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巴勒斯坦的游击战和以色列国的宣告成立（1947年12月—1948年5月）

在联合国委员会离开巴勒斯坦后的4个月内，阿拉伯人不时地袭击犹太人，只有在“哈加纳”施加报复后才得以制止。⁽²⁸⁴⁾正当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欢庆联合国投票支持他们的时候，在各阿拉伯国家内，其中包括像亚丁这样远离巴勒斯坦的地方，爆发了骚乱性的示威（骚乱中还有一些外国人受害）来反对犹太人和当地的共产党人（因为苏联集团支持分治）。⁽²⁸⁵⁾就在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当局宣布圣战的时候，在巴勒斯坦，由当时在大马士革的穆夫提领导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也宣布自12月2—4日举行为期3天的总罢工，然后在5日（星期五）中午的祈祷后再举行一次游行示威。罢工的第一天，阿拉伯骚乱者就在耶路撒冷烧掉了一个犹太商业区，次日阿拉伯人又在雅法和特拉维夫边境的贫民区大打出手。在海法，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书记（侯赛因·哈利迪博士）拒绝了巴勒斯坦政府要委员会取消罢工的要求，并且声称委员会希望罢工能“尽可能和平地”过去，而不负责任的分子则“不可避免地”要“像他们在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为所欲为。⁽²⁸⁶⁾“哈加纳”被动员起来进行自卫；犹太复国主义者抱怨说，英国治安力量在保护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方面做得很不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现在所做的事要比他们应尽的责任来得少，因为英国驻巴勒斯坦士兵的情绪业已受到下述事实的影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47年10月20日这个期间，他们中已有127人丧命于犹太恐怖分子之手，另有331人受伤（在该时期最后3个月中被杀害的8人和负伤的82人也包括在内）。⁽²⁸⁷⁾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的英国人主席谈到他的印象说，在该城市发动骚乱的那些阿拉伯“青年无赖汉”，由于英国警察的“漠然置之”而肆无忌惮。⁽²⁸⁸⁾据犹太人方面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立即报复行动是由极端分子挑动起来的，是违反“哈加纳”的初衷的。⁽²⁸⁹⁾而且从这时起，除非想夺取武器，伊-兹-卢已经几乎不再攻打英国人的设施了，他们全神贯注于对付阿拉伯人。

在这一时期，英国人的政策是仍然不愿意叫“哈加纳”作为一支武装力量公开出来抛头露面。⁽²⁹⁰⁾但是，12月15日巴勒斯坦政府却宣布说，特拉维夫—佩塔提克瓦地区的警察任务将全部转交给犹太人，雅法的警察任务则转交给阿拉伯人。就在游击战声势正盛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却抱怨说：尽管英国军队奉命在两个敌对的社团之间严守中立，然而这些命令一般解释得都比较片面，对他们很不利；英国海军为了防止非法移民潜入而在沿海进行巡逻，这就使得犹太人从海外获得武器要比阿拉伯人经内地从阿拉伯邻国得到装备自己的武器来得困难；再加上好几个星期以来，英国警察当局都拒不准许犹太人定居地的警察（他们实际上全都是“派尔马契”的积极成员）使用他们在1936—1939年阿拉伯人反叛期间所搞到的装甲车，结果便有一批人都中了阿拉伯人的埋伏而作战身亡。⁽²⁹¹⁾“哈加纳”坚决地反击那些在他们看来是阿拉伯人出击地的据点；而且力图使阿拉伯的村民得到深刻的印象：他们最好还是采取消极不介入的态度，因为能够使他们最感到害怕的乃是犹太人的报复，而不是阿拉伯的战斗人员。⁽²⁹²⁾当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双方在海法和耶路撒冷都干出了骇人听闻的暴行。⁽²⁹³⁾在约旦河的上游，报复和反报复的结果是1948年1月9日阿拉伯非正规军首次自叙利亚越界入侵，攻打两个犹太人定居地。英国装甲车干预了这次战斗，并且给叙利亚政府发了外交照会，要它阻止这种入侵行动。⁽²⁹⁴⁾尽管如此，1月下半月，受过训练、装备得很好的叙利亚人，在从叙利亚军队中抽调的军官的带领下，⁽²⁹⁵⁾进一步成队地进入了巴勒斯坦，去加强作战效率较差的当地的阿拉伯战斗人员。⁽²⁹⁶⁾他们还不时乘坐卡车在阿拉伯军团的默许下驶过约旦河上的几座桥梁。⁽²⁹⁷⁾英国人在他们陆续撤走的时候，正在把巴勒斯坦的完全是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区的守卫工作，交给阿拉伯军团。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报复行动给阿拉伯巴勒斯坦边缘地区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很大损失，然而据3月初估计，共5 000多人的7批援军⁽²⁹⁸⁾的到来，还是给加利利和萨马里亚的阿拉伯人地区以及耶路撒冷附近地区增添了纪律的因素，⁽²⁹⁹⁾也暂时提高了农民和易受外界影响的城市下层居民的士气。⁽³⁰⁰⁾对犹太人定居地正面的攻击，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使阿拉伯人遭到惨重的失败。然而他们终于施展了一种更有效的、也就是扫除外围定居地的持久战的策略，其办法就是袭击公路交通线，以切断对这些地方的粮食和弹药的供应。这些袭击充满了血腥味，没有一方会放过一个活着的敌人或交还俘虏。⁽³⁰¹⁾阿拉伯人一举歼灭了一支35人的“哈加纳”分遣队，他们是奉命前往增援守卫着埃特锡翁村据点的另一支“哈加纳”支队的；那里有4个犹太居民点，孤零零地坐落在耶路撒冷和希布伦之间的犹太山中。⁽³⁰²⁾

1月20日，英国殖民大臣宣称，允许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他们各自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为本身的安全作出安排的政策，已经进一步得到贯彻，所以英国的警察就可以集中驻扎在耶路撒冷和这两个民族混杂居住的其他一些地区；并已通知犹太代办处，只要它的防务组织纯粹起防御自卫作用的，就不会受到阻挠；也不会再去搜查武器，除非武器被错误地用之于发动进攻。接着，利斯托韦尔勋爵又谈到了近几周来在耶路撒冷旧城内所发生的激烈冲突：大多是犹太恐怖组织投掷炸弹而引起的，而阿拉伯人则对旧城犹太人居住区实行封锁，以资报复。在“哈加纳”威胁要用武力来突破封锁后，只得在英军的武装护送下，对被围的犹太人运送食物。⁽³⁰³⁾就在这个时候，奉命实施联合国大会分治计划的5国委员会（由玻利维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巴拿马和菲律宾的代表组成），已于1月9日在成功湖开始工作。然而，他们发觉：巴勒斯坦的战斗，已使英国政府愿意协助该委员会贯彻联大决议的劲头大为减弱。英国代表团通知委员会说，根据巴勒斯坦政府的意见，假如委员会到巴勒斯坦去的话，那么就有遭到阿拉伯人袭击的危险，而且它肯定得不到一般阿拉伯人的合作，也肯定得不到构成行政机构成员约62%的阿拉伯文职人员的协作。英国政府无法负责委员会的安全，也不能在他们决定结束委任统治的那一天（5月15日）之前，就把一部分权力移交给委员会，因此也就不准备让委员会在更早于，譬如说，5月15日前两个星期的某一个日子，就来到巴勒斯坦。⁽³⁰⁴⁾他们不能遵从联大的决议，把一个海港及其内陆让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以便利大量的移民，⁽³⁰⁵⁾因为大批移民、可能还有武器的到来，无疑势必会进一步使内部冲突白热化，也会使巴勒斯坦行政机构中英国人员的退出和英国军队以及物资的撤走变得更加危险。英国方面还反对让所建议的犹太和阿拉伯两个国家的临时委员会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反对在委任统治结束之前就授权组织武装民兵。⁽³⁰⁶⁾事实上，巴勒斯坦的两个敌对社团已经变得越来越独立于委任统治的政权之外；对于英国想在委任统治结束之前至少保留一点残存的秩序的愿望，设在成功湖的委员会可能没有给以足够的估价；但联合国和全世界还是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英国的态度说来说去还是由不愿意合作的想法所左右着的。⁽³⁰⁷⁾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委员会就在2月16日向安理会提出了给予武装协助的问题，因为只有在这种武力的支持下，委员会才能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24日，英国殖民大臣就他的政府所以不遵从联大决议的某些条文这一问题，在安理会极力辩解说，他们认为那些条文不现实地忽视了安全方面的困难和责任分散所造成的危险。他说，某些重要的行政职务正在转交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政权机构，英国并不想破坏它的统治在巴勒斯坦已完成的事业；在过去3个月的游击战争期间，又有近100名英国军警人员被杀害，另外还有好几百人受伤，因此，英国的公众舆论，不再会同意用牺牲英国人生命和浪费英国人财富的办法，在巴勒斯坦硬性推行某种政策。⁽³⁰⁸⁾而谢尔托克则代表犹太代办处谴责英国人采取一种保持中立的理论，“一种在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在维护与蔑视联合国权威的双方之间，不分青红皂白、等量齐观”的理论。⁽³⁰⁹⁾他还抱怨说，英国人实际上是歧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如果那个“清楚指明的”维护巴勒斯坦秩序的国际力量无从建立的话，那么他就要求对“那些准备为贯彻”联合国建议而“承担起防卫责任的人”（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取消武器禁运，而对那些抵制联合国建议的人，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则不得再供应武器。⁽³¹⁰⁾

联合国秘书长在巴勒斯坦委员会于1月9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时，曾乐观地告诉它的成员们说：“你们可以深信，一旦有必要的话，安全理事会将在贯彻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时担负起全部责任。”⁽³¹¹⁾然而，及至安全理事会面临着委员会的要求予以武装协助时，事情也就不那么简单了。联合国大会关于巴勒斯坦的决议，本来也只是一种建议，因此它对任何国家都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³¹²⁾而贯彻这一决议的最大责任，则要落在美国的身上，美国的制定计划人员要考虑到许多麻烦的问题，诸如苏联可能会钻空子，乘机把军队或军官作为联合国部队的一部分而派到巴勒斯坦去，⁽³¹³⁾还有巴勒斯坦危机也会影响到美国在阿拉伯国家中的石油储备等等。⁽³¹⁴⁾如果西半球的石油储存有一部分要作为战略储备而保存起来，那么这就更是生死攸关的了。另外由于实行欧洲复兴计划，西欧对石油燃料的需求，预期将会大大增加；已经在计划把中东石油的产量从1947年的3.08亿桶增加到1951年的6.2亿桶。因而，早在1月21日，华盛顿的国务院和国防部就已得出结论：联合国的分治计划是“行不通的”；如果不使用武力就不能使这一计划付诸实现，那么美国也就没有义务去支持它。没有局部的动员，美国能够抽调动用的兵力就很少，所以必须采取步骤撤销这一计划。⁽³¹⁵⁾2月24日，参议员沃伦·奥斯汀建议安全理事会，要它的5个常任理事聚集在一起考虑一下：是否存在着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他的建议于3月5日被采纳；⁽³¹⁶⁾19日在向安全理事会陈述自己的意见时，他说（针对苏联的异议，苏联在去年12月曾呼吁安全理事会担当起全部责任来贯彻实施分治计划），安全理事会不准备设法使用武力来强制贯彻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正如巴勒斯坦委员会、英国以及犹太和阿拉伯双方发言人自己已指出的那样）由于双方都得到了从外面进来的大量的战斗人员和非法的武器，所以就无法和平地加以实现。因此，美国政府相信，应该在托管理事会的领导下对巴勒斯坦进行临时性的托管，以便再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个机会来达成一项协议，对于协议的性质则不应事先存有偏见。安全理事会如提出这样一项建议，就得立即召开一次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而在此之前，安全理事会应命令巴勒斯坦委员会暂时停止在贯彻执行所建议的分治计划方面的一切努力。⁽³¹⁷⁾

英国政府于2月22日宣布，巴勒斯坦的英镑结余（总计约1亿英镑）在最近几个月里支取极快，现在要加以冻结，巴勒斯坦今后将不再是英镑区的一个成员。⁽³¹⁸⁾对此，犹太复国主义者曾表示十分愤慨。现在他们又强烈抗议美国政策的这种“令人吃惊的大转变”。在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和犹太民族会议也于3月23日坚决拒绝了任何要建立一个托管制度的计划，哪怕是短时期的也不行。⁽³¹⁹⁾因此，沃伦·奥斯汀在30日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决议草案，不再提托管的建议，而是号召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政权都派代表到安全理事会来安排停火事宜。草案特别强调说，任何一方如不遵从这一决议，就要承担重大的责任；它号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武装团体立即停止暴力行动；它还要求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³²⁰⁾叙利亚代表欢迎召开特别会议的建议，因为这对阿拉伯人想延缓实行分治的打算是有利的，但在停火建议上，他仍保留以往的态度。对英国高级专员在4月3日广播的在整个巴勒斯坦实行停火的呼吁，犹太代办处表示接受，但并不是无条件的。⁽³²¹⁾它坚持“所有外国军队和游击队”都必须撤出；根据新的英国—外约旦条约，英国有责任把阿拉伯军团的所有部队都调往外约旦；⁽³²²⁾必须防止阿拉伯国家在将来进行入侵；并且必须明文规定，军事上的停火不排斥犹太移民，“不问他们的年龄或健康情况如何”。总之，犹太代办处在安理会的发言人谢尔托克始终坚持，停火不得使独立为之延期；他满怀信心地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踏上了建国的大道，他们拒绝再倒转回去。⁽³²³⁾他谴责英国人默许阿拉伯武装力量大规模地越过边界进行渗透；在拒绝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武器的同时，却继续武装阿拉伯国家；让耶路撒冷旧城的控制权依然落在阿拉伯匪帮的手里。犹太复国主义者责备⁽³²⁴⁾英国人有意在撤出后给巴勒斯坦留下一个“行政上的烂摊子”，但这种责难是有些过甚其词的。因为尽管英国当局确实拒绝在委任统治结束前把行政管理职能转交给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或阿拉伯人的中央政府，然而他们倒也时常在把这样的职能转交给地方当局。犹太复国主义者久已准备了一个政府机构的干部班子，这样就能随着英国人的撤出而逐步接管权力。⁽³²⁵⁾

由于缺少武器，犹太复国主义者迄今未能充分运用他们的人力来从事进攻，虽然3月底从捷克斯洛伐克运来了一船军火，对他们有所帮助，这船军火的货款是用美国犹太人捐献的美元来支付的。⁽³²⁶⁾4月初，犹太复国主义者仍严重地受到“阿拉伯解放军”的挑战。⁽³²⁷⁾这时候，这支军队已公开地得到各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庇护，并且已增强到大约有6 000—7 500人的兵力，其中多数是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再加上在加沙的一个埃及分遣队。阿拉伯武装力量的基地分设在分治决议指定给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内的各个地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英国人容许的。在北部，他们袭击海法东南27英里的米什马尔哈伊米克犹太人定居地，使得海法与特拉维夫之间的犹太人交通线受到威胁。为了避开敌对的沿海公路上的阿拉伯村落，这条交通线不得不绕道翻过卡尔迈勒山脉。⁽³²⁸⁾在南面，他们主要攻击耶路撒冷的犹太“新城”和被阿拉伯山村控制着的公路大道，这座城市就是通过这条公路，从45英里之外的犹太沿海平原取得必要的物资供应的。耶路撒冷以西5英里的卡斯塔勒村是一个战略要地，两军在那里曾进行过激烈的争夺战。在4月9日清晨的一次战斗中，“哈加纳”占领了这座要塞，在这次战斗中，阿拉伯的耶路撒冷军区司令官（阿卜德·卡迪尔·侯赛尼）也被打死了。与此同时，在靠近耶路撒冷2英里的地方，伊-兹-卢和斯特恩集团共约200人的一支武装力量袭击了戴尔亚辛的阿拉伯村庄，这里的居民还是以爱好和平并同他们的犹太邻居保持友好关系而闻名的。⁽³²⁹⁾后来，另一方面又有不同的说法：说是一支阿拉伯队伍夺取了这个村庄，以便进攻耶路撒冷；说这是该地区阿拉伯游击队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甚至说，“哈加纳”的耶路撒冷地区司令曾批准这次进攻，因为计划在此地建立一座犹太机场。⁽³³⁰⁾伊-兹-卢进攻者从一辆装甲车上通过扩音器用阿拉伯语大声叫喊，命令居民们在15分钟内离开住屋躲藏起来。有一些居民照办了。伊-兹-卢后来宣称，在随后的逐屋战斗中遭到了相当大的伤亡，⁽³³¹⁾但阿拉伯人方面则大约有250人被打死，其中约半数是妇女和儿童。两天后，国际红十字会驻巴勒斯坦的首席代表访问了该村，⁽³³²⁾他所得的印象是：伊-兹-卢的行动是由一帮“严守纪律和按命令行动”的青少年干出来的一次“有计划的大屠杀”，现在因为阿拉伯人也尝到了残忍暴行的滋味而大为高兴（这种残忍暴行正是阿拉伯人曾施之于犹太人的）。⁽³³³⁾红十字会代表返回耶路撒冷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当局对他的报告表示“极大的憎恶和讨厌”；但就在这同一天，犹太复国主义者总委员会批准了一项大屠杀前签订的“哈加纳”与伊-兹-卢之间进行合作的协定。阿拉伯人也回过来进行了报复。他们在耶路撒冷郊外拦劫了一支护送车队，这支车队是开往孤悬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斯库普斯山岭上的哈达萨赫医院和希伯来大学的，大约有77个医生、护士和大学师生被杀害。⁽³³⁴⁾

在巴勒斯坦北部，“哈加纳”成功地击退了由福齐·卡武克吉指挥的一支人数上占优势的阿拉伯队伍对米什马尔哈伊米克的进攻。⁽³³⁵⁾犹太复国主义者现在也准备在这个地区发动进攻了。看来在3月底左右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就可以开始陆续运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手里，这批军火靠了美国犹太人提供的美元和运输方面的帮助才得以避开英国人的封锁。⁽³³⁶⁾不管这批新军火的重要性如何，战事的发展趋势现在是极其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方。在太巴列，阿拉伯人在地势低下的市区阵地，被犹太人在山坡上的较高阵地所控制。英国人主持的停火谈判，据说由于外来的阿拉伯武装力量的抵达而被打断了。4月18日，英国军队把阿拉伯居民（在平常时期占人口47%，居少数地位）撤了出来，把城市让给了犹太人。⁽³³⁷⁾在海法，阿拉伯人有了一支很可观的增援部队（主要是伊拉克人、叙利亚人、前外约旦边防军士兵——巴勒斯坦政府保持的一支正规部队，但最近被解散了——以及几个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已经可以进攻和威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要阵地：阿拉伯旧城附近山坡上的哈达尔-哈卡尔迈勒地段。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召来了增援部队。到4月19日时，战事已迫在眉睫了；而当地的英国部队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又很分散，实在无法控制这种紧张局势。由于不到一个月英国的委任统治就要结束了，英国驻军师长决定把他的部队撤到港口地区以及通往港口的大道上，以便掩护英军和物资撤退；同时又可以不介入犹太阿拉伯双方的冲突。4月21日晨，在相继一个小时之内，他把自己的计划通知了双方。⁽³³⁸⁾当天下午犹太人发动进攻时，阿拉伯平民的逃亡也就开始了，并且由于“哈加纳”的广播车和传单搞的“心理闪击战”而更加快了速度。⁽³³⁹⁾经过一夜的战斗，当他们的司令官和参谋人员已偷偷地溜走时，阿拉伯军队的抵抗也就停止了。在一个星期之内，由于纷纷逃跑，人口从往常的50 000人减少到只剩下8 000—10 000人了，⁽³⁴⁰⁾而且还在不断地减少。4月25日，又轮到雅法和阿卡分别受伊-兹-卢和“哈加纳”的攻击；在英国皇家军队将进行干涉的威胁之下，虽然雅法暂时停了火，但是该城已经有30 000名左右的阿拉伯居民逃跑了，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继续外逃。⁽³⁴¹⁾犹太复国主义者当时估计，逃亡的阿拉伯人总数超过150 000人，在所建议的犹太国的地区之内，大约有30个阿拉伯村庄被放弃了。⁽³⁴²⁾

大批阿拉伯人的开始逃亡，可以追溯到阿犹冲突的前一阶段。早在1月27日，高级专员就已承认⁽³⁴³⁾：有能力离开的阿拉伯中产阶级家庭，带着他们的车子和大批家用物品，正在“源源不断地出国”。据犹太复国主义者方面估计，3月份已有20 000到25 000阿拉伯人离开海法和15 000到20 000阿拉伯人离开雅法。由于阿拉伯非正规军利用地点方便适中的阿拉伯村庄作为进攻犹太人区域的基地，结果犹太人对这些村庄进行了报复，这就使很多阿拉伯人从犹太人领土边缘的村庄逃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³⁴⁴⁾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断言，⁽³⁴⁵⁾戴尔亚辛大屠杀之前“好几个星期”，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就已经“号召阿拉伯居民成群结队地离开该国”。对这种说法应该持保留态度，因为没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但是毫无疑问，阿拉伯报纸和电台宣传报道戴尔亚辛大屠杀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引起同情，结果却反而大大加速了士气的瓦解和非战斗的阿拉伯人的逃亡。在战争的这一阶段，犹太人对阿拉伯人逃亡这一件事抱什么态度，是不够清楚的。确凿的证据表明，海法民政当局曾试图安抚阿拉伯居民；可是犹太战斗人员却在该地和其他地方都巧妙地运用心理战术来瓦解敌方的士气，结果在平民身上恰巧收到了原来所指望的效果。⁽³⁴⁶⁾在稍后阶段，以色列军队毫无限制地对阿拉伯平民施加压力，以引起平民的恐惧情绪。他们用武力来驱逐平民。例如：5月份对阿卡居民（包括从海法逃来的人）；7月份对卢德和拉姆拉居民（包括从雅法逃来的人）；10月份对贝尔谢巴和西加利利居民。

也有一些犹太人想逃避战争。但是那些弄到外国护照想出国的人，犹太复国主义当局不仅要他们呈验“哈加纳”发给的免服兵役的证件，而且还必须呈验纳税收据，证明他已向犹太当局缴付过“一笔税款以供军费开支和救济欧洲犹太人之用的”。⁽³⁴⁷⁾这种税款是按惩罚性的标准来估计征收的，征收多少按实际情况而定。犹太人的迁移就这样受到了官方的控制和管理；而有限制的从耶路撒冷迁往沿海平原，就成了人口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³⁴⁸⁾确实在耶路撒冷这个地区，犹太人的事业现在最直接地处于危险境地，因为不仅旧城的犹太区仍然处于阿拉伯人的封锁包围之中，而且北面的阿拉伯人居高临下，使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新城的一部分也处于他们的火力之下。⁽³⁴⁹⁾因此，当4月18日高级专员提出当地局部停火建议时，犹太代办处就表示准备接受，但是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拒绝了。接着又开始谈判只限于旧城的停火。主持谈判工作的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下于4月23日成立的一个停战委员会，委员会由美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事组成。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不相信阿拉伯人提出的保证，即：如果“哈加纳”部队撤离旧城的话，阿拉伯人将保证该地犹太区的安全和粮食供应。⁽³⁵⁰⁾但是，28日还是达成了一项旧城停火的协定。然而，4月29—30日夜间，“哈加纳”向卡塔蒙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居住的郊区发动了进攻。卡塔蒙坐落在一条山脊之上，当地中产阶级居民已经逃走，阿拉伯人以该地为坚固据点，居高临下地向犹太人郊区开火。“哈加纳”占领了这个阵地；当它同意5月2日英国人发出的停火命令，以便谈判一项更广泛的休战时，也还坚守在那里。现在，问题的焦点并不是1 700名被围困在旧城的犹太人的处境，而是新城10万犹太人的粮食供应问题。“哈加纳”于4月9日夺取卡斯塔勒以后，护送亟需的食品的车队，已从海岸开抵耶路撒冷犹太人居住区。但是，4月17日阿拉伯人开始在城西12英里的瓦德隘口拼命攻打，力图切断大路，断绝犹太人的水与食品的供应，因为这个城市的用水绝大部分是依靠极易受到破坏的一连串抽水站从特拉维夫以东10英里的艾因角的一些水井输送过来的，而这些井已经被伊拉克非正规军占据了，水管也被炸坏了。停火谈判一次次地继续下去；到5月9日，阿拉伯人的军事处境已十分恶化，以致不得不宣布他们准备在整个耶路撒冷实行停火。但是现在轮到犹太代办处来不理睬高级专员的邀请了。他们在安理会的发言人（美国公民伊曼纽尔·纽曼）解释说：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几位高级官员大概已经会见了高级专员，而他想会见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则在特拉维夫。纽曼还说：

在这些日子里，从特拉维夫去耶路撒冷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里有着某些障碍和困难。犹太代办处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总的说来现在是在竭力设法排除这种障碍，希望不久就可以让人民更加自由地来往。⁽³⁵¹⁾

在这次含蓄而带讥讽的谈话中，纽曼提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人俯瞰瓦德隘口路障的阵地所发动的一次新进攻。⁽³⁵²⁾虽然最初他们是成功的，但是阿拉伯人进行了反击，使他们仍然不能打通通往首都的交通线。耶路撒冷的大量英军，从5月8日至14日，在那儿维持了这一种不牢靠的停火。但是，当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破坏了停火的时候，他们双方都动用重武器再度开战。⁽³⁵³⁾5月12日，即委任统治结束前两天，高级专员提出了一项新的停火建议。⁽³⁵⁴⁾沮丧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接受建议，但是犹太代办处再次不予答复。⁽³⁵⁵⁾14日上午6时，英国国旗从政府建筑物上降落下来，⁽³⁵⁶⁾最后一批英军从耶路撒冷撤走了。过了几个小时，“哈加纳”和犹太“异端分子”在新城的几个他们还未曾占领的重要地点挫败了阿拉伯人的抵抗。

就在这个时候，参议员沃伦·奥斯汀于4月5日非正式地告诉安理会成员们一项美国提出的建议，把它作为在委任统治结束之后确保公共秩序和维持政府工作的一种紧急措施。建议主张由托管委员会通过一名总督来管理巴勒斯坦，直至这一制度为阿拉伯和犹太双方大多数人所赞成的一项政府方案所替代的时候为止。⁽³⁵⁷⁾4月20日，根据安理会的提议，联合国大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进一步考虑巴勒斯坦未来的问题，在会上美国提出了它的建议。⁽³⁵⁸⁾几名犹太复国主义高级官员，其中包括谢尔托克，据说曾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建议作为一项临时性的权宜措施，但是被本-古里安和支持他的好斗的极端分子们否决了。⁽³⁵⁹⁾据报道，沃伦·奥斯汀曾说过，他希望可以利用驻在巴勒斯坦的英军和别国的部队，在托管制度下帮助维护法律和秩序。⁽³⁶⁰⁾苏联和它的卫星国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一条强有力的路线，其坚定不移的目的是：破坏英国在中东的势力并阻止美国势力在中东的增长。⁽³⁶¹⁾当联合国大会上旷日持久的争论继续下去的时候，美国政府同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各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们开始讨论。它建议委任统治结束的日期延迟10天，以便代表们前往巴勒斯坦商量制定停止敌对行动的条件。这个建议没有被交战双方接受，也没有被英国人接受。⁽³⁶²⁾大会所能作出的最大成就也只是于4月15日任命了一个联合国调停人；很有意义的是，规定给他的职权并没有要他受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分治决议的约束。⁽³⁶³⁾

这时，在杜鲁门总统的干预之下，国务院负责管巴勒斯坦事务的洛伊·W·亨德森（他很久以来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攻击的一个目标）把他的职务转交给了J·H·希尔德林少将。希尔德林在上一年秋天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第二代表时，就已经热烈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主张；⁽³⁶⁴⁾在这最近一次任命的前一天，在1948年犹太人福利基金募捐运动的开幕大会上，他在一次演说中又坚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³⁶⁵⁾随着日子的一天天过去，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当5月14日委任统治结束时，在那里将既没有停火，也没有在新的犹太国家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各国军队之间的任何临时性安排；而国务院与总统的政治顾问之间的意见分歧，也缩小到了美国承认那个犹太国家应提早到什么程度。直到5月13日总统才同意暂且慢一慢；对他施加政治压力还在继续；14日中午，国务卿要求再给他几天时间，以便同英法两国政府磋商；但是总统的一位政治顾问，据说在最后终于说服他要坚持必须立即承认。⁽³⁶⁶⁾据一位可靠的记者说：

政府中没有一个人否认，想要胜过俄国人是一个重要因素……假如终究得承认一个犹太国家的话，政府觉得十分重要的是，做这件事的第一个政府应当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而不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大国。苏俄很难说是应当享有这样一种有历史意义的权利而赢得以色列人民的感激的。而且，别人这样告诉我说，被一个民主国家首先承认，不仅对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美国的犹太人甚至更为必要。一个犹太国家将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这种话已经谈得够多的了。⁽³⁶⁷⁾

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准备迎接它的奇迹般再生的独立。

他们的脸上容光焕发。他们保持平静，非常平静，好像是在默默地祈祷和感谢上帝的仁慈，让他们还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来临。他们已经一代又一代地祈祷，有的人天天祷告，有的人每周一次，也有人一年一次，祈求这得到拯救的一天的来临。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对多数犹太人来说，它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了——一种不可能如愿的祈求，一种被逐走了的希望。这可能是真的吗？这是真的。⁽³⁶⁸⁾

此时此刻的英雄是工党领袖本-古里安。在最后几个星期，当他的那些同事已经打算妥协的时候，他的勇气和决心仍然坚定不移。正是他，这一位当选总理而又尚未就职的人，1948年5月14日下午4时在特拉维夫现代美术馆举行的一次犹太民族会议上，简短地回顾了犹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的变迁和悲剧，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纳粹的大屠杀和联合国成立前的活动；接着他以响亮的声调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犹太国家称作以色列”；⁽³⁶⁹⁾他宣布给予国内阿拉伯居民以充分的和平等的公民权利，同所有邻国和睦友好，并呼吁全世界的犹太人与以色列团结一致。他结束讲话时宣称：“怀着对全能的上帝的信任，我们在5708年8月5日，安息日的前夕，于特拉维夫城召开的这一临时国务会议上，谨作此宣布。”⁽³⁷⁰⁾然后本-古里安宣读了新政府通过的第一号法令，即废除1939年的英国白皮书以及白皮书对移民和购买土地所施加的限制。金奇加以评论说：“这证明了一个人和一种理想的正当；这是先知、极端分子和鼓动家反对现实派、温和派以及政治家们的永久的保证。”⁽³⁷¹⁾而且，似乎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对照，年老力衰的钱姆·韦茨曼⁽³⁷²⁾甚至当时没有在场，而是在美国充当驻联合国的以色列发言人和对国务院的发言人；只是在3天以后临时议会召集第一次会议时才推选他担任总统。⁽³⁷³⁾

特拉维夫的公告发表后16分钟，杜鲁门总统办公室就立即宣布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这一宣布打断了正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当天傍晚加西亚-格拉纳多斯驱车从芳草地回到纽约的时候，他看到以色列国旗骄傲地飘扬在许多高楼大厦上。⁽³⁷⁴⁾真的，这个美国大都会的犹太居民比整个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犹太人还多两倍；这个新国家——只就它的诞生得归功于强权政治的作用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是在纽约诞生的，虽然这听起来也许有点荒唐。⁽³⁷⁵⁾危地马拉政府（它的驻联合国代表就是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只比美国晚一天就承认了以色列；接下来是苏联（5月17日）；波兰、乌拉圭和尼加拉瓜（5月18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5月19日），后者这时还没有公开脱离苏联集团；南非是在5月24日承认以色列的，即在标志着史末资将军终于退出政治舞台的大选的两天之前；匈牙利于6月1日，芬兰和罗马尼亚也分别于6月11日和12日承认了以色列。

(1)　钱姆·韦茨曼：《磨炼与错误》（Chaim Weizmann：Trial and Error），纽约，哈珀，1949年版，第203页。韦茨曼是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的主席，也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的主席，他本人在1946年12月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不得不承认：“一个解释与另一个解释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新犹太》（New Judaea），1946年12月—1947年1月，第66页〕

(2)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10页。

(3)　按国会议员西德尼·西尔弗曼（Sydney Silverman）的看法为“几十万人”（1946年8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263栏）。

(4)　“神圣的难以忍受”一语是拉比斯蒂芬·怀斯（Rabbi Stephen Wise）在1945年8月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所用的名言〔《犹太复国主义评论》（Zionist Review），1945年8月3日，增刊，第4页〕。

(5)　当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在惠特森召开的1946年工党大会上（见下文，原著第217页）宣布，美国压迫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要犹太人住在纽约”，一位美国的犹太记者承认，他的评论“有些道理，尽管令人不痛快。许多对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最热心的大会支持者，同样也是限制犹太移民进入美国的热心鼓吹者。甚至美国的那些犹太组织，对要求放宽这个国家的移民法的想法，也是踌躇不定的——因为他们知道，或者他们自以为知道，这些法律的任何变更肯定会是变得更坏的”〔莫里斯·J·戈德布卢姆：“历史中的这一月”（Maurice J.Goldbloom：“The Month in History”），《评论》，1946年7月，第60页〕；参阅西德尼·赫茨伯格（Sidney Hertzberg），同上书，1946年2月，第48页；理查德·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Richard Grossman：Palestine Mission），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7年版，第53—55页。

(6)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8月10日，第4页。

(7)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42页和注①。

(8)　同上书，第21—23页。

(9)　1947年4月23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47卷，第80栏。

(10)　这些要求被1945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所批准（《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8月17日，第6—7页），由此看来，后来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关于比尔特莫尔计划“从来没有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正式采用过”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67页）。

(11)　达夫尼·特雷弗：《在白皮书下》（Daphne Trevor：Under the White Paper），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出版社，1948年版，第145—146页；这本书后来在犹太代办处出版的文件目录中登有广告。

(12)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16页；“英国工党的誓言”（“British Labour's Pledge”），《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9月28日，第4—5页。哈里·扎赫尔（前引书，第29页）引用休·多尔顿1945年在惠特森对工党年会的演说，在会上他鼓吹犹太人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用不着像现在那样的种种限制”，以便成立一个“幸福、自由和繁荣的巴勒斯坦犹太国”。然而，这些话应该同摘自多尔顿演说（修正稿校样）的下列一段加重点号的话连起来读：“这不是一件应该认为要由英国政府单独负责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获得一个意见一致的居留地，如果这个居留地经过年复一年的变化坚持下来而不动摇的话，它必定要得到美国、苏联和英国政府的拥护和支持”，等等。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8月3日，第5页）列举了“公开表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新议会的90名工党议员的名字。共有28名“父母双方都是犹太人的犹太子弟”被选入议会，其中26名属于工党，1名是共产党人。19名第一次入席，有人说，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是英国犹太人的第一代，即移民的后裔〔《1947年犹太年鉴》（Jewish Yearbook for 1947），第319—320页；马克·雷文（笔名）：“困难中的英国犹太人”（Mark Raven：“British Jewry in Heavy Weather”），《评论》，1947年5月，第453页〕。

(13)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8月3日，增刊，第4页。

(14)　关于在大战期间，本-古里安在巴勒斯坦已经占了韦茨曼的上风，参阅《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11页。

(15)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8月10日，第4页；1945年8月17日，第3页。本-古里安在他最近访问美国期间两次宣布，如果英国政府打算维持和推行白皮书，他们就要使用“流血的恐怖”和“持久而野蛮的武力”（同上书，1945年6月29日，第3页；1945年7月13日，第2页）。

(16)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15—316页。

(17)　韦茨曼同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谈判，见同上书，第312—314页。

(18)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8月10日，第6页。

(19)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8月10日，第10页；1945年8月24日，第3页。然而有人向各阿拉伯国家保证，它们会发现犹太国是它们“人口稀少和不发达地区”的一个“忠实盟国”（同上书，1945年8月17日，第6—7页）。

(20)　1946年8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250—1253栏。

(21)　参阅J·C·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J.C.Hurewitz：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e），纽约，诺顿，1950年版，第228—229页，第231页。

(22)　乔恩·金奇报道，贝文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这两位内阁附属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回到内阁……发怒了。……他们强烈地感到：他们做了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朋友们最易打交道的牺牲品”〔《七根倒了的柱子》，第142页，根据“在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英国工党的改弦易辙”（“British Labor's Turnabout on Zionism”）一文，《评论》，1947年12月，第512页〕。参阅R·H·S·克罗斯曼在《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上的文章，1951年2月10日，第48页。

(23)　见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225页。当英美调查委员会在1946年2月访问这些犹太人时，有98 000名犹太人在德国和奥地利的集中地点。韦茨曼报告1944年召开的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他们在某些条件下能许可一年10万名犹太人到巴勒斯坦，这是韦茨曼在1944—1945年访问巴勒斯坦时制定的政策的一部分（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26页；又见下文，原著第207—208页，第214页）。

(24)　1946年8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314栏。

(25)　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201页。后来霍尔勋爵说：“要英王陛下政府考虑的……不是一个请求……而是一个要求”；“这种态度……同我过去碰到过的任何情况都不同”（1947年4月2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147卷，第107—108栏）。

(26)　老成持重的摩西·斯米兰斯基（Moshe Smilansky）后来写道，“看来几乎是确实的”，英国政府准备把限额增加到每月2 500名，“也愿意指示地方当局放松对犹太人购买土地的限制”〔“建设而非‘战争’”〔“Construction not‘war’”〕，《评论》，1946年12月，第533页〕。

(27)　韦茨曼：《磨炼与错误》，第440页。他在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的一次紧急会议上讲到，犹太代办处已“通知政府，他们不能根据白皮书同他们打交道，他们总是认为白皮书是不道德的和不合法的”（《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9月28日，第3页）。

(28)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7月13日，第2页。

(29)　原文载《纽约时报》，1945年11月14日。根据前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说法，总统的民主党顾问们已通知他，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杜威（该州集中了220万参加犹太教礼拜仪式的教徒，更不用说不参加这种仪式的犹太人，他们在政治上可能依旧像前者那样感觉和行动），打算公开处理难民的问题〔萨姆纳·韦尔斯：《我们不需要失败》（Sumner Wells：We Need Not Fail），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48年版，第32页〕；参阅下文，原著第229页注④（即本书第379页注④。——译者）。

(30)　这些人属于伊尔贡-兹瓦伊-卢米组织（“民族武装组织”，通常缩写为伊尔贡或伊-兹-卢），其活动力量估计有1 000人，后备队有4 000人，其分支为斯特恩集团（“为以色列的自由而奋斗的战士们”），估计有150到200个危险的狂热者。参阅《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21—324页；巴勒斯坦政府：《巴勒斯坦概览》（Palestine Government：A Survey of Palestine …），巴勒斯坦政府出版局，1946年版，第2卷，第601—606页。

(31)　见陆军少校R·D·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1945—1948年在巴勒斯坦的第六空运师》（Major R.D.Wilson：Cordon and Search, With 6th Airborne Division in Palestine, 1945—1948），奥尔德肖特，盖尔与波尔登，1949年版，第48页。

(32)　塞缪尔·罗尔班特（Samuel Rolbant）把他描绘为“杰出而锐利的人”，《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1951年8月18日；参阅《巴勒斯坦事务》（Palestine Affairs），1946年11月，第8页。

(33)　作为“安全事务”的专家，根据《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8月31日，第4页。

(34)　“哈加纳”的历史，可参阅巴勒斯坦政府：《巴勒斯坦概览》，第2卷，第600—601页；《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47页，第307页。“哈加纳”成员哈里·莱文（Harry Levin）后来写到“哈加纳”地下组织的许多地区精心设计的各式阴谋：“哈加纳”的一些领袖，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行动像从居留地来的农民，像无害的公共机构或委员会的成员，却从事着专门任务；在政府职员、工程师和警察中，也有“哈加纳”的官员；劳工组织者、教师、出租汽车司机和其他接触到的人……

“另一天，现在的耶路撒冷行政领导人，告诉我20年前他在‘哈加纳’的日子……如果英国警察突然侵入他们的隐藏处，他们只能发现一群学生和他们的教师，讲着天真的故事，摆着一堆书，证明他们是无罪的。”〔哈里·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Harry Levin：Jerusalem Embattled），伦敦，高兰兹，1950年版，第73—74页〕

(35)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8月10日，第6页。

(36)　这些年轻的阴谋家，“哈加纳”的领袖（摩西·斯奈）、伊尔贡-兹瓦伊-卢米（梅纳赫姆·贝京）和斯特恩集团（内森·弗里德曼-雅林），都一道在华沙大学呆过，他们在那里是犹太学会会员之家的寄宿伙伴〔见梅纳赫姆·贝京：《起义》（Menachem Begin：The Revolt），伦敦，W·H·艾伦，1951年版，第183—185页，第199页〕。因此他们代表着继承本-古里安和谢尔托克的东欧犹太“行动主义派”的下一代，也能够暂时弥补意识形态上互不信任的裂缝，这个裂缝使“哈加纳”的社会主义者和伊尔贡-兹瓦伊-卢米的右翼分了开来。

(37)　例如，见英国殖民部：《巴勒斯坦关于暴行者消息的声明》（Great Britain，Colonial Office：Palestine: Statment of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Acts of Violence），敕令第6873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6年版，此后简称敕令第6873号）。殖民大臣拒绝发布英国政府所掌握的关于犹太代办处和恐怖主义者之间的关系的全部证据（1947年3月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4卷，第36栏）。

犹太代办处向英国政府挑战，要英国政府作出证明，为什么敕令第6873号中所发表的那些电报的拟稿、批准或发送应由犹太代办处来负责，而本-古里安的评论是：“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些文件都是伪造的，但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人所熟知的。”（《泰晤士报》，1946年7月26日；《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8月2日，第8页）但是贝京又毫无保留地承认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起义》，第183—185页）。

(38)　韦茨曼：《磨炼与错误》，第440页。

(39)　理查德·克罗斯曼在下院的一次演说中讨论了“哈加纳”和恐怖主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1946年7月3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008—1013栏）；《新犹太》社论，1948年3—4月；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88页。关于“哈加纳”除自卫外试图避免牺牲的情况，见下文，原著第202页注①（即本书第335页注②。——译者）。

(40)　摩西·斯奈（敕令第6873号，电报第6—7号）；参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9月20日，第2页。

(41)　参阅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86—87页。在1945年6月和7月的7个星期中，8 000个难民通过犹太旅队在意大利的战线走向巴勒斯坦，据伯纳德·卡斯珀：《和犹太旅队在一起》（Bernard Casper：With the Jewish Brigade），伦敦，戈德斯通，1947年版，第70—90页。

(42)　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136—137页。关于陆上的偷运移民的组织，当时被英国方面的一个战地安全部门的军士所察觉。参阅理查德·皮尔斯：《在列万特三年》（Richard Pearse：Three Years in the Levant），伦敦，麦克米伦，1949年版，第190—195页，第210—222页。

(43)　最后一个字母“h”不像哈加纳中的“h”不发音，而是作尖声的吐气音发音，但是同喉音的“kh”不同；一般的英语音译是“Palmach”，这在发音上是含糊不清的。这个字是希伯来文plugoth ha-mahatz的缩写，意为“突击队”。有人估计他们的人数约为2 000名以上。

(44)　以色列独立成功以后，他改名为道夫·约瑟夫。

(45)　敕令第6873号，电报第2号和第3号；参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耶路撒冷记者报道，1945年10月26日，第8页。

(46)　然而根据该师的历史家的说法，要尽力设法阻止这个空运师介入内部安全任务（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4页）。

(47)　据后来报道，设立这种委员会的决议的通告，是被推迟了，“可能是为了避免损害民主党”在纽约市市府选举中的“票数”（西德尼·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6年1月，第39页）。

在早些时候，据说英国政府本来打算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早期发展中的联合国组织，但当“三大国”的外交部长所参加的伦敦会议确认了苏联政府把它的利益扩张到地中海的要求时，就改变了他们的计划（《纽约时报》，1945年9月24日和10月7日）。

(48)　敕令第6873号，电报第4号、第5号和第6号；《巴勒斯坦邮报》，1945年11月2日；《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11月16日，第6页。然而，秘密电报泄露出犹太复国主义领导班子内部有关“行动主义者”政策存在着长期的意见冲突。在11月2日贝尔福宣言28周年的日子，埃及某些城镇的暴徒们，袭击了犹太人和一些别的外国人，对财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个暴力运动波及到利比亚的的黎波里时，使该处英国的军事当局吓了一跳，在11月4—7日之间，有100多个土长土生的犹太人被穆斯林们屠杀了。

(49)　1945年11月1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5卷，第1929栏。杜鲁门总统后来徒然地试图通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去拦阻国会通过一项联合决议，类似1944年这位行政首脑曾经成功地遏止的那种决议，即支持犹太移民自由进入巴勒斯坦，以便“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巴勒斯坦的建设，把它建成犹太民族之家，并和各阶层的人民一起建立一个不分种族和信仰，人人权利平等的巴勒斯坦民主政权”（1945年12月17日，《国会记录》，第12138—12143页，第12165—12189页；参阅《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15页，第318页，第319页）。

(50)　由美国犹太人资助的一个经济研究项目曾经估计，“在今后10年中，移民总数的中间幅度可能降到约685 000名到125万名之间”，其中犹太人占90%〔罗伯特·R·内森、奥斯卡·加斯和丹尼尔·克里默：《巴勒斯坦问题及其前途》（Robert R.Nathan，Oscar Gass，and Daniel Creamer：Palestine Problem and Promise），华盛顿，美国巴勒斯坦协会公共事务出版社，1946年版，第399页〕。

(51)　贝文的率直措辞，尤其是他后来抱怨美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施加影响的露骨言论（主要查阅他在1946年工党大会上的讲话，见《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6月21日，第3页，以及他在下院所作的说明，1947年2月2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3卷，第1907栏），更惹起犹太复国主义者责备他是“反犹太的人物”，甚至是“希特勒衣钵的继承人”〔弗兰克·E·曼纽尔：《美国—巴勒斯坦关系的真相》（Frank E.Manuel：The Realities of American-Palestine Relations），华盛顿，公共事务出版社，1949年版，第331页；并参阅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22—24页〕。为了另作其他解释，有一种讲法把他的这种态度说成是：他作为一个工会的领导人不得不同“一小撮恰巧是共产党人的犹太人或恰巧是犹太人的共产党人”进行斗争〔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143页，引自他原发表在《评论》（1947年12月，第512页）上的一段文字；又见贝文本人1947年2月25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33卷，第1910栏，以及波利蒂库斯（Politicus，笔名）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7年3月7日，第6页〕。不过，更有可能的是理查德·克罗斯曼后来的结论，即贝文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出于某些心理上的变态或反犹太主义的情调，而萦绕在他头脑中的却是……中东的基地问题”（《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1951年2月10日，第148页）。

(52)　1945年11月1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5卷，第1927—1935栏；《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1945年11月14日。

(53)　见上文，原著第198页注①（即本书第329页注①。——译者）。又见《经济学家》，1945年11月24日，第751页，1945年12月8日，第828页；西德尼·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6年1月，第37—38页。

(54)　《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11月15日。

(55)　迈耶·莱文：“儿童之战”（Meyer Levin：“The Battle of the Children”），《评论》，1946年1月，第25—27页；参阅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161—163页。

(56)　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29页。6年后，当这里发生激烈的反对以色列政府的示威时，以色列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耶路撒冷邮报》，指出最近30年已经清楚地教训了犹太复国主义者，“那些准备使用暴力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政治目的去破坏国家法律的非法分子，在他们第一次进行威胁恫吓时，只要毫不迟疑地使用必要的武力，就能迅速加以镇压”（转引自《泰晤士报》，1952年1月9日）。

(57)　代表团是一个庄严的组织，1943年犹太复国主义者“用渗透的方法”，得以控制该组织，“引起当时广泛的敌对行动”。根据艾伦·A·施佩：“伦敦：战后英国的犹太人”（Alan A.Schper：“London：British Jewry Post-War”），《评论》，1946年8月，第163页。

(58)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11月23日，第4页和第9页。

(59)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48页注②。

(60)　I·F·斯通（I.F.Stone），在《民族》上的文章，1945年12月22日，第678页。

(61)　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30页；“哈加纳”的电台“以色列之声”将这次事件归之于犹太抵抗运动。1946年1月22日，“哈加纳”一种“地下”刊物宣称，在支援非法入境移民或袭击旨在阻挠入境的设施的斗争中，除了出于自卫外，他们要设法使自己和敌人都避免生命损失（转引自施洛莫·卡茨：“对巴勒斯坦犹太抵抗运动的理解”，《评论》，1946年7月，第47—48页）；参阅贝京：《起义》，第213—214页，关于“哈加纳”抵抗“哲学”部分。

(62)　参阅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33页；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164—171页。“哈加纳”的这种行动的战术可描述如下：“当‘哈加纳’武装部队掩护犹太移民登陆时，广大犹太居民在周围转来转去，借以牵制，并在战略地点封锁可能来援的警察力量。有时他们就混在新来到的人群中间，去阻止对新来者的盘问或逮捕；久居巴勒斯坦的住户拒绝出示身份证因而遭到逮捕，警察对他们进行盘查浪费了时间，这就为新登陆的移民制造了脱逃的机会。在那些农业居民区，全体居民会阻挡英国军队进来并拒绝他们进行身份查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臂挽着臂，躺在地上，迫使英国军队逼着每个人单独离开人群而进入围着铁丝网的场所接受搜查”（见施洛莫·卡茨，前引文）。由于抵抗带来的伤亡，经久不变地成为整个犹太世界进行恶毒宣传的题材。

(63)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11月28日。把英国保安部队与他们以前的纳粹迫害者等同起来，已经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常用的宣传手段；参阅1946年6月29日“以色列之声”广播：“……泰特斯（Titus）的肮脏的子孙……纳粹—英国政权”（转引自贝京：《起义》，第205页）。据第六空运师历史学家报道，当军队搜查定居地时，儿童们排列成行，在大人纵容下，放肆地“用粗话辱骂”。他评论道：“当然军队不致为此而故意地去激起仇恨的。……但是像‘盖世太保’和英国杂种之类恶毒咒骂言词，简直不可能老是置之不理；毫无疑问，有时也用辱骂回击。”（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59—60页）另一方面，迈耶·莱文则在其文章（《评论》，1946年1月，第25—27页）中记载了1945年11月在特拉维夫军事行动期间英国军队和警察人员对犹太人无休止的“中伤”与诽谤；并参阅理查德·M·格雷夫斯后来写的《无政府状态中的试验》（Richard M.Graves：Experiment in Anarchy），伦敦，高兰兹，1949年版，第147页，1948年2月24日日记摘抄。

(64)　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161—167页。

(65)　“他们声称，他们将试图阻止在报纸上对这次行动进行谴责。”（贝京：《起义》，第198页）贝京又称，在此时期，哈加纳—伊-兹-卢联合会议一般是每两星期举行一次（同上书，第188页）。

(66)　戈特勋爵在11月初辞职后不久死去。接替他的是陆军中将艾伦·坎宁安爵士，他担任高级专员一直到托管期满。作者听到过负责方面的评论：戈特习惯于在耶路撒冷街头安步当车，而他的后任（也应该承认情况越来越糟）出门须乘坐防弹汽车，并由装甲车保卫——对比起来，前后两任政权的特征于此可见。

(67)　《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12月29日。在犹太代办处负责人中，惟一留下来的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代表，于12月24日向韦茨曼递送辞呈时指出：“我的多数同事……以及像西尔弗博士那样的人们，或是被群众的情绪牵着走，却没有去影响引导他们，或是应对造成或煽动群众有害的政治姿态负责，而不是像一个政治家那样去指导他们。”〔参议员沃纳博士（Dr.Werner Senator），原文载《评论》，1946年10月，第384—386页〕

(68)　参阅爱德华·哈利特·卡尔：《新社会》（Edward Hallett Carr：The New Society），伦敦，麦克米伦，1951年版，第74—75页。

(69)　转引自西德尼·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6年2月，第44—45页，其中有段评论说：“过去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说犹太人是为了穷困和饥馑才逃亡的。他们之所以逃亡，或者人们认为他们之所以逃亡，是为了图活命或为了不致变成疯子。当波兰反对犹太人示威行动尚未采取大屠杀时，从身心两方面来看，都不难理解为什么前途迷惘的波兰犹太人最迫切的大事是，放弃本国国籍，移居到国外去。”有关最近犹太“企业家及中层阶级”从共产主义罗马尼亚移居国外的情况，参阅亲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豪尔赫·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以色列的诞生》（Jorge Garcia-Granados：The Birth of Israel），纽约，诺夫，1948年版，第226页。

(70)　见马克·维希尼策：《平安定居》（Mark Wischnitzer：To Dwell in Safety），费拉德尔菲亚，美国犹太人出版社，1948年版，第278—279页；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143页；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91—95页，附有评论：“将军的谈话内容距离事实甚远。”

(71)　转引自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参阅《福雷斯特尔日记》，第544页，第546—547页。

(72)　《曼彻斯特卫报》，1946年1月3日。

(73)　一个美国非犹太人评论家警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说，“每当事件出现变化时就歇斯底里大喊大叫，可不是对待朋友和影响人民的好办法。”（乔治·菲尔丁·埃利奥特的话，转引自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第47页）摩根将军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上司们立即要求他辞职，但是摩根拒绝了；1月底，他在华盛顿与总署署长赫伯特·莱曼（曾任纽约州州长）会晤几次之后，他对于他的谈话所引起的误会表示“深切的遗憾”，而他的任命则得到了确定，只是在同年8月才由继任署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曾任纽约市长）将他调任其他职务。

(74)　克罗斯曼在委员会大部分工作时间内，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采取比较含蓄和缓的态度，他在1933年以前对德国所作的几次访问中结交了一些犹太知识界朋友，而在德国解放以后，他也曾亲眼目睹达豪集中营的恐怖情况（《巴勒斯坦使命》，第15—16页，第18—22页）。

(75)　《在丝幕后》〔（Behind the Silken Curtain），纽约，西蒙与舒斯特，1947年版〕一书的序言中，克鲁姆（Crum）“自豪地”断言：“这决不是一部兴趣索然的著作”，他特别对美籍犹太复国主义作家杰罗尔德·弗兰克在编写方面（序言第6—7页）“给予的卓越的帮助”表示深厚的谢意。他自称他了解到国务院在开始时是反对杜鲁门总统选他担任委员会成员的（同上书，第4页）。

(76)　犹太代办处发表了它的两份呼吁书：《拯救巴勒斯坦》（Palestine to the Rescue）和《难民向何处去？》（Where Can the Refugees Go?），分别在1943年和1945年发表于伦敦。

(77)　代表团一行抵达纽约的那天，克罗斯曼在他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述：“我们感觉到犹太民族之家这整个概念是英国必须摆脱的一个死胡同……阿拉伯独立最终必须予以承认。”（《巴勒斯坦使命》，第25—26页）

(78)　见L·B·纳米尔：《战斗》（L.B.Namier：Conflicts），伦敦，麦克米伦，1942年版，第109—119页，《概览，1938年》，第1卷的一篇评论的重印本的一部分。哈罗德·拉斯基教授要对比利进行攻击：见《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10月1日，第3—4页。

(79)　见I·F·斯通在《民族》上的文章，1945年12月22日，第678页。对委员会成员性格所作的简短的评价，见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23—25页，第29—31页；克鲁姆：《在丝幕后》，第3—11页。

(80)　见克罗斯曼，前引书，第22页，第47页（1946年1月13日日记摘抄）。

(81)　见克鲁姆，前引书，第7—8页，第31页，第33页，第35—36页；并参阅克罗斯曼，前引书，第49—56页，题为“美国强权政治”（“American Power-Politics”）的那部分。

(82)　见上文，原著第21—27页，第58—61页。

(83)　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73—74页。

(84)　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76页。在这节文字中，克罗斯曼谈到另外两类犹太人：彻底的同化主义者和到巴勒斯坦去的具有民族意识的犹太人。但他指出，从经济上和道义上支持民族之家的犹太人，虽然继续居留在别处，还是“构成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多数，也是除苏联以外的世界犹太人的大多数”。

(85)　另一方面，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推迟了访问欧洲难民的日期，直到它在巴勒斯坦及阿拉伯各国开过听取意见会以后。

(86)　见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85—86页，第90—91页，并参阅克鲁姆：《在丝幕后》，第79—127页。

(87)　克鲁姆因脱离委员会其他成员单独行动，未经许可而接见记者并从个人印象出发，发表有关“难民”处境的谈话而遭到指责。事后他强调（前引书，第121页，第127—128页），他所提出的准许难民迁入巴勒斯坦的及时建议，曾得到与他同往德国集中营访问的英国成员的支持，并包括克罗斯曼在内；但克罗斯曼（见前引书，第105页）的意思似乎与此相反。

(88)　关于这些人员事实上是否处于危险境地的论争，见上文，原著第204页和注②（即本书第339页和注①。——译者）。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多次局部冲突终于激化为大屠杀，煽动其事的原委不明。据报道，1946年7月5日在基埃尔策有36名犹太人被杀害。

(89)　克鲁姆：《在丝幕后》，第128—129页；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105—106页。

(90)　关于阿拉伯国家联盟要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间，在穆夫提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建立统一阵线的种种意图，参阅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233—235页，第239—240页。

(91)　见《概览，1925年》，第1卷，第361—363页；英国外交部：《英王陛下与外约旦埃米尔之间的协定，耶路撒冷，1928年2月20日》（Agreement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Amir of Trans-Jordan，Jerusalem，February 20，1928），敕令第3488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5年版）；《联合王国与外约旦之间的协定，辅助条款（指对前面的协定），耶路撒冷，1934年6月2日》〔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rans-Jordan，Supplementary （to the foregoing），Jerusalem，June 2，1934〕，敕令第4999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5年版）；外约旦阿卜杜拉国王：《回忆录》（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Memoirs），伦敦，凯普，1950年版，第220—221页。

(92)　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一届大会，第1部分，第167页，第591页。1946年3月22日，外约旦正式独立；见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与外约旦同盟条约，伦敦，1946年3月22日》（Treaty of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rans-Jordan，London，22nd March，1946），敕令第6916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6年版）。

(93)　见摩西·斯奈：“什么是事实真相呢？”（Moshe Sneh：“What are the Facts？”），《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2月15日，增刊，第1页。

(94)　“我们总是期望这样的一些安排，使犹太定居地在外约旦境内有可能存在，并且允许它们与巴勒斯坦共同发展。这是犹太代办处可以发动，并和外约旦境内的阿拉伯人一起来完成的。这同时会使犹太人的定居地有可能发展，并改善居民处境条件。我们在继续维护联合托管中看到通往共同发展的大门敞开着。我们从没有把约旦河对岸适宜于定居和发展的那一片片广阔、荒芜而又未经耕种的土地，放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外。”（谢尔托克的话，1946年1月24日，引自1946年1月25日《巴勒斯坦邮报》）修正派与伊-兹-卢继续要求全部并吞外约旦；《纽约时报》的萨姆·波普·布鲁尔写道：“除去已故的朱达·L·马格纳斯博士以外，本记者在巴勒斯坦所访问过的犹太领袖从来不曾强烈地批评过那种奢望。”见《中东杂志》，1951年冬季，第114卷；查阅肯尼思·W·比尔拜：《近东的新星》（Kenneth W.Bilby：New Star in the Near East）。

(95)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1月4日，第1页）将联合抵制运动描述为“发疯的民族主义”，同时巴勒斯坦政府因未宣布抵制运动是非法的而受到指责。在开始的头3个月当中，巴勒斯坦运往履行联合抵制运动国家的出口物资，与1945年第一季度价值相比较，约减少31%，但从西方依然很难得到的那些犹太产品却使黑市交易随之而起，另外阿拉伯“知名人士”出现于犹太医院，向医术高明的犹太医生求医的事情仍时有发生。

(96)　见贝京：《起义》，第196—198页。

(97)　贝文1947年2月18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33卷，第986栏。虽则犹太复国主义者抨击移民限额像一股“细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每年移民人数和总人口的比率，在1914年以前仅仅例外地超过1%，此后，就再也没有接近过这个数字〔见威廉·S·伯纳德：《美国移民政策》（William S.Bernard：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纽约，哈珀，1950年版，第158页，表37〕。

(98)　参阅《概览，1938年》，第1卷，第465—466页。

(99)　关于这一阶段的阿拉伯政治局势，见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239—242页。

(100)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3月1日，第1页；参阅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189页。

(101)　根据贝京：《起义》一书，第93页，摧毁或破坏的飞机数目是“成打的”。

(102)　敕令第6873号，第7页，并参阅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179页，第186—187页。在袭击一处巴勒斯坦别动队营地时，“派尔马契”有4名青年成员丧生，这事引起了对“哈加纳”的广泛公开的批评；显然为了反击这种批评，犹太代办处为他们举行了公葬，同时所有希伯来文报纸都刊登了他们的讣告（贝京：《起义》，第192—193页；参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3月1日，第1页）。

(103)　L·阿维格多：“‘独立日’的戏剧”（L.Avigdor：“The Drama of ‘Independence Day’”），《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9年4月29日，第4页。

(104)　“他似乎想要两者兼得，一面按照法律条文规定，保留代办处主席的职务，一面默认恐怖行动，作为向管理机构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爱尔兰领导者们决定转入地下：他们公开向英国宣战。我不了解为什么本-古里安不能再明智一些，采取爱尔兰人同样的行动，要不就接受韦茨曼以及那些稳健分子的领导，后者真正坦率地把使用武力看成是一种错误。”（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139页）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因“两面政策”而丧失信誉，可参阅阿瑟·凯斯特勒：《许诺和兑现：1917—1949年的巴勒斯坦》（Arthur Koestler：Promise and Fulfilment: Palestine 1917—1949），伦敦，麦克米伦，1949年版，第137—138页。

(105)　据后来透露，在30年委任统治期间，犹太代办处的主要财政机构犹太建国基金会〔伊斯雷尔·利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Israel Cohen：The Zionist Movement），伦敦，马勒，1945年版，第179页〕在“全国性组织”的伪装下，花在防卫方面的款项达2 700万英镑〔见M·埃斯科尔斯基：“国家筹建基金会”，《以色列与中东》（M.Eskolsky：“Foundation Fund of Statehood”，Israel and Middle East），1950年6—7月，第101页〕。

(106)　《英美调查委员会的公开讯问记录》（Public Hearings before the Anglo-American Committee of Inquiry），耶路撒冷，1946年3月26日，油印本，第12—14页。据一个目击者为一家基本上偏袒犹太复国主义的周刊所作实况报道中称，他观察到“在整个过程中，摩西·谢尔托克正好坐在目击者之后，面色苍白；不时拉扯本-古里安的衣袖，并与他小声耳语”〔《中东时报》（耶路撒冷），1946年3月28日〕。

(107)　摩西·斯米兰斯基〔公开赞成同阿拉伯人采取妥协办法的伊胡德（Ihud）小集团的著名成员〕：“英美报告指出了道路”（“The Anglo-American Report Points the Way”），《评论》，1946年7月，第5页；参阅《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248页注②，伊胡德小集团的领袖朱达·L·马格纳斯博士带了一些更为温和的建议出席了委员会，根据报道，这些建议给委员会以深刻的印象，对于它们的建议有很大的影响。马格纳斯博士和马丁·布伯所提出的证据已发表于朱达·马格纳斯和马丁·布伯：《阿拉伯—犹太的统一》（Judah Magnes and Martin Buber：Arab-Jewish Unity），伦敦，高兰兹，1947年版。

(108)　见克鲁姆：《在丝幕后》，第238—249页。

(109)　见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176—179页。

(110)　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1946—1947年英联邦的建议的基础，也是1947年为“经济上联合的分治”作出的联合国计划的基础（见下文，原著第223—224页，第245—246页）。

(111)　当时委员会建议还在执行之中，英国关于英美共同负责维持巴勒斯坦秩序的提议，因没有得到美国委员会的好感而被撤回（见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185—186页；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22页）。

(112)　见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246—247页。

(113)　见上文，原著第106—111页，第119—120页。需要减少英国在埃及的庞大战时基地并从近东诸国撤离，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不亚于为了维持巴勒斯坦秩序而在那个国家里把英国驻军提高到近10万人，而在这一方面却为游击队的进攻提供了一系列的暴露出来的死靶子。

(114)　根据克鲁姆的说法（《在丝幕后》，第279页），英国的委员，除克罗斯曼以外，大多数人都被英国在恐怖主义者手中遭到伤亡所触动；约翰·辛格尔顿爵士和其他的人主张，结束“哈加纳”与犹太代办处的同谋的这种无法无天的运动，应该是允许进一步犹太移民的条件。

(115)　美国国务院：《英美调查委员会：报告》（U.S.Department of State：Anglo-American Committee of Inquiry: Report），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版，第12页。克罗斯曼在1946年3月23日的日记中记载，巴勒斯坦政府一些成员希望在犹太代办处的重新改组和“哈加纳”解除武装的条件下，有进一步的犹太移民（《巴勒斯坦使命》，第166页，并参阅第196页）。克鲁姆把这种观点归之于委员会的英方成员，而他们在1月份还正在横渡大西洋（《在丝幕后》，第43页）；但克鲁姆的证据或许不能像克罗斯曼的那样信以为真。

(116)　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199—201页。他在1951年费边社的演说中说，英国政府“让专家的意见推翻了它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原则被虚伪的鼓吹权宜之计的人所推翻”〔R·H·S·克罗斯曼和肯尼思·扬格：“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R.H.S.Crossman and Kenneth Younger：“Sociaist Foreign Policy”），费边社文件，第287号，伦敦，费边社国际局，1951年版，第3页〕。克罗斯曼深信：“犹太人在中东已经决定实行革命暴力，这种做法最终会对阿拉伯人有利。”（《巴勒斯坦使命》，第176—177页）英国有责任立即处理中东的“冷战问题”，而克罗斯曼的这种想法，对于英国当局的困难当然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

(117)　师长对特拉维夫市市长的道歉信回答说：“我主张要谴责犹太社团。我心中一点也不怀疑，有许多成员或者知道这个计划，或者本来可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提出某些警告。其次，我十分肯定，假使你，作为特拉维夫社会的代表打算这样做，你是能够获得足够的消息使你能逮住罪犯的。”第2天夜里，英国军队随意处罚和攻击某些无辜的犹太人（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47—48页）。这显然是英国人未经许可即对犹太恐怖主义报复的第一个例子，虽然在1938—1939年阿拉伯人的叛乱期间这种对阿拉伯人的报复也曾是常见的。

(118)　美国，第七十九届国会，第二次会议，《参议院文件》，第182号，第3页。

(119)　弗朗西斯·威廉斯：《欧内斯特·贝文，一个伟大英国人的肖像》（Francis Williams：Ernest Bevin, Portrait of a Great Englishman），伦敦，哈钦森，1952年版，第260页。

(120)　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197—199页。

(121)　1946年5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2卷，第195—197栏。

(122)　贝京：《起义》，第202页。

(123)　见上文，原著第120页。

(124)　敕令第6873号；参阅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90页。

(125)　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27页。

(126)　本杰明·施瓦德伦在《巴勒斯坦事务》上的文章，1946年6月，第2页；又见西德尼·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6年6月，第67页。

(127)　“一个愤怒的社团”（“An Angry Community”），《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5月31日，第5页。

(128)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6月14日，第2页。

(129)　官方发表的文本载上述杂志，1946年6月21日，第3页；《阿拉伯新闻公报》（Arab News Bulletin），1946年6月28日。

(130)　贝文无疑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大批移民的反应或许会使英国花很大一笔钱去维持秩序（参阅艾德礼1946年7月1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24卷，第1911栏）；但2亿英镑这个数目似乎大得出奇。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者讽刺地写道，这是贝文方面一个“小小的计算错误”，他们仅仅提到运输移民的费用，估计是200万英镑〔见彭登尼斯（Pendennis，笔名）在《观察家报》上的文章，1946年6月12日，并参阅本-古里安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1946年6月20日〕；但贝文的一个更为明白的说法是，“这不仅是把人运去放在那里就算了”。

(131)　敕令第6873号，第8—9页。在6月15日傍晚，即袭击桥梁的前一天，“以色列之声”电台在广播中宣称，“哈加纳”曾得到一份非常机密的军事文件，其中包括巴勒斯坦当局消灭“哈加纳”和清除犹太人的计划，以及相应的作战命令。然后它提供了据称是这份“不名誉的文件”的内容（原文见《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6月21日，第7页；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11页注⑭），但这只是一大串不着边际的东西，根据“哈加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英国参谋部的行动的了解，编造起来是轻而易举的。更不要说他们已经渗透到巴勒斯坦英国各个部门中的活动之中了（见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36页）。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接着发表的这类所谓盗得的文件都是更为低级的，不能和这份所谓“非常机密的”计划相比〔见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委员会：《阿拉伯人的战争努力：有文件证明的报告书》（American Christian Palestine Committee：The Arab War Effort: a Documented Account），纽约，1947年版；《英国军事情报机关和其他官方来源所揭示的英国关于分治问题的记录》（The British Record on Partition as Revealed by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Other official Sources），纽约，《民族》周刊增刊，1948年5月8日〕。

(132)　6月18日，伊-兹-卢也绑架了6名英国军官作为人质，用以交换该组织的2名因恐怖活动被判死刑的成员。其中一名军官逃掉了，而其余的后来都释放了（2名在恐怖分子的死刑获得减刑之前，其余的在这之后释放的）。见贝京：《起义》，第245—250页；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55—56页。

(133)　同上书，第47—48页。

(134)　劳伦斯·拉德：“‘派尔马契’的幽灵”（Lawrence Lader：“The Spirit of the Palmach”），《新共和》周刊，1948年11月15日，第14页；参阅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16页。伊-兹-卢的领导人决不是“派尔马契”的朋友，他赞赏地写道：“‘派尔马契’的部队‘秘密’驻扎的每一个村社，英国军事情报机关都了若指掌。……对‘派尔马契’的这一场打击是巨大的”（贝京：《起义》，第204页）。英国政府后来似乎很伤脑筋，因为看来这次行动更直接打击到的是“派尔马契”，而不是“持不同政见的”恐怖主义分子，这些人更善于隐蔽（见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355页注⑮）。

(135)　同上书，第254—255页，看样子，英国军事行动之有所抑制，是由于考虑到美国对英国的那笔重要贷款的命运，美国众议院即将辩论这笔贷款，这时候已经听见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对声了。

(136)　威尔逊，前引书，第57页。

(137)　拉德，前引文。

(138)　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79页；但可参阅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255页。隐藏军火的金属容器埋在地下4英尺半至5英尺深的地方，以免被电动的地雷探测器所发现，但被受过专门训练的警犬发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恶毒宣传曾说英国把亚瓜尔变成了“另一个利迪策（捷克蒙难村，1942年6月德国法西斯屠杀该村居民，并烧光全村。——译者）”（见莫里斯·J·戈德布卢姆在《评论》上的文章，1946年8月，第143页），再次斥责在后来的搜查中所发生的对“和平农业居民区”的“野蛮破坏行动”；但是要搜查隐蔽得如此巧妙的隐藏所怎样才能够不引起损失，这一点倒是不曾说明过。犹太复国主义者也经常指责军队抢劫，这无疑是有些根据的。按照威尔逊的说法是，“然而抢劫既不是普遍的，也非经常性的”，而且在许多场合下，当城镇遭到搜查时，抢劫“最终查明都是些不大讲良心的犹太人干的”（前引书，第62页）。

(139)　赫尔维茨引自韦茨曼的话，《争夺巴勒斯坦》，第256页。有关穆夫提的逃跑情况，见《纽约时报》，1946年6月9日，《泰晤士报》，1946年6月10日和13日；并参阅《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158页注⑤。“哈加纳”曾宣称，他们6月16日的破坏行动的动机之一是，“抗议使穆夫提重新回来的‘疏忽行为’”（施洛莫·卡茨在《评论》上的文章，1946年7月，第49页），但他们6月18日的广播并没有提及此事（见敕令第6873号，第8—9页）。

(140)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7月5日，第1页；1946年7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4卷，第1873栏。两年多以后，克罗斯曼也提到被捕的“派尔马契”成员“大部分都是好的、正派的工联主义者”（1949年1月26日，同上，第460卷，第982栏）。

(141)　同上书，1946年7月12日，第10—11页。

(142)　见上文，原著第190页注④（即本书第317页注②。——译者）。

(143)　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21—223页。7月30日—8月2日在特拉维夫进行军事搜查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评论》驻耶路撒冷的记者写道（1946年8月16日，第6页）：“军队的行为——在6月29日和搜查居民区的时候以及后来——一般说是有所约束的。但也的确发生过令人遗憾的事情，特别是在市内较穷苦的地区；但这些事情还不足以提出对任何野蛮行为的控告。……军队的行为甚至应该受到称赞。”

(144)　贝京：《起义》，第217页。

(145)　犹太代办处的一位军官后来说，在1944年11月斯特恩集团杀害莫因勋爵之后的数月期间，代办处曾向英国提供某些协助，以反对恐怖分子（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25—326页），在这段时间里，代办处曾几次向英国当局提出警告说，要提高警惕，防止极端分子企图炸毁大卫王饭店〔T·科立克（T.Kollek）在《新政治家与民族》上的文章，1946年8月10日，第99页；参阅1946年7月31日和8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009—1010栏，第1315栏〕。

(146)　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91页。

(147)　据说，韦茨曼曾发怒说，6月16日“哈加纳”袭桥一事，事先并没有通知他（显然是因为一时没有联系上），而在6月29日英国反击之后，他威胁说要辞去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席职务，除非“哈加纳”在即将召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之前停止袭击，除非撤销摩西·斯奈对“哈加纳”的指挥权。逃脱了英国搜捕的摩西·斯奈，在大卫王饭店暴行发生之前一天，即在7月21日宣布辞职（见贝京：《起义》，第209—210页；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157页，第182页；《曼彻斯特卫报》驻耶路撒冷记者报道，1946年7月22日）。

(148)　在安排警告的时间方面，恐怖分子显然并没有给予政府机关充分的时间以离开饭店；而开枪打死英国军官好像又使饭店经理人员陷入混乱。后来，政府的宣传部门的官员否认秘书处的任何一个“有正式职位的有权力采取行动的人”曾接到过警告（《巴勒斯坦邮报》，1946年9月25日）；但是传闻说：曾经收到过这种警告，但高级官员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一个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提到过秘书长的名字，被这位秘书长在法院提出控告，打赢了官司，但是并没有把这种谎言完全压倒。见《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1949年4月12日；贝京：《起义》，第221—222页；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91页。

(149)　见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70页注。

(150)　贝京：《起义》，第226页。英国军事当局获悉伊-兹-卢在特拉维夫司令部指挥下行动，从7月30日—8月2日对该城进行了交通封锁和搜查，但没有捉到恐怖主义者的领导人（参阅同上书，第227—230页）。一批军火连同伪造政府公债券的设备以及价值5万英镑的伪造公债在犹太人大会堂的底层里被发现，还有更大一批军火在一个学校的底层结构中所建造的3个贮藏处中被发现（威尔逊：前引书，第67—73页；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32页注）。

(151)　见上文，原著第204页。

(152)　《泰晤士报》，1946年7月29日。

(153)　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176页。

(154)　赫伯特·莫里森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959栏。另一方面，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的一位编辑在7月30日宣称：“如果巴克将军果真写过此信，那么，在我们看来，他是无可挽回地表明了他与他的指挥权是不相称的。”前殖民大臣奥利弗·斯坦利执相反意见，他同意政府的观点，认为处在大卫王饭店暴行事件所造成的那种心神疲惫的情况下，“说两句厉害点的话”也是情有可原的（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975栏）。

(155)　见英国外交部：《关于巴勒斯坦未来地位的建议，1946年7月—1947年2月》（Proposals for the Future of Palestine，July 1946 February 1947），敕令第7044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年版），第3—8页（此后简称敕令第7044号）。

(156)　见本书末图一。

(157)　按照犹太代办处1930年修改过的宪法的条文（根据这个宪法，它得到美国犹太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它的各个机构，包括它的执行处，应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等组成；但后者被逐渐排挤出去，作为抗议与恐怖分子共谋，后者在执行处中的最后一个代表在1945年12月辞职〔见上文，原著第203页注④（即本书第338页注①。——译者）和艾伯特·M·海厄姆桑：《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Albert M.Hyamson：Palestine under the Mandate），伦敦，梅休因，1950年版，第116页〕。殖民部在1947年指出，当时犹太代办处的组成情况“并不符合1930年所同意的安排”，并要求它采取“紧急措施……使其人员组成无可非议地按宪法办事”（《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6月6日，第2页）。因为阿拉伯国家最高委员会是否能自称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代表，是很成问题的（见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250—253页），所以英国政府有某些理由，邀请来自这两个“官方”组织以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然而，结果是，没有来自随便哪一方面的独立的个人或组织，敢于不顾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官方组织双方的拒绝，准备前来参加建议中的会议。

(158)　见上文，原著第220页。

(159)　斯坦利（Stanley）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984—985栏；R·E·曼宁厄姆-布勒（R.E.Manningham-Buller，英美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和克罗斯曼的发言，同上，第1024—1025栏；参阅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67页。

(160)　1946年8月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256栏。

(161)　R·E·曼宁厄姆-布勒1948年3月10日的发言，同上，第448卷，第1348栏。

(162)　见上文，原著第123页和第75—77页；并参阅乔恩·金奇：“英国工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向后转”（“British Labor's Turnabout on Palestine”），《评论》，1947年12月，第515页。

(163)　参阅克里普斯1946年8月1日的发言，上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242—1243栏。

(164)　据说早在1945年底，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就曾以统计数字为证，宣称“犹太人选票”是罗斯福在194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的一个因素（见西德尼·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6年1月，第39页）；并有人声称，1947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从犹太人那里获得“相当一部分”基金，那些犹太人希望能影响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福雷斯特尔日记》，第345页）。除去所得税，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全国基金会和机构的捐款增加情况如下：

〔“犹太全国财政”，《犹太代办处经济研究所公报》（“Jewish National Finances”，Bulletin of the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Jewish Agency），1947年，第2版，第66页，第68页〕

(165)　见《福雷斯特尔日记》，第346—347页。拉比西尔弗后来在12月告诉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说：“美国政府拒绝了这项计划，这当中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新犹太》，1946年12月—1947年1月，第41页）

(166)　见《福雷斯特尔日记》，第346—347页；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10页；《纽约时报》，1946年8月8日。

(167)　施洛莫·卡茨：“对巴勒斯坦犹太抵抗运动的理解”，《评论》，1946年7月，第49页。

(168)　英国人6月29日的行动“结束了……某些工党领导人，其中包括已故的伯尔·卡曾内森和本-古里安多年来在巴勒斯坦所鼓吹的……‘他们不敢’的理论”〔罗伯特·韦尔施：“比尔特莫尔道路的告终”（Robert Weltsch：“The End of the Biltmore Road”），《评论》，1947年2月，第106页〕。施洛莫·卡茨（前引文，第50页）也曾断言说，英国只能把新到达巴勒斯坦的移民拘留起来，一直到按照每月的限额轮到他们的时候再放过去，而无力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来防止非法移民，然而，在5—7月期间有7 200名非法移民乘船到达，而且还可望有更多的人到来；因此，英国政府宣称，他们今后将被遣送到塞浦路斯，以等待准许他们进入巴勒斯坦（《泰晤士报》，1946年8月9日、10日和13日）。在海法港的两艘运输船遭到破坏，而希望移入的人进行了暴力抵抗；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机构不与巴勒斯坦政府合作的威胁，只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政治上的合作早已是有名无实了，而经济上的不合作又必将使犹太人自食其果（见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47页）。

(169)　哈里·萨谢尔暗示，他们早已准备从英美委员会手中接受巴勒斯坦的分治，他并且说他们将在“原则上”接受委员会的报告，因为这份报告“打开了不受限制地移民和发展的可能性”（《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89页）。

(170)　《纽约时报》，1946年8月14日，并见本书末图二。10月6日，11个犹太定居地，在内格夫西北部有较好灌溉条件的可耕地上，同时建立起来（《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10月11日，第5页；1947年8月29日，第8页）。

(171)　在12月召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种政策变化的维护者进行辩论说，“执行委员会一时之间别无选择，当时出现一种绝对的僵持状态，与政府没有接触，而巴勒斯坦的领导人都在监狱里。如果不作出这个建议的话，那么美国就会把这整个棘手问题丢开不管了”（内厄姆·戈德曼博士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6年12月20日，第6—7页；参阅拉比西尔弗在《新犹太》上的文章，1946年12月—1947年1月，第61页）。

(172)　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试图劝告政府，像谢尔托克和雷梅兹这样的人，既然他们愿意和热心协助捕捉伊尔贡的领导人，则应予以释放（克罗斯曼：《巴勒斯坦使命》，第205页）。然而，从后来他们的行为来判断，似乎只有在政府对移民问题让步的条件下，他们才可能进行这样的合作；参阅下文，原著第238页注③（即本书第393页注①。——译者）。

(173)　互换信件的全文载《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9月13日，第4—5页。

(174)　全文载敕令第7044号，第9—11页。1948年5月，埃及首相告诉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调解人说，建立单一的国家仍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巴勒斯坦政策，他“希望”在这个单一国家中，犹太人少数民族“将能够在整个巴勒斯坦而不只是在犹太人地区自由购买土地，发展工业和从事商业。然而，如果犹太人购买土地的钱是从外面提供的，那么，为了自卫的目的，阿拉伯人可能不得不采取措施，以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的权利”〔福克·伯纳多特伯爵：《前往耶路撒冷》（To Jerusalem），伦敦，霍德与斯托顿，1951年版，第26—27页〕。

(175)　转引自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92页。参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9月20日，第2页；9月27日，第3页。

(176)　1946年7月3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1018栏。

(177)　然而，在英国大选使他的党当权之前，报道所说的他于1945年在纽约市内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集会上所讲的这番话，不应认为是准确地传达了他本人的意思的。这番话是：“我们要在伦敦的议会中和其他地方进行我们的工作，以使……白皮书的政策得以改变，从而使犹太人能够确信，他们的‘民族之家’终将牢固地和安全地建立起来，他们能够有他们自己的国家。”（转引自拉比西尔弗1948年3月5日的发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36—51号，第18页）

(178)　杜鲁门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竞选上的压力，于10月4日（犹太人赎罪日前夕）发表一个声明，支持犹太代办处的新政策：“在巴勒斯坦适当的地方建立一个能以生存的犹太国，来管理其移民和经济政策”，并立即发放10万张移民许可证，作为一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法”（原文载《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6年10月11日，第3页，又见《新犹太》，1946年12月—1947年1月，第61页，拉比西尔弗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的发言；参阅《福雷斯特尔日记》，第309页）。

乔恩·金奇（在《评论》上的文章，1947年12月，第516页）证实贝文的话说，正当杜鲁门发表这个声明之际，同代办处执行委员会的会谈，“在英国政府内部引起了很大的希望，认为终于可能有一种解决办法了”；贝文曾在事先被告知要发表这项声明，他要求不要发表，但是人家告诉他，要是不发表这个声明的话，共和党领导人、纽约州州长杜威与他的250万犹太人就会要发表另一个声明来竞争，作为他们国会竞选活动的一部分（贝文1947年2月25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33卷，第1907—1908栏；参阅西德尼·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6年11月，第452—457页）。据说，艾德礼曾强烈抗议过杜鲁门总统的声明，而且说移民政策将不会改变，除非制宪问题得到解决；根据《巴勒斯坦事务》（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紧急委员会编，1946年12月，第1页）的说法，当杜鲁门再次提出要求增加迁往巴勒斯坦的移民时，艾德礼列举了杜鲁门在这个问题上历次成事不足的干涉作为对他的回答。

(179)　因为这种“有礼貌地明升暗降”在后来的4个月中并没有生效，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就不认为它是一种能弥补他们的尊严所受到的侮辱的“惊人的漂亮姿态”了（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71—272页）。

(180)　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74页。

(181)　与此同时，一些被拘留的阿拉伯极端主义分子获释或被赦免，并允许返回巴勒斯坦（下院辩论，第5辑，第428卷，第1226—1230栏）。

(182)　关于把非法移民送到塞浦路斯的新政策，见上文，原著第227页注②（即本书第376页注①。——译者）。政府在10月15日拒绝了代办处关于增加移民数额“作为改善关系的姿态”的要求，说是他们已经答应阿拉伯人，在伦敦会议休会期间不改变政策（本杰明·施瓦德伦在《巴勒斯坦事务》上的文章，1946年12月，第4页）；后来政府公报中对于为非法移民“所迫”只得继续把他们送往塞浦路斯表示“遗憾”。《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4月4日，第6页）后来吹嘘说，在14个月中，有24艘“由‘哈加纳’成员购买、开船和领港的”船只，驶入巴勒斯坦水域，载运了23 500名左右非法移民，一位没有署名的评论员评述说：“现在塞浦路斯拘留营中2万名移民遭受的灾难是‘哈加纳’强行非法移民政策的自然结果”〔笔名巴勒斯汀纽斯（Palestinius）：“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立以后巴勒斯坦的情绪”（“Palestire's Mood after UNSCOP”），《评论》，1947年10月，第342页〕。

(183)　被政府征用并筑有防御工事的这片房屋，官方称之为耶路撒冷要塞，犹太人给它起个绰号叫做“贝文堡”。

(184)　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78页。

(185)　要“通过移民，定居和建设来积累力量”，自治是必需的，并可以此与其阿拉伯邻国保持和平〔代办处执行委员会财政部长埃利泽·卡普兰（Eliezer Kaplan）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6年11月15日，第5页；参阅本-古里安的文章，同上，1946年11月29日，第4页〕。

(186)　要求占有整个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修正派，他们的战斗队就是伊-兹-卢（正如“哈加纳”就是代办处的战斗队一样），他们在全世界运动中赢得10.6%的席位，在巴勒斯坦赢得14%的席位〔见《巴勒斯坦政府……致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补充备忘录》（Supplementary Memorandum of the Government of Palestine ..．to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ttee），耶路撒冷，1947年版，第20页〕。

(187)　该计划要求占有委任统治时期巴勒斯坦地区的65%左右。根据《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的说法（1946年12月13日，第7页），本-古里安称赞它是旨在使“目前是不毛之地的西巴勒斯坦的3／4以上的土地肥沃起来”。

(188)　见上文，原著第190—191页。

(189)　最近国务卿在华盛顿宣称，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双方都将参加复会的伦敦会议，那么美国政府将派一位观察员参加。

(190)　《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323—324页。

(191)　见上文，原著第227页注④（即本书第376页注③。——译者）。

(192)　《新犹太》，1946年12月—1947年1月，第65—67页。

(193)　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93页。

(194)　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99页。

(195)　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89—290页，第292页；1947年1月22日和3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2卷，第197栏和第1336栏。

(196)　见施罗莫·卡茨：“耶路撒冷的宵禁”（Shlomo Katz：“Curfew in Jerusalem”），《评论》，1946年12月，第530—531页。

(197)　据说在过去一年里，伊-兹-卢增加了自己的成员，大部分是从“哈加纳”中招募来的，大约有5 000—10 000人左右，此外还有数千名消极同情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驻耶路撒冷记者报道，1947年5月30日，第4页；参阅克罗斯曼1947年1月31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32卷，第1322—1324栏）。它的大部分财政支持来自美国，美国的报刊上公开报道了年轻男女犹太人极端分子在纽约市受军事训练的情况（参阅西德尼·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6年4月，第66页），《纽约先驱论坛报》在1947年5月15日以整页广告刊印了一封由一个电影剧本作家（本·赫克特）签名的庸俗的颂扬信，“给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者一封信”，这个作家是极端主义的争取自由巴勒斯坦美国联盟的联合主席。1947年4月23日，霍尔勋爵在上院提到的一个报告中指出，从那一年初开始，已在美国募集到了2 500—3 000万美元，供犹太人的非法目的之用，包括非法移民在内（上院辩论，第5辑，第147卷，第114栏）。

(198)　“我们祖祖辈辈，在数不清的庄园土地上遭受我们的压迫者的鞭笞。……现在压迫者还要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鞭打我们吗？”（贝京：《起义》，第231—232页）

(199)　贝京宣称，英国人曾试图劝这个年轻的犯人提出要求，说他身体不好，不能挨鞭打，但是无效（同上书，第234页）。

(200)　1月31日丘吉尔在下院评述说：“这是一条可怜的失败之路”（下院辩论，第5辑，第432卷，第1345栏）。

(201)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1月31日，第2页。代办处政治部的代理主任戈尔达·迈耶森夫人也对恐怖分子发出警告，但她补充说：“我们决不打算发动内战而使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向政府讲清楚，我们能够使用道德压力。……我们没有国家或警察权力，因此我们不可能承担起警察的责任。”（《纽约时报》，1947年2月3日）

(202)　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89页。

(203)　同上书，第120页。这一点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无论是恐怖主义者，也无论是正式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都不打算对仁慈作出反应；事实是英国已忍无可忍，才出此下策，但达夫尼·特雷弗却把这项死刑判决看作是“处心积虑，选择最妙的时机，一举破坏高级专员和犹太领导人方面数月来的努力”（《在白皮书下》，第301页）。

(204)　见《1947年年鉴》，第5—6页。

(205)　殖民大臣说，没有一个阿拉伯人被逐出耶路撒冷（1947年4月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5卷，书面答复，第380栏）；但这并没有堵住斯特拉博尔吉勋爵（Lord Strabolgi）的嘴巴，他仍然绘声绘色，大谈其“大队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被赶出耶路撒冷的那些地区……他们并肩行进，以示抗议”（1947年4月23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47卷，第87栏）。

(206)　戈尔达·迈耶森的话，《纽约时报》，1947年2月3日报道。

(207)　因为戈尔达·迈耶森曾说过：“他们希望我们大家都变成告密者。……我们不能用这60万犹太人去制造告密者，人人都去监视他的邻居或朋友”（同上），秘书长的函件中便继续这样说：“所要求的只是承认任何文明国家里公民和机构的普通寻常的法律和道德责任，即与政府进行合作反对犯罪，决不能把这种要求和‘告密者’、‘暗探’这种名词联系在一起。”（《泰晤士报》，1947年2月4日）

(208)　然而，高级专员在2月9日通知代办处代表说，目前并不准备实行戒严法，但是在恐怖分子所造成的这种局势中，要为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209)　《纽约时报》，1947年2月11日。

(210)　见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72页；并参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3月7日，第8—9页。

(211)　《观察家报》政治记者报道，1947年2月2日。

(212)　阿拉伯国家代表团甚至拒绝讨论“任何分治计划或者任何可能导致分治的计划，以及任何方式的继续移民”（载于《泰晤士报》上的公报，1947年2月5日）。

(213)　克里奇·琼斯1947年2月25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33卷，第2004栏。

(214)　克里奇·琼斯暗示说（同上，第2005栏），犹太人地区将与地方自治计划中的建议大致相同。

(215)　贝文在2月25日表示他相信阿拉伯人“能够被说服同意”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移民（下院辩论，第5辑，第433卷，第1909栏）。

(216)　见敕令第7044号。

(217)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2月14日，第3页。

(218)　但请参阅克里奇·琼斯的说法。他说，政府不是到联合国去交还委任统治，而是去请教怎样把委任统治搞好，如果现在这种形式搞不好，怎样补救一下（1947年2月2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3卷，第2007栏）。

(219)　按照哈里·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伦敦，高兰兹，1950年版，第43页）一书中的说法，后来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高级专员支持这个呼吁，并曾在政府不接受这个呼吁时提出过辞职。

(220)　《泰晤士报》，1947年8月22日。请与老练的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哈里·扎赫尔的议论对照一下（《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3月7日，第9页）：“政府应当鼓励用移民的办法进行扩张，并且鼓励那种使犹太人在英国当局撤退时能够承担起他们的责任的、必要的创造性的努力。”

(221)　见贝京：《起义》，第319页。

(222)　见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318—319页注。一个附在这个宣言之后的公报中指出，自从政府早在一个月之前呼吁代办处和犹太民族会议进行合作反对恐怖主义者未获效果以来，已经发生了48起恐怖主义的暴行事件。代办处发表了一个反声明，提出进行合作的条件，要求在增加移民数额上作出让步，并补充说：“现在政府因为少数几个亡命匪徒的罪行对全体伊休夫进行报复，并企图强行实施戒严法……来惩罚所有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3月7日，第2页）

(223)　然而，当政府希望通过散发10名“通缉”的恐怖分子的照片和文字说明以求获得情报时，希伯来文印刷所拒绝承印（特雷弗，前引书，第324—325页）。

(224)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驻耶路撒冷记者报道，1947年4月4日，第4页；贝京：《起义》，第323页。

(225)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3月28日，第3—4页；但参见同上，1947年3月14日，第5页和1947年3月21日，第1页，这几处表现了一种忧虑，担心恐怖活动以及实施戒严法对犹太人中不太坚定的分子所能产生的影响。

(226)　“其目的在于消灭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而只承认可以当作屠杀或怜悯对象的个别犹太人的存在。……目前，英国政府对取得一个解决办法以消除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并不感兴趣；由于一些既与犹太人无关，也与阿拉伯人无关的原因，他们更希望这些分歧继续存在下去。……巴勒斯坦警察对于铲除恐怖主义匪帮不作认真的努力，令许多记者大为惊讶。……有些人公开断言，警察和恐怖分子之间是有接触的。且不说其动机如何，目前的政权从恐怖活动中获得具体的益处是十分清楚的。”（《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4月11日，第3页）同样，据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朋友告诉在1947年6月抵达巴勒斯坦的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中最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成员豪尔赫·加西亚-格拉纳多斯说，英国故意允许恐怖主义运动继续存在，“以便从全国动乱中得到好处”（《以色列的诞生》，第117页）。

(227)　1947年5月9日，联合国：《大会第一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Official Records of the 1st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第3卷，第184页。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宣布英国的观点，对它的确应该比过去作更多的考虑。

(228)　这11个国家是奥地利、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危地马拉、尚未分治的印度、荷兰、波斯、秘鲁、瑞典、乌拉圭和南斯拉夫。

(229)　关于这个发言受到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赞赏，见《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5月23日，第1页；5月30日，第5页；阿拉伯报纸则相当沮丧。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比，情况的确已经变化；那时，苏联的宣传曾鼓励阿拉伯叛乱并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英帝国主义的一件武器；见马丁·埃邦：“共产党在巴勒斯坦的策略”（Martin Ebon：“Communist Tactics in Palestine”），《中东杂志》，1948年7月，第2卷，第255—269页。

(230)　如考虑到局势，事件的次数比人们担心的要少得多。1月31日克罗斯曼曾说，去年夏天他从巴勒斯坦方面收到的关于许多据说是军队干的暴行的调查报告，使他相信，虽然有少数几件是真实的，然而，“一般地说，……在几乎不可想象的情况下，过去7个月里居然发生得这样少，这简直是怪事”（下院辩论，第5辑，第432卷，第1323栏；参阅特雷弗：《在白皮书下》，第249—250页，第280页）。其后12个月的紧张和暴行使得纪律的标准不断地下降；但是一位在战争期间曾指挥过美国正规师下面一个营的观察家，十分怀疑：“像他过去呆过的那样纪律严明的步兵师，在面临长期骚乱的情况下是否能及得上英国部队的克制态度”（肯尼思·W·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纽约，道布尔戴，1950年版，第17页）。

(231)　见上文，原著第233页。

(232)　一条通过法国和意大利的地中海港口和来自黑海的、经常不断的交通线，在官方的默许下继续存在，尽管英国呼吁各有关政府给予合作来阻止它；见下文，原著第243页注③（即本书第401页注⑤。——译者），和原著第244页注④（即本书第403页注①。——译者）。

(233)　见《泰晤士报》，1947年4月24日；《纽约时报》，6月7日；《纽约先驱论坛报》，6月10日。

(234)　见M·Z·R·弗兰克：“美洲的犹太人”（M.Z.R.Frank：“The Jews of the Americas”），《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2年1月2日，第6页；A·L·舒斯海姆：“拉丁美洲的犹太民族”（A.L.Schusheim：“Latin-American Jewry”），同上杂志，1948年8月6日，第10页。

(235)　见《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泰晤士报》，1947年6月3日；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以色列的诞生》，第13—15页。据报道，南斯拉夫代表在这个委员会上“对一切反对英国的证据表现出最强烈的兴趣……令人回想起葛罗米柯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的表演”。据西德尼·赫茨伯格：“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7年8月，第160页。南斯拉夫与苏联的不和这时还没有发生。

(236)　第二年秋天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协会书记萨米·泰哈的被害，据说就是因为他反对穆夫提的领导的缘故（见理查德·格雷夫斯：《无政府状态中的试验》，第84页；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234页，第281页，第292—295页；关于1938—1939年阿拉伯叛乱期间的类似的报复行为，参阅《概览，1938年》，第1卷，第418页，第421—422页）。

(237)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特派记者报道，1947年6月27日，第3页；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前引书，第43—44页。

(238)　见克里奇·琼斯在下议院的声明，1947年5月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7卷，第416—417栏；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23—127页；贝京：《起义》，第276—279页。

(239)　见同上书，第299页。

(240)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6月20日，第1页。《新犹太》1947年6月第2—3页的社论说，“一项宽大的措施可能会产生一项对国家最为有益的效果”；但是它没有提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一系列缓刑措施并未作出过反应，这种措施只是因4月16日的执行死刑而中断了（见上文，原著第240页）。

(241)　见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以色列的诞生》，第50—62页。

(242)　见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292页。

(243)　见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31页；《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7月4日，第4页；贝京：《起义》，第291—293页。

(244)　《每日电讯报》，1947年6月21日；《泰晤士报》，1947年6月26日。

(245)　见罗伊·法兰：《带翼的匕首》（Roy Farran：Winged Dagger），伦敦，柯林斯，1948年版，第351页。

(246)　他的失踪在犹太人中间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谣传，从这支独立自主的突击队的存在这个事实，一直到在警察内部有一个英国法西斯运动的核心小组这种传说为止。见《新犹太》，1947年6月，第175页；《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6月13日，第4页；《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6月14日。

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把1948年2月1日炸毁《巴勒斯坦邮报》大楼和2月22日耶路撒冷的本·耶胡达街大爆炸（大约有50个犹太人被炸死）都归咎于这个“大家知道以前曾由法兰上尉领导的……反闪族的警察法西斯匪帮”（《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2月6日，第2页；参阅同上，2月13日，第6页）。本·耶胡达街那次暴行，是一些穿着英国制服（在当时巴勒斯坦所处的那种情况下，这不能证明穿英国制服的就是英国人）乘坐偷来的军警车辆的人搞的。一些收信人在3月3日还收到过一份用奇特的英文写的传单（原文载凯斯特勒：《许诺及其兑现》，第172页注①），其意图是想说明这个暴行是“英国军警联合会（巴勒斯坦分部）”，即英国法西斯分子干的。1948年3月10日有3个开小差的英国警察，在参加阿拉伯人袭击一处犹太居民区时，在一辆偷来的装甲警车上被逮捕，为此他们被判处10年监禁的徒刑。

(247)　法兰，前引书，第351页。

(248)　仍担任犹太代办处政治部代理主任的戈尔达·迈耶森夫人，在6月23日向高级专员递交了一份根据她收到的情报写成的关于鲁博威茨的所谓被拷打致死的详细情况（《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6月24日）。

1947年10月1日，法兰来到普通军事法庭受审。法庭根据英国法律，承认法兰的上司有权拒绝透露他在鲁博威茨失踪的第二天同法兰的谈话内容，因为这有可能使他自己成为有罪的人。法庭还支持辩护人反对把法兰在监禁中所写的东西拿出来作证据，理由是既要为他辩护就得有这个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举出来把法兰牵连进去的惟一证据就是一顶呢帽，在帽子的里边写着一个墨迹已很淡的名字，看上去很像是法兰的名字。这顶呢帽是作为鲁博威茨的追捕者所遗留下来的物证而提出的。一个13岁的犹太孩子曾亲眼看到绑架，但是后来在3次对证时都没有能认出法兰或他的10人小组中的任何一人。他说他先把这顶帽子交给一所犹太会堂，从那里，据说在一个星期后帽子又转到了鲁博威茨的兄弟手里，他再把它交给了警察。在英国法律程序规定的各种限制下，起诉人提出的这个证据是不充分的，于是法兰被释放了。

(249)　“哈加纳”的移民部头子在6月15日承认，英国外交方面的压力，严重地干扰了从欧洲的难民营前往地中海各港口的非法移民的行动（《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6月16日）；参阅《纽约时报》，1947年7月2日和10日；马里奥·罗西：“意大利：犹太的巴勒斯坦万岁”（Mario Rossi：“Italy：Viva la Palestina ebraica”），《评论》，1947年7月，第23—27页。

(250)　关于逃走的详情，见鲁思·格鲁伯：《目的地巴勒斯坦：“哈加纳”船“1947年出国”号的故事》（Ruth Gruber: Destination Palestine: the Story of the Haganah Ship Exodus 1947），纽约，A·A·温，1948年版；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以色列的诞生》，第172—176页。法国对这件事的态度多少是出于这样一种愿望：为法国从近东各国被赶出来一事对英国进行报复。参阅《世界报》，1947年7月24日社论，“不久前还在想尽办法把我们从中东排除出去，现在却要我们在那里承担新的责任，这不是奇怪吗？”

(251)　“宣传工作已做到什么程度，这可以拿下面的例子来说明。把一个几天前在船上死去的一岁孩子陈列出来，并向报界发表声明说：‘卑鄙的纳粹英国凶手用煤气毒杀了这个无辜的受害者。’一位比较温和的乘客对军队中的一些人低声说道：‘这不是反对你们，是对报界说的’，但是这种话于事无补”（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10页）。

(252)　在埃及边界的腊法附近的海面上，距离海岸很近；参阅同上书，第135页。

(253)　《泰晤士报》驻海法记者报道，1947年7月19日；《纽约时报》，1947年7月20日。参阅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以色列的诞生》，第177—182页。向他提供消息的人是一位卫理公会牧师，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通过“哈加纳”的帮助也搭上了这艘船，后来在“哈加纳”的纽约总部他还接见过记者（《纽约时报》，1947年8月9日）。

(254)　霍默·比加特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47年7月19日和20日。英国外交部于21日声明：依照战前办法，根据国际惯例以及与法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法国政府在3月间曾答应在阻止往巴勒斯坦非法移民方面给予合作），“出国”号上的乘客正在用3艘英国运输舰运回法国。超过白皮书上规定数字的3万名犹太人，现已被允许进入巴勒斯坦，另外15 000—16 000人（接近一年的限额）正在塞浦路斯等待轮到他们前往巴勒斯坦（霍尔勋爵1947年8月13日的发言，上院辩论，第5辑，第151卷，第1388栏）。但是，法国政府回答说，他们不能对乘客从法国启程他往负责，因为他们都有哥伦比亚签证的护照。虽然巴黎的哥伦比亚公使馆否认这些签证是真的，而这些护照这时似乎都已经被销毁，但是，法国政府说，当这些乘客于7月29日抵达法国领水时，他们将被允许自由选择去向。

根据一种说法，负责这次转运的英国军事当局的意见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岸上的犹太人和船上更加狂热的人们的威胁，很多乘客无疑将会愿意离开这几条船的，但是面临着这种有组织的反对，他们踌躇不定，终于留了下来。”（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37页）法国的地方官员让“哈加纳”的代表通过一只船上的扩音器对那3条船讲了话，在它们停泊在法国领水内的3个星期期间，只有大约130名或3%的乘客接受法国的邀请上了岸；其余乘客的一位发言人则宣称：“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决不在欧洲登陆。”

这时，英国官方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因为7月31日在巴勒斯坦发现了2名英国警官的尸体，他们是被伊-兹-卢绑架和吊死的，作为对6月16日判处3名恐怖分子死刑并于最近处决的报复。作为反报复，英国警察部队的成员也杀害了一些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且在英国几个城市中举行了相当强烈的反犹太人的示威游行，正如《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的一名记者所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1947年8月8日，第3页，第10—11页；1947年8月15日，第4页，第14页；1947年11月14日，第6页）。

“出国”号的乘客得到了最后警告：决不会把他们带往巴勒斯坦或塞浦路斯；这是在法国登陆的最后一次机会；最后将把他们仍运回德国的英国占领区——“除了塞浦路斯之外，能够立刻为这样一大批人准备好足够的住房和食物的惟一的一块英国管辖的领土”（英国外交部声明，1947年8月21日）。根据一位英国人关于最后一段经过情况的叙述，“在整个航海过程中关系是这样的好，以至于很多犹太人说，他们确信，这种军队决不会服从对他们使用武力的命令的。尽管这些军队试图善意地、委婉地劝说他们不要这样想，但是很多犹太人仍旧指望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另一些作最坏打算的人，则事先就为他们决心要在汉堡进行抵抗表示歉意，并解释说它的目标不是针对军队，而是针对他们的政府。但是，无论是这些亲近，还是任何其他的表示，都不能打动这支军队。当登陆的时间到来的时候，他们在两只船上遇到了强硬的抵抗，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才完成登陆工作。”（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37—138页）

(255)　参阅英国殖民部：《巴勒斯坦分治委员会：报告，1938年10月》（Palestine Partition Commissioh: Report，October 1938），敕令第5854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8年版）。

(256)　见本书末图三，其中包括后来为联合国大会所采纳的一些小的修正；参阅下文，原著第249页注③（即本书第410页注③。——译者）。

(257)　《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给大会的报告》〔《大会第二届会议正式记录》（Official Records of the 2nd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1947年，增编第11号〕，附有地图；参阅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以色列的诞生》，第233—246页。

(258)　《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给大会的报告》（《正式记录》，前引文，第82页）。本-古里安在7月4日曾告诉这个委员会说，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从这个方案中得到一个有利的裁决，那么他们就会走到阿拉伯人那里去同他们说：“这里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决定。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希望和你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如果你们回答说不，那么我们将使用武力来对付你们。”（同上，第56页）

(259)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9月5日，第1页；E·拉泽松（E.Laseson）少校的文章，同上，1947年9月12日，第4页。

(260)　《泰晤士报》，1947年9月13日和16日；参阅艾德礼1946年10月15日和1947年2月27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27卷，第791—792栏；第433卷，第2275—2276栏。

(261)　《联合国大会第二届会议，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简要记录》（U.N.General Assembly，2nd Session，Ad hoc Committee on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Summary Records），第3—5页（此后简称特别委员会）。

(262)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10月10日，第5页；10月17日，第6页。

(263)　见贾马勒·侯赛尼的不妥协的发言（特别委员会，第5—11页，并参阅第116—117页）。

(264)　参阅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5月增编，第4页。两个敌对的半军事性组织，“行义”（al-Futuwwa）和“勇敢”（an-Najjāda），在政治上分裂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间逐渐发展起来。据估计，它们联合起来的力量是3—4万人，“装备和训练都很成问题；它们一般不被看作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因素。……‘哈加纳’则完全是一个更为可怕的家伙”（《苏格兰人报》驻耶路撒冷记者凯文·海兰报道，1947年8月29日）。参阅J·L·特勒：“在巴勒斯坦阿拉伯‘军队’的背后”（J.L.Teller：“Behind Palestine's Arab ‘Armies’”），《评论》，1947年3月。

(265)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10月10日，第2页；1947年10月17日，第5页。

(266)　同上书，1947年10月10日，第5页。

(267)　见哈马比特（Hamabit，笔名）对他的攻击，《新犹太》，1947年10—11月，第6页。

(268)　见特别委员会，第63页，第70页。

(269)　同上书，第64页。

(270)　一位“哈加纳”发言人曾说，它的组织“已经证明，最近在国内各地进行恐怖活动的一个阿拉伯匪帮，是政府的特务人员所着手组织的，这些特务并且在指挥这个匪帮的活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9月12日，第5页；参阅J·L·特勒的文章：“在巴勒斯坦阿拉伯‘军队’的背后”，《评论》，1947年3月，第243—245页，第249页，其中提到了传闻“渴望转移视线的英国人”“煽动”阿拉伯人等情）。

(271)　见《新犹太》，1947年10—11月，第13—15页刊载的口头报告。

(272)　加西亚-格拉纳多斯说（《以色列的诞生》，第251页，第255—256页），约翰逊最初相信英国政府将会赞成这个计划，但后来他的幻想破灭了。

(273)　见《以色列的诞生》，第261页。

(274)　见特别委员会，第170页，第249页和下文，原著第255页。赫谢尔·约翰逊代表美国说话，抱怨英国代表团缺乏合作，使得委员会的工作更加困难（同上书，第169页，第180—181页）。

(275)　同上书，第168页，第171页；见本书末图三。小组委员会早已建议，拥有8万阿拉伯人的雅法，应该是阿拉伯国的一块飞地，而不是像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所建议的作为犹太国的一部分。

(276)　见莫里斯·J·戈德布卢姆：“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7年11月，第460页。

(277)　这些国家是阿根廷、比利时、中国、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海地、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巴拉圭、菲律宾、联合王国、南斯拉夫。

(278)　阿利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在《曼彻斯特卫报》上的文章，1947年11月28日。

(279)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二届会议正式记录》，全体会议，第2卷，第1324页，第1326—1327页。

(280)　根据《福雷斯特尔日记》（第309页，第323页，第344—346页，第348—349页，第357—358页），杜鲁门总统在他本党顾问们的压力下，竭力确保那些接受美国影响或听从美国意见的国家将投赞成分治的票；最高法院的两位法官也在为同样的目标而努力。这个说法得到前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证实（《我们不必要失败》，第63页）；参阅《费拉德尔菲亚记录》（Philadelphia Record），1947年12月3日，下院引文，1947年12月1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45卷，第1284栏。另一方面，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声称，总统曾亲自告诉他说并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压力（《以色列的诞生》，第269页）。

(281)　特别委员会，第146页。

(282)　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11月29日报道，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攻击比利的根据。

(283)　下列各代表团在特别委员会进行表决时曾弃权或缺席，现在则投赞成票：法国和比、荷、卢三国，新西兰，海地，利比里亚，巴拉圭和菲律宾。曾投反对票的暹罗现在缺席；曾投赞成票的智利现在弃权；曾经弃权的希腊现在投票反对。中东和亚洲各国代表团没有一个投票赞成这个解决方案。

(284)　见理查德·格雷夫斯：“无政府状态中的试验”，第72页；《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8月15日—9月5日。

(285)　在大马士革，示威者把他们的怒火发泄在一个苏联机构和叙利亚共产党人的身上，杀死了好几个人。美国驻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使馆遭到攻击，在巴格达的美国新闻处也被捣毁。在阿勒颇，300所犹太人的房子和11座犹太教堂被烧毁，据说全城5 000名犹太人中有2 000人逃亡〔M·皮尔曼（M.Pearlmann）在《巴勒斯坦事务》上的文章，1948年1月，第4页〕。在亚丁，由于那里的行政当局措手不及，据官方报道，有76名犹太人和38名阿拉伯人被杀。对构成大部分现有治安力量的亚丁保卫（阿拉伯）民团的行为，有很多批评。参阅英国殖民部：《1947年12月亚丁骚乱调查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the Disturbances at Aden in December 1947），殖民部文件，第233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8年版；A·S·戴蒙德：“亚丁骚乱”（A.S.Diamond：“The Aden Disturbances”），《犹太月刊》（Jewish Monthly），1949年1月，第2卷，第582—586页。

(286)　菲茨休·特纳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1947年12月4日。

(287)　1947年7月29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41卷，第247—248栏；1947年7月30日，同上，书面答复，第50栏；1947年10月29日，同上书，第443卷，书面答复，第72—73栏。

(288)　格雷夫斯：《无政府状态中的试验》，第102—103页，1947年12月2—3日的日记。

(289)　莫里斯·J·戈德布卢姆：“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8年1月，第60页。

(290)　见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55—156页。

(291)　M·亚历山大（M.Alexander，笔名）：“犹太国以色列的建立”，《欧洲档案》（“Die Gründung des jüdischen Staates Israel”，Europa Archiv），1949年9月20日，第2459—2460页；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203—204页。

(292)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驻耶路撒冷记者报道，1948年1月2日，第4—5页。

(293)　见格雷夫斯：《无政府状态中的试验》，第120—121页，第124页；并参阅莫里斯·J·戈德布卢姆：“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8年2月，第163页。

(294)　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59—160页；参阅犹太代办处的说法，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5月增编，第9页。

(295)　在这些队伍的指挥官中有叙利亚上校阿迪卜·希沙克利和阿克拉姆·胡拉尼（见《纽约时报》，1948年1月18日），他们后来在1949—1951年的叙利亚军事政变中起了领导作用。较为人所知晓的，是这一北方战线的总指挥官福齐·卡武克吉。他是一位来自黎巴嫩的黎波里的穆斯林，曾在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中服役，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历任驻叙利亚的法国军队中的情报官、伊本·沙特的军事顾问和伊拉克军队中的军官；在1936年的起义中又做过巴勒斯坦阿拉伯游击队的“大元帅”（《概览，1936年》，第738页）。1941年他参加过流产的伊拉克反对英国的暴动，然后又逃往德国。战后，在被俄国人监禁过一个时期后获释，同穆夫提一样，在法国找到了避难所。1947年2月他化了假名离开法国去埃及，在卢德机场他又混过了英国的护照检查关卡（1947年3月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4卷，第468—470栏；以及1947年3月3日，同上，书面答复，第18栏）。

(296)　1952年，一位不抱偏见的英国权威人士对作者发表自己的见解说，由穆夫提在巴勒斯坦境外进行领导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在这次战斗中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组织得好。它已经在所有的阿拉伯城镇和大约275个村庄中设立了地方民族委员会（见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309页），以及类似地方自卫队的准军事支队，工作效率都很高。

(297)　2月22日，犹太代办处向安全理事会控诉说，英国人忽视了他们在48小时前就提出过的关于这样一次入侵的警告。阿拉伯军团完全是靠英国的财政补助来维持的，这是1946年的英国—外约旦条约所规定的，不久又在1948年3月15日的修订条约中重申过〔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与哈希姆外约旦王国之间的同盟条约，安曼，1948年3月15日》（Treaty of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Hashimite Kingdom of Transjordan， Amman，15th March，1948）〕，敕令第7368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8年版）。它的司令官和相当大的一部分军官都是英国人（见下文，原著第273页注②，即本书第449页注①。——译者），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和犹太人开始积极活动以来，它就是被当作英国在巴勒斯坦驻军的一部分来使用的。关于谴责阿拉伯军团对“和平的犹太居民”和交通运输的“屠杀成性的袭击”和“无缘无故的侵犯”的发言等，见1947年12月18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45卷，书面答复，第418—419栏；谢尔托克1948年2月27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发言：《正式记录》，第3年，第16—35号，第351页；扎赫尔，前引书，第200页，第202页。然而阿拉伯军团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挑衅也有它自己的说法，见《中东杂志》，1953年春季，第7卷，第256页。

(298)　见英国殖民部次官，1948年3月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48卷，书面答复，第65—66栏；谢尔托克，前引文。

(299)　这里的阿拉伯人的指挥官是阿卜德·卡迪尔·侯赛尼，他是穆夫提的表兄弟，曾于1939年随同穆夫提去巴格达。有人怀疑他组织了1941年11月9日在那里暗杀穆夫提在巴勒斯坦的最活跃的冤家对头法克里·纳沙吉比的阴谋活动。关于这件事的背景，见《概览，1938年》，第1卷，第443—444页。

(300)　尽管如此，阿拉伯人中间的那些比较温和而又不好斗的人，对这种非巴勒斯坦阿拉伯军队的出现并不那么兴高采烈，因为它们会把“哈加纳”吸引来对当地居民进行报复（见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63—164页）。参阅1948年3月13日犹太代办处致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备忘录：由于驻雅法的一名伊拉克指挥官破坏了该城市的阿拉伯人市长同特拉维夫市长之间的停战谈判，使该城受到了很大的威胁，然而这位伊拉克指挥官却对此漠然无动于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5月增编，第31页）。

(301)　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63—164页，第184—185页；参阅M·亚历山大在《欧洲档案》上的文章，1949年9月20日，第2460页。

(302)　根据扎赫尔的说法（《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224页，第229—230页），犹太代办处不愿意由于放弃这个难以固守的据点而使阿拉伯人气焰更盛，它宁愿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战略。犹太人在保卫这一组居民点的战斗中遭到了重大的损失，最后，在委任统治结束时它终于被阿拉伯人攻占了（见下文，原著第271页）。

(303)　上院辩论，第5辑，第153卷，第487—488栏，第491—492栏；参阅莫里斯·J·戈德布卢姆：“历史中的这一月”，《评论》，1948年2月，第163页；《新犹太》，1948年1—2月，第64页；又见下文，原著第264—265页。

(304)　1947年12月11日，克里奇·琼斯已经在下院更加概括地就此发表声明。他建议说，委员会的官员们或它的一个成员可以比较早一点到达巴勒斯坦（下院辩论，第5辑，第445卷，第1213栏，第1227—1228栏）。由委员会的4个成员所组成的先遣组果真在1948年2月22日即行到达，然而从英国当局那里得到的协作却是微乎其微的，在当时那种“混乱”的状况下，他们只得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耶路撒冷的英国军管区里面〔见雅克·德雷尼埃：《一面旗帜飘扬在耶路撒冷的火线上》（Jacques de Reynier：À Jerusalem un drapeau flottait sur la ligne de feu），纳沙特尔，巴孔尼埃出版社，1950年版，第38—39页〕。

(305)　1947年12月12日，贝文宣布政府拒绝放宽移民的限制（下院辩论，第5辑，第445卷，第1374栏，第1400栏）。15 000名犹太人，分乘迄今为止在这条航线上搞这项工作的最大的两条船，来到了塞浦路斯，这就使住在塞浦路斯临时收容营的犹太人总数超过了31 000人〔利斯托韦尔勋爵（Lord Listowel）1948年1月20日在上院的发言，上院辩论，第5辑，第153卷，第492栏〕。

(306)　犹太复国主义者抗议说，英国人在向同他们有条约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埃及、伊拉克和约旦）提供武器，这些武器又会通过各种途径送到巴勒斯坦阿拉伯游击队手中；而犹太复国主义者要“遵行”联合国的政策却受到了阻挠，因为美国国务院在1947年12月5日发布禁令，不准将武器运往中东，也不再把护照发给想在外国武装力量中服役的美国国民〔见谢尔托克的声明，据《犹太复国主义评论》报道，1948年1月23日，第4页；参阅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1948年2月3日的发言，引文见《福雷斯特尔日记》，第364页〕。关于破获犹太代办处在纽约私自购运炸药一事，见《泰晤士报》，1948年1月5日、10日、12日和2月18日。

(307)　见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进展报告》（U.N.Palestine Commission：First and Second Monthly Progress Reports），A／AC．21／7，1948年1月29日；S／695，1948年3月15日，包括A／AC．21／14，1948年3月12日。英国政府的总态度是受到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的；见R·A·巴特勒（R.A.Butler）1948年3月10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48卷，第1262—1264栏。

(308)　克里奇·琼斯1948年2月24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正式记录》，第3年，第16—35号，第269—273页。

(309)　谢尔托克曾宣称犹太人忠实地接受联合国决议（致秘书长的信，1948年3月1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52号，第11页），但是后来这些决议已被用来达到了建立犹太国的目的时，这种忠实的接受也就大有变动了。参阅里德·布拉德爵士：《英国和中东》（Sir Reader Bullard：Britain and the Middle East），伦敦，哈钦森，1951年版，第156页；又见下文，原著第277—278页。

(310)　谢尔托克1948年2月27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正式记录》，第3年，第16—35号，第344—356页；并参阅拉比西尔弗1948年3月5日的发言：同上，第36—51号，第15—16页。

(311)　联合国文件A／AC.21／SR.1，第2页。

(312)　见克莱德·伊格尔顿：“巴勒斯坦与联合国的组织法”（Clyde Eagleton：“Palestine and the Constitutional Law of the United Nations”），《美国国际法杂志》，1948年4月，第397—399页。

(313)　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美国在世界事务中：1947—1948年》（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1947—1948），第339页；参阅哈尔·莱尔曼：《以色列的创始及其明天》（Israel，the Beginning and Tomorrow），纽约，斯隆，1952年版，第271页。

(314)　1947年，美国在阿拉伯国家（不包括波斯）石油生产中的份额已达到生产总额的72%。阿拉伯国家威胁要停止给美国公司以石油开采特许权一事可回溯到1945年秋季（赫尔维茨：《争夺巴勒斯坦》，第231页）。

(315)　《福雷斯特尔日记》，第360页，第411页。在福雷斯特尔接连担任海军部长和国防部长时，他对中东石油的供应就很关心，这可以追溯到1947年5月（同上书，第272页）。他反对美国不问是非、不加区别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就招致了他们对他的怨恨。令人感兴趣的是，詹姆斯·G·麦克唐纳，一方面一味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另一方面作为福雷斯特尔的老朋友却在他死后热烈地为他辩护：“对他所作的恶毒攻击，使他心力交瘁……这些恶毒攻击是最丑恶的例子，说明某些政客和政论家会以爱国主义的名义，使用最下流的手段去搞垮那些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忠于职守的社会公仆。”（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12页）

(316)　原文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36—51号，第35—36页。建议正式接受大会分治决议的那一段文字未获得必需的2／3多数票；有6国弃权。

(317)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36—51号，第159—168页。据说，停止支持分治的决定是由国务院作出的，事前并未征求过杜鲁门的意见；杜鲁门在前一天还曾对韦茨曼表示过他保证给予支持〔J·丹尼尔斯：《独立的人》（J.Daniels：The Men of Independence），伦敦，高兰兹，1950年版，第318—319页〕。但是，到了3月29日，杜鲁门却准备同意美国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参加建立一项托管制（《福雷斯特尔日记》，第406页）。早在3个月以前，参议员范登堡就曾表示过自己的看法：美国在支持分治方面的单方面行动“将会引起一个猛烈的排犹浪潮”（同上书，第349页）。犹太记者哈尔·莱尔曼指出，他“曾查看过大捆大捆的发给白宫表示支持分治的电报，然而大概在50份电报中只有一份电报的发电人姓名听起来不像是犹太人”〔“分治在华盛顿”（“Partition in Washington”），《评论》，1948年3月，第213页〕。

(318)　700万英镑将被解除冻结，再加上当前的英镑收入，可供委任统治结束前日常开支之用。往后的政策则将由英国驻联合国代表与巴勒斯坦委员会讨论决定。尽管英国政府一直在把财政情况逐渐恶化的事告诉巴勒斯坦委员会，后者还是抱怨说它事先并没有收到过要发布这一决定的通知。至于要巴勒斯坦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拨付200万英镑，来维持在塞浦路斯的犹太非法移民的生活，并对不再继续任用的巴勒斯坦文官给予贴补费，巴勒斯坦委员会对此也表示不能同意。委员会反驳说，“应当优先考虑的是获得必要的食品供应，并为委员会提供必需的工作基金”，而不是这些开支〔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给大会的报告》（Report to the General Assembly），《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增编第1号，第30—34页；克里奇·琼斯1948年4月23日的发言：《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第2卷，第61页〕。

犹太代办处的司库埃利泽·卡普兰指出，巴勒斯坦的英镑结余，同其他许多国家不一样，并不仅仅是由于英国在战争期间的军事花费，而是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国外犹太资本的输入，这笔外汇收入的总额自大战结束以来已超过7 000万英镑。他还谴责巴勒斯坦政府“想尽办法要把国家搞穷”（《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2月27日，第5页）。另一方面，在英国人的眼里，政府所采取的行动看来“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经济学家》，1948年2月28日，第353页）；尤其是考虑到后来也承认的事实：代办处曾按3美元换1英镑的黑市汇率进行非法交易，而当时的官价则是4.03美元换1英镑，“把得来的钱花在例如非法移民和购买武器等方面，凡此后来均有助于这个独立国家的建立”〔《郇山》（Zion），1949年10月，第4—5页〕。

(319)　见拉比西尔弗1948年3月19日和24日的发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36—51号，第169页，第244页。参阅《新犹太》，社论，1948年3—4月，第81页。

(320)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36—51号，第247—248页。

(321)　原文见同上书，第62号，第8—9页。

(322)　见上文，原著第253页注⑥（即本书第417页注①。——译者）。

(323)　见谢尔托克1948年4月1日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正式记录》，第3年，第52号，第5—23页。

(324)　奥布里·S·埃班（Aubrey S.Eban）1948年10月14日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正式记录》，第3年，第116号，第31页。摩西·皮尔曼：《以色列的军队》（The Army of Israel），纽约，哲学丛书，1950年版，第126页。

(325)　莱尔曼：《以色列的创始及其明天》，第14页，第47页；参阅拉比西尔弗1948年4月22日在联合国的发言，《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第2卷，第46页；《新犹太》，1948年5月，第125页。

(326)　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236页，第272页；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214页。

(327)　见扎赫尔，前引书，第227页，第236—237页；皮尔曼：《以色列军队》，第99页。

(328)　见扎赫尔，前引书，第234页，第236—237页。

(329)　《新犹太》（1948年1—2月，第64—65页）驻耶路撒冷记者报道说，他们成功地赶走了入侵其村庄的一支阿拉伯匪帮。参阅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第57页；一位记者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52年1月25日，第13页。

(330)　达纳·亚当斯·施密特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48年4月10日，他在攻击发生后立即走访伊-兹-卢，写出了这一访问记。参阅贝京：《起义》，第162—163页。

(331)　据贝京（前引文）说，4人被杀，约40人受伤；据进攻部队指挥官对纽约犹太人听众的一次讲话时说，8人被杀，57人受伤（《纽约时报》，1948年11月30日）。

(332)　事先派往现场的一名犹太警官报告说，只有一个阿拉伯人被杀（格雷夫斯：《无政府状态中的试验》，第179页），但是犹太代办处和“哈加纳”曾竭力阻挠红十字会代表进行调查（德雷尼埃：《一面旗帜飘扬在耶路撒冷的火线上》，第69—70页，第77页；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第59页）。

(333)　德雷尼埃：前引书，第71—74页。在戴尔亚辛行动的同一天，《犹太复国主义评论》刊登了一张占半页版面的犹太人尸体照片，这些尸体是在一次耶路撒冷—希布伦公路上的战斗之后被阿拉伯人加以残害的（《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4月9日，第3页，并参阅4月16日，第7页；《新犹太》社论，1948年3—4月，第83页）。

(334)　犹太复国主义者坚持说，在护送车队上标明有红盾（犹太人使用的相当于红十字的标记），因此，应该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不管哪一方都承认：车队是由武装车辆伴送的，在哈达萨赫医院和希伯来大学内也有武装的犹太人。德雷尼埃的记述是很权威的（前引书，第80—81页），因为作者在整个战争时期都是国际红十字会驻巴勒斯坦代表团的领导人，他并且应犹太代办处的要求在事件发生的当天（1948年4月12日）就前往调查这一特殊事件。据德雷尼埃讲，在他的一再追问下，犹太人向他承认：他们利用了红盾车队来接济和更替他们驻在哈达萨赫医院的军队。他们争辩说这是正当的，理由是他们的军队驻在医院里仅仅是为了保护医院的。对此，德雷尼埃是这样看的：“我们持有这样的观点，即流动医疗队在转移时毋需带有武器，亦不需有部队伴送。或者采取武装保护的办法，或者采用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办法（也就是悬挂红十字会的旗帜），须在这两者之间作一选择。整个哈达萨赫地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可以从这里攻打阿拉伯人战线的后方。故而保留一支军队以及对它进行补给，同医院完全是两码事。”

次日，德雷尼埃为了证实这些原则，沿着同一条路线在非武装人员的陪同下去哈达萨赫医院旅行了一趟，来去都没有遭到袭击。

(335)　卡武克吉早已与穆夫提意见不合，这一次的挫败据说曾使得他就休战问题去向犹太复国主义者试探，但后者予以拒绝（见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82页，并参阅第187—188页；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第60页；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216页）。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流言飞语指责英国人供应卡武克吉以军火和汽油，并赊给他一种发射25磅炮弹的新式英国炮。其实，据后来的报道说，他的重武器只有75毫米的法国炮和迫击炮（见贝京：《起义》，第350页；1948年4月1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49卷，第953—954栏；皮尔曼：《以色列军队》，第109页）。

(336)　见上文，原著第260页注②（即本书第427页注①——译者）；莱文：前引书，第208页。

(337)　威尔逊，前引书，第197页；《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4月23日，第1页；谢尔托克，1948年4月23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发言，《正式记录》，第3年，第62号，第26页。

(338)　威尔逊：《封锁线和搜查》，第190—192页。关于阿拉伯人指责英军当局与“哈加纳”勾结，见贾马勒·侯赛尼1948年4月23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正式记录》，第62号，第13—14页；参阅1948年5月14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50卷，第2429—2436栏，和1948年5月25日第451卷，第3栏。

(339)　金奇（他亲自在海法），前引书，第219页。关于后来在阿卡搞的类似的心理战，见扎赫尔：《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245页。

(340)　按扎赫尔（前引书，第243—244页）和《经济学家》（1948年10月2日，第541页）所说，据一个英国目击者报告，海法的阿拉伯居民领袖们接到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指示，命令他们放弃该城，因为各阿拉伯国家的联军很快就会替他们收复的。但是阿拉伯方面否认有这件事。

(341)　显然犹太军队在雅法第一次屈服于大肆掠夺的诱惑（阿拉伯非正规军也已经在那里搞过了），过了几天之后，犹太军队又抢劫了新近夺得的耶路撒冷近郊阿拉伯人地区（见金奇，前引书，第224页；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第116页，第135—136页，第226页）。本-古里安自己后来也承认，竟发展到了各阶级的体面的犹太人都卷了进去的程度，这是“一个可耻又可悲的景象”〔《以色列政府手册》（Israel Government Handbook），第5712号，伦敦，西摩出版社，1951／1952年版〕。

(342)　E·拉泽松少校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上的文章，1948年4月30日，第5页；本-古里安，同上，1948年5月7日，第1页。后来公布说，4月初时难民总数超过13万人〔以色列政府：《以色列的阿拉伯人》（Israel Government：The Arabs in Israel），1952年版，第5页〕。

(343)　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给安全理事会的第一份特别报告》（First Special Report to the Security Council），A／AC.21／9（1948年2月16日），第7页。参阅《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7年12月26日，第1页；和钱宁·B·理查森（Channing B.Richardson）在“中东的国际紧张局势演说和文件集”（International Tensions in the Middle East，a Series of Addresses and Papers …）中的记载，《政治科学学会学报》，1952年1月，第24卷，第483页。

(344)　见《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3月19日，第7页，和1948年4月2日，第3页；扎赫尔，前引书，第149页。英国官员有时劝说阿拉伯人去寻找安全的场所，这可能就成了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断言英国人激起了阿拉伯人的恐慌和制造难民问题的根据（见莱文，前引书，第104页，关于希伯来报界的报道；贝京：《起义》，第179页）。

(345)　原载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委员会1951年12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转引自爱德华·莱瑟姆（Edward Latham）主编的《中东危机》（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纽约，H·W·威尔逊，1952年版，第136页。

(346)　关于海法，见上文，原著第262—263页；并参阅德雷尼埃：《一面旗帜飘扬在耶路撒冷火线上》，第76页；贝京：《起义》，第164—165页；凯斯特勒：《许诺及兑现》，第207页，第215页。

(347)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特派记者报道，1948年5月14日，第6页。

(348)　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1948年5月增编，第56页，引自《纽约时报》驻耶路撒冷记者达纳·亚当斯·施密特的话；克莱尔·霍林沃思（Clare Hollingworth）在《观察家报》上的文章，1948年5月2日。

(349)　哈达萨赫医院车队遭到灾难性伏击的地点，就在阿拉伯人的战略要地谢赫-贾拉（见上文，原著第261页）。但是，当4月25日“派尔马契”夺占该地的时候，英国人将他们赶跑了，因为这里控制着向北的大道，英国民政机构留下的一些人3星期后就是从这条道路作最末一批撤退的。犹太人那时又第二次企图夺取谢赫-贾拉并重新打通通往控制阿拉伯旧城的斯库普斯山阵地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

(350)　3月8日，当本-古里安与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的英国主席讨论停战计划时，据说，他曾痛斥把武装的犹太人撤出旧城而代之以信赖阿拉伯人的保证的建议是一种侮辱性的主张〔格雷夫斯：《无政府状态中的试验》，第155—156页；参阅伯纳德·D·温赖布：“耶路撒冷问题”（Benard D.Weinryb：“The Case of Jerusalem”），《巴勒斯坦事务》，1948年5月，第66页：“犹太代办处不可能接受一种阿拉伯人的保护制度”〕。据说“哈加纳”自己曾强烈要求在委任统治结束之前撤出犹太人区（见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35页），但是继续遭到犹太复国主义政客们的反对，这些政客提出的耶路撒冷休战条件是：完全开放“从特拉维夫至哭墙（耶路撒冷市内所罗门时代留下的断垣残壁。——译者）”的交通线，并撤走所有非巴勒斯坦的武装阿拉伯人（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第127页，1948年5月7日）。

(351)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年，第65号，第15—16页，1948年5月12日。在耶路撒冷的代办处发言人〔沃尔特·艾坦（Walter Eytan）后来任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曾抱怨说：停火谈判时，英国人对待代办处是敷衍了事的，他们“竭力营救阿拉伯人，以免遭受太严重的打击”（《纽约时报》，1948年5月9日）。

(352)　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前引文，第2—3页。

(353)　停战委员会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正式记录》，第3年，第71号，第3页，文件S／762。

(354)　这项建议是：实现停火，同时不准运入军火和别的战斗器械；允许运入必需民用供应品，但必须由一个双方均接受的公正团体加以检查；进入耶路撒冷的各条道路对必需供应品和非武装人员开放，但是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的人数或武装实力都不准有任何实质性的增加；作为自由进入旧城犹太人区的交换条件，犹太人必须从阿拉伯人的卡塔蒙郊区撤出。

(355)　见1948年5月13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50卷，第2414栏，和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第2卷，第268页，1948年5月13日和14日。

(356)　关于这个被撤销的行政机关从耶路撒冷到海法最后一次旅途中所得的印象，见巴勒斯坦最高法院院长威廉·菲茨杰拉德爵士：“历史和政治中的巴勒斯坦圣地”（Sir William Fitzgerald：“The Holy Places of Palestine in History and in Politics”），《国际事务》，1950年1月，第26卷，第9—10页。

(357)　扎赫尔暗示，这个建议——他认为是受到英国外交部的启发而提出的——鼓舞了原先还在踌躇不决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各国，它们在随后的一周中召开了理事会会议，决定正式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开战（《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建立》，第106—108页）。

(358)　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第1、2卷附件，第12—31页，文件A／C.1／277。

(359)　见比尔拜：《近东的新星》，第260页；贝京：《起义》，第246—247页。

(360)　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以色列的诞生》，第277页。美国建议的第七条中，对于建议中的巴勒斯坦总督可以要求哪些政府给予军事援助，没有指名，留着空白。英国外交大臣于5月4日声明：关于被邀请共同帮助巴勒斯坦临时政府一事，他的政府将不得不极其谨慎地考虑（下院辩论，第5辑，第450卷，1117栏）。5月1日英国派遣增援部队去巴勒斯坦一事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切；但两星期以后，实行休战或组织一个临时政府的希望已经消失的时候，国防大臣宣称，他们去那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护英国人撤退（1948年5月14日，同上书，第2439栏）。

(361)　见1948年5月14日乌克兰代表的发言（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第2卷，第257—258页）；参阅约瑟夫·邓纳：《以色列共和国，它的历史和它的希望》（Joseph Dunner：The Republic of Israel, its History and its Promise），纽约，惠特尔西书店，1950年版，第89页。

(362)　见菲利普·杰塞普博士（Dr.Philip Jessup）1948年5月13日的发言（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第2卷，第245页）。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们说，国务院向犹太复国主义代表施加了很大压力，要他们迟些宣布独立，并暗示这种压力倒可能“迫使犹太国家投入苏联的怀抱”（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前引书，第284—285页；乔恩·金奇在《雷诺新闻》上的文章，1948年5月9日，发自特拉维夫的报道；莱尔曼：《以色列的创始及其明天》，第282页；邓纳，前引书，第96页）。

(363)　见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正式记录》，第2号增编（决议），第5—6页，第186号（S-2）。

(364)　卡尔·莱文（Carl Levin）（《纽约先驱论坛报》，1947年9月19日）曾报道过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亨德森的批评和对希尔德林的“不偏不倚”的期望。

(365)　见《纽约时报》，1948年4月29日、30日；《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5月7日，第4页。这一年又是一个美国的大选年，离召开党的大会推选总统候选人仅仅只有3个月，这一事实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以最好的机会，促使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势力能更加支持他们的事业。据说，美国政府3月间放弃联合国大会的分治方案，已经对民主党在纽约州的前景产生了不利影响；又据犹太复国主义者方面的消息（《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5月7日，第4页，华盛顿来电）说，在就这一问题征询了希尔德林少将的意见之后，总统才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的。

(366)　见丹尼尔：《独立的人》，第319—320页；《福雷斯特尔日记》，第440页。

(367)　莱尔曼：《以色列的创始及其明天》，第285—286页。

(368)　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226页。

(369)　地理上的巴勒斯坦，其希伯来文的名称是Eretz Yisrael，即“以色列的土地”，但是经多次讨论以后，认为这样称呼这个国家不适当，因为在联合国的裁决之下，它仅仅得到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地区；最后采用了“以色列国家”（Medinat Yisrael）。见沃尔特·艾坦：“找一个恰当的名称”（Walter Eytan：“The Search for a Name”），《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1月30日，第5—6页。

(370)　宣言的全文载《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8年5月21日，第1页；《新犹太》，1948年5月，第121页。

(371)　金奇：《七根倒了的柱子》，第228页。

(372)　关于在当时对这位犹太复国主义前辈老政治家的印象，见麦克唐纳：《我在以色列的使命》，第26—28页，第38页。他死于1952年11月。

(373)　据凯斯特勒的《许诺及兑现》（第202页）说，临时议会内两个修正派成员中的一个曾表示反对，认为韦茨曼是一个英国公民，他从来没有取得过巴勒斯坦国籍。

(374)　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以色列的诞生》，第290页。与英国的紧张关系，对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是有影响的，他们之中有些人后来诉苦说，在私人集会场合以外，他们要公开表示喜悦和兴奋“也许还有些不好意思”（《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社论，1948年7月30日，第8页）。

(375)　《泰晤士报》驻联合国大会记者曾报道说：代表们普遍认为，“不管其得失如何，也不谈苏联和美国给予的联合支持，分治计划除了在纽约之外，没有别的城市是会予以赞同的。”（1947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