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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章
英法在近东国家中的关系
（1941—1942年）
随着盟国对近东国家的占领，一连串新的问题相继出现。英国人在这些国家中同自由法国当局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在此后4年内占主要地位。作为英法关系在纯军事性质事务之外的首次经受的考验，近东国家所提供的是一个特别困难的环境。首先，自由法国人同他们的维希同胞刚在那里打过一场小规模的内战，在近东停战后，后者对那些取代他们的人尽情流露出厌恶蔑视之情。自由法国人士怀着一片诚心，对维护战败后的法兰西(1)的威望和权威的重任，有舍我其谁之感。德国和维希的宣传喋喋不休地斥责自由法国人士，说他们所干的是把法兰西帝国拱手让给英国的勾当，他们岂甘蒙此诟辱，因此，也就非要表明他们要把法国的主权和利益在一切地方都维护得完整无损的决心和能力不可。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终于要获得主权独立的地位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自然有特殊的困难，然而这却是两国的民族主义者所要求而为英国政府所同情的；这些要求无论如何是同法国人对他们在这个地区或在北非的“使命”的主导思想背道而驰的。何况，近东历来是英法之间的一个角逐场所；(2)虽然自从法国获得了委任统治权之后，英国政府已经把近东各国的命运置之度外，但是，几乎所有在这一地区的法国人以及在法国本土的许多人，继续对英国抱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怀疑心理，怀疑英国人图谋把他们从这一地区撵走。(3)最后，维希当局被撵走之后，近东各国的行政和经济的改组出现了很大困难，尤其是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对盟国在占领区相互合作的行政管理，还没有取得经验，工作程序也未制订出来（编写本书时，已出版的大量原始资料都是法国方面的，因此，估计法国行动的动机比较容易；但来自英国方面的材料很少，所以，要详尽地估计英国的动机，就得更多地依靠猜测）。
在1941年春天的那种形势下，能够作出入侵近东各国的决定的，只有英国政府。这一决定的根据，纯属军事性质，即维希政府正让德国武装部队利用法国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向英国在中东的军事阵地发动进攻。(4)但自由法国“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成员在1941年3月3日就已接到了如下通知：
戴高乐将军希望知道防务委员会各位委员对于下列问题的意见，即一旦英国和土耳其为了保证对德国作战行动中的运输路线的安全和持续，以至于用武力占领法国在近东的委任统治地之全部或一部分时，自由法国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是否应该提出抗议，谴责这样一种行动？我们是否应该保持默从，只限于提出书面意见，保留法国对这些领土的权利？还是应该以法兰西的名义参与这一行动为好？就我们而言，参加进去可以达到3个目的：（1）在法兰西帝国的一个部分重新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便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继续作战；（2）以我们的存在来保障我们的权利；（3）协助我们的盟国。(5)
防务委员会的委员们意见不一，戴高乐向英国人提出要求，自由法国在中东的所有部队，都应集结在埃及，他主张一旦在叙利亚的维希部队对德国的入侵进行抵抗的话，他希望这些部队可以立即用于叙利亚。戴高乐在中东的代表贾德鲁将军于4月17日曾制定一项自由法国人协同英国人对近东各国作战的总体计划。当时仍在布拉柴维尔的戴高乐于4月25日催促贾德鲁迫使英国人接受这项计划，并提供必要的军需物资。但是韦维尔已经把他的资源几乎罄其所有地都投入到另外4个战役中去，所以也就没有多余的运输工具或武器可以让给自由法国。关于近东国家和法属索马里兰的“英国政府和统帅部的单方面决定”(6)激怒了戴高乐，他于5月10日从布拉柴维尔通知韦维尔，他想把自由法国的实际可以作战的部队集结在法属赤道非洲，表面上是出于战略原因，实则借此使这些部队从英国对中东的防务中摆脱出来。两天之后，戴高乐命令贾德鲁尽速离开他在开罗的工作岗位，因为他认为“盟国对我们在中东的利益采取否定的政策”，因此，在开罗保留像贾德鲁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充任代表法兰西〔原文如此〕的高级专员，已无必要。(7)但在第二天，英国防务委员会告诉他说：
自由法国部队要不要进入叙利亚，完全由该战区的法军司令官作出决定。英军不能增援法军，因为可供调遣的部队都已派往伊拉克。(8)
贾德鲁也就在开罗留了下来。5月18日韦维尔接到他的通知说：
他已确悉，在叙利亚的法国人正把其全部军队撤至黎巴嫩，而把剩下来的叙利亚交给德国人。他宣称，通往大马士革的公路畅通无阻，趁此机会立即派遣一支部队进入叙利亚，实为当务之急。他极力坚持要我当场立即照此发布命令。以往的经验教训过我，对待自由法国方面提供的来自叙利亚的情报，要小心谨慎，我从其他来源所得到的情报，不能证实贾德鲁将军所讲的情况。我坚持要对自由法国的情报进行核实，然后再采取行动。
我把贾德鲁将军的要求报告了参谋长委员会，他们再次催促我在叙利亚立即采取行动，并说如果我不能提供一支部队，就让自由法国人单独进入叙利亚。我指出，自由法国人没有运输工具，就不能行动，而我又无法提供运输工具，况且，如果没有一些英国的炮兵支援，他们也不愿意出动。我提出我的意见……试图用一支像自由法国分遣队那样装备不好的小部队去发动战斗，是极不明智的。(9)
韦维尔还说，如果参谋长委员会采纳自由法国人的建议而不采纳他的建议，他宁愿被解除指挥权。因此，丘吉尔于21日电告韦维尔：
当前叙利亚的事务决不可妨碍我们在克里特岛战役或西部沙漠取得胜利。……
正如你所清楚表明的，你没有可供发动一次正规的军事行动的实力。……目前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为参谋长委员会20日的电报中所说的那种武装政治入侵提供最好的机会。
……我们的看法是：如果德国人能运用小小的空军力量、游客和地方叛变而取得叙利亚和伊拉克，那么，我们就决不可畏缩不前，不敢去冒同样的小规模的军事危险，不敢去对付由于失败而可能出现的更加严重的政治危险。(10)
但在这个阶段，贾德鲁于5月20日黄昏时在外约旦—叙利亚边境上的马弗拉克附近会见了叙利亚南线的彻尔克斯骑兵司令科利特中校，从他那里得知自由法国的情报是不正确的，维希在南线的集结并无变化。会见结束时，贾德鲁说：“因此，我必须放弃单独向大马士革进军的想法。我没有英国部队的支援不行。”贾德鲁回到韦维尔那里时发觉，近东战役早已决定了，韦维尔总算能够在25日把他可以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告知陆军部。(11)
当贾德鲁预定在6月8日盟军从巴勒斯坦越过边界时代表戴高乐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文告草稿送到英国外交部后，艾登通知贾德鲁，英国政府建议把他们的保证加进法国的宣言里去，他还建议这项保证应该在文告本文内出现。然而，戴高乐回答说，英国政府可以采用任何它认为恰当的方式宣布他们的保证，但他不明白，自由法国承认法国委任统治下的两个国家独立的诺言，为什么需要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保证。(12)可是拉希德·阿里的叛乱尖锐地提醒英国政府，至少有必要取得阿拉伯各国中有政治头脑的各级人员的消极默许；(13) 6月6日丘吉尔给戴高乐的电报中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支援自由法国的武装力量，我希望你对此感到满意。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这次行动，乃至我们今后在中东的整个政策，必须体现我们双方和衷共济、同心协力的精神。我们对阿拉伯人的政策必须并行不悖。你知道，我们不想在法兰西帝国中寻求特殊利益，也无意利用法国的悲惨处境从中渔利。
……我同意，我们在解决叙利亚问题时，决不可危及中东局势的稳定。但是在此前提下，我们双方必须尽一切可能满足阿拉伯人的愿望和感情。我确信，你一定会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牢记在心。
……我不得不在这一局势严重的时刻向你请求，不要坚持宣布贾德鲁为叙利亚的高级专员。(14)
戴高乐的答话部分地透露出他们之间意见和看法的分歧：
我将任命贾德鲁为全权总代表。
我们将宣布并尊重近东国家的独立，条件是同它们签订一个庄严地保证法国的权利和特殊利益的条约。
从法国的观点来看，任何可能损害这些权利和利益的政策，都是不好的，也是危险的。
在局势对我们双方都是同样严重的这个时刻，我认真地请你注意这一点，因为这个问题似乎始终没有被充分理解。
你对维希打击越狠，你必须越要表现出对法国的权利和情感的尊重。(15)
贾德鲁的文告也相应地宣布：
我现在宣布废除委任统治，并宣布你们享有自由和独立。因此，你们从此以后就是享有主权和独立的人民。你们的主权和独立地位将由一项条约来保证，这项条约也将规定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但后面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将不允许把法国在近东积几世纪之久的利益交给敌人。”(16)英国人的看法是，这样一种文告，在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的眼中，其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一年前法国就已惨遭失败；自由法国运动的人数很少，也不是一个政府；(17)“自由法国”在他们自己的心目中才等同于法兰西；入侵部队的大多数，是英国人指挥下的英国部队。因此英国驻埃及大使受命发表了一个支持贾德鲁文告的声明；(18)为了消除自由法国的疑虑，6月10日丘吉尔声明：
我们对叙利亚或法国领土中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领土企图。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不为自己谋求殖民地和任何私利。但愿我们的法国朋友中没有一个人会受到德国和维希的无耻宣传的欺骗。恰恰相反，我们将竭尽全力以恢复法兰西的自由、独立和权利。(19)
戴高乐也就设法要抓住这一番话来使它十足兑现，他在6月19日的备忘录中，把它解释为“英国的一项保证，法兰西在近东将保持其权利和利益”。(20)贾德鲁在6月24日被任命为驻近东的总代表和总司令时所接到的戴高乐的指示，反映了他的意图，凡是关系到法国主权的问题，任何英国的干涉都不能容忍。贾德鲁的行动要“不受英国的任何控制”。(21)
因此，甚至在它们发动联合进军之前，显然英国和自由法国对待近东国家的政治问题的立场和动机都是矛盾的。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严重争论产生于同维希法国的停战谈判，涉及对维希法国采取什么态度。早在6月14日，戴高乐和英国派驻自由法国联络代表团团长斯皮尔斯少将（后为爱德华爵士）就极力主张拒绝当茨可能要提出的把维希部队遣返法国的要求，因为他们希望把那些下级军官和士兵团结到自由法国方面来。(22)6月19日，戴高乐要求英国政府保证给予当茨的文职和军事人员“真正的自由”选择权，让他们在维希和自由法国之间作出选择；他还要求停战谈判应有他的代表出席，并以他和英国双方名义缔结停战协定。(23)英国人制服了维希方面的反对，让自由法国的代表出席停战谈判，但维希的谈判代表德韦尔迪拉将军坚持：维希部队人员在作出投向戴高乐或遣返回国的选择之前，为保持团队传统起见，仍应隶属于其原建制单位并受其原来的长官带领，不得与自由法国有个人接触，那时英国谈判代表感到自由法国已经无可争辩，贾德鲁也终于作了让步。(24)
贾德鲁说他毫不知悉戴高乐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有关停战谈判的条件。(25)停战协定的最后文本，戴高乐不是在开罗收到的，要是在开罗的话，他倒可以找到两个意见一致的人，就是英国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和斯皮尔斯，他们都是不肯让维希军队隔离的，那时他又已返回布拉柴维尔（这是当时他已收复的主要的法国领土的首府）去庆祝7月14日。(26)他的火气是一触即发的，当他获悉他竟没有机会从维希军队中收编数目可观的人员，而停战协定中对于自由法国收回维希方面缴出的重武器和在近东国家募集的大约15 000人的特种部队，也未作任何规定，不禁勃然大怒。(27)因此他飞回开罗，“决心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28)7月21日，他交给利特尔顿一份声明，(29)其中说：
在帝国防务委员会主持下由法军和英军(30)协同进行的战役结束时缔结的这一协定和补充议定书〔规定维希部队在维希和自由法国之间作出选择前的地位〕，是同法兰西的军事和政治利益不相容的。……
自由法国（也就是法国）认为它自己对于上述协定和补充议定书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保留行动的自由。
……戴高乐将军和帝国防务委员会自1941年7月24日中午起，接收对近东国家的法国军队(31)的完整的和全面的处理权。
第二天，利特尔顿警告戴高乐说，如果他坚持要照着这个最后通牒办理，那就等于是自由法国同英国的彻底决裂，撤销英国的一切援助；(32)当天晚些时候，戴高乐的极端态度有所和缓，他给利特尔顿的信中解释说：
这一安排的动机，我已经对你解释过，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取消同中东地区的英军司令部及其部队的合作。相反，我准备同你研究这种合作的种种细节，我认为这种合作是必要的，而且必须建立在我们两国意见一致的基础上，我们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的盟国。(33)
因此，自由法国和英国的代表德拉米纳和斯皮尔斯于7月24日达成一项“解释性协议”。利特尔顿写信给戴高乐说：它“在涉及英国当局和自由法国当局双方的一切问题上，都可以替代或取消任何其他的解释”。(34)在重武器和特种部队问题上，协议满足了自由法国的要求，并规定：
停战协定第8条规定，各个人员愿归顺盟国或被遣返回国，应由其本人自由选择。这种自由选择的意义只能是，自由法国当局得向有关人员完整地和自由地说明其观点，程度与维希当局通过其在场的军官和军士同他们的士兵所作说明一样。
在这一点上，可能已经作出而可能同停战协定相抵触的任何安排，绝不能违反停战协定所确定的原则。(35)
第二天，7月25日，利特尔顿和戴高乐签署了一项范围更加广泛的“英国和自由法国当局在中东的合作协定”，贾德鲁是第一个公布协定全文的人。(36)协定规定如下：
中东构成一个单一的战场。盟国在这一战场的进攻和防守行动必须协调起来……（第1条）。
任何需要联合使用英法部队的作战计划，或直接影响近东各国领土的作战计划，必须由英国司令部和法国司令部共同拟订。鉴于目前中东的英国部队的实力大大超过法国部队，因此应由中东战场的英国司令部拟订作战计划，并确定法国部队在联合作战中应担负的任务。英国司令部……将根据戴高乐将军的授权决定此项任务。当中东总司令调派某部队进行与近东各国领土有关的战斗，或必须使用法国部队作战时，上述授权同样适用于该总司令属下的英军司令部的任何部队。同时，如果法国司令部认为所拟订的计划或派给法国部队的任务同它对近东各国所担负的特殊责任有矛盾时，它将向戴高乐将军提出报告。然后这一问题应由英国政府与戴高乐将军取得一致意见作出决定（第2条）。
在同一战区作战的英法部队的指挥权，在正常情况下由一名英国军官或一名法国军官行使，根据该战区英国部队和法国部队的实力以何方居于优势而定……（第3条）。
不论英国部队和法国部队的比例和任务如何，领土管制权（对公用事业、社会治安、宪兵、警察、地方资源开发等的军事管制或监督）属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法国当局。可能要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领土上作战的英国部队……可以自行确保其战术上的安全，并利用他们所必需的一切资源。对此，领土管制当局应该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第4条）。
补充协定
戴高乐将军承认，在近东地区的英国最高统帅部有权采取一切它认为对抵抗共同敌人有必要的防御措施。
若遇任何上述措施显得与法国在近东地区的利益相抵触时，应将问题报告英国政府和戴高乐将军（第1条）。
……英国军事保安局将派出一个小组，附设于近东各国的保安总部，目的在于保证与英国司令部和毗邻国家的保安机构保持联系，并与法国机构协调贯彻英国司令部可能认为必要的一般措施（第3条）。
在送出协定文本时，利特尔顿写信给戴高乐说：
我愿借此机会向你保证，英国方面承认法国在近东国家的历史性的利益。大不列颠除了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外，在叙利亚或黎巴嫩别无他求。我们不想以任何方式侵犯法国的地位。自由法国和大不列颠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作了保证。当我们采取了这一重要步骤之后，在不损害这一步骤的前提下，我们自愿承认，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法国应在近东国家占有优越的特权地位。……
7月27日，戴高乐从贝鲁特复函说：
我高兴地注意到，你如此贤明地向我保证大不列颠对叙利亚和黎巴嫩都不怀私心，以及大不列颠预先承认这一事实，即在这两个国家成为独立国家时法国在近东国家中的优越的和特权的地位。(37)
他把协定文本发送给贾德鲁时，还附有一封说明情况的信件，其中提到“大不列颠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在政治上完全不抱私心”，(38)这样就（像他回答利特尔顿时那样）抹煞了英国所强调的把独立作为一个“重要步骤”。读者将会注意到，戴高乐对英国承认法国的特权地位这句话，擅自插入了“预先”一词。而利特尔顿在其备忘录中却毫不含糊地把承认独立作为这种保证的先决条件：“当我们采取了这一重要步骤之后，在不损害这一步骤的前提下……”因此，情况并不像贾德鲁所说的那样简单：(39)既然英国在近东国家的惟一目的是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他们就只能以进行军事行动为限，而不去侵犯法国同近东各国的政治关系。但在战时，“取得战争的胜利”和政治之间不可能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只要近东国家的政治对英国同邻近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而对于英国在中东战役中赢得胜利（或者不如说避免失败）的机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就不可能是法国的“独占特权”。像希腊或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政府一样，自由法国目前完全依靠英国；他们能重返近东，完全仰仗英国的照顾；他们也不能把处理如此关系重大的一个地区的事务当作是与更加广泛的英国的利益无关的一种“独占特权”，犹如战后的英国在处理巴勒斯坦（也是一个委任统治地）事务时无视美国的愿望一样，凡此种种事实，自由法国均未予以正视。战前法国人在近东各国之不得人心；1940—1941年法国的威望扫地；自由法国运动未能把德国占领区以外的大多数法国人团结到自己一边；以及英国出于战略上的需要而不让近东国家中受到挫折的民族主义酿成第二次伊拉克危机——这些都是严峻的、不容回避的事实。但是贾德鲁也好，别的法国人也好，他们都受到一种欲望的支配，要“用‘法国的方式’去发现指导原则的推理方式”，(40)从这些事实中虚构出这样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设：(41)为了把法国人从近东国家撵走，英国故意制订了一项政策，在叙利亚与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法国人之间煽动不和：
威尔逊〔将军〕在杰齐拉地区和德鲁兹山区(42)的策略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制订的；也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斯皮尔斯将军树立了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大体上也是自拿破仑时期以来英国历届政府所奉行的政策。(43)
甚至还在1941年7月里的时候，利特尔顿—戴高乐协议就经受了第一次考验：利特尔顿写信给贾德鲁，“恳切要求”允许斯皮尔斯出席准备讨论关于与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缔结条约的谈判的会议。贾德鲁认为，这是英国以第三方的仲裁人的身份，企图对纯属法国和其委任统治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进行干预。在他表示拒绝的时候，他还向利特尔顿抱怨英国人不尊重法国在德鲁兹山区、沙漠地区、代尔祖尔以及阿勒颇的利益和特权。利特尔顿同戴高乐8月7日在贝鲁特再次会晤时，利特尔顿（根据自由法国的会谈记录）承认，他对英国军事当局执行利特尔顿—戴高乐协议的情况感到不满：向最高统帅部递送协议文本延误时间，还有贯彻协议方面的其他拖延，对此他表示歉意。但是戴高乐在5日已经通知贾德鲁说：“我感到英国人正准备对我们施加一次决定性的压力，迫使我们听任他们实际上在近东国家行使权力”；(44)于是他告诉利特尔顿说，正常执行他们协议的阻力，主要在于“某些少数人”对协议表示敌意。当利特尔顿建议把威尔逊将军召至贝鲁特以澄清分歧时，戴高乐认为，在自由法国同威尔逊最近有过交往之后，他对威尔逊是否还能博得自由法国人的信任，不得不有所保留；他尤其没有忘记，据说威尔逊曾威胁要宣布军事管制法来篡夺法国的主权；法国人还未能行使领土管制的权利；在杰齐拉地区发生那样的事件之后，他看不到怎样能在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讨论这一问题。这一次不惬人意的会晤在按照7月25日和27日信件的模棱两可的调子再度交换信件之后，就告结束。(45)英国同法国的立场根本互不相容，而且哪一方也不准备公开有所让步。但是“这种危机的严峻阶段，……曾一度把我们推到决裂的边缘，现在已告结束”。(46)
这样的局面给英国和自由法国双方领导人之间造成了如此之多的产生误解的机会，那就必然会在负责执行他们“协议”的下属之间引起种种麻烦。显然，英国停战委员会觉得，对付即将离开的维希分子要比对付敏感的自由法国人容易些，尽管贾德鲁笔下留情，对此未作详细叙述。(47)英国人对待战败的敌人，犹如在一场足球赛后胜队对待负队那样，英国人的这种固有习性，不能指望自由法国人能够理解；断定英国政治机关已经决定要把法国从近东地区撵走却是比较简单的。自由法国人数较少，而物质上又完全依赖英国，因此他们不可能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完全独立地把领土管制权接收过来。(48)由于需要把近东国家与中东防御体系融成一体，英国人在那里建立了海、陆、空三军的编制，(49)而它们的参谋机构有一个习以为常的倾向，在获准进入一个新的活动领域时，就要扩散开来。(50)斯皮尔斯联络代表团、英国安全代表团和战地安全部不久便有一大批进行政治和安全工作的军官和军士散布到全国各地；(51)其中有些人自然是由于他们有阿拉伯世界的阅历而入选的，这一事实只能证明法国人所怀疑的“殖民部和情报部的阴谋诡计”。(52)
自由法国对这帮可憎的英国佬也好，对他们自己那些缺乏经验的行政管理人员也好，(53)都是耿耿于怀的，以致对那些准备继续留任原职的前维希文官和商人，一律表示欢迎，也不要求他们宣布效忠于自由法国运动。这些前维希人员被人私下里起了个绰号，叫做为了饭碗而归顺的人们（les ralliés alimentaires）。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近东地区是他们全部物质利益的所在，他们的一生大半都是在那里度过的。(54)这类人对英国人在法国委任统治地上的存在，对英国人声明的目的，说要“不断增加叙利亚人在行政机构中的比例”，不等战争结束就产生“一个独立的叙利亚政府或几个政府”，自然抱着非同一般的怀疑态度，视为对他们的生活来源的一种威胁。(55)1942年春，英国发觉，有必要设法获得不大情愿的自由法国人同意，把那些先前支持维希的人员中的一些恶劣透顶的捣乱分子清除出这个国家。(56)
威尔逊写道：“人们随时都感觉得到，法国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的恶劣关系，比同黎巴嫩人的关系更加不好，因此我们有必要告诫我们的军官，不要受人利用，给人家做探子”；(57)一位特派记者后来曾有评论说，英国人倾向于“对法国人中间的颟顸无能，有时甚至营私舞弊，表示屈尊俯就的不耐烦”。(58)贾德鲁宣布叙利亚正式独立时，《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1941年9月20日）再次强调5月29日艾登在伦敦市长官邸讲话的言外之意，这种做法不太策略：
阿拉伯联盟是中东许多阿拉伯人长期梦寐以求的理想。不管这种理想在不久的未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但地中海东岸阿拉伯各国在1919年实行的划分，无论就阿拉伯人的感情，就其历史传统，或者就其是否切实可行来说，显然都不合理。当时英法之间的这种利益或势力范围的划分，已证明对一切有关国家都有害而无益。……既然叙利亚在英国和自由法国部队的共同努力下，已从轴心国的阴谋中解放了出来，巴勒斯坦也已安全无虞，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在它们之间永久保持一种纯属人为的区别。
事实正如格拉布帕夏公开评论的那样：
两国派往当地的代表时常受到批评指责，说他们居心不良，妒忌猜疑，心胸狭隘。这样的指责并不一定公正合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思想结构不同，当一个问题同时提交双方时，他们极少作出同样的答案。因此法国和英国对阿拉伯人的政策，即使不是截然相反，也有根本的分歧。他们采取各不相同的一套办法，并不是出于相互怀有敌意，而是因为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每个政府都认为，只有它自己的政策是明智而合乎逻辑的。(59)
当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戴高乐显然就已希望能够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有代表性的团体达成一种政治协定。6月14日，自由法国驻伦敦政治部得悉，戴高乐打算在战斗停止时就召集叙利亚和黎巴嫩议会，而且已经内定贾米勒·马丹为未来的叙利亚政府的首脑，此人曾在1936—1938年流产了的条约谈判期间，同法国进行过谈判。6月24日，戴高乐任命贾德鲁为总代表时，写道：
你的任务是：不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就须建立充分代表全体人民的国民议会，并组成为这些议会所信任的政府。……
尽管由于法国军队的暂时失利造成了混乱，破坏了秩序，尽管进犯我国的侵略者施展阴谋诡计，我们必须把1923年由国际联盟批准的法国委任统治执行下去，直到时机成熟，委任统治可以有效地终止之时，法国的工作必须继续下去。
因此你要以1936年同近东各国订立的联盟条约作为同他们谈判的起点。你要向近东各国政府提出，为了适应在这次战争中共同防御的需要，必须共同采取一些临时措施，这些措施也将是为此目的而达成特别协议的目标。
我负责在适当的时候通知国际联盟：在近东以新的政权代替委任统治政权，它将努力实现委任统治建立时所要实现的目标。(60)
贾德鲁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取得“独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对法国的特权地位的承认，并认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61)他认为叙利亚民族集团的“不妥协的民族主义”的影响已趋衰落，因此遵循戴高乐的意见，首先借助于1939年7月辞职的前总统哈希姆·阿塔西，想把法国人在同年同月暂时停止的宪法和议会恢复起来。然而，通过4次会议，关于“未来政府的组成及其纲领，所要订立的条约的内容及其批准程序以及在战争期间法叙关系的总的概念和具体细节”，(62)他都未能从阿塔西那里得到他所要求的“明确答复”。这位谨慎的叙利亚人却声言，他必须同其他的政界人士磋商；于是贾德鲁决心去依靠一个临时政府，它无需召开议会而可行使权力。他要物色一个人做它的首脑，此人须是意志坚强，行动果断，能够顶得住民族主义分子，还要有一定程度的公众支持，并且还得是经过充分考验的、真正的法国的朋友，以订立法国所希望的条约来报答法国恩赐给它的独立。他找到了谢赫·塔杰丁·哈萨尼这么一个人物，在他的笔下，此人颇得大马士革保守的中产阶级和温和派的支持，在下层阶级中深受爱戴，同时还得到阿拉维和德鲁兹首领们的信任，他们都希望摆脱大马士革的中央统治。
总之，如果从叙利亚公众舆论的观点来看，塔杰丁远远不能享有阿塔西总统所能享有的那种全国一致的支持；但如果塔杰丁遇到富有战斗性的民族主义派的反对时……却具有阿塔西所缺少的素质：大胆果敢，政治敏锐，手腕高明，精力充沛。他已经同我们携手合作。我们可以信赖他会恪守诺言，不会为外国人的献媚所勾引，或为其威胁所吓倒。(63)
谢赫·塔杰丁同近东国家的委任统治强国曾有过长久而变化多端的政治联系的历史。本《概览》前几卷中对此已有一些记载。(64)盟国占领大马士革后，继续执政的哈利德·阿兹姆临时政府现已辞职，一个新政府随之组成，新政府中虽然容纳了3个“持不同意见的民族主义分子”，但民族集团当前的领导人则均被排除在外。9月27日，贾德鲁正式宣布了叙利亚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这种独立和主权仅仅因为当前战争的迫切要求而受到限制。新国家有权任命其国外的外交代表，并有权征召自己的军事力量；但在战时，这些军事力量以及一切公用事业，尤其是交通工具，都应受盟军司令官的支配。盟军司令官和总代表也将同叙利亚共和国的宪兵队、警察以及安全当局保持最密切的合作。“战时的叙利亚确实需要保卫，不只是为了抵御外来敌人，还要防备内部敌人。”(65)11月26日轮到宣布黎巴嫩独立。贾德鲁直言不讳地宣称，黎巴嫩仍然是法国政策的一个“人为的结构”；它本身没有任何聚合力，相反，它是处于的黎波里民族统一主义的一种离心力压力之下。(66)然而，由于“遍于各地、异口同声的……而且异常迫切的”公众舆论使他确信，如果没有法国的继续帮助和友谊，黎巴嫩的独立是不能想象的，他在声明稿中宣布，“自由法国认为，黎巴嫩国在政治上和领土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完整性不容任何侵犯”；(67)斯皮尔斯（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对他的保证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他把这说成“与其说是恶劣的描绘，还不如说是一种拙劣的攻击”。(68)德高望重的艾尔弗雷德·纳卡什保持了总统的职位，把两个主要党的领袖排除在外；受到排挤的政党领袖之一贝沙拉·扈利指责新政权不符合宪法，独立是虚假的，要求举行新的选举。他得到马龙派大主教的有力支持。(69)
英国立即承认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而且非正式地敦促美国予以承认，它提出的理由是这将给中东带来更大的稳定，并增强盟国在那里的地位。然而国务院却犹豫不决：如果不谈判签订一项新的条约而就予以承认，可能要损害1924年同法国签订的条约中所规定的近东国家美国公民的权利；他们仍然同维希政府保持着关系；而自由法国提出的在近东国家居于首要地位的要求，含意又十分复杂。他们还主张，只要拖延承认，他们就可以留有余地，以便坚持要法国人澄清其提出的特权要求，这一立场却是英国人所难以坚持的，因为他们早已原则上接受了这些要求。不过美国政府还是在11月19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对两国人民的这种自然与合法的愿望表示同情。(70)埃及对黎巴嫩拒绝予以承认，而伊拉克则对两国都拒绝承认。事实上是已经存在的局面并无变动。贾德鲁不受两国政府立法权的限制，继续发布命令，而且仍旧控制着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经济利益，以此作为“一种保证，以防两国政府企图逃避义务……不同法国订立条约”。(71)民族主义者日益激烈地反对法国不断利用军事安全条款以达到政治目的，彰明较著的是公安部（托付给一个对东方人圈子里的纵横捭阖和阴谋诡计深有经验的人）所执掌的镇压大权，(72)以及严格的新闻检查制(73)和白报纸的控制和配给。
这时，近东地区法英军事指挥部的关系已经安定下来，从技术角度来讲，堪称融洽无间，它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奋斗，而从个人角度来讲，也能相互容忍（事实上常常是亲切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双方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却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前面已经剖析过的那些根本分歧，甚至连纯粹的技术问题都难免要被波及。例如1941—1942年冬，粮食的严重匮缺是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叙利亚人的囤积居奇（大量的是属于投机牟利的性质，同时也是由于对国家的政治和战略确实有前途茫茫之感和缺乏适当的管理所致）。(74)粮价上涨到战前的11倍，是1941—1942年世界粮价的两倍半；有些地区和城市贫民受到饥饿的威胁，在一些城镇发生了严重的骚乱。根据驻开罗的国务大臣建议，斯皮尔斯代表团设法通过中东补给中心从海外进口小麦以打垮囤积商人的集团。但由于现有补给不足，他们弄到手的不满10万吨；商人们动用他们埋藏的大批金币，把进口的粮食悉数购进；“市场像海绵一样吸尽了粮食”；这一试验对粮价的水平还不曾产生任何实效就不得不予以放弃，(75)不过它毕竟还是渡过了饥馑，也制止了抢粮的骚乱。叙利亚出产它所需的大部分粮食，但谢赫·塔杰丁的政府拒绝同法国人所创立的混合办事处合作，除非其中也有他们和英国的代表参加，理由是他们不愿意从属于总代表，也不想领教法国特种后勤部队官员和奉法国之命征购粮食的宪兵队的那种独断专行的办事方法。既然无法使贾德鲁满足他们的要求，叙利亚政府就（不免使贾德鲁觉得恼火）求助于斯皮尔斯，他已于1942年2月8日被任命为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公使。斯皮尔斯向贾德鲁表明，粮食问题如不解决，事关军事安全，因此建议，粮食的征购和分配应委托英国第九军总指挥官负责。然而这样做是法国的特权和尊严所不能容忍的。经过在贝鲁特和开罗的长期谈判，终于在5月16日达成协议，建立了一个粮食局，由一名叙利亚人任局长；法国、英国和黎巴嫩都派人参加；由英国人主持财务以保证提供资金；法国总代表和英国公使有共同的最后裁决权。英国人和法国人担任董事的人数相等，有一大批法国和英国征购人员，各级机构都有叙利亚的地方官员任事。这一新的机构行使其职能直到战争结束，使粮食的消费和出口得到足够的供应，只是价格上涨在所难免。(76)可是对贾德鲁来说，这样的解决办法乃是“胜败参半”，因为他不得不允许英国人在按照委任统治权和利特尔顿—戴高乐协议规定的法国人权力范围内享有对等的权利。他声称，粮食局的创立，使斯皮尔斯的“一大批经济官员在这个国家里充斥泛滥，这些人大都是政治宣传员”；(77)但是，为了对付法国人的批评而为他的政策辩护，他争辩说，在这个问题上也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法国人必须作出抉择，如果不同英国人妥协，就是实行决裂，而决裂就意味着自由法国在近东国家的权力到了末日——
老实说，尽管黎巴嫩人对此可能会感到懊恼，而叙利亚人却不会。……因此必须坚持……像保卫军事阵地一样，有时打打，有时也谈谈，必要时把战壕和外围工事放弃给敌人也可以。但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要固守阵地的中心。(78)
这时，法国人和英国人对民族集团领导人舒克里·库阿特利的态度，是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之一。盟国占领叙利亚不久，他小心谨慎地离开了那里。贾德鲁把库阿特利说成是一个危险的煽动分子，是轴心国的间谍，证据是他在1941年初同德国停战委员会进行过谈判。民族主义者反对谢赫·塔杰丁无疑是引起这种说法的部分原因。贾德鲁要阻止库阿特利回国，理由是他会立即引起国内骚动。但另一方面，英国人把他视为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79)只要向真正独立采取若干切实可行的步骤，他是愿意同盟国合作的。他们向法国人指出，把他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更可能引起骚动，而不是防止骚动。因为如果民族主义者继续受到挫折，在某个对于盟国事业不利的时刻，他们就可能倒向德国；英国人终于说服法国人，在1942年夏天准许他回国。在此期间，正如贾德鲁所承认的那样，黎巴嫩宪法仍被停止实施，几乎成为一件怨声载道的事情。4月4日，斯皮尔斯通知他，英国政府希望早日举行选举，并为同一目的继续对纳卡什总统施加压力。贾德鲁获悉两个互相竞争的黎巴嫩政党的领袖中更加具有泛阿拉伯倾向的贝沙拉·扈利正在进行活动，企图博取埃及和伊拉克两国首相的支持，乃于4月29日向伦敦的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建议，说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开这种令人讨厌的选举要求，那就是重新召集法国人于1939年9月停止行使权力的国民议会；(80)但是民族委员会否决了这一建议，法律上的理由是那一届国民议会的任期已满。5月15日，英国新任驻节中东国务大臣理查德·凯西，(81)重申英国政府的要求：早日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将于11月举行的选举。贾德鲁同凯西第3次会晤时，认识到必须作出让步，“出于无奈而只得抓住这惟一的机会”向民族委员会提出建议，务必要在6月15日前后宣布此事。民族委员会勉强同意，把责任推还给贾德鲁；但在6月15日前，情况变化到了贾德鲁认为在他意料之中的地步：英军在托卜鲁克以南的一场决定性的坦克战中，吃了败仗，接着就在西部沙漠全线退却。那一年近东国家也就没有举行选举。贾德鲁的保持威望政策只赢得了几个月的时间，恰似前朝法兰西的一个农民攒积下几枚铜币一般；(82)1943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贾德鲁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83)
7月，贾德鲁和斯皮尔斯之间发生了一场新的争端，这使他同斯皮尔斯断绝了来往，(84)国务大臣为了息事宁人，写了一封信给贾德鲁，下面是信中的一段：
斯皮尔斯将军已向我绝对保证，他绝不会以破坏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影响或阻碍你的活动为己任。他还进一步说明，任何诸如此类的态度，同他所接到的指示，同首相1941年9月9日在下院的声明中所阐明的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都是背道而驰的。……
你作为法国民族委员会的总代表和近东国家总司令，斯皮尔斯将军完全承认你的特殊地位和权利。至于我，我敢相信，鉴于英王陛下政府目前在近东国家的独特利益，你将承认英王陛下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公使在目前情况下所承担的特别责任。(85)
贾德鲁接受了这一保证，虽然他不见得不会注意到，1941年9月9日丘吉尔的声明(86)对利特尔顿—戴高乐协定以及据他说还有其后的换文所确认的那些法国权利，包含有某些限制。(87)在此时期，戴高乐巡行中东，抵达开罗。他立即拜访了凯西，凯西要求他同意宣布近东国家举行选举。7月初（即撤退到阿拉曼之后），贾德鲁曾同意在8月份宣布举行选举，如果届时英国在西部沙漠重新获得军事优势的话；但戴高乐当时却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近东国家的选举是法国的事情，目前英国人还是专心致志于更加紧迫的事情——打击隆美尔——为好。(88)尽管英国不断呼吁戴高乐返回伦敦，有紧急事务等待他去处理，但当时他还是在近东国家逗留了一个月，公然表明要显示他的决心，对所谓英国要剥夺法国的委任统治权的种种伎俩，寸步不让。(89)当美国驻贝鲁特领事（一个过去亲维希的人），在其总领事休假不在的情况下，要求他对英国的“越权行为”提出一份备忘录时，这位刚愎自用的将军告诉他，他决心要同英国人“立即摊牌”：如果他们不把斯皮尔斯调离，一切合作都将就此结束；法国将准许这两个国家独立，但非要等到两国人民为此作好准备不可，而这在几年之内也许还办不到——这一声明促使科德尔·赫尔批评它同上一年贾德鲁屡次发表的有关独立的声明不相协调。(90)8月28日，戴高乐在贝鲁特向法兰西联盟中心讲话时又一次强调，“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领土的各个部分和一切民族或宗教集团……几千年来都不知真正的民族独立为何物。”他宣称，现在举行选举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断言，这一问题的决定和时间的选择，法律上纯粹是法国当局的权限。
机器的速度、思想和利益的渗透，以及经济因素的彼此重叠，把这个世界缩小到如此地步，显而易见，独立和孤立不再有丝毫的联系。任何国家如孤立无援就难以自立，更无发展可言。叙利亚和黎巴嫩懂得，不论是为了它们的进步，还是为了它们的防务，都需要同法国结成紧密的联盟。法国也相应地不想放弃它执行了这么许多世纪，历尽盛衰而引为自豪地传布文化的使命，也不准备取消因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结盟而理当承担提供安全的保证。(91)
6月份第八集团军在西部沙漠所遭受的损失，使奥金莱克将军把驻扎在北方战线——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的大部分部队撤调去增援。(92)戴高乐从而注意到，由于英国第九军在近东国家的人数大见减少，使自由法国部队在数量上大占优势，于是他援用利特尔顿—戴高乐协定第3条，提出当时仍由第九军总指挥官统率的近东国家的法英军队应归自由法国指挥。戴高乐提出这一要求的重要性，正如贾德鲁所说的，既是“政治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但是中东地区的总司令官却回答说，第九军仍有各级官兵44 000人，因此仍然超过了自由法国的实力。(93)英国人事实上是并不准备因为一时危急而放弃一个基地的指挥权，这个基地迟至1943年秋发生多德卡尼斯战役时仍然具有其重要性；1942年9月30日，丘吉尔直截了当地告诉戴高乐：“指挥权必须仍在英国人手中。”(94)
9月23日，戴高乐离开布拉柴维尔动身去伦敦时，曾通知贾德鲁，说他决心“彻底清除脓疮，不达目的，誓不罢休”。(95)30日，他同丘吉尔会晤，结果是一切有争议之点都完全陷入僵局，戴高乐公然宣布，不论是叙利亚人还是黎巴嫩人，都没有举行选举的要求；威尔逊将军作为一个军人，对选举也同样持反对态度。(96)为了缓和这一僵局，英国外交部和自由法国外交事务专员经过一番努力，拟订了一份英国—自由法国关于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事务协商制度建议草案，于10月9日电告贾德鲁：将在伦敦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在近东地区建立一个混合委员会，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选举则在1943年春季举行。这个意见似乎起源于上一年4月4日贾德鲁向斯皮尔斯提过的一项建议：使一项共同的中东政策的一些原则协调起来，以便应用于英国和自由法国分别负责管辖的地区；(97)但在10月16日，贾德鲁已看出它是“一杯毒酒”，极力主张拒绝英国的建议。他反对这样一种方案，即双方都必须同意做到一切服从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一共同目标，因为军事安全的动机常被英国人援用来迫使法国人作出政治上的让步：“假如共同胜利不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权利和利益，那么对于法国来说，这种胜利就失去了值得注意的意义。”(98)无论是给予近东国家什么样的独立，无论对中东总的局势会引起什么反响，这些权利和利益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予以保持。法国不能为了适应英国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策，而调整它自己在近东国家的传统政策，“主要是基于大体上保护基督教徒少数派的权利，而特别要维护黎巴嫩的完整”。(99)拟议中的这种英国—自由法国的伙伴关系，势必把法国置于次要地位，所以他本人宁愿保持目前这种意见不合的状态，以使法国的权利得到保护，而不愿达成协议来使法国的权利在现在和将来都要从属于英国中东政策的整体需要。(100)尽管有此反对意见，但由于阿拉曼战役大捷，由于11月6日英国和维希法国之间的停战协定在马达加斯加签订，以及丘吉尔对自由法国对于马达加斯加和法属北非的情绪所表示的关切，因而两国关系有所改善；贾德鲁于11月下半月访问伦敦时，得到民族委员会的批准，宣布来春恢复近东国家的宪法政府，夏季举行选举。(101)
因此，经过在近东地区18个月的颇不协调的联合之后，英国人和自由法国人在互相接受对方的大不相同的观点上比开始的时候距离更远了。贾德鲁的坦率态度透露出，他至少懂得英国方面想以审慎的让步来安抚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力量(102)的愿望；他的抵制，主要不是由于他认为英国政策不切实际或者是方向错误，而是由于它同法国鼓励派别利益、“分而治之”的传统政策有矛盾。所谓保护近东国家基督教徒权利那种激动的主张，不过是法国知识界的妄自尊大和自我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所起作用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外表，他们有一个法国的学校网充当“我们控制近东国家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基础”。(103)自由法国在当前的局促处境下，也不可能改变它的态度：“我们资源匮乏，迫使我们对于原则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因为这是我们的惟一武器。”(104)颇有耐心、擅长外交的贾德鲁的观点尚且如此，那么从他那个刚愎自用、感情用事的首脑那里，又能指望些什么呢？英国同自由法国在日常打交道中，不论有什么过错，贾德鲁已经表明得一清二楚，根本的分歧在于法国人和黎巴嫩人中的亲法少数派囿于狭隘的门户之见，而泛阿拉伯人士和英国人（两者同样也受利己主义的驱使）则也许是过分乐观地着眼于一种规模要大得多的统一。自由法国人由于他们在物质上的脆弱和思想上的顽固，因此在这场利害关系的冲突中，终不免遭到失败；但他们有一个不自觉的愿望，就是不肯承认这些弱点，这就导致他们虚构出一个典型的“背后捅刀子”的神话，按照这种神话来说，英国从一开始就执意要把他们从近东地区撵走，因此千方百计使他们保持软弱状态，使他们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恶化，而自由法国也就不得不在原则问题上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
(1) “自由法国就是法兰西，法兰西就是自由法国，也就是永恒的法兰西，它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穷而弥坚，败而复兴，历来如此，它哺育了众多的英雄人物，它建树了无数的伟大业绩，它焕发出理想光芒。凡此种种形象，备于它的一身，东方贤哲昔日即已为之心折。”（贾德鲁，第199—200页）
(2) 参阅卡明：《法英在战后近东的竞争》。
(3) “我在英国特工人员身上遇到的这种敌对情绪和……根深蒂固的成见实在太多了。”（贾德鲁，第41页）参阅一位地位很高的英国权威人士的如下评论：“维希法国失败后，落入我们手中的许多文件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法国人的疑心〕。举例说，我记起有一份关于朗格里格准将的多年活动的档案材料，内容广泛，富于想象；还有许多关于沃尔特·斯马特爵士和克莱顿准将的议论则纯属虚构。”从下文中，我们将看到，贾德鲁和其他的法国作者都曾断言，英国在搞阴谋要把他们撵走。他们常常这样讲，不是把这一断言视为需要求证的假设，而是作为他们进行辩论的前提。但贾德鲁有时也承认，英国的某些损害法国的具体行动，是由于法国的错误判断惹出来的。
(4) 见上文，原著第92—95页。
(5) 米塞利埃，第172页。
(6) 见下文，原著第252页。
(7) 见贾德鲁，第99页，第116—122页；苏斯戴尔，第1卷，第242—243页；韦维尔：《战况报告之四》，第85—86段。
(8) 米塞利埃，第224—225页。
(9) 韦维尔：《战况报告之四》，第87—88段。5月20日，戴高乐从布拉柴维尔打电报给贾德鲁，他认为：“向大马士革进军只需几小时就可大功告成。即使只有用卡车装载的一个营，我们也必须向大马士革挺进。心理影响将会使其余问题迎刃而解。”（贾德鲁，第126页）
(10) 丘吉尔，第3卷，第290页；美国版，第3卷，第324—325页。
(11) 贾德鲁（第126页；又见第125—128页）断言，英国情报部门和他自己的情报人员同样地误报了敌情；但参阅韦维尔：《战况报告之四》，第87—88段。
(12) 参阅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13—114页。他补充说，在5月份第3周最初考虑这一文告时，“我们的建议是叙利亚的自由不得有任何保留；为黎巴嫩提出的宪法则要顾及法国的利益，还要保障少数民族（这是一个弱点）；德鲁兹山区应实行自治，而不隶属于叙利亚政府，如果它有此意愿的话；我们非常强调，发表任何声明都应清楚明白，毫不含糊。”（同上书，第110页）
(13) 5月10日，英国外交大臣在下院声言：“英王陛下政府……向来对于叙利亚的独立愿望怀有巨大的同情”；15日，他对一位议员的看法表示同意，说这样的意见“当然是有力的”，那位议员的主张是维希政府既已脱离国际联盟，该政府对近东国家的委任统治也就不存在了（下院辩论，第5辑，第371卷，第1188栏，第1264栏）；29日，他在伦敦市长官邸的讲话中宣布：“前几天我在下院说过，英王陛下政府对叙利亚的独立愿望，怀有巨大的同情。现在，我愿重申这一态度。但我还要进一步加以说明。自从上次战争结束时达成解决以来，阿拉伯世界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许多阿拉伯思想家希望阿拉伯各国人民实现比目前享有的更大程度的统一。在取得这个统一的过程中，他们希望我们给予支持。对于来自我们朋友的这样的呼吁，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在我看来，阿拉伯各国之间在文化上和经济上的联系应该加强，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也应加强，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凡是得到各方面一致赞同的任何方案，英王陛下政府理应给予全力支持。”（《泰晤士报》，1941年5月30日）
(14) 丘吉尔，第3卷，第294页；美国版，第3卷，第328页。7月9日叙利亚即将停战之时，丘吉尔通过一个代理人给维希政府带去一个口信，说明：“阿拉伯的独立至关重要，任何事情都不能与之相抵触。……只要法国对叙利亚的独立不存偏见，它将是所有欧洲国家中享有优越的特权地位的一个。……我们都对阿拉伯的独立承担义务，但我们认为，法国战后在叙利亚可以指望获得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中我们在伊拉克所已经确立的那种地位。”（同上书，第714—715页；美国版，第799—800页）
(15) 引文见《政府公报，辩论》，1945年6月20日，第1142页。
(16) 贾德鲁，第137—138页。
(17) “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部队”（丘吉尔，第3卷，第294页；美国版，第3卷，第328页，引丘吉尔致罗斯福的电报，1941年6月7日）。
(18) 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策的声明，1941年6月8日—9月9日》（Great Britain，Foreign Office：Statements of Policy by ..．the United Kingdom in respect of Syria and Lebanon，8th June — 9th September 1941），敕令第6600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5年版），第1号。
(19) 同上书，敕令第6600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5年版），第2号。
(20) 苏斯戴尔，第1卷，第248页；参阅贾德鲁，第160页。
(21) 贾德鲁，第158页。
(22) 米塞利埃，第219页。
(23) 贾德鲁，第160页。
(24) 同上书，第153页，第161—162页。贾德鲁的话前后不一致。一方面，他指责威尔逊“俨然以罗马派来的总督自居”（第164页），并怀疑他不愿看到自由法国的兵力大量增加；但另一方面，为了开脱他自己在这一点上（我们将会看到当时不在场的戴高乐对此以及其他事情如何发怒的情况）作了让步的责任，他问道，即使让维希部队摆脱其各级长官的影响，事实上是否会有大量的人归向自由法国（第162页）。
(25) 贾德鲁，第160页；但须对照戴高乐7月21日的电报（《费加罗报》，1949年9月24—25日）。
(26) 7月14日是法国国庆节。——译者
(27) 贾德鲁不容置辩地指出，维希政府不会同意把这些武器和部队转交给自由法国这一批“叛逆者”，所以他同意把武器和部队移交给英国人，他认为“内心的满足”比“自尊心的满足”更为可取（贾德鲁，第162—163页）；但是戴高乐却把自尊心看作是命根子。
(28) 苏斯戴尔，第1卷，第251页。
(29) 同上书，第252页。
(30) 原文如此；但据黎巴嫩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的发言〔《官方记录》（Official Records），第1年，第1集，第1期，第296页，1946年2月15日〕：“英军共约12 000人，而自由法国的军队是在2 500—3 000人之间”；参阅韦维尔：《战况报告之四》，第85段，第89段，第90段，第92段。
(31) 在已发表的两种文本中，有一处重要的分歧。贾德鲁（第165页）说是“自由法国部队”，而苏斯戴尔对备忘录转述得更为详尽（第1卷，第252页），他说的是“全部法国武装部队”，则似乎含有对维希部队也提出要求的意思。首先发表的是后一种文本，看来是完全符合戴高乐的精神的；贾德鲁的说法可能是一种外交上的委婉辞令。
(32) 米塞利埃（第223页）说，丘吉尔整夜情绪激愤，准备接受同戴高乐的决裂。
(33) 苏斯戴尔，第1卷，第252—253页，他说这封信就是“声明的附件”，这显然是错误的。
(34) 苏斯戴尔，第1卷，第254页。
(35) 文本见贾德鲁，第166—168页。经协议，自由法国的军队应靠近维希的军队驻扎。威尔逊勋爵评论说：“这种做法，结果将把选择变成一次选举，双方都发表演说，呼喊口号，并打出旗帜。……我个人认为，如果照本来的安排去做，原可免除许多敌意，而且也许有更多的人投奔过来。”（《海外八年》，第121页）
(36) 文本见贾德鲁，第168—171页。
(37) 贾德鲁，第171页。
(38) 贾德鲁，第172页。
(39) 同上书，第174页。
(40) 罗伯特·蒙塔涅：“大不列颠在‘阿拉伯国家’中的政策”，《外交政策》双月刊（Robert Montagne：“La Politique de la Grande-Bretagne dans les ‘pays arabes’”，Politique Étrangère），1946年11月，第496页。
(41) 它似乎是基于下列荒谬的推理：“如果英国人要撵走我们，他们就一定会如此这般去做；他们已如此这般去做了，因此他们就一定要千方百计撵走我们。”
(42) 关于在近东国家停战后的3个月中英国和自由法国在杰齐拉地区（叙利亚东北部）的摩擦，参阅贾德鲁，第146—147页，第175页，第180—181页，第184—185页，第188—189页；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24—125页；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将军（后为陆军元帅）：《在中东的作战，1941年7月5日—1941年10月31日》〔Claude Auchinleck：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5 July 1941—31 October 1941（《伦敦公报》附刊，1946年8月21日，第37695号），以后简称奥金莱克：《战况报告之一》〕，第10段；格拉布：《阿拉伯军团史话》，第341—345页。
苏韦达是从维希军队手中夺取过来的德鲁兹山区的主要城镇。7月14日，英军进入苏韦达时，英军指挥官命令把驻扎官宅邸的法国旗降下，并代之以英国国旗。贾德鲁本已察觉，德鲁兹山区头领中有一派人想把他们这个省区归属外约旦（参阅《概览，1928年》，第329—332页）。因此他当时认为，国旗事件意味着“无情地驱逐法国”，于是迅即下令派遣一营由他手下的一个极端沙文主义的上校（马格兰–韦内雷，化名蒙克拉尔）指挥的塞内加尔部队，去重新占领驻扎官宅邸，并重新升起法国旗。当地英军指挥官以武力威胁，从而制止了这一行动，然后同意悬挂法国旗，并由一个法国护旗班守卫。贾德鲁召集德鲁兹山区的主要头领到大马士革同他会见，从而表明，管理他们事务的责任已由临时经手的英国人转移给自由法国。英国人劝告那些在外约旦曾归顺过他们的头领（另一派人曾支持过维希）顺从自由法国人；但当贾德鲁告诉他们，不管其他人有什么想法，“法兰西国旗将继续在山区上空飘扬”时，这些亲外约旦派的首领们告诉他，他们没有闲工夫同他或其他法国人多啰嗦。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仍对贾德鲁派到苏韦达的法国官员不理不睬，但因得不到英国人的鼓励，久而久之也就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参阅贾德鲁，第167—168页，第174—175页，第179页，第184页，第208—210页；威尔逊勋爵致《费加罗报》的信，见1949年10月13日该报；贾德鲁的信，见1949年10月20日该报）。
(43) 贾德鲁，第195页；参阅第191—195页。有关这一指责的历史背景，参阅作者《中东简史》一书的“英国及其在中东的对手，1770—1914年”（第71—86页）；以及爱德华·德里奥：《东方问题》（Édouard Driault：La Question d'Orient），第8版，巴黎，阿尔康，1921年版。
贾德鲁并没有把矛头针对斯皮尔斯，指责他推行一种个人的而不是政府的政府，像一些比较肤浅不知底细的人士有时提到的那样。关于斯皮尔斯在处理同自由法国人的关系时的心理状态，不论人们有些什么说法，目下我们必须承认他的声明：“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贯彻丘吉尔先生在下院公开阐明的政策。”（记者招待会，据《世界报》的报道，1949年10月20日）贾德鲁（第191—195页）对斯皮尔斯在近东战役期间和战役之前给予他的支持表示赞赏（参阅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11页），但也使1940年下半年以后斯皮尔斯和戴高乐之间的个人冲突更为显著，这对决定近东各国未来的命运并不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在文件没有公布的情况下，要对这一因素进行详细估价，尚非其时。
(44) 贾德鲁，第176页。
(45) 关于这次会晤的记录，见贾德鲁，第178—182页。
(46) 同上书，第183页。
(47) 贾德鲁，第183页。威尔逊宣称，自由法国人“想尽量拖延时间，以便在维希人员离开之前施展一下有说服力的雄辩，而从我们的利益考虑，则应尽快使这些沾有维希和同德国人勾结的污点的人离开这个国家”（《海外八年》，第119页）。罗伯特·蒙塔涅的报道（“阿拉伯联盟”，《外交政策》双月刊，1946年5月，第195—196页）中，有一些重要的细节是不正确的。例如，他宣称，英国人怂恿维希分子同意乘英国船遣返；但维希报纸的报道中列举的遣返用船都是法国的（《时报》，1941年8月25日、29日，9月5—8日、10日、17日和19日；参阅贾德鲁，第152页）。威尔逊还说：“船只抵贝鲁特港后，船员不愿回法国，他们这一行动得到了自由法国代表的鼓励。……对此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否则，船只没有了船员，护航队就无法起航，我们也就不能把维希部队送走；码头必须出清，船只都由军队严密警卫，以防船员开小差。”（《海外八年》，第121页）
贾德鲁（第184页）抱怨说，当一些法国情报军官愿意投向自由法国，而当茨宣称他们属于“当权人员”的范畴，维希业已命令他把他们全部遣返回国时，威尔逊支持当茨，“想借此彻底搞垮我们在整个叙利亚的政治活动……”。贾德鲁因此不得已而用一些合适的团级军官去代替他们。由于这些军官缺乏经验，“因而觉得无法同斯皮尔斯的政治官员用相等的武器进行较量（lutter à armes égales）……（这些人）都是按照搞情报工作的方式和目的训练出来的”（原文如此，同上书，第212页）。值得注意的是，贾德鲁把武装冲突的隐喻信手拈来，用之于英法关系；参阅下文，原著第123—124页。哈罗德，尼科尔森对“战士或英雄”的外交理论同“商人或店主”的理论作了恰当的对比〔《外交》（Diplomacy），第2版，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51—55页〕；但贾德鲁远远不如他的英勇而难以相处的领袖那么专心致志于这两种理论中的第一种，而是变化无常的。
(48) 贾德鲁（第173—174页）说，他们坚持要做到这一点，致使威尔逊以军事管制法相威胁，关于这个问题，他又没有提供任何具体情况。
(49) “看来有必要将贝鲁特和叙利亚其他港口置于英国海军的控制下，戴高乐的代表贾德鲁将军对此表示同意。戴高乐亲自指定了一名法国海军军官在贝鲁特负责指挥。我们的对策是把在苏达湾出了名的J·A·V·莫尔斯海军上校派到了贝鲁特。他办事素来精明强干而又彬彬有礼，转眼之间就把值得控制的一切事情都抓到了手里。”（坎宁安：《一个水兵的漂流记》，第398页）
(50) 6月28日戴高乐曾向丘吉尔提出要求，英国的“安全、情报、经济和类似的活动应予集中并加以限制，以免造成一种印象，使人以为叙利亚是由一部分英国军队和在英国人指挥之下占领的，因而导致这样的后果：不是使法国人大权旁落，就是出现某种对法国人的权力的控制”（贾德鲁，第159页）。
(51) 据法国社会党议员乔治·戈尔斯估计，英国政治和情报官员大约有60名（《政府公报，辩论》，1945年3月22日，第613页）；但参阅下文，原著第123页。
(52) “殖民部人员的传统作风经常令人不安，有时甚至使人憎恶。”（罗伯特·蒙塔涅：“大不列颠在‘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外交政策》双月刊，1946年11月，第496页。）苏斯戴尔（第1卷，第340—341页）描绘殖民部仍然“奉行着劳伦斯上校的宏图大业”；参阅贾德鲁和皮奥，原著第82页注①（即本书第122页注②。——译者）曾引用。
(53) 贾德鲁，第199页。他们拒绝了由英国官员担任副职而根据法国命令行事的建议。
(54) “在叙利亚的大约1 200名法国人中（不包括教会的教士及其从属人员），约有1/3的文职人员归顺自由法国，1/3被容许留在叙利亚而不必归顺，1/3返回法国。毫无疑问，有些人之所以归顺，不过是为了个人的方便。总之，具有第一流行政管理才能的人大感缺乏，而那些腐败无能或声名狼藉的前维希官员却仍留任原职，使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怨声载道。”（奥金菜克：《战况报告之一》，第8段）参阅贾德鲁，第201—203页。
(55) 1941年9月9日丘吉尔在下院说：“在这里我不妨顺便说明一下我们在叙利亚的地位。我们在叙利亚绝无野心。我们无意取法国而代之或把法国挤掉，也不想在叙利亚任何地区以英国的利益去代替法国的利益。我们在叙利亚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然而我必须讲得清清楚楚，我们的政策是，必须把叙利亚归还给叙利亚人，以便使他们尽早地享有其独立主权的权利，这是我们的自由法国盟友所赞同的。我们并不建议创立一个独立的叙利亚政府或几个政府——因为可能不止一个政府——的进程要等到战争结束才开始。我们考虑不断增加叙利亚人在行政机构中的比例。法国保持其战前在叙利亚的那种地位，是不成问题的，但法国政府也已认识到那种地位必须有个结束。另一方面，我们承认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法国在叙利亚处于一种特殊的特权地位，而且就欧洲各国在叙利亚的影响而言，法国的影响将是首屈一指的〔尊敬的议员们问道：“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已经决定采取的政策。我们到那边去并不是为了剥夺法国在叙利亚的历史地位，而是出于履行我们对叙利亚人民的义务和诺言的需要，但也只以此为限。若说单纯以自由法国的利益取代维希法国的利益，即使是在战时，那也是不成问题的。叙利亚各族人民必将收回他们的权利，这在国务大臣同自由法国代表所交换的文件中已得到完全确认。”（下院辩论，第5辑，第374卷，第76栏）
贾德鲁（第185页）把这一切说成是“令人不安的说法，因为它使7月底所达成的协议和利特尔顿的声明都成了问题”。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和英国政府之间的谈判继续进行，但贾德鲁所发表的法国方面的文件（第185—190页），是否客观地表达了英国的态度，是值得怀疑的。
(56) 《曼彻斯特卫报》，1942年4月20日。贾德鲁（第200—201页）说，维希分子把几百名技术人员留了下来，想把他们组成一个“第五纵队”，还要他们每人在一份表示效忠贝当元帅的声明上签字。
(57) 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24页。“许多事件……使人感到，在它背后，不单纯是一种对外国人统治这个国家的普通的、民族主义的反感；这看来有3个原因：国家的财政被牢牢地控制着，而官吏们有某种程度的弊端；使用塞内加尔人的部队平定骚乱；以及某些特工官员所采用的残酷手段，他们手下的警卫队毫不踌躇、不分青红皂白地向阿拉伯村庄开枪。”（同上）
(58) 《泰晤士报》，1944年1月21日。
(59) 格拉布：《阿拉伯军团史话》，第342—343页。
(60) 米塞利埃，第169—170页；又见第219—220页。
(61) 贾德鲁，第205页。
(62) 同上书，第222页。
(63) 贾德鲁，第224页；又见第217—224页；但参阅下文，原著第123页。
(64) 特别要参阅《概览，1925年》，第1卷，第444—445页；《概览，1930年》，第305—306页。费萨尔在大马士革的短暂的统治期间（1918—1920年），谢赫·塔杰丁曾一度属于民族主义运动，但接着又接受了法国的委任统治，而且在大清真寺的星期五讲道中，告诫虔诚的教徒承认法国的权威。他从事过世俗的和政治的事务，在1925—1926年叙利亚革命期间，他曾充当过民族主义者和法国人之间的调解人。他从1934年到1936年任总理，因议会遭法国人停止而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行使职权；但当1936年的选举使民族集团党掌握了政权时，他就退隐在巴黎；民族集团在战争的头一年遭到镇压时，他又回到了大马士革，法国失败后，继续效忠维希。
(65) 贾德鲁，第228页。关于来往信件和声明的原文，见同上书，第225—229页。10月17日，戴高乐从伦敦通知贾德鲁，宣布叙利亚的独立时仍要保持委任统治的存在，只有根据法兰西共和国法律正式批准的条约，才能结束委任统治，就是说只能在战争结束之后。关于6月8日贾德鲁声明废除委任统治，关于6月24日戴高乐许下诺言，即在“时机成熟，委任统治可以有效地终止之时”，通知国际联盟，委任统治政权为新的政权所取代，就不过是这么一些而已（参阅贾德鲁，第185—190页）。11月5日进一步肯定，贾德鲁将以总代表的身份，执行法国驻叙利亚高级专员的职权。一变再变……
(66) 的黎波里的人口主要是穆斯林，但法国不顾这一事实，于1920年把它并入旧黎巴嫩州。参阅罗伯特·蒙塔涅：“阿拉伯国家联盟”，《外交政策》双月刊，1946年5月，第182页：“黎巴嫩……同伊拉克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各族人的混合体，他们因信仰、派别、种族，有时甚至因语言的不同而相互隔绝。”法国人对于缓和这种种内部分歧，毫无贡献。
(67) 贾德鲁，第230页。
(68) 同上书，第231页。
(69) 同上书，第229—241页，第256页。
(70)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41页。
(71) 贾德鲁，第206页。这些“共同利益”中，值得注意的是海关收入，这项收入在1939年占总岁入的38%〔《叙利亚和黎巴嫩统计汇编，1944年》（Recueil de statistiques de La Syrie et du Liban，1944），以后简称《叙黎统计，1944年》，贝鲁特，共同利益高级会议，1946年版，第176—184页〕。
(72) 贾德鲁，第206页。
(73) 法国人不像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实行政治检查那样可以提得出一个借口，说要保持当地两种对立的民族主义的平衡〔恕我不敢苟同达夫尼·特雷弗的大作：《在白皮书内：1939—1947年英国在巴勒斯坦行政管理的几个方面》（Under the White Paper：Some Aspects of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Palestine from 1939 to 1947），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出版社，1948年版，索引：“检查制度”；凯斯特勒：《许诺和兑现》，第81—85页〕。试举一例，1942年11月21日，民族主义报纸《贝鲁特报》（Beirut）设法刊登一篇欢迎美国新任外交代表的文章时，经法国当局检查后，文章的一部分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尽管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处在战争时期，但这不应妨碍盟国在发表独立宣言以后，让我们履行我们对独立所承担的责任（被删去四五个字），让我们开始在一个我们希望它强盛而受尊敬的地方生存下去（被删去三行），尤其因为我们笃信民主（被删去两三个字）。……我们对沃兹沃思先生表示最衷心的欢迎（此段其余部分全被删去）。”
(74) 见贾德鲁，第268—269页；威尔逊：《海外八年》，第125页。由于这个国家久已习惯于使用奥斯曼帝国金币，因此对于随着法国法郎的贬值而接连贬值的委任统治政权的纸币很不信任；法国崩溃后，这种不信任感自然有增无已。银行存款从1940年12月的5 040万叙镑下降到1941年6月的3 160万叙镑〔A·R·普雷斯特：《主要生产国家的战时经济》（A．R．Prest：War Economics of Primary Producing Countries），剑桥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227页〕。
(75) 《泰晤士报》，1942年4月9日；参阅普雷斯特：《战时经济》，第14页和第237页，公元362年在安条克也有过类似的局面，使正在同波斯人打仗的罗马皇帝朱利安吃了败仗。
(76) 斯皮尔斯，致《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的信，1945年6月25日；参阅普雷斯特：《战时经济》，第222—224页，第228—231页，第239—240页。
(77) 贾德鲁，第272页。戴高乐指责英国人引来了“一群数不清的特务”（《世界报》，1945年6月5日），也许就是以这些官员为口实；这些官员也成为报道的借口，说英国政治官员“成群结队，无处不有，甚至连最小的村庄也无孔不入”（夏尔·安德烈·朱利安：“法国在中东的困境”，《外交》季刊，1946年1月，第24卷，第332页）；参阅迈克尔·克拉克：《民族》（The Nation），1945年3月17日，第302页。
(78) 贾德鲁，第272—273页。围绕建造那条连接海法和黎巴嫩的黎波里的战略需要的铁路，也发生过类似的威望之争。建造这条铁路，是为了把埃及—巴勒斯坦和土耳其—叙利亚两条标准轨距的铁路系统连接起来。法国人起初声称，这条铁路线应由英国出钱而由他们修筑，但遭到中东总司令部的拒绝，因为这样既增加开支，又拖延完工时间。于是法国人援引利特尔顿—戴高乐协定第4条，坚持要把这条铁路线的军事用途规定得极为有限（参阅朱利安，前引文；苏斯戴尔，第1卷，第340页，第344页，第355页；贾德鲁，第288页）。根据《纽约时报》驻耶路撒冷记者的报道（1942年9月8日），早在1927年，当时的法国高级专员就曾考虑修筑这条铁路连接线，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此也是梦寐以求的，他们认为阿拉伯国家之间物质交通的改善，将有助于它们的政治联合。黎巴嫩总理萨米·索勒赫就曾对这位记者说，命中注定了要英国政府去完成“别人”觉得力所不及的事。
(79) 关于舒克里·库阿特利青年时代在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参阅安东尼厄斯：《阿拉伯的觉醒》，第202页。
(80) 见上文，原著第80页。
(81) 凯西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人，从1940年起曾任澳大利亚驻美国公使。
(82) 见贾德鲁，第219页，第255—267页。法国一位北非问题作家谈到“法国的农民和银行家的谨慎”〔莱昂·罗歇：“北非政策演变的面面观”，《非洲和亚洲》（Léon Rocher：“Perspectives d'évolution politique en Afrique du nord”，L'Afrique et l'Asie），1950年第4季度，第28页〕。
(83) 5月，英国人未同戴高乐磋商就同维希分子在马达加斯加谈判，这件事使他再一次考虑把自由法国运动撤出盟国的联盟，把他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赤道非洲领土的基地上。然而贾德鲁极力反对这样做，尤其反对放弃近东国家。不久，在比尔—哈凯姆战役之后，英国对于重新装备西部沙漠的两个自由法国旅似乎行动迟缓，这又把戴高乐惹火了，他打算把这两个旅撤到近东国家，也因贾德鲁的劝阻而作罢（贾德鲁，第275—277页，第281页）。苏斯戴尔评论说（第1卷，第345页），6月底，戴高乐发觉艾登因西部沙漠传来失利的消息而感到十分沮丧，他还说：“英国似乎已被打得一蹶不振，丧尽元气，自战争爆发以来，悲观泄气的气氛第一次笼罩着白厅。”这种情况，以及自由法国在比尔—哈凯姆的英勇果敢，坚持不屈，同英国人在托卜鲁克丢脸的屈膝投降对比起来（在他看来是如此），毫无疑问，给戴高乐当时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增添了勇气。
(84) 贾德鲁（第279页）说，斯皮尔斯当着一个下属的面，对他说了些“怒气冲冲和威胁性”的话，原因是黎巴嫩内阁进行一次改组，没有事先同他磋商。但据作者所知，贾德鲁先前承诺过在内阁有所变动之前，要同英国人磋商；新任大臣中，有一个是封建头领，他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粮食局；斯皮尔斯要求贾德鲁的外交处负责人伯格纳〔见下文，原著第273页注④（即本书第401页注①。——译者）〕告诉贾德鲁，他希望有关这类问题应该同他磋商。伯格纳转达这一口信时使用了激怒他的上司的措词。
(85) 法文原文见贾德鲁，第280页。
(86) 见上文，原著第117页注⑤（即本书第176页注②。——译者）。
(87) 见贾德鲁，第184—189页。
(88) 戴高乐对凯西的态度，如何使丘吉尔（当时他为了撤换奥金莱克的总司令职务而正在访问埃及）似乎“不能容忍”，又如何促使他变卦，不再同意把斯皮尔斯调离近东国家，贾德鲁都有绘声绘色的描述（第281—282页）。但凯西1949年10月13日在给《费加罗报》的一封信中对此予以否认：“我必须说明，他对于此次讨论的叙述是由于他对发生的事情完全误会了。我从未向丘吉尔先生或其他任何人提出或建议把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从他的任所召回。”贾德鲁（同上，1949年10月20日）无意进一步评论。
(89) 见贾德鲁，第283页。
(90) 参阅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42页；贾德鲁，第251页，第263—264页；苏斯戴尔，第1卷，第347—348页，第354页；温德尔·L·威尔基：《天下一家》（Wendell L．Willkie：One World），伦敦，卡斯尔，1943年版，第20—21页。
(91) 原文载《法兰西》，1942年8月29日。参阅贾德鲁，第284页；苏斯戴尔，第1卷，第348—349页。
(92) 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将军（后为陆军元帅）：《在中东的作战，1941年11月1日至1942年8月15日》〔General（afterwards Field Marshall）Sir Claude Auchinleck：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1st November 1941 to 15 August 1942（《伦敦公报》附刊，1948年1月15日，第38177号），以后简称奥金莱克：《战况报告之二》〕，第329页。
(93) 英军总数中包括波兰、希腊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部队；法军总数中包括在近东国家征募的特种部队。
(94) 苏斯戴尔，第1卷，第360—361页；参阅贾德鲁，第285页。
(95) 贾德鲁，第287页。
(96) 苏斯戴尔，第1卷，第361页。威尔逊勋爵给作者的一封信中说：“我记不起曾把自己关于这件事的意见告诉过任何法国人。我本人并不希望在叙利亚出现任何麻烦，当时中东还处在来自北非或来自高加索的威胁之下。”
(97) 见贾德鲁，第261页。
(98) 同上书，第289页。
(99) 同上。
(100) 见同上书，第289—291页；苏斯戴尔，第1卷，第365—367页。
(101) 贾德鲁，第303—306页；苏斯戴尔，第1卷，第373页。
(102) “泛阿拉伯的走马灯”（贾德鲁，第334页，1943年3月6日）。
(103) 贾德鲁，第202页。3年之后，佩尔·卡里埃神父在讲到近东国家的法国传教士时还说：“这些在神命的召唤下成长，超脱了种种世俗的利益，献身于向人们的心灵传播福音，而不怀任何凡人的、政治的或民族的私心的男男女女，事实上现在却成了堂堂皇皇的法兰西大使，他们为法兰西奠定了不可磨灭的权利，这岂非是不可思议的天意所定。”（《政府公报，辩论》，1945年6月16日，第1129页）与此相似，在阿尔及利亚南部，那位“圣洁的帝国主义者”夏尔·德富科宣称，他的目标就是“使土地归于法兰西，使灵魂归于上帝”〔参阅安尼·弗里曼特尔：《沙漠在召唤：夏尔·德富科的故事》（Anne Fremantle：Desert Calling，the Story of Charles de Foucauld），伦敦，霍利斯和卡特，1950年版〕。
(104) 贾德鲁，第288—289页，1942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