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芬兰

亚历山大·埃尔金

第一节　应邀去克里姆林宫

10月5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刚刚6个星期，莫洛托夫就通过芬兰驻莫斯科公使于尔耶-科斯基宁男爵，要求芬兰外交部长埃尔科或芬兰政府派出的一个特命全权代表立即去莫斯科，根据国际形势中产生的变化就某些政治问题交换意见。⁽¹⁾

在莫斯科看来，这些变化的确是有深远影响的。德国在波兰的战役已经结束，这场战役森然可怖地显示了德国的力量。看不出西方对此有任何认真的对策。红军开进了波兰，苏德边界和友好条约缔结了。关于蒙古边界的纠纷，已和日本作了停战的安排。苏联政府预料有一场旷日持久、日益扩大的战争，正在加紧推行原定的各项计划——用丘吉尔的话来说——“以堵塞自西方进入苏联的条条道路”。⁽²⁾在克里姆林宫内，正在和土耳其外交部长讨论土耳其中立问题。针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外交攻势正在顺利展开。接下来，就轮到芬兰了。苏联在芬兰的目标，系出于防务考虑，首先在于把芬兰湾和拉多加湖之间的卡累利阿地峡上的边界向西北推进大约30到40英里，并拆除“曼纳海姆防线”的工事。采取这样的措施，就能使列宁格勒处于苏芬边境芬兰方面远射程大炮的火力之外，而当时的边界离列宁格勒毗邻边境的郊区仅约20英里。其次，苏联政府打算在芬兰湾入口的北侧（芬兰一侧）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并要芬兰割让通向列宁格勒水道上的某些岛屿。这样——加上苏联政府由于同爱沙尼亚订立互助条约而取得的芬兰湾南侧的海军基地⁽³⁾——将使苏联完全控制芬兰湾，从而大大加强列宁格勒的防务。再则，苏联政府希望能将北冰洋上的雷巴契半岛割让给它。最后，它想要芬兰加紧负起既有的对苏联承担的条约义务，以防止芬兰卷入任何敌对的联盟。

当然，苏联领导人害怕的倒不是芬兰的进攻。他们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亲眼看到波罗的海对于保卫俄国抵抗德国的重要性。战后，在1918年，德国军队曾在汉科登陆，去帮助曼纳海姆的军队对付芬兰和俄国的赤卫队；在1919年，英国指挥的联军也曾占领过俄国北方惟一的不冻港摩尔曼斯克以及从该地通往列宁格勒的铁路线。《泰晤士报》当时（1919年4月17日）写道：“芬兰是开启彼得格勒的钥匙，而彼得格勒又是开启莫斯科的钥匙。”这些话已经深深地印入了苏联人的脑际。⁽⁴⁾往后，在1925年，缔结“波罗的海洛迦诺公约”的计划以及缔结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军事同盟的计划曾使莫斯科惶惶不安。⁽⁵⁾再近一些，当希特勒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达到高潮时，传说芬德之间已就德国可能进攻俄国一事达成谅解的谣言，再次引起俄国的猜疑，⁽⁶⁾后来只是由于芬兰外交部长霍耳斯提访问莫斯科，才使这种猜疑减少了一些。⁽⁷⁾尽管芬兰已拒绝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它也坚决拒绝了苏联要它保证在自己的领土上反击敌人进攻的建议⁽⁸⁾——也许再加上英国对芬兰拒绝此建议而作出的某些反应⁽⁹⁾——在1939年夏天使苏联更加忧心忡忡。过去产生的恐惧，助长了现在的忧虑。

10月7日，芬兰内阁决定委派尤霍·库斯蒂·巴锡基维为首席谈判代表，他以前担任过保守党政府的首相，精通俄语，并十分了解俄国人。⁽¹⁰⁾赫尔辛基政府实际上知道，苏联的要求必定会影响芬兰国家安全的基本形势，在接受邀请时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坚定不移、毫不让步的气概。另一方面，莫斯科明显地表现得盛气凌人，急于求成，对芬兰外交部长没有亲自去克里姆林宫也表示不满。⁽¹¹⁾芬兰政府好像为了强调自己的决心，加紧进行动员和加强其他防务措施，包括在主要城市赫尔辛基、维堡、图尔库、泰姆佩雷以及边境地区实行疏散。

芬兰领导人能够估计出苏联所提要求的大概范围。因为，不久前芬兰政府和苏联的一些密使之间曾多次举行秘密谈判：首先是和苏联驻赫尔辛基公使馆秘书鲍里斯·亚尔采夫，然后又和当时苏联驻罗马的大使鲍里斯·斯泰恩，此外，还在莫斯科和李维诺夫（当时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举行了会谈。在这些商谈过程中，苏联政府直截了当地提到德国侵略的危险，要求分担芬兰防务的权利，特别是在阿兰群岛、霍格兰以及芬兰湾内其他岛屿。这些要求遭到了拒绝。⁽¹²⁾

跟以往一样，此刻芬兰内阁下定决心，在考虑苏联的安全时，既不能丝毫有损芬兰的国防，也不能危害芬兰绝对中立的政策。⁽¹³⁾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正如德国公使向柏林的报告所说——如果苏联再不限制它对芬兰湾内岛屿的要求，芬兰将进行武力抵抗。⁽¹⁴⁾

在当时，究竟是哪一些考虑影响了芬兰领导人对芬兰国际形势的估计呢？从1932年起，他们就和苏联订有互不侵犯条约；以后，又延长了这个条约的期限；⁽¹⁵⁾不久以前，他们还同克里姆林宫举行了谈判；他们了解苏联的要求大体上是怎么一回事。苏德协定的签订，德国和西方各国之间的战争，同俄国西部边界接壤的诸国的崩溃，这一切，使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在9月27日的报告中谈道：“芬兰人显然感到紧张不安，一反他们沉着镇静的常态。”“这种紧张不安甚至扩展到军事指挥部，陆军元帅曼纳海姆就是其代表人物。”⁽¹⁶⁾不过，当红军还在向波兰进军的路上时，芬兰人就得到明白的保证：莫斯科将尊重他们的中立。⁽¹⁷⁾所以，有些芬兰人认为，假如芬兰能得到一些支持，似乎还有和解的机会。

他们能否指望柏林的支持呢？早在苏德协定签订时，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就奉命向熟识的芬兰人士保证，德苏两国间的谅解并没有以牺牲芬兰作为代价。⁽¹⁸⁾然而，事实上德苏协定附属秘密议定书已明确规定，一旦原属波罗的海国家的地区在领土和政治上重新调整时，芬兰应划入苏联势力范围。⁽¹⁹⁾这一点，芬兰人自然是不知道的，许多人甚至还觉得这个条约是稳定芬苏关系的一个因素。⁽²⁰⁾在里宾特洛甫第二次访问莫斯科并于9月28日在那里签署了边界和友好条约之后，柏林告诉芬兰人，说他们的国家处于德国利益范围的界线以东。⁽²¹⁾此刻从德国得到援助的希望几乎全部落空了，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德国是否能容忍苏联侵入波罗的海地区，排斥西方国家，称王称霸，还成问题。

战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西方国家，特别与英国有紧密的联系。在芬兰的经济生活中，英国占主要地位。此外，芬兰由于迅速清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在美国享有很高的信誉。在英国和美国，芬兰都被看作斯堪的纳维亚共同体的一员，该共同体由于其民主的传统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高尚行为而赢得了尊敬和援助。甚至在战时，丹麦、挪威、瑞典依然是西方盟国重要的贸易伙伴。1939年9月17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北欧外长会议重申了各国在战时保持中立和愿意相互支持。苏联政府如果侵犯这个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国的独立和完整，那就进一步恶化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它究竟准备把这种关系恶化到何种程度呢？

过去几周内发生的事情虽然来势迅猛，令人不知所措，但是它们还没有暴露出苏德合作的全部内容和莫斯科要达到其目的的断然决心，也没有暴露出西方势力在波罗的海地区衰落的真正程度。因而看来芬兰领导人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在探索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时，在权衡被卷进冲突的危险时，依然遵循着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国家生活和国际生活赖以存在的概念，这个世界却在1939年9月1日就已烟消云散了。

第二节　谈判

10月11日巴锡基维到达莫斯科。接着，芬兰财政部长韦纳·坦内尔前去和他会合。坦内尔以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身分，代表议会中的第一大党。⁽²²⁾两位代表中巴锡基维较为温和。⁽²³⁾苏联方面由斯大林进行谈判，莫洛托夫和波将金（副外交人民委员）做他的助手。⁽²⁴⁾

尽管莫洛托夫表示出种种希望，但是芬兰代表团的权力仍然受到了严格限制，⁽²⁵⁾在谈判期间，代表们不得不两度返回赫尔辛基重新请示。每一次，他们都受权作出一些新的、不是十分重大的让步。看来，芬兰人似乎牢记着以赛亚的话：“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从巴锡基维到达莫斯科那天起，到11月13日谈判破裂止，只举行了八次会谈。可是，真正的危机，是在10月31日莫洛托夫发言后才发展起来的。

政治问题从来没有放在显著地位。固然，在开始时，苏联代表确曾征询芬兰政府是否乐意签订一项类似前两周内苏联与波罗的海国家缔结的那种互助条约，但在巴锡基维说明这样一项条约将与芬兰绝对中立的政策有抵触之后，苏联领导人就不再坚持了。⁽²⁶⁾俄国另外只提了一项政治建议，就是要在1932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²⁷⁾内增加一个新条款——芬兰人认为这是多余的——规定缔约双方不得参加任何直接或间接敌视对方的集团或同盟。芬兰政府愿意就此事进一步作出保证，而且，还准备接受经过重新改写的该条约的第二款，以明确保证芬兰遵守中立国的一般权利，拒绝向任何进犯苏联的侵略者提供支持。⁽²⁸⁾这一建议为苏联接受了。⁽²⁹⁾至于其他方面，苏联政府始终“根据军事观点”——用巴锡基维的话来说——来对待有关的问题。

至于芬兰湾内的岛屿问题，由于苏联要求对方割让霍格兰而出现了严重的困难。芬兰代表在接到新的指示之后，是准备讨论作出一些安排，以“适当考虑双方的利益”，可是，在10月23日，他们拒绝了全部割让该岛的建议。⁽³⁰⁾莫洛托夫在10月31日的发言中说，他关于该岛的建议“显然没有遭到”芬兰方面的“任何异议”，⁽³¹⁾企图以此迫使芬兰代表表态，可是枉费心机。对此，芬兰人说到底只答应割让霍格兰的南部。斯大林拒绝了，理由是这意味着“有两个主人——那可不行”。⁽³²⁾

关于其他岛屿的问题达成了协议。谈判开始时，苏联政府要求除霍格兰之外，还要芬兰割让谢伊斯卡里、拉万萨里和蒂塔尔萨里等岛屿，以交换苏维埃卡累利阿的列波拉和波拉湖地区。⁽³³⁾10月23日芬兰在一份备忘录中答应了这一要求，另外还把佩宁萨里岛奉送给苏联政府。⁽³⁴⁾

此外，苏联要求芬兰割让雷巴契半岛西部地区及其濒临北冰洋的不冻海岸，看来也可望达成协议。至少，在谈判的后阶段，芬兰政府甚至已准备割让南方的普曼基峡湾，⁽³⁵⁾尽管这样做将使佩特萨莫处于苏联大炮射程之内。

谈判的真正障碍是苏联的另外两项要求，其一，要求租借汉科港30年，以及要求苏联海军舰只有权在毗邻的拉波希亚湾停泊；其二，要求芬兰割让卡累利阿地峡上从布约科到列波拉一线以南的领土以及布约科岛。⁽³⁶⁾无疑，正是这些要求使巴锡基维感到问题“如此影响深远，令人震惊”，而在10月16日返回赫尔辛基磋商对策。⁽³⁷⁾

对芬兰人来说，卡累利阿地峡有如大门的门闩，乃是他们的塞尔莫皮莱。⁽³⁸⁾更改1623年施吕泽尔贝格条约划定的边界线，将使曼纳海姆元帅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在前几年集中那么多精力部署的地峡防御体系落个一场空。⁽³⁹⁾而且，这会使俄国危险地接近供应芬兰南方电力的伊马特腊发电站。⁽⁴⁰⁾另一方面，如果割让汉科，它将使苏联在芬兰土地上占有一个桥头堡，能很方便地从爱沙尼亚海岸的苏联基地获得供应和支援。

但对俄国人来说，这些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

〔斯大林对芬兰代表说〕我们无法把列宁格勒搬家，所以只能移动边界。如今两者间的距离只有32公里。我曾问过里宾特洛甫，德国为何入侵波兰？他的解释是：他们要让波兰边界离柏林更远些。入侵前，柏林和波森之间的距离是200公里。……我们要求从贵国边界到列宁格勒的距离为70公里。我们要的是2 70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愿意给你们的土地却超过5 500平方公里。还有哪个大国肯这么做呢？没有。只有我们才这样傻。

在汉科建立基地，对他同样重要。“我们必须做到能在入口处封闭芬兰湾”，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帕尔吉斯基港（爱沙尼亚），我们还需要对岸的汉科，以防止敌方舰队进入芬兰湾。因为，一旦敌方舰队进入芬兰湾，列宁格勒就无法防守了。”⁽⁴¹⁾

不过，为了继续谈判，仍作了再一次的努力。芬兰政府在10月23日的反建议中表示，愿意割让卡累利阿地峡上一块通称库奥卡拉岬的地方。对照苏联的要求，这是一个小小的让步。但是，他们拒绝苏联在汉科建立基地，因为“这和无条件中立不相容”；如果建立这样一个基地，则驻在基地上的苏联军队“也可能用来进攻芬兰”，同时，这个基地将成为“双方争执不休和不必要地引起不愉快的根源”。⁽⁴²⁾

苏联领导人立即声明：芬兰的建议不能接受。在汉科问题上，他们建议缩减保卫该基地的苏联部队的原定人数，并在欧战期间限制对该基地的给养。但是在他们看来，建立该基地仍是保障列宁格勒安全的“一个绝对必需的最低条件”。他们说，为列宁格勒考虑，也要求将边界线北移至布约科岛，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又一次表示，愿意对原来的要求作某些修改。⁽⁴³⁾当芬兰代表问到，谁可能进攻列宁格勒时，斯大林提到法国和英国，但是也提到了德国。接着，他又说，目前他们和德国的关系是好的。但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变化。而当巴锡基维肯定地说，芬兰想要始终置身于武装冲突之外时，斯大林反驳道，他能理解这一愿望，但他要巴锡基维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大国不会让它这样做。⁽⁴⁴⁾

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讨论的共同基础已不复存在。10月26日，巴锡基维和坦内尔又回到赫尔辛基。第二轮谈判告吹了。

在此期间，事态的发展表明，芬兰可寄予希望获得援助的，只剩下一些对莫斯科不能产生什么影响的方面了，而且，苏联领导人对外交抗议并不在乎。加里宁主席在回答罗斯福总统表示希望芬兰的独立与和平能维持下去的电报⁽⁴⁵⁾时提醒对方说，苏联政府是自愿承认芬兰的独立的，而谈判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相互之间的安全以加强合作。莫洛托夫讽刺地说，芬兰在对苏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毕竟要比菲律宾或古巴在对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好一些。⁽⁴⁶⁾在莫斯科的谈判开始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外交代表力图会见莫洛托夫，但是没有见到，只好留下一纸照会，表示他们政府对维护北欧集团成员国芬兰的中立地位的关怀。⁽⁴⁷⁾10月16日芬兰的代表们第一次回到赫尔辛基以后，卡利奥总统和埃尔科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首脑会议。会议收到罗斯福总统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美洲国家发出的支援电报。然而这次会议的公报却表明，芬兰不能指望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政府获得任何重要援助。甚至瑞典已同意提供的贷款，也以不得公布作为条件。⁽⁴⁸⁾更令人失望的，是芬兰探询德国态度所得的结果。在收到的答复中，仅仅断言德国对苏联的要求一无所知，并肯定苏联的要求影响不大，以及预祝谈判取得可喜的结果。“我们必须让芬兰自己与俄国人达成协议。我们建议，一有可能就和平解决”，这段话是魏茨泽克从10月6日布吕歇尔自赫尔辛基报告芬兰人已被召到莫斯科的一份电报中摘录的。⁽⁴⁹⁾这段话也可用来对瑞典讲。⁽⁵⁰⁾10天后，希特勒在一次接见频频去柏林的瑞典探险家斯文·海定时说，无论芬兰，无论瑞典，都没有任何理由担心俄国和芬兰之间会发生严重冲突。“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就我所知，俄国对芬兰的要求是有节制的。”⁽⁵¹⁾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这一严格遵照1939年8月23日苏德附加秘密议定书规定的政策始终十分认真地贯彻着，这不仅有损德国的威信，而且也牺牲了芬兰对德国的粮食、木材、铜、钼等宝贵物资的出口。⁽⁵²⁾

英国官方的态度是十分谨慎而含蓄的。在此阶段，伦敦方面感到，不应采取任何行动来减弱莫斯科意识到德国危险的感觉——如果莫斯科的确意识到这种危险的话——或者损害与苏联继续合作的些微的可能性。⁽⁵³⁾如果像有人曾经建议的那样，英国果真向莫斯科提出抗议，⁽⁵⁴⁾其语气必然是含糊而克制的。

总而言之，芬兰政府只要以现实的态度估量一下外国是否可能作出有效的支持，当时就不会对苏联固执己见，实际上等于是拒绝苏联主要的要求了。

可是，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是在芬兰内阁经过同议会党团协商表明政府获得一致支持之后发生的。无论外国援助的可能性如何，他们觉得苏联的要求必须予以拒绝，因为这些要求对芬兰国家存在的基本条件构成了威胁。

于是，在10月31日通过了致苏联政府的照会，毫不含糊地声明，芬兰政府“不能同意外国在芬兰领土上驻扎军队或以任何形式利用芬兰领土作为海军基地。这些行动与芬兰的主权及其国际地位和严格中立的态度是不相容的”。⁽⁵⁵⁾

同一天，10月31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作了一次发言，陈述了这样的论点：既然德国与波兰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所以德国正在力求和平，但是英法却一心想继续打欧战，并尽量把许多中立国家拖入战争。⁽⁵⁶⁾正是后面这一点（莫洛托夫在一星期后的另一次发言中，附带对这一点又作了详细阐述），⁽⁵⁷⁾给苏芬谈判增添了一种“特点”——直到那时为止，谈判只涉及苏联的安全，特别是列宁格勒的安全。按照莫洛托夫的说法，之所以产生这种“特点”，主要应归因于芬兰国内有着大量“外来影响”在起作用。⁽⁵⁸⁾甚至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也被说成“难以与美国的中立政策自圆其说”。⁽⁵⁹⁾另一方面，苏联的建议只限于“必不可少的最低要求”，而且符合芬兰安全的利益。当欧洲的中心正在掀起一场使举世感到震惊和为全球造成危险的战争时，苏联被迫采取“认真的措施”以加强自己的安全。它希望芬兰不要阻挠达成拟议的协定，假如芬兰要阻挠的话，那么它的行动——讲到这里莫洛托夫用威胁的语调说——“势必对芬兰造成严重损害”。⁽⁶⁰⁾大体上说，莫洛托夫关于谈判的叙述，相当温和，没有谩骂。他讲得清清楚楚，苏联对安全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但是没有证据说明苏联要危害芬兰国家的存在。

莫洛托夫讲话中直接与苏芬谈判有关的一段话具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的讲话是一个强有力的、蓄谋已久的企图，目的在使芬兰得不到它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西欧或者美国可能得到的支持。第二，由于莫洛托夫透露了谈判中的争端，苏联政府此后将公开提出它的要求的实际内容。

这一讲话发表后的第二天，芬兰外交部在一份公报⁽⁶¹⁾中抱怨道，莫洛托夫公开说明⁽⁶²⁾苏联的观点，已经造成了新的局面。公报否认存在外国影响和外国干涉的说法。针对莫洛托夫提出的苏联政府可能被迫采取“认真措施”的警告，公报尖锐地表示要取消对互不侵犯条约承担的义务。埃尔科在11月1日的讲话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原有的协定不能得到遵守，⁽⁶³⁾怎么能够肯定新的条约将得到尊重呢？这并不是说要促使莫斯科考虑作更大的让步。此外，当时正在去莫斯科路上的芬兰代表，听到莫洛托夫的讲话，就在列宁格勒停下来了。⁽⁶⁴⁾他们接到指示，要他们继续前进，并递交芬兰内阁于10月31日通过的一份不妥协的照会。⁽⁶⁵⁾在这变化无常、犹豫不决的关头，在这不得不根据片面印象而不是根据事实作出判断的时刻，芬兰政府所制订的政策是感情用事的——由于祖国有遭到危险的威胁而激发出来的感情——但毕竟是感情用事的。从此以后，谈判就在层层加深的疑虑和敌意的阴云中进行。⁽⁶⁶⁾

达成协议的真正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斯大林——像一个与巴锡基维和坦内尔接触频繁的记者所说——还是被建立汉科基地的计划“完全迷住了”。⁽⁶⁷⁾据说，莫洛托夫是用这样的话来结束巴锡基维和坦内尔回到莫斯科后的第一次会谈的，他说，现在该轮到军方来说话了。⁽⁶⁸⁾但是，苏联领导人针对芬兰人提出的不得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外国基地的说法，提出了两项可供选择的新建议。⁽⁶⁹⁾第一项是基地不建在汉科，而建在附近的一群岛屿上。⁽⁷⁰⁾关于这一点，当芬兰代表请示时，赫尔辛基方面答复道，“我们不能同意在汉科建立军事基地的理由，同样也适用于所说的这些岛屿”。⁽⁷¹⁾即使割让的话，这些岛屿还是要保留在芬兰领海以内。⁽⁷²⁾第二项建议是关于出售汉科附近的领土，这样，事实上汉科就将变成苏联的领土。⁽⁷³⁾芬兰再次作了否定的答复。⁽⁷⁴⁾

莫斯科的最后一次会谈是在11月9日举行的。几天之后，赫尔辛基批准芬兰代表回国。⁽⁷⁵⁾他们在11月13日的告别信中相当含糊地表示，希望在将来某个时候谈判能获得成功。⁽⁷⁶⁾这时候，苏联对芬兰的宣传攻势正在全力进行。⁽⁷⁷⁾更有甚者，苏联报刊已开始把芬兰统治阶级的“战争贩子”态度与据说亲苏的人民群众的态度进行了对比。⁽⁷⁸⁾这是苏联出于防务的需要，论调起了不祥的变化。另一方面，在芬兰，人们听到代表团返回的消息后，比较镇静，⁽⁷⁹⁾甚至开始出现松一口气的情绪，直至卡延德总理感到不得不向全国发出警告，要警惕虚假的安全感，⁽⁸⁰⁾为此他被骂作“小丑”、“虚声恫吓的稻草人”、“白痴”、“傀儡”，这些全都出自同一期的《真理报》。⁽⁸¹⁾

11月26日下午3时45分，不可避免的边界事件发生了。当天晚上9点钟，⁽⁸²⁾莫洛托夫递交于尔耶-科斯基宁一份照会，⁽⁸³⁾抗议说：苏联一侧离边境数英里的麦尼拉附近的苏联军队，遭到来自芬兰领土的“挑衅性”炮击。有13人伤亡，其中死亡4人。⁽⁸⁴⁾他要求驻在卡累利阿地峡的芬兰军队撤离边界13至17英里。次日下午1时，芬兰政府作了答复，⁽⁸⁵⁾声称炮击来自苏联领土，同时，表示愿意和对方一起撤军，并对这一事件共同进行调查。4小时后，莫洛托夫宣布，由于芬兰政府“拒绝”撤退军队，废除苏芬互不侵犯条约。⁽⁸⁶⁾11月29日，苏联报纸报道了工厂集会，抗议芬兰政府和“一帮帮由资本家武装起来的贪得无厌的芬兰富农的无礼挑衅”。就在当天晚上，于尔耶-科斯基宁收到由波将金转交的莫洛托夫的一份简短照会，宣布与芬兰断绝关系，⁽⁸⁷⁾理由是芬兰正在边境各个地点继续发动进攻。⁽⁸⁸⁾

在11月29日的一次广播中，⁽⁸⁹⁾莫洛托夫宣称，从这时起红军将防患于未然，制止芬兰的进一步挑衅，同时，他的政府已作出重要的决定以捍卫苏联的安全。苏联政府无意损害芬兰的独立或侵犯芬兰的领土。实际上，如果芬兰人的态度不那么僵硬的话，苏联政府还将善意地考虑卡累利阿人民和他们的芬兰亲属团聚的问题。他说，“无论芬兰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它都有权决定国内政策和对外关系。但是，苏联的安全决不能听凭心怀叵测的芬兰政府任意摆布，这个政府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对帝国主义者承担反苏义务”的境地。莫洛托夫在结束讲话时说，这些问题可以在与芬兰人民友好合作的情况下解决。这样，他是企图使得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具有内战的性质。苏维埃化的幽灵再次出现在芬兰上空。

为了减轻德国可能存在的任何忧虑，斯大林亲自出马对莫洛托夫的讲话特地作了补充。他在对《真理报》编者的讲话中，⁽⁹⁰⁾重申并扩充了莫洛托夫10月31日讲话中的论点：法国和英国应对这场战争负责，正是它们，既拒绝了德国的和平建议，又拒绝了苏联为和平所作的努力。看来，苏联政府似乎正在更加靠拢柏林。苏德协定还没有得到完美的结果。而时间紧迫，最主要的是冬季即将来临。

11月30日拂晓，莫洛托夫广播后才几个小时，苏联军队就越过了边界，苏联飞机轰炸了赫尔辛基、维普里以及芬兰其他城市。入侵开始了。

第三节　冬季战争（ 1939年11月30日—1940年3月12日）

冬季战争持续了整整100天以上。红军向卡累利阿地峡以及沿拉多加湖与北冰洋之间的苏芬边境分五路推进。⁽⁹¹⁾由于地形和严冬的酷寒、苏联最高统帅部和从事政治战有关当局的错误估计以及苏军装备上的缺点，使得及时动员起来的芬兰军队⁽⁹²⁾处于有利的地位。虽然如此，事实上（事实偏偏能决定斗争的胜负）芬兰毕竟是一个只有350万人口的小国，而要与苏联的全部力量对抗。

芬兰的抵抗是出色的。它立即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佩。同时，芬兰政府⁽⁹³⁾竭尽全力使外国的同情变成实际的援助。可是，等到它的努力开始有希望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即等到组成一支法英远征军的时候，芬兰人却已经在寻求向敌人屈服的体面条件了。原因是：西方优柔寡断，行动迟缓；瑞典在德国压力下制造障碍；而苏联最高统帅部觉察到自己的错误后，则以更为巧妙的方法来干。

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立即在边界附近芬兰境内的泰里约基建立了一个以奥托·维拉·库西宁为首的“芬兰人民政府”，⁽⁹⁴⁾库西宁是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多年的芬兰共产党员。克里姆林宫把这个“政府”称为芬兰惟一合法的政府，企图根据这个站不住脚的、无法使人信服的藉口⁽⁹⁵⁾来证明苏联并未与芬兰开战。⁽⁹⁶⁾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政治战中所采取的其他某些措施一样，这个为芬兰成立的“人民政府”也是一次失败。它的军队，所谓的“人民军队”，在战争中不起作用。而且，尽管莫斯科承认了这个“政府”，⁽⁹⁷⁾并按照与波罗的海国家缔结的条约那样，与这个“政府”缔结了一项友好互助条约，⁽⁹⁸⁾可是这个“政府”的活动⁽⁹⁹⁾从来也没能动摇过芬兰人民的团结和决心。当苏联与赫尔辛基政府媾和的时刻到来时，这个“人民政府”——正如1940年3月29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作报告时所说⁽¹⁰⁰⁾——在通过提供意见和表示赞成等方法帮助了苏联政府以后，适合时宜地决定自动解散了。

12月10日，芬兰议会发出严正呼吁，要求其他国家支援芬兰的斗争。⁽¹⁰¹⁾再早一些，在12月3日，芬兰政府便援引国际联盟盟约第11条和第15条，要求国际联盟进行干预。⁽¹⁰²⁾芬兰政府的代表霍耳斯提在国联大会上说：“我们已无法按照国际上作出的决定保护芬兰人民免遭侵略者的子弹、炸弹、榴霰弹和毒气的伤害。”⁽¹⁰³⁾

国联大会和国联理事会迅速在12月14日通过决议，谴责苏联为侵略者，因为苏联的行动表明它已把自己置于国联之外。决议还建议国联的成员国以及非成员国尽自己能力所及向芬兰提供援助。这样，理事会中剩下的三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苏联就被逐出了国际联盟。另一方面，芬兰却被选进理事会，填补瑞典的空缺。

国联理事会——根据盟约第16条第4款，有权处理开除事宜——中有7个国家对决议投赞成票（比利时、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法国、南非联邦和联合王国），两国弃权（中国和芬兰），希腊和南斯拉夫对决议中有关把苏联开除出国际联盟这部分未投票。⁽¹⁰⁴⁾国联大会则一致通过决议，但有10个代表团——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弃权或有某些保留意见。⁽¹⁰⁵⁾南美洲的一些会员国站在最坚决地支持措辞强硬的决议的国家之列，其中——正如苏联报纸一语道破的那样⁽¹⁰⁶⁾——有9个国家与苏联并无外交关系。确实，中立国的勇气看来与它们同冲突地区的距离是成正比例的。

苏联政府自始至终拒绝出席会议。它对被开除出国际联盟“处之泰然”。⁽¹⁰⁷⁾它决定充分利用苏德协定带来的有利条件。在它看来，国际联盟是完全受英国和法国支配和控制的。因此，国联的行动不会大大改变原有的权力关系。塔斯社评论道，国际联盟“已由某种‘和平工具’变成了真正的战争工具，变成了英、法军事集团的武器”。⁽¹⁰⁸⁾

这是国联采取的最后一个政治措施。对处于战争状态的欧洲，它的做法似乎有些不现实。它是在瑞士政府坚决要求不得讨论在西方进行的战争，也不得对之采取行动的前提下，来讨论在芬兰进行的这场战争的。⁽¹⁰⁹⁾这时代表团纷纷回去了。秘书处的成员各自参加了本国的战争工作。国联大厦宽敞的大厅和走廊里一片寂静。

对苏联的义愤，对芬兰的同情，也许在英国、法国、瑞典和美国最为强烈，但在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甚至在德国，亲芬的情绪也颇为高涨。可是德国当局立即采取措施禁止对芬兰表示同情，⁽¹¹⁰⁾并停止经由德国向芬兰转运任何战争物资。⁽¹¹¹⁾此外，经过希特勒批准，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德国轮船应向波的尼亚湾内的苏联潜艇秘密供应燃料和食品。⁽¹¹²⁾

英国、法国、瑞典为芬兰在冬季战役中的抵抗送去的武器⁽¹¹³⁾固然重要，但是却无法决定这场战争的胜负。来自美国的援助主要是贷款，而此项贷款只限于购买民用物资。遇上了选举年，尽管罗斯福总统十分明确地对芬兰表示同情，⁽¹¹⁴⁾华盛顿政府却不准备将其支援超出这个范围。其他国家在物质上的援助规模也不大。供应的物资要付现款，运到芬兰平均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武器运到以后，还得训练军队使用这些新武器，所以，在冬季战争期间，大批装备根本就没有用上。⁽¹¹⁵⁾再说外国志愿部队，它总共只有大约11 500人，其意义主要是精神上的。大多数志愿军直到战役结束也未能作战。⁽¹¹⁶⁾丘吉尔在回顾往事时判断说：“事实上，他们什么有用的事也没做。”⁽¹¹⁷⁾这句话可能是太苛刻了。但是，尽管在这年年底和次年年初之交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芬兰最高统帅部仍然认为，最后只有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干预才能救芬兰。⁽¹¹⁸⁾

对于那些独裁者的为所欲为，人们是太习以为常了。尽管英国和法国的舆论界普遍感到愤怒，为之激动，但是最初也只好无可奈何地眼望着苏联入侵。然而，苏联受挫和芬兰持久抵抗的消息传来后，舆论转变了风向，越来越强烈地赞成提供积极的军事援助。尽管有人提出了警告，可是舆论界似乎从未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提出这样要求的必然结果，这就是，由于干预芬兰的事，很可能使盟国陷入与德苏联合力量交战的境地。⁽¹¹⁹⁾民间要求干涉得到了官方的响应。在法国，当苏联入侵刚刚开始，这种情况就出现了。⁽¹²⁰⁾而英国政府则自从苏德协定签订以后，⁽¹²¹⁾对待苏联一向审慎，所以跟得比较慢。⁽¹²²⁾

大战中的这一扑朔迷离，情况错综复杂到几乎自相矛盾的时期——这时西方盟国与苏联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是如此现实——所牵连到的更广的方面，不属于本章叙述的范围。⁽¹²³⁾西方盟国采取的态度是由下列因素造成的：反苏情绪；对苏德勾结和国内的共产党活动（就法国来说还有军队中的共产党活动）感到愤慨；法国由于西线战场无所作为而感到灰心丧气；以及对德苏力量的严重低估。⁽¹²⁴⁾与此同时，也有某些较为现实和具体的考虑，支持盟国在芬兰采取行动。由于挪威可能被卷入，而瑞典肯定会卷入，所以进行干预就将开辟一个反对德国的新战场，这个战场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马其顿战线。切断瑞典对德国铁矿砂的供应就容易实现。只要芬兰领土上的冲突在继续，德国就将丧失它原来可能从苏联得到的供应，特别是石油的供应。对芬兰事件进行干预，再配合进攻高加索油田，可望制止苏联在东南欧采取行动。但是，现在只要回顾一下，事情就很明白，就是把所有这些考虑到的事合在一起，与采取一项政策，使这两个西欧国家同时与德苏作战而必遭毁灭的后果相比，那就无足轻重了。

这些计划很慢才考虑成熟，事态发展表明，要使芬兰免于战败，行动实在太慢了。12月19日，最高作战会议第一次讨论派军队去芬兰的可能性。建议由达拉第提出，但是没有得到英国人的支持，他们担心与莫斯科的关系破裂。⁽¹²⁵⁾不过，到1月中旬，盟国进行干预的原则总算被接受了，经过专家们的研究，决定在摩尔曼斯克、⁽¹²⁶⁾佩特萨莫或纳尔维克登陆。直到2月5日，最高作战会议才批准派一支部队经挪威和瑞典前往援助芬兰人“并附带控制耶利瓦勒矿区”的计划。⁽¹²⁷⁾预料到德国要干涉，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去支援瑞典对抗德国。丘吉尔说，“纳尔维克及其越过山区通向瑞典铁矿的铁路，即使撇开其战略上的意义不谈，也有一种新的感情上的意义。”⁽¹²⁸⁾因此，在摩尔曼斯克或佩特萨莫登陆的主张被放弃了，而且，在回顾往事时，人们对这个未能实施的计划在军事上是否稳妥也表示了怀疑。1940年2月初利德尔–哈特上尉就写道：“轻骑旅突击的办法，用在小战术上已经够蠢，用在大战略上就更糟不可言了。”⁽¹²⁹⁾

柏林觉察到盟国援芬计划中包含着对德国造成的危险。1月间，德国海军参谋部从最高统帅部接到一项研究任务，根据的“前提是，如果英国在挪威地区立住了脚，将在军事战略上造成一种使德国无法容忍的局面，对德国来说，防止出现这种局面的惟一办法，就是抢在英国之前行动，首先占领挪威”。不管怎样，要是英国的这个计划成功，结果反将使德国立刻把战争扩大到丹麦和瑞典。⁽¹³⁰⁾同样，苏联对盟国在挪威和瑞典的意图，也有所猜疑。⁽¹³¹⁾

与盟国计划有关的是它们打算直接或是通过芬兰要求挪威和瑞典让它们的军队过境。⁽¹³²⁾很难理解，它们怎么能指望这两个国家会同意这样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结果之一将是切断瑞典对德国的铁矿砂供应，因而可以肯定会引起德国采取反措施。“如果挪威和瑞典拒绝——这看来是可能的——那该怎么办？”丘吉尔写道，⁽¹³³⁾“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正视。”要取得它们的同意，的确很少希望。两国政府准备让非官方的援助以及志愿兵去芬兰，面对国内舆论，它们舍此还有什么办法？让志愿兵和属于芬兰政府的武器过境也获容许。⁽¹³⁴⁾可是，让英国或法国的武装部队和物资过境，那就根本办不到。

关于这点，挪威政府和瑞典政府向德国人作了坚决保证。⁽¹³⁵⁾此外，1940年1月11日和12日，两国国王分别发表声明，强调两国对当时的冲突所持的中立立场；⁽¹³⁶⁾1月19日，丹麦议会也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政策声明。⁽¹³⁷⁾2月间，当盟国的计划开始具体形成时，三国又重复了上述声明。在瑞典，2月16日汉逊首相直接指出不允许外国军队过境；2月19日国王谈到这样做要冒严重的危险，不仅会卷入与俄国的武装冲突，而且还会卷入大国之间的战争，并谈到必须继续保持中立。⁽¹³⁸⁾

“阿尔特马克”号事件⁽¹³⁹⁾进一步加强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置身于冲突之外的决心。可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却是在斯德哥尔摩获悉，芬兰正谋求与苏联媾和。

在苏芬战争初期，赫尔辛基就已经通过瑞典和美国试图与莫斯科恢复接触，⁽¹⁴⁰⁾可是徒劳无益。事实上，对芬兰来说，它绝不是要在战胜和战败之间作出选择。芬兰能够指望的最好结果，乃是进行一场能够顶住敌人的战斗，直到莫斯科由于外来的压力而自愿降低要求。芬兰的政策方针之一，就是对苏联政府施加这种压力；另一个方针是设法与莫斯科直接谈判。⁽¹⁴¹⁾

1月间，芬兰人再度试探与莫斯科媾和的可能，这次是通过柏林进行的，但毫无结果。⁽¹⁴²⁾一面又在斯德哥尔摩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渠道同时进行试探。⁽¹⁴³⁾1月29日，苏联政府通过斯德哥尔摩转告对方，它在原则上并不排除与“赖提—坦内尔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它预先通知芬兰政府，它迫切要求得到的东西，范围更为广泛了，问赫尔辛基打算作何让步。这样，恢复谈判的第一个障碍——“库西宁政府”的存在——被排除了。

芬兰人在2月2日的答复中建议，“原来在莫斯科谈判得出的结果”应作为重新谈判的起点。另外，为了满足列宁格勒安全的需要，他们愿意在交换的基础上割让卡累利阿地峡上以前从未特别提到过的一部分领土。至于苏联在汉科地区建立基地一事，则只字未提。相反地，赫尔辛基建议通过国际协定实现芬兰湾的中立化。2月5日，苏联政府拒绝以这些条件作为谈判基础，这一天正是盟国最高作战会议决定派出远征军的日子。⁽¹⁴⁴⁾

此后大约有两个星期，在外交战线上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情。莫斯科大概正在等待它的新军事攻势的结果；而赫尔辛基则正心神不定地盼望盟国的计划能够实现，这样，即使不能有更多好处，至少能加强它对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地位，也许还能促使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采取更积极的援助方式。⁽¹⁴⁵⁾

2月20日前后，第二阶段开始了。苏联政府把它的条件通知斯德哥尔摩和伦敦，⁽¹⁴⁶⁾这些条件中包括租借汉科，割让卡累利阿的更多土地，包括维普里、索尔塔瓦拉、凯基萨尔米等城市。这些要求对芬兰政府来说是太苛刻了。可是时间紧迫，苏军在苏马取得胜利后，已突破曼纳海姆防线，直指维普里。盟国的计划虽然大体上已经清楚，但是远征军的确切规模，最重要的是这支军队到达芬兰的日期，还不可知。第一支分遣队在3月底以前几乎毫无指望能到达。⁽¹⁴⁷⁾要求瑞典、挪威允许军队过境问题也仍然没有解决。不仅如此，瑞典政府甚至十分明白地表示，芬兰不能指望瑞典同意盟国军队过境，或者指望瑞典对这场冲突进行武装干涉。瑞典政府认为，进行干涉不仅会导致瑞典与苏联开战，而且——瑞典首相汉逊强调，他已受到柏林的警告⁽¹⁴⁸⁾——还将使它卷进大国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如果盟国军队企图强行过境（汉逊有一次对坦内尔说），⁽¹⁴⁹⁾瑞典将站在苏联一边与芬兰作战。尽管苏联提出的条件难以接受，但汉逊仍敦促芬兰政府与莫斯科媾和，同时表示，在这件事之后，芬兰可望得到瑞典的经济援助。⁽¹⁵⁰⁾

芬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曼纳海姆元帅的意见也是如此。2月28日，他在总司令部对总理和政府的其他4位成员陈述了自己的主张：必须立刻，即在军队被击溃以前，就缔结和约。如果军队一垮，就将失去与俄国人讨论媾和条件的任何机会。他自称说服了部长们，但是他必须首先说服他自己手下的将领们，因为他们中间除了一人以外，直到那时还都认为必须继续战斗。⁽¹⁵¹⁾

据曼纳海姆元帅说，芬兰政府在2月29日作出了进行谈判的决定，但是这一决定并未立即付诸实行。芬兰进一步征求伦敦和巴黎的意见，主要希望它们作出有利的答复，可使苏联的要求变得温和些。3月1日，芬兰问英国和法国政府，第一支5万人的分遣队是否能在3月份登陆，100架轰炸机是否能立即运出。⁽¹⁵²⁾达拉第未和伦敦磋商就都答应了；而英国似乎只同意马上提供50架轰炸机。⁽¹⁵³⁾进一步的有关远征军的消息不断传到赫尔辛基，这些消息是相当矛盾的，直到3月7日，部队的组成方式以及到达芬兰的日期才有了确切的消息：第一支分遣队——一个英法混合师——可望在3月底以前经纳尔维克到达芬兰，第二支分遣队——3个英国师——一旦有把握可通过铁路运输，立即就可赶到。⁽¹⁵⁴⁾巴黎和伦敦方面都催促芬兰政府正式提出求援的呼吁，并坚持必须立即提出。但军队过境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的端倪。

与此同时，通过斯德哥尔摩与莫斯科进行的间接接触仍在继续。芬兰人这时不仅愿意割让芬兰湾东面的岛屿，而且也愿意割让汉科以及卡累利阿地峡上红军已经到达的地带。然而，他们希望保住维普里和包括索尔塔瓦拉在内的拉多加湖西北的地区。芬兰为争取德国对此支持而作了最后的尝试，但是也失败了。⁽¹⁵⁵⁾3月4日，希特勒对正在访问他的斯文·海定说，“惟一的出路，不是寻找第三方面调停，而是芬兰与俄国之间直接解决。”⁽¹⁵⁶⁾第二天，3月5日，芬兰人获悉，苏联政府一心想要芬兰割让维普里和索尔塔瓦拉，而且坚持必须接受其要求，和谈必须立即在莫斯科开始。此时，维普里的失陷已迫在眉睫，芬兰最高统帅部正在把最后的一点后备军14个营的兵力投入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3月6日决定派出全权使节赴莫斯科，然而同时，又请求西方国家再放宽8天期限，好让芬兰正式要求它们援助。⁽¹⁵⁷⁾

西方盟国规定3月12日为芬兰发出求援呼吁的最后期限。3月11日，芬兰在紧急关头再向斯德哥尔摩询问，是否可让远征军过境，但再次遭到对方断然拒绝。⁽¹⁵⁸⁾而且，3月9日曼纳海姆已明确地劝告政府求和，因为卡累利阿地峡的形势已无法防守，而外国的援军至少也得几周才能到达，何况也无济于事。

苏联政府机敏地拒绝了芬兰的停战建议。芬兰总理赖提遵照苏联政府的要求，当战斗还在继续的时候就率领代表团⁽¹⁵⁹⁾飞往敌方的首都去谈判和平了，这在现代史上也许还是第一次。单单这种局面就使真正的谈判很难进行。大概是芬兰不想介入大国战争的愿望，使得苏联乐意与之媾和。⁽¹⁶⁰⁾可是，一旦芬兰的全权代表到了莫斯科，公开派出一支盟国军队（曾先后遭到瑞典和德国的反对）的前景已不能阻止苏联领导人把他们认为确保国家安全所需要的那些条件强加给芬兰人。⁽¹⁶¹⁾因为在此期间，芬兰正面临被击溃、被毁灭的威胁，而莫斯科则恰当地估量了这一形势。这样，由于芬兰的两种政策路线交织在一起，而芬兰政府又面对着莫斯科提出的“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以及伦敦、巴黎规定的最后期限，盟国干预的计划（不久前还被认为是芬兰政府在谈判桌上惟一的王牌），⁽¹⁶²⁾其价值就减少了。因此，3月11日，得到议会支持的芬兰政府⁽¹⁶³⁾只好通知它派往莫斯科的代表团，迫于军事形势，接受苏方条件。和约于3月12日凌晨签订。第二天，战斗停止。⁽¹⁶⁴⁾但是，年迈而笃信宗教的芬兰总统屈厄斯提·卡利奥在签署授予特使全权签订和约的委任书时，却发出了《圣经》中的诅咒：“让我这只被迫签字的手枯萎了吧。”⁽¹⁶⁵⁾

就在3月12日这同一天，张伯伦的内阁决定重新实行派一支远征军在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卑尔根和斯塔万格登陆的方案，作为援助芬兰计划的一部分。⁽¹⁶⁶⁾

第四节　1940年3月12日的和约

莫斯科谈判进行了5天。谈判进行的真相是保密的。在会谈过程中，苏方的条件甚至比原来更苛刻了。因为除了芬兰湾的防务和列宁格勒的安全以外，这时苏联又进一步提出要保障它西部惟一的不冻港摩尔曼斯克及其通往列宁格勒铁路线的安全，作为新的目标。

根据这一和约，⁽¹⁶⁷⁾芬兰丧失了整个卡累利阿地峡。这里的边境线向西北方向移后了大约70英里。芬兰被迫把维普里及与其毗连的海湾中的岛屿割让给苏联。拉多加湖及其沿湖地区，包括凯基萨尔米和索尔塔瓦拉等市镇，这时已全部划进苏联疆界。芬兰湾内的某些芬兰岛屿，包括霍格兰、蒂塔尔萨里、拉万萨里、佩宁萨里和谢伊斯卡里等岛，也都割给苏联。根据俄芬边界线必须远离列宁格勒—摩尔曼斯克铁路线的精神，芬兰还失去了距离该铁路线最近的梅尔卡湖和库奥拉湖以东的一些领土，以使苏联与科拉半岛之间的交通得到更好的保护。此外，芬兰还给予苏联过境权，以便于苏联与瑞典之间的货运。而且为了这一目的，芬兰承担义务参加横贯芬兰腰部地带的铁路建筑，以连结苏联境内的坎达拉克沙和芬兰境内克米湖畔的铁路终点站。挪威与苏联之间货运、客运在佩特萨莫地区以及横越该地区的过境权也确定了下来。事实上，这就意味着苏联这时已直达挪威边境，并已巩固了它在那条狭窄而至为重要的通向北冰洋的不冻港的地位。另外，雷巴契半岛和斯雷德尼半岛上沿北冰洋海岸的边界线也进行了调整。

濒临芬兰湾的芬兰海岸上的汉科角和周围海域以及海域内的岛屿租给苏联政府，租期30年，每年租费为800万芬兰马克，“以供建立能保卫芬兰湾入口免遭入侵的海军基地。”⁽¹⁶⁸⁾

最后，条约规定，双方应恢复经济关系，并商订一项新的商务协定。

和约没有条款说要索取战争赔款或强行规定苏军占领芬兰领土。红军将撤离佩特萨莫地区及其蕴藏丰富的镍矿区。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有英国的利益——蒙德镍公司的开采权。另一方面，芬兰工业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木材、造纸和纸浆工业，都分布在卡累利阿地峡。因此，割让的地方估计相当于芬兰10%至14%的最好的土地和经济资源。⁽¹⁶⁹⁾此外，塞马运河在维普里的进出口这时也落入了苏联手中，因而，俄国人就控制了芬兰东部的全部水道和湖泊网。居住在割让地区的大约有50万人，⁽¹⁷⁰⁾约占芬兰人口的10%，据说在和约缔结后就迁出了。

条约并未给予苏联权力来对芬兰内部事务施加任何影响，或干预芬兰的防务或武装力量。⁽¹⁷¹⁾苏联政府在这方面的克制，推测起来大概由于苏联怕被卷入已与英法处于对抗地位的欧战。⁽¹⁷²⁾

第五节　芬兰与莫斯科和约

推测莫斯科和约能否使苏芬关系有一个持久的基础，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克里姆林宫原来对芬兰的要求，就是打算加强苏联在欧洲主要冲突中的战略地位，条约的签订使它在芬兰湾以及波罗的海中心占有支配的地位。在陆地上，这项条约也为苏联西北部各口岸的防务提供了便利。

所以，从军事观点来看，苏联表示满意是有道理的。但在政治上，随着欧战的演变，莫斯科不知芬兰将起何种作用的疑虑并未消除。固然，德国严格信守与克里姆林宫协议的条件，把苏芬冲突看作只是苏联自己的事情。固然，西方企图干预这场冲突的计划已经落空，挪威和瑞典的中立暂时也制止了欧战向北蔓延。但是有迹象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依然处于盟国战略范围以内，从而也就是处于德国要对之采取反措施的范围以内。这符合苏联领导人的根深蒂固的信念：战争不可避免地要扩大。⁽¹⁷³⁾因此，他们必然担心，芬兰人对于媾和条件的怨愤，以及挪威和瑞典在整个冬季战争中如此强烈地流露出来的亲芬情绪，当西方盟国把战争扩展到北方时，可能成为极易利用的因素。莫斯科必然考虑到了这种前景，所以在和约实施以后，⁽¹⁷⁴⁾接下来就是防止芬兰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结成一个哪怕是纯粹防御性的同盟。

在芬兰，刚刚经受了这场严峻的考验，战败的悲痛，对苏联未来意图的重重疑虑，交织在一起。⁽¹⁷⁵⁾可是，几个星期以后，原来对德国在这场冲突中所持态度的愤慨，对盟国踌躇不决和延误战机感到的失望，以及对瑞典拒不在这场斗争中发挥更积极作用激起的恼怒，统统开始被一种新的认识所取代：如果芬兰想要生存下去，就不能单枪匹马地去干。果然，和约签订之后不久，芬兰就得到了挪威和瑞典的保证，表示要重新考虑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¹⁷⁶⁾在这变化无常的时期，一个国家要重整旗鼓，首要的关键之一就是防务问题。

因此，芬兰人虽然忙于重建家园和安置卡累利阿难民，仍然毫不迟延地开始重建国防。重整地方政权；从国外购买装备；修建了新的兵营、道路和运输线路。沿海地区，在瑞典人的指导和财政援助下，修建了新的防御工事。⁽¹⁷⁷⁾芬兰民族的意志没有破灭，一旦需要，芬兰人随时准备再拿起武器，为祖国的独立而战。

1940年3月14日，挪威议会深孚众望的议长查尔斯·汉布罗在议会中评论这个和约的条款时说，芬兰新的东部边界只能看作是临时的边界，必须重行调整。⁽¹⁷⁸⁾莫洛托夫坚决认为，汉布罗的讲话，还有“瑞典活动家”的某些声明，以及“芬兰国内也在大事渲染的东部边界问题”，都表明了拟议中的芬兰与挪威和瑞典结盟的真实目的是要对苏联进行报复。芬兰人举出的种种理由是说明：芬兰的意图是尊重其义务；这个同盟将纯粹是防御性的；如果芬兰企图报复，瑞典和挪威并不是恰当的盟友。但是所有这些理由全都不起作用。莫洛托夫依然不信。⁽¹⁷⁹⁾他说，芬兰与挪威、瑞典之间的“所谓防御同盟，是完全违反和约的”。⁽¹⁸⁰⁾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使这场争论暂时搁置，但苏联并未因此放松警戒。在这一年中，莫洛托夫曾两次重提此事。第一次在9月，他谈到他听说芬兰与瑞典已经结成秘密同盟；⁽¹⁸¹⁾第二次在12月，那时苏联驻瑞典公使柯伦泰夫人向他报告说，有一项协议正在商谈中，该协议的含义是要使芬兰的对外政策听命于斯德哥尔摩。⁽¹⁸²⁾

1940年4月北欧战争的发展趋势使莫斯科解除了与西方盟国立即发生冲突的忧虑，⁽¹⁸³⁾可是也在恶化苏德关系上起了作用。早在1939年10月底，德国海军舰艇出现在芬兰湾，就使得苏联政府忧心忡忡，根据苏联的要求，柏林同意把德国从事经济战的军事行动限制在更西面的水域。⁽¹⁸⁴⁾这时丹麦和挪威已处于德国占领之下，因此保持瑞典领土的完整就成了苏联急切关心的事了。⁽¹⁸⁵⁾1940年初夏，德国在西欧节节胜利，在莫斯科看来，这是一个警告，苏联政府要不失时机地摘取苏德合作的最后一批果实，并要举国做好准备抵制德国的攻击。苏联在向德国表示祝贺，⁽¹⁸⁶⁾在发表公报消除疑虑的同时，⁽¹⁸⁷⁾把边界线迅速推向波罗的海沿岸，⁽¹⁸⁸⁾推向多瑙河口，⁽¹⁸⁹⁾而把国内的工农业置于战备体制之下。

苏联政府认识到，苏联友谊的价值，对于取得这些胜利的德国来说，已经大大下降。⁽¹⁹⁰⁾前途困难重重，这也反映在芬兰的局势中。有时风平浪静，如在阿兰群岛的地位问题上德国依然是俄国的忠实朋友；有时，摩擦局限在政府机构或外交往来的范围内，如在挪威峡湾⁽¹⁹¹⁾建筑防御工事的问题或佩特萨莫的镍矿问题；有时，局势造成两国严重不和，如因芬德军队过境协定而产生的问题。紧张始终存在，⁽¹⁹²⁾苏德关系日趋恶化。

这一时期的苏芬关系，必须根据上述形势来估量。6月27日，即苏联政府向罗马尼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莫洛托夫着手与巴锡基维解决阿兰群岛的问题。他断言芬兰已在阿兰群岛设防。⁽¹⁹³⁾而苏联政府认为，如在该群岛设防，必须根据一项正式协议和苏联联合进行。此外，苏联政府还要求有权掌握防务情况。⁽¹⁹⁴⁾莫洛托夫承认，这些要求超出了和约规定的义务。他把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希望参加开发佩特萨莫镍矿⁽¹⁹⁵⁾的要求与芬兰迫切需要缔结贸易协定的问题⁽¹⁹⁶⁾联系在一起讨论。苏联的要求是如此坚决，致使芬兰政府在缔结正式协定以前，就开始撤走了阿兰群岛上的部队和军备。⁽¹⁹⁷⁾在谈判过程中，芬兰人争辩道，1921年缔结的旧公约为他们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若无各签约国的同意，不能更改。可是莫洛托夫不同意“向全欧洲遍发照会”，⁽¹⁹⁸⁾他要求芬兰在按照该公约采取任何措施时都要与苏联磋商。芬兰人固执地维护自己的主张。莫洛托夫恼羞成怒，称他们为无可理喻的人。他又说，至于跟德国人打交道，根据经验，“就是大事情也只要几天就能解决”。⁽¹⁹⁹⁾10月11日，协定签字了。它规定芬兰必须使阿兰群岛非军事化，并且将来也不再设防，不能把它供给别国军队使用。苏联驻阿兰群岛的领事馆将监督这些规定的执行情况。⁽²⁰⁰⁾

这样，尽管莫斯科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问题的解决却拖延了很久。在另一个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问题上，即苏联与汉科之间的陆上交通问题，⁽²⁰¹⁾在苏联人看来，芬兰人依然是顽固不化的谈判者。而要在两国之间建立一般的和平友好关系，借助于这种关系，使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和谐地解决，这个任务甚至更难完成。事实上，苏联的外交在这方面明显地碰了壁。芬兰人对俄国意图原有的怀疑，他们反对苏联对政府的概念，以及他们由于俄国入侵和随后芬兰的败北而感到的悲痛，这些都是无法消除的。而要消除他们对苏联政府是否愿意遵守和约的疑虑，也同样办不到。⁽²⁰²⁾莫斯科非但不对芬兰怀有这种情绪的重要人物进行安抚，反而采取一项更为简单、但从长远来看是难以收效的政策。苏联政府通过报纸和外交行动支持“芬苏和平友好协会”这样一类的“同路人”。⁽²⁰³⁾

这一政策招致芬兰舆论更大的对抗。从苏联的观点来说，更危险的是这种情况为芬兰和德国重修旧好铺平了道路，因为芬兰人感到，自法国瓦解之后，不再有希望从英国得到支援了。这就在莫斯科的对外政策中最敏感的一点即苏德关系上产生了反响。

甚至在缔结和约时，芬兰公众对德国普遍感到十分痛心的时刻，一些有权势的芬兰人士仍然认为德国能够使芬兰与莫斯科保持均势，⁽²⁰⁴⁾并继续希望德国愿意这样做。继坦内尔之后任外交部长的维廷教授也抱有这种看法，他力图和德国能够取得更深一步的谅解。他的努力很快就得到舆论的支持，这种舆论随着德国在西线的节节胜利，“以排山倒海之势”转向亲德。⁽²⁰⁵⁾

德国外交部对待这一提议非常谨慎。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布吕歇尔告诉维廷，秘密的（“暗中的”）合作将受到欢迎，但在表面上德国的态度只能依然是冷淡的。⁽²⁰⁶⁾可是，在柏林的其他部门，却活动得更为起劲。戈林的密使费尔特延斯中校⁽²⁰⁷⁾瞒着驻赫尔辛基的德国公使馆，伪装成贸易代表，于8月18日到达赫尔辛基，去问曼纳海姆，芬兰是否准备让休假的德国军事人员过境，是否准备让德国的军需供应过境，往返挪威北部。而芬兰方面以后则可从德国获得武器。⁽²⁰⁸⁾曼纳海姆元帅在与政府磋商之后，于8月19日作了肯定的答复。⁽²⁰⁹⁾德芬之间的谈判，起初纯粹是在部队代表之间进行的，后来达成一项为德军过境提供方便的协议，于9月22日签字。早一天，德国的第一批军队已经运到瓦萨。⁽²¹⁰⁾

这些谈判预先没有通知莫斯科。在柏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起这个协议以后，莫洛托夫就援引苏德协定第3条和第4条，⁽²¹¹⁾于9月27日向驻莫斯科的德国代办蒂佩尔斯基希提出抗议。⁽²¹²⁾克里姆林宫知道，这时芬兰已为德国的渗透敞开了大门。

到秋天，芬德关系已成为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个主要问题。它是1940年11月希特勒和莫洛托夫会谈时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那时，用魏茨泽克的话来说，希特勒“已把保护伞牢牢地罩住了芬兰”（hat seinen Regenschirm kräftig über Finnland gehalten）。⁽²¹³⁾

(1)　于尔耶–科斯基宁给埃尔科的报告，1939年10月5日〔芬兰外交部；《1939年秋季芬苏关系的发展，附官方文件》（Finland，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The Development of Finnish-Soviet Relations During the Autumn of 1939，including the Official Documents），伦敦，哈拉普，1940年，第10号〕〔以下简称《芬苏关系》〕。

(2)　丘吉尔，第1卷，第425页；美国版，第1卷，第538页。

(3)　见上文，原著第45页。

(4)　莫洛托夫在1940年3月29日的讲话中曾引用（莫洛托夫；《苏联的和平政策》，第59页）；又见弗拉基米尔·波将金编；《外交史》（Vladimir Potemkin，ed.: Histoire de la diplomatie），X·潘菲洛夫和M·埃里斯托夫译自俄文（巴黎，梅迪西书局，1946—1947年版），第3卷，第67页。

(5)　同上书，第355—358页。

(6)　此事的背景见《概览，1936年》，第533页以后“俄德之间的波罗的海人”一段。又见莫洛托夫在1940年3月29日的讲话中曾引用（莫洛托夫；《苏联的和平政策》，第59页）；又见弗拉基米尔·波将金编；《外交史》（Vladimir Potemkin，ed.: Histoire de la diplomatie），X·潘菲洛夫和M·埃里斯托夫译自俄文（巴黎，梅迪西书局，1946—1947年版），第3卷，第6—7页。

(7)　见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戴维斯1937年8月2日发给美国国务卿的第456号—A电文〔约瑟夫·戴维斯；《出使莫斯科》（Joseph Davies: Mission to Moscow），伦敦，高兰兹，1942年版，第348—349页〕。霍耳斯提于1937年2月8—10日访问莫斯科。几天后，芬兰总统佩赫尔·埃温德·斯温胡夫武德告诉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布吕歇尔；他〔指霍耳斯提〕努力要改善芬–俄关系，但有一种自然的限制。俄国不巧正是芬兰的敌人，这是已知的事实。由于军事地理上的原因，芬兰对列宁格勒构成一种经常的威胁……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时，只有一个国家能迅速给芬兰援助，那就是德国〔维佩特·冯·布吕歇尔；《在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间的使节》（Wipert von Blücher: Gesandter zwischen Diktatur und Demokratie），威斯巴登，利梅斯出版社，1951年版，第67页〕〔以下简称布吕歇尔；《使节》〕。

(8)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409—410页。又见舒曼；《欧洲的长夜》，第248页，其中引用了埃尔科拒绝苏联建议的讲话。

(9)　1924—1925年曾任驻芬兰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英国本土军总指挥沃尔特·柯克爵士将军，1939年6月在赫尔辛基参观军事设施时，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在英国，人人都感激芬兰人的态度（《泰晤士报》，1939年6月20日）。在私人谈话中，他说，到明年春天，英国会强大到根本不需要俄国了（布吕歇尔；《使节》，第144页）。他的访问被说成是“纯属私人性质”（1939年12月1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55卷，第1275栏）。在这些日子里，另一个以“私人”身分访问赫尔辛基的是德国参谋总长陆军上将哈尔德（布吕歇尔，前引书，第145页）。

(10)　巴锡基维曾任芬兰代表团团长，于1920年10月14日在塔尔图与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签订和约。1939年时，他任芬兰驻斯德哥尔摩公使。

(11)　10月5日，莫洛托夫主动地向于尔耶–科斯基宁提到，苏联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谈判在两三天内就可结束〔《芬苏关系》，第10（b）号〕。10月6日，苏联电台宣布，对于芬兰“拒绝”派外交部长来谈判“贸易协定”一事，苏联政府保留自己的权利。10月8日，在发出邀请后不到3天，苏联驻赫尔辛基公使杰列维扬斯基去拜会埃尔科，告诉他说，“答复来得太迟，莫斯科群情激愤”，和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反应不同。他还向埃尔科探询，巴锡基维是否有足够的权力。他立即得到回答说，这件事已作为“正规的事务，并且按照正规的步骤”进行；又说，不要以为芬兰会做苏联要波罗的海国家做的那些事；又说，巴锡基维拥有“按照现在正在讨论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谈判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权力。他作出的决定，丝毫不能超出任何其他代表所能作出的决定的范围”（同上书，第11号）。

(12)　1938年4月到10月在赫尔辛基举行了第一阶段的谈判；第二阶段的谈判于1939年3月在莫斯科开始，由李维诺夫参加，然后在赫尔辛基由斯泰恩继续下去，直到4月初。谈判保持秘密——部分是由于苏联政府的要求，甚至对它自己驻赫尔辛基的公使也保密。第一阶段谈判的事，没有通知国防委员会主席曼纳海姆元帅。他主张把芬兰湾内有几个岛屿出租30年以应付苏联的要求，但是这个意见未被采纳。这些谈判的细节见约翰·H·武奥里宁编；《芬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4年》〔（John H．Wuorinen，ed.: Finland and World War Ⅱ，1939—1944），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1948年版〕〔以下简称武奥里宁；《芬兰》〕，第44—47页；《曼纳海姆元帅回忆录，1882—1946年》（Les Mémoires du mare'chal Mannerheim，1882—1946），让–路易·佩雪译自瑞典文（以下简称曼纳海姆；《回忆录》），巴黎，阿歇特，1952年版，第185—187页，第191—193页，布吕歇尔；《使节》，第141—142页；又见里斯托·赖提（1939年11月起任芬兰总理，1940—1944年任芬兰总统）在芬兰战犯受审时的供词〔希尔马·T·普罗科佩；《苏联的司法统治着芬兰》（Hjalmar T．Procopé: Sowjet-Justiz über Finnland），苏黎世，托马斯出版社，1947年版，第116页〕。根据F·L·舒曼（《欧洲的长夜》，第398页）所说，1939年6月莫斯科就已提出要在汉科建立一个苏联海军基地并把霍格兰及其他三个岛割让给苏联。

(13)　阐述这一政策的声明，见1939年12月9日芬兰致国际联盟秘书长的备忘录〔《国际联盟官报》（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1939年11—12月号，第516页〕。

(14)　布吕歇尔致德国外交部电，1939年10月10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230号）。

(15)　互不侵犯条约于1932年1月21日签订，到1934年4月7日又签订了一个议定书，把该条约延长到1945年底。

(1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47号。

(17)　莫洛托夫致于尔耶–科斯基宁函，1939年9月17日（《芬苏关系》，第7号）。

(18)　布吕歇尔；《使节》，第147—148页。在苏联向爱沙尼亚提出要求之后，布吕歇尔在9月26日劝告埃尔科，要芬兰处理好与苏联和德国的关系，以求得国家的安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43号）。10月2日，魏茨泽克告诉芬兰驻柏林公使说，虽然他不知道苏联对芬兰的政策，芬兰人这时候焦虑是“没有理由”的（《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78号）。

(1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29号。

(20)　曼纳海姆；《回忆录》，第199页。

(2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78号，第225号。

(22)　坦内尔像巴锡基维一样，是1920年赴塔尔图的芬兰和平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在德国念过书，以强烈反苏而闻名。

(23)　1939年间，H·B·埃利斯顿写道：“巴锡基维先生相信苏联的目的主要是军事上的，或者说是为了防御——可以说是病态心理的防御。相反，埃尔科先生认为，它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或者说是为了世界革命。”〔《芬兰在战斗》（H.B．Elliston: Finland Fights），伦敦，哈拉普，1940年版，第148页〕

(24)　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第118—119页。

(25)　按照最初给巴锡基维的指示，甚至要他拒绝讨论关于在芬兰本土建立苏联基地，或调整卡累利阿地峡上的边界的提议。割让港口事同样不得列为谈判的议题。但经过互惠的安排和领土的补偿，割让某些岛屿——霍格兰不在其内——的问题可以作为“最大的让步”进行讨论（1939年10月9日的训令，《芬苏关系》，第12号）。

(26)　参阅1939年10月31日莫洛托夫的发言（莫洛托夫；《苏联的和平政策》，第39页）。

(27)　见《概览，1934年》，第381页。

(28)　1939年10月23日芬兰备忘录（《芬苏关系》，第14号）。

(29)　1939年10月23日苏联备忘录（同上书，第15号）。

(30)　同上书，第14号。

(31)　莫洛托夫；《苏联的和平政策》，第40页。

(32)　武奥里宁；《芬兰》，第60页。塔尔图和约规定，芬兰准备割让的岛屿在军事上应守中立，并规定霍格兰的中立应当得到国际的保证和俄国的支持（《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3卷，第6页以后）。然而国际保证从来没有实现过。

(33)　1939年10月14日苏联备忘录（《芬苏关系》，第13号）。

(34)　同上书，第14号。佩宁萨里岛在拉万萨里岛之东约三英里半，岛上无人定居。

(35)　1939年11月3日苏兰备忘录（同上书，第18号）。

(36)　同上书，第13号。

(37)　同上书，导言，第13页。

(38)　希腊的一个山隘。公元前480年，斯巴达王曾率领勇士在此据险抗击波斯大军入侵。——译者

(39)　曼纳海姆；《回忆录》，第158—159页，第164—165页，第206页。

(40)　布吕歇尔；《使节》，第153页。

(41)　引自马克斯·雅各布森根据坦内尔回忆录而写的一篇文章（《曼彻斯特卫报》，1951年2月10日）。

(42)　《芬苏关系》，第14号。

(43)　同上书，第15号。

(44)　曼纳海姆；《回忆录》，第204—205页；参阅武奥里宁；《芬兰》，第56页。

(45)　这份电报是罗斯福响应瑞典王储对他的呼吁，经国务卿赫尔勉强同意后，于10月11日发出的。罗斯福最初回答瑞典王储说，“他对克里姆林宫的影响几乎等于零”。在此之前，赫尔曾拒绝芬兰和瑞典两国公使请求他对莫斯科进行干涉，他指出干涉可能有损无益，见W·L·兰格与S·E·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1937—1940年》（W.L．Langer and S.E．Gleason: 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1937—1940），纽约，哈珀为对外关系委员会出版；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2年版，第321—323页。

(46)　莫洛托夫1939年10月31日的发言（莫洛托夫；《苏联的和平政策》，第41页）。

(47)　希尔马·T·普罗科佩；《苏联的司法统治着芬兰》，第122页。

(48)　曼纳海姆；《回忆录》，第206页；布吕歇尔；《使节》，第155页。

(4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206号。魏茨泽克在他的回忆录〔《回忆录》（Weizsäcker: Erinnerungen），慕尼黑，保罗·利斯特出版社，1950年版，第280—281页〕中写道，他考虑不能把苏德协定的“绝密内容”告诉芬兰人；而且这样泄露消息，事实上“只会伤害芬兰人”。他又说，但是，他争取尽量多地去看看芬兰公使，以亲密的个人交往去安慰他。

(5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223号。

(51)　斯文·海定；《非奉命赴柏林》（Sven Hedin: Ohne Auftrag in Berlin），布宜诺斯艾利斯，度勒出版社，1950年，第2版，第53页。

(52)　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215号，第222号，第223号，第225号，第236号。

(53)　丘吉尔在1939年10月1日的广播中说，里宾特洛甫在他不久以前访问莫斯科期间，必然“听到这一事实，接受这一事实”，就是德国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计划“必须完全刹住”。对这一点，张伯伦实际上是同意的〔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Keith Feiling: 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伦敦，麦克米伦，1947年版，第425页〕。10月27日，丘吉尔在给第一海务大臣的备忘录中，极力主张应该告诉芬兰人，苏联在芬兰湾或波的尼亚湾的基地不会妨碍芬兰人为了保卫自己国家不被苏联征服而采取的措施。尽量不让德国在波罗的海地区内得到大的地盘，乃是英国和苏联的共同利益（丘吉尔，第1卷，第587—588页；美国版，第1卷，第734—735页）。

(54)　武奥里宁；《芬兰》，第61页。

(55)　1939年11月3日芬兰备忘录——这是指发出照会的日期（《芬苏关系》，第18号）。《国际联盟官报》，1939年11—12月号，第515页和第521—522页注明照会签署的日期为10月31日。

(56)　莫洛托夫；《苏联的和平政策》，第27页以后。

(57)　11月6日，莫洛托夫在庆祝十月革命22周年的演说中提到，有人竭力把“某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别的国家拖上战争的轨道”（《纽约时报》，1939年11月7日）。

(58)　莫洛托夫；前引书，第37页。据当时在莫斯科的约翰·斯科特说，同他谈过话的俄国人相信，芬兰人这样狂妄，是因为有英国、美国和另外某个大国答应帮助它的缘故〔《为欧洲而决斗》（John Scott: Duel for Europe），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42年版，第95—96页〕。

(59)　莫洛托夫；前引书，第41页。

(60)　莫洛托夫；《苏联的和平政策》，第41页。

(61)　原文载《芬苏关系》，第17号。

(62)　事实上，苏联报纸倒是很保持沉默的，而巴锡基维和坦内尔却在莫洛托夫发表演说以前，抱着反苏成见接见过记者（见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第118—119页）。

(63)　《芬苏关系》，导言，第17页。

(64)　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第122页。

(65)　按照武奥里宁的说法（《芬兰》，第59页），内阁中也有不同意见，但是总理A·K·卡延德和外交部长的不妥协观点占上风。

(66)　苏联报纸立刻猛烈抨击埃尔科的讲话，并宣称苏联政府有权“不顾一切地冲破任何障碍”来保卫苏联的安全〔《真理报》（Pravda），1939年11月3日〕。

(67)　埃利斯顿；《芬兰在战斗》，第163页。

(68)　见武奥里宁；《芬兰》，第59页。

(69)　这两项建议提出的时间和先后次序有些搞不清楚。按照芬兰代表们说，是在11月4日提出的〔巴锡基维的复信是在1939年11月9日交给莫洛托夫的（《芬苏关系》，第19号），而巴锡基维和坦内尔的信则是在1939年11月10日交出的（同上书，第21号）——后一日期不可尽信〕。但莫洛托夫说，两项建议都是11月3日提出的（同上书，第20号）。

(70)　芬兰人说，建议中所指的是黑尔曼瑟、科厄恩和黑斯托–布瑟三个岛（《芬苏关系》，第19号）。但莫洛托夫却说到要芬兰出售或交换这些岛屿，以及朗斯卡尔、富鲁斯卡尔、埃克恩，“还有别的一些岛屿”（同上书，第20号）。巴锡基维和坦内尔明确地说，只提到最前面三个岛（同上书，第21号）。

(71)　同上书，第19号。

(72)　同上书，第21号。

(73)　同上书，第20号。

(74)　《芬苏关系》，第21号。

(75)　芬兰政府于1939年12月9日给国际联盟秘书长的一份备忘录中声明，谈判“被苏联方面中断”（《国际联盟官报》，1939年11—12月号，第516页）。在此之前，芬兰政府曾声明谈判“暂停”，代表们已回到赫尔辛基再请示〔霍耳斯提1939年12月7日致国际联盟秘书长函（同上书，第513页）〕。

(76)　《芬苏关系》，第22号。

(77)　芬兰被指责为顽固不化、贩卖战争和准备打仗（塔斯社公报，1939年11月11日）。它被称为罗斯福总统、英帝国主义者以及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走狗们”的傀儡（《劳动报》，1939年11月12日）。

(78)　《真理报》，1939年11月19日。

(79)　然而，埃尔科办的报纸说，苏联要求在汉科以及在维普里地区建立基地，不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而是为了攫取基地，以便扩张〔《晚报》（Ilta Sanomat），1939年11月17日〕。

(80)　卡延德在11月24日的演讲中说：“我们必须学会背着枪耕田。”

(81)　《真理报》，1939年11月26日。

(82)　照会发出和收到的详细时间，见H·B·埃利斯顿报道中所引于尔耶–科斯基宁的叙述（《芬兰在战斗》，第172页以后）。

(83)　《芬苏关系》，第23号。

(84)　芬兰政府向国际联盟声明，它已经提请苏联政府注意，苏联飞机侵犯芬兰领空大约已有30次（1939年12月9日芬兰备忘录，载《国际联盟官报》，1939年11—12月号，第517页）。

(85)　1939年11月27日于尔耶–科斯基宁的照会（《芬苏关系》，第24号）。事实上，曼纳海姆10月间已下令，避免采取能使苏联作为干涉藉口的任何军事行动，特别是移走所有射程能及边境以外的大炮。11月26日，他接到报告，证实他的命令已经执行（曼纳海姆；《回忆录》，第208页，第213页）。

(86)　1939年11月28日莫洛托夫的照会〔《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Mirovoe Khozyaistvo i Mirovaya Politika），1939年，第12期，第143页〕。

(87)　《芬苏关系》，第26号。当于尔耶–科斯基宁正从波将金手中接过这份照会的时候，他接到赫尔辛基的指示，要他递交芬兰对莫洛托夫11月28日照会的复照。波将金答应把苏联政府是否准备接受这个复照的情况通知他。芬兰公使因为没有得到波将金的回音，就在第二天——11月30日清晨1时，由通常的信使把复照送到外交人民委员会。这份复照（同上书，第27号）呼吁按照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进行调查并达成和解，同时也提出芬兰愿意单方面从卡累利阿地峡撤退军队（见埃利斯顿；《芬兰在战斗》，第181页；但据《芬苏关系》，第27号，这份照会是在11月29日送去的）。

(88)　芬兰在边境上各次侵犯的详细情况，苏联广播电台于11月28日的“对内节目”中进行了广播（塔斯社公报，1939年11月28日）。芬兰政府则宣称；11月29日，红军一支分队在佩特萨莫地区侵入芬兰境内，并否认芬兰军队侵犯边界（《芬苏关系》，导言，第20页）。

(89)　《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1939年，第12期，第13—14页。

(90)　《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1939年，第12期，第15页。

(91)　这些军事行动的概况，见上文，原著第4—5页；详细的记载，见曼纳海姆；《回忆录》，第215—298页。

(92)　到了10月中旬，准备工作已达到总动员的程度（曼纳海姆；《回忆录》，第195—196页，第201页，第219—220页）。

(93)　战争爆发以后，联合政府在赫尔辛基成立，卡延德和埃尔科辞职。由自由主义的芬兰银行总裁里斯托·赖提继任总理，韦纳·坦内尔继任外交部长。

11月29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同时致电莫斯科和赫尔辛基，声称他的政府乐于从中斡旋。芬兰表示欢迎，而苏联政府认为没有必要斡旋了〔《科德尔·赫尔回忆录》（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纽约，麦克米伦，1948年版，第1卷，第706页（以下简称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2卷）〕。12月4日芬兰通过瑞典驻莫斯科公使表示愿意根据新的建议恢复谈判，遭到拒绝（《芬苏关系》，导言，第20—21页）。坦内尔12月15日给莫洛托夫的广播信，算不上是认真的谋和行动。他把谈判破裂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苏联政府及其帝国主义企图（同上书，第35号）。像莫洛托夫对美国大使斯坦哈特说的那样，任命坦内尔这个苏芬谈判中的“魔鬼”为外交部长，无论如何不会有什么达成谅解的希望（《真理报》，1939年12月2日）。

(94)　起初在11月13日，曾同一个当时住在斯德哥尔摩而以前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阿尔沃·图奥米宁接洽过，要他担任这个“政府”的首脑（武奥里宁；《芬兰》，第66页；普罗科佩； 《苏联的司法统治着芬兰》，第122页）。这个“政府”的其他成员是；副主席兼财政部长毛里·罗森贝格；国防部长阿克塞尔·安蒂拉；内务部长图雷·莱亨（见《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1939年，第12期，第144页；另见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第134—136页，其中引了许多有趣的先例）。

(95)　莫洛托夫12月5日致国际联盟秘书长电（《国际联盟官报》，1939年，11—12月号，第512页）；又见武奥里宁；《芬兰》，第65页。

(96)　约翰·斯科特（《为欧洲而决斗》，第101页）报道说，成立“人民政府”一事，连莫斯科的居民也引为笑柄。

(97)　塔斯社公报，1939年12月1日。

(98)　在这项条约中，苏联把苏维埃卡累利阿的一些地区割让给“芬兰民主共和国”。这些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卡累利阿人，面积共约44 000平方英里，比原来苏联愿意割让给芬兰的面积大12倍还多，这是因为考虑到这个“政府”接受了俄国的要求。另一方面，“人民政府”满足了苏联的基本要求；移动卡累利阿地峡的边界，让苏联在汉科建立海军基地，把芬兰湾内的岛屿以及雷巴契半岛和斯雷德尼半岛的一部分出让给苏联（《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1939年，第12期，第16—18页）。

(99)　注意一下这个“政府”在1939年12月1日发表的公告是很有趣的。公告说，没有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同意，就不能接受把芬兰并入苏联或立刻在芬兰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的主张（《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1939年，第12期，第16—18页）。

(100)　莫洛托夫；《苏联的和平政策》，第60页。

(101)　《芬苏关系》，第31号。

(102)　霍耳斯提1939年12月3日致国际联盟秘书长电（《国际联盟官报》，1939年，11—12月号，第509页）。

(103)　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大会第二十次常会记录》（League of Nations: Records of the 20th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Assembly），第10页。

(104)　《国际联盟官报》，1939年，11—12月号，第506—508页。波斯、秘鲁和苏联缺席。

(105)　总共大约有40个会员国派代表出席（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第130—131页）。

(106)　《真理报》，1939年12月13日。

(107)　《泰晤士报》，1939年12月18日。

(108)　按照斯大林最近一次声明（见上文，原著第73页）的调子，塔斯社评论道：“国联理事会非但没有对结束战争作出贡献……反而还在东北欧煽动战争。”（1939年12月16日公报）

(109)　F·P·沃尔特斯；《国际联盟史》〔（F.P．Walters: A Histo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52年版〕，第2卷，第807页；又见德国驻瑞士公使1939年12月7日致柏林电（《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425号）。

(110)　12月2日，德国在国外的使节接到指示，在谈到苏芬冲突时，避免任何反苏的调子。12月6日，他们奉命表示同情苏联观点，并强调英国在这场冲突中的罪责（同上书，第411号，第423号）。

(111)　12月9日，苏联报纸引用英国和瑞典的报道，说德国正在运武器给芬兰，并允许从意大利经过德国转运武器到芬兰。12月10日，德意志通讯社否认此事，措词强烈。12月11日，里宾特洛甫对苏联大使说明了下述情况；苏芬战争一开始，德国就停止装运高射炮往芬兰。10月份，德国政府曾同意让50架意大利飞机过境运到芬兰，但是这笔交易没有实现；比利时曾要求转运战争物资到芬兰，遭到德国的拒绝；英国应对苏芬谈判破裂负责，而上述的报纸报道，只是英国人耍花招（同上书，第438号）。

(112)　1939年12月9日舒伦堡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同上书，第433号；又见第437号）。

(113)　1940年3月19日，张伯伦向下院报告了英国答应芬兰并已经装运的军用物资的细目（下院辩论，第5辑，第358卷，第1836—1837栏）。大约装运了100架战斗机和侦察机，以及20架布里斯托尔–布伦海姆式轰炸机（曼纳海姆；《回忆录》，第279页）。但是英国政府反对西科尔斯基将军的计划，这个计划想使用波兰海军舰艇，切断苏军驻守的佩特萨莫与摩尔曼斯克的联系（同上书，第281页）。法国供应物资的细目于3月8日在法国公布（《时报》，1940年3月8日），达拉第在3月12日的演说中也提到此事（同上，1940年3月13日）。供应的物资中有175架飞机。到了5月份，当战争的风暴席卷法国的时候，回顾起来，这是一笔多么昂贵的礼物！

(114)　见下文，原著第459页。1939年12月1日，罗斯福谴责苏联侵犯芬兰一事足以证明它“蛮横无理，无视法律”。1940年2月，他在美国青年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作了同样的谴责，而这次会议竟通过一项决议，反对给予芬兰援助，认为这样做是“企图迫使美国卷入帝国主义战争”。霍普金斯传记的作者写道；这是少见的场合之一，罗斯福的听众公开向他示威〔罗伯特·E·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珍闻秘史》（Robert E．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纽约，哈珀，1945年版，第138页；英国版，两卷集，《哈里·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The White House Papers of Harry L．Hopkins），伦敦，艾尔与斯波蒂斯伍德，1948—1949年版，第1卷，第139页〕。

(115)　详情见对国际联盟呼吁的答复（《国际联盟官报》，1940年，1—2月号，第11页以后）；1940年3月29日莫洛托夫的发言（莫洛托夫；《苏联的和平政策》，第55—57页）；以及曼纳海姆；《回忆录》，第376—377页。

(116)　两营配有大炮、高射炮的瑞典陆军和一中队空军，还有725名挪威志愿军及时到达前线（曼纳海姆；《回忆录》，第253—254页）。但是，瑞典政府反对西科尔斯基将军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从被拘留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2万波兰人中招募一支远征军，这些波兰人已经过两国政府同意释放，用船运到瑞典（同上书，第281页）。招募英国志愿军的事直到1940年2月14日才获批准（下院辩论，第5辑，第357卷，第772—773栏）；有2 000人应募。在匈牙利共招募了25 000名志愿兵，但只有一个营到达芬兰——去得太迟，已来不及参加战斗了。同样又招募了800名丹麦人；芬兰裔美国人军团的300人参加了最后一天的战斗。其余则是稳健地、一小股一小股而不是大批地投入战斗（曼纳海姆；前引书，第254页）。

(117)　丘吉尔，第1卷，第437页；美国版，第1卷，第553页。

(118)　1940年3月19日张伯伦告诉下院说，曼纳海姆在1月中旬曾要求能在5月以前派遣3万盟军到芬兰去（下院辩论，第5辑，第358卷，第1837栏）。

(119)　迟至3月12日张伯伦才被迫对援助芬兰的计划是否意味着英国准备和苏联作战这件事表态，张伯伦回答说：“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下院辩论，第5辑，第358卷，第837栏）。

(120)　见下文，原著第178—182页。

(121)　见上文，原著第68页。

(122)　在苏联开始入侵芬兰以后，张伯伦第一次的公开声明措词是谨慎的。他说，政府“对于向一个弱小的独立国家发动这次新的进攻”深感遗憾。这一进攻必将导致无辜的人民遭受新的苦难以至丧失生命（1939年11月30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55卷，第873栏）。他个人感到，这次入侵和希特勒进攻波兰相比较，“在道义上说来并不更坏，而从其发展来看，似乎不是那么残酷”；盟国的事业大概不致因此受到损失（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427页所引的1939年12月3日的信件）。然而到12月14日，他却说苏联的侵略已经“使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义愤填膺”。不过他又警告，打败德国是主要目标，不要转移注意力（下院辩论，第5辑，第355卷，第1337—1339栏）。他在1月9日的官邸演说中热烈赞扬了芬兰人，并答应继续以军火支援他们（《泰晤士报》，1940年1月10日）。

(123)　见下文，原著第258—264页。

(124)　马克斯·贝洛夫；《1929—1941年的苏俄外交政策》（Max Beloff: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1929—1941），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9年版，第2卷，第307页；参阅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427页。

(125)　保罗·雷诺；《混战方酣》（Paul Reynaud: Au Coeur de la mêlée），巴黎，弗拉马里翁，1951年版，第365页。

(126)　武奥里宁；《芬兰》，第70页。

(127)　丘吉尔，第1卷，第442—443页；美国版，第1卷，第560页。张伯伦于3月19日在下院详细地叙述了这一计划（下院辩论，第5辑，第358卷，第1833栏以后）。又见德里；《挪威战役》，第13页。英国的计划是派一支突击部队在纳尔维克登陆，沿铁路进军到基律纳和耶利瓦勒，直达波罗的海沿岸的律勒欧港口。第二支部队包括五个本土营，派去占领特隆赫姆，卑尔根和斯塔万格，以便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总的防务提供基地，并为通往芬兰提供一条可供选择的路线。其用意是使一支更大的约有15万人的英法部队最后通过特隆赫姆到瑞典南部作战（同上）。要执行这项计划，显然必须取得挪威和瑞典的同意。

(128)　丘吉尔，第1卷，第429页；美国版，第1卷，第543页。鲁尔区的工业巨头、天主教徒蒂森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迁居国外，他有一份广为流传的报告，使人们注意到，德国的高炉所用的铁矿砂，几乎有半数来自瑞典的这些铁矿（雷诺；《混战方酣》，第365页）。

(129)　B·H·利德尔–哈特；《大战的趋势》（B.H．Liddell Hart: The Current of War），伦敦，哈钦森，1941年版，第226页。

(13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537号，第664页。1月2日，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谈到盟国企图把战争扩大到北方。两天以后，瑞典驻柏林公使里凯特报告说，魏茨泽克暗示，北方诸国如与盟国援助芬兰的计划合作，结果将给自己带来困难〔瑞典外交部：《1940年4月9日德国进攻丹麦、挪威的序幕》（Sweden，Foreign Ministry：Förspelet till det Tyska angreppet pä Danmark och Norge den，9 april 1940），斯德哥尔摩，诺尔斯泰特，1947年版，文件，第10号〕。另一份从柏林发回的瑞典报告说，德国最高统帅部认为，如果盟国派兵到芬兰，德国将不得不占领瑞典的某些地区（同上书，文件，第16号。）又见里凯特从柏林发回的另一次和魏茨泽克谈话的报告（1940年1月13日）以及他和韦尔曼谈话的报告（1940年2月19日）（同上书，文件，第18号，第50号），还有瑞典参谋长切尔伊伦上校1940年2月7日在斯德哥尔摩同德国武官谈话的报告（同上书，文件，第34号）。

(131)　《泰晤士报》，1940年1月20日莫斯科电。1月8日的《真理报》称芬兰领导人为“1940年的邓尼金”——英法干涉的急先锋。

(132)　1940年3月19日张伯伦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358卷，第1839—1840栏）。

(133)　丘吉尔，第1卷，第443页；美国版，第1卷，第561页。

(134)　瑞典政府对国联要求它援助芬兰的呼吁加以拒绝，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其中立的方针。当英国和法国通知瑞典，将要根据国联的决议给予芬兰援助时，1940年1月3日瑞典回答说，援芬物资至少应在名义上看来是芬兰购买的（武奥里宁；《芬兰》，第70页）。1月5日，苏联政府向挪威和瑞典提出抗议，反对它们运送援芬物资。两国政府回答说，没有官方的援助（《泰晤士报》，1940年1月15日）。

(135)　德国驻挪威公使布罗尔备忘录，1940年1月3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503号）；德国驻瑞典公使维德亲王1940年1月9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同上书，第515号）。

(136)　《泰晤士报》，1940年1月12日和13日。

(137)　《泰晤士报》，1940年1月20日。

(138)　同上，1940年2月18日，20日。前任瑞典外交大臣翁登2月21日在瑞典议会中表示赞成这个政策，他尖刻地指出，瑞典同芬兰不像法国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曾经结过军事同盟，也不像英国在和平时期曾经答应给波兰军事援助那样答应过芬兰（同上，1940年2月22日）。

(139)　见下文，原著第114—115页。

(140)　曼纳海姆；《回忆录》，第276页。

(141)　芬兰前总理赖提在1945—1946年芬兰战犯受审时供称，当时他的政府的政策是一面努力同莫斯科谋和，一面尽量顽强抵抗（普罗科佩；《苏联的司法统治着芬兰》，第124页）。战争初期，坦内尔对布吕歇尔说，芬兰希望继续置身于大国政治范围之外，并向莫斯科谋求谅解（布吕歇尔；《使节》，第156页，第164页）。

(142)　德国政府在回答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布吕歇尔1月4日提出的非正式询问（《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506号）时说，德国政府认为此刻没有结束冲突的希望（同上书，第547号），17日，布吕歇尔将此意转告了坦内尔。同时舒伦堡也得到了明确的通知，柏林不认为德国应负起为苏芬调停的责任（同上书，第548号）。布吕歇尔在这场冲突中，自始至终认为德国如果从事斡旋和调停，将对德国本身有好处，他于是回到柏林，在一次争论激烈的谈话以后，总算使里宾特洛甫同意让坦内尔提出建议，请德国外交部试探莫斯科是否能派一个密使到柏林和巴锡基维会晤。2月17日，坦内尔果然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两天以后，布吕歇尔得到指示，制止他对这事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布吕歇尔；《使节》，第169—170页，第174—177页）。事实上，正如魏茨泽克于1月18日私下通知布吕歇尔的那样，德国不作调停的决定是“由最高当局”作出的；里宾特洛甫和魏茨泽克都严格遵照这个决定办事（《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552号）。3月7日，当苏芬和平谈判已在莫斯科开始时，里宾特洛甫指示舒伦堡非正式地向莫洛托夫说明，依照德苏间的各项协定，德国曾始终如一地拒绝在这场冲突中充当调停者的建议（同上书，第661号）。

(143)　在1月和2月间，坦内尔曾秘密地到斯德哥尔摩去过几次。他除了会见瑞典外交大臣京特外，还通过一个同情共产党的芬兰剧作家黑拉·武奥利约基夫人同苏联驻瑞典公使柯伦泰夫人接触。

(144)　曼纳海姆；《回忆录》，第282—284页。

(145)　2月12日，坦内尔否认传说的调停一事，声称既然援助正在源源而来，芬兰就不能接受别人强加给它的和平条件（《泰晤士报》，1940年2月13日）。

(146)　同英国政府联系这件工作，是在2月22日由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向R·A·巴特勒进行的。张伯伦在下院说，鉴于条件如此苛刻，英国政府不能将这些条件向芬兰转达（下院辩论，第5辑，第357卷，第837栏）。

(147)　曼纳海姆；《回忆录》，第286—287页。

(148)　同上书，第287—288页。但据曼纳海姆说（同上书，第295页），瑞典驻柏林公使在2月19日表示他的意见，认为瑞典官方如对芬兰进行积极的干涉——这和让英法军队出现在瑞典或芬兰截然不同——将不会引起德国采取反措施。

(149)　转引自马克斯·雅各布森根据坦内尔的回忆录而写的第二篇文章（《曼彻斯特卫报》，1951年2月14日）。

(150)　曼纳海姆，前引书，第287—288页。

(151)　曼纳海姆；《回忆录》，第288—289页。

(152)　1940年3月19日张伯伦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358卷，第1840栏）。

(153)　丘吉尔，第1卷，第453页；美国版，第1卷，第573页。

(154)　这一消息由艾恩赛德将军传到芬兰外交部（曼纳海姆；《回忆录》，第290页）。

(155)　见1940年3月3日布吕歇尔给柏林的报告，其中叙述了前任芬兰外交部长哈克策尔访问他的情况（《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51号）。里宾特洛甫在这时也像在别的场合一样，对于布吕歇尔的调停建议决定不予采纳〔同上，注①；又见上文，原著第81页注⑤（即本书第114页注⑥。——译者）〕。

(15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54号。

(157)　曼纳海姆；《回忆录》，第290页。

(158)　同上书，第292页。

(159)　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是；巴锡基维，代表曼纳海姆同政府联系的鲁多夫·瓦尔登将军，社会党领导人韦纳·沃约恩马教授。苏联方面在和约上签字的是莫洛托夫、A·A·日丹诺夫和未来的苏联总参谋长A·M·华西列夫斯基将军。

(160)　希尔格与迈耶；《势不两立的盟国》，第316页。

(161)　3月5日，舒伦堡例行公事式地向莫洛托夫祝贺苏联军事上的胜利，并询问解决苏芬冲突的前景如何，莫洛托夫说，“如果顽固、倔强的芬兰人继续干蠢事，苏联人除了这些要求之外，甚至还要提出更为厉害的要求”（《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64号，第882页）。

(162)　曼纳海姆；《回忆录》，第290页。

(163)　但是，政府中有两个部长辞职表示抗议，议会外交委员会的17个委员中有4人投票反对接受苏联条款（参阅上文引用过的马克斯·雅各布森的第二篇文章，载《曼彻斯特卫报》，1951年2月14日）。

(164)　武奥里宁；《芬兰》，第78—79页。

(165)　不久以后，在1940年8月，他的诅咒应验了；总统在中风以后，右臂果然瘫痪了（曼纳海姆；《回忆录》，第311页）。

(166)　丘吉尔，第1卷，第453页；美国版，第1卷，第573—574页。也就在3月12日那一天，英国政府响应“芬兰的迫切请求”，立即呼吁准许盟军借道，要求挪威政府和瑞典政府准许“早日”过境运送军队（瑞典外交部；《德国进攻丹麦、挪威的序幕》，文件，第104号）。法国政府迫切要求让“援芬志愿兵”在纳尔维克登陆，也许还要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主张不必事先取得挪威的同意就开始行动，相信挪威人会接受甚至可能会欢迎这一既成事实。然而，英国在批准这个计划时，却是以多少要得到挪威人和瑞典人默许为条件的，而俄芬停战协定的签字，“则使惟一有可能劝说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政府或人民去冒险不守中立的理由消失了”（德里；《挪威战役》，第14页）。以后的情况将在本书的另一部分加以叙述（见下文，原著第117—118页）。

(167)　条约原文见简·德格拉斯；《苏联外交政策文件》（Jane Degras: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53年版，第3卷，第421—424页。

(168)　这一条（第4条）的措词表示苏联的基地不打算威胁芬兰，而是为了巩固苏联防务以对付德国，以及对付可能威胁苏联的任何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军队。但是芬兰人却感到这个基地是对准他们国家心脏的一支手枪（曼纳海姆；《回忆录》，第293页）。

(169)　武奥里宁；《芬兰》，第13页。

(170)　同上书，第79页。

(171)　莫洛托夫和坦内尔当时似乎对此是意见一致的，见莫洛托夫1940年3月29日讲话（莫洛托夫；《苏联的和平政策》，第62页）；坦内尔3月13日广播词摘要，见《国际新闻公报》（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1940年3月23日，第17期，第344页。

(172)　后来（1940年4月11日），舒伦堡报告了有关莫斯科担心英法干涉的情况，他说：“苏联政府看到英国人和法国人出现在波罗的海沿岸，而感到芬兰问题又出现了……它最怕的是有卷入与两个大国作战的危险。”（《纳粹—苏联关系》，第140页）

(173)　斯大林对欧战性质的看法，见上文，原著第49页。据说华西列夫斯基在和芬兰签订该约时，就注意到，不出一年，苏联必将面临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其他苏联将领也明白地提到德国（布吕歇尔；《使节》，第183页）。

(174)　据芬兰《蓝白皮书》〔《芬兰披露对苏政策的秘密文件，1940年3月至1941年6月》（Finland Reveals her Secret Documents on Soviet Policy，March 1940—June 1941），《芬兰官方蓝白皮书》（Official Blue-White Book of Finland），H·J·普罗科编（以下简称《蓝白皮书》），纽约，芬克，1941年版〕透露，在执行条约中，一开始就出现了困难，这说明苏联政府决心强要得到比条约规定的更多的东西。苏军提前进驻，因此妨碍了有秩序的疏散工作。芬兰的公务人员和平民被拘留。混合边界委员会在苏联的压力下任意解释条约内有关边界线的条款。苏联政府也解决不了缔约时留下来暂未解决的问题，诸如；割让土地上居民的去留权利，以及对留下来的居民的保障等等。另外，还有经济上的困难。芬兰提出准许它使用塞马运河，并在维普里给它一个装货的场地，均被拒绝。商船要求通过汉科沿海的海域，也遭到拒绝。木材放筏协定没有续订。关于在北冰洋和芬兰湾的捕鱼权的协定，结果无法执行（同上书，第1—5页）。

(175)　早在1940年3月21日，当时担任芬兰驻莫斯科公使的巴锡基维就对莫洛托夫说，在芬兰有人怀疑和约是否确定不变，怀疑苏联是否可能还有新的要求（《蓝白皮书》，文件，第5号，第43—44页）。

(176)　芬兰公报，1940年3月15日（《蓝白皮书》，文件，第2号）。

(177)　曼纳海姆；《回忆录》，第305—306页；武奥里宁；《芬兰》，第88页。

(178)　曼纳海姆；《回忆录》，第89页。

(179)　芬兰就1940年3月21日克里姆林宫会谈所作的记录（《蓝白皮书》，文件，第5号）。

(180)　塔斯社公报，1940年3月20日；参阅1940年3月29日莫洛托夫讲话（莫洛托夫；《苏联的和平政策》，第63页）。

(181)　1940年9月28日巴锡基维给芬兰外交部的报告（《蓝白皮书》，文件，第28号）。10月10日，巴锡基维向莫洛托夫保证，芬兰与瑞典之间并无任何协议（同上书，文件，第33号）。事实上，芬兰议会议长韦纳·哈基拉和亨里克·拉姆赛博士在9月间确曾与瑞典政府官员讨论过进行合作的可能性。瑞典人曾考虑要组成某种形式的联邦，不仅包括防务，也包括在外交政策和经济事务的某些方面采取共同行动（武奥里宁；《芬兰》，第90页）。

(182)　1940年12月7日巴锡基维给芬兰外交部的报告（《蓝白皮书》，文件，第50号）。根据1940年12月11日芬兰给巴锡基维的指令，在瑞典倡议下，芬兰和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共同研究了两国的中立化问题；此事已正式通知了柯伦泰夫人（同上书，文件，第53号）。1940年12月18日巴锡基维把这件事通知莫洛托夫后，莫洛托夫对他说，他坚持原来的看法，因为根据拟订中的协议，芬兰将来“若无瑞典的同意，连与苏联谈判的权利”也没有，而将沦为“附庸”（同上书，文件，第56号）。

(183)　舒伦堡在1940年4月11日的备忘录（《纳粹—苏联关系》，第138—140页）中指出，德国在丹麦和挪威的军事行动使莫斯科“消除了一大忧虑”，同时又使它对德国的政策产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而在不久以前的一段时期内，它对德国的政策是不怀好意的。

(184)　见上文，原著第49—50页。

(185)　1940年4月7日，里宾特洛甫指示舒伦堡通知莫洛托夫，德军将侵入丹麦和挪威，当时他告诉莫洛托夫，瑞典和芬兰领土将丝毫不受影响（《纳粹—苏联关系》，第137页）。然而，到了4月13日，莫洛托夫在提到传闻德国“将不得不把瑞典包括在它用兵于斯堪的纳维亚的行动范围内”时，对舒伦堡强调说，苏联政府最关心的是要保护瑞典的中立（同上书，第140页）。舒伦堡奉命对莫洛托夫再次作了保证（同上书，第141页）。

(186)　6月18日，莫洛托夫向舒伦堡表示，“苏联政府对于德国武装部队的辉煌战绩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纳粹—苏联关系》，第154页）。

(187)　1940年6月22日塔斯社发表的公报说，谣传苏联部队正沿国境线集中，或者苏德关系已恶化，这一切都是荒唐可笑的。

(188)　见上文，原著第52页以后。

(189)　见下文，原著第329页和注③（即本书第452页注①。——译者）。

(190)　见下文，原著第372页以后。

(191)　8月13日，希特勒下令在挪威北部的一些峡湾上建筑工事，这样苏联如对之采取军事行动，就无法取得成功，而且如果苏芬重启战端，德国就能利用这些峡湾作为基地以占领佩特萨莫地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犯的审讯，1945—1946年》（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Nuremberg，1945—1946），审判记录与罪证文件，42卷本（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1947—1949年版），第34卷，第689页〕〔以下简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192)　6月14日，魏茨泽克指示舒伦堡向莫洛托夫陈述柯伦泰夫人的反德态度。据说她曾对比利时公使说，反对德帝国主义符合欧洲各国的共同利益（《纳粹—苏联关系》，第147页）。

(193)　阿兰群岛好比是架在波的尼亚湾入口处的一座桥梁。1921年10月20日在国际联盟主持下，签订一项公约，规定阿兰群岛非军事化和中立化。根据这一公约，芬兰有义务保证该群岛不设防（见《概览》，1920—1923年，第234—238页）。由于该群岛在波罗的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联对这项公约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由于有这样的危险；一旦发生战争，某一大国可能占领该群岛，从而绕过瑞典和芬兰的防御线，从斯堪的纳维亚的观点来看，这种局面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这两个国家于1939年1月商定一个计划，由瑞典帮助芬兰在该群岛设防，由居民服兵役，并由海空军协同防守。国际联盟公约的签字国都赞成这一计划，惟有苏联政府要依它的条件才能同意，就是要求享受与瑞典同样的权利。而在芬兰和瑞典看来，俄国的这一要求与它们的中立政策是不相容的。于是，苏联政府坚决要求把阿兰群岛问题搁置起来，不予解决（见曼纳海姆；《回忆录》，第187—188页，第190—191页；《真理报》，1939年5月25日）。1939年3月在一次苏联政府同芬兰人的秘密会谈中，李维诺夫作出允诺，说苏联政府愿同意该群岛由芬兰设防，以作为对芬兰出租芬兰湾某些岛屿的一部分酬报（武奥里宁；《芬兰》，第41—42页）。在冬季战争之前的几次谈判中，苏联代表同意芬兰可以自由地在该群岛设防，条件是其他国家——甚至包括瑞典——不得参与其事（同上书，第55—56页）。当1940年3月苏芬正在谈判媾和的时候，苏联方面没有提出阿兰群岛问题——莫洛托夫后来告诉巴锡基维，这个问题之所以被略过，乃是“为了不致产生新的困难”。显然，这个问题并没有被忘记〔巴锡基维给芬兰外交部的报告，1940年6月28日（《蓝白皮书》，文件，第16号）〕。

(194)　《蓝白皮书》，文件，第16号。

(195)　6月23日莫洛托夫对巴锡基维说，苏联对佩特萨莫镍矿很感兴趣。1934年芬兰已把开采这些镍矿的特许权给了英国—加拿大蒙德镍公司。莫洛托夫问芬兰是否愿意给苏联特许开采权，是否愿意和苏联成立一个苏芬合资公司，或者是否愿意就这些矿产和苏联另作某种安排（《蓝白皮书》，文件，第14号）。6月27日，莫洛托夫宣称，苏联政府不仅对矿物感兴趣，“而一直对这个地区本身连同其中的镍矿感兴趣，同时必须把英国人从这个地区清除出去”（同上书，文件，第15号）。佩特萨莫是芬兰惟一能直接与西方世界在海上往来而不受苏联和德国掣肘的出海口。然而，1940年7月10日，芬兰政府却得到通知，说苏联同意把1940年从芬兰购买镍矿物的数量限制为40%，条件是其余的镍矿物要卖给德国（同上书，文件，第19号）。无疑，俄国人这时在柏林的试探已经表明，德国反对苏联直接参加这些镍矿的开发。后来，德国人更认为，由于镍矿的特许开采权这样一转移，德国人在这个地区拥有的镍矿利益将“荡然无存”，而苏俄却除了上述利益之外，还将在这个地区获得独霸一方的势力，因此其势力将达到与驻有德军的〔挪威所属的〕基尔克内斯接壤的地方（德国外交部备忘录，1940年10月8日；《纳粹—苏联关系》，第205页）。

(196)　巴锡基维给芬兰外交部的报告，1940年6月28日（《蓝白皮书》，文件，第16号）。

(197)　莫洛托夫在8月1日的讲话中说，苏联的要求已为芬兰政府所接受（莫洛托夫；《苏联的和平政策》，第77页）。芬兰在7月3日或8月3日通知苏联政府，撤军已经开始。《蓝白皮书》在第20页和第21页中均提到这两个日期，后一日期更有可能。

(198)　巴锡基维给芬兰外交部的报告，1940年10月1日（《蓝白皮书》，文件，第31号）。

(199)　同上书，文件，第31号。

(200)　协定原文见《蓝白皮书》，文件，第34号。按照莫洛托夫早些时候的要求，已经在阿兰群岛上设立了苏联领事馆（同上书，第20页）。9月28日，巴锡基维向莫洛托夫抱怨说，领事馆人员有12个，太庞大了（同上书，文件，第29号）。

(201)　1940年7月9日，苏联政府提出，苏联火车需在芬兰铁路上行驶，往返汉科，运送苏联军队到那里去，并为驻扎在该地的苏联军队提供给养（同上书，文件，第18号）。莫洛托夫承认，根据和约，芬兰没有义务必须同意这一点，但是他觉得这样做丝毫无损于芬兰。8月4日，巴锡基维在答复中指出，“让外国军队在国内通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同上书，文件，第23号）。1940年9月6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列车行驶的数量有所限制；行驶前必须预先通知；武器必须单独装车运输等等。芬兰人宣称，苏联当局无视这些规定（同上书，第18—19页）。

(202)　芬兰人怕苏联完全占领他们的国家，整个夏天紧张不安地注视着苏军的行动。芬兰军队在仲夏曾有一个短时期处于戒备状态。又在8月初，下了部分动员令，持续几个星期（武奥里宁；《芬兰》，第86页）。8月22日，莫洛托夫向巴锡基维抱怨说，芬兰士兵普遍有怨恨苏联的情绪；又说，芬兰政界接受莫斯科和约的人，没有一个被认为是忠于芬兰的；还说，坦内尔虽在苏联的压力下于8月16日辞去政府职务，但仍旧在幕后活动；又说，芬兰人一般都在期待欧战中出现某种有利的转变，以便报仇雪耻。这一切，巴锡基维都否认了（《蓝白皮书》，文件，第26号）。

(203)　苏联公使馆的官员参加了这个协会的活动。芬兰政府认为该协会的活动是骚乱和不安的根源，并采取了反措施。有好几次，莫洛托夫向巴锡基维抱怨芬兰政府“迫害”这个协会（巴锡基维致芬兰外交部的报告，1940年7月24日，8月4日，8月22日；《蓝白皮书》，文件，第22号，第23号，第26号）。此外，莫洛托夫在1940年8月1日的讲话中说：“如果芬兰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不停止对那些努力加强同苏联睦邻关系的芬兰人的迫害，那么，苏联和芬兰的关系可能要受到损害。”（莫洛托夫；《苏联的和平政策》，第77—78页）

(204)　在缔结和约以后，布吕歇尔于1940年3月13日向柏林报告：“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开始认识到，实际上只有德俄两大国在波罗的海地区有左右一切的势力。对待这两个国家要有一个正确的方针，这对芬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72号）

(205)　这句话是维廷说的。他还告诉布吕歇尔，6月间，芬兰两个有权势的保守派政治家哈克策尔和林科米耶斯，曾力劝总统一有机会就应向德国真诚地表示同情。考虑要在更为亲德的基础上改组政府。7月间，维廷提出，他要像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外交大臣一样访问柏林（布吕歇尔；《使节》，第194—197页）。到了秋天，出现一个带有强烈亲德倾向的新的政治运动，名为“芬兰的复兴”，受到除社会民主党人以外所有各方面的支持。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就是前任外交部长埃尔科。同时在阿维·卡尔斯塔上校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组织（达林；《苏俄的对外政策》，第290页）。

(206)　布吕歇尔；《使节》，第195页。

(207)　此人最初是由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西班牙内战时介绍给戈林的，当时他提出要把有毛病的武器供给西班牙共和政府，以暗中进行破坏〔伊恩·科尔文；《情报主任》（Ian Colvin: Chief of Intelligence），伦敦，高兰兹，1951年版，第33页〕。

(208)　8月19日，里宾特洛甫把在冬季战争时没收的准备运给芬兰的武器发还给芬兰（布吕歇尔；《使节》，第198—199页）。8月底，魏茨泽克写道，德国政府开始支持芬兰人，将派强大的部队到挪威北部（魏茨泽克；《回忆录》，第299页）。

(209)　曼纳海姆；《回忆录》，第307—308页。

(210)　交换照会的原文见武奥里宁；《芬兰》，第92—95页。在一段时期内，费尔特延斯还获得在佩特萨莫开采镍矿的特许权。英国对此提出抗议。最后，德国人考虑到和莫斯科的关系，决定不行使这一特权，而是取得很大一部分开采出来的产品〔布吕歇尔，前引书，第196—206页；德国外交部备忘录，1940年10月8日（《纳粹—苏联关系》，第205页）；又见上文，原著第91页注③（即本书第127页注①。——译者）〕。

(211)　第三条规定交换情报；第四条规定任何一方不得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国家集团。

(212)　莫洛托夫提到部队在芬兰登陆的报告时，向蒂佩尔斯基希问及德芬协议的文本，“包括其秘密条款”。德国人在10月4日答复说，协议所涉及的问题纯粹是技术性的，没有政治性内容。如果俄国人想看协议文本的话，可以让他们看。然而莫洛托夫立刻要求看补充的资料——有关德国部队的数目，协议的有效时间，等等（《德国—苏联关系》，第197—199页，第202—203页，第204—205页）。

(213)　布吕歇尔；《使节》，第205页。关于柏林的会谈，见下文，原著第386—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