版，第43—45页〕。
(9) 希洛德是古代巴勒斯坦的一个王朝。希洛德二世（公元前？—43年）被罗马统帅恺撒立为全巴勒斯坦的统治者。此处是以希洛德求助于恺撒来比喻民族主义者求助于大国后台一事而言的。——译者
(10) “今天轮到我，明天轮到你”是法国外长皮杜尔在咨询会议上辩论中所作的预言性的警告〔《官方公报：辩论集》（Journal Officiel，Débats），1945年6月16日，第1114—1118页〕。在其后6年中，当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介入到英国处理巴勒斯坦和波斯的纠纷中去时，英国转而体验到挫折和痛苦。
(11) 1936年英埃条约规定，英国从开罗和亚历山大撤出驻军，同时并规定在运河区驻扎少量英军，由埃及承担供应义务。埃及政府在1945年6月宣布将不照此行事，而要求英国部队必须从埃及领土上全部撤出。同年8月和9月，英国常驻大臣办事处和英国大使馆在立即宣布从开罗和亚历山大撤出一事是否可行的问题上，似有意见分歧（见下文，原著第116页）。
(12) 在犹太抵抗运动中，有一个作为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行政委员会成员的指挥官。在他指挥下有两股军队：一股是被称为派尔马契的正规部队，另一股是被称为“哈加纳”的地方部队。两股军队都属于不受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管辖的、主张公开向英国政府当局宣战的两个政治组织。这两个组织是：伊尔贡-兹瓦伊-卢米（“犹太复国主义者民族武装组织”）和“以色列自由战士”，后者以其创始人命名，通称为斯特恩集团。
(13) 希腊在冷战中的作用，见《概览，1947—1948年》，第177—183页；《概览，1949—1950年》，第120—126页。
(14)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49页。
(15) 关于美国在中东取代英国某些职责的必要性问题，为了制造公众舆论而进行的早期准备，见哈尔福德·艾·霍斯金斯：“强权政治的新时代”（Halford L.Hoskins：“The New Era of Power Politics”），《时事丛刊》（Headline Series），第57号，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出版，1946年5—6月。
(16) 在耶路撒冷英国商人的一次集会中所通过的决议就是这样形容的（《泰晤士报》，1947年2月1日）。
(17)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外保持庞大军事力量一事，使英国对印度和埃及欠下了沉重的英镑债务，对其他中东国家所欠的债务则数字略小。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困难，使英国无论用货物或可兑换的货币按照债权人所希望的汇率来清偿债务，都是做不到的。在英国国内，有人提出意见说，这些债务的数字在战时已经人为地加以膨胀了，因此应当向下调整到较为公正的水平上。债权国则吵着要全部偿还以发展其本国的经济。不仅如此，在债务国和债权国双方面，这个财政问题都有些感情用事。1951年当丘吉尔作为反对党领袖时就透露过，他的战时联合内阁曾企图提出一种针锋相对的主张，说在轴心国的入侵中，英国保卫了这些债权国。但是后者则反驳说，正是由于他们无可奈何同英帝国有了牵连，所以才成为轴心国进攻的目标（又见下文，原著第136—137页）。
(18) 见下文，原著第86页。
(19) 产量（以百万公吨为计算单位）：
〔联合国经济事务部：《中东经济情况评论》（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Review of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Middle East），1951年版，第60页，表24〕
(20) 1948年1月22日，下院辩论（H.C.Deb.），第5辑，第446卷，第400栏。修订的条款系由伊拉克首相及其他大臣在英国签署，但由于立即遭到巴格达民族主义者强烈示威的反对而流产（见下文，原著第153—157页）。
(21) 见下文，原著第199页注②（即本书第331页注②。——译者）。
(22) 从美国方面说，在这些事件发生后，几年来一直有一些美国评论家推论说英国政策的动机是不能见人的。J·C·赫尔维茨就说，直至1949年联合王国还在阿拉伯人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那种情绪上“大做文章”，作为“讨好阿拉伯联盟的手段”（“中东的团结和不团结”，《国际调解》，1952年5月，第255页）。詹姆斯·G·麦克唐纳（James G.McDonald）也提到过，他和其他一些在中东的美国人士认为，英国的目标是“引导中东的纷扰情绪一般地不要指向英国”；而这项目标“在英国政策中是颇有重要影响的”〔《1948—1951年我在以色列的使命》（My Mission in Israel，1948—1951），伦敦，高兰兹，1951年版，第182页〕。
(23) 中东石油产量1947年原为4 200万吨，但设想至1951年应增加1倍多，即意味着其在世界产量中的百分比从11%增长至16%左右。事实上，1951年中东石油产量达到9 750万吨，相当于世界产量的16.4%。
(24) 见下文，原著第250页。
(25) 巴勒斯坦的一个阿拉伯负责人在1953年宣称，英国当初原应与美国合作，强制实施联合国分割巴勒斯坦的决议。当时作者提出反对意见说，阿拉伯国家那时却是强烈反对分割的，可是他答道：“是的，但有一句俗话：‘就是用锁链，也应当把他们带到天堂来！’”
(26) “犹太人则申述说，他们偏袒了阿拉伯人，他们打算把营盘哨所都交给阿拉伯人，他们向阿拉伯人供应军火，他们对阿拉伯人的行动视若无睹，而对犹太人则极为严峻苛刻。这种讲法虽不免有点夸张，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哈里·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Harry Sacher：Israel,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te），伦敦，魏登费尔德—尼科尔森，1952年版，第235页〕
(27) 见哈尔·莱尔曼（Hal Lehrman），引于下文，原著第268页。J·C·赫尔维茨指出，在为处理巴勒斯坦问题而建立的联合国各种委员会中，苏联集团自1948年4月以后就被有计划地排斥在外了（“中东的团结和不团结”，《国际调解》，1952年5月，第253—254页）。
(28) 见下文，原著第273页。
(29) 事实上，美国犹太人参加以色列志愿军的数字，看来小于英国犹太人参加的数字。
(30) 调解人另一项建议就是把拥有10万名犹太居民的耶路撒冷（维持该城与以色列海岸一带的交通一直是极端困难的）划为阿拉伯人的领土。但是该项建议却成了调解人在9月间被以色列鹰派极端主义分子杀害的一个主要原因。
(31) 双方同时都违反了停战协定。
(32) “这种灾难主要是英国人造成的。英国在1947年通过贝尔福宣言，答应把巴勒斯坦变成犹太人的‘家园’，使巴勒斯坦从此对犹太人敞开了大门。英国的保护和照顾，使犹太人得以把巴勒斯坦当作他们的家乡，在那里生息繁衍。在英国军队保护之下，犹太人的殖民地建立起来并且扩大了，那里的犹太移民也越来越多了。受到英国委任统治的庇护，犹太恐怖主义扎了根，开了花，而且在英国训练之下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在整个过程中，英国却不让我们武装起来，而对犹太人武装自己却视而不见，一直到他们强大得完全可以独立的时候。到了这时，英国却撤退了，而且宣称他们要保持中立。可见，英国是这种灾难的主要造成者，不能推卸责任。”〔穆萨·阿拉米：“巴勒斯坦的教训”，《中东杂志》（Musa Alami：“The Lesson of Palestine”,Middle East Journal），1949年10月，第3卷，第373—374页；这可以看成是代表阿拉伯人中比较温和的一种说法〕
(33) 约旦由于苏联的否决一直未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1948年12月，其他阿拉伯国家以同样方式联合了一些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苏联集团，共同挫败了要把阿拉伯巴勒斯坦并入约旦王国的一项英国建议（见下文，原著第290页）。
(34) 在1948—1950年间，英国政府收到的税收达1亿英镑，而付给波斯的石油产地使用费则只有3 870万英镑〔劳伦斯·洛克哈特博士：“英—波石油争议的原因”，《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Dr.Laurence Lockhart：“The Causes of the Anglo-Persian Oil Dispute”，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1953年4月，第40卷，第145页〕。
(35) 这场冲突是由于两种情况碰到一起造成的：一个是英镑区迫切需要节约它所持有的美元储备，而这种情况招致了1949年9月的英镑贬值危机；另一个则是英国石油产量，特别是英国在波斯的石油产量的增加。虽然英国的石油生产需要消耗一部分黄金或美元（支付产地使用费，美国技术装备等等），但与同一数量的美国石油在英镑区的美元成本相比较，它的总“美元成分”在1950年估计也只为30%左右；而其“净美元成分”（扣除英国石油在北美销售所取得的美元收益）则只为15%左右。因此，在1949年，英国在整个英镑区及与之有双边贸易协定的国家如阿根廷、丹麦等国中，采取了措施，以英国能生产的石油替代了过去进口的美国石油，但这却遭到受排挤的美国石油公司的强烈抗议。最后，双方达成了一系列的妥协办法。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各国的重整军备计划，大大刺激了世界对石油的需求〔见霍斯特·门德肖森：《1949—1950年间的美元缺乏与石油过剩》（Horst Mendershausen: Dollar Shortage and Oil Surplus in 1949—1950），第11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国际金融论丛，1950年版〕。
(36) “英国在全世界特别是在欧洲的威信日渐低落。它在远东的声势也一落千丈。它不得不从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巴勒斯坦撤出。今天，英国已落在美国、苏联之后，变成了一个第三流的国家。它的经济、它的军事利益、它的现在和未来都变成了华盛顿的一个包袱。”〔民族主义者菲克理·阿巴扎（Fikri Abaza）在《图画》周刊（al-Musawwar）上的文章，引自《埃及金融市场报》（Bourse Egyptienne），1951年4月13日〕
(37) “每当埃及说：‘这是我的权利，而英国则只关心它的利益’，美国就说：‘有了权利才有利益和好处。’”〔《金字塔报》（al-Ahram），转引自《埃及金融市场报》，1950年6月10日〕
(38) “关于阿卜杜拉国王在英国的鼓动下主张建立大叙利亚的这种说法，根据在这个问题上阿卜杜拉与英国来往的信件看来，似乎是不能成立的。从黎巴嫩与叙利亚所抱的强烈反对态度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英国的节制，阿卜杜拉才没有推行他的那项为阿拉伯所反对的主张，难道这不是同样真的吗？”〔马吉德·哈杜里：“肥沃新月统一的方案”（Majid Khadduri：“The Scheme of Fertile Crescent Unity”），刊于理查德·N·弗赖伊（Richard N.Frye）主编的《近东与大国》（The Near East and the Great Powers），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171页〕
(39) 关于英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的迹象，在对英国不友好的方面被夸大成为事实了。但关于本问题，可参阅乔治·伦乔夫斯基：《世界事务中的中东》（George Lenczowski: The Middle East in World Affairs），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254页：“虽然美国在大马士革的公使馆对叙利亚国内问题的发展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但由于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方面有投资，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保持亲密关系一事，在美国政策中是占有优先考虑的地位的，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伊本·沙特坚决抵制大叙利亚的计划，因为该计划会加强他的对手的地位。……因此，美国的政策也赞成保持一个独立的叙利亚。”
(40) 在1944年、1946年和1947年中，有一些走漏出来的消息和事出有因的暗示说，塞浦路斯同希腊合并一事是得到美国国务院中某些方面的赞同的（见下文，原著第172—173页）。
(41) 见阿瑟·Z·加德纳：“第四点计划与阿拉伯世界——美国的一个看法”（Arthur Z.Gardiner：“Point Four and the Arab World，an American View”），《中东杂志》，1950年7月，第4卷，第298—299页；又见乔治·黑金：“第四点计划与中东——中东的一个看法”（George Hakim：“Point Four and the Middle East，a Middle East View”），同上，1950年4月，第4卷，第183—195页。1951年2月，阿拉伯联盟批准了“第四点计划”的原则，各会员国不久就签字接受了它。
(42) 见巴黎共产党机关报《中东杂志》（Moyen-Orient）编辑马克西姆·罗丹松（Maxime Rodinson）的文章“军事准备与和平的缔造者”（“Préparatifs militaires et facteurs de paix”），1950年4月，第4—5页，第10页。
(43) 埃及外交部：《埃及王国政府与联合王国政府间有关双方会谈、照会和其他往来文件的档案，1950年3月至1951年11月》（Egypt，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Records of Conversation, Notes and Papers Exchanged between the Royal Egyptian Government and the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March 1950—November 1951），开罗，1951年版，第13—15页，第21页。
(44) 见马克·亚历山大（笔名）：“共产党在中东的战略”，《二十世纪杂志》（Mark Alexander，pseud.：“Communist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Twentieth Century），第394—400页；又见“近东的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阵线”，《评论》（“The Near East's Communist-Fascist Front”，Commentary），1952年5月，第456—462页。
(45) 关于把极端的民族主义看成是一种“为摆脱现实政治上和经济上失望的一种盲目和不自觉的决心”这一点，见T·凯勒·扬：“伊朗的民族主义”（T.Cuyler Young：“Nationalism in Iran”），《中东的民族主义：中东学会主办的中东事务第六届年会所提出的一系列论文》（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a Series of Addresses presented at the Sixth Annual Conference on Middle East Affairs，Sponsored by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华盛顿，中东学会，1952年版，第22页。
(46) 见A.D.：“阿拉伯联盟，其发展和困难”，《今日世界》（A.D.：“The Arab League，Development and Difficulties”，The World Today），1951年5月，第7卷，第187—196页。
(47) “一个公正、合理、简单和具有说服力的态度……就是真诚地从一个对我们没有关联或传统关系的国家（在该国家中，我们既不像在印度那样拥有主权，也不像在埃及那样保持有条约上的权利）做好撤退的准备。……英王政府由于轻率地放弃了在埃及的条约权利，英国政府目前为了保护运河，不得不把巴勒斯坦作为一个跳板。……但是这种不智的行为揭穿了我们对该国不抱有私心的那种讲法……大大削弱了在有关巴勒斯坦问题中我们道义上的地位。”（1946年8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255—1256栏）
(48) 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法官曾写过一本书，叙述了他在一些中东国家和印度所作的一次私人旅行中的经历。在该书中，他引用了一些人向他讲的毫无根据的粗暴控诉来谴责英“帝国主义”，而不用司法的态度加以审查〔威廉·O·道格拉斯：《陌生的国土和友好的人民》（William O.Douglas：Strange Lands and Friendly People），纽约，哈珀，1951年版；伦敦，高兰兹，1952年版；见《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中的书评，1952年10月，第28卷，第549—550页，和《中东杂志》，1952年春季，第6卷，第252—253页〕。汉斯·科恩（Hans Kohn）曾经中肯地说：“我们美国人不应当将民族自决看作世界上的灵丹妙药。……这个世界之所以受苦，是由于动荡得太厉害，而不是由于动荡得不够，是由于过于狂热，而不是由于狂热不够。”〔引自“中东民族主义的一般特征”（“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该文载中东学会出版的《中东的民族主义》，第66—67页〕
(49) 据说美国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曾于1949年11月在中东美国外交官会议上宣称，在国会最近尚无可能批准向中东拨出巨大款项之前，美国将不鼓励缔结任何地区性的公约（麦克唐纳：《1948—1951年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1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