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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一章
1939年希特勒的机会
第一节 德国历史的嘲弄
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般情况看来，这次实力较量的结果似乎已使德国一蹶不振。它不得不忍辱割让总面积相当大的领土：西边割让给法国；北边割让给丹麦；东边割让给波兰的领土更多，造成了更尴尬的地理影响。它也未能恢复它从1871年到1914年期间所享有的蒸蒸日上的经济繁荣。直到1925年，看来似乎德国的经济困难可能就是因为西欧的战胜国企图榨取德国无力偿付的赔款。但是，大幅度地减少了德国赔款的数目，美国又慷慨解囊，给予了大量贷款，从而使德国的经济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明显地有所恢复。然而，在1929年世界上刮起的经济风暴的袭击下，德国的经济第二次又崩溃了。这一事实表明，德国战后的经济症结，不能单纯归咎于它以前的敌手在战后早期所采取的荒谬的赔款政策。实际的原因一定蕴藏得更深：或许在于德国经济本身战后的某种损伤，或许在于德国经济和战后它的东邻国家经济之间的某种脱节。经过极其短暂的经济恢复之后，德国的第二次，也是更难加以解释的一次经济崩溃，在1932年让许多有资格的观察家认为，它战后的情况比他们在1924年所感到的还要严重得多。希特勒具有天才的最为显著的证据之一就是，这个不学无术的煽动能手竟然能够看到——如同他显然违反了一切理性和常识而看到的那样——战后德国的不幸局面同时也是一个大好时机。
希特勒所未能看到的是，这一时机也是一大陷阱。就短期而言，它为逐步顺利地进行侵略——希特勒表明自己是非常精通此道的——提供了机会，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领导德国的人缺少俾斯麦的远见，不知道适可而止，那么这一机会也可能为德国带来一场大灾难，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灾难显得微不足道。假使德国的领导人毫无克制，抓住接二连三的侵略机会不放，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不是第三帝国征服全世界，而是动员起无坚不摧的优势敌对力量来反击它，使它注定要遭到彻底覆灭的命运。
当然，这第二条道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结局。其后果不但毁掉了希特勒扩大德国疆土的事业，而且使俾斯麦、腓特烈大帝，甚至狮子亨利等人的事业全付之东流。普鲁士王国这时已经从欧洲的政治地图上完全消失，欧洲德意志人的东方边界已经退到12世纪初期他们活动的那条界线了。这些前所未有的有关人口和政治的大灾难，是希特勒执政所带来的讽刺性结果，但是这第二次，也是更大一次灾难的经济结果，对于德国人民追随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一种更具有讽刺性的报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可能料想，德国的经济状况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远为严重。它的东方政治边界现在已经后移到奥得河—尼斯河一线。它所残剩的领土，现在已全部处于这次大战中战胜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它还被一道把世界分为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两部分的“铁幕”分割开。处于铁幕外面的西德，正在收容大量的难民。他们不仅来自当时已并入苏联和波兰的德国领土，而且也来自德国的苏军占领区，来自苏台德，来自东南欧。这一困境看来较之1918年后魏玛共和国的处境要严重得多。然而到了1955年，它却证明是西德赶上了类似于1871年到1914年间第二帝国经济繁荣的大好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历史将在本《国际事务概览》的另一卷中加以叙述。(1)本卷仅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在这篇导论里，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下，两次大战之间的局势为德国人民的一个领导人所提供的进行侵略的机会，而这个领导人确实也具有抓住这种机会的天才和诡诈。这一机会得以出现，部分是由于那幅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政治地图，部分则是由于两次大战之间希特勒对之抱有复仇意图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心理状态。
第二节 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地图
1919年到1921年间，解决欧洲领土问题的决策人如同1814年到1815年间他们的先辈那样，谋求同时达到两个判然不同的目的。他们也没有认识到——虽然历史学家在事后是很容易看清楚的——他们为了达到其中一个目的所采取的措施，将妨碍另一个目的的实现。在这两次和平解决的办法中，目的之一是防止一个强大的侵略国家再次进行其统治世界的尝试，它是在受其威胁的邻国的共同努力下，经历了极大的困难，才被击败的。另一目的是根据在一项原则指导下制定的一个前后一致的方案，重新绘制欧洲的政治地图——它上面的旧界标由于侵略者新近进行的征战已经消失了。第一回，不久前出现的侵略者是法国；第二回则是德国。第一回，战胜国的政治家们谋求实施的原则是“正统性”；第二回则是“民族自决”。“正统性”是指一个王朝在相当于（纵然不是完全相同于）它在1792年到1815年的战争前统治的领土上恢复其统治的权利。“民族自决”是指一个民族建立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国家应包括本民族的全部或大部分国民。至于其他民族的人民则应限于最低规模。这两回，都忠实地遵循着指导原则，其真诚的信念是，这项原则本身是公平和正确的，因此有助于实现安定与和平。
因此，在这两回，这两个目的当时看来不仅是和谐一致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然而两回的结局表明，和平解决的设计师们制定的原则经受不了下一个重要历史过程中它将遇到的严峻考验。另一方面，指导原则在这两回中的失败给信赖这项原则的列强带来了灾难，因为这项原则的破产为侵略者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正统性”这一原则在1814—1815年和约签订后的55年中日益不得人心，从而使普鲁士和撒丁有机会肢解奥地利。“民族自决”这一原则在1919—1921年和约签订后的18年中运用得不能令人满意，从而使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有机会肢解法国。1919—1921年间在东欧实施的民族自决原则，在30年代中被那儿的新“极权主义”的思想意识成功地加以破坏，正如同王朝正统性的原则于1848—1871年间在意大利和德国被民族自决的思想意识成功地加以破坏一样。在这些新的形势下（缔造前述和平条约的人们没有预见到这种新形势），和约缔造人绘制的地图每一回都为新的侵略者所利用了。梅特涅把莱茵兰给了普鲁士，把热那亚给了撒丁，目的在于把这两个国家建成保卫哈布斯堡王朝的堡垒，以便防止法国未来可能发动的进攻，结果竟然牺牲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而替俾斯麦和加富尔为实现德国人民和意大利人民的民族统一开辟了道路。1919—1921年和约的制定人授予西边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以及东边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一些小国（以前处于哈布斯堡帝国、霍亨索伦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统治下的一些小国）以独立主权，结果替希特勒铺平了道路，使他成为东欧以及几乎整个西欧的主宰。希特勒称霸的时期虽然不长，却有时间去做不可胜计的坏事。
虽然民族自决这项原则给了希特勒发动侵略的机会，这是1919—1921年间领土解决办法的制定者所未曾预见到，或许还是不可能预见到的。但是，即使他们目光能看得较远，他们也不大可能根据任何其他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领土问题的解决，如果希望不只是一项公约的话（例如希特勒和斯大林在1939年订立的公约，以及罗曼诺夫、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帝国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为瓜分波兰而订立的各项条约(2)），就必须根据一项公认的、广泛赞同的原则来进行安排。1919—1921年和平条约的制定人如同1814—1819年的前辈一样，是一些有道义原则的人，虽然像那些前辈，诚然也像大多数其他政治家那样，遇到那些原则同本国的私利发生冲突时，他们便未能十分正直地贯彻他们的原则。在1919—1921年间，由于若干原因，民族自决的原则是势必要采纳的。根据1867年的奥匈妥协，哈布斯堡王朝下的一些民族被撇在或安排在附庸的地位，它们的不满就成为后来所进行的那场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塞尔维亚人是一个遭到哈布斯堡王朝和毗邻的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分割的民族。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引起欧洲火药库爆炸的火花，而使英国不可避免要介入这场战争的事件则是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比利时人民于1830年维护了他们的民族自决权利；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它的中立于1839年得到了欧洲所有大国的保证。因此在1919年，审慎和正义似乎都要求满足迄今尚未满足的民族愿望。而且，在把民族自决原则实施于东欧时，它必然使那儿的政治地图发生彻底的变化。
1815年，东欧的政治地图是很简单的。这一广大地区从希腊的南端到芬兰的北端分别隶属于四大帝国——奥斯曼、哈布斯堡、罗曼诺夫以及霍亨索伦——的版图。自从1814—1815年第四次瓜分波兰和第四次瓜分威尼斯领地以来，这四个帝国有了共同的边界，边界线连绵不断，其间并无小国把它们分隔开来。在1815年，门的内哥罗是这一大片区域中惟一独立的小国。其后不久，以前曾是简单的东欧政治地图，由于奥斯曼帝国内东南欧的一些从属民族的渐次解放而开始分裂成一系列新兴的小国。到了1913年，奥斯曼帝国以前所辖的、阿德里亚堡以西和以北的领土都已经“巴尔干化”了。但是直到1918年，这一“巴尔干化”的过程才突然超越了以前被称为“土耳其欧洲部分”的范围，蔓延到了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全境，并且在其北面蔓延到前霍亨索伦帝国的东缘以及前罗曼诺夫帝国的西缘，把芬兰也包括在内。这些强大帝国瓦解后建立起来的弱小国家所统辖的地区突然大规模地向北扩张，完全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结构，使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在过去一百多年内，几个大国在这个地区内是相互接壤的，并没有小国处在它们之间。这一结构上的改变为德国进行侵略提供了机会，如果德国落到一个冒险家的统治之下，而他又能看出这个机会并加以利用的话。(3)
乍看之下，两次大战间的欧洲政治地图显示出，由于1919—1921年的领土解决措施，德国蒙受了重大损失。德国像俄国和业已覆灭的哈布斯堡王朝一样，对于东欧新建立的一些国家的领土也被迫提供了一部分。然而细看之下就能发现，由于这一新的安排，从长远来说德国有机会获得利益，因为这为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它最终能成为以前两大邻国对于这些继承国家所提供的领土以及它自身所提供的比较微小的领土的继承者。
德国具备这一可能性，因为1919—1921年的和约并未剥夺它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的两大基础：它的工业潜力和它的中心位置。德国的工业潜力能使它将东面的一些新兴的小邻国置于其控制之下，如果法国和英国一旦放弃或摆脱它们根据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自行承担起的防止德国的保证的话。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东欧的新兴国家在工业发展方面都是落后的。然而，德国所处的中心位置使它能将这些新兴国家同它们的天然盟国法国和英国隔绝开来，如果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设法在军事上再次控制了莱茵兰的话。1936年3月7日，德国未遇到西欧列强的抵抗就做到了这一点。从这时起，它再度拥有欧洲体系内中心大国和最强的工业大国的全部优势。
自从1516年西班牙王国通过查理五世一人同勃艮第王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达成政治统一以来，这一体系就一直在发挥作用。从那时直到著述本书的1955年，欧洲始终有一个主要大国不时地威胁着要向四面八方发动侵略，要把整个西方世界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而环绕着它也总有一些国家为了“遏制”这一主要侵略国，维护自身的独立这一共同目标，尽力彼此进行合作。虽然演员有所更迭，角色却始终不变。从15世纪末叶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扮演主要大国角色的是法国。从1871年到1945年，扮演者则是德国。自1945年以来，扮演者则是苏联。扮演周围国家领袖的则依次是哈布斯堡王朝、荷兰、英国和美国。进行“遏制”的国家虽然在总资源方面通常总比主要大国占有优势，然而要利用这些资源，它们必须通力合作，而这一点却很难办到。至于主要大国那一方面，它具有政治上统一和军事上控制内线这种优势。
在这个力量均势不断变动的情况下，小国的地理布局是一个可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对于主要大国来说，有一个由弱小国家构成的地区介于它与设法“遏制”它的周围大国之间，这是有好处的。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现代欧洲的均势形成的时候起，到导致1859—1871年期间意大利和德国获得政治统一的1814—1815年的领土重新划分时止，法国在其东疆就享有这种好处。在三个多世纪内，直到普鲁士于1814—1815年并吞莱茵兰时，法国同勃兰登堡—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是由弱小国家构成的一个区域分隔开来的。法国以东存在着的政治真空，是有利于法国从1494年到1813年发动侵略的情况之一。后来，普鲁士在莱茵兰的深沟高垒，就成为1870年法国遭到那场大灾难的原因之一。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一个结果是，主要大国这个角色由法国让给德国来承担了。但是从1871年到1918年，东欧的政治结构使德国没有能取得它的前辈法国以前所享有的优势。在那些年代里，德国东边的紧邻仍然是两个大国——俄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大国共同遮断了德国向东扩张的道路，因为它们事实上从波罗的海一直伸展到亚得里亚海，横贯了整个欧洲。
限制德国向东扩张的这一难以逾越的障碍，在1918年德国战败时就由于那些击败德国的力量所作出的安排，突然不存在了。1919—1921年解决了领土问题后，德国发现自己的东侧是由弱小国家形成的一个地区，就如同1813年以前法国的东邻一样。只要西欧大国占领着莱茵兰和莱茵河以东的桥头堡，只要它们后来仍然可以重新占领这些德国领土而不会冒遭到德国有力反抗的风险，那么希特勒就只能看着这一有利形势，而不能去加以利用。一旦希特勒以自身的军事力量占领了莱茵兰，他就能够充分利用德国的这一潜在优势，即在东欧以及在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尽是一些弱小的邻国。
东欧这些后起的国家之所以孱弱，是有好几个原因的。从物质上说——就面积、人口和工业发展而言——它们即使和西欧列强中最弱的国家相比，也全是弱小的，更不必说和德国相比了。它们中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一方的也很虚弱，因为在签订和约过程中，它们同战胜一方的邻国在领土和其他物质资产方面发生的多数争议中，结果总是不利于战败国的。
协约国的各大国并未蓄意要惩罚以前的敌国和偏袒以前的盟邦。在重新绘制欧洲政治地图的过程中，它们衷心谋求公正地实施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在1919年，东欧各民族的分布并不像西欧那样，如拼花被单中的一块块拼花，相互之间界限分明。东欧的各民族是互相交织在一起，就如同一件镶嵌工艺品上的各种小立体或者如同彩色闪光的丝绸上的各色丝线一样。在东欧，要画出清晰的疆界来划定各国领土的界线而不把许多少数民族置于错误的一边，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在这些为数众多的、对一个民族主持公道就要损害到另一个民族的东欧事例中，协约国的各大国就倾向于作出有利于它们朋友的裁决。例如，它们把罗马尼亚人占人口多数的匈牙利东部的一些领土划归罗马尼亚，这就势必也把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东南角上一块飞地内、完全为罗马尼亚人所包围的、为数较少但仍然相当大的马扎尔人也并了过去。当这些盟友为所欲为，擅自处理时，协约国各大国也不愿，或许无力去约束它们。例如，波兰人就这样做了，他们不顾占人口多数的乌克兰人的意志，强行并吞了东加利西亚，不顾立陶宛人的意志，强行并吞了维尔纽斯的白俄罗斯地区，并且趁苏联政府尚未能发挥它所拥有的非常优越的潜力时又把里加条约规定的边界强加于苏联。这种对有争议的领土采取有害的解决办法，造成了日渐扩大的影响，结果使以前被征服的东欧小国在物质方面全处于虚弱的地位，然而像德国和俄国一样，它们也心犹未甘，因而都在伺机对上述解决办法作出有利于自己的修改。
另一方面，东欧的一些前战胜国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也削弱了，因为它们强行取得了一些居住着少数异国民族的土地，而这些少数民族全是不情愿的，心怀不满的。这些前战胜国坚持将那扩大战后国境内的每一少数民族并入自己版图，都使它们受到了两面夹攻的报应。它们不得不担心来自两方面的齐心协力的敌对行动：一方面是来自它们境内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一方面则是来自愤愤不平的前战败国。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希望回到它们的故国去，而这些国家也希望收回它们所失去的国民。对于一个前战胜国来说，如果只需要应付一个心怀不满的从属民族和一个愤愤不平的邻国，那么这项威胁已经是够严重的了。然而大多数东欧的前战胜国全都树敌很多。例如，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于并吞了马其顿北部而使保加利亚成为敌人，后来又由于吞并了多瑙河左岸的马扎尔人而使匈牙利成为敌人。罗马尼亚在同一时期并吞了保加利亚的南多布罗加之后，又并入了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和若干邻近地区，并且又兼并了比萨拉比亚，使苏联成为敌国。捷克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的南疆一带并入了一些马扎尔人，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边缘地区又并入了一些德意志人。希特勒反过来以民族自决原则来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出面维护苏台德德意志人的解放事业，并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附属民族马扎尔人。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没有救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各自据有一个大国要求归还其领土和两个东欧小国要求归还其领土，所以它们的处境显然都比南斯拉夫危险。因为后者只据有两个东欧小国要求归还的领土。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的半年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就已遭到清算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尚不如波兰那样危险，因为对波兰提出领土要求的3个国家中——即德国、苏联和立陶宛——两个是大国。由于非常短暂而又异乎寻常的历史条件的凑合，波兰得以同时对这两个大国进行掠夺。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靠着牺牲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帝国和霍亨索伦帝国而建立起来或扩大了的新兴国家，在德国被人恶毒地称为应时而兴的国家（意思是说过了一个季节就要覆灭的国家），以与国运绵长的国家相对照。两次大战之间在东欧诞生的一批应时而兴的国家中，波兰具有最极端形式的典型特征，并且对世界其余地方的命运具有巨大的影响。
1939年3月，波兰拥有的疆界是德国和苏联都难以接受的。这两个毗邻大国中的任何一国遇到机会，必然会坚持要求重新划分它们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一部分边界。然而，在其他方面，波兰同这两个邻国利益的冲突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波兰和德国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除非将前普鲁士领土波兹南（又名波森）和波莫瑞（又名波兰的波美拉尼亚或者“波兰走廊”）包括在波兰疆界之内，否则波兰人民就不可能在波兰国旗之下重新取得政治上的统一；同样地，除非将前普鲁士领土但泽在政治上和德国分开，否则重新统一的波兰就不可能拥有通向海上的有效通道。因此，对于这些重大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波兰不可能，到头来也没有同德国达成妥协。从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与波兰达成永久性的妥协也同样是绝对办不到的。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德国第一次使柏林周围、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地方和东普鲁士的外围飞地连成一片。从那时以后，德国前前后后的帝国主义者，从腓特烈大帝经过俾斯麦到希特勒，都野心勃勃，要使介乎其间的这片领土不仅在政治地图上隶属于普鲁士，而且在人口方面也成为德意志的一部分，而不是波兰的。换句话说，德国决不会被人说服放弃自己的心愿，即不设法兼并波兰的一半心脏地带，以巩固德国民心所在的民族领土。反过来，波兰也决不会被人说服放弃自己的愿望，即在政治上和人种上使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分开，以保证波兰的民族统一和自己通往海上的通道。
虽然波兰和德国的领土争端陷入了这样一种僵局，波兰和苏联的领土争端却不是生来就难以解决的。在涅曼河立陶宛民族领土的南端和喀尔巴阡山斯洛伐克民族领土的东端之间，有可能划定一条较为准确的人种分界线，西面主要是波兰人定居的地区，东面则主要是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定居的地区。如果波兰和苏联接受这一人种分界线作为它们之间的政治疆界——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制定和约时期英国政府拟定的所谓寇松线一样——那么双方之间就不会出现难以调和的局面。居住着乌克兰人的一些孤立地区将置于波兰的管辖之下，而一些远隔在外的飞地上的波兰人则将归苏联统治。遭受最大损失的，是一些拥有产业的波兰地主，因为他们的土地上居住着大批乌克兰农民和白俄罗斯农民。但是双方将要蒙受的损失在规模上是相仿的，而且对任何一方不会是无法容忍的。
这些情况清晰地说明了复兴的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和约时应当遵循的政策。一位波兰的俾斯麦（如果这一矛盾的提法在想象中是可以成立的话）在1919年到1920年间就会毫不犹豫地在条约中加入从暂时战败的德国索取一些领土之类的条款。这也就是当时波兰的现实政治家们事实上在那个有利的时机成功地向德国索取到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为波兰招致了难以平息的德国仇恨。然而他必然会极其谨慎地避免同时招致暂时战败的俄国难以平息的仇恨。所以他不会利用这同一有利时机从俄国攫取那些主要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定居的领土，波兰可以没有这些土地，而不致对它的民族福利造成严重的损害，可是从俄国方面来说，则不能期望它会永远放弃这些领土。
不幸的是，在1919—1921年这一重大时期中事实上决定波兰命运的、负有历史使命的波兰政治家们，却缺少俾斯麦的两个主要长处：节制和远见。波兰人不顾英国政府的反对和警告（几星期前，在1920年的俄波战争中，当波兰的处境最为不利时，他们曾经打算接受英国政府的斡旋），在政治上利用了战局的一次突然而来的转机，迫使苏联接受一条波苏边界——这条边界线画在根据人种分界线而制定的寇松线以东大约150英里的地方，从而使大约450万乌克兰人和150万白俄罗斯人属于波兰管辖——因此，只要这条边界线不改变，就决不可能使这两个国家相互信任和合作。既然苏联和德国的复兴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波兰将里加界线强加于苏联，就不啻宣告自己是一个应时而兴的国家。事实上，它坚持要签署的乃是自己死刑执行令的一份预先缮就的副本。
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疆界，是推动德国和俄国达到第五次瓜分波兰这一共同目标的持续性刺激因素，就像1814—1815年的第四次瓜分波兰曾使普鲁士德国和俄国为了防止波兰重新出现于政治地图上这一共同利益而彼此维持和平达100年之久一样。1922年4月16日签署的俄德拉巴洛条约，是一个最早的迹象，表明这两个大国由于在暂时衰落时期领土遭到掠夺而相互产生的同情，可能胜过了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而相互产生的憎恶。也许，正是由于残存的一点点这种同情心或者是由于这种同情心的恢复——两国都反对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反对扶植波兰的西欧大国——才使1939年8月23—24日俄德公约的签署在心理上成为可能。毫无疑问，这项公约的任何一方都不过是把公约视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因为希特勒同普鲁士德国以前的任何一个统治者不一样，其领土野心是远远超出分得一点波兰领土这一有限目标的。希特勒的最终目标是夺取俄国的乌克兰和乌拉尔山一带，以便为德国建立一个庞大的生存空间。这一点，斯大林和克里姆林宫里他的同僚是深知的。然而尽管苏联和第三帝国之间存在着这种最终“无法控制的”矛盾，暂时的和解在这时候对双方都是合宜的。也许，它们在重新瓜分波兰方面的共同利益——虽然这和它们在乌克兰问题上潜在的争端的规模相比，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协议——就是导致它们暂时达成这笔交易的部分动机。
如果波兰继续保有两次大战间的疆界是促使俄国在1939年夏季同德国暂时达成协议的动机，那么德国周围一些小国所构成的隔离地区则是妨碍西欧两大国和苏联建立任何有效的反德联盟的巨大障碍，因而也是德国的一宗宝贵的政治资产，因为英法俄联盟是足以引起希特勒严重关注的欧洲大国惟一可行的联合。这对德国利益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如果西欧大国害怕遭受损失，不敢越过由西格弗里德防线临时加强了的不长的德法共同边界去进攻德国，那么它们就无法帮助德国可能攻击的、位于德国以东的任何国家，除非是通过低地国家向德国发动进攻。(4)反过来，俄国也无法帮助德国可能攻击的任何国家，除非它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去进攻德国。这种地缘政治局势就使得西欧大国和苏联之间可能进行的合作，要取决于它们和德国之间的那些小国的态度，也要取决于处在外侧的这三大国对介于其间的小国的态度，倘若这些小国像它们实际表明的那样，并不愿在德国向它们中的任何一国发动进攻之前先同三大国就共同防御德国问题作出安排。
第三节 欧洲小国的心理状态
前节所述的地缘政治局势，使得欧洲小国的态度成为政治均势发挥作用中的决定性因素。1939年，处于德国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小国，都有充分理由担心自己可能遭到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命运。非常清楚的是，它们生存的惟一机会在于抢在德国发动侵略之前同心协力，就共同防御问题同那些在地理位置上能够给它们以有效的军事援助的大国作出安排。确切地说，东欧国家要避免德国统治的惟一希望在于同俄国缔结防御性的军事同盟；低地国家的惟一希望在于加入英法一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惟一希望则在于同这三个大国都缔结类似的同盟。如果在1939年3月15日以后，这些小国，或者甚至仅限于它们中的波兰和罗马尼亚，果断地采取了这个合理的行动，那么建立起一个比德国绝对强大的有效的欧洲反德力量联盟，也许是切实可行的。如果这一点办成了，那么第三帝国的侵略行为便会被制止住。但是，人性从来不是完全有理性的，所以在捷克斯洛伐克覆灭之后，所有仍然残存的欧洲小国，除土耳其和瑞士以外，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德国提供了方便。
由于这些小国不愿和毗邻的大国合作，也不愿彼此合作，来共同防范德国，这就形成一大障碍——或许是主要的障碍——使得西方大国和苏联不能为共同防御德国侵略的问题彼此进行合作。1939年夏天，西欧大国同苏联谈判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几个原因凑合在一起所造成的。(5)但是如果能正确地找出一个决定性原因的话，那就是波兰和罗马尼亚拒不同意允许俄国军队开进它们领土这一件事，即使俄军的进入是为了协助这两个国家抵御德国的进攻。波兰和罗马尼亚对于俄国为应付德国而进行的有效军事干预所布下的障碍，使苏联和西欧大国之间产生了怀疑和恶感，因为英国不愿在未得到有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同俄国达成任何协议，来支持俄国军队进入波兰或罗马尼亚的领土——或者进入立陶宛、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的领土。俄国谈判代表则把英国的这一犹豫看作一种证据，表明英国声称希望同苏联就对付德国的威胁建立共同防线这一设想是不诚恳的，总之是不十分认真的。苏联政府的这一考虑导致它最后选择了另一政策，即在牺牲波兰的情况下同德国暂时达成和解。然而，1939年8月23—24日签订俄德公约，德国肯定将发动战争，因为这一条约使德国确信，至少在当时它不会遭到有力的包围。它知道法国和英国不会通过低地国家来进攻它；它准备把赌注压在一件事上，即英法等国可能不敢正面攻击齐格菲防线；英法等国在德国东侧物色到的盟国仅仅是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这四个东欧小国无论是单独地，或是联合起来（它们仍不愿意联合起来），都不可能抵抗德国。而没有苏联的合作，法国和英国也不能援助波兰，或有效地援助罗马尼亚——波兰和罗马尼亚都已经拒绝接受俄国的军事援助，虽然事情很清楚，如果没有俄国的援助，它们的命运显然注定得向德国屈服。
由此看来，虽然东欧领土的解决办法是那些击败德国的国家在1919—1921年直接或间接促成的，(6)而20年后这项解决办法竟成了希特勒手中的一张王牌。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和约的时候，成为战败帝国的后继者的那些东欧国家具有远见和自制精神，对于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有利局势避免不顾后果地尽情利用，如同丹麦坚定不移地避免利用那样，那么两次大战间的欧洲政治地图未必会像实际情况这样，帮助希特勒去实现他的意图。再者，由于德国军事力量和侵略能力的恢复，欧洲所有的小国，包括德国西边和北边的小国在内，几乎都产生了一种同样有利于希特勒意图的心理状态。
在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最后5年中，德国的侵略威胁笼罩着欧洲。在这种形势下，处在德国肘腋之下的欧洲小国大多数决定，在德国入侵以前不采取任何有效的自卫措施。但是它们也决定，万一遭到进攻就奋起战斗，然而由于它们早先的失策，那种作战情况事前就已经注定它们将被征服，而不会有希望进行有效的抵抗。在那些最终遭到德国攻击的欧洲小国中，波兰、荷兰、比利时、挪威和南斯拉夫全都采取了这一自杀性的方针。波兰愿意接受法国和英国的援助，可是英法却无法支援它。苏联能够援助它，可是它又不愿意接受苏联援助。荷兰、比利时、挪威和南斯拉夫不愿意接受能够帮助它们的法国和英国的援助，等到愿意接受时，时间已太晚了。南斯拉夫的保罗亲王政府采取了合乎逻辑的方针，先是拒绝法国和英国的援助，接着便屈从于德国的要求。然而这时，南斯拉夫的舆论沸腾起来，人民推翻了政府，这一来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国家逃脱不了遭受德国进攻和被征服的命运。只有罗马尼亚的行动是合乎情理的，它自始至终一贯胆怯，而希腊的行动则一贯是英勇的。罗马尼亚政府在战战兢兢地接受了英国的一项保证并拒绝考虑接受俄国的援助之后，在德国的指使下又拒绝了英国的保证，向德国的要求屈服，但它并未遭到南斯拉夫保罗亲王的命运。希腊政府和罗马尼亚政府一样，在接受英国保证方面是小心翼翼的，但是与罗马尼亚不同，希腊击退了意大利的进攻，并以英国所能提供给它的微薄的援助对德国的进攻进行了抵抗。至于丹麦，它的政策加上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对付德国方面处于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地位，因此当敌人发动进攻时，它还没有来得及在投降和抵抗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便已经被占领了。
在这种不合理性的行为盛行的国家中，比利时是最为典型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德国入侵比利时一事表明，一个欧洲小国实无安全可言，无论是所有欧洲大国签署条约，庄严地保证其中立，或是该小国自身拥有微弱得可怜的军备，或是由友好的大国为了保卫它在过晚的时候才来进行军事干预。一个小国能够阻止或击退蓄意入侵者的惟一希望，在于事前同一个或几个在地理位置上能和它会合起来的友好大国，就共同防御问题协商出有效的措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使比利时人获得了深刻的教训，所以大战结束后，比利时就放弃了中立，并于1920年和法国缔结了一项军事协定。它除了规定其他事项之外，还规定：如果德国发动侵略或出现侵略的威胁时，法国和比利时的参谋总部应进行磋商。(7)然而当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德国侵略的威胁再次出现时，比利时政府在该国舆论的压力下，却坚决主张和法国政府交换照会，说明两国参谋总部保持联系的惟一目的在于使双方贯彻执行洛迦诺公约的莱茵兰条款规定的义务，而不是为了替“任何政治性的承诺”或为了对“有关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在组织其国防方面承担任何义务”开辟道路。(8)这些照会是在1936年3月6日交换的，正是德军重新占领莱茵兰的前一天。这充分表明比利时在1920年同法国所作的预防性安排是英明的、有远见的。但是就在希特勒的不祥的前进行动证明同法国进行军事合作的政策有其价值时，比利时政府却故意去完成使本国再次处于毫无防御境地的那项工作。1937年4月24日，比利时使英国和法国发表一项声明，除根据国际联盟盟约所规定的一般义务外，解除比利时对英法所负的一切现有的军事和政治的义务。(9)由此可见，比利时对于希特勒挑战的反应就是退处孤立地位，就是仅仅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进行自卫。比利时之所以要对其政策作出这种自杀性的改变，是由于比利时公众情绪的压力，是由于它当时的那种国际处境。它当时面对着的一个德国统治者较之其前任显然更包藏祸心，同时两次世界大战间机械化战争的发展又使越过比利时进攻法国的这一条通道，对于德国侵略者来说，较之1914年更富有吸引力。
而且，1937年比利时拒绝接受法国可能提供的有效军事援助，比1939年波兰拒绝考虑接受俄国的军事援助，显得更不具有合理性。因为波兰人有充分理由担心，接受俄国援助以抵御德国的代价可能是使波兰丧失1919年到1921年期间所占领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些领土，并且迫使波兰转向共产主义，(10)然而无论是法国或英国都不会由于热心向比利时提供援助而对它提出任何领土要求，它们对比利时也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意图。
如果说比利时人民的行为是独特的，那可能是由于佛兰芒族或瓦隆族性格上的某些神秘特质。但是有六七个弱小民族处于相同的环境下，不谋而合地全采取了相同的自杀方针，这一情况表明，这种行动虽说不具有合理性，却不是反常的。其他国家如果发觉自身处在同一困境之中，很可能也会照样行事。
1939年生活在德国进攻威胁下的弱小民族，与那些攀登阿尔卑斯山却发觉自己走在即将发生雪崩的山路上的人们非常相似。他们困扰不安，惟恐由于一弹指一眨眼所造成的极小的空气振动，就会引起雪崩，而把他们压死。因此，他们像泥塑木雕那样伫立在危险的地区，希望出现某种奇迹不让雪崩发生，或者即使发生，也只是横扫他们左右的同路人，而他们自己则安然无恙。诚然，如果他们狂奔逃命，那么在他们来得及逃出危险地区以前，雪崩可能已扑向他们。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如果敢冒上述危险，他们至少还有一线希望保住性命；如果固守在原地不动，他们就注定难逃毁灭。这是因为雪崩迟早会发生，当雪崩发生时，那些滚滚而下的雪块会压倒附近所有的人，并不会挑挑拣拣，看谁该压死，谁不该压死。
希特勒很明白处在德国肘腋之下的那些小国的这种心理状态。他为了实现其侵略计划，就利用了这种心理状态，像鼬和蛇麻痹它们的捕捉对象那样，也来麻痹他心目中的侵略对象。
第四节 俄国同西方的疏远
自从1917年起，西方世界便和俄国疏远了。这给希特勒已经装满的箭袋又增添了箭矢，因为从拿破仑战争以后，俄国在欧洲势力均衡所形成的集体安全天平上，始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砝码。甚至当那个主要侵略大国仍然是远在西方的法国时，如果俄国和英国没有一同来抗击法国，那么在拿破仑军事力量达到顶峰的阶段就不可能制止法国在欧洲大陆建立持久的统治。在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于1805年至1809年间都已屈服之后，法国以东将没有一个主要欧洲大陆国家能和英国携手合作，最终建立反法联盟的，如果俄国于1812年成为法国侵略对象后，不能也不愿担当这一角色的话。此外，当主要侵略大国的角色像在1871年那样，由法国转让给德国以后，俄国就成为任何“包围”圈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在现代战争中，甚至当战局到达高潮的时刻，也只有大国才是实际的交战国。小国全都东垮西倾，对争端并不会有明显的影响。从军事意义上讲，这两类军事能力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差距随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机械化战争的发展，进一步有所扩大。(11)机械化战争的发展要求拥有巨大的空间以便有回旋的余地，也要求能在僻静安全地区进行巨大的工业生产以避开敌军的行动，甚至敌人的空袭。这个情况表明，在1939—1945年期间战争技术发展到了极高的程度，因此苏联以西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国家——不论是波兰、法国，或是在最严峻的考验中由于迅速占领了“欧洲堡垒”而扩充到辽阔范围的德国——拥有规模巨大、足以逃避失败的那种必不可少的资产和潜力。在当时旧世界的大国之中，只有苏联至少在履行一些维持生存的消极条件方面，能同美国颉颃。
在这两个巨大的国家中，苏联在两个方面当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步。它的工业潜力远远低于北美；就自然地理而言，苏联也没有遮护着美国两侧的那两个大洋，无法同侵略成性的德国和日本隔绝开来。德国的装甲部队能够而且确曾从德国的东方边界向东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伏尔加河西岸和高加索山脉的北坡。由于有铁路和汽车补充了马队的运输，这就加快了侵略者从西方横越大陆东进的路程。因此，俄国在1941—1944年如同在1915—1918年一样，事实上较之在1812年更易遭受经由欧洲陆上发动的进攻。而且，由于俄国把谷仓和工厂建立在乌克兰和高加索这一地区，这又引起了新的遭劫的危险。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苏联为了避免把所有的鸡蛋装在一只颇为诱人的、完全暴露的篮子里这一危险，已经在乌拉尔山区以及更远的地方开辟了一些新的生产中心。这个情况证明，它所支配的几乎是无限的空间，再加上有两个操英语的海洋大国作为它的盟国，作为向它慷慨提供供应品的补充源泉，使它能在德国夺取了全部乌克兰和1/3的高加索以后，仍然有能力对欧洲大陆上这个最可怕的大国继续进行一场大战。
两个西欧大国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联盟以防御第三帝国进一步发动侵略，便把苏联看成一个颇为可取的盟国，因为苏联拥有另一笔永久性的、毫无疑义的资产。与美国不同，苏联是一个大陆国家，所处的地位极为重要，以致如果它和西欧国家结成联盟，那么德国就不可能在向任何一个盟国发动进攻时不使自身陷入“两线作战”的局面，而这个局面曾经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根源，也是希特勒直率宣布要尽量避免的。再者，正是由于苏联横亘在欧洲大陆上，所以它在1939年同西欧各国一样，也有充分理由感到自身受到了德国侵略的威胁。因此，它和西欧各国都有强烈而迫切的动机要寻找盟国——这一情况和美国有所不同。美国在此关键性时刻最关心的是，避免卷入另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保卫自身，防止落入德国的统治下。在那时候，没有几个美国人认为德国的侵略会对新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12)
与美国不同，苏联在1939年似乎有可能成为西欧各国争取到的一个盟国，而如果苏联真的成为它们的盟国，那么它的地理位置和幅员将构成联盟方面的重大有利条件。然而，由外国观察家看来，苏联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是一个谜，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说明，1939年夏天和它打交道的英国政府以及1941年夏天向它发动攻击的希特勒，都大大地低估了它的潜在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问题经受实际考验之前，外国观察家掌握的证据有限，所以在这一问题上也许是很容易犯错误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军人的英勇和耐劳等素质，由于缺乏装备而受到了严重妨碍，未能充分予以发挥。苏联虽然铭记着这一严酷的教训，竭力想有条不紊地把自己从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家改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大国，可是外国观察家始终感到怀疑，以狂热的速度强制推行的计划是否能够取得真正重大的成果。他们也曾怀疑苏联已经取得的成果是否会由于1936—1937年的大“清洗”运动而遭到破坏。因为使红军高级将领遭到最严重打击的这一剧烈变动，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使人们认为苏联的整个体制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都十分腐朽。(13)
虽然在1939年人们很难估计出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技术力量之低，大致相当于人们对它的1939年水平所作的最低估计，然而它对促成共同敌人德国的败北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也导致了它自身的战败。俄国历史中最近的这一史实，同它的固定地理特征连在一起，使人们在1939年就已经看得很明白：两个西欧国家如果能够争取到苏联作为盟国，那么这一个欧洲大陆国家对于它们可能具有明显的价值；反过来，如果苏联成为德国的帮凶或同犯，那么它对两个西欧大国所能造成的破坏，较之所有其他欧陆国家集合起来所能造成的还要严重。
苏联和西欧列强在相互合作以便维持均势、对付侵略成性的德国这一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共同利益。但是，光有共同利益这一点，并不能保证必然就会结成联盟，因为均势从来不是自动发挥作用的。粗看起来，所谓均衡可能像是纯物质力量不由人操纵而在发挥作用。使用“均衡”这个词就暗示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拘泥这一明喻的字面意义，那么就很容易引起误解。仔细一看，就很清楚，实际上并不是无生命力量在发挥作用，而是人类在相互发生冲突的场合，人的因素和人的考虑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当一些国家共同遭到一个位于中央的侵略国的威胁时，它们便努力结成联盟，作为各外围国家的重要对策之一。这时人的因素的重大意义就呈现出来，或许主要就呈现在这里。如果几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能成功地结成防御性的联盟，那么光知道这一行将结成的联盟对它们彼此都有利益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即使它们全都清楚地知道这个联盟对于它们的生存是极为必要的，但它们在心理上还是无法彼此达成协议，除非它们认识到除了共同的利益外，还要有一种以相互同情和谅解为基础的信任感。事实上，建立一个联盟需要有缔造一个联邦的那种有利的心理条件，虽然程度上有所不同。参加联盟谈判的各方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的心情。
这种心理上的条件往往成了俄国人和西方人进行合作的障碍，因为他们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居民，他们的观点、理想、风俗习惯全都不同。俄国人皈依了拜占庭的东正教，而西方人则皈依了罗马的天主教。这种文化发源上的差异，产生了使得俄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分道扬镳的持久影响，而这种民族精神上的差别也始终没有得以克服。然而这一差别在1689年到1917年的228年间曾经被遮盖起来；因为彼得大帝于1689年在俄国取得政权以后，曾经推行了一项革命的政策，他的继任人又继续加以执行，直到1917年先是彼得的帝国政权被推翻，然后是接替那个政权的短命的自由政权被推翻。彼得的政策是给俄国社会配备上一个西方方式的外来上层建筑。虽然这种做法最后证明不过是在沙上建造一所屋子，基础不牢固，但是在这一建筑物存在的228年间，却大大促进了俄国和西方的合作。即便是在最民主的社会中，公共事务，特别是外交关系，至今仍然是少数人占有的禁地。因此，俄国西欧化的影响未必传播得很广，也未必渗透得很深，但俄国至少在外交目的和军事目的方面有可能成为西方国际礼让社会中的有效成员。俄罗斯帝国1701—1702年并进了波罗的海东岸的爱斯特兰德省和利兰德省，并在1795年并进了库尔兰德省，这就加速了它进入西方外交社会的过程。因为上述三处都是信奉路德教的国家，自13世纪以来就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组成部分。它们有一个日耳曼的贵族统治集团，同西欧其他国家的同类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中，这些“波罗的海的贵族”参加了俄罗斯帝国的政府，但他们的人数非常少。俄国贵族统治集团渐进的西方化过程是相当有成就的，这就使这个集团首先和沙皇治下的波罗的海臣民通婚，其后又和俄罗斯帝国疆界以外的其他西欧人通婚。至于罗曼诺夫皇族，他们也与西方的王族通婚，直到他们最后事实上成为一个泛欧皇族的组成部分。
因此，当19世纪的一位沙皇会晤他的姻弟兄奥地利皇帝或姻姊妹英国女王时，当19世纪普鲁士的一位外交官会晤他的俄国同行及波罗的海——日耳曼血统的姻弟兄时，双方都感到非常亲切，毫无拘束。西方当然知道，覆盖在俄国生活上的那层熟悉的外表不过是薄薄地遮住一个黑暗的深渊的虚饰而已。“俄国农民”、“俄国皮鞭”、“大屠杀”以及“西伯利亚”等才是俄国不愿外扬的家丑。但是，任何一位西方君主、政治家或外交官都能够同他的俄国对手打交道，而毋庸理会俄国的底层社会。至于理会到这种现象的西方自由人士，他们也可以从中得到宽慰，因为他们知道，自从1825年以来，俄国人中就有一项改革运动在进行着。这似乎预示，俄国那块藏污纳垢的地方迟早要被俄国人涤荡干净的。另一方面，俄国当然也有一批老于世故、醉心斯拉夫文化的人和一批昧于世故的基督教徒。这些人强烈地非难西方的“邪恶的实利主义”，正如同西方自由人士强烈地非难俄国的“野蛮行径”一样。但是从1689年到1917年，俄国这支反西方的势力始终未能掌权。执政的俄国反动派和流亡国外的俄国革命派是一样倾向西方的。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亚历山大沙皇和英国的乔治三世于1812年就防御拿破仑问题磋商联盟事宜时就不存在任何严重的心理障碍，而俄国和两个西欧国家在截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的20年间就共同防范德国侵略问题进行磋商时，也并不存在任何障碍。在这两次谈判中，为应付西欧一个侵略国家而结成的防御联盟中的西方成员国家，没有一次因为吸收俄国参加而感到疑虑不安。
促使俄国易于纳入起初是包围法国后来是包围德国的周边大国的防御圈的心理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的前夕突然改变了，这对德国具有一种潜在的未来利益。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竟会破坏俄国和西方在前两个世纪中所形成的联系，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很奇怪的。共产主义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思想意识。它的创始者是两位莱茵兰人：恩格斯和马克思。前者的大半生是在曼彻斯特一家工厂中消磨掉的，而后者的大半生则是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里度过的。这个西方学说在1917年被归国的俄国流亡者带回俄国，这些人在西欧度过了大半生，一向生活在与他们自己的思想相同的西方人中间。列宁像他之前的马克思一样，也曾经是英国博物馆里的一位读者，当时他正在期待一个似乎不大可能的机会，谋求把俄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变为一个西方式的人间天堂；在他回国掌权到他逝世的短暂期间，他发动了一场强大的运动，要把帝俄农民整个儿转变为工业劳动者，使他们在和同时代西方人一样的环境下生活和工作。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列宁和他之后的斯大林，真正地把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政策向前推进了一个很长阶段。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却在使俄国非西方化，因为他们实行的共产主义虽说来自西方，但它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却是一种可憎的异端；因此，由于布尔什维克以共产主义来代替东正教作为俄国的官定信仰，他们事实上就是以一种源出于西方的思想来向西方宣战。当共产主义总部由西欧移至莫斯科时，当西方共产主义者不再作为曾经一度同俄国马克思主义流亡者一起向西方和俄国宣传一种西方信仰的同道，反而成为一种俄国信仰在西方的传播者时，共产主义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一支反西方的力量。与此同时，曾在西方流亡并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苏联的第一代共产党掌权者，就一去不复返地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移居到了克里姆林宫中。当这一代人被年轻的、在俄国接受已经适应俄国环境从而已经俄罗斯化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另一代人所代替时，俄国和西方就非常疏远了。
在1939年，这种形势的变化有利于希特勒而不利于西方大国。1939年8月23—24日俄德之间的公约是相当容易签订的，因为这个公约本来就不准备持续很长时间。任何一方都不是在真诚地行事，任何一方也不认为对方是真诚的。一项交易暂时对双方都有利，这就足以使缔结这样一项公约成为可能。至于苏联和两个西欧大国之间没有取得成功的谈判，则存在着固有的大得多的困难。苏联要求西欧大国背离它们目前所采取的原则立场，要它们并不以抛弃捷克斯洛伐克为限，而是还应参与压迫横亘在苏联和德国之间的那些残存的东欧小国。另一方面，西欧大国则要求俄国在陆上对德战争中忍受首当其冲的危险，而不愿意看到它为了减轻这一危险就抢在德国之先去占领东欧的真空地带。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关方面怀着像讲英语的民族之间具有的那种相同心情，也很难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以前存在于共产党俄国和当代西方之间的误解和猜疑，就必然要产生极大的影响。
当然，在1939年西欧列强和俄国对德国的害怕远甚于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惧怕。如果不是由于这一十分有根据的、共同感到的恐惧，它们也绝不会试图达成协议。它们对希特勒的恐惧要比它们的互相非难对方的思想意识更为强烈。但是，这种危及它们生存的共同威胁，并不能排除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厌恶和怀疑。它们之间的相互怀疑也一如它们对纳粹分子的怀疑；它们相互厌恶，如果有可能，甚至比它们厌恶纳粹分子还更厉害。这种压制不住的感情对达成协议来说，是一个比它们的主义之间的学说分歧更为严重的障碍。
张伯伦一贯否认有什么思想意识上的偏见妨碍他去同苏联进行合作。1939年3月31日，下院有一位代表威克菲尔德地区的议员阿瑟·格林伍德询问他：“是否欢迎来自所有大国，包括苏联在内的最大限度的合作。”首相回答说：“是的，我们应当欢迎最大程度的合作。”另一位质问者问他是否能够向下院“保证，在我们同苏联之间不存在什么思想意识上的障碍”，首相答复道：“能够，我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这种保证。”(14)1939年5月19日，他在同一地点再次作出了同样的保证：
认为我们鄙视苏联援助的那种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在关于俄国军事力量的确切价值或最有效地利用这支力量的办法方面，要是不去随便接受那种未经认可的意见，就没有人会愚蠢到认为那个拥有众多人口和巨大资源的大国，在像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种局势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我希望这位尊敬的议员先生不会去考虑任何这样的意见：因为我们不赞成苏联政府的内部制度，这就无论如何会影响我们对当前谈判的看法，或我们进行谈判的方法。(15)
一位小心谨慎的传记作者曾经令人信服地刻画了张伯伦的个人态度：
在他的信函里，一丝一毫的意识形态上的动机都找不出来。他不是那样的人，认为他反对战争是因为害怕战争的潜在社会后果，这种想法也完全是无稽之谈。信函中确实包含着的是政治论据和政治疑虑。看来在我国军界中，人们含蓄地持有一种信念，即俄国的实力由于流血而枯竭，因此将会瓦解。此外还有一种感觉，即俄国是在玩弄权力政治而非寻求和平。……张伯伦提出的理由远不止〔那个〕来自波兰的否决。他发现自治领的意见是分歧的，他认为法语区加拿大，作为一个例子，可能会反对和俄国结盟。……他认为和俄国结盟可能分裂巴尔干对德国的抵抗，而如果又把西班牙推到轴心国那边去，则我们在西方因此遭到的损失会大于在东方的所得。(16)
这一对张伯伦内心考虑的估计已由他的一封信函证实，在这封信里张伯伦谈到了他对贝克在1939年4月3日到7日访问伦敦期间的心情的看法。张伯伦写信给他姊姊说，贝克
非常渴望……不要和俄国联结在一起，这不仅因为波兰人不喜欢俄国人，也因为考虑到对德国舆论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这样一种联合可能导致希特勒发动进攻，而如果没有这一联合，他想这场战争仍然有可能得以避免。我承认我是非常同意他的，因为我认为俄国是一个极其不可信赖的朋友……它对别国具有一种巨大的、令人感到不快的力量。(17)
这段引文揭示了使张伯伦不去把他自己同苏联政府束缚在一起的一些考虑。他被恐惧所驱使，他怕可能会对希特勒和希特勒的未来受害者的感情产生的影响。他也不信任苏联政府的意图，而这种不信任对他的影响，较之他的不赞同俄国人的主义还要大。张伯伦及其同僚渴望不要去触怒希特勒，因为他们对希特勒所抱的幻想，就像罗斯福对斯大林所抱的一样。他们说服自己，此人虽说显然是一位带有犯罪经历的独裁者，但在本质上他一定和他们一样，具有相同的情感。因此，如果他们小心谨慎地去公正地和体谅地对待他，他一定会以德报德的。可是张伯伦对于俄国的共产党统治人物却不抱类似的幻想。在张伯伦对波兰作出关系重大的保证之前4天，亦即1939年3月26日，他在一封私函中写道：
我得承认我是极为怀疑俄国的。我对它的保持一次有效攻势的能力（即使它想要保持）没有任何信心。我也怀疑它的动机，在我看来，这些动机同我们的关于自由的思想极少有关联，它关心的只不过是想使别人互相倾轧而已。再者，许多小国，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对俄国都是既憎恨又怀疑的。(18)
张伯伦之所以轻视苏联军事实力是由于估计错误，当时，其他许多人包括希特勒在内，所作的估计也是如此。但是张伯伦对苏联动机的怀疑，则不幸被后来西方政府和人民直到1955年撰述本书时的经历所证实。毫无疑问，在这整个时期内俄国方面对西方国家的动机也是有怀疑的。在共产党俄国的眼中，德国人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豺狼，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是披着羊皮的资本主义豺狼。对于俄国人来说，无疑也怀疑法国和英国可能在打算“使得别人彼此互斗”——根据俄国人的观点，所谓“别人”就是指俄国和德国。就俄国人而言，对于英国“保持一次有效攻势的能力，即使它想要保持”，也是缺乏信心的。在莫斯科举行军事会谈期间，英国代表于1939年8月13日泄露，一旦发生对德战争时英国打算投到法国战场上去的师为数少得可笑。这个消息显然给了斯大林不小的震动。(19)他明显的反应是交织在一起的愤慨、蔑视和沮丧，因为他几乎就要同这个无能的国家为抵御可怕的德国而建立联盟了！
英国和俄国最后证明它们两国在战场上都是强有力的，这比它们当中任何一方预期对方会表现的力量要大得多。但是，如果在战争前夕它们相互暴露彼此战前心底的秘密，它们每一方都可能找出怀疑对方意图的某些根据，因为英国、俄国以及法国在它们的内心深处此时像欧洲小国一样仍然怀有一个不合理的希望。它们每一方都希望：只要它不是无可挽回地和德国决裂，它就可能设法奇迹般地避开迫在眉睫的德国的极大压力，即使这种压力真的袭击了欧洲所有其他地区。
在这些困难多端的心理条件下，英法同苏联政府的谈判最终会遭到失败就不足为奇了。令人惊异的是它们的谈判竟会这样地接近于成功的地步。由于谈判十分接近成功，毕竟触动了希特勒，他向斯大林提出从短期看来似乎更加有利于后者的一宗交易，从而确保这些谈判归于失败。一项很久以来大声疾呼所宣布的政策，突然有了令人震惊的公然改变。毫无疑问，这对独裁人物所造成的困难远较民主国家的政府为小。虽然希特勒能够而且确实同斯大林在1939年8月作了一笔交易，但是，即使这个暂时的妥协对希特勒也一定是痛苦不堪的。如果希特勒不是感到苏联和西欧列强一旦结成军事联盟将置他于死地的话，他很难会作出这种和解。然而，假使在1939年俄国人和西欧人未被深深的心理上的鸿沟所隔离，那么对第三帝国的有力包围是很可能完成的，尽管希特勒要采取步骤来防止这一着。这道鸿沟于1917年开始出现，此后不断加深扩大，这显然是非常有利于希特勒实行其1939年计划的国际环境的特点之一。
(1) 见《概览，1939—1946年：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Survey for 1939—1946：Four-Power Control in Germany and Austria, 1945—1946）。
(2) 哈布斯堡王朝勉强地参与了1772年的瓜分，他们没有参与1793年的那次瓜分。
(3) 1939年5月19日，张伯伦在威斯敏斯特的下议院中明白指出，1939年东欧的地理—军事局势是不同于1914年的，“当时，俄国和德国有着共同的边界，波兰并不存在”〔下院辩论（H.C．Deb.），第5辑，第347卷，第1835栏〕。
(4) 见《概览，1937年》，第1卷，第350页。
(5) 关于这些谈判的叙述，见下文，原著第437—450页，第451—473页，第480—496页。
(6) 协约国的主要大国对于它们的一些东欧盟国在强占领土方面的专横行动曾经提出非难：例如，波兰强占了乌克兰的东加利西亚州和白俄罗斯的维尔那地区，它又将里加和约强加于苏联。根据这一条约，苏联被迫承认波兰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大片广阔领土拥有主权。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大国对于它们曾经不赞同的行动，由于表示既往不咎和事后认可，最终还是承担起了责任。
(7) 见《概览，1920—1923年》，第65—66页；《概览，1936年》，第353页。
(8) 见《概览，1936年》，前引文。
(9) 见《概览，1937年》，第1卷，第358页。
(10) 后一论点是由谢特莱斯通市议员J·麦戈文于1939年4月13日在威斯敏斯特下院中提出来的，人们不可能怀疑他有任何保守党的偏见。他说：“我想问问各位尊敬的议员，假如他们正在苏格兰作战，那么倘使有200万红军驻扎在英格兰老家里，他们会有什么想法呢？教会中的大教士会喜欢吗？有产阶级会喜欢吗？任何经营实业的人会喜欢吗？尊敬的议员们应当设身处地为波兰人民和罗马尼亚人民想一想，那么你们就能懂得他们由于把俄国请进来而产生的恐惧。一支红军可能开进波兰和罗马尼亚，这两国的工人可能想到他们决不能再把这支红军送走。可能会出现一个红色的罗马尼亚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虽然从工人阶级的眼光看来，这种情况可能是称心如意的，但从贝克上校或卡罗尔国王的眼光看来，则是非常糟糕的。”（下院辩论，第5辑，第346卷，第106栏）
(11) 考虑到英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是推行机械化的先驱者，这个新因素在联合王国军事当局的心目中本应深受重视。但是议会——毫无疑问，议会忠实地执行了选民要求节约开支的任务——削减了必要的财政款项，从而把英国经验拱手送给了德国军队。然而希特勒则毫不吝惜地对这支军队提供款项，以便大规模地享受英国军事才能的果实。劳合-乔治少校于1939年5月19日在威斯敏斯特下议院中曾提请大家注意，机械化在战争艺术中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德国和苏联在这条工艺技术道路上所取得的进展（下院辩论，第5辑，第347卷，第1816—1817栏）。
(12) 见下文，原著第587页以后，特别是第593—600页。
(13) 作为一个例证，本书作者可以举出他本人写的、标题为“苏联的自我毁灭”的一节书，以资参考。这一节见《概览，1937年》，第1卷，第11—22页。
(14)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5卷，第2417栏。
(15)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7卷，第1836栏。
(16)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Keith Feiling: 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伦敦，麦克米伦，1947年版，第407—408页。
(17)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Keith Feiling: 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伦敦，麦克米伦，1947年版，第408页。
(18) 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403页。参阅第407—408页上的一段，在这里法伊林引述了张伯伦的具有同一用意的另一声明：“我不能相信，它〔俄国〕具有和我们相同的目标和宗旨，或对民主政治本身的任何同情。它害怕德国和日本，因此看到别人去打它们，将会感到高兴。”坦普尔伍德也写道：“我们感到的对苏联根深蒂固的怀疑。”〔坦普尔伍德子爵：《动荡的九年》（Viscount Templewood: Nine Troubled Years），伦敦，柯林斯，1954年版，第342页〕
(19) 丘吉尔叙述过斯大林对于英国在陆上对德作战中所能提供的最大贡献的看法〔见下文，原著第484页注③（即本书第669页注①。——译者）〕，但未说清楚苏联政府是在什么时期首次得到关于这方面的权威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