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斯大林3月10日的演说
1939年俄国对外关系方面第一个重大事件——虽然人们当时尚未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是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第十八次党代会上就苏联国内外形势所作的演说。在回顾国内形势时,斯大林对苏联在经济上所取得的进展表示祝贺。他提到(在他的公开言论中这是第一次)对叛国罪的审判,并宣称由于清除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这一小撮间谍、杀人凶手和破坏分子——他们对外国奴颜婢膝,在每一个外国官老爷面前奴气十足,匍伏跪拜,甘愿为他充当间谍”(1)——国家已经变得更加强大而不是更为削弱了。他就共产党的清洗(当时有160万党员,这个数字比1934年上次代表大会时少了27万)和从党的队伍中清除“那些偶然混进来的、死气沉沉的、有野心的和公开敌对的分子”的情况,(2)作了说明。他解释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预言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国家机器,包括陆军、海军和政治警察,必须继续存在,以确保国家免受国外敌人的侵犯。
讲到国际关系时,他公开谴责了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所采取的不干涉政策,因为其目的是诱使德国把侵略矛头转向苏联。他说最近关于苏维埃乌克兰的一片“喧嚣”(3)便是明证:胡说什么德国人正向乌克兰进军,他们已经控制了喀尔巴阡乌克兰,他们马上就要侵入和并吞苏维埃乌克兰,等等。他说,这种挑拨的目的是要毒化气氛,引起苏联同德国之间毫无来由的冲突。他谴责了“侵略国”,特别是日本和德国,但是他甚至更加强烈地谴责了那些忍气吞声宁愿向侵略者的要求让步的“非侵略国”。他声称,苏联的政策必须是既谨慎而又和平的:
大多数非侵略国,尤其是英法两国,放弃了集体安全政策,放弃了共同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转而采取了不干涉的立场,“中立”的立场。……这种不干涉政策反映出一种趋向、一种愿望,那就是不去妨碍侵略者干它们的黑暗勾当,譬如说,不去妨碍日本卷入一场对中国的战争,或甚至对苏联的战争;又譬如说,不去妨碍德国搅乱欧洲事务和对苏战争;让一切交战国都深陷到战争泥淖中去,并暗中鼓励它们这样干;让它们彼此削弱,互相消耗;然后,当双方打得焦头烂额时,它们自己便打着“为了和平”的幌子精力充沛地出现在现场,迫使那些精疲力竭的交战国接受它们所提出的条件。(4)
他把苏联的对外政策归纳如下:
一、我们拥护和平,拥护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破坏我国的利益……我们将始终坚持这一立场。
二、我们主张与所有同苏联交界的邻国保持和平、密切、友好的睦邻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直接或间接地破坏苏维埃国家边界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我们将始终坚持这一立场。
三、我们主张对遭受侵略并为争取本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提供援助。
四、我们不怕侵略者的恫吓,决计用双倍的打击来回答那些试图进犯苏联领土的战争贩子。……
苏联在它的对外政策方面所依靠的是:
1 自己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
2 我们苏维埃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
3 我国各族人民相互之间的友谊;
4 自己的红军和红海军;
5 自己的和平政策;
6 迫切需要维护和平的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在道义上的支持;
7 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愿破坏和平的国家的明智态度……。
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是:
1 继续奉行维护和平和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的政策;
2 保持谨慎,决不让那些战争贩子把我国拖进冲突……;
3 尽一切力量加强我国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力;
4 加强我国同珍视和平友好的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友谊。(5)
美联社的代表报道说,(6)斯大林的强烈谴责那种想使苏联卷进一场同德国的战争的勾当,已经在莫斯科的外交界中引起了关于德俄两国和解可能性的议论。英国大使威廉·西兹爵士并没有以这种可能性来警告他的政府,不过他要它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大使冯·舒伦堡伯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7)即斯大林提到“法西斯侵略者”时的口气并不像他提到“所谓民主国家”时那样的强硬。西兹还引出这样一个教训:英国“国内那些天真的人们”过去以为斯大林只是在等待邀请他参加西方民主国家行列的请帖,现在应该好好地想一想斯大林对他的党的告诫了——那就是决不要让苏联“被战争贩子拉进冲突里去”。(8)然而,至少有一位有远见的外交家——虽然他已不再驻在莫斯科——从斯大林的演说中看到他在一年前所表示的担心已得到证实,那时西方大国拒绝俄国的建议,不愿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德国并吞奥地利对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影响。(9)这位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戴维斯(那时他在布鲁塞尔)在其3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斯大林的演说意味着“明确警告英法政府说,苏联人对于‘不现实的’反对侵略者一事已感到厌倦。……这的确是我看到的最值得注意的危险信号”。戴维斯在3月21日给参议员基·皮特曼的一封信中写道:“希特勒正在破釜沉舟地力图使斯大林疏远法国和英国。除非英法醒悟过来,我担心他将会成功的。”(10)
(1) 斯大林1939年3月10日的演说全文原载《莫斯科新闻》,后收入约·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J.Stalin: Problems of Leninism),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47年,第622页。
(2) 同上书,第625页。
(3)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24—126页,第127—128页,第185—186页,第230页,第310—312页,第336—337页,第339页。
(4)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602—603页。1939年“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是促使德俄两国冲突的说法,在斯大林死后仍为俄国历史学者们所坚持。1955年9月在罗马举行的第十次国际历史科学会议上,A·D·尼科诺夫散发了一本小册子,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战前1939年欧洲的政治危机》〔A.D.Nikonov: The Origin of World War Ⅱ and the Pre-war European Political Crisis of 1939(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版)〕,其中有些章节读起来同斯大林的这次演说如出一辙。“事实表明,西方国家政策的实质不是联合爱好和平国家的力量来共同反对侵略,而是去孤立苏联”(第64页)。“使德国和苏联彼此剑拔弩张的这条路线是西方国家在战前1939年欧洲政治危机时期所采取的对外政策的主要路线。这条路线的目的是绝对清楚的,这就是帮助德国放手发动一场反对苏联的战争,迫使苏联单独和德国作战,这样便达到使苏德两国在战争中彼此削弱,然后西方国家就可以神气活现地出现,迫使精疲力竭的交战双方接受它们提出的种种条件。”(第92页)
(5)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605—606页。次日,即3月11日,苏联权势集团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英国的强烈怀疑,在苏联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代表马努伊尔斯基对大会的发言中表达得更清楚了。他说:“英国反动资产阶级的计划是要把东南欧的小国家牺牲给法西斯德国,把德国引向东方,也就是去反对苏联;企图通过这样一种反革命战争来阻碍苏联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成功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并以此为诱饵来使德国不再对英国的殖民地抱有帝国主义的阴谋企图。同时,英国反动派还希望借苏联之手来拔掉德国帝国主义的毒牙,使其在许多年内元气大伤,从而保持英帝国主义在欧洲的统治地位。”(《纽约时报》,1939年3月13日)
(6) 《纽约时报》,1939年3月12日。
(7) 舒伦堡关于斯大林演说的第一份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号。
(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4卷,第452号,第419号。在这份电报中,西兹概括地叙述了斯大林的这篇演说,并把《莫斯科新闻》上刊载的演说全文中有关外交政策的部分,即以上所援引的部分,全都摘入电报。
(9)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04页。
(10) 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Joseph E.Davies: Mission to Moscow),伦敦,高兰兹,1942年版,第279—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