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经济问题：中东补给中心

盖伊·亨特

第一节　引言

战争的沉重压力，对人们的创造力和组织力是一大促进。德军的东进与地中海这条重要贸易路线的封闭，使东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产生了许多问题，非要有新的办法在经济上实行防御不可。因此，中东行将成为一个实行国际性区域计划的试验场所。

按照在战争期间明确起来的界限，中东是有其一定的地理上的统一性的，它大致包括那些把东地中海和红海作为贸易通道的国家。这个地区虽然有一些世界上农产品最丰富的小块地方，但它主要位于沙漠地带，这个地带把北方的温暖区同热带雨林区分隔开来，因此它不能算是富庶的地方。除了供西方文明世界使用的大量石油蕴藏以外，它也没有什么可资建立任何相当规模工业经济的矿产资源。它有着大片大片的地区，分别处于人类文明的各个主要发展阶段——狩猎、畜牧、农业、工业，也许它最大的社会问题就在于如何平稳地实现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过渡——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是从狩猎过渡到畜牧；在大多数沙漠阿拉伯国家，是从畜牧业向农业过渡；而在埃及和以色列，则是从农业向半工业过渡。它的许多地区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即人口增长而耕地面积和生产力却没有相应的增长。埃及的人口在战前25年中增长了25%，耕地面积却只增加1%。据估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的增长率甚至更高，战争爆发时，年增长率即达2.5%，犹太移民还完全没有计算在内。在这些国家中，人口对食品供应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如遇生产上和贸易上的经济情况发生任何突然的失调，例如战争所引起的失调，它们就要遭到严重的危险，这是很自然的。

无疑，该地区的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埃及、苏丹、巴勒斯坦、外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人口数字，在城市中的是550万，在农村里的是2 700万，其比例约为1比5，同英国6比1的比例恰恰相反。根据粗略估计，每个男工的农业生产率差不多只及英国水平的1／4，美国水平的1／6；但每英亩耕地的产量，对比之下，情况要好得多。这一地区呈现出来的情景是，其经济一部分是仅能维持生活的农业和畜牧业，一部分是沿着古老的贸易通道的经商活动，一部分是某些主要剩余农产品对欧洲和一般工业社会的出口（如埃及的棉花、伊拉克的枣子等）。这些产品用以交换主要供城市消费的制成品以及铁路、发电厂和某些工厂所需的基本建设的设备。农村经济的维持，部分是靠对城市出售剩余谷物，部分是靠各种各样的农村手工业——制绳、鞣革、羊毛制品等等。农民指望通过这些货物的交换，购买一定数量的消费品——火柴、烧饭的火油、杂货、锅子以及某些简单的金属制品，而最主要的是衣着用的棉织品。事实上，这些消费品大部分是进口的；而且，显而易见，这些进口货源的枯竭，就意味着剩余谷物再也不会从农村中卖出来。

中东对外贸易的方向自然是有些复杂的。印度是棉织品的主要来源，其他制成品主要来自欧洲。1939年对英国的贸易额约为800万英镑，对其他欧洲国家约为1 400万英镑，对美国约为100万英镑。显然，完全断绝对欧贸易⁽¹⁾，要使中东的经济即使是大体上保持它的正常状态，也将会给英国和美国加上一个沉重的负担。

就英国来说，居民都有文化，又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文职人员，要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改变生产，虽然有困难，但还远非不能办到。可是，要使另外一些国家这样地调整生产，其情况势必与英国大不相同。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的”，人口中通常有80%是文盲，文职人员很少，营私舞弊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它们主要的经济基础大体上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传统的农业体系。那些试图帮助中东渡过其危机的英、美顾问经常遇到的，全是些英国人从都铎王朝时代起直到18世纪才得解决的问题。

战争的最初8个月并没有十分剧烈地影响中东。地中海是开放的，同南欧、英国和美国的贸易依然畅通无阻；印度还未受到日本的威胁，仍旧可以生产供中东消费之需的纺织品、大米、茶叶和香料。但是，中东的商人已很清楚地预见到风暴行将临头，因此，当进口还是可能的时候，就有一种增加进口的趋势，结果货物慢慢地开始在港口堆积起来——这是问题的最初迹象，后来当军需物资开始大量涌到时，它就变成一场灾难了。

1940年6月，新的局面开始显示出它的真相。意大利的宣战，接着是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损失，意味着地中海迟早要被封锁，不能发挥其贸易通道的作用。这一下子，中东就成为世界上从英国获得供应品的最遥远的地区之一——取道开普敦航线相距约12 000英里。

1940年秋，英国面临的两个迫切问题是：保卫本土基地以防入侵；对在中东的韦维尔将军进行增援。他肩负着保卫埃及和苏伊士并扫荡可能威胁苏丹的东非意大利部队的重任。对中东司令部的补给当然是一项军事要务，因此这年冬季，埃及各港口以及整个铁路和公路系统就开始感到民用进口和军事供应之间竞争的压力。那时，中东港口的总吞吐量，约为550万吨民用进口物资，而到了阿拉曼战役的时候，单单是军事运输计划就已达到每年500万吨以上。

第二节　区域性补给机构的创建

由于1941年春一系列紧急事件的结果，英国已认识到，在不久的将来，中东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都将发展到具有重大关系的地步；如果总司令为处理民用物资的供应和政局不稳定这两方面的迫切问题而大伤脑筋，那就不可能指望他专心致志于指挥战争。英国派驻每一国家的外交使团也不可能对整个地区在急剧变化中的局势保持一种持续的、全面的观察，从而使它们能把整个军方的担子接过来。因此，需要在开罗设置一个类似影子内阁的机构，既对本国政府提供有关当地局势的意见，并能牢牢掌握从德黑兰到喀土穆日益加剧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紧张形势。结果是设置了两个职位，先是总监，后是驻中东国务大臣。⁽²⁾国务大臣办公室的职能自然而然地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军事政治，财政经济，补给和运输。一位经济顾问E·M·H·劳埃德奉命同他属下的三位经济学家处理财政和“纯”经济问题，如外汇管制、通货膨胀、囤积居奇、银行信贷和生活费用等。在战争期间，这个机构出版了一种内部发行的经济与统计月报，内容有：中东外交使团的商务秘书和殖民地政府的报告摘要；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详细分析；以及每期刊载的统计表，包括贸易额、生活指数、钞票流通量、银行存款、批发物价指数、黄金价格和盟国的纯军事支出等。在此以前，关于整个中东的这类统计数字是没有的；所以，在战争期间为经济协作而迈出的一步——在整个地区的基础上提供经常的和可资比较的统计，这是值得注意的。

国务大臣的第三个职能——协调中东的民用供应——更具有行政管理性质。不消多久就已清楚，有必要在国务大臣的职权范围内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同时也与总司令部有密切联系。首先自然是在总司令部内成立一个组织，由总监予以照管。1941年4月，联合王国商业公司的一位董事亚历山大·基翁–博伊德爵士接管了这个小小的供应处，它在总司令部内占用了一个房间。这个补给机构的最初形式，几乎是直接隶属于总监的，由他担任其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到了1941年11月，R·G·A·杰克逊司令接替亚历山大·基翁–博伊德爵士时，经过调整而成立的新机构一直存在到1944年。在国务大臣的领导下成立了中东补给理事会。英国驻中东各国的使团、中东各国政府、三军以及联合王国商业公司都有代表参加这个理事会。理事会本身显然过于庞大，不能经常开会，因此指派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在半年一次的理事会开会以后的时间里全权负责工作。为了执行政策，一个重新定名为“中东补给中心”的执行机构建立起来了，由一位直接对国务大臣负责的主任领导，作为总司令部下面的一个独立部门。

成立民用物资供应机构的第一个迫切任务是，把原定运往希腊共计约有几十万吨的货物改变航向。当这些物资还在海上时，就发生了盟军撤退到克里特岛的情况，因此必须作出紧急的重新部署。与此同时，土耳其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得到5万吨小麦，渡过饥荒。马耳他给英国海军提出了一个几乎是无法办到的补给问题，而且，有明显迹象表明，中东的收成可能远远不敷该地区渡过来年冬天之需。因此，必须采取紧急的、大规模的行动。这些问题都不是由伦敦马上可以处理的。军事局势月月变化；对克里特岛的补给工作几乎刚计划就绪，该岛就已陷落；西部沙漠和近东各国（那时还在维希政权控制下）的局势既未稳定下来，也无好转希望。从1941年夏季到战争结束，整个民用物资的供应问题都是由中东补给中心掌握的，只有对土耳其的补给工作是由设在安卡拉的英美协调委员会掌握，对马耳他的补给，有一段时期主要由英国海军通过马耳他航运委员会处理，但中东补给中心派有代表参加，后来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民用供应的具体机构，不用说，是缓慢地而且是分阶段地发展起来的；但是，把它从1942年、1943年一直到1944年一直存在的、已经发展的体制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来叙述，或许是适宜的。

这个机构有双重目的：

1．保持对中东国家经济上必不可少的民用供应，借以保持一个稳固的基地，同时也符合道义上的义务，以保护中东免受战争造成的最严重的苦难。

2．保证这些物资的供给应最低限度地求助于盟国的船运，最低限度地使用大不列颠和美国的人力、物资和厂房面积，最低限度地影响中东的港口和铁路系统。

因此，很明显，不论是在中东还是在盟国进行战争的两个平行的中心——伦敦和华盛顿——都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组织。在中东，它将有两项主要任务：尽早地预先对最低需要作出估计，向伦敦和华盛顿提供详细的要货清单；并帮助当地增加各种类型的生产，借以减少进口。在伦敦和华盛顿则有必要将这项计划和其他方面对盟国船舶的需求加以协调；使这项计划与民用物资的生产计划和供应不足的物资的定量配给相适应；还要产生一个运输机构，负责把货物从工厂完整无缺地装到自英国和美国港口起航的护航船队上，同时要考虑到从印度、澳大利亚、南美洲以及对盟国船只开放并对供应物资能有所帮助的任何其他地点的装货情况。

在中东，采用了一种周密的进口许可制度作为管制措施。显然，不可能把盟国航运和物资供应的详细情况经常通知中东各国政府；当然也没有理由期望这些政府能自动地将其必须进口的估计数量削减到符合盟国所迫切要求的最低数字。因此作出决定，要求中东每个政府，每隔6个月（后来，每隔1年），对于它们预计需要的物资，从重型机器到剃刀片，提出完整的清单。这些清单交由中东补给中心的工作人员仔细审查，并且，特别是在初期，在尽可能同各国政府协商的情况下，大大地予以削减。然后这份经中东补给中心核准的最后清单转送到伦敦，成为有关国家凭以发放进口许可证和中东补给中心凭以核准的依据。因此，任何中东国家对直接受盟国控制的船舶和资源有所需求时，中东补给中心的许可证就成为它们进口任何物资时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中东补给中心的工作在高峰时，每年要处理8万张许可证，把现代生产的一切产品都包罗无遗。要正确地估计各种需求，显然意味着，中东补给中心的各个机构要具备相当程度的专门知识，这个因素终于决定了它的内部组织是按职能而不是按它控制所及的国家分工的。在主任和副主任之下，分设6个处，分别掌管：粮食、原料、医药、运输、计划以及包括对外联络在内的行政管理。前4个处的职责是估计需求，计划处则负责把各项需求综合成一份单一的计划，具体说明可以取得物资的装货地区，核对到货的许可证以及处理航运问题等。

当中东的要货计划送达伦敦时，它必须首先作为一项补给的要求，其次作为航运的要求来处理。1941年，船舶严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英国政府各部中对中东补给中心负行政管理责任的应是战时运输部。作为一项补给计划，中东补给中心的要求必须通过英国和美国对于供应和生产实行管制的各部门的批准。当然，有好几个部是有关的，其中特别有关的则有粮食部、供应部、贸易部、殖民部以及外交部。这些部共同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称为中东补给委员会，来处理这项工作，不过，对某些特殊补给品的处理则由联邦补给理事会的非武器弹药补给委员会负责。

作为一项航运计划，中东补给中心的需求要受到伦敦另一个叫做民用物资（运输）委员会的部际委员会审议。该委员会与英美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保持密切一致的行动。中东的计划要同世界上其他各地的需求联系起来，因此，由该委员会将民用和军需物资合并起来分为月度装载计划分配给中东军民两方的要货者。事实上，中东补给中心有相当数量的货物，在驶往中东的军运护航队的船只上，是作为补足载重量的物资载运的。

中东很大一部分需求从一开始就是由美国提供的。这些物资的供应在华盛顿都由有关的美国机构主办——最初，由经济战委员会（后称署）会同租借物资管理局办理，后来由中东供应联合执行局，最后则由对外经济管理局负责办理。还有最后一道关口，中东补给中心所提出来的需求要由三个英、美最高补给委员会作出最后决定，即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联合原料委员会以及联合粮食委员会。

上述各委员会就以下问题在原则上作出决定：从盟国资源中可向中东提供物资的数量和可供运载这些物资的船舶吨位。还有待于决定的是这些货物应该如何订购、如何支付、如何运抵港口并发往中东。有一个主要的决定就是尽量继续使用和平时期的私营贸易渠道。中东的进口商当然比中东补给中心的官员们更了解他们自己的业务；而联合王国的出口商对于中东的需要和习惯也素有经验。因此，私营进出口商获准继续向英国和美国订货；进口许可证制度则被用来控制这些订货的内容和数量。每个中东政府都制定了法律，规定除经政府发给进口许可证者外，一律禁止进口。于是，当半年计划制订以后，就在中东补给中心预先同意的货物限额内对私营进出口商发放许可证。每张许可证都有一份副本送交中东补给中心进行核对，如无误，即由中东补给中心按需要的迫切程度，分别注明其为A级或B级，转往伦敦。然后，这张许可证就成为英国或美国核准为其提供物资和船舶的一张有效的许可证；一张“A”级许可证的订货甚至可以准许在供应国内特制。但是，如果许可证超过了限额，如果许可证的订货要向远处订购，但实际上可以向较近的地区购得（以便节约运输），或是所需的货物可以从当地得到供应，至少可以从中东得到供应，那么中东补给中心对中东政府发出的许可证保留更改或拒绝批准之权。

可是，也有好几种非常重要的、大宗的物资是私营进口商不能经营的。这些物资主要是食品（糖、茶叶、咖啡、谷类、食油）、肥料和煤。公开的世界粮食市场当然大部分已不存在了，英国的所有粮食进口都由政府经营。因此，在中东，所有这些商品的私营贸易都被禁止了。中东补给中心对中东国家的需要（例如谷类）预先作出估计，然后由英国粮食部进行采购，再转售给联合王国商业公司。该公司作为中东补给中心的办事机构，完全遵照中东补给中心的建议安排运输以及在中东的贮藏和分配。这种方式，除了通过整批购进以压低价格外，也可以节约供应，因为这样可以做到建立一个单一的中东储备，当任何中东国家，遇有运粮船只沉没或延迟到达，或遭到意外的歉收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紧急状态时，它都可以从这个储备中提取补给品。如果各国都自行储备，这个单一的储备可能比所需数量要少一些，但要说服任何一个中东政府把它本身的储备减少到危险点的程度去援救其邻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还有第三种补给办法曾经一度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办法主要用于医药和钢铁。这些物资是按中东补给中心评定的整批限额，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出售的。这个办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一条规定，凡属租借法的物资只能卖给政府；但是，这些商品以后还可归入私人订货系统中去。

为了说明中东补给机构的全部情况，还必须提到，英国的联合王国商业公司（为非英属中东各国政府服务）和皇室事务官（为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服务）的业务范围也包括帮助英国制造商获取原料和英国国内许可证，以便提供中东补给中心批准供应的货物。在美国，类似的职能是分别由中东供应联合执行局（后为对外经济管理局）和英属殖民地物资供应工作组执行的。

整个补给制度可简要概括如下：

1．估计总的需求，由中东补给中心和当地政府在中东协商进行。

2．伦敦和华盛顿的各个补给和航运管制机构对物资和船舶的分配提出书面方案，以满足这些需求。

3．由私营进出口商按中东各国政府发给的并经中东补给中心根据限额或采购政策审核无误的许可证进行订货。

4．或由英国或美国政府机构大宗购买“共同储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由联合王国商业公司经营的物资。

5．由联合王国商业公司或由殖民地和美国的有关机构监督英国或美国工厂生产订货的进程并预订舱位。

不妨顺便说明一下美国参与对中东提供物资的安排和参与中东补给中心实际工作的性质。这里叙述的不是美国在宣战以前和宣战以后援助盟国作战的规模。可是，英、美在中东协作的方式有其独特的值得注意之处，因为它表现出在纯经济领域的一个执行机构里完全融成一体的努力，这种努力可与地中海部队司令部（卡塞塔）在军事方面的实验以及第21集团军群进攻诺曼底半岛的计划工作相媲美。

如上所述，甚至在美国参战以前，大量的协调补给供应的机构已经成立。1942年初，就已在原则上决定，中东补给中心应尽可能做到完全在英、美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美国驻伦敦大使的兄弟乔治·怀南特尽速赶赴中东，立即被任命为中东补给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极其融洽的关系。怀南特有一个由少数经济战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助手班子，他们同中东补给中心的人员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但是中东补给中心本身打算有一部分美国工作人员，1942年，马歇尔·麦克达菲作为物资处处长参加中东补给中心的工作，在他手下工作的主要是一批英国人。1943年怀南特离任，美国方面的职务暂时空缺，不过，1943年秋，哈佛大学法学院长詹姆斯·M·兰迪斯，领公使衔奉派到开罗，负责协调美国在中东的所有经济问题，并与中东补给中心的主任在主要政策方面享有同等的发言权。陪同兰迪斯赴任的有利文斯通·肖特，担任管理租借法事务的特别代表。接着决定，中东补给中心下属各处的领导职位应尽可能地平均分配，终于对运输、医药和计划三处委派了美国人当处长，而粮食、原料和行政管理则由英国人任处长。1945年初委派了一位美国人任副主任。中东补给中心在中东国家所建立的分部，也尽可能地配备了双方的人员；美国人负责管理波斯、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埃塞俄比亚的分部。

这种紧密结合的利弊，将作为在中东的试验的总评价的一部分在下文予以讨论。这里只需指出，对美国产品的需求，由实际在当地服务的美国人来主持处理，就足以说明它对整个补给机构得以顺利进行工作是大有关系的。

甚至在中东补给中心成立之初，就很明显，有关确定限额和批准许可证方面的大量具体工作以及同主权国政府的经常协商，是不可能全部由开罗总部来进行的。因此，决定在各地成立分部来执行补给政策。在英国属地及其委任统治地，有一个明显的决定，要任用当地的英国官员。在塞浦路斯、巴勒斯坦与苏丹就是这样办的，系由东非总督会议战时补给委员会的秘书主持其事。在近东各国，则由斯皮尔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代行中东补给中心的职责，直到1945年才单独成立一个英、美合组的分部。在波斯、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都建立了中东补给中心的分部；在埃及，补给工作最初由英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后来由一个独立的英美分部管理。在所有这些机构中，工作人员主要都是管理人员，也配备一些技术人员，特别是在涉及专门的工业部门和专门的农业问题之处；但主要的技术顾问们是驻在开罗总部的，他们差不多用一半的时间在整个地区到处访问。

第三节　补给问题：运输、食物与物资

中东的这一经济组织在其创建之初，以及远在它得到充分发展以前，所面临的一系列严重的紧急情况，上文已作了足够的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在1941年被看作是一个军事战略问题。此时，货物已大量地涌到中东港口，其中有一些是奢侈品，有许多是非必需品。即使在1941年6月地中海封闭以后，北美的船只还可以驶入红海和波斯湾；苏伊士不仅被急需的物资所拥满，而且也被丝袜、化妆品、汽车和冰箱所阻塞。总体战是不能如此进行的——一年之内，亚历山大就听到了隆美尔的炮声，中东补给中心本身也撤到耶路撒冷去了。韦维尔将军在英国大使和中东补给中心的协助下，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施。军事补给品必须运给西部沙漠的军队；中东的港口和交通线必须扫清，以便运送这些补给品。为此，采取了两项办法。第一，在英国所控制的范围内，将民用物资的进口削减到最低数量，有时甚至更少。第二，积压在苏伊士的大量非必需品，由军用卡车装走，径自堆在西部沙漠，形成了众所周知的“苏伊士堆货场”。此外，还拼命增加中东各港口的卸货量。军队训练了一批专门的码头装卸工，埃及码头工受到了装卸不熟悉的军事装备和军需品的训练，这就大大加速了宝贵的船只的周转。在1939年每天只能处理不超过600到700吨货物的一个港口，到1943年已能处理6 000吨了。

很多这方面的工作落到军队和战时运输部当地代表的肩上。中东补给中心有一项任务是要把中东民用物资的进口削减4／5。事实上，这项任务是完成了——1939年，这些进口总计约550万吨；1942年和1943年为125万吨。能够做到这样的削减，而又没有造成中东的经济崩溃，大部分是由于中东补给中心的努力，以及所有中东政府的合作；这种削减，对中东的军事活动作出了十分显著的贡献；这一削减本身也证明了为建立和维持这个新的经济机构而作出的努力是正确的。然而战争有停止之日，经济问题却永无消失之时。在本节的以后部分，打算通过对已经找到的某些实际解决办法的叙述，来说明比较广泛的区域性问题是如何逐渐地、不可避免地归入到中东补给中心职权范围之内的，其中许多问题在和平时期也是极为重要的；并说明如何导致进行一些实验，这些实验中有些是落空了，有些结了果，这些有结果的实验可能具有长远的意义。

在和平时期，中东是进口粮食的，虽然不是大批购货的主顾。在主食方面，谷物总生产量同总消费量大体相等。但是，这种算术上的相加并不与实际情况相符，因为各地对所吃的谷物品种如：小麦、大麦、米、玉米、小米等，差不多都有固定的习惯，而实际种植的谷物同其特殊需要不见得完全相称。伊拉克有大量剩余的大麦（在丰收的年份可达40万吨，在歉收的年份或许也有10万吨）；埃及有多余的小麦，只是多余的数量要小得多；叙利亚、黎巴嫩、塞浦路斯、波斯和埃塞俄比亚大体上能够自给；巴勒斯坦、阿拉伯、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兰、苏丹和马耳他则都要依靠进口。整个地区的茶叶完全不足，而且要进口大量的咖啡、香料和糖。油籽是阿拉伯人食物中极其重要的东西，要从埃及的棉花作物以及苏丹和东非获得供应；橄榄油则来自巴勒斯坦和近东各国。肉类除城市以外，吃得不多——动物蛋白质是中东日常饮食中最为缺少的一项。按照西方标准，整个地区的食物营养是严重不足的。但谷物是最为重要的食物。每年大约种植和收获1 200万吨；显然，即使减产10%，也就要大量进口了。

1941年，这种经济的弱点显露出来了。⁽³⁾那年年初，不可缺少的春雨没有下降。接着，在5月份，伊拉克拉希德·阿里的作乱又耽误了大麦的收割；最后，在6月份，叙利亚和黎巴嫩战火蔓延，规模不小，要把维希政权从近东国家撵走。影响谷物供应的，不仅是由于打仗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心理作用。剩余谷物并不是大庄园生产的；它们是从上万个村庄点点滴滴汇集起来的。要是农民受了惊吓，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饥荒，他就要攒积谷物。1941年，由于受到德国无线电宣传的影响，这种情况开始大规模发生了。到1941—1942年冬，要求进口谷物的申请开始源源不断地送到中东补给中心。有一个时期，仅埃及就估计缺少35万吨。到3月份，局势已经显得岌岌可危；英国的货运接济不上，不少船只被击沉，中东各地告急乞援的要求纷至沓来。5月18日，中东补给中心接到通知，开罗和亚历山大的库存仅能维持到5月27日，而新粮在6月10日以前大约不会上市——这就出现了大约24 000吨的差额，而中东补给中心在整个中东掌握的存粮却不超过12 000吨。于是，只得逐日发放小量存货；埃及政府在加速收购当年的收成方面也做出了奇迹；危机因此得以渡过。不过，为这个歉收的年份所付出的代价是重大的——91 000吨谷物运给埃及，10万吨给叙利亚，9万吨给巴勒斯坦，7万吨给土耳其，38 000吨给塞浦路斯，还有许多需要较少的地方——总起来，为挽救饥荒，绕过好望角运到中东的谷物共达60万吨。

以后还有过一些其他化险为夷的事件——在德黑兰，有一天粮食库存下降到只有一天的供应量，在大马士革发生过抢粮的风潮，在沙特阿拉伯也有过一些尴尬的时刻，在亚丁保护地的内地发生过饥荒；这些事情的细节已是无关紧要。不过，1942年以后，总的形势就不再如此糟糕，原先估计1942—1943年谷物进口需要365 000吨，包括部队的95 000吨，可是，当新的、丰收的谷物开始源源上市时，实际进口总量只有27万吨。

情况改善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天气较好，此外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制订了增加谷物种植面积的方案，而最重要的，则是由于中东补给中心所制定的“小麦征购计划”。关于增加农业生产的各种方案，下文还要予以补充说明。这里单把最大的一项，即以将近100万英亩种植棉花的埃及土地改种谷物，先说一下，也许是比较恰当的。1941年，英国购买了埃及的棉花（虽然未能运出）以防其经济崩溃。1942年决定加种小麦，尽管预料每英亩产量会大为减低，因为从智利进口的氮肥，从战前的平均50万吨减少到了只有13万吨——这是能从智利远道运来的全部数量。其结果在1943年的收成中就体现出来了。

由政府机构征购谷物的办法首先在叙利亚试行。所有私营谷物贸易都被禁止了，当地的磨坊关闭了，甚至被焚毁了，全部农村剩余谷物都必须卖给一个由英、法当局联合设置的专营机构（粮食局）。该机构除法国工作人员外，还有60多名英国官员参加，分驻叙利亚全国各地，评定每个村庄的上缴额，并筹设“征购中心”，所有谷物都要送到那里，当场（优厚地）付给现金。一方面对为首的少数走私分子和黑市商人严加惩处，另一方面则对农村中的耕种者立即付款，这就使征购计划立见成效：次年，在叙利亚就有了数量相当大的剩余谷物。其后几年，在埃及（英美谷物委员会），形式稍微不同，而在伊拉克和波斯，也都采用了这个办法。当1944年和1945年孟加拉发生饥荒时，在中东受过这项工作训练的许多官员被调往该地从事同样的工作。实行谷物征购计划证明势必连带产生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要为乡村市场提供足够消费品的重要性。农民利用其收成以供食用、留种并购买制成品——杂货、煤油、火柴，尤其重要的是便宜的纺织品。他们因为要购买这些商品，所以才需要钱。无疑，在消费品的供应与立即可以到手的剩余谷物之间有着一个相当简单的等式。不巧的是，在战时船运和物资不足的情况下，几乎总是难以维持这样一种供应。于是，采取了一项少量抛售黄金借以制止通货膨胀的代替办法——农民和商人都是天生的囤积者，只要有此机会，他们也就会把黄金囤积起来（但不要纸币）。

中东补给中心粮食供应处的贡献无疑是节约船运舱位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除了下文将述及的改进当地生产技术之外，主要的节约措施有四个方面：将种植埃及棉花的土地改种小麦；将氮肥的进口从50万吨减少为20万吨到30万吨之间；将大麦、小米、玉米掺入面包粉（自从中东这样大量消费其剩余粗粮后，估计节约粮食达50万吨）；实行谷物征购计划。除了粮食供应之外，在节约效果上，惟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以油代煤的措施。中东补给中心的其他部门，虽能利用当地原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增加生产，但在节约吨位上从来无法相比，因为在这些方面的大规模的节约，只有在不影响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把消费限制到最低水平。

除粮食外，不可能详细叙述关于进口其他物资的各种问题与权宜措施。进口物资中，最受人注意的是：发电和供电设备的备件，水的净化设备的备件（例如，开罗就完全依靠自来水厂供水），运输工具方面的备件（如卡车、轮胎和铁路上的备件），医药用品，包括新发明的抗斑疹伤寒的疫苗与抗疟疾的药品，棉织品，皮革，灌溉机械（主要是水泵）和钢铁。一项重大的措施是把埃及的机车从烧煤改为烧油，这样就使需要进口的煤从每月7万吨减为4万吨。战争初期，使供应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是船舶问题，到1944年，英国和北美的工业潜力完全从事于军事生产，致使出口供应缩减到了危险点，而船舶供应情况却大有改善，虽然这也是时断时续。或许最为缺乏的是棉织品，尤其当印度由于受日本的威胁而开始削减它对中东的传统出口时，情况就变得格外严重。中东补给中心终于感到有必要在印度派驻一位官员，同印度政府及其供应当局经常保持接触，以保证中东可以获得相当份额的纺织品。

第四节　生产和区域性业务

为物资进口而斗争，是一个战时问题，这一问题在战后正常贸易得到恢复时，似乎就结束了。但是，与之俱来的增加当地生产的努力，却马上进入可能要持久地改善经济的范围了；中东补给中心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主要关心的是其将来。这项工作的局限性必须予以说明。承担真正巨大的工程如灌溉或开垦土地等是谈不到的，这是因为在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只能是短期的观点，也因为不可能大规模进口基本建设的设备。因此中东补给中心不能不集中精力于这样一类工程，这些工程在一两年内就能产生利润，并且只需要适当地提供一些物资和劳动力。尽管如此，许多这些企业还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第一步，通常是调查这个地区农业发展的可能性。1942年，派出一个英美工作组进行了一次闪电式的调查。⁽⁴⁾以后，在1944年，中东科学工作组又进行了一次更为详尽的、长期的调查，由罗泰晤士特农业研究所副所长、皇家学会会员A·B·基恩博士、淡水生物研究协会会长E·B·沃辛顿博士、近东基金会的H·B·艾伦博士和汉纳乳业研究学会会长N·C·赖特博士等进行。这个工作组的最后报告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研究作出了持久的贡献。⁽⁵⁾

农业生产规划需要有足够的科学的建议。中东补给中心慢慢地建立了一个规模虽小而资格很高的顾问团，包括：农业机械、土壤学、灌溉问题、渔业、牲畜、土地使用、蝗虫控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整个地区都可随时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多半的时间都花在野外，并同中东各国政府中往往是资格很高，但与外界接触不多的工作人员磋商。

增加产量问题是从许多不同的方面着手解决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放在农业机械的供应上面，尤其是拖拉机、收割机与收割扎束机、联合收割机以及一些小的灌溉水泵。在下述各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如：土壤分析，改良种子，推广改良羊种，开凿人工养鱼塘，控制仓存谷物中的虫害，开拓培植马铃薯种的新地区（塞浦路斯和黎巴嫩），生产肥料（在埃及以其磷酸盐制造过磷酸钙，在塞浦路斯以二硫化铁为原料，以及从苏伊士炼油厂的废料中生产硫酸）和利用城市中的垃圾（在贝鲁特使用博吉安诺·比科方法）等。重大的项目有：在叙利亚开垦3万多英亩新的耕地，这是由于使用机器并以汽车将劳动力从远处的乡村运来才能做到的；以及开挖一个全新的水道网，把利塔尼河的水通过连绵的丘陵地带，引进来灌溉黎巴嫩南部干旱的海滨平原。⁽⁶⁾

为防止蝗虫的危害作出了非常特殊的努力。中东常易受到沙漠蝗虫的猛袭，通常每隔12年就要遇到一次蝗虫袭击的高峰时期。不幸的是，1943年和1944年就是这种周期性危害最大的年份。可能要损失100万吨谷物，这是经受不起的风险。在伦敦世界治蝗研究中心的主任尤瓦罗夫博士的技术指导下，中东补给中心同英国军队和中东各国政府协作，并得到印度和俄国的协助，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灭蝗远征考察。考察的地区包括：波斯、伊拉克北部和巴勒斯坦边境的山区、沙特阿拉伯的遥远腹地、也门、厄立特里亚、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苏丹。这些远征考察队的组成有时候包括一连以上的英国部队，由一名殖民地昆虫学机构的人员负责指导，他们配备有充足的机动运输工具和无线电，还有飞机（在波斯）。他们不仅能在蝗虫繁殖的地区进行从未有过的最彻底的扑灭工作，而且还因此而增长相当多的有关这一蝗群的习性与繁殖地区的科学知识。⁽⁷⁾

可是，中东补给中心最有价值的工作，也许还不在于它取得那些较为引人注意的成就，而在于其日常对最广泛的各种农业问题进行接触和磋商。它设在开罗的农业生产科已经成为整个中东交流农业知识的中心。这个地区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它们自然涉及干旱地区的耕种、灌溉及其对土壤的影响，害虫的控制，土壤的侵蚀以及植物和动物的遗传与病害等。可是，汇集知识和交换意见的工作，几乎尚未动手去做，部分地是由于民族嫉妒，而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没有可供进行协商的常设机构，这一地区也从来没有被人当作一个“区域”来考虑。1944年举行的中东农业发展会议大大促进了逐渐增长的协作观念。中东各国政府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波斯与埃塞俄比亚除外，因为他们的问题迥然不同），巴勒斯坦也派了一个由犹太和阿拉伯专家混合组成的非常友好的代表团。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许多国家的代表宣读了共同关心的一些专题论文，会议最后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建议设立一个中东农业理事会。该理事会除其他任务外，应考虑最终成立一个区域性农业协会。⁽⁸⁾这一提案没有得到实现，因为会议的各项建议，以后都要提请阿拉伯国家联盟经济小组委员会审核，这个组织是在同年晚些时候组成的，在巴勒斯坦争端的混乱情况下，许多这类方案都石沉大海了。然而，会议并不是没有成果的。在中东各国之间安排了一系列的相互访问，并都如期实现；一种思想业已诞生，它总会有重见天日的时候。

中东补给中心作出了很多同样的努力，并以类似的方法来增加中东的工业生产。可是，在这个领域里局限性更大。首先，这个地区缺少高度工业化所需的主要资源——虽然富于石油，但没有铁矿、煤和好几种其他必不可少的矿产。其次，虽然某些迫切需要的产品确实可以在中东生产，但是必须非常当心不要创办不合算的工业，因为当价廉物美的商品又可以随时从工业化的西方获得时，这些工业就会全部凋落。这场战争与随之而来的物资短缺，几乎像高关税壁垒所起的作用一样，在它的后面本可以创建起许多企业；但是，这种诱惑还是被拒绝了。只有少数基础工业创办起来，或是因为它们有指望在和平时期的竞争中取胜，或是纯粹作为短期投资的项目，经过3年到4年的经营（连同产品价格的相应提高），投资就可以回收。在多数情况下，新的工程不是有关开采当地的化学或矿产资源，就是有关废物利用。铬铁矿的开采已在埃及和波斯发展起来，航空测量导致在埃及生产“throna”（天然的、不纯的碳酸钠）。从炼油厂的废油中提炼硫酸这项重要的废物回收工业已经开始。硫酸钠已开始有一些生产，制革、耐火砖的制造以及一般化工工业也都有所发展。在埃及还创办了一个新厂，生产（谷物贸易用的）麻袋；一个大型的生产硬板纸和包装纸的工厂，在战争爆发时尚未竣工，现已建成投产。

这都是一些小的经营；但是，这段叙述，对中东补给中心工业人员4年工作中在提供意见和补给供应方面所作出的无数细小的贡献以及在成百项小的技术改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得不再次从略。今后中东工业的发展不仅将得益于业已实现的广泛调查，而且也将得益于适度地集中力量去开发真正有经济价值的当地富源。

虽然，中东补给中心的职责主要是提供控制传染病所必不可少的药物和用品，但是，新的医疗方法以及西方对可能根除流传已久的疾病方面所持的坚定的乐观看法，对中东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在这项工作中，美国起了卓越的作用。1943年，第一批阿的平（奎宁的主要代用药品，奎宁被日本控制着）从美国空运到中东。在上埃及，开展一场积极防治疟疾的运动，得到了中东补给中心的大力支持，根据租借法提供了120吨用来喷射积水的“巴黎绿”。在中东建立了一座600万美元的医药供应总库，并且动足脑筋，务使这些药品到达真正患者的手中而不致流入黑市。战争初期发明的抗斑疹伤寒的新药及时运到中东临床应用，并再度援用租借法，运进了300多万立方厘米的这种药品，在严密控制下发放到受威胁的地区。最后，滴滴涕，也是一种新问世的药品，开始用于杀虫和控制疟疾。

中东人民的健康问题（其中有一些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仅仅依靠供应几种新药、化学制品或疫苗是不能克服的，而改善群众教育与卫生习惯则是一个长久有效的条件。但是即使这些表明医学成就的小小样品，在人们对公共卫生工作采取积极态度的支持下，于许多中东国家也还是不无成效的。

第五节　财政和经济

战争对中东经济在财政和价格结构方面的影响是按常见的趋势发展的。这个地区面临着商品供应急剧下降和在该地区作战的盟国军队的庞大开支——过多的货币争逐过少的商品。盟国军事开支，大体上在1939年为600万英镑，1943年突然上升到1亿9 500万英镑，1944年稍稍下降，为1亿3 000万英镑，而1945年则陡然缩减。如将这些金额与民用物资年进口量从525万吨减到150万吨对照来看，那么，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是不难想象的。应付这样一种局势的方法，当然是人们相当熟悉的；中东的困难在于应用。直截了当的管制措施有：（1）征课重税以吸收购买力；（2）对基本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和严格的物价管制；（3）冻结工资和薪金；（4）听任奢侈品价格上涨，要涨多少就涨多少，借以最大限度地吸收剩余购买力；（5）尽可能发行义务公债。

这些措施大部分需要一大批效率很高并在实施管制方面具有经验的文官来执行；尤其要有相当有知识且能合作的公众。在中东，这两个前提都不具备。除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政府外，没有一个政府在具体的经济管制方面有很多经验。更糟的是，在所有中东国家中，很大一部分人口是文盲——在伊拉克、波斯和沙特阿拉伯，能够看懂一张定量卡的人是微乎其微的，更谈不上理解了。鉴于这些不利因素，中东的经济竟没有陷于更加紊乱失调的境地，是难能可贵的。在苏丹、埃及、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管制最有成效。而近东国家、伊拉克和波斯的物价上涨就异常严重。由于计算方法不同，各国的生活指数难以精确比较。不过，如以1939年为100，1945年1月份的指数——埃及为293，巴勒斯坦为254，近东国家为620，伊拉克为390，波斯为699，苏丹则为160。

除发行义务公债外，所有管制办法都在各地试行，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此外，还抛售了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为吸收储藏起来的货币的一种手段。无疑，最有效的管制是对必需品的定量配给和物价管制；在这方面，中东补给中心对分配进口货所实行的多少有点儿效果的管制以及政府通过小麦征购计划对谷物的管制，都发挥了显著的重要作用。中东补给中心且能以此作为供应物资的一个条件，即对短缺的必需品应按管制价格进行公平分配。在采取这种态度时，坚持认为英、美公众不愿让自己的供应短少，也不愿让他们的船员和船舶冒着风险而去把巨额利润落入中东黑市商人之手，那是合理的。在分配轮胎、棉织品以及一些医药用品方面，中东补给中心严肃地坚持受援国政府在发放这些补给品前，应按需要和必要的用途制定一项令人满意的分配计划。当中东补给中心或一个当地政府能直接对补给品作实物控制时，这些管制措施自然是比较易于执行的。至于私营进口商凭进口许可证制度的订货，就不可避免会有漏洞，毫无疑问，有大量的进口商品以不正当的价格流入不正当的人之手——例如：为了必要的用途，凭许可证进口的一些软木，就到了开罗时髦妇女所穿的高跟鞋上去。定量配给在英国控制的领土和埃及，也许最有成效，明显的失败不多，执行情况是好的。但在近东国家、伊拉克和波斯，情况就远没有那样令人满意。毋庸置疑，城市遭受到通货膨胀的全部祸害。乡村居民，尽管实际上无力购买消费品，但是，至少可以其自己生产的食物来自给自足，因此没有广泛受到严重痛苦的迹象。

由于战时管制而形成的特殊局面，引起了某些社会问题。首先，西方进口货的价格尽管订得很合理，它同当地的物价差距仍很大。对英、美出口商——和政府——来说，要把由此所得的利润白白送给中东进口商，那是有点儿难以忍受的。但要采用征收某种进口税的办法，又不能不开支巨额的管理费用。实际上，这项差额是给中东各政府和商人们中饱了。

更为严重的困难在于整个地区的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价格水平悬殊。商品很容易流向东北；但是，由于商品是那么少而货币又不能兑换外汇，即使这种自然的流通也不能降低价格水平。因此，东北部所出现的剩余物资几乎都是卖不掉的。尽管英国政府为了小麦而焦急，尽管中东西南部的国家也迫切需要，但在澳大利亚小麦以25英镑一吨运到亚丁市场时，就很难说服任何人以50英镑一吨来购买叙利亚1944年的剩余谷物。1941年，在船舶最关紧要的时候，几乎以任何财政上的代价来节省一条从澳大利亚开出的船只都是值得的；但到1944年，地中海重新开放后，情况便有所不同了。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情况。从1942年起，中东国家之间的贸易就遭遇到严重的障碍，而不是任何经济或财政上的戏法能够一显神通使其重新活跃起来的。

第六节　战时管制的末期

到1944年7月，进攻诺曼底的阵地已牢固地建立起来，俄国部队正在东线穷追猛打德国人，这时是否还需要继续在中东实行严格的进口管制，显然就大成问题了。自然，许多企业巴不得中东补给中心早些结束。中东的进出口商和政府，尽管曾得到很多好处，但对于英、美使他们的经济主权受到种种束缚也已忍无可忍，他们还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中东补给中心靠边让路，市上急需的各种货色便会如潮涌来，应有尽有。此外，还有实力雄厚的美国工商界和实力不那么雄厚的英国工商界都急着要在争夺中东市场的一场大战中趁早下手。最后，要把那整个工作班子留在中东也越来越困难了，因为组成中东补给中心的骨干的是现役军人，他们都已开始到了该遣返回国的时候了。

其实，供应情况并不令人满意，某些最严重的困难——例如，纺织品的供应——在1944年晚秋发生了。然而，已经作出的决定是要采取许多取消管制的措施。属于共同储备体制的大多数食物以及其他某些异常大宗的商品和“为数不多”的——其实是为数可观的——几种供应非常短缺的货物仍由中东补给中心直接管制。至于其他商品，中东补给中心一律取消管制，听凭中东各政府根据它们的愿望去决定保留进口许可制度中的哪些部分——事实上，大多数政府都把这些权限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它们都把这些权限看作是实行经济管制的无上法宝。

财政问题的重要性现在开始居于关键性的地位。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都已积累起大宗的，有些甚至是巨额的英镑结余，而美元收入则根据协定都被英镑区美元总库吸收。现在它们坚决要求，将这些结余予以解冻并分配大量美元定额。而英国财政部却连这些要求的1／10都无力满足；1945年，协议谈妥了，根据协议，埃及和其他一些非英管地区分到了一笔极其有限的美元定额。战后的竞争年代开始了，同时，也开始了为重建战后国际贸易制度而令人心烦的、进展缓慢的工作。在这种时候，指望本来是一个物资供应机构的中东补给中心还能作为一个英美合作的单位存在下去，已是毫无希望的了。要一个联合机构去安排它的成员之间的竞争，这怎么可能呢。非常时期过去了，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而产生的中东补给中心在管制与补给方面的职能以及常驻大臣在军事—政治方面的职能也随之消逝，但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中东补给中心在为中东地区的农业和工业生活方面所开辟的更有建设性的区域性的业务，也必然要成为画饼。有一点是清楚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些东西强加于人；但是，英国的政策却趋向于这样一种设想，即按中东各国政府的意愿，为其提供区域性的科学上和经济上的谘询业务，并继续保持和发展由中东补给中心创始的一些合作尝试。这项政策是要中东事务局来执行的，至于中东事务局成立的经过，这完全是属于战后的历史了。到了1945年晚秋，常驻大臣办公室撤销了，中东补给中心也关门了。它在补给方面的职能主要是移交给英国外交使团的商务秘书处，它在谘询方面的工作则交给了新成立的中东事务局：于是开始了中东的一个新篇章。

第七节　关于1941—1945年在中东实施区域性经济的几点评论

关于战时中东的种种经济问题，以上的叙述必然是不完善的、简略的。常驻大臣办公室、中东补给中心、三军和中东各国政府处理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经济生活。对于已经揭示的各种主要困难，尤为重要的是，各种可能发生的主要情况，上文所述，或许已经足够使人略知梗概。对从这方面的经验中可以汲取的教训试加评述，也许能有助于提供一个透彻的理解。

在政治上，中东处于一个关键的地位。该地区经济上的不稳定，不仅危及战时把它作为一个基地来使用的盟国部队，而且对世界和平也是个持续的威胁。最近25年来，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已日益变得具有爆炸性。危险在于：人口迅速增长，而耕地面积或其他生产资源却没有相应的增加；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以及行政当局的软弱无能和贪污腐化。生产资源的增加主要须靠农业；这意味着要进行一次农业改革，这种农业改革将扫除“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并为充分开发土地资源谋取新的资金。在埃及，可耕地的范围虽然受到硬性的限制，但叙利亚却有大片地区可供更为正规、有效的耕种之用，中东的其他部分也有较小的这一类地区。整个地区的畜牧业可以大大地加以改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耕种方法和使用的工具远远落后于西方标准。农业发展首先有赖于土地改革；其次，有赖于大大改进耕种者的健康水平和简单的教育；第三，有赖于推广科学技术和机械，但至少在头两个条件部分实现以前，这是不可能真正奏效的。

改进粮食供应和卫生事业，至少在短时间内似有可能加速人口的增长，而不是制止人口增长。因此，必须为劳动力在工业方面找到另一条出路。经验显示，很有一些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是可以发展的，如：粮食加工、榨油后油籽壳的处理、小金属制品的生产、玻璃和化学工业以及某些公用事业设备的生产。在这方面，卫生和教育也同样是先行条件。

这一分析立刻使人想到西方文明在它最卓越的两个方面——科学技术与有组织的社会服务——可以给中东作出多么大的贡献。中东补给中心的工作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在于：由于战争需要，它在中东取得了一个立足点之后，得以使中东于短期内、在相当规模上和整个区域的基础上得到一批科学家和行政顾问们的效劳。为区域性合作而实际上已举行的会议和提出的意见，上文提到的，其实还不到一半。1942年和1944年，曾召开过有关分配的管制、运输的发展、统计的协调、理财的方法以及蝗情的控制等问题的区域性会议，对地质调查、气象记录和预测的协作、协同举行人口普查以及关税同盟等问题，也都有建议提出过。

然而，显而易见，这类活动如由大国凭借其在该地区的政治统治和军事占领来组织，不论其好处有多大，都无法保持长久的进展。农业发展会议可以说是中东协作的盛举，但当人们感到它的决议是出于“外人”的授意时，就不能贯彻执行。中东补给中心在这方面的工作是试验性的探索。它应该使所有中东政府看到进行富有成果的区域性协作的可能性，而遵循的道路又不致引起困难的政治争端，或有损于国家的主权。其实，中东的许多问题都是国际性的——特别是尼罗河和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的水源管理问题。无需紧密的政治联盟，这些问题也是能够得到解决的。但是，如果没有西方在科学上给予可观的帮助，它们是不能迅速地得到解决的，而连带的条件是，这种帮助一定要大公无私，尤其要避免直接的政治动机或任何控制商业的企图。

英、美或者其他大国联合起来给予的这种帮助能够达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难见分晓的问题。中东补给中心在一个单独的机构内实行完全结合的经验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当压倒一切的战时紧急任务沉重地压在双方的头上时，两国的合作是圆满无缺的。但是，很清楚，甚至早在1943年秋，当詹姆斯·兰迪斯就任之时，很大部分的美国舆论对于英国在一个幅员辽阔的不发达地区建立一套严密的贸易管制制度的动机，就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猜疑。中东补给中心主任杰克逊司令，是一位没有谁能及得上的全心全意提倡英、美合作的人，也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欢迎别人的帮助和虚心对待不同的观点。可是，从战后贸易问题开始提出来的时候起，甚至在这以前，除了节约运输舱位问题以外，一提到考虑中东的订单是应该送往联合王国还是送往美国时，立刻就可清楚地看出，中东补给中心的这两个伙伴之间并非事事顺遂。这些分歧，在1944年和1945年发展到更为激烈的程度，它们并不单纯只限于狭隘的贸易问题，而是发端于对国际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前途持有根本不同的观点。英国在中东的经济工作人员，在严重危机时刻，已辛辛苦苦地建立起一套管制制度；而在美国大量参与中东补给中心工作以前，危机大体上已经克服。这套管制办法效果斐然，并且还为在本地区实行更有建设性的经济计划和经济协作造成了一个机会，本地区恰好也是迫切需要有这样的行动。这是典型的和传统的英国思想特征，这种思想特征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可以见到，由于短暂的危急时期，使英国军人和行政人员控制了国外领土，在危急时期过去后，他们在这些地方的辅佐活动往往还继续保持下来——它要比社会主义更为深刻，社会主义不见得是驻中东人员中间流行的信仰。美国的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是与此相反的。他们把整个中东补给中心的体制看作是一座实行严密控制的大迷宫，无论从那一种有关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的美国观点看来，这都是大逆不道。凡英国人认为是天赐良机的，美国人就认为是该死的负担，一有机会就要取消它。这样一种隔阂本来是可以弥合的，尤其是因为中东补给中心的纯粹限制性的职能本已统一划归一方执掌，而建设性的区域性业务也已明确划给另一方掌管；这些区域性业务在许多方面是深合美国人的心意的，而美国官员对此也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然而，1944年，由于美国插手进来竞争，就给作为一个联合机构的中东补给中心敲响了丧钟。此外，日益加剧的美元问题格外使美国人恼火。⁽⁹⁾他们看到中东进口商乞求获准向美国订货，而英国财政部却坚决地告诉他们，匀不出多余的美元，因此应在英镑区订货。美国人眼看着美国的军事装备在中东锈烂，因为英国给了他们一种无法接受的选择：要么接受以英镑支付，要么把这些装备运回美国。仅仅这两个问题就足以使相互关系变得极度紧张，致使一个联合机构维持不下去了。这种紧张关系是在上层。在中东补给中心最后结束之前，无论在开罗和在整个地区的中东补给中心分部，各级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是愉快地并肩工作着。一种纯系谘询性的和科学上的联合业务本来也许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但要把这种业务同补给机构结合在一起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补给机构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贸易问题和重大的观点分歧。

从纯粹的英国观点来看，在中东进行的试验，其经验教训有4个方面。首先是它揭示出，只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工作，今后在科学和经济领域中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有着丰富多彩的发展可能。此外，它还表现出在行政管理技术，特别是在经济管制以及在文教、卫生等重大事业的组织等方面提供建议，这或许同在纯技术方面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第二，它揭示出战前驻中东外交使团在组织上存在的隔阂。确乎需要为其切磋咨商提供更大的便利，仅仅为此目的，常驻大臣和中东补给中心的工作就具有很大的价值。

第三，它表明有广大范围的工作可以由英国使团的商务秘书来承担。这些经济和商务方面的工作可以合法地进行，对英国和有关的外国政府双方都有莫大的利益，但这些工作不能指望一个负担过重的商务秘书来总揽一切。

最后，它尖锐地提出了为半发达的地区充分调派第一流的科学工作人员的必要性。像中东补给中心所取得的那些成就，就是因为有少数最优异的人士掌握着发展的政策，也因为可以得到具有高度水平的经济方面的建议。这些人大部分只是由于战争的需要才能罗致到，其中不少是穿军装的。

英国和美国在中东成立的区域性经济机构最初是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但是所取得的经验，既为今后的中东，也为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十分明显地指明了使用这种方法的可能性。不过，它需要高度的政治才干为这种机构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而且必须为它们配备优秀的官员。

(1)　系指对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译者

(2)　见上文，原著第159—160页。

(3)　参阅基思·A·H·默里：“战时中东的粮食供应问题”（Keith A．H Murray：“Feeding the Middle East in War-Time”），《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45年7—10月，第32卷，第233—247页。

(4)　中东补给中心粮食处处长K·A·H·默里以及伦纳德·埃尔姆赫斯特和本·蒂博多。

(5)　这些报告由英王陛下文书局以下列书名出版：《中东的农业发展》（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East）、《中东的科学研究》（Science in the Middle East）和《中东的乡村教育与福利》（Rural Education and Welfare in the Middle East）。

(6)　这项工程是在一小批南非陆军坑道兵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的，史末资将军特许他们离职从事这一工程。他们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而自动延期回国。

(7)　参阅鲍里斯·佩特罗维奇·尤瓦罗夫：《蝗虫的研究和控制，1929—1950年》（Boris Petrovitch Uvarov：Locust Research and Control，1929—1950），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1年版〔《殖民地调查研究丛刊》（Colonial Research Publication），第10期〕，第20—33页。

(8)　参阅中东补给中心：《中东农业发展会议记录》（Middle East Supply Centre：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Middle Eas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开罗，1944年2月7—10日。

(9)　参阅M·W·威明顿对中东补给中心的“重新评价”，《中东杂志》，1952年春季号，第6卷，第161—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