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被瓜分了的捷克斯洛伐克

伊丽莎白·威斯克曼

第一节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1939年3月—1945年5月）

按照过去哈布斯堡王朝较为顽固的日耳曼人的传统，特别是按照希特勒本人的传统，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最活跃的日耳曼族总是认为，这些“历史名省”已隐秘地，因此也永远地并入了一个大德意志帝国。⁽¹⁾这种信念由施潘教授和苏台德日耳曼人党的理论家们在第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时代便培养起来了。这些人在自己人中总谈到元首如何不久就会来“收回”这整片领土⁽²⁾——他们只有对外人才表现得满足于苏台德日耳曼族自治这种细微的差别。虽然希特勒本人在思想意识的运用方面既是病态地又是十分现实地反复无常，他的一生却贯串着一条线，忠于他的那些在林茨，老师所特有的日耳曼—奥地利沙文主义。⁽³⁾因此，1939年3月15日的进入赫拉德恰尼，在希特勒看来是他生平所获得的报酬性胜利之一。对他说来，他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在轴心国的欧洲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然而，这块领土从前一年秋季并入德国版图以后，已经残缺不全了，因为捷克人和日耳曼人都认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在其历史疆域内是不可分割的。⁽⁴⁾起初，要正确看出这个支离破碎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何以竟成为一个保护国，而不只是一个新并吞的行政区，这是比较困难的。显而易见，德国人为了宣传起见，仍然认为玩弄捷克自治这套把戏是值得的。⁽⁵⁾1939年3月16日建立保护国的那项法令⁽⁶⁾使无依无靠的捷克人任凭德国保护长官去摆布，⁽⁷⁾而3个月以后，这个保护长官就取得权力，可以任意践踏当初设置他的职位的那项法令了。

在1939年3月15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头几周里，⁽⁸⁾德国军方在进行着管制。然后，新任命的德国保护长官（即1938年2月不得不在威廉大街让位给里宾特洛甫的冯·牛赖特男爵）在4月5日来到布拉格。同他一起来的卡尔·赫尔曼·弗朗克，是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苏台德日耳曼人领袖中最为凶恶的人，他一身兼了国务秘书、警察长官和盖世太保代表三职。捷克人听到这个消息就意气消沉，因为他们非常理解任命弗朗克的意义。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全部日耳曼人的行政长官、不那么粗野的亨莱因之所以让位于弗朗克，因为弗朗克象征着他因以取名的卡尔·赫尔曼·沃尔夫的精神。1917年在从前奥地利国会的比较温和的气氛中，就是卡尔·赫尔曼·沃尔夫主张非日耳曼人应该被当作老虎来加以鞭挞，而他所说的非日耳曼人，就是指捷克人。⁽⁹⁾有一个叫做比格斯多夫⁽¹⁰⁾的日耳曼人被任命为弗朗克的副国务秘书，还有15名日耳曼地方长官在各行政区代表着保护长官。⁽¹¹⁾

3月15日，捷克法西斯分子盖达为了他本人的利益发表一个声明，要求担任国家领导。⁽¹²⁾但是他的追随者的人数始终少得可笑。虽然有一时期他还不易被控制，他却几乎没有为德国人所接纳，而且很快便被抛弃了。捷克自治这出滑稽戏由于保留着哈恰而被维持下去。哈恰的头衔是总统，他还有一个实际上毫无权力的内阁，其捷克部长大多数是曾在贝兰手下，或者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担任过公职的专家。4月27日，毫无政治经验的职业军人埃利亚斯将军当了总理；外交部和国防部全被撤掉，捷克军队实际上已被解除了武装。保护长官公署里的德国工作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和捷克部长彼此重叠，而且德国代表不久就出现在捷克各个部里。虽然如此，仍有必要在保护长官公署和捷克内阁之间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因为德国人对这两个机构之间的直接接触是不赞成的。⁽¹³⁾这一条规则看来有一个例外：捷克司法部长亚罗斯拉夫·克雷奇却获准同弗朗克直接接触。哈恰提名的、过去曾在最高法院为总统工作过的一个叫做哈维尔卡的人当上了副总理，大家认为他采取了一种不必要的亲德态度。捷克政府就其立法责任而言，是通过1938年12月议会生活完全终止以前通过的一项法律所准许颁布的紧急法令进行工作的。⁽¹⁴⁾

在慕尼黑会议以后，只有两个政党或政治集团可以存在。⁽¹⁵⁾现在，这两个政党在极权主义者的眼里也成为过多的了。正像报刊被搞成了清一色那样，政治集团也就只能有一个民族阵线，国家统一党。这个组织是由哈恰本人主持的，许许多多捷克人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为的是——绝不夸张地说——通过留给他们的惟一途径来表明他们国家的统一。⁽¹⁶⁾1941年6月，国家统一党的党员人数达到400万以上这一高峰，但是该党同德国人经常发生摩擦，因为德国人对其工作人员始终是不满意的。1943年初，国家统一党逐渐衰微下去了。

当英国和法国在1939年9月对希特勒宣战时，捷克人从绝望中顿时又产生了希望，但是西方国家在波兰被消灭时所呈现的那种软弱无能，⁽¹⁷⁾不大适合于重新唤起被慕尼黑会议那么深切地挫伤了的同情心。然而，1939年10月9日在德国保护长官公署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卡·赫·弗朗克就抱怨“解决捷克问题的种种困难”。这一次，根据弗里德里齐将军于1940年10月15日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似乎曾考虑过对付捷克人的三种可能的办法。⁽¹⁸⁾

1．德国对摩拉维亚进行渗透，并将捷克民族限制于波希米亚一隅。

这个解决办法据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捷克问题⁽¹⁹⁾即使在形式上缩小了，却将继续存在下去。

2．最激烈的解决办法是，把所有的捷克人赶走，但是可以提出许多理由来反对这项解决办法……⁽²⁰⁾

3．同化捷克人，即由德国人吸收大约半数的捷克民族，这项办法的重要性在于从种族或其他观点来看都是有价值的。这尤其是在德国领土上（苏台德日耳曼边境地区则是例外）增加雇用捷克人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把集中的捷克人口加以分散。

必须夺去另外半数捷克民族的力量，加以消灭，并用船运送出境……对于在种族上是蒙古族的那部分人以及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大部分人，这尤其适用……

凡是抗拒德意志化计划的人应严加处理，并应加以消灭。

上述工作的开展当然要以增加德国人从德国领土上涌入这个保护国为先决条件。

事实上，元首决定采用第三种解决办法。这意味着“虽然表面上维持保护国的自治权，德意志化工作……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却必须始终如一地予以执行”。赞成同化的这项决定可能说明了大德意志帝国内这个保护国的独特性质。这个决定同一周后希特勒对波兰所作的决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波兰将被孤立，并将充作发动进攻性军事行动的“跳板”。⁽²¹⁾

1939年秋季给了纳粹分子一个极好的机会去推行他们对捷克人的政策。从1918年以后，捷克人就把10月28日作为他们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日来庆祝。虽然德国人已经把这个节日取消，许多捷克人佩戴着国徽还是在捷克各大城市示威。捷克当局曾请求公众谨慎行事，但是在德国人喜欢称之为“德国布拉格”的地方，德国党卫队人员故意向人民挑衅，扯下他们的国徽等等，直到公众的反应导致残酷的德国警察进行干涉。许多捷克人遭到逮捕，被拖进设在佩切克宫的盖世太保总部去“惩处”。有一个捷克大学生扬·奥普列塔尔已经受伤，后来又遭到殴打，终于在两星期后死去了。11月15日，他的同学为他的葬礼举行了一次很有秩序的示威大游行。一辆德国汽车故意冲到人群中去。于是大学生的纪律被破坏了。大学生把那辆汽车推翻，扭打便开始了。卡·赫·弗朗克的司机设法把自己搞伤。11月16日，牛赖特和弗朗克带着这个司机飞往柏林去给希特勒看这些伤痕，希特勒作出决定，立即采取恐怖手段，当夜便派遣党卫队的特种部队前往布拉格，捷克大学的大学生全部被捕。那些被认为是领袖的人都被处决，其他还有许多人当场遭到骇人听闻的虐待或者被押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去。布拉格的捷克大学和保护国境内的所有其他捷克大学——包括某些高等技校在内——一律关闭3年（事实上，它们一直关闭到捷克解放）。就捷克人来说，这是他们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的结束；大学生，甚至教授，如果能在他们寓所附近找到某种体力工作，就要比到德国境内的一家工厂或一处集中营去侥幸些。接着，许多中学，甚至小学，也逐渐受到取缔或者实行德意志化，所以在保护国的后半时期，一个10岁以上的捷克孩子很可能会被迫进厂劳动，而根本不能进任何学校求学。⁽²²⁾

这样，到1939年底，德国人已经在完成第三种解决办法和消灭捷克知识分子阶层那条路上迈步走了。1939年7月11日，他们宣布德语和捷克语都是“官方”语言，而在行文时德语总应放在前面。根据1939年3月16日那项法令的第二条，保护国的日耳曼族居民成为国民兼德国公民，而捷克人则只是德国国民，他们在自己家乡与其说是公民，不如说是臣民。英国的空袭不久就有助于鼓励德国本土的日耳曼人到保护国来就业，他们在这里享有通常称为治外法权的权利。⁽²³⁾首先变得很显眼地德意志化的是布拉格。如果我们回忆起占大多数的、以前未曾维护其民族性的捷克人，在1861年⁽²⁴⁾后才逐渐出现于这个都城的话，那么，对于“繁华的、斯拉夫人的布拉格”受此糟蹋所感到的怨恨是不难领会的。而由于捷克大学被迫关闭以后仅仅剩下的日耳曼大学的新校长是鲁道夫·容，这种怨恨便更为剧烈，因为容也是一个发表过著作，曾以粗暴野蛮的方式乱骂过捷克人的纳粹分子。鉴于布拉格的历史，这个城市大概比任何其他非日耳曼族的城镇更易德意志化，这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钳制住了捷克人的抵抗。

至于第三种解决办法的其余部分，1939年3月16日那项法令的第九条，即保护国应成为德国海关区的一部分的那条规定，在1940年年成歉收以后于10月里终于实行了。把工人调运往德国的工作也及时加速了。在1939年和1941年间，作为一个开端，大约有15万名熟练的捷克工人被遣送到德国去。⁽²⁵⁾

对捷克人自己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团和索科尔⁽²⁶⁾组织就像那些大学是他们民族生活中的支柱那样不可缺少，军团在1939年8月被德国人依法解散了，但是它的成员直到1941年初才被大规模地解除了行政职务。索科尔成员在1941年中受到镇压，最后在10月12日被海德里希消灭了。⁽²⁷⁾保护长官公署和埃里亚斯政府之间为了这类问题有着一阵阵的摩擦。这个捷克政府一再呈请辞职，但一直被挽留到1941年秋季。

同时，希特勒于1941年6月进攻俄国以后，保护国内的紧张情况明显地加剧了。慕尼黑的经验早已激发起泛斯拉夫民族的传统和对共产主义的同情。东方的战争看来要比德国同英国的空战和海战实际得多，而它所牵连到的那些行动提供了切实的破坏机会。的确，希特勒感觉到捷克问题一点也“没有解决”（也就是说，捷克人的存在竟是这样持久），因此他在1941年9月“批准”牛赖特的长期病假，另派了一个半有教养的虐待狂者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到布拉格去当副保护长官，他大概也是党卫队头子中最精明的家伙。1941年9月28日，即圣温塞斯洛斯日，海德里希宣布保护国各重要地区处于紧急状态，⁽²⁸⁾晚上10点钟起实行宵禁，并且成立了新的即决法庭⁽²⁹⁾，十十足足进行了恐怖统治。在以后的两个月中，这些新法庭在德国盖世太保庭长的操纵下，宣判了394人死刑，并把1 134个牺牲者移交给盖世太保，目的是为了进行那种可怖的“进一步调查”。⁽³⁰⁾知识分子和前陆军军官，军团团员和索科尔成员在牺牲者中处于突出地位。一开头，总理就被认为是同伦敦有接触⁽³¹⁾的“卖国贼”而遭到逮捕，递交给由蒂拉克本人⁽³²⁾主持的德国人民法院的一个陪审团，并于10月1日判处死刑，虽然这项判决直到下一年才执行。过了很短一段时间，他的前司法部长克雷奇才接替他当了总理。

1942年1月，克雷奇组成了第二内阁。它带来了两项值得注意的改革。以前一直在保护长官公署担任职务的一个德国日耳曼族人瓦尔特·贝尔奇博士，当上了劳工部长，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职位，控制着保护国内的产业工人，但它所关注的显然是为德国本土提供必要的劳动力。3月8日，他宣布了希特勒的决定，即保护国的经济必须适应德国的战争需要，并且必须为此目的加以利用。其次，捷克最大的吉斯林艾曼努尔·莫拉维茨上校当上了教育部长。⁽³³⁾莫拉维茨过去是捷克陆军的喉舌，他曾向西方国家呼吁，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要认识到捷克斯洛伐克在应付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的战略价值。但是西方国家没有听他的话。莫拉维茨从慕尼黑协定签订的时候起就急剧地改变了他的政策。在新的形势下，他认为捷克人别无办法，只有把他们的事业同德国的事业打成一片。当然，他的主张被纳粹控制的报刊向国外宣扬了。当他获得控制教育的大权这一赏赐以后，他就拼命去搞当时还保留的小学教育的纳粹化工作，并对那些不像莫拉维茨上校那样的、没有认识到他们在柏林的德国救星的知识分子大肆迫害。在海德里希领导下，把保护国作为大德意志一个——次等的——部分并入的过程加快了——诚然，与此相反的托词实际上全被放弃。这一点在希特勒1942年5月7日的法令⁽³⁴⁾里特别清楚，这项法令表面上的意图是要“简化”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的行政工作。从6月15日它生效之日起，所有地方当局和警察当局都要以德国行政委员会的名义，代表德国管理保护国。德国地方长官的人数这时减少到了7名。⁽³⁵⁾

这时候，消极地装傻⁽³⁶⁾和等待的帅克传统，已经变成了积极得多的行动，这也多亏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各种活动。贝奈斯博士在美国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访问后，已于1939年7月18日回到伦敦。当战争在9月里爆发时，他向英国、法国和波兰政府坚决表示，捷克斯洛伐克从1939年3月15日起就已经在同德国交战了。10月6日，他去巴黎，因为3月15日不曾辞职的捷克斯洛伐克前驻法公使，斯洛伐克人奥苏斯基在那里声称，是他在指挥着所有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奥苏斯基对贝奈斯的领导向来是不满的，他们之间于是出现了僵持的局面，后来，前不久才从布拉格来到巴黎的施腊麦克大主教终于说服奥苏斯基同贝奈斯达成了协议。一个包括他们3人在内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成立起来，并能够组织成一支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由法国政府编入了法国陆军。⁽³⁷⁾在法国崩溃以后，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就逃往英国，其主力于1940年7月14日在那里登陆。一周以后，英国政府正式承认那些捷克政治领导人为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³⁸⁾7月23日，贝奈斯重新就任总统，并任命施腊麦克为总理，以扬·马萨里克（外交）、斯拉维克（内政）、乌特拉塔（财政）、因格尔（国防）、费埃拉本德和那个不服从上级的奥苏斯基（国务部长）为其内阁同僚。这个临时政府具有一种模糊的中左色彩；它既不包括农民党人，也不包括斯洛伐克牧师派议员和共产党人。这位总统还指派了一个40人的国务会议⁽³⁹⁾——后来增加到50人——代表着各种颇为不同的观点。10月25日，捷克当局同英国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规定在英国指挥下组织和使用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部队。

到德国对俄国发动进攻一个月后，即到1941年7月18日，⁽⁴⁰⁾英国才正式承认贝奈斯总统为一国的首脑。苏联也在同一天正式予以承认。⁽⁴¹⁾8月10日，据宣布，遵照7月18日的苏捷协定，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旅正在俄国境内组织起来，以便同在英国建立的或正在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保持平衡。可以肯定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有相当大一部分居民这时正冒着死刑的威胁在收听俄国的无线电广播，特别是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总之，听众人数相当多，足以使捷克公众消息十分灵通。海德里希的行为激起了新的沸腾的义愤；⁽⁴²⁾破坏活动非但没有停止，⁽⁴³⁾反而有增加的迹象，尤其是1942年春季在克拉德诺煤矿里。如同欧洲其他地方那样，共产党人的组织相当严密，他们的秘密报刊也相当顺利地发挥着作用。

5月27日早晨，正当海德里希驾车穿过利贝尼（布拉格）郊区到办公室去时，投来的一颗炸弹使他受了致命伤，他在6月4日毙命。这是欧洲抵抗希特勒运动的大事之一。一个显要的纳粹头子，而且是一个受到特别保护的党卫队头子被杀死，这还是第一次。的确，海德里希可以被看做是党卫队的智囊，他的丧生在希特勒看来，是不可弥补的。⁽⁴⁴⁾后来盖世太保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似乎或多或少是真实的，即这次突然袭击是伦敦的捷克人策划的，并由皇家空军空投下的英国境内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的两名伞兵——一个捷克人和一个斯洛伐克人——执行的。他们的任务完成以后，圣哈尔列斯·博罗麦奥教堂的东正教教士便把他们隐藏起来，并供给他们膳食。德国人于6月18日似乎就在那个教堂里搜捕到了他们，把他们同几个掩护者一起就地杀害了。

在保护国内，袭击海德里希的直接结果是一阵更加可怕的恐怖浪潮。当天，卡·赫·弗朗克就重新宣布了紧急状态，达吕格从柏林赶来接替海德里希。在5月28日和7月3日之间，有1 288名捷克人多少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处死了；⁽⁴⁵⁾那个倒霉的埃利亚斯也是一个牺牲者，他于6月19日被处决。有时，整个家庭的成员没有多大原因就全被枪毙，有两个村庄的全部男子都被非常残忍地消灭干净。6月10日，这种情况发生在克拉德诺附近的一个采矿村利迪策，而10天以后又发生在布拉格另一面赫鲁迪姆附近的一个叫列日阿基的小地方；每一次妇女都被送往集中营去，而儿童则就此无影无踪了。

就在利迪策和列日阿基遭殃的消息传出后不久，英国政府在1942年8月5日⁽⁴⁶⁾终于觉得可以将正式废除慕尼黑协定的通知递交给贝奈斯和扬·马萨里克了。6月间，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时，正式对贝奈斯说（6月9日），“苏联政府……的立场是维持慕尼黑会议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边界”，⁽⁴⁷⁾这自然使捷克人认为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将归还给他们的国家。最后在10月26日，美国政府正式承认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⁴⁸⁾

1943年2月初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对东欧地区来说，无论如何标志着战争的转折点。早在1942年11月，已有大约7万名捷克青年被动员去德国劳动，⁽⁴⁹⁾接着在1943年2月2日，16岁到65岁的所有男子和17岁到45岁的所有妇女，以及16岁以下的某几类学龄儿童都被征召到德国去从事战时工作。在轴心国统治下的欧洲各地，甚至总动员的叫喊似乎也并未严重地影响到保护国的日耳曼人，而捷克人却又记起他们过去所担心的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完全被赶走的那种情况。随着粮食供应的减少（无论如何，对捷克人来说是减少了），⁽⁵⁰⁾布拉格和捷克其他城市的生活变得空前未有地凄凉。1942年2月16日，在实行了德国通行的那些反对犹太人的措施以后，海德里希宣布把保护国的全体犹太人关进了犹太人区。特雷津（特雷津市）那个古堡市镇变成了一个犹太营，捷克犹太人全被送往那里去，让他们在痛苦的但还不是使人毛骨悚然的环境中等待进一步送往奥斯威辛的那些毒气室去。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有捷克人也有犹太人，为了逃避放逐和死亡，过着非法的、没有配给证的隐匿生活。

1943年8月，据宣布弗里克将接替牛赖特出任德国保护长官，他原来担任的德国内政部长职位已经由希姆莱免去了。弗里克于10月14日开始视事。当时这个官职已被公认只不过是一个挂名差使，卡尔·赫尔曼·弗朗克的权力终于得到了正式承认。8月20日，他被任命为一个德国部长，并兼任主管那个取代前德国保护长官公署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事务部的国务部长。⁽⁵¹⁾

1943年间，贝奈斯在他从伦敦广播的讲话中采取了攻势。每一次他宣称（稍微早了一些）布拉格当局即将垮台以后，布拉格当局总作出强烈的反应。就可能作出的判断来说，贝奈斯在国内的名望这时候不但已经恢复，而且他已成为全国杰出的象征性首脑了。（扬·马萨里克在战前始终不大出名，这时多亏了他的才气焕发的广播讲话，开始占有第二位，而莫斯科的捷克共产党人则无足轻重——只有南斯拉夫的铁托在年轻的捷克人中是备受爱戴的英雄。）另一方面，贝奈斯的重要性在这一年中也有所增长。因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果意味着德国将被打垮，还意味着英语国家的利益和俄国人的利益已不再一致了，同时俄国人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短暂的休战也告结束了。⁽⁵²⁾贝奈斯的政府是最可能有办法使苏联和西方世界之间避免或推迟一场破裂的政府——多亏捷克人保有他们同西方的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亲俄传统。贝奈斯早期同波兰人为战后更紧密的合作所进行的磋商一直是困难的；随着西科尔斯基于1943年7月4日逝世，磋商成为不可能的了。⁽⁵³⁾有一时期，捷波和解的设想因为热中于更大的目标而受到了忽视。事实上，这一年中，贝奈斯一直为自己对莫斯科的一次访问进行准备。英国人在10月份举行三国莫斯科会议之前一直反对这次访问。⁽⁵⁴⁾最后，贝奈斯于12月11日抵达了俄国首都。那里的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如哥特瓦尔德等，并不十分友好。他们指责这位总统，因为他在1938年不曾公然反抗西方世界，也不依靠苏联的支持，反而被诱骗而落入了慕尼黑的投降圈套。

可是，对于将来，似乎可以设想出一种既是国内的又是国际的权宜之计，尤其是因为贝奈斯认识到，在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对国家经济生活的一大部分实行国有化将是值得想望的。12月12日，一项为期20年的捷苏同盟条约签订了。该条约规定，在目前的对德战争中以及在将来对同一敌人的任何一次战争中，都要相互援助。签字国双方都保证扩大它们的经济关系，并且不干涉彼此的内政。⁽⁵⁵⁾

1944年的头几个月里，苏军缓慢地向着喀尔巴阡山推进。因此3月13日，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号召其人民——特别是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人民，因为那里的条件较为有利——“从个人的英勇行为过渡到有组织的群众行动。成立战斗队。建立民族委员会。组织武装团体和游击队。……政府将竭尽全力使你们可以有足够的武器进行防御和进攻。”⁽⁵⁶⁾ 3月17日，贝奈斯宣布这个新共和国将是一个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并不享有特权）。4月8日，俄军会同斯沃博达将军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到达卢西尼亚的边境，即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边境。一个月后，在5月8日，⁽⁵⁷⁾签订了一项关于解放区的捷—俄协定：作战区的最高权力应归苏军总司令执掌，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一名代表予以协助，他将在肃清敌军的领土上建立并指导行政工作；当任何地区一旦不成为直接的作战区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将完全接管其行政工作。

就在解放大军到达卢西尼亚边境以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立即催促国内人民建立由经过考验的爱国者组成的民族委员会，以鼓舞抗战力量，并接过对于可能获得解放的任何内部地区的责任。但是在1945年5月以前，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几乎都没有公开的起义；⁽⁵⁸⁾德国机构压制得太紧了，而那些城市，尤其是首都的德意志化工作也太顺利了。夏季过去以后，人们潜越过边境去参加斯洛伐克游击队，或是在卢西尼亚试试运气，进行任何种类的反德战斗。

1944年8月初的斯洛伐克起义⁽⁵⁹⁾当然在保护国内激起了强烈的骚动，直到1944年10月底才令人痛心地逐渐停止了。两天之后，苏军同他们那些捷克斯洛伐克分遣队进入了斯洛伐克，可是除了等待战争结束外，并没有什么事可做。正在1944年圣诞节以前，布拉格组成了一个民族委员会，就像民族希望再生时欧洲各重要中心曾经创建过的那种。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于1945年3月离开伦敦，4月初暂时迁至斯洛伐克的科希策。但是捷克人直到战争结束时才最终获得解放。5月4日，当布拉格居民开始示威游行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已死了，而邓尼茨也即将无条件投降。5月5日，在民族委员会的普拉日阿克教授和库特尔瓦什将军⁽⁶⁰⁾的指挥下，捷克爱国人士占领了广播电台，当夜街垒也开始建立起来。德军有坦克和飞机，而党卫队则把总部设在布拉格的切尔宁宫（即过去和现在的外交部）里，意味着将不顾德国5月7日在弗伦斯堡的投降，要设法坚持下去。虽然德军司令图桑将军于5月8日下午4时停止了抵抗，党卫队的飞机却继续轰炸这个不设防的城市，同时德军的坦克增援部队也从梅耳尼克和其他地方开到了。有好几天，局势看来是危急的；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求援的呼吁，但是什么援助也没有来，只有弗拉索夫的某些部队举行了起义，攻击德军。捷克斯洛伐克的亲西方人士后来为那段间歇时间深感痛惜，因为当时在捷克林山和比尔森的美军尊重西方国家同苏联达成的谅解，暂停推进，一直等到科尼耶夫元帅和他的军队于5月11日⁽⁶¹⁾到达布拉格。5月14日，哈恰、克雷奇⁽⁶²⁾、盖达和其他一些通敌分子被捷克人逮捕了；莫拉维茨和亨莱因总算能自杀，而卡·赫·弗朗克则向美军投降了。5月16日，从4月3日就安身在科希策的贝奈斯总统回到了一个饱经战火但却热情洋溢的布拉格。

第二节　斯洛伐克（1939年3月—1945年3月）

虽然在纳粹眼中看来，捷克人属于即使不应消灭，也应遭到瓜分的次等人那一类人，虽然保护国至少从1941年9月起受到了相应的对待，斯洛伐克人却被挑选出来，受到元首的偏爱。实际上，纳粹的意图是想用斯洛伐克为他们赐予那些通情达理地顺从希特勒意志的民族的报酬提出一个出色的榜样。根据1939年3月23日的条约，⁽⁶³⁾斯洛伐克实际上已完全沦为德国的附庸，但德军却驻扎在该条约为他们提供的各个军事区内，并在5年以上的时间里允许斯洛伐克人在该国其余地区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在1938年的第一份维也纳议定书以后，以及在1939年3月⁽⁶⁴⁾同占领卢西尼亚的马扎尔人有过军事冲突以后，斯洛伐克人的愤慨是针对着匈牙利的。由于这个原因，斯洛伐克人对于受到德国的保护感到相当满意，因为匈牙利毕竟抵抗不了德国。

当时的问题是，斯洛伐克应该由格林卡的继承人蒂索神父⁽⁶⁵⁾按照格林卡从前的政党的那种教士传统进行治理呢，还是应该由马扎尔人图卡⁽⁶⁶⁾和格林卡卫队的领袖萨诺·马赫以彻头彻尾的纳粹方式来统治。在第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存在的时期，格林卡党一直是斯洛伐克独一无二的大党，虽然说得最早，在1937年以前，这个党始终没有得到超过40%的斯洛伐克人民的拥护。1937年，日耳曼族和马扎尔族的宣传才促成了一个变化。德军对波兰人的攻击，一点也没有使斯洛伐克人更同情于纳粹分子，因为斯洛伐克人（不像捷克人）一向对波兰人非常友好。他们被迫对波兰宣战，但是他们的情绪却变得更反图卡了。1939年10月，蒂索当选为斯洛伐克总统，格林卡党重新被肯定为斯洛伐克惟一合法的政治集团。日耳曼和马扎尔少数民族也获准有“党”的组织。⁽⁶⁷⁾卡马辛是斯洛伐克的日耳曼族领袖，⁽⁶⁸⁾也是1938年10月以后的国务秘书，他享有特殊的威望，他的日耳曼族国务秘书处在斯洛伐克境内不受斯洛伐克政府的管辖而享有自主权（在杂居的地区，斯洛伐克族和日耳曼族当局互相合作）。图卡这时当了总理，马赫是宣传部长，杜尔昌斯基⁽⁶⁹⁾是外交部长兼内政部长，可是这3个人都非常不得人心。新教徒的惟一部长是国防部长恰特洛什将军。社会党人在斯洛伐克的实力始终不强，不过共产党人却有些追随者；⁽⁷⁰⁾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外，斯洛伐克中部还有些新教徒集团和一些反教士人士，新教徒集团一向是亲捷克的，反教士人士以前则投票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党人。另外，还有一定数目的捷克人和一个相当大的斯洛伐克犹太人集团。前者特别受到1939年4月24日法律的打击，⁽⁷¹⁾因为这个法律便利了产业的没收，而纽伦堡法律在理论上自1941年9月起便适用于后者。

毫无疑问，有好几年，蒂索都获得全国的支持。“一般的斯洛伐克人”对蒂索的组合国家计划（即遵循几年以前陶尔斐斯在奥地利所推行的那些方针）都不大反对，他们还认为蒂索最有办法维护斯洛伐克的自治。格林卡卫队把所有的斯洛伐克人都征募进去。另一方面，在民族委员会中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讨论，同时斯洛伐克报刊也可以发表比德国本土或保护国的报刊所发表的显然较为尖锐的评论。希特勒时常谴责蒂索，⁽⁷²⁾特别是1940年7月28日在萨尔斯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还对内阁成员作了某种调整，使图卡和马赫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他们的目的物。在7月这次会晤以后，图卡代替杜尔昌斯基出任外交部长，马赫则接替他担任内政部长。但是希特勒似乎已经看清楚，最可靠的还是通过蒂索去控制斯洛伐克，他也始终没有认真坚持要在布拉迪斯拉发实行全面的暴政。这一次，实际上用的是胡萝卜而不是鞭子。因为希特勒利用了一切机会去提醒斯洛伐克人，他们享有这种据说是主权国家的新地位：例如，1940年11月24日，当斯洛伐克领导人应召去参加三国公约时，⁽⁷³⁾这种新地位就曾被强调过，而马赫也宣称，斯洛伐克“第一次作为一个平等的因素出现在国际生活中”。⁽⁷⁴⁾虽然匈牙利也同样参加了三国公约，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随着斯洛伐克人的情绪——却是坚定地针对着它的。因此，斯洛伐克倾向于同匈牙利的其他敌国罗马尼亚和——在1941年春季以后——克罗地亚⁽⁷⁵⁾结盟。

在战争的年代，斯洛伐克可以开花结果的是在经济领域里，而当时希特勒的欧洲的所有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在内——却正在束紧裤带。斯洛伐克人以前一直抱怨说捷克人对于发展斯洛伐克什么工作也没有做，虽然严格地说来，这种指责是不真实的。但是现在，使斯洛伐克全面增产却合乎德国人的意图，他们直接控制的仅仅是这个国家的军事工业。他们购买了斯洛伐克所能提供的全部木材。德国武装部队照料着把公路和桥梁按着斯洛伐克人空前未有的规模修建起来。⁽⁷⁶⁾采矿业和化学制品部分是用德国资金发展的，而鞋子、毛织品和玻璃制品也扩大了生产。斯洛伐克商人这时到瑞士去出售燃煤和木材，这是他们以前从未有过的。1943年夏季，他们还领取了巨额的出差津贴。⁽⁷⁷⁾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在国内能吃得更好些，因为尽管从1941年秋季实行了配给制，多亏了十分普遍的贪污腐败，要搞到无限的食品以及几乎无限的汽油还是容易的——当然，市里赤贫的人不在此例。反犹太的法律被马虎地加以解释，⁽⁷⁸⁾不过蒂索却定期把一批批犹太人引渡过去，作为平息德国人怒气的贿赂（据说，德国人有时甚至接受金钱），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同德国和保护国的贸易关系是由1939年3月23日的德国—斯洛伐克贸易协定规定的。根据这项协定所附带的秘密议定书，⁽⁷⁹⁾斯洛伐克和前属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现在由德国控制的那部分地区之间将不设关卡，但是斯洛伐克和德奥合并后的德国之间则将有一条正常的边界。不过，蒂索除了同希特勒进行秘密的政治斗争外，还得开展一场商业战，以防止大得不适合其同胞心意的输出物资外流。有那么许多物资要流向德国，以致斯洛伐克发觉自身在柏林有一笔十分庞大的结余，同时它还得保护自己，防止德国商品倾销。因此，早在1940年5月，它就对输往德国和保护国的木材征收了出口税，⁽⁸⁰⁾并且还禁止从某些地区出口木材，以便把木料保留下来供国内工业使用。对出口的其他种种限制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也实行了。9月15日，对指定给保护国的某些货物的铁道货运费用提高了100%。⁽⁸¹⁾可是，尽管斯洛伐克作出了所有这些努力，德国却继续在商业上吞食它，1942年还是占去了其全部贸易额的70%。⁽⁸²⁾

对斯洛伐克人来说，如同捷克人一样，德国对俄国的进攻使形势改变了，尤其因为斯洛伐克提供了通向东线的那么重要的公路和铁道。现在，不可能再保持那种和平乐园的气氛不受到损害了，虽然德军和党卫队在1944年9月以前还设法力图不引人注目。作为三国公约和新秩序的一个公认的支持者，斯洛伐克不得不立即派出一支分遣队去同苏联作战，⁽⁸³⁾同时还有计划地向德国输送斯洛伐克劳动力。1942年3月，据宣布，劳动服务将按着德国方针予以改组。⁽⁸⁴⁾下一个月，据称有将近半数身强力壮的斯洛伐克人不是在俄国当兵，就是在德国当工人：一年以后，据估计，这两类每一类拥有大约12万人。⁽⁸⁵⁾驻在乌克兰的斯洛伐克军以松懈懒散、毫无斗志闻名。除了日耳曼族人的部队外，共产主义宣传似乎在其他部队中取得了进展。1943年1月，改编斯洛伐克军队，把日耳曼族人分配到部队中予以加强，终于认为是必要的了。⁽⁸⁶⁾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甚至在日耳曼族人中也缺乏亲德热情的官方抱怨增多了。⁽⁸⁷⁾斯洛伐克人还发觉自己正同有着相当高比例的斯洛伐克公民的美国在作战，这使他们进一步同他们的领导人疏远了。

转折点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到来了。从那时起，斯洛伐克人的情绪就变得相当肯定地反德了。蒂索和他的朋友也开始盘算在时机许可时抛弃希特勒。⁽⁸⁸⁾蒂索的朋友西多尔⁽⁸⁹⁾在战争时期一直是斯洛伐克驻梵蒂冈的公使，他消息非常灵通，无疑使蒂索很熟悉国外大事的进展。1943年3月8日，斯洛伐克的主教们写了一封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反对极权主义和反犹太主义。6月21日，这封信由梵蒂冈向全世界公布了。1943年4月，斯洛伐克总统被召到萨尔斯堡去，像当时大多数卫星国的领导人那样，受到希特勒的重新鼓励，同时也受到警告，不要想到和平。4月25日，即希特勒和蒂索会晤后两天，贝奈斯博士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次广播中宣称，斯洛伐克政府的秘密使者已经来同他联系过；当然，这个说法在布拉迪斯拉发遭到断然的否认。斯洛伐克的感情大概始终不是热烈地亲捷克的；这时候，虽然每一个斯洛伐克人都特别希望保持斯洛伐克的自治，右派却倾向于霍尔蒂，⁽⁹⁰⁾而中间派和中间偏左派则想同捷克人重新建立某种联系。实际上，在接下去的18个月里，贝奈斯在斯洛伐克人中间享有空前未有的名望。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这时是由莫斯科派来的什米德凯和巴齐列克领导着，据说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这个国家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国。尽管有死刑（死刑也像蒂索统治下的大多数其他条例那样，并不实行），人们却越来越多地收听外国电台，尤其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虽然斯洛伐克的泛斯拉夫传统只存在于老一辈人中间，随着俄国军事胜利的消息，特别是1943年7月俄军反攻的消息传来，一股泛斯拉夫感情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斯洛伐克。有好几个月，说斯洛伐克军队里的共产党人正日益得势，已成了街谈巷议；⁽⁹¹⁾天主教徒和新兴的斯洛伐克工业家们都感到害怕起来。据什米德凯本人说，斯洛伐克地下民族委员会是在1943年9月组成的，但是到圣诞节，共产党成员和其他成员才拟就了一个一致同意的纲领。

1943年12月贝奈斯访问莫斯科时，⁽⁹²⁾当然会晤了那里的斯洛伐克共产党人；他这次旅行有助于在往后好几年里使他同捷克共产党人和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关系缓和下来。同时，捷克—斯洛伐克重新联合的事业也有了明显的进展，虽然奥苏斯基还在利用他对伦敦的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影响来反对贝奈斯。不久，斯洛伐克的局势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军于1944年3月19日占领了匈牙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苏军和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一起，在1944年4月8日到达了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东部行省卢西尼亚的边境。以意大利为基地的盟国轰炸机这时威胁着布拉迪斯拉发地区的炼油厂，3月里斯洛伐克首都开始疏散人口了。⁽⁹³⁾从这时起，这个政权就动摇起来。上文已经叙述过，⁽⁹⁴⁾流亡政府在3月13日曾经特别对斯洛伐克人和卢西尼亚人发出呼吁，要他们公开起义。越来越多的斯洛伐克青年人这时逃往他们的“马基”，即伸向西贝斯基德斯山和塔特拉山的丘陵地区。正规军也流露出朝同一方向消失的明显倾向，而德国武装部队则遭到越来越多的破坏活动。1944年4月，斯洛伐克当局承认存在着紧急状态；7月27日，民族委员会对起义计划作出了决定。8月初，几乎在华沙起义的同时，公开的战斗开始了。8月12日，⁽⁹⁵⁾蒂索公布了军事管制法，并于8月24日宣布全国总动员。事实上，斯洛伐克游击队在8月中旬就已采取攻势了。8月26日，马赫在一次广播中承认，斯洛伐克已处在伞兵和地下部队临时强加给它的一种战争状态中。下一天，德军开始占领这个国家——他们宣称，蒂索曾向他们求救。这样一来，残余的斯洛伐克正规军中有一部分参加了游击队，蒂索在9月2日解除了正规军总司令恰特洛什将军的职务。⁽⁹⁶⁾战斗在9月里一直很激烈，尤其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和西利那的周围。斯洛伐克游击队天天盼望苏军同他们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赶来，但是很可能喀尔巴阡山的中部山峰像过去一样竟然是难以越过的，只有可能绕过这些丛山峻岭，取道罗马尼亚和地势低洼的卢西尼亚和匈牙利，这就必然要浪费宝贵的时间。⁽⁹⁷⁾当然，人们也猜疑俄国人想独揽解放的任务。同样严重的是，奥苏斯基10月14日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封信中打算使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和游击队脱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虽然那个起义宣言（1944年9月1日）曾声明支持一个“进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0月里，贝奈斯政府有好几个代表飞往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去访问，而在10月13日，一个斯洛伐克代表团也由那里到达伦敦。与此同时，霍尔蒂正打算为匈牙利向俄国投降进行谈判，因此德国人在10月16日免了他的职。⁽⁹⁸⁾11天以后，俄军在10月27日进入了乌日哥罗德，可是德军这时已由党卫队的好几师精锐部队大大地加强了，他们同时占领了斯洛伐克游击队在兹沃伦和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那些主要阵地。只是到10月29日，苏军才大量越过斯洛伐克边界，虽然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空降旅已在10月6日从俄国来到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领土上。⁽⁹⁹⁾

可是，直到1945年初，俄军才能往纵深推进。1月间，斯洛伐克大部分地方的敌人已经肃清。2月1日，贝奈斯政府的解放区事务部长奈麦茨来到了科希策。12月4日，贝奈斯曾颁布法令，把实际的行政工作指派给每一地区的民族委员会。尽管奥苏斯基反对，这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正式承认了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这一步在1948年2月的那场革命以前一直给了斯洛伐克人以他们如此重视的自治权。1945年3月中旬，贝奈斯本人也离开了伦敦，取道莫斯科回国。他在莫斯科接纳了呆在苏联的捷克主要避难者，并于布拉迪斯拉发解放前一天的4月3日在科希策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这样，斯洛伐克人实际上比捷克人早5星期左右便获得解放了。

(1)　参阅建立保护国的那项法令的开头一段：“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这些土地有10个世纪都是属于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间……”〔《法令公报》，1939年，第1部分，第485页；《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8卷，第404页（051-TC）；《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62页〕。

(2)　见《概览，1938年》，第2卷，第50—51页。亨莱因于1941年3月4日在维也纳所作的一次演说中，公然吹嘘他和他的那些追随者在慕尼黑事件以前所使用的种种欺骗手段〔布拉格的《新日报》（Neue Tag）,1941年3月5日，引用于《概览，1938年》，第2卷，第49页注⑥〕。

(3)　奥地利基调必须予以强调，因为德国日耳曼人对波希米亚生来不太关切——他们的冲动力是反波兰的。

(4)　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对特兰西瓦尼亚也有这样的看法。希特勒虽然遇到合式的时候就对这些传统的关系说得很好听，实际上却想要打破它们，这是本能的还是故意构成的虚无主义呢?

(5)　1939年3月16日那项法令的第三条第一款宣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是自主的、自行治理的。”关于该保护国的地位，又见上文，原著第94页。

(6)　《法令公报》，1939年，第1部分，第485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62—65页。

(7)　关于德国保护长官的地位，见上文，原著第103—104页。

(8)　关于占领以及导致占领的那些事件的叙述，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247—274页。

(9)　见伊丽莎白·威斯克曼：《捷克人和日耳曼人》（Elizabeth Wiskemann：Czechs and German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8年版，第77页。

(10)　从1939年3月16日到4月16日，他是摩拉维亚德军司令部的文职顾问。

(11)　原来有19名，都是由德国武装部队指派的〔美国战略事务局，研究与分析组：《民政手册，德国。第2L节：德国在欧洲的军政府：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U.S.A.,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Civil Affairs Handbook, Germany．Section 2L：German Military Government over Europe：The Protectorate of Bohemia-Moravia），陆军后勤部队总部，1944年4月14日版，第9页和第22—23页。本书以后简称：美国手册356-2L〕。

(12)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272页。

(13)　见希拉·格兰特·达夫：《一个德国保护国》（Shiela Grant Duff：A German Protectorate），伦敦，麦克米伦，1942年版。

(14)　见美国手册，356-2L，第51页。

(15)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30页。

(16)　原文为Národní Souručenství，可以近似地译作国家统一。

(17)　哈恰总统至少的确设法使捷克人没有正式参战，而斯洛伐克人则成了交战的一方。见下文，原著第601页。

(18)　关于这份备忘录，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375—377页（862-PS），英译文见《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13页；参阅《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618—619页〔在《国际军事法庭》中，布拉格会议的年份被误为1940年〕。弗里德里齐将军在结束其备忘录时说，军方始终赞成第三个方案，并且提到他在1939年7月12日写的另一份关于捷克问题的备忘录。上文引用的最后那句话在原件的页边有紫笔特地划的两道杠子。

(19)　我们往后将看到，德国人所谓“捷克问题”是指捷克民族。又见上文，原著第87—88页。

(20)　许多捷克人的确担心全面驱逐，尤其是如果德国人获胜的话——见R·W·塞顿-沃森：《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史》（R．W．Seton-Watson：A History of the Czechs and Slovaks），伦敦，哈钦森，1943年版，第385页。参阅《希特勒的餐桌漫谈，1941—1944年》（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N·卡梅伦和R·H·史蒂文斯译，H·R·特雷弗-罗珀作序（伦敦，魏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1953年版），第557—558页。

(21)　见1939年10月20日关于希特勒和凯特尔在1939年10月17日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的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377—379页（864-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619—621页〕。

(22)　见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战斗的四年》（Czechoslovaki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Four Fighting Years），伦敦，哈钦森为捷克外交部出版，1943年版，第85页〔本书以后简称《战斗的四年》〕。只有比较聪明的孩子被留在学校里，大概是因为要同化他们。

(23)　见莱姆金：《轴心国在欧洲占领区的统治》，第137页和第346—349页。

(24)　威斯克曼：《捷克人和日耳曼人》，第216—219页。

(25)　《战斗的四年》，第63页。

(26)　捷克索科尔运动原先是一个体育协会，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有影响的民族主义组织。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承担了比体育锻炼更为广泛的任务〔见埃德加·P·扬：《捷克斯洛伐克，和平与民主的拱心石》（Edgar P.Young：Czechoslovakia, Keystone of Peace and Democracy）,伦敦，高兰兹，1938年版，第192页〕。

(27)　《新日报》（布拉格），1941年10月12日。

(28)　《新日报》（布拉格），1941年9月29日。

(29)　自从保护国成立以后，德国军事法庭就在那里成立起来，任何即便只牵涉到一个德国人的案件也可以移交给一个德国法庭，庭上只能用德语；对捷克人来说，法律上和语言上的不利情况是显然的，因为捷克法庭上可以用德语，而德国法庭上则不准用捷克语。德国法律已被引用来处理叛国罪和一切政治罪行（见莱姆金：《轴心国在欧洲占领区的统治》，第347—348页；美国手册356-2L，第53页以后）。

(30)　见《战斗的四年》，第123页；又见上文，原著第144页注③（即本书第176页注③。——译者）。

(31)　有些这种接触模模糊糊地存在，但伦敦的捷克人并不信任埃利亚斯。哈维尔卡这时（1941年9月30日）也被逮捕了，从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32)　德国司法部长。

(33)　教育部的正式名称是“公众启蒙部”。

(34)　《法令公报》，1942年，第1部分，第329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16页。参阅莱姆金：《轴心国在欧洲占领区的统治》，第347页。

(35)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德国保护长官公报》，1942年，第118页；参阅美国手册356-2L，第24页。

(36)　早在1939年7月，被委任为布拉格副市长的那个苏台德区日耳曼族教授普菲茨纳便曾抱怨说，“我不明白”这句捷克话不能一直是日耳曼人和捷克人之间交谈的惟一用语。

(37)　协议的文本已收入《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法年鉴》（Czechoslovak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伦敦，捷克斯洛伐克，1942年版，第232—234页，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09页。

(38)　同上书，分别为第231页，Ⅲ和第312页。

(39)　这个国务会议于1940年12月11日正式召开。

(40)　《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法年鉴》，第184页。

(41)　《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法年鉴》，第236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15页。前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公使费林格回到了莫斯科。美国于1941年7月30日宣布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为临时政府〔《国务院公报》，1941年8月2日，第88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16页〕，但是正式承认是在1942年10月26日（见下文，原著第594页）。

(42)　1942年1月，海德里希解除了他在1941年9月28日宣布的紧急状态。

(43)　据捷克人1942年向捷克斯洛伐克驻瑞士公使报告，捷克爱国者由于难以获得炸药而受到了妨碍。

(44)　海德里希已被任命为整个欧洲占领区盖世太保的头子。

(45)　他们找出了种种借口，诸如命令每个人在办不到的短期通知限期内要具备一张身份证等。扬·施特兰斯基声称，在海德里希死后，“有1万名以上的捷克人不得不在报复性的行为中死去”〔见《东风吹过布拉格》（East Wind over Prague），伦敦，霍利斯与卡特，1950年版，第43页〕。

(46)　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就联合王国英王陛下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互换的照会，伦敦，1942年8月5日》（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Exchange of Notes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Czechoslovak Republic concerning the Policy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 Czechoslovakia, London, August 5, 1942），敕令第6379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2年版）；《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17页。

(47)　《泰晤士报》，1942年8月10日；《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前引书，第317页。

(48)　贝奈斯博士在1943年5月和6月对美国，还对加拿大，作了一次长时期的访问。自由法国当局到1942年9月29日才最后废除了慕尼黑协定，原来的法—捷友好关系这才感到恢复过来了（《法兰西报》，1942年9月30日）。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和盟国之间的关系的更详尽的叙述,见埃杜阿德·塔博尔斯基：《捷克斯洛伐克事业》（Eduard Táborský：The Czechoslovak Cause）,伦敦,威瑟比为国际法协会捷克斯洛伐克分会出版,1944年版,以及R·布鲁斯·洛克哈特爵士的文章，《斯拉夫评论》（Slavonic Review），1950年1月。

(49)　《战斗的四年》，第63页。

(50)　1942年夏季从布拉格逃出来的一个捷克人的报告中提到，当局强迫商店在橱窗里摆满了木头制的腊肠和假的糖果。

(51)　布拉格无线电广播宣布，弗朗克“主管同维护他本人负责的那部分德国利益有关的政府事务”。

(52)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318页。

(53)　西科尔斯基将军是真诚希望波—捷合作的很少几个波兰领导人之一。当他成为波兰流亡政府的首脑时，这样一件事变得有希望实现，磋商于是开始了。1940年11月11日〔《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法年鉴》，第235—236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14页〕，一项捷—波联合声明在伦敦发表，保证两国政府“一劳永逸地”结束“过去互相指责和争论的时期”，并在战后开始“一种更为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后来，他们甚至讨论了捷—波联盟作为更大的东欧联盟的基础，但是切欣问题仍然是不易去掉的障碍。1943年4月，卡廷事件（见上文，原著第565页）导致苏波两国外交关系的中断。5月18日，捷克斯洛伐克人又提醒波兰人，他们对于波兰始终不曾向匈牙利宣战感到不满（《泰晤士报》，1943年5月19日，《纽约时报》，5月20日）。到西科尔斯基逝世时，捷—波的局势极其不能令人满意。

(54)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328—337页。

(55)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642—644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19页。贝奈斯在其《回忆录》（Paměti）中提到他于1943年12月23日离开莫斯科时，“对苏联全体人民、对军队、并对政治领导人感激之至”。

(56)　《曼彻斯特卫报》，1944年3月14日。

(57)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644—645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21页。

(58)　1944年夏季，有几个游击团体开始出现在摩拉维亚山区：见休·塞顿-沃森：《东欧的革命》，第149页。

(59)　见下文，原著第603页。

(60)　库特尔瓦什将军于1948年12月被捕，并于1949年5月16日（以“阴谋反对政府”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见达纳·亚当斯·施密特：《一个卫星国的剖析》（Dana Adams Schmidt：Anatomy of a Satellite）,伦敦，塞克和沃伯格，1953年版，第223页〕。

(61)　俄国军队于5月9日开始到达。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572—573页；又见施特兰斯基：《东风吹过布拉格》，第110—113页。

(62)　实际上，他已于1945年1月18日辞去了总理职务。

(63)　《法令公报》，1939年，第2部分，第607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83—84页。又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274—278页。也许应该注意的是，德国和斯洛伐克并无共同边界；当然，从1939年起，德国人先在保护国，后在波兰西部，全成为斯洛伐克的邻国人。

(64)　《概览，1938年》，第3卷，第252—256页。

(65)　同上书，第119页。

(66)　同上书，第122页注①，第221页。

(67)　实际上，1940年5月15日制定了这样一项法律：各民族集团可以组织政党（见莱姆金：《轴心国在欧洲占领区的统治》，第355页）。

(68)　关于卡马辛的经历，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卷，第147页以后。又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83页，第122页。

(69)　《概览，1938年》，第3卷，第83页。

(70)　他们的地方领导人西罗基和杜里斯，在战争的大部分时期都被关在监狱里。

(71)　表面上是针对1918年到1938年间“通过政治活动获得财富”的那些人的（见莱姆金：《轴心国在欧洲占领区的统治》，第360页）。

(72)　实际上是异常温和的。通译人员保罗·施密特博士曾就希特勒同那个斯洛伐克教士的奇特关系作了评论，后者也告诉施密特，他发现吃下大量的火腿是一个了不起的好办法，使他在去伯格霍夫的一次访问中可以摆脱神经的紧张（见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龙套》，第540页）。图卡和马赫曾陪同蒂索到萨尔斯堡去。

(73)　见上文，原著第47—48页。

(74)　斯洛伐克《卫报》（Gardista），引用于《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日报》（Rheinisch-Westfälische Zeitung），1940年11月25日。

(75)　见下文，原著第615页。

(76)　特别是从布拉迪斯拉发到米哈洛夫策的高速公路。

(77)　根据1943年6月来自瑞士的一篇报道。又参阅《斯洛伐克》，引用于《边境使者》（布拉迪斯拉发），1943年8月4日。

(78)　在反犹太主义方面，德国人决定把斯洛伐克归入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一级〔见下文，原著第616页注⑤（即本书第816页注④。——译者）〕，但是并无正当理由。

(79)　第三条第三款。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1卷，第121—123页（2793-PS）；《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84—86页；参阅《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427— 428页。

(80)　《边境使者》（布拉迪斯拉发）1940年5月22日。

(81)　《新日报》（布拉格），1940年9月12日。

(82)　《新苏黎世报》，1942年9月24日。

(83)　参阅墨索里尼在1941年7月24日给他的最高司令部的备忘录：“我们在现场的人数不能比斯洛伐克少……”（见威斯克曼：《罗马—柏林轴心》，第285页）。苏联于1939年9月16日承认了独立的斯洛伐克。这一行动后来为1941年7月18日俄国同贝奈斯达成的协定所取消〔《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法年鉴》，第236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15页〕。

(84)　《法兰克福日报》，1942年3月15日。事实上，斯洛伐克政府的大多数法令全得三令五申，这显示出法律常常遭到忽视；同样的情况过去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也屡见不鲜。当图卡于1941年1月订出一个14点的纳粹方案时，他似乎重复了早已颁布过的法令，而后来的一些命令，例如关于犹太人的命令，似乎又在重复这些法令。

(85)　见1942年4月斯洛伐克公使在维也纳发表的声明，引用于《国际新闻公报》，1944年12月9日，第21卷，第1052页。

(86)　同上。

(87)　例如，见卡马辛，引用于《德意志之声》，1944年4月1日。

(88)　据战争期间在布拉迪斯拉发任职的一个非纳粹的德国外交官说，蒂索直到最后都相信希特勒，可是其他的证据不大能证实这一点。

(89)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22页。

(90)　尽管同匈牙利有争端（见下文，原著第615页）。

(91)　当卡洛伊于1943年4月1日见到墨索里尼时，他对斯洛伐克的泛斯拉夫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抱怨（见下文，原著第622页）。

(92)　见上文，原著第595页。

(93)　实际上只遭受过一次空袭。

(94)　见上文，原著第596页。

(95)　德通社，1944年8月12日。

(96)　图卡于1944年9月5日去职，由总统的一个亲戚斯特凡·蒂索接替。

(97)　争夺杜克拉隘口的战斗从9月8日打到10月6日，损失极其严重。见R·R·贝茨在《1945—1948年的中欧和东南欧》（R．R．Betts：Central and South-East Europe, 1945—1948），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0年版，第168页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叙述。

(98)　见下文，原著第631页。

(99)　关于斯洛伐克起义的更加详细的情况，见休·塞顿-沃森：《东欧的革命》，第146—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