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盟国政策的形成

第一节　莫斯科宣言

盟国战后对奥政策的第一个宣言是在1943年10月30日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结束时拟定的，其内容如下：

联合王国政府、苏联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一致认为，奥地利这个首遭希特勒侵略之害的自由国家要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

三国政府认为1938年3月15日德国对奥地利的强行吞并是无效的。从该日起奥地利所产生的任何变化，三国政府决不受其约束。三国政府声明，他们希望看到重新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并为奥地利人民以及面临同样问题的毗邻国家寻求作为持久和平惟一基础的政治与经济安全而开辟道路。

但要提醒奥地利注意：它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战，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但是在最后处理时，必然要考虑到它对自身解放所作的贡献。⁽¹⁾

虽然这是第一次联合宣言，但三国政府对于奥地利在战后欧洲的地位问题，在这以前当然已经作过相当考虑了。就英国而言，重新确定奥地利的独立，在一个时期内已经成为它所正式承认的一个作战目标。早在1939年11月12日，当时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在广播演说中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²⁾1940年11月9日，他在官邸演说中明确宣布，奥地利是英国为之而开战的国家之一，英国获胜后将予以解放。⁽³⁾1942年9月9日，当下院一位议员质询解放奥地利是否为政府作战目标之一时，艾登就是请他去查阅丘吉尔的这篇演说的。艾登补充说，政府当然不能在现阶段就承认或支持将来中欧任何具体的疆界划定，但同样并不认为本身要对1938年及以后奥地利发生的任何变化承担责任。⁽⁴⁾

这番话也许应该根据1942年2月13日丘吉尔致艾登的备忘录来加以考虑。丘吉尔在备忘录中对奥地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希望维也纳可能成为“多瑙河联邦的首府”。当丘吉尔本人考虑到奥地利在战后重建的欧洲所处的地位时，这种设想显然占有突出的位置，因为他在德黑兰和雅尔塔都以不同的方式坚持这种设想，而且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多次提到过。⁽⁵⁾

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在1943年2月2日进一步确定的，当时掌玺大臣克兰伯恩勋爵在上院重申，英国的作战目标之一是“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奥地利人民”，但又提出警告说，这个国家未来的政治地位，“从现在起到盟国胜利之日这段时期内，一定要受到奥地利国内及其国外若干事件的影响……而且必须取决……于将来奥地利人本身的态度，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目前正在和我们的敌人并肩战斗”。⁽⁶⁾

毋庸置疑，英国官方决心恢复奥地利独立的这些声明反映了英国公众对奥地利友好的真情实意。老一代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仍然保存着感情上的联系。而青年一代中有许多人还缅怀着两次大战之间在奥地利山间湖畔欢度假日和追求30年代在奥地利风行一时的事物，那是当年威尔士王子游览基茨布厄尔和韦尔特湖时开始盛行的。1946年格鲁贝尔以奥地利外交部长身份访问伦敦时，愤然看到英国人或许只把奥地利人视为“有趣的、生活丰富多彩的人民”，而认识不到他们是“欧洲国家大家庭中一个正派、勤劳而有才能的成员”。⁽⁷⁾然而情况比有趣和丰富多彩更糟。许多英国人简直难以想象一个外表如此乐观而友好的人民，竟会对德国纳粹主义那样一种僵化的信条真诚地表示同情。

但在比较小的熟悉奥地利的人的圈子内，在表示同情的背后，毫无疑问更为普遍地存在着内疚之感，因为1938年西方抛弃奥地利时，英国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如今政府领导人保证要完全改变对奥政策，使这些人的内疚之感得到宽慰。8年后，一个英国议员（空军中校沙克尔顿）坦率地说：

1938年奥地利遭到德国蹂躏是由于我们软弱无能。1938年的2月和3月……我正在柏林。当时的情况很明显，除非这个国家说一句决定性的话，奥地利就会灭亡——而奥地利是灭亡了。因此我感到我们对这个不幸的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⁸⁾

形成英国公众舆论的另一个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是奥地利流亡者和前奥地利大使乔治·弗兰肯斯泰因爵士在英国致力于宣传奥地利的事业。诚然，这些流亡者大部分不是正式的政治避难者，而是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他们的活动同其他国家具有流亡政府声望的逃亡集团的活动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1940—1942年间，在伦敦有两个主要团体。奥地利办事处是由社会党前议员海因里希·阿利纳主持的，成立于1939年，从1940年到1942年出版了《自由奥地利》月刊。1941年又组成了自由奥地利运动，把各种政治流派从共产主义者到君主主义者的许多小团体团结在一起，奥地利办事处也从属于这个组织。自由奥地利运动出版了德语周刊《时代之镜》，直到大战结束之后。除这两个主要组织外，还有第三个组织，即奥地利社会党人伦敦局，大部分是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包括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和奥斯卡·波拉克那样的杰出人物在内。奥斯卡·波拉克后来成为维也纳的社会党日报《工人报》的战后第一个主编。这第三个组织拒绝加入自由奥地利运动，其部分原因是该局的许多成员虽然反对纳粹，但在一个时期内还抱着与一个民主的德国联合起来的想法。这三个组织如能团结一致，显然是有利于奥地利的。但在1942—1943年间虽然作了多次努力，并由英国政府多方予以鼓励，⁽⁹⁾结果还是没有联合起来。奥地利办事处脱离了自由奥地利运动。1943年11月，在秘密的奥地利工会代表弗朗茨·诺维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自称为奥地利社团代表，是由自由工会、伦敦局、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党人等聚集起来组成的。⁽¹⁰⁾奥斯卡·波拉克在1945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宣称，奥地利社团代表乃是真正的代表，而自由奥地利运动实际上完全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它并不包括其他正式的政治团体，仅仅吸收了具有非共产主义见解的个人。⁽¹¹⁾

在大战期间，流亡的奥地利人和英国的许多同情者都作出努力要在英军中组成一支奥地利部队。丘吉尔本人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个计划，但从未实现，⁽¹²⁾虽然到战争结束时，据报道大约有3 000名奥地利人在英国军队中服役。⁽¹³⁾

在莫斯科会议前，关于奥地利的未来地位，美国似乎不曾有过比较正式的声明。美国忙于对日作战，又受孤立主义影响，国务院所关心的是战后大国合作的总的原则问题，而不太注意对待个别国家的具体政策，特别如本书前半部所论述的，战后如何处理德国尚无定见，把这一切综合起来，在1941—1943年间，从大西洋彼岸来看，奥地利问题似乎是一个很小的问题。1941年12月，丘吉尔首次会见罗斯福时，如果谈到了分割德国——看来有可能——他会顺带提到奥地利问题，这样猜测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罗斯福总统在1942年1月建立了战后问题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在研究分割德国的计划期间，毫无疑问考虑过奥地利问题。⁽¹⁴⁾然而，有鉴于陆军部和国务院的意见分歧长期阻碍美国制定一致的对德政策，注意一下这样的事实也许是并非毫无意义的：1943年10月28日，当时的陆军部长、前任国务卿史汀生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他对那时正在莫斯科讨论的恢复奥地利独立问题的怀疑：

他们显然一点也不领会，需要从根本上作出适当的经济安排来使和平持久巩固。……如果恢复25年前凡尔赛和会对奥地利所安排的地位，为什么他们会使奥地利重新处于不能自给自足的状态，看来他们对此全然没有考虑到。战后的中欧要有饭吃。要吃饭就得免除关税。⁽¹⁵⁾

美国在莫斯科会议前的想法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最后一个奥地利国王查理士的长子奥托大公所采取的态度，他是前奥地利流亡在美国的最引人注目的避难者。⁽¹⁶⁾1940年他和其他许多纽约公民一起注册去服选征兵役，但根据法律他是一个匈牙利人，因此不能为美国军队接受。⁽¹⁷⁾显然，他一度希望大家承认他是一个奥地利流亡政府的首脑，在美国到处演说，声称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匈牙利人都受他统治。1942年，他取得很大进展，足以打动美国陆军部接受一项计划，由他的军事委员会招募一支奥美特种军团。但是侨居美国的几个经过政权更迭的国家的前政府成员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国的流亡政府都立即提出强烈抗议，⁽¹⁸⁾国务院不得不出面干涉，并于1942年4月正式否认它有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的任何意图。⁽¹⁹⁾陆军部接受暗示，在8月份宣布奥托服兵役不合格，不能予以接受。⁽²⁰⁾然而直到1944年4月11日，⁽²¹⁾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才感到有必要否定美国防务哈佛小组主席拉尔夫·巴顿·佩里教授关于美国偏爱奥托大公的主张，声明美国政府将援助任何一个与共同敌人战斗的组织，不过这种援助“所采取的形式，不应损害大西洋宪章所规定的一国人民享有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基本权利”。⁽²²⁾

法国的对奥政策，由于明显的原因，直到较晚的时期都不是重要的因素。然而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大战之前有许多奥地利人逃往法国，1939年，这些逃亡者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投身于法国军队。⁽²³⁾许多人在让他们选择进拘留营或进外籍军团中服役时，都选择了后者，不料后来在法属摩洛哥给德国人关进了拘留营，然后由盟军把他们释放再度参加部队。作者本人认识的一些人，在他们最后回国之前的四年间都相继穿过法、美、英三国的军服。在法国本土有一个奥地利民族阵线，它与受共产党人控制的自由奥地利运动有联系，还有奥地利解放协会和社会党等组织，都因民族阵线带有共产党色彩而拒绝与之联合，⁽²⁴⁾但它们与民族阵线一样，也同法国抵抗运动合作。在自由法国部队中确实组成过一支奥地利部队，那只是1945年4月25日的事了。⁽²⁵⁾

莫斯科宣言发表前苏联的对奥政策，早在1941年12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时已有先兆了。艾登向丘吉尔汇报说，他首次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交谈时，斯大林就扼要叙述了他对战后欧洲和处理德国的计划，显然毫无保留地建议“把奥地利恢复为一个独立国”。⁽²⁶⁾此外，与此有关的是，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后，有三个著名的奥地利共产党人曾在苏联避难，他们是前共产党书记约翰·科普莱尼希，恩斯特·菲舍尔和弗朗茨·霍纳。菲舍尔后来在莫斯科电台向奥地利作定期广播，直到他在战争结束时归国为止。霍纳后来在南斯拉夫积极从事游击活动，成为奥地利游击队的领导人。⁽²⁷⁾共产党人的宣传，不论是在莫斯科电台的广播，还是在英国和别处的自由奥地利运动的宣传，其主题都是宣扬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阵线。在伦敦的若干非共产党组织曾提出恢复1929年修改过的1920年共和国宪法，作为奥地利战后政治结构的暂定基础，⁽²⁸⁾对此，共产党人在莫斯科会议前后均未加以反对。

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中，似乎很有理由指望1943年三国代表在莫斯科坐下来讨论奥地利问题时，对于宣布一项总政策会不难达成协议。事实并非如此。在1955年，可以得到的对当时发生的情况叙述最详的材料是美国代表团成员菲利普·E·莫斯利的记载。⁽²⁹⁾他说，艾登、科德尔·赫尔和莫洛托夫三人在首次会谈中都同意发表一项关于奥地利的声明，鼓励奥地利人“为本身解放作出贡献”，并允许他们独立。这样一个声明的草案是事前在伦敦和华盛顿分别准备的，到莫斯科作了比较，英国人宁愿采用美国的文本。因此这一文本就“借给”了英国人，由艾登在会上提出，其后提交由威廉·斯特朗爵士（联合王国）、詹姆斯·C·邓恩（美国）和安德烈·维辛斯基（苏联）组成的起草委员会。

就在这时候，苏联的政策第一次显示出有了变动。在起草委员会的几次冗长的会议上，维辛斯基坚持要另加一条，断然地强使奥地利承担“政治上和物质上对战争的全部责任”。英国和美国代表立即予以反驳，他们认为这与三国已宣布的目标，即把奥地利当作侵略的受害者来对待，显然是前后矛盾的。他们争辩说，奥地利不仅在被德国并吞后不再是一个国家，因而对1939年及以后希特勒的行动绝对不能负责，而且，提出“物质上的”责任，意味着奥地利要接受赔偿的要求。要求赔偿与公开声称希望重新确定奥地利的独立，两者几乎是互相抵触的。不管怎样，奥地利经济的全部资源只能补偿德国战争破坏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他们虽然抵制，维辛斯基还是固执己见。最后英美两国代表作了这样一种程度的让步，把那条修改成“奥地利……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战，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仍然是不幸的一句话。实际上还不止是一句不幸的话。这种让步虽然是真心诚意地为了想象中的盟国团结的利益而作出的，但现在回顾起来，却铸成了大错，给战后处理奥地利问题经年累月不断带来纠纷，甚至在1955年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³⁰⁾后对其经济还继续产生破坏作用。

对另外一个问题，苏联也表示反对。莫洛托夫严峻地拒绝了艾登提出的关于允许欧洲小国联合起来的建议。⁽³¹⁾这一建议无疑是反映了丘吉尔的“多瑙河联邦”的计划。⁽³²⁾

如前所述，1941年1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对艾登第一次谈到战后的目标时，只是提到把奥地利恢复为一个独立国。1943年苏联加进要奥地利承担责任的条款，乃是克里姆林宫业已增强自信心的一种尺度。1941年冬，德国军队一直在敲着莫斯科的大门，苏联正处于时运最坏、声威最差的时候。有某种迹象可以设想，当时斯大林甚至相信希特勒在其全部力量被摧毁之前可能会同盟国妥协。⁽³³⁾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对于西方盟国可能打算保存德国的实力用以对抗苏联的做法，自然要加以关注而采取对策了；而让奥地利独立就可以抵消西方盟国的这一企图。可是到了1943年，苏联节节胜利，使战后前景完全改观。单纯救亡图存的问题不复存在了。德国的侵略狂澜已被堵住，而且已经逆转了。基辅解放在即。首先是纳粹侵略者给苏联本身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就使赔偿损失成为苏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向一个刚恢复完全独立的国家索取赔偿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承担“对战争的全部责任”，那就可以据理向其索取赔偿了。

莫斯科会议后三国外长发表的比较全面的公报被视为三国协调的新迹象，受到评论界的欢迎。在这一片赞扬声中，关于奥地利的宣言很自然地变得微不足道了。但是警告之声仍然可闻。12月2日，《泰晤士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一方面祝贺莫斯科会议不采取公开宣布对待具体国家的政策的做法，一方面指出关于奥地利的宣言使人一眼就看出它是“这一良好准则的例外”。《泰晤士报》认为，毫无疑问，奥地利人急切地等待着联合国家把他们从希特勒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但也毫无疑问，全体奥地利人将有决心也有力量使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存在于欧洲，它的政治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与1919年所建立的组织根本不同。《泰晤士报》说，这种政治和经济安全的需要在宣言中诚然得到了承认。但是，对整个欧洲的未来组织应该首先作出决定，然后才能对具体国家的前途作出明细的决定，而且决定的内容是受组织的性质制约的。这项原则运用于“奥地利问题具有特殊的说服力”。

显而易见，丘吉尔在设计多瑙河国家联邦时就是从这同一观点出发的，史汀生在考虑奥地利的经济生存能力时也是从这同一观点出发的。⁽³⁴⁾这一观点，在英国得到了其他方面的支持。⁽³⁵⁾但实际上，这种对于整个欧洲组织的关切，由于战后“铁幕”把东欧和欧洲其余部分隔绝开来而落得一场空。何况，麻烦的程度更甚于此。莫斯科宣言把一种模棱两可的成分引进了战后处理奥地利的计划，使奥地利永远不能摆脱。一方面，它是遭受“侵略之害”，应“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因此，按理应当受到与其他被德国占领过的国家如法兰西、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等国同样的待遇。另一方面它又是“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战，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据此推理，它应受到与德国本身相同或相似的惩罚。英美两国代表当年在莫斯科所表示的疑虑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他们对于维辛斯基初稿的修改却并不十分成功。⁽³⁶⁾

的确，宣言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奥地利的地位未定；它承认奥地利是一个特殊情况。无可否认，许多奥地利人曾经在开始时欢迎过纳粹分子，其中一些人也的确热情地执行过纳粹的某些最令人厌恶的政策。但这绝不等于奥地利人正式或甚至普遍地赞成纳粹的整个政策或行动。⁽³⁷⁾说奥地利纳粹分子本质上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通敌者，或者比后者更应受到指摘，这也是不确实的。更进一步说，在希特勒进入奥地利的几个星期之内，行政机关的所有主要职位，以及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控制权，都由德国人接管了，就连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也被排斥。多半由于使用同一语言，希特勒在奥地利实行纳粹党的“划一政策”，比在其他地区既迅速而又彻底。到1939年，奥地利已不再具有任何法定权利来表达其民族地位和国家主权了。⁽³⁸⁾在这种情况下，说奥地利因为参加了希特勒的战争而要承担责任，这是对事实的一种嘲弄。

然而，一部分与纳粹德国雷同的事物一经传入，不是马上就可消除的。战后对奥计划与战后对德计划有必然的联系，从而遇到随之而来的一切混乱和拖拉，此外还有一个不利条件，即同对德计划相比，对奥计划被认为微不足道，因而是不太紧迫的问题。

第二节　欧洲咨询委员会

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会议结束之时，曾决定在伦敦成立一个欧洲咨询委员会，以解决战后欧洲问题并向英、美、苏三国政府提供建议。但在论述三国政府审议奥地利问题之前，这里顺便扼要地谈一谈丘吉尔的“多瑙河联邦”计划的发展情况。虽然欧洲咨询委员会从未特别考虑过这一计划，但到1945年2月为止，实行这项计划的可能性并未最终丧失。

战后如何处理德国问题，在莫斯科已经作过一些讨论。11月份在德黑兰，当罗斯福提出把德国一分为五时，丘吉尔建议将德国南部某几个州并入多瑙河联邦。⁽³⁹⁾这一建议之所以成为画饼，是因为斯大林表示反对，其态度之坚决与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反对时一样。⁽⁴⁰⁾这事搁置了一年。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又提出这个问题。这一次丘吉尔转告罗斯福说，斯大林与他先前的观点相反，将会“乐于看到维也纳成为包括奥地利、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在内的德国南部诸州联邦的首府”。但他不同意丘吉尔进一步提出把匈牙利也加进去的建议。⁽⁴¹⁾

上述安排当然要取决于三国的正式认可，但并未立即遭到罗斯福的反对，他表示愿意在即将在雅尔塔举行的三国会议上予以讨论。⁽⁴²⁾但那时丘吉尔虽提出这一问题，斯大林又建议在当时当地作出如何分割德国的决议，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没有进一步予以讨论。丘吉尔本人说，三国虽都同意分割德国，但实际上做起来却非常复杂，五六天内是难以解决的。分割德国问题经提交外长们去研究，责成他们拟订一份计划以供讨论。⁽⁴³⁾建立多瑙河联邦的建议看来不曾进一步研究。5月9日，理查德·劳对下院一位提出质询的议员说，在雅尔塔没有讨论过占领奥地利问题。⁽⁴⁴⁾

欧洲咨询委员会讨论奥地利问题，是以1943年的莫斯科宣言为基础的，虽然这项宣言含有若干言外之意。必须规定建立一个独立的奥地利政府，恢复1938年前的奥地利疆界，并使奥地利的所有国家机构摆脱纳粹的控制和渗透。但要保证达到这些目标，在奥地利也和在别处一样，显然有必要一开始就予以占领。因此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在战胜国之间公平分担占领的职责。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已于1943年11月16日从阿尔及尔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接受莫斯科宣言中的原则，⁽⁴⁵⁾可是这时它还没有代表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因此奥地利占领区的划分起初只是按三大国占领的角度来考虑的。⁽⁴⁶⁾根据设想，美国将参加占领，因为它和其他两国联合发表莫斯科宣言。1944年1月14日，欧洲咨询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英国和苏联都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草案。但是，这种设想不久就显然成为泡影了。英国在1月15日首次散发的划分德国占领区的建议，⁽⁴⁷⁾分配给美国的占领区包括德国南部和整个奥地利，其人口大约相当于建议中的英国占领区（德国西北部）和苏联占领区（德国东北部）的人口总和。这和英国从意大利或法兰西进攻中欧的设想是一致的，这次进攻的部队主要将由当时控制意大利的美军来提供。苏联在2月18日首次提出的建议中⁽⁴⁸⁾接受了英国拟议的东部占领区，但主张把奥地利从占领德国的计划中划分出来，不划归占领德国南部的国家，而由三国共同占领。苏联代表指出，他对英美两国之间如何划分占领区问题不予过问。这两个建议，美国均未接受。3月份，总统送交美国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代表怀南特一项建议，主张美国占领德国西北部地区，而把德国南部和整个奥地利划归英国占领。

罗斯福总统不愿让美国军队参加对奥地利的占领，似乎是出于两种主要的考虑。⁽⁴⁹⁾第一，他顾虑孤立主义者批评他把美国精力集中于德国而不集中于日本的决定；他还觉得德国战败后，如果将美国军队重新部署到远东去，那么从易于到达德国北部诸港和海峡诸港的方位出发比从南部内陆地区出发要方便得多。第二，他似乎认为占领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地区，有使美国卷入英苏两国在巴尔干半岛抗衡中去的危险。

我不希望美国背上战后重新组织……巴尔干半岛诸国的包袱〔他对赫尔说〕。我们远处3 500多英里之外，这不是我们本身的任务。确切地说，这是英国的任务。……必要的是，美国占领军对南欧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只要哪一天确能撤退，就将尽早地撤退。⁽⁵⁰⁾

当时对他有影响的第三点考虑是，法国在战后可能混乱动荡，他认为这说不定会危及驻在南欧的美国军队的交通。⁽⁵¹⁾总统所持的这种态度，虽然没有得到国务院的支持，却得到了陆军部的赞助。但在那时，政治上的考虑应从属于打赢战争的纯军事目的，这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英国的意见，如前所述，一开始是从在意大利的兵力部署出发的。即使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升迁到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美国军队不复控制意大利的时候，英国主张由美国军队承担占领奥地利的原意，在制定“霸王”计划⁽⁵²⁾的过程中仍然未变，因为英国设想由驻扎在英格兰东部的英军攻入北欧，由驻扎在英格兰南部和西部的美军攻入南欧——因此也攻入奥地利。如果采纳罗斯福总统关于美国占领德国西北部地区的建议，那么业已拟就的“霸王”行动的整个军事计划就要受到影响。进一步的考虑是，如果以后要分一个占领区给法国，那么从法国毗邻的南部美国占领区中划出来是方便的，而且在美国军队按总统已表明的重新部署兵力的意图撤退时，法国占领区便可加以扩大。

以美国为一方和以英国与苏联为另一方的意见分歧，由于美国政府内部看法不一致而进一步复杂化了。英国代表身处本国首都，具有一切有利条件，便于获得最高决策人的指示。而美国代表却不得不在驻伦敦的安全工作委员会指导之下进行工作，这个委员会名义上是受权代表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来协调指示的，但实际上却因各自需要取得华盛顿的上级批准而束缚住了手脚。⁽⁵³⁾即使在华盛顿，陆军部的民事局有一个时期也拒绝合作，其理由是德国投降与占领德国纯属军事问题，因此安全工作委员会无存在的必要，就此而言，欧洲咨询委员会本身也是多余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咨询委员会中关于奥地利问题的工作遭到严重的拖延，这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与此同时，“霸王”计划的进攻日已迫在眉睫，因此有必要至少让参加进攻的部队得到指示。驻在英国的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和地中海地区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非正式地同意作出一项安排，于1944年4月10日正式开始详细制定奥地利军政府计划。⁽⁵⁴⁾1944年4月28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战败或投降前的德国军政府的联合指令”，规定这项政策由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在某所部于敌人战败或投降前攻占德国或奥地利的领土时予以实施。⁽⁵⁵⁾指令指出，该指令在“敌人投降前，为与欧洲咨询委员会提出的联合建议相一致”，其内容可以更改。指令还包括一项“奥地利政治指南”，强调占领奥地利与占领德国的政治目标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指南提到，占领区居民可能抱着一种比较友好的态度，这就没有必要完全禁止与之亲善；⁽⁵⁶⁾除了消灭纳粹和维持秩序的指示外，指南还重申莫斯科宣言既定的政策，其目的是把奥地利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为建立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铺平道路。因此应该鼓励那些“没有因追随纳粹而被玷污的”奥地利人去取代占据许多地方政府职位的德国人。在禁止纳粹教条和纳粹宣传之外，还要禁止“泛日耳曼主义与重新和德国联合”的宣传。同时，指南还规定，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应准备给予奥地利比德国更多的政治活动自由。

但是，尽管有了这些指示，美国参加占领奥地利问题在政治上还未肯定，这说明伦敦的民事工作计划起初几乎完全是按照英国的意见制定的，虽然美国代表当然也随时了解情况。有一个小组着手开展工作，后来成为对德和对奥管制局的一个组成部分。1944年的春夏两季，这个小组在以陆军部的F·博文申爵士为主席的委员会指导之下继续以这种形式存在。经济作战部和新闻部在搜集奥地利当前状况必要的情报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没有这些情报，民事工作就无从进行，可是在其后好多个月内，关于占领区的划分及关于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都几乎没有一点明确的消息。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颁发的指令，一开始就以服从随后由欧洲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政治建议为条件，其日期正好和罗斯福第一次有保留地同意美国占领奥地利不谋而合。怀南特因为要获知明确的政策决定还存在着困难，于是在5月份飞返华盛顿，带回了总统的意见，同意美国在“国家一级上”参加管制奥地利——例如，通过派遣美国代表常驻维也纳联合司令部，同那里可能建立的任何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接触，但并不真正占领任何领土——然而对于派遣占领军的实际规模并未作出承诺。⁽⁵⁷⁾这种让步由怀南特于5月31日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宣布了。这时候，美国政府内部交换意见的情况再度趋于复杂，因为怀南特的行动看来事先没有通知国务院，特别是没有通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尽管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4月28日向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颁发过一道指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却于6月9日又向地中海地区盟军最高司令颁发了另一道指令，坚持美国军队不得使用于南欧，包括奥地利在内。随后出现的混乱以及设法使文件协调的工作，一直到10月才最终解决。那时盟军司令部的工作方始取得真正的进展，准备组织占领初期的奥地利军政府。

与此同时，欧洲咨询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在7月1日建议三国共同占领在1937年12月31日的疆界范围内的整个奥地利。四周之后，即7月31日，怀南特进一步确认美国接受在国家一级上参加管制奥地利，但只在维也纳派驻一支象征性的部队。

这至少说明有了一些进步。因此英国代表于8月21日提出建议，设想采用三国管制中央的制度而由英苏两国联合予以占领。

但是，德国西部的两个占领区如何分配，这个中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对这个问题迟迟不作决定，反过来使管制奥地利的进一步规划也延宕了下来。直到英美两国政府首脑于1944年9月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八边形”）时，罗斯福才最后接受英国原先提出的建议，由美国占领德国西南部地区。此时双方又同意对奥地利应分别进行处理。⁽⁵⁸⁾欧洲咨询委员会再次考虑了这种主张，于是11月13日苏联代表提出了一个划分三个占领区的新草案，规定苏联占领下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的东半部，英国占领下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的西半部，外加卡林西亚，美国占领上奥地利、萨尔茨堡、福拉尔贝格和蒂罗尔，包括东蒂罗尔。苏联的计划同时规定了三国对维也纳本身的占领：苏联占领东北区，包括内城；英国占领西北区；美国占领南区。⁽⁵⁹⁾

对这些新建议的讨论，这时受到了新出现的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在丘吉尔和艾登10月份访问莫斯科期间已经取得一致意见，应邀请新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三国政府发出正式邀请的日期定于11月11日。⁽⁶⁰⁾法国接受邀请乃是预料中的必然结局，而且意味着在那天以后不久，法国对于解决问题将有发言权。既然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必须取得一致同意，因此到目前为止解决的任何问题不得不重新予以讨论。⁽⁶¹⁾第二，1944年10月28日，保加利亚政府和苏联签署了停战协定，⁽⁶²⁾美国从这个事件中吸取的经验表明，在任何一个解放了的中欧国家里，占领国所施加的影响之大小很可能直接与驻扎该地的军队的多少成正比例。在保加利亚，尽管管制工作委员会是国际性的，但很快就明显地看出，真正有力量的是苏联，因为它的军队实际上占领了整个保加利亚。⁽⁶³⁾第一点考虑刺激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代表力图使德国占领区的协议得到签署，从而刚好在法国被委员会正式接受之前，即11月14日，签署管制机构议定书和占领区议定书。第二点考虑对说服罗斯福相信下述观点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在奥地利取得一个完全的美占区毕竟是可取的，特别是因为美国接受了毗连奥地利的南部德国占领区，军队的补给问题这时已不大了。从这个观点出发，虽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延宕，1945年1月5日怀南特接到了指示，要他接受1943年11月13日的苏联建议，但作了某些修改，修改意见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按军事理由提出并经国务院同意的。

法国虽于1944年11月11日应邀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但到11月27日才实际参加。⁽⁶⁴⁾那时法国代表立即要求在德国划出一个法国占领区，但表示不可能有足够的法国军队去占领奥地利地区，只能在国家一级上参加对奥地利的管制。但是，当美国表示它决定在奥地利取得一个完全的占领区时，法国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于是1945年1月29日英国代表提出一个新的草案，规定法国完全参加对奥地利的管制，这一草案就变成了最后的占领区协议的基础。

英国草案对苏联在11月份提出的建议作了许多重要更动。它不仅设想出一个由福拉尔贝格和蒂罗尔（不包括东蒂罗尔）组成的法国占领区，并且设想法国享有和其他三国同等的地位来参加管制，即在维也纳的盟国委员会中包括法国成员，并在维也纳城的东南部建立法国管制区。此外，原来苏联政府建议的英国占领区，其界线是不顾德国的邦界和奥地利的州界而自定的专区界限，把施蒂里亚州和上奥地利州一分为二；英国人建议不采取这样的划法，而是以1937年12月31日奥地利的国界为基础，按德国在奥地利境内的分区界线来划定不同的占领区。他们认为，这种划法有可能利用现存的州级行政机构，便于管制。根据这点，英国建议把整个下奥地利分给苏联，包括布尔根兰的北半部；把上奥地利和萨尔茨堡分给美国；英国则分到卡林西亚、施蒂里亚、布尔根兰的下半部和东蒂罗尔。至于维也纳的划分，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都建议占领国应沿袭纳粹所划的维也纳区，而不是仅限于苏联建议的维也纳城区。英国人把这个大维也纳的西南部划给自己，西北部划给美国，东北部划给苏联。内城则由四国共同占领，由各方司令官任命的四个指挥官组成的盟国间管理权力机构来作出安排。这四个指挥官还负责“大维也纳”区的联合行政管理。一俟军事情况允许，不迟于德国签署军事投降条约或停止有组织的反抗之日，全部协议应立即付诸实施。

就建议中的各国占领区来说，苏联代表在接受时提出两个重要保留条件。他希望在苏联占领区内，第一要包括上奥地利中位于多瑙河北部的那一部分，第二要包括布尔根兰州的施蒂里亚部分，因为这一部分是1938年10月1日纳粹法令颁布后才划出去的。他还维持原来的“小”维也纳的建议，就是说要恢复1937年12月31日的维也纳边界线。苏联代表提出的两点界线更动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可以让苏联控制住奥地利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整个边界，还控制住奥地利境内整个多瑙河北岸。然而这两点要求都被承认了。据埃里克森说，对于第一点要求是美国让步的，尽管怀南特加以反对，让步的原因是这一要求“没有重大的军事考虑”。对于第二点要求是英国让步的，旨在希望苏联代表不会继续反对英国关于划定维也纳界线的建议。⁽⁶⁵⁾

实际上，苏联提出的修正只是对英国草案建议的划分各国占领区有所修改，此外并无实质性的变动。谈判中最困难的是关于维也纳本身的安排。事实上，细节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把整个文件的签署一直拖到7月份。这里也应该提一提，虽然法国占领区的范围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暂时取得一致意见，但政府一级一时还没有批准。2月份，丘吉尔在雅尔塔力争让法国完全参加对德和对奥的管制，斯大林勉强予以同意。⁽⁶⁶⁾但是直到5月份英美两国之间解决了德国的法占区的细节之后，⁽⁶⁷⁾美国方始同意英国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提出的有关奥地利法占区的建议。

与此同时，民事工作计划也以加速的步伐进展。魁北克会议决定对奥地利的处理要与德国区别开来以后，英国的奥地利计划组——当时在副专员（民事）W·H·B·麦克（后来是亨利·麦克爵士）指导下——便从德国计划组中分了出来，同时管制委员会中英方的人员也经充实，与驻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密切合作。经盟军司令部亚历山大元帅同意，T·J·W·温特顿（后来是爵士）准将被任命为副专员（军事），负责协调把管制委员会的英方人员于1945年春季送到意大利与美方的人员会合。美方人员当时已经集结，并于不久前已经进入意大利。法方当时还只在组织过程中。

第三节　奥地利抵抗运动的影响

如前所述，⁽⁶⁸⁾莫斯科宣言曾提出警告说，在最后处理时，要考虑到奥地利自己对其解放所作的贡献。这一条款所根据的是对其他被占领国家，特别是对意大利所作的类似的政策声明。而写上这条显然抱有双重希望，一是促进反抗运动的兴起，二是便于使摆脱纳粹羁绊的独立政府能产生。虽然看上去这未必是苏联的战后政策，但可以相信，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内兴起一个强大的奥地利反抗运动，会扭转局面，有利于战后阶段对奥地利作比较宽大的处理。但事实上奥地利的反抗运动从未像法国、意大利和希腊那样对盟国政策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从未存在过一个奥地利流亡政府。⁽⁶⁹⁾诚然，有一批参加奥地利抵抗运动的人后来在重新组成的行政机构中担任了职务，但重要的情况是，战后第一个奥地利政府中的领导成员，除外交部长卡尔·格鲁贝尔外，并不是从流亡归来任职的，也不是来自游击司令部，而是在集中营中经过了严峻的考验。战后第一个当选为奥地利总理的利奥波德·费格尔本人，从1938年到1945年就在各种集中营里度过了5年零8个月。⁽⁷⁰⁾实际情况是，在奥地利开展抵抗运动比在任何其他被纳粹占领的国家里要困难得多。自1938年4月2日第一批囚犯165人被押送到达豪以后，在德国占领初期，盖世太保的控制就在于清除一切能够领导任何形式反抗的奥地利人。⁽⁷¹⁾共同使用一种语言，尽管口音与方言上有些区别，对密探的渗透和对管理细节方面的严格监督还是非常便利的。全国一切主要职务都为德国人所把持，警察有效地处于德国控制之下，奥军中尚存的部队被互相隔绝而且远离祖国。⁽⁷²⁾

还有几个其他因素，虽然未能阻止反抗，但也至少牵制其兴起。第一，纳粹确曾不遗余力地破坏奥地利的国家地位，甚至这个国家的名称都很快消失了，奥地利先是变成“东部边区”，后来仅称之为“大德国的多瑙河区和阿尔卑山区”。⁽⁷³⁾但奥地利的国家地位是凡尔赛和约确立的，而且无论如何还不过是最近的事。在奥匈帝国的内部战争时期，奥地利人民的一般倾向，不是忠于他们国家的整体，而是忠于维也纳，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忠于社会主义运动或忠于其他局部性和地区性的利益。到1931年5月31日，蒂罗尔、福拉尔贝格、施蒂里亚和萨尔茨堡等州的州议会都曾分别试图脱离新建立的共和国，同德国结成联盟。⁽⁷⁴⁾第二，奥地利人在1934年至1938年间已习惯于生活在独裁政权之下。如果说那种政权比意大利或德国的独裁政权温和一些的话，它却仍然没有排除新闻检查和任意逮捕。第三，奥地利共和国在经济上一直是依靠国际联盟的一系列贷款来维持下去的。在以1931年5月维也纳信贷储备银行倒闭为开端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之后，奥地利的失业和贫困长期持续，显然无可救药。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奥地利人的随和性格使他们不幸地倾向于无所作为，耸肩忍辱，而不愿以卵击石。他们知道西方是袖手旁观（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西方在1938年“优柔寡断”，抛弃了奥地利），他们意识到德国的力量是压倒一切的，而罗马天主教会一开始就对纳粹统治默然承认——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一种无依无靠和自暴自弃的普遍感觉。⁽⁷⁵⁾

一些具有几百年民族意识的国家，遭到德国的入侵与占领，其繁荣与财富，在一个时代内再一次被摧毁，那么奥地利国内的反抗运动，在规模上不如这些国家，从所有上述情况来看，本是不足为怪的。而比较令人惊奇的倒是奥地利的反抗最后竟达到那样高的水平。因为到1955年将这段经历的材料充分搜集起来后加以描绘，就可以看出奥地利人反对纳粹主义的范围之广，超过大战结束时的一般推测，涉及的地区比实战期间西方阵线所知道的还要广泛。⁽⁷⁶⁾

尽管奥地利纳粹分子对1938年的德奥合并无疑地表示欢迎，其他许多人也表示消极接受，但当时维也纳最可靠的消息认为，如果许士尼格能够贯彻他原先的意图在1938年5月13日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他至少可望得到人口中65%的支持。⁽⁷⁷⁾对此的最好证据也许是希特勒要用压倒一切的兵力来实行吞并。要不是许士尼格在最后一分钟宣告“德国人的血不可流”，继而命令部队不得抵抗，奥地利军队虽然众寡悬殊、孤立无援，但也可能会对德国入侵作出某种程度的负隅反抗。⁽⁷⁸⁾实际情况是，最初的反纳粹运动似乎来自罗马天主教徒，从1934年起，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党尚不存在，他们是惟一能够起而反抗的人。到1938年10月，红衣主教因尼茨尔悔恨自己一开始就投降，于是引火烧身，敢于冒犯占领国，在10月10日写给教区教友一封公开信，阐述信奉天主教的父母有责任按其信仰抚育子女。⁽⁷⁹⁾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罗马天主教徒也许为红衣主教的这种强硬态度所激励，很快就成立了一些各不相属的反抗组织。与此同时，在军队里，在君主主义者中，在共产党小组中也成立了其他反抗组织。共产党小组事实上从1934年起一直是在活动的。战争爆发后不久，奥地利部队就发生兵变，但都未成功。初期的领导人刚被逮捕，别人就立即挺身而出，来接替他们。

然而，盖世太保的残忍使人们小心翼翼。反抗运动在长时期内只限于这一类的斗争，如在工业生产上采取“消极怠工”，用窃窃私语进行宣传，由医生提供虚假诊断书等。到1942年第一批消息开始传到国外，说前线的奥地利士兵纷纷逃跑，奥地利的工厂多次举行罢工，示威游行，以及包括炸毁多瑙河上科尔诺伊堡港的种种破坏活动等等。⁽⁸⁰⁾1943年3月，奥地利青年联盟主席彼得·冯·阿尔贝特在伦敦宣称，许多机密报告证实了奥地利“全民的反德态度”，他还谈到“纳粹冲锋队与奥地利工人经常在街头殴斗”。⁽⁸¹⁾

1943年下半年，盟军在意大利和斯大林格勒获胜的消息鼓励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最后当莫斯科宣言中关于奥地利部分的内容公之于众的时候，它无疑地激起了奥地利人对他们国家战后将会受到公平待遇的新希望。从那时起，一直到战争结束，有关奥地利国内与日俱增的反抗纳粹的消息开始纷至沓来。大部分由逃亡士兵组成的一支奥地利游击队，在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在内的反抗组织的松散联盟即奥地利自由阵线领导之下，以福拉尔贝格的几个地区为中心开展活动。这些游击队的某些部分，被盖世太保和党卫队赶出基地之后，经由卡林西亚和施蒂里亚到达斯洛文尼亚，参加了铁托的部队，于1944年11月在斯洛文尼亚组成一个奥地利营，由南斯拉夫指挥，士兵和军官都是奥地利人。其他反抗组织在布尔根兰、施蒂里亚和蒂罗尔的不同地区也开展战斗，⁽⁸²⁾其人员的来源相同而政治目标则各异。作为1944年7月20日秘密计划的一部分，德国的反抗运动和奥地利的掩护行动建立了联系。在奥地利两个军区的东部，逮捕20名纳粹党要人的计划执行得很成功。据说，如果不是德国秘密计划遭到失败，奥地利的计划就会完全彻底地执行。⁽⁸³⁾实际上盖世太保随即采取行动，逮捕了1万多名奥地利人，维也纳的纳粹法庭每月判处死刑的人数多至400名，然而这种镇压的凶焰并没有遏制住奥地利的反抗活动。1944年12月，在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一个新的委员会成立了，即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P.Oe.N.）。它负责指导许多地区特别是维也纳区的反抗运动。各种地方组织加入了这个委员会。特别在蒂罗尔，由后来的外交部长卡尔·格鲁贝尔领导的地方委员会，在美军到达以前夺取了因斯布鲁克的政权，其后成为当地的州政府。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P.Oe.N.）的军用纹章O5（以5代e，因为e在字母表中是第五个字母），成为整个奥地利反抗的象征。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是七人委员会，包括社会党人两名，天主教徒两名，共产党人一名，自由党党员一名，无党派一名。⁽⁸⁴⁾以后伦纳政府的核心就是由这个委员会中的某些人组成的。

1945年初期，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首次与外界取得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瑞士的奥地利组织“瑞士联络处”建立的。2月份，委员会派了一个代表去巴黎，设法与盟军取得了联系，把委员会的活动情况告诉盟军，并要求支持。3月份，一个年轻的反抗工作者弗里茨·莫尔登访问驻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要求盟军不要轰炸奥地利的非军事目标。莫尔登获得了一个特殊身份，担任了驻意大利美军的联络官。⁽⁸⁵⁾

与此同时，奥地利自由阵线于3月11日发出一份备忘录，说明它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建议允许奥地利招募一个兵团，参加联合国家一边作战。这个建议显然因提得太迟而未能实现。总之，备忘录是在4月底才送到伦敦的。⁽⁸⁶⁾

然而，所有这些活动同其他许多国家的活动相比，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在那些国家，有了盟国人力物力的渗透，能够建立起具有高度组织性和作战实力的部队，相形之下，奥地利不免处于劣势。1944年9月，科德尔·赫尔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警告奥地利说，奥地利要作出可为盟国考虑的贡献，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了。⁽⁸⁷⁾一个月以后，乔治·弗兰肯斯泰因爵士从伦敦作了广播，呼吁国内同胞“打开锁链”。⁽⁸⁸⁾甚至在1945年3月，艾登还对下院议员说，奥地利作为纳粹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地位是“相当特殊”的。“不可想象”它能够和被解放的国家或盟国的领土相提并论；问题已经再三表明，在最后处理时，必须考虑奥地利本身对推翻纳粹主义所作的贡献。他想提醒奥地利人民，时间有限了。然而，他趁机重申英国政府的希望，即应该重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⁸⁹⁾

因此到1945年3月，即解放前夕，盟国的对奥政策仍然不是完全一致的。的确，占领区的划分已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确定了大体轮廓，关于管制机构的协议也确定了主要条款。但是，如前所述，在7月份之前，两个协议都没有签署。不管怎样，莫斯科宣言中所暗示的矛盾并未消除，即使矛盾所产生的整个影响暂时还不明显。

(1)　宣言全文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1944年》，第231页。包含这篇宣言的英、苏、美公报发表于1943年11月1日（同上书，第227—229页）。

(2)　《泰晤士报》，1939年11月13日。

(3)　伦道夫·S·丘吉尔编：《进入战斗；温斯顿·S·丘吉尔演讲集》（Into Battle；Speeches by Winston S．Churchill，compiled by Randolph S．Churchill）,伦敦，卡斯尔，1941年版，第311页。

(4)　下院辩论，第5辑，第383卷，第123—124栏。

(5)　丘吉尔，第4卷，第810页；第5卷，第354—356页；第6卷，第210页，第504页；美国版，第4卷，第914页；第5卷，第401—403页；第6卷，第241页，第579—580页。

(6)　上院辩论，第5辑，第125卷，第880—881栏。

(7)　卡尔·格鲁贝尔：《在解放与自由之间》（Karl Gruber：Zwischen Befreiung und Freiheit）,维也纳，乌尔施泰因出版社，1953年版，第75—76页。

(8)　1946年6月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3卷，第1861栏。

(9)　例如1942年3月4日艾登在下院说：“英王陛下政府将欢迎奥地利各组织像在我国的其他外国组织一样联合起来，政府对这样一些组织的态度当然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见下院辩论，第5辑，第378卷，第620栏）。

(10)　小卡里·特里弗斯·格雷森：《奥地利的国际地位，1938—1953年》（Cary Travers Grayson, Jr.：Austria'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1938—1953）,日内瓦，德罗兹，1953年版，第41页〔以下简称格雷森〕。

(11)　奥斯卡·波拉克：“奥地利的再生”，《当代评论》（Oskar Pollak；“The Rebirth of Austria”，Contemporary Review）,1945年3月，第146—151页。

(12)　丘吉尔，第4卷，第810页；美国版，第4卷，第914页；参阅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1944年6月19日在下院的讲话，他说奥地利人原来是在工兵团服役的，后来自愿当兵的都加入了其他部队。把他们抽调出来，重新组成奥地利部队，这“不利于利用他们的技术和经验，在我看来，对陆军也不会有多大好处”（下院辩论，第5辑，第400卷，第1794栏）。其后打算在英军中服役的奥地利人的制服上加上识别标志或徽章，也没有成功（同上书，第402卷，第192栏；第403卷，第2222—2223栏）。

(13)　《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1945年2月2日。

(14)　菲利普·E·莫斯利：“德国的分割”，《外交》季刊，1950年4月，第28期，第488页。又见上文，原著第15页。

(15)　史汀生和邦迪：《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在第一线供职》，第325页。

(16)　在美国的其他组织中有弗里德里希·艾德勒和尤利乌斯·多伊奇领导的社会主义奥地利劳动委员会和费迪南德·切尔宁组织的奥地利行动（见格雷森，第42页）。

(17)　《泰晤士报》，1943年8月21日。

(18)　D·贝尔和L·登南：“流亡政府的体制”，《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年刊》（D．Bell and L．Dennen：“The System of Governments in Exile”，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44年3月，第143页。

(19)　《泰晤士报》，1943年4月12日。

(20)　同上，1943年8月21日。

(21)　同上，1944年4月12日。

(22)　就在这种背景下，当1944年11月15日奥托大公抵达葡萄牙时，英国外交副大臣理查德·劳明白表示，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同样的：“奥托大公抵达葡萄牙，决不意味着英王陛下政府在政治上支持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的事业。英王陛下政府对奥地利的政策一如1943年11月1日莫斯科会议宣言中所宣布的。”（见下院辩论，第5辑，第404卷，第1934栏）

(23)　奥地利；《红—白—红皮书，占领奥地利史实的叙述、文件和证据（官方资料）》〔Red-White-Red-book, Descriptions, Documents and Proofs to the Antecedents and History of the Occupation of Austria （from official sources）〕,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印刷所，1947年版，第1编，第180页〔以下简称《红—白—红皮书》〕。

(24)　格雷森，第42页。

(25)　《红—白—红皮书》，第181页。

(26)　丘吉尔，第3卷，第558页；美国版，第3卷，第628页。

(27)　见下文，原著第361—362页。

(28)　波拉克：“奥地利的再生”，《当代评论》，1945年3月。

(29)　菲利普·E·莫斯利：“对奥条约”，《国际组织》（Philip E．Mosely：“The Treaty with Austri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50年5月，第227页。

(30)　条约文本见英国外交部：《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条约》，维也纳，1955年5月15日（State Treaty for the re-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and democratic Austria, Vienna, May 15, 1955），敕令第9482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5年版）。

(31)　《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332页。

(32)　见上文，原著第274页。

(33)　《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166页。

(34)　见上文，原著第276—277页。

(35)　例如，1943年11月11日杰弗里·曼德在下院说：“仅仅恢复奥地利的主权，到此为止，这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想提一提〕多瑙河联邦……组成一个更大的单位，也许有机会能够自立”（下院辩论，第5辑，第393卷，第1357—1358栏）。

(36)　参看格鲁贝尔：《在解放与自由之间》，第61页：“一开始就威胁性地使奥地利的独立存在成为问题，这也许是苏联外交上所惯用的高超手法，但西方外交肯定不是这样的。”

(37)　参阅G·E·R·格迪：“奥地利的地位”（G．E．R．Gedye：“The Position of Austria”），《现代评论》，1946年11月，第251—256页；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奥地利的悲剧》（Julius Braunthal：The Tragedy of Austria），伦敦，高兰兹，1948年版，第111页以后。

(38)　波拉克：“奥地利的再生”，《当代评论》，1945年3月，第145页。

(39)　《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365页。又见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97—798页；英国版，第2卷，第789页；丘吉尔，第5卷，第354—356页；美国版，第5卷，第401—403页。

(40)　见上文，原著第279页。

(41)　丘吉尔，第6卷，第210页；美国版，第6卷，第241页。

(42)　同上书，第211页；美国版，第242页。

(43)　丘吉尔，第306—307页；美国版，第351—352页；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118—119页；参阅海军上将威廉·D·李海：《我在现场》（Admiral William D．Leahy；I was there）,伦敦，高兰兹，1950年版，第353页。又见上文，原著第24页。

(44)　下院辩论，第5辑，第410卷，第1881栏。

(45)　法国内阁总理府：“法国在奥地利的两年半”，《文献摘记和研究》（France, Présidence du Conseil：“Deux ans et demi de présence française en Autriche”，Notes Documentaires et Études）,第870期，1948年3月23日，第5页。

(46)　在本书写作时，欧洲咨询委员会会议议事录尚未出版。该委员会讨论奥地利问题的会议录只有在埃德加·L·埃里克森的“奥地利占领区的划分”（Edgar L．Erickson：“The Zoning of Austria”）一文中有详细说明。此文载《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年刊》，1950年1月，第106—113页。埃里克森是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学副教授，从1945年到1949年在华盛顿以民事历史学家身份在美国陆军部和陆军研究室工作。以下的叙述，除另有说明者外，主要是以此文为依据。

(47)　莫斯利：“德国的占领”，《外交》季刊，1950年7月，第28期，第589页。

(48)　同上书，第590页。

(49)　这一点从许多资料得到充分的证明。特别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881页；埃里克森：“奥地利占领区的划分”，前引杂志，第106页。又参阅莫斯利，前引文；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12—1613页。

(50)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612—1613页。

(51)　李海：《我在现场》，第398页；史汀生和邦迪：《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在第一线供职》，第324页以后。

(52)　即盟国进攻欧洲的计划。

(53)　莫斯利：“德国的占领”，《外交》季刊，1950年7月，第28期，第583页以后。

(54)　维尔马·黑斯廷斯·卡西迪：“美国参与盟国管理奥地利”，《国务院新闻公报》（Velma Hastings Cassidy：“The U.S．in the Allied Administration of Austria”,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on）,1947年3月5日，第408页。

(55)　哈约·霍尔本：《美国军政府》（Hajo Holborn：American Military Government），华盛顿，步兵杂志社，1947年版，第135—140页。

(56)　见下文，原著第317页。

(57)　埃里克森：“奥地利占领区的划分”，《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年刊》，1950年1月，第108页。

(58)　《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488页。

(59)　埃里克森：“奥地利占领区的划分”，前引杂志，第109页。

(60)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364—365页。

(61)　莫斯利：“德国的占领”，《外交》季刊，1950年7月，第28期，第597页，第598页。

(62)　《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Survey for 1939-1946: The Realignment of Europe），第303—304页。

(63)　埃里克森：“奥地利占领区的划分”，前引杂志，第110页。

(64)　莫斯利：“德国的占领”，前引杂志，第598页。

(65)　马克·克拉克上将（General Mark Clark）在他的回忆录〔《故意的冒险》（Calculated Risk），纽约，哈珀，1950年版，第454—455页〕中推断说，美国一直到夏初才作出让步，当时美军进入奥地利已经有一些时日了。但事实上只是军队的行动才使美国在那时实行让步的。让步本身在较早的时候已决定了〔见《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1945年7月30日；《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8月2日〕。

(66)　丘吉尔，第6卷，第445页；美国版，第6卷，第510页；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233页。

(67)　见上文，原著第36—39页。

(68)　见上文，原著第273页。

(69)　格鲁贝尔博士曾经表示他的看法，说奥地利没有流亡政府，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纳粹进入维也纳时，许士尼格竟有勇气坐在办公桌旁，没有逃跑〔卡尔·格鲁贝尔：“不幸的奥地利”（Karl Gruber：“Austria Infelix”），《外交》季刊，1947年1月，第25期，第231页〕。

(70)　理查德·希斯科克斯：《奥地利的再生》（Richard Hiscocks：The Rebirth of Austria），伦敦，牛津大学，1953年版，第19页。

(71)　汉斯·贝克：《为自由而斗争的奥地利》（Hans Becker：Österreichs Freiheitskampf）,维也纳，奥地利人民党自由联盟，1946年版，第8页。又参阅卡尔·伦纳：《奥地利独立自主的历史与三个月建设工作的报告》（Karl Renner：Denkschrift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Unabhängigkeitserklärung Österreichs und Bericht über drei Monate Aufbauarbeit），苏黎世，欧洲出版社，1946年版，第12页。格鲁贝尔（“不幸的奥地利”，前引杂志）说，在1938年，有7万名奥地利人被关进了纳粹集中营。

(72)　《红—白—红皮书》，第215页。

(73)　同上书，第124页。德国国家元首府在1942年4月8日的通报中指示，这两个区应尽可能分提而不并提。

(74)　参阅布劳恩塔尔：《奥地利的悲剧》，第106页。

(75)　参阅格迪：“奥地利的地位”，《现代评论》，1946年11月。

(76)　1944年6月22日外交部政务次官乔治·霍尔（George Hall）在下院说：“在卡林西亚有一些反德活动。在蒂罗尔有无这类活动，尚无可靠情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1卷，第353栏）。

(77)　M·W·福多尔：“奥地利的结局”（M．W．Fodor；“Finis Austriæ”），《外交》季刊，1938年7月，第16期，第596—597页。

(78)　《红—白—红皮书》，第78页。

(79)　G·E·R·格迪：《陷落的堡垒》（G．E．R．Gedye：Fallen Bastions）,伦敦，高兰兹，1939年版，第362页。

(80)　埃法·普里斯特尔：《奥地利，通向德国的大门》（Eva Priester：Austria, Gateway to Germany），伦敦，自由奥地利丛书，奥地利中心出版社，1945年版，第10—11页。

(81)　《泰晤士报》，1943年3月11日。

(82)　见格雷森，第46页。

(83)　《红—白—红皮书》，第165页。

(84)　《观察家报》，1945年4月1日。

(85)　希斯科克斯：《奥地利的再生》，第13页。

(86)　乔治·霍尔1945年5月9日在下院的讲话（下院辩论，第5辑，第410卷，第1914—1915栏）。

(87)　《泰晤士报》，1944年9月12日。

(88)　同上书，1944年10月23日。

(89)　1945年3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08卷，第1665—1666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