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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2）政治问题
当这些军事上的分歧正引人注目的时候，政治舞台上的事态也没有使英美的合作更容易些。1944年12月6日，英国部队和希腊游击队在雅典发生了战斗。西方世界的大多数报纸立刻以一种对英国非常不利的观点看待英国的行动。英国同斯大林谈妥的让它在希腊放手干的那笔交易(230)当然是秘密的，但是即使人们知道这件事，公众对英国行动的批评锋芒也不大会和缓一些。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英国人好像正在重操19世纪帝国主义的那一套故伎：没有充分的理由就对那些曾经英勇地同德国人作战的人使用武力，冒着可能破坏大同盟的稳定的风险，向共产党人进攻，并且危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规划的美好的新世界。英国国内的抗议几乎同美国的一样广泛，但是俄国的报刊却保持审慎的沉默。(231)
同时，一场政治危机在意大利爆发了。1944年11月26日，博诺米政府(232)辞职。第二天，一个新内阁在博诺米的领导下试行组织起来，由卡洛·斯福扎伯爵任外交部长。但是斯福扎是丘吉尔所不欢迎的人。首相认为斯福扎言而无信，没有支持意大利国王，而他在1943年返回意大利之前曾对丘吉尔说过他将这样做。因此，驻罗马的英国代表于11月28日明白表示，英国政府不赞成对斯福扎的任命。在许多人看来像希腊事务一样，这是对另一国内政的不正当的干涉，这种干涉也是对大西洋宪章这类文件的嘲弄。
还有第三个痛处是比利时。1944年11月29日，英国军事当局得到消息，有人筹划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大示威。共产党分子在这次示威的组织者中显得很突出，人们担心它有可能导致一次充分成熟的政府危机。因此，英国军队奉命阻止示威者的集会。他们顺利地阻止住了。这同在希腊一样，君主政体的前途和解除前抵抗组织的武装问题混到了一起。在这下面暗藏着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一场略加伪装的争夺权力的斗争。
这样，在英国以太上皇自居的3个欧洲国家——希腊、意大利、比利时——中，严重的政治危机于1944年11月底和12月初爆发了。在所有3个国家里，英国的行动都仿佛是存心支持君主政体和较为保守的分子，反对共和主义者和激进派。情况当然是这样：要用正常的方法来确定这些国家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是不可能的，但是英国的行动在许多地方可以被解释为，也已经被解释为反对公众自由表达意志，同时又支持不得人心的国王和那些曾经与纳粹勾结过的人。
这样的看法在美国特别容易被人接受。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在第四次总统选举中获胜。改选后的国会明确地转向美国所独具的那种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面前，罗斯福就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象征。但是英国在希腊、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政策，不大符合罗斯福的原则，美国政府因此采取步骤，公开表示美国与英国的行动无关。12月5日，美国新任国务卿(233)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作了下面这项正式声明：
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是，意大利政府的组成完全是意大利的事务，除非涉及重要军事人员的任命。本政府并未以任何方式通知意大利政府：美国方面对斯福扎伯爵将会有任何反对意见。鉴于意大利地区目前由盟国联合负责，我们已向英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重申，我们希望意大利人民遵循着民主的方针，在不受外来影响的条件下，解决其政府的问题。这项政策在联合国家各国获得解放的领土上成立政府时，我们将更加明确地予以推行。(234)
在当时情况下，这就是对英国政策的一个没有多加掩饰的攻击。丘吉尔感到大为恼火。他打了个电报给罗斯福，据某权威人士说，那份电报“很可能是他们全部历史性通信中火气发得最激烈的一次”。(235)但是罗斯福拒绝否认国务卿所说的话。这两个领导人之间的情绪变得非常紧张，也许是空前未有的紧张。
在英国国内，人们对于丘吉尔在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推行的政策是否明智也产生了普遍的怀疑，特别是在工党和自由党人中间。1944年12月7—8日下院对一项谴责动议展开辩论。丘吉尔遭到尖锐的批评。英国在希腊的行动激起了最大的反对，也是辩论中的主题，但是丘吉尔在答辩中把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的事务都提到了。他答辩说，他远没有像谴责动议所说的那样，“使用英王陛下的部队去解除希腊和欧洲其他地区民主的朋友的武装”，英国政府是真正地在试图保卫民主，防止建立左翼极权主义的统治。他宣称，在欧洲所有被解放了的国家中，应该用投票，不是用子弹来决定未来政府的形式。
丘吉尔既不认错也不退缩。他否认英国政府在表示对斯福扎不信任这个问题上曾做过任何不适当的事。这是对斯退丁纽斯12月5日的声明的直接反驳。他把英国在希腊和比利时的行动说成是企图制止武装的共产党方面计划好了的政变，并且否认有任何意图强迫任何国家接受大多数人民所不愿意接受的任何特殊形式的政府。
在丘吉尔的发言中，部分地流露出了他对美国人态度的恼火心情。他直接向美国公众呼吁，要他们把比利时和希腊所发生的事件看做一种警告，并用下面这段话发泄了一点他的愤怒：
可怜的老英格兰啊！……我们不得不承担起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重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还要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嘲笑、批评和反对，但是至少我们还知道我们是在往哪里去，知道路途的终点，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这些国家一定要从德国的武装力量下解放出来，并能在正常平静的条件下举行自由的普选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政府——法西斯政权除外——无论它是左翼政府还是右翼政府。(236)
丘吉尔使这次投票成为对他是否信任的一次表决，结果他以281票对32票获得了支持。可是，这是一次虚假的胜利。在工党的172名议员中，只有23人投票拥护政府，24人投票反对，其余的人不是弃权就是故意缺席。甚至在丘吉尔自己的党内，虽然没有人投反对票，可是也不是全部保守党议员都投票赞成他。这次投票表示出，英国舆论多么深远地受到事态趋向的干扰。联合政府从1940年成立起来后始终没有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但是当战争继续着的时候，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政治人物都不想危及丘吉尔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他的某种精神上的威信已经受到破坏：丘吉尔至少在希腊问题上，不能盼望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
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危机并没有持续很久。1944年12月10日，博诺米组成了新内阁，把斯福扎排除在外。但是新内阁的确包括有共产党人。同样地，在比利时，11月28日的示威被驱散后，事情便安定下来，不再干扰大国之间的关系了。但是在希腊，事情的发展却完全不同。全国人民解放军证明比任何人所预料的还要坚强、还有力量，英国人发觉必须从意大利调去增援部队才能把游击队从雅典赶走。(237)
因为雅典的战斗一天天拖延下去，丘吉尔开始感到应该极力促成某种政治解决，结束战斗，拔掉扎进他身上的这根刺。1944年圣诞节，他和艾登乘飞机到了雅典，召集希腊的政治领袖，包括共产党人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其他代表开了个会。希腊人没有能达成一项结束战斗的协议，但是他们的确同意任命大主教扎马斯基诺斯为摄政。这有助于消除对英国的指控，说英国人企图用武力使国王乔治复辟。几天以后，帕潘德里欧辞去了首相的职位，老共和党人尼古拉斯·普拉斯蒂拉斯将军接替了他。为了投合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共和党和自由党分子的心意，普拉斯蒂拉斯是个非常合适的人物。与此同时，全国人民解放军在雅典所采取的恐怖主义措施受到了公众普遍的反对，这也促使他们的势力受到损害。但是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从意大利调来增援的英国武装力量。在丘吉尔试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宣告失败后，一场全面的进攻立刻开始，结果游击队起义者失败了。他们被迫放弃了雅典。1945年1月14日，多少是根据英国人的条件，双方通过谈判实现了停火。接下去在希腊人中的进一步磋商于2月12日导致了明确的和平。根据这项和平协定，全国人民解放军同意解散并交出武器，以换取特赦的保证。(238)
希腊、意大利和比利时的这些事件使英美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但是从现有的证据看来，斯大林对英国的行动却很宽容。他大概认为这些国家是划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也许还欢迎英国在希腊的行动所开创的干涉的先例，因为他预料在罗马尼亚和波兰这样的国家里他自己的部队可能也需要进行干涉。的确，希腊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行为只能被解释为反映了莫斯科的指示，要他们同英国人在希腊和意大利扶植的政府进行合作。(239)斯大林按照自己的方式，正在设法履行1944年10月他和丘吉尔达成的协议。
丘吉尔也在竭力使那项协议生效。他对波兰人施加了可以施加的全部压力，要他们和斯大林妥协。除私下进行说服以外，他还发表了公开声明。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向议会作报告时（1944年10月27日），他宣称：
我希望米科拉伊奇克先生不久将回到莫斯科去。如果不能作出很好的安排，使他能在波兰土地上组成一个波兰政府——一个有关各大国一致承认的政府，那将使所有波兰的诚挚的朋友大失所望。……
在当前这些危急的日子里，如果把时间浪费在犹豫不决，或旷日持久的谈判上，那将是万分遗憾的事情。(240)
但是继之而来的正是犹豫不决和旷日持久的谈判。米科拉伊奇克发觉他政府中所有波兰各党的代表，除了他自己党的代表外，都是坚决反对接受寇松线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决定向罗斯福发出呼吁，希望得到他有力的干预，但是那时候罗斯福正忙于最后阶段的竞选运动。他觉得他不能为了出面支持寇松线而冒失掉美籍波兰人选票的危险，他也不愿公开反对寇松线而得罪斯大林。因此，直到选举获胜以后，米科拉伊奇克的呼吁才得到答复，而甚至到了那时候总统的答复还是闪烁其词的。他一边说美国政府“毫无疑义地支持一个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波兰国家”，一边又宣称如果波兰政府、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能够为波兰商定一个互相满意的疆界，“本政府不会表示反对”。(241)美国驻俄国的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从华盛顿去莫斯科的途中，亲自把这封信交给了米科拉伊奇克。当他递交这封信时，他根据罗斯福的授权，提议由他出面为波兰人和俄国人进行调停，努力设法使俄国人把利沃夫让给波兰。但是波兰人感到厌恶，他们拒绝了他的建议，理由是：如果他们把这件事交给哈里曼去办，那就等于默默地放弃了他们对东部几省的主权要求。(242)
同时，在伦敦的波兰人中，内部摩擦已到了十分尖锐的阶段。米科拉伊奇克显然愿意在领土问题上妥协，这使他在大多数流亡的同僚中变得很孤立，因此1944年11月24日，他决定辞职了。托马什·阿尔齐谢夫斯基继他成为流亡政府的总理，以米科拉伊奇克为首的农民党没有参加新政府。
1944年12月15日，丘吉尔在下院的发言中，公开表示了他对这种事态发展的反应。对于伦敦的波兰人没有接受寇松线，他毫不隐讳地表示失望。他说，波兰新政府已经组成，“它的形式在某些方面我的确不能赞同”，他把米科拉伊奇克描写为“惟一能在最近的将来照亮波兰的明灯”。(243)美国的反应仍然是犹豫不决。12月18日，斯退丁纽斯发表了一项声明，实际上只是重复了一个月之前罗斯福给米科拉伊奇克的那封信。
自从1944年9月以后，红军在波兰一直没有动静，但是斯大林正计划于1月初在前线的这个地区恢复进攻。虽然米科拉伊奇克10月间在莫斯科时似乎愿意去说服他的同僚接受寇松线，但是他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斯大林决定从此不再考虑伦敦的波兰人。12月31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声明自己是波兰临时政府。1945年1月5日，苏联政府承认了它，并且立刻任命了大使。(244)美国政府也作出了反应，它在1945年1月1日宣称，他们建议继续承认在伦敦的波兰政府，英国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步骤。(245)
在波兰玩弄的这些花招，是1945年1月13日俄国发动新攻势的序曲。红军进兵迅速，到1月17日，已把德国人从华沙赶走。几天之内，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便迁移到了古老的波兰首都，并且已在红军的后方承担起管理波兰领土的任务了。同时，在伦敦的波兰人向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提出抗议，但是没有受到十分同情的理睬。英美两国政府没有一个愿意承认共产党统治的波兰临时政府，可是也很难设想出安排一种令人满意的折衷办法。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这个问题也暂时搁置起来，留待三大国的领袖在雅尔塔去解决。
在莫斯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之间的那几个月里，南斯拉夫的事务悬而未决地拖延着。铁托和舒巴希奇尽管在夏季签订了协定，(246)仍然觉得彼此很难妥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一半对一半的协议(247)也依旧可望而不可即。当时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君主政体的前途。1944年11月1日，舒巴希奇和铁托商定，在公民投票决定南斯拉夫人民是否要国王彼得回来以前，应该先组成一个三人的摄政团。但是国王最初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他却要舒巴希奇在1945年1月22日辞职。于是英国政府对年轻的国王施加了压力，劝他改变主张，到1月底他作出让步，同意关于摄政团的建议。可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当舒巴希奇提出担任摄政的三人名单时，铁托觉得其中两人都是不能接受的。当雅尔塔会议开幕时，事情就这样僵持着。(248)
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领土问题，影响到南斯拉夫和盟国的关系。1944年9月，铁托公开声明，他打算把的里雅斯特并入南斯拉夫，后来他又宣布了对奥地利的卡林西亚省的主权要求。就在这几个月里，铁托同保加利亚人就马其顿问题进行了复杂而暧昧的谈判。我们有理由相信，铁托当时很想组织一个包括南部所有斯拉夫民族的联邦，把保加利亚人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马其顿人联合成为一个联邦国家。在这方面，俄国人的政策极为重要，因为铁托和保加利亚政府内占统治地位的派别都是共产党人。因此一般说来，他们对斯大林的指示至少是听从的。巴尔干联邦老早就是共产国际针对东南欧的纲领的一部分，不过斯大林本人到底是否欢迎这样一个主意，让一个即使是共产党领导的大的南部斯拉夫国家出现，这恐怕是很值得怀疑的。总而言之，尽管铁托和季米特洛夫（不过他们对建议中的联邦国家应该采取什么形式意见不一）两人十分热心，什么事也没有干出来。(249)
在法国，戴高乐作为临时政府的首脑常常对英美两国政府的行动感到气愤。他特别气愤的是，法国政府连续不断地被排除在盟国核心的协商之外。当他没有被邀请去参加雅尔塔的三大国会议时，他认为自己遭到轻视，法国的尊严也受到损害。(250)他在12月访问了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盛大的接待，这加强了他在国内共产党面前的地位。由于这次访问，法国和俄国于1944年12月10日签订了一个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毫不含糊地是针对德国的，而且没有期限。(251)戴高乐以这个姿态对西方盟国表示，他和他的政府已经超过受保护的阶段了——这种受人保护的关系早已使高傲的法国精神感到愤慨。然而，戴高乐本人并没有给斯大林留下非常好的印象。(252)
1944年秋天，丘吉尔和罗斯福一直在致力于选定时间和地点同斯大林会晤，召开第二次三方面的会议。但是斯大林拒绝离开俄国本土，罗斯福又受到竞选运动各项要求的严重妨碍。筹备工作好多次都功亏一篑。(253)最后，罗斯福决定把这次会议延展到新国会开幕仪式（1945年1月6日）和他第四任总统就职典礼（1月20日）之后。至于开会的地点，罗斯福和丘吉尔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多少有点勉强地（特别是丘吉尔方面）同意到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去开会。由于罗斯福在国内的种种公务，会议决定在2月初举行。就在雅尔塔会议举行之前，英美的参谋长们安排好在马耳他召开一次预备会议。罗斯福派哈里·霍普金斯先去欧洲各主要国家的首都作一次访问，为即将召开的最高级会议打些基础。(254)在这些预备工作完成以后，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举行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于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开始了。
第四节 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11日）
（一）面临的各项问题
1945年2月4—11日的雅尔塔会议，也许是三大国在战时所举行的最重要的会议。它是在从规划战争过渡到规划和平的时候召开的。当时是一个关键的时刻，盟国大国之间的战后关系还可以在文字上下些工夫定出一个格局来。在德黑兰，讨论的全是军事战略问题，而到波茨坦会议时，俄国人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已经僵到无法作出任何决定的地步，双方只好保留不同意见，承认既存事实了。另一方面，在雅尔塔三大国仿佛（虽然这个仿佛可能是个错觉）有较多选择的余地。他们开会的时候，正是需要把每一国在战后世界上应起的作用清楚地确定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或者达成协议，或者彼此冲突，似乎都有可能，只看他们各自的政策转向何方。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带领全体政治和军事顾问来进行会谈，这还是第一次。会议完全是一种正式国际集会的气氛和体制。和它相比，德黑兰会议只是一次由军事参谋人员的会谈作补充的三国政府首脑之间的非正式的私人会晤。
美国、英国和俄国，各自都是带着明确的目标来参加雅尔塔会议的。对美国人来说，在所有的目的之中，有两个应当优先予以考虑。第一，为了保证迅速成立一个联合国组织，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想扫除掉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妨碍同俄国人达成协议的那些障碍。(255)第二，美国人希望能解决欧洲和远东未来的战略问题。欧洲的战略问题，关键在于英美参谋长之间就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进攻德国发生的那场争论。(256)在远东，问题主要是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所应承担的任务。(257)
比较起来，欧洲各地的政治问题是次要的。(258)美国人仍然期望等德国一打败，就把他们的部队从欧洲迅速撤回。罗斯福在雅尔塔告诉斯大林和丘吉尔，希特勒垮台以后，美国政府不可能把它的任何部队在欧洲留驻到两年以上，(259)而且不用到两年，按照计划需要，一有船只马上就要把战斗部队调到太平洋去。而且，罗斯福最信任的许多顾问认为，在大战结束以后，舆论不会支持美国在欧洲采取积极的政策。(260)罗斯福当然不想重蹈威尔逊总统1918—1920年的覆辙。做一个被美国本国所否认的欧洲新的主宰者，这幅景象只能导致混乱和误解。假如欧洲人能把他们自己的事务解决得称他们自己的心意，那就好多了，只要他们遵照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建议所设想的那种总的世界体制办事，并且多少也还尊重联合国家宣言和大西洋宪章的各项原则，那就行了。
根据这样的思路，美国人首先应设法办到的是，同俄国人达成关于联合国组织问题的协议。这件事办好以后，欧洲的种种争吵就可以留给欧洲人去解决，美国只要提供一点有益的意见，也许再推动他们一下就行了。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来到雅尔塔时，对于应该如何解决欧洲一些悬而未决的争执的确是抱有明确的意见的，但是罗斯福不想十分认真地采纳他们的意见。(261)在会议的辩论中，一般说来，总统的做法是偏向于不支持任何一种特殊的方案。相反，他随时都在充当丘吉尔和斯大林的调解人，把解决纠缠不清的欧洲事务的积极主动权大部分留给了英国人和俄国人。
在军事方面，英国人同美国人一样急切地想解决两国之间所出现的关于欧洲战略的争论。他们和往常一样，准备把太平洋战争的问题留给美国人去解决。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至少是地理上的事实使英国人对于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的主次看颠倒了。盟国对德国和波兰的政策问题、法国在战后欧洲大陆的均势方面将起的作用、英国在巴尔干各国和波斯的影响的前途——这些都是紧急和重要的事情，只有在大国把这些事情友好地解决以后，再去进一步着手成立一个世界性的联合组织，似乎才是明智的。崇高的原则和友谊的表白，如果不能变为有关个别国家和区域未来命运的详细的协定，毕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斯大林也是抱着一种多少与此相同的精神参加雅尔塔会议的。如果说他有三个总的目标，那似乎是有道理的。他要为苏联经济的重建取得所能得到的一切资助。这是指德国的赔偿，以及如果可能的话，还有美国的贷款。(262)第二，他想获得沙皇政府在1904—1905年俄日战争后在远东失去的领土和特权，作为他在满洲加入对日作战的报酬。第三，这无疑是斯大林最重要的目标，他要为他的国家免受德国侵略的未来安全打好基础。他大概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大战时在三大国之间出现的普遍的谅解必须继续下去。为了保持这种谅解，他准备作出让步，而且也的确作过几次在他看来是非常重大的让步。
但是斯大林也认为，为了保证苏联未来的安全，需要在位于俄德之间的东欧国家里成立同俄国友好的政府。很可能，甚至大有可能，斯大林这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十分自然的愿望给他造成的进退两难的局面。随后的事件表明，一个满足了苏联的友好定义的政府，几乎不能同时满足西方国家的民主定义。但是把“友好”政府强加于像波兰和罗马尼亚这类国家，便很可能得罪英国和美国，甚至和他们对立。因此，1945年2月斯大林所想到的保证苏联安全的两个基本条件，从长远来看，将证明是互不相容的。
然而，在1945年2月，这种两难的局面还不是很清楚的。看来斯大林是以为东欧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将把当地共产党在大战期间建立的“人民阵线”保存下来，这样就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在这样的政府中，共产党当然会起重要的作用，虽然还不是独一无二的作用，“法西斯分子”和“通敌者”将依法从政治活动中排除出去。把“法西斯分子”和“通敌者”这些名词的定义加以扩大，把所有积极反俄或反共的人都包括进去，就有可能确保建立起友好的同时又不会触犯西方民主的陈旧信念的政府。(263)毕竟，在英国或美国有谁愿意来保卫法西斯分子在俄国势力范围内闹事的权利呢？特别是，假如斯大林采取步骤约束共产党，让他们不要在西欧以及在英美势力占优势的世界其他地区同英国和美国为难的话。斯大林朝这个方向准备走多远，这在希腊最近已经得到引人注目的证明，丘吉尔既看出了，也很感激斯大林的非凡的克制。(264)
因此情况似乎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可能觉得如果他不去干涉英美的势力范围，他就可以指望西方国家也不来干涉俄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问题只是通过友好的方式确定俄国势力范围的界限。欧洲咨询委员会最近达成的协议，(265)划定了俄国在德国的占领区，再加上他和丘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达成的关于巴尔干国家和多瑙河流域的欧洲国家问题的协议，(266)似乎已经解决了这项问题的大部分。剩下的只有远东问题和最困难的波兰问题了。
在每一地区内，斯大林都有一些在他看来必然是可以进行合算的交易的筹码。在远东，他能派红军协同对日作战，能达成协议承认蒋介石的政府而牺牲中国共产党。至于波兰，他暗示，法国和波兰可以说是对等的。他希望做的交易很简单。他承认和支持戴高乐的临时政府（这是1944年12月缔结的条约所确定了的）。(267)作为交换，他觉得他可以要求英国人和美国人承认和支持新的波兰临时政府。(268)
但是英国和美国都不是这样看待这些问题。丘吉尔急切地要从俄国的统治下把波兰救出来。斯大林眼中的友好的波兰政府，在丘吉尔看来只能是一场傀儡戏。至于罗斯福方面，他希望根据国际关系准则所达成的基本协议能超出势力范围这整个问题，有了这样一个协议，就不再需要任何一个大国在欧洲的任何地方进行单方面的干涉了。从实际目的上看，他的观点和丘吉尔的观点不谋而合：罗斯福觉得，波兰应该真正自由地管理自己的事务，波兰人民应该获得许可挑选他们所喜欢的任何形式的政府。
罗斯福和丘吉尔似乎都没有坦率地面对这一事实：至少在波兰，真正自由民主的选举将会选出对俄国不友好的政府来——当然这是根据斯大林的定义，诚然，根据任何一种国际友好的定义也是如此。斯大林的两难局面——他既想同西方国家保持和睦，又想在苏联和德国之间建立一条友好政府构成的地带——同西方政策上的类似的两难局面正好不相上下。人们为之唱了那么多赞美歌的民主程序，在东欧（或者在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地方）并不能产生出会使大国之间更为融洽并且证明能被全体大国所接受的政府来。人们并不像民主主义理论所设想的那么一致，那么有理性，也不会具有这么美好的愿望。西方大国在大谈东欧的政府将既民主又对俄国友好时，他们多半是在自己骗自己。
然而，在1945年2月，这些真理还有待于事态的发展来加以证实。斯大林同罗斯福一样，而丘吉尔又同斯大林一样，都侈谈用自由民主的选举尽可能迅速地决定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欧洲各国未来政府形式的重要性。他们用语的一致，遮掩了他们的希望和意图的分歧。正是因为三大国未能戳穿空谈的烟幕并坦率地对待它们之间存在的分歧，所以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是一纸空文而已，不能长久地经受住实践的考验。在关于组成一个波兰政府——这个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花费的时间比任何其他事情都多——的漫长的讨论过程中，俄国和西方之间真正的分歧常常接近表面化，但是哪一方都不敢承担风险，提出这个棘手的问题来。
现在翻阅史料，回顾往昔，我们不禁要嘲笑当时各方面如此滥用的那些虔诚的词句，但是这样做也许是过于轻率了。战时的宣传和军事合作掩盖了俄国和西方对于民主这个概念的巨大分歧。在许多善良、诚实和有识之士看来，保留共同的口号，希望协定的本义在文字形式一致的掩护下，可以逐渐真正实现，这似乎是必要的。有意去揭穿隐藏在忠于民主的共同宣言背后的意见分歧，可能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甚至可能会在德国和日本被打败之前便使大同盟产生裂痕。一次大战的胜利还有待去争取，雅尔塔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会立即反对这样做。因此，他们才坚持不去查究他们对“自由民主选举”这类词句所怀有的真正希望与忧虑。(269)
（二）在马耳他的预备性讨论（1945年1月31日—2月3日）
1945年1月31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马耳他开会，以便在同俄国人接触之前先商定英美的战略。1942年和1943年曾经十分严重的船舶问题，再一次变得紧急起来。美国部队在太平洋地区意想不到的迅速推进，加上预先料到的把军队从欧洲调往远东的这种需要，使盟国的船舶运输力量空前紧张起来。同时，还得考虑对解放了的欧洲提供救济物资。使事情更为困难的是，如果德国溃败之日长期拖延下去，那么更为可怕的新式德国潜艇就有重新发动大西洋战争的危险。美国军事当局想在欧洲赢得胜利之后立即把美国所有的船只从大西洋调到太平洋，但是英国的意见在哈里·霍普金斯的支持下，说服了美军当局，使他们同意指定一些船只供作民用。(270)
第二场争论是围绕着意大利战役的前途问题。英国人再一次建议应准备一支军队越过亚得里亚海发动进攻，希望把德国人从南斯拉夫赶到奥地利去。与此相反，美国人则争辩说，应该从地中海再撤走一些部队，以便增援西线。这是早在14个月前就曾在开罗和德黑兰激烈进行过的那场争论的回声，(271)像以前一样，美国人获得了胜利。会议决定从意大利撤走五师人和一些飞机，并把它们派到艾森豪威尔的部队里去。亚得里亚海的两栖作战计划已经放弃。(272)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努力想取消这个决定，但是当俄国人不赞同他想在南斯拉夫登陆的要求时，他最后终于让步了。(273)
可是，关于西线方面最有效的战略的一场十分激烈的辩论，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上述问题的争论。英国人主张突破一点，渡过莱茵河；美国人则为艾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进行辩护，他主张从正面向莱茵河挺进，再从南北两面同时向鲁尔区进行夹击，以使这个工业区和德国其余地方隔绝开来。(274)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马歇尔一度声明说，如果英国人的计划获得批准，他将告诉艾森豪威尔，他应提出要求解除他的总司令职务。(275)没有一个人愿意把事情闹到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此外，在和俄国人行将举行会议之前，达成协议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因此，这场讨论尽管激烈，却很短暂。最后，英国人作出让步，勉强赞同了艾森豪威尔的计划。
就对日战争而言，不存在像这样的困难。进攻硫黄岛和冲绳岛的计划已获得批准。这场战争的远程作战战略也正受到全面的考虑，其中包括进攻日本本土，解放马来亚，以及英国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在太平洋进行合作等各种计划的初步讨论。(276)
为了制定计划，把欧洲战争的结束定在1945年7月1日和1945年年底之间。据估计，在欧洲胜利日以后日本会再支持18个月，也就是说支持到1947年。罗斯福就是根据这些估计在雅尔塔就远东问题和斯大林讨价还价的。虽然这些估计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但当时却是罗斯福手头最新、最有权威的推测。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马耳他解决的另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是有关德国占领区的问题。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已经决定，美国将接受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区，条件是英国人将保证给予他们通往德国的北海港口不来梅和不来梅港的便利。(277)但是美国军事当局拒绝接受英国人起草的关于他们在这两个港口的权利的规定，因而长期僵持不决。这期间，全部有关占领区的协定的正式批准工作就不得不拖延下来。(278)这种形势似乎使欧洲咨询委员会的美国和英国委员感到惊慌。俄国人已经深入德境，他们担心不批准关于占领区的协定，可能给俄国人一个漠视已经划定的占领区界线的借口，趁英美部队在攻打齐格非防线时继续向西推进。鉴于这些忧虑，美国人最后作了让步，接受了英国人对于进出和控制不来梅和不来梅港的权利的规定。这一行动排除了三国之间正式批准占领区协定的最后障碍。2月6日，雅尔塔会议开幕后刚刚两天，占领区协定便签订了。(279)
当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这样协调英美的军事政策时，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和外交大臣艾登同时也在讨论政治问题。(280)他们讨论了新近使英美对意大利和希腊在政策上产生分歧的那场争论——讨论时这两件事都已经过去了。对法国、巴尔干各国、波兰、波斯和中国的政策也列入讨论的范围。斯退丁纽斯对颇感怀疑的丘吉尔陈述了他对联合国组织前途的种种希望。这些讨论都是探索性的，并没有导致任何正式的协议。(281)
2月2日，罗斯福来到了马耳他，正好和丘吉尔共同批准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他和丘吉尔于午餐和晚餐时进行了非正式的会谈，在会谈过程中，罗斯福告诉这位首相，他从雅尔塔回国途中，打算同伊本·沙特、海尔·塞拉西和埃及的法鲁克会晤。总统还希望回国途中在阿尔及尔会见戴高乐。但是戴高乐因为没有被邀请去雅尔塔而感到非常生气，所以拒绝离开巴黎去和罗斯福会晤。
（三）雅尔塔的谈判和决议
第二天，2月3日，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团飞到了克里米亚。因为飞机场离指定接待代表们的故宫约有90英里，他们直到傍晚才到达，会议于1945年2月4日才开始。
例行公事是非常紧张的。实际上，会议工作是通过四个正式等级的讨论进行的。从2月4日到11日每天下午，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参谋长，以及各种其他顾问、专家和译员都出席全体会议。参谋长们每天举行会谈，通常总是在上午；外交部长在午后举行会谈。最后，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在不规定的间歇时间里进行各种私人的会谈。除了这些正式的途径外，各级还有许多非正式的商谈，在各国代表团的内部和相互之间都有。此外，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轮流设宴，席间频频举杯祝贺，还说了些不拘礼节但往往颇有启发的妙语。到会议结束时，与会者都筋疲力尽，特别是罗斯福，他的健康状态当时使他的各个同僚都感到担心。(282)要说总统的身体状况和会议的结果有任何关系，那是无法证明的。然而，在丘吉尔和斯大林感到一切事务都已经圆满地解决以前，罗斯福就已经急于想中止会议，这也是事实。罗斯福的态度加速了会议的最后阶段，一些本来可能予以考虑的项目因此从议事日程上取消了。(283)
雅尔塔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一样，是以罗斯福和斯大林两人之间的秘密会谈开始的，会谈的时候莫洛托夫也在场。在见面寒暄之后，罗斯福的第一句话即使是半开玩笑的，却多少说明了美国人来开会时对各国军事力量的均势抱有的错误估计。他告诉斯大林，在由美国来的路上，美国人对俄国人是否会在美国人拿下马尼拉之前攻占柏林打了各种各样的赌。斯大林回答说，赌先拿下马尼拉的人一定会赢的。在进一步谈了点关于对德战争的进展问题之后，罗斯福问斯大林，戴高乐去年12月访问莫斯科时，他和这位法国领袖谈得怎样。(284)斯大林回答说，戴高乐的要求是不现实的。最后，接触到是否在德国给法国一个占领区的问题。斯大林反对这个想法，而罗斯福则表示，那也许会是对法国人“出于善意”的一个好主意。谈到这里，会谈中止，因为第一次全体会议就要开始了。(285)
（按原图译制）
欧洲战场，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
（按原图译制）
日本战场，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
斯大林首先发言，他建议像在德黑兰那样，罗斯福应担任会议主席。讨论的第一个议题是军事形势。俄国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开始根据实情对俄国最近通过波兰发动的攻势的进展情况作了详细的报告。马歇尔将军接着叙述了“突出部”战役和英美准备恢复攻势的计划。最后由海军上将坎宁安发言，谈到预料中的德国潜艇战的再次展开。在这些发言的过程中，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随意插话和提问。这次会议结束时，三方一致同意，三国的参谋长们应于次日上午举行会谈，从细节上协调三国未来的计划。
接着开始的军事会谈是诚恳的，并且总的说来，也是不很重要的。俄国和英美彼此说明了各自准备好的未来的作战计划。三国参谋长们的两次会谈已足够先对欧洲战争、后对日本战争进行相当详尽的探讨了。在第三次会议上，美国人迫使他们的苏联同僚就美国的远东部队使用俄国基地以及在匈牙利建立便于轰炸德国东部的短距离往返机场达成协议，他们还要求允许派遣工作队调查红军控制区内轰炸所造成的损害。但是苏联参谋长们在斯大林未作决定前无法回答。他们于是故意拖延。他们没有独立的权力来对任何事情承担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会谈必然只限于交换情报。(286)可是有一项决议的确是从这些会谈中产生的。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建议，应该授权艾森豪威尔对于互相有关的事情直接和莫斯科进行联系。俄国人十分情愿地接受了这一建议。(287)
有关军事政策的真正重要的问题必须由斯大林同罗斯福以及在较小的范围内同丘吉尔磋商后解决。就在苏联参谋长们宣称他们不能回答美国人关于基地问题的要求的那天（2月8日）下午，斯大林同罗斯福谈起了这些事项，并且立即同意了美国人的所有要求，只有在堪察加半岛建立空军基地的要求除外，因为斯大林声称，在堪察加半岛有日本领事，要使行动保密是不可能的。(288)斯大林作出的保证似乎清除了俄美军事合作的障碍，但是像以前的情况那样，(289)那些负责执行协议的美国人发现，俄国人作出的保证一再拖延，使他们寸步难行。因此美国人始终没有使用原已答应给他们的布达佩斯附近的机场，直到最后美国飞机也没有在远东从苏联的基地上起飞过。(290)
不过这些基本上都是小问题。罗斯福到雅尔塔来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最后牢靠地把斯大林在德黑兰作出的诺言(291)确定一下，即在欧洲胜利以后，一俟他能够集结起军队来，立刻就参加对日作战。俄国加入对日作战的规模和时间的细节，在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莫斯科(292)时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所没有解决的是对斯大林的参战付什么代价的问题。这位苏联领导人在10月里已经提到他参战的政治上的先决条件。1944年12月，他对美国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确切地说明，他在远东想获得的是什么。因此，罗斯福到雅尔塔来时，对于斯大林将要向他提出什么要求，心里是一清二楚的。(293)我们还可以有把握地说，罗斯福来时肯定是打算接受斯大林的一些主要要求，以便取得俄国人的军事支援的，因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使他确信，俄国的军事支援对于缩短对日战争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斯大林参加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也是经过仔细斟酌以适合罗斯福的想法的。除了千岛群岛外，俄国人并没有要求任何新的东西。他们仅仅要求归还1904—1905年俄日战争后从沙皇政府手里夺走的旧有的权利和领土。这个要求可以说是完全符合第一次开罗会议后宣布的原则的。当时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庄严地宣布，将迫使日本归还它在过去侵略中得到的一切果实。(294)罗斯福很可能是根据这种见解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那么欣然接受斯大林的要求了。(295)
虽然如此，还有一个严重的困难。在满洲，中国人和俄国人要求归还的旧有权利发生了抵触。斯大林想要重新租借大连港和旅顺港，并重新建立起俄国人对满洲铁路的控制权。他还想要获得维持外蒙古自治地位的一项国际保证。这些事情是不能指望任何一个中国政府乐于接受的。罗斯福希望他能够使斯大林的条件温和一些，比较能合中国人的胃口些。
2月8日，罗斯福同斯大林会商了这个问题。罗斯福表示，他认为接受俄国的其他要求是毫无困难的，即归还萨哈林岛的南部和割让千岛群岛。关于满洲，罗斯福告诉斯大林，蒋介石大概愿意在某种国际委员会管理的形式下，使大连和旅顺成为自由港，并且暗示根据这样的方针达成协议比简单地恢复老沙皇的租借权要好些。总统还表示，他认为俄中联合经营和共有满洲的铁路，比由俄国一手控制要好些。(296)
在此后的两天内，哈里曼和莫洛托夫进行了磋商，起草了一个协定草案。2月10日，罗斯福和斯大林再次会面来审查他们的下级业已完成的工作，并解决尚有争议的各点。主要的困难有二。斯大林坚持苏联需要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因此不能使它成为国际港口。他还想否认蒋介石有任何权力修改或取消他和罗斯福已经达成的协议。罗斯福不愿同意这些要求，但是最后他在旅顺港问题上作了让步。有一点，斯大林也作了让步，同意把下列句子写入协议文本：“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和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但是这句话的效力被紧接着的下一段话抵消了：“三大国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后，须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297)
由于1945年2月10日会晤的结果，罗斯福和斯大林商定了一份规定俄国从日本战败中应该享有的利益的协定文本。第二天，2月11日，这份文本送请丘吉尔过目，并征求他的同意。虽然首相实际上并没有参加起草这一文本，他还是决定签署，(298)因此这一文件采取了三方协议的形式。
这项协定的最后定本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
（丙）对沟通大连与外界联系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接着就是上文所引的关于征得蒋介石同意的两段话。协定的结尾说：“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帮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之目的。”
在罗斯福战时的所有行为中，这个协定最常受到攻击。当时，他对自己做成的交易感到非常满意。斯大林已经承诺对日作战，这样就帮了美国的忙。他又承诺援助中国国民政府，并承认它对满洲的主权，这样就帮了蒋的忙。不过，罗斯福却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他没有同中国人商量就把中国在满洲和外蒙古的主权放弃了。这种行为当然带有大国之间进行的帝国主义交易的气味，这是过去美国人所经常批评的，也是罗斯福本人所常常攻击的。
不过要了解罗斯福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也是容易的。部分原因是不能相信重庆方面会保守秘密，部分则是罗斯福自信他能够取得蒋的欣然同意，因为这毕竟对于中国国民政府还是一笔很不错的交易。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斯大林和丘吉尔，特别是前者，都不愿意接受蒋介石和中国人作为平等的谈判对手，而中国政府在大战中军事上的失败又大大打消了罗斯福先前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权利和资格的信心。
全部事情严格地保守秘密。海军上将李海是罗斯福的随员中知道协定全文的惟一人员，连美国国务卿这样一位负责的官员也不知道作出了什么决定。(299)2月10日或11日，似乎是斯大林正式向全体会议宣布，在欧洲胜利日后的两到三个月内俄国就加入对日战争。他把刚同罗斯福达成的关于远东政治变动的协定极笼统地讲了个大概。这似乎是这笔交易在雅尔塔会议上最接近于全面透露出来的场合。(300)
在雅尔塔的讨论中，军事问题没有占突出的地位。罗斯福和斯大林的秘密会谈，当然在幕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为会议上的俄美关系定了一大部分调子。在英俄政策之间，就不存在类似的联系。关于欧洲政治前途的辩论，占去了会议的绝大部分注意力，英俄两国政府的对立的意愿变得非常明显。英俄两国在欧洲都有许多利害关系，不能使他们的分歧从属于在远东进行军事合作的考虑，更谈不上从属于成立一个国际组织的各项计划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能够，而且也的确这样做了。因此，在关于欧洲前途的辩论中，总的说来，罗斯福起了相当消极的作用，自然地落到了扮演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调解人的角色。
第一个需要作出决议的题目，是盟国对德政策的问题。欧洲咨询委员会经过努力磋商，已经提供了一个占领区行政机构的计划大纲。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301) 2月6日，当雅尔塔会议正在进行时，确定三个占领区的议定书最后获得了批准。议定书规定成立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由各国占领军的总司令组成，它还确认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所在地柏林为特区，置于三大盟国的共管之下。
这样，盟国对战败后的德国的政策这个总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根除纳粹党、纳粹法律和制度以及根除“军国主义”，是大家都接受的目标。在雅尔塔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盟国重申了要根绝这些东西的意图。但是还有其他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上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的。雅尔塔会议的讨论集中于三点：（1）德国应不应该予以肢解，如果应该，那么，要不要修改欧洲咨询委员会起草的投降条件，以便清楚地把这一点提出来？（2）在占领和管制德国方面，法国应该发挥什么作用？（3）应该强迫德国负担什么数量和形式的赔偿，总数应该如何在要求赔偿的国家之间分配？
丘吉尔原则上同意肢解德国，但是他要等专家研究以后再作出明确的决定。他还觉得肢解问题不应该写入投降文件。斯大林主张作出决议，但这事后来交给外长们去讨论。外长们开了两次会进行讨论后，同意德国投降条件中应提到肢解问题，并且同意由艾登和在伦敦的俄美两国大使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就应该如何进行肢解制定出一项建议来。(302)
法国参加占领和管制德国的问题，是一件更不易解决的事。英国人急于要把法国拉进来，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因为他们觉得指靠美国的帮助来占领德国，其时间不论多久，都是靠不住的。的确，罗斯福再次说明，(303)大战结束后两年之内，美国军队将从德国撤走。鉴于罗斯福的声明，英国人觉得必须从一开始就让法国参加盟国管制德国的政治机构。有哪个其他国家能够接管美国部队这么快就要撤空的美国部分或全部的占领区呢？罗斯福很愿意在德国西部给法国一个占领区，但是当斯大林反对法国参加盟国委员会时（根据欧洲咨询委员会所接受的建议，这个委员会有责任决定盟国对德国的全部政策），罗斯福也说，他认为没有理由给予法国和胜利国家同等的地位。
这个问题于是移交给外交部长们讨论。果然，要达成协议是困难的，只是在三国首脑几次密谈以后，才达成最后决议。2月10日，罗斯福向全体会议宣布，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主张接纳法国成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平等的成员。斯大林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我同意”。(304)我们无法设想出导致事态这样转变的那种情况。会议已接近结束。有争论的各点正急忙一一作出决议，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和罗斯福的几个专家顾问的论点终于取得了胜利。(305)
赔款是一个同样难以解决的问题。俄国人来开会时，带有一项明确的建议。他们想把德国赔款的总数定为200亿美元，他们自己要求得到总数的一半。他们建议，在战争结束的两年之内，100亿美元的赔款应以可动资本的形式——如机器、铁路、车辆等——拿走。其余半数想从德国战后的各项生产中，在10年的时期内拿走。苏联计划的用意是要使德国重工业的主要工厂减少80%。德国国内剩余的重工业和对军工生产有用的辅助工业全将“国际化”，也就是置于盟国理事会的管理之下。
俄国人的建议没有5个月前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接受的摩根索计划那么严厉。(306)俄国人并没有想把德国的重工业全部毁掉，而是保留20%继续生产，也没有说要把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和牧畜业的国家。因此，他们也许觉得提出200亿美元这个数字的赔款是适度的，非常合理的。(307)当英国人争辩说这个数字太大时，他们当然感到愤慨了。
但是自从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以后，英国和美国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丘吉尔，已开始考虑到，假如盟国把一笔沉重的赔款强加给一个一贫如洗、心烦意乱的国家，那么它对德国社会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经济上的苦难和绝望，会不会给革命提供一片肥沃的土壤呢？如果把太重的赔款强加于德国，那么英国和美国出于人道的考虑，以及由于重建一个稳定的德国政权在政治上对它们的利益，它们会不会甚至发现自己不得不去资助德国呢？丘吉尔头脑里大概已经有了这些想法，因此他要求明智一点，在专家们研究出能期望德国负担多少赔款才算合理之前，不要定出任何要德国赔偿的数字来。他详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赔款问题上的大失败，并且发出警告防止重蹈覆辙。
罗斯福的立场并不十分明确。他宣称，在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不会像20年代那样贷款给德国。他解释道，不应该过多地把德国的工业拆走而使德国人挨饿，但同时俄国和英国应该得到尽可能多的赔款。就美国来说，罗斯福宣称，他的政府除了没收美国境内的德国财产外，不要从德国获得任何其他的赔款。
在这次初步交换意见以后，三大国同意在莫斯科成立一个赔款委员会，负责研究技术细节，它们要求外交部长们拟定发给该委员会的指令。(308)
这证明是个困难的任务。艾登和他的同僚们会谈时，继续主张对战败的德国采取一项温和的政策，并且提出赔款应如何在遭受纳粹蹂躏的各个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许多次要的问题证明易于互让解决，但是对于是否要确定一个赔款总值这个中心问题，却无法使英国人和俄国人两方面都感到满意。在这点上，斯退丁纽斯个人觉得，俄国人建议总数为200亿美元并非是不合情理的。(309)但是他根据罗斯福的指示支持艾登，并且力促在专家研究出结果之前，不应固定金额。
由于外长们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2月10日的全体会议上第二次又讨论了赔款问题。斯大林代表俄国的要求作了特别强烈的发言，他说如果英国人的本意是认为俄国根本不应该获得赔款的话，现在是公开说出来的时候了。丘吉尔否认有这样的意图，但是他像以前一样，反对在对德国的支付能力进行调查之前就提出任何具体的金额。罗斯福也比前一次讨论这个问题时更加公开地表示，他对于要德国付出沉重的赔款是否切实可行也很感怀疑。然而，当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的争执没有迹象能达成协议时，罗斯福决定不顾英国人不同意，接受下俄国人的200亿美元的数字“作为讨论的基础”。(310)
虽然要求德国赔款的总数问题因此未能取得协议，可是在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却都达成了令人满意的方案。大家商定，在各申请国中分配赔款时，对于在纳粹手中受过的损害和对盟国胜利所作的贡献两方面都应加以考虑。大家还商定，德国赔款应采取三种形式：转移资本，用当时的产品支付，以及强迫劳动，最后一点在国际惯例中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多少有点令人不寒而栗的新办法。
总的来说，这些有关未来盟国对德政策的决议是含糊的，而在赔款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未能达成全面的协议，预示了5个月后波茨坦会议的总的形势。可是德国的前途的确是盟国面临的惟一最为重要的问题。当德国还没有被打败时，这个问题可以搁置起来，或者不着边际地说两句掩饰过去。但是现在回顾起来，至少可以看清，雅尔塔会议的主要失败之一，就是三大国对它们将来管理德国的政策未能取得任何真正的意见一致。欧洲咨询委员会建议的机构全都很好，但实际上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除非每一个盟国的高级专员都接到同样的指示。而从雅尔塔进行的讨论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期望他们会接到同样的指示是不可能的。
德国问题为什么在雅尔塔处理得这么令人不满意，一个原因就是其他工作过于繁忙。美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联合国组织问题上，而波兰问题又占去了长得完全不相称的时间，这两个问题全是2月6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起的。
讨论安全理事会的投票方式是第三次全体会议议事日程的第一个项目。这是使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陷入困境的主要问题。(311)罗斯福把打开这个僵局看做是他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主要政治目标。美国人草拟了一个折衷方案，他们希望俄国人会接受。这个方案已于1944年12月5日提交斯大林和丘吉尔审阅。当美国人发现斯大林还没有抽出时间熟悉一下这个新建议时，他们大为震惊。(312)
斯退丁纽斯仔细而详尽地说明了美国的方案，力求挽救当时的情况。他把可以提交安理会的问题分成两类。某些问题需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全体一致投票才能通过——这类问题包括接纳会员国和中止会员国权利，消除对和平的威胁和制止对和平的破坏，调整军备等等。但是还有些其他准司法性的问题，料想也可能被提交安理会——例如，一项国际争端如果长久继续下去是否会威胁和平；安理会是否应要求有关国家自行解决争端，或者采取安理会所建议的和平步骤；某一争端是否应移交国际法院解决；是否应要求某一区域性国家组织设法解决争端等。对于这类问题，美国人建议，如果常任理事国本身是争端一方的话，其代表不得参加投票。(313)
当斯退丁纽斯结束了他的解说时，丘吉尔说他觉得这个建议完全令人满意。斯大林则要求有较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在随后的讨论中，斯大林强调说，国际组织的结构应能防止盟国大国之间的争吵。他说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德国重新进行侵略。他回想起1939年芬兰战争期间，国际联盟是怎样把俄国开除出去的，并且明确表示，他担心如果废止否决权，将来有朝一日可能会给类似上述的那种动员联合国组织的道义力量（即使不是物质力量）来反对俄国的做法大开方便之门。
尽管斯大林有这些疑虑，他在次日（2月7日）的全体会议上还是宣布，他乐于完全接受美国关于安理会表决程序的建议，因为他深信大国间必要的团结一致已经有了充分的保障。(314)但是还是有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俄国人要求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中有三个或者至少是两个，应被邀请为这一新组织的创始会员国。这比起在敦巴顿橡树园要求接纳全部16个加盟共和国来已是退了一步，(315)但是这依然使罗斯福深感为难。(316)总统试图谈些不相干的事情来回避这个问题。他于是建议由外交部长们就哪些国家应被邀请为新的国际组织的创始会员国进行全盘的考虑，同时还应为成立新的世界组织而召开的国际会议确定时间和地点。丘吉尔急于要维护印度在联合国组织大会中的代表权，自称他个人很同情斯大林的建议，但是却推迟作出正式决定。(317)
当外长们会晤讨论这个问题时，艾登清楚地表示，英国政府将支持俄国在大会中争取多重代表权的要求。斯退丁纽斯未作正面答复，但这次会议刚一结束，罗斯福就决定他不得不打消顾虑，同意苏联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提出的要求。外长们还商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召开拟议中的大会。2月10日，罗斯福批准了斯退丁纽斯把会议地点定在旧金山的意见。(318)
还有一层障碍必须越过。斯大林希望他要求单独享有代表权的两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被邀请到旧金山去，美国人和英国人则想把这件事留给旧金山会议本身去决定，经谅解，无论苏联愿意在什么时候提出接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进入联合国组织大会的这一建议，美国和英国都将支持这一步骤。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斯大林作了让步。
决定邀请哪些国家出席这次会议的整个工作是很棘手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反对邀请与苏联没有外交关系、没有对德宣战的国家，主要是拉丁美洲国家。他们也提出，邀请土耳其和埃及到旧金山是否适当。罗斯福坦白地承认了拉丁美洲的情况，使大家不好再批评他。他解释道，是美国在1942年告诉这些国家没有必要宣战，他觉得它们不应该因为听从了美国的意见而受到处罚。最后决定，凡是在1945年3月1日以前对“共同的敌人”宣战，并在同一日期以前签署了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家宣言的国家，都应被邀请参加旧金山会议。(319)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没有谈到的问题之一就是，怎样处理不能立刻实行自治的“属地”的问题。(320)斯退丁纽斯向艾登和莫洛托夫建议，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应在旧金山会议召开之前互相磋商，准备提出有关这类地区的国际托管的建议。他不打算提出哪些地区可以置于国际托管之下的这个问题，他只想在新的国际组织的宪章中规定一个国际托管的机构，以弥补敦巴顿橡树园计划的一个漏洞。艾登和莫洛托夫都同意了，但是当这件事提交全体会议批准时（2月9日），丘吉尔却大发雷霆。他认为美国人是在提出一种很可能把英国殖民地都包括进去的殖民地国际管制计划。斯退丁纽斯解释说，这种国际托管仅仅适用于前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大战期间从轴心国夺取的领土以及殖民国家自愿置于国际管制下的任何地区，这时他才稍稍冷静了一点。但是甚至在这个解释以后，丘吉尔仍然是愤怒和怀疑的。他那口若悬河的辩才突出地表现了一番他对帝国这一概念的强烈的留恋。(321)尽管如此，还是决定应该照斯退丁纽斯的建议举行磋商。
斯大林接受了安全理事会的表决方式，又达成了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的协议，罗斯福完全可以觉得他已经达到他为自己定下的主要政治目标了。除非有某种意想不到的绊脚石出现，否则在战火中诞生的联合国就会牢固地以一个国际组织的形式永远存在，而且如果事情处理得慎重得当，美国公众和国会中十之八九会支持这个组织的。
惟一的绊脚石就是俄国想在大会中享有三重代表权的这项要求。出席会议的几个罗斯福的最有经验的政治顾问，那些对美国党派事务异常熟悉的人，全认为如果这样，在美国很容易煽动起舆论来反对美国和俄国之间的任何这类不平等的现象。(322)因此，2月10日，当会议将要结束时，罗斯福写信给斯大林和丘吉尔，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支持美国在大会中要求三个席位，如果这样的要求竟然是必要的话。第二天，斯大林作了肯定的答复，丘吉尔也是如此。(323)
罗斯福甚至在得到这样的保证后仍然感到担心。他决定，自己同意支持俄国要求大会接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这件事应该保持秘密。然而弄巧成拙，几星期后，这种安排的消息泄露出去，传到了美国新闻界，逼得总统在十分尴尬的情况下，承认了全部事情。(324)
尽管罗斯福因为苏联想享有多重表决权而感到忧虑，总的说来，他对联合国组织达成的协议，还能够感到满意。但在解决波兰问题上，就不能这样说了。波兰问题从2月6日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后一阶段开始谈起，到雅尔塔会议结束，一直是会议的主要议题。
波兰问题是尖锐的，在会议期间，波兰国内的事态并没有静止不变。当雅尔塔会议的辩论还在进行时，红军把德国人完全赶出了波兰领土。得到俄国承认和支持的波兰临时政府，一天天巩固了它对波兰事务的控制。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想看到一个新的波兰政府，一个能够把所有民主党派集合起来，而且至少根据推论，共产党人只占少数席位的波兰政府成立起来。另一方面，斯大林愿意考虑“扩大”当时的临时政府，但是他不愿意另起炉灶，或者成立一个共产党不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府。
当这件事在2月6日第一次提出时，斯大林作了一篇在他来说是热烈而长时间的发言，他说，波兰问题对俄国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波兰构成了德国得以侵略苏联的巨大通路。他宣称，一个强大、独立和民主的波兰对俄国说来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阻挡住德国人。虽然桌子四周的人肯定都意识到有关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但是没有人愿意追问一句，斯大林所说的民主和独立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有两方面。关于波兰的疆界，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愿意接受某种接近于寇松线的界限作为俄国和波兰的边界线。当然，罗斯福还希望劝说斯大林把利沃夫和附近的油井给予波兰人，但是当斯大林拒绝这样做时，罗斯福就立刻把这件事丢下了。(325)波兰的西部疆界争执更多。俄国人希望波兰人并吞德国领土直到奥得河和尼斯河。丘吉尔反对用德国土地把“波兰鹅填得”过饱。结果，决定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根据议定书和公报，波兰将“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的让予”，但是新的德波疆界要在和波兰政府本身协商之后才能决定。(326)
疆界问题和在波兰应成立何种政府的问题相比，无论如何总是次要的。在全体会议和外长会议上，三大国为了解决政府问题翻来覆去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方案。我们没有必要细谈辩论的过程。挖空心思、大绕圈子和花言巧语地大谈其波兰的舆论及主权尊严，都只能伪装而几乎无法隐藏他们内心的真正动机。
起先，美国人希望能成立一个合理的中立机构，通过它来成立一个新的全国统一政府，用这个办法，劝说俄国人放弃他们新近承认的临时政府。2月6日晚上，罗斯福送了一份建议给斯大林，说明这种意思。它竟然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在2月9日收回了。(327)从那时以后，看来很清楚，罗斯福是想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以期就波兰问题达成某种口头上的协议。他终于认识到俄国人在坚持他们意见时的固执顽强，可能已不再希望同他们开诚相见了。与其牺牲联合国组织和长期与俄国合作的前景，罗斯福宁愿这时让步。如同他2月8日在全体会议上所谈到的，有关临时政府的争吵所涉及的毕竟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大家一致同意需要早日举行自由民主的选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立一个合法的波兰政府。(328)这并不意味着罗斯福认为在构成自由民主选举这个问题上要取得一致意见不会有困难了。但是那是将来的问题，他那乐观的特性使他希望形势会发生变化，特别是当对德战争结束，使得保障俄国战线后方的军事安全已经没有必要的时候——这一点是斯大林为了维护临时政府所提出的最有力的论据之一。
罗斯福大概认为，他仅仅是在按轻重缓急办事，把波兰问题放在成立联合国组织和在西方同俄国之间维持好感之下。因此他是愿意作出妥协的，且不说会议强加在他身上的令人筋疲力尽的日程表，一定已使他感到日益疲惫了。
英国人的态度则较为固执，但是因为美国人动摇了，并且力图用一大堆辞藻来掩盖俄国同英美之间对波兰政策上的分歧，丘吉尔和艾登除了重申他们对于当时组成的临时政府的不信任和不满意而外，不能再有多少作为了。
2月10日作了最后的决定。这天几乎全部有争议的问题都已经设法暂时搁置起来。所有三大国都在关于波兰的宣言上签了字，宣言原文如下：
由于红军全部解放了波兰，在波兰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势。这就要求建立一个比波兰西部最近解放以前所能建立的、基础更为广泛的波兰临时政府。因此，目前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改组，以容纳国内外的波兰民主领袖。这个新政府应被称为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
授权莫洛托夫、哈里曼先生和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以一个委员会的资格，首先在莫斯科与现临时政府的成员以及国内外的其他波兰民主领袖进行磋商，以便根据上述方针改组现政府。这个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应保证尽速根据普选与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举行自由和不受限制的选举。在这些选举中，所有民主的和反纳粹的党派都应有权参加，并提出候选人。(329)
宣言进一步表明，一旦波兰政府按上述要求改组完毕，三大盟国就将给予外交上的承认。
显然，这份宣言是经过精心安排，故意写得含含混混的。当时的临时政府是否将被废弃掉，再成立一个新政府呢？或者它是否将构成改组后的全国统一政府的基础？在新的临时政府中，波兰共产党起什么作用这个真正的问题，像在讨论开始前一样没有解决。显然，俄国人想使共产党处于统治的地位，既然红军驻守在波兰，他们就能够这么做。这样，尽管宣言中用了那么多刻意含糊的措辞，只有承认那是斯大林的成功才是现实的。西方国家的争论和抗辩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俄国人的意图，也一点没有变更波兰境内势力的对比。
不论丘吉尔和罗斯福对为监督波兰人未来谈判而成立的委员会抱着何种希望，他们都认识到这个事实。(330)罗斯福私下说，他知道俄国人会曲解这项协定以适合他们的目的，但是他宣称：“这是我目前能为波兰所尽的最大努力了。”(331)在公开场合，在总统3月1日对国会所作的关于雅尔塔会议的报告中，他又求助于模糊不清的颂扬。他说：“我相信，在目前情况下，关于波兰的协定，是有可能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和繁荣的波兰国家的最有希望的协定。”(332)丘吉尔在2月27日向英国下院所作的报告中也没有隐瞒事实，他说，关于波兰的协定还留下一项最重要的事情没有解决：新的临时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波兰的民意？选举将会如何地自由？丘吉尔以这样的想法安慰他的听众，他说，对这些事情，英国政府保留充分的行动自由，并将采取坚决的政策。(333)
有一个因素给罗斯福和丘吉尔吞下的波兰那粒苦药裹上了一层糖衣，那就是斯大林接受了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这一文件由美国国务院起草，于2月9日提请雅尔塔会议审议。当时会议行将结束，宣言仅仅引起了一场很草率的辩论。通过的宣言的部分内容如下：
欧洲秩序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生活的重建，必须通过使被解放的各国人民能够摧毁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痕迹，并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民主制度的程序来实现。……
为了创造被解放的各国人民可以行使这些权利的条件，三国政府当共同协助任何欧洲被解放的国家的人民或欧洲前轴心国的附庸国的人民，当他们认为需要：（甲）确立内部和平状态；（乙）实行紧急措施赈济难民；（丙）成立临时政府，它广泛代表国民中一切民主分子，并保证尽早通过自由选举建立对人民意志负责的政府；以及（丁）在需要的地方助成这种选举。……
当三国政府认为……情况有采取这类行动的必要时，他们将就履行本宣言中规定的共同责任所必需的措施立即共同协商。(334)
美国人设想出这个宣言来作为1944年丘吉尔和斯大林谈妥的“势力范围”交易的一种解毒剂。在欧洲各地，三国共同负责和共同行动将是敌对状态结束后的困难时期中的行为规范，某一盟国享有优越影响的特殊范围将被抛弃掉。当斯大林接受这项宣言时，他头脑里显然没有这种想法。也许他觉得它是并无害处的一纸空文，是用来安慰一下美国人的。归根到底，用宣言中的话来说，三国的共同行动只有当所有三个盟国都认为必要时才会出现，而任何一国如果发现自己的政策似将遭人非难时，总可以认为任何一种建议采取的行动是不必要的。丘吉尔的观点没有公开宣布，但是他已经做好准备——他在雅尔塔宣称他已经做好准备——要使英国在希腊的行动接受三大国监督的选举的考验。(335)
波兰问题的讨论在雅尔塔会议上占去了那么多时间，以致其他政治问题只能得到相当少的注意。南斯拉夫的局势于2月9日才正式提到会上来考虑，当时艾登和莫洛托夫在外长们的一次繁忙的会议上商定，1944年11月的铁托—舒巴希奇协定(336)应该迅速予以实行。在同一天的全体会议上，丘吉尔和斯大林批准了这个协定。(337)英国人也提出了关于奥地利和南斯拉夫以及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边界问题的备忘录，但是会议在最后阶段非常仓促，这些问题都交由外交方面往后解决。英国反对成立一个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邦的问题也同样记入雅尔塔会议记录，但这个问题交给了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和美国大使去解决，他们将和莫洛托夫协商这个问题。艾登提出了关于保加利亚管制委员会中西方代表的权力问题，关于希腊人对保加利亚人不满的问题，以及关于英国人对罗马尼亚石油设备提出的要求问题等等的备忘录，结果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俄国人不想讨论这类问题，而罗斯福也急于结束这次会议，不愿意在那些通过正常外交途径同样也能处理的细节上花时间讨价还价。
波斯的形势激起了相当多的注意。1944年9月，俄国人曾试图在波斯北部取得石油开采权，但是波斯政府的立场是，只要外国军队继续占领他们的国家，就不同意给予任何开采权。(338)俄国人勉强地暂时同意了，但是在1945年最初的几个月中，苏联在波斯北部的占领军开始对地方政府事务行使更为严密的控制，并且煽动波斯最西北的省阿塞拜疆要求自治。(339)这个情况在英国人看来，需要摊开来让大家知道。艾登希望达成一项协议，使俄国、英国和美国的部队早日从这个国家撤退。
罗斯福对这个国家也有特殊的和个人的兴趣。当他为了出席德黑兰会议而访问波斯时，他目睹了这片土地的贫瘠。在那以后不久，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即用美国的专门技术去解决波斯的农业和水利的改进问题，作为和平时期发挥国际经济和技术合作潜力的一个范例。他在2月7日的全体会议上对这个计划作了简要的阐述，但是他的同僚无意讨论他的这个主张，所以事情就此搁下了。
无疑，俄国人对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在雅尔塔所表现的对波斯的特殊关心，深感怀疑。莫洛托夫顽固地拒绝讨论波斯事务，说这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因此没有就撤军问题和将来谋求石油开采权的程序问题达成协议。(340)
2月10日，斯大林提出了修订蒙特勒公约的问题。这个公约规定了土耳其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力。(341)他说能够而且应该重订一个对俄国较为有利的协定，以代替原来的协定。但是因为当时已是会议的最后阶段，他只是建议外长们在下次会晤时应考虑这个问题。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毫无异议地同意了。(342)
凡是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人对于会议面临的问题的多样性简直太清楚了。2月8日，丘吉尔建议今后三国应作出安排，定期举行外长会议，会议的间隔时间不超过3个月，以便处理胜利肯定要带来的许许多多类似的问题，全体都同意了这个建议。伦敦被选定为第一次集会的地点。大家商定，在三国首都轮流举行会议。(343)
在2月9日的全体会议上，三大国草草地讨论了丘吉尔提出的惩处主要战犯的问题，这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考虑的惟一值得注意的其他事项。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作出决定，只是把它交给了将来的外长会议去解决。(344)
雅尔塔会议于2月10日到了高潮。当时，波兰问题、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接纳法国参加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发给铁托和舒巴希奇的催促他们履行1944年11月协定的电报文本以及关于赔款的声明，全都作出了决定。一切谈判、妥协和推诿的来龙去脉都在这一天的全体会议上汇合到了一起。当这次全体会议结束以后，会议的真正工作也就终止了。
那天晚上丘吉尔举行宴会，会上人人兴高采烈，洋溢着一种宽慰和舒畅的心情。第二天，剩下来的工作就是签署会议所制定的文件，并就公报和议定书的措辞取得一致意见了。公报中没有提到曾经讨论过的几点问题。它宣称打败德国的军事计划已共同商定，并阐述占领德国和管制德国的种种安排。为了避免延长纳粹的抵抗，它没有提及肢解德国一事。赔款问题、旧金山会议、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关于波兰的声明、关于南斯拉夫的声明以及三国外长今后将举行会议的声明等，统统公布了。而安理会表决方式的详细办法则留待同安理会的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法国和中国磋商后再行发表。同样，在联合国大会中让俄国享有多重代表权的协定也秘而不宣。
1945年2月12日发表的公报以乐观的语调结束道：
我们在克里米亚的会晤，重申我们的共同决心，即在今后的和平时期中，一定要保持并加强在这次战争中使联合国家胜利成为可能和确定的在目的上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只有我们三国之间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各国之间继续增进合作与了解，才能够实现人类最崇高的愿望——一种安全和持久的和平，用大西洋宪章的话来说，就是“确保在一切土地上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不受恐惧、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度过一生”。
这次战争的胜利以及拟议中的国际组织的建立，将为今后年代中创造这种和平的重要条件提供有史以来最大的机会。(345)
至少，美国代表团完全相信这些话。罗斯福从雅尔塔回来时，船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当公报在美国报刊上出现时，美国舆论普遍表示赞同。(346)有些人提出了一些疑问，特别是关于波兰，(347)但是总的来说，这种怀疑和抱怨全被淹没在一片信任和热情的欢呼中了。
但是，仿佛象征着不久即将笼罩在雅尔塔协定上的阴影似的，总统一行的横渡大西洋却不是一次幸运的旅行，霍普金斯病得很重，离船改乘飞机回国，一到家立刻便进了医院。他的离开使罗斯福很烦恼，两人冷静地分了手，从此便永别了。另一位多年的同事，也遭到了类似的悲哀结局，罗斯福的副官心脏病发作死在船上。罗斯福遭此损失，个人很受影响。当他到达华盛顿，安排好在1945年3月1日向国会作一个关于雅尔塔会议的正式报告时，他在情绪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自信了，虽然他对于未来，对于最终能满意地解决和平的问题，仍然怀着光明的希望。(348)在那次讲话的仅仅6星期后，他自己也死了。
在雅尔塔会议结束时，丘吉尔可能并不完全像罗斯福那样兴高采烈，但是英国报纸的反应和美国报纸同样热烈。(349)像在美国一样，对波兰问题也有疑虑，而对德国提出那么严厉的赔偿要求这个问题，则认为它可以算是雅尔塔会议的一个缺陷。不过同三大国和谐一致的保证和对德战争的早日结束比起来，这些都是小事情。
我们无法断定斯大林当时怎样看待会议的决议。他认为会议的总的成果是好的，这一点从苏联所有报纸对雅尔塔公报的大肆宣传和赞扬上似乎就可以看出。例如，《真理报》出版了报道会议的特刊，并在社论中说雅尔塔会议已经证明，“三大国的同盟不仅拥有历史上的昨天和胜利的今天，而且还拥有伟大的明天”。《消息报》把这个会议称作“当代最伟大的政治事件”。(350)俄国广播电台也同样地转而报道会议的消息和对会议的颂扬。(351)
在所有盟国中的许多人看来，大同盟似乎已经顶住了即将到来的胜利所带来的艰苦考验。对持久和平和盟国大国之间的亲密合作的愿望，空前未有地强烈。雅尔塔会议对盟国的公众来说，是一次伟大的胜利。1944年秋季威胁盟国团结的争吵，似乎已经很满意地解决了。随着欧洲的战争明显地临近结束，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以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演说中的高尚情操似乎眼看即将成为不仅是漂亮辞藻的东西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
鉴于后来幻想破灭，很难重新体会到雅尔塔公报发表后的日子里的那种情绪。在短时间内，对于在克里米亚达成的协定的犹豫和怀疑就开始表现出来了。由于大国没有能力使雅尔塔协定发生作用，情绪起了相反的变化，这样对协定本身的价值也就引起了争论。可是这时犹豫和怀疑还少，这些协定必须按照1945年2月的情况公正地加以评价，当然，各方都作了妥协。斯大林对苏联在安理会的否决权的限制问题向罗斯福作了让步；罗斯福在远东领土和特权的问题上向斯大林作了让步。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斯大林向英国作了某种让步，而在波兰问题上丘吉尔也退让了很多。
如果要估计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这次交易是否合算，有一件事必须永远记住：红军已经占领了东欧的大部分地方，已经有能力置西方国家于不顾，如果斯大林愿意这样做的话。在满洲，日本政府一垮台，罗斯福向俄国人让步的东西，俄国人原来就肯定能全部拿到，或者还会多拿一些。这样，除非有人主张一俟德国崩溃，西方国家就立即应该准备和俄国作战，或者不等到胜利就停止对纳粹和日本人的战斗——这两件事当时都是不可想象的——否则就只能公道地说，在雅尔塔向斯大林作出的让步，只是承认（就波兰问题来说，只是部分承认）当时在军事上的均势而已。
可是，对西方国家来说，特别是对罗斯福来说，雅尔塔会议有点像滑铁卢战役。罗斯福嘴上讲的和内心珍爱的宏大理想同斯大林在波兰和东欧普遍采取的行动是很不调和的，而在远东的那笔交易则肯定是同罗斯福自己的原则大相径庭的。罗斯福为了满足斯大林，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理想，但是他并没有赢得这位苏联领导人对他的其他理想的支持。罗斯福的原则，即使经过斫削和歪曲以迎合俄国的利益，还是不合斯大林的意。斯大林所要的是一个反德的同盟，不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假如斯大林曾经有时间设法解答一下罗斯福放在他面前的这个个人的益智谜语的话，他很可能对罗斯福那种用浴盆和民主制度拯救人类，使之摆脱自身那些不幸的苦难的梦幻，报以轻蔑的一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大概认为这样的万应灵药忽略了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资本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奉为至理名言的这一命题，是罗斯福很可能从来不曾想到过的。(352)他是一位改良家而不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位人道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理论家，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科学家。可是在斯大林的想象中，资本主义对于他的党和国家却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威胁，一个当他和资本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打交道时决不能全然忽视，也不能长期忘记的威胁，不管这个代表人物是希特勒、丘吉尔或是罗斯福。(353)
雅尔塔的根本失败不在于罗斯福采取了妥协的态度，而在于思想上不能相互了解。罗斯福固然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他的未来的理想世界。但是，在原则和权宜之计之间、在理想和可能之间的实际妥协，一直是罗斯福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基调，通过这两者的结合，他曾经创造了奇迹。可是当他想在国际关系中如法炮制，他的创造奇迹的本领突然一下消失了。原因在于他没有充分地考虑到那条通常把他和西方同俄国和斯大林分隔开来的巨大的思想和道德的鸿沟。如果不是较为广泛地信奉一种共同的道德原则，不是共同接受对使用武力的惯常的限制，没有一种较大的同情心，没有较为坚定的意见一致，没有较为真诚的思想一致，妥协是行不通的。只有按照斯大林自己的条件来接受斯大林，只有无保留地赞同权力的超道德性，才能达成更为持久的协议。但是这对罗斯福来说（也对美国和英国的公众来说），似乎是对人类最美好的希望的类似嘲弄的背叛。
在雅尔塔，双方都没有充分认识到把他们如此分隔开来的思想和道德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却使他们想达成协议的最诚恳的努力变得只是一场彼此之间的相互瞎摸。在这种情况下，雅尔塔协定不能持久是不足为奇的，而在雅尔塔会议之后，尽管几经起伏，大同盟还是显露出日益增多的破裂迹象，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1) 事后的聪明会使人看不清英美领导人对于德国将在1944年战败的信心多么大。可是只要参阅布彻：《我与艾森豪威尔相处的三年》，第637、639、656、659—670页，便可以看出1944年8月和9月间高级领导方面乐观主义的一斑。直到10月2日，英国内阁才正式断定德国在1945年春天以前不会战败（蒙巴顿：《报告》，第83页）。内阁迟至将近10月底才根据新的判断调整经济计划（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517页）。
(2) 见上文，原著第332页。
(3) 见下文，原著第480—482页。
(4) 见上文，原著第345页。
(5) 见上文，原著第440页。
(6) 见下文，原著第470—472页。
(7) 见下文，原著第472—474页。
(8) 布达佩斯直到1945年2月14日才终于被俄国人占领。
(9) 现名克来彼达。——译者
(10)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98—299页。
(11) 参阅拉尔夫·英格索尔：《绝密》（Ralph Ingersoll: Top Secret），纽约，哈考特，布雷斯，1946年版，以及奥马尔·布雷德利：《一个战士的故事》（Omar Bradley: A Soldier's Story），纽约，霍尔特，1951年版。他们在书中相当粗暴地陈述了美国的观点。相形之下，英国人的回忆录，例如蒙哥马利子爵陆军元帅：《从诺曼底到波罗的海》（Field Marshal the Viscount Montgomery: From Normandy to the Baltic），伦敦，哈钦森，1947年版，第118—119页，以及德吉恩甘德：《胜利行动》，第410—413页，叙述时都非常谨慎。蒙哥马利让一位记者切斯特·威尔莫特去替他辩护。威尔莫特的书，《争夺欧洲的斗争》，主要是详细有力地为英国的战略进行辩护，认为它比美国的战略高明，可是在任何讨论中，如果总是说，假如做了某些没有做的事就会出现较好的情况，那一定是没有说服力的。
(12) 威尔莫特：《争夺欧洲的斗争》，第490页。
(13)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306—307页。
(14) 见下文，原著第520—521页。
(15) 美国国务院：《美中关系》（U.S.A.,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出版物编号3573（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9年版），第71—73页（本卷以后引用时简称《美中关系》）。
(16) 见下文，原著第516—518页，其中记述美国和中国交涉的经过。
(17) 见上文，原著第397页。
(18) 蒙巴顿（《报告》，第246—251页）提出饶有趣味的统计数字，说明疾病所造成的死亡远远超过由于敌军打击而阵亡的人数，比例是：1943年—120∶1；1944年—20∶1，1945年—10∶1。1942年，发病率是185%（即每人平均每年生病两次），1945年已降低到50%。
(19) 尽管美国人常常批评英国人在缅甸的战绩，但事实上，同盟军在缅甸战役中交战的日军人数，比同美国人在这次大战中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战役中交战的日军多。地势、气候和交通所造成的困难非常大，日军的抵抗非常顽强，所以实际上这一战役是军事技术上的一项杰作，可以和美国征服辽阔的太平洋的功绩相比。
(20) 帛琉群岛南端的小岛。——译者
(21) 见上文，原著第309页。
(22) 见上文，原著第432—433页。
(23) 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204页。
(24)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46页。
(25) 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的统治方式》，第91页。
(26) T·博尔–科莫罗夫斯基：《秘密军队》（T.Bor-Komorowski: The Secret Army），伦敦，高兰兹，1950年版，第262、266页；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的统治方式》，第89页。
(27) 8月29日，弗农·巴特利特在《新闻纪事报》上透露了俄国人不允许英国皇家空军或美国飞机使用俄国基地的消息，这在各报上引出了大量的文章（例如，1944年8月30日的《曼彻斯特卫报》、《每日先驱报》、《基督教箴言报》、《芝加哥每日新闻》），大家都批评俄国的这种行动。然而，这一问题很快就平静下来（无疑是在官方暗示之下）。9月5日，当波兰陆军总司令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公开批评盟国未能对华沙给予支援时，报界的反应并不好，这也许使对波兰形势的同情有点冷淡下去。
(28) 8月6日，米科拉伊奇克在莫斯科会见委员会的成员时，他曾鼓动了其中一些人积极地关心华沙的事态（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的统治方式》，第82—84页）。要说出在此以后的一个月里该委员会成员的心情的趋向如何，那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对华沙起义军的同情似乎不会消失。如果卢布林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任何分裂的迹象，斯大林一定会非常关切。一个完全由共产党人组成的临时政府，也不是他心目中为波兰安排的政府。如果卢布林委员会分裂，那么他企图组成一个符合俄国要求的战后波兰政权的一切努力就会失败。
(29) 8月3日，斯大林告诉米科拉伊奇克，红军经过短时间的稽延后即将解放华沙。
(30) 博尔–科莫罗夫斯基：《秘密军队》，第338—344页。
(31) 同上书，第349—350页。
(32) 详尽的记载，见《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
(33) 莫洛克（Moloch），古腓尼基人的火神。——译者
(34) 亨利·L·罗伯茨：《罗马尼亚，一个农业国家的政治问题》（Henry L.Roberts: Rumania, Political Problems of an Agrarian Stat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259页。
(35) 全国农民党和自由党是比较保守的老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在战前的年代里是无足轻重的小党。共产党以前还是非法的。自从1938年以后，议会制政府已经暂时中止，各党实际上不过是聚集在布加勒斯特的少数领导人，他们手下并没有真正的组织（亨利·L·罗伯茨：《罗马尼亚，一个农业国家的政治问题》，第261页）。
(36) 见上文，原著第422页。
(37) 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103页。
(38) 关于同罗马尼亚停战的初步条件全文，见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104—105页。
(39) 同上书，第122页。
(40) 关于停战协定的全文，见同上书，第123—127页；参阅敕令第6585号（1945年）。
(41) 罗思坦：前引书，第2卷，第125页。
(42) 见上文，原著第422页。
(43) 具体的义务列举如下：“罗马尼亚政府必须按照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在履行任务时的需要，用罗马尼亚货币定期支付现款，并在必要时保证在罗马尼亚领土上使用工业和运输业、交通工具、发电站、公用事业和公共设备、燃料储备、燃油、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及按照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的指示提供劳务。”（罗斯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124页）
(44)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61页。
(45) 详情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
(46) 早在1944年7月，保加利亚人就已经开始同英美官员谈判停战，可是西方国家一直拖延到由于俄国宣战而改变了法律地位以后。参阅米哈伊·帕德夫：《季米特洛夫不浪费子弹》（Michael Padev: Dimitrov Wastes no Bullets），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1948年版，第34—35页。这种情况，以及拒绝罗马尼亚的类似的建议，至少部分是由于英国不愿作出任何表示，使人以为俄国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活动范围”的权利是有问题的。
(47) 公报全文，见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120—121页。
(48) 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铁托和巨人》（Hamilton Fish Armstrong: Tito and Goliath），伦敦，高兰兹，1951年版，第197页，注①。
(49) 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156页。
(50) 有关的根本问题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未来的关系，特别是马其顿未来的地位，因为铁托和保加利亚新政府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争执〔参阅伊丽莎白·巴克：《马其顿，它在巴尔干强权政治中的地位》（Elizabeth Barker: Macedonia, its Place in Balkan Power Politics），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0年版，第97—99页〕。铁托不要保加利亚人留在马其顿，把它作为对德军作战的一个基地，因为这种行动也许会增强保加利亚对有争执的马其顿领土提出的要求。
(51) 伊丽莎白·巴克：《巴尔干的休战》（Elizabeth Barker: Truce in the Balkans），伦敦，珀西瓦尔·马歇尔，1948年版，第44—47页。
(52) 协定全文，见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170—173页；参阅敕令第6587号（1945年）。
(53) 罗思坦，前引书，第2卷，第172—173页。
(54) 这两个协定的措辞不同，大部分自然是美国人对罗马尼亚停战协定批评的结果。见上文，原著第469页。
(55) 见上文，原著第389—390页。
(56) 协议全文，见《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参阅阿姆斯特朗：《铁托和巨人》，第52页。
(57) 斯蒂芬·克利索德：《叱咤风云，铁托元帅上台记》（Stephen Clissod: Whirlwind, an Account of Marshal Tito's Rise to power），伦敦，克雷塞特出版社，1949年版，第194—198页，载有谈话的记录。克利索德作为译员参加了这次会见，他的报道可以假定是确实的，尽管笔调通俗化一些。
(58) 威尔逊将军认为，铁托态度的改变是由于英苏在波兰问题上的争执（《海外八年》，第227、233—234页）。红军的进展将使铁托在军事援助方面不大依赖英国人，这一点或许更为重要。
(59) 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141页。
(60) 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33—234页。
(61) 停战协定的全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7卷，1944年7月—1945年6月，利兰·M·古德里奇和玛丽·J·卡罗尔合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为世界和平基金会出版，1947年版），第244—248页。
(62) 详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
(63) 见上文，原著第429页。
(64) 《中欧和东南欧，1945—1948年》，R·R·贝茨编（Central and South East Europe, 1945—1948, ed．R.R.Betts），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0年版，第168—169页。
(65) 鉴于美国和芬兰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只有英苏两国和停战谈判直接有关，并能参加管制委员会。关于这一点，英国的参加是有名无实的。
(66) 停战协定的全文见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128—132页；参阅敕令第6586号（1945年）。
(67) 见上文，原著第425页。
(68) 见上文，原著第426—427页。
(69) 艾森豪威尔兵力的部署把美军放在英军的右面，法军放在美军的右面。结果，美国军队在法国的作战规模要比英国军队大得多，英军在8月突破以后不久就进入比利时。这一事实，加上美国对法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使美国在盟国同法国的交涉中无疑处于首要地位，虽然这种首要地位不如在北非时期那么明确，而且决没有妨碍法国人独立自主地行动，不受美国或者任何一种外来意见的束缚。
(70)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867页。
(7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867—868页；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163—164页。关于英国政府承认法国的那项公开声明，见《泰晤士报》，1944年10月24日。
(72)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34—1435页。见上文，原著第507页，注①（即本书第638页注③。——译者）。
(73) 关于比利时解放后的记载，见《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
(74) 他所说的不过是在意大利的英国当局将尽力减轻意大利所遇到的困难。原文见丘吉尔：《解放的曙光》，第169—170页。
(75) 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31页。
(76) 同比利时一样，国王的前途问题是希腊政治中争论激烈的问题，往往把各种不满的原因集中到一个焦点。帕潘德里欧战前是共和党人，可是他的敌人指责他曾经答应丘吉尔，他一定支持国王。关于丘吉尔和帕潘德里欧在1944年8月间会谈的详细经过，直到1952年还未发表，但似乎很可能，帕潘德里欧曾明白表示他打算抵制民族解放阵线企图支配战后希腊政府的任何努力。参阅威尔逊提及的9月间在雅典有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30页）。
(77) 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在受到俄国驻开罗公使的劝告后，才参加了帕潘德里欧的内阁〔参阅W·H·麦克尼尔：《希腊的困境：战争和战后余波》（W.H.McNeill: The Greek Dilemma: War and Aftermath），伦敦，高兰兹，1947年版，第121页〕。俄国的这项行动同1944年夏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使者同英美外交官进行交涉时英美方面所表现的克制是相应的。看来很清楚，俄国人和英国人一样，也准备按照他们暂时把巴尔干各国分为各自的“活动范围”的那种精神采取行动。
(78) 详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卡塞塔协议的全文，见伍德豪斯：《争端》，第306—307页。
(79) 见上文，原著第332页。
(80) 见上文，原著第365页。
(81) 欧洲咨询委员会美国委员的政治顾问所写的关于该委员会工作上一些困难的可靠记载，见菲利普·E·莫斯利：“德国的肢解”（Philip E.Mosely:“Dismemberment of Germany”），《外交》季刊，1950年4月，第28卷，第487—498页；以及“对德国的占领”（“Occupation of Germany”），《外交》季刊，1950年7月，第28卷，第580—604页。
(82) 欧洲咨询委员会在谈判对保加利亚的停战协定中起了相当作用（参阅上文，原著第471页和莫斯利：“对德国的占领”，前引刊物），第581—582页。
(83) 莫斯利：“对德国的占领”，《外交》季刊，1950年7月，第28卷，第589—590页。
(84) 罗斯福和丘吉尔已经在第二次开罗会议上探讨了这个矛盾（见上文，原著第369页）。这一争执幕后的动机并不完全清楚。英国人的方案有其优点，即大致符合他们预期欧洲胜利时英美两国军队分布的情况。当然，它也把德国的主要工业区和主要港口放在英国人手里。英国人所以赞成这个方案的另一个原因是，建议中的美国占领区与法国相邻，如果美国人在一两年后坚持退出占领区的话（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曾表示美国将这样做），就可以由法国人从撤离的美国人手里接过占领的任务。
罗斯福所持的相反的理由集中在说明美国需要德国的港口，以便美军能迅速重新部署，对付日本——表面上看来，这不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再则，这位总统似乎受了他对戴高乐所抱的恶感的影响。他怕战后的法国会发生混乱，如果美军驻在德国西南部，依赖来自法国的补给线，那么他们可能会使军队卷入法国的争端中去（参阅李海：《我在现场》，第398页；史汀生和邦迪：《在第一线供职》，第332页）。1944年2月21日罗斯福写给国务院一份备忘录，他说：“我不愿美国挑起战后重建法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各国的重担。”（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12页）看来在罗斯福心中，这样一副重担是同接受德国西南部有关的。
(85)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18页。
(86)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13页。艾森豪威尔第一次提出这项建议是在1944年1月间他还未就任欧洲统帅以前，第二次是在1944年4月。
(87) 莫斯利：“对德国的占领”，《外交》季刊，1950年7月，第28卷，第587—589页。
(88) 同上书，第594—595页。这些占领区的界线后来有重大的更改，首先为了让奥地利从德国分离出去，后来又适应法国的要求，让它也参加占领德国。见下文，原著第488、548—549页。
(89) 关于国务院内部负责战后德国计划的各个小组的叙述，见《战后外交政策的准备》，第39、223、271、367—371、393页。
(90) 史汀生和邦迪：《在第一线供职》，第327页。
(91) 摩根索在所著《德国是我们的问题》〔（Germany is Our Problem），纽约，哈珀，1945年版〕一书中阐明了他的观点并为之辩护。财政部的“防止德国发动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计划”被重印出来，作为这本书的扉页。这个计划建议把鲁尔地区作为一个国际区，该区“所有未被军事行动破坏的工业设备应予拆除，运往盟国作为赔偿。矿山的一切设备也应拆除，停止开采。”此项计划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在这个计划下，美国军队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撤退。”
(92) 史汀生和邦迪：《在第一线供职》，第328—331、335页；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04—1610页。这时也引起争论的一个次要的问题是，德国是否应被强行分割。财政部的计划主张分成南北两个德国，但是国务院反对分割，除非德国本身出现某种自发的分裂主义的话。
(93) 摩根索的动机和他的辩论中的诚意同这一事实是分不开的，他是犹太人，不可能忘记纳粹党对他的同教人的行径。他的《德国是我们的问题》一书详细地阐明，即使工业从德国经济中被消除掉，只要有深耕细作的农业，德国人民就不会挨饿。他举出的数字，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也许使他自己也相信他不是提倡使群众挨饿。然而，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一个通晓经济学和财政学的人竟然不了解，假使他的计划付诸实行，欧洲整个经济就会受到灾难性的影响。人们会猜想，摩根索多少有点心安理得地准备看着德国人挨饿，因为他还记得他们在波兰集中营里的所作所为。
另一个不能完全低估的因素是美国政府中共产主义同情者的影响。确实，如果摩根索的计划被采用，俄国就会从德国西部获得比它后来实际得到的更多的赔偿，而且欧洲大陆的军事力量几乎会消灭，剩下俄国力量最大。再说，随着鲁尔的毁灭而来的经济苦难和混乱，很可能造成革命性的不满。摩根索本人当然不至于暗中为俄国的利益服务，可是他手下的某些人未始没有这种目的。凡是遇到这种推测，人们当然应该记得，在1944年俄美两国的利益似乎不是对立的，当时一个人可以好心肠地认为一种有利于俄国在欧洲占优势的政策也会对美国有利，使美国占领军可以早日撤退。
(94) 有人指责他在处理一些应该采取条约形式的问题时改用行政协定，从而避开参议院的特权，这种指责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罗斯福长期以来被他的政敌嘲笑为独裁者或者想要成为独裁者。美国政策的犹豫不决，特别是在战争接近结束的那一段时期里，一部分一定是由于总统在不经参议院正式批准而承担国际义务这方面的权限模糊不清。
(95) 坎宁安：《一个水兵的漂流记》，第568、598页及第611页；丘吉尔，第5卷，第504页及以后；美国版，第5卷，第571页及以后。
(96) 坎宁安：前引书，第611页。又见上文，原著第161—162、401—402页。
(97) 坎宁安：前引书，第613页。金海军上将的不合作态度与其说是出于国家的或者政治的原因，不如说是出于对他的海军的强烈的自豪感，他希望用自己的海军独力解决日本人。尼米兹并不赞成他这种反对外来帮助的态度。英国舰队到达太平洋时，美国人对待它要比金的言论所预示的慷慨得多（同上书，第613—614页）。
(98) 实际上，事态的进展不久就使这个决议落后于形势。上文（原著第461—462页）已经提到，日本对9月中旬袭击菲律宾海岸的海军特遣部队的抵抗出人意外地软弱，因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改变并加速了他们的计划，结果他们不从北端和南端进攻菲律宾群岛，而是联合起他们的兵力去攻打群岛中部的莱特岛。这一战役在9月间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时并未想到，然而10月20日在莱特岛登陆成功。由于这次军事行动的策划和实行非常迅速，在太平洋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水陆两栖进攻的灵活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最好的证明。
(99) 李海：《我在现场》，第305—307页。
(100) 英国皇家空军在1944年春天曾拒绝艾森豪威尔想控制重轰炸机的要求，后来双方谈妥了一项折衷办法，规定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必须通过轰炸机指挥部下达。见上文，原著第390—391页。
(101) 李海：《我在现场》，第307—308页。艾森豪威尔不喜欢这一决定，但认为它无关紧要（参阅《远征欧陆》，第307页）。
(102) 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39页；坎宁安：《一个水兵的漂流记》，第611页。
(103) 李海：《我在现场》，第308页。
(104) 菲利普·E·莫斯利：“对德国的占领”，《外交》季刊，1950年7月，第28卷，第597—598页。最后的细节直到1945年2月才解决（见下文，原著第538页）。
(105) 莫斯利：前引文，第596页。
(106) 罗斯福初到达魁北克时，并没有任何高级政治顾问陪同。霍普金斯并未受到邀请，因为他和总统的关系冷淡了（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19页；英国版，第2卷，第811页）。赫尔曾接到邀请，但是他谢绝了（《回忆录》，第2卷，第1602页）。可是罗斯福习惯上总觉得需要有一位亲信和顾问。摩根索是罗斯福家的老朋友，因此邀请他来，至少部分是为了填补霍普金斯的空缺。
(107) 关于这些建议，见上文，原著第482—484页。纳粹对全世界犯下了罪，因此应该使德国受苦，这种信念在某种意义上是罗斯福认为一般人全是善良的和有理性的这种想法的反面。如果一个民族不知怎么地未能表现出善良和理性，因此违反了罗斯福关于人性的一般信念，这个民族就损害了它自己属于人类的权利，罗斯福终于觉得，它应该受到一种最严厉的惩罚。理想主义者的不人道是人所共知的，特别是在他们的理想显得不适合当时情况的时候。罗斯福在1944年秋天有几个星期似乎曾落入这种陷阱。关于他对德国的这种特殊的复仇心理，见埃利奥特·罗斯福编：《罗斯福书信集》，第3卷，第498页。
(108)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15页。
(109) 同上。
(110) 史汀生和邦迪：《在第一线供职》，第333页。
(111)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15页。
(112)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527—528页。
(113) 史汀生和邦迪：《在第一线供职》，第334页。
(114)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16—1618页。
(115) 同上书，第1620页。罗斯福起先认为是国务院把这项消息泄漏出去的，是打击摩根索计划的运动的一部分。史汀生费了一番精力去证明情况并不是这样。
(116) 例如，《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1944年9月27日；《纽约时报》阿瑟·克罗克的文章，9月29日；以及《芝加哥每日新闻》埃德温·莱希的文章，10月2日。杜威州长在11月4日发表的一篇竞选演说中，把对德战争的延长归因于摩根索计划。演说原文见1944年11月5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
(117) 罗斯福的健康状况问题在1944年秋季一直是人们谈得相当多的话题。罗斯福本人相信，这种街谈巷议是共和党发动的蓄意反对他的运动的一部分（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20、824、829页；英国版，第2卷，第812、816、821页）。可是他的朋友们私下却很担心。史汀生在魁北克会议时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总统的身体状况感到很不安。星期六那天〔9月9日〕，他显然不正常。他患感冒，似乎很疲乏。我真怕这次困难的会议对他的影响。我特别担心的是……他去开会而对于如何解决这个根本的和重要的对待德国的问题没有任何真正的准备。就他同我们的谈话中表现出的情况来说，他在我们需要作出决定的这一非常困难的问题方面，完全没有进行过研究或准备。……”（史汀生和邦迪：《在第一线供职》，第331—332页）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21页；英国版，第2卷，第813页。
确实，罗斯福似乎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他从德黑兰会议回来后长期感染上的流行性感冒和瘘管感染的影响。由于身体衰弱和劳累，他越来越依靠一时的决定，总不能考虑到他的行为和各方面的关系，甚至不能详细记住他所作的事情。参阅贝尔纳斯所记载的他未能亲自为雅尔塔会议做好准备的那段叙述（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3页）。偶尔，罗斯福的脾气很暴躁，同他正常的个性完全不符，人们如果对他的健康状况心中无数，就不能理解这种现象。他的精力衰退恰巧发生在需要作出最重要决定的时刻，这只能认为是极其不幸的事。
(118)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11页。
(119) 莫利普·E·莫斯利：“对德国的占领”，《外交》季刊，1950年7月，第28卷，第596页。
(120) 丘吉尔对这段插曲的反应到1952年还没有公开发表，也无法说魁北克的这份备忘录是否曾在伦敦提交内阁讨论过。无论如何，一旦美国人抛弃了原来的摩根索计划以后，这个计划就完结了，可是摩根索建议所依据的那种惩罚原则直到一年多以后，才从美国官员的头脑中消失。
(121) 威尔莫特（《争夺欧洲的斗争》，第550页）说，从德国士兵身上缴获的书信非常生动地证明了摩根索计划对德军士气的影响，以致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谋求修改“无条件投降”的口号，以便多少消除一点盟国事业所受的损害。艾森豪威尔的努力当然没有结果。但是，尽管有过摩根索计划和不折不扣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当德国的力量终于崩溃时，德国士兵还是认为在英美人手里当俘虏要比落到俄国人手里好得多。见下文，原著第569页。
(122) 美英两国的联合支持，足以使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理事会于1944年9月26日同意运送医药用品到意大利去，并为儿童和孕妇提供福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理事会决议的全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375—376页。
(123) 声明全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165—166页。把意大利的重建工作限于为了军事目的，是对丘吉尔的让步。丘吉尔当然不愿意看到意大利的境况比英国好，英国的重建工作还不得不推迟到战争结束后。
(124) 李海：《我在现场》，第312页。
(125) 参阅丘吉尔在下院的发言，1944年9月28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3卷，第497—498栏；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705页。
(126) 我们有理由猜想，丘吉尔决定这次旅行是很仓促的。当他在海德公园和罗斯福告别时他并没有料到这么快就会到莫斯科去（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32页；英国版，第2卷，第824页；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的统治方式》，第103页）。
(127)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34页；英国版，第2卷，第826页。顺带说一下，在这次为莫斯科会议作准备的电报往还期间，霍普金斯重新得宠于罗斯福。摩根索插曲的大失败也许有助于使罗斯福相信，他需要霍普金斯的忠告和友谊。霍普金斯阻止了一份似乎授权丘吉尔在未来的莫斯科会议上代表美国讲话的电报，这一大胆的行动说明，霍普金斯完全恢复了他作为罗斯福亲信的地位。舍伍德对这一经过作了生动的记述（同上书，第832—834页；英国版，第2卷，第824—826页）。文章表明作者对罗斯福的饶有趣味的并多少有点令人吃惊的洞察力，看到了罗斯福在处理重大事务中的漫不经心的工作作风——至少在他一生中的这个时期是这样。
(128) 关于这次会议附带的军事讨论，见下文，原著第518—519页。
(129) 到1952年，这些谈判中只有波兰人那一方已经把情况公之于世，那是从波兰流亡政府的观点说话的。因此不可能详细叙述有关的谈判，或者完全相信截止本书写作时所有的资料都是正确的。
(130) 见上文，原著第470—471页。
(131) 当丘吉尔前往莫斯科时，英军主力仍未在希腊登陆。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无疑是国内占优势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假如全国人民解放军决定抗拒英国的登陆部队，不让希腊流亡政府回国，那么丘吉尔就会束手无策。当时的情况是，英国人好不容易才拼凑起那支实际派往希腊登陆的小部队来。
(132) 见上文，原著第422—423页。
(133)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58页。
(134) 关于俄国动机的另一种解说，参阅罗伯茨：《罗马尼亚》，第271页。赫尔没有说在希腊是否也按百分比分配势力，可是帕潘德里欧内阁中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恰好占25%的席位，剩下的75%归亲英的政治领袖们，这至少是一种有趣的巧合。似乎很可能丘吉尔以希腊的“民族团结政府”为榜样，促使斯大林在巴尔干其他国家中建立政府时以它作为典型。
(135)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53页。
(136) 威尔莫特（《争夺欧洲的斗争》，第630页）说，斯大林“强烈地支持”这次登陆。这可能是真的，因为斯大林的计划要求那些已经渗入南斯拉夫的红军部队转向北方进入匈牙利，英军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登陆就可以防止德军的任何侧面攻击。从另一方面说，斯大林之所以同意丘吉尔的提议，可能只是因为他觉得英国人无论如何总是决心要在南斯拉夫登陆的，目的在于为他们刚刚商妥的英俄各占50%的势力创造军事基础。
(137) 我们无法说丘吉尔在动身去莫斯科之前是否已经得到罗斯福的赞同，认为他可以按着这种方针进行交涉。美国大使哈里曼是列席会议的观察员。尽管赫尔和国务院的其他人员坚决反对，美国政府还是接受了会议所达成的正式协议（参阅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58页）。
(138) 斯大林：《伟大的卫国战争》，第138页。
(139) 关于丘吉尔如何再次努力去说服美国人，见威尔莫特：《争夺欧洲的斗争》，第543页。在未得到美国同意向亚得里亚海顶端发动进攻以前——这个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之前，于1945年1月底在马耳他会议上发生了最后一次争论——英国人企图扩大他们在南斯拉夫的作战规模。1944年11月，威尔逊将军建议派一个装甲团和一些炮兵在萨拉登陆，以便在波斯尼亚更为有效地支援游击队并牵制德国人。可是铁托完全不放心英国人的政治动机，拒绝让英国军队进来，反而建议英国人把装备交给他自己的军队（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39页）。看来在这个问题上铁托大概是根据他自己的主张行事的，而不是由于俄国人的任何指示或者劝告。他的这一决定的影响是，使得丘吉尔没有能建立一个军事基础，作为英国要求在南斯拉夫事务中享有同等势力的根据。
(140) W·安德斯：《流亡的军队》（W.Anders: An Army in Exile），伦敦，麦克米伦，1949年版，第210页。
(141) 米科拉伊奇克计划的全文，见他所著《苏联的统治方式》一书的附录，第328—331页。
(142) 见上文，原著第430页。
(143) 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的统治方式》，第104—108页；安德斯：《流亡的军队》，第237—238页；切哈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346—348页。这些记述在细节方面有些分歧，这说明不能指望它们完全正确，可是在会谈的主要方式上都是一致的。
(144) 切哈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354页。
(145) 同上书，第350、353页。有人猜想丘吉尔在波兰问题上也愿意以平分势力加以解决，像他和斯大林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做成的交易一样。如果这种想法有一点真实性的话，那么这两个人之间就没有真正的矛盾。这也许可以说明上文引用过的斯大林在1944年11月6日讲话中的那种非常友好的语气。
(146) 米科拉伊奇克在作出这一让步时，显然想到了他和罗斯福的谈话。1944年6月，这位总统曾经说过，他有信心能说服斯大林把利沃夫还给波兰人（见上文，原著第430页），鉴于丘吉尔竭力劝他同意苏联的领土要求，米科拉伊奇克大概已经感觉到这是他可能希望得到的最好的结果。
(147) 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的统治方式》，第111—112页；切哈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354页。
(148) 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162页。
(149) 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162—163页。
(150) 关于俄国参加对日战争的磋商的叙述，见下文，原著第518—520页。
(151) 参阅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17、123、238页。
(152)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458页。
(153) 1944年10月2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4卷，第491栏。
(154) 1944年10月2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4卷，第494—495栏。
(155) 关于美国人这种倾向的一些饶有兴味的话，参阅乔治·F·凯南：《1900—1950年的美国外交》（George F.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95—103页。
(156)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65页。
(157) 1944年5月2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0卷，第782—786栏；1944年8月2日，同上书，第402卷，第1486—1487栏。
(158)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因为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出现僵局而休会时，斯大林于1944年11月6日发表了一篇讲话，把他的观点说得相当清楚。他说：
“……有什么方法预防德国方面的新的侵略呢，并且，如果战争竟然爆发的话，有什么方法及时加以扑灭，不让它有机会发展成为大战呢?
除非完全解除侵略国的武装，否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由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代表组成一个特殊组织，以维持和平和保障安全；把为了制止侵略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武装力量交给这个组织的领导机构掌管，并责成这个组织毫不迟延地使用这些力量，如果有必要防止或者制止侵略和惩罚战犯。……
我们能指望这个世界性组织的行动充分有效吗?它们会有效的，如果那些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大国继续以团结一致的精神行动的话。假如违背这一基本条件，行动就不会有效了。”（斯大林：《伟大的卫国战争》，第141—142页）
(159)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50页。
(160) 同上书，第2卷，第1671—1672页。
(161) 美国的4月24日草案在会议开始以前经过修改。这第二份草案就成为宪章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会上所商定的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美国草案先后各稿的文本发表于《战后外交政策的准备》，第582—591、595—606页。英、俄、中三国政府向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提出的建议草案，到1952年为止尚未公布。
(162) 名称问题是一个必须在敦巴顿橡树园解决的问题。这样就采用了“安全理事会”这个名称。这是由于苏联的建议，它代替了美国草案中的所谓“执行理事会”。整个组织的名称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最后决定称为“联合国”。
(163) 查尔斯·K·韦伯斯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历史》（Charles K.Webster:“The Making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History），1947年，第31卷，第17页。
(164)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62、1683页。
(165)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77、1684页。
(166) 同上书，第2卷，第1682、1684、1698页；《战后外交政策的准备》，第322、616页；韦伯斯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前引刊物，第28页。
关于敦巴顿橡树园提案最后文本起草的详细经过，有一个饶有趣味的例子，见《战后外交政策的准备》，第610—611页。那里转载了规定军事参谋委员会职责的那项条文的先后四次草稿。
(167) 1944年2月1日，最高苏维埃对苏联宪法正式作了如下的修改：“各加盟共和国有权同外国直接建立关系，签订协定，以及互派外交和领事代表。”（罗思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50页）当然，这给葛罗米柯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建议提供了法律根据。
(168)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78—1680页；《战后外交政策的准备》，第317—318页。
(169) 安理会理事国的资格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英国带头支持法国要求列入大国的主张，他们在美国的支持下达到了目的。大家同意，到适当的时候法国应同中国和三大国一起成为第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为巴西努力争取同样的地位，未能成功（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78页）。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规定为6个，使小国在安理会中在数目上占优势。这意味着至少必须得到某些小国的同意才能作出决定。
(170)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700—1701页；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7—30页。
(171)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701—1705页；《战后外交政策的准备》，第324—327、614页。
(172) 见上文，原著第319、333—334页，以及下文，原著第597页注①（即本书第752页注⑤。——译者）。
(173)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706页；李海：《我在现场》，第304页。
(174) 特别可参阅《纽约时报》詹姆斯·赖斯顿的报道。
(175)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57—1670、1686—1699页）详细地叙述了他怎样竭力使一个新的和有所改进的“国际联盟”的准备工作成为一种非党派性的工作。
(176) 《战后外交政策的准备》，第328、335页。
(177) 韦伯斯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历史》，1947年，第31卷，第26页。
(178) 例如，见1944年10月10日《消息报》，1944年10月11日《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报道；1944年10月10日、12日、13日和14日《纽约先驱论坛报》，10月10日《纽约时报》、《每日先驱报》、《新闻纪事报》，1944年10月12日《泰晤士报》。
(179) 罗森曼：《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开发表的文件和讲话》，1944—1945年卷，第350页。
(180) 斯大林：《伟大的卫国战争》，第137—138页。
(181) 见上文，原著第489—490页。
(182) 除了所谈的问题性质既专门又复杂这一点外，美国人还希望把事情拖到11月初的大选以后再解决，很可能这就促使会谈持续了这么久。
(183)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528—529页。
(184) 在对日战争还要打下去的时候，要使国会通过这样一笔贷款是几乎不可能的或者完全不可能的。倘使极力想通过这样一笔贷款，就会使许多美国人认为英国人等不到胜利就想退出战争了。
(185) 在194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曾经认为1945年1月1日是对德战争大致可以结束的日期。不过到10月间举行这次会议时，形势已经变得很清楚，德国大概能够抵抗到1945年春天，虽然英国内阁直到1944年10月25日才正式决定要根据这种情况来制定计划（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517页）。
(186) 同上书，第529—531页。
(187) 见上文，原著第440—441、489—490页。
(188) 参阅标志着会谈结束的那份美国官方声明：“鉴于盟国使用租借法的援助只限于对赢得战争有直接贡献的项目，因此租借物资自始即不能供作商业上再出口之用。这项政策也将毫无变动地继续下去。”（《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140—141页）丘吉尔在下院作了一个类似的声明，1944年11月30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6卷，第69— 73栏。
(18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141页。
(190) 汉考克和高英：《英国的战时经济》，第532页。
(191) 同上书，第531—532页。关于这次谈判中较多是从个人角度所作的一篇记述，参阅哈罗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生》，第586—591页。
(192)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138页。
(193) 苏联拒绝参加会议的借口是，大会邀请了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参阅1944年10月30日塔斯社新闻公报，见罗斯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210页，并可参阅第101页。
(194) 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考虑是，战时英国飞机厂已经停止生产运输机，而美国却生产运输机供所有盟国使用，因此美国的航线可望获得极大的利益。
(195) 协定的全文见《美国对外政策文件，1944—1945年》，第572—617页。
(196) 见上文，原著第453页。
(197)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92—93页。
(198) 作为比较：第三号议定书提供的工业机器和设备的价值为4.54亿美元，在议定书有效期间实际交货的只有3亿美元左右（《对苏供应议定书》，第71页；迪恩：《奇异的同盟》，第92—93页）。
(199) 《对苏供应议定书》，第112页。
(200) 迪恩：前引书。
(201) 见上文，原著第398、460页。
(202) 《美中关系》，第66页。
(203) 同上书，第72页。
(204) 《美中关系》，第69页；李海：《我在现场》，第319页。
(205) 《美中关系》，第73页。参阅赫尔利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证词〔《远东军事形势意见听取会记录》（Hearings on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51年版，第四部分，第2409页〕。
(206) 《美中关系》，第74页。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中国的政策同英国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政策是相仿的。同样，共产党提出的同现政权合作的条件在这三个国家中几乎完全相同，这一点也十分显著。
(207) 《美中关系》，第75页。
(208) 同上书，第76—83页。当时有一个没有实现的计划，即打算送一些美国供应品和伞兵部队到华北共产党的军队中去，协助他们对日作战，这件事使得局势更为复杂。当赫尔利发现这项计划后，他立即否决了它。共产党人对这一举动愤愤不平，而赫尔利则对在中国的某些美国下级领导人的举动感到恼火，这些人倾向于对共产党人采取比他较为友好的观点（李海：《我在现场》，第339—340页）。
(209) 《美中关系》，第82页。
(21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之承担特殊责任的两个国家，法国和中国，1944年都已经在和美国“闹别扭”。同时，甚至在新世界（西方习称美洲大陆为新世界。——译者），美国和阿根廷的关系也特别紧张。罗斯福和赫尔因为在他们自己范围内的事情都如此令人大失所望，便对势力范围这个概念从个人角度有了产生怀疑的理由。
(211) 见上文，原著第352、355—356页。
(212) 见上文，原著第493页及以后。
(213)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246页。
(214) 政治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斯大林甚至也没有详细说明他在远东的政治要求是什么。直到1944年12月，美国大使才把俄国的要求弄清楚。参阅哈里曼的陈述，《国会记录》，1951年8月27日，第A5666页。
(215)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247页。
(216) 同上书，第248—249页。
(217) 斯大林：《伟大的卫国战争》，第141页。
(218) 见上文，原著第378页。
(219)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249—252页。
(220)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355页；德吉恩甘德：《胜利行动》，第428页。
(221)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364页，蒙哥马利保留了对美国第九军的指挥权，所以并没有完全失去给予他的新的兵力。
(222) 1945年1月8日《泰晤士报》。在这次接见中，蒙哥马利对美国士兵大大恭维了几句，不过像下面的这种话却使美国人很生气：“……当我奉命调来接过指挥权时……我把后备部队配备在恰当的地方，从而稳住了局势——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们是知道的。我把美国和英国的军队重新集结起来。……”还有，“我对布雷德利说，他们可以十分体面地回到自己的阵地上来。他们〔指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回到了较为安全的阵地上。他们演了一出好戏”。
(223) 根据威尔莫特的《争夺欧洲的斗争》第611页，布雷德利的司令部最初收到的关于蒙哥马利接见记者的报告，是德国电台发表的经过他们编纂的东西。如果这话不假，我们就更能理解恶感的爆发了。这件事应该算是德国宣传工作的一次胜利（虽然只是一次没有什么结果的胜利）。
(224) 见上文，原著第390—392页。
(225) 在马耳他会议上，丘吉尔作了一次最后的尝试。他建议把亚历山大从意大利调来，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司令官，以代替空军元帅特德。后来，美国参谋长们清楚地表明，即使如此，亚历山大也不会比特德有更大的权力，这件事最后就搁下不提了（参阅威尔莫特：《争夺欧洲的斗争》，第666—667页）。
(226)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356—357页。
(227) 同上书，第362—363页。
(228)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369—371页。
(229) 见下文，原著第537—538页。
(230) 见上文，原著第495—496页。
(231) 例如，见1944年12月6日《纽约邮报》，12月9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2月4日、8日和9日《曼彻斯特卫报》，12月5日《每日先驱报》，12月7日《泰晤士报》等的社论。《每日电讯报》和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报纸几乎是仅有的拥护政府政策的伦敦报纸。在美国，《纽约时报》于12月6日和12日发表社论，支持英国的行动。
(232) 见上文，原著第425、478页。
(233) 科德尔·赫尔长期患病，罗斯福好不容易才劝他留任到1944年11月大选以后。1944年11月27日，他正式辞职了。
(23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172页。
(235)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39页；英国版，第2卷，第830—831页。
(236) 1944年12月8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6卷，第929—930栏。
(237) 地中海盟军总司令威尔逊将军建议，用美国船只装运援军到希腊去。金海军上将最初命令地中海的美国海军舰队司令，不准为这项目的使用美国船只，但是在这件事成为一场激烈的争吵前有人说服了金，收回了上述命令。这道命令当然是违反已建立的指挥系统的（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00—801页；英国版，第2卷，第832— 833页）。
(238) 麦克尼尔：《希腊的困境》，第153—162页。
(239) 1945年5月，希腊共产党的领导换了新人，共产党和政府合作了好几个月，甚至出卖了一小股全国人民解放军给政府军，因为这一小股人民解放军拒绝按照2月的协定缴出武器。同时，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也并没有全缴出来，有些藏在地窖里，以备日后可能使用。
(240) 1944年10月2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4卷，第494栏。
(241) 1944年11月17日罗斯福复信的全文见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的统治方式》，第116—117页；切哈诺夫斯基：《胜利中的失败》，第358—359页。
(242) 米科拉伊奇克：前引书，第117页。
(243) 1944年12月1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6卷，第1481栏。
(244) 米科拉伊奇克：前引书，第119页。
(245) 阿瑟·布利斯·莱恩〔《出卖波兰见闻录》（Arthur Bliss Lane: I Saw Poland Betrayed），印第安纳波利斯，鲍勃斯–梅里尔，1948年版，第73—75页〕略述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在12月16日到29日之间交换意见的情况，罗斯福要求斯大林不要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临时政府。斯大林没有理睬罗斯福的请求，这件事可能刺痛了这位总统。波兰新政权一宣布成立，美国人马上作出反应，就多少暗示出这种情况。很可能，斯大林在波兰的这种单方面的粗暴行为，部分原因是为了想抬高自己在雅尔塔会议中讨价还价的地位。当时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了。
(246) 见上文，原著第473页。
(247) 见上文，原著第474页。
(248)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东方的途径》（Fitzroy Maclean: Eastern Approaches），伦敦，凯普，1949年版，第518—520页；阿姆斯特朗：《铁托和巨人》，第54页；《南斯拉夫》，罗伯特·J·克纳编（Yugoslavia, ed．Robert J.Kerner），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378—379页。11月的铁托—舒巴希奇协定的全文见1945年1月24日《泰晤士报》。
(249) 巴克：《马其顿》，第98—101页；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28—229页。
英国的政策并不是顶重要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整整兜了一个圈子。在大战初期，英国政府曾打算促进成立一个联邦，到1944年年底，他们又反对任何南部的斯拉夫联邦，因为他们担心见到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国家出现，成为一个更大的巴尔干联邦的潜在核心。
(250) 见下文，原著第539页。
(251) 条约全文见罗斯坦：《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卷，第194—195页。
(252)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97—98页。
(253) 威尔莫特（《争夺欧洲的斗争》，第628—631页）认为斯大林是在等西线阿登地区的攻势和他自己在波兰的攻势使他对英美取得重大优势时，才同意举行雅尔塔会议的。他这种想法的根据很可怀疑。阻碍雅尔塔会议的主要因素是罗斯福和丘吉尔不愿意到俄国境内去会晤斯大林。要是他们在1944年秋季就打消顾虑的话，这次会议很可能在11月美国大选之后和1月间罗斯福第四次就任总统之前，就已经举行过了（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44—845页；英国版，第2卷，第836—837页）。
(254) 斯退丁纽斯12月5日发表的关于意大利和希腊事态的声明在丘吉尔心中引起了愤怒，霍普金斯对这位首相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设法平息一下他的怒气。
(255) 见上文，原著第505—508页。
(256) 见上文，原著第522页。
(257) 见上文，原著第518—520页。
(258) 甚至在波兰问题上——这是雅尔塔会议上最费唇舌的问题，美国人也倾向于首先考虑三大国的行动对联合国组织的影响，然后再考虑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因此，当讨论似乎要成为僵局时，斯退丁纽斯最后力促达成某种协议的要求，是基于下述看法而作出的，即如果不能达成一项美国舆论可以接受的协议，美国是否参加未来的世界组织就可能成为问题（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99页）。
(259)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21页。
(260) 同上书，第88页。
(261) 同上书，第84—86页。罗斯福连国务院在会前为他准备的参考文件也不想费神去看一看（参阅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5页）。
(262)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还不急于向美国取得贷款，他只是两次偶尔提到这件事的可能性。
(263) 参阅多伊舍尔：《斯大林》，第542—543页。
(264) 参阅斯退丁纽斯在《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94页和第218页上所叙述的斯大林和丘吉尔就希腊问题所进行的交锋。丘吉尔赞扬说：“据我所知，没有一国政府比苏联政府更能切实地信守自己的义务，即使这样做对自己很不利。”（对下院的发言，1945年2月2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8卷，第1284栏）
(265) 见上文，原著第482页。
(266) 见上文，原著第494页。
(267) 见上文，原著第530页。
(268) 参阅斯大林重复过两次的话，他说波兰临时政府同法国的戴高乐政府一样“民主”（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47页）。
(269) 斯退丁纽斯有一段记载，读来极有启发。他说，有一次丘吉尔竟然大胆去揭开了一点遮盖着整个波兰争端的那幅模棱两可欺人之谈的幕布。2月9日，丘吉尔指出，在有些国家里，组织选举的政府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斯大林回答说，他不认为波兰是这样一个国家，因为波兰人不是文盲。罗斯福说了几句缓和的话，从而结束了这件事（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14—216页）。任何人，就连丘吉尔，也并不真想探索一下在一致颂扬民主的背后隐藏着的对抗。
(270)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48—849页；英国版，第2卷，第840—841页。
(271) 见上文，原著第346、352—353、359—360、368—370页。
(272) 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48页；李海：《我在现场》，第346页。
(273) 当丘吉尔极力主张在亚得里亚海进行一次水陆两栖作战时，他是考虑到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目的。军事方面，在亚得里亚海顶端对德国后方发动一次水陆两栖的进攻，多半会迫使德国人从意大利撤退。这样便可以结束1944—1945年冬季在高峻的亚平宁山区进行的缓慢而艰苦的战斗。政治方面，丘吉尔急于要在红军到达维也纳以前在该市驻上英美军队，他可能还考虑到，如果英国军队能在南斯拉夫境内或者通过南斯拉夫作战，他便可以更好地利用他在1944年10月和斯大林做成的交易了。铁托对英国的动机公然表示怀疑，他已拒绝1944年11月英国建议提供的军事援助〔见上文，原著第496页注⑤（即本书第626页注①。——译者）〕，这一定使丘吉尔很灰心。的确，到1945年初，他可能已把南斯拉夫当做一次不愉快的交易而把它一笔勾销了。当然，他并不准备为了硬要让英国人在南斯拉夫事务中插手而同铁托打一仗，像在希腊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作战那样。在1944年11月以后，丘吉尔一定已经看到，似乎只有那样打一仗才能给南斯拉夫游击队留下个印象。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预定从地中海撤走的五个师中有三师人是加拿大部队。加拿大政府和军事当局极想把部队从意大利撤走，集中在西线上，并把所有加拿大部队组成一支单一的（更接近于自主的）军队。这当然大大削弱了丘吉尔的地位，美国和加拿大的联合压力是丘吉尔所受不了的。关于加拿大的态度，参阅林加德和特罗特：《国际事务中的加拿大》，第166—170页。
(274) 关于这两个争执不下的计划的内容，见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369—372页，又见上文，原著第522—523页。
(275)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48页；英国版，第2卷，第840页。
(276) 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48页；坎宁安：《一个水兵的漂流记》，第628页。
(277) 见上文，原著第488页。
(278) 菲利普·E·莫斯利：“对德国的占领”，《外交》季刊，1950年7月，第28卷，第597—599页。
(279) 菲利普·E·莫斯利：“对德国的占领”，《外交》季刊，1950年7月，第28卷，第597—599页；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65—66页。
(280) 丘吉尔也在场，并且非正式地参加了军事和政治的讨论。
(281)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63—71页。
(282) 关于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的健康状况的各项报道是相互矛盾的，显然大多是根据各个观察人遇到总统时的心情和时机而定的。参阅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73—74页；坎宁安：《一个水兵的漂流记》，第627页；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72—73页；哈里曼关于战时美国同苏联关系的报告，《国会记录》，1951年8月27日，第A5666页。
(283)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29、246页；李海：《我在现场》，第374页。
(284) 见上文，原著第530页。
(285)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97—99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51页；英国版，第2卷，第843页。
(286) 李海：《我在现场》，第353、355—356、340—341页。实际上，在雅尔塔参谋长级会议上，最重要的军事商谈是英美之间进行的商谈。在马耳他没有完全解决的多项问题，现在都商定了。详细载明所作出的决议的正式报告送交丘吉尔和罗斯福批准。这件工作直到2月9日即会议结束前两天，才告完成。
(287)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367页；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49页。
(288) 李海：《我在现场》，第361—362页。
(289) 见上文，原著第378—379、519—520页。
(290)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157、251—254、265页。又见下文，原著第579页。迪恩将军在雅尔塔会议上缔结的一项协定也遭到类似的命运。这个协定规定了把获释的战俘遣返俄国和美国军队的方法和程序（参阅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74页；迪恩：前引书，第188—191页）。
(291) 见上文，原著第352页。
(292) 见上文，原著第519页。
(293) 哈里曼关于战时美国同苏联关系的报告，《国会记录》，1951年8月27日，第A5666页。
(294) 见上文，原著第347—348页。
(295) 罗斯福对于远东的历史不大熟悉，他也许完全没有认识到，斯大林要求归还的权利当初也是通过他本人所谴责的帝国主义方法取得的，而且这些权利老沙皇们也只是短暂地享有过——就旅顺来说，为期仅有6年。
(296) 哈里曼关于战时美国同苏联关系的报告，《国会记录》，1951年8月27日，第A5667页。在第一次开罗会议时，罗斯福曾经向蒋介石试探过使大连成为自由港的问题。
(297) 哈里曼关于战时美国同苏联关系的报告，《国会记录》，1951年8月27日，第A5667页。协定文本实际上是在签字足足一年以后于1946年2月11日才公布的〔《国务院公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946年2月24日，第14卷，第282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355—356页〕。
(298) 艾登反对首相这样做（参阅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93页；威尔莫特：《争夺欧洲的斗争》，第653页）。
(299)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66页；英国版，第2卷，第854页；李海：《我在现场》，第364页；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90—94页。
(300) 李海：《我在现场》，第373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67页；英国版，第2卷，第855页。说来奇怪，斯退丁纽斯在逐日记述会议的情况时，没有提到这项宣布。不谈这一点，可能是由于斯退丁纽斯希望使自己对这个协定不负任何责任。事实上，斯退丁纽斯的记载给人一个和李海的记载十分不同的印象。舍伍德的书讲得不很清楚，但是意思好像是协定的一般条款全摊到了会议桌上。
(301) 见上文，原著第538页。
(302) 这项决议作出之后，盟国之间龃龉丛生，一时颇为混乱，关于这些情况的详细叙述，见菲利普·E·莫斯利：“德国的肢解”，《外交》季刊，1950年4月，第28卷，第487—498页。
(303) 关于他以前在德黑兰会议上所作的同样声明，见上文，原著第356页。
(304)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33页。
(305) 在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的秘密会谈的记录发表以前，不可能设想出雅尔塔会议的全部情况。很可能是，丘吉尔找到机会私下里和斯大林打交道以支持法国，不过丘吉尔也许给了斯大林某种报酬，如果给了的话，给的是什么，就只能由人们去臆测了。也许是，英国人接受了俄国对波兰的方案，以换取斯大林接受英国的建议，准许法国参加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不过这仅仅是猜想而已。
(306) 见上文，原著第489—490页。
(307) 这个数字并不完全是随随便便决定下来的。俄国的专家们估计，大战结束时德国的国家财富约为750亿美元，其中大概有220亿到230亿美元是可动的，可以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他们计算，从可动的财产中减掉100亿美元将使德国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大致相当于东欧国家的生活水平（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55页）。
(308)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23—127页。
(309) 同上书，第206页。
(310) 李海：《我在现场》，第371—372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62页；英国版，第2卷，第851页；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34—236页。后者的记载说，是斯大林“作了让步”，而不是罗斯福，但是，从议定书上的文字看，斯退丁纽斯的说法不是十分正确的（同上书，第308页）。
(311) 见上文，原著第507—508页。
(312)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37页；李海：《我在现场》，第356页；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40页。丘吉尔也觉得很难对这个尚未诞生的组织的程序上的技术问题产生兴趣。在雅尔塔会议前夕，丘吉尔倾向于这样的意见：既然凡事都要靠三大国不断进行协商，那么承认事实，接受俄国人关于绝对的和不受限制的否决权的论点倒是明智的。而艾登却支持折衷的建议（参阅同上书，第58—59、64页）。
斯大林这时自称还不了解情况，可能是精心策划的一着，以便有更多时间同罗斯福进行幕后交易。斯退丁纽斯对当时的情况没有作这样的解释，不过雅尔塔会议的许多幕后工作他都未能参加。
(313)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32—137页。
(314) 这个决定可能是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人秘密会商的结果。无论如何，正在这次全体会议开始之前，丘吉尔能够通知斯退丁纽斯：“乔大叔将接受敦巴顿橡树园了。”（按：乔大叔系指斯大林，“乔”是约瑟夫的昵称。——译者）
(315) 见上文，原著第506页。
(316) 当年反对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论据之一就是英国的票数会压倒美国，因为在那个组织中，英国的海外自治领和联合王国一起分别取得了代表权。苏联想在联合国组织的大会中享有多重代表权的要求，可能使罗斯福遭受类似的批评，他总是念念不忘威尔逊的先例的。
(317) 丘吉尔还试图推迟就成立这一新组织而召开的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作出决定——美国人认为这是出于英国内政的考虑。参阅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63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63页；英国版，第2卷，第852页。
(318)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78、186页。
(319) 阿根廷是从候选国名单中特地勾销了的。斯大林问罗斯福，阿根廷是否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总统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过他又对他的话加了一个限制，说如果阿根廷对联合国家的政策作了根本的改变，那也可以接纳（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80页；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38—39页）。关于阿根廷的问题，又见下文，原著第585、595页。
(320) 见上文，原著第508页。
(321) 丘吉尔的愤怒可能有一部分是故意作出来的。不过他持这种态度也有他的理由，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似乎向斯大林提过，香港实际上应该交还给中国（李海：《我在现场》，第368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66页；英国版，第2卷，第854页）。但是，一旦总统在大连和旅顺问题上同斯大林做成那笔交易以后，他就几乎不可能镇定自若地向丘吉尔提出香港问题，因此很可能他抑制住自己没有这样做。
(322)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40页；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49页；李海：《我在现场》，第344页。
(323)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41页；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50—251页。
(324) 见下文，原著第577页。我们无法说明罗斯福为什么会犯这个策略性的错误。一方面他和他的顾问们肯定过高地估计了公众反对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可能罗斯福希望设法劝说俄国人放弃这整个事情，在大会中只要一个席位（参阅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49页）。从实用观点来看，这整个事情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大会只有有限的权力，在四五十个国家当中，无论如何，多两票影响不大，或者是毫无影响的。
(325) 然而，斯大林的确同意让边界线从寇松线向俄国境内放宽5到8公里，以适应当地的地形。
(326) 美国宪法中的一项规定使罗斯福在最后一分钟不得不更改波兰疆界协定的文字。协定没有责成三个盟国政府负责变更领土——这一步骤可能侵犯美国参议院的特权——而只采取了表达三国政府首脑意愿的形式（参阅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39页）。
(327)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48—150、199页。
(328) 同上书，第192页。
(329)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309—310页。
(330) 关于该委员会的会议，见下文，原著第576页及以后。
(331) 李海：《我在现场》，第370页。
(332) 罗森曼：《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开发表的文件和讲话》，1944—1945年卷，第583页。
(333) 1945年2月2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8卷，第1280—1284栏。
(334)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305—306页。
(335) 同上书，第218页。
(336) 见上文，原著第529页。
(337) 惟一有争议的一点是关于铁托—舒巴希奇协定的两个附件，这是英国人希望写进去的。这两个附件规定把没有被控通敌的战前南斯拉夫的议员选到铁托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去，以及铁托的委员会通过的法案应交未来的国民议会批准。斯大林没有多加辩论就接受了这些规定（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08、214页）。
(338) 这同时也是对美国石油公司的拒绝，这些公司也一直想向波斯政府谋求开采权（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09页）。
(339)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83—485页。
(340)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75、230页；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65页；英国版，第2卷，第853页。
(341) 关于蒙特勒公约，见《概览，1936年》，第584—645页。
(342)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37—238页。
(343) 这个安排代替了国务院敦促罗斯福采纳的成立一个欧洲高级委员会的计划，总统拒绝了这个意见，因此没有把它提到雅尔塔会议上来（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42、193—194页）。
(344) 同上书，第219、309页。
(345) 雅尔塔会议的公报和议定书的全文载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348—355页；也载于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93—312页。
(346) 参阅《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1945年2月13—14日的社论，以及1945年2月14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刊载的17种主要报纸的评论摘录。
(347) 例如众议员奥康斯基和参议员惠勒的评论，《纽约时报》，1945年2月14日。
(348)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73—875页；英国版，第2卷，第861—863页。
(349) 例如，见《曼彻斯特卫报》、《新闻纪事报》、《每日电讯报》、《每日先驱报》；《每日快报》、《工人日报》等1945年2月14日的主要文章。
(350) 引自《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2月14日。
(351) 斯大林最初对于雅尔塔各项决议感到的满意大概没有持续很久。他在1945年2月23日庆祝红军节的演说中惹人注目地没有提到雅尔塔，并且也的确只是极其轻描淡写地提到西方盟国。这和他1944年11月6日的讲话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次他详细地谈了俄国和西方的合作（斯大林：《伟大的卫国战争》，第131、137、148—151页）。当时在罗马尼亚，已经爆发了同西方国家之间的麻烦（见下文，原著第575页）。这也许可以说明这一变化，如果是变化的话。也可能政治局委员对俄国人在雅尔塔所作的某些让步表示反对，并且说服斯大林多少改变了看法。霍普金斯那样的人倾向于认为，事实可能是后面这种情况（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70页；英国版，第2卷，第859页）。
(352) 要知道罗斯福是否多少熟悉一点布尔什维克的思想，这倒是颇为有趣的。一个他那一代的、具有他那种教养的人，很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除了从漫画上见到——报纸漫画上的那种长头发、扔炸弹的革命家。因为斯大林显然不符合漫画上的那种形象，罗斯福便会下结论说，漫画上那种形象完全是虚构的。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一窍不通，直到1946年他才像一个意外新发现似的注意到这种思想的全部力量，可是他却能在公共事务中起领导作用，这样的一个饶有趣味的事例见《福雷斯特尔日记》，沃尔特·米利斯编（The Forrestal Diaries, ed．Walter Millis），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51年版，第127—128页。
(353) 参阅斯大林在1947年4月9日对哈罗德·史塔生所说的话，他在讲话中把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样的，并且断言希特勒式的政府和美国式的政府差别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政治性的因素”（《苏联新闻》，1947年5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