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不卷入”欧洲战事

（1939年9月—1940年7月）

第一节　对德苏协定的反应⁽¹⁾和对欧洲战事爆发的反应

日本政府派驻柏林的代表如果不是大岛将军，而是一个比他机敏的人，那么，德苏互不侵犯协定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时，日本人就不至于那样的震惊，那样的感到丢人了。事先曾有很多方面反复向东京提出警告说，如果认为德苏两国因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鸿沟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协定，那是不明智的。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后来说过，他早就认为，东京方面如果继续对拟议中的德—意—日公约的条款争论不休，德国将谋求同苏联言归于好，他在1939年2月，后来又在3月，一再提醒东京有这种可能性。⁽²⁾他在这件事上的证词，为永井的证词所证实，永井在1939年是驻罗马大使馆的秘书之一，同时又是白鸟的私人秘书。⁽³⁾后来，在1939年4月20日，里宾特洛甫果然预先通知大岛和白鸟，如果日本继续在签订公约上找麻烦，德国也许会迫不得已去同苏联打交道，其目的是与之缔结一项互不侵犯协定。这位德国外交部长接着说，德国还没有在这方面采取步骤。⁽⁴⁾6月16日，里宾特洛甫再次会见白鸟，告诉他说，由于日本还没有同德国缔结公约，德国将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协定。⁽⁵⁾

但是大岛“是个军人，对这类事一窍不通”（像白鸟向德国驻罗马大使馆参赞普勒森抱怨的那样），他不相信里宾特洛甫的话是当真的。他认为德国外交部长仅仅是虚声恫吓，目的在把东京吓唬得不敢再反对，转而按照柏林希望的方式同轴心国缔结公约。据白鸟说，大岛一再地讲，德苏协定是不可能缔结的。⁽⁶⁾

在东京方面，日本外相有田持同样的看法，因此他只听大岛而不听白鸟的话，对于白鸟的动机，他可能有所怀疑。⁽⁷⁾有田的自信心也不为其他方面的警告所动摇。英国驻东京大使罗伯特·克莱琪爵士说，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几个月，他就警告过有田，有理由认为德国已在认真地考虑采取这样一个步骤。⁽⁸⁾6月7日，波兰驻东京大使在与有田会谈时，告诉他波兰政府从德国和苏联两方面都得到确凿的证据，说明德国和苏联正在积极地详细讨论怎样言归于好。⁽⁹⁾有田在这两个场合都表示不能轻信，不过英国大使后来听说，有田曾发电报向日本驻柏林大使和驻莫斯科大使了解情况，大岛答复说，德苏不可能达成谅解，克莱琪的警告纯粹是英国的宣传。⁽¹⁰⁾

显然，大岛和有田都不相信，德国会蓄意违背反共产国际公约附属秘密议定书，按照该议定书规定，德国负有义务不得做任何事来改善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形势，不得背着日本和不经日本同意便与苏联在政治上达成协议。可是纳粹政府偏偏这样做了。它小心翼翼地把1939年6月至7月在柏林和莫斯科举行的谈判瞒过了日本人，而且这样做是很有理由的，因为它告诉俄国人说，1926年的柏林条约仍然有效，德国后来并未缔结过任何条约将其废除，⁽¹¹⁾德日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针对苏联的。

到7月份较晚的时候，日本政府对于甚嚣尘上的德苏即将修好的谣言显然感到了不安。7月19日，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参赞宇佐美拜会了德国外交部中职位与之相当的韦尔曼，“十分执拗”地询问了德国同苏联的关系。宇佐美特别提到《新闻纪事报》上的一篇报道，说德苏互不侵犯协定正在谈判中，德国将派遣重要官员去莫斯科。韦尔曼回答说，这个消息“纯属捏造”，他说，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会谈只不过是为了促进经济关系罢了。宇佐美表示有点担心，惟恐德国会把它已公开声称无法供应日本的某些类型的机器转而供应苏联。但是宇佐美显然相信对方所说的并未举行任何政治谈判，并且建议，应由德国驻东京大使馆作出否认，以支持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已经发出的报告。⁽¹²⁾

直到初步谈判已告结束，里宾特洛甫即将赴莫斯科时，这层帷幕方才揭开。大岛说，“在8月20日或20日前后”，里宾特洛甫打电话通知他，德苏协定即将缔结。大岛讲，他回答说，这样做是违背反共产国际公约的，是极端背信弃义的行为。⁽¹³⁾但据当时担任里宾特洛甫的机要代表与大岛打交道的海因里希·施塔默尔说，是他“在事情谈妥后”奉里宾特洛甫的命令将消息透露给大岛的，并说，大岛显得极为恼火。⁽¹⁴⁾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个消息宛如晴天霹雳，东京方面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来掩饰其惊慌和痛苦。德苏协定缔结之日，正是日苏两国军队在诺门坎激烈战斗之时，⁽¹⁵⁾这个协定看来能使苏联在这个关键时刻腾出手来倾其全力对付日本。这个令人惊恐的可能发生的事虽然没有真正发生，但是这个协定无疑是使日本人忍气吞声并承认在争议的地区战败的一个因素。日本人认识到，德国使他们丢了脸，把他们出卖了。木户侯爵（当时担任日本内相）在8月23日听到了这个协定，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这桩他认为是极端背叛的行为所感到的惊讶。⁽¹⁶⁾

在德苏互不侵犯协定公布以后，日本外务省人士说，这件事并不特别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当日本先前表示不愿同轴心国结成军事同盟时，德国就已扬言要采取这样一个行动。⁽¹⁷⁾但这只不过是企图保全面子罢了。因为，日本的公众固然不知道德国已经违反了特定的条约义务，可是在他们看来，反共产国际公约意味着德日进行合作反对共产国际的老家苏联。然而这时德国甚至不屑于费点口舌同日本商量一下——像日本首相承认的那样——就同苏联缔结了协定。因此十分明显，德国已抛弃了日本，使日本在世人的眼中显得滑稽可笑。德国曾反复谈论要“加强反共产国际公约”，而这时那个公约实质上却变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具文。

因此，日本报刊的评论是非常激烈的。它谴责德国背信弃义，破坏了“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基本精神”。《都新闻》（8月27日）说，“根本不必再讨论与德国结成军事同盟是否可取了。”对日本来说，假如它能一直坚持这种主张，那倒未始不是好事。

与此同时，德国人一直在试图抚慰日本人被伤害的感情。8月25日，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拜会了有田，向他解说德国同苏联缔结这个协定的理由。奥特根据指示，着重表明了德国想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并强调德苏和解对日本的好处，因为这将使德国在帮助稳定俄日关系时发挥有力的影响。有田不愿讨论这件事，他把当天发给大岛的一项指示的复本给了奥特。这项指示命令大岛“通知德国政府，日本政府认为德苏互不侵犯协定的缔结，最终中止了日德之间目前就与意大利缔结三国公约而举行的谈判”。大岛还进一步宣称，德国的行为严重地违背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公约附属秘密协定，日本政府对此提出严重抗议。⁽¹⁸⁾

日本的抗议有一段奇怪的经过。白鸟听到这件事后，打电话给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劝大岛不要交出这份抗议照会，同时却要求有田通过奥特去提出抗议，“因为我觉得要大岛君这样喝下滚烫的开水，未免太残忍了。”⁽¹⁹⁾但是大岛在8月26日已经拜会了德国的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后者拒绝接受这份抗议照会，劝大岛暂时把它收回。⁽²⁰⁾9月初，里宾特洛甫就德日关系的前途问题同大岛作了一次长谈，声称德国准备为日本和苏联调停，并说，此举如获成功，将能导致德日苏三国之间全面和解，这对日本将十分有利，使日本能腾出手来进一步向南扩张。据里宾特洛甫说，大岛表示完全同意这种观点。⁽²¹⁾

但是，这位倒霉的日本使节未能说服其政府撤销抗议，9月18日，他再次将抗议照会递交给魏茨泽克，说明他是被迫奉命行事，并且说他一直等到波兰危机结束，这一步骤不再使德国政府那样为难时才这样做的。同时，他还把东京抗议的“语气缓和了一些”。魏茨泽克说，他只能以个人名义接下来作为参考之用，而不能以官方的身分接受，但是他愿意帮助大岛了结这件事。⁽²²⁾据魏茨泽克说，大岛暗示他并不要德国政府作正式答复，日本政府似乎也从未接到过答复。

在大岛和白鸟似乎都准备接受德国方面的解释和建议时，日本的舆论却不是那样。8月27日，日本军部发表了正式声明，宣称日本人民对于德国这个反共产国际公约的签字国和“直至昨天还是日本的友邦”的国家，居然同俄国修好，感到失望。不管欧洲的局势怎样变化，日本反对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仍然不变。军部预料日本将成为各方施展“诱惑和阴谋”的对象；但是它将不予理会，坚决执行其对华政策。⁽²³⁾

军部的声明，用意显然在表明军事当局反对德国的建议，要日本效法德国，也同苏联缔结一个类似的协定。日本的报刊也驳斥了任何这样的想法。反对英国的宣传鼓动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摆摆样子，但苏联却被普遍认为是日本最最危险的敌人，日本这时事实上正在同苏联交战。日本的报刊甚至发表了汪精卫（蒋介石在中国的亲日的政敌）的一篇文章，文章建议，既然德国已失信于日本，而英法两国也为苏联所出卖，因此这受害的三方可以达成协议，并可以共同向蒋介石呼吁与日本媾和。⁽²⁴⁾住在天津的长期受苦的英国侨民，看到德国侨民被日本哨兵打耳光，看到先前一直飘扬在德国汽车上的“卐”字旗顿时被拔掉，莫不称快。⁽²⁵⁾

德苏协定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是使平沼内阁倒台。这是由于平沼曾劝说天皇赞成同德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对抗苏联。德苏协定使这项政策变得毫无意义，平沼政府不得不承担责任。因此，平沼内阁于8月28日辞职，组织新政府的任务委托给阿部信行大将。阿部是一个退役的将领，以前服役时间不长，在政界的经历就更短了。实际上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他之所以被选为首相，是因为别人弄不清他究竟属于日本寡头统治集团中的亲轴心派还是反轴心派。阿部大将暂时还兼任外相，并以畑大将任陆相，吉田海军大将任海相。

阿部政府是一个军阀官僚政府，其中没有各主要政党的代表。正如《泰晤士报》记者所说（1939年8月30日），它是“一个看守内阁”。日本人对之并不热情，事实也证明，在1937—1941年间所有那些短命的日本政府中，它是最最软弱无能的。然而，这个政府的被任命，却是日本外交政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8月28日，阿部告诉木户侯爵，天皇已训示他竭力执行与英美合作的政策；从下述篇幅中可以看出，他也试图这样做。⁽²⁶⁾奥特亲身体验到，德苏协定缔结以后，德日关系明显地冷淡下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初夏。⁽²⁷⁾东京方面的亲轴心派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奥特在1939年10月报告说，日本政府一直在把外务省和陆军省中一些知名的同情德国的官员调往国外任职，以削弱他们的势力。⁽²⁸⁾在欧洲，白鸟于9月初被从罗马召回，大岛在下一个月也被召回，尽管德国曾作出努力，想要他留任驻柏林的使节。⁽²⁹⁾

8月31日，阿部大将发表了一篇广播声明，声称他的内阁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执行日本对华“始终不渝的政策”。政府同外国交往时，将奉行独立的方针。日本将同那些愿意同它合作的人合作，也将“坚定不移地反抗那些阻挠它完成使命的人”。政府将集中力量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和加强国防。⁽³⁰⁾

日本决定奉行“独立”的政策，是出于别无选择的余地。它实际上完全陷于孤立，既被它的反共产国际的伙伴所抛弃，同苏联的关系又濒于战争的边缘，而在天津问题上则同英法两国发生了争执。⁽³¹⁾这时爆发了欧洲战争。9月4日，在内阁会议后，阿部大将发表了下述声明：“面临刚爆发的欧洲战争，日本无意卷入。它将集中力量处理中国事件。”⁽³²⁾我们将可看到，他之所以小心地避而不用“中立”一词，是暗示日本的“不卷入”态度是以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受干涉为条件的。政府的这一决定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普遍欢迎，他们不想再打一场新的战争，而且他们因受到德国的侮辱，这时仍然痛心疾首。

从政治观点来看，欧洲战事的爆发，起初被认为是对日本的一大宽慰。日本希望，无论英国还是法国，这时都不能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任何有效的干涉。此外，事态不久就变得很明显，苏联一心想把它在东欧的一份战利品捞到手，无心在远东恋战，因此在9月16日商定了诺门坎的停战。但是随后并没有达成里宾特洛甫所希望的全面的俄日协定。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东乡，对德国提出的为此进行调停的建议很冷淡。⁽³³⁾大岛和白鸟却渴望这件事能成功，但是他们在日本的影响已经明显地下降了。继任大岛驻节柏林的是来栖三郎，据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而小心谨慎的人。⁽³⁴⁾1940年2月，当那个在“里宾特洛甫官署”中负责远东事务的海因里希·施塔默尔即将同德国红十字会会长科堡公爵担负着友好亲善的使命前往日本时，来栖警告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克诺尔说，施塔默尔和公爵还是不要同大岛和白鸟过分接近为妙，否则效果将适得其反。⁽³⁵⁾他也劝德国不要侵犯荷兰和比利时，而是应当尽快把欧洲的战事结束。他暗示，日本也许愿意调停，以便实行停战，届时德国也可为中日冲突进行调停。来栖声称，他和有田是介于大岛—白鸟集团与亲英派之间的中间人物。来栖暗示，想要日本同苏联和解，眼前是没有什么希望的。⁽³⁶⁾

这一番话使里宾特洛甫听了很伤脑筋。使他更为恼火的是，两个轴心国在对日政策上一时不能协调起来。墨索里尼对苏联进军波兰，对波兰的被瓜分以及接着发生的芬兰战事，感到心烦意乱。⁽³⁷⁾他派往东京的大使奥里蒂一直劝日本人避免与苏联缔结任何同盟，而谋求与美国修好。⁽³⁸⁾德国向罗马提出了抗议，结果奥里蒂被召回。⁽³⁹⁾

可是，俄国人虽然准备和平解决“满洲国”与外蒙古之间的边界问题以及同日本之间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没有迹象要放弃对重庆的中国合法政府在外交上的支持，从而使日本人大失所望。因此，直到1940年夏天，希特勒同苏联的真真假假的同盟，继续受到东京的敌视，而走“中间道路”的阿部和米内两届内阁，则在全神贯注企图解决一直没完没了的“中国事件”时，逐渐把欧洲的战事看作一种障碍，因为它束缚了德国对付苏联的手脚，又使日本在抵制美国时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在经济上，欧洲的战事为日本制造了新的伤脑筋的问题。1936年时，日本军事首领曾制订了一个扩充军备的六年计划和一个为作战目的而提高工业生产能力的五年计划。这两个计划于1937年起执行，日本的膨胀的预算开支大部分都用在这上面；用于中国事件的只是一小部分。在同一年，即1937年，“满洲国”开始执行工业发展五年计划，以把这个傀儡国家建成一个“大陆上的战争基地”。这个十分艰巨的三管齐下的规划，正在大量地消耗掉日本的资源，使它不能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夺取其对手不得已而放弃的市场，尤其是纺织品市场。此外，为日本和“满洲国”的发展计划而大量进口原料和建筑材料，正在造成日本对外贸易的严重逆差，耗尽它的外汇储备。为了缓和这些危险的倾向，日本政府曾努力加强德国、日本和“满洲国”三方的贸易关系，由德国用其对日贸易的顺差，来支付它进口的满洲大豆。1936年4月底，根据上述原则，缔结了满—德贸易协定，最初为期一年。该协定于1937年延期，1938年9月经过修改后再度延期。1937年，随后又在1939年，德国的奥托·沃尔夫商行一再向“满洲国”提供信用贷款，用以购买德国的机器。结果是德日满之间的贸易大大发展了。纳粹政权的重要人物，或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或是显然希望得到私人利益，纷纷准备促进同日本的这种金融上和经济上的合作。

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发展。日本尽管自1930年以来在工业技术上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仍然要从欧洲和美国获取新的工艺知识和某些类型的生产资料，尤其是机床，在这些方面，尽管日本官方对本国的制造商进行了鼓励，但是还远远不能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日本进口的机器主要来自美国、德国和英国。美国是主要的供应者，并有继续获得进展的趋势，因为德国和英国已专注于自身的军备生产。不过德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供应来源，特别在生产合成燃料的专门设备方面。日本要在本土和满洲生产合成燃油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能否获得成功，要取决于德国在技术指导和设备方面给予的帮助。

欧洲的战事，加上日德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冷淡，严重地限制了两国在经济上的合作。1939年7月28日，在柏林草签了一项新的德日贸易协定。这个协定要等到10月1日正式签署生效，但是日本政府在9月8日宣告，鉴于欧洲的战事，这个协定正式签署和执行的时间必须推迟。⁽⁴⁰⁾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司长维尔不久就大发牢骚说，日本正在“顺从地遵行”英国的海运贸易管制措施，并且不提出严重抗议就接受了英国的禁运货物表。他说，日本也没有协助德国从中国或从荷属东印度获得原料。⁽⁴¹⁾

1940年3月2日，奥特极力主张柏林在经济方面向日本作出一些让步。但是经济政策司的副司长克洛迪乌斯在8日答复说，德国无法这样做。即使德国放宽了付款或提供信用贷款的条件，也没有货物可以交付。他还说，里宾特洛甫认为没有必要给予日本任何经济上的优惠，因为过去的经验表明，日本一向是来而不往的。⁽⁴²⁾

第二节　汪精卫政权在南京建立

阿部内阁公开宣称的要致力于处理中国事件的政策，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日本前几届内阁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是这场不宣而战的仗仍然拖了下去。欧洲的战事却激起了日本各阶层的希望，欲将这场令人厌烦的对华战争了结掉。各个沙文主义集团希望日本能从这场战争中脱出身来，以便顺着欧洲事件的演变过程，朝最方便和最有利的方向放手进行新的冒险。比较稳健和谨慎的人则认为，只要同中国的冲突继续下去，就没有希望真正地改善日本同各民主国家，尤其是同美国的关系。

因此，普遍同意需要同中国媾和，但是，对于取得怎样的和平和用什么方法来取得和平，却有明显的意见分歧。在媾和的条件上，主要的分歧在于，有些人满足于日本在内蒙和华北确立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而另一些人却希望把这种统治扩大到全中国。前者是从日本对付苏联的战略地位来考虑的；他们还希望，如果日本撤出华南和华中，并把那里的重要水道向各国的航运和贸易重新开放，英美可能对东亚新秩序采取比较友善的态度。⁽⁴³⁾较为激进的一派则希望保留并扩大日本人在所有被占领的中国地区已经建立的对交通和贸易的垄断；同时，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同民主国家发生冲突，这一派还反对日本从华南的作战基地——包括海南岛——撤军。日本驻中国的陆军，在一定程度上还有驻在那里的海军，均持后一种观点，因为他们从出卖许可证和通行证给中国人和外国人而拥有既得利益，也因为日本军队及其随军的文职人员通过经济上的垄断而获得了利益。

日本政界和军界领袖大多在内心里已逐渐认识到，只有蒋介石将军本人，才是值得与之媾和的人，因为，即使签订一个仅能满足日本最低要求的和约，也只有他具备足够的力量可使中国人接受。所以，尽管日本人对于使重庆政权垮台和由日本扶持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议论纷纷，但是迄今还迟迟没有采取过这样的步骤。他们在华北和华中建立的地方政权，起用了一些资格虽老然而庸庸碌碌的食客，倘若同重庆的问题解决了，这些人是很容易被一脚踢开的。

汪精卫及其党羽的变节，是国民党队伍的第一次分裂。他们被接到了上海，并在日本的武力保护下安置在那里。1939年8月，他们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并自命为“正统国民党”。他们的和平宣传特别着重争取住在上海租界内以及住在香港和南洋的金融界和商界有影响的华人。倘若他们此举成功，他们的行动将朝着实现日本的希望迈进一大步，但是他们取得的进展是有限的。

欧洲的全面战事爆发，对中国有不利之处。中国政府本来希望日本将会卷入，但是日本却没有卷入。英法两国自此以后发现难以像先前那样继续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对中国进行援助，而美国的主要注意力则将比以往更加集中在欧洲的事务上。德苏协定的缔结也在重庆造成了一些不安，这种不安情绪更因德苏瓜分波兰而加剧了。倘若苏联同日本达成协议，中国会遭到像波兰那样的命运吗？或者，苏联是否要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让步，才肯继续支持和援助中国呢？日本人以及投靠他们的中国人大肆散布谣言说，苏联正打算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⁴⁴⁾但是事实上在这个关头，苏联并没有采取这些行动。1939年秋季，莫斯科和重庆都否认了俄国在新疆和内蒙方面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报道。⁽⁴⁵⁾此外，俄国人还根据中苏贸易协定，增加了对中国的信用贷款。⁽⁴⁶⁾1940年1月18日，斯大林在答谢蒋介石祝贺他的60寿辰时，希望中国能战胜“一切敌人”，这句话虽然有些含糊，可是东京方面听了很不受用。⁽⁴⁷⁾

俄华贸易主要沿着通过新疆的漫长道路进行，因此在数量上必然是有限的，但是，苏联的友好保证，是对重庆的一种鼓励，同时又使日本人和汪精卫正在制造的谰言不攻自破。俄国驻在重庆的军人暗示，尽管有诺门坎的停战协定，苏联与日本仍可能因为两国之间存在很多有争论的问题而重启战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日本向重庆提出的和议，在1939年间没有产生明显的结果。

因此，日本政府乃乞灵于这样的计划，即以汪精卫为首，成立一个分庭抗礼的中国“国民政府”。1939年6月，汪精卫赴东京，平沼内阁保证给予支持。⁽⁴⁸⁾但在平沼下台以前，这件事没有明确的着落。1939年9月13日，阿部内阁发表了一个国策声明，其中特别谈到，“有鉴于蒋介石政权的势力日见衰微，考虑到中国新的中央政府不久即将成立，本政府将积极帮助这个新政权成立，并将进一步努力，通过适当的和及时的措施，使中国事件得以完全解决”。⁽⁴⁹⁾

但是，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在成立拟议中的新政权方面，存在严重的困难。首先，华北的日本军事当局反对在日本的保护下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政权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汪精卫本人。它希望把日本的控制范围限制在以黄河为界的一片地区，并使这片地区脱离中国其余的地区而独立。汪是广东人，在北方华人中没有重要的追随者，而北京的日本当局则一直在努力说服从前的吴佩孚大帅东山再起，来领导“临时政府”。吴是一个武夫，他的名望一度很有号召力，但是他始终拒绝替日本人当傀儡。他在1940年2月去世，日本人想利用他的希望落了空，同时也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华北的日本当局无可奈何地默认了汪政权。

而且，还有一个比华北日军当局的“地方主义”甚至更大的困难。这是由于日本政府与汪精卫“国民政府”之间将要商定的媾和条件的性质而产生的。这些媾和条件实际上是要作为引蒋介石上钩的诱饵。东京方面希望这位大元帅能设法接受这些条件，如果他仍然顽固不化，那么他的追随者中就将有许多人转变立场，使他势单力薄。东京政府的支那事务局局长柳川将军明白地表示了这一意图。1940年2月，他告诉日本国会说，一旦重庆政府或是要求议和，或是同意并入（汪的）新政权，或是愿意同新政权合作，日本同中国之间的和平就来临了。⁽⁵⁰⁾

但是，日本政府如果想要得到其中的任何一个结果，媾和的条件就必须有所节制。日本政府尤其需要认认真真地履行近卫亲王在1938年许下的诺言，中日经济合作将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这意味着，日本军队将不得不放弃它对中国的经济资源、工业和交通实行垄断管制的政策。阿部大将本人似乎是理解这一点的。在当临时首相之前，他曾经声称，日本的错误在于要求中国对它效忠，而不是要求中国进行“真诚的合作”；他还把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诡计多端的慷慨大方”，同日本对待中国的“度量狭窄、吝啬小气”作了对比。⁽⁵¹⁾

汪精卫及其同伙，尤其是汤良礼和周佛海，在他们在上海办的报刊上，偶尔也在日本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例如，汪在他办的《华中日报》1939年11月23日的社论中，断言日本单靠自己不能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断言日本在东亚确立其领导地位的前景，取决于它能否以英法同中国进行合作的那种精神来同中国合作。他还说，除了在蒙古的驻军外，日本军队应全部从中国撤走，中国的经济权利应保持完整独立。由于汪已死心塌地投靠了日本，他个人的意见对日本人起不了多大的影响，而人们却认为，他是受到日本政府的怂恿才这样写，以间接地对驻华日军施加压力。意味深长的是，日军在上海的发言人对汪的文章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并且清楚地表明，汪的要求超过了日本军方准备作出的让步。⁽⁵²⁾

驻华日军总司令是西尾大将，他的参谋长是先前在平沼内阁中担任陆相的板垣将军。另一个权势人物是影佐中佐，他领导着驻南京日军的“特别课”，是当时南京傀儡政权的真正主子。⁽⁵³⁾1939年11月24日，据说东京政府曾派一个密使到南京见西尾和板垣，向他们传达了政府对于媾和条件的看法。在东京方面，陆相说明了即将采取的对华政策已于11月1日由支那事务局决定。18日，首相说，在中国成立新的中央政府的准备工作已接近完成。⁽⁵⁴⁾但是，此后在外表上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直到12月24日，阿部大将告诉新闻记者，汪精卫同日本政府的谈判这时已告完成，并再次说新的中国政权不久就将成立。1940年1月4日，驻华日军代表据称已带着他们的“基本媾和条件”到了东京。据说，日本内阁会议在第二天对此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将意见告诉了支那事务局，由该局在7日通过。⁽⁵⁵⁾1月8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提到先前在1938年11月3日和12月23日对日本在中国的目标所作的解释，说汪精卫的目标“同日本的明显意图是完全一致的”，日本政府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成立和扩大拟议中的中国新政府”。⁽⁵⁶⁾但是虚弱的阿部内阁已在摇摇欲坠了。它在1940年1月15日倒台；新任首相是海军大将米内，他在1939年间曾坚决反对板垣的与轴心国结盟的政策。据说两个人因此而互不理睬。

与此同时，汪精卫的两个追随者陶希圣和高宗武背弃了他，于1月13日从上海逃到香港。⁽⁵⁷⁾1月21日，他们在香港版《大公报》上公布了一个协定，说这个协定是汪精卫和影佐中佐在1939年12月30日缔结的。他们还发表了汪同日本人来往信件的抄件，汪在信中要求从关税收入中提取4 000万美元，把长江重新向各国航运开放。日本人对后一个要求表示反对。⁽⁵⁸⁾1月23日，中国政府的发言人说，陶、高两人已把协定的影印本送到了重庆。两人说，汪把他同日本人达成的初步协定给他们看了以后，他们这才认清跟随汪是多么错误，于是就把协定书影印下来送到了重庆。协定条款规定，中国将承认“满洲国”和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日本将在两年内从华中和华南撤军，条件是新政权要对这些地区取得有效的控制。但是在内蒙和华北，日本将常驻军队；在内蒙将成立中日联合行政机构；华北将成为半自治区。海南岛将由日本永久占领，同时在全中国，日本人将在开发矿产、发展工业和经营交通方面拥有特权。⁽⁵⁹⁾

上述条款公布以后，在自由中国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汪和日本人显然都很为难。支持汪的人说，陶、高两人透露的协定文本并不是最后的正式协定，只不过是日本人提出的初步要求；汪已经拒绝了这些要求，并已获得修改。但是，陶、高这两个以前支持过汪的人却断言，最后的协定除了在两项条款上稍有更改之外，和他们公布的那个协定完全相同。⁽⁶⁰⁾

不管这件事的真相如何，风声泄露以后，其后果是坚定了重庆政府不同日本媾和的决心，使许多动摇不定的中国人决意继续忠于合法的政府。⁽⁶¹⁾汪在1月16日曾再度向那位大元帅呼吁，要求他在近卫声明的基础上同日本媾和。蒋介石在向全国军民发表的声明中作了答复，他痛斥汪是叛徒，声称同日本达成的这个协定要比1915年5月的21条“十倍地致人于死命”。

2月1日，米内海军大将告诉日本国会，处理中国事件的“基本政策”仍然不变，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新的中央政府不久即将成立。新内阁的外相有田说了同样的话，他还说日本以及中国的新政权都无意消灭第三国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2月2日，国会会议由于改进党领导人斋藤隆夫对军方在华政策展开了毫无隐讳的抨击而活跃起来。他的发言记录有些部分虽被禁止发表，但是泄露出来的内容已足以说明他的主张。他问道，中国事件还要持续多久，假定近卫所作的日本不强要中国割地赔款的诺言实现了，那么日本的流血牺牲和财富损失将得到什么报偿。他说，在欧洲，“建设新秩序”一词实际上意味着征服和破坏，他问，近卫的几项原则是否真正表达了政府对华的全部意图。他发言的用意是指军方事实上正在试图使中国屈服，而不善于认真玩味近卫声明中那些中听的话。⁽⁶²⁾

日本政界和外交界有相当多的人与斋藤有同样的看法。其中有些人在同英国大使及其美国同僚约瑟夫·C·格鲁私下会晤时曾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克莱琪和格鲁都希望，这种情绪能增强到足以使日本政府结束对外国在华权益所作的军事干涉，并向中国提出媾和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放弃以建立东亚新秩序而体现出来的全部政策，放弃组织一个经济集团的观念。这样一种发展，将结束西方民主国家与日本的对抗，从而可能使日本不致渐渐投入德国阵营。⁽⁶³⁾

美英两国的使节竭尽所能促进日本方面在政策上作出这样的改变，自然是一种稳妥明智的做法，但是，阻力非常大，或许竟是无法克服的。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在内蒙和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占有统治地位，是同苏联作斗争的一个必要的预备措施，因此，一项解决办法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给日本，是不会为日本军界中任何一个部分的意见所容忍的。日本在1937年之所以同中国开战，正是为了取得这个统治地位，如果得不到这种统治地位，军方在国内就将威信扫地。另一方面，自由中国政府不会默许这些地区被永远分离出去而成为日本的保护国。⁽⁶⁴⁾于是，在华北开始的这场斗争，就扩大到了全中国，因而从日本的立场来看，那些鼓吹日本通过一个卑躬屈膝的中国政权来实行对全中国控制的人们，不无一定的道理。如果日本只占有华北，而把中国其余的地方留给一个独立的中国政府，一旦日本与第三国之间发生冲突，这个政府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此外，尽管日本的某些金融和政治集团在私下可能表示如何不满，它们却不敢公然站在反对军方的立场。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而在斋藤事件的结局中再度得到证实。斋藤只不过是在国会中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军方却非要他受到惩罚不可；同往常一样，军方得到了胜利。斋藤被迫退出改进党，3月7日，又被逐出国会。陆相畑大将重申了在华建立新秩序的意向，他说，为此目的，已经有10万名日军献出了生命。⁽⁶⁵⁾3月9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宣称日本已经坚决而明确地制订了处理中国事件的政策，并保证众议院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圣战”的目标。⁽⁶⁶⁾

与此同时，在青岛正举行着冗长的会议，处理拟议中的“国民政府”与中国沦陷区已由日本扶植起来的政权之间的关系。结果是，汪的政府虽然把所谓的南京维新政府的班底并了进来，但是他对华北的傀儡政府却只取得了完全是有名无实的管辖权，尽管后者的名称从华北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他同蒙疆（内蒙）政权的关系甚至更加微妙，“满洲帝国”则仍然完全独立，不受他的管辖。而且，青岛会议作出的决定并没有缓和华北的傀儡及操纵他们的日本人正在显示的对汪所怀的敌意。⁽⁶⁷⁾

在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汪精卫正式宣布他打算建立一个新政权，日本首相在第二天就保证日本给予支持。3月16日，选任前任首相阿部大将为驻汪政府的大使和特使。汪政府于3月30日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当天日本政府再次发表声明，重申对汪精卫和对建立新秩序的支持，但否认要排斥“第三国从事那种符合东亚新形势的和平经济活动”，并提出这些国家应当承认新政权。⁽⁶⁸⁾

中国的合法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作为答复，痛斥汪及其党羽是卖国贼和日本人的奴才。中国政府预先发出通知，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承认南京政府，都将被视作不友好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和违反已经缔结的条约的。合法的政府重申它将继续抗战，直至把日本人全部赶出中国领土。⁽⁶⁹⁾

然而，蒋介石实际上却大为惊恐，他这时一再要求美国对日本进行制裁，对重庆给予财政援助。但是，制裁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而财政上的援助也只能很有限。⁽⁷⁰⁾3月7日，美国进出口银行给予中国政府2 0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规定以中国出口的锡偿还。日本外务省发言人称此为“不友好和不受欢迎的行动”。⁽⁷¹⁾3月30日，科德尔·赫尔发表一项声明，指出汪政权的成立是日本在中国建立政治和经济霸权计划中的另一个阶段，并宣布美国将继续承认重庆政府是合法的政府。⁽⁷²⁾但是，在这个阶段，美国除了口头抗议以外，不能再有什么举动。⁽⁷³⁾

1940年上半年，英日关系有明显的改善，这在英国和自由中国引起某些忧虑，担心英国政府对其在华政策要作某些变更。英国驻东京大使3月28日在日英协会发表的演说中，有几段话使人更为担心，他谈到了英日相互疏远的不幸后果，然后表明，两国最终都致力于持久的和平，而使两国的政策目标达到完全一致，肯定是那些有建设性的政治家们力所能及的。⁽⁷⁴⁾可是，4月3日哈利法克斯勋爵在答复议会的质询时，却保证英国的政策不会改变，保证罗伯特·克莱琪爵士也不曾想暗示有这样的改变。这位外交大臣又说，英国继续承认重庆，并不妨碍它同日本交好。从这些话和从克莱琪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来看，似乎英国政府仍在希望日本的政策有所改变。⁽⁷⁵⁾东京的报刊评论表明，日本人并不把英国大使的话理解为英国打算承认汪精卫政权。⁽⁷⁶⁾

事实上，日本自己也缩了回去，直至11月30日，才把它一手包办的事确定下来，公布了同汪精卫政权缔结的正式协定，尽管有迹象表明，该协定及其附属议定书在几个月前就已起草。⁽⁷⁷⁾南京政府的成立决没有结束日本两派意见的争论，一派赞成直接同重庆谈判，另一派却认为，到一定的时候，汪会在中国人中间得到足够的支持，而使他的政权真正起作用。在1940年的夏天和秋天，日本继续提出建议，倘若重庆方面在其间任何时候作出响应的话，要结束掉分散的汪政权是不会有多少困难的。

的确，1940年春天和夏天，德国在欧洲的胜利所造成的新形势，增强了日本想迅速同中国媾和的希望，并指望通过与重庆直接打交道来达到这一目的。可是，这样做的动机，却与当年早些时候显示出来的那些动机大不相同。过激派是想甩掉日本“脚上的镣铐”，以便“对欧洲的战局采取更积极的政策”。⁽⁷⁸⁾主战派的愿望固然是要加紧支援德国征服者，但在这之外，也还存在一种潜伏的忧虑，不知道德国如果大获全胜之后，会在远东采取怎样的政策。德国至今依旧承认重庆政府，对东印度和太平洋也可能有野心。⁽⁷⁹⁾另外，这些人还指望，如果从预期日本能在东南亚征服的成果中分出一份给蒋介石作为钓饵，也许能诱使他听从东京方面的建议。⁽⁸⁰⁾

第三节　流产的格鲁—野村会谈⁽⁸¹⁾

1939年9月23日，阿部大将辞去外相后，由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继任，谷正之任外务次官。新任外相对外交缺乏经验，他喜欢自称是一个单纯的水手。他以前当过驻华盛顿的日本海军武官，在美国海军界很受欢迎。任命他的用意，是向美国作出友好姿态，表示日本新政府渴望两国弃嫌修好。1911年签订的商务协定即将满期，美国主张禁止对日贸易的情绪日益增强，使日本政治家中那些比较谨慎和头脑冷静的人以及企业界和商界人士大为惊慌。因此，他们急于要在新的协定谈成之前，达成一个暂时的通商办法，以维持已有的贸易关系。

至于美国政府，它也不愿使事情走向极端。美国驻东京大使于1939年夏天和秋天正在国内休假，他同总统和国务卿经过深入磋商，认为经济制裁不能迫使日本从中国撤军，并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战争。⁽⁸²⁾他和他的英国同僚都希望，日本既然未能使中国屈服，最终将被迫重新制订政策，并放弃在新秩序中所包藏的垄断野心。同时他认为，美国如果坚决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企图，并使日本的舆论界认识到美国决不会同意日本统治远东，这样就有可能加速促使日本改变主意。⁽⁸³⁾

因此，格鲁返回东京后不久，就于1939年10月19日在日美协会发表了一篇经过仔细推敲的演说，目的是要使尽可能多的有权势的日本人了解，美国对日本的舆论变得强硬到什么程度，以及所以会这样强硬的原因。他告诉听众说，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对新秩序有清楚的了解，知道这意味着“一种闭塞排外的经济体系”，美国决心维护通商机会平等的原则，对于日本军事当局侵犯美国根据条约在中国享有的权益越来越恼火。这篇坦率的讲话用意是要向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如想在商务协定满期之后继续维持正常的贸易关系，明智的做法就是取消对在华美侨的活动所设的障碍和限制。⁽⁸⁴⁾美国政府一面这样向日本表明它仍然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一面仍不采取任何公开反对日本的措施。在欧洲战事爆发前不久，蒋介石在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曾建议，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远东的冲突，假如日本拒不同意，就开始对它进行经济制裁。这个建议于1939年11月2日正式提出，但被对方拒绝了，理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冲突，就只得承认日本在其军队已经征服的东西中，有合法的权利占有其一部分，同时鉴于当时的世界形势，要召开会议来考虑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也行不通。⁽⁸⁵⁾

格鲁希望首先解决由于日本轰炸和其他军事行动而使美侨受到伤害和美国在华财产遭损失的300多起赔偿问题。此外，他还想使长江重新向各国贸易开放。当时，除了从上海到江阴这短短的一段航道以外，这条大江仍然不向第三国的航运和商业开放，尽管日本在这个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早已停止了。日本的商船表面上出租作为军用，实际上垄断了长江的航运业务，这已是公开的秘密。由于日本商船不够用，中国人又不愿意用日本船运货，长江以往的巨大贸易额减少得可怜，结果不利于日本的商业利益，正像不利于其他国家的商业利益一样。但是，日本军方那些主张垄断的人及其随军人员却不愿意放松对长江航运的控制；英美两国政府虽一再抗议，迄今仍未收到明显的效果。

1939年10月2日，野村海军大将声明，新秩序并不要消灭外国在华权益，他还说，他认为日本必须举出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它无意于这样排外。⁽⁸⁶⁾格鲁对日美协会发表演说以后，取得的间接结果是美国大使和日本外相举行了一系列会谈。11月4日，在第一次会谈中，格鲁提交野村“一份详细清单”，列举了从1937年以来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侵犯的情况，还附了一份日本曾答应赔偿的清单。他提出警告，日本当局必须表明，他们将停止轰炸美国产业，不侮辱美国侨民，不侵犯美国在华商业利益。⁽⁸⁷⁾他指出，若不如此，也许就不能顶住美国公众要求禁止同日本贸易的压力，他还提议，重新把长江向美国商业开放。野村在答复时表明，日本无意把美国的利益排挤出中国，但是他指出，美国如继续支持重庆，将为解决美国的要求造成障碍。⁽⁸⁸⁾

第二次会谈隔了一个月才举行，在这期间，谣传苏日即将达成政治协议，东京方面还暗示，将同莫斯科在商业上达成协议。12月4日，在第二次会谈中，野村重弹老调，保证从未存心使美国财产遭受损失，他说，日本采取的各种限制和垄断办法，纯然属于战时措施，一俟和平恢复就可取消。他举例说，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促进日军占领下的一些地方对美国的出口，并说，美国提出的赔偿要求，其中有39项具体要求已经解决或即将得到解决。其他要求也将尽快地处理。⁽⁸⁹⁾

直到此时，会谈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正如美国国务院所说，这还仅仅接触到问题的边缘。⁽⁹⁰⁾在华盛顿，赫尔于11月24日告诉日本大使，美国政府认为自己没有义务要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措施。⁽⁹¹⁾这清楚地表明了，如果日本想在同美国的商务关系上采用它所希望的暂行办法，那就得作出某些实质性的让步。

12月18日，举行了第三次会谈，这一次，野村宣布日本政府打算再过大约两个月将长江向各国航运开放。但是他又说，由于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暂时很可能不得不强加某些限制。⁽⁹²⁾在经济垄断和日本在华发行通货的问题上，野村含糊其词；显然，在这些问题上，军方将不会让步。与此同时，野村提出一个暂行办法，以指导1940年1月26日以后的日美商务关系，他极力主张，为此而举行的谈判应毫不迟延地立即开始。日本已经作出了让步，这时想要美国投桃报李。⁽⁹³⁾日本报刊评论说，日本已经送了美国“一份圣诞厚礼”，美国这时总该将商务条约展期作为报答吧。日本有些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的报刊对于日本作出让步感到不快，宣称外国在内河的航行权乃是旧秩序的残余，同日本要建立的新秩序是根本不相容的。这些报刊还预兆不祥地说，假如美国的反应不像预期的那样，野村将招致严重后果。⁽⁹⁴⁾在上海，日本军方发言人宣称，外国人的“挖苦、怀疑态度”，将激怒日本的公众舆论，妨碍日本作出更多的让步。⁽⁹⁵⁾

但是，当日本人在大谈特谈他们的“慷慨大度”时，有关的外国商界却倾向于认为这份“圣诞礼品”是过分菲薄了。长江将只开放到南京为止，这意味着富有价值的中游一段，包括芜湖、汉口这些重要的销售中心，将仍然被日本人垄断。而且，这种受到约束的外国航运业务，甚至也要受到日本军方的限制，外国商界有长期令人痛心的经验，知道这可能会要承受多么大的负担。因此，外国航运界对日本的声明显然缺乏热情。

美国国务院在12月11日决定，等1911年的条约满期以后，暂时不对日本的货物或商船征收差别进口税或吨位税。国务院提出要利用格兰特总统原先在1872年发表而后来一直没有废除的一项声明，来达到暂不这样征税的目的。格鲁在2月18日接到了这样的通知，但同时又接到指示说，美国政府认为，在商业往来中，包括美国同第三国的贸易在内，应一视同仁，对此事先取得谅解，乃是谈判新商约的必要前提。⁽⁹⁶⁾

同一天，格鲁大概在同野村会谈之后，向国务卿建议，由美国政府提出一个暂行办法，或是提出举行谈判订立新约，新约的批准应以日本履行它已经作出的诺言为条件。他认为，这样一个步骤将能支持日本政府顶住军方批评政府的人，因为倘若野村的建议遭到断然拒绝，那些人将更加振振有词。赫尔不同意。他认为，日本政府同日本军方没有重大的意见分歧，他还认为，无论如何，要是军方不赞成政府，没有一个日本政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⁹⁷⁾因此，在罗斯福总统的同意下，赫尔在12月20日答复说，美国政府不准备就缔结新约举行谈判，同时在目前也宁愿把采取暂行办法的问题搁置起来暂不解决。不过，美国通知野村说，原有条约的满期，不会造成中断商业往来或改变吨位税和关税。华盛顿在这些问题上将保持行动的自由。

同一天，12月20日，对输出炼制优质航空燃油的资料和设备，实行了“道义上的禁运”，这些东西，日本有关方面一直在想方设法从一家美国厂商弄到手。日本在1940年1月6日提出了抗议，结果赫尔和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堀内相互进行了尖锐的指责。⁽⁹⁸⁾

12月22日在东京进行第四次会谈时，野村向格鲁表明，他对美国的反应感到失望，他再次催促要与对方协商一个暂行办法，该办法的草案已发给堀内，准备在适当时候送交美国国务院。格鲁在答复时显然说得很明白，希望日本多多尊重美国根据条约在中国享有的权利和利益。12月27日的日本报纸《报知新闻》和《读卖新闻》说，美国正在要求开放南京上游的长江，取消日本在华中和华北实行的汇兑管制，改组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⁹⁹⁾

但是，野村已经作出了军方所能允许的最大让步，而且，他正遭到他的对手们日益强烈的反对，说他在“绥靖”美国。12月27日，军界和政界有500多知名人士在东京集会，通过决议，特别反对再向英美作任何让步。这些人中间，有曾在平沼内阁担任外相的有田。面对着这场酝酿中的风暴，阿部和野村都无法取得进展。格鲁和野村此后似乎都没有再举行过会谈，1940年1月中旬，阿部内阁倒台。接着上台的是以海军大将米内为首的内阁，有田再度出任外相。

1月18日，有田通知格鲁，他已指示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同美国国务院继续研究原有商约满期后的商务关系问题。⁽¹⁰⁰⁾第二天，有田宣布，新内阁将履行其前任对开放长江所作的保证。但是，两个国家的观点如此分歧，无法弥合，有田未再继续格鲁和野村先前一直在进行的会谈，他后来告诉格鲁，因为他觉得要在这时候谈判新的商约是白费劲。⁽¹⁰¹⁾在华盛顿，美国通知日本大使，不能议定一个暂行办法。因此，在1月26日以后，美日两国之间的商务关系就不再遵守任何条约规定，而是过一天算一天了。

2月1日，有田在日本国会第75届会议开幕之际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说中，宣布日本无意排除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华的合法权益，但是这些权益不免要受到军事行动的影响。他宣称，日本政府已竭力避免损及外国的利益，甚至不惜造成日军在战略上的不利地位。他声称，没有商约的局面是不稳定的，为相互的关系普遍地带来了困难，这是不合乎日美两国需要的，日本将再作进一步的努力，争取缔结一项新的商约。⁽¹⁰²⁾

在此期间，日本报刊对美国一直在进行谴责。连一向观点稳健的《中外商业》也在2月9日说，美国正在推行一种故意敌视日本的政策，而同一天的《朝日新闻》则极力主张全国要防备出现“最坏的情况”，声称日本一定不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说美国的目的是要使日本无法建立东亚新秩序。

由于野村虽答应开放长江却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暂行办法，也由于他胆小懦弱，在对方是否会作出相应让步尚无把握之际就单方面作出让步而遭到了严厉的抨击，因此米内内阁的语气比较强硬。2月17日，有田在国会说，日本政府不受其前任发表过的声明的约束，⁽¹⁰³⁾3月4日，陆相畑大将在国会宣称，长江是否开放以及何时开放，决定权掌握在军方。⁽¹⁰⁴⁾反对重新开放长江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在日本《改造》杂志2月号刊载的一篇异常坦率的文章中表露了出来。文章的作者指出，恢复他国商行在长江的自由竞争，将毁掉许多已经创办的日本企业。其中包括华中缫丝公司，由于上海的中国缫丝业已经被迫暂时停工，这家公司在当时几乎完全垄断了丝的原料。日本的棉纺和航运公司也将受到损失，而别国具有外汇价值的货币进入中国市场流通，将对日本的军用票产生有害的影响。

日本驻华军官中大多数人的看法是，宁可打仗也不向美国让步，日本至多只能准许美国以日本控制的工商机构为媒介与中国通商，像在“满洲国”那样。而这种办法恰恰是美国——以及英国——一再提出抗议表示反对的，因为它否定了通商机会均等的原则。但是，日本政府不会也不能在这件事上让步，就连野村已经答应的在长江问题上作出非常有限的让步，也仍然不能兑现。

反之，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赫尔认为，日本竭力要使欧洲的交战国家撤走军队和军舰，⁽¹⁰⁵⁾以及日本扶持汪精卫政权，⁽¹⁰⁶⁾进一步证明了日本军方和政府都决心要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940年4月和5月，当日本开始表明关心荷属东印度的前途时，华盛顿认为，这是它对那个地区也怀有侵略野心的证明。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强了赫尔的决心，只要日本仍准备谈判，就继续同它谈下去，但是不向它作实质性的让步，“使它猜不透”美国的意图。

4月26日，有田向格鲁提出建议，这预示会谈将在东京恢复，但在上述情况下，不能期望谈判会有什么结果。⁽¹⁰⁷⁾6月初，日本外相和美国大使开始商谈，范围涉及两国之间的一切争论。⁽¹⁰⁸⁾在会谈中，有田再度建议商定一个临时的商务暂行办法，并提出美国停止援助重庆政府以及同中国的新秩序合作等问题以供讨论。他还建议把整个太平洋划分为日本势力范围和美国势力范围，由两国采取一致行动予以维持。⁽¹⁰⁹⁾

这些建议等于要美国承认日本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霸权。赫尔不赞同这些建议，他一如既往仍然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发展，并想使日本放弃它的帝国主义打算。但要为此目的而对东京增加压力，则时机尚未成熟。当务之急是要阻止日本和德国合作。因此，会谈乃继续下去，目的在故意拖延时间，而不是希望真正达成协议。会谈隔一段时间举行一次，没有任何具体的结果，直至米内政府下台为止。实际上，野村在上年11月倡议的商谈，已足以表明日美两国观点的根本分歧，要解决这一分歧，不是一方改变立场向对方让步，便是诉诸战争。双方这时都还不希望发生后一种情况，因为双方都在注视着欧洲局势的发展，等待着事态演变的结果。⁽¹¹⁰⁾

第四节　英日关系（1939年9月—1940年7月）

在欧洲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中，日本的舆论在对待各交战国的态度上是有分歧的，但在支持日本政府推行的不卷入欧洲战争的政策上，却完全一致。亲轴心派仍然畅言无忌，渴望同德国缔结军事条约，由于当时对德苏协定群情愤慨，使他们不能取得多少进展。⁽¹¹¹⁾波兰迅速被德国击溃，英法按兵不动，都被德国的对日宣传以及崇拜德国的日本人大加利用，反之，盟国海军所确立的全面的制海权，未尝不对日本海军界产生了影响。甚至对德国征服波兰一事，也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有些日本人同情波兰，认为日本同波兰的关系一贯友好，特别因为日本一向把波兰看作西方防御苏联的堡垒。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心目中，对苏联的畏惧和猜疑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再加上还有些惊恐，生怕在这场战事中，苏联在欧洲的几个对手也许都会打得精疲力竭，而使苏联成为主要的得益者。此外，日本人还正在为可能发生其他的情况而担忧。一种情况是欧洲的战争可能陷入僵持的和局而很快结束。在“假战”期间，这种情况似乎很有可能出现。另一桩使日本人焦虑的事是，预期德国在欧洲得胜之后，将要进而觊觎远东，同日本的意图发生冲突。在1940年春天和夏天德国似乎快要获得全胜的时候，这种忧虑对日本的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述种种相互矛盾的期望和忧虑，所产生的总的影响是促使人们支持阿部和米内两届内阁所奉行的政策，即不卷入欧洲战争，力图在欧洲战争结束之前结束同中国的冲突，以免日本可能面临一个敌对的联盟。

至于英国，它因正在与德国交战，故而不愿日本也起来反对它。英国政府希望尽量避免采取任何行动来激怒日本的舆论，迫使日本投入德国的怀抱。因此，英国在运用其海上威力以切断德国与日本的贸易，⁽¹¹²⁾以及在处理因中日冲突而发生的问题时，都持慎重态度，看来这是明智的。而日本呢，自跻身于大国以来，当一个中立国还是第一遭，因此对作为一个中立国应有的权利就很敏感。它很有理由抱怨德国不分对象地进行潜艇战和水雷战，使日本的航运也同其他中立国的航运一样遭受了损失。但是，由于英国在海上占上风，英国对付德国进口的措施，以及在1939年11月27日的报复令实施后，英国对付德国产品输出所采取的措施，最引起日本的关注，也最激起日本的恼怒。⁽¹¹³⁾

英国政府在坚持其切断德国海外贸易的总的权利时，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来抚慰日本人的感情。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在报复令实施以后，日本政府向德国购买的商品中，凡是日本迫切需要的，都获准通过英国海军封锁线海运到日本。⁽¹¹⁴⁾英国一面又开始同日本政府商谈，目的在缔结一项协议，规定日本出口到德国的物品，以期在发货地点就对禁运品拒绝接纳，但是商谈没有得出具体的结果。⁽¹¹⁵⁾这样一种办法同英国与其他中立国商定的办法类似，将是合乎需要的，因为日本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西伯利亚铁路继续同德国进行贸易，包括输出铜和禁运单上的其他原料。不过，也许由于日本害怕英国会把其海军控制范围扩大到日本沿海，这项贸易后来逐渐地减少了。⁽¹¹⁶⁾

战争爆发时，有许多德国商船正停泊在美国港口，不敢再冒险出航。英国政府获悉，德国政府正在出钱要船员取道日本和苏联回国，这些船员正在订购日本船票。德国政府显然打算把这些海员编入德国海军，包括潜艇兵种，英国政府乃决定予以阻止。第一批大约50名德国海员登上了日本班船“浅间”丸，一艘英国巡洋舰奉命前往拦截。原打算在离日本海岸很远的地方进行拦截，不料遇到暴风雨，直至日本船已经到达离日本海岸只有35海里的地方，这艘巡洋舰才完成任务。⁽¹¹⁷⁾1940年1月21日，英国巡洋舰在这里截获并强行登上了这条日本船，从50名德国旅客中，带走了13个军官和8个技术兵，其余的人虽是受过训练的海员，却不具备上述那些人的资格，因而获准继续航行。⁽¹¹⁸⁾

这件事使日本报刊勃然大怒，出言不逊。“浅间”丸虽在日本领海之外的公海上被截获，日本报刊却说这是在“靠近富士山”和“皇宫附近”发生的；是故意侮辱日本；日本政府必须强烈要求对方立即赔偿损失。日本政府在1月22日提出的最初抗议中，宣称英国的行为不符合国际惯例，指出按照惯例，一个交战国在公海上固然可以要求交出另一个交战国的国民，但仅限于实际上已编入军队的人员，而这些德国人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它诬蔑英国的举动是“严重的、不友好的反对日本的行为”，并提出警告，这种行为如再发生，对日本全国的反英情绪，将更是火上加油。⁽¹¹⁹⁾

英国政府在1月27日答复说，它绝不是存心要蔑视日本的荣誉或尊严，并对“离首都如此近的地方发生”的这一事件在日本引起的轩然大波表示遗憾。英国照会驳斥了日本认为英国的举动为非法的说法，声称带走那些准备回国入伍的德国人，完全有法律和先例可援，而且符合1939年德国捕获敌船条例的规定。毫无疑问，从“浅间”丸被带走的那些德国人，是要编入军队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其中有些人将在德国潜水艇上服役，而这些潜艇的非法活动，正在使英国也使中立国的人员和航运遭受损失，英国政府坚持其举动有国际法和惯例为根据，并对盟国也对中立国的利益作出了贡献。

日本政府在2月1日的复照中，对英国的道歉表示非常高兴，但是坚持日本原来的论点，认为英国的举动是非法的。它引证了“特伦特”号的实例和其他的先例，力图说明，不经捕获敌船的程序而把交战国的国民从中立国的船上架走，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因此，日本政府要求交还从“浅间”丸带走的德国人。⁽¹²⁰⁾

不过，尽管日本民情激愤，两国政府却都不愿为此事决裂。因此，在克莱琪和有田会谈后，达成了一个折衷的协议。根据协议条款规定，英国政府一面仍坚持其行为的合法性，一面则同意把被俘的德国人释放9名，交给日本方面，这9个人经查明“比较不适合”服兵役。日本政府则保证，命令日本的航运公司不准那些已经入伍或有此嫌疑的交战国国民乘船。⁽¹²¹⁾

这个妥协方案是英国在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因为日本政府作出的保证，意味着流落在北美和南美的大批德国后备役军人和技术人员将无法回到德国，英国则不必为了进行拦截而在太平洋上布置巡洋舰，毋需冒同日本发生严重纠纷的风险，就达到了这个目的。罗伯特·克莱琪爵士说，该协议为“东京的日本政府十分忠实地遵守，但是驻在北美和南美的日本领事馆官员却不是那样”。⁽¹²²⁾有些德国人经过乔装打扮，或巧立名目混了过去，不过为数不多。

在达成这项协议时，米内政府表现了值得赞扬的坚定意志和克制态度，它没有顺从公众的喧嚣，要日本行使其交战国的全部权力，反对英国在中国水域的航运，以对英国进行报复。日本政府不得不面临着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集团对这项协议的强烈批评以及德国的不满。日本政府同意达成这项协议，表明了海军大将米内决心不要卷入战争，也表明了英国称雄海上的实力这时对日本海军界产生的影响。

阿部大将在1939年8月31日和9月4日所作的政策声明，⁽¹²³⁾表明日本欲利用欧洲战争来促进它在中国的目标，表明日本继续保持中立——或是像它津津乐道的所谓不卷入——用作进行交易的筹码，以使欧洲的民主国家抛弃中国的合法政府。在执行这项政策时，日本政府立刻对外国在中国的租界和租借地增加压力。9月5日，日本外务省向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这些交战国驻东京的代表递交照会，宣称欧洲各交战国的军舰和军队驻在中国，可能造成“不幸的事件”，“这种局面也许会迫使日本放弃其不卷入的政策”。⁽¹²⁴⁾因此，日本劝各交战国自动撤走军队。如果上述国家这样做了，日本将乐于对其侨民的生命财产加以保护。这份照会的抄本也交给了美国代表作为参考之用。⁽¹²⁵⁾

由于德国在中国没有驻扎军队，显然日本对这一措施公开声称的理由只是一个幌子，只是日本想使外国管辖的地区听其摆布所施展的计谋中的又一行动。这样做既要降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威望，又将大大增强日本的实力来对付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日本照会中潜在的威胁，却向英法两国政府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英法完全有权利拒绝日本的要求，但是如果它们这样做了，结局将会怎样呢？英法两国深知德国人正在竭尽全力诱使日本人与苏联消除分歧，作为日本站在希特勒一边参加战争的第一步，而日本的亲轴心派则赞成这样的做法。更加直接的严重危险是，横行无阻的驻华日军可能与外国驻军发生冲突，欲借此来加速战争的爆发。天津危机的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日本军队仍然封锁着那里的英租界和法租界，并可随时发动进攻。如果西方国家的驻军进行抵抗，日本人流了血，那么日本全国的情绪就会很容易地被煽动起来，达到开战的程度。鉴于驻华日军制造的一连串“事件”，它非常可能采取这样一种做法。

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记道，早在8月29日，他就接到英国政府的备忘录，说英国驻华军队已接到通知，要避免同日本人发生冲突的一切可能性。英国政府询问，万一英日开战，美国政府是否愿同日本政府交涉以照料在华英侨的生计，如果驻华英军放下武器的话，美国政府是否能使其在美国的保护下被拘留。赫尔在9月4日答复说，美国政府不能预先保证，万一发生这类战争，它将采取什么措施，不过它大概会愿意同日本政府交涉，以保障英国侨民的生计，以及在美国的保护下拘留或撤走英国军队。美国军队将留在中国，以保护那些不能撤退或不愿撤退的美国侨民。⁽¹²⁶⁾

9月6日，赫尔指示美国驻东京代办杜曼告诉日本政府，日本的要求将被理解为是要排除西方在华势力的直接步骤，而对美日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二天，赫尔告诉日本大使堀内说，日本的意图看来是要把西方国家一个一个地赶出中国。他宣称，美国不会让人家赶出去，同时又暗示，日本如坚持推行这样一种政策，美国将在金融和经济方面进行报复。⁽¹²⁷⁾9月11日，他向英国大使洛西恩勋爵建议，英国政府根本不必答复日本人。⁽¹²⁸⁾

显然，英国政府并不想做任何事来降低它在中国的地位和威望，并同美国在那里的政策不协调，但是，看来同样清楚的是，英国政府认为，除非美国作出可靠的保证，万一爆发战争，将给予支持，否则它就不能公然与日本对抗。9月19日，赫尔接到英国的第二份备忘录，说英国希望避免同日本发生摩擦，意欲在不久的将来无论如何撤退在天津的驻军。但是，如果美国采取与西方国家一致的态度，而英军的撤退将会使之变得软弱时，英国将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¹²⁹⁾

赫尔在答复时详细叙述了他在9月15日同堀内再度会谈的内容，并在9月27日的备忘录中重申了美国要在中国保留驻军。⁽¹³⁰⁾

美国国务院不像英国那样担心日本会同苏联达成协议，从而腾出手来在远东向英国进攻。⁽¹³¹⁾在这一点上，赫尔当时是正确的。但是，对这种事情显然是不能十拿九稳的，而英国政府则显然认为，美国在中国所能给予英国一点有限的支持，不足以保证使英国冒风险完全拒绝日本的要求。10月3日，英国宣布它在长江的炮舰有5艘将撤走。采取这一措施的官方理由是，这些舰只和舰上受过高级训练的官兵，调到别处将更能发挥作用。⁽¹³²⁾10月20日，赫尔接到通知，说英国政府已决定把它在北平和天津的驻军撤走大部分，但不从上海撤军。赫尔显然不赞成这样做，却拒绝加以评论。他只是说，美国在华的军队将留在那里。他提到美国可能再向中国提供贷款，并询问滇缅公路是否继续开放，对此洛西恩作了肯定的回答。⁽¹³³⁾11月12日，英国陆军部宣布，为了军事上的便利，将把驻在华北的英国军队撤走大部分。在东京，克莱琪把这件事通知了野村，野村听到这个消息“相当满意”。⁽¹³⁴⁾法国政府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两个国家都保留了少量象征性的兵力，以维护它们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所拥有的权利。⁽¹³⁵⁾

11月6日，苏联大使康斯坦丁·斯麦塔宁亲自赴东京；16个月以来，苏联在日本一直只驻有一个代办。这位大使到任不久，就宣布将开始苏日商约谈判。在英法政府看来，这可能是莫斯科与东京达成政治和解的先声。它们害怕，果真如此，日本将会向英法在远东的利益发动猛攻。因此它们认为，还是设法同日本和解为妙，否则一旦发生战争，就无法自卫。但是，直接对日本让步，会引起英国一部分舆论和美国公众的不满。因此英国政府希望日本与中国恢复和平，这样将能消除英国与日本发生争吵的直接原因。英国政府希望，这样一种和平，如要英国、法国和美国都可能赞成，就必须建立在双方相互作出让步的和解基础上。

洛西恩在11月21日同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会晤时，阐述了这样的打算。可是韦尔斯根本不赞成。他不相信苏联与日本有可能达成政治协议，他声明，凡是答应日本在中国拥有任何军事特权或经济特权的媾和条件，美国决不会同意。美国政府也不会放弃其不承认“满洲国”的政策。⁽¹³⁶⁾他在12月初给英法大使的一份备忘录中，重申并强调了这些观点。⁽¹³⁷⁾但是，这些保证未能消除英法的恐惧。12月15日，洛西恩告诉赫尔，英国政府担心，日本会同苏联达成协议，或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造成某些损害。因此英国政府认为，不应错过任何缓和亚洲局势的机会。但是赫尔的答复同韦尔斯先前所说的一样。⁽¹³⁸⁾

苏日之间的政治和解没有实现，但是一种新的因素却以苏芬冲突的形式而产生了。苏芬冲突一度似乎很有可能把英法卷入对苏作战。⁽¹³⁹⁾有鉴于此，英国政府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无论如何要使日本保持中立。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间，英国驻东京大使和日本外务次官举行了非正式的商谈，讨论仍然悬而未决的日本封锁天津英租界和法租界的问题，但是没有取得什么进展。⁽¹⁴⁰⁾

在伦敦，日本大使重光和英国外交次官R·A·巴特勒也不时举行会谈。3月23日，重光向有田报告了3月21日举行的一次会谈情况。重光说，他在这次会谈中向对方说明了中国的局势，并说新的（汪精卫）政府将在3月30日成立。他说明日本的政策是要在中国建立和平与秩序，除了共产党分子以外，不排除其他任何人。他还说，“如果新的中央政府与重庆政府之间能够达成某些妥协，那一定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据重光说（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这只是他个人的说法），巴特勒回答说，英国政府不能改变承认重庆政府为正式的中国政府的政策，“但是他理解我的说明，并希望新政府能够成立”。巴特勒还说，他在当天已发出有关解决天津问题的指示。对于苏联，巴特勒说，工党希望避免采取敌对行动，但是赞成采取这种行动的舆论却越来越强烈。他谈到在扩大反对德国的战争中，必须用封锁或其他的办法打击苏联。重光说，日英两国可能在未来达成进一步的谅解，这有多方面的理由，巴特勒表示同意。⁽¹⁴¹⁾

英国政策的全部真相至今仍然藏在档案馆内秘而未宣。不过，情况似乎是，鉴于美国的态度，英国政府不能倡议中日之间达成任何妥协的和平，但是英国仍希望这样一种和局能够拼凑起来。这将为英日和解做好准备，并能消除英法在远东的忧虑。克莱琪于3月28日在东京公开发表演说，他在讲那些话时，未始不想到有上述的可能性。⁽¹⁴²⁾

但是，国际形势已经在变化。苏联和芬兰的媾和，排除了英国和苏联立即开战的可能。随后，在4月间，德国征服了挪威，接着在5月和6月间，低地国家遭到蹂躏，法国则土崩瓦解。⁽¹⁴³⁾

这些巨大的变动在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反应。亲轴心派兴高采烈。“军队、反动分子和南进‘扩张论者’再一次扬眉吐气。不久，这些集团就公开地为它们的朋友德国兵横扫法国击败盟国而欢欣鼓舞。”⁽¹⁴⁴⁾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把这件事简单地看作是见风使舵附和德国的问题。海军大将米内和日本海军界普遍关心这样的警告，认为希特勒不会轻而易举地压倒英国的制海权，认为胜负尚未定局。他们还接到驻伦敦的重光等人的警告，说英国人民正在丘吉尔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¹⁴⁵⁾此外，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中立大国的态度，也需加以考虑。

而且，德国如果获得全胜，对日本是否纯然是幸事呢？日本政府不安地意识到，它对拟议中的1939年三国公约所持的阻挠态度，以及它事实上默许英国在海上行使交战国权利一事，像在“浅间”丸协议中所表明的那样，都不可能赢得希特勒的好感。希特勒如在欧洲得胜，会默认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吗？他会不会对被他征服的那些欧洲国家在亚洲的属地扩张德国的统治权呢？东京方面认为，显然日本必须立刻坚持它对这些地区的权利，以排斥一切后来者，必要时也把德国排除出去。⁽¹⁴⁶⁾重光凭着一个老练的外交家所具有的自由权，正在极力要求有田采取这个步骤。⁽¹⁴⁷⁾

为了腾出手来对付可能对西欧国家在南洋的遗产发生的争夺，日本就更应结束同中国的冲突。法国的投降和英国遭到的极端危险，给了日本极好的机会，来迫使这两个国家撤走它们在中国的驻军和封闭它们所控制的道路（供给重庆的物资，就是通过这些道路输送的）。东京希望，英法这样撒手不管之后，将迫使蒋介石屈服，或者促使更多的人背叛他去投奔汪精卫。

6月19日，英国议会宣布，已在东京就天津英租界的银元和警务问题缔结了一项协定。⁽¹⁴⁸⁾1/10的银元将予出售，以售得的款项用于赈济1939年间天津地区遭遇洪水的中国灾民。其余的银元将由有关各方的领事盖印，封存在英租界中国交通银行的保管库内，留待以后决定最终如何处置。法币（中国国家发行的纸币）将在英租界内继续流通，但将采取严厉的措施，以防其被滥用于投机或走私。（日本人发行的）准备票与法币同时流通。警务方面的安排，则为英租界当局和日本地方当局之间在与后者有利害关系的刑事案件上提供了比较密切的合作。着重指出，这类案件一般由英租界警方采取必要的行动，英租界在行政管理上的完整性全部得到了维护。⁽¹⁴⁹⁾

英国政府在谈判银元问题的“所有重要的阶段”，都同中国政府磋商，⁽¹⁵⁰⁾并就天津协定中有关银元处置的条款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¹⁵¹⁾由于中国政府曾声称，所有在流通的银元，都是它发行通货的准备金之一部分，可想而知，要取得它的同意是颇不容易的，这一点能够说明，为何一直拖延到欧洲局势的发展迫使英国必须同日本解决这个长期争持不下而且危险的问题时，才缔结这个协定。在货币和警务的安排方面，中国政府向英国提出了抗议。⁽¹⁵²⁾

由于缔结了这项协定，日本军队结束了长期以来对英租界的封锁，华北的日本当局同意“在其控制的地区竭尽全力镇压一切反英活动”。⁽¹⁵³⁾

日本人至少在天津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之后，接着就施加压力，迫使欧洲国家的驻军撤离外国人管辖的地区，包括上海的公共租界在内。6月11日，即意大利参加欧洲战事的次日，日本政府就通知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驻东京的代表，说它“迫切希望”欧洲各交战国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在中国造成不幸事件的行动。意大利在上海只有很少驻军，不想引起麻烦，6月13日，据宣布业已达成协议防止在上海发生敌对行动。这当然不会使日本人满意，于是汪精卫傀儡政权就继续要求各交战国的军队从中国撤走，并声明它将拒绝承认交战国把其权益移交给别国的做法。⁽¹⁵⁴⁾这表明日本人惟恐在欧洲军队撤走的那些地方，美国会承担其防务，这种行动决不是日本所中意的。

6月24日，日本政府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停止通过滇缅公路把战争物资和某些其他种类的货物运到中国，同时对香港方面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日本政府声称，如继续让这些物资过境运输，将对英日关系产生严重的影响。⁽¹⁵⁵⁾为了加重这种威胁的分量，在毗连九龙租借地的边界上集结了5 000名日军。局势一度变得非常危急，香港的英军当局下令毁坏了深圳河上的边境铁路桥和公路桥，香港政府则发出指示，强行把英国的妇女和儿童疏散到马尼拉和澳大利亚去。⁽¹⁵⁶⁾

英国正在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同德意作战，这时又受到了日本的威胁，于是就向美国求援。6月27日，洛西恩由澳大利亚驻美公使R·G·凯西陪同，拜会了美国国务卿，他说，法国的崩溃迫使英国政府重新考虑它先前执行的政策，尽力在一些小问题上——例如天津问题——同日本达成协议，但对日本在中国建立新秩序的计划，则要同美国联合起来加以抵制。日本这时又要求英国军队撤出上海，封闭滇缅公路和香港边界。⁽¹⁵⁷⁾洛西恩说，英国政府理解到，向日本让步的结果，徒然使它提出更多的要求，而且，如果英国再让步下去，最后还将危及英联邦的安全和美国在远东的利益。这位大使接着说，不过要英国既在欧洲又在远东反抗侵略，那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首先的一条是美国通过全面禁运对日出口物资，以增加对日本的压力，否则就派遣美国军舰到新加坡（英国将为此提供方便）。⁽¹⁵⁸⁾如果美国采取前一种（禁运）措施，英国将乐意予以配合。不然的话，美国是否愿意同英国联合提出解决远东问题的建议？这些建议将以让中国单干为基础；使西方在远东的权益得到尊重；使日本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如果日本准备同意这些条件，那么美国和英国就可向它提供金融和经济援助，只要日本对盟国政府的要求作出保证，不把供应日本的任何物资重新出口到轴心国就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管辖区的前途问题，待欧洲和亚洲恢复和平以后再解决。这些就是英国政府要洛西恩转达，并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的内容。⁽¹⁵⁹⁾

第二天，6月28日，赫尔回答说，美国不能派舰队到新加坡，因为这样做将使美国在大西洋的海岸线可能受到攻击。接着他给洛西恩和凯西看了格鲁—有田会谈的摘要，并说，这些会谈在法国投降之前曾经进行得很有希望，但在法国投降后，日本的军人集团一直在朝着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方向转变，没有什么希望能使他们改弦易辙。美国本身在远东并无什么实质的东西可以奉献给日本，同时它也不愿意牺牲第三国的利益来向日本作出让步。

于是洛西恩问道，假如英澳作出努力使日中媾和，美国是否会反对？赫尔答复说，倘若英澳共同商定，能向日本作出什么让步，然后再同日本和中国接触，了解双方各自准备作出什么让步来媾和，那么美国是不会反对的。但是他又说，在任何这样的谈判中，对于日本推行新秩序的原则，必须予以抵制，至少也要大加修改，同时不得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作让步。末了他说，他认为的上策是，既不向日本作重大的让步，也不采取任何反对它的行动，惹它发动战争。他认为，日本尚不准备打仗，只要英国继续顶住德国，美国舰队留在太平洋，日本将继续“蚕食它所能吃掉的东西”，而不致冒发动一场大战的风险。⁽¹⁶⁰⁾

这个答复等于是拒绝了英国的两项建议，因为显而易见，任何媾和的建议，如果不让日本得到它拼命想在中国攫取的那些东西，它是不会接受的。赫尔在要英国坚定地抵制日本的要求时，是假定日本人以战争相威胁只是虚声恫吓。但是，如果日本人断定，他们能够袭击英国在远东的那些实质上是不设防的属地，而不致引起美国干涉的严重危险时，那又怎么办呢？英国政府不得不担心的是，轴心国可能（它们最后果然这样做了）答应支持日本统治中国和东南亚，以换取日本帮助它们对付英国。米内政府也许会抵制这样做，但是这个政府已经被恢复了活力的军国主义分子逐渐削弱了。因此，赫尔是在他无法答应英国万一遭到日本进攻就给予真正有效的援助时，要求英国去冒非常大的风险。

不过，英国政府并未立刻接受日本的要求。7月8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公报说，有田已通知克莱琪，英国关于滇缅公路的答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日本外相要求英国立即重新考虑其态度，日本报刊则充满了战争威胁。面临这样的危机，英国政府的确让了步。7月12日，洛西恩告诉赫尔，除非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日本随时可能向英国宣战。他说，英国政府准备这样做，或是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不让超过上一年货运量的任何货物通过这条公路运输，或是停止一切战争物资的过境运输，为期3个月，并利用这段时间，作出努力来解决中日冲突。赫尔不能赞同这个建议，并说明了他的态度。⁽¹⁶¹⁾

7月14日，据悉已在东京达成协议，在滇缅公路问题上，英国政府采取了洛西恩所提的第二种办法。16日，赫尔发表声明，强调美国政府“拥有合法的权利使世界各地的通商要道保持畅通，并且认为如果有人采取了这类行动，采取了像新近对印度支那铁路采取的那种行动，那么将对世界贸易造成毫无理由的干涉和障碍”。⁽¹⁶²⁾这使伦敦方面有些惊慌，但是赫尔要洛西恩放心，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人们注意日本的不法行为。⁽¹⁶³⁾

7月18日，英日协定的条款由外相在上院和首相在下院向英国议会作了报告。⁽¹⁶⁴⁾首相谈到：

6月24日，日本政府要求英王陛下政府采取措施停止经由缅甸向中国运送战争物资和其他一些物品。对香港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日本政府提出，如继续让这些物资过境运输，将对英日关系产生严重的影响。兹同日本政府达成协定如下：

香港——从1939年1月起禁止从香港输出武器和弹药，事实上迄今未尝输出过日本政府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物资。

缅甸——缅甸政府已同意在3个月内暂停向中国运送武器和弹药以及下列物资：汽油、卡车和铁路器材。

缅甸禁运的几类货物，香港也将禁运。⁽¹⁶⁵⁾

虽然这项协定无疑地使中国人泄气，但是它在限制向中国输送供应品上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却很小，因为在实施这项措施期间，正值缅甸和云南的雨季，雨季期间滇缅公路的运输量总要比正常时候大为减少。对英国来说，这项协定的主要价值是使它度过了又一次危险的英日危机，防止了立即发生战争的危险。英国赢得了时间，在这关键的3个月中，进行着不列颠之战，战争的结果表明，希特勒不能取得迅速的、全面的胜利。丘吉尔在答复有关这项协定是否会得到日本好感的询问时，说到了问题的本质，他说：“我认为，我们在远东所遭到的一切，很可能深受此间发生的事态的影响。”⁽¹⁶⁶⁾

8月9日，据宣布剩下的英国军队将从华北和从上海公共租界撤走。在上海的英军一向驻防在租界中心的B区和西边越界筑路的D区。指挥上海的日本海军登陆部队的日本少将想把原来这两个英军驻防区都接管过去，这样日本就将控制整个公共租界。⁽¹⁶⁷⁾为了阻止这件事，美国派亚洲舰队总司令哈特海军上将到上海。在上海，他的地位比日本将军高。⁽¹⁶⁸⁾8月15日，在外国驻防军陆海军指挥官的会议上，以多数票决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驻防十分重要的B区，而把D区交给日方。⁽¹⁶⁹⁾但是日方不接受这一决定，乃将此事提交日美两国政府谈判解决。⁽¹⁷⁰⁾在此期间，B区交托给上海的万国商团。这是一种临时安排，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

(1)　又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496页以后，第678—679页。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1946—1948年：《诉讼记录，物证……及其他》（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ar East, Tokyo, 1946—1948: Record of Proceedings, Exhibits ..．Miscellaneous Documents，油印本），第35042—35043页〔以下简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

(3)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第34943页。

(4)　同上书，第24399页（海因里希·施塔默尔的证词）；第6072页（白鸟的证词）。又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1号

(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1号，第9页。

(6)　同上。

(7)　同上。

(8)　罗伯特·克莱琪爵士：《在日本人的假面具后面》（Sir Robert Craigie: Behind the Japanese Mask），伦敦，哈钦森，1946年版，第71页。

(9)　《袭击珍珠港事件》，第20编，第4167页。

(10)　克莱琪：《在日本人的假面具后面》，第71页。

(1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607号。

(12)　同上书，第686号；参阅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第24180—24184页。

(13)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第34014—34015页。

(14)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第24402页。

(15)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658—659页。

(16)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第7890页。

(17)　《纽约时报》，1939年8月23日。

(18)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第6122—6123页。

(19)　同上书，第35045页。

(20)　同上书，第6124页；又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1号和93号注②。

(21)　里宾特洛甫致奥特函，1939年9月9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40号）。

(2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93号。

(23)　《泰晤士报》，1939年8月28日。

(24)　《纽约时报》，1939年9月7日。

(25)　同上，1939年8月27日。

(26)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第31335页。

(27)　同上书，第34853—34854页。

(2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212号。

(29)　大岛本人想要辞职，但是里宾特洛甫通过奥特极力劝说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把大岛留在柏林。日本军方起初作出了响应，可是大岛一定要求辞职，而参谋本部则由于诺门坎的战败在政治上地位削弱了，不得不同意（《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75号和第212号）。

(30)　《泰晤士报》，1939年8月31日。

(31)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636页以后。

(32)　《泰晤士报》，1939年9月5日。

(33)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79号。

(34)　同上书，第567号。

(35)　同上书，第590号。

(36)　同上。

(37)　见墨索里尼1940年1月3日给希特勒的信和希特勒3月8日的复信（同上书，第504号和第663号）。

(38)　同上书，第549号。

(39)　同上书，第547号。里宾特洛甫于1940年3月11日在罗马同墨索里尼私下交谈时提出了这件事。墨索里尼说，他认为日本的政策“动作迟缓得要造成灾难”，但是他同意，俄日之间的谅解将是合乎需要的。

(4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27号。

(41)　同上书，第421号。

(4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46号。

(43)　假如这个比较温和的观点得势，和平也许已经达到。1939年10月5日，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参赞曾向德国试探，愿否出面向日本调停。他暗示中国可能承认“满洲国”，给予日本在华北的经济特权，并且不坚持要日本从那里撤军（同上书，第201号）。德国外交部决定不作任何这样的尝试（同上书，第217号）。

(44)　《泰晤士报》，1939年11月22日。

(45)　《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1939年10月23日。

(46)　中苏贸易协定于1939年6月16日缔结，并于1940年1月5日和6日分别在莫斯科和重庆被批准。它是这类协定中的第三个，据说根据协定，苏联给予中国7.5亿卢布（约合1亿至1.5亿美元）的信用贷款，作为向苏联购买军用物资之用。中国将以苏联需要的矿产和原料偿还。

(47)　《泰晤士报》，1940年1月19日。

(48)　同上，1939年9月9日。汪建议重新安置南京原有的“维新政府”，并建议挂国民党的旗子，驻华的日本军官有些反对，但被板垣将军（驻华日军参谋长）说服，同时，汪也不得不同意让留在南京的一些傀儡参加他的政府，让北京的傀儡政权继续作为“地方性的政务委员会”存在下去（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第23990—23995页）。

(49)　《东京公报》（Tokyo Gazette），1939年10月，第142页。

(50)　《纽约时报》，1940年2月23日。1940年1月至3月间，在板垣将军的指导下同重庆方面进行了秘密的议和谈判；只要日本人认为还有成功的机会，他们就会推迟汪政权的正式成立（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第24000—24001页）。

(51)　《每日电讯报》，1939年10月2日。

(52)　《京津时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1939年11月24日。

(53)　他以前担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1938年夏天和秋天，曾同汪在上海的几个亲信讨论过媾和的条件，并在1939年4月帮助汪从河内到上海。从1940年3月至1942年5月，他是汪的首席军事顾问（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第23976—23990页）。

(54)　《纽约时报》，1939年11月11日，19日，24日。

(55)　同上，1940年1月5日；《泰晤士报》，1940年1月6日，8日。

(56)　《泰晤士报》，1940年1月9日。

(57)　《纽约时报》，1940年1月14日。

(58)　《纽约时报》、《泰晤士报》，1940年1月22日。影佐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说，双方对草拟的条款在1939年12月30日达成一致意见（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第23999—24000页）。

(59)　《纽约时报》，1940年1月23日，24日。

(60)　同上，1940年1月24日。

(61)　陶希圣及其同伙得到了宽恕，陶后来帮蒋介石编写了《中国之命运和中国的经济理论》一书（China's Destiny and Chinese Economic Theory），纽约，罗伊，1947年版。

(62)　《大陆报》（China Press），1940年2月6日；《全太平洋报》（Trans Pacific），1940年2月8日。

(63)　克莱琪：《在日本人的假面具后面》，第84—86页；约瑟夫·C·格鲁：《驻日十年》（Joseph C．Grew: Ten Years in Japan），伦敦，哈蒙德，1944年版，第272—275页。

(64)　中国在1939年10月向柏林提出的建议，可能暗示了与此相反的做法，但是这个建议是当重庆方面感到被民主国家抛弃而对苏联又不放心的时刻提出的。

(65)　《泰晤士报》，1940年2月5日。

(66)　《日本周刊》（Japan Weekly Chronicle），1940年3月10日。

(67)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940年2月11日。

(68)　《东京公报》，1940年4月，第417页。

(69)　《纽约时报》，1940年3月31日。

(70)　兰格与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第579—580页。

(71)　《泰晤士报》，1940年3月9日。

(72)　《日本：1931—1941年》（Japan: 1931—1941），第2卷，第59页。

(73)　美国的这些反应，又见上文，原著第462页。

(74)　《泰晤士报》，1940年3月29日。

(75)　“这篇演说不仅仅是一种抚慰的姿态，而是当我们自己在欧洲仍然走运的时候，为击败日本军方的阴谋而进行的共同努力的一个部分”（克莱琪：《在日本人的假面具后面》，第86页）。

(76)　《泰晤士报》，1940年4月5日。

(77)　议定书的第2条规定，“迄今由中国临时政府和中国维新政府处理各事，将由国民政府接办。”但这是3月30日以后的事。

(78)　《上海时报》（Shanghai Times），1940年5月28日。

(79)　《日本记事报》（Japan Chronicle），1940年5月21日。

(80)　《字林西报》，1940年9月11日。

(81)　美国这时对日本的态度，见上文，原著第460—463页。

(82)　格鲁：《驻日十年》，第262页。

(83)　同上书，第264页。

(84)　格鲁在7月30日提出他要发表这样一篇演说，并得到国务院远东司许多官员的协助来起草这篇发言稿〔约瑟夫·C·格鲁：《动荡的时代》（Joseph C．Grew: Turbulent Era），两卷本，伦敦，哈蒙德，1953年版，第2卷，第1213页；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723页〕。

(85)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723—724页。

(86)　《泰晤士报》，1939年10月3日。

(87)　格鲁：《驻日十年》，第265页。

(88)　兰格与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第303页。

(89)　格鲁，前引书，第266—267页。

(90)　见同上书，第269页，又见《日本：1931—1941年》，第2卷，第39页。

(91)　同上书，第268页。

(92)　《日本：1931—1941年》，第2卷，第50页。野村暗示，珠江也可能重新开放。

(93)　同上书，第50—51页。

(94)　《泰晤士报》，1939年12月20日。

(95)　同上，1939年12月21日。

(96)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726—727页。

(97)　同上书，第728页。

(98)　同上书，第729—730页。

(99)　赫尔肯定考虑过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事情。他说这几次会谈“只是处理为数甚微的款项而已”（兰格与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第308页）。

(100)　格鲁：《驻日十年》，第271页。

(101)　同上书，第274页。

(102)　《泰晤士报》，1940年2月1日。

(103)　《纽约时报》，1940年2月18日。

(104)　同上，1940年3月5日。

(105)　见下文，原著第569—572页。

(106)　见上文，原著第548—558页。

(107)　《日本：1931—1941年》，第2卷，第62—65页。

(108)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893—895页；《日本：1931—1941年》，第2卷，第67—71页。

(109)　《日本：1931—1941年》，第2卷，第79—80页。

(110)　格鲁对7月初局势的概述，见其所著《驻日十年》，第279页。

(111)　白鸟从罗马大使馆返回日本后，发表演说和讲话，为德国与苏联缔约辩解，并极力主张达成一项德意日苏的四方协议（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第16036—16052页）。

(112)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和中立国》，第16页，第43—44页。

(113)　同上书，第7页和第17页。

(114)　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卷，第396—398页。

(115)　1940年4月2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60卷，第371栏。

(116)　1940年5月21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61卷，第2—3栏；1940年6月2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62卷，第280栏；又见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卷，第403—411页。

(117)　克莱琪：《在日本人的假面具后面》，第82页。

(118)　英国外交部：《关于从“浅间”丸带走德国公民……的通信》（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the Removal of German Citizens from the ‘Asama Maru’），敕令，第6166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0年版），第4页。

(119)　敕令，第6166号，第2—3页。

(120)　敕令，第6166号，第3—11页。不把中立国的船只作为捕获物扣留，而从船上把那些有可能入伍但尚未实际入伍的人带走，这种做法在1914—1918年间已习以为常。日本政府援引（未经批准的）伦敦宣言和更早的一些相反观点作为证明，理由是不充分的。

(121)　1940年2月6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57卷，第40—41栏。

(122)　克莱琪：《在日本人的假面具后面》，第84页。

(123)　见上文，原著第544—545页。

(124)　《泰晤士报》，1939年9月6日。

(125)　参阅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718页。

(126)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717—718页。

(127)　《日本：1931—1941年》，第2卷，第12—14页。

(128)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720页。

(129)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721—722页。

(130)　同上书，第722页。

(131)　同上书，第720页。

(132)　《泰晤士报》，1939年10月3日。

(133)　赫尔，前引书，第722页。

(134)　《泰晤士报》，1939年11月13日。

(135)　《泰晤士报》，1939年11月14日。

(136)　兰格与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第305页。

(137)　同上书，第306页。

(138)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727页。

(139)　见上文，原著第78页，第260—264页。

(140)　见下院辩论，第5辑，第355卷，第618栏；第356卷，第103栏。

(141)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第9676—9679页。

(142)　见上文，原著第557页。

(143)　见上文，原著第5—6页，第7—13页。

(144)　克莱琪：《在日本人的假面具后面》，第87页。

(145)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第9684—9685页。

(146)　日本对荷属东印度的政策，见下文，原著第580—586页，第633—638页。

(147)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物证及其他》，第9686页，第9692—9693页。

(148)　有关这些争论的问题，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636—653页。

(149)　1940年6月19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62卷，第140—141栏。

(150)　同上书，第360卷，第720栏。

(151)　同上书，第362卷，第140栏。

(152)　1940年6月19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62卷，第1139栏。

(153)　同上书，第142栏。

(154)　《泰晤士报》，1940年6月12日。

(155)　1940年7月18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16卷，第1039栏。

(156)　《泰晤士报》，1940年6月25日，27日，30日。

(157)　日本军事谍报局长告诉英国驻东京武官说，拒绝这样做就意味着战争（兰格与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第595—596页）。

(158)　按照霍普金斯在回忆录中所说，丘吉尔早先在5月15日给罗斯福的电报中就已提议要这样做（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141页；英国版，第1卷，第143页）。

(159)　兰格与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第599—600页；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896—897页。

(160)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897—899页；兰格与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第600页。

(161)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900页。

(162)　《日本：1931—1941年》，第2卷，第101页。

(163)　赫尔，前引书，第901页。

(164)　上院辩论，第5辑，第116卷，第1039栏；下院辩论，第5辑，第363卷，第399栏。

(165)　丘吉尔讲话的其余部分，见下院辩论，第5辑，第363卷，第399—400栏。

(166)　1940年7月18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63卷，第401栏。滇缅公路的重新开放，见下文，原著第602页。

(167)　《泰晤士报》，1940年8月10日和13日。

(168)　《曼彻斯特卫报》，1940年8月14日。

(169)　《纽约时报》，1940年8月16日。

(170)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9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