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统治

第一节　背景（1931—1945年）

塞浦路斯人的起源不明，他们的历史也尽是旁人的历史；然而塞浦路斯人的心却都向往着那位从未生养过他们的希腊母亲，向往着那个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希腊历史。……从性格和外表上来看，他们和一水之隔的长得颇为结实的安纳托利亚人倒有着更多共同之处。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希腊人最初来到塞浦路斯等某些部分开拓殖民地时，他们所遇到的一种当地居民，就很可能是属于小亚细亚的种族的。但是，自从拜占庭统治之日起，塞浦路斯人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上都成为和希腊人一模一样了。在帝国崩溃以后，他们并未试图去抵抗拉丁族人和穆斯林的征服。然而，他们的征服者却从未能同化他们。表面上他们接受了外来人的统治，不过骨子里一种顽强的希腊人意识却依然保存了下来。⁽¹⁾

塞浦路斯80%的居民的代言人说道，要在政治上和现代希腊国家合并（意诺西斯）的要求，这80%的居民都讲希腊语，⁽²⁾并且都隶属于正教会和使徒教会。⁽³⁾英国政府根据1878年与奥斯曼帝国所达成的协议，占领了塞浦路斯，它一直不愿满足这个合并的要求；这首先是出于英帝国的战略理由，其次是考虑到了总计居民19%的操土耳其语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反对。⁽⁴⁾操希腊语的多数民族在政治上的不满，在1931年10月的骚动中表现出来了。在这次事件中，总督府曾被烧个精光。⁽⁵⁾以后所颁布的政府法令，取消了塞浦路斯的立法会议，⁽⁶⁾废除了区和市政会议的民选，取缔了所有的俱乐部和社团组织，规定不经官方允许，不得自行悬挂旗帜，还规定除非有当地特派员的批准，不得擅自举行5人以上的集会，对报刊和电影也实施了检查制度。⁽⁷⁾总督兼驻军司令在行政会议的襄助下进行着官僚式的统治。该行政会议有4名官员，还有2名非官方的成员：“一名是穆斯林，另一名是非穆斯林”，也就是希腊人。另外，自从1933年起，在岛上就有着由总督所任命的4名官员和10名非官员所组成的咨询会议；根据官方宣告，该会议“并无立法之权，只供政府在立法方面与其他措施方面的咨询；它发挥一种作为沟通手段的作用，凡品格与学识均堪胜任的人士，可以通过它对政府就殖民地诸事务提供正式意见”。⁽⁸⁾尽管由于岛上降雨量和水的供应时有不足，农村中尚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与负债现象，⁽⁹⁾然而据1939年的报告说，该岛“并非是不繁荣的”。1929年，即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前一年，政府的收入达到757 000英镑，在1938年上升为102万英镑；这些年度即使称不上飞跃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说是稳步向前迈进的。1937年底，工会运动开始兴起，其结果是工时有所减少，工资也有所增加。

尽管如此，这些物质上的好处，却一点也没有安抚住塞浦路斯人中占多数的希腊族内那部分政治上有觉悟的人。他们所以感到不满，是由于他们至今仍未得到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他们的希腊同胞在希腊自1829年以来即已享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亦已逐渐为毗邻的中东各国人民所享有，而其中有些国家的人民过去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曾经远远不及塞浦路斯人民。他们的一位代言人认为：自1931年起在塞浦路斯建立起来的“英国独裁”，甚至比希腊的最厉害的梅塔克萨斯独裁还要坏几分。他承认，1937年在伦敦组成的“争取塞浦路斯自治委员会”（伦敦是“惟一的能提出有关塞浦路斯政治问题而无须担心受迫害的地方”），通过它在英国报刊上和议会里宣传这些政治问题，成功地吸引大家来注意英国统治的几个“最令人憎恶的方面”，从而促使“压制有所缓和”。不过，他仍然抱怨说，英国殖民部对该委员会于1939年提出的一份表达了200个塞浦路斯个人和团体的“基本宪法要求的文件”，⁽¹⁰⁾竟然“漠然无动于衷”。反对这种观点的，有1933年到1939年担任过总督一职的里奇蒙·帕尔默爵士，他曾在议院质询中对塞浦路斯要求政治自由并与希腊合并一事的严重性，提出了疑问。⁽¹¹⁾

1939年7月5日，在下院回答一系列的批评性口头质询时，英国殖民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也表示了类似的怀疑，他说：

最近，在塞浦路斯出现了对宪法改革问题的一些讨论。这种宣传鼓动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在人民群众中散发要求更改宪法的请愿书。搞这种工作的当事人，在征求签名时所采取的方法，并非在所有场合下都是正当的。如据代理总督汇报说，一批人把请愿书放在仰承其鼻息的村民的面前，⁽¹²⁾并且签名也都是用虚假的暗示骗来的。例如有人说，在不久的将来岛民即将被赋以自治政府，而且暗示，一旦自治政府建立起来，那些拒绝签名的人可就要吃苦头了。……

我深信大多数的塞浦路斯人民，在现政府的管理下并无不满之处。现政府的政策乃是朝着建立更有代表性的代议制政府的方向努力；不过这一过程不能仓促从事，而且依我看来首先还得逐步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¹³⁾

正如上面所引的那位塞浦路斯作家承认的那样，塞浦路斯人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最初是冷淡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他们，英国政府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作为英帝国的一个政治组成部分，他们被宣布为交战国，并被号召作为志愿人员入伍。然而殖民部却没有采取过任何至少可能使塞浦路斯人有所指望的行动，他们指望生活情况可能会得到改善，或被赐予一点点自由。因而，只是在发生一连串严酷的事件以后，塞浦路斯人才对战争采取了明确的态度。⁽¹⁴⁾

作为一支作战力量，塞浦路斯联队于1940年2月建立——“可是它吸引到的入伍者却寥寥无几”。一直等到意大利参战，特别是意大利于1940年10月对希腊入侵，才使操希腊语的塞浦路斯人感到“这下战争是打到自己头上来了”。据说有6 000名塞浦路斯人加入英国武装部队参与了希腊战役。到了1941年10月，约有19 000人在英国部队中服役，其中5 000多名在国外作战。志愿入伍的人们主要是工人和农民。

1942年11月25日，英国殖民大臣宣布，作为恢复代议制政体的第一步，正在采取步骤准备在塞浦路斯进行市政选举。⁽¹⁵⁾同时，“劳动人民进步党”（通常简称为AKEL）也获得政府的许可开始建党，但没有获准在1942年开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¹⁶⁾12月，受政府雇用在首都（尼科西亚）从事国防和其他劳动的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举行了为期10天的罢工。因为，尽管政府提供了可观的补助，力图控制物资供应和物价，同投机活动和黑市进行斗争，但生活费用指数还是上涨到了246（1939年8月为100）。⁽¹⁷⁾另一方面，由于国防工作和大量的军事开支，就业机会是不缺乏的，终于使得农民摆脱了身上的债务负担。⁽¹⁸⁾牵涉到1942年12月的罢工事件，7个工会人员因威胁1个“工贼”的生命安全而被关进了监狱。⁽¹⁹⁾

1943年3月21日，一位中产阶级出身的意诺西斯分子，通过市政选举当选为首都的市长。与此同时，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候选人在法马古斯塔和利马索尔等港口也取得了胜利。利马索尔的新市长普卢蒂斯·塞尔瓦斯，以前当过印刷工人，1929年到1934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后来又被希腊驱逐出境。⁽²⁰⁾紧接着就有人出来抗议生活费用的高涨。同劳动人民进步党有密切联系的工会则进行威胁，要在1943年8月27日举行为期一天的总罢工，但由于官方警告说举行这种罢工便是违法，结果算是取消了。⁽²¹⁾不过，不管怎么样，宣布于10月25日举行的一次全日总罢工却在若干城市地区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利马索尔，有2名曾经在过去被判处阴谋妨害治安罪的市政参议员以及另外3个人都被判处监禁，而其他30人（其中包括塞尔瓦斯），由于未得官方允许就组织游行，违反了1932年的立法，因而被处罚款。⁽²²⁾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塞浦路斯政府邀请工会为所有的负责处理生活费用的咨询委员会提供自己的代表。但是，工会以及由劳动人民进步党掌权的利马索尔和法马古斯塔市政机关却都声明，除非政府事先同意采纳这些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否则拒绝进行合作。英国殖民大臣不肯接受这种办法，其理由是：“这样就会明显地同政府对社会所应负的责任有所抵触。”这两个市政机构还拒绝对一个控制销售易腐产品的方案予以合作，论据是民选机构理应享有更大的控制权力；⁽²³⁾而这些产品的生产者是支持这个方案的。1944年3月1日，1 800名政府雇用的、主要在军事工程方面工作的工人和技工们，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但在官方保证对他们不满的原因进行调查后，就在25日复了工。⁽²⁴⁾与此同时，在一家利马索尔的工厂举行罢工时，手榴弹扔到了好几个人的家里：在4月初，政府就准备召集一定数量的特别巡警来协助正规警察维持秩序，然而特别巡警中的工会会员们却提出要求，认为特别巡警的人选应平均地来自各个不同的政党。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便报之以旷工。⁽²⁵⁾

同时，中产阶级政党中的意诺西斯分子也并不是保持缄默或无所作为的（例如，他们对1943年3月31日上院辩论过程中所提出来的批评就曾大加谴责）。⁽²⁶⁾而当1944年7月21日政府宣布殖民部常务次官科斯莫·帕金森爵士即将访问塞浦路斯时，塞浦路斯独立教会的代理大主教⁽²⁷⁾就试图说服民族党（中产阶级的意诺西斯分子们）、农民和有组织的工人，要他们对于准备向帕金森递交的一份联合备忘录表示同意。帕金森刚到，他就接到了各政治组织打来的种种电报，要求在希腊解放后和它合并，要求立即废除所有“苛刻的”法律和政令，并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8月19日，约有75个人，其中包括利马索尔市长塞尔瓦斯和工会领导人安德烈亚斯·齐阿尔蒂德斯，因分别在拉尔纳卡和尼科西亚未经批准即举行游行示威，而被处以罚款或具结保释。在22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帕金森告诉希腊文报纸的编辑们说：他并未受权以任何方式讨论塞浦路斯和英帝国分离的问题。于是，劳动人民进步党、工会委员会和店主联合会立即宣布在28日举行总罢工一天，作为“表达人民的民族感情的日子”，并通知帕金森说：“他在塞浦路斯逗留期间，如果废除政府所施行的苛刻的法令的话，他们就愿意会见他。”尽管如此，他还是在9月3日就离开了，没有同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工会代表见面。⁽²⁸⁾12月，当英国在希腊的驻军为阻止共产党企图暴动而进行干涉时，塞尔瓦斯致电《工人日报》表示抗议，谴责英“帝国主义”的宣言也在尼科西亚贴了出来。⁽²⁹⁾以后又禁止了劳动人民进步党所掌权的两个市政机关向希腊救济基金分别捐送500英镑的行动，因为市政机关法规定市政收入只能专用在市政的开支上，虽然英国当局承认，过去允许市政委员会为慈善事业作过几笔小的捐赠，无意之中也是违反过这个规定的。⁽³⁰⁾与此同时，希腊左右两翼的冲突，又使塞浦路斯中产阶级意诺西斯分子和劳动人民进步党之间潜在的矛盾公开化了。⁽³¹⁾1945年3月25日在庆祝希腊独立日时（政府批准了举行集会和游行的所有申请），在莱夫科尼科村，左右两翼政党间爆发了一场争吵。它们中的一个（显然是劳动人民进步党）⁽³²⁾事先未作过申请，也没有获准，就举行了一次游行。根据一个官方文件的说法：

一位塞浦路斯警官，由于害怕在各党派之间发生更严重的冲突，对游行队伍进行了干涉，并曾多次要求解散队伍。然而示威者却没有这样做，于是警官就叫来了2名塞浦路斯巡警，3人一同开了枪，造成的后果是：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被打死，还有14人受伤。

政府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在事件发生和调查委员会第一次开会之间的3天内，对刊登报道和评论都有所限制（因为流传着对伤亡数字大肆夸张的种种说法），虽然当时已加说明，一俟审讯开始，限制就会撤销。然而报纸的编辑们和印刷工人工会和卖报人工会还是一致决定不出版3月28日的报纸，以示抗议。在大不列颠，工党议员们（其中包括未来的殖民大臣阿瑟·克里奇·琼斯）都以激烈的言词批评了这次警察行动。⁽³³⁾而4月27日的《曼彻斯特卫报》的社论则宣称：“塞浦路斯政府为一个已经绝望地动不动就抱怨英国统治的民族提供了新的火上加油的资料。”

第二节　工党政府和立宪主义（1945—1948年）

本章引用过的英国费边社的那本研究性著作《战略殖民地和它们的未来》，出版于1945年10月，也差不多是大不列颠经过普选由工党上台执政的时候。因此，英国工人运动的一个喉舌在此期间对塞浦路斯所采取的路线，也就颇有历史意义。

［这本著作的结论这样说］如果低估当前为争取脱离英国而同希腊合并所掀起的骚动，那就非常愚蠢了。塞浦路斯境内的希腊民族主义情绪的力量，乃是当前形势中一个十分现实的因素。这个问题是个感情问题。对一个塞浦路斯人指出，留在帝国内他会得到多大的好处，这种劝说是毫无用处的。他大可以发问说，有什么根据来相信那个历史上有案可稽一向忽视塞浦路斯的英国，将来会变得好一些呢？即使可能在理智上说服了他，一旦他和他的同胞们聚集在一起，理智上的同意就会被感情上的冲动所淹没。

不过，感情固然不能忽视，完全屈服于它却也不一定是最聪明的办法。向骚乱屈服和立即批准自治政府，会加强某种反社会的影响和反动的利益。这也会延缓地方政府的发展，减弱政治责任感，并且最终会损害一般老百姓的真正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由于塞浦路斯不能自给自足，它不得不依靠一个大国以取得保护和安全，因此，尽管存在着猜疑，经济恢复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最大可能性仍是在于和英国的联盟。英国现在已在积极推行经济、政治和教育发展的计划，并且已经认真地在其他领土上奉行一种进步的殖民政策方针。⁽³⁴⁾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可能是由于美国的劝告，新的英国政府在9月份本已“接近于”把塞浦路斯割让给希腊，但是“出于战略上的理由和害怕一个雅典的左翼政府，便改变了他们的主意”。⁽³⁵⁾不管怎样，10月10日，殖民大臣乔治·霍尔明确地宣称，工党政府，至少是在目前，不打算批准塞浦路斯和希腊合并的要求。他声称，政府对塞浦路斯的政策是：

在把代议制度推行于中央政府机构以前，首先在当地行政机关范围内加以发展。根据这项政策，民选的市议会已在1943年恢复起来。另外，准备把通过民选的议会以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的制度推向农村地区的打算，也已于几个月前公诸于世。我希望，这些地方议会将会证明是成功的，足以导致尽早考虑建立一个由非官方指派的、选举出来的代表所组成的立法议会。⁽³⁶⁾

正在这个时候，回家度假的塞浦路斯士兵举行了示威，反对延长他们的海外服役期，并且要求及早复员。10月8日，印度部队被派到法马古斯塔中继站营地去把两连不服从命令的塞浦路斯士兵弄上运输舰时，发生了开枪事件，一个塞浦路斯人被打死，两个受了伤。军事调查法庭报告说，伤亡是由达姆弹造成的，而印度部队并不配备有这种子弹，故而推论说子弹来自混杂在聚拢来的人群中的人。尽管如此，正如一份英国报纸所讲的那样，这些判决还是遭到了“那部分怀有偏见的地方报刊”的“驳斥”。⁽³⁷⁾去年7月20日，全塞浦路斯工会委员会的18个成员被控犯有阴谋妨害治安罪。该委员会（同122个依法得到承认的工会不一样）并没有正式登记过，虽然据称它是在1944年9月由代表13 500名工会会员的435位代表开会产生的，而且政府曾提供便利让它的代表参加1945年2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工会会议和10月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巴黎会议。克里奇·琼斯过去曾经批评过政府对塞浦路斯的政策，而现在他是殖民部常务次官，根据他的说法则是：

有人向塞浦路斯政权揭露，一大批妨害公共秩序和煽动性的书面材料正在秘密地、非法地流传着，而干这些事的人就是在本案中被控有罪的人，这些文件中包含煽动人民从事妨害公共秩序活动的指示。……简单地说，罪名是进行宣传以怂恿人们通过革命来推翻塞浦路斯宪法，通过暴力来推翻塞浦路斯现政府以及其他合法政府，而这种妨害公共秩序的意图就是要制造不满情绪，从而得以非法手段变更当今的法律。⁽³⁸⁾

尼科西亚巡回法庭⁽³⁹⁾于12月17日开审，并于1946年1月21日结束，结果12名被告被判18个月的徒刑，其余的被告则被判处1年的徒刑。辩护人声称，起诉一方提出控告的许多宣传材料，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语录，例如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和《列宁主义》”。据报道说，塞浦路斯副检察长在审讯的过程中说，根据塞浦路斯法律，藏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是犯罪的行为。不过，后来英国自治领国务大臣却解释道：“我们的意图是要告诉大家：像被告那样对马克思主义文献所作的解释以及在他们的文件中所进行的那种宣传，是构成犯罪行为的。”在请求准予上诉一举被驳回后，L·J·索利（他是一位律师，后来于1949年因同情共产党而被工党开除）在英国下院提出了该案件的问题。索利把被告被判刑的那些法律看成是“就其性质来说是法西斯的和反工人阶级的”。他说，这些被告也“仅仅是从事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的宣传而已”。他还说：“很难想象任何一个诚实的、爱国的塞浦路斯人对于使他一生都受苦受难的那个外国政府会不感到仇恨，而且确实也很难想象他不会以他所有的任何手段去推翻那个政府。”⁽⁴⁰⁾一个显然在岛上有过切身经验的作者谈到这个年代时写道：

在任何情况下都惯于把现状当作神圣的东西来看待的政府，作为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它会辩说，把一部自由的宪法颁给塞浦路斯人会比不起作用还要糟糕，因为即使撇开一些细小的理由不谈，塞浦路斯人也会立刻起来破坏这部新宪法。他们这样做也是作为达成与希腊合并那种毫不死心的愿望的一项手段。因此，政府总是要争辩说，哪怕仅仅考虑一下对塞浦路斯人开明一点，也是白白浪费时间，而在维持英国统治的过程中，过一段时间就关押甚至枪毙几个塞浦路斯人，倒还较为实际一些。⁽⁴¹⁾

在1946年5月26日举行的市政选举中，右翼的“国民阵线”同以劳动人民进步党为核心的左翼“国民合作阵线”彼此争夺甚烈。劳动人民进步党不仅保持住他们在利马索尔和法马古斯塔的阵地，而且在尼科西亚和所有主要城市（仅两个城市除外）都获得胜利。⁽⁴²⁾8月，英国政府决定把当时刚从欧洲非法来到巴勒斯坦的大批犹太难民转移到法马古斯塔附近的拘留营去。⁽⁴³⁾这就招致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成员、法马古斯塔的市长立即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说，这件事使人们“怀疑有人企图通过外国人涌进国内的办法，来削弱原来占多数的希腊族的地位”。在官方声明这些难民不得成为塞浦路斯的居民以后，利马索尔的市长仍然要求总督停止把这批难民转送到塞浦路斯来，因为据说难民们的给养将会导致当地供应的短缺和物价的上涨，而这又会使塞浦路斯的舆论更加强硬起来。⁽⁴⁴⁾

1946年夏，非官方的报道说，在埃及即将同英国作出充分的共同防务安排的条件下，所有的英国军队都将从埃及撤出；⁽⁴⁵⁾这样一来，结果就会在塞浦路斯建立起新的英国陆军和空军基地。也就在这个时候，英国政府企图使政治制度自由化并发展岛上的经济。10月5日，英国政府宣布说，迄今尚在工党政府中担任民用航空大臣的温斯特勋爵即将出任总督。⁽⁴⁶⁾同月18日，12位被判较长徒刑的工会领袖受到赦免出狱。同他们一齐获释的还有服刑满期的6位判刑较短的同志。他们立即发表演说，重申他们准备为了民族事业继续进行斗争。⁽⁴⁷⁾23日，已就任殖民大臣一职的克里奇·琼斯声称政府已在重新审查政策：

重新审查的目的是在处理岛上内部事务中寻求建立起更开明的、更进步的制度的机会。……我建议请总督查尔斯·伍利爵士召开由岛上各方代表人物所组成的协商会议，由他们去考虑作出宪法改革建议的轮廓，其中包括中央立法机构的重建。……

英王陛下政府还决心大力加速推行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纲领，该纲领业已在最近几年内有了顺利的开端。……一个系统的、详尽的今后10年发展规划……今天正向塞浦路斯公布。这个规划涉及到岛上生活和经济的各个方面——农业和灌溉、森林、医疗和教育事业、港口的扩建、旅游设施的提供等等。⁽⁴⁸⁾

还有两件事，我也可以宣布决定了。第一件是关系到目前塞浦路斯教会的情况的。这个教会的大主教辖区会议无人主持已经多年。毫无疑问，1937年所制定的以控制新的大主教的选举的某些方面⁽⁴⁹⁾为目的的三个地方法令曾经妨碍了这个问题的解决。……英王陛下政府现在决定，应该按照实际上的可能，尽快取代这些法令。

最后，政府认为：现在，允许因参加1931年骚乱而流放出岛的人们重返塞浦路斯的时候已经到来了。⁽⁵⁰⁾

尽管温斯特勋爵发现新的政策声明很不错，但是他后来声称，他曾经主张要等他到达塞浦路斯就任新总督时，由他亲自向人民提出改革措施之后，再行公布这项声明。⁽⁵¹⁾另一方面，克里奇·琼斯则坚持说，立即宣布政府的意图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样才有希望争取开明的舆论、温和的工会人员和农村的支持。由于温斯特勋爵未能在伦敦取得政策方面某些确定的保证，结果他直到1947年3月才到达塞浦路斯。而克里奇·琼斯的声明一发表，埃思纳克委员会（一个由代理大主教以埃思纳克或“民族领袖”身份主持的非官方意诺西斯组织）就打电报给英国政府说：“任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如果不给予同希腊联合的民族自由，则一律断然愤然予以拒绝”，而这时候各希腊族党派却都在极力主张组成一个统一战线，为意诺西斯继续进行斗争。1931年以来，《曼彻斯特卫报》一贯批评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官方政策，可是1946年10月26日的社论却欢迎克里奇·琼斯的声明，称它对多年的“暗淡的立宪时期”说来是一种“姗姗来迟的补偿”。但在其结论中却表示遗憾，认为声明所引起的直接的反应只不过是使意诺西斯的要求再度被提出而已。这家自由党的报纸同意工党政府的意见，认为对这些要求没有让步余地：“在那条道路上摆着僵局和幻灭，因为在不可预见的将来，朝那个方向一步也迈不出去。我们把塞浦路斯从黄昏中唤出来，并不是为了要看着它堕入更深的、更绝望的黑暗之中。”

12月底，一个由代理大主教率领，包括商会主席（代表右翼“国民阵线”）、尼科西亚市长克利里德斯（代表左翼“国民合作阵线”）和一位秘书的国民代表团到达伦敦，提出同希腊合并的问题。他们路经雅典时，公众和整个报界都对他们深表同情。不过英国自由党的同情者却表示怀疑：在希腊内政如此混乱之际同希腊进行合并，究竟是否确实可取？⁽⁵²⁾1947年2月7日，代表团向英国殖民大臣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该岛和岛上的居民就宗教、语言、传统和民族意识来说都是“牢固地、不可变地”希腊型的，因而拒绝了大臣在3个月前所宣布过的宪法改革和经济规划；至于土耳其少数民族的权利则会得到充分保障，而且无疑还会同希腊政府作出安排以确保英国在东地中海的防务利益。⁽⁵³⁾

就在这时候，一贯指望从同英国的联系来保持自己地位的土耳其少数民族的政党，却给英国政府打电报，抗议埃思纳克委员会和该代表团冒用全体塞浦路斯人民的名义讲话。新总督即将到来，土族各组织敦促其成员届时欢迎他，埃思纳克委员会及其各政党则指示希腊族对他加以抵制。⁽⁵⁴⁾2月28日，当希腊议院一致通过决议，要把“塞浦路斯同希腊合并的神圣民族要求”交付希腊和英国政府去进行友好讨论时，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⁵⁵⁾这时候，来自左右两翼的骚动继续在塞浦路斯发生。据传说，全塞浦路斯工会委员会已发出号召在3月9日举行“群众性的动员来反对外国的占领”。⁽⁵⁶⁾于是，21日在华盛顿有人看到一份由国务院秘密递交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的“非正式的背景文件”后走漏了风声，而递交这份文件是为了提倡杜鲁门主义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⁵⁷⁾这份文件特别宣称美国政府赞成塞浦路斯同希腊的合并——如果希腊和英国两国政府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话。⁽⁵⁸⁾据报道，来自英国官方的消息说，英国方面对在如此微妙的关头泄露这项消息，表示惊讶和不安。于是国务院就把这一段落以及其他段落都从文件中抽掉了，并且解释说，从初步研究材料中搞出来的这些段落是有错误的，由于国会要求提供情况来不及作充分的修正。⁽⁵⁹⁾

紧接着这件事，1947年3月27日，温斯特勋爵终于前来就任总督。首都的许多希腊族人依然高悬着两天前他仍在庆祝希腊独立日时所升起的希腊国旗，结果只有英国官员和土耳其族的成员去欢迎这位新总督。次日，在埃思纳克委员会的指示下，被邀请出席为欢迎新总督而举行的一个招待会的所有希腊知名人士，除担任政府官员者外，全部没有出席。在这以前，该委员会已向新总督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谈到了一个被奴役的民族为争取自决而斗争。招待会缺席的人有：代理大主教，流放15年后新近回来的基里尼亚主教，尼科西亚市长克利里德斯，还有4位咨询会议的成员。自然很难期望总督会容忍他的咨询会议的成员如此顺从埃思纳克委员会，两天以后，总督就通知这4位冒犯了他的人说：从此以后不再需要他们任职办事了，而行将开会的咨询会议，尽管曾经邀请过他们出席，也拒绝他们参加了。在这不祥的开端以后，4月4日总督就向塞浦路斯人民发出号召，要他们注意殖民大臣在1946年12月11日曾重申过的

英国历届政府的政策，即塞浦路斯将作为分享英联邦共同力量的一个受到重视和信任的伙伴而继续留在英国的主权管辖之下。此项政策依然不变。与此项政策结合在一道的是塞浦路斯的发展方案以及在塞浦路斯内部事务中建立开明、进步的制度，并促进其繁荣的那种意图。……新的起点的道路是十分清楚的。……为了达到我在你们面前所提出的目标，让我们从一开始就友好地共同前进吧！⁽⁶⁰⁾

到了这种为时已晚的阶段，要期望意诺西斯分子会作出什么响应是不大可能的。⁽⁶¹⁾4月26日，塞浦路斯政府的辅政司⁽⁶²⁾警告报纸的编辑们说，尽管批评政府的权利，无论那批评是多么尖锐，将得到维护和受到尊重，但是，对于任何利用报刊来进行活动和宣传，其性质系企图引起混乱或颠覆国家机器者，政府决不再不闻不问。某些报纸在报道新闻中表现得“极端不负责任，从狡猾地歪曲真相一直到蓄意造谣，无所不为”，其目的就是要使塞浦路斯政府威信扫地和遭人蔑视。今后哪里发生这样利用报纸的事，他就会毫不迟疑地运用自己的权力取缔这家报纸或勒令暂时停刊。⁽⁶³⁾

温斯特勋爵后来写道，当时已经决定，

允许在协商会议召开前举行大主教的选举。大主教总是敌视政府的，这是一个事先就可下的结论。所以仿效一个英国指挥官曾允许敌人先开火的那种精神，我们居然同意了在我们按计划行动以前，就把一个强大的对手引进了战场。⁽⁶⁴⁾

代理大主教对他的希腊族支持者再三声明，保证拒绝被提名为大主教。4月27日，他辞去他的一切职务，并且宣布他打算退隐到阿托斯山的一个寺院里去。有报道说，他讲过他本人受到指责，说他不去团结人民，反而把人民分裂了；他讲这话时，还神秘地补充了一句：“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人都是大人物，他们是独裁者。大国统治着近东和地中海；它们要将自己的秩序强加于人，而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的民族却需要这些大国。”尽管如此，次日他还是听从了前来补足法定主教人数的君士坦丁堡普世基督教大主教代表的劝告，撤销了自己的辞呈。他现在得到了左翼政党，特别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支持。⁽⁶⁵⁾除某些村庄中所发生的动刀子的殴斗外，5月4日的初选平静地过去了；在这次初选中，他的支持者获得了压倒的胜利。如此产生的选举团在6月20日又按照手续把75票中的58票投给了他。他再度地拒绝接受当选，然而却又一次在大主教代表的迫切呼吁下让了步。年迈的基里尼亚主教原是右翼的支柱，他看到这种情形便大喊大叫起来：“我决不拥立你为大主教，我也不会承认你”，但后来他也被说服，不再反对了。这样就使教会选举会议得以宣布说，佩福斯的莱翁蒂奥斯主教已在全体一致的情况下当选为大主教，基里尼亚主教还担任了大主教登位典礼的司礼人。尽管他得到左翼的支持，但他还是立即表明自己当选后的身份，拒绝了莫斯科大主教的邀请。莫斯科大主教这一职位，是苏联政府为了要同君士坦丁堡普世基督教大主教职位分庭抗礼，于1943年重新建立起来的。⁽⁶⁶⁾莫斯科大主教邀请他或他的代表作为塞浦路斯教会的代表出席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正教教会全体会议。他说，只有普世基督教大主教才拥有召开这类性质会议的特权。⁽⁶⁷⁾据可靠方面报道说，塞浦路斯政府对于这次选举的结果“并未感到过分的不安”，而在7月9日，总督发表公告，邀请各方面对协商会议的人选进行提名，该协商会议的任务是向总督作出有关采取何种宪法形式的建议，以便保证塞浦路斯人民得以参加岛上内部事务的管理，而同时对于少数民族的利益也予以应有的注意。受到邀请的有：各市政委员会、律师公会、医师联合会、工业主联合会、商会、农场主联合会、中学教师联合会、报界、全塞浦路斯工会、新成立的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⁶⁸⁾土耳其农场主联盟、土耳其工会等机构和社团所提名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士。大主教立刻发表声明说，总督的公告是“对塞浦路斯人民怀有敌意的，我们将竭尽一切力量来使它提出的目标无从达到”。跟着发布了一份反击的宣言，刊登在所有的希腊文的报纸上，并且在一切正教教堂的讲坛上加以宣读。在这份宣言中，大主教声称英国送给塞浦路斯人“一把用以宰割他们自己的民族权利的刀子，因为这是要求人民签字画押，担保自身永远受奴役”。他又说，拟议中的那个协商会议的组成，是建筑在“反民主和法西斯的原型上的”，是给民主概念的一个致命打击；人民将团结起来继续为意诺西斯而进行合法的斗争，对总督的公告将充耳不闻。⁽⁶⁹⁾然而这却已是莱翁蒂奥斯大主教的最后一次政治行动了，因为在长期患糖尿病以后，他又感染斑疹伤寒，在7月26日去世了。⁽⁷⁰⁾温斯特勋爵事后写道：“于是我们决定，在我们温和地进行我们自己的计划以前，允许另选一位大主教出来。”⁽⁷¹⁾10月5日初选时，右翼争取到40名代表来支持年迈的基里尼亚主教，而德尔康主教（他做过选举莱翁蒂奥斯大主教时普世基督教大主教派来的代表）只得到左翼方面26个代表的支持。

从第二位大主教当选之时起（温斯特勋爵后来说），他就使用教会所拥有的一切权力来抵制英王陛下政府的每一项建议，并且宣传颠覆和不服从的学说。国务大臣倡议了重新恢复岛上的教会领导结构，到头来却自食其果。他所得到的是一个坚决不和英国统治妥协的反对派，大主教就是这样运用他所拥有的一切影响来挫败英国政府的所有意图和目标的。

至于说到发展纲领，那么我们所遭到的又是100%的拒绝，在任何方面都得不到合作。不管我们提出什么发展他们的工业或其他项目的计划，我们都得不到任何帮助或支持。根本没有任何合作。⁽⁷²⁾

与此同时，就在快要到8月底的时候，总督“有鉴于流传甚广的谣言”，便否认了关于英国政府打算要把塞浦路斯让给希腊的任何推测。他说：“在英国和希腊政府之间决不存在着任何形式的有关塞浦路斯和希腊合并的协议。”他还说：“不仅如此，也没有正在谈判或考虑这样的协议。同我的说法相反的声明和传闻，都是不真实的，而且是完全没有根据的。”⁽⁷³⁾最后，政府终于准备就绪，在尽可能公正和具有代表性的基础上，发出参加协商会议的邀请。因为在这个岛上，正如市政选举所表明的那样，选举原则是在许多方面遭到滥用的。⁽⁷⁴⁾原来的打算是要组成一个有40名成员的会议，但是由于教会加以抵制，所以它的成员从来没有超过18个人，其中包括8个左翼希腊人和6个土耳其人，2个无党派希腊人和1个马龙教派成员，而以曾经参与马耳他和锡兰的宪法制定工作的大法官爱德华·杰克逊爵士为主席。⁽⁷⁵⁾当塞浦路斯政府辅政司问上述8名左翼希腊人，是否愿意在其工作范围之内与协商会议进行合作时，他们都对他说愿意。然而，当会议在1947年11月召开时，这几个左翼人物就立即提出了可否讨论有关自治的问题，⁽⁷⁶⁾并且不听英方主席的劝告，一定要向克里奇·琼斯送交一份备忘录，要求有一部和马耳他或锡兰宪法相类似的宪法——包括一个全部成员是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而总督的权力则仅限于有关国防、外交以及少数民族特殊利益等几个方面。当得不到答复时，一个由利马索尔市长塞尔瓦斯、尼科西亚市长克利里德斯⁽⁷⁷⁾和塞浦路斯共产党书记所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伦敦，以促进他们主张的实现。根据温斯特勋爵和殖民部官员的劝告，克里奇·琼斯拒绝正式地接见代表团；但是他又听从了一部分工党议员的建议，同这个代表团进行了“简短的、非正式的谈话”，但并未涉及到宪法问题。⁽⁷⁸⁾尽管如此，这次谈话却使得关于协商会议还可能取得成果的任何残余希望都化为乌有了。因为，在代表团回到塞浦路斯时，塞尔瓦斯“透露了风声，说是他已经得到非官方的强大支持，而且离自治也为期不远了”。⁽⁷⁹⁾

第三节　冷战到了塞浦路斯（1948—1949年）

马夫罗武尼地区的属美国所有的塞浦路斯矿业公司的工人提出了每周40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资的要求；要求遭到了拒绝，他们便在1948年1月13日开始罢工。公司设法招募非工会会员的工人。当招募到的12个人在3月3日报到时，

大约1 000名左右的人群，拿着棍棒和石头，聚集起来。1名警官和5名巡警，全都没带武器，发出警告，叫人群散开，可是人群拒不散开。随后又调来了2名巡官和一些人员，最后一批援军还带着两支步枪。巡官们再次命令人群散开，可是毫无效果。12名待用的雇工离开时……人群便用石头攻打他们和警察。1名巡官又进一步发出警告，他对人群说：不散开就要开枪了。人群轻易地把一个没武装的警官打倒在地，又踢又打。在这当口，开枪了，一共打了15发子弹……主要是对着正在殴打警官的那些人。后来警官被送到医院去治疗，他的一只手断了，头部也受了伤。人群中则有4个人被打伤，其中3个是轻伤，只有1个受重伤。……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警察的行动还是有克制的。⁽⁸⁰⁾

8日，警察再次向一群人开枪，因为这些人企图阻止为公司提供设备的一艘美国商船卸货。在前一天，全塞浦路斯工会联合会就宣布在全岛举行24小时的总罢工，而矿工们的罢工一直延续到5月份的时候，就有人声称：“在塞浦路斯，每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都为罢工基金捐出了一天的工资，而且还收到了世界各地的塞浦路斯人寄来的捐款。⁽⁸¹⁾这时，英国人正在塞浦路斯建造配有雷达的空军基地，并从巴勒斯坦（那里的委任统治将于5月15日期满）把数目相当可观的一批军队、中东无线电监听站和阿拉伯广播电台都迁到塞浦路斯岛上来了；⁽⁸²⁾再加上美国（它在战略方面的协作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事）自1878年英国占领该岛以来又首次在塞浦路斯开设了领事馆⁽⁸³⁾——可能就是由于以上种种事实，使得共产党工会领导人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就在这时候，塞浦路斯政府极力催促英国政府，要它就制定一部理想的宪法问题提出自己的具体想法，作为对于协商会议中左翼人士所提要求的反建议。作为一个起点，英国政府就把爱德华·杰克逊爵士1947年11月7日已经在协商会议上所提出的临时性大纲拿了出来。无论如何，在内阁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案”以前，几个月却过去了。一直到1948年5月7日，总督才从辅政司那里收到一份有关塞浦路斯宪法的文件，以供协商会议进一步讨论之用，而总督在上月份还到过伦敦去进行他就职13个月以来的第三次磋商。该文件建议：立法机构应由4名官员（辅政司、总检察官、财政司和首席专员），以及22名由全体男选民普选出来的成员组成（如协商会议愿意的话，普选权也可以扩大到妇女）。这22名中，18名由总登记区选出，其余4名则由土耳其族登记专区选出。立法机构得对4位官员提出质询，对其立法职能的惟一的绝对限制是不得涉及塞浦路斯在英联邦内的地位问题。此外，凡提出有关财务的法案或决议案，或提出一项总督认为影响及于防务、外交、少数民族特殊权利，或涉及修改宪法的法案，事前都必须征得总督的同意。不仅如此，为了对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案，特别是上面列举的各保留项目下的法案，“留待英王陛下表示意旨（也就是予以否决）起见”，总督得保持其“通常的立法保留权力”；并在他认为由于涉及公共秩序、政府信用或良好统治而有必要时，得宣告立法机关已否决的任何提案或动议为有效，也得宣告立法机关以不能接受的形式所通过的法案或决议为有效。该文件还补充说，这些规定

并不是企图对立法机构的自由进行不必要的限制；因必要而使用其中某些规定的场合，特别是使用“保留权力”的场合，应是非常罕见的。所以，这些规定只应看作是英王陛下政府认为必要的保障措施，而不应看作是英王陛下政府蓄意干预立法机构在处理岛上正常内部事务上的行动自由的证据。

文件还建议任命3个希腊族和1个土耳其族的民选成员参加到目前还几乎全由官员所组成的总督行政会议中去任职，分别联系政府某些特定部门，成为政府各该特定部门的次官，正如英—埃苏丹新宪法建议所规定的那样。⁽⁸⁴⁾

殖民大臣的文件还警告说，政府“对从根本上超越这些向完全自治的方向前进的建议范围的宪法，是无法表示同意的”。然而就在这些翘首等待的月份里，塞浦路斯温和派却变得垂头丧气起来；在教会和共产党都宣告反对声中，温和派转而采取旁观态度。大主教发表了一份声明，把这些建议说成是“全然不能接受的”，敦促人民去支持“意诺西斯，只有意诺西斯”的原则，还要他们去抵制普选，并责怪英国在协商会议中同左翼希腊人士打交道，因而“助长了共产主义”。⁽⁸⁵⁾“人民阵线”（这是它现在的自称）所开的一次会议也这样教导群众，要他们不接受英国的各项建议，因为这些建议都“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在5月20—21日协商会议开会时，他们正式反对这些建议，并且退出了会议，于是协商会议只得无限期地休会了。

1948年7月27日，当总督再次到伦敦讨论应采取的下一步骤时，C·L·苏兹贝格访问了希腊国王保罗。后者在答复一个问题时说：

希腊肯定希望，而且将继续希望塞浦路斯会和希腊的其余部分合并在一起。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件事到现在还没有实现。有人认为这件事会影响到英国的安全地位，这种论点是站不住的。如果塞浦路斯就像它的大多数居民所希望的那样交给希腊的话，那么这是决不会影响到英国已经在那里建立起来的任何军事或其他基地的。不仅如此，假如可以由联合国来进行安排的话，那么希腊准备为英国或美国在克里特岛和其他任何地方提供更多的基地设施。⁽⁸⁶⁾

就在这时候，英国在雅典的代办也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声称根据他的政府的意见，“鼓励任何赞成塞浦路斯和希腊合并的宣传，都是不符合大不列颠或希腊的最高利益的”。希腊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报纸《论坛报》和《自由报》都责怪国王干预了政治。⁽⁸⁷⁾8月2日，阿米安佐斯的英美石棉矿的1 500名雇员，为提高工资和其他要求而宣布举行总罢工，并占领了地下和地上的工地。警察用警棍进行冲击，想把他们赶出去，也没有成功。当消息传到尼科西亚时，大群的人聚集起来游行，向辅政司抗议，口中高呼要求自治和反对“反工人阶级政府”的口号，并以紧握拳头的姿态行共产党式的敬礼。结果有27个人，其中包括10名工会和劳动人民进步党的领袖，因参加这次未经批准的示威而被法院起诉。8月12日，总督通知协商会议里剩下的土耳其族和无党派的成员说，由于左翼希腊成员投票反对英国政府的宪法建议并且退出了会议，所以协商会议现在解散了。“但是任何时候，如负责的和有充分代表性的政治领袖”出来要求重新研究这些建议或与其类似的建议时，则这些建议仍然可以再度加以考虑。

我必须再次重申，政府在塞浦路斯主权问题上没有改变政策的打算。我受权断然宣称，任何有关大不列颠和希腊之间意欲就此事进行谈判的传闻，均非事实。将来，在这里或其他地方你们也许会听到与此相反的任何说法，但这都是蓄意要使你们相信问题依然尚待决定或者行将进行谈判。不过，这些说法都不会是真实的，其所以提出来，也仅仅是为了在英王陛下政府已经决定了政策的问题上来欺骗你们，来造成你们的误解而已。……

英王陛下政府同你们站在一起，对造成这次暂时挫折的反对行动的不负责任的性质表示遗憾，而你们已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在塞浦路斯有着这样的领袖：他们准备挺身而出，把岛上的福利置于首位，摒弃卑鄙的阴谋或不顾现实形势的政策。⁽⁸⁸⁾

《曼彻斯特卫报》在其社论中评论说（8月14日）：

这些建议，本来会为塞浦路斯人在政治责任感上提供一种无与伦比的经验，几个世纪以来岛上从未见识过的经验。同时，建议还提出了一个踏实的政纲，可由此朝着自治更迈进一步。但是他们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也没有好好加以利用，这就说明塞浦路斯政治中有着一种不现实和不负责任的空气。人们长期以来都受到没有出路的“意诺西斯”的支配……以致一旦有真正前进的机会来到时，也会把它一脚踢开，因为它满足不了泛希腊主义口号的要求。

总督的声明一发表，左翼的工会联合会就立即组织了群众性的集会，对“伦敦的所谓工党政府”表示抗议。8月13日，15 000名工人参加了24小时的总罢工，就这次立宪问题提出抗议，并对后来于30日结束的阿米安佐斯罢工表示声援。与此同时，工会联合会又号召在建筑业中举行另一次罢工。当分裂出去的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拒绝加入这次罢工时，由劳动人民进步党所领导的罢工工人就开始炸毁正在建筑的房屋，并且朝他们的对手们扔手榴弹。11月17日，殖民部次官在下院声称：“自6月1日以来，已经发生过29起使用炸药的事件，还有74起殴打、伤害和纵火事件，据信这些都和敌对工会之间的冲突有关。在有记录的案件中，有120名原告是右翼的，还有9名是左翼的”。⁽⁸⁹⁾警察当局相信，刚从埃及撤到塞浦路斯来监听苏联和共产国际情报局广播的一座美国电台——它的房屋正在建筑中——是这次破坏的特定目标。10月17日，一个特派记者自尼科西亚报道说：

……现在业已明显的是，塞浦路斯左翼仅仅是奉命行事而已，而他们所执行的命令也只是莫斯科在本地区反西方活动的一个侧面。……控制着大多数的以工会名义为掩护的那些政治组织的左翼，有足够的金钱，是能为长期的罢工提供经费的。据信，至少有些这样的款子是用金英镑的形式走私进来的，其来源在于贝鲁特的一个赤色支付站。⁽⁹⁰⁾

塞浦路斯事务委员会书记埃夫佐罗斯·伊奥安尼泽斯为伦敦《工人日报》（1948年9月13日，1949年2月24日）所撰写的文章，对于这样从冷战的角度来解释事态，表示支持。他肯定地说，塞浦路斯人民“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要通过示威和罢工的手段，既反对独裁的威胁，又反对把塞浦路斯变为“反苏的帝国主义基地”。他引用的事例有：建筑足以训练10万名士兵的兵营，改进港口，成队的英国战斗机和美国飞机在岛上着陆，修建美国的无线电监听站，等等。作者还宣称：“旨在结束帝国主义统治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加强”，使政府和塞浦路斯的右翼都十分惊慌，他们为了破坏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信誉，竟不惜雇用一批破坏分子去炸毁各种建筑物。

为了同民族党人两个星期前举行的一个动员大会唱对台戏，劳动人民进步党于10月31日在尼科西亚举行游行示威，形成了其宣传鼓动的高潮。据估计，有25 000人参加，成百辆卡车载来了农村居民，还有一部分人举着“我们不要英国或美国在塞浦路斯的战争基地”的旗帜，步行了100英里。利马索尔的市长发表了演说，还有人为希腊共产党领袖马尔科斯募集捐款。11月11日，总督再次去伦敦同殖民大臣进行磋商。同时《泰晤士报》驻尼科西亚的记者驳斥了某些发向国外的报道，认为是严重地过甚其词。这些报道说塞浦路斯处于无政府状态，结果是保内乱险的保险率竟上涨了5倍。工党政府大力争取与塞浦路斯人的合作，以推行一项渐进地给予塞浦路斯自治，但不允许它脱离英帝国的纲领；与此同时，在塞浦路斯集会和游行必须得到政府批准的种种法律，是没有严格执行过的。但是这些法律白纸黑字保留在法典里面。现在根据温斯特勋爵的请求，伦敦英国政府同意又回到比较严格地执行这些法律的路上了。⁽⁹¹⁾11月10日，法马古斯塔的劳动人民进步党市长阿达曼托斯被罚款100英镑，因为只授权他讲有关建筑工人罢工的问题，他却发表了一篇政治演说。另一工人领袖则由于未经批准即架设扩音器转播该市长的这篇闯祸的演说而被罚款50英镑。11月26日，利马索尔市长塞尔瓦斯被监禁3个月，而劳动人民进步党的31个成员也分别被判处1个月到2个月的徒刑，罪名是为了要求举行普选，参加了利马索尔的未经批准的游行。⁽⁹²⁾共产党人抱怨说，由于要重新强调政府的威信，结果有127人被判短期监禁，还有几百个人被处罚款。⁽⁹³⁾据报道说，共产党的坚强核心的人数想来不超过3 000—5 000人，而政府的这一行动所产生的效果，是使这个核心的许多偶然追随者——估计有4万左右——灰心丧气。⁽⁹⁴⁾

与此同时，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总书记菲菲斯·伊奥安努和工会领袖齐阿尔蒂德斯据说在冬季曾到布拉格和布加勒斯特去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领袖们进行过会晤。⁽⁹⁵⁾3年一次的市政选举规定应在1949年5月份举行。3月初，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一份声明宣称：党的领导成员犯了严重的错误；“自我批评揭露，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由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分子构成的，而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在劳动人民进步党的领导中不应占有地位”。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相应地辞了职，以便于更换领导，于是伊奥安努的总书记一职，便由E·巴巴约安努所替代。后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英国积极地参与了塞浦路斯的事务。这些更动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重新制定党的路线，即从要求“自治”已因向英国政府谋求宪法让步不成而告失败退到要求“意诺西斯”，从而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和右翼进行竞争。⁽⁹⁶⁾3月21日，一个区法庭又判决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报纸《新民主报》的编辑米诺斯·佩迪奥斯以3个月的监禁和罚款50英镑，罪名是谎称政府阴谋伪造选举名册。⁽⁹⁷⁾29日，塞浦路斯政府的《公报》刊登了对刑法的一条修正条文，规定文字或文件的出版，如以破坏公共秩序为目的，其最高刑期从监禁6个月提高到5年。接着，监修利马索尔选举名册的法官于4月12日下令把市长塞尔瓦斯和一名市政参事的名字从选民名册中吊销，理由是他们最近在尼科西亚的监狱中服刑，这就使他们在利马索尔的居住期中断了。⁽⁹⁸⁾

从1949年5月8日至29日，连续4个星期日，不同城市的市政机关分别举行了选举。第一天，在农村地区的最大城市——莫尔富，劳动人民进步党赢得了8席中的7席，但是15日再选举时，优势已转向右翼候选人。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22日一些大城市开始选举的时候：劳动人民进步党以微弱的多数继续控制了利马索尔、法马古斯塔和拉尔纳卡等港口，但是民族党人却夺回了首都尼科西亚。这一切都是在两个敌对派系“每隔几分钟”就大打出手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有一个人被打死，好几个人受伤，还有170人被捕。⁽⁹⁹⁾最后的结果表明，民族党人掌握了15个市政机关中的11个，总共获得了60%的选票。⁽¹⁰⁰⁾

报纸上记载了在拉尔纳卡发生的一件事。左翼市长拒不出借市政机关的洒水车去冲洗右翼所占有的运动场。于是尼科西亚的右翼市政府便出借自己的洒水车，这辆洒水车大摇大摆地开进了拉尔纳卡，冲洗了它的运动场，然后又在一大群支持者的前呼后拥下驶过拉尔纳卡的街道，沿途把街道大事冲洗。

在大山般的世界意识形态的冲突里，却只冒出了市政府这样一只小老鼠。塞浦路斯人的政治上的激荡的洪流，又重新无声无息地流回到诸如城市地下排水道和农村供水池这样的渠道里去了。除了地方政府以外，这股洪流没有什么更宽广些的出路了。塞浦路斯仍旧没有选出一个代议制的议会，没有选出一个立法会议，来处理更加关系重大的事务。⁽¹⁰¹⁾

政府在发展农业、保护森林和公共卫生（特别是基本上根除了过去曾严重影响岛上居民寿命的疟疾）等的各个领域内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¹⁰²⁾但是在政府领域里，塞浦路斯岛上的希腊居民集团和英国政府之间的谅解却一点也没有改进。如果希腊集团中确有一部分人是欢迎妥协的话，那么这部分人也缺乏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意志。民族党人仍像过去一样，坚持他们的意诺西斯要求，毫不妥协。⁽¹⁰³⁾劳动人民进步党也没有能好好地利用英国的宪法建议来为自己取得政权打开道路。他们有必要喊得比民族党人还要响亮，所以要求立即实行完全的自治。然而这样一来，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就超出了英国工党政府愿意对塞浦路斯所作的让步的范围，尽管长期以来英国工党都是支持在英国各殖民地内建立自治政府的。当然，原因并不是由于任何一届英国政府曾真正认为塞浦路斯人要比例如缅甸人（更不用说苏丹人或利比亚人了）在政治上更不成熟。他们拒绝把已经给予缅甸人的东西给予塞浦路斯人，因为他们意识到，一旦塞浦路斯人也取得自治领地位所享有的全部权利，他们就也会像缅甸人一样利用这种权利脱离英帝国，而当时出于战略上的原因，英国的两个政党都决心要把塞浦路斯留在英帝国的范围之内。到了1948年，由于埃及和伊拉克都拒绝了英国的建议，不愿同英国在冷战中实行共同的区域联防，再加上英国政权又在巴勒斯坦垮了台，结果就使塞浦路斯重新获得了曾在1878年吸引过迪斯累里，但后来却在1882年被英国占领的埃及取而代之的那种战略上的重要意义。⁽¹⁰⁴⁾1948年下半年，塞浦路斯共产党人和他们的追随者猛烈地抨击了英美在塞浦路斯建立军事设施的协议。⁽¹⁰⁵⁾这表明共产党人这方面很懂得：在英国反对他们的政治要求的背后，也是隐藏有战略动机的。伦敦的英国工党政府和它所任命的塞浦路斯总督之间，就同一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或者至少是在处理问题的时间表上的分歧），看来就是温斯特勋爵辞职和选择一位文官作他后继人的原因之一。⁽¹⁰⁶⁾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共产党人的暴力行动，同过去一样，竟挫败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反而促使塞浦路斯的教会和中产阶级的民族党人都起来组织了自己的支持者的队伍，并在1949年5月的市政选举中击败了共产党人。

(1)　帕特里克·鲍尔弗：《孤零零的国土》（Patrick Balfour：The Orphaned Realm），伦敦，帕西瓦尔·马歇尔，1951年版，第25页，第207—208页。

(2)　统计数字见英国殖民部：《塞浦路斯1950年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n Cyprus for 1950），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1年版，第10页。

(3)　从很早的时候起，塞浦路斯教会便是正教组织的独立成员之一。

(4)　见《概览，1931年》，第360页。一位驻塞浦路斯的特派记者认为关于照顾土耳其少数民族的考虑，是“做得过了头了”；后者倾向于提出这样一种“表面看来像煞有道理的论点，即由于塞浦路斯的地理位置，希腊血统的塞浦路斯人处在一个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世界中，才真是道道地地的少数民族”（《泰晤士报》，1952年5月30日）。

(5)　见《概览，1931年》，第354—394页。

(6)　这种建立自治政府的尝试并不那么顺利。B·J·瑟里奇（B.J.Surridge）在他的《塞浦路斯农村生活概观》（Survey of Rural life in Cyprus，1930年）中曾指出：“只有18%的农村业主不欠债……农民受着放债人的奴役，被迫以最高的价格从他那里购买种子和家畜，然后再以最低的价格把所有的产品都卖给他”〔转引自W·L·伯恩：“塞浦路斯之未来”，《半月评论》（W.L.Burn：“The Future of Cyprus”，Fortnightly Review），1947年6月，第410页〕。另外，总督在1926年时还发现，在会议里代表操希腊语的多数族的12位委员（包括8名律师、1名主教、1名商人和1名农场主）中，便有4人是搞放债的〔费边殖民地局：《战略殖民地和它们的未来》（Fabian Colonial Bureau：Strategic Colonies and their Future），伦敦，费边出版社和高兰兹，1945年版，第32页〕。

(7)　无论是对操土耳其语的少数民族，抑或是对政治上不满的“希腊人”都是明显地一律对待，实行检查。阿塔图克葬礼的影片就这样被禁映了（《泰晤士报》，1939年5月3日）。

(8)　殖民部：《1938年年度报告：塞浦路斯》，第9—10页。

(9)　“当战争爆发之际……经常负债以及放债人的勒索，便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磨石”（塞浦路斯总督查尔斯·伍利爵士的话，根据《泰晤士报》1945年5月22日报道）。

(10)　多罗斯·阿拉斯多斯：《塞浦路斯，过去和……未来》（Doros Alastos：Cyprus, Past and ..．Future），伦敦，塞浦路斯事务委员会，1943年版，第44页，第60—61页。

(11)　见里奇蒙·帕尔默爵士：“塞浦路斯”（Sir Richmond Palmer：“Cyprus”），《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39年10月，第26卷，第606—607页，第617页。在两篇对塞浦路斯政府带有批评性的文章中（《每日电讯报》，1938年12月29日），阿瑟·默顿（Arthur Merton）写道：“根据我在1931年从事塞浦路斯报业的经验来看，政府下决心控制报纸确实是有道理的。不过各种规章法令应该是容许明智的解释的。对于整个控制制度也有必要进行彻底的改订。”

(12)　W·L·伯恩（《半月评论》，1939年7月，第85页）曾经谈到过一种很复杂的“存在于几乎每个塞浦路斯村庄中的由于债务所造成的交织着恐惧和虚伪的网”。另外，也存在着教会的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它的教士们乃是意诺西斯运动的主要动力。

(13)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9卷，第1283—1285栏。

(14)　阿拉斯多斯：《塞浦路斯，过去和……未来》，第61—62页。

(15)　“政府开始意识到塞浦路斯人所遭遇到的困难，这就是，他们一面在实际地参加争取自由的巨大斗争，可是一面还得在政治上承受着专制主义的严酷的束缚。因而政府也就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苏联的参战，［以及］大西洋宪章的颁布，给了进步力量以新的动力。”〔《塞浦路斯，过去和……未来》，第66—67页；参阅《每日电讯报》，1941年10月21日；L·S·艾默里（L.S.Amery）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文章，1947年4月6日〕

(16)　1942年11月2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85卷，第742—743栏；《工人日报》，1942年11月27日。阿拉斯多斯（前引书，第67页）争辩说，劳动人民进步党起着“类似英国工党的作用……这是一个在农民占优势的国家中进行活动的工党”；但是，根据马丁·埃邦（Martin Ebon）的说法〔《今日世界共产主义》（World Communism Today），纽约和多伦多，惠特尔西公司，1948年版，第423—424页〕，则AKEL这几个大写字母所代表的名称还在1934年就被塞浦路斯共产党所采用过。该党支持为进行“反法西斯战争”而开展的征兵运动，不过后来据一位英国观察家说，“它的成百名受过高度训练的宣传员和鼓动员……三三两两地”渗透到选定的单位里去了〔贝弗利·尼科尔斯（Beverley Nichols）访问塞浦路斯后，在《每日电讯报》上的文章，1946年7月30日〕。显然，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政治色彩究竟是什么，成了问题的中心，而由于事情本身的性质，想得到关于这个党和岛外共产党组织的联系的准确而有结论性的证据，却是困难的。

(17)　“当地报纸断然认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激烈地予以驳斥。说也奇怪，政府在一个长时间内连对于那些最基本的日用品也不愿意设法控制，更不用说配给了，听而任之的物价涨势在他们干涉以前几乎成了脱缰之马。在某些物资如石油的分配上，就曾经出现过丑闻。”（费边殖民地局：《战略殖民地和它们的未来》，第33页）

塞浦路斯政府劳动部《1943年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for 1943）承认“衣着变得越来越稀少，而且由于游资充斥，物价也暴涨了。……那些为了补充政府提供的物资的不足而在自由市场上购物的人们，被迫支付比战前物价高出7倍甚至更多的钱。……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都不愿局限于有啥买啥”（第1—2页，第2段和第8段）。

(18)　1945年5月21日，总督宣称债务调解委员会曾经审查了14 000名农民所欠的总计达130万英镑的债务。这些债务经债主和负债人友好协商或由委员会下达命令，均加以取消或削减，利息也降到5厘（《泰晤士报》，1945年5月22日）。

(19)　这件事曾在威斯特敏斯特国会中提出来过：见下院辩论，1943年2月3日，第5辑，第386卷，第888—889栏；1943年3月3日，第387卷，第536—537栏；上院辩论，1943年3月31日，第5辑，第126卷，第1028栏，第1042栏；阿拉斯多斯：前引书，第69—72页。

(20)　“区专员和塞尔瓦斯先生相处得很好，并且告诉我说：他根本不是个坏人。……一头乱蓬蓬的灰白头发，一种懒洋洋地冷眼看人的气派，自有其吸引人的地方。讲起政治来带着可爱的自由主义的说理腔，这要么是反映了他的真正的个人信念，要么也可能反映了莫斯科最新指示的策略姿态。”〔鲍尔弗：《孤零零的国土》，第189页；参阅L·马斯兰特·甘德（L.Marsland Gander）在《每日电讯报》上的文章，1943年10月21日；理查德·卡佩尔（Richard Capell）的文章，同上，1944年4月14日；贝弗利·尼科尔斯，同上，1946年7月30日〕

(21)　《每日电讯报》，1943年8月27日；《工人日报》，1943年9月2日。

(22)　判决监禁一事后被最高法院改判（见英国外交大臣1943年11月3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393卷，第649—651栏；《工人日报》，1943年12月7日和20日）。

(23)　1943年12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4卷，第385—386栏；1944年1月26日，同上，第396卷，第676—678栏。

(24)　1944年3月20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8卷，第1420—1425栏；《曼彻斯特卫报》，1944年3月14日；《工人日报》，1944年3月18日和19日；《雷诺新闻》，1944年3月26日。

(25)　1944年5月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9卷，第1312—1314栏。

(26)　一位工党贵族、法林顿勋爵曾断言，希腊“并不真是塞浦路斯人的母国……而且也不是他们可以由之捞到好处的一个国家”。而在回答问题时，殖民部常务次官就曾经谈到过在处理殖民地问题时人们面前摆着两个陷阱：一是自满自得；二是“轻信为数有限的、可能还是不太负责的鼓动家居然真正能代表一个正当地争取自由的民族的愿望”（上院辩论，第5辑，第126卷，第1023—1045栏；参阅《泰晤士报》，1944年4月7日；《曼彻斯特卫报》，1944年4月12日、13日、24日和5月29日）。

(27)　基里尼亚和基蒂翁的主教，由于在引起1931年骚乱的宣传鼓动中曾经起过主导作用，均被判处终身流放（《概览，1931年》，第382—387页）。1937年所制定的法律曾明文规定：塞浦路斯的大主教必须是塞浦路斯人，并须得到总督的认可，而且必须是不曾由于破坏治安而被驱逐出境或被判过罪的。塞浦路斯教会一直坚持说，这些法令是违反宪法的，而且由于这些流放的结果，1933年以来便存在的大主教辖区会议里，产生了缺额，而目前却没有法定人数的主教们可供补充。结果只得由留下来的惟一主教，佩福斯的莱翁蒂奥斯作为代理大主教来对大主教辖区加以管理（阿瑟·默顿在《每日电讯报》上的文章，1938年12月29日；1944年2月16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7卷，第161—162栏；《曼彻斯特卫报》，1943年12月22日，1944年2月22日）；但见下文，原著第174—175页。

(28)　1944年10月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3卷，第919—921栏；根据该材料，帕金森曾答应塞尔瓦斯，在达成一项“会见后不举行游行”的谅解基础上举行会见，后来这个谅解被撕毁了。参阅塞浦路斯事务委员会：《为争取塞浦路斯民族复兴而努力》（Committee for Cyprus Affairs：National Rehabilitation for Cyprus），一本小册子，1944年版。

(29)　《工人日报》，1944年12月9日；《每日电讯报》，1944年12月15日。

(30)　1945年4月1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9卷，第1832栏。

(31)　“在每个城市和村庄，你都会看到在街道和咖啡店的墙壁上都有粉笔写着的意诺西斯字样……并且在这个字的下面经常有E.A.M.三个字母，即希腊共产党组织的简称。”（贝弗利·尼科尔斯在《每日电讯报》上的文章，1946年7月30日）

(32)　“关于劳动人民进步党还可以写更多的东西，如它精心制定的间谍制度；它的逐步的、然而又是持久不懈的通过牧羊人对农村地区的渗透——这些人一般都是那些地区潜在的恶棍和匪徒。”（同上）

(33)　1945年4月18日和5月16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0卷，第192—194栏，第2460—2461栏；参阅《工人日报》，1945年3月31日，4月6日。

(34)　费边殖民地局：《战略殖民地》，第36页。已经指出，“在当前……希腊的悲剧性的局面使人认为，同希腊联合便会解决提高塞浦路斯的生活水平问题的希望，今后多少年内还是很渺茫的。”（同上书，第34—35页）

(35)　C·L·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6年7月7日。当这位新闻记者在早些时候描述包括塞浦路斯和希腊联盟在内的美国官方所制定的东南欧计划时，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就曾经说过，苏兹贝格“大概看到了国务院的某些部门的研究性文件，这些文件是密件，而且不是定稿”（同上，1945年1月1日；《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1945年1月3日）；参阅下文，原著第172—173页。

(36)　下院辩论，第5辑，第414卷，第218栏。

(37)　《泰晤士报》，1945年10月9日；《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10月10日；1945年10月2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4卷，第1862—1863栏；1945年10月31日，同上书，第415卷，第574栏。

(38)　1946年3月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0卷，第304栏。

(39)　法庭由三位法官组成，却没有陪审员。岛上的英国行政机构并没有把英国的陪审制度移植到塞浦路斯来。

(40)　1946年1月30日和2月6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8卷，书面答复，第228—229栏，第392—393栏；1946年3月5日，第420卷，第298—306栏；1946年7月29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42卷，第1113—1114栏；参阅《工人日报》，1946年1月11日和22日，3月6日和7日；《雷诺新闻》，1946年1月13日；《曼彻斯特卫报》，1946年7月22日，引用《真理报》的一篇文章。

(41)　珀西·阿诺德：“塞浦路斯进退两难的局面”，《当代评论》（Percy Arnold：“The Cyprus Dilemma”，Contemporary Review），1946年8月，第80页。

(42)　《经济学家》，1946年10月28日，第656页。

(43)　见下文，原著第227页注②（即本书第376页注①。——译者）。

(44)　《纽约时报》，1946年8月11日和9月8日。犹太复国主义者自然竭尽全力来煽起塞浦路斯的反对；参阅巴尼特·利特维诺夫（Barnett Litvinoff）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6年8月16日，第4页）：“除非英国政府担负起粮食供应的全部责任（而在目前则是无论如何得不到保障的），否则人口的突然增加就会严重地影响粮食问题。塞浦路斯很可能变成一座巨大的集中营，充满着与饥饿俱来的秩序混乱。”

(45)　见上文，原著第120页。

(46)　1939年，在即将退休的总督里奇蒙·帕尔默爵士致词的那次皇家中亚洲学会会议上，温斯特勋爵〔那时他还是一位海军中校兼议员，名叫R·弗莱彻（R.Fletcher）〕批评了最近的塞浦路斯政策的“某些方面”，他说：“除非塞浦路斯永远处于专制政府的管辖之下，否则总要出现我们究竟在什么时候起步的问题以及沿用旧宪法还是采用有所修改的旧宪法问题。”（《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39年10月，第26卷，第614—615页）

(47)　《泰晤士报》，1946年10月19日。

(48)　从1941年到1946年3月，英国政府为了上述目的曾在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案项下给塞浦路斯提供了总共60万英镑的赠款，现又拨出了175万英镑。发展规划总的估计需要600万英镑，而为全岛供应电灯的另外一个计划估计也要花费335万英镑，优先执行的计划部分则需约400万英镑。由于银行存款只有1 150万英镑之多，所以寄希望于增加国库收入和举办地方借款〔塞浦路斯政府：《塞浦路斯十年发展规划》（Cyprus Government：A Ten-year Programme of Development for Cyprus），1946年版，第2页〕。

(49)　见上文，原著第164页注⑤（即本书第273页注②。——译者）。

(50)　下院辩论，第5辑，第427卷，书面答复，第396—397栏。

(51)　见温斯特勋爵：“塞浦路斯的行政问题”，《联合帝国》（Lord Winster：“Administrative Problems in Cyprus”，United Empire），1949年7—8月，第40卷，第179页，和在《每日电讯报》（1949年4月28日）上的一篇文章。《经济学家》（1946年10月26日，第655页）评论说，克里奇·琼斯的声明在提法上说服力很差，没有抓住塞浦路斯人心目中的要害。

(52)　《曼彻斯特卫报》驻伦敦记者报道，1947年1月22日。

(53)　《泰晤士报》，1947年2月8日。代表团的秘书事后显然毫无根据地声称，克里奇·琼斯曾允诺把他们的建议递交给内阁。但后者则告诉下院说，他曾提请他们不要忘了他于1946年12月11日在下院所作的一个作为答复共产党议员皮雷廷质询的声明：政府并不曾考虑对岛上的现状作任何更动（《曼彻斯特卫报》，1947年2月27日；《泰晤士报》，1947年2月28日；1947年3月12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4卷，第1318—1319栏）。

(54)　《泰晤士报》，1947年2月17日。一位记者事后说，抵制是劳动人民进步党策动的，因为它“害怕右翼会同英国就自治问题或就将来答应给予某种希腊公民权问题达成协议……有很多迹象说明一部分右翼领导人是反对这样做的；然而，面对左翼的拒不出席，右翼竟然客气地予以接待，这样就会引起人们指责右翼，说它是想去讨好英国或者想搞什么自治。这两种情况都会意味着严重丧失人民的支持。”（《经济学家》，1947年7月26日，第159页）

(55)　原文载《希腊公报》，由希腊新闻处发行，伦敦，1947年3月3日。据报道，1941年11月，希腊流亡政府总理曾发表过一个声明，设想了塞浦路斯同希腊战后合并的那种情况。又据说，1944年他的继承者帕潘德里欧在意大利和丘吉尔进行的讨论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每日电讯报》，1941年12月5日；《约克郡邮报》（Yorkshire Post），1944年9月20日〕。

史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1945—1947年期间，英国驻希腊委员会的代表）事后说：“在希腊本土，希腊人对他们的塞浦路斯兄弟并不是十分热情的。他们经常告诉别人说，塞浦路斯人是希腊的爱尔兰人。不过每一个希腊人仍然感到有人强使塞浦路斯人和他们分离。对于希腊人来说，塞浦路斯是一块和他们难割难分的统一土地。尽管从整个说来希腊人对英国有好感，因而不至于对这些过分耿耿于怀，但是这种被分开的感觉仍是普遍存在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假如希腊政府突然收到塞浦路斯这份礼物的话，那么希腊反倒会觉得非常尴尬了。希腊是一个穷国，处境十分困难，这样一来，该岛就会成为希腊的一个财政和行政上的负担了。”（《联合帝国》，1949年7—8月，第40卷，第182页）

(56)　路透社：“基里尼亚”（“Kyrenia”），转引自《新苏黎世报》，1947年3月11日。

(57)　参阅上文，原著第36页。

(58)　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在《纽约时报》（1947年3月22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3月24日）上的文章。“在美洲的成百万希腊人也正和欧洲的希腊人或塞浦路斯希腊人自己一样，迫切地想看到塞浦路斯重返祖国的怀抱。在种族意识强烈、势力强大的希美协会（A.H.E.P.A.）的领导下，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这一问题经常盘旋在美国公众的脑海中。”〔托马斯·安森：“塞浦路斯的闹剧”（Thomas Anthem：“The Cyprus Farce”），《现代评论》，1947年6月，第338页〕

约在这个时候，英国政界元老L·S·艾默里非正式地访问了该岛。他重提了他当初在担任殖民大臣期间（1924—1929年）曾经研究过的一个建议，但实际上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应。这建议是：“任何塞浦路斯人，在希腊居住过最低限度的法定期限后，得以享有希腊公民所有的权利和待遇，而其在希腊以外地方的英国臣民地位则不作放弃论。反过来说，以塞浦路斯为其住所的任何希腊公民，在并不丧失其希腊公民地位的情况下，同样地享有一个在塞浦路斯的英国臣民所有的全部权利和待遇——而且在较长时间的定居后，也可能同样在塞浦路斯以外享有英国臣民所有的权利和待遇。”（《星期日泰晤士报》，1947年4月6日）

(59)　《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1947年3月25日。

(60)　《泰晤士报》，1947年4月7日。

(61)　在这时候，左右两翼彼此关系紧张。因为利马索尔和法马古斯塔的两个劳动人民进步党市长都不答应意诺西斯当局的要求，拒绝在希腊国王乔治二世葬礼时下半旗。4月6日，有一大群人聚集起来去冲击利马索尔的市政厅（《每日电讯报》，1947年4月7日）。

(62)　这是塞浦路斯政府在总督下面的最主要的官员，当然应与伦敦的殖民大臣区分开来（殖民大臣和辅政司的原文均为Colonia1 Secretary。——译者）。

(63)　《泰晤士报》，1947年4月28日。英国殖民大臣证实说，是在和他本人商量后才发出这一警告的。具有十分讽刺意味的是，在保守党自1931—1945年的长期执政期间，塞浦路斯政府曾经常援用《报刊法》，而安东尼·艾登却要求反对党“保证这种情况不再继续下去，而他（殖民大臣）应该和总督商定在何时可以完全恢复出版自由”（1947年5月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7卷，第409—411栏）。

(64)　《每日电讯报》，1949年4月28日。

(65)　根据查尔斯·G·柯伦（Charles G.Curran）的说法（《旁观者》周刊，1948年8月20日，第234页）：他对劳动人民进步党具有“不寻常的影响”；但是温斯特勋爵把他说成是“极左的人”却很难说是正确的（《联合帝国》，1949年7—8月，第2卷，第179页）。

(66)　参阅上文，原著第47页。

(67)　《泰晤士报》，1947年4月29日和30日，5月6日，6月28日。

(68)　该联合会建于利马索尔，为的是要摆脱左翼影响，但是从一开始就被资格比较老的、和它进行竞争的“全塞浦路斯工会”说成是一个“公司的工会”〔塞浦路斯政府，劳动局：《年度报告》（Cyprus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Labour：Annual Report），1943年版，第3页，第13段〕，而英国工党政府的殖民部次官后来却把它说成是由“右翼政党发起的”（1948年11月1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58卷，第363—364栏）。1946年底时，它拥有的会员人数只有比其较左的全塞浦路斯工会的会员人数的9%。英国殖民部：《1947年年度报告：塞浦路斯》，第8页；参阅下文，原著第182页。

(69)　《泰晤士报》，1947年6月25日，7月10日、11日和14日。考虑到教会所抱的不可调和的态度，也就很难接受C·L·苏兹贝格（一个一贯为意诺西斯吹嘘的宣传家）的说法，他责怪说：“殖民部表现出一种倾向，把意诺西斯运动看得比共产主义的壮大更具有威胁性。……结果是共产主义被允许得到发展，而希腊民族主义却受到了抑制。”（《纽约时报》，1949年5月17日，发自巴黎）

(70)　《泰晤士报》驻尼科西亚记者写道（1947年7月28日）：“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但是却尊重他作为一位真诚的牧师和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的当地英国人，对他去世的消息却“深表吊慰”。

(71)　《每日电讯报》，1949年4月28日。

(72)　《联合帝国》，1949年7—8月，第40卷，第179页。

(73)　《泰晤士报》，1947年8月27日。

(74)　见温斯特勋爵，前引文，和《每日电讯报》，1949年4月28日。

(75)　见《经济学家》特派记者报道，1948年5月29日，第884页。

(76)　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全塞浦路斯”劳动联盟在5月举行的年会上同意下述看法，即只要希腊被一个“法西斯王朝”统治着，那么，实现同希腊的合并就是遥遥无期的（《工人日报》，1947年5月26日）。毫无疑问，这种政策的改变既是由于企图利用成立协商会议所提供的机会，也是由于希腊的政权在杜鲁门主义下接受了美国援助而得到加强这一事实。

(77)　两年以后，克利里德斯在1949年5月的市政选举中被打败了，于是就和极左翼决裂，而且，据报道，开始组织一个中间派的社会党，这样就使得左、右两翼都给他一个投敌派的头衔〔《塞浦路斯邮报》（Cyprus Mail），1949年10月30日—11月30日〕。

(78)　克里奇·琼斯1948年4月26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50卷，第377—378栏；参阅《工人日报》，1948年1月31日；笔名阿蒂克斯（Atticus）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文章，1948年3月21日。

(79)　温斯特勋爵，前引文。

(80)　殖民部次官1948年3月10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48卷，第1231—1232栏。下院议员D·N·普里特宣称，罢工所突出的是工会要求获得承认，而公司却加以拒绝；但是该次官却否认这种说法。

(81)　《工人日报》，1948年5月6日。10天以后罢工结束了，结果是某些工种的工人的工资稍有增加，而且还改订了工会组织法，规定只有塞浦路斯矿业公司的工人才能参加工会，这是为了要使它摆脱外来的干涉和政治控制（《泰晤士报》，5月18日）。

(82)　在回答阿拉伯《东方报》广播电台于3月迁来塞浦路斯的问题时，英国外交和殖民大臣均宣布，它是“一批阿拉伯人和对阿拉伯事务感兴趣的英国人”所经营的（1948年6月16日和2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52卷，第409—410栏，第1342栏）。

(83)　萨姆·波普·布鲁尔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8年3月7日；C·L·苏兹贝格，同上，1948年7月12日。1878年前不久，塞斯诺拉两兄弟分别被任命为美国驻塞浦路斯的领事和副领事，以便利他们的考古工作。

(84)　英国殖民部：《塞浦路斯宪法》（Cyprus Constitution），第227段（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8年版），第5页。

(85)　菲茨休·特纳（Fitzhugh Turner）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48年5月13日；《泰晤士报》，1948年5月12日、15日、18日。

(86)　《纽约时报》，1948年7月28日。

(87)　1948年9月22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56卷，书面答复，第120栏。当希腊外交大臣声称国王所讲的话“被不正确地报道了”时，首相则说他“仅仅是重述了在国会中已经表达过的民族感情”（《每日电讯报》，1948年8月2日；《泰晤士报》1948年8月4日）。

(88)　《泰晤士报》，1948年8月13日。温斯特勋爵后来指出，出来攻击英国宪法建议的反对派是由4个主要城市的市长领导的：“有一件事唤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在这4个城市中，都没有一个够得上叫做救火队的救火队——无论从这个名字的哪一方面的意义来讲。只要任何一个城市发生一场大火灾，它就会被烧得精光。在我看来，一个连救火队都搞不好的人民要去搞自治，未免稍嫌为时过早。我是很严肃地讲这个的。事情严重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我不得不把救火队从市政机关调开，而把它们交给了警察局。在我们谈论自治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必须牢记在心。人民也必须意识到自己有责任，让自己在走向自治的道路上接受指导和帮助。”（1949年4月13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61卷，第1224栏）

(89)　下院辩论，第5辑，第458卷，第363栏。

(90)　《经济学家》，1948年10月23日，第666页；参阅萨姆·波普·布鲁尔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9年1月4日，以及让·沃尔夫（Jean Wolf）在《埃及金融市场报》上的文章，1948年6月11日：“南斯拉夫或保加利亚的船只不时访问法马古斯塔港。经常在这种情况下，船上的职员和某些以颠覆活动而闻名的岛上鼓动者就在岸上或船上会晤。……不久前，有一艘这样的船访问了利马索尔港。在驶离的前夕，它的一位船员喝得酩酊大醉，便向一个同饮者倾吐心腹；而后者是个情报机关的特务，立即向有关当局作了汇报。于是对这条有嫌疑的船组织了大搜查，虽然海关在它们的例行的、浮面的检查中一无所获，而宪兵却发现了一个伪装起来的船身部分，里面藏有印刷品和成千上万份准备散发的希腊文小册子，还有金英镑以及成千上万张英镑钞票。不少船员身上的证件也是伪造的。”

(91)　在政府表示这项同意之际，殖民大臣也“遗憾地”接受了温斯特勋爵要“摆脱”总督一职的愿望，温斯特勋爵之所以产生这种愿望，“纯粹是由于争取大家接受宪法所作的努力……已经证明无济于事，他当初就任此职的主要宗旨……也不复存在了”（殖民部声明，《观察家报》，1948年11月14日）。又见《泰晤士报》，1948年11月15日；克里奇·琼斯1948年12月1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58卷，书面答复，第174栏；温斯特勋爵（《联合帝国》，1949年7—8月，第40卷，第181页）。

(92)　阿达曼托斯和塞尔瓦斯以前各因有过这样的违反法令行为，曾分别9次和8次被判为有罪（克里奇·琼斯1948年11月24日和12月8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58卷，第1238栏；第459卷，第358栏）。至于帕特里克·鲍尔弗对阿达曼托斯的印象，见《孤零零的国土》，第189—190页。

(93)　埃夫佐曼斯·伊奥安尼泽斯（Evdoros Ioannides）在《工人日报》上的文章，1949年2月24日。

(94)　《纽约时报》驻尼科西亚记者报道，1949年1月4日。

(95)　C·L·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9年1月4日。

(96)　《每日电讯报》和《工人日报》，1949年3月9日；C·L·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9年5月17日。紧接着总督解散协商会议之后，7名曾参加过该会议的左翼塞浦路斯政界领袖（5个主要城市的市长和2名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就向总督送交了一份请愿书，这已预示行将发生的转变。这份请愿书提请注意“民族要求”，并呼吁为同希腊的合并一事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泰晤士报》，1948年9月13日；普拉茨-米尔斯（Platts-Mills）1948年9月23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56卷，书面答复，第174栏〕。《经济学家》的一位记者（1948年9月18日，第459页）详述道，其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在市政选举中捞到些意诺西斯分子的选票……近一个时期来，由于教会的政治团体组织得比较好，再加上捷克政变和铁托事件后俄国的影响下降，所以右翼已明显地取得优势。除非左翼认真振作一番，否则是无法指望重获在上次市政选举中所得到的那种成功的。……采用这个投其所好的意诺西斯口号是它的选举运动的开始”。参阅一位记者在《论坛报》上的文章，1948年12月31日，第10页。

(97)　据报道，齐阿尔蒂德斯于1948年12月21日在伦敦说，政府刚刚制定一项法律，规定市政选举中的投票权限于曾在同一城市居住至少两年的人们，并把准备选民名册的责任交给了右翼头目（《工人日报》，1948年12月22日）。这里指的是市政机关（修正）法，它“根据以往的经验大幅度地修改了主法——选举法——的规定，特别是制定了新的规程，规定由麦克塔斯和阿札斯［村长和委员会］来准备选举名册，并规定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特地从区法院的法官中提名任命一位监修法官来监修名册”〔塞浦路斯政府：《1948年期间的立法》（Legislation during 1948），会议期间文件，1949年，第4号，第4页，第34号〕。英国殖民大臣解释说，规定两年居住期的目的“是要把一些临时性的雇工和进城打短工的村民从市政选举的名册中剔除出去，因为这些人对市政事务并无长期的利害关系”（1949年1月2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60卷，书面答复，第181—182栏）。

(98)　英国殖民部次官在这个问题受到质询时答辩说：市政机关（修正）法的内容“并未涉及自愿迁移的问题，因此争论的中心是，能否将监禁时期算作就法律意义而言的‘暂时不在此地’。负责监修名册的法官，根据过去判决类似案件所规定的原则，裁决说不能这样算。……这是一个司法上的问题，我的可尊敬的朋友不应对此进行干预”（1949年5月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64卷，书面答复，第69栏）。5月12日，尼科西亚法庭判决塞尔瓦斯犯了诽谤罪，罚款1 000英镑，因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把一名行政参事称为“同政府勾结的邪恶的内奸”（《工人日报》，1949年5月13日）。

(99)　那些被捕的人“都是些青年，有些人的前额还有伤，他们［从警车上］纷纷跳下，相互谈笑，看上去都是高兴得意的，挤到牢房里去了”。“这些左翼帮派都是一些年轻人，年纪轻得还没资格投票。他们都穿着有颜色的衬衫，戴着徽章，腰上则是最时髦的塑料皮带。我瞧瞧他们的裤子背后的口袋，看看有没有武器。从每一个口袋里突出来的，并不是短棒或手枪，而是一些五颜六色的袖珍木梳。因为，说到底，这儿究竟是塞浦路斯。”（帕特里克·鲍尔弗：《孤零零的国土》，第195—196页；第183—197页的一整章极其精彩地描绘了塞浦路斯的政治）

(100)　由劳动人民进步党所组织的一次祝捷游行不得不取消了，新上任的党的总书记也只好这样宣称：“在右翼恐怖的情况下”本党仍然保持了3个港口和40%的总票数，这表明从1946年选举以来本党的支持者实际上还是增多了的〔《新民主报》（Néos Demokrátes），转引自《塞浦路斯邮报》，1949年5月28日〕。

(101)　鲍尔弗：《孤零零的国土》，第197页。

(102)　见“塞浦路斯的农业，回顾10年来的进步”，《英联邦概览》（Commonwealth Survey），1949年6月11日，第33—36页；“塞浦路斯的森林”（“Forestry in Cyprus”），同上书，1949年11月12日，第41—42页；M·阿齐兹：“塞浦路斯根除疟疾”，《花冠》杂志（M.Aziz：“Eradication of Malaria in Cyprus”，Corona），1950年3月，第2卷，第102—104页；鲍尔弗，前引书，第200—201页；《泰晤士报》驻塞浦路斯特派记者报道，1952年5月29日。

(103)　根据温斯特勋爵的说法，民族党人还从来用不着添上“一星星简单的资料或一条经济上的论据”去加强他们的“雄辩的和激情的”吸引力。这些话载《每日电讯报》，1949年4月28日和《联合帝国》，1949年7—8月，第40卷，第180页；参阅鲍尔弗，前引书，第207—210页。

(104)　参阅鲍尔弗：《孤零零的国土》，第206页。

(105)　在共产党的宣传鼓动达到高潮时，土耳其的学生舆论和当地反对派的报刊也都对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少数民族采取了支持态度，并提出这样的论证，说是假如英国统治就此结束的话，那么该岛就应该归还给土耳其〔《纽约时报》，1948年12月12日、26日和31日；劳伦斯·S·穆尔（Laurence S.Moore）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文章，1949年1月5日〕。

(106)　新总督安德鲁·赖特爵士在先后担任特立尼达的辅政司和冈比亚的总督之前，已经在塞浦路斯供职达20年之久。劳动人民进步党把他的任命看成是“一个标志，即帝国主义的安排是要把新的独裁强加在塞浦路斯人民身上以完成使该岛变成帝国主义战争基地的工作”（《泰晤士报》驻尼科西亚记者报道，1949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