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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章
挪威
1940年4月8—9日夜间，德国人对挪威发动了突然袭击。几小时后，他们才送给挪威政府一个通知，说明要占领挪威，并且要求挪威不要进行抵抗。(1)挪威外交大臣也收到了一份照会，列举出德国政府希望挪威政府采取的步骤，这些步骤将使挪威立刻沦于傀儡国的地位。(2)这些要求遭到了迅速而断然的拒绝。挪威军队对侵略者进行了抵抗，在挪威国土上与盟军并肩作战了62天，直到欧洲大陆西线的崩溃使盟军不得不撤退。于是国王和以约翰·尼加德斯沃尔德为首相的政府逃避过德国人，于1940年6月7日离开挪威，流亡英国，(3)他们在较早的时候（4月9日在哈马尔和埃尔佛鲁姆）便已经得到议会的指示，要他们继续对德作战，必要时得在挪威国外作战。(4)
与此同时，就在德军发动进攻的第一天晚上，挪威“纳粹”党（民族统一党）的领袖维德库恩·吉斯林得到德国人的支持，在奥斯陆宣告成立一个新的挪威政府，由他自己担任首脑。然而，挪威公众对这个已经被人唾弃和不信任的吉斯林突然获得这种声望感到非常愤怒，因此这个政府只持续了几天。而且，根据宪法，政府应由国王任命。尽管德国的一个调停人费了很大力气，想使吉斯林自行树立起来的政权得到事后的批准，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取得一致意见，拒绝批准这项任命。再者，宪法的惯例要求政府应该代表最主要的政党，因此，这是一个在议会中连一个议员席位也没有的政党对宪法的明目张胆的破坏行为。(5)的确，开始时，人们对于吉斯林和他的那些心腹的怨恨更甚于对德国人，因为一个外国征服者行使非法权力，对于民族自尊心所造成的伤害程度并不像一个政党的成员行使同样权力那样巨大，因为这个政党在6年的竞选运动中始终没有获得2%以上的选民的支持。(6)
回顾起来，德国人顽固地试图利用吉斯林作为德国政策的工具，可以认为是希特勒在判断上的一大错误，因为这大大地使得对德国人的反对具体化了，还因为如果不利用吉斯林，在某一时刻显然有可能组成一个准备同德国人合作的，最后甚至也许会废掉国王的政府。最高法院（该院的人员留在奥斯陆）于1940年4月15日任命了一个所谓“行政委员会”，(7)以接替吉斯林的第一届政府，这就是上述情况即将出现的迹象。“行政委员会”主要是由忠义的挪威人组成的，他们希望提出某种德国人能接受的国民政府，(8)以保持国家团结，并使国家不至于始终受到德国人直接统治的威胁。德国人自然也渴望有可能取得挪威人的合作，以撤销埃尔佛鲁姆和哈马尔的法令，因为这些法令使他们面临到难以应付的宪法障碍。1940年夏秋两季按照这些方针一直在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最后毫无结果，但是，意味深长的是，议会主席团（虽然很明显地是在德国人的沉重压力下）竟然在1940年6月27日实际上要求国王退位作为签订和平条约的一项必要条件。(9)幸而国王为了国家的前途，并在合法的流亡政府的支持下，于1940年7月3日断然予以拒绝。(10)虽然主席团是一个没有制宪权力的团体，而且未必代表整个议会，(11)但是这段插曲仍旧给挪威议会留下了一个极大的污点，到挪威解放时，人们还记在心里。(12)
德国人于1940年9月11日设立了一个国务委员会，并赋予它拥有流亡在国外的国王和政府的全部权力，试图以此来赢得挪威人民支持的这种破坏挪威宪法的做法，但遭到了失败，他们在粉碎了5个主要政党以反吉斯林的统一战线为基础而组织的联合政府的企图后，突然原形毕露，从讨好奉承转而采取大棒政策。(13)1940年9月25日，德国专员约瑟夫·特博文——他在较早的时候（4月24日）被任命为德国官方驻挪威的最高代表(14)——宣布，国王和他的家族已被废黜，政府、议会和各政党（吉斯林的党除外）都已取消，(15)行政委员会也已解散；他作为最高行政长官任命了一个“临时国务委员会”在各个行政部门中协助他。(16)这些“部长”大多是吉斯林的党的成员，虽然吉斯林本人由于极端不得人心，在被留作后备人员的同时，依然是挪奸们的实际领袖。(17)这些“国务委员”完全是从占领国那里得到权力的，因此他们所颁布的法令，其合法性是经不起挪威法院的考验的，德国人也不想隐瞒这一事实。总而言之，德国专员执掌着最高的行政权力，有权颁布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并有权利用德国的警察去执行这些法令。(18)但是，1940年12月21日，挪威最高法院原有人员全体辞职，以抗议德国人破坏挪威法律和宪法——特别因为这使他们自己的考验新法律是否有效的特殊职责变得无效。(19)这就使得吉斯林控制的“司法部”可以用一些唯唯诺诺的人去填补他们的职位，这些人最后用法律上的某种诡辩通过了成立一个由吉斯林领导的“挪威国民政府”。因此，1942年2月1日，吉斯林很隆重地被提升为“首席部长”，他的内阁包括13名“特任部长”（其中11名仍是以前的人员）。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傀儡政府，吉斯林和那个政府仍得听候特博文的命令，尽管吉斯林于1942年2月7日颁布的一项法令已经把宪法上属于国王和议会的权力授予他本人了。(20)
1940年12月间最高法院法官的辞职，不仅是对于德国人统治的第一个真正抵抗的姿态，它还是来自一个极有意义、极有影响的方面。总的说来，这必将对整个挪威抵抗运动的未来发展和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为最高法院院长，这位70岁的前自由党部长保罗·伯格和伯格拉夫主教一起建立了第一个抵抗团体，后来还成为挪威“祖国阵线”的领导人。祖国阵线包括军事和民政两部。虽然伯格以前没有军事经验，他却逐渐把它建成为欧洲卓有成效的抵抗组织之一。但是开始时，地下运动都是在挪威各地自发地成立起来的。最初孤立地展开活动的各个组织只是逐渐地在一个领导之下集合到了一起，直到祖国阵线组织遍及全国，从林德斯内斯角到北角。如果盖世太保能够破获并摧毁一个地方分部的话，一个新的分部便又立刻组织起来了。地下印刷所印发了约二三百种非法的报纸，有的甚至是在集中营内出版的。(21)一个“移民服务处”用种种方法把大约5万人送到了瑞典和英国。最初，这些都是小规模的活动，常常做得很笨拙，因此受到德国人的迅速而沉重的报复，但是，后来，它们采取了大规模的熟练的破坏方式，专门破坏那些对德国战争努力最重要的工业。
同最高司法官员、首席法官伯格的领导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是大主教和挪威国教最伟大的人物奥斯陆的伯格拉夫主教的领导。他和伯格一起建立了第一个抵抗团体，凭他个人的声望劝说工会和社会党人进行合作。(22)他和挪威其他6个主教在1942年2月24日的辞职，以及国内几乎所有牧师的辞职，终于在4月9日导致了他的被捕。这位主教即使是被拘禁在集中营里，以及后来被“软禁在家”，他还是设法同抵抗力量保持联系并进行指挥。自1941年2月起，(23)他无视吉斯林的“教会和教育部长”斯坎凯的禁令和威胁，领导了其他主教在接连不断的勇敢的公开信中强烈抗议处死抵抗者，迫害犹太人，(24)以及赫德（吉斯林的冲锋队）的恐怖统治，抗议强迫劳动和押送出境，抗议计划中对青年进行的非基督教教育(25)和对正直教师的惩罚等。此外，1941年4月，德国人，特别是吉斯林的亲信(26)的不法行为，引起了44个挪威组织，包括律师、教师、教授、牧师、工会工作者、国家官员、医生、法官、工程师、建筑师、化学师、铁路工人、林业工人等，向德国专员直接提出了抗议。(27)但是，到了同年9月，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英国人对奥斯陆的一次空袭激起了强烈的示威，加上把牛奶输出到德国去所引起的罢工，促使德国人宣布处于紧急状态，(28)并于1941年9月10日处决了两个工人领袖——汉斯滕和维克斯特勒姆，还把人押送出境，进行大规模逮捕，没收无线电设备等等。(29)在秋季和冬季，又判处了好些人死刑。(30)第二年，德国人对挪威的掠夺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储藏的粮食不是被德国人用完了，就是被输往国外去，可以输入的谷物、燃料和纺织品却数量不足。(31)这时，“求爱”已经明确地终止了，“恐怖政策”开始了。在1942年1月到10月间（10月里出现了一场危机，特隆赫姆宣布戒严，并进行了野蛮的报复），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似乎有151人被处死，将近4 000人被逮捕和押送出境。现在，挪威人彻底敌视德国人了，抵抗已经成了一项应当比较认真地、坚决地和“职业化”地承担起来的责任了。此外，因为德国人已接收了工会，并把控制工业和劳工作为他们在挪威推行的政策的第一个目的，抵抗运动这时得到了工联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全心全意的支持，如果它过去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的话。的确，在特博文于1940年9月25日宣布建立新秩序以后，各工会立刻就决定通过自动解散、销毁会员名册和其他档案，作为哄骗特博文的诱饵，让继任的吉斯林分子按照德国方式去拼凑某种“劳工阵线”。
在挪威开始被占领后不久，德国人便在所谓“自愿的”基础上实行了劳动服务。1941年4月17日颁布了一项条例（于5月1日开始生效），规定劳动服务是强制性的。此后，20岁到26岁的所有挪威青年男子都被征召去强迫劳动服务3个月。这一措施原来打算每年提供25000名青年人，可是，实际上，1941年只有大约18 000人，1942年增加到2万人。但是在1942年，又颁布了一些法令，使这些安排都相形见绌，那些法令规定所有的商店企业应先拨出1/3的人员去从事季节性的农业劳动（1942年4月），然后又得再拨出类似比例的人员为托特协会到挪威西海岸的飞机场和防御工事上去从事强迫劳动（1942年5月）：据估计，约有7万名工人立即被调去替德国人构筑防御工事。(32)然而，在1943年1月至3月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中，他们几乎毫不掩饰地企图把挪威的全部男女人力集结起来，迫使他们为德国服务。(33)吉斯林获准设法给这些措施披上一种是为了本国而不是为了德国利益的外衣，他在宣布这些措施的一篇讲话中解释说，这是出于双重需要：既是为了加强国防以对付俄国入侵的威胁（他把这种入侵说成是迫在眉睫的）又是为了保证国家的供应。(34)实际上，这种征召的主要目的是：第一，控制住所有服军役年龄的青年男子，使他们构筑防御工事和铁路；第二，控制住所有身体强壮的青年妇女，以便万一男子被送到前线去或送到德国去工作后，可以代替他们干这些工作。开始时，他们煞费苦心想消除工人们对于目的地的顾虑，直到工人们“掉进了圈套”为止，但是消息不久便泄漏出来，说人们正被装船送往德国，或者，同样非法地，正奉命去参加准军事性的单位，如托特协会等。(35)
受害者越来越觉察到德国人的计谋，也觉察到德国人由于面临盟军在1943年日益趋向胜利而越来越感到绝望的心情（在挪威的德军中开小差的情况十分严重，以致德军司令官也提到了这种情况），这使占领国在执行劳役法令方面的进度极其缓慢而困难。逃往瑞典和其他地方的比率急剧地上升，挪威人使用了一切可用的方法去阻挠和拖延工人的登记。他们甚至声称，破坏征工计划的行动已取得了成功，使征召的工人人数从德国人预期的35 000名减少到3 500名。(36)8月间，奥斯陆警察局长贡纳尔·埃利弗森由于拒不逮捕顽抗的妇女以执行征集劳工的工作而被枪毙，挪威警察和准军事组织全被置于德国军纪之下。另一方面，挪威陆军军官也遭到逮捕，被送往集中营。通敌的政党的士气也相应地下降了。在吉斯林就任首相后不久，他那个党的秘密名册和文件就落到了爱国者的手中，文件的摘录于1942年7月发表在秘密报刊上，使许多党员惊惶失措而都退党了。接着，在1942年9月，吉斯林珍惜的关于成立一个“总体议会”的计划由于工会（早些时候他已经接管了工会并使工会“吉斯林化”了）中的集体辞职而完全失败了。工会工作人员是为了抗议他在1942年9月10日颁布的使工会会籍成为强制性的法令而辞职的。1943年12月，奥斯陆大学被查封，大约有1 500名学生和65名教授被捕，学生中后来有将近400人被驱逐出境，大约有500人被送进集中营，原因是这些人反对吉斯林企图以政治测验作为入学条件的办法。(37)此外，在整个1943年中，关于吉斯林党内发生分裂并有许多党员退党的新闻，川流不息地传到外界。的确，吉斯林于1943年6月7日在特隆赫姆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已不得不说出他的虔诚的愿望，即希望总人口中每10个人里有一个能成为民族统一党党员，(38)他说，管理人民和国家不需要比这些党员更多的人了。这是承认民族统一党到这时为止在国民中只代表极小的比例，而且还表明吉斯林已经放弃获得普遍依附的希望，只急想达到德国人所规定的、作为准许他继续充当挪威名义上的统治者的条件的那项百分比了。他的权力在1943年4月初已经被德国人的命令以羞辱的方式削减下来。德国人下令把所有吉斯林分子的市长都置于德国专员的代表或当地德军司令官的代表的监督之下。同时通知报界，将来决不可以提到法令是吉斯林“颁布”的，只说是由“首席部长签署的”。(39)但是他的惟一真正的希望——至少暂时是这样——在于利用其同胞的躯体来安抚德国莫洛克神。(40)然而，正是由于人们发现了他要这么做的意图，才使挪威人的抵抗坚强到无法缓和的程度，也加速了他自己和他的主子的灭亡。1944年这一年里，抵抗运动从消极完全变为积极，因为早在那年年初，抵抗运动的部队缴获了吉斯林的计划，发现他答应希特勒要动员75 000名挪威青年替德国武装部队服役。(41)这一计划的提前暴露，迫使德国人和吉斯林分子推迟了几个月才执行这项计划。这样一耽搁，爱国人士就有机会来组织对付他们的反措施，因此当德国人和他们的挪威傀儡在1944年5月终于企图征召3种年龄的人去从事强迫劳动时（表面上是根据前一年的劳动法令），受到威胁的挪威青年早已逃进深山密林去隐藏起来，这一网几乎没有捕到他们中的任何人。(42)同这一行动同时发生的，是有系统地破坏德国人的档案，以及规模越来越大地破坏为德国人生产的工业。因此，德国人的报复也日益频繁和严厉，到了那年年底，据说大约有16 000名挪威人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有许多集中营是设在德国的。(43)
吉斯林的党在这些事件以及德国人的前景全面恶化的压力下，更加迅速地开始瓦解了。在民族统一党内，温和派和极端派之间早就有了裂痕，这时尽管吉斯林拼命试图控制这个缺口，这条裂痕却变得更深更宽了。在这一年中（1944年），吉斯林的“部长”有3个人脱离了他的政府。吉斯林本人虽然名义上仍旧是领袖和“首席部长”，却已被他的对手“警察部长”约纳斯·利埃越来越推到幕后去了。约纳斯·利埃冷酷而残暴地同德国盖世太保头子雷迪斯合作迫害挪威爱国志士，从而得到了德国人的特别宠爱。极端派的狂热自然得到了德国人更大的支持，所以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他们撵走了温和派，温和派不仅对德国人无用，而且也拼命想从德国人的网里脱身出来，逃避他们同胞的报复。大批温和派这时开始逃往瑞典，或是为时已晚地试图挽救自己，“加入划船俱乐部”（人们这时都这样称它）。(44)的确，这时，促使这些人逃避他们自己领袖的动机就同促使他们逃避抵抗运动或盟军的报复的动机一样。因为那些顽固不化、不可救药的领导人为了努力保全自己的性命，这时都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拼命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并把这支力量交给他们的德国主子去支配。因此，这些领导人在力竭声嘶地号召人们志愿投军以后，这时又转而采取强迫的手段了。1944年9月初，据宣布，年龄在18岁至45岁之间的民族统一党党员现在可能会被征召去接受军训并服兵役，虽然依旧保证说，不会要他们到挪威国外去服役。结果，数以百计的“吉斯林分子”都逃到森林里去躲避征兵，正如先前那些忠诚的居民逃避劳工动员时所做的那样。
1944年10月25日，红军在追击从芬兰溃退的德军时，越过挪威国境，迅速解放了挪威最北方的芬马克省全境。德国北方军参谋部立刻接到命令，要他们强迫疏散芬马克省的全体居民，并烧毁他们的房子。(45)德国人以冷酷无情的效力贯彻了这项“焦土政策”——在当地的北极严寒和长夜漫漫这些季节性条件下，这一政策更显得极其可怕——焚烧城镇和村庄，屠杀牲口和家畜，并且能抓住多少人就疏散多少人。(46)当时北方的挪威人十分怨恨，因为祖国阵线的领导和流亡政府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恐怖行径全不鼓励进行任何反抗。但是，事实上，他们极不愿意鼓励人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取得相当小的结果，那是很有道理的，例如单独搞一些破坏行动等等，结果只会招致可怕的报复，使每个人的情况更形恶化。虽然在英国的挪威军队派了些队伍去支持俄国人，(47)也很令人失望，流亡政府的首相甚至终于吐露说，盟国并没有从西方派出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去切断德军南撤的后路。(48)此外，这些十分自然的情绪又被共产党人加以利用，尽管利用得并不很顺利。共产党人一直径自采取一种独立的、更为波澜壮阔的抵抗政策。(49) 然而，德军从芬马克的撤退决不是丝毫不受干扰的。11月，伦杜利克将军接替冯·法尔肯霍斯特将军指挥挪威境内的全部德军。他的任务是把从芬兰撤退下来的7个师调回德国去，以便把他们再从德国派遣到更加危急的战线上去。由于挪威祖国阵线的部队、从英国来的挪威空降部队，以及共同作战的英国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的不断袭击和破坏，伦杜利克直到12月底才只能顺利地运走了其中的两个师。而且，过了年以后，盟军的优势几乎日益增长，他们可以给予抵抗运动以较大的自由和较多的援助了。英国训练的挪威人以特工人员的身份回到本国来，在这些专门人员的帮助下，对油库、船只、铁路和工厂进行了一系列有系统的重要破坏活动。地下部队也得到了相当的加强。他们这时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和其他装备，大多数是空投的。另一方面，这一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是：报复变得更为严厉了。集体处决习以为常。(50)受害者部分是从监狱和集中营里提出来的，部分则是临时从受人尊敬的知名人士中挑出来的无辜的人质，以便给舆论尽量造成最深刻的印象。这些迫害者，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德国人，都知道他们对待挪威人民那种残暴和压迫的程度，这从解放的时刻他们中至少有4个人自杀便可以看出来了。这4个人是：德国专员特博文，盖世太保头子雷迪斯，“警察部长”约纳斯·利埃和保安警察头子罗格斯塔特。另一方面，吉斯林和他的几个“部长”及其全部60名警卫队都向祖国阵线的部队投降了。(51)
祖国阵线的部队在胜利时刻的行为是有纪律的，高尚的，因为他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已同流亡政府密切合作制订了德国人投降以后接管全国的准备工作。的确，1940年下半年，祖国阵线组织成立后，就同伦敦的流亡政府有了密切的联系，虽然总的说来，流亡政府认识到祖国阵线在估计挪威国内的形势方面具有最方便的条件，因而愿意把内部事务尽量交给国内的人去处理。然而，直到1944年3月15日，从伦敦广播的一项声明才宣布有祖国阵线的领导存在着（没有提任何姓名）作为一个协调和指挥挪威国内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的团体，同时还宣布了这个团体经常同流亡政府保持联系和合作的这一事实。但是当解放的日子显然日益接近时，流亡政府认为应该审慎地使国内舆论安心，让人们知道等到解放的时刻到来，它既无意撇开抵抗运动，也无意忽视政治惯例。1944年12月26日，尼加德斯沃尔德首相从伦敦对挪威人民广播时肯定地说，他的政府准备在回到奥斯陆以后立即辞职，以便可以成立一个包括祖国阵线代表在内的新政府，同时还说，准备迅速审判卖国贼，并尽快地举行议会和市政选举。(52)
这些表态看起来仿佛只是一种形式，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整个抵抗运动对尼加德斯沃尔德政府的态度（以区别于祖国阵线领导的态度），至少始终是有所保留的。在政府离开挪威的最初几个月里，人们普遍感到的那种强烈的怨恨情绪逐渐消失了，他们开始认识到政府的行动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明智的。幸而这种敌意始终没有波及哈康国王，人们仍然爱戴他，把他当作民族独立的一个超政治的和统一的象征。另一方面，在非社会党人看来，尼加德斯沃尔德政府的工党来历使它始终摆脱不掉这种嫌疑：即它的态度受到了党派政治成见的影响。此外，上文已经说到，挪威社会党人在被占领初期的态度，很有理由会使人们对该党产生更多的怀疑。可是即使到了后来，当挪威的社会党人已经全力同抵抗运动合作时，他们发觉由于造化弄人，自己再一次被排除于领导之外了。正因为有组织的劳工是秘密活动最好的渠道之一，德国人和“吉斯林分子”总是把他们的分裂行动集中在抵抗运动上。因此，由于各地的工人领袖遭到逮捕和驱逐，祖国阵线在有组织的劳工还存在的地方，要同他们保持联络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祖国阵线也不像较早时那样，渐渐不大代表挪威的劳工，而且迫于形势，往往还带有一种相当保守的色彩。可是在挪威，占优势的政治风向——不久选举就将清楚地显示出来——还是来自左方的。因此，解放以后，战时首相尼加德斯沃尔德和祖国阵线的领导人保罗·伯格竟然都不能被接受为战后首届政府首脑的候选人，而这种荣誉竟落在埃纳尔·盖哈德森的身上，这也许是很自然的，因为埃纳尔·盖哈德森这个人既象征着劳工，又象征着抵抗运动。(53)
(1) 4月9日清晨4点钟左右，德国驻奥斯陆的公使携带着他的政府的照会来到挪威外交部。德国军舰和挪威要塞大约在凌晨一点钟便已经第一次交过火了〔《新挪威白皮书》（Ny Norsk Kvitbok），伦敦，挪威外交部，1941年版，摘录在《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挪威和大战，1939—1940年》（Norway and the War, 1939—1940）。译文中有关于这些事情，见第48—49页〕。甚至吉斯林事先也没有获悉德军进攻的确切时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9卷，第207页（079-UK）〕。
德国政府曾于1939年9月2日对挪威保证，他们打算在任何情况下尊重挪威的领土完整，但是，他们声明，希望挪威方面也保持绝对的中立〔同上书，第34页（031-TC）〕。德军的入侵在照会中被称为“保护性占领”，旨在先发制人，防止盟军进占挪威〔同上书，第52—56页（055-TC）；《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前引书，第54—57页〕。事实上，盟军不仅在挪威海域敷设水雷，而且也准备派一支小型远征军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去〔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457页；美国版，第1卷，第578页；《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前引书，第43—48页〕。
(2) 《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前引书，第49—50页。
(3) 逃出德国人之手的那些挪威皇家海军部队，在海战中同英国海军共同作战。后来它们的数量增加了，并且重新进行了装备。挪威商船队包括将近1 000艘船只，约有400万吨和25 000名船员（见1941年3月2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的奥拉夫王储的演说），它们在大西洋战役中和对联合王国的供应方面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德国人出了很大的贿赂给海上的船员，并对在挪威的船主进行了迫害。挪威的空军人员则到加拿大去组织和训练新的空军中队，这些中队后来和英国皇家空军在英国并肩作战。一支挪威的远征地面部队也在苏格兰接受训练，最后参加了解放祖国的战争。
(4) 哈尔夫丹·科特：《挪威的中立和遭受侵略》（Halvdan Koht：Norway Neutral and Invaded），伦敦，哈钦森，1941年版，第79—80页。
(5) 《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前引书，第52—53页。
(6) 关于吉斯林运动的详情，参阅《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
(7) 《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前引书，第77—78页。
(8) “事实上，这是一个不一定有宪法效力的紧急步骤，而且应当注意的是，〔最高〕法院企图取得国王的批准。行政委员会决不是一个政府，或是挪威人民意志的代表，国王在弄清了这一点后才批准了。最高法院还以撤销吉斯林和他的支持者的职务为条件才宣布成立这个委员会。”〔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处：《挪威：基础手册》（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IntelligenceDepartment：Norway：Basic Handbook）,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3年版，第2编，第1页〕然而，必须注意的是，首席法官伯格和伯格拉夫主教（见下文，原著第538—539页）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并且据说委员会就是在他们的创议下成立的。他们两人都成为抵抗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的确，据说主教于1942年被捕的理由之一是，他有一封当时驻奥斯陆的德国公使于1940年4月30日写给他的信，信中说，鉴于吉斯林在他本国人民中显然不受欢迎，所以请他主动采取这一步骤（见《纽约时报》，1942年4月11日）。
(9) 《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前引书，第129—131页。
(10) 同上书，第131—134页。王国政府于1940年7月17日写信给主席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同上书，第135—137页）。
(11) 这是一个6人的委员会，包括议会的正副议长，以及议会上院和下院的正副议长。
(12) 关于解放挪威的记载，见《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
(13) 德国《波美拉尼亚日报》的一个记者（引文见《曼彻斯特卫报》，1940年9月27日）抱怨说，“很多挪威人仍旧希望英国胜利。……他们不相信德国的力量足以征服英国。”作者又说德国人在挪威感到“不舒服”，他们的新欧洲计划得不到响应。
(14) 见上文，原著第102页。
(15) 见《挪威德军占领区公报》，第5号，1940年9月26日，第10页；莱姆金：《轴心国在欧洲占领区的统治》，第499页。《人民观察家报》（1940年9月28日）的一篇文章宣称，显然不可能准许“罪恶累累的旧政党再开始玩弄它们的把戏了……因为这个党派世界基本上应对这一事实负责：一种明显的亲英主义统治着挪威，相应地对德国则是一种敌对的态度。”正如特博文所说，“那就等于让狐狸去看守鹅群。”1941年1月，地方政府也受同样的谴责，政党被取消了，老的地方自治被一种独裁制度所代替，在这种制度下，地方“主席”和“委员”都由吉斯林政府和吉斯林政党所任命。
(16) 一年以后，这些委员都取得了部长的级别。见上文，原著第121页。
(17) 关于1940年8月吉斯林对希特勒发牢骚说，他没有得到特博文充分的支持一事，见上文，原著第120页。
(18) 《法令公报》，1940年，第1部分，第677页；《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挪威和大战，1939—1940年》，第78—79页，又见上文，原著第102页。在1940年4月26日发布的一项公告中，特博文自己说明了他的地位〔《纽约时报》，1940年4月27日；《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前引书，第80页〕。关于他在1940年9月25日的广播演说中宣布的挪威“新秩序”，见《法兰克福日报》，1940年9月27日，以及《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前引书，第140—141页。
(19) 见最高法院致司法部的信件，1940年11月19日和12月12日〔《挪威时报》（Norsk Tidend），1940年12月27日；《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前引书，第144—145页〕。
(20) 吉斯林在就职典礼的演说中宣称：“挪威人民需要一个彻底了解他们并能教导民族纪律的严厉的老师。”（《曼彻斯特卫报》，1942年2月2日）他还说，首要的任务是同德国缔结和平条约（关于雷德尔主张同挪威缔结和平条约一事，见上文，原著第128页）。但是，瑞典主要报纸的反应是不甚令人鼓舞的。《每日新闻报》写道：“吉斯林像以前一样依靠占领当局，而且也像以前一样受到他自己人民的厌恶。德国人喜欢给他多少权力，他才有多少权力。”《瑞典日报》把吉斯林和他的部长们描绘成“占领当局的拉线木偶”（《新苏黎世报》，1942年2月2日）。根据1942年2月7日的法令，首席部长的立法权可以否决宪法，只是在形式上作了下列微小的让步：“立法同宪法抵触时，应由司法部长副署，并加一序文，不管宪法的规定，声明该项立法有效。”（《泰晤士报》，1942年2月9日）
(21) 关于非法报刊总数的不同估计，见《芝加哥每日新闻》，1942年6月9日；《报界》（Newspaper World）,1942年10月10日。
(22) 尽管流亡政府主要是由社会党人组成的，尽管他们后来有很好成绩，在初被占领时，挪威的社会党人对其他党派致力于组织一个祖国阵线的尝试却采取了猜疑的、不合作的态度，甚至有迹象表明他们想利用国家的困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当德国人于1941年9月10日枪杀了挪威工人领袖汉斯滕和维克斯特勒姆以后，这一切都改变了（详细情况见《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
(23) 见1941年2月16日挪威主教们的公开信〔《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挪威和大战，1939—1940年》，第147—154页〕。
(24) E·伯格拉夫：《和上帝同在黑暗中》（E.Berggrav：With God in the Darkness），伦敦，霍德和斯托顿，1943年版，第104—106页。1940年10月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犹太人从事某些职业，例如，医药和法律。1942年6月，编制了一份犹太人、半犹太人等的登记册。1942年9月，借口与谋杀一名吉斯林警察案有关而逮捕了许多犹太人，奥斯陆的犹太教大拉比也以间谍罪被捕。1942年10月，下令没收犹太人的全部财产。最后在11月里，剩下的犹太人（约有750人）全被拘捕起来，被押送到德国或波兰去，“他们到那里实际上都死在毒气房或集中营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9卷，第210页（079-UK）〕。（据说，在挪威的犹太人从未超过1 400名）
(25) 《星期日泰晤士报》（1941年3月2日）报道说，“奥斯陆、卑尔根和其他城市的挪威学生都举行罢课，以抗议吉斯林‘青年卫兵’的野蛮行径，以及强制灌输纳粹教育的企图。”《曼彻斯特卫报》（1941年3月15日）报道了学生的爱国示威运动、罢课等的详细情节，以及吉斯林的野蛮报复。同一种报纸（1941年11月7日）叙述了吉斯林力图修订学校课程，更换课本和教师，以及他遇到的强烈抵制。吉斯林分子于是关闭了全国几十所学校以报复他们的这种抵制。1942年2月1日成立的吉斯林新政府最初实施的法令之一就是颁布了一项法律，强迫所有男女学生参加纳粹组织，所有教师参加纳粹教师协会。同时，发出了在学校里进行纳粹思想教育的指示。全国各地家长和教师对这些措施的抗议，得到了主教和教士的坚决支持。大多数挪威教师都拒绝参加教师协会，即使遭到押送往挪威北部去从事强迫劳动的威胁。到1942年3月底时，大约有1 300名教师被捕，送入监狱、集中营或从事强迫劳动。这一抵抗运动对于阻止贯彻使挪威青年纳粹化的计划是有很大效果的〔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9卷，第209—210页（079-UK）〕。至于教会的态度，见1942年2月14日主教们给教会和教育部长斯坎凯的一封信（伯格拉夫：《和上帝同在黑暗中》，第89—90页）。
(26) 1941年3月20日，挪威的吉斯林“政府”准许吉斯林党（民族统一党）对于反吉斯林的挪威人可以自由采取行动，进行报复，这就使吉斯林党摆脱了对挪威法律——甚至对吉斯林法律——应负的责任。“检察长”挪维克在说明这一步时说，民族统一党党员受到反对者的挑衅，认为必须进行报复时，任何人不得对这种报复提起诉讼（《泰晤士报》，1941年3月22日）。
(27) 抗议书宣称，自从吉斯林分子在1940年9月掌权以后，所有正义和体面的标准都被有系统地破坏了，这就使守法的生活变为不可能（同上，1941年6月7日）。
(28) 见上文，原著第144页。
(29) 一个月以前，当德国人来逮捕逃往英国的青年的家属时，有5 000名挪威人在奥勒松暴动,随后在1941年8月2日也曾宣布过“紧急状态”（见《纽约时报》，1941年8月2日）。
(30) 1941年9月17日特博文颁布了一项法令，使被控违反德国专员命令的挪威人归德国党卫队法庭审判。这个法庭从开始到最后判处了一百五十多个挪威人死刑，许多其他的人长期监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9卷，第211页（079-UK）〕。
(31) 1941年10月4日，特博文在奥斯陆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抱怨说，挪威人没有意识到德国人的宽宏大量。他说，挪威人盼望英国人来帮助他们，真是痴心妄想，他们没有认识到英国人是要使挪威人挨饿，而德国人却给挪威人带来了粮食，虽然按照国际法规，占领另一个国家的部队是没有必要非这样做不可的，虽然“如果有几千几万个挪威男女和儿童在战争时期挨饿，那对德国，对德国正在进行的战争是毫不相干的”（《泰晤士报》，1941年10月6日）。
(32) 《泰晤士报》，1942年6月3日。
(33) 关于委派绍克尔去动员被占领国家的人力一事，见上文，原著第227页。
(34) 主要的法令是在1943年2月3日颁布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9卷，第213页（079-UK）〕。吉斯林在1943年2月22日的一篇讲话中解释说，从18岁到55岁的男子和从21岁到40岁的女子，均将征召去从事当局所决定的任何一类劳动（见《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1943年2月23日）。
(35)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9卷，第213页（079-UK）。又见《纽约时报》，1943年4月18日；《新苏黎世报》，4月19日；《泰晤士报》，4月20日。
(36) 《纽约时报》，1943年5月30日。
(37) 见《泰晤士报》，1944年1月5日和12日。
(38) 两年以前，《纽约时报》（1941年5月18日）曾引用《斯德哥尔摩新闻》（Stockholms Tidningen）记者的话说：“在德国人圈子里，吉斯林党党员的人数据估计约为3万。一个重要的吉斯林分子估计它超过4万，正好超过挪威人口的1%。”另一方面，吉斯林本人于1942年5月25日在博雷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宣称：“民族统一党现在如此强大，以致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是否还需要任何新党员。”（《新苏黎世报》，1942年5月26日）但是后来，他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退党（《纽约时报》，1942年11月3日）。
(39) 《新苏黎世报》，1943年4月2日；《纽约时报》，1943年4月5日。
(40) 早在1941年1月，吉斯林便发出呼吁，要组织一支志愿队伍“北欧团”“去参加德国和挪威对英国的战争”（《纽约时报》，1941年1月13日）。这个团编入了德国武装党卫队，由德国党卫队达姆将军指挥（甚至使吉斯林分子也感到气愤）。1941年6月，当德国人开辟了俄国战线以后，特博文宣布组织一个“挪威军团”，作为“在挪威人领导下，并按照挪威军事路线组成的一支单独而完整的队伍”去作战（《法兰克福日报》，1941年7月1日）。1942年7月，吉斯林也建立了一支“挪威日耳曼党卫队”，组成“大日耳曼党卫队”的一个部分，作为在“国内战线”上执行任务的一种政治警察〔关于1942年7月21日那道命令的全文，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694—695页（926-RF）〕。
按：莫洛克神是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作为献祭品。——译者
(41) 见《新苏黎世报》，1944年1月27日；《星期日快讯报》（Sunday Dispatch）,1944年1月30日；《新闻纪事报》，1944年2月19日。
(42) 1944年6月3日，吉斯林对挪威党卫队人员讲话时，自己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当我们要求挪威青年人为人民和国家工作时，他们却躲起来，逃到森林里去了。”（《泰晤士报》，1944年6月5日）
(43) 见《年鉴》（Annual Register），1944年，第272页。另一方面，处决的人比前一年少了；据外国报纸报道，为57∶81。然而，快到1944年底时，奥斯陆两个船厂里成功地进行的破坏活动，使特博文要求有权在可能遭受攻击的任何工厂里枪杀工人，也许还枪杀他们的亲属。凯特尔1944年12月6日发出的评论这项建议的一封信表明他同意这项原则：只有冷酷无情的报复行为才可能有效地对付挪威的破坏活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387—391页（870和871-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623—626页〕。在占领期间，总共大约有4万名挪威人被捕，关入挪威或德国的监狱或集中营。约有2 100人丧失了生命，其中336人是被处决的，1 500人左右是饿死、病死或在集中营和监狱里因虐待致死的。许多人受到严刑拷打，有些幸存下来的人也受到伤害，成了残废〔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9卷，第211—213页（079-UK）和《挪威年鉴，1950年》（Norway Year Book, 1950），奥斯陆，约翰·格伦特·塔拉姆，第95页〕。
(44) 这句通用的话的来源从挪威纳粹机关报《日耳曼人》（Germaneren）上的一篇怨气冲天的文章的摘要中可以见到（1944年11月11日）：“我们到处都看得很清楚……甚至在意料不到的地方也看到猜疑和纷争……以及那种该死的划向岸边的倾向。”
(45)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287—288页（754-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544—545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26页。关于特博文发布的告居民书，见同上书，第39卷，第214—215页（079-UK）；《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前引书，第227页。
(46) 见《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曼彻斯特卫报》，1944年11月15日；《新苏黎世报》，11月20日；《纽约时报》，11月21日；《每日电讯报》（专文），12月2日。
(47) 关于一个挪威军事代表团到达挪威苏军司令部的报道，以及关于挪威部队首批分遣队从英国去同俄国人并肩作战的报道，见《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1944年11月15日。
(48) 尼加德斯沃尔德首相在1944年12月26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告诉挪威人民说，他的政府曾向西方盟国强烈要求采取这一步骤，并表明这一要求已遭到拒绝（见《泰晤士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1944年12月27日）。司法大臣沃尔德在视察了北方战线以后，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便作过一次类似的呼吁（见《每日电讯报》，1944年12月9日）。
(49) 《泰晤士报》（1944年12月29日）驻斯德哥尔摩记者认为，从前一年起，共产党的影响就已经减少了，而且面对共产党的嘲笑，说祖国阵线“消极被动”，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奥拉夫王储警告人民不要过早起义，“人民却相信祖国阵线的口号，而不相信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意味深长的”。例如，在最近几个月里，专门的工业破坏活动在挪威加强了，这显然是祖国阵线指示的结果，而共产党人早些时候发出的呼吁却没有得到反应。虽然如此，当解放已经在望时，秘密报纸《自由土地》（Fritt Land）（1945年3月26日《新苏黎世报》曾引用）觉得必须敦促哈康国王以惟一具备必要权力的人物的身份在德国人离开后立刻回国，以便防止共产党人发动政变，并把所有反共分子团结起来，努力抵制这样一种企图——必要的话，使用武力。
(50) 1945年2月，在吉斯林的警察局长马廷森被挪威爱国志士杀死以后，有34名爱国者在两天内全被处死。
(51) 关于吉斯林被定为卖国贼，以及他被处决的记载，见《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
(52) 见《纽约时报》，1944年12月27日。
(53) 关于战后挪威政府的一篇记载，见《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