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波罗的海国家

西德尼·洛厄里

第一节　西方国家对波罗的海沿岸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承认问题

1944年初，当红军逼近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边界时，三国的政治地位问题又一次突然引起了各大国的关注。直到战争的这一阶段为止，三大国总算有可能避免了在讨论苏联边界地区时所无法避免的原则冲突。战时反对共同敌人的有效合作曾经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但是这种实际需要，即使在它最令人鼓舞的时刻，也没有能掩盖苏联政府为一方和美国政府为另一方之间，在对待苏联西部边界以外的、在1939年前⁽¹⁾曾经是一些独立国家的地区的命运方面所持态度的根本分歧（英国政府的态度不大明确，并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1940年夏，紧接着法国沦陷之后，波罗的海沿岸这三个共和国就被并入苏联，成了加盟共和国。伴随着那次合并的一些事态发展，⁽²⁾是美国和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所持态度分歧的根源，而随着苏军日益逼近两次大战之间的俄国西部边界，分歧的深刻程度也就愈来愈明显了。

1940年7月23日，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表明了美国政府的官方态度。他当时坚定地宣称美国人民反对“掠夺活动”，不管这些活动是通过“使用武力还是以武力相威胁”来实现的。⁽³⁾英国政府表明的立场没有这样明确，但也不承认这些新的苏维埃共和国。1940年9月5日，丘吉尔曾说过：

自从这次战争爆发以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采取过这样的立场，即认为各国领土结构是不能改变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打算承认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切领土变更，除非这些变更是出于各有关方面的自愿和善意。⁽⁴⁾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合法政府的外交代表在英国继续享有外交官身份，而且在当时看来，英国的态度同韦尔斯所表明的美国的态度相类似。

1941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宪章中重申他们坚持丘吉尔在1940年9月宣布的原则。⁽⁵⁾1941年9月，苏联政府通过其驻英大使告知各盟国说，他们同意这个宪章的基本原则；⁽⁶⁾但人们很快就看清楚，这并不意味着俄国人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态度有任何改变。

从1940年8月3日、4日和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这三国正式并入苏联的那一天起，苏联政府就把它们当作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看待了；随着战事的发展，苏联领导人无意失去这些新增加的领土，这一点愈来愈明显。早在1941年12月艾登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详细陈述了苏联在领土方面的目标，其中包括战后把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重新归入苏联这一特别迫切的要求。⁽⁷⁾但在战争的关键阶段不能让盟国间的合作受到损害，因此在1942年和1943年，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决心回避这类有争议的问题，希望能够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推迟到德国战败之后，到那时他们可以在和会上提出来。⁽⁸⁾

到了1944年11月，红军再度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当红军正在向前推进时，俄国的盟国没有时间去争论这些国家的地位问题。然而，在本书所写的那段时期内，美英两国政府的官方态度仍然认为这几个新“解放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地位尚未确定。

美国方面，对萨姆纳·韦尔斯1940年所作的声明⁽⁹⁾既没有收回过，也没有否认过，虽然美国对1940年夏天这些事态发展所持的态度，在盟国紧密合作时期已经显示出稍有改变了。罗斯福在给斯大林的声明中甚至暗示在战后缔结和约时将不能不考虑到俄国要保证其西部边界安全的愿望。⁽¹⁰⁾可是在这三个国家重被占领之后，国务院发言人一再指出，美国政府对这几个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既没有给予事实上的承认，也没有给予法律上的承认，这些波罗的海国家仍然被正式看作是独立的国家。⁽¹¹⁾1945年10月，当法官杰克逊先生代表美国政府在纽伦堡签字于那份提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德国主要战犯起诉书时，⁽¹²⁾他向其他几位起诉人发了一封信，说明他的签字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承认波罗的海国家是苏维埃共和国。⁽¹³⁾

1945年8月2日波茨坦会议⁽¹⁴⁾公报发表后，美国官方态度有一些含糊。在波茨坦达成的协议的第五部分中，美国和英国政府暂时承认苏联的边界如下：从波罗的海向东，在哥尼斯堡以南穿过东普鲁士，到东普鲁士、立陶宛和波兰边界线的汇合点。虽然协议只是在和约最终缔结之前有效，但杜鲁门和艾德礼公开表示过他们将“在和会上支持这次会议的建议”。⁽¹⁵⁾承认苏联的“西部边界”经过哥尼斯堡以南，那就意味着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是包括在苏联的领土范围以内了。⁽¹⁶⁾

英国的政策则采取了不同的路线。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在1940年7、8月间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被并入苏联之后，英国政府未加评论，只是不予承认。然而，据后来证实，1940年10月22日，英国政府曾通过其驻苏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向苏联政府提出一项建议，除别的事情外，英政府表示愿意对苏联的合并波罗的海国家给予事实上的承认，以换取俄国人在战争中保持中立。⁽¹⁷⁾虽然这个建议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它后来被透露出来，却有助于澄清英国在此后一段时期中对这个地区的政策，它使苏联政府在1942年坚持要英国承认波罗的海沿岸各苏维埃共和国作为缔结英苏条约的先决条件这一要求有了分量。⁽¹⁸⁾它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苏联政府“以那是俄国和英国之间的事为理由”拒绝同美国人讨论这个问题。⁽¹⁹⁾可是，克里普斯出使苏联时，英国正孤军同德国作战，当时的情况与后来“大联盟”时期大不相同，在后来这一时期中，英国政府为了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设法避免正式承认波罗的海地区和俄国边界的其他地区所发生的领土变更。⁽²⁰⁾1942年5月26日，英苏条约签署后，⁽²¹⁾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派驻在英国的外交代表的身份有了变化。在1942年8月间公布的一份外交人员名单中，这三位外交官不再被列为官方任命的外交使节，而只是列为“本人被给予一定礼遇和认可”的个人。⁽²²⁾除此以外，在1944年初以前，英美两国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官方政策一直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1944年2月22日，丘吉尔在下院的一次演说中宣称英国政府接受寇松线为苏联的西部边界时，就是间接地表示英国不大会反对俄国控制波罗的海地区了。⁽²³⁾如果英国支持把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地区再度并入苏联，那么，似乎可以推论它至少暂时不会反对在波罗的海地区恢复1940年的边界。的确，在1945年和1946年间逐步显示出，英国政府已在事实上承认波罗的海沿岸各苏维埃共和国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不过未给予法律上的承认。⁽²⁴⁾

但是，在处理波罗的海国家难民问题时，英国政府同美国政府站在一起反对俄国人的要求。盟国间签订过一项相互遣返对方公民的协定，⁽²⁵⁾战争结束后，苏联政府声称那些逃入西德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难民是苏联的公民。当苏联施加压力要求把他们送回去时，英国人和美国人拒绝遣返那些不愿回故国的人。⁽²⁶⁾1946年3月，美国政府把遣返协定解释为只适用于那些“既是公民又确实是在1939年9月1日那一天定居在苏联的人”。⁽²⁷⁾

波罗的海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地位问题，在1946年7月和8月举行的巴黎和会上被提了出来，而且在这次会议上，美英两国代表都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政策。苏联代表带着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一起出席会议，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反对。后来，他们甚至被允许参加辩论。⁽²⁸⁾正如一位记者在当时指出的，可以认为这是苏联政府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它也许可以被解释为美国人和英国人默认苏联政府的论点。⁽²⁹⁾

然而，在1946年末的几个月中，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在承认前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外交代表的问题上，继续发生麻烦。代表1939年以前的立陶宛的那位“大使”在华盛顿被邀出席了一次正式外交活动之后，《真理报》上登载了一篇文章，批评美国国务院有“爱好政治僵尸之癖”。⁽³⁰⁾

到了1946年末，已很明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波罗的海国家是不会有可能再成为独立国家的了。可是，美国政府的官方态度对当初三国变成苏维埃共和国的经过情形老是耿耿于怀，而且甚至拒绝在事实上承认它们。至于在法律上给予承认的前景就更加渺茫了，因为那首先得有相当充足的证据，证明三国政府不仅实际上是有效的，而且还具有“建立在人民赞成基础上的有效性，因为一般说来，只有人民赞成才能保证其长期有效”。⁽³¹⁾

第二节　红军再度占领波罗的海国家

自从1941年6月发动“巴巴罗萨行动”（德国人入侵俄国的代号）的那个时候起，波罗的海地区一直处在德国人的占领之下，同被占领的白俄罗斯一起组成德国的奥斯兰行政区。⁽³²⁾在镇压了由满怀希望的立陶宛爱国者们在红军刚撤退时成立的立陶宛独立政府之后，德国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领导下的当地德国行政当局并不装点什么恢复波罗的海各国独立的门面。战争头几年中纳粹的政策是有计划地利用这三个国家的经济来为德国战争机器服务。对农产品的需求很大，人力被征集去德国做工。⁽³³⁾德国人还由于实行了他们打算把德国人重新定居在那里的政策中的几个步骤而激怒了立陶宛人。⁽³⁴⁾1941年实行的“自治”显而易见是为德国人的直接控制装点门面，而且这一点不久就很明显，即德国人主要是想利用这些自治机构来推行德国政策中一些最不得人心的方面。⁽³⁵⁾在较低级别上使工业“恢复私有化”方面，以及在消除苏联经济政策的影响方面取得过一些成就，但是当德国人把苏联政府在1940—1941年间设立的那一套统治机器转为己用时，连这一点有限的成就也化为乌有了。他们打算把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力征集到武装党卫队去的企图，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取得了几分成功，但在立陶宛却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在1942—1943年冬天红军反攻时，德国在奥斯兰的殖民政策发生了变化。占领当局在加紧从当地的农业和工业经济中榨尽一切好处的同时，又试图争取当地人民的支持。他们一再发出警告，强调苏联再次入侵将会带来的后果，德国官员们发疯似地向人们保证，说在波罗的海地区将坚守到底。⁽³⁶⁾甚至还提出了一些关于将来实行自治的含糊其词的许诺。在立陶宛进行了三次动员的尝试都遭到失败之后，德国人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步骤，竟允许立陶宛人自己组成地方“自卫”队，以对付“匪徒”和“布尔什维克分子”。⁽³⁷⁾德国人作出这样的让步，就是默认立陶宛游击运动的力量。随着俄国军队的推进，游击运动在奥斯兰全境，特别在白俄罗斯发展着，给德国行政当局造成很大麻烦。⁽³⁸⁾而且，德国人的报复措施愈严厉，游击队员对德国占领当局的仇视也愈甚。到了1943年末，很明显，德国人已经失去了开头时可能得到过的东西——波罗的海一带当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而且同样很明显，他们不久将会非常需要这种支持。

1944年2月红军对纳尔瓦战线发动进攻的前夕，苏联开始了一个宣传运动，来为“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各苏维埃共和国给世界作思想准备。就在开展这个运动的同时，苏联政府在2月1日作了一个不寻常的姿态。苏联最高苏维埃在听取了莫洛托夫的报告后，批准了一项措施，授权各加盟共和国成立各自的外交部和国防部。⁽³⁹⁾虽然这种名义上对自治的让步并不意味着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实际地位有多少改变，莫洛托夫的报告却也透露了一些重要的情况。他提到了红军中的一些“民族兵团”，其中包括立陶宛部队、拉脱维亚部队和爱沙尼亚部队。看来他们是打算用这些部队作为“各加盟共和国兵团”的核心的。⁽⁴⁰⁾但这些部队又是红军的一部分。莫洛托夫的措施宣布后没有几天，苏联报刊上就登载文章，描写这些波罗的海国家的红军部队的成就，这些部队就是打算将来组成各该共和国武装部队的“骨干”。⁽⁴¹⁾2月7日，《泰晤士报》也刊登了一封寄自莫斯科的读者来信，是由红军中的立陶宛部队和爱沙尼亚部队的司令员写的，表示支持波罗的海各国1940年所执行的路线，当时它们都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1940年时波罗的海各国苏维埃政府的领袖们，在1941年德军入侵时转移到了俄国，现在也参加了为苏军的重新占领作思想准备的宣传攻势。他们对苏联政府在国防和外交方面给予各加盟共和国有限自治的慷慨行动大唱赞歌。⁽⁴²⁾

莫洛托夫做上述报告时，列宁格勒前线的红军部队正在纳尔瓦地区发动进攻。红军于1944年2月2日越过爱沙尼亚边界，到了2月13日已占领并肃清了楚德湖东岸和纳尔瓦河东岸。

这时爱沙尼亚是一片混乱和惊惶失措。大量难民从苏联的前德国占领区源源不断地涌到这个国家，加剧了普遍的混乱，同时很多爱沙尼亚人渡海逃往瑞典。难民的流入，给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行政当局造成了严重问题，因而不得不在东普鲁士为收容来自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的大量难民作准备。⁽⁴³⁾

在苏联部队越过边界之前，为争取爱沙尼亚人支持而开展的德国宣传活动就已经活跃起来了。帝国总代表利茨曼1944年1月31日发表演说，强调战局的严重以及万一俄国人入侵时爱沙尼亚人必将面临的命运。他对1941年时成千上万“反苏分子”被俄国人大量放逐的往事作了详细的回顾。甚至在此之前一直拒绝同德国人发生任何关系的爱沙尼亚前总理乌卢奥特，现在也发表了演说，说苏联的占领意味着爱沙尼亚人民的毁灭和国家的荡然无存。1月末，当地“自治政府”首脑马耶博士宣布总动员，获得了热烈的响应。从2月3日到15日，响应的人数大大超过动员名额。但是，在苏联攻势开始时的一阵冲击过去之后，俄国人很快就被赶出他们在纳尔瓦河西岸的桥头堡，而德国人的防线则有所加强，德国人对自己有能力顶住沿河一线的俄国人恢复了信心。于是对爱沙尼亚军队的需要不那么迫切了，德国人也就渐渐失去了武装他们和训练他们的兴趣。1944年4、5月间，在德国报纸上宣布发现一个大规模的爱沙尼亚地下组织之后，德国人实行了大逮捕，特别是逮捕自由职业界和知识界人士，同时对试图从海路离开爱沙尼亚的难民则处以严厉的惩罚。⁽⁴⁴⁾

立陶宛处于同样的混乱状态。上面已经提到过，德国人在这里花了很大劲所搞的征兵活动几乎没有什么成效，将近1943年底时，卖国贼头子库比利乌纳斯将军获准建立本地的“自卫部队”。1944年2月，爱国的立陶宛将军波维拉斯·普列卡维齐乌斯在别人劝说下同意组织一支立陶宛人的“特别部队”，表面上是为了防“匪”；但是，在德国人的征兵尝试受到那么大的抵制之后，他招募志愿人员的号召却得到了极为热烈的响应，因此当这个部队还在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就引起了德国人的怀疑。1944年5月13日，德国人突然宣布一项决定，要把这些地方部队编入武装党卫队。普列卡维齐乌斯将军拒绝服从，当即被党卫队的欣策将军逮捕，连同他的参谋长一起被押送去德国。同时德国军队包围了考那斯立陶宛军事参谋人员的营房，杀害了很多军官，并解除了其余人员的武装。立陶宛部队和德国军队在马里安波尔发生了一次冲突，在地方部队最后被制服时，双方都遭受了严重伤亡。维尔纽斯地区的几个立陶宛营被解除了武装，但北方帕涅韦日斯附近的其余好几个营则及时得到警报，带着他们的武器和弹药逃进了森林。德国人采取这些措施之后，又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大逮捕，但是他们在立陶宛人中间征募兵员的尝试又一次遭到了失败。⁽⁴⁵⁾

在每一个波罗的海国家中，对抗德国占领的强大地下运动一直在进行着。在爱沙尼亚，德国人在发现和逮捕地下组织的许多领袖之后，随即于1944年4、5月间发动了一个反对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阶层的运动。6月22日，“爱沙尼亚共和国全国委员会”发出号召，叫大家既抵抗俄国人也抵抗德国人。⁽⁴⁶⁾在拉脱维亚，1943年夏组织了一个“拉脱维亚地下委员会”以配合那个国家内的各项活动。1943年12月成立了一个“解放立陶宛最高秘密委员会”，它代表着一切“民主的和战斗的”组织，但共产党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⁴⁷⁾立陶宛的地下组织在50多万立陶宛裔美国人中有牢固的联系，波罗的海国家驻美各使馆所散发的战时出版物表明他们与地下运动有密切联系。⁽⁴⁸⁾“解放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不断地宣称，它正在为建立一个“遵循大西洋宪章所宣布的民主原则的”自由独立的立陶宛而战斗。⁽⁴⁹⁾

在1944年2月对纳尔瓦发动的那次攻势之后，波罗的海各国得到了几个月的相对平静。红军“解放”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下一步行动直到6月22日才发生，当时苏联突然在中央白俄罗斯战区发动了一个多方密切配合的攻势。德国人遭到了惨重失败；在九个星期中，他们就失去了整个白俄罗斯、立陶宛的2／3、近半个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1／4。⁽⁵⁰⁾7月中旬以前就已有一支俄国军队推进到拉脱维亚东部和爱沙尼亚东南部，同时另一支由巴格拉米扬将军率领的部队则向北推进，穿过立陶宛，进入拉脱维亚南部，像一个楔子似的几乎一直插到了里加湾。到8月26日，战线从塔尔土向南穿过中部拉脱维亚延伸到了雅各布城附近的德维纳河（道格瓦河），在那里同插入在里加西南的巴格拉米扬的楔形阵地连接起来。不过，巴格拉米扬的部队在切断东北面的德军之前，被德国人的反攻所击退。北方的爱沙尼亚战线除纳尔瓦被俄国人攻占外，相对说来比较平静。

当俄国人向前推进时，德国人拚命向波罗的海各国的当地居民发出呼吁，向他们保证将不惜任何代价保住爱沙尼亚并坚守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余下部分。的确有一些德国增援部队到来，同时，虽然在立陶宛，人们仍然抵制动员，但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当地“自治政府”首脑为进一步征募兵员和民工而发出的呼吁，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据斯堪的纳维亚人士估计，到8月份，已有14万爱沙尼亚人和75 000名以上的拉脱维亚人在军队里服役。⁽⁵¹⁾而且，地下运动的成员也在组织反对俄国人的游击队。在仍然是德国占领的地区，则挤满了难民。德国人封闭了东普鲁士的边界，不准波罗的海各国人民进去，甚至那些重新定居的德国人未经许可也不能通过。地方当局不得不在可怕的伤寒和斑疹伤寒流行的情况下应付难民问题。8月间，数以千计的波罗的海难民纷纷乘船逃往瑞典，其他一些人则开始长途跋涉，奔向东欧其他地区。⁽⁵²⁾

在这次立陶宛夏季战役期间，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之间历来争夺的维尔纽斯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随着攻势的进展，苏联报纸明白表示俄国人打算把维尔纽斯交还给立陶宛人，就像他们在1939年干过的那样，这一表态使伦敦的波兰政府大为震怒。⁽⁵³⁾斯大林7月13日发布的文告，宣布占领维尔纽斯和“解放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从而结束了人们的猜测。⁽⁵⁴⁾但是立陶宛人对收复维尔纽斯可能感到的任何欢庆情绪，由于维尔纽斯和考那斯附近发现了纳粹的一些灭绝集中营而被冲淡。在波罗的海地区，有许多这样的灭绝集中营，它们曾是希姆莱为灭绝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犹太人而设立的机构的一部分。⁽⁵⁵⁾

红军攻入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一系列攻势中的第三个行动是在1944年9月19日开始的，当时戈沃罗夫将军指挥下的部队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发动了一次各兵种协同的攻击。⁽⁵⁶⁾爱沙尼亚的德军阵地阻挡不住这一排山倒海的攻势，斯大林在9月22日发布的文告中宣布攻克塔林。⁽⁵⁷⁾然而，在这个城市被攻下之前，在攻击开始后的三天当中，爱沙尼亚的爱国者发动了一次起义；他们夺取了教堂山和政府大厦，升起了爱沙尼亚国旗，宣布成立以爱国者奥托·季耶弗为总理的爱沙尼亚全国政府。这个“政府”在它发表的正式宣言中命令德国人撤离，同时呼吁俄国人尊重爱沙尼亚的独立。⁽⁵⁸⁾这一插曲于9月22日该城落入红军手中时结束。在9月余下的几天里和10月初，红军正在肃清爱沙尼亚境内的残敌，并攻占了希乌马岛（达耶岛）和萨烈马岛（厄塞尔岛）。里加仍在德国人手中。俄军的高速挺进大大加剧了仍在德国占领下的波罗的海地区的混乱。德国人撤退时采取了“焦土”政策；德国军队现已在向南移动，把极大一批波罗的海国家的难民和牲口赶在军队的前头一起南下，所过之处只剩下一片荒芜破坏了的农庄村落。⁽⁵⁹⁾

10月8日，苏军波罗的海战役的第四阶段开始了。红军部队又发动了攻势，⁽⁶⁰⁾目标是把德国人从他们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剩下的阵地上赶走。斯大林在10月13日发布的文告中终于宣布攻克里加。⁽⁶¹⁾在这之后，苏联军队向波罗的海海岸一带继续挺进。10月23日，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的部队在东普鲁士发动攻击；⁽⁶²⁾11月6日的报道说，被切断包围在利巴雅（利鲍）和土库姆之间库尔兰袋形阵地中的30个德国师正“遭到歼灭性的打击”。⁽⁶³⁾

第三节　苏联占领下的波罗的海国家

从1944年起，西方对波罗的海各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事态发展，至多只能有一些极不完全的了解，因为很少可能从其他方面取得什么消息来核对苏联的官方报道。除了派驻莫斯科的西方新闻记者曾于1944年8月间访问过塔林外，⁽⁶⁴⁾苏联政府只让苏联记者有报道这些地区事态发展的便利。但是有一些事实，人们对之是没有什么不同看法的。毫无疑问，战争和德国的占领给波罗的海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物质上的破坏在南部立陶宛特别严重，德国人撤退时在那一带破坏了数以百计的农庄和村落。⁽⁶⁵⁾除塔林的电厂由于爱沙尼亚爱国者们的卫护而免遭德国人破坏外，三个共和国里其他较大的城市都失去了他们的电力来源。⁽⁶⁶⁾所有车辆都被德国军队征用了去，剩下来的运输工具极少。在德国占领时期，农产品和家畜被大量征用，留给俄国人的几乎没有什么了。住房问题甚至比罗森贝格统治下的奥斯兰时期更为严重。⁽⁶⁷⁾但是，波罗的海各国蒙受的最严重的损失是人口的减少。除了1940—1941年间被苏联政府放逐一批人，后来又被德国人押送一批人到德国去从事战时强迫劳动外，在最近这次红军占领之前，又有大批难民从波罗的海各国逃到了瑞典和德国的西部地区去了。⁽⁶⁸⁾当然战争中死去的也很多。

苏联取得了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就使它的西部边界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苏联政府在塔林有了一个海军基地，同芬兰波卡拉半岛上那个租让给它的海军基地正好隔海相对，从而有效地控制了芬兰湾。⁽⁶⁹⁾俄国的波罗的海海岸线，战前只限于列宁格勒地区，现在延伸到了东普鲁士，把帕尔迪斯基（波罗的海港）、里加、利巴雅（利鲍）、克来彼达（美美尔）和哥尼斯堡等一些港口都包括在内。对俄国人来说，敌人利用西方化了的波罗的海各国居民来作为反苏阴谋工具的危险已不再存在。

1945年7月《真理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并入苏联一事说明了苏联的观点。文章说，战前这三个“资产阶级”国家实际上并不是独立的。相反地，它们成了资本主义大国的农业附庸，因而陷入了“贫穷的困境，愈陷愈深”。1940—1941年苏联第一次掌管时期，这些共和国才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那时它们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这种独立是以苏联的武装力量为后盾的。它们不再有可能成为人们进攻苏联的“跳板”了。这第一次掌管时期由于德国人的入侵而中断，但是同红军并肩战斗的波罗的海各国部队及时地赶走了德国人。苏维埃立陶宛传统上的首都维尔纽斯和它的海港克来彼达（美美尔），重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篇文章接着还说，现在这三个共和国正在苏联的帮助下致力于建立自己的新生活。⁽⁷⁰⁾

苏联政府不让任何外界人士看到波罗的海各苏维埃共和国内正在创建的那种“光辉的新世界”，可能是很有其理由的。西方对这些波罗的海国家的战前面貌记忆犹新，知道这些国家的人对苏联的政治经济观点很少好感。那些最没有好感的，已有一部分在德国人入侵以前就被流放出去了，但这还仅仅是触及表面。1944年8月获准去塔林访问的英美记者团瞥见了屏幕后面的一些情况，虽然他们回莫斯科后所写的报道是受到新闻检查的，但其中有一个记者回到伦敦就发表了他的全部报道。据他说，整个记者团得到的印象是一致的，足以形成一幅相当完整的图景，表明塔林的爱沙尼亚人是“真正吓呆了的”人，“他们鄙视俄国人，又怕俄国人”。⁽⁷¹⁾而按照俄国人的说法，也就是这些爱沙尼亚人在1940年夏天“自动地要求”加入苏联。

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被苏联“解放”之后，在德国人入侵前一度放慢了步伐的国有化和集体化政策又恢复了。最初据称，苏维埃领导人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现在赞成较为渐进的变革。据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阿诺德·韦梅尔说，土地将再度分配，但不立即强制实行集体化。工业将实行国有化，但雇工少于10人的小型工业容许私人经营。⁽⁷²⁾大学按照苏联的方针进行了改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成了教育的基础。开始实行五年计划，以提高各共和国的工业化水平。根据苏联官方材料，1945年和1946年的发展重点，在爱沙尼亚是页岩油、纺织品和鱼类罐头等工业，在拉脱维亚是金属产品如铁路车辆等，在立陶宛则是燃料工业、工具和某些日用消费品。⁽⁷³⁾

尽管缺乏可靠的情报，有迹象表明，苏联政府在同波罗的海各族人民的关系上遇到了一些麻烦。被包围在库尔兰袋形阵地里的德军在1945年还坚持了好几个月，而且据苏联的一些文章证实，这还不是抵抗的惟一方面。⁽⁷⁴⁾虽然波罗的海国家的逃亡者和他们在国外出版的书报上的一些夸张说法还没有得到证实，苏联出版物却偶尔间接透露出仍然有一些反对占领国当局的游击运动存在。⁽⁷⁵⁾但很明显，苏联政府正在继续推行其由来已久的把苏联边疆各共和国中的“不可靠分子”迁移到苏联内地去的政策。在德国人入侵之前曾经使波罗的海地区各族人民深感恐怖的这种“流放”，现仍在继续进行，同时，原来住在苏联其他地区的一些家庭则被迁到波罗的海各国重新定居。⁽⁷⁶⁾

当苏联政府把维尔纽斯和克来彼达交还给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它是试图以此消除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之间少数民族纠纷的根子。苏联又一次用出其不意的、大规模迁移人口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1944年9月22日，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署了一个协定，规定“立陶宛族居民撤离波兰领土，波兰公民撤离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撤离将“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⁷⁷⁾此外，在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达成了“在等待和会最后决定领土问题期间”，把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地区移交给苏联的“原则性”协议⁽⁷⁸⁾之后，也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苏联的易地定居政策这时就推广到了这一地区；1945年秋，塔斯社宣布，已有1 700户人家从明斯克、莫吉廖夫和其他白俄罗斯地区的集体农庄迁来，定居在前哥尼斯堡、现在改称加里宁格勒的这个地区里。⁽⁷⁹⁾

(1)　1939年10月10日，苏联同波罗的海沿岸3国签订了“互助条约”，并派遣部队去守卫那里的主要基地，从而有效地吓倒了这些国家。又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78—79页，第167页，第317页，第406页。

(2)　关于这些事态发展的叙述，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

(3)　《国务院公报》，1940年7月27日，第48页。

(4)　下院辩论，第5辑，第365卷，第40栏。

(5)　英国外交部：《美国总统和代表联合王国英王陛下政府的丘吉尔先生的联合宣言，通称大西洋宪章，1941年8月14日》（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Joint Declaration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Mr．Winston Churchill, representing H．M．G．in the United Kingdom, Known as The Atlantic Charter, Aug. 14, 1941），敕令第6321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1年版），第2和第3点；《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1942年》（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41—1942），第11页，第209—210页。

(6)　迈斯基1941年9月24日在伦敦盟国间会议上的讲话全文，见同上书，第214—217页。

(7)　丘吉尔，第3卷，第558—559页；美国版，第3卷，第629页。

(8)　同上书，第3卷，第349页；美国版，第3卷，第391页。

(9)　见上文，原著第246页。

(10)　1942年，当斯大林要求英国同意以1940年的边界作为英苏协议的基础时（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167—170页和第178—179页），罗斯福不顾国务院的反对，提出了一个妥协办法：“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芬兰人中凡不愿归属俄国的应有权携带他们的财产迁离这些地区”（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71页）。在1942年5月26日缔结的英苏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俄国人同意这个妥协办法，他们终于和英国签订了一项不包括领土条款的同盟条约。从这一妥协办法的建议中可以看出，罗斯福本人事实上并不是不可和解地反对俄国吞并波罗的海国家的（同上书，第1170—1174页）。

(11)　美国代理国务卿J·C·格鲁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纽约时报》，1945年3月4日）。参阅《每日电讯报》，1946年1月3日。

(12)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卷，第60—61页。

(13)　《纽约时报》，1945年10月20日。

(14)　关于波茨坦会议，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615—629页，特别是第626页。参阅同上书，第407页注④，其中说，国务院在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之后不再过问波罗的海国家前途的问题了。

(15)　苏联政府提出的建议是：“紧接波罗的海的那段苏联西部边界应该从但泽湾东岸的某一点起，沿着布劳恩斯贝格–戈乌达普一线以北向东延伸，到立陶宛、波兰共和国和东普鲁士边界的汇合点”（见敕令第7087号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932—933页）。

(16)　参阅对外关系协会：《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5—1947年》（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5—1947），纽约和伦敦，哈珀为对外关系协会出版，1947年版，第176—177页。

(17)　1940年11月15日，英国外交部正式证实此事（《纽约时报》，1940年11月16日；又见《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卫报》，1940年11月18日）。英国政府提出如下建议：

（1）对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并入苏联版图给予事实上的承认；

（2）邀请俄国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参加战后的和平协议；

（3）向苏联政府保证英国将不参加与苏联敌对的集团或参加对苏联的攻击。

作为交换条件，他们要求苏联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并保证不在英国领土上从事反英宣传（《泰晤士报》，1940年11月18日）。又见威廉·L·兰格和S·埃弗雷特·格利森：《不宣之战，1940—1941年》（William L．Langer and S．Everett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纽约，哈珀为对外关系协会出版；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3年版，第124页。

(18)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167页。

(19)　同上书，第1171页。

(20)　同上书，第1169—1173页。

(21)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178—180页。

(22)　《纽约时报》，1942年8月12日。

(23)　下院辩论，第5辑，第397卷，第697—698栏。

(24)　这个立场是由国务大臣赫克托·麦克尼尔于1947年2月10日在下院明确宣布的（同上，第433卷，第5栏）。

(25)　参阅《国务院公报》，1946年3月17日，第443—445页。

(26)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6年3月2日。

(27)　《国务院公报》，1946年3月17日，第443页。

(28)　《苏联新闻》，1946年9月25日。爱沙尼亚的克鲁斯教授在辩论的里雅斯特问题时发了言：又见《泰晤士报》，1946年9月23日。拉脱维亚的外交部长瓦列斯凯恩也在会议上讲了话（《曼彻斯特卫报》，1946年9月26日）。

(29)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6年8月26日。

(30)　《真理报》，1946年12月1日。

(31)　H·劳特帕赫特：《国际法上的承认问题》（H．Lauterpacht: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剑桥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341页。

(32)　关于奥斯兰区德国行政管理机关的结构的说明，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568—575页。

(33)　关于德国的战时农业政策，见同上书，第208页以后。

(34)　见同上书，第85—86页，第572—573页和第574页。

(35)　强行征集农产品和征集劳工，就是这些任务中的一部分。

(36)　《瑞典日报》，1943年2月16日。

(37)　见下文，原著第253页。

(38)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573—574页。

(39)　见罗斯坦，第2卷，第42页以后：“关于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从联盟部改为加盟共和国部的问题。”（V·M·莫洛托夫1944年2月1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报告）

(40)　同上书，第44页。

(41)　《苏联战讯》，1944年2月8日、2月17日和3月9日。

(42)　同上，1944年2月8日。

(43)　《瑞典日报》，1944年2月9日。

(44)　《新阳光报》（Nya Dagligt Allehanda）,1944年4月24日。

(45)　《瑞典日报》和《每日电讯报》，1944年6月6日。

(46)　爱沙尼亚人反抗德国统治的有效性，为下面的事实所证明，即驻在爱沙尼亚的德国部队的人数很难得少于15万人——每7个爱沙尼亚人就要有一个德国兵去对付（《泰晤士报》，1944年10月17日）。

(47)　《纽约时报》，1944年3月31日。据立陶宛驻美使馆的一个出版物后来声称，立陶宛的地下组织一度办有8种秘密报纸和好几个电台〔《立陶宛时事新闻》（Current News on the Lithuanian Situation），华盛顿，立陶宛公使馆，1945年8月〕。

(48)　例如《立陶宛公报》（The Lithuanian Bulletin），立陶宛裔美国人协会，纽约；《德国占领下的拉脱维亚，1941—1943年》（Latvia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1—1943），由艾尔弗雷德·比尔马尼斯博士作序。

(49)　《立陶宛时事新闻》，1944年2月和6月。

(50)　《苏联战讯》，1944年6月26日。

(51)　《晚报》，6月21日；挪威电台，1944年8月14日。

(52)　参阅《立陶宛时事新闻》，1944年9月。

(53)　《苏联战讯》，1944年7月8日和10日。伦敦的波兰政府在这个时候发表的声明，见《星期日泰晤士报》，1944年7月16日。他们向伦敦和华盛顿呼吁，要求给维尔纽斯保证设立一个临时政府。

(54)　《苏联战讯》，1944年7月15日。

(55)　在“苏维埃立陶宛非常国家委员会”上提出的一个全面报告刊载于1945年1月5日的《苏联战讯》〔“立陶宛的证据”（“The Lithuanian Evidence”）〕。关于维尔纽斯犹太人区内的犹太人被消灭的报道，见《纽约时报》，1944年4月15日。关于维尔纽斯的犹太人社会在被纳粹消灭以前在文化方面的光辉成就，见伊斯雷尔·科恩：“维尔纽斯的犹太人”（Israel Cohen：“The Jews of Vilna”），《曼彻斯特卫报》，1944年8月9日。

(56)　《苏联战讯》，1944年9月21日。

(57)　同上，1944年9月25日。

(58)　《泰晤士报》，1944年9月25日。

(59)　同上，1944年10月17日；《国际新闻公报》：“德国占领下的波罗的海国家（第2部分）”〔“Baltic State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II）”〕，1944年12月23日，第21卷，第1087页。

(60)　《苏联战讯》，1944年10月10日。

(61)　同上，1944年10月16日。

(62)　同上，1944年10月25日。

(63)　同上，1944年11月8日。不过，这一“打击”很花了一些时间，因为到1945年3月间库尔兰的德国人还在坚守。

(64)　保罗·温特顿：《俄国报道》（Paul Winterton: Report on Russia），伦敦，克雷塞特出版公司，1945年版，第84页。见利·怀特发表的文章，《芝加哥每日新闻》，1944年10月6日；《每日电讯报》和《约克郡邮报》，1944年10月7日（从8月间记者们进行访问到他们回莫斯科后发表文章，中间隔了几个星期）。

(65)　《立陶宛时事新闻》，1945年8月；“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国内状况”（“In the Baltic Republics”），载《经济学家》，1946年12月28日。

(66)　《苏联战讯》，1944年11月29日；《立陶宛时事新闻》，1945年6月。

(67)　“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国内状况”，《经济学家》，前引文。

(68)　关于逃在瑞典和西德的波罗的海各国难民的人数有各种估计。《经济学家》（1946年12月28日）估计，逃在西德的有30万人，在瑞典的有3万人。据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难民工作联合执行委员会1946年3月称，西德境内还“剩下的”难民中有129 000名来自波罗的海国家，其中21 000人是爱沙尼亚人，61 000人是拉脱维亚人，47 000人是立陶宛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6年3月2日）。

(69)　关于同芬兰签订的停战条件以及租借波卡拉半岛地区的情况，见下文，原著第270—273页。

(70)　“波罗的海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Soviet Baltic Republics”），摘自1945年7月23日《苏联新闻》转载《真理报》的文章。

(71)　温特顿：《俄国报道》，第84—90页。

(72)　《约克郡邮报》和《每日电讯报》，1944年10月7日；参阅《泰晤士报》，1944年10月17日。

(73)　“波罗的海的页岩油将为列宁格勒提供燃料”（“Baltic Shale will Fuel Leningrad”），《苏联新闻》，1945年10月19日。又见《格拉斯哥先驱报》，1946年8月15日；《苏联新闻》，1946年10月19日和21日（波罗的海代表向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报告）。

(74)　《泰晤士报》（1945年1月19日）叙述了德国人在被包围的库尔兰地区中同拉脱维亚人交战后进行报复的情况。1945年5月，德国人终于宣布成立一个“拉脱维亚全国政府”（《纽约时报》，1945年5月9日）。3月15日《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抱怨说，宣传鼓动者在拉脱维亚人中进行宣传没有取得什么成效。《真理报》解释说，工人们“中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和他们的帮凶——拉脱维亚裔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虚伪宣传的毒”（同上书，1945年3月15日）。

(75)　《纽约时报》，1945年3月15日。苏联政府曾有几次说过，土地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粉碎民族主义分子的势力”。考那斯大主教发布的一项矛头针对抵抗运动武装的命令证明，在立陶宛确有抵抗运动武装存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6年3月2日）。关于逃亡分子的夸张说法等等，见《立陶宛公报》，1944年12月；《立陶宛时事新闻》，1946年6月、9月和10月。

(76)　1945年立陶宛苏维埃政府的一位官员J·帕列茨基斯在无线电广播中宣布，有83 000名立陶宛人“自愿离开他们的故土到苏联去参加重建工作”（《立陶宛时事新闻》，1945年2月。又见《经济学家》，1946年12月28日）。《经济学家》对俄罗斯人流入波罗的海地区定居的情况也有所描述。又见《立陶宛公报》，1946年1月。1946年12月，“立陶宛解放委员会”主席M·克鲁帕维齐乌斯教授向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反对波罗的海国家中的流放（《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6年12月14日）。

(77)　协定全文见罗斯坦，第2卷，第138—139页。1946年4月15日的《泰晤士报》提到有8万名波兰人从维尔纽斯迁往波兰西部。又见《立陶宛公报》，1945年7月、8月、9月。

(78)　见敕令第7087号；《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932—933页。

(79)　《纽约时报》，1946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