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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章（下篇）
法国的覆灭
艾尔弗雷德·科班
第一节 法兰西战役
1940年5月10日，德国人侵入了低地国家，于是盟军总司令部准备已久的进兵比利时的计划就付诸实施。这一天法国政治舞台上也发生了变化。雷诺抓住这个机会改组了他的政府。(1)他采用这种方法来代替辞职和组织一个新内阁，就避免了必须谋求议会对这次变动的批准：议会已表现出要拒绝批准——这种做法在法国战败以后达到顶点。社会党对于政府罗致了右翼政党的党员是有些不满的，但是任命路易·马兰和伊巴内加雷为国务部长，却使雷诺得以在5月10日晚间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这是一个聚首一堂的时刻。”可是，这样开始的一种政治倾向，后来却发展得大大地超过了雷诺当时的预料。
德军的主要攻势出人意料地在默兹河展开。5月13日，德军在三处渡过了该河，15日，当荷兰军队宣布投降时，法国第九集团军的残部全面撤退。到16日，德国的装甲纵队几乎已推进到拉昂；在瓦兹河以南，有组织的抵抗已经土崩瓦解，巴黎门户洞开，无可防御德国坦克的进攻。巴黎的卫戍司令埃兰将军极力主张政府撤离该城，但是雷诺的决心阻止了这项建议被采纳。可是外交部却开始在烧毁机密档案，外交部的院子里升起了不祥的烟柱，这自然是不会振奋巴黎人的士气的。(2)
其实，德国人并不打算立刻向巴黎进军，而是把装甲纵队转向西北攻打亚眠，几乎全部包围了在北方的各支盟军。5月19日，甘末林尝试着第一次对战争的打法进行了干预，但是没有效果。(3)他以总司令的身分采取行动，这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军事上的惨败使雷诺能够作出人事上的变动，这是他当上内阁总理以来，一直想要着手做的。(4)5月18日，雷诺再次改组了他的政府，终于把达拉第排挤出国防部，虽然作为一种安抚的手段，并且为了顺从激进社会党的要求，而把外交部给了达拉第。雷诺自己接管了国防部，接着就立刻要求甘末林辞职，并任命已从叙利亚召回的魏刚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先前在克列孟梭手下担任过秘书的芒代尔——他以继承了他上司的铁腕作风而具有声望——当了内政部长，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政府的力量，又把贝当从西班牙召回，担任内阁副总理和雷诺的首席军事顾问。雷诺在要求这些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人物在这样危急时期中担任领导，首先想到的是需要重振国民的士气。在这点上，效果是令人满意的。报纸上发表了赞歌，称颂贝当和魏刚的赫赫盛名。正如有一个刊物所说的，对于雷诺—芒代尔—魏刚—贝当这个阵容，人们报之以“突然的信任”。另一个重要的变动是解除了国防部和外交部秘书长的职务。外交部的秘书长亚历克西·莱热由法国驻梵蒂冈大使弗朗索瓦·夏尔–鲁接替，后者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年长的外交家，在政治上同右翼有关系。
当魏刚在5月20日上午9时接任指挥时，战局已经陷于绝望，他似乎已得出结论，早则在5月25日就必然战败。(5)由于指挥换人而产生的延误，增加了盟国军队在战略上的混乱；而法、英两国军队之间的联络失灵，则加深了法国人中间日益滋长的疑心（魏刚也有这种疑心），以为他们的盟友正在打算在危难中丢下他们不顾。5月24日，雷诺被说服发电报给丘吉尔，要求英国方面忠于执行总司令的命令。其实，哪一些命令是上一级的指挥部发出的，哪一些不是它发出的，这一点根本无关紧要。因为，从一开始，形势的发展就总是远远超过了这些命令中所估计的情况，致使其中所作的指示几乎总是落后于形势，因而在指示还未发出之前，就已无法执行了。(6)如果把通讯设备失灵这一点也考虑进去，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对法国统帅失去了信任，(7)为什么法国人认为，英国人是接到了伦敦的指示，故意拒不执行命令，以便在法国人可能遭遇到的任何情况下拯救英国军队。(8)
比利时军队在5月27—28日投降后，加速了这场战事的无可避免的结束。英、法两国的分歧在报纸上一直未透露过，可是比利时的停战，却在法国掀起了一股痛斥利奥波德国王的怒潮。甚至拥护君主制度的《法国行动报》，也把这位国王的行动说成是“露骨的、公然的背叛”，并把文章的标题叫做“国王骑士及其犯下重罪的子民”。(9)被困在比利时的英、法军队打算突围到南方，这个企图失败了，此时除了从海上退却外，已无路可逃。魏刚和他的将领们都不愿意向驻在比利时的法军下令，要他们到敦刻尔克上船。(10)几天以来，英国人一直在为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制订计划，还必须指出，当他们在单方面进行准备时，法国人——按照魏刚的话——却在慌慌忙忙地临时设法应付局面。(11)这些事实，再加上两国军队的实际分布情况，使得在撤退（从5月29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的开头几天内，从敦刻尔克撤出的英、法军队的人数相差悬殊。在5月31日于巴黎举行的最高作战会议上，雷诺和魏刚指出，22万英军中已有15万多人撤出，而20万法军中已撤出的只有15 000人。(12)这件事在当时很使法国怀恨在心，而仇视英国的法国宣传家们之所以能使敦刻尔克这个字眼在法国人耳中听起来同英国人听起来意义大不相同，这也是原因之一。到最后，法军有将近14万人撤出，在这次行动中法国损失了2艘驱逐舰、5艘鱼雷艇和许多小船。随着敦刻尔克撤退，北方的战事结束了。在两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内，比利时22个师、英国9个师和法国30多个师，连同几乎全部的装备，在战斗中都被消灭了。法国军队剩下的是一条沿着松姆河和埃纳河延伸到马其诺防线西端的临时构筑、工事单薄的防线。
这些事自然在法国内阁中产生了反应。当作战会议于5月25日召开会议时，魏刚报告说，必须正视北方各个集团军全军覆没的可能性。共和国总统勒布伦问，法国是否有权考虑一项可行的媾和建议，雷诺回答说，如果提出这样的建议，法国政府将有义务同英国政府商量。贝当要大家注意到两国之间出的力是不相等的，他宣称，任何一方承担的义务，应与其在军事斗争中所作的贡献相称。(13)显然，政府的有些领导成员正在转而考虑不得不放弃这场战争的可能性。雷诺后来说，他在6月5日第三次改组政府，是要减少政府成员中希望停战的人数。(14)另外的一些动机在当时也许更明显。激进社会党在政府中虽然仍有以国务部长肖当为首的一些代表，但已不再有力量反对达拉第免职。因此雷诺就得以把他同达拉第的长期斗争告一结束，把外交部也像国防部一样由他自己接管了过去。战时内阁的成员从11人减至8人，这时包括雷诺、贝当、肖当、路易·马兰、伊巴内加雷、芒代尔、莫内、多特里。一个更为重要的发展，是任命了一些并非议员的专家。财政部的秘书长布蒂耶——他被雷诺当作“自己人”(15)——成了这些人在政治上的领袖。报纸编辑让·普鲁沃斯特主管情报部。雷诺的情妇德·波尔特夫人的好友，以受意大利人欢迎而知名的博杜安，(16)当了外交部副部长和作战会议的副秘书；由于预言将来要打机械化战争而遭到总司令部厌恶的戴高乐，(17)则被任命为陆军部和国防部副部长。这些人在政治上都是右翼人士。社会党人对于把这么许多并非议员的人罗致入政府感到遗憾，可是《法国行动报》（1940年6月6日和8日）却为了同样的原因而兴高采烈，尽管它更希望成立一个以贝当为首的军事政府。另一家右翼报纸《争论报》（1940年6月9日）也在要求成立“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政府”。虽然雷诺不是有意识地违背议会制政府的原则，但是他在6月5日进行的改组，正像5月10日的改组一样，却是导致在维希成立一个非议会制政府道路上迈出的一步，这一步也许是无可避免的。
在雷诺改组政府的同一天，德国人在松姆河—埃纳河一线展开了攻势，两天之内就突破了防线。6月9日，法国内阁作出了离开巴黎的决定。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军队已不再能认真地抵抗下去，而由于意大利在6月10日参战，更为这种看法提供了证据。原来希望通过一种让步政策——德·蒙齐一直极力鼓吹这种政策——也许能使墨索里尼保持中立，而意大利一参战，就使这种希望终于化成了泡影。达拉第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曾起草过一个向意大利让步的计划，可是雷诺坚持要同英国政府磋商，而英国政府却并不赞成这个建议。(18)齐亚诺告诉法国大使说，法国惟有在军事上获胜，才能使墨索里尼继续保持中立；(19)法国在军事上既然失败，自然加速了意大利的参战。
法国政府离开巴黎以后，名义上设在图尔。实际上政府各部是在一种无法形容的混乱状态中分散在都兰省的各地，(20)彼此之间靠信使沿着被难民堵塞的道路联络消息。德国人渡过了马恩河以后，有包围巴黎之势。为了不使人命遭到无谓的伤亡和文物古迹遭到破坏，魏刚（像他后来所说的）在6月11日命令埃兰将军把他的军队撤出巴黎，留下当茨将军和两个警察局长维持治安。13日，公布了雷诺在6月10日给罗斯福的信，信中表明法国将“在巴黎前面、在巴黎后面……在各省、在北非，如果必要的话在美洲”作战。同一天，宣布巴黎为不设防的城市，6月14日，德国军队列成堂堂的阵容开进了巴黎。
6月11日，即迁到图尔后的一天，丘吉尔、雷诺和他们的首席军事顾问在布里阿尔附近的米居厄堡召开了最高作战会议。丘吉尔极力主张，如果有组织的军队被打垮了，法国应当进行游击战争。贝当回答说，这样做意味着要使整个法国都受到蹂躏。他说，法国没有做好准备采取对方建议的那种抵抗方式，这一点由会议仍在进行时就传来的消息所证实，消息说，法国南方的一些地方当局由于害怕报复，曾抗议英国飞机从那里起飞去轰炸意大利，又说，居民已把马车和货车拉到机场去，不让使用机场。(21)对于英国提出的轰炸德国城市的建议，法国人自然一直是反对的，6月11日，法国空军的首脑维耶曼又亲自要求推迟已经计划好的对意大利海岸进行海上和空中袭击，因为这样做有引起意大利对法国进行报复的危险。(22)雷诺同英国人举行会议后回到了图尔，6月12日下午5时30分，内阁在康热开会，会上魏刚要求停止敌对行动。他宣布，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有组织的抵抗即将垮掉，这场战争是输定了。在随后进行讨论时，支持魏刚的只有贝当，也许另外还有一个部长让·普鲁沃斯特。(23)在此后的5天中，法国内阁的讨论主要是停战问题。
要在法国继续这场战争，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撤退到一块预先选好的地方，作为桥头堡来扼守。建立“布列塔尼阵地”的念头吸引了雷诺，他在5月31日指示过魏刚，要他对于建立这样一个阵地的可能性进行初步调查。总司令照办了，尽管他认为这种想法是不能实现的。在他看来，雷诺是把信心寄托在纯粹象征性的姿态上。(24)雷诺在6月8日同新任陆军部副部长戴高乐讨论了这个计划，在6月11日于布里阿尔举行的最高作战会议上，丘吉尔极力主张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行。这位英国首相的脑海中回忆起了托雷斯韦德拉斯的防线(25)——可是这段对历史往事的幻想对法国人却未必有吸引力。于是英国在法国西部集结了一支军队，其指挥官阿兰·布鲁克爵士将军（后为阿兰·布鲁克勋爵陆军元帅）于6月14日在布里阿尔同魏刚和乔治将军会晤，安排布列塔尼的防务。但不论是英国的将军们还是法国的将军们，对执行这个计划都毫无信心。6月14日很晚的时候，英国政府下令撤退留在法国西部的英国军队。于是连建立布列塔尼阵地的念头也打消了。(26)
德国人在法国大获全胜，那是无可否认的。这时似乎是一个恰当的时刻，来检查一下造成法国战败的原因。贝当表达出了许多人，尤其是上层社会的观点，他在5月26日给雷诺的信中，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这后来成为维希政府的正式解释，即战败是民主制政府的软弱无能，首先是人民阵线的罪恶勾当的后果。他不愿让人们把战败的责任加在法国军队头上。(27)可是，不管谁该负责，无疑的是，军队被投进了毫无准备的战斗，并且不得不承受着在装备上完全胜过自己的敌方装甲部队的沉重压力。此外，总司令部的官僚作风，又使任何迅速适应新式打法的措施无法执行。(28)甘末林对军队的部署和战役计划有严重的错误；一旦德国人突破了防线，其作战的速度和新的、意想不到的进攻方法，就削弱了法国军队的士气，尽管到处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和出现了许多英勇战斗的场面。魏刚在谈到他接任指挥的时候，写道：“在军队的上层，普遍的情况是一片混乱，而在下层，1914年曾使他们能够顶住开头几个星期的灾难的那股坚韧不拔的气概，似乎已经荡然无存。”(29)甘末林在5月18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军纪松懈、抢劫行为和一击即溃的风气。(30)可是，所有这种种不良的表现，是战败的结果，而不是战败的原因。而且，正当各支军队在无用地拼命抵挡德国装甲纵队挺进的时候，又受到了一群群难民的阻碍，难民中各种年龄、各种阶层都有，他们被吓得失去了理智，惊慌失措，争先恐后地沿着各条道路向西逃命。法国的舆论也同法国的军队一样，对于这种新式的战争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严格的检查制度禁止发表对盟国的军事优势和必然胜利抱有怀疑的任何看法。事实上，报纸已经造成了一种以愚昧无知、自鸣得意、盲目乐观为主的心情。甚至在战斗高潮时，报纸上仍然满篇荒谬的乐观报道。什么“敌军在全线受阻停步不前”、“敌军损失惨重”，报纸上关于6月8日战斗的报道就是这样写的，而空军部则报道：“法国空军已重创敌军坦克。”
与此同时，在法国的政治活动中也有着具有重要意义的和平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因素，尽管他们还不能畅所欲言地在报上发表观点。乔治·博内和“慕尼黑派”等着看到他们反对打仗的意见将被证明是正确的。赖伐尔、保罗·富尔和社会党内一部分和平主义者，以及各种法西斯和亲德的团体，纷纷忙于策划阴谋；(31)而共产党虽处于半取缔状态，也在要求成立一个谋求和平的政府，并竭力破坏国家的防务。政府所采取的惟一有效的行动是对付共产党人。在芒代尔当了内政部长后，这种行动加强了。在整个法国逮捕了几百名共产党员；其中有4人被指控破坏飞机工厂，而在5月27日由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另一方面，在芒代尔的领导下，对右翼反对势力也第一次采取了行动。6月6日，一些臭名昭著的亲德分子如罗贝尔·法布尔–吕斯、塞佩勒·德·戈比诺、勒斯卡（亲德的《处处有我》的编辑）、阿兰·朗布罗和蒂埃里·德·吕德尔都被逮捕了。亨利·德·凯里利于6月7日在《时代报》上断言，这个“希特勒分子的匪巢”先前之所以能够免受制裁，正是纳粹主义在法国大肆破坏的明证。将近5月底时，芒代尔又把北方一些省失职的省长、警察局长和其他官员撤职，可惜为时已经太晚，使他在内政部的铁腕作风只收到象征性的效果。但是，历史学家决不能夸大法国内部敌人的势力。法国军队并不是被他们打败的。俗语说，只有在雄壮的猛兽被打死时，阴险的鬣狗才敢出头露面。
第二节 停战
法国内阁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怎样使在法国的战斗结束，和该不该从北非把这一仗打下去。这是雷诺一贯坚持的行动方针。魏刚和贝当的看法则不同。英、法关系的不断恶化，对他们的态度起了重要的——尽管还不是决定性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魏刚由于认为英国方面缺乏合作，也许甚至言而无信而忿忿不平，同时也提到，两国的关系由于敦刻尔克撤退而趋于紧张。7月4日，贝当告诉布利特（美国驻法大使），他认为英国人准备坐观法国为了支持他们而打到底，然后自己去同希特勒妥协媾和；(32)当时，贝当还表示，英国没有公平地分担战争的牺牲。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确实，正如丘吉尔痛心地意识到的那样，“到目前为止惨遭屠杀的人中有9／10，受苦受难的人中有99%，都是法国人。”(33)丘吉尔在布里阿尔时，拒绝把留作保卫本土之用的英国空军的最后25个战斗机中队投入法兰西战役，这件事更加深了法军总司令部的怨气。
在魏刚的头脑中，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他一心想着国内的治安有危险。在贝当受审时，魏刚硬说，他之要求停战是有严格的军事上的理由为根据的。自然，要求在法国停止战斗的军事理由肯定是难以驳斥的。但是，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不断萦绕在他脑际的，却是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已被取缔的共产党在当时究竟拥有多少实力难以估计，但是至少在国内存在这样一支潜力难测的第五纵队，使得许多在作战的将领不时要回过头来防备内在的敌人。如果法国在战败时留下的是一支土崩瓦解、士气沮丧的军队，那么人们不必有多少历史的想象力，就能料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将会重演。需要保有一支军队来维持国内的治安，是魏刚经常提出的论据。(34)他再三催促缔结一项停战协定。博杜安写道，魏刚早在5月26日就极力主张政府留在巴黎，效法古罗马元老院议员接待高卢侵略者坐在贵宾席上的先例，以防止在首都爆发革命运动的危险。(35)6月13日，魏刚向内阁报告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共产党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在共产党于巴黎起事后已在爱丽舍宫就职。芒代尔同巴黎警察局长通了电话，才证明这个报道是不确实的。(36)尽管如此，这位总司令，凭着他在军界的崇高威望，他那善于作出决定并把这些决定清楚地阐述出来的本领，他的专横武断的作风，他的辛辣无情，冷嘲热讽的口才和他蔑视一切政客的态度，仍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来坚持他的观点。另外，在停战的要求背后，还有一个理由也必须提一下，那就是法国军队和逃难的平民被挺进的德军追逐得在法国东奔西窜的悲惨景象。不仅人们的生命，而且法兰西文明的整个结构，似乎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博杜安的思想感情，无疑是表达了人们普遍的看法，他写道，法国不是波兰：精神上的、道德上的、智力上的价值构成了这座巧妙地平衡着的大厦，它一旦遭到全面入侵，就将被彻底毁灭。(37)
如果魏刚与贝当能使他们的观点在内阁中得到足够的支持，显然法国将放弃这场斗争，而政府也不会撤退到北非去继续这场战事。鉴于雷诺代表法国承担着不单独媾和的义务，(38)因此内阁于6月12日在康热商讨以后，显然就产生了立刻与英国举行会议的必要。6月13日，丘吉尔由其他英国代表陪同，再度来到图尔与雷诺会谈，陪同雷诺的是博杜安。(39)法国总理要求对方承认，法国固然要“保持3个月以前缔结的庄严协定中所含蓄表示的那种团结”，但也有权单独媾和，丘吉尔答复时，表示英国不愿同意举行停战谈判，于是决定，由雷诺再向罗斯福求援。(40)难以认为，这个决定的用意不是企图争取时间。英国的大臣们返回伦敦，雷诺则回到设在康热的内阁，在那里他发现同僚们因为没有机会同英国人协商而愤愤不平，并且怀疑他和芒代尔在搞阴谋，撇开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41)
贝当先前一直让魏刚去积极行动，这时自己也介入。应当指出，人们曾经指责这两人串通了搞“阴谋”，其实那是没有什么根据的。魏刚担任过福煦的参谋长，与贝当由于长期的、激烈的角逐而对立；甚至在停战以后，两人也没有真正地精诚合作过。魏刚自己后来声明过，在整个法兰西战役中，除了有雷诺在场时，他从未单独见过贝当。(42)当然，贝当是难得主动采取行动的。可是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时候他是受了魏刚的唆使。他带了一份声明(43)到内阁去宣读，主张政府必须留在法国以从事重建国家的工作，主张停战是法国能够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贝当说，他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祖国，而是要留下来为国家分担困难和痛苦。正如魏刚摆脱不了害怕突然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念头一样，贝当已在考虑的，主要是复兴法国的工作。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继续进行抵抗的可能性。鉴于法国当时的军事形势，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显然他们两人都没有根据纳粹主义所造成的，甚至也许没有根据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新的情况来考虑问题。在18世纪时，打仗惯常是“国王们的游戏”，玩的时候所下的赌注是有限的，比赛者都是同一个欧洲王室的成员，因此各人既是为了表示开明的自身利益，又是出于家族之情的天性，在打败对方后，总是克制着自己，不把王室中的那个堂兄或堂弟搞得倾家荡产。但是法国大革命一来，就再也没有人这样做了。无论是贝当还是魏刚，都把战争仅仅看作是军事上的角力。而在目前的这场角力中，法国既已完全被击败，因此为了恢复和平，自然就得相应地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想到，一个停战协定，不论条文订得多么严密，都不会让法国放手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从事复兴国家的工作。纳粹政策的势头先前并非由于军事行动而开始兴起，也没有由于军事行动而停下来，这一点贝当和魏刚似乎也从未估计在内。在贝当宣读了他的最后结论以后，其他一些部长发言支持他，可是雷诺在内阁中仍然拥有足够的后盾，来阻止立刻作出要求停战的决定。不过，大家同意，在德军继续推进的情况下，把政府迁往波尔多。
6月14日，政府迁到了波尔多。在这个省会中，将要上演这出悲剧中的最后一幕。政府各部竭尽所能将其机构安置在各种各样的办公室内和学校中，周围是一群群吵吵闹闹的难民，他们挤满了房屋和街道，使波尔多的人口比平时增加了许多倍。所有党派的政客都麇集到那里，等着瞧最后的一幕戏。赖伐尔看到时机将近成熟，就出头露面，在他的朋友、新社会党党员、波尔多市市长马尔凯设在都城旅社的官署中为他自己弄到一隅之地。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与他观点相同的同僚，包括贝热里、博内、皮埃特里、斯卡皮尼、德·蒙齐、戴阿、蒙蒂尼等人。其中有许多人在战前是属于法—德小组的。他们先是在都城旅社，后来改在附近的一个大厅内举行会议和协调行动。(44)贝当的办公室也在同一幢房屋内。但是，主要的决定权仍操在总司令和总理手中。魏刚和雷诺这时都同意在法国的战斗必须结束，可是对于怎样结束，两人的意见大相径庭。6月15日，在波尔多第一次举行了内阁会议。雷诺建议魏刚以总司令的身分，下令停火以结束在法国的战斗，因为这样做将比举行停战谈判能更快地止住屠杀。魏刚严词拒绝，因为投降将使军队蒙受耻辱。据布蒂埃说，魏刚声称，他所以待在那里，就是为了捍卫军队的荣誉。(45)他声称，他不会让政府推卸掉责任。(46)他和贝当有同样的看法，认为战败的责任在于那些搞政治的人，是他们使法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了战争，因此他们必须自己承担起求和的责任。他后来说过，他巴望雷诺要求他辞职，可是很显然，正如雷诺后来表明的那样，要是魏刚辞职，随后贝当也可能辞职，这将会彻底地瓦解法国还剩下的一点斗志。(47)死胡同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这个当口，肖当介入了进来，他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弗罗萨尔的支持）政府向德国人询问他们同意停战的条件，然后，假如这些条件证明无法接受，就撤出法国，继续战斗。肖当的理由是，询问停战的条件并不一定就是接受这些条件。这种好像有理的、与众不同的理由，似乎为这个没有希望打破的僵局提供了一个办法。内阁的辩论这时变得混乱起来，有关的报道是互相矛盾的。但是，看来没有什么疑问的是，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行动，它破坏了在内阁中占多数的赞成继续抵抗的人们的结合。(48)雷诺激动地向勒布伦提出辞职，但遭拒绝。于是他撤回辞呈，答应向英国询问他们同意让法国举行停战谈判的条件，他认为，采取这样一项步骤，就不会对这个争端预先作出结论了。
与此同时，继续接到了德军到处挺进的报告。零落分散的法国军队必须努力守住战线，可是随着法军的撤退，战线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的、潮水般的难民正在涌向法国南部，6月16日，德国人宣布突破了马其诺防线。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开始是国民会议议长赫里欧和参议院议长让纳内派了代表去见雷诺，强烈要求他把政府迁往北非。代表们向内阁也提了同样的建议，然后就退出了。贝当读了他的一封信，(49)说倘使不谈判停战，他就提出辞职，借以加速解决这个争端。雷诺宣读了罗斯福对他最近在6月14日求援的呼吁所作的答复，这位美国总统通知他，无法提供军事援助。于是这时惟一需要的，就是等待英国的答复了。英国的答复很快就来了。英国驻法大使罗纳德·坎贝尔爵士递交了一份英国政府发来的电报，同意法国举行停战谈判，条件是法国舰队要先开往英国港口。第二封电报重申了这个条件，并且说，英国政府希望其盟国接到了停战条件以后，能够同它商量。在这两封电报以后，英国政府接着又发出一份照会，要求两国之间完全团结，(50)坎贝尔在把这份照会递交给夏尔–鲁时，收回了两封电报。(51)这个行动把问题完全搞混了，后来并且造成了许多自相矛盾和互相指责的情况，因为它使人们无从确定，英国是否同意过法国停战，如果同意的话，又附有哪些条件。
当雷诺在当天（6月16日）下午5时再次与他的内阁成员碰头时，他报告说，英国政府一面拒不同意法国停战，一面提出要同法国团结。他是否谈起已被收回的那两封电报的内容——电报中同意法国停战，条件是要法国把舰队开往英国港口，并要法国把对方提出的停战条件事先告诉英国——这一点在目前是有些争论的。(52)无论如何，尽管英国大使在6月17日把两封电报还给了夏尔–鲁，但是这个要求团结的建议，其用意显然在于勾销两封电报的内容。(53)这个建议产生的效果，与希望达到的效果适得其反；它使法国的部长们极为愤慨，为原来就已很强烈的反英情绪火上加油。(54)这种情绪并非仅仅来自右翼。在政治天平的另一端，秘密刊行的《人道报》在6月17日问道，法国人是否要继续被屠杀下去，好让住在英国的4 000万人去剥削海外的4亿人。(55)
在雷诺于6月16日向内阁报告了英国和美国的答复以后，肖当重新提出了他的建议，认为应当去问德国人，他们同意停战的条件是什么。贝当一派的压力，这时由于肖当及其支持者的压力而得到了加强。没有进行投票表决。雷诺后来说过，他记下一张名单，内阁中有13人赞成肖当的建议，反对的只有6人。他认为内阁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抛弃了他，勒布伦后来也说过同样的话。(56)但是其他的证人却宣称，雷诺仍能控制微弱的多数来反对停战，这种意见看来较有根据。(57)不过单单计算人数，对于估计形势是不会有多少帮助的。贝当的盛名在精神上的感召力，魏刚的固执的压力，还有内阁外面在都城旅社中那一批人的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这一切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雷诺本人则已经饱经了长期的、无法忍受的过度紧张。无论是他的性格，还是他在政治上的后盾，都足以应付他已经挑起的重担。要说他在精神上已经垮掉，并且故意把责任推卸到政敌的肩上，那是不公平的，尽管事实上这的确是他的行动的结果。
后来，雷诺把要求贝当组阁的责任归咎于勒布伦，赫里欧支持雷诺的论点，认为雷诺并未提议过要贝当继任。可是雷诺在说明为什么他认为贝当比肖当更可取时，承认他同总统提到过这位元帅。在贝当受审时，雷诺说，这是因为他当时对贝当仍然存有幻想。(58)总之，贝当显然是恰当的人选，雷诺承认这件事实，那是无可非议的。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雷诺面对这样强大的势力（据说德·波尔特夫人也在经常对他施加压力），(59)竟能如此顽强地抵制了停战的政策。当然，带头极力主张停战的人中间，多数是雷诺引进政府的，这个责任应该由他本人承担，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他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议会中多数是左翼；但是共产党正在竭尽全力反对这场“帝国主义的战争”，来支持苏联与纳粹德国结盟的政策；(60)社会党对这场战争的支持，由于富尔及其和平主义追随者的反对而削弱了；激进社会党的领袖达拉第是雷诺的死对头，而这个党本身的团结一向就不牢靠，这时更在瓦解；同时，在这个关头，左翼在议会中的多数已成为政府非常不稳固的基础。因此，难怪雷诺会转向右翼去寻求支持，会把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认为，这场战争实际上无非是人民阵线的罪恶和愚蠢行为的最终和最不幸的后果——引进了他的内阁，因而会替别人改变他自己的政策铺平了道路。
贝当这时被要求出任法国政府的首脑，要他在下述运动中当一个挂名的领袖，那是再理想也没有了，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补救左翼干下的坏事，首先是使战争告一结束，作为必要的第一步。他和他的顾问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的政府。这个政府包括了一些与贝当观点相同，认为必须停战的议员，包括了肖当这个典型的激进社会党党棍当副总理。可是，对停战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却是来自陆、海军军官，来自高级官员。由于新内阁中包括了达尔朗、亨茨格这样一些武将和布蒂埃、佩鲁通这样一些文官，因此，与议会制政府背道而驰的倾向仍继续存在。博杜安主持了外交部。赖伐尔大失所望，他一直在幕后孜孜钻营，谋取此职。赖伐尔之被排斥，是夏尔–鲁干的事，后者通过魏刚向贝当强调指出，鉴于赖伐尔的众所周知的仇英心理，任命他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危险的。贝当觉得很为难，从而露出他曾对赖伐尔许过愿，但是面对着夏尔–鲁以辞职相威胁，贝当让了步，提出让赖伐尔改任掌玺部长。可是赖伐尔除了当外交部长外，不愿接受任何职务，他的朋友马尔凯和他一起没有参加政府。(61)
新政府在6月16—17日的午夜12时30分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要求西班牙大使转交一份照会给德国人，问他们要什么条件才答应停战。接着又在6月17日向全国广播，在广播中贝当宣布，必须停止战争行动，并谋求与德国像军人与军人之间那样达成体面的和平。贝当的措词——“必须停止战斗”——自然而然地被理解为一个停火的号令；它完全瓦解了军队的斗志，使德国人轻而易举地大批包围和俘虏了更多的法军。向纳粹领袖们去要求体面的和平，这看来可能缺乏一种现实感。然而，这番话出自贝当的口中，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不是诚恳的。这是造成此后两年幻想的一个适时的序曲。博杜安力图弥补贝当的演说所造成的损害，后来又广播了一个说明，指出战事尚未结束，只有体面的条件才能接受；可是德国人却不急于提出任何条件，无论是体面的也罢，不体面的也罢，而是继续向前推进。6月18日，他们占领了贝尔福、科耳马尔、迪戎和勒克勒佐，法国政府通过广播宣布，所有人口在两万以上的城镇都不设防。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尚待作出决定，那就是，是否要把政府迁往北非，是否要在那个根据地同英国肩并肩地继续战斗下去，这个问题尚未解决。但是，法国的军事领袖们认为，法国在军事上首屈一指，那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相信，不可一世的法国参谋总部既已战败，却还会有任何其他国家——其中肯定包括英国——能获成功。魏刚不相信，法属北非能提供有效的抵抗来对付德国人。(62)此外，贝当和魏刚都已表明过态度不离开祖国，而是要留下来同人民共患难。人家向魏刚举出荷兰女王的例子，魏刚回答说，不能把君主和总理相提并论：第三共和国成立70年来，已经有过一百多个总理了。(63)魏刚的主导思想是清楚的：对君主的效忠，也许能使社会结构甚至在外国占领下存在下去，但是一个受人怀疑的共和政权，一旦政府迁走，就得不到人民这样的效忠了。戴高乐在6月8日同魏刚会晤时，表示过这样的看法，认为法国本土即使战败，法兰西帝国仍然存在，魏刚答复说，回过头去重提帝国的往事，那是傻话。(64)6月19日，内阁决定迁往佩皮尼扬，从而再次延缓了这个争端的解决，一面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建议把政府一分为二，一部分迁往北非，总统、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负责人员、内阁副总理随同前往，其余人员在贝当领导下被授予特殊的应变权利留在法国。6月19日下午2时，勒布伦正要出发前往佩皮尼扬这个去非洲的中途站的时候，迁移的事推迟了，据说是由于贝当的顾问阿利贝的干涉。(65)
这时发生了“马赛”号事件。为迁往北非做准备工作的达尔朗，通知内政部长波马雷说，他在波尔多有一条船“马赛”号，已经准备就绪，好让那些想要离开的人上船。赫里欧和让纳内后来在7月10日午后的议会会议上为他们那些搭乘“马赛”号离去的同僚辩护时，坚决认为达尔朗的安排具有官方性质，赖伐尔承认，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66)到末了，乘船前往非洲的只有24名国民议会议员和一名参议院议员，其中包括达拉第、芒代尔、康平希、让·泽、孟戴斯-弗朗斯。他们到达卡萨布兰卡时，芒代尔曾企图组织一个政府继续作战，但被该地当局以保护他不受民众袭击为名软禁在船上；先期从英国派去的达夫·库珀（当时的情报部长）和戈特勋爵，被阻止同他接触。(67)这些被政府宣称为“逃犯”的人，在适当的时候统统被押回了法国。
德国人这时已经准备好让法国人作出决定，为了加速这个过程，他们在6月20日轰炸了波尔多。第二天，有一群议员，约80人，在都城旅社开会，会议由赖伐尔主持，他率领了一个情绪激动的代表团去见勒布伦，用粗暴的语言警告他不许离开法国。这位总统吓坏了。他后来写道：“我的面前是一些发狂的人，他们已经不能控制自己，打着手势，七嘴八舌地一起喧嚷。”(68)赖伐尔告诉勒布伦，假如他要离开法国，他就再也不要回来。(69)贝当这时终于下令，要整个政府留在法国。
与此同时，法国停战谈判的全权代表已被指定，6月21日，亨茨格将军、勒吕克将军、贝尔热雷将军和莱昂·诺埃尔到贡比涅，在一节火车车厢里得到了希特勒和他部下的接见，1918年的停战条约，就是在这节车厢里签订的。德国方面提出的条件用电报通知了波尔多。法国方面的答复是，要求对方作一些让步，特别是不要占领巴黎和让法国的舰队停泊在北非诸港。6月22日，德国方面拒绝了第一项要求，声称第二项要求是细节问题，应留给停战委员会去解决，并拒绝作任何让步。(70)法国政府由于已决定结束战争和留在法国，所以无从对德国提出的条件进行争议。实际上，两方都比对方原来所了解的更愿意达成协议。希特勒非常担心，惟恐法国政府离开法国和法国舰队落入英国人手中。而贝当政府坚定不移的，恰恰也正是这两点。另外，在占领区内，行政权力可由法国官员在德国的管制下继续行使，这一让步大大超出了贝当和他的部长们原来所希望的。他们认为，这就提供了一个在占领军和法国居民之间保持缓冲的机会，从而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使居民免于遭到德国占领的最坏后果。而德国人则认为，这是一着妙棋，既可使法国的行政机关为他们工作，又可免于遭到抵抗和可能免于出现瓦解的情况，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将会阻止他们把法国的农业和工业拴在纳粹的战争机器上。
内阁在6月22日没有再费什么力就同意接受德国的条件。停战委员会继续其悲伤的旅程，前往意大利去进行同样的谈判。意大利参战的经过可以非常简单地叙述如下。在阿尔卑斯山区，法军的3个师曾成功地守住阵地，抵御了在数量上远远胜过自己的意大利军队，并使敌军遭受了很大的伤亡。6月23日，意军占领了芒通的一部分，第二天，法国同意大利的停战条约就签字了。(71)
在法国，停火于6月24—25日夜间生效，不过，马其诺防线上的一些孤立的据点，却直到6月30日才投降。根据同德国停战协定的条款，法国被划分为占领区和非占领区，法国的军队将被遣散和解除武装，海军将在德国的控制下复员，占领区的一切武器、军火、设施、机器和军需品将完整无缺地移交给德国人。法国政府担保不让法国人继续对德国作战。法国将支付占领军的费用。侨居在法国的德国人，凡是德国指名索讨的，都将移交给德国方面。德国战俘将被释放，原有的法国战俘在缔结和约以前，将继续由德国看管。这些条款，尤其是与法国战俘和占领费用有关的条款，只是在假定战事实际上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方才会被法国方面接受的。但是这些条款却使德国人拥有了一种手段，可对法国几乎无限制地施加压力。法国同意大利停战协定的条款，除了在细节上作了必要的改动以外，大体是相同的。
第三节 英法关系
停战协定缔结时的形势，必然使英、法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英国大使坎贝尔抱怨说，博杜安在6月21日夜间接见他时，态度粗暴无礼。坎贝尔接到指示，叫他不要被德国人俘获。这就必需有一艘英国鱼雷艇供他用来离开纪尤德省，(72)才能不被围困得无法逃脱，他之所以和下属在6月23日夜间仓促离去，大概是由于上述原因，但是从此英国在波尔多就没有了代表，这是很不幸的。这样的做法没有减少以后的日子里出现的困难和误解。戴高乐于6月18日从伦敦广播，呼吁法国人不要放弃斗争，他显然受到英国政府的利用，从而使波尔多方面大为不满。6月23日，丘吉尔发表声明，(73)谴责停战协定的条款，并允诺在英国战胜以后恢复法国的崇高和自由。几天以前，首相在下院曾宣布，英国的援助至少已履行了在战争开始前与法国达成的协定。(74)这使伦敦方面和波尔多方面展开了一系列长距离的攻击。在这个过程中，贝当、博杜安和情报部长普鲁沃斯特对丘吉尔进行了回击。早在停战以前，反对同英国结盟的情绪——罗纳德·坎贝尔爵士在6月15日向夏尔–鲁称之为“反英的浪潮”(75)——就已滋长起来。赖伐尔从1936年的事件发生以后，(76)对英国人一直耿耿于怀，这时充当了反英情绪的代言人，极力主张与之完全决裂；但是新上台的法国政府还没有准备这样做。
英、法之间的主要争执在于法国舰队的前途。英国大使递交两封电报以后又将其收回一事所造成的混乱，上文已经谈到过。(77)难以设想，任何有理智的人会期待法国人把自己的舰队交给英国人手中。英国在此后几天内施加压力要求这支舰队开往英国港口一事，并不一定含有这个意思。困难在于，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意味着，法国必须继续战斗下去，至少用它的舰队继续战斗下去。雷诺在6月16日已拒绝了要法国舰队开往英国港口的建议，理由是这将使突尼斯受到意大利的攻击，显然他始终考虑着从北非继续进行抵抗时这支舰队将起的作用。6月19日，两个英国密使——海军大臣A·V·亚历山大和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去波尔多讨论法国舰队的前途问题，达尔朗向他们保证，无论怎样不会让它落到德国人手中：舰队若不留在法国人手中，就是毁掉。(78)的确，这一决定权是掌握在达尔朗手中。这位精明强干、雄心勃勃的军官，很有理由因为建立了法国从18世纪以来最强大的海军而自豪，他决意不把它交付给任何人。自然，他和法国海军军官们一样，也具有传统的仇英心理，有时并在谈话中无意地流露出来。他也和法国的海军界一样，对于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怀有强烈的、可以理解的不满情绪。法国政府的全体成员都意识到，显而易见如果放弃掉舰队，就是放弃掉法国在讨价还价时的最好的筹码。在英国的压力之下——由于美国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更加强了这股压力(79)——内阁在6月18日作出决定，不把舰队交给德国人，不问这样拒绝后会有什么后果。同一天，尚未造好的“让·巴尔”号和“黎塞留”号冒险从圣纳泽尔和布雷斯特逃到北非。
另一方面，根据停战协定第8条，命令法国海军集中在舰只平时停泊的地点，也就是说2／3的舰只应集中在布雷斯特、瑟堡、洛里昂，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控制下，听候遣散和解除武装，这一点似乎证实了英国最最害怕的事。美国也对这些条件感到惊恐。萨姆纳·韦尔斯告诉法国驻华盛顿大使说，停战协定的条款显然把整个法国舰队都交给了德国。(80)事实上，达尔朗正在采取的预防措施，(81)不仅瞒着英国和美国政府，甚至也瞒着法国政府的大多数成员。魏刚写道：“一切有关海军的事都由海军上将达尔朗全部保守秘密，他在处理这些事务时，只同国家元首直接联系。”(82)6月29日和7月1日，英国海军部接连收到了达尔朗的信件，保证“舰队若不是留在法国手中，就是毁掉”。(83)达尔朗是否可靠，仍然不得而知，但是贝当政府已经表现出仇英的心理。因此英国政府对于法国的保证感到不放心。丘吉尔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法国舰队落入德国人手中，他采取了他称之为“可恶的决定”，(84)使用武力以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人这时感到法国那个缔结停战协定的政府已完全不能信任，我们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这个决定。(85)
停泊在英国各港口的法国舰艇于7月3日被夺走。海军上将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指挥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在米尔斯克比尔沿海摆开了阵势。米尔斯克比尔的海军基地上，在海军上将让苏指挥下，集中了数量最多的法国舰只，其中包括两艘主力舰、两艘新造的巡洋战舰和一艘运载水上飞机的航空母舰，在奥兰，也有几艘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萨默维尔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向让苏发出最后通牒，提供4点让他选择，或是参加英国舰队继续战斗，或是连同业已减少的官兵开到英国的一个港口，或是连同业已减少的官兵开到法属西印度群岛或美国的一个港口，最后，或是把船弄沉。这两位海军上将从7月3日上午9时30分开始会谈，继续了一整天。(86)让苏在没有接到法国命令的情况下拒绝采取行动。他表示愿意就地解除武装，但不幸的是，英国舰队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能看守住这个军港，正如“斯特拉斯堡”号后来逃到土伦一事所表明的那样。下午快到6时，萨默维尔向泊在米尔斯克比尔的舰艇开了火，法国的舰只除了“斯特拉斯堡”号以外，都被打得失去了战斗力，并死伤了许多人。(87)在亚历山大，谈判进行了好几天。法国停泊在这个港口的船只很少有逃走的可能。尽管达尔朗一再下令给那里的法国海军上将戈德弗鲁瓦，要他杀出一条生路，但是后者仍在7月7日同英国的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88)达成了协议，规定法国舰艇就地解除武装，但仍归法国人控制。最后说一下，已经开到达喀尔的“黎塞留”号，遭到攻击而失去了战斗力，另外，英、美两国的军舰又对罗贝尔海军上将指挥下驻扎在马提尼克的法国舰艇进行了监视。
在法国，这些事情自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停战协定签订以前举行的关于舰队问题的谈判，公众是不知道的，而达尔朗在6月26日的议事记录中，曾宣告停战协定并不丢脸，说对方已同意给予法国海军和空军较优的待遇。此外，英国提出的四个条件中最不令人厌恶的那个条件，即要舰艇开往法属西印度群岛或美国这一点，在7月15日以前，法国似乎也不知道。(89)但是，即使所有这些事实都已经被人们知道了，法国的舆论对于不久以前的盟友竟对自己进行这样的攻击，也难以善罢甘休。这件事意味着，赞成投向德国的人们得到了胜利。(90)法国海军军官中传统的反英情绪自然加强了，海军将领们在适当的时候将成为保卫维希政权的主要堡垒之一。法国的舆论也许是饱经患难，麻木过度，对于这次新的打击已无法作出强烈的反应。在政府圈子里，仇英派的势力已经达到了顶点而无可再发展了。赖伐尔和达尔朗虽然极力主张进行军事报复，但是博杜安和一些比较稳健的人却表现出自我克制的精神，最后法国的行动仅限于把法国大使夏尔·科尔班从伦敦召回。于是英、法两国在战争中进行合作的前途，就将取决于戴高乐将军，他在6月17日获悉法国即将要求停战以后，已飞到英国，举起法国继续抵抗的旗帜。(91)
(1) 这一天在英国，张伯伦政府辞职，以丘吉尔为首的联合政府组成。
(2) 雷诺；《混战方酣》，第452—453页，第458页；雅克·魏刚；《魏刚将军所任的角色——同他儿子的一席话》，J·H·F·麦克尤恩译（Jacques Weygand: The Role of General Weygand: Conversations with His Son，trans.J．H.F．McEwen），伦敦，艾尔与斯波蒂斯伍德，1948年版，第40页，第112页〔以下简称魏刚；《角色》〕。
(3) 埃利斯；《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战争》，第114页。
(4) 见上文，原著第189页。
(5) 埃利斯；《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战争》，第270页，第319—320页。
(6) 参阅同上书，第319页，第321页。
(7) 参阅同上书，第144页。法国驻伦敦大使的一封信报告法国政府说，接连不断的战败已动摇了英国参谋总部对法军总司令部的信任〔F·夏尔–鲁；《外交事务上惨痛的五个月，1940年5月21日至11月1日》（F．Charles-Roux: Cinq mois tragiques aux Affaires Étrangères，21 mai-Ier novembre），巴黎，普隆，1949年版，第6页〕。
(8) 博杜安说魏刚有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自从5月16日以后，丘吉尔在耍两面派；认为丘吉尔已把法国在危难时丢下不顾（博杜安；《从政九月》，第118页；参阅雷诺；《混战方酣》，第533页；魏刚；《角色》，第58页，第68页，第71页，第75页，第78页）。魏刚在他自己所写的书中〔《回忆录，第3卷；应召服役》（Mémoires，vol.iii: Rappelé au service），巴黎，弗拉马里翁，1950年版，第117—119页〕埋怨政府没有告诉他，英国人认为无法有效地执行向南发动攻势的命令，也没有告诉他，因此建立一个桥头堡的决定，不可能比实际作出该决定的日期早几天作出。至于英、法两国军队之间联络不善的情况，见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少将；《命该遭殃》（Maj.-General Sir Edward Spears: 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伦敦，海涅曼，1954年版，第1卷，第28页和散见书中各页。
(9) 《法国行动报》，1940年5月29日。
(10) 斯皮尔斯；《命该遭殃》，第263页；埃利斯；《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战争》，第209页，第246页，第321页。
(11) 魏刚；《回忆录》，第3卷，第129页。
(12) 雷诺；《混战方酣》，第695页。
(13) 阿尔贝·康默雷；《休战真相》（Albert Kammerer: La Vérité sur L'Armistice），第2版，巴黎，梅迪西书局，1945年版，附件7，第393—396页〔以下简称康默雷；《休战》〕。
(14) 雷诺；《混战方酣》，第701页。
(15) 同上书，第705—706页。
(16) 同上书，第705页。又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195页注①。
(17)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549—550页。
(18) 夏尔–鲁；《惨痛的五个月》，第15—17页；雷诺；《混战方酣》，第609—611页，第617—619页。
(19) 夏尔–鲁；《惨痛的五个月》，第17页。
(20) 图尔是都兰省的省会。——译者
(21) 丘吉尔，第2卷，第139页；美国版，第2卷，第156页。
(22) 雷诺；《混战方酣》，第744页。
(23) 康默雷；《休战》，第109—116页。
(24) 魏刚；《回忆录》，第3卷，第152—153页，第191页。
(25) 托雷斯韦德拉斯（Torres Vedras）是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附近的城镇，1810年英将威灵顿曾在此设防击败法军。——译者
(26) 魏刚；《回忆录》，第3卷，第200—205页；丘吉尔，第2卷，第169—171页；美国版，第2卷，第192—193页；魏刚；《角色》，第88—89页，第111—112页，第140—141页；《1940年6月12日至1940年6月19日英国远征军在法国的作战》（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 in France from 12th June 1940 to 19th June 1940），载《伦敦公报》，1946年5月21日，第37573号的增刊；埃利斯；《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战争》，第296—300页。
(27) 博杜安；《从政九月》，第90页；康默雷；《休战》，第59—60页。
(28) 参阅马克·布洛赫；《莫名其妙的战败》（Marc Bloch: L'Étrange Défaite），巴黎，弗朗–蒂勒尔出版社，1946年版，第77页。
(29) 魏刚；《角色》，第40—41页。
(30) 雷诺；《混战方酣》，第467页。
(31) 见上文，原著第171—172页。
(32) W·L·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W.L．Langer：Our Vichy Gamble），纽约，诺夫，1947年版，第19页。
(33) 丘吉尔，第2卷，第138页；美国版，第2卷，第155页。
(34) 参阅伊夫·布蒂埃；《维希的一出戏，第1卷；对待敌人；对待盟友》（Yves Bouthillier: Le Drame de Vichy，vol.i: Face à l'ennemi; face à l'allié），巴黎，普隆，1950年版，第57页。
(35) 博杜安；《从政九月》，第89页；魏刚；《回忆录》，第3卷，第218页。
(36) 雷诺对这事很重视，但魏刚却认为这仅是一时的传闻失实而不当它一回事，他与当茨将军通过电话后，对之作了更正〔雷诺；《混战方酣》，第779页；魏刚；《回忆录》，第3卷，第216页；R·朗热隆；《巴黎，1940年6月》（R．Langeron: Paris，juin 1940），巴黎，弗拉马里翁，1946年版，第36—37页〕。
(37) 博杜安；《从政九月》，第164页。
(38) 见上文，原著第188页。
(39) 芒代尔也在场，但没有参加最高作战会议（康默雷；《休战》，第117页注①）。
(40) 丘吉尔，第2卷，第161页；美国版，第2卷，第181—182页；博杜安；《从政九月》，第154—159页。雷诺在其回忆录中发表了他的内阁外交司长罗朗·德·马尔热里所记录的这次会议的内容，否认他曾要求使法国免除3月28日协定的约束，并认为他的说法与英国人的说法之所以有矛盾，是因为他曾谈到过未来的法国政府可能采取的行动，但他本人是不包括在这个政府中的（雷诺；《混战方酣》，第766—776页）。
(41) 阿尔贝·勒布伦；《证据》（Albert Lebrun: Témoignage），巴黎，普隆，1946年版，第77页。
(42) 魏刚；《角色》，第47—48页。
(43) 康默雷；《休战》，附件16，第408页。
(44) 让·蒙蒂尼；《我国历史上戏剧性一个月的全部真相》（Jean Montigny：Toute la vérité sur un mois dramatique de notre histoire），克莱蒙–费朗，蒙特–路易出版社，1940年版，第20页；樊尚·奥里奥尔；《昨日……明日》（Vincent Auriol: Hier ..．demain），巴黎，夏洛，1944年版，第79页。
(45) 布蒂埃；《维希的一出戏》，第1卷，第25页。
(46) 博杜安；《从政九月》，第168页；《贝当元帅受审记；速写记录》（Le Procès du maréchal Pétain: compte rendu sténographique）〔以下简称《贝当受审记》〕（现代诉讼大全；巴黎，阿尔班·米歇尔，1945年版），第1卷，第60—62页，第407页，第461页（雷诺、魏刚、乔治的证词）。
(47) 魏刚；《角色》，第138页；《贝当受审记》，第1卷，第51页（雷诺的证词）。
(48) 《贝当受审记》，第1卷，第155页，第216页，第235页（勒布伦、路易·马兰、勃鲁姆的证词）。
(49) 这封信据说是赖伐尔起草的（康默雷；《休战》），第174页。
(50) 法国大使科尔班和让·莫内（驻伦敦的英—法协调团团长）显然曾向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当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首席外交顾问）提过这个建议。戴高乐也同丘吉尔讨论过这件事〔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召唤，1940—1942年》（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s de guerre，vol.i: L'Appel，1940—1942），巴黎，普隆，1954年版，第61—64页〕。雷诺本人接到在伦敦的戴高乐打来的电话以后，也知道了这个要求团结的建议的原文（雷诺；《混战方酣》，第828—829页）。
(51) 丘吉尔，第2卷，第184—185页；美国版，第2卷，第209—210页；博杜安；《从政九月》，第181—183页；《贝当受审记》，第1卷，第255—256页（夏尔–鲁的证词）；夏尔–鲁；《惨痛的五个月》，第56—59页；康默雷；《休战》，第181—186页。
(52) 雷诺；《混战方酣》，第830—831页；《贝当受审记》，第1卷，第66页（雷诺的证词）；路易·鲁吉埃；《秘使伦敦记》，修订第3版（Louis Rougier: Mission secrète à Londres，布鲁日和巴黎，图书普及社，1946年版），文件4，第233—236页（肖当的信）。
(53) 丘吉尔，第2卷，第185页；美国版，第2卷，第210页。
(54) 雷诺，前引书，第831—832页。
(55) 昂热洛·罗西；《古怪的战争中的法国共产党》（Angelo Rossi: Les communistes franèais pendant la drôle de guerre），巴黎，金岛，1951年版，第321页对面表54；另见“什么也不给英国”，同上书，第337页对面表56，以及6月25—26日的传单，同上书，第327页。
(56) 雷诺；《混战方酣》，第807页，第836页；勒布伦；《证据》，第84页；《贝当受审记》，第1卷，第157页（勒布伦的证词）。
(57) 魏刚；《角色》，第142页；《贝当受审记》，第1卷，第226页（路易·马兰的证词）；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39页；康默雷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并得出了这个结论（《休战》，第207—212页）。
(58) 勒布伦；《证据》，第85页；魏刚；《角色》，第142页；雷诺；《混战方酣》，第843—846页；《贝当受审记》，第1卷，第67页（雷诺的证词）。
(59) 博杜安；《从政九月》，第15页；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35页。
(60) 法国共产党当时的方针，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387—388页。
(61) 《贝当受审记》，第1卷，第68页，第252—253页（雷诺和夏尔–鲁的证词）；阿尔贝·康默雷；《米尔斯克比尔的悲剧》（Albert Kammerer: La Tragédie de Mersel-Kébir），巴黎，梅迪西书局，1945年版，第173页（1944年10月16日博杜安的注释）；皮埃尔·赖伐尔；《赖伐尔的言论；札记和回忆录，1945年……写于弗雷纳》（Pierre Laval：Laval parle: notes et mémoires rédigés à Fresnes ..．1945），巴黎，图书普及社，1948年版；夏尔–鲁；《惨痛的五个月》，第50—51页。
(62) 马克西姆·魏刚；《戴高乐将军战争回忆录读后记》（Maxime Weygand: En lisant les Mémoires de guerre du Général de Gaulle），巴黎，弗拉马里翁，1955年版，第89—91页。
(63) 魏刚；《回忆录》，第3卷，第226页。
(64)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召唤，1940—1942年》，第44—45页。
(65) J·C·费尔南–洛朗；《高卢宪章；明日法国的基础》（J.C．Fernand-Laurent: Gallic Charter: Foundations of Tomorrow's France），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44年版，第181—182页。
(66) 《加龙河》（Garonne），1940年7月11日。
(67) 丘吉尔，第2卷，第194页；美国版，第2卷，第220—221页；《时报》，1940年8月16日。
(68) 勒布伦；《证据》，第92页。
(69) 蒙蒂尼；《我国历史上戏剧性一个月的全部真相》，第28页。
(70) 博杜安；《从政九月》，第198—199页，第201页；康默雷；《休战》，第292页。
(71)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288—291页。
(72) 纪尤德省的省会就是波尔多。——译者
(73) 见《泰晤士报》，1940年6月24日。
(74) 1940年6月18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62卷，第60栏。
(75) 夏尔–鲁；《惨痛的五个月》，第36页。
(76) 指当时赖伐尔与英国外交大臣霍尔准备让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遭到英国人民反对而作罢的事。——译者
(77) 见上文，原著第202—203页。
(78) 法国，1933—1945年的法国重大事件调查委员会；《1933—1945年的法国重大事件；证词与文件》（France，Commission Chargée d'enquêter sur les événements survenus en France de 1933 à 1945: Événements survenus ..．de 1933 à 1945: Témoignages et documents），巴黎，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7卷，第2080页。
(79) 科德尔·赫尔发出了他后来自称为是他一生中“措词最强硬的一封电报”，警告法国，如果法国舰队落到德国人手中，法国政府将永远失去美国政府的友谊和善意（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792页）。
(80) 兰格；《我们对维希的孤注一掷》，第57页。
(81) 参阅达尔朗6月22日、24日、26日的命令（康默雷；《休战》，第301页，第323—324页，第367—368页）。
(82) 魏刚；《角色》，第173页。
(83) 康默雷；《休战》，第378页。
(84) 丘吉尔，第2卷，第206页；美国版，第2卷，第232页。
(85) 人们当时认为，法国舰队靠了自己把舰艇凿沉在港口的做法，并不能使之不被德国人占领，两年以后在土伦发生的事情，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同时也必须指出，土伦舰队是在法国的控制之下，而按照停战协定的条款，舰队解除武装，应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控制下进行。不过，技术上的问题并不是决定性的问题。英国方面认为，不管法国人能否把舰队凿沉，以免落入德国人手中，他们总是不愿这样做的，这种看法决定了英国的行动。
(86) 丘吉尔，第2卷，第208—210页；美国版，第2卷，第234—236页；康默雷；《米尔斯克比尔》，第103—113页。
(87) 导致采取这次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个行动本身，见罗斯基尔；《1939—1945年的海战》，第1卷，第242—245页。
(88) 后升海军元帅并晋封为海因霍普的坎宁安子爵。
(89) 康默雷（《米尔斯克比尔》，第119—121页，第127页）说，达尔朗把最后通牒的这一部分瞒住了公众，甚至也瞒住了自己的同僚。魏刚的证词（《角色》，第174—175页，和博杜安；《从政九月》，第230页）支持这种说法。但据夏尔–鲁说，是让苏没有把萨默维尔提出的全部条件打电报告诉达尔朗，达尔朗直到7月15日才知道这些条件。人们可能在英国的广播中听到过这些条件，但是，夏尔–鲁也指出，在贝当政府当时驻扎的维希，官方还没布置监听英国的广播。没有迹象暗示，即使进而知道了这个条件，会产生任何重大的差别（夏尔–鲁；《惨痛的五个月》，第120—121页，第138—139页）。
(90) 在法国舰队遭到攻击以后，德国人自动地批准土伦、阿雅克肖、比塞大、奥兰的海军基地保持防御状态，并使法国推迟履行解除其舰队武装的义务。
(91)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436页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