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下一个目标：同波兰的一种“还可容忍的关系”

（3月21日—4月6日）

使希特勒从1935年起就已逐渐相信必须同英国和法国发生一场冲突的那个过程，已经在前一卷《概览》中描述过了，⁽¹⁾在那里表明，介于签订慕尼黑协定和最后灭亡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5个月时间中，希特勒是如何的犹豫不决（正如魏茨泽克于1938年12月告诉哈塞尔的那样）：究竟是直接进攻英国而让波兰保持中立呢，还是为了解决德波问题和乌克兰问题而首先向东进攻。⁽²⁾魏茨泽克所提到的那个时期的摇摆不定，在许多个月之后从希特勒本人向他的总司令们叙述他决定进攻波兰的思想过程的话语中也得到了确证。他在8月22日告诉他们说：“我很清楚，迟早一定要同波兰发生冲突。我在春季就已作出这一决定，但是我想我应该首先去对付西方。……为了先同西方打起来，我首先需要同波兰建立一种还过得去的关系。”⁽³⁾还有在11月23日的一次会议上他也解释说，在建立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之后，“征服波兰的基础是打好了，但那时我还是不很清楚，究竟我应该从先打东面开始然后打西面呢，还是应该反过来。……迫于势态的发展，才决定首先攻打东面”。⁽⁴⁾迫于势态的发展，当然是指3月底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所倡议的“包围政策”，这件事不管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多么微小，它的确证明了最后在一场同西方国家的战争中德国是不能指望波兰的友好中立的。

3月21日——那就是说当他们能够从收拾捷克斯洛伐克局面这个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中尽快地腾出手来的时候——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加倍努力地去进行他们在11月和1月已经开始的活动：取得同波兰的必要的谅解。在4月6日英波相互保证宣布之后，他们就不再想也不再说一种“还过得去”的关系了。但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仍旧判断有可能通过用实例说明西方国家的包围政策的失败和对波兰进行“神经战”来迫使它向德国让步。可是，到5月的第二周，他们的态度已经变得强硬起来。5月23日希特勒在一次总司令秘密会议上宣布了“一有合适的机会就立即进攻波兰”的决定。⁽⁵⁾

第一节　希特勒的问题

希特勒心目中的那种同波兰的“还过得去的”关系，是决定于他这时压倒一切的欲望，即想完全腾出手来筹划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英国打一场战争。从表面上看，他向波兰提出的真实要求，即割让但泽和允许在东普鲁士和第三帝国之间有国境外的交通权，可能并非完全没有理由。前一个要求是出于感情，后一个是为了便利。但是这些要求的真正意义，远远超出感情、便利或甚至单纯的贪婪。希特勒要求但泽和在走廊中的治外法权——而且要立即得到它们——并不是为了它们的内在价值，而是为了它们所含的意义、它们所象征的东西和它们将使得可能的事。他之所以要它们是因为，一旦波兰放弃了这些，它就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力量；它就要绝对地和不可改变地默许德国所执行的任何政策；而希特勒的两线作战的噩梦也就可以排除了。

在3月20日同意大利大使的谈话⁽⁶⁾中希特勒暴露了他的一些心事，他宣称：

在捷克斯洛伐克毁掉以后，波兰要妨碍德国，说真的，是更少可能了，但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如果德国发现自己是在同西方国家斗争的话。这个不确定因素迫使德国要保留一定数量的师作为后备，以防万一。它必须把所有的军队驻扎在东普鲁士，而且把一些师放在德波边界上。顺便说一句，那里的边界现在已有德国的重兵设防。

此外，也不像他能指望现在的波兰政府会存在下去：它没有人民的支持；“逆流可以在任何时刻露出水面”；大量的犹太人——几乎有400万——可能“有一天在某一方面影响波兰的政策”。

可是在向阿托利科吐露他对波兰的不信任时，希特勒只是描述了一半的景象。为了反对意大利过早地进攻法国，他强调德国同波兰目前的关系是无法接受的，但他没有提起他希望在今后几星期中把它转变成一种可以接受的关系。因为他仍然抱着那个希望，尽管自从慕尼黑协定签订后他和里宾特洛甫曾极力劝说波兰人应使德国和波兰之间的问题得到一个全面的解决而没有获得成功，⁽⁷⁾尽管甚至自从那时起德波关系确实是恶化了，⁽⁸⁾而他自己也充分意识到波兰全国对德国的仇恨心。他有什么理由能假定，在11月和1月被毫不妥协地拒绝了的建议会在3月变得受欢迎了，或者任何他本人愿意接受的关系真的也可以被波兰所接受？如果希特勒曾经清醒地拿这些问题来问他自己，他一定已经在莫斯科，在巴黎，在布拉格、布腊提斯拉伐和美美尔这些地方寻找过答案。因为就在波兰没有能同俄国真正恢复友好关系，⁽⁹⁾它同法国的传统关系也大为削弱⁽¹⁰⁾的时候，似乎它的政治孤立更加严重了，它四周的有形包围圈——美美尔被占领，德国军队进驻斯洛伐克——实际上也已告完成。⁽¹¹⁾希特勒必须拿出来给予波兰的，仍旧只是解除它的无穷无尽的焦虑（也许在最后送一小块斯洛伐克领土给它以资平衡）。但是虽然它的买价现在并不比过去更高，它对波兰的价值自从上次提出以来确实有了无可估量的增加。如果波兰现在不能被说动投靠轴心阵营，它就将永远不会了。它很可能再也不会有一位比贝克更加现实和圆滑，更加能看清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并漂亮大方地屈服让步的外交部长了。而且也可能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比目前更为有利的时机，在普遍的惊慌和不确定中来取得一个对但泽和走廊的“突然决定”。不过，甚至在现在也必须对波兰隐瞒德国野心的真实方向，必须坚持那个捏造的谎言：对于两国来说，共同的敌人始终只是苏维埃俄国。

但如果波兰继续坚持不让步又将怎样呢？希特勒那时会命令立即在但泽搞突然行动或者甚至大举进攻波兰本土吗？在3月25日给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将军的一件指示中，⁽¹²⁾他显示了他的思想正在转向哪里。（那时里宾特洛甫于21日接见了波兰大使，再一次向他提出贝克早已非常熟悉的建议之后，要求他立即回华沙去当面汇报，并期待利普斯基带着波兰政府的答复于26日赶回来。）这指示的开端说，希特勒已于25日傍晚离开柏林，不愿在利普斯基回来时在那里——目前由里宾特洛甫负责谈判：

元首无论如何决不希望用武力解决但泽问题。他不希望由此而将波兰赶到英国的怀抱中去。一次可能发生的军事占领但泽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利普斯基表示波兰政府不能同意把但泽自愿割让给它自己的人民，并且可以看出，既成事实将使一项解决办法更容易为它所接受。⁽¹³⁾

因此这时在但泽并不存在暴力起事的问题。即使假定这种行动不会导致希特勒如此急于要避免的两线作战，它本身也不可能给予他所需要的东西——保证波兰会完全屈服。不过，很清楚，他对波兰的顺从并未寄予太高的希望，而是已经在考虑“先转向东方”的可能的必要性，即在他专心去对付英国和法国之前先消灭波兰：“在目前元首并不想解决波兰的问题。不过，现在应该开始准备起来。不久将来的一项解决办法必须建立在特别有利的政治先决条件之上”。换句话说，希特勒是一定要觉得全世界确实不会干涉波兰的事情，正像他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做过的那样，他才放心。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波兰就必须是这样的被打倒的，那就是在今后的几十年内不需要再把它看作是一个政治因素。在这样的一种解决办法中，元首预见到一条推向前去的边界，即从东普鲁士的东面边界伸展到西里西亚的东端。撤走和重新安置居民的问题则还有待解决。

他如何组织剩余下来的、没有并入第三帝国的波兰领土，还没有把握。但是他不想利用消灭波兰来进攻俄国则是清楚的：“元首并不想进入乌克兰（即波兰所属乌克兰诸省），可能要建立起一个乌克兰国家，但这些问题也仍然悬而未决。”⁽¹⁴⁾

指示的其余部分除一处外都同波兰无直接关系。提到斯洛伐克，勃劳希契记载说，希特勒会遵守同斯洛伐克签订的保护条约到多久是值得怀疑的：他的印象是“当时机到来时元首将摆脱这一条约，将利用斯洛伐克作为他同波兰和匈牙利之间的一笔政治交易的本钱”。不过，如果由波匈两国加以瓜分，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必须向东推进，即从弗阿格一线移到尼特腊一线（这样，向北直达西利那和现在的波兰边界的公路和铁路交通就将完全被德国所控制）。

第二节　外交压力

波兰大使同其他国家驻柏林的外交代表一样，在紧接占领布拉格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曾多方设法试图见到里宾特洛甫而没有成功。可是，到3月21日，后者已准备好接见他了。引用利普斯基在6个月后所写的总结报告中自己的回忆，⁽¹⁵⁾这时，“里宾特洛甫讲话的语气同以前讨论有关两国政府事务时的已经大不一样，已经带有明确的压力的性质。他摆出德国的要求，极力要求波兰政府尽快作出决定”。谈话开始时是完全不伤和气的（如果相信里宾特洛甫讲的⁽¹⁶⁾是实话），他以随便交谈的形式，为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和没有将那里的发展情况随时告诉驻柏林的各国外交代表进行辩护。当谈到波兰人一定对“喀尔巴阡—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感到满意时，里宾特洛甫拒绝接受利普斯基的这样一个意见，即宣布斯洛伐克为德国的保护国一事是对波兰的直接打击。在这里他还“稍稍暗示，如果德波关系一般发展得令人满意，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在某一时候成为共同讨论的题目”。但这时他谈话的语气和内容变得不大亲切友好了：他注意到那些关系从几个月以前就已开始变得逐渐僵化；他特别提到“波兰在少数民族委员会中所采取的奇怪态度”；⁽¹⁷⁾提到波兰学生在但泽挑起的事件；⁽¹⁸⁾2月间齐亚诺访问时在波兰出现的反德示威；还有“公开的报刊长期仇视”德国。元首愈来愈对波兰的态度感到惊愕；里宾特洛甫认为有必要再作一次新的尝试，以便把德波政策引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并认为贝克早日访问柏林以便交换意见是可取的。

在商定可能要讨论的题目之前，里宾特洛甫发表了一些相当奇怪的看法，利普斯基后来似乎把这些看法解释为德波谅解“必须包括明确的反苏倾向”。在德国的记录中并没有这样的主张，但里宾特洛甫确实显得曾试图利用波兰民族主义者不仅对俄国，而且也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分子的恐惧心理，他所用的手法是用辩论来证明波兰民族主义者将同德国达成协议。因为他首先指出，比方说，如果德国当初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执行了一项不同的对俄政策，或者后来它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1932—1933年在施莱歇领导下它是有可能这样做的）并同苏联结成联盟，那么“波兰就不大会今天还存在着”。他继续说到它现在不可能采取一条中间路线：它或者“仍是一个民族国家，尽力同德国保持一种合理的关系；……或者有一天出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波兰政府，然后被布尔什维克俄国所并吞”。德波谅解只有在德国和波兰两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才有可能，而且德国相信达到这种谅解的最大的希望在于“毕苏斯基元帅的上校集团”。

最后谈到希特勒的条件的实际内容时，里宾特洛甫只重复了一遍贝克1月里访问德国时早已向他提出过的那些：⁽¹⁹⁾“但泽归还德国，在东普鲁士和第三帝国之间的国境外铁路同公路联系；作为报酬，德国对走廊给予保证。”可是，他接着又说，他“可以很有理由地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将斯洛伐克问题处理得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而且，他说：“一项共有的德波政策在将来也能证明是很有效果的。”正如他有一次在华沙曾向贝克保证的那样，德国是“准备完全从波兰的角度来考虑乌克兰问题的”。⁽²⁰⁾最后，他极力催促利普斯基回华沙去当面汇报：作出最后的解决，特别是在目前时刻，是合乎需要的。“因为直到今天为止，元首就是只能对波兰在许多问题上的奇怪态度感到惊愕；他不应该产生波兰就是不愿意的印象，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对里宾特洛甫的关于这次重要谈话的记述，利普斯基本人的记录除了对于“明确的反苏倾向”这一点有所议论外，没有另外补充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不过，它包含有两点看法，这两点既表现了观察敏锐，也表现出波兰人并不了解他们的真正困境到了何种程度。第一点，里宾特洛甫没有主动地提到美美尔，⁽²¹⁾这一事实引起利普斯基的怀疑，他认为希特勒建议同贝克会面，以便交换意见，其目的可能是要在显然就要发生的美美尔危机中取得波兰的中立。而且他认为，这一建议以及里宾特洛甫的强调其迫切性，都证明“德国决心要迅速实施其东方计划，因此需要波兰明确表态”。波兰的中立和明确态度确是希特勒要下的赌注——但不是下在美美尔危机中，而且也不是下在什么“东方计划”中。不幸的是，波兰人竟如此固执地妄想他们可以免遭德国的侵略，只要他们不同俄国结成联盟。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那一天贝克从驻华沙英国大使那里接到张伯伦的令人为难的邀请——的确，不是邀请去确实参加这样的一个联盟——但至少是邀请去同苏联和西方国家一起参与一项目的是要限制德国进一步扩张的公开宣言。⁽²²⁾这样同时受到德英两国的献殷勤，他们表现得很勇敢，但行动并不是明智的。他们既不把柏林提出的要求转告英国或法国政府，又不将他们从伦敦接到的提议泄漏给德国人。他们驻在伦敦的大使于3月23日接到指示，要他去把英国的外交引入一条他们认为较少危险的途径，即由英国和波兰单独搞双边合作。⁽²³⁾利普斯基则于25日接到指示，要他对德国的建议给予一个圆滑得体但是否定的答复。⁽²⁴⁾

在此期间，3月23日不仅宣布了美美尔同第三帝国的重新联合，而且还宣布了德国同罗马尼亚签订一项经济条约，并同斯洛伐克签订保护条约。这一切在波兰引起了全国的震惊和愤慨。贝克的“不可原谅的目光短浅”在报上受到抨击，他在国民议会被“严厉地诘问”，各反对党通过了需要全国团结的决议。⁽²⁵⁾此外，德国驻但泽总领事于24日用电话向柏林报告说：⁽²⁶⁾在走廊的北部现在采取了某些“纯防御性的”措施，在那里征召了3个年龄段的后备役军人服役，卫戍部队取消了假期，火车和汽车车辆全部从但泽和格丁尼亚撤走了，马匹和出租汽车全部被征用。毛奇于同一天从华沙发出电报报告说：⁽²⁷⁾“征召后备役军人，个别的例子已经被发现有好多天了，但是从昨日起又有了加强。这表示政府认为这样做是可取的，即应该使国外知道，但特别是要让国内知道，波兰不会屈服于对它的重要利益的任何干预。”25日，波兰参议院不仅通过了多种关于国家防务的法律，而且在立陶宛驻波兰公使到会参加的情况下，正式表示了对于他的国家失去美美尔的同情心。同一天，在柏林，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情报部长）打电话给外交部，报告军队在格丁尼亚集结以及从走廊南部调到靠近但泽边界地区的情况。他报告说：

凯特尔将军不相信波兰人方面会有任何侵略的意图，因此他也不相信波兰会宁愿抢在我们前面一步，实行军事占领但泽，他把这些措施归因于通常显而易见的波兰人的神经过敏。在另一方面，总参谋部内的倾向则是对形势持更为严重的看法。⁽²⁸⁾

显然是被这些表明波兰人倔强的迹象所惹怒了，里宾特洛甫在利普斯基从华沙回来后于26日给了他“一个明显冷淡的接见”。他原本打算要驻华沙的德国大使在这期间立即去见贝克，以便补充他本人21日同利普斯基的谈话。魏茨泽克因此于23日打电话要求毛奇临时安排这次必要的约会。里宾特洛甫自己则起草了详细的指示：⁽²⁹⁾毛奇必须特别强调急迫解决的必要性，应该详尽地说明波兰可以指望从它的屈服得到的利益，⁽³⁰⁾并且最后应明白告诉对方，如果它仍抱着“一种纯粹被动的或推诿的态度”，希特勒将断然决意永远地收回他的提议。希特勒从美美尔回来后，当把这份指示的草案送给他看时，由于某些原因，他没有予以批准，因此这指示从没有真正发送出去。在24日写给毛奇的信⁽³¹⁾中加以解释时，魏茨泽克说这指示同21日的谈话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它只是措辞更为严厉罢了，而且也可以说是让波兰人去作出选择：做朋友还是做敌人”。这种选择，他设想，“贝克先生将试图尽可能地逃避”。很清楚，乐观和忍耐都同样开始消失。波兰大使现在递交给里宾特洛甫的波兰政府备忘录⁽³²⁾也没有打算要增进他的友好情谊。语气是十分和解的，然而它对德国的要求只肯作很小的让步。通过走廊的越境交通地位“不能考虑”，虽然波兰政府可以同意波德两国从技术方面共同研究简化和改进现有设施的可能性。至于但泽的地位，它重申早先表示过的⁽³³⁾信念，即这个问题应由华沙和柏林直接达成协议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国际联盟。但是它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以一项波德联合保证为基础的，这项保证不仅“符合德国人的愿望”，而且也保证“波兰的权利和利益……将得到尊重”。为此，它建议举行一次预备性的“对政治原则的讨论”。但是对于里宾特洛甫要求贝克访问柏林一事，利普斯基已接到指示可用口头答复：波兰外长认为“这种会谈有必要事先作好准备，对上述各问题至少用提纲形式先加以阐明”。

里宾特洛甫在阅读了这份文件后同利普斯基进行的谈话是极不友好的。⁽³⁴⁾在述说了他的意见即波兰的态度不能被认为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合适基础，并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要求之后，这位外长接下去抗议波兰最近的军事措施，并警告利普斯基当心“可能的后果”：“例如波兰军队侵犯但泽领土主权的行动，德国将认为是同侵犯第三帝国边界一样的行为”。利普斯基于是否认波兰有任何侵犯但泽的意图，并且为它的部队调动辩解，说那只是预防措施，从德国对斯洛伐克和美美尔的行动来看是很可以理解的。里宾特洛甫于是又转而就享有治外法权的交通权和但泽问题进行指责。对于前者，他拒绝波兰提出的联合进行技术研究的建议。关于但泽，里宾特洛甫最着重的是德国的主权，但他费了很大力气想使波兰大使相信，波兰在这一点上如肯让步将得到很大好处：

他指出（据利普斯基所记载）德国是在以德波相互依赖这一原则为基础的、非常广泛的波德和解的范围内，设想整个概念的。他还说波兰是一个东方的首要因素。在这里他提到了，例如，德国承认波兰在乌克兰问题上有优先权利，尽管这可能会使德国某一部分的舆论不高兴。他也提到在这样一种和解的范围内讨论斯洛伐克问题也许是可能的。

这些争论没能引起波兰大使的任何热情。他对“等局势稍微平静时”（里宾特洛甫的话）波兰政府是否会再考虑德国的建议，是用“一个含糊其词的答复”来回答的。他还反而提出一个要求，要德国人再研究一下但泽的问题。里宾特洛甫用相当粗暴的语气结束了这次讨论。他说，他将把波兰的答复立即向总理汇报。但他明白表示，照他的看法，后者不可能认为波兰的建议是满意的：“按照德国的看法，只有但泽的确实合并，同东普鲁士的享有治外法权的相关连，签定一项附有边界保证的25年互不侵犯条约⁽³⁵⁾，并且在斯洛伐克问题上合作，才有可能得到最后的解决。”

对于直截了当地割让但泽波兰实在无能为力的声明，还得由贝克来最后签字盖章。3月28日晚上，他请毛奇来见他，以便听取波兰政府对里宾特洛甫26日给予利普斯基的警告的答复——警告是说第三帝国政府将把波兰入侵但泽视为入侵德国本身。贝克正式宣称，德国政府目的在于改变自由市现状的任何干预，将被视为对波兰的侵略，而但泽参议院方面的任何类似企图，也“将引起波兰政府方面的立即反应”。同时，他否认波兰方面有对自由市采取暴力行动的任何意图，并重申它的命运应通过签订一项德波协定来决定的意见。⁽³⁶⁾

希特勒给予波兰的“慷慨”建议就是这样提出和被拒绝的。对德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虽然还不是决定性的转折点，业已来临。从此以后，外交和谈判的工具被搁置一旁。“神经战”不久就开始了。里宾特洛甫仍抱着波兰人可能会醒悟过来的希望，他于26日同利普斯基谈话后记下了他的印象：⁽³⁷⁾他们的军事措施完全是自卫性的，他们方面并没有意思要偷偷地抢在德国之前占领但泽；而且他相信，他们“希望尽可能容易地从目前的谈判中脱出身来”。他认为他们的妥协的建议“可能并不代表波兰政府的最后决定”，因此他向希特勒建议下列步骤：

1．对于波兰报纸的攻击，德国报纸应逐渐地加以反击，但不要把事情弄得难以收拾。

2．在短时期内由我去通知波兰大使，波兰的建议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

3．如果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波兰的军事措施并未逐渐减少，那就又要提请利普斯基先生注意由此而引起的困难局势，并且必须向他指出，如果事情这样继续下去，后果将是很不妙的。

但是，从这时起局势迅速恶化了。3月25日在利尼埃沃发生的反德事件已由驻托龙的德国领事向本国作了报告。27日的德国报纸刊载了26日在布罗姆贝尔格发生的反德事件。⁽³⁸⁾那天（27日），里宾特洛甫又一次要利普斯基在回华沙（28日）之前去见他，这一次是去接受对这些“暴行”的愤怒抗议。大使表示了遗憾，并答应立即进行查询。但是在他就这时的波兰紧张局势为自己的国家进行辩护，并指出德国也在发生类似的反波事件之后，他接着又建议，如果报上刊登一些两国政府发表的使人消除疑虑的话，可能会使两国的舆论逐渐平息。里宾特洛甫于是回答说，“局势并不能保证可以有任何那样的做法，因为前面所述的挑衅和报纸攻击，迄今为止全都来自波兰一方面”，如果德国报纸现在开始还击，“它将彻底地干一下”。⁽³⁹⁾最后，他表示“他不再能够理解波兰政府”；他也许不可能把它的反建议作为一项解决办法的基础；“两国之间的关系因此正在剧烈地恶化”。利普斯基在离开时答应要尽一切力量来克服困难。⁽⁴⁰⁾直到8月31日晚为止，德国外交部长没有再亲自接见他。

第三节　波兰担心德国突然行动

德国人玩的手法事实上很不高明。他们不仅挑选了可能是最坏的时刻来对波兰施加压力，因为他们急不可待地想要早日取得结果，他们所选的时刻正是人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记忆犹新、英法两国最倾向于协助波兰以防止进一步侵略的时刻。而且由于他们的拙劣的宣传、他们的威胁性的军事调动以及他们对自由市当地国社党极端分子无力控制，他们就同时又使波兰国内的焦虑不安上升到了一个剧烈的高度，以致使得贝克别无办法只能采取不妥协的立场。这也就驱使他，尽管多少带点勉强，一直朝着希特勒最想避免的方向奔去——那就是投入英国的怀抱。因为希特勒本人于3月25日曾明白指示勃劳希契，除非得到波兰政府的默许，不要对但泽采取突然行动，这时他对波兰的意图全世界决不是能够一目了然的。据报道，在斯洛伐克被占领后就立即在这个保护国中开始修建防御工事。⁽⁴¹⁾德国海军在波罗的海曾举行示威以庆祝兼并美美尔，希特勒参加了这次行动。⁽⁴²⁾接近月底时，波兰西部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成员开始耀武扬威地穿起白色长统袜子，并使用纳粹的敬礼方式——这一现象令人很不愉快地回忆起1938年苏台德区德意志人的运动。在27日至31日这几天中，不断地传来德国军队在斯洛伐克和第三帝国境内朝着波兰边界方向频繁调动的报道。虽然关于里宾特洛甫和利普斯基的谈话内容德波双方都严格地保守官方秘密，可是关于德国提出要求的谣言，甚至说是“24小时最后通牒”，不可避免地在广泛传播。⁽⁴³⁾

更令人吃惊的是有迹象表明，某种突然行动正在准备之中，它或许是针对但泽自由市的，也可能是从该市内部发动的。在4月5日的一件专电中⁽⁴⁴⁾当地的法国领事德拉图内尔后来报告说，“在3月的下半月中曾有过两次自由市的体制似乎陷入危险之中”。第一次，威胁似乎是来自第三帝国：12—13日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卡尔·伯克哈特从日内瓦去但泽的途中在柏林下了车，并从那里的德国朋友处接到警告，要他“在自由市只停留极短的时间以免使自己陷入极其严重的烦扰”。⁽⁴⁵⁾不仅如此，法国领事还听说从2月底起每天有德国军火从埃尔平运往但泽的警察营房，以及东普鲁士的德国军官于3月13—14日沿着埃尔平—但泽公路并在“可能的战场”一带进行侦察。不过，波兰的部队和战争物资在17日到25日期间也已运到领土的边界。据德拉图内尔的估计，到了25日这个时候，“不管第三帝国是把行动推迟得太久了，还是它只是想在得到华沙的同意后才行动，从今以后德国军队要不战而进入但泽是不可能的了”。

第二次，是因但泽国社党徒们的活动而引起了人们的不安：

后来（德拉图内尔继续说）当地的民兵们被这种毫无效果的等待激怒了，就决定组织一次起事。预定于3月29日⁽⁴⁶⁾正午发动起事。在前一晚举行了一次演习……冲锋队和党卫队表演了占领各公共建筑物。他们希望给第三帝国和波兰以一个既成事实，并宣布，在没有发生任何事件的情况下，同德国合并。

可是，起事被但泽参议院议长格赖泽尔挫败了，他明白这将促使境外的波兰军队立即开入，就于28日飞往柏林并说服那里的纳粹总部发出命令绝对禁止任何煽动。他的干预（法国领事补充说）由于当地党的头目、激进分子福斯特尔正在医院养病而得以成功。3月29日，格赖泽尔、伯特歇尔（但泽参议院外事局负责人）和国务秘书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魏茨泽克让这两个但泽人了解了里宾特洛甫同利普斯基谈话的最新情况。在回答他们问的“将来但泽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一问题时，他向他们作了如下的指示：

据我的意见，但泽在处理但泽—波兰问题（例如学生的冲突）时没有理由要对波兰政府表示一种特别迁就的态度，但是……在另一方面，我认为无论如何通过但泽去激怒波兰是不合适的。我想现在可以对波兰实行一种消磨政策，以便使波兰政府更加倾向于我们为某些德波问题所制定的解决办法，其中也包括但泽问题。但泽应继续像过去几星期和几个月那样地行动。⁽⁴⁷⁾

在波兰，那时候，在3月的最后几天，人们预料战争可能随时爆发。到30日，在柏林的大多数大使馆官员和波兰侨民已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遣送回国，领事们“据说已接到命令把档案中的机密文件烧毁”。⁽⁴⁸⁾华沙天天有表示全国团结一致的活动场面：30日总统莫希齐茨基接见各反对党领导人，作出忠诚合作以抵抗侵略的保证，但拒绝在国外避难的政治家们申请回国；新防空公债的认购书在4月5日正式开始前好多天就已大量涌至；报纸则大声鼓吹挑战和全国准备战斗到底。⁽⁴⁹⁾所以，当3月30日驻华沙的英国大使代表他的政府询问，波兰政府是否“反对英国政府保证对明显地威胁波兰独立的任何行动进行抗击，而且这种行动波兰政府也因此认为用它的全国力量来予以抵抗是极端重要的”，⁽⁵⁰⁾贝克会答复说波兰政府完全接受英国的建议，那就一点也不值得惊奇了。⁽⁵¹⁾

第四节　德国对英国3月31日给予波兰保证的反应

贝克采取这一步骤，对希特勒想保持“一种还过得去的关系”的希望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并且使他在解决他的优先问题方面更接近了一步。然而，总理4月1日（张伯伦于下议院宣布给予波兰临时性的和单方面的保证⁽⁵²⁾的第二天）在威廉港发表的演说⁽⁵³⁾竟完全没有提到波兰，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实际上，演说既包含他的第一次对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一事所作的公开辩解，也包括他对西方国家3月18日以来所搞的“包围”进行的第一次针对个人的反击。演说几乎是完全针对英国的。（他说）自从1918年以来英国不错过任何机会来包围、掠夺和反对德国——甚至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也被不公平地解释为是由于它被利用来作为“对德进攻的工具”。至于将来，德国人——希特勒宣称——没有进攻别国人民的任何打算。不过，如果英国和法国

盼望今天的德国会对那些依附他人的小国家不加过问，而这些小国的惟一职能却是被人利用来反对德国，这样直到有一天这项职能变成行动，那它们就是把今天的德国错当成战前的德国了。那个宣称他自己准备为这些大国从火中取栗的人必须等着他的手指头被烧坏。

在恫吓地提到了1935年英德海军条约并声称打算继续进行武装之后，总理终于停止了不断地攻击英国，只是又转向攻击俄国。他拿“最自然的政治工具”轴心国同“对方组织起来的那些缺乏任何共同性的个体的临时联合”相比较，他嘲笑在“民主主义的英国和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俄国之间”可以有任何真正的利益一致的想法。他热烈祝贺西班牙获得斗争的胜利——这一成就他认为是一个迹象，表明“这个世界最后将能保护自己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

在以后的几天中，正当希特勒在波罗的海上巡视并视察赫尔戈兰的防御工事，而贝克在去伦敦的途中之时，⁽⁵⁴⁾德国报纸也在忙着解释和评述威廉港的演说，继续抓住英国包围这一主要题目，并且作为对照，仍把法国，甚至（暂时地）把波兰也撇在一旁不去碰它。⁽⁵⁵⁾但是，尽管希特勒公开表演的激怒万分如何假装得如何巧妙逼真，私下里官方对英国给予波兰保证的反应却并不过分地悲观。3月30日毛奇从华沙报告了那一天霍华德·肯纳德爵士向他讲过的话，大意是说“照他的看法，波兰人必定会考虑到但泽的德国特性，并且迟早要得出结论。当然为此造好波兰的舆论是必要的，这一点政府迄今为止是忽略了，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只要沙文主义的浪潮一旦……平静下去”。⁽⁵⁶⁾这种说法，毛奇后来于4月4日的另一件电报中写道：“也许能证明下面这一假定是正确的，即由于对边界作出了保证，伦敦正朝着解决最重要的德波分歧这一目标努力。”⁽⁵⁷⁾不管魏茨泽克是否也抱着同样的希望，在4月3日的通函中他指示各驻外使团对张伯伦3月31日的声明应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时的语调是冷淡的。他强调它的临时性，并把它归因于“英国政府需要让全世界和国内舆论看到……由外交部在3月18日开始的辛勤外交活动的一次最初成果”。他补充说（这一段话虽然最后从草稿中删去了，但看来仍然是很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没有理由要对英国的行动采取任何种类的最后态度”；与此同时，德国的外交代表们必须“表现出一副沉着而完全冷淡的态度”，“特别是……无论如何不要去讨论德波关系的目前状况”。⁽⁵⁸⁾毛奇于5日也接到指示，不要“对德国的建议和波兰的反建议作任何进一步的具体讨论。我们必须防止波兰把球扔回给我们，以致使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似乎是让波兰的一项建议受到了冷遇”。⁽⁵⁹⁾

最后，国务秘书于6日午后召见了利普斯基。⁽⁶⁰⁾魏茨泽克还没有看到张伯伦那一天要在下院发表的声明的全文，声明将宣布波兰同英国的相互保证。可是利普斯基主动介绍了贝克在伦敦的谈话内容并概述了谈话所依据的一般原则。特别强调，波兰人既不会签署任何违背1934年的波德声明的文件，也不会“参加任何集团”，只是“在某种重新保证的基础上”进行直接的协商。魏茨泽克听了这些话后“只笑了一笑”，在讲了他要利普斯基来听的话之后——这些话即希特勒的提议不会再重复提出，波兰已经用采取军事措施来作出答复，以及波兰的反建议不可能作为讨论的基础——表示，“如果报上的关于贝克谈话的报道是确实的话”，那么他不知道“波兰的态度如何仍能同1934年协定的精神相一致”。对利普斯基的以下这样一些声明，魏茨泽克听后也很不以为然：现有的波法条约已被认为是同1934年声明相一致的；波兰军队的集结是在德国采取军事措施后才进行的，是因为德国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完全是背着我们搞的”，是因为德国采取了设立一个斯洛伐克保护国的办法和向立陶宛提出了一份最后通牒。他写道：“总之，我傲慢而又冷淡地用恰当的论据驳斥了利普斯基的陈述，于是我们就分手了。”

当其时，德国军队最高统帅部已经制定了征服波兰的简略计划大纲。前面曾提到过，希特勒在3月25日已告诉勃劳希契，波兰问题的解决“现在就应着手”。⁽⁶¹⁾现在，在4月3日，凯特尔发布了“白色行动方案”的第一号指令。⁽⁶²⁾指令的开头说：“波兰目前的态度，要求……在军事上开始进行准备，以便在必要时一劳永逸地消除从这个方向来的任何威胁。”不过，凯特尔也煞费苦心地着重指出，这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后决定：

德国同波兰的关系仍然以避免任何动乱的原则为基础。……重建德国武装部队的伟大目标仍然要根据西方民主国家的对立程度来决定。“白色行动方案”只是这类准备工作中的一个预先防备的部分。可是，也绝不可把它看作是同西方对手进行一场军事冲突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但是，在说明了这一限制条件之后，指令又概述了一项计划的一般原则，其目的是要“摧毁波兰的军事力量，并在东方造成一种能满足国防要求的局面”。至于但泽，这自由市应“至迟在战争爆发时就宣告其为德国领土的一部分”。在估计德国政治领袖们所要承担的任务时，那就是在可能范围内孤立波兰，从而把战争只限于波兰一国。⁽⁶³⁾指令认为，“法国国内危机的日益发展和英国因此受到限制，有可能在不太远的将来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至于俄国的干涉，如果它能够进行干涉的话，不能指望这会对波兰有什么用处，因为它将意味着波兰被布尔什维主义所毁灭”。⁽⁶⁴⁾但是，这个文件的最阴险的一点是，它给准备工作规定了速度：⁽⁶⁵⁾准备工作的进行必须做到在1939年9月1日后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动军事行动；最高统帅部负责制定一份精确的时间表并协调海陆空三军的行动时间；三军作战计划和详细的时间表务须在5月1日以前送交最高统帅部。

4月11日的一份修正指令⁽⁶⁶⁾声称，“如果出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有利的政治局面，对但泽自由市的突然占领也许有可能在‘白色行动方案’之外单独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删去了原指令（1938年11月24日）⁽⁶⁷⁾的一句话，那句话是说这样的一次行动将具有一次带革命性质的占领但泽的特点，而不是“一场对波兰的战争”。5月10日和11日由希特勒签署的另外两个指示特别谈到了经济战——“尽可能完整地”俘获波兰的经济设备和迅速占领波兰的上西里西亚和特申边区，是“对战时经济十分重要的”⁽⁶⁸⁾——并且精确地规定了军队作战区域。5月16日雷德尔在一份给各有关海军当局的、关于“白色行动方案”指示的备忘录中甚至指出：“可以预料‘Y钟点’将是清晨很早的一个时间，在太阳升起前3小时。”⁽⁶⁹⁾这样德国的计划工作很早就达到了“非常精确的”阶段。

(1)　见《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349—365页。

(2)　见哈塞尔：《来自另一个德国》，第37页。这里所说的“乌克兰问题”不是指苏维埃俄国的乌克兰，而是指一个可能建立起来的国家，它是由波兰的乌克兰各省，也许还有卢西尼亚所组成的。

(3)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338—339页（798-PS）；译文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92号。

(4)　同上书，第329—330页（789-PS）；译文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384号（第440—441页）。

(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33号，第576页。另见下文，原著第369—371页。

(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52号。

(7)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321—342页。

(8)　同上书，第307—321页。

(9)　同上书，第327—329页。

(10)　同上书，第81页注①，第192—193页，第291页，第333页和注④。

(11)　早在1937年11月，希特勒曾预言：“如果捷克人被打败，一条德匈共同边界也得以实现，那么法德发生战争时波兰方面的中立态度就可以更加确定地有指望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409页（386-PS，通称为霍斯巴赫备忘录）；译文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1卷，第19号〕

(12)　原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99号。

(13)　在1938年11月24日的一份较早的指示中，希特勒已经下令为突然占领但泽作好准备，可能是在占领美美尔的同时进行。但是他在那时已经强调，这将具有半革命的性质，“充分利用一个有利的政治局面，而不是一场对波兰的战争”（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326—327页）。这一新的指示已清楚地表明，希特勒当初所盼望的、现在甚至认为是可能的“有利的政治局面”究竟是什么样的。

(14)　这项虚幻的瓜分波兰的计划（按照这计划，西面地带成为第三帝国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则采用某种殖民地地位的形式）于1939年10月付诸实施，虽然直到1941年的夏秋时节德国人把俄国人赶出东波兰后，他们才真的能够决定乌克兰诸省的前途。

(15)　《波兰白皮书》，第147号，第144页。

(1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61号。这时的利普斯基的报告，见《波兰白皮书》，第61号。

(17)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308—310页。

(18)　同上书，第320页。

(19)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333—337页。

(20)　从上下文来看，可以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句诺言，即德国答应不再在波兰国内鼓励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精神——或者，至多不过是，德国自己对俄国的乌克兰不感兴趣，让波兰的野心在那里有一块可供驰骋的天地。不过，2月1日里宾特洛甫在华沙确实曾对贝克说过，在“大乌克兰”问题上德波两国可以合作（《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126号）。

(21)　在向里宾特洛甫告别之前，利普斯基曾问他，是否可以把前一天他同立陶宛外长谈的告诉他一些（见上文，原著第317页）。对此里宾特洛甫只含糊地答道，在乌尔布希斯先生从罗马返回后他已见到了他，“他们曾讨论过美美尔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又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379—380页。

(22)　见上文，原著第79—82页。

(23)　见上文，原著第83—84页。

(24)　《波兰白皮书》，第62号。

(2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4卷，第515号，第524号。

(2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85号。

(27)　同上书，第79号。

(2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90号。在把卡纳里斯的报告转送给里宾特洛甫时，魏茨泽克加上了旁注：“警告波兰人不要把事情弄到一个‘5月21日’接着又是‘5月28日’的地步，这样警告可能是适当的。”（他指的是1938年5月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

(29)　同上书，第73号。

(30)　在强调“一项共同的德波政策的可能性”时，毛奇应提到里宾特洛甫1月间在华沙谈起的对俄政策（《概览，1938年》，第3卷，第339—340页）：“首先，德国那时就可以同波兰一道奉行一项共同的东方政策，根据这项政策，两国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利益也可以有效地实现。我们也准备……让波兰去担任在整个乌克兰问题的未来发展中的主要角色。”

(3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88号。

(32)　《波兰白皮书》，第62号；参见同上书，第6卷，第101号（附件）。

(33)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324—325页。

(34)　关于利普斯基所叙述的这第二次谈话的情况，见《波兰白皮书》，第63号；关于里宾特洛甫所叙述的情况，见同上书，第6卷，第101号。

(35)　利普斯基在他的叙述中没有提到这项提议。

(36)　关于这次会见的一份波兰的记录摘要，见《波兰白皮书》，第64号。毛奇在3月29日致外交部的电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18号）中较详细地报告了这次会见的情况，并且包括有他自己收集的关于波兰军事措施以及在利尼埃沃和布罗姆贝尔格发生的事件的材料。他还引述了贝克说过的一段话：“他不想隐瞒……他的日益加深的印象，那就是我们已来到了德波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现在要由柏林来决定了；一切事情仍旧还可以纠正过来。”

(3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01号。

(3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08号注①；第118号注③；《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4卷，第547号。在布罗姆贝尔格事件之后，关于反德活动的报告毫不间断地继续由驻在西波兰的德国代表们送到柏林。

(39)　事实上，德国报纸在第二天（3月28日）就开始刊载波兰迫害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报道——例如，埃森的《国民日报》曾暗示这些事件是由“英—法代理人”为了打乱德波关系而煽动起来的。

(40)　关于德国人所述这次会见的情况，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08号；利普斯基在他的“最后报告”（《波兰白皮书》，第147号）中只简略地提了一下这次会见。

(41)　4月11日驻布腊提斯拉伐的英国领事报告说：“在小喀尔巴阡地区的防御工事已开始修建，现在如无军方司令员的批准已不能进入这地区，斯洛伐克军队显然在为德国人让出他们的兵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43号）

(42)　同上书，第4卷，第500号。

(43)　德国人3月29日否认在柏林和波兰边界之间有任何特殊的军队调动。德国外交部于27日和30日，以及波兰当局于30日，都否认关于德国向波兰提出最后通牒或任何“新要求”的报道。可是，这些正式辟谣对安定波兰或西方各首都的舆论，作用并不大。

(44)　《法国黄皮书》，第91号。

(45)　受到了这样的警告后，伯克哈特在但泽只停留了3天——从3月14日到17日（根据德拉图内尔的报告），然后回日内瓦去述职。事实上，劝告伯克哈特在这时不要去但泽的是魏茨泽克（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321页注⑥）。参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24号。

(46)　参阅驻柏林法国代办3月30日发出的一件电报（《法国黄皮书》，第86号），据他说，“某些十分可靠的报告使人相信，德国部队原打算于4月1日下星期六占领但泽。事实上，这是规定自由市内的冲锋队同德国军队相会合的日期。”作者引述了“通常可靠方面”的一种看法：“柏林要在4月20日为庆祝元首50岁生日举行特别盛大的游行，在这一天之前将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他又说：“尽管如此，人们也不能完全排除甚至在贝克上校动身去伦敦之前就在但泽提早发动起事的可能性。”

(4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24号。魏茨泽克还告诉格赖泽尔，他曾劝伯克哈特目前不要回但泽去。当格赖泽尔问他，“如果三人委员会邀请他去伦敦，他是否应接受”时，他回答说，他应该拒绝，“因为值得担心的是，他会只是被三人委员会质问，受到不礼貌的对待，然后被打发走”。（三人委员会由一名英国代表、一名法国代表和一名瑞典代表组成，由国际联盟理事会于1936年设立，它负责对有关但泽的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

(48)　《法国黄皮书》，第86号。

(49)　毛奇28日在一件电报中报告了这种事态发展，30日它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毛奇在电报中写道，“这种对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的自信和估计过高”，不仅是波兰报纸宣传的特点，而且甚至像国防部副部长那样的一些军事专家也都严重地抱有这种见解。这位德国大使认为，这种见解“由于波兰民族特性的缘故包含着一定的危险”（《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15号）。

(50)　《波兰白皮书》，第68号；另见上文，原著第92页。

(51)　见上文，原著第92页，并参见第82—84页，第88—89页。

(52)　见上文，原著第92页。

(53)　下面的节录引自贝恩斯编译的希特勒：《演讲集》，第2卷，第1590—1602页；德文原文见《人民观察家报》，1939年4月3日。

(54)　4月2日晚，波兰外长搭乘的列车经过柏林时，他受到了礼宾司一名官员的欢迎，在互致冷淡的、纯属形式上的礼节问候之后，那位官员就在礼貌所允许的最短时间内匆匆离开车厢（《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48号）。

(55)　确实，对这两个西方国家的区别对待是如此的明显，以致法国驻柏林代办认为有必要在4月6日提请注意这一点的信件中（《法国黄皮书》，第93号），警告法国外交部注意它的没有讲出来的目的，那就是分裂两国在最终向波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上的意见。

(5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54号注③。

(57)　同上书，第154号。

(5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47号。

(59)　同上书，第159号。

(60)　关于波兰方面的记述，见《波兰白皮书》，第70号；德国方面的记述，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69号。

(61)　见上文，原著第323—324页。

(62)　原文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4卷，第380—381页，第388—391页（120-C）；译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49号，第185号（附件二）。

(63)　德国海军承担的任务之一，是在北海和斯卡格拉克海峡采取“为预防冲突发生时西方国家进行突然干预所必要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应限制在绝对的最小限度之内，并“保证它们不被察觉”。“绝对重要的是在这里要避免可能会使西方强国的政治态度变得更恶化的任何行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85号，附件二）。

(6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85号（附件二）。

(65)　同上书，第149号。

(66)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4卷，第397—398页（120-C）；译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85号（附件三）。

(67)　见上文，原著第324页注①（即本书第446页注②。——译者）。

(68)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4卷，第408页（120-C）。

(69)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4卷，第441页（12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