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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章
荷兰
第一节 引言
荷兰从战争和被占领的严峻考验中出现时，其情况要比法国或比利时都糟得多，它在物质上所受到的较大破坏，本来很可能使它在精神上成为滋生国内斗争和共产主义的更肥沃的土壤。它所面临的问题，也不仅仅限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政治整顿问题。它同60倍于本土面积而又分散在世界各处的属地间的关系，不仅引起了争论，而且情况很紧急。在寻求解决其战后问题的过程中，荷兰的传统和制度的性质以及荷兰人民的民族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德国人入侵时，荷兰政治生活格局的僵化和不合潮流，已到了危险的程度，因而在荷兰解放以前，国内外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就预言它将重新回到战前的格局，后来甚至认为已经如此了。可是，尽管有印度尼西亚问题的压力，和这个国家中的普遍贫困化所引起的各种困难，在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中，令人宽慰的是，没有出现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在这关键性的一点上要比战前年代好。这主要归功于女王和她的政府在流亡中以及在回国以后一贯采取的那种可以称之为预防性的政策。的确，在这方面，女王的个人影响及其对政策的指导的重要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
在荷兰如同在别的地方一样，共产党人由于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而大大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但是，女王和女王政府比其他国家的流亡政府更早、也更欣然地同抵抗运动成员们进行了政治协商，而且还更进一步，先发制人地提出了抵抗运动战士们在宪法问题、经济事务、社会改革等方面所渴望做到的事情，从而使共产党人无法很好利用其开始时拥有的这一有利地位。通过这些办法，政府成功地使那些较为温和的左派分子脱离了共产党的影响。
的确，在荷兰，横在道路上的最大阴影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正在进行反抗的东印度群岛殖民地的问题。(1)这个问题既是国内政治的试金石，又是经济恢复的主要障碍。的确，在荷兰本土，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荷兰没有了印度尼西亚是活不下去的。但同时也有很多人承认，旧殖民主义的政府形式必须加以改变，不能复原。这些想法在政界都有所反映。极右的各个政党要求在印度尼西亚执行强有力的镇压政策，中间党派犹豫摇摆，左翼各政党则按照各自的政治面目而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从给予这些岛屿“自治领地位”到许以独立，虽然各左翼党派的支持者中有许多人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领袖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人们认识到，没有了印度尼西亚，荷兰只有高度工业化才能得救；可是，要使一个其煤炭资源连日常家用需要都难以满足的国家实现工业化，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荷兰是腾不出外汇来进口大量煤炭的；正是由于这一两难处境，才产生了想把邻近荷兰战前边界的部分德国煤田并吞过来的建议。(2)可是，后来寻求的、而且终于找到的却是另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同比利时和卢森堡一起组成了叫做“比、荷、卢联盟”的经济联盟。
第二节 流亡回国后荷兰政府所面临的问题
1945年春荷兰人民获得解放时，他们刚经历了继1944年秋季盟军在阿纳姆失利之后的那个可怕的冬季，而到了几乎完全精疲力竭的境地。盟军攻势的未能一举成功，不仅使荷兰人想迅速赶走德国占领军的希望落了空，而且德国人还对荷兰居民采取了报复措施，其中有一些措施把荷兰整个国家带到了饥饿线的边缘，在某些地区则真的达到了饥饿线，特别是在鹿特丹。(3)除了这些苦难之外，还有相当大面积的肥沃土地由于德军在荷兰战役的最后一个阶段中采取的防御措施而遭到水淹，而这最后一个战斗阶段一直拖到1945年5月第一周才告结束。(4)
在当时看来，荷兰人遭受的这许多灾难中最严重的似乎莫过于土地的被淹了，但后来结果表明，水淹影响的消除要比人们原来预料的快得多，而使荷兰经济复原速度减慢的最严重的长期影响倒是战争的其他一些后果。荷兰是一个人口过剩而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战前它依靠邻近的城镇市场出售其农产品以赚取外汇。它最重要的一个邻近市场是鲁尔；其次是英国。但是现在由于不同的原因，它们都买不起荷兰的农产品了。荷兰的繁荣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鹿特丹港和阿姆斯特丹港所赚取的利润；但这两个港口的运输业务有2/3是德国的过境运输，这种运输现在也暂时不复存在了。(5)更严重的是印度尼西亚问题所带来的困难，因为荷兰有1/6的财富投资在东印度群岛，有15%的国民收入取自这一来源。因此很自然地，大部分荷兰人都把丧失这些殖民地的危险看作是对他们生活水平的严重威胁，他们本来已经由于德国人的掠夺，由于负担10万名左右占领军的费用，又由于近年来人口的飞速增长（而且当时仍以每年25万人的数目在增加着）(6)，因而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这就无怪乎印度尼西亚问题成为国内很关切和热烈争论的大事，也无怪乎甚至有一些希望在国内采取激进的进步政策的荷兰人也支持（或至少默然支持）在殖民地采取镇压措施。把它看做是不知悔改的帝国主义而深表愤慨的那些外国观察家们，并没有体谅到上述种种考虑。
在国内政治方面，荷兰无疑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可以普遍地感到人们渴望出现某种新的局面——人们不愿看到解放后国家的政治生活重又回复到战前的轨道上去。抵抗侵略者的共同事业，曾使社会党人、自由党人、天主教徒、新教徒以及其他各种各样政见不同的人都走到了同一个阵营中来；抵抗运动的成员们殷切希望，他们队伍中所做到的这种民族团结能延伸到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去。属于所有各种党派和各种信仰的进步人士想作一番努力，使现存各政治团体联合为一个有战斗力的政党，在现行国家结构范围内实现社会和经济改革。同样，在工会运动内部也有一股推动力想把现存的各个宗派性工会改换成每一种工业有一个工会，(7)并把每一种工业置于一个由雇主、工人和政府三方代表联合组成的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同时，有一些进步的年轻天主教徒则在兜售一种想法，即用一种合作的制度来重建工业，他们以葡萄牙而不是以法西斯意大利作为样板，但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其结果必须是民主的。为此目的，他们准备同新教徒以及接受基督教准则的所有人们联合，但不愿同无神论者——这实质上就是指共产党人——联合。
这样，存在着一些有希望的迹象，表明许多不同派别的人士，包括各教派政党的成员们，都有一种愿意迎合全民族进步愿望的妥协态度；但同时恰恰在解放前夕，流传着一些谣言，说流亡政府对荷兰民心的向左转（当时所传向左转的程度远较后来事实证明的为大）(8)感到不安，而且并没有采取适当的步骤来适应这一形势。政府发表的因选民名单被毁而不得不推迟几个月进行选举的声明，特别引起人们的非议。(9)关于荷兰国内舆情与伦敦流亡政府间的分歧正在扩大的这些报道，有许多可能是由荷兰共产党人授意的，共产党人看到基督教—社会派的进步分子在挖掉他们的墙脚，急于要为自己的运动搞到一些弹药。
在关于战后第一次大选日期的争论中，档案的普遍混乱并不是推迟选举的惟一理由。各政党都处于变化动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过早进行选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意反映的不确切，甚至完全失实。可是，在选举能够举行之前，临时过渡的那段时期确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和难以应付的。早在1945年2月，伦敦盖布兰迪内阁就吸收了新鲜血液，增加了五位来自部分解放了的祖国的新阁员；1945年5月16日——即刚刚实现全国解放之时——就由荷兰人民运动党（该党是抵抗运动所产生的那种典型的新政治力量，后来就是由它转而形成工党）(10)的领袖威廉·舍默尔霍恩教授组成了一届新政府，并由下院社会党议员，也曾是抵抗运动领袖之一的威廉·德雷斯博士任社会事务大臣。这一过渡性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新政治力量，但它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战前的旧的议会，这个议会虽然清除了通敌分子，仍按战前党派间的力量对比代表着各个老的政党。
不管怎么说，由于荷兰的解放情况有些特殊，恢复国家主权的过程必然要比其他国家慢得多。移交权力的条件是在1944年5月美国、英国和荷兰三国政府的协议中作了规定，(11)并于1944年10月9日由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宣布的。随着国土逐步获得解放，协议条款在不同地区先后开始生效。1944年间由伦敦流亡政府新设置了一个民政管理局和一个军事管理局，开始时受盟军最高司令事实上的全面管辖；这两个机构行使的管理权，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4日女王敕令结束“特别戒严状态”时为止，即使到那时，民政管理局的全部撤销也还是逐步进行的。它的职能只是逐渐地由国家的正规部门接管。
在刚解放的头几个月里，民政管理局是同“评议理事会”保持密切联系的，后面这一机构是抵抗运动建立起来的，代表它的利益说话，并备政府从伦敦回国后咨询。该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天主教徒、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教徒，但没有共产党人，它是1945年5月解放后行使职能的第一个代议机关。1945年7月，采取了恢复正常宪政程序的又一个步骤——舍默尔霍恩政府任命了一个由43名原有政党的成员连同抵抗运动领袖们一起组成的最高咨询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议会清洗委员会，对上下两院议员被指控通敌的问题进行调查。在议会清洗委员会完成了调查任务，并在1945年9月24日发表了已经通过这一考验的议员名单后，1945年11月举行了两院联席会议。女王在会上发表讲话，对国家重建和宪法修改提出了一些建议——特别指示印度尼西亚应当在荷兰联邦范围内实行自治。(12)
第三节 抵抗运动和共产主义
全国一经解放，女王和政府于1945年5月回国之后，荷兰当局——政府方面的、民事方面的和军事方面的——就立即用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同前地下各团体合作，愿意在公务管理和国内保安方面尽可能让这些团体多分担一份工作。为抵抗运动信任的一些人被任命为荷兰军事管理局的官员和重要城市和地区的军事专员。另一些则被邀参加顾问委员会，民事和军事当局在有关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具体步骤等问题上要听取这些顾问委员会的意见。这特别在“清理队伍”的工作中是如此。而且，抵抗运动中有责任感的领导人自己也极希望能有助于促进有条不紊的发展，并且表明他们充分认识到抵抗运动成员可以起作用的范围不可避免地应有所限制。发表在抵抗运动机关报《誓言报》（1944年12月）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现实地理解这种形势的一个突出例子，它说：“一个不合法的运动如果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以外继续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行事，并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很容易成为国中之国的。我们只要看看比利时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这一可喜的事态发展中的第三个因素，是抵抗运动战斗部队被迅速顺利地编入了正规军事机器。这些部队有的改编成了“突击”和“警卫”部队，组成贝恩哈德亲王指挥下的“荷兰内地军”，成为最高盟军司令部统率下盟军的一部分。还组成了一些半军事性的部队，隶属于荷兰军事管理局，另一些则充任辅助警察部队。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荷兰人民的民族性——尊重法律和秩序，这在荷兰是根深蒂固的。当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在荷兰某个新解放的城市中不太费劲地得到解决时，有一位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向军事管理局的代表保证：“我们决不使荷兰成为第二个希腊。”(13)
共产党之所以未能在战后扩张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归因于荷兰民族的性格和气质。当有人请舍默尔霍恩把荷兰政治形势同比利时作对比时，他说：
我们的局势迥然不同。的确，不仅天主教党，其他的政党也都不愿同共产党合作。事实是，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很尊重理论和信念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觉得共产党关于民主的理解，按西方标准来看，是不健全的。(14)
虽然如此，共产党人在荷兰的地位，战后比战前强大得多，因为，在荷兰如同在别国一样，他们在抵抗运动中赢得了相当大的威信，并至少使一部分居民误信他们所伪装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姿态是真的。(15)另一方面，他们到德国人进攻俄国时才迟迟转变态度，这就使他们在荷兰的抵抗运动中遇到的障碍，比在其他地方的抵抗运动中多些，因为在荷兰，已有别的同他们一样能干的人夺去了运动的领导权；而且，甚至在大战结束以前，他们就已开始撕下同抵抗运动其他成员合作的一切伪装了，当时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抵抗运动委员会”，以抗衡所有其他抵抗运动成员在共同的领导下联合组成的“荷兰内地军”。共产党人这样过早地和不策略地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使他们不能利用潜在的有利机会。此外，他们的这种行动，恰恰破坏了他们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它促使人们同情和支持其他左派政党坚决不同共产党合作——其他国家的一些社会党就曾堕入过这种合作的陷阱而后悔不已。
荷兰共产党人不仅远远不能影响社会党人，反而发现自己处于孤立的地位，被人撇在一边。不过，荷兰社会党人本来是无法奉行这一政策的（就像他们的外国同志们一样），要不是他们事前主动地通过自我新生和改造过程，改组成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工党”，使其基础扩大到足以同改组后的天主教党合作的话。(16)
第四节 旧政治格局的打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荷兰的政治生活一直冻结在一种不现实的格局中已经很久了，这种格局同现代世界实际存在的问题远远不能适应。传统的政党制度的基础是教派政党和非教派政党间的对立，这一对立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当时罗马天主教徒和正统新教徒结成了政治上的同盟，以加强他们要另办自己的教会学校的要求（当时公立学校都是非教派的）。1917年给予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即教会学校）以平等的地位，从而解决了学校问题上的冲突。可是，教派的政治同盟仍维持下去，组成这同盟的天主教和新教两方发展成为一些右派政党，这些政党在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内给荷兰提供了相继执政的一系列联合政府——其中有五届是由加尔文教派“元老”科林博士领导的。反对党包括自由党、(17)自由民主党、(18)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但应当强调指出，真正的政治对立是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分野，这是超越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这一划分的。例如，在大部分政治问题上，自由党人采取的立场很接近右翼，而右翼的各个宗教政党本身倒是有分歧的。天主教党中一些较保守的成员和三个新教政党奉行他们传统的政策，仍保持着对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控制，但是有一些较年轻的“教派人士”，在大战期间公开表示赞成采取一项进步的政策，主张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里的某些人合作，组织一个进步的政党。这样一个党——新的工党——的产生，事实上是荷兰经历了这次大战之后政治舞台上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动。
工党是战时荷兰人民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当时荷兰人民运动把抵抗运动中大部分进步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潮流沟通起来，从而提供了一支抵消共产党影响的有效抗衡力量。组织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想通过给人们灌输诸如尊重个人、信仰自由、工人参加工业管理、社会正义、对公共福利的责任感和调整海外领地和本土间的关系等思想，来使荷兰的政治得到新生。尤其是，它想加强荷兰人的团结，特别是通过排除教派影响和抛弃阶级斗争来达到这一目标。事实上，它利用了欧洲广泛存在的那种想在基督教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改造政治的愿望，同时力图使这一愿望适应于另一种同样广泛存在的向往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愿望。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这个运动的领袖和创建者舍默尔霍恩教授在刚解放后的过渡时期内受命组织政府，这样他就有了一个机会，不仅可以向他的国民提供一种在他们看来实际上是处理政治问题的新的做法，而且还可以借此来证明他的理论切实可行，虽然他的工作是困难的，因为他不得不与那个难免还不能代表新潮流的国会打交道。
新的工党并不是旧的社会民主党的简单延续或改组，而是其他传统政党中进步人士的融合，社会民主党在这里面仅仅起着一个核心的作用。社会民主党自己也很可以被称为“传统的”政党，这同各个教派政党并没有什么两样。尽管该党迟至大战前夕才同天主教和新教的党派合作，(19)也尽管该党在战前最后两次大选中都取得了议会中第二大党的地位，但这些都并没有给该党带来什么好处。它像其他几个西欧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党一样，那时就已患了一种慢性衰弱症，而随着大战的进行和共产党威信的提高，它的威信就下降得更迅速、更明显了。而且，社会民主党和各个社会党工会，都没有能在德军占领期间起来应付时艰，结果是，共产党工会从社会党工会那里吸引走了大批成员。
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意识到共产党在吸引他们的追随者，但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出现了一个弥补这些损失的机会，其办法是，把自己同那个正在席卷政治上的整个中间派阵地，甚至还渗透到了一部分右派人士中去的强大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等同起来。他们可以说，这个运动无疑是由社会主义思想所启发的，虽然它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代之以基督教的个人神圣原则。因此，该运动在荷兰的第一号旗手舍默尔霍恩把它叫做“个人人格至上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个人人格主义”。它的宗旨是要实现
所有那些基于各自个人的人生观而倾向于同一政治理想的人们之间的团结……以便使本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精神生活上的多样性，在一个稳固可靠的政治力量下统一起来……同时保证各个不同的团体在社会结构范围内各自保持其个性，而不致被某个中央机构的权威所淹没——甚至也不被国家的权威所淹没。(20)
因此，1946年2月建立的新的工党，是由背景和见解很不相同的人们所组成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可是他们都希望创建一个既是民主，又带有温和社会主义色彩，而基本上却是基督教的新型社会，在这一共同目标上他们是团结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党无疑填补了荷兰政治舞台上的一段空白；所以它的一些追随者对它在战后第一次选举（1946年5月17日举行的议会第二院选举）中没有能取得更大胜利(21)颇感诧异。该党原希望在第二院的100个议席中获得35席，但实际仅得29席，而天主教党则得32席，3个新教的政党得23席。(22)正如人们所预料，工党采取的那种断然拒绝共产党的一切友好表示和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使它失去许多选票，特别是前社会民主党人的选票，这些人转向了共产党，从而有助于增加共产党在议会中的议席，使其从1937年时的3席增加到10席。另一方面，天主教党成了最强大的一个政党，有31%的选民拥护它。它由于割断了同它以前的盟友各个加尔文派政党的关系，由于消除了反动的嫌疑，又由于1945年12月间向赞同它的总政策的非天主教徒开了门，因而获得了新的活力。的确，可以这样说，在荷兰像在比利时一样，从敌占期间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中获得最大的好处的是天主教徒。尽管社会上有贬抑教派主义的倾向，但人们所熟悉的古老的教会——只要它的门面稍加现代化——还是比新的含糊的“人道主义”更易为人们所接受。(23)
因为工党没有能在选举中取得它所希望的控制局面的地位，它面临着或者同天主教党合作或者进入反对党行列的抉择。虽然该党领袖们由于怕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对同天主教党合作可能有些踌躇，可是，他们在抛弃马克思主义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因此即使他们愿意，也不可能同共产党人在反对党行列内携手合作，而且，反对党行列中除有左翼极端分子外，还有一些右翼极端分子，同后者搞在一起很可能是窘人的。在荷兰，现代社会党人同进步的天主教党人合作，其所遇到的困难之所以比在大多数国家少些，是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受自己党内极端派的掣肘。同时女王选中贝尔博士为新首相，这也使工党作出抉择更容易些。贝尔博士属于天主教党的左翼，以进步人士著称；而且他也曾是舍默尔霍恩内阁成员之一，参与制定过对印度尼西亚的开明政策。所以天主教党和工党在这一殖民地问题上进行合作，将是比较容易的，而政策的连续性也会得到保证。
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否认1946年5月选举的结果是舍默尔霍恩及其社会和财政政策(24)的失败，就这一点而言，也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天主教党虽然参加了他的政府，但对他的社会和财政政策是常加攻击的）。因此，天主教党人现在似乎得到了选民授权来改变这些政策，如果它愿意作这种改变的话；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它要同工党成功地进行合作，在它这方面显然也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并改变它迄今为止所表明的政策。
总之，贝尔博士认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间派集团是当务之急，因此，他致力于实现这一点。1946年7月5日，他在出任首相时发表的政策声明中宣布：荷兰银行将实行国有化；某几个工业部门也将国有化，如果调查结果表明这样做是可取的话；但是他又宣称，政府认为国营的办法将逐渐让位于私营企业，让位于一些被赋予特殊权力的半官方性质的职能性团体。这样，他一只手抛出一点东西去讨好社会党，另一只手也抛出一点东西去取悦于他自己的天主教党。关于帝国政策，贝尔表示他不打算明显地背离前届政府关于同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袖妥协的政策。由于上面讲到过的理由，印尼问题深深激动着公众舆论，在议会的大部分讨论中占着支配地位。共产党主张让这些殖民地完全独立；工党赞成和解，赞成给予“自治领地位”；反革命党和国家改革党则反对一切妥协。自由主义的“自由党”和基督教历史同盟，虽然都是右派政党，最后还是同意了政府对印尼的政策。天主教党的态度起初游移不定，但最后该党的多数派支持了政府的妥协计划，那些接受不了这个计划的人则从该党分裂出去，组成了天主教行动委员会。
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天主教党取得了第二院100个议席中的32席，工党取得了29席，两党合起来就几乎控制着该院2/3的席位。三个新教政党共计有23席，共产党有10席，自由党有6席，合起来成为内部极不一致、极无组织的反对派。这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显然完全不是一种健康的局面。共产党人——虽然他们不论在朝在野都无疑地将扮演他们那种现已习惯了的“别有用心”的角色——无论如何总还是有着明确的目标的，可是那些右翼的反对党派（自由党也应算是其中之一），看来目标既如此模糊，所依据的概念又如此陈旧过时，因此很难提出一般选民会感兴趣的东西。
例如反革命党，它至少在理论上并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争执，然而仍在拼命地同1789年法国革命的传统作斗争。虽然它自称在社会问题上持有民主的看法，但它那种刻板的加尔文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沙文主义的味道，几乎无可避免地使它打上了一个极端保守的政党的烙印。舍默尔霍恩曾这样谈论它：“它尽管原则上讲不保守，却或多或少躲在保守的阵营里。”但他接着又说（这些话很足以表明他的看法老练成熟）：“我认为，没有一个党派敢公开自称保守，这种情况对荷兰的政治是有害的，因为我深信，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中，保守主义同它的对立面一样，都可以起有益的作用。”(25)从理论上说，第二个新教政党基督教历史同盟应当算是典型的保守党派了，因为它是从反革命党分化出来的，是由反革命党中那些对该党在1900年前后日益增长的民主倾向表示不满的成员组成的。然而，这个新党到头来恰恰在宣传劳工立法改革这一点上，试图把调门唱得比它的母党还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的第三个新教政党国家改革党，像反革命党一样，主张在政治生活和立法方面严格按加尔文教派的原则行事，在印尼问题上也和该党持同样的立场；就这些方面而言，它是另一个实际上保守的党派。但是，尽管存在着一个所谓“全国基督教阵线”范围内的松散的联盟，新教徒的派性仍然破坏着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团结，破坏着他们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有效性；不管怎么样，他们只能是共产党和自由党的不稳的伙伴。
自由党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更有条件来加强反对派的力量。原来的自由国家党一度曾经是抗衡那些属于两大教派的教条主义政党的一股重要的、有影响的力量；可是经过不断的分裂，它的力量大为削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只能指望5%的选民支持它。接着，在战后，又有许多自由主义者被吸引到新成立的工党里去。然而，1945年3月建立了一个“自由党”，吸收了原自由国家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大部分成员，以及其他一切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而又不乐于参加工党的人。自由党举着个人自由和自由竞争的旗帜；它主张自由贸易；它虽然在原则上并不拒绝社会立法，却反对国有化，反对限制自由企业。可是在1946年选举中，这一新生的自由党仍然只赢得6%至7%的选民的支持。它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中间派的政党，理由是，它既反对天主教党的“教条主义”，也反对国有化和国家干预；但这种说法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这样的角色已经由当时联合执政的工党与进步的天主教党人之间的联盟所担任了。
荷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于战后荷兰情况所发生的变化的主要批评是，局势过于平静、过于单调了——尽管经历了战争和敌占的巨变，尽管在殖民帝国内发生了造反，国内开始时也有过向往改革和进步的热忱，政治生活却仍回复到了几乎令人失望的常态，或者不如说是回复到了战前的原状。因此，当美国宣布了那个帮助反对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时，荷兰财政大臣利夫廷克几乎带有哀伤的情调宣称：“我们生活的地方离政治风暴中心还不够近，因而没有条件取得政治贷款。”(26)然而，发生了这么多真正的变化而在外表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改动，这实际上也许是荷兰人和英国人同样享有的那种政治上的顺境的一个象征。
(1) 印尼问题始末见《概览，1939—1946年：1942—1946年的远东》（Survey for 1939—1946: The Far East，1942—1946），第240—258页。
(2) 1945年7月荷兰政府照会各大国，要求考虑到德国人对荷兰造成的破坏特别严重而给予该国特别补偿。据此，他们提出要赔款，甚至要割让一片德国领土，虽然在后一点上荷兰国内舆论是很有分歧的。
(3)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505—506页。
(4) 盟军是在4月初从德国进入荷兰的，5月6日，该国全境解放。
(5) 1948年时，正在西德发生着的经济恢复，在荷兰经济情况真正改善的一些初步迹象中有所反映。
(6) 大战期间荷兰人口增加60万人左右，而比利时仅增加10万人。
(7) 1945年12月，NVV（相当于英国职工大会）、RKW（天主教徒的工会组织）和CNV（新教徒的工会组织）达成了一项联合起来同雇主进行谈判的协议。
(8) 例如，见1945年2月4日的《雷诺新闻》的一则报道：“荷兰解放区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86%的人民支持左翼各党，支持中间派政党的占10%，支持保守派的占2%。”参阅下文，原著第561页所载1946年5月战后第一次大选的结果。
(9) 据1945年4月7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道说，基于这些理由来推迟选举，“在荷兰左翼人士看来只是保守势力想在解放后继续掌权并阻止任何结构改革的一种借口”。还说，荷兰国内舆情对1945年2月伦敦盖布兰迪内阁的“改组”表示不满。
(10) 见下文，原著第559页。
(11) 见《泰晤士报》，1944年5月17日。
(12) 女王在流亡期间已经概括地提出了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的一项进步的政策。1941年7月，她宣布要在1942年2月召开帝国会议的计划。这个会议由于日本人的进攻而未能开成，但女王在1942年12月的另一篇演说中提出了组织荷兰联邦的建议（见《泰晤士报》，1942年12月7日），这些建议在1944年4月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进一步作了详尽的阐述。
(13) 《星期日泰晤士报》特约记者电讯，1944年12月31日。
(14) 舍默尔霍恩教授访问记（《晚报》，1946年5月17日）。
(15) 在1946年战后第一次选举中〔见下文，原著第561页和注②（即本书第699页和注②。——译者）〕，他们显示的实力比1933年和1937年时增长了一倍多。他们赢得了502 935张选票，在议会第二院中取得了10个议席。在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等大城市中，他们取得的胜利特别突出，所得票数为以往的四倍。
(16) 见下文，原著第562页。
(17) 自由党在议会中的席位数（1937年大选）：第一院3席，第二院4席。
(18) 自由民主党（亦称激进自由党）在议会中的席位数（1937年）：第一院2席，第二院6席。
(19) 1939年8月9日，在科林组阁遭到天主教党拒绝而失败之后，基督教历史同盟的领袖容克黑尔·德盖尔组成了内阁，阁员中包括容克黑尔·阿尔巴尔达和范·登·泰姆佩尔两位社会民主党人，这在荷兰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20) 舍默尔霍恩访问记（《晚报》，1946年5月17日）。
(21) 5月29日举行省一级选举，7月12日举行议会第一院选举，7月26日举行第一次市政选举。议会第一、第二两院普选的全部结果如下：
(22) 在一个新教徒占多数的国家里天主教徒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占优势，是可以用下面这一事实来解释的：天主教徒并没有按政党、派别或阶级而分化成不同集团。只有一个单一的天主教党，实施着严格的纪律，其中包括工人、小农、实业家和贵族等。而另一方面，新教徒阶级意识较强，分成好几个派别和三个政党——反革命党、基督教历史同盟和国家改革党（见下文，原著第563—564页）。此外，天主教党一向比新教各党思想开明些，战后更是如此。新教徒在战后也想有一个政治上的自我更新，但他们所建立的“全国基督教阵线”是两个较老政党间的松散联合，没有能建成一个单一的党。
事实上，荷兰新教徒对天主教徒人数上的优势也并不很大。据《政治家年鉴》（1952年），1947年普查的总计数字如下：
(23) 天主教报纸鹿特丹的《马斯河使者报》（De Maasbode）在1946年1月间谈到扩大天主教党基础以容纳非天主教徒入党的问题时写道：“难道我们党不应该向那些虽然和我们没有共同宗教信仰，却对一个建立在含糊的人道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工党不感兴趣的同胞们表示一点欢迎之意吗？”
(24) 为贯彻首相就职时所宣布的政策，舍默尔霍恩政府（一）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调查荷兰银行实现国有化的前景；（二）提出了一项改组贸易和工业的法案（1946年1月），根据这一法案，设立了一些由各个工业的劳资双方代表组成并由一名任期四年的政府官员领导的局。
1945年9月12日，财政大臣利夫廷克博士宣布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以追查黑市利润，制止通货膨胀，控制工资和价格，包括从9月26日至10月3日的“无货币周”，在此期内收回旧钞换发新钞。
(25) 舍默尔霍恩访问记（《晚报》，1946年5月17日）。
(26) 霍华德·史密斯：《欧洲的状况》（Howard Smith: The State of Europe），伦敦，克雷西特出版社，1950年版，第1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