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意大利的抵抗运动

伊丽莎白·威斯克曼

第一节　意大利人的心理状态（1940年6月—1943年9月）

我们有各种理由可以假定，意大利人在1940年6月是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参与墨索里尼的军事冒险的。在法西斯领导人中，有两三个人，像法里纳契和阿尔菲耶里，是真正亲德的。其余的人则因为从背后暗算法国而感到有点局促不安，而一些技术专家却知道意大利无法取胜，除非这场战争在一星期左右就结束。墨索里尼一旦宣战，就失去了他在慕尼黑外表上挽救和平所获得的声誉。实际上，自从德奥合并以后，他对希特勒的卑躬屈节，包括他企图迫害犹太人的尝试，不仅在反法西斯圈子里受到谴责，而且在很多法西斯分子（包括齐亚诺在情绪不佳时）中也受到了谴责。

这时，尽管墨索里尼发出好战的叫嚣，可是，他本人和他的运动都已日益臃肿和乏力了。意大利国内仅有的一点热烈的情绪都在希望他们垮台，而不是希望为他们的胜利作战。接着是在巴尔干国家、北非和俄国的战役。意大利士兵一般不得不在装备不足的情况下作战。有时候他们打得相当好，可是除了黑衫党的部队，他们都没有任何真正的热情。⁽¹⁾其中有很多人觉得他们没有呆在乌克兰、希腊或者南斯拉夫的权利。在克罗地亚——特别是在达尔马提亚——和门的内哥罗，1942年的意大利第二军团听任南斯拉夫游击队在山区内活动，而不同他们对抗。相反地，意大利人以武器供给米哈伊洛维奇的切尼克人，以便让他们代替意大利人去同铁托的游击队作战，这不久就几乎成了正常的事情。⁽²⁾

在国内，定量配给和空袭都不是愉快的事情，而且这两者还暴露出了这个政权的无能和腐败。从1942年初开始，也就是早在1942—1943年那个决定性的冬季以前，在一般公众对战争消极地感到遗憾的同时，一些活跃的反对团体已在开始组织起来。通常总有这两类人，工人阶级和其他人士。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一直在都灵和米兰存在下来。意大利的一再失败和俄国人的抵抗使它们得以发展成长，从前的社会党的关系又被接上了，特别是在米兰和热那亚。共产主义抵抗中心如同它在意大利共产党创建人葛兰西的时代一样，仍然是在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里。有重大意义的是，都灵法西斯工会的书记在1942年9月间召开了一次工厂职员的会议，用了下面这样的语言：“如果一个人是一支胜利的大军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是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话，他就没有权利软弱或感情用事，他就没有权利不把国家的敌人当成敌人看待。”⁽³⁾

非工人阶级的反对派是强烈地亲英的，并受到英国广播公司有效的扶植。在若干大主教教士中，不少人怀有和平主义的情绪，但是对真正的反政府活动最具有热情的，也许是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这种热情虽然模糊，却“左倾”得厉害，并且往往被人误称为“共产党”也心甘情愿。这种热情由于1941—1942年冬季苏联对德国日益成功的抵抗而得到了鼓舞，也由于意大利社会上的落后和不公正的情况而受到了鞭策。最典型的表现也许可以在佛罗伦萨看到，在那里卡洛·罗塞利的思想又复活了，人们传播他原来那句口号“正义与自由”。但是，在所有大城市里都有类似的团体，特别是在都灵，因为法西斯政权下的另一个受害者戈贝蒂在那里留下了同样的遗教。1942年中，这类团体中有许多都建立了联系，合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它重新使用了马志尼的“行动党”的名称，并于1943年1月出版了地下报纸《自由意大利》的第1期。⁽⁴⁾这时，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秘密报刊，开始发挥一些影响，而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则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

从1940年6月到墨索里尼垮台这一段时期，反法西斯史中应该记载的最重大的事件是，1943年春天发生了许多罢工运动。共产党于2月20日发出指示，⁽⁵⁾3月5日都灵市菲亚特公司的米拉菲奥里大工厂便开始举行示威游行。工人要求当局遵守以前作出的对于因轰炸而无家可归的工人给予赔偿的保证。地方当局显然不敢显得很严厉。一星期后，米拉菲奥里厂的工人在某些理事的鼓励下开始罢工，并散发传单要求面包、和平与自由。3月13日，当局对所有“遵守纪律”的工人一律发给300里拉。此后都灵的罢工运动暂趋平息，于是一些为首的人就遭到逮捕和绞死。3月19日，罢工开始从米兰的卡普罗尼工厂蔓延到布雷达和皮雷利各厂，⁽⁶⁾当局又作了一些让步。4月间墨索里尼和巴斯蒂亚尼尼去萨尔斯堡时，巴斯蒂亚尼尼对里宾特洛甫说到都灵和米兰的工潮，作为意大利不能继续作战的理由之一。⁽⁷⁾这是轴心国的欧洲第一次出现一场矛头直指它的统治者的强大的工人示威运动。

从1943年5月7日突尼斯陷落到7月25日墨索里尼垮台，意大利人心理状态的历史是同意大利的政治历史分不开的。⁽⁸⁾下述事例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特征：6月2日国王在罗马接见了当时被公认为反对派领袖的前社会党人博诺米，而不久以后，帕多瓦大学的拉丁文教授共产党人马凯西又访问了斐拉拉的驻军司令卡多纳将军。⁽⁹⁾接下来就是意大利宣布停战之前的不寻常的45天，凡是可以促使一个已是士气沮丧的国家益发沮丧的种种事情都在这45天中发生了。意大利人以为墨索里尼被免职，是为了便于与盟国讲和，但是他们却遭到从未经历过的盟军最猛烈的空袭，同时德国军队不断地涌进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国家显然将成为一个主要战场了。⁽¹⁰⁾他们以为墨索里尼是为一个民主政权让路的，却发现民主主义者都被国王和巴多里奥撇在一旁，报纸还是同以前一样受到严密的检查。最后，停战协定已经签订这一事实于9月8日下午8时宣布了（但协定的条件并未宣布）。第二天早晨，王室便向南逃往已被盟军占领的地区内的布林的西，王室自从1940年以来也日益不得人心，只不过不像墨索里尼那样一落千丈而已。

起初，混乱的情况十分可怕，在罗马尤其如此。各种各样反法西斯人士全部希望，德国人在罗马会遭到抵抗，一些政治团体的确向负责将领卡博尼提供了相当多的志愿兵。卡博尼本人后来说他是极想合作的，⁽¹¹⁾可是人们一般都指责他妨碍了合作。⁽¹²⁾有些意大利兵士，特别是卡多纳将军指挥的阿里埃特师，⁽¹³⁾同9月9日向首都进攻的德军发生了激战。次日，该师的残余战士和几个平民团体在圣保罗门和卡斯蒂诺金字塔附近拦住了入侵者，可是军队的领导人和军官们大多是失败主义者。他们通过老迈的卡维利亚元帅商定了条件比较有利的投降，但是后来德国人却对这些条件置之不理。有9个月，罗马成了意大利德国占领区的一部分。这时几乎肯定代表大多数公民的反法西斯委员会，同在别处一样，成为一个地下的民族解放委员会。⁽¹⁴⁾那年秋季，透过德国占领区的警戒线泄漏出来的惟一真正的好消息，乃是《四日刊》（9月27—30日）所发表的消息，说那不勒斯人在盟军迫近时奋起抗敌，把德国人赶了出去。这一次，如同后来类似的各次一样，意大利人总是声称是他们的起义把希特勒的军队赶走的，而盟军则反驳说，完全是由于盟军的进攻才使德军削弱到溃败的地步。⁽¹⁵⁾

第二节　意大利的抵抗运动（1943年9月—1945年4月）

战后，人们才发现，意大利对希特勒的抵抗⁽¹⁶⁾就某些方面说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运动中最为出色的。德国人因为先前盟友的背弃而十分愤怒，盟国则对他们先前的敌人又有所怀疑，两方都指责意大利人慌乱和懦弱。事实上，意大利人这时正处在最佳的时期，他们那种无政府主义的独创精神是搞地下政治抵抗运动和游击战的极好的武器。在1943年9月中旬的失望以后，一股向往正义与自由的热情高涨了起来，并带来一种使人想起加里博迪时代的、高昂的精神。这种高昂的精神激发出惊人的勇气，这在许多饱经盖世太保各种折磨的受害者当中尤其是如此。历史上的复兴运动几乎没有影响到工人阶级，可是那个有时被称为第二次复兴运动的抵抗运动，却是以北方的产业工人为基础的，它越来越多地获得了农民，特别是威尼西亚农民的支持。人们还注意到，妇女第一次变得热心于政治。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全国真是团结一致了。

要叙述一个各地如此不同的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的区域性传统对抵抗运动大有帮助，德国人和他们的新法西斯盟友都被这种遍地皆是的起义活动弄得狼狈不堪。每一处的情况似乎全是无关紧要的，但结果各处都成了九头蛇的头。⁽¹⁷⁾早期最重要的军事行动是在皮埃蒙特搞起来的，该地曾驻有意大利第四军。该军有许多成员参加了新的志愿军，因而游击队能够夺取到大量贮存的武器。⁽¹⁸⁾早在1943年9月12日，有十几个人聚集在库内奥，建立起库内奥游击队的第一个阿尔卑斯师。他们的领袖是加利姆贝尔蒂，一个年轻的律师和行动党党员。7月26日他在都灵和库内奥对群众讲话时，表示了强烈的决心，说全体人民必须同希特勒作战，以荡涤自己身上的法西斯污点。⁽¹⁹⁾游击队集结在瑞士的边缘地带。莱科附近的阿尔卑斯山区居民拒绝交出武器，他们是12个小伙子结成的一个团体，在奥塔湖上参加了菲利波·贝尔特拉米的队伍，⁽²⁰⁾后来变得远近驰名。共产党领导人莫斯卡泰利不久成了塞西亚地区的统治者，他在那里的权力地位直到战争结束几乎都没有中断过。游击队集结在利古里亚的亚平宁山中某些阵地上，逃出来的英国军官特别在这里（不过也在其他地方）成了很好的指挥官。⁽²¹⁾威尼西亚的局势一直很紧张：这里是对德国交通十分重要的交叉路口，但也是铁托和意大利游击队之间的通道（在南斯拉夫的意大利士兵，有些人在意大利停战后参加了铁托的部队，他们之间当时的确有一种真正的兄弟情谊）。⁽²²⁾总之，威尼西亚在传统上是激烈反德的。

米兰成了上意大利的政治大本营，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通常总在那里开会。像在罗马以及后来在成立有民族解放委员会基层组织的所有较小的地方那样，意大利北部民族解放委员会至少包括5个政党的代表，其中共产党和行动党几乎总是最强有力的。米兰委员会尤其是这样，这两个党在那里的领导人分别为路易吉·隆哥和费鲁乔·帕里。⁽²³⁾其他3个党是自由党、社会党，以及那个起初行动消极、态度不明的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一直有分裂和犹豫不决的迹象，而天民党则在布里西亚力量最大。附带提一下，各支游击队伍往往是相当含糊地凭政治色彩来区别他们自己，最普通的总是共产党的加里博迪支队或是行动党的“正义与自由”支队，甚至没有真正群众基础的自由党，也提供了佛朗奇支队和后来的复兴运动支队。⁽²⁴⁾

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要政治任务是为游击队筹措金钱和给养，破坏工业生产，以及发行秘密报刊。起初，皮埃蒙特第四军的遗产，就是金钱和武器两者的主要来源，瑞士的朋友也提供了一些金钱。有些工业家也以食品和鞋袜来帮助游击队。⁽²⁵⁾米兰和其他地方的法尔克大钢铁厂是由德国人供给原料并严加控制的，该厂的恩里科·法尔克同工人一起密谋，把生产减少到最低限度。⁽²⁶⁾其他一些厂主也有这样做的。米兰和都灵所有较大的工厂的工人，都善于利用某种好像有理的经济借口展开短期的静坐罢工。鉴于德国最高统帅部越来越依靠意大利北部的工业生产，这种破坏活动就很重要了。1943年12月和1944年3月在米兰以及1944年6月在都灵，也发生历时较长的罢工，当时菲亚特厂的工人就这样成功地使当局未能把菲亚特工厂迁往德国。罢工当然是严格禁止的，罢工者总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可是意大利北部这些工人如此团结一致，以致德国军事当局不敢采取行动，唯恐达不到他们的目的。⁽²⁷⁾他们总把尽可能多的劳工送往德国，因为在那里比较容易施行高压手段。⁽²⁸⁾

为了表达抵抗运动的愿望，意大利人很快就办起了丰富多彩的地下刊物，某些杰出的作家和记者全向这些刊物投稿。印刷机和工作人员常常真的被发现了，或者差点被发现，可是迅速便安排好转移。在这方面，像抵抗运动的所有其他工作那样，一个人遭到逮捕，立刻就有另一个人顶替。所有的政党这时都尽可能按期发行它们的报纸，某些游击中心也出版自己的报纸。地下刊物还传播德国人和新法西斯分子想要查禁的消息。在北部，恩佐·博埃里就是收集和散发消息的人士之一。⁽²⁹⁾1943年11月初，在那不勒斯成立了一个团体叫做“意大利抵抗组织”，后来发展成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在意大利南部的盟国军队和北部的抵抗运动之间逐步设法建立越来越多的联络线，这方面的中心人物就是雷蒙多·克拉韦里。⁽³⁰⁾

1944年5月间，墨索里尼的新法西斯政权向游击队提出“最后建议”，要他们投降以求得宽恕。它还威胁说，此后凡发现携带武器者将立即予以枪毙。这项“建议”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这时候大势已定，不过在盟军于1944年6月4日进入罗马时，中部和北部的战斗几乎还没有连接起来。在外面世界上，这件事因盟军攻入法国而立即无声无息了，可是在意大利，把德军赶出罗马的心理影响却是深远的。⁽³¹⁾凯塞林在6月17日的一项命令中强调指出，“意大利战区，特别是意大利中部”，情况日益恶化，⁽³²⁾德占区和意大利解放区之间的鸿沟已不再是像深渊那样张着大口了。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觉得，新成立的博诺米政府比巴多里奥政府更可以信任。米兰的领袖们要求⁽³³⁾应该派卡多纳将军来协调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军事工作。这位将军在1943年12月和1944年1月间已经秘密访问过米兰的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8月间，他又被空投到他们那里去，接过了协调战斗的游击队这项极其复杂的任务，这些游击队从这时起已改称“自由义勇军”。⁽³⁴⁾盟军已经大规模地向他们提供武器——帕里后来写道：“武器像下雨般地从天而降”⁽³⁵⁾——而从新法西斯队伍中开小差过来的人以及各处的一些成功的小规模战斗，亦复不少，足以促成显著的变化。有趣的是，帕多瓦大学已经成为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威尼西亚的活动中心，该校提供了它的化学研究所所制造的炸药。⁽³⁶⁾

随着盟军从罗马向北推进，佛罗伦萨的气氛也变得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抵抗运动的各团体都是很坚强的，其中主要的又是行动党和共产党。德国党卫队和他们的新法西斯政权走狗，再加上从罗马被赶出来的同伙，越来越残酷地追捕爱国人士。⁽³⁷⁾7月30日，德国人下令居民从安诺河沿河一带的房屋撤出。8月3—4日夜里，他们炸毁了河上的桥梁。⁽³⁸⁾可是，游击队已经从郊外开始渗入市区，在盟军逼近时，激烈的巷战开始了。一星期后，8月11日，佛罗伦萨解放了。然而，此后不久，盟国军队却在斯培西亚—里米尼或称哥特防线前面人困马乏地被挡住了好几个月。

那年秋初，在皮埃蒙特西北部瑞士边境上的奥索拉地区，游击队演出了一出英雄诗剧。这个地区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部分因为米兰的全部水力都是从这里发源的，所以这里是控制米兰工业生产的要地。游击队在周围的山区里实力强大。1944年9月初，有几支队伍，包括莫斯卡泰利率领的“加里博迪”支队和迪·迪奥率领的天主教民主党的托斯地区支队，冲下山来，一举攻进了多莫多索拉，赶走了德国人和新法西斯政权分子，在奥索拉盆地建立了一个小型共和国达6周之久。虽然盟军一度曾考虑采取这种军事行动，但是这时他们和卡多纳却不赞成这样干了。这是浪漫色彩的意大利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采取这种做法的那些人是要效法1849年马志尼的榜样，建立一个哪怕是暂时的象征性政权，以表现他们自己的民族愿望而不受盟国政策的约束。奥索拉那些爱国者非常缺乏武器，如果他们得不到增援，敌人肯定又会回来把他们赶走。事实上，敌人在10月的下半个月就是这样做了。⁽³⁹⁾

实际的情况是，尽管盟军对武器的供应在夏初很慷慨，但从8月初起，英国空军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对华沙的爱国者供应武器上，于是奥索拉的战斗就为此付出了代价。11月13日，亚历山大将军的一项命令，使意大利游击队更为沉痛地感到失望，他提出游击队应该分散回家，等到明年春天再活动，因为这时无法有效地使用游击队。卡多纳的态度一直非常客观，他后来指出，虽然冬季自然而然地促使那些可以回家的人都遵照亚历山大的指示行事，但是一些左派政党的愤慨却是很强烈的，也是有理由的。不仅共产党人，全体游击队也都觉得盟军司令部不信任他们，这一点倒不是完全不真实的。卡多纳同意隆哥的看法，认为军事领导人的态度必须始终是积极的，绝对不能这样消极。⁽⁴⁰⁾

由于来自瑞士的财政接济中断，游击队的经费问题在1944年夏初变得严重起来。一开始，阿尔弗雷多·皮佐尼就被推选为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因为他没有任何党派关系。6月间，他终于安排好由两家大银行——意大利商业银行和意大利信托银行——贷款给米兰的一些爱国企业，例如法尔克、爱迪生和皮雷利，再由这些企业把钱转给皮佐尼。可是需要的东西一直在增加。8月间，法国解放以后，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比较容易展开活动了。11月14日，帕里、皮佐尼和其他两个代表到达巴里郊外的莫诺波利与盟军当局进行磋商后，继续前往罗马，拜会意大利临时政府的成员。⁽⁴¹⁾这样，在人心非常沮丧的时刻，仍然能够作出几项重要的决定。盟军当局答应向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提供经费，这显然是宁愿借此进行控制，而不愿把控制权交给博诺米和他的同僚。同时，在1944年12月7日，梅特兰·威尔逊将军承认了财政援助的必然结果，即承认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意大利北部负责对敌斗争事宜的权力机构，也是在盟军部队到达前负责一切行政工作的权力机构。博诺米内阁批准了承认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意大利能够“自由决定其自身命运”（1944年12月20日）以前为临时政府。

在1944—1945年那个漫长的冬季中，意大利军事行动一直停滞不前，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4月10日，盟国军队终于开始行动了。后来，在4月19日，波伦亚的人民奋起反抗德军，发生了残酷的巷战。4月21日，盟军占领了这个要害据点。在此期间，著名的游击队英雄博尔德里尼⁽⁴²⁾和他的部下已经解放了弗利和腊万纳。从这时起，纳粹—法西斯方面就不过是个总崩溃的问题了，因为德国人和新法西斯政权分子都竭尽所能地在互相拆台。至于墨索里尼4月25日逃跑未遂及其后果，上文已经叙述过了。⁽⁴³⁾

与此同时，意大利北部正处于骚动中。游击队已经制定计划，准备接管各大城市并防止德国人破坏交通（像在佛罗伦萨发生过的那样）和工厂。1945年3月间，米兰的罢工增多了。4月初，游击队控制了米兰—都灵公路（主要的汽车路）。4月10日，共产党发出最后的指示——第16号——号召准备“群众起义”。4月23日，热那亚的民族解放委员会部队起来攻击德国人，后者被迫于4月25日投降。也在4月23日，米兰的铁路工人实行罢工。4月24日凌晨，共产党、行动党和社会党（在米兰，社会党是很强大的）的一个“起义委员会”发出命令，在大街和工厂公开进行抵抗。4月25日在试图同墨索里尼谈判的时候，布雷达公司和皮雷利公司的一些厂里全发生了战斗。4月25—26日夜间，游击队占领了无线电台。隆哥向卡多纳汇报了情况。4月27日清晨，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接管了权力。⁽⁴⁴⁾在都灵，工人于4月25日开始占领工厂，他们同德国人展开了激烈战斗，德国人大都夺路逃出市区。⁽⁴⁵⁾民族解放委员会于4月28日接管了该市。这样，在盟国军队到达以前，⁽⁴⁶⁾意大利北部的重要城市基本上已经全部落入爱国者手里——有时候，例如在都灵，伤亡惨重。接着，盟国当局就着手匆匆接管一切权力，其急促情况往往暴露出来，很不策略。事实上，他们对游击队的不信任，给意大利解放的气氛投下了阴影。

除了全面不信任的气氛外，意大利人还同法国人为了向来讲法语的奥斯塔地区发生了一场冲突。从1943年底开始，那里对纳粹和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一直是由埃米尔·夏努领导的，他在1944年5月间被新法西斯分子折磨死了。那年冬季，主张脱离意大利并入法国的宣传，开始从奥斯塔地区的一些教士中散布出来。1945年4月28日，当地的游击队赶走了敌军，可是次日晚间，法国的巡逻队越过了边境。这时，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奥斯塔人全部情绪激昂，其中奥斯塔人最希望的也许是自治。⁽⁴⁷⁾5月5日，盟国军政府和美国军队接管了奥斯塔地区。⁽⁴⁸⁾

最后，必须记载一下的是，除了在与盟军正式作战中阵亡的意大利士兵外，抵抗运动付出的代价至少是：有2万人被击毙（或者被折磨死），有4万人受伤和失踪。⁽⁴⁹⁾往往还出现整个村庄被毁灭的情况，这是从1943年9月18日皮埃蒙特的博维斯村开始的。同时，还有被押送出境和受党卫队严刑拷打的事件。有许多资料记载了德军当局把死尸吊在沿街的所有树上，以宣扬他们的恐怖统治。也许，最声名狼藉的大规模屠杀，是1944年3月发生在罗马的阿德亚廷河畔的——当时从被捕的人中随便挑出了330个人加以杀害，因为有人在拉塞拉路扔了一枚炸弹，炸死了32名德国士兵。在全国的牺牲中，也许代价最大的是丧失了一些能干的——确实是才气横溢的——年轻领袖，像加利姆贝尔蒂、贝尔特拉米、莱奥波多·加斯帕罗托、库列尔以及无数其他人士，在以后的岁月中，人们将为这些人才的损失而深感惋惜。

(1)　又见上文，原著第309页注③（即本书第399页注①。——译者）。

(2)　又见下文，原著第659页。

(3)　见威斯克曼：《罗马—柏林轴心》，第288页。当时社会党的朋友们从意大利偷偷地送给住在瑞士的西洛内大量情报，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4)　行动党早期通过意大利商业银行的一个董事拉法尔·马蒂奥利获得了宝贵的财政援助。

(5)　路易吉·隆哥：《丛林里的人》（Luigi Longo: Un Popolo alla macchia），米兰，蒙达多里，1947年版，第40—41页。

(6)　又见谢尼斯：《我当警察总监的时候》，第171—172页。

(7)　见施密特的这次会谈的记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5卷，第452页（740-D）；《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194页。

(8)　见上文，原著第312—315页。

(9)　见卡多纳：《起义》，第18—19页；隆哥：《丛林里的人》，第43页。

(10)　盟军自己曾希望立即占领罗马周围的机场，但发现这些机场都控制在德国人手里；意大利人则进一步希望盟军在北部的利古里亚沿海地区登陆。

(11)　G·卡博尼：《停战协定与罗马的防御》（G．Carboni: L'Armistizio e la difesa di Roma），罗马，路易吉大学，1945年版，第14页。卡博尼是意大利情报组织的头子。

(12)　例如，见G·卡斯泰拉诺的《我们是怎样签订卡西比尔协定的》。隆哥（《丛林里的人》，第56页）说，卡博尼起初决定让平民武装起来，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

(13)　见卡多纳：《起义》。

(14)　委员会成员有博诺米、卡萨蒂、德·加斯佩里、鲁伊尼、南尼、斯科奇马罗、卢苏等人（见隆哥，前引书，第56页）。

(15)　见下文，原著第337页。

(16)　全靠了希特勒的实力才维持住了墨索里尼的萨洛共和国。见上文，原著第325—326页。

(17)　九头蛇：希腊神话，斩去一头立即生出两头的怪蛇。——译者

(18)　见卡多纳：《起义》，第99页。

(19)　伊丽莎白·威斯克曼：《意大利》（Elizabeth Wiskemann: Ital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110页。又艾戈·马尔凯维奇：《意大利产物》（Igor Markevitch: Made in Italy），伦敦，哈维尔出版社，1949年版，第171页：“我经常听到这句话：‘就我们来说，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报仇雪耻。’”

(20)　卡多纳：《起义》，第99页和第160页。

(21)　意大利方面的资料，往往忽视了这一事实。

(22)　又见下文，原著第663页。

(23)　见卡多纳，前引书，第129—130页。

(24)　见F·帕里：“意大利游击队”，《信使》（F．Parri:“L'Italia partigiana”, Mercurio），1945年12月〔《意大利也曾打过胜仗》专辑（Anche l'Italia ha vinto）〕，第13页；隆哥：《丛林里的人》，第421页。

(25)　当然，游击队有时也自行征用补给品，可是他们通常总先给收据，随后必定悉数偿还。

(26)　法尔克：“隆巴迪的工厂”（Falck:“Fabbriche di Lombardia”），《信使》，1945年12月，第259—263页。

(27)　抵抗运动特别把留在城市里的人组织起来，以便进行破坏活动等等。这些人被称为“爱国行动小组”。在乡村里，“爱国行动小队”具有大致相同的任务。

(28)　见上文，原著第323页。

(29)　见卡多纳：《起义》，第134页，和恩佐·博埃里：“无线电、情报、反间谍活动”（Enzo Boeri:“Radio, infomazioni, controspionaggio”），《信使》，1945年12月，第159—164页。

(30)　见雷蒙多·克拉韦里：“一个秘密组织”（Raimondo Craveri:“Un servizio segreto”），《信使》，1945年12月，第104—110页。

(31)　“必须指出，罗马陷落以后，出现了更严重的意志消沉……而游击队人数也大增。”（新法西斯将领们的会议记录，1944年6月15日，引文见威斯克曼：《罗马—柏林轴心》，第332页）

(32)　在纽伦堡审讯时曾引用这句话（《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221页）。

(33)　帕里：“意大利游击队”，《信使》，1945年12月，第13页；隆哥：《丛林里的人》，第226页。

(34)　共产党游击队的领导人始终没有完全承认卡多纳的权力，可是有趣的是，人们发现他对莫斯卡泰利，甚至对隆哥的印象都非常好（见卡多纳：《起义》，第170—172页和第132—133页）。

(35)　《信使》，1945年12月，第16页。克拉韦里（同上，第110页）说到“5月和6月的良好进展”。

(36)　梅内格埃蒂（帕多瓦大学校长）：“帕多瓦大学见闻录”（Meneghetti:“Cronaca dell' Università di Padova”），《信使》，1945年12月，第171页。

(37)　见马尔凯维奇：《意大利产物》，第180页以后。

(38)　隆哥：《丛林里的人》，第264—265页。

(39)　见马里奥·蓬范蒂尼：“奥索拉的小故事”（Mario Bonfantini:“Breve storia dell' Ossola”），《信使》，1945年12月，第201—207页；威斯克曼：《意大利》，第116页。

(40)　见卡多纳：《起义》，第200—201页；隆哥：《丛林里的人》，第332—333页。看到卡多纳多么宽厚地写到共产党人，而隆哥却怎样竭力不理会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一切努力，这是很有意思的。可是读一下卡多纳所记载的隆哥在皮埃蒙特怎样约束住共产党所支配的民族解放委员会那种也许可以理解的残暴行为，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41)　皮佐尼：“经费问题”（Pizzoni:“Il finanziamento”），《信使》，1945年12月，第83—86页。

(42)　博尔德里尼的化名是“比洛”，他就是以“比洛”闻名的。

(43)　见上文，原著第327页。

(44)　卡多纳：《起义》，第254页和第257页。墨索里尼当天在科摩湖上被游击队捉住了。

(45)　盟军当局要求皮埃蒙特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再等10天，可是该会的一名代表却成功地摆脱了这项要求。

(46)　当然，早在大军开进去以前，就有一些孤立的特种部队的军官已在现场。

(47)　这主要是对法西斯主义的中央过度集权的一种反应。

(48)　见A．P．E.：“奥斯塔地区的自治”，《今日世界》（A．P．E.:“Autonomy in the Val d'Aosta”, The World Today），1946年6月，第256—268页。

(49)　参阅隆哥：《丛林里的人》，第471页。他举出的数字很高。他的表说明，比较起来最重大的损失是在伦巴第。在第421页和第422页上，他举出了起事前夕米兰和省内所有爱国力量的一些很有趣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