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诺曼底到雅尔塔

（1944年8月—1945年2月）

第一节　1944年秋季协调盟国政策的努力

（一）1944年8月的形势

1944年8月的最后两个星期中，“欧洲堡垒”似乎即将全面崩溃。西面，英美军队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率领下，已经冲出诺曼底桥头堡，越过法国北部的田野，全力追击德国人。南面，法美军队于8月15日在里维埃拉登陆，开始以令人振奋的速度向西和向北挺进。在意大利也是如此，盟军对德军的追击继续进行，虽然比较缓慢。在亚得里亚海彼岸，铁托的游击队在少数英军的协助下，已经肃清了南斯拉夫的大部分沿海地带，内陆的德军交通线受到不断的骚扰。

东面，红军于8月20日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攻入罗马尼亚。仅仅3天后，国王米哈伊策动了一场武装政变，结果到8月25日罗马尼亚军队已经和红军并肩作战，攻打德国人了。俄国前线的中部比较平静，只有波兰国家军同德国国防军在华沙市内进行殊死决战。在芬兰前线，也没有准备展开大规模作战。8月25日，芬兰人主动开始停战谈判。8月26日，保加利亚政府宣布，今后它在战争中将保持中立。8月29日，德国人不得不在匈牙利进行干涉，更换政府，以防出现一场同样的背叛行为。

因此，仅仅在10天内，希特勒在东欧的一些最宝贵的盟友都抛弃了他。德国在东南方的防务支离破碎，造成了很大的漏洞，使红军可以插入巴尔干，越过喀尔巴阡山进入中欧。法国也丢掉了，德国的边境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似乎可能（实际上很可能）在年底以前土崩瓦解。⁽¹⁾

这种前景给盟国造成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尽管根据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定而设立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做了不少工作，⁽²⁾关于盟国对德国应采取的政策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虽然关于盟国管制机构已达成一项重要的协议，但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美国和英国各自分得的占领区问题上发生了长期争执，因而在对战败后的德国的行政管理方面，无法进行细致的准备工作。⁽³⁾

除了关于德国的前途这个重大问题外，盟国已经发现，要在对欧洲被解放国家的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见是多么困难。长期存在的波兰问题，由于华沙起义，又迫切需要解决。再则，虽然英美在法国问题上的争端已经涣然冰释，但余波未尽，特别是在法国人本身之间。对于意大利和巴尔干国家，美国和英国的政策继续有分歧。在欧洲各处，俄国人和英国人彼此不安地注视着对方的行动。

随着对德战争似乎即将结束，有关对日战争的问题变得更重要了。就“大同盟”来说，重大的问题是英苏两国将通过什么途径、用多少兵力以及在何种指挥系统下，把它们的军队从欧洲开往远东。盟国在太平洋、缅甸和中国的合作始终没有像在欧洲那样顺利和有效。为了改善这种情况而作的种种努力，未能使事态走上正轨。尽管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于1943年11月被任命为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⁴⁾英国、美国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摩擦继续存在。在太平洋，美国完全支配一切，以致盟国关系的问题退居次要地位，而最受人注意的倒是美国海军和陆军之间的竞争。

我们已经看到，⁽⁵⁾欧洲战事结束后英国进攻日本的作用是和经济问题分不开的。欧洲战斗停止后，英美经济一体化的结构至少会部分分裂开来，英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经受不起这种打击。这使英国人面临严重的进退维谷的局面。英国政府用于对日作战的人力和物力愈多，则可以用来为英国经济的独立和战后的稳定作准备的力量就愈少。可是另一方面，如果它对战胜日本的贡献愈小，则在未来困难的经济过渡时期它可以从美国得到的帮助和同情也就愈少。苏联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尽管相形之下不是那么严重，因为俄国的经济始终没有像英国的经济那样完全依赖美国。然而，俄国人能够参加对日战争的规模和速度如何，除其他因素外，还要看输送租借物资的情况如何而定。苏联在对日作战中出力愈多，则可以用来恢复受损害的经济的力量就愈少。

考验盟国的诚意和智慧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怎样制定一种长期的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能够为战胜德日两国后的世界保证和平与繁荣。大家都认识到，要保持和平，主要的盟国必须在主要政策上意见一致。英、美和俄国都准备进行这种合作，但又都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条件。这就蕴藏着以后引起麻烦的根源。但在1944年8月，德国尚未溃败，主要盟国之间公众相互的同情依然高涨的时候，大同盟中潜在的裂痕多少是不明显的。

欧洲胜利在望的局势带来了一些问题，盟国着手处理这些问题所用的方法，同它们在大战初期应付问题的方法一样。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平时经常联系。此外，三国代表在1944年秋季开了三次重要会议。从8月21日到9月28日，英国、苏联和美国的代表在敦巴顿橡树园讨论了未来的国际组织；从9月29日到10月9日，英美两国代表和中国人研究了同一问题。罗斯福和丘吉尔偕同各自的属员，从9月11日至16日在魁北克会晤（即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或“八边形会议”），设法解决他们之间发生的某些问题。在正式会议结束后，丘吉尔同总统在海德公园又待了一星期，然后于9月25日回到伦敦，紧接着又动身前往莫斯科跟斯大林会晤（从10月9日至20日），试图为英苏关系做些工作，正如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为英美关系解决了一些问题那样。丘吉尔不虚此行。他的努力和事态的发展消除了主要盟国之间引起摩擦的某些问题，缓和或搁置了另一些有争执的问题，结果到10月底，大同盟看来比1944年早些时候更为巩固与融洽。然而好景不常，到年底时大同盟又需要修补了。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日至11日）就是为了这项任务而举行的。

（二）战争的进展

1944年8月，欧洲战场在政治—军事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军队从意大利调到法国南部以后，英美在巴尔干和中欧显然不能从事任何大规模的作战了。同时，德国在罗马尼亚的防御引人注目地崩溃，为红军开辟了进入匈牙利和巴尔干北部的途径。俄国人赶紧利用这个机会。俄军于8月31日开进布加勒斯特。9月5日，苏联对保加利亚宣战，9月9日在保加利亚新政府成立并对德宣战后，战事中止了。⁽⁶⁾红军长驱直入索非亚（9月16日），立即朝西转向南斯拉夫边境。10月1日，俄军前锋进入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⁷⁾两星期后，10月15日，贝尔格莱德解放了。在此期间，俄国和罗马尼亚的军队已经越过喀尔巴阡山，进入匈牙利。11月11日，红军直抵布达佩斯郊外。到月底，一支强大的俄国部队从南斯拉夫挥戈北上，渡过多瑙河，从后方袭击匈牙利首都的德国驻军。但是，德国人机敏而坚决地继续战斗，希特勒又派来了援军，再加上俄军给养上的困难，所以大约在年底前后俄国的攻势暂时停止了。⁽⁸⁾

俄军在布达佩斯附近暂时受阻，但南线俄军的夏季攻势在三个月左右期间已经完全改变了欧洲的地图，这一局面并无变化。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大部分以及斯洛伐克的一部分领土，都已经进入苏联的作战范围，对这些国家国内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后果。随着俄国势力的扩张和威望的增高，西方，特别是英国在欧洲这些地区的影响相应地降低了，一种特殊的近于革命的形势在东南欧四处蔓延。

在更北面，俄国人也没有闲着。1944年9月15日，他们在爱沙尼亚发动了一次强大的攻势，又于10月3日在立陶宛展开进攻。到10月10日，红军已经到达波罗的海沿岸美美尔⁽⁹⁾附近，切断了拉脱维亚一大批德军的退路。可是10月16日对东普鲁士发动的进攻遭到德军猛烈的抵抗，仅仅10天后就被迫暂时停顿。这一挫折，连同两个月后在布达佩斯附近一次类似的挫折，证明德国人在本国和中心战略防线受到威胁时，仍然没有泄气而能作出顽强有力的抵抗。

在11月和12月间东线稳定下来以前，德国在西线的处境有了同样的好转。到1944年8月底，艾森豪威尔的补给线拉得太长，已经不能满足他麾下所有的陆军司令们的要求。有两种可以采取的办法。或者放慢全线追击的步伐，直到给养重新齐备，能够发动新的攻势为止，或者在一段战线上全速推进，而所有其他的部队则留在原地不动。

要在这两种可以采取的办法之间作出决定，既困难又不易处理。蒙哥马利将军在进攻法国北部的第一阶段曾指挥全线的战事，而到1944年9月1日变得和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居于同等的地位，他们各自指挥一个集团军群，直属艾森豪威尔领导。指挥系统的这一变更事先早已筹划停当，但有些新闻记者和其他的人认为艾森豪威尔把蒙哥马利降了职，⁽¹⁰⁾后者率领的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没有像美国人在最初突破诺曼底时那样，取得辉煌的胜利。蒙哥马利的地位即将改变的消息在8月19日泄漏出来。起初官方加以否认，但在8月31日，艾森豪威尔正式宣布这件事，同时充分说明了变更的原因。这件事，加上报纸上关于美英两国军队作战能力对比的有些排外主义的评论，以及战场上两国军队和将领之间一定程度的恶感，使得艾森豪威尔几乎不可能把所有的给养和运输工具分配给蒙哥马利或者布雷德利，因为这样就会引起严重的互相指责。⁽¹¹⁾

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都在最高统帅面前争论和要求较多的给养，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满足一方的要求，就不得不相应地削减对另一方的供应。所以艾森豪威尔对双方全都拒绝，并决定下令各条战线全面展开进攻，目的是达到莱茵河沿岸一带。在作出这一决定时，艾森豪威尔不仅要求在他手下两员竞争的将领之间谋求和解，不致伤害各自的民族感情，而且，他也显然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几乎所有的人一样，相信德国人不可能从8月间所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因此盟军有可能在各条战线上长驱直入。⁽¹²⁾

英美司令官认为德国崩溃指日可待的希望非常大，以致9月10日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商谈时，决定作出一项大胆的尝试，在莱茵河下游对岸建立一个桥头堡。这是很冒险的行动。英美军队的给养很不稳定，因为法国港口刚开始使用，而且需要经由诺曼底海滩和空运输送给养。当蒙哥马利的军队于9月4日攻克丝毫未遭破坏的安特卫普时，这个问题似乎即可解决。9月10日尚在争论的问题是，先派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去攻打那些仍然据守斯凯尔特河口北岸封锁着安特卫普通道的德军呢，还是径向莱茵河挺进以期纳粹德国的整个机构彻底垮台。蒙哥马利强烈地主张继续向前，追击到底，这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同意，并答应把自己的主要战略后备部队——由三个师组成的一支空降部队——交给蒙哥马利使用于这一计划。⁽¹³⁾

当时打算把这三个师赶在挺进中的英、加部队之前空投下去，布成梯阵，以便夺取比利时和荷兰境内的重要渡口。这三个师于9月17日空投下去，但不适宜飞行的恶劣天气妨碍了增援和补给。经过一星期苦战后，蒙哥马利的地面部队同空降部队中的两个师取得了联系，到达了莱茵河下游的南岸。可是最前面的那个师——英军第一空降师——被迫从阿纳姆的阵地上撤退，只有残余的部队平安地渡过莱茵河下游退到了南岸（9月25—26日）。

阿纳姆战役使战争进入新的局面。由于德军增强了抵抗而天气又越来越坏，盟军在穷追猛赶以后，不得不艰苦纡缓地推进。8月中和9月初，德军士气普遍消沉，后来略见好转，没有完全崩溃。盟国早日胜利的希望落空了。德国人垂死挣扎，拼命战斗，甚至能在阿登山一带对美国人发动反攻（12月16日至1月26日），⁽¹⁴⁾并在匈牙利对俄国人发动反攻（2月15日至3月15日）。

当德国人在欧洲的处境这样好转的时候，对日战争在三条主要战线上——中国、缅甸和太平洋——有了不平衡的发展。在中国，日军于1944年4月发动的攻势不断取得进展，为了轰炸日本而费力建成的美国空军基地一个个被敌侵占，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桂林的基地，它于1944年9月14日放弃给了日本人。此后不久，日本深入中国内地的进攻暂时停止。

美国人认为，中国军队之所以无力保卫这些空军基地，主要是由于蒋介石把他的军队的很大一部分驻扎在华北，以防备共产党。补救的方法看来很明显。把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再加上这两个敌对的党在政治上达成协议，这似乎是可以使中国对战争作出重大贡献，或者在战后有和平与民主发展希望的惟一办法。⁽¹⁵⁾结果，从1944年夏天起，美国在中国的政策开始越来越有意识地把政治目的置于狭义的军事方面的考虑之上。⁽¹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中国在军事上有助于抗日的信心逐渐减少，由于这样，美国人原先设想要进行缅甸战役的根本理由也不存在了。

但是，对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蒙巴顿的指示并未变更。他的首要任务仍然是重新打通经过缅甸到中国的陆上交通，同时防卫印度境内作为飞越“驼峰”航线基地的一些机场。因此在深山丛林中的战役继续进行。我们已经知道，⁽¹⁷⁾缅甸北部的密支那最后于1944年8月3日被夺回。不久，在8月20日，曾在那年春季侵入印度的英帕尔的日军被赶过边境退入缅甸。经过长期战斗，形势终于好转了，英印军队证明能够解决在荒无人迹的丛林中作战的问题，而在战争初期，这一问题简直使他们束手无策。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空中运输和大量的医疗措施，后者把热带病的发病率降低到前所未有的程度。⁽¹⁸⁾

从5月到10月的雨季在前几年总是使军事活动无法进行，但在1944年，蒙巴顿坚持要追击退却的日军。虽然如此，前进的速度却极慢。雨季过去后，作战的进度加快了。英国和中国的军队向南推进，去攻打缅甸中部的曼德勒。在遥远的南方，1944年12月12日在沿海一带，朝着若开方向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可是，虽然缅甸的日军到处居于守势，盟军到年底时只收复了这个国家的一小部分。在缅甸的决定性胜利还要等到1945年。⁽¹⁹⁾

同在中国的挫折和在缅甸的缓慢进展相对比，太平洋地区的战事出乎意料地顺利。到1944年夏天，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和太平洋中部尼米兹海军上将的部队，已经进入能够相互支援的范围。尼米兹的舰队和航空母舰上的空军已经取得对日本海军很大的优势，因此几乎能在辽阔的太平洋上任意行动。7月间攻克的马里亚纳群岛的前哨基地，使日本和菲律宾都落入美国海军攻击的范围以内。同时，麦克阿瑟的部队已于7月30日到达新几内亚的东端，离菲律宾群岛最南部的岛屿只有400英里左右。

1944年9月15日，这种战略地位可能产生的成果显示出来了，两个司令官指挥的部队共同进攻位于新几内亚和菲律宾之间的摩罗泰岛和佩利柳岛⁽²⁰⁾。美国舰队袭击了菲律宾日军阵地以掩护海陆并进的战斗，日军的抵抗微不足道，因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同意修改原定的计划。他们不再分阶段地逼近菲律宾，而决定立即进攻群岛中部的莱特岛。于是，美军于1944年10月20日在该岛登陆。这次进攻促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即10月22—25日的莱特湾战役。日本人集结了几乎全部海军的力量，可是未能击退美军，而且在作战中损失惨重。

这次海战以后，日军不能再指望同美国海军势均力敌地较量了。由于没有舰队的支援，留在太平洋各岛上的，甚至在缅甸和马来亚这类地区的日本守军实际上陷入绝境，除了偶然的联系外，和日本本土完全隔绝，不得不依靠积存的物资以及在当地能弄到的无论什么东西维持必要的给养。由于日本人的顽强勇敢，要肃清这些守军也许是困难的。可是显而易见，保卫日本的海军力量已被打垮，而只有这种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的分散的前哨阵地联结起来。

诚然，日本已经在感受美国空袭的威力了。从1944年11月起，以塞班岛为基地的B-29型轰炸机开始对东京和日本其他城市投下炸弹。这样，中国空军基地的损失由美国海军的胜利抵消了。从纯军事观点来看，美国人可以忽视中国，但实际上他们并未抛弃自己保护的这个国家，而是把他们对中国问题的主要兴趣转向政治方面。同时，跟上述情势非常相似的是，缅甸战役，以及把这一战役扩大到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计划，也逐渐变成在日本人于1942年从欧洲国家手里夺去的地区恢复英帝国和荷兰帝国统治而作的努力。这两种转变在使盟国在中国和缅甸取得协调方面，却没有丝毫裨益。

（三）欧洲胜利的意义

随着盟军在1944年秋天对德国和日本逐步逼近，关于怎样处理被解放的欧洲国家的形形色色问题，也亟须盟国解决。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并且声称在适当的时候应让获得解放的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热爱的政府，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这样说是容易的。苏联和英美都赞成这些准则。可是眼前还得打仗。军事交通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这些新解放的地区，周围是贫困、混乱和政治动荡的环境。必须采取临时性措施以维持秩序、恢复交通和满足基本的民用需要，而临时措施向来容易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里固定下来。

因此，军事事态的进展在欧洲造成了两个不同的势力范围。东面，红军在作战中一路经过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南斯拉夫、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和芬兰的部分地区。这一事实使俄国人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和民政安排方面取得了主要的发言权。西面，英美军队同样地在作战中一路经过法国和比利时，以及意大利和荷兰的部分地区。此外，一小队英军于1944年10月5日在希腊登陆，并在月底以前，由人数极少的几支分遣队向北推进，追击溃退的德军，直到希腊全境都被解放为止。英美两国的军事行动十分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因而从军事发展中没有形成明确的各自的势力范围，可是两国政府之间的非正式协议使英国人在希腊、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居于主导地位，而法国，至少从经济和军事补给的观点来说，主要是在美国的影响之下。

假如英美两国政府在对待解放了的欧洲的政策上没有分歧，它们各自的军事行动范围不很明确就无关宏旨了。但事实上，两国政府之间经常有很多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这种局面一再引起了摩擦。各个被解放的国家内部的各种政治集团，可能并且确实利用了英美在政策上的矛盾，这样就更难以采取坚定的和有效的行动。

俄国和英美军事活动的范围有两个普遍的差别，这里应该提一下。第一，东欧以农业为主，因此战争的损害总的说来，不像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西欧所造成的损害那么严重。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交通和供应失常，不过理所当然，这对农民的损害要比对产业工人的损害小得多。这一事实使红军不仅可以不向它的作战范围内被解放的居民提供救济品，而且还可以通过向当地人民征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靠它所经过的国家来提供给养。这种政策无疑造成了苦难，有时甚至造成了饥荒，可是它却大大简化了俄国人的管理工作，并在物质上帮助了他们的军队。

同英美人比较起来，俄国人享有的第二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是：在他们军队进入的每个国家，他们都能找到一个愿意毫不犹豫地接受俄国人命令的共产党。共产党人能提供重要人员在红军后方担任民政工作，他们表面上作为本国的政党，可以掩盖俄国人对每个国家的内政控制到何种程度，不仅使当地人民而且使西方盟国都看不清楚。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能掌握这样有用的和驯服的工具，以便在被解放的国家内部执行他们的命令。

虽然如此，俄国人开始时并不想使他们所解放的国家发生革命。再则，他们愿意对盟国合作的事业作某些表面上的让步，让英美的代表和他们自己一起参加在以前的敌国境内成立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就像英美曾让俄国人在意大利咨询委员会里占一席位，使其在意大利事务中名义上也发挥作用那样。⁽²¹⁾在南斯拉夫和波兰这两个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盟国里，情况当然完全不同。这两个国家里的棘手问题是，促成流亡政府和共产党及其同路人之间的某种和解。

（1）1944年秋季苏联的军事行动范围

1944年秋间，波兰的局势使盟国的亲密关系严重地紧张起来。英美报纸对波兰国家军从1944年8月1日至10月3日在华沙进行的战斗大肆宣扬，波兰人的英勇行为在政府官员和一般公众中激起了日益增长的同情和钦佩。可是斯大林却别具心肠。在他看来，华沙的起义是波兰流亡政府通过秘密渠道在波兰显示力量，这是令人讨厌的和具有潜在危险的。⁽²²⁾

斯大林的态度在8月13日塔斯社的一份公报中公开宣布出来了。公报说：“导致华沙目前情况的责任完全在伦敦的波兰侨民方面。”⁽²³⁾这种声明在西方人听起来是十分冷酷的，可是更坏的情况还在后头。8月14日，美国政府请斯大林同意让向华沙起义军运送补给品的美国飞机使用俄国的空军基地。这一请求遭到拒绝。这引起了美国人的进一步抗议。8月17日，莫洛托夫以比较温和的口气通知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俄国政府不反对英美飞机向华沙运送补给，可是仍然坚决不让它们使用俄国机场。⁽²⁴⁾英国发去的同样电报也同样无效。

8月20日，丘吉尔和罗斯福以个人名义联合向斯大林发出呼吁，但是这也未能改变苏联的政策。丘吉尔非常生气，8月25日他力劝罗斯福命令美国飞机（这些飞机当时在意大利待命，一俟获准在俄国着陆，立即准备起飞）飞往华沙，并在俄国降落，不管苏联人许可不许可。⁽²⁵⁾可是罗斯福不愿意这样直接和斯大林对抗，待命的飞机被分配了其他的任务。

在此期间，英国皇家空军已经几次飞到华沙上空，向波兰国家军空投武器和弹药。8月4日和8日，他们成功地作了一些小规模的空投，从8月11日至14日每天晚上都进行了规模较大的空投。可是损失很重。8月14日以后，英国皇家空军司令官决定对华沙的空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空投物资的地点改在华沙附近的一片森林地区，因为那里德军的高射炮火不是那么危险。⁽²⁶⁾

到8月底，波兰人在华沙的英勇行为已经在英美获得了普遍的同情，英美竭力支援起义军，而俄国人甚至冷酷地拒绝给予便利，这引起了日益增多的批评。⁽²⁷⁾这种局面显然使斯大林很为难。他最初大概以为起义军只能坚持几天，但是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既没有得到俄国的任何支援，英国方面的援助也很少。斯大林感觉到他几乎在全世界的眼里扮演了一个特别残忍和道义上不可原谅的角色，并且为了波兰人，他同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关系又一次紧张起来。斯大林可能也关心卢布林委员会的反应，其中有几个成员不可能对华沙的悲剧袖手旁观而无动于衷。⁽²⁸⁾最后，我们有理由认为，红军的战略计划也要求早日攻入华沙。⁽²⁹⁾如果继续采取对起义军不合作的政策，进军华沙就不得不延迟到起义军瓦解以后，而当时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原因影响了这一决定，9月10日斯大林改变了政策。他通知罗斯福，支援华沙的穿梭飞行可以使用苏联机场。同一天，红军也开始向普拉加进军，这是维斯杜拉河东岸的华沙郊区。9月15日，普拉加被苏军占领了。苏联飞机从9月13日晚上开始向起义军空投给养。⁽³⁰⁾普拉加的德军被肃清以后，属于科希丘什科师的两营波兰人（他们是红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上效忠于卢布林委员会）渡过维斯杜拉河，和华沙城内的国家军部队并肩作战，打了好几天。最后，因为天气恶劣迟延了几天以后，大批美国飞机于9月18日来到城市上空，空投给养，但是其中大部分落到了起义军控制的地区以外。⁽³¹⁾

这些变化当然鼓舞了在华沙奋战的波兰人，并有助于缓和斯大林和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可是华沙得到的援助不足以避免这出悲剧的最后一幕。苏军的攻势在维斯杜拉河边停了下来。已经渡过维斯杜拉河的那两个营的残部维持不住它们在西岸的据点，几天后就撤回来了。德军对城里一些仍然在波兰人手中的孤立地区继续发动无情的进攻，守军粮尽弹绝，丧失战斗力。最后，当红军方面迅速给予救援的希望成为泡影时，起义军于1944年10月3日向德军投降了。华沙已成废墟，国家军的士气丧失殆尽，从此以后不能再发挥积极的军事作用，他们一方面畏惧俄国人，一方面又痛恨德国人。这样一来，波兰流亡政府便失去了它在波兰最宝贵的实力基础，而卢布林委员会争取权力的一项严重障碍，即使没有完全被消除掉，至少已经缩小了。

因此，华沙起义⁽³²⁾惊心动魄、悲壮激烈，对波兰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它在更大的世界舞台上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在一瞬之间瞥见了斯大林那种莫洛克火神⁽³³⁾的容貌后，无法轻易便忘却它。对苏联在东欧意图的不信任，此后连罗斯福也始终不能完全打消，更不用说丘吉尔了。

这些事正在波兰发生的时候，斯大林又有机会在巴尔干地区考验一下他的外交。红军迅速攻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一般说来要求明确盟国和那些新占领的以及新解放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要明确红军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罗马尼亚。这个国家从法律上讲，同三大国都处于战争状态，但实际上罗马尼亚军队只同俄国人打过仗。当红军于1944年4月开始渡过普鲁特河进入罗马尼亚国境时，俄国人向全世界宣布了他们同意停战的条件。可是罗马尼亚政府犹豫不决，生怕俄国要完全统治他们的国家。他们力图说服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派遣伞兵部队进入罗马尼亚，以抵制红军，但毫无结果。⁽³⁴⁾当俄国人于8月间重新展开攻势时，国王米哈伊在一些陆军将领和几个在战前已经著名的政治领袖的帮助下，于1944年8月23日完成了一次武装政变。以康斯坦丁·萨纳泰斯库将军为首的新政府成立，全国农民党、自由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都参加了内阁。⁽³⁵⁾

新政府立即接受了俄国人在4月间规定的初步条件。德国人当时只有较小的兵力驻扎在罗马尼亚，罗军能够把他们赶回喀尔巴阡山去。同时，8月27日，俄国人宣布对罗马尼亚军队的战事停止了，而且，一俟红军推进到能够重新和德军接触时，往日的敌人马上就跟红军并肩作战，穿过喀尔巴阡山的要隘，然后向西，直到收复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

上文已经提到，⁽³⁶⁾俄国人在4月间曾宣布他们无意干涉罗马尼亚的独立、领土完整或社会秩序。8月25日，这项声明又正式重申了一次。⁽³⁷⁾这适合于紧接在政变之后所发展的局势。这是一次确确实实的宫廷革命，罗马尼亚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原封不动。新政府所接受的初步停战条件主要涉及军事和领土问题。罗马尼亚人同意参加对德作战，承认俄国兼并比萨拉比亚，对苏联缴纳赔款，允许红军自由通过罗马尼亚领土，并且遣返战俘。作为答复，苏联政府“答应”把1940年被匈牙利兼并的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归还罗马尼亚。⁽³⁸⁾

这些初步条件并未规定盟国和罗马尼亚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于9月10日至12日在莫斯科提了出来，那时罗马尼亚的全权代表正和俄、英、美三国政府的代表在谈判一项停战协定。根据官方的公报，这三国“代表了所有联合国家的利益”。⁽³⁹⁾

罗马尼亚停战协定于1944年9月12日签字。⁽⁴⁰⁾一般说来，意大利投降的谈判为这方面的有关程序树了一个榜样。于是，就像艾森豪威尔签署了意大利停战协定那样，马利诺夫斯基将军代表三个盟国政府签署了罗马尼亚停战协定。下述条文规定三个盟国将继续参与罗马尼亚的事务：“成立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在代表盟国的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的总的指导和命令下，管理并控制目前各项条款的执行，直到签订和约为止。”⁽⁴¹⁾这一条文的别扭的措辞并未明确地规定管制委员会的权力，这种含糊不清使后来引起了争执。可是当时似乎没有什么疑问，英美和俄国一致认为，对罗马尼亚事务的惟一重要的外来势力将来自苏联。在意大利，俄国实际上无法有效地积极参加盟国的决策，西方盟国也就不能期望俄国人在罗马尼亚给予它们不同的待遇。此外，1944年5月英国政府暂时承认了俄国在罗马尼亚的支配势力，以换取英国自己在希腊的支配势力，⁽⁴²⁾虽然这项协议没有正式签订，但也没有遭到拒绝。

罗马尼亚停战协定的条文重新肯定了8月27日已经接受的那些初步条件，并使罗马尼亚政府承担的某些义务更为明确。对苏联的赔款规定为3亿美元，分6年以农产品偿付，但同时却给予苏联最高司令部无限权力，使它可以动用罗马尼亚的资源来维持红军。这就使得规定赔款的数目几乎没有意义。俄国人可以合法地要求无限的物资和劳务，以作军用。⁽⁴³⁾苏联最高司令部还有权检查一切公共通讯和逮捕被控犯有战争罪行的人。罗马尼亚武装部队将“在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的总的领导下”作战。西方大国获得保证，“联合国家及其侨民战前在罗马尼亚领土上的一切合法权利和利益”都将予以恢复。当然，岌岌可危的主要利益是西方公司原来拥有的在普洛耶什蒂的油井和炼油厂。

作为交换条件，除了紧接前线50至100公里的地区外，全国各地的民政机关一律“恢复”，但同时又规定，罗马尼亚当局应执行“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为了保证实行停战条件而颁发的指示和命令”。

显然，停战协定的条款赋予苏联军事当局以处理罗马尼亚事务的十分广泛的权力，而罗马尼亚政府不可能反对苏军最高司令部想要实施的任何政策。所谓尊重罗马尼亚独立这一句话，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然而，这一点在意大利也是如此，那里的停战条款给予盟军司令同样无所不包的权力。在这两个事例中，赋予军方的特权，推测起来，大约只限于战争时期，可是这种时间上的限制，并没有阻止西方盟国在意大利或者俄国人在罗马尼亚从根本上影响和约签订后出现的政权。

早在1944年5月，英国政府已表示愿意牺牲在罗马尼亚的势力，以确保在希腊自由行动。然而，美国国务院还没有同意把巴尔干各国分成各个国家的活动范围，因此对罗马尼亚停战协定的制定方式并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抗议。美国人特别反对规定赔款的具体数目，反对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权力含糊不清，并反对在制定停战条款时完全撇开欧洲咨询委员会的这种做法。⁽⁴⁴⁾

但是在占领罗马尼亚的最初几个月里，俄国当局的行为在英美都没有引起严重的疑问。红军并未带来革命，虽然它的确给罗马尼亚共产党带来了新的领导人——一些长期流亡在莫斯科的人。最初几个月，共产党在罗马尼亚政府里接受了次要的地位，国王、军队和老的政治领袖们在红军的保护下表面上保持着权力与影响。

在保加利亚，局势则完全不同。保加利亚人和俄国之间有着强烈的感情联系，从圣·斯捷凡诺时代（1878年）和更早的时代起就是这样。希特勒始终没有能说服战时的保加利亚政府派遣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到俄国前线去，或者甚至对苏联宣战。⁽⁴⁵⁾因此，1944年9月初出现了一种很不正常的局面。俄国军队已迫近多瑙河，可是保加利亚却只和英美两国处于交战状态。如果保加利亚人想要退出他们同纳粹的联盟，他们必须与之解决问题的就该是西方国家。⁽⁴⁶⁾然而在新的军事形势下，保加利亚人必须与之达成协议的却显然是俄国人。

这种古怪的法律上的状态于1944年9月5日俄国人对保加利亚宣战时，获得解决。保加利亚政府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向俄国人请求停战，接着又于9月8日对德宣战。第二天，俄国人停止对保加利亚的军事行动，实际上这种行动几乎还没有开始。同时，苏联政府正式宣布，它正在和英美两国共同拟订停战条件。⁽⁴⁷⁾这一次把草拟停战协定的任务交给了欧洲咨询委员会，作为对美国就罗马尼亚停战谈判的方式提出抗议的一种让步。

协议很难达成。主要的障碍在于保加利亚人不愿意退出他们在战争期间占领的希腊和南斯拉夫的领土。俄国人并不急切地想在这个问题上强迫保加利亚，因为那就意味着把北爱琴海上一个出口交给希腊。可是当俄国人建议让保加利亚人至少保留这片领土的一部分时，欧洲咨询委员会的美英两国委员坚决反对让一个以前的敌人保留一部分从盟国夺取的领土。⁽⁴⁸⁾双方僵持了很久，直到10月11日，经丘吉尔亲自调停，使谈判完全撇开欧洲咨询委员会以后，三个盟国政府才正式通知保加利亚政府：

开始停战协定谈判的主要先决条件是，保加利亚政府应保证从希腊和南斯拉夫领土上撤退所有保加利亚的军队和官员。这种撤退必须立即开始并在收到本通知后15天内完成。为了监督和管理此项撤退，三个盟国政府将派遣代表到保加利亚，他们将作为盟国联合军事代表团，并以苏联代表为团长。⁽⁴⁹⁾

保加利亚政府当天就表示接受，撤退如期完成了。

另一个困难是如何使用保加利亚军队的问题。应该命令它从原来在南斯拉夫的阵地上向前推进去攻击德国人呢？还是应该把保加利亚当做战败的敌人，马上解除其武装？结果，各方一致决定，保加利亚部队应该在苏军最高司令部的统率下作战，但在任何盟国的领土上使用时必须事先取得该国的同意。⁽⁵⁰⁾

使西方盟国在处理保加利亚问题方面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复杂情况是，1944年9月间一种近乎革命的运动风行该国。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不同，保加利亚共产党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不用考虑到国内那种由来已久的对俄国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曾在战前和战争期间使得罗马尼亚共产党处于瘫痪的状态。1944年春天和夏天，有一些小股的游击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保加利亚的山区组成了。9月8—9日，一场军事政变使通称祖国阵线的政治组织在索非亚掌握了政权。祖国阵线是一些政党和政治集团的组合，共产党人虽不能完全支配这个组织，却占重要的地位。但是，当祖国阵线政府执政后，那些游击队进入了保加利亚的城镇和村庄，他们在那里对当地的旧官员进行了有时候是血腥的镇压，并代之以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里共产党人通常总能取得统治的地位。再则，以游击队为核心，民兵也迅速组成了。民兵不仅取代了旧警察，而且，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也采用了旧警察那套严酷无情的手法。

这些发展大概反映了保加利亚内部政治压力的影响，而不是由于莫斯科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下达了任何指示。这些发展赋予保加利亚政治局面一种完全不同于罗马尼亚的特征。在罗马尼亚，共产党起初太弱，发挥不了多大影响，但是要说保加利亚出现了彻底的革命，那也言过其实。特别是，农民党继续在中央政府具有实际的影响。1944年秋天祖国阵线的联合，并不仅仅是一场骗局。⁽⁵¹⁾

尽管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有这些不同之处，1944年10月28日最后签订的停战协定⁽⁵²⁾却完全接近罗马尼亚停战协定的形式。对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赔偿没有规定数目，苏联政府则完全没有要求赔款。另一方面，苏军最高司令部“为了履行它的职务”，有权要求无限的供应与劳务，有权检查、有权在保加利亚领土上自由行动，以及在对德国及其卫星国家作战中对保加利亚武装部队进行“全面的指挥”。设立了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

以管理和监督停战条款的执行，由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的代表担任主席，有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代表参加。在停战协定生效和对德战事结束之前的这段时期内，盟国管制委员会应受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的全面指导。⁽⁵³⁾

这一条的措辞比罗马尼亚停战协定中相应的一条的措辞明确得多。⁽⁵⁴⁾也许部分地就由于这一点，直到对德战争结束以后，盟国之间在保加利亚问题上没有发生重大的误会。

红军进入南斯拉夫所引起的问题则完全不同，只要提出一点就可以说明：南斯拉夫算是一个盟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英国人明确地决定，在米哈伊洛维奇和铁托这两人之间，他们宁愿帮助铁托。大约在1944年9月，英国政府最积极地参与了南斯拉夫的事务。从游击运动作战的地区范围内容许任何外来势力存在这一点来看，的确，直到俄国人在罗马尼亚突破敌人防御（1944年8月下旬）后的几星期内，南斯拉夫与其说是属于俄国人作战的范围，不如说是属于地中海战区。上文已经提到，⁽⁵⁵⁾丘吉尔使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于1944年6月1日实现了改组。新任总理伊凡·舒巴希奇于6月16日开始和铁托签订一项协议。根据协议的条款，铁托同意暂时不急于解决君主政体的未来地位问题；舒巴希奇承认铁托“临时”管理国家，并答应进一步改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使它只包括“进步的民主人士”。⁽⁵⁶⁾

然而，不是一切都顺利的。1944年8月，丘吉尔来到地中海。在这次行程中他不仅观看了美国人在里维埃拉的登陆（8月15日），而且还着手修补他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政治篱笆。8月12日或13日，这位英国首相第一次会见了铁托。丘吉尔问他是否打算在战后使南斯拉夫共产化。铁托相当粗鲁地作了否定的回答。⁽⁵⁷⁾虽然会谈是热诚的，铁托的总的态度不能使丘吉尔十分安心。但是，英国人却继续支持铁托，的确，他们对游击队的军事援助增加了。

到1944年9月，德国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抵抗崩溃以后，红军在巴尔干半岛的迅速进展，使形势呈现了一种新面貌。铁托对英国的友谊显著地冷淡下去。⁽⁵⁸⁾9月20日前后他秘密飞往莫斯科，中途在克拉约瓦的俄军总部停留了一下。1944年9月29日，塔斯社的一项公报宣布，已经达成一项协议，让俄国军队暂时进入“毗连匈牙利的南斯拉夫领土”。公报进一步说明：“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民政机关在红军部队作战的南斯拉夫地区将继续行使职权。”可是这项声明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也许是下面这句话：“苏军司令部声明……苏联部队在完成其作战任务后将从南斯拉夫撤退。”⁽⁵⁹⁾

这个公报说得很清楚，红军在南斯拉夫的权限同它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权限大不相同。大概有两种因素使得斯大林比较克制。1944年5月和6月的预备性谈判曾暂时把南斯拉夫归在英国的活动范围之内，人们有理由推测斯大林希望尽可能最小限度地违背这一谅解，所以公开表示他准备在撵走德国人后马上就把红军从南斯拉夫撤走。鉴于南、苏关系后来的发展，也可能甚至早在1944年铁托就坚持他对南斯拉夫的统治不能受俄国的侵犯，无论是军事管制或是使国家的任何一部分长期被外国占领。

不管怎样，铁托同斯大林的关系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政府那种卑躬屈节的态度完全不同，这两国被停战协定的条款缚住了手脚。然而，这种区别不足以使丘吉尔和英国人感到安慰。这位南斯拉夫的领袖一有机会，就投入斯大林的怀抱，同时一脚踢开英国人并批评他们未能按照他的游击队应得的数量给予援助。⁽⁶⁰⁾从丘吉尔的观点来看，反对英美在地中海中部和东部地区使用较大兵力的德黑兰决议，正开始结出苦果来。

俄国新近显示的军事威力所引起的重要政治变动，不仅仅限于巴尔干各国和波兰。在匈牙利，1944年10月15日，当摄政——海军上将霍尔蒂——公开宣布他打算向红军投降后，发生了决定性的动乱。德国人得以在这一决定全部实行前就完成了一次武装政变。霍尔蒂遭到逮捕，被送往德国，德军接管了布达佩斯和匈牙利西部。可是一部分匈牙利军队，在米科洛斯将军领导下，根据霍尔蒂的声明采取行动，投奔到俄国人这一边。12月23日，米科洛斯将军在俄国的保护下，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盟国开始和这个新政权谈判订立停战协定。该协定于1945年1月20日签字。各项条文几乎和保加利亚停战协定的条文完全相同，只增加了这一条：匈牙利的赔款规定为3亿美元，分6年以商品偿付。其中1亿美元指定给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2亿美元给俄国。⁽⁶¹⁾

俄国军队在1944年秋天只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东部一小部分地方。8月间，华沙的波兰人开始起义时，斯洛伐克人也起来反抗当时统治他们国家的纳粹傀儡政府。⁽⁶²⁾由于红军未能及时到达以阻止德军占领斯洛伐克，他们的起义于9月间完全失败了。但是，尽管华沙发生的事件和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表面上很相似，结果却完全不同。贝奈斯在伦敦承认领导起义的斯洛伐克全国委员会的权力，俄国人则承认贝奈斯政府的权力。的确，根据1943年12月的苏捷条约，⁽⁶³⁾一个捷克官员代表团于8月从伦敦奉派前往莫斯科，准备担任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区的民政工作。斯洛伐克的军事挫折使得这个代表团的到达有点为时过早，可是这种挫折并未造成像华沙起义以后所产生的那种敌意或者互相责备。在归入苏联军事活动范围的国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在1944年给盟国的外交家带来棘手的问题。贝奈斯和他的同僚们似乎走对了路，能够完成同西方与东方都保持良好关系的这一艰难的功绩。⁽⁶⁴⁾

芬兰也顺利地和苏联人谈妥了条件。芬兰政府于8月25日请求停战，战斗于9月5日停止，停战协定于1944年9月19日签字。停战协定的条款和对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的条款很相似。除了在遥远的北方，把包括佩特萨莫的重要镍矿在内的一个地区割让给俄国外，其余则恢复了1940年的边界。成立了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⁶⁵⁾对苏赔款规定为3亿美元，苏军最高司令部的无上权力规定得非常明确。有一点是不同的：芬兰被迫把某些军事基地永久割让给俄国。⁽⁶⁶⁾

在我们简略地概述了红军进入东欧时所出现的种种政治变化以后，有两个事实显得很清楚。第一，俄国人并没有露出想要建立由共产党独揽大权的政府的迹象，相反，到处成立了包括各种不同人士的“人民阵线”，使共产党和社会党、农民党以及其他的政党联合在一起。第二，停战条件使得俄国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控制以前的敌国的经济生活，并且俄国对这些国家的政治事务的潜在影响差不多也同样巨大，因为俄国可以借口它们在军事上或者经济上不合作，而任意进行干涉。我们还有一点看不清楚，而且很可能是斯大林本人还没有断然作出决定的一点，那就是俄国将怎样利用它的支配地位。暂时，斯大林的兴趣似乎主要是在军事方面。他为红军觅取并获得了粮食和其他补给以及劳务，他从那些苏军攻入的国家的军队方面取得了直接的军事支援。人们有理由推测，斯大林对东欧的计划并不比1944年的计划走得更远。一切发生得很快，至少是斯大林可能没有料到会碰上这样突然的和广泛的胜利，不能立刻决定如何尽量利用他所获得的利益。

从盟国合作的观点来看，不能不感觉到两个痛心之处。关于波兰的问题，始终没有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而俄国势力在巴尔干的突然高涨，使丘吉尔感到很不安，尽管罗斯福对于西方势力在东南欧黯然失色，即使不是全不在意，至少看起来是不太关心的。

（2）英美的军事行动范围

紧跟着1944年夏天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胜利，英美在这年早些时候那么显著的政治分歧有了暂时的缓和。当年6月，博诺米取代巴多里奥，成为意大利政府的首脑，因此丘吉尔在意大利的政策受到了挫折。⁽⁶⁷⁾法国人民普遍表示愿意，甚至急于支持戴高乐将军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⁶⁸⁾这使罗斯福对法国的政策也遭到了严重的挫败。由于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承认了这种新的形势，他们早先在探讨对法意两国最合适的政策时发生分歧的一些争执大部分都消失了。

1944年7月，戴高乐访问华盛顿后，盟国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国内实际上的权力机构。于是开始谈判，以确定这个委员会和盟国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到8月25日，已经就民政和司法、通货、检查制度、平民救济，以及对于缴获的战争物资的处理这一类问题达成了协议。但是，美国政府很慎重。⁽⁶⁹⁾在签订这些协议时发表的一项官方声明强调，已授权艾森豪威尔同戴高乐的委员会的成员打交道，“只要他们继续得到正在为打败德国和解放法国而战斗的大多数法国人民的拥护”。赫尔和罗斯福以往的不信任感反映在进一步的规定中：“一俟军事情况许可，将给予法国人民以自由选择他们的政府的机会。”⁽⁷⁰⁾

可是这些限制不过是文字方面的一种烟幕，借以掩盖美国政府从一种已经维持不住的立场上的后退。随着事态本身的发展，戴高乐的深得人心已经没有理由再可怀疑了。他已经成为法国抵抗的显著的象征，因此受到法国人民的欢迎。于是，10月23日，美国、英国和苏联正式承认戴高乐将军为法国临时政府首脑。同时，建立了一个包括巴黎在内的内地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承认临时政府拥有最高权力。⁽⁷¹⁾此后不久，在11月11日，法国被邀请为欧洲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这一姿态是承认法国有权成为一个欧洲大国。在这方面的一个更为明白无误的步骤是（8—9月）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应使法国同英国、美国、俄国和中国一起成为拟议中的安全理事会的第五个常任理事国。⁽⁷²⁾

解放后的比利时的政治问题和法国的不同。比利时首都解放以后，比利时流亡政府于1944年9月8日从伦敦回到布鲁塞尔。他们几乎立刻就必须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1940年，利奥波德国王没有和流亡政府一起离开祖国，他的敌人指责他同纳粹勾结。事实上，他们这样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是否应该让他保持王位，很快就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由于瓦隆-法兰德斯民族的对抗以及保守派-左派的斗争，这个问题更形复杂了，他们正好环绕着国王这个人大做文章。等到1944年9月20日成立了摄政体制后，问题遂暂时搁置，可是争端不会长此平静，在此后几个月中继续给比利时的政局带来麻烦。⁽⁷³⁾

在意大利，（1944年6月）罗马解放后立即就职的博诺米内阁，初上台就试图争取放宽停战条件。丘吉尔在8月间访问意大利时决定，应采取某种行动来减轻意大利人深受苦难的经济的和其他的困难。临行之前，他发表了一封给意大利人民“鼓舞和希望”的公开信。⁽⁷⁴⁾可是具体行动只有在取得美国同意后才能实现。结果，对意大利的救济成为9月间第二次魁北克会议议程上的一项问题。

另一方面，希腊则完全交给英国人处理。的确，美国人直截了当地不参预希腊的事务，除了一个办理救济的小组以外，还不准在这个国家里使用任何美国军队。⁽⁷⁵⁾1944年8月丘吉尔访问地中海时，趁机会见了乔治·帕潘德里欧——希腊流亡政府新任命的总理。这次会晤的结果，丘吉尔似乎认为帕潘德里欧正是推行英国政策的那种人。假使办得到的话，他会安抚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而不让它在这个国家里掌权。⁽⁷⁶⁾

在丘吉尔会见帕潘德里欧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即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经过长期的犹豫后，才参加了希腊内阁。这是英国计划能够成功的好兆头。⁽⁷⁷⁾只有盟国军事当局和两支对立的游击队（即全国民主同盟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关系尚待解决。这一问题由1944年9月26日在卡塞塔签订的一项协议予以处理。按照这项协议的条款，希腊的两支游击队和希腊流亡政府都承认地中海盟军最高统帅威尔逊将军的军事权力，并接受他派来的一位英国将军在希腊担任指挥。⁽⁷⁸⁾

由于这些初步安排的结果，当德国人开始退出希腊时，小规模的英国部队登陆并没有遭到任何反抗，他们把退却中的德军追逐到南斯拉夫边境。民族解放阵线拥有全国人民解放军这支武装部队，有力量夺取政权，可是它没有这样做。它承认希腊流亡政府代表的权力，虽然有时颇为勉强，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碍1944年10月18日在雅典重新成立内阁。然而，全国人民解放军仍然是国内人数最多的武装力量，只要希腊各党派之间对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根本问题还争论不休，就不能排除左派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

英国人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可能性，于是尽快加强政府中非共产党党派所掌握的武装力量。第一步是把原来在意大利作战的一旅希腊军队调回雅典。他们于1944年11月9日到达。第二步是解散游击队，代之以新的国民近卫军。英国人努力贯彻这项行动，结果在1944年12月初突然引起了一次政治危机。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不想和平地放弃他们的统治地位，于是诉诸武力。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这使丘吉尔万分惊慌和狼狈。

如果人们比较一下英美势力范围内那些国家中的事态和俄国势力范围内那些国家中的事态，那么最显著的差别是，西方势力范围内所显露出来的固有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感情，它们表达的范围要大得多。虽说英美的政策无疑有一部分关系，但这不仅仅是英美政策的结果。还有两种因素也发生了作用。一是法国、比利时或者甚至意大利这类国家的政治传统——在这些国家里政党有悠久的历史，能够获得公众的广泛参加；二是这些国家具有可以自豪的令人尊敬的民族传统。第二个区别是，除了意大利外，西方国家需要同一些正式列入盟国的政府打交道，它们的主权必须多少受到尊重。俄国人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是同以前的敌人打交道，在那些地方他们合法干涉的权力由于停战条件而大大扩充了。在波兰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归入俄国作战范围的盟国里，俄国人的政策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可以和英美在西欧的遭遇相提并论，虽然他们在南斯拉夫遇到的这种困难，在1948年以前还是隐而不露的。

（3）德国的前途

解放了的欧洲的种种问题，都和取得胜利后怎样处理德国这个问题有关，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在同这个问题对比之下，都相形见绌了。希特勒已经很好地表明，德国有能力组织和统治欧洲大陆，各大盟国都急切地要使这种事不可能重演。可是，同意这个总的目标比较容易，要决定究竟应该采取何种严格的惩罚与预防措施，那就困难得多，而在战争还没有取得胜利，以及还不能准确地预料到德国投降时国内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的时候尤其如此。

虽然如此，盟国却试图有先见之明并取得一致意见。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1943年10月）曾决定成立一个欧洲咨询委员会。⁽⁷⁹⁾在德黑兰，三大国决定把未来的对德政策交给这个机构去研究。⁽⁸⁰⁾德国问题事实上是那么困难，委员会自由处理的权力又那么小，⁽⁸¹⁾以致盟国的欧洲政策的其他问题一般都通过别的渠道去处理。⁽⁸²⁾欧洲咨询委员会以1944年1月14日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开始它的工作。它面临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第一个是为德国拟订一个无条件投降的文件；第二个任务更困难，德国投降后，战胜国的对德政策应如何取得一致。

在咨询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使得英美当局的详细计划有好多个月都无法进行。英国人提出了一项建议，主张把德国分为三个占领区：东部的俄国区、西北部的英国区和西南部的美国区。此外，柏林应由三大国共同占领。⁽⁸³⁾这一建议不能使罗斯福总统满意。他希望美国人占领英国人划归他们自己的德国西北地区。另一方面，英国人却顽固地坚持他们原来的方案。⁽⁸⁴⁾艾森豪威尔提议不必试图划分各国的占领区。他认为在联合参谋部里加上俄国和法国的代表不会造成无法克服的困难，这样的合作比任何其他控制德国的方法有更多的好处。⁽⁸⁵⁾如果四个国家全面合作确实太困难的话，他认为英美合伙关系在战败后的德国继续下去是合适的，⁽⁸⁶⁾可是这个提议被美国否决了，大概因为它过分含有英美合作对抗俄国和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意味。

关于分配占领区的争执，并不是缠住欧洲咨询委员会的惟一问题。美国政府内部对战后德国的政策，正进行着一种隐蔽的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也使欧洲咨询委员会受到严重的妨碍。陆军部的代表直截了当地断言，对德国的占领和军管是“军事问题”，应该完全由军人处理。结果，美国政府各部之间在努力协商有关德国前途的政策时，碰到了军方代表顽固的捣乱。⁽⁸⁷⁾因为华盛顿发生了僵局，欧洲咨询委员会的美国委员常常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任何指示，甚至在次要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尽管有这些阻碍，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1944年4月，罗斯福同意接受英国关于划分苏联占领区的建议，到7月底大家对所有三个区的详细界线已经意见一致，剩下没有解决的只是两个西方占领区之中哪一个划给英国和哪一个划给美国。在同一个月里，有关各方就德国投降的条款也达成了协议，大体上是以一项美国草案为基础的。⁽⁸⁸⁾

这样费力地达成的协议中，关于盟国对德政策这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却完全没有作出决定。第一步显然是各国政府必须决定应如何处理德国。英俄两国政府1944年夏天在这方面究竟取得多少进展，到1952年还没有公开发表，可是到底它们两国有准备或者没有准备都不是重要的因素。相反，美国政府因为内部的争论和犹豫不决，甚至妨碍了盟国共同对德政策的讨论。罗斯福总统那种不正常的行政方法和国务院在美国政府中的缺乏威信，应该对当时的这种情况负责。

美国人不能在对德政策上作出坚定的决议，确实不是由于未曾努力。在国务院内部，各种专家小组经常细致地和长时间地研究过这个问题，⁽⁸⁹⁾可是这些辛辛苦苦拟就的建议必须和来自政府其他部门的别的计划展开竞争，其中最显著的是财政部的计划。为了设法解决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混乱，罗斯福于1944年8月25日设置了一个内阁委员会，负责审阅当时呈递上来的所有计划，并且向总统提出建议。委员会的成员是国务卿、陆军部长和财政部长，后来又加上罗斯福的私人朋友和总助理哈里·霍普金斯。⁽⁹⁰⁾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主要的争论点在于是否把德国人看做不可救药的军国主义者，只有不让德国人控制用于进行现代战争的工业基础，才能使他们成为世界共同体的爱好和平的成员。大家同意德国应该被解除武装，纳粹党和一切有关的组织应该解散，战犯应受惩罚，对受害的国家应赔偿损失，以及盟国当局应于战事结束后无限期地管制德国的教育和交通。可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则认为，只要德国拥有庞大的工业设备，它重新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就依然存在，他主张盟国拆除德国的工厂并关闭它的煤矿，把德国改变成一个农业国。⁽⁹¹⁾这一计划引起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的激烈反对。他说毁灭德国的工业会破坏欧洲的经济，并将严重伤害德国人的感情，以致不能带来和平，反而会促成未来的战争。

1944年9月6日内阁委员会成员和总统一起开了个会，也未能解决这一争端。罗斯福指出战后英国经济将发生严重困难，并建议鲁尔的原料也许可以送到英国去炼钢。这算是对摩根索破坏鲁尔矿山的建议的修改，但并不表示总统已经接受了史汀生向他提出的论点。一般说来，罗斯福觉得德国人罪有应得，该吃点苦，并且完全不顾经济情况，准备把整个欧洲随同战败的德国一起拖倒。⁽⁹²⁾当摩根索说破坏鲁尔的工业潜力会给英国工业消除一个重要的竞争者，因而有助于英国的复兴时，罗斯福似乎已经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⁹³⁾可是就赫尔和史汀生所知道的来说，罗斯福在离开华盛顿前往魁北克去会晤丘吉尔时，对于提交给他的这两种对立的建议还没有拿定主意。

（四）在魁北克和莫斯科举行的会议

1944年的夏天和秋天对丘吉尔说来是令人焦虑的几个月。展望东方，他看到俄国的势力遍及巴尔干各国并向中欧发展，像一条雄伟巨大的冰河，所到之处使东欧小农国家中西方势力的温暖空气化为雪。展望西方，他看到美国站在梦想不到的实力高峰，被自己新发现的力量这种新事物吓住了，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更糟的是，他看到国内，英国的力量和国民经济在战争中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损害，认识到要避免困难或者灾难，就必须从美国获得援助，甚至在欧洲和亚洲的战事结束后还有此必要。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运用巧妙的政治手腕。他可以设法和俄国人谈妥条件，给他们的扩张规定一个双方同意的限度；他可以利用英国人在国际政治方面的见识和经验为英美联盟效劳出力，尽可能使美国人睁开眼睛高瞻远瞩，像他那样看到世界事务的现实；他还可以运用自己的辩才，努力说服罗斯福，在当前的从战争过渡到和平的艰难时期中，美国在经济和其他各方面支持英国和英帝国是明智的。丘吉尔开始忙于这些工作。结果就是他同罗斯福在魁北克和海德公园举行的会议（9月11—19日）以及他同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10月9—20日）。

（1）第二次魁北克会议（1944年9月11—19日）

1944年9月，丘吉尔和罗斯福随带他们的军事和其他顾问在魁北克开会时，空气中还弥漫着德国早日崩溃的希望。确实，在正式会议结束以后，丘吉尔认为还值得和总统在海德公园逗留到1944年9月19日，认为可能会出现某种惊人的新发展，像一年前紧接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后发生的意大利的巴多里奥的投降那样。结果却是在阿纳姆打了个败仗（9月17—25日），使他大失所望。不过这发生在会议已经完成任务以后。当时在魁北克，就对德战争而言，人们普遍的心情是非常乐观的。

从英国的观点来看，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要提出的两个最紧要的问题是：决定英国在德国投降后参加对日战争的规模和性质，以及同第一点有密切关系的，决定对德战争结束后在对日作战期间租借物资的规模和性质。两个其次的，但也重要的问题是，解决在德国划定占领区的长期争端，以及修改意大利停战协定的条款，以鼓励意大利社会中的温和派和保守派，使他们亲附西方盟国。

美国人首先希望确定未来的对日战略。罗斯福急于要解决德国问题并对英国经济的前途感到关切。然而，他忙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竞选运动当时正在全面展开，总统必须避免任何可能会被共和党候选人纽约州长托马斯·E·杜威利用来反对他的行为。宪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使得罗斯福很难同意任何长期的政治解决办法，因为这种问题，特别是有关领土的问题，必须得到参议院的批准。⁽⁹⁴⁾再则，罗斯福必须注意不能表现得对英国或者对任何其他外国过分慷慨，特别在关系到用钱的时候。同时，总统不得不避免可能会使任何重要的外国出生的选民集团（例如波兰人）疏远的行为，并且，如果他可以为任何这种集团作出一项有助于他们祖国的决定，罗斯福则极愿意这样做。因此他发觉自己完全赞同丘吉尔的减轻停战条款加在意大利身上的负担的主张，而且在对意大利扩大经济援助方面，他的确愿意比丘吉尔走得更远。

魁北克会议上的军事讨论进行得很顺利，英美两方的意见没有重大分歧。在9月13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丘吉尔表示愿意把英国舰队的主力用在太平洋去对日作战。这使他自己的军事顾问们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几乎直到前一分钟丘吉尔还说，把英国海军力量用于收复英国在马来亚的属地要好得多。⁽⁹⁵⁾罗斯福马上接受了这一提议。这也出人意外，因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经常让英国人知道，他不要英国海军参加太平洋战争。⁽⁹⁶⁾第二天，金希望会议重新考虑英国海军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问题，可是他的同僚们制住了他，他只好声明英国舰队作战时只能靠自己的补给船只和基地，从当地的美国人那里是得不到帮助的。⁽⁹⁷⁾

就太平洋地区的作战和战略来说，英国人让美国人领导。因此所发生的分歧大部分是美国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分歧。马歇尔仍然认为必须进攻日本然后才能取得胜利，李海海军上将相信海军和空军的袭击就足以迫使日本人投降。当时没有作出决定。同样地，就立即采取的军事行动而言，美国海军想要进攻台湾，而美国陆军却说，尼米兹应该攻击菲律宾的主要岛屿吕宋。这些不同计划都讨论了，最后陆军的计划获得采纳。⁽⁹⁸⁾对德战争一经结束，重新部署军队以对付日本的问题也就马上提到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面前。船舶看来是一项限制重新部署的速度和规模的因素。据估计，差不多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把英美的全部人力物力调来进攻日本。

关于英国在对日战争中使用兵力的规模，海军方面一开始就解决了。会议一致决定，英国人应研究如何充分使用皇家空军，同时英国的地面部队应继续进行缅甸战役，希望在收复缅甸后，接着就会收复马来亚和新加坡。结束对日战争的预定日期定在欧洲战事结束18个月以后，因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觉得可以把还未解决的未来战役的详细计划留待以后的会议去制定。⁽⁹⁹⁾

在欧洲方面，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觉得需要操心的事比较少。英国人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把战略空军从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转移出来。⁽¹⁰⁰⁾这一点一致通过。为了对日作战，前不久建立了一支同样的美国空军，拥有可以从很远的基地轰炸日本的B-29型飞机，指挥部设在华盛顿。这些决定在空军人员看来，是他们的胜利，他们认为空军不是陆军的附属品，而是一种单独的、完全独立的作战方式。⁽¹⁰¹⁾

英国人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比较难以处理。他们建议，即使为时已晚，目前仍应把登陆艇和其他人力物力分配到地中海地区，以便在伊斯的利亚半岛或南斯拉夫沿海登陆。⁽¹⁰²⁾然而，美国人仍然和早些时候一样，坚决不肯支持在巴尔干作战。这对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来说是老问题，争执的时间似乎不很长。英国人发现美国人一点也说不动，就让步了，没有再挑起以往的恶感。双方商定，在当时正在进行追击的结果未判明以前，不从意大利撤退任何部队，也不对地中海战区增加用于新战役的兵力。美国明确地拒绝参加解放希腊，而且南斯拉夫沿海地区的作战行动，和以前一样，应以突击队的袭击为限。⁽¹⁰³⁾

德国占领区问题也是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有关的一个问题。罗斯福来到魁北克的时候，显然已愿接受英国最初的提议：由美国占领德国西南部。他拒绝同意这个地区的政治理由，从这年年初起，即使还没有完全消失也不大充足了。革命在法国似乎极少可能，戴高乐和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法国的权力已经十分稳固。再则，巴尔干各国和东南欧的责任显然主要是在俄国人手里。剩下的就是需要接近德国港口这一项军事理由了。当英国人答应把不来梅和不来梅港移交给美国人，以保证这种通道时，罗斯福就接受了德国西南部作为美国占领区。⁽¹⁰⁴⁾然而，他们决定把奥地利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看待（原来的提议曾经把这个国家和德国西南部并成一个区），并在英美占领区的界线上作了一些改动，以抵补美国占领区缩小的地方。⁽¹⁰⁵⁾

其他两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英国将来同美国的经济关系，以及盟国在德国所应采取的政策。罗斯福决定采纳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对这两个问题的意见，于是出乎意外地召他来参加魁北克会议。⁽¹⁰⁶⁾摩根索作为一个财政专家的特殊资格或许同总统的这一决定有点关系。看来也有可能，罗斯福赞同他那项严峻的惩罚德国的计划，决定要看看丘吉尔对摩根索的建议意见如何。⁽¹⁰⁷⁾

摩根索兴冲冲地怀着消灭德国工业的计划来到魁北克。为了帮助英国人恢复经济和重新建立起和平时期的生产格局，他还打算给英国人获得一大宗美国借款的希望。起先，他向丘吉尔说明他对德国的计划时，这位首相作出了激烈的反应。据一项报道说，他声称摩根索建议的计划将把英国拴在一具死尸上。⁽¹⁰⁸⁾然而，后来丘吉尔改变了他的想法。也许有两件事促成了他的转变。一件是摩根索的议论，说消灭德国的工业，等于帮助英国去掉一个危险的经济竞争者。另一件就是摩根索提议的借款。他提出从欧战结束到日本投降这段时期中，英国将得到高达35亿美元的租借援助，此外，还将获得30亿美元的信贷，供其他非军事的用途。英国人有了这样一笔款子就有希望维持国内的经济，同时建立出口贸易，以求再一次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

摩根索从魁北克会议回国后，否认提供这样一笔借款同接受他的对德计划有任何连带关系。⁽¹⁰⁹⁾我们可以臆断，摩根索和罗斯福并未把这两项建议作为相互关联的事提出来，可是丘吉尔自己思想上有没有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这却不能肯定。他可能认为摩根索作为罗斯福的朋友和亲信，即将接下霍普金斯原来的地位。不管怎样，他一定曾感到同这位财政部长搞好关系是很重要的，这个人在决定美国将来对英国的财政政策方面大概将具有主要的发言权。丘吉尔可能觉得，如果必须接受摩根索的对德方案才能博取他的支持，那么，无论怎么坏，鲁尔变成沙漠也总比一个不冒烟的英国好。

不管丘吉尔的打算是什么，他于1944年9月15日草签了他自己起草的下列备忘录：

惨痛的经验使我们对于德国的冶金、化学和电气工业轻而易举地便可以从和平用途改为战争用途，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必须记住，德国人破坏了大部分俄国的和其他邻近盟国的工业，这些受损害的国家应该有权搬走它们所需要的机器，以便补偿它们的损失，这是完全公正的。因此，在鲁尔和萨尔的上述那些工业必须停止生产，予以关闭。我们认为这两个地区应该交给世界组织的一个机构去管理，由这个机构监督拆除这些工业，并确保其不能通过狡猾的手段重新开办。

这项拆除鲁尔和萨尔两地区制造军火的工业的计划，是想把德国改变成一个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国家。

首相和总统在这项计划上意见完全一致。

这份备忘录由罗斯福和丘吉尔草签如下：“同意，富·德·罗，温·斯·丘。”⁽¹¹⁰⁾当艾登在这份备忘录草签后的那天到达魁北克时，他大吃一惊并激烈表示反对。可是他到得太晚了，当时已无能为力。⁽¹¹¹⁾

至于美国的信贷以及租借协定的延长问题，摩根索的提议仍然仅仅是暂时性的。双方商定应由一个英美专家委员会拟订详细办法。罗斯福和丘吉尔草签了一份简略的备忘录，规定该委员会据以进行工作的总的基本原则。这一备忘录中所肯定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在德国战败后，租借物资应继续下去，其规模将使英国政府可以使用劳力和其他资源以恢复出口贸易并提高国内的生活水平。⁽¹¹²⁾

当摩根索在魁北克办成的事情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时，赫尔和史汀生像艾登那样，也感到愤怒和吃惊。他们都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并且着手草拟呈递给总统的意见书，陈述他们的看法。罗斯福本人没有马上回到华盛顿。当魁北克的正式会议于9月16日结束时，他同丘吉尔一起到海德公园去。史汀生和赫尔的第一炮就是在那里传到罗斯福身边的。史汀生想唤起罗斯福的理想主义。他宣称：“这正好是德国人自己希望加在他们牺牲者身上的罪行——这将是对文明本身犯下的罪行。”⁽¹¹³⁾赫尔指出，苏联政府可能有其他的意见。在后来和总统的一次会见中，他责怪总统无视正常的国务院渠道。赫尔又说，如果这项建议公布出来，它会有损于罗斯福的人道主义的声誉，并且在政治上可能使他受到损害。⁽¹¹⁴⁾

9月21日，这项消息泄漏出去了，显然是通过财政部的渠道。⁽¹¹⁵⁾公众对这项消息的反应一般都是批评。⁽¹¹⁶⁾也许罗斯福到这时候才第一次看出，摩根索的建议多么可怕。到9月27日，总统已经判定这个计划是一个错误。他对史汀生说，他并不真正想要把德国变成牧场。史汀生10月3日会见总统，把总统草签的那份备忘录的措辞给他看的时候，罗斯福露出惊异的神气，说他在签署时一定没有多加思索。⁽¹¹⁷⁾

罗斯福因为在摩根索的对德计划上吃了苦头，他的反应就是拒绝考虑任何代替的政策。10月20日，他写信给赫尔说：“我不喜欢为一个我们还未占领的国家制定详细的计划。”⁽¹¹⁸⁾几天后，总统给陆军部的另一份备忘录，命令在6个月左右的时期内停止一切制定对德计划的工作。⁽¹¹⁹⁾这种鸵鸟式的对待未来的态度，妨碍了盟国通过欧洲咨询委员会或任何其他途径在对德政策上达成协议的任何机会，并使负责此项工作的低级美国官员不知所措。在缺乏远见和协议的情况下，他们听任问题延宕下去，直到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时才算达成了一项三国协议。⁽¹²⁰⁾

接受摩根索计划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十足的政治错误。对这个计划的宣传以及整个事件的时机，大大加剧了盟国利益蒙受的损害。当这个消息于9月21日在美国报纸上传开时，关键性的阿纳姆战斗正进入高潮，德国士兵听到罗斯福和丘吉尔建议对他们祖国采取的手段时，一定加强了他们的斗志。实际上，有关这个计划的一切——它的各项规定以及摩根索既是银行家和资本家又是犹太人这一事实——全有助于纳粹的宣传。这样的结论是无法避免的，即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下了决心，在战斗中倒下总比慢慢饿死要好，因为摩根索计划给他们安排的似乎就是这种下场。在德国人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话现在预示出的他们未来的命运，和他们早就在担心的俄国人为了对他们犯下的罪行进行报复而将要加在他们身上的命运同样令人绝望。似乎不再有任何理由认为西方比布尔什维克要好一点了，戈培尔充分利用了这一点。⁽¹²¹⁾

鉴于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在差不多同时讨论了种种步骤以减轻意大利经济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困难，罗斯福的心理失常和丘吉尔的同意摩根索计划更令人不可思议。当他们逗留在海德公园时，他们起草了一项正式声明，经英国内阁通过后，于1944年9月26日公布出来。这个声明答应将在内政方面赋予意大利政府越来越多的权力。为了表示这种改变，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名称被改掉，删去“管制”一词。此外，意大利政府应邀和西方国家互派外交代表。罗斯福和丘吉尔还告诉全世界，他们将指示本国代表在联总第二届理事会会议上要求把意大利列入有资格从该组织获得一定数量援助的国家之内。⁽¹²²⁾罗斯福—丘吉尔关于意大利的声明还答应，在重建意大利的经济方面英美将给予帮助，这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这项声明并表示，要取消对意大利对外贸易的限制。⁽¹²³⁾这些许诺实现后，意大利便逃脱了停战协定的最苦恼的束缚，虽然随着战争损害而来的困苦和动乱一时仍难消失。

在丘吉尔离开海德公园回伦敦的前一天，他再次同罗斯福讨论了原子研究及英美两国当局交换情报的问题。罗斯福答应，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应共同享有原子能工业用途的情报，可是对于保证满足英国人对原子弹的军事秘密的全部好奇心，他显然比较沉默。⁽¹²⁴⁾

（2）莫斯科会议（1944年10月9—20日）

丘吉尔理应感到，他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对于规定英美两国在打败德国和打败日本之间的这段时期中的关系取得了不少成就，可是关于协调英美在东欧的政策方面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看来波兰和巴尔干各国的局势没有在魁北克提出来正式讨论，但总统已经明白表示，他不会采取积极的步骤在东欧进行干涉，至少在11月的大选以前不会这样做。波兰问题特别富有爆炸性，因为罗斯福可以采取的任何步骤几乎一定会使大多数美籍波兰人心怀不满。

没有美国的支持，丘吉尔觉得他必须做他单独能够办到的事。9月25日他回到伦敦后，发觉形势十分紧急，应该立即和斯大林商讨。丘吉尔起先希望能安排一次三大国会议，处理由于红军迅速进入巴尔干国家而引起的种种问题，⁽¹²⁵⁾可是罗斯福觉得必须等大选后他才能离开美国，而斯大林则照例拒绝离开他的首都。因此，丘吉尔决定没有罗斯福参加，也去莫斯科。他在艾登的陪同下于10月8日到达。⁽¹²⁶⁾根据总统的建议，美国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应邀参加了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会议，作为罗斯福个人的观察员。然而，他无权使美国承担任何义务，而且在整个会议期间，显然一直保持沉默。⁽¹²⁷⁾

英国人有两个政治问题希望能同斯大林解决。⁽¹²⁸⁾一个是规定俄国在巴尔干各国和多瑙河流域的势力范围；另一个是：如果人力所及的话，就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波兰问题。此外，丘吉尔还想就欧洲的一般政治解决方案、德国的前途、法国在大联盟中的地位等同斯大林交换意见。⁽¹²⁹⁾

第一类问题之一，并且也许是促使丘吉尔匆匆地赶到莫斯科去的一个问题，就是保加利亚停战协定的问题。俄国人曾经建议，准许保加利亚人保留他们在战争中所占领的色雷斯和马其顿领土的一部分或全部。等丘吉尔抵达莫斯科三天后，盟国政府才向保加利亚人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撤出这些地方。⁽¹³⁰⁾人们很有理由从促成苏联改变原来立场的这件事中看出丘吉尔的手法。

可是取得斯大林的同意是非付出代价不可的。英、美、苏三国政府关于把巴尔干国家分为俄国和英国活动范围的谈判，从1944年5月起一直拖延下来，没有取得正式的书面协议。这时，丘吉尔急于想逼俄国人作出决定，因为他相信如果没有某种明确的谅解，俄国人可能会利用停战协定和他们的军事地位把英国（以及美国）的势力从整个东南欧排除出去。⁽¹³¹⁾

1944年5月间，俄国人曾暂时同意对巴尔干各国的一种划分办法，即把希腊和南斯拉夫都划归英国的活动范围。⁽¹³²⁾可是到10月，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红军已经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站定脚跟，最近又进入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另一方面，英国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影响还只限于军事联络代表团能对这些国家的游击队组织发挥的一点作用，可能再加上英国对希腊和南斯拉夫两国流亡政府的控制。

丘吉尔和斯大林讨论后所产生的协议，反映了巴尔干地区新的军事平衡。俄国获得保证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占优势，英国则对希腊事务行使相应的控制权，在南斯拉夫的势力则由英国和俄国均分。的确，他们作了一种奇妙的努力，把这个问题化成了百分比。根据美国外交官员送到华盛顿的报告，俄国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势力被规定为75%—80%，而在南斯拉夫的势力则是各占50%。⁽¹³³⁾

当然，这样的假数学忽略了这些国家内部可能发展起来的任何自发的政治动力。假数学可能具有的惟一意义只是：这种百分比可以作为指标，使今后巴尔干各国组成政府，分配亲英和亲俄的阁员名额时有所依据。这似乎可能是丘吉尔和斯大林实际的用意所在，并有助于说明一些问题，例如：俄国人为什么令人费解地竭力要把非共产党的“西方”代表放进他们1945年3月建立的罗马尼亚内阁。⁽¹³⁴⁾

很可能丘吉尔向斯大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英国人认为有必要在希腊对全国人民解放军采取军事行动，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怎样，美国人相信英俄双方已经达成了非正式的谅解，根据这一谅解，斯大林将默认英国人认为必要时在希腊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英国人则给予俄国人在罗马尼亚“维持秩序”时以同样的自由为交换条件。⁽¹³⁵⁾

最后，丘吉尔再次提出英军在亚得里亚海顶端或者它东面的其他地方进行登陆。仅仅一个月以前，美国人曾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否决了这一提议，但斯大林却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认为这一行动是值得的。⁽¹³⁶⁾

在斯大林看来，他同丘吉尔做的这项交易似乎是非常令人满意的。由于把希腊和希腊共产党交给丘吉尔去处理，他已经为苏联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取得了支配地位，以应付英国（或者美国）⁽¹³⁷⁾的外交干扰。1944年11月6日，斯大林在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的一篇讲话中，特意表示出他的满意。他说：“最近同英国政府首脑丘吉尔先生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在莫斯科的会谈应该看做是联合国家阵线十分巩固的一种更为显著的标志，这些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和全然一致的精神中举行的。”⁽¹³⁸⁾

丘吉尔也可能觉得他已经充分利用了一种很难对付的局面，对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规定了一个双方同意的限度，并为英国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取得了立足点。既然斯大林同意英军在亚得里亚海顶端登陆，他就有希望突破美国人对这种行动的顽固抵制，⁽¹³⁹⁾而且，由于把英国军队布置在希腊和南斯拉夫，他可以希望在战后的任何均势中为西方获得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的沿海地区。这样，英帝国的地中海“生命线”就会相当安全了。

既然丘吉尔和斯大林两人都认为这项交易对自己有利，他们就不难在巴尔干各国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了。然而，波兰竟然是一个比较难于对付的问题。丘吉尔不准备放弃他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支持，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在道义上有责任支持波兰人，英国当初在形式上——即使不是事实上——就是为了他们而参加战争的；部分原因则是因为他希望看到波兰成为一个对抗苏联的“欧洲斗士”，或者至少不依附于苏联。⁽¹⁴⁰⁾大概丘吉尔希望和俄国达成的波兰协议，是类似于他所取得的关于南斯拉夫的那种协议：他可能希望在那个国家里的外国势力，大致由东方和西方各占一半。要取得这样一种解决的途径是要设法把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和卢布林委员会联合起来，实现像这年夏天丘吉尔在希腊和南斯拉夫顺利地促成的那种联合。

10月间丘吉尔到莫斯科去的时候，他随身带有一份旨在取得这种结果的建议，这是米科拉伊奇克在8月间拟订的。米科拉伊奇克的计划主张组成一个共产党占有1／5席位的波兰内阁——这种比例大概不会使共产党人或者俄国人称心。再则，米科拉伊奇克本人和他在伦敦的同事们都不肯接受寇松线，而这条分界线是斯大林一向坚持的。米科拉伊奇克的建议表示在东部的波兰文化中心和原料出产地必须留在波兰国境以内。根据在伦敦的波兰人中流行的那种对波兰文化中心的解释，这一条件等于说：波兰人只愿意根据两次大战间他们和俄国的边界作些较小的调整。⁽¹⁴¹⁾

然而，米科拉伊奇克的计划是一种打开局面的楔子，可以提供重新谈判的基础。丘吉尔和艾登到达莫斯科以后，大概敦促斯大林再会见米科拉伊奇克一次。一俟斯大林表示同意，他们就立即向这位波兰流亡政府的总理发出了邀请，要他前来和他们会晤。因此，米科拉伊奇克于1944年10月12日来到莫斯科，第二天便会见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丘吉尔、艾登、哈里曼和其他人士。米科拉伊奇克说明他的计划的要点。他说完以后，丘吉尔在讨论中第一个发言，他提出卢布林委员会在新内阁中应该占有较多的代表。斯大林接着说这个计划有两个缺点：第一，它忽视了卢布林委员会；第二，它不承认那惟一可以接受为苏波边界的寇松线。丘吉尔也支持斯大林对寇松线的要求，同时提出波兰在西部可以得到新领土作为补偿的这种前景。

然而，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同意波兰东部领土的任何缩减。在接下去的争论中，莫洛托夫插嘴说，三大国在德黑兰曾经商定寇松线为新波兰的合适的边界。这对米科拉伊奇克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打击，他曾经把希望寄托在罗斯福身上。据他了解，罗斯福曾保证支持波兰人对战前波兰东部各省的要求。⁽¹⁴²⁾没有人否认莫洛托夫的话，可是米科拉伊奇克仍然顽固地对抗。在这样面对面的冲突以后，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就结束了。⁽¹⁴³⁾

第二天，10月14日，丘吉尔和艾登会见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们。他们对于成立一个令人满意的联合政府的意见是，伦敦流亡政府只能占内阁席位的1／4。⁽¹⁴⁴⁾这和米科拉伊奇克的提议大相悬殊，无法达成折衷办法。

可是导致最后失败的并不是这个问题。在与丘吉尔的谈话中，斯大林表示了他对卢布林委员会的轻视。他并不坚持要使这个委员会成为波兰新政府的基础，仅仅说它应该是一个和伦敦流亡政府平等的伙伴。⁽¹⁴⁵⁾斯大林真正坚持的是，任何改组过的波兰政府都应该承认寇松线是波兰东面的固定边界，对这一点米科拉伊奇克一直拒绝同意。然而，到谈判接近结束时，米科拉伊奇克也曾作了一次重要的让步。他对丘吉尔说，如果苏联政府肯从寇松线稍微移开一点，让利沃夫和邻近的油田留在波兰的主权之下，他将劝说他在伦敦的政府中的其他成员接受这种解决办法。⁽¹⁴⁶⁾当丘吉尔把此项诺言转告斯大林时，这位苏联领导人不为所动。他拒绝把利沃夫留给波兰人，也不肯同意丘吉尔的提议，由米科拉伊奇克担任未来的全国团结政府的总理。

米科拉伊奇克为了谋求达成协议，作了最后的努力。他私下去见斯大林，想要说服他至少把利沃夫留给波兰。可是斯大林却坚定不移。他确曾竭力对这位波兰总理保证，他无意在战后把波兰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他还提出，只要米科拉伊奇克说服他在伦敦的内阁接受俄国的领土要求，他马上就可以自由地回到波兰，并将受到欢迎，同卢布林的波兰人一起组织新政府。⁽¹⁴⁷⁾

这似乎是可以达成协议的仅有的希望，但是看来倒不是空洞的希望。米科拉伊奇克显然已经认识到自己处境的冷酷的现实，也许他能说服流亡在伦敦的同事们及时让步。或者丘吉尔希望如此。1944年10月21日发表的官方公报表示出了一种乐观的精神。公报说：

关于如何解决波兰问题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这个问题在苏联和英国两国政府之间进行了仔细的讨论。……这些讨论已经显著地缩小了分歧和消除了误解。对于尚未解决的各点仍在继续进行会谈。

两国政府充分地考虑了东南欧事态的发展。保加利亚停战条件所遗留下的一些问题已达成协议。两国政府同意在南斯拉夫实行一种共同的政策，目的在于……通过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合，以解决南斯拉夫的内部困难。……⁽¹⁴⁸⁾

卢布林委员会同时发表了一项公报，语气特别调和。部分内容如下：

这次会议是在相互谅解和友好的精神中举行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团在会上宣布，它愿意和来自伦敦的代表们达成协议。……该代表团……在作出这样的声明时强调，它一贯认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是实现波兰人民的统一，为了这一原则，它准备促进一切真诚的努力，以达到这个目标。……⁽¹⁴⁹⁾

虽然波兰和巴尔干问题支配了莫斯科会议，丘吉尔和艾登还是找出时间同斯大林扼要地谈了谈欧洲事务中其他尚未解决的问题。⁽¹⁵⁰⁾他们讨论了德国的前途问题。英国人提出了为法国在将来设在德国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中安排一个位置的问题，他们还一致同意应该修改规定土耳其对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权利的蒙特勒公约。然而，由于罗斯福总统不在场，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¹⁵¹⁾

尽管美国人对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巴尔干各国的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有所怀疑，⁽¹⁵²⁾丘吉尔本人却在1944年10月27日对下院宣称，“这次在莫斯科取得的结果十分令人满意。”他接着又说：“我很高兴地告诉下院，我们和苏俄的关系从来没有比目前这样更密切、更亲近和更热诚了。我们从来没有能举行过这样坦率和友好的讨论，讨论了一些最为棘手并且往往可能是很不易处理的问题。……”⁽¹⁵³⁾关于波兰问题，丘吉尔说；双方对许多困难问题的解决办法已经比以前大大接近，并且表示，希望米科拉伊奇克不久就能再去莫斯科，完成谈判，以便他作为一个所有大国承认的波兰政府的首脑而回到波兰去。⁽¹⁵⁴⁾

鉴于魁北克和莫斯科两次会议的经过，丘吉尔确实有不少可以感到得意的地方。他本人和罗斯福之间于1944年初出现的紧张关系已经有所缓和；英国已经获得经济援助的保证；它在对日战争中的任务已经比较明确地规定下来；美英之间在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政策上的长期分歧似乎已告结束。同俄国的关系可以说大致也是如此。双方在巴尔干方面已经取得谅解，对波兰问题的圆满解决也似乎已为时不远了。一切取决于米科拉伊奇克和在伦敦的波兰人：如果他们现在终于接受斯大林提出的条件，盟国关系中最顽固的创痛就可能痊愈。然而，对丘吉尔来说，遗憾的是事与愿违，波兰人之间的事情进行得不很顺利。在他从莫斯科归来后6个星期内，英美之间在意大利、比利时，特别是在希腊的事件上又发生了新的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