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丘吉尔：第5卷，第370页；美国版，第5卷，第419页；李海：《我在现场》，第306页；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462、591、621页；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517页。

(2)　关于美国在这些谈判中所起作用的详细记载，见迪恩：《奇异的同盟》，第64—86页。

(3)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107—125页；克雷文和卡特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陆军航空部队》，第3卷，第312—318页。

(4)　细节见《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

(5)　虽然俄国人难以相信美国人确实惯于把军事利益同战争的政治目的区分开来，实际上美国在力求同俄国人在欧洲和远东协调军事行动时，肯定没有包含政治上的用意。波兰流亡政府当然不是这样，它同俄国的军事合作是由于地理环境和政治条件所促成的一种策略上的行动。

(6)　丘吉尔是一个倔强的乐观主义者，根据他自己所说，大约在1943年12月23日之前，他都没肯放弃土耳其参战的希望（丘吉尔，第5卷，第381页；美国版，第5卷，第430页）。

(7)　他于12月12日患肺炎，但始终未完全休养而不管事，即使卧病在床也是如此。

(8)　丘吉尔，第5卷，第374—375页；美国版，第5卷，第422—425页。他选择蒙哥马利而不让亚历山大指挥“霸王”行动，这件事使美国参谋长们和艾森豪威尔本人感到失望（参阅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11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11页；英国版，第2卷，第803页）。

(9)　丘吉尔，第5卷，第386页；美国版，第5卷，第436页。

(10)　丘吉尔，第5卷，第381—387页；美国版，第431—437页。

(11)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12—213页；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88—189页。

(12)　李海：《我在现场》，第256页；丘吉尔，第5卷，第390页；美国版，第5卷，第440—441页。1944年1月7日决定取消缅甸战场的一切两栖作战行动，这有助于说服美国人接受安齐奥登陆计划。这样，在安齐奥损失的舰只便能由蒙巴顿主持的东南亚司令部调回的舰只予以补充。

(13)　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93—197页。

(14)　8月间在魁北克会议上，当这项计划第一次进行讨论和通过时，丘吉尔就曾主张这样修改（见上文，原著第295页）。

(15)　弗朗西斯·德吉恩甘德爵士：《胜利行动》（Sir Francis de Guingand: Operation Victory），伦敦，霍德和斯托顿，1947年版，第346页。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30页；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475、476、491页；哈里森：《横渡海峡的进攻》，第167—168页。

(16)　丘吉尔原来赞成“铁砧”计划，因为这样他有充分的理由把登陆艇留在地中海，以便进行其他军事行动（丘吉尔：第5卷，第358页；美国版，第5卷，第405页）。当安齐奥登陆失败时，他不再想把登陆艇从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转移到法国南部去。早在1943年12月23日，他打电报给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决不能为里维埃拉牺牲罗马。两者我们都要。”（同上书，第381页；美国版，第431页）

(17)　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96页；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497页。

(18)　丘吉尔：第5卷，第453页；美国版，第5卷，第513页；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509页。

(19)　德黑兰会议上作出的一个假设是：在发动“铁砧”行动之前，意大利战线应已推进至比萨—里米尼的附近地带。因此，英国可以根据一项已获批准的计划，坚持应把攻占罗马的日期安排在进攻法国南部之前。

(20)　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06—207页；丘吉尔，第5卷，第453—454页；美国版，第5卷，第513—514页。

(21)　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16页；威尔莫特：《争夺欧洲的斗争》，第449—452页。无疑，这个建议反映出丘吉尔的政治和军事思想（丘吉尔，第5卷，第358页；美国版，第5卷，第405页）。参阅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608、638—639页。此外，地中海司令官们当然赞成把地中海的兵力集合起来由他们指挥。根据“铁砧”行动的计划，一旦盟军向里昂以北推进，这个战役所使用的部队的指挥权就将由威尔逊移交给艾森豪威尔。

(22)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83—284页。

(23)　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16—217页。

(24)　同上书，第197—198页。

(25)　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603页；李海：《我在现场》，第285页。

(26)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81页；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21页；威尔莫特：《争夺欧洲的斗争》，第456—457页。看来，当英国人建议把军队从里维埃拉转移到法国的大西洋沿岸时，他们有两种十分矛盾的想法。当英国参谋长委员会首次提出这个建议时，他们担心法国南部将发生另一次安齐奥式的失败。他们坚称，在突破圣洛后（刚刚实现），在布列塔尼半岛的登陆将不致或大概不致受到阻挡，从而可以将援军输送到法国北部。那时，盟军在诺曼底全胜的局面尚未明朗，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仍然担心，德军也许会在法国某地建立一条稳固的战线，恢复1915—1918年那种阵地战。因此关键时刻的增援举足轻重，以便进行第二次决定性的突破。

另一方面，由于丘吉尔生来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到8月5日的时候认为德国将不能再恢复元气，并认为结束战争是几个星期或者至多几个月的事。他想使地中海的军队横越伊斯的利亚，再进入多瑙河平原。他赞成把军队调到法国大西洋海岸的建议，看来这是他的一种手段，以便推迟把这些军队正式投入战斗，因为他认为这些军队在其他地方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丘吉尔能把里维埃拉登陆推迟几星期的话，诺曼底的局势可能使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的最有力的论点——开辟一个新港口去增援法国的盟军——失去意义。到那时，布列斯特、圣纳泽尔和勒阿弗尔将代替马赛和土伦，地中海的军队就可以在伊斯的利亚作战了。

(27)　丘吉尔的不利条件之一是，地中海地区可以使用的后备兵力是美国和法国的。英国军队没有参加在法国南部的攻击。留在地中海战区的英国军队（8月15日以后，英国人在那里占压倒优势）不足以达到丘吉尔所渴望的目标。实际上，如何使用地中海的美国力量是长期争论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能按照自己的意见办事，这是毫不奇怪的。

(28)　见下文，原著第411页以后，第417—418、420、425—427页。

(29)　威尔逊将军那时保持着一支后备空军力量，准备随时支援土耳其人（《海外八年》，第196页）。丘吉尔并未完全放弃争取土耳其的希望，准备在紧急时能向土耳其提供空中支援。

(30)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70—1371页。

(31)　更为详细的记载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

(32)　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79页；丘吉尔，第5卷，第474—476页；美国版，第5卷，第537—539页。

(33)　丘吉尔，第5卷，第476—488页；美国版，第5卷，第539—552页。关于英国对希腊政策的详细叙述，见C·M·伍德豪斯：《争端》（C.M.Woodhouse: Apple of Discord），伦敦，哈钦森，1948年版。

(34)　更为详细的记载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

(35)　在下院发表的演说，1944年5月2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0卷，第778栏。

(36)　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04、212—213、224—227页。

(37)　丘吉尔，第5卷，第413页；美国版，第5卷，第467页。实际上，由于交通困难，英国军事代表团一直到1944年5月才离开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

(38)　福蒂奇：《我们打输了的战争》，第238—259页。

(39)　值得记住的是，使红军开入巴尔干各国和多瑙河中游的那次俄国攻势，直到1944年8月20日才开始。如果像人们普遍预料的那样，德军的抵抗在1944年秋天就停止，那些地区的军事与政治形势对丘吉尔的方针来说，一定比1945年5月的形势要好得多。

(40)　丘吉尔，第5卷，第414页；美国版，第5卷，第468页。

(41)　例如，1944年2月9日，铁托建议与国王彼得合作，虽然在条件方面，他不能使流亡的国王乐意（丘吉尔，第5卷，第419—420页；美国版，第474页）。

(42)　同上书，第487页；美国版，第551页。5月5日，俄国拒绝支持英国调解希腊内讧的努力。据推测，这也许促使艾登作出第一次非正式的试探，希望把巴尔干各国划分为明确的势力范围，即把希腊划入英国势力范围之内。参阅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53页；又见下文，原著第422页。

(43)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25页。

(44)　同上书，第221—223页；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498—499页；克雷文和卡特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陆军航空部队》，第3卷，第79—83页。

(45)　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474页；参阅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23页。他强词夺理说，他反对任命一个地面部队总司令，主要是希望避免行政上的混乱。

(46)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23页。

(47)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44—245页。早在3月间，丘吉尔就认为必须向马歇尔表明：即使在莫斯科拟定的限制性条件不能完全实现，只要有足够的人力，他仍然主张进攻（丘吉尔，第5卷，第521页；美国版，第5卷，第590页）。这里提到的莫斯科是指1943年10月在那里举行的外长会议。那时，伊斯梅将军初次向俄国说明“霸王”计划的具体内容（见上文，原著第328页）。

(48)　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644页。在同美国人谈话中，丘吉尔从来不承认，他对自己主张的地中海战略的动机有任何改变，但是，笔者决不相信，1944年5月以后，丘吉尔不是主要考虑到政治方面的。他当然害怕欧洲布尔什维克化。参阅有关资料，丘吉尔，第5卷，第422、475页；美国版，第5卷，第477、537页；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83—284页；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18页。

(49)　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515、526、534页。

(50)　1944年7月20日，就在诺曼底的形势促成德国惨败之前，有人企图暗杀希特勒。德军高级将领都被牵连在内。这毫无疑问地表明，德国内部有人心怀不满，这可能预示着战事结束，盟国对此抱着很大的希望。如果希特勒本人疯狂地拒绝投降，总有可能发生暗杀或者布置周密的政变，为无条件投降开辟道路。

(51)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517页；参阅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591、620、639页。

(52)　比较两国舰队实力的图解，见金海军上将给海军部长的第三次正式报告：《马歇尔、阿诺德和金的战况报告》，第657页。

(53)　只有美国刚制造出来的B-29新型轰炸机才可以担任往返于马里亚纳群岛和日本之间的长距离飞行。这当然严重地妨碍了空袭。

(54)　麦克阿瑟第一次摆脱陆上空军的支援是在1944年4月22日。当时他在攻击新几内亚的霍兰迪亚，这使日本人大吃一惊，因为日军已经削弱了霍兰迪亚这一主要基地的防务，以加强前沿的守军，防止预期的进攻。但是当美军向霍兰迪亚发动进攻时，日本人由于缺乏可用的地面交通设施，无法把部队调回来保卫霍兰迪亚。这是一种大胆的战术，只有在美国掌握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后才能这样做。从那时起，麦克阿瑟部队推进的速度不下于太平洋中部的快速推进。

(55)　见上文，原著第370页。

(56)　雷多公路没能实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预定的任务，这或许证明英国的观点是有道理的。英国人始终不相信，在缅甸北部集中力量来恢复与中国的陆上交通是明智的战略。

(57)　见上文，原著第281页。

(58)　见上文，原著第360页，注①（即本书第456页注①。——译者）。

(59)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226—233页。

(60)　李海：《我在现场》，第263—264页。

(61)　哈尔西和麦克阿瑟在指挥权方面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只有在双方肯互相让步的情况下，事情才可以顺利发展，但两个司令官都缺乏这种特性。哈尔西是尼米兹的部属，但是在所罗门战役结束以后，他的海军舰队主要是辅助麦克阿瑟的陆空军。马努斯位于1942年划在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战区之内。但它是一个岛屿，在岛上建立的基地对以后的海军作战是不可缺少的。除了个人之间的对立外，美国陆海军之间的互相猜忌在这里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因而在两个司令官的部属之间把纠纷扩大了。参阅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6卷，第433—434页。

(62)　李海：《我在现场》，第268—271页。丘吉尔（第5卷，第507页；美国版，第5卷，第575页）说，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台湾。但这样讲似乎把3月12日的决议说得太明确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战争接近胜利时，太平洋地区美国陆海军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正如胜利在望时，英美在欧洲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不像在艰难的日子里那样和衷共济。1944年5月，关于美国三军的联合问题，第一次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审议。这件事在随后好几个月里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陆海军将领之间的关系。

(63)　这些决议当然需要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并在分配物资和人力给太平洋战区时，至少还需要取得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同意。不过，当战区司令和总统同意时，这些问题就不成为多大的障碍了。

(64)　李海：《我在现场》，第293—297、306页。

(65)　李海：《我在现场》，第294—296、299—300页。事实上，美国不知道英国关于对日战争抱什么意图是相当有理由的，因为在丘吉尔与外交部之间，以及在丘吉尔与参谋长委员会之间，对于英国未来对日战略的问题正在进行着激烈而冗长的辩论。丘吉尔不愿在太平洋地区做美国的副手，而是想在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单独进攻。但是，他的陆军与海军顾问们争论说，在第二次开罗会议上，英国保证于1944年派遣一支舰队到太平洋去，并指出，在欧洲战争结束后6个月之前，在孟加拉湾采取任何规模的行动都是不可能的（参阅上文，原著第368—371页）。1944年3月20日，丘吉尔裁决：在1945年夏天以前，英国对日作战的主要力量将局限于印度和孟加拉湾地区，于是辩论暂告结束。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就此了结。在以后几个月里，仍有各种供选择的建议提了出来（参阅丘吉尔，第5卷，第366—367、504—513页；美国版，第5卷，第414—415、571—581页）。

(66)　参阅李海：《我在现场》，第301页；《史迪威文件》，第207、321页以及其他各处。

(67)　参阅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518页，其中叙述了斯退丁纽斯如何抱怨与一位患病的总统打交道的困难。

(68)　罗斯福在私下谈话中十分坦率地承认他的动机（参阅切哈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308、317页）。

(69)　关于罗斯福的忧虑，见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86、827页；英国版，第2卷，第781、819页。参阅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56—1657页。

(70)　参阅舍伍德所写的极有启发的叙述，他说，由于霍普金斯帮助罗斯福摆脱了这种听其自然的心情，他在1944年10月重新成为总统的心腹（《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32—834页；英国版，第2卷，第824—826页）。

(71)　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向丘吉尔和罗斯福谈到这一点（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86—787页；英国版，第781—782页）。他于1944年8月9日向波兰总理米科拉伊奇克也谈到这一点〔参阅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统治的方式》（Stanislaw Mikolajczyk: The Pattern of Soviet Domination），伦敦，桑普森·洛，马斯顿公司，1948年版，第87页〕。他在1944年11月6日的一次演说中，公开讲到这个想法（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31页）。

(72)　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统治的方式》，第87页。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82页；英国版，第2卷，第777页。

(73)　两次大战之间，波兰东部几省的种族分布曾经是激烈争论的主题。在许多地区，波兰人是少数民族。在乡村，属于少数民族的波兰人大都是地主。在北方，农民是白俄罗斯人或立陶宛人。在南方，农民是乌克兰人。根据种族来看，俄国有充分理由并吞这些地区。而波兰人提出的针锋相对的要求则是根据历史情况和出于民族情绪，而不是根据种族分布的统计。况且，种族的统计证明，历史情况原来也不利于波兰的论点。

(74)　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统治的方式》，第69页。

(75)　斯大林企图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联合在一起，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希望阻止民族分离主义者的煽动。在战争年代里，乌克兰人在这方面搞得特别成功，可以设想，一个对俄国不友好的波兰政府可能在俄国的乌克兰人中间进行宣传，要求把乌克兰重新置于波兰统治之下，而不是由俄国来统治。这种宣传或许会引起俄国的乌克兰农民的同情。在德苏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德国在这方面的宣传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如果斯大林能够把从波兰夺取的新土地给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这种姿态可以被解释为满足它们的民族主义要求。如果所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都在俄国统治之下，苏联警察便可以更有效地对付分离主义了。

(76)　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顺从苏联的态度，也许可以看做是正式放弃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以讨好斯大林。此后，美国国务院肯定就不过问这些国家未来的命运了。

(77)　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统治的方式》，第70页。

(78)　参阅1944年7月26日的声明：“苏联政府声明，我国无意获得波兰的任何土地或改变波兰的社会秩序……”（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93页）。苏联关于罗马尼亚的类似声明于1944年4月2日公布（同上书，第65—66页）。

(79)　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统治的方式》，第112页。关于斯大林在1944年5月同奥斯卡·朗格教授的类似谈话，参阅同上书，第69页。

(80)　斯大林于1939—1940年同芬兰共产党人打交道的经验教训或许促使他于1943年和1944年采取更为谨慎的政策。共产党员库西宁领导下的傀儡政府证明毫无能力博得芬兰人民的明显的支持。最后，斯大林在军事和国际局势的压力下，悄悄地把它解散，以便同曼纳海姆和巴锡基维和好。这个失败的教训可能使斯大林相信，共产主义是不易输出的。况且，斯大林必然意识到，传播共产主义的政策必定会导致同英美的对抗，而他指望在大战刚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同英美保持适当的良好关系。

(81)　丘吉尔，第5卷，第115页；美国版，第5卷，第129—130页。丘吉尔预见到俄国和西方可能发生对抗，但他不相信这种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参阅同上书，第5卷，第636—637页；美国版，第5卷，第711—712页）。

(82)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607—648页。

(83)　原文见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39—40页。

(84)　丘吉尔，第5卷，第398—399页；美国版，第5卷，第450—452页。又见上文，原著第364—365页。

(85)　原文见H·W·亨德森编：《波苏关系，1917—1945年》（H.W.Henderson, ed.,Polish-Soviet Relations, 1917—1945），格拉斯哥，出版者和日期不详，第38页。

(86)　苏联答复的全文见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201页。

(87)　《纽约时报》，1944年1月18日。

(88)　《新闻纪事报》，《纽约时报》，1944年1月22日。

(89)　《每日先驱报》，《每日邮报》，1944年1月20日。

(90)　例如见《芝加哥每日新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4年1月18日；《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1944年1月20日等。英国报界显然避免推测俄国的动机，他们采取这种态度大概是由于考虑到政府的指示，因为政府从一开始就想缩小这件事的影响。

苏德两国于1944年1月进行和平谈判是有可能的。参阅唐纳德·B·桑德斯（笔名）：“斯大林策划单独媾和”，《美国信使》月刊，第65期，1947年11月，第519—527页。这篇文章指出，俄国与德国商议和平条件时，只有三个问题不能达成协议。谈判在最后一分钟决裂。作者声称他是根据未特别指明的官方文件来写这篇文章的。

(91)　丘吉尔，第5卷，第385—386、391、396—397页；美国版，第5卷，第435—436、442、448—449页。

(92)　切哈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284—287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38—1439页。罗斯福拒绝以任何明确的方式支持丘吉尔的建议，而平心静气地满足于“自由谈判”“友好地”解决苏波争端。显然，罗斯福不想挺身出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他希望斯大林与波兰人会自觉地达成协议。但是他的这种态度反而使波兰人更加顽固，不顾现实情况，一心以为罗斯福会来拯救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下一年内，罗斯福都避免承担美国作为新兴的大国应尽的责任。同时由于他未向波兰人明白表态，反而为未来制造了麻烦。

然而，我们也不应该过分责备他。在大选年，内政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更有影响的是美国民意的普遍气氛，认为欧洲事务基本上是外国的事情，应该让欧洲人去处理。问题在于波兰人不愿放弃对美国援助所抱的几乎令人感到可怜的信念。他们的态度必然会使美国政府卷入纠纷，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到美国插手时，事情已变得不可收拾了（见下文，原著第429—430页）。

(93)　1944年2月22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7卷，第697—698栏。

(94)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52页。赫尔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他事先得到报告，知道准备去巴里开会的意大利政界人士的情绪。

(95)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54页；丘吉尔，第5卷，第439—440页；美国版，第5卷，第496—497页。

(96)　见上文，原著第384页以后。

(97)　李海：《我在现场》，第262—263页。那时，英美在中东由于一件不可轻视的小事而发生冲突。2月6日，美国政府宣布从波斯湾至地中海造一条输油管的计划。在这以前和以后，英美在波斯、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地区的石油公司为了开采权公开展开竞争。1944年1月，罗斯福还批准这样一个建议：给中东国家的租借物资不应由英国机构而应由美国机构分配。这一切对英国人来说，似乎是美国在经济上故意要把他们从中东排挤出去，因此引起了他们很大的不满。参阅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07—1523页；《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Survey for 1939—1946: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ar），第360—363页。

(98)　1944年2月22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97卷，第690—692栏。

(99)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54页。新任地中海战区总司令威尔逊将军也支持政务会的建议（丘吉尔，第5卷，第446页；美国版，第5卷，第503页）。

(100)　丘吉尔，第5卷，第445—446页；美国版，第5卷，第503—504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55—1556页。

(101)　巴多里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第128—130、147—148页。

(102)　见上文，原著第309页。

(103)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57页。

(104)　在意大利当地的英国官员并不是这样理解俄国的这一行动的，但是丘吉尔或是伦敦的其他人士也许已察觉到这种可能性。恰恰四星期后，英国政府就巴尔干问题向俄国进行了试探，想达成了一笔类似的交易（见下文，原著第422页）。丘吉尔仅仅说，苏联的举动“使局势复杂化了”（见丘吉尔，第5卷，第446页；美国版，第5卷，第504页）。

(105)　这当然同美国的立场完全一致。国务院的国务卿赫尔比罗斯福更为积极地拥护这个建议，不过总统同样是赞成的。

(106)　李海：《我在现场》，第274—275页。

(107)　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统治的方式》，第63页。

(108)　温斯顿·S·丘吉尔：《解放的曙光》（The Dawn of Liberation），伦敦，卡斯尔，1945年版，第41页。

(109)　见上文，原著第414页。

(110)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37、1442页。目前并不清楚，俄国人是想由三大国来重新建立一个波兰政府，还是希望那个已在伦敦成立的政府保持某种合法的连续性。

(111)　切哈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327页；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统治的方式》，第69页。

(112)　1944年5月12日，塔斯社发表了一篇官方文告，叙述奥莱曼斯基的访问（参阅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78—80页）。

(113)　见上文，原著第384—385页。

(114)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49页；史汀生和邦迪：《在第一线供职》，第310—311页。

(115)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27页。

(116)　李海：《我在现场》，第272—273页及第278页。

(117)　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515页。

(118)　1944年4月4日，两个法国共产党员参加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从而实现了戴高乐和法国共产党的联合。这件事同英国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努力很协调。当时丘吉尔努力促使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支持非共产党的总理。这也与意大利的形势相符。

(119)　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65—66页。

(120)　甚至在德黑兰会议之前，罗马尼亚人就已经有要想脱离希特勒的迹象（丘吉尔，第5卷，第311、325页；美国版，第5卷，第353、368页）。1944年3月，谈判进入更正式的阶段。那时一位罗马尼亚使者访问了开罗，以便向英美官员试探改变立场的可能性，可是谈判竟然毫无结果，因为他要求英美派军队到罗马尼亚去同红军抗衡。西方大国不愿也不能同意这个建议。详情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参阅李海：《我在现场》，第267页。

(121)　见上文，原著第388、389页。

(122)　这件事发生在苏联不同意英国对希腊的政策之后。见上文，原著第390页。

(123)　虽然赫尔的记述似乎暗示英国人起先故意不透露这项建议的全部内容，但也有可能协议的这一扩充是5月30日以后才商定的（《回忆录》，第2卷，第1451—1454页）。

(124)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54—1456页。

(125)　赫尔：《回忆录》，第1457—1458页。

(126)　见下文，原著第495页。

(127)　见下文，原著第477页，注①（即本书第602页注②。——译者）。

(128)　赫尔只是说，英俄关于巴尔干的协议，“在总统默认后立即生效”（《回忆录》，第2卷，第1458页）。这仅仅说明了实际情况而没有说明这种情况的合法性。

(129)　因此，如果说斯大林在意大利的行动是为了报答英国支持俄国对波兰的政策而作出的一种让步，那么事实上这笔交易最后并没有成功。英国人在其他方面的压力下在意大利作出了让步；斯大林在波兰最后只得不顾西方大国和波兰人民而独断独行。

(130)　巴多里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第143—160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58—1560页；丘吉尔，第5卷，第455页；美国版，第5卷，第515页。

(131)　见下文，原著第478页。

(132)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63—1565页。

(133)　详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

(134)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48页；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562—563、570页；史汀生和邦迪：《在第一线供职》，第311—314页。

(135)　李海：《我在现场》，第287—288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33页。

(136)　赫尔：《回忆录》，第1430—1434页；又见下文，原著第476—477页。

(137)　参阅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24—1389页。

(138)　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541页

(139)　《纽约时报》，1944年6月19日。

(140)　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25页。

(141)　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86页。

(142)　同上书，第2卷，第88页。

(143)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12页；英国版，第2卷，第804页。

(144)　李海：《我在现场》，第289页。

(145)　同上书，第292页。

(146)　指古罗马传说中女巫阿玛尔西亚，她将9篇神谕售给罗马王塔昆遭拒绝，便焚毁其中3篇。一年后，以相同价格出售剩下的6篇，又遭拒绝，再焚3篇。最后，仍以原价出售残余的3篇，终于如愿。——译者

(147)　切哈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309页。

(148)　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卷，第250—252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642—644页。

(149)　罗思坦：前引书，第2卷，第75—77页。

(150)　见下文，原著第475页。

(151)　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统治的方式》，第71页；切哈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305—332页。

(152)　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93页。

(153)　协定全文同上书，第93—96页。

(154)　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统治的方式》，第77—78页。

(155)　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统治的方式》，第86页。关于同斯大林打交道的情况，公布出来的只有波兰方面的记载，它们或许有意无意地歪曲了真相。

(156)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445—446页。又见下文，原著第464—466页。

(157)　古希腊历史学家（约公元前460—公元前400年），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古希腊史的重要文献。——译者

(158)　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所著《俄狄浦斯王》的主人公。——译者

(159)　俄国的资料过于零碎，使人无法断言：究竟是人力还是其他困难对俄国的作战努力影响最大。自从1917年以后，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技术人员的缺乏始终是造成困难的一个问题，战争使这一问题更严重了，不过我们无法作更多的说明。

(160)　这并不是说，1944年军工生产总额比1943年的总额少，因为在1943年初期，美国军工生产仍然远未达到极限。因此1943年生产的军需品总值是517亿美元，1944年的总值是576亿美元（参阅美国战时生产局：《战时生产的成就》，第105页）。

(161)　《战时工业动员》，第1卷，第739页；《战争中的美国》，第487页。

(162)　罗斯福给国会的咨文全文，见罗森曼：《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开发表的文件和讲话》，1944—1945年卷，第37—39页。

(163)　纳尔逊：《民主主义的兵工厂》，第409—415页；《战时工业动员》，第1卷，第739—741页。

(164)　这件事的一个主要方面是：纳尔逊一派的某些人指责威尔逊，说他作为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长，是在保护大企业的利益，他在大企业同政府订立战时订货合同之前，设法不让小厂商从事民用商品的生产。

(165)　他所提到的权利是：

获得有益和有报酬的职业的权利；

收入的薪金应足以购买并获得充分的粮食、衣着和娱乐的权利；

农民享受合理的〔农产品〕价格的权利；

商人有不受垄断集团和不公正竞争的威胁的权利；

享受像样的住房的权利；

享受适当的医疗的权利；

有防止因年老、疾病、意外事故、失业等带来的经济上恐惧的权利；

有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参阅罗森曼：《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开发表的文件和讲话》，1944—1945年卷，第41页）。

(166)　美国战时生产局：《战时生产的成就》，第106—109页。坦克和船舶的减产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在战争头几年急需坦克和船只的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了。

(167)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515页。

(168)　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622页；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89、328页。

(169)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518—522页。

(170)　同上书，第538—542页。

(171)　见上文，原著第14页，注⑥（即本书第21页注③。——译者）。由于这项政策的影响，再加上战时的紧急状态，英国厂商从历来是他们的市场上被排挤出去。在许多情况下，美国出口商能供应英国竞争者已经无法供应的物品，并急切地同世界上的有些地区如南美、中东甚至澳洲等地建立贸易关系。美国出口商在战时取得这样有利的条件后，不想在和平时期再失掉它。当他们发现有任何行动似乎将损害他们新的贸易地位，或者将帮助英国企业重新争取到战前的顾客时，他们便对美国官员施加强大的压力。这种特殊的利益同希望看到英国在战后安定和繁荣的比较一般的美国利益发生了矛盾。尽管一般利益通常总占上风，但在无数特殊的事例中，却是上述的特殊利益控制了或至少影响了美国官员的行动。

(172)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527页。

(173)　见下文，原著第488—490页。

(174)　苏军推进的平均速度并不快，德国人在撤退前差不多总有充分时间有计划地破坏在战争初期遗留下来的一切基本设备。据战后官方的估计，苏联敌占区有2／3的国家财产遭到破坏（参阅沃兹涅先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第97页）。

(175)　苏联解放地区1944年的工业产量不到战前水平的1／5。同战前水平相比，煤的产量是1／4，发电量是1／6（同上书，第98页）。

(176)　同上。

(177)　参阅沃兹涅先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第48页。

(178)　同上书，第57页。每普特等于36.07磅，约等于6／10蒲式耳的小麦，因此收购量约增加了6.6亿蒲式耳。

(179)　同上书，第53页。

(180)　根据《对苏供应第四号议定书》的规定，美国和加拿大至少应供应1 802 000吨的粮食（《对苏供应议定书》，第95、156页）。据估计，在整个战争年代里，美国提供的粮食总额足够供应红军每人每天平均大约半磅以上相当浓缩的食品（迪恩：《奇异的同盟》，第94页）。

(181)　沃兹涅先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第82页。

(182)　同上书，第76页。

(183)　同上。

(184)　这些数字引自艾伦：“互助”，第250页。它们都是根据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战后发表的订正过的数字，同美国总统定期向国会提出的报告中所公布的数字有些出入。

(185)　如用百分比来计算，同1943年相比，1944年的变化并不很大。但由于总额很大，实际数量的变化仍然相当大。据估计，英国国内工厂供应英国军队的军需品，1943年占军需品总额的62.4%，1944年占61.2%。相应地，1943年租借物资占供应总额的24.5%，1944年占27.2%（同上，第268页）。

(186)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92—93页；《对苏供应议定书》，第112页。

(187)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119页。

(188)　《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十七号报告》（Seventeenth Report on Lend-Lease Operations），图一和表四。

(189)　见附录二，原著第782页。

(190)　《对苏供应议定书》，第148—154页。

(191)　艾伦：“互助”，第255页。

(192)　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51—53页。

(193)　见上文，原著第314—315页。

(194)　伍德布里奇：《联总》，第3卷，第44页。

(195)　见上文，原著第129—137、243—244页。

(196)　罗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联合委员会》，第164—174页。以联合委员会作为联总所提要求的媒介，这一决定反映了英国的政策；这在心理上是一个应加考虑的重要事实。美国的行政管理人员，特别是对外经济管理局的人员，觉得正在酝酿一种越过他们权力的企图。于是他们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坚持有权否决或批准联总在美国采购的一切物资。

(197)　第三项决议，第一届联总理事会会议（伍德布里奇：《联总》，第3卷，第44页）。

(198)　这项协定于1944年4月3日签订，但必须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加以审查，直到1944年10月11日，委员会才勉强同意了。有关文件见伍德布里奇：《联总》，第210—217页。

(199)　伍德布里奇：《联总》，第1卷，第108页。第一届联总理事会决定，要求各捐献国将国民收入的1%拨给联总，以此作为一般的原则，以取得更多的捐献。在许多情况下，小国没有按这个比例捐款，其中有些国家缺乏国民收入的统计。还有些国家（最突出的是冰岛和巴西）捐给联总的基金超过国民收入的1%（同上书，第108—110、121、127—128页）。

(200)　同上书，第62—67页。

(201)　伍德布里奇：《联总》，第1卷，第345—347页。

(202)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303—1304页。

(203)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545页。

(204)　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例第八条（会员的一般义务）（《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349—350页）。

(20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例第十四条（《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360页）。

(20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例第一条（《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338页）。

(207)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373—379页。

(208)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精心构思的计划，在第一阶段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凯恩斯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起了卓越的作用。尽管如此，当他或他的英国同僚的计划与美国的意见有分歧时，凯恩斯每次几乎不得不让步。关于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和初步谈判中所起的作用，见罗伊·F·哈罗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生》（Roy F.Harro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伦敦，麦克米伦，1951年版，第525页。

(209)　在给国际基金组织的89亿美元基金总额中，美国须交付27.5亿美元。在国际银行的91亿美元资金总额中，美国承担了31.75亿美元。因此，美国的份额约占总数的1／3。

(210)　见上文，原著第314页，注②（即本书第400页注②。——译者）。

(21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434—442页。

(212)　美国政府于1943年年初决定，着手组织像粮食及农业组织之类的技术性国际机构。实际上，这反映了罗斯福的意见。那时，美国总统不相信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设立广泛和全面的国际机构的计划，而主张设立地区性政治组织和独立的技术性国际机构（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43页）。当罗斯福后来改变了主意时，庞大的国际机构已经开始活动，成立了粮食及农业组织，订立了货币协定。但是，每次都有条款明确规定，要把这些新的国际组织与任何未来的国际总组织结合起来。

(213)　罗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联合委员会》，第240—241页。

(21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678—6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