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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法国和英国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消灭的反应
第一节 希特勒向西欧列强的挑战
捷克斯洛伐克于1939年3月14—15日被德国消灭，这自然成了世界所有其余地区严重关切的事情，因为这显然是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但是，对于法英这两国来说，希特勒所发动的最近一次突然行动不仅多少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且也向它们直接提出了挑战，要它们立即采取对抗行动。这有4个理由。首先，英国和法国曾同德国一道胁迫捷克斯洛伐克放弃抵抗，去接受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解决方案。其次，它们在道义上——虽然还不是在法律上——曾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证：如果它不加抗拒地默认割让领土给德国，从而使它在军事上受后者的控制，那么根据慕尼黑解决方案，它在新获得的边界内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将不仅得到法国和英国的尊重，而且也将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尊重。第三，这两个国家由于是欧洲仅有的两个民主大国，因而可能也是都具有意志和实力来共同制止第三帝国侵略行径的仅有的欧洲国家。只有它们才有一些希望能在发出警告言辞后，继之采取有效的防御行动。第四，它们每一方都有着迫切的国家利益，要求它们现在采取坚定的立场，而不再迟疑。
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采取的行动，使得这两个西欧大国在义务、利益和危险等方面的一致性显得突出了。它们对付希特勒的挑战，在外表上是一致行动的。这一国际危机对两国国内局势的影响，从表面上说也是相同的。这两个国家的反对党平时不仅在对外政策上而且在对内政策上同政府进行争吵，现在转而非常支持政府，以致在外表上好像出现了一个反德国侵略的统一战线。然而，在任何一国还没有证据表明，国内的紧密团结可能达到以联合政府代替一党政府以应付紧急局势的程度。可是，在这个表面现象之下却有着分歧——虽说这一根本分歧直到1940年夏天才充分暴露出来。由于法国的内部裂痕远较英国深刻，所以法国在受到极端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折磨的强大压力考验下，它的抵抗力量终于瓦解了。对比之下，同样的折磨却将英国民族铸成一个很勉强的然而却是不屈不挠的统一体。
第二节 法国的局势
法国在1939年的软弱和在1940年的崩溃，其原因只有一部分是由于国内政治舞台上的阶级斗争。它对它的国际处境感到沮丧失望是其失败主义的另一原因，而这种沮丧失望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这一情况在同时代的英国历史上是找不到的。
法国从来没有真正地从1870—1871年民族大灾难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当时，它在成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欧洲惟一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不时地成为欧洲大陆其余部分联合力量的对手之后，不仅出乎意料地、很不光彩地为普鲁士所击败，而且从那时起由于一个统一的德国新巨人雄视在它的东北边界。它长久以来感到自己是相形见绌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败北，以及随之而来的归还法国暂时丧失的阿尔萨斯—洛林领土，并没有治好法国那种心理上的创伤。像荷兰人在1713年一样，法国人在1918年意识到，他们可能已被征服（就法国情况而言，这是半个世纪内的第二次），如果世界其他部分不来救援他们。他们也意识到，虽然他们的国家在最前线遭受最严重的打击，而且在巨人似的敌人进攻面前首当其冲，从而维护了法国的荣誉，但是由此而引起的国力消耗，使得它同它的前盟国或者甚至同正式被击败的前敌国比较起来，处于相对衰弱的状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英国——部分是由于迟钝与理想主义的融合，部分是因为对法国的堕落怀有难以理解的愤怒。其根源则在于有理由的且未解除的对法国的恐惧——已经把事情搞得极糟，以致完成了德国挫伤法国心灵的工作，因为英国装出了一副毕竟站不住脚的不介入大陆事务的态度，这使得法国在急于寻求安全时所希望获得的英国同情和支持完全落空。
英国所怀有的那种“不受约束”的幻想和法国那种垂头丧气的现实，已经在慕尼黑危机时英国政治手腕所表现的新景象中暴露了出来，当时英国政治家们在直接关系到法国一个东欧盟国的欧洲大陆事务问题上领导着英法的联合行动。在直到那时为止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内，法国通常以为英法对欧洲大陆的政策是由它来定调子的。至于英国，它对于欧洲大陆的任何事务，一般是满足于或者“听任法国去处理”，或者对法国的行动提出理论性的抗议。作为一种变通方式来强调说明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论点：除了有关法国的东侧边界和低地国家以外，英国对欧洲大陆事务不感兴趣，没有责任，尤其是不承担义务。1938年秋，甚至英国的一些孤立主义者和绥靖主义者也突然觉悟到这样一个真理，即如果他们不打算让欧洲大陆事务把他们卷入一场欧洲战争，现在他们就必须精神抖擞地振作起来，而张伯伦自己则感到他不能让这方面的事由他的法国伙伴来做主。在一次欧洲大陆危机中由英国掌握英法联合行动的领导权，那是6个月前国际景象中的一个显著新特色。现在又在英法对付希特勒1939年3月14—15日新挑战的场合中再度出现了。
在法国，与英国不同，这些惊人的、不祥的新噩耗并未引起其态度方面的任何重大改变，因为这时法国的消沉失望已转变为瘫痪了。30年代中叶的一个日子里，一位巴黎的教授对本文的作者说：“在法国这儿，我们只是等待着突然打击的来临。”由于是这样的心情，所以法国政府表现得似乎相信，利用外表上预示将要采取行动的言辞和姿态，就能达到目的，就能代替所要采取的行动。因此，他们形式上再次表态要采取行动，可是事实上并未下决心要真的采取行动，如果事态表明别无他法可以制止希特勒向前进军的话。他们甚至从未认真地同那些东欧同盟国家进行密切联系，这些盟国曾被他们视作他们的生命线，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想取得英美保证的期望终于落了空。(1)
对于法国在困难中被讲英语的两个大国抛弃后，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努力另找其他盟国的做法，那些吹毛求疵的“盎格鲁撒克逊”批评家们，当1921年2月19日法国、波兰缔结军事协定时，尤其感到震惊。在一个号称公开外交的时代里，法波军事协定条款的隐秘性质在自以为公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心灵中，引起了最不吉利的猜测。然而，根据法国驻华沙大使(2)所述，在希特勒于1939年3月15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两个月，1921年的法波军事协定由于缺少军事专家之间的技术性会谈，仍未获得履行，因为不举行上述会谈。这种协定只不过是一次学术性的演习，它在政治上是颇易引起争议的。在慕尼黑危机到1939年3月15日之间，法国驻华沙大使莱昂·诺埃尔告诉我们，他曾催促法国外长乔治·博内批准进行一次谈判来设法减少法国现在对波兰承担的义务，目的在于至少要缩小下述两者之间可以预见到的差距：一方面是法国承诺必须采取的行动，另一方面是如果一旦最后关头到来时它大概可能要采取的行动。但是达拉第政府——缔结慕尼黑协定的政府——正期待要在最近的将来增强法国“对波兰的义务：他们正准备要采取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违背他们的真实意图的”。(3)诺埃尔关于法波关系的叙述，暴露了他对达拉第政府（特别是对博内）怀有很大的偏见，而他的一些指责如说双方参谋部之间没有接触，法国政府没有打算把它对波兰的承诺限制在法国能够履行的义务之内等等，看来都是言过其实。(4)但是法国对波兰的政策肯定并未失之于过分坦率，在诺埃尔的下列叙述中可能包含着真相。他说1938年秋天在巴黎的一次私人会晤上，博内对他讲了许多话，说根据他对条约原文的理解，法国和波兰之间的现行安排中“有着很多漏洞”，足以使法国能够在不论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免受战争的危险。(5)
里宾特洛甫在1939年7月13日致博内的亲笔函中也有一则声明：
1938年12月6日我们在巴黎的讨论中，特别同意了下述一点：尊重每一方的重大利益是将来发展良好的德法关系的先决条件和原则。在这个时机，我曾明确地提到东欧是德国的利益范围，而您……此时也强调你方的观点，说自从慕尼黑会议以来，法国对东欧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6)
德国方面作出这种声明并不是头一遭。基于同样的理由，里宾特洛甫因博内于1939年1月26日在巴黎向国民议会重申法国对波兰和苏联所承担的义务，就亲自向诺埃尔和法国驻柏林大使库隆德勒提出抗议。魏茨泽克在1939年3月18日也以同样的辩解责难库隆德勒，当时这位法国大使因德国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正打算将法国政府17日的抗议照会递交给他。(7)
博内在给库隆德勒关于1939年3月18日事件的信函中极力否定德国的辩解，(8)他于7月21日致书里宾特洛甫再度予以否定。(9)他两次重复声明：他于1938年12月6日当着目击者之面曾告诉里宾特洛甫说，现行的法波协定和法俄协定始终不受新的法德协定的影响；关于曾发生过什么和未发生过什么的这一叙述，他在1948年出版的关于他主持法国外交部的记述中更详尽地作了重复说明——并且明确声明，1938年12月6日他同里宾特洛甫的会晤有法国外交部秘书长亚历克西·莱热在座，而且是他同里宾特洛甫举行的仅有的一次会谈。(10)就博内所作断言本身是实事求是的这一点而言，诺埃尔在记述和讨论这一争论时并未提出争议；然而他却声称——这与博内自己后来发表的关于这方面的声明恰恰相反——在博内和里宾特洛甫之间尚有另一次会谈，当时无目击者在场，也无记录可寻。他又暗示说，不管博内可能说过些什么或可能没有说过些什么，德国人也许已经真正地从博内的一般表情中获得了一种印象：单就法国一国而言，德国人现在事实上已可在东方自由行动了。(11)
诺埃尔的暗示是说——如果我们对于像博内本人那样并非超然的观察家的论述给以任何重视的话——博内可能打算使法波条约以及1921年的军事协订单方面起作用，仅对法国一方有利。假定在希特勒的日程上波兰是德国侵略的下一个牺牲者，博内可能自以为他能找到一个律师的托词，宣称对于法国而言并未发生条约中所提到的情况。反之，假定法国注定要成为德国下一次打击的对象，他可能希望由于波兰民族具有的那种冲动的、浪漫的、侠义的，尤其是排德狂的性格，将会驱使波兰参战，而不给贝克以机会来对法国施展像博内本人可能存心要玩弄波兰的那种诡计。
法国的确有充分理由害怕希特勒的下一次侵略行动可能直接指向它自己。希特勒的政策自始至终是机会主义的，其政策的机动灵活性是它长期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反复无常地改变态度一贯是希特勒的拿手好戏——这表现在他于1934年1月26日和波兰的交易上，不久又要表现在他同苏联行将进行的交易上——这种政策在实行民主管理的国家里是太不得人心了，太难以捉摸了，或者简直是太令人震惊了，以致在政治中很难行得通。毁灭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德国运用策略的自由看来几乎是无限制的。就像法国大使库隆德勒在1939年3月19日所报告的，德国宣传部一位官员在柏林曾向一位法国人说过：“在我们面前有这么多敞开着的大门，有这么多可能办到的事，以致我们再也无法知道应该走哪一条道路，采取哪一个方向。”(12)法国是否将被德国选作下一次侵略的对象？只要希特勒的行动是受他的情绪所支配（他的行动部分是这样的），法国可能在本来是十分令人沮丧的考虑中得到安慰，因为希特勒对法国的敌意已从《我的奋斗》中所表达的最高点显而易见地下降了。这是由于法国已经被考验过，并被发现它没有能力阻止这一谩骂的作者去逐步实现其作为德国独裁者的野心。但是这种考虑并不能消除法国所畏惧的危险，因为冷静的战略分析可能仍会劝告希特勒，先把法国打翻在地，然后离开西方，像另一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样，驰骋于东方的辽阔地区，以追求为德国争取生存空间的幻景。
诚然，希特勒进攻法国，很可能导致他也同英国作战，然而毫无疑问，在1939年，和在1940年一样，他藐视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有效作战的能力，如果一旦法国丧失了战斗力的话。他认为如果他终于要东进，那么击溃法国就会有效地解除他承认他所最害怕的那个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威胁。但是，如果希特勒确实害怕在两条战线上发生战争，那么法国仍可希望从法波联盟中得到好处。如果由于现存的法波协定，法国利用其外交手腕能够稳住波兰，使它在德国攻击法国的情况下袭击德国的东面边界，那么鉴于希特勒厌恶同时在两线作战，难道不也许可以阻止他在此刻进攻法国吗？
如果法国政府在此阶段真的指望把波兰的军事力量作为它在拼命寻求安全时的一份资产，那么它的疏于核查波兰军备的真实情况就益发令人吃惊了。据博内说，(13)1939年8月23日，那是在俄德缔结协定之后和战争爆发前夕，国防军参谋长甘末林将军就已告知法国政府，说波兰在德国的攻击下能够坚持到1940年春天。另一方面，甘末林在其回忆录中说，(14)除非获得俄国的支援，波兰进行长期抵抗是不可想象的。不管甘末林是否可能没有说过和想过些什么，法国政府肯定能够在任何时候从其军事顾问方面得出关于波兰军事弱点的准确判断。博内没有能够从其军事顾问处认识到（而希特勒则能够从他自己的军事顾问处认识到）1939年的波兰是经不住和德国作战的，正像一个以猎枪武装起来的运动员不可能同经过训练的虎式坦克手作战一样。单就这一点来说，博内也未必能比张伯伦得到更多的宽恕。(15)
对于意大利军事实力的估计，法国和英国政府也是完全离了谱，而希特勒则照样有着准确的情报。法国严肃地对待1938年11月30日意大利议会中大事张扬的意大利对法国的领土要求，(16)认为这是意大利可能在不远的日子里进攻法国的先兆。如果意大利战斗部队的军事素质确实配得上它已在1939年3月获得的对法战略优势，那么法国对于意大利占上风感到担忧是有理由的。西班牙内战中曾帮助轴心国的国家主义门徒们取得胜利的意大利军队，仍然没有撤离西班牙，因为他们要遵循1938年4月16日的英意谅解条款。(17)1939年4月又出现了谣传——虽未证实，但却扰乱了法国人心——说意大利军队非但没有撤离，反而还在增援。只要意大利在西班牙本土，在巴利阿里群岛，以及在它自己的领域撒丁、西西里和潘特莱里亚岛上保持着据点，它就控制了介乎法国本土和西北非的法国兵源之间的一些法国主要交通线。在德国从东北方面进攻法国的同时，意大利也可能一面从的黎波里塔里亚向突尼斯进攻，另一面又从西班牙一侧的比利牛斯山向法国本土进攻，法国是害怕出现这种局面的。法国对于意大利军队的骁勇和激昂所发生的错觉，是意大利的盟邦德国或者意大利人自己所从来不曾有过的（除了墨索里尼这个惟一的然而却是不幸的例外）。然而法国对于想象中的意大利入侵危险所怀有的强烈恐惧感，成了1939年3月15日以后法国人心理状态中非常有利于德国的一个因素。(18)
这就是法国国民议会在1939年3月17日和18日辩论时的心理背景，而这场辩论是法国对德国在3天之前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所作的首次正式公开反击。辩论的基调是：回顾慕尼黑协定这一事件时个人之间相互进行指责，并引起的怨恨和不顾一切；在此严重时刻，那些显要的法国政客还只是沉溺于彼此进行诋毁；达拉第在要求获得无限权力时表现出不妥协态度；此外，还有左派的乘虚而入（这个左派包括已陷于分裂的社会党左翼以及共产党人）。达拉第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在于利用国际危机这个机会，来为他在国内强制实行极权主义的政体铺平道路。达拉第直截了当地拒绝提出下列保证：如果他所要求的权力获得批准，他不会利用这些权力去使议会休会，或者去解散共产党，或者去停止实施40小时的工作周制度。而社会党则全体一致投票反对政府的要求，以顾全表面上的团结。在这次投票中社会党的右翼违反他们的个人信念，也表示了同意。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一法案也肯定会以大多数赞成票通过。最后，国民议会投票通过政府提出的权力要求——按照规定的期限，这一权力延续到1939年11月30日——赞成票是321票，反对票是264票。3月19日，参议院也照样行事，但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差距则给人以格外深刻的印象，前者是286票，后者是17票。政府根据议会授权而制定的法令于3月20日公布于世。(19)
法国政府在此关键时刻所作的姿态和所用的语言，也就照例是那些表明意志的力量和目的的明确的东西。但是法国的真实状况在下述两个场合中才格外如实地表现出来：一是国民议会于3月18日进行重大辩论时所发生的很不严肃的喧嚣，各对立党派相互敌视和猜疑的激烈程度在此暴露无遗；二是国民议会后来于3月20日通过的对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同情的议案，暴露了他们那种认为空言是有效的信念是不可救药的。由于希特勒消灭捷克斯洛伐克而加剧了欧洲危机，法国在其中再现了一如在以慕尼黑协定为结局的前一次危机中所表现出的色厉内荏的迹象，因为它把两个西欧大国对德国新挑战作出迅速回击的领导责任让给了英国。
第三节 英国的反应
（一）英国接受希特勒的挑战
与法国不同，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的行动使英国发生了情绪的变化。按其最终的影响来说这是促使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败北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这一有益的英国反应的扩散和增强太缓慢了，这对于极端危险局势所要求的迅速反应的强度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3月15日下午在威斯敏斯特下院举行的辩论，仍然没有使首相和他的一般支持者觉察到——或者至少仍然能够使他们闭着眼睛不去看那事实——由于希特勒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他已破坏了英国政府的慕尼黑政策。然而，下院的辩论表明，议会中的保守党议员们马上认识到慕尼黑政策已破产，而这班人到此时为止是继续支持张伯伦而不愿追随艾登下野的。3月17日首相在伯明翰的演说(20)是向全世界宣告，在他进一步思考之后，他对时局的认识已和他的党内更加机警的议员们两天之前的看法取得一致了；因此，这就等于说，以首相为首的议会和国家故意地向德国公开宣告：英国现在将要投身致力于阻断德国的侵略道路了。
首相3月15日下午在下院的发言——他的一些支持者以几近滑稽的浮夸语言给予附和(21)——仿佛是过去24小时发生的事件没有使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似的。言外之意是，希特勒消灭捷克斯洛伐克这一行动应受到的申斥，要比英国议会反对党应受到的为小，因为反对党利用那个事件来攻击政府，大弹其“我们早就告诉你们，事情必将如此”的老调。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是由于它的“内部分裂”；致命的打击是因为斯洛伐克议会宣告斯洛伐克独立；既然目前情况已“解除”了英国政府所提供的应保持慕尼黑协定后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原有态势的保证，(22)政府自然不能“让自己再受这一义务的束缚”。虽然在斯洛伐克议会采取分裂自己的行动之前，英国政府感到“对捷克斯洛伐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应把这一保证视为”已经“生效”。虽然张伯伦不能够“相信现在发生的这类性质的任何事情是在签署慕尼黑协定时被任何一个签字国仔细考虑过的”，但他今天不愿把自己同对不履行保证的任何指责联系起来。他应当“极度遗憾”现在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但他却辩护说：“让我们不要由于那个原因而偏离我们的路线。”(23)
既然英国的首要问题是，保守党的政策路线现在是不是要有一个转变，而这确实是“重大辩论”(24)中的突出事件，那么艾登所作的演说是极其清晰而又措辞温和的，当时的西南哈尔市议员理查德·劳也以更为强烈但同样经过仔细推敲过的措辞发表演说，加以附和。
艾登回顾了那些下院议员的信念，他们在慕尼黑事件之后“非常勉强地”“认识到，我们除了得到一个短暂的喘息外，一无所获，在这个喘息的末了，（希特勒）又会以类似的方式把更多的要求强加于我们”。他从《我的奋斗》中引用了一段话，这是关于如何以审慎斟酌过的、连续不断的次数，将得胜者的条件强加于战败的（和具有失败主义思想的）人民的手法的一段。他最后号召起来行动：
我深信如果让目前在欧洲实行的做法不加制止地继续下去，我们就是在直接走向无政府状态，走向将要包括我们全体在内的一次全世界大悲剧。……我也深信不可能有比下述这种认识更大的（对和平的）贡献了：现在由于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结果，这个欧洲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已经决心团结起来并作出努力，一次史无前例的全国性努力。……这不仅仅是一件政党政治的事。于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检查，因为我们必须检查，我们在欧洲所面临的新的军事和战略态势；要同和我们具有一样想法的所有国家进行磋商，不管它们的位置在哪里，它们是哪些国家以及它们是什么肤色；同那些国家讨论我们应采取何种政策和我们应在哪里站定脚跟；在决定了那些问题后还要立刻同它们一道制定实行我们所决定的军事计划。(25)
在这场辩论中，他们的发言虽然表明艾登和张伯伦两人在关键性的政策和行动问题上仍然意见相左，各走极端，但在首相本来毫不令人感到有希望的演说中，却对希特勒目标方面的一个不祥的新情况有了令人可喜的认识，希特勒的这一新情况也引起了艾登的注意。虽然张伯伦在这场辩论中没有使自己也得出与艾登相同的结论，即赞成英国的政策来一个相应的改变，但论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它不可能不在保守党人（包括首相）的心中产生强大的影响。对于他和艾登两人演说中的这一共同点，张伯伦是这样说的：
迄今为止德国政府为它扩张军事控制地区辩护所提出的论点是，它只不过是将毗邻地区的广大日耳曼族人民并入德国。现在是他们第一次正在对居住着与德国并无种族联系的人民的领土实行军事占领。这些事件不可能不成为扰乱国际局势的一个原因。它们势必要使信任受到沉重的打击。(26)
这一打击对首相本人的思想所迟迟产生的影响，戏剧性地显示在3月17日（他七十诞辰的前夕）他于伯明翰发表的演说中，当时他明确表明要纠正一种误解，即因为15日他发言“温和”，所以他和他的同僚“感触并不强烈”。(27)在这第二次演说中，张伯伦开始是回顾慕尼黑危机期间希特勒一再向他作出的个人保证：“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奢望，他无意将非日耳曼族的其他民族并入德国人民之内。”张伯伦又引了“有希特勒签字”的慕尼黑协定中的一段文字，它宣告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疆界的最后(28)决定”“将由国际委员会落实”。接着他以毫不含糊的新的口气宣称，对希特勒已失去信任，并对他发出警告：
这些事件在本周又怎能同这些保证符合起来呢？……这种“没有进一步领土奢望”的宣言已成了什么呢？“我们不要捷克人归并德国”的保证已成了什么呢？……对于同一个来源的任何其他保证还能有什么信任可言呢？……这是一桩旧的冒险的结束呢，还是一桩新的冒险的开端？这是对一个小国的最后一次进攻呢，还是其他的将跟着而来？事实上这是不是朝着企图以武力统治世界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为了和平，我几乎可以牺牲任何东西，但是有一样我必须把它排除在外，那就是我们已享有了数百年的自由，我们是永远不会放弃它的。……我们竟会碰到这样一种挑战，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然而再没有比下面这种想法会造成更大的错误了：因为它相信战争是愚蠢的和残酷的事，这个国家就此失去了它的骨气，从而当那种挑战一旦出现时，它也就不会竭尽全力去参加抵抗了。(29)
在1939年3月17日对希特勒发出这一警告之后，张伯伦没有等待希特勒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就先采取他自己的行动了。3月18日，英国政府询问法国和俄国政府，如果希特勒无缘无故地向罗马尼亚发动进攻，它们怎么办？3月30日，英国向波兰提出维护其独立的保证。因此，在希特勒占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后的15天之内，英国就采取了遏制希特勒侵略之路的立场。
（二）英国反应的不足之处
（1）英国自我暴露于被摧毁的危险之下
1939年3月张伯伦政府采取的、为了抵抗侵略而将英国置于极端危险之下的决定。如果当时的政府和人民能与15个月以后他们所表现的同样目光锐利和全力以赴的话，那就很可能成为在联合王国历史上与后来那一次的决定同样光荣的事，而后一次是丘吉尔政府在1940年6月作出的、不顾对方显然具有压倒的优势而决不投降的决定。然而在介乎这两个时间之间的一段时期，政府和人民的行动表明，希特勒的破坏慕尼黑协定虽然已促使英国人行动起来，但还没有能推动他们全力以赴。1940年6月紧随着英国人民的被摧毁的危险，是他们在1939年3月所存心招致的。1939年3月17日到3月30日之间英国政府所采取的并得到全国同意和支持的行动可能要引起大灾难，如果不立即继之以诸如以下这些措施的话：全国资源总动员；坚持不懈地努力建立一个“遏制”德国的有力的大国联盟；采取毫不吝啬的办法，不仅以抵抗德国进攻所必需的武器装备英国本身，而且要去装备愿意同它联合的任何国家。然而英国人民一项措施也没有采取。从3月17日到德国进攻波兰之间的24个星期内，欧洲外交棋盘上交战的结果是，西欧列强获得4个小卒子，而德国则胜过它们，赢得了一个王后。
当德国在9月1日发动战争时，它手中有同苏联签订的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并辅之以一项俄国向德国供应物资的协定和一项第五次瓜分波兰（它将成为德国开始军事行动时的牺牲者）的秘密协定。同一日期，英国和法国手中则有同波兰（它将在3周之内被消灭）和同土耳其（它一直保持中立，直到它的援助已经不再需要了）分别签订的双边协定，还有对希腊(30)和对罗马尼亚(31)提供的单方面保证。前一保证没有能拯救希腊在次年免遭波兰的命运，(32)而后一保证则被约定的受益国遵照德国的命令在1940年6月公然当面扔回给担保国。(33)与此同时，英国在开始同德国作战之前或之后都未动员其全部的工业和财政实力。直到法国沦陷之后，它才做到了这一点。在降临英国自己大门口的浩劫也使它陷入迫在眉睫的将被德国征服的危险之前，它没有使自己进入战备状态以便为自身的利益进行有效的战争，更不用说对那些脆弱的国家提供有效的支援了，这些是英国到那时为止想方设法所争取到的仅有的盟国。
无论如何，在1939年3月17日到1940年6月之间，一位不友好的西班牙漫画家很可以勾画一幅英国人的辛辣漫画，把他描绘成一个神气十足的绅士派斗牛士正踏过新被杀害的捷克斯洛伐克尸体，两手插在口袋内，闲步走向迎面冲来的德国公牛，这头野牛此时正在准备投入到死亡竞技场上的下一个回合。这幅幻想中的漫画是很接近真相的，因此足以令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联合王国的政府和人民怎么会这样蛮干？答案如果可以找到的话，那就是由于两个弱点：一个是1939年3月17日以后张伯伦内阁的心理状态；另一个是甚至在那个重大的日子以后，无论是议会还是在全国，各种意见继续分歧。
（2）1939年3月17日以后张伯伦内阁的心理状态(34)
从1939年3月17日张伯伦公开宣告英国将抵抗德国的进一步侵略到1940年5月10日他辞去职务这段时间内，他和处理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内阁”中的他的3位同僚，将英国带到了灾难的边缘。当张伯伦让位于丘吉尔的时候，英国正处在迫在眉睫的、将被德国征服的危险之中。然而这些把他们的国家带到如此接近于毁灭之境的政治家们并不是“罪人”。恰恰相反，这些品德高尚的人士已经尽了异常大的力量，以便在国际强权政治的弱肉强食的舞台上将道德原则应用于政治实践。在这儿通常的行为准则不是基督的，而是（《圣经》中的）以实玛利的。
使得这4个人一致同意采取那个危险方针的是来自于一种强烈的宗教传统的影响。哈利法克斯和霍尔是英国国教圣公会非常积极的普通成员；西蒙是一位公理会牧师的儿子；张伯伦是一个惟一神教派家庭的子弟。因此，在张伯伦的“核心内阁”中，国教与独立教会平分秋色，不过独立教会的传统略占优势，因为两个圣公会成员之一的霍尔其祖先是教友派的信徒，而两个独立教会教徒之一的张伯伦则是首相。在“核心内阁”中的独立教会传统的力量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到1832年为止的160年中，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非国教教徒是不准参加公共事务的，因此他们的能量不得不另谋出路。雄心壮志引导他们投身于贸易、工业和技术，而宗教则使他们转向于慈善事业。他们在6代人的时间内由于从事这些和平与建设性的事业而培养起来的精神，又被他们在获得公民权利以后灌输到英国政治生活中去，19世纪的英国自由主义就是这种精神在政治上的表现。到了1939年，这个一度被剥夺公民权利的阶层的成员，久已在政治中起主要作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像张伯伦一家人那样，已从自由党人转变为保守党人，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变质并未使他们同来源于他们过去宗教传统的精神相疏远。恰恰相反，当这些非国教教徒的前自由党人踏进政界并成为保守党人时，就将自由主义的精神灌输给保守党，而在此之前他们已把它带给了全国。这也可以从张伯伦得到的支持看出：当他面对希特勒的侵略，冒险试图将自由主义的道德原则应用于执行英国外交政策的实践时，他不但得到保守党的支持，而且也得到工党和自由党的支持。(35)
张伯伦及其同僚的悲剧——这也是他们祖国的悲剧——就在于他们身负重任，所以轮到他们要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发挥作用，而这一世界同他们被培养大的那个文明世界是不相容的。在不炫耀暴力的那些领域内，英国自由党人（从这个词的广义上来说）精神上是心安理得的。他们对于国内社会改革，包括发展地方自治政府在内（张伯伦在其早期成年生涯中曾献身于这方面的事业许多年）是有专长的。他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感到局促不安的，即使在那个突然于1914年终止的短暂年代也是如此，而当时的外交，甚至战争，都是有节制地进行的，而且也尊重一般公认的准则。(36)在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预报的、自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开始的这一新时代中，英国自由党人彷徨不知所措。对于当时突然地和意外地迫近他们周围的那个残忍世界，他们感到恐怖，他们非常厌恶承认这种可能性：如果他们和他们的同胞要在这个残忍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们就可能不得不遵循这个弱肉强食的凶残方式。他们发现要使自己相信下述想法是比较容易的：在他们所处的20世纪西方环境中，一个外表上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必然是一种幻景，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上外表凶暴的动物待之以善良公民应得的礼貌和照顾，那么这些动物就一定可以转变为具有通常的自由党人特征的善良公民。(37)
如果换一种滑稽说法的形式来解释张伯伦所处的悲惨困境，或许更能说明他对希特勒的反应。我们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格兰中部的商人，一天早晨，他沿着一条已经走过几百次的熟路步行去办公室，突然他发觉自己和一只老虎狭路相逢。他确实知道自从间冰期时代以来，在默西阿就没有繁殖过吃人的食肉动物，所以这位善良的人就使自己相信，尽管它凶相毕露，这只面对着他的四足动物一定是经过伪装的本地驴子，它是不会不受胡萝卜的引诱的，因此他勇敢地向这只巨兽伸出一根胡萝卜。不一会，这头畜生扑杀了一个过路小孩，弄得血肉模糊。这就表明野兽的外观是与其真实本性一致的，这一恐怖的场面迫使此人改变策略。在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他以空着的左手执一警棍作为武器；但他继续伸出右手中的那根胡萝卜；因为尽管他已亲眼目睹这头老虎该死的“杀戮行为”，甚至到这时他还不愿放弃这头畜生原来是一匹驴子的一切希望。因此，他继续奉献出那根胡萝卜，并且向这头猛兽保证（仿佛它能够懂得人类的语言）：他左手现在执着的警棍是严格用于自卫的，而且事实上它也是非常无力的武器，不能用于攻击性的目的。
从1939年3月17日起直到战争爆发为止，张伯伦和他的同僚有意识地奉行这种同时运用警棍和胡萝卜的“双重政策”；虽说这位首相在1939年9月3日抛弃了胡萝卜，但甚至那时他也没有将那根警棍从左手移到右手，或者以一种更为有力的武器来替换它。直到丘吉尔取代了张伯伦的职位，英国才算做到了这一点；而当时这只老虎在击溃了波兰和法国之后，已经在英吉利海峡的法国一侧摆好架势，准备进行其最后一次的猛扑了。
张伯伦这样坚持到最后时刻的双重政策(38)，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不现实的。这位曾是自由党人的英国政治家，对于他未曾见过面的俄国领导人的性格是有所估量的，而对于他已见过的德国暴君(39)的性格则依然是毫无认识的。在1939年3月的6个月之前，张伯伦曾经和希特勒面对面地晤谈过，其时这位第三帝国的缔造者和主宰者正处于一次最邪恶的精神状态之中。然而这一经历看来并未使得张伯伦清楚认识到他的敌手的恶魔似的才华或当时已经面对着纳粹党的那个明显的抉择：不是走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破产，就是去赢得一场战争。张伯伦自己由祖上传下的世界观似乎已使得他无法理解：无论他这方面有多大的善意、耐心和理性，也都不能使希特勒像约翰·布赖特那样地行事来报答他。张伯伦不了解他正在与之斗争的那个政权的性质，这就使他大大地低估了纳粹德国欲达到其罪恶目的的意志力量，也大大地低估了为反对纳粹的目的而不得不动员起来的实力规模，动员是为了阻止它继续追求这些目的，或者当它仍旧坚持时则击败它。这两重估计错误，同张伯伦的醉心于和平事业和他憎恶战争一起发生了作用，妨碍了他在重整军备和外交这两方面做得稍微好一些，而这两方面是张伯伦当时已将其祖国推了进去的那个殊死竞争的两大活动舞台。
根据张伯伦对局势的看法，英国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是最为合适的。这样既足以威慑希特勒而又不致批其逆鳞，同时再审慎地给他以公正的对待，他肯定会有反应，变成通常的行为正派的人。(40)张伯伦等人认为他们的日常决定对于希特勒的政策，不管是好是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那种信念，是英国“核心内阁”中最为固执的一种错觉。他们不能够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个真理：希特勒的行动方针久已确定而无法挽回了；他一心要进行侵略；向独裁者们送上一盘英国菜——英国最低限度的重整军备和英国对希特勒邻国的保证，加上一点英国绥靖政策以资平衡——是不会使希特勒踌躇一下的。(41)事实上除了有效地动员一支势不可当的优势力量来对抗他的侵略目的外，是没有法子阻止希特勒前进的。因为对于希特勒来说，停止侵略就意味着他的使命失败，也意味着他因此而不得不偿付的罚款，或者是自杀，或者是遭暗杀。
因此，张伯伦及其同僚向希特勒保证，他们并未企图包围德国，这就等于白费唇舌。自然，这一保证是真诚的，然而对“包围”一词两方各有不同的解释。英国政府的意思是，同德国的其他邻国“靠拢在一起”，并没有什么恶意。它们并没有怀着攻击德国的意图而“结成一伙”来反对它。可是，这对希特勒来说绝非新闻。在1939年，希特勒深知德国并没有遭受进攻的威胁。但是这一了解也不能使得希特勒满意，因为他并不关心去为德国获得一项它已经有了的保证。他所关切的是保留行动的自由，以便继续从事侵略其他国家的勾当。在希特勒的词汇中，包围意味着德国打算侵略的受害者们采取一致的行动，以便防止希特勒用对付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来对付它们。自然，这恰恰是英国政府正在试图去做的事情。就像张伯伦于1939年5月19日在威斯敏斯特下院所说的：
仍然需要加强……我们对波兰的保证……对罗马尼亚和希腊的保证……其办法是作一些更加持久的安排，并从能够和愿意向它们提供援助的任何其他方面设法取得更多的援助。我要把话说清楚：这一政策并不是一项由于双方彼此怀有敌意而把欧洲大国分成对立集团的政策。……我们谋求建立的不是一个我们自己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盟，而是一个反对侵略的和平战线。(42)
这种为防止德国进攻的危险而相互保障安全的防御政策，从这位可敬的公民的观点来说，是一项显然合法而又合理的政策，但从希特勒的观点来看，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挑衅。
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说明：希特勒所生活的世界不同于英国“核心内阁”成员和他们的同胞在其中感到安全舒适的1939年的世界。其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欧洲桥头堡事实上分裂为两个世界，在物质上它们相距不过几分钟的飞行路程，但在精神上彼此之间则有许多距离里格和许多世纪的间隔。对于一位从希特勒上台到他发动战争那段时间每年定期访问德国的英国人来说，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转换使他在精神上感到的苦恼，犹如飞机升降时因高度突然变化而在肉体上感到的痛苦。这的确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前所未有的一次经历，因为虽说这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其多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时升时沉，但它以前总是或多或少处于同一的精神水平，不管这个水平是什么样的。这个西方基督教世界过去从未被一条像1933年在德国和它的西方邻国之间出现的那样既深且广的鸿沟所分裂。在1955年，普通读者所知道的第三帝国内幕，比起当日张伯伦及其同僚所晓得的要多得多；然而就在1955年，德国人以外的人们仍然很难理解，一个继承了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伟大的西方人民，怎么会被希特勒及其同犯所迷惑，从而成为他们罪恶企图的工具。这个问题对于张伯伦及其同僚来说，不仅是很难解释，而且也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的没有能力或不愿面对事实这方面，他们倒是他们的大多数同胞的代表。在那关系重大的1934年到1939年期间，英国政治家中除丘吉尔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具有能看清可怕真相的洞察力和毫无保留或毫无犹豫地准备对之采取行动的意志力。
如果英国“核心内阁”判断错误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低估了希特勒道德上的不端正，那么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过高估计了英国的力量。这也是19世纪英国自由党人的习性，因为自由党人虽然良心上厌恶英国传统性的利用其力量来进行侵略活动，但也并未削弱他们所抱有的传统性的英国人信心——即相信这支力量能够有效地被用来作为一种在国际关系中维持法律和正当的统治的制裁手段。在1939年3月17日到8月24日之间，当张伯伦等人听到俄德条约的消息时，那个“核心内阁”似乎相信，英国这只狮子只要用它的前脚爪站立起来和扬起它的鬃毛就可以制止希特勒，并使希特勒心目中的下一个牺牲者得到安全保障。何况还可以联合整个英联邦一起行动，以代替英国独自的努力。(43)过分相信尚未使用和尚未加强的英国力量有制止希特勒的效力，这或许就是在英国和德国互相竞争以使其他欧洲国家依附自己的那些生死攸关的日子里联合王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关键所在。“至于……有人提出批评，说如果我们没有能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有效的军事援助，那么我们能向波兰提供的就更少了。答复是：在每一种情况下，成为威慑力量的是一场有英国参加的世界大战而不是局部性的英国援助。”(44)如果英国力量特别强大，能以一当十，那么盟国就是多余的了。那个“核心内阁”相信，依靠英国自身的资源，他们已掌握了充分的潜力，足以制止德国发动战争，如果不能制止它就击败它。(45)这种信念可能已使他们排除了必须运用“强权政治”的想法，因为他们在良心上是厌恶强权政治的。如果在3月17日到8月24日期间事实的真相是，他们不去寻求建立一个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大联盟来抵制希特勒，而只是为道德原则辩护，那么他们政策中本来无法解释的许多东西现在是可以得到解释了。
他们当时支持的原则是尊重国际事务中的法治，尊重弱国的权利，就像哈利法克斯在1939年4月19日所讲的那样：
如果你的最后一着是要求人民……作出牺牲，去冒生命危险，那么除非这种事业能够感动他们天性中最高尚的素质，否则他们是决不愿意为它去牺牲的。我已尽力想说清楚，我们的政策就是以此作为基础的。我们的政策所根据的原则是，小国的权利不应该被强国撇在一边，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武力不应该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协商不应该被强制所凌驾或压倒。(46)
这一表明英国“核心内阁”信念的声明是权威性的。它大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们当时很快地就给予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以保证，而这些国家和英国的结盟只能成为英国的负担，而不是它的资产。在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为什么英国不愿用大力去争取和俄国结盟。前面有一节(47)已经指出，在谋求苏联和西方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谅解方面存在着固有的困难。在西方国家这一边，对于苏联政府的性质和意图存在着很有根据的疑虑，对于苏联的军事实力则存在着没有根据的低估。但是破坏苏联和西方各国结成反对德国侵略的军事同盟的障碍，是英国政府的不愿意参与压制处在俄国和德国之间的那些小国，即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1939年3月17日之后英国寻求和俄国结盟的目的，并不在于保证英国自身不被德国攻击、打败和征服。直到法国沦陷为止，联合王国的政府和人民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国家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他们的目的只是要维护哈利法克斯在4月19日所阐明的原则，以反对德国方面的进一步侵略。如果英国政府为了维护这个原则而谋求得到俄国的支持来反对德国，结果反而使俄国在胁迫尚未成为德国的牺牲品的一些小国方面有了行动的自由，从而使得英国成为俄国的帮凶，那么英国政府在他们自己的眼中看起来，也会是显得愚蠢可笑和信誉扫地的。
西方大国虽然对于苏联的潜在军事实力知道得很少，但它们对于波兰的无力抵御德国则并不是一无所知的。无论如何，英国政府的军事顾问们早已毫不拖延地告诉它：(48)如果波兰和德国发生战争，那么波兰军人的勇敢丝毫也不能抵御在机械化装备方面占压倒优势的德国军队。(49)然而英国政府当时在欧洲承担义务时，它并不是根据军事实力来思索问题的。它是从原则方面来考虑的。当它把捷克斯洛伐克赶入狼群时，它就牺牲了这个原则以冀获得世界和平。在1939年3月15日到17日之间，英国政府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它再要牺牲任何其他小国，不管是奉献给德国或者俄国或者任何其他有侵略野心的大国，那么英国荣誉进一步丧失和国际道义事业进一步受损害，都不能从和平事业的任何成就中取得补偿，因此它决心要向似乎很可能成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心目中下一次侵略对象的3个小国——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提供保证。英国政府知道，在军事上估计，这3个国家——还有土耳其——只是小卒子，而不是王后。(50)但是它拣这些小国出来不是作为盟国，而是当巡边员，让它们记录下德国进一步越出法律和规矩的任何活动。就扮演巡边员的角色来说，一个小卒和一个王后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
如果在1939年成为一项英国保证的接受国是合乎需要的话，那么波兰获得一系列保证中的这一首次保证，更是一件分外幸运的事，因为英国在1939年援助波兰，并不像前一年援助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有理由。在这个时候，英国对波兰所负的道义责任已达到最低点，这是由于波兰接连3次强行利用了这种道义责任，已把它消耗殆尽。第一次是1920年10月9日波兰以一次军事上的突击夺取了维尔纽斯。这是一个会员国首次对国际联盟进行这类性质的打击，波兰因此而在历史上出了名。(51)第二次强行利用英国的道义责任。在1920年到1921年的时候波兰不顾英国的警告和抗议，坚持要把里加线作为波兰和苏联之间的边界。(52)第3次则是最近波兰在慕尼黑危机时期干的，当时它帮了德国的大忙，它卑鄙到甚至乘此机会获取少量的捷克斯洛伐克这块赃物。(53)如果决定性的考虑是波兰的道义要求，而非英国的政治原则，那么英国在慕尼黑事件之后的任何时候只要可能都可以自由地去争取苏联作为它的盟国，即使这意味着将波兰抛弃于危难之中。
人们会发现，1939年3月17日以后张伯伦的欧洲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设想上的，即英国用不着为自己担忧什么，它仍然拥有自命为欧洲主宰者的势力，而所付的代价极低，只不过是发出它的命令：“我们不想打，但是，哼，要是我们想打……”。对于英国首相的这一信念，当时他的大多数同胞或许抱有同感。但是，在他之前一代的前任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时代错误，因为英国力量的优势已今非昔比，所以他们在1902年同日本建立同盟，在1904年和1907年又分别同法国和俄国缔结协约，从而保护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这对他们的祖国来说是很幸运的。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前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为止，英国的确是欧洲的主宰者。不过从1815年到1914年的这百年过程中，由于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欧洲和世界的力量对比都在转变，已经变得对英国不利；在1914年至1918年期间，成为世界主宰者的已经是美国而不是英国了，因为前者有能力在工业时代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1939年，英国在决心抵制德国的扩张方面，除了有一个当时已不堪依靠的法国外，别无大的盟国，因此它为自己所规定的任务是超出了它当时的力量的。
英国没有能力承担那个最后由美国再担负起来的任务。这个事实在英国一接触到要向抵御德国进一步侵略的共同阵线中那些现有的或未来的伙伴们提供物质援助的数量问题时，就立刻暴露出来。接着就证明了，不管1878年的事实是怎样，1939年的英国既无所需要的人力又无所需要的财力来使它成为欧洲的主宰者。土耳其人、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对于英国向他们提供的贷款、武器和其他供应物资的为数之少，都感到沮丧。(54)毫无疑问，英国有力量提供更大的数量。白厅的财政部压缩了这些数额，仿佛它是在同街对面的一个内政“花钱部门”讨价还价似的，而没有认识到其实它已投身于一场为了国家生存的殊死斗争。张伯伦也支持财政部，或者至少他没有对它进行指示，因为他确信“照常办事”的政策，除了他本人和他所熟悉的商界感到惬意外，对国家利益也是相宜的。诚然，有人可以争辩说，如果战争来临，它很可能会采取在经济持久力方面进行一场竞赛的形式。但是英国的这种说法对于东欧的一些国家来说，只是一种徒增烦恼的慰藉，因为远在提供保证的英伦岛国的经济资源耗竭以前，它们很可能已被德国军队所占领了。在下一阶段，英国又必须办理同样的事，开出英国可能向共同事业提供的物质捐助的清单，但对方已不是贝克或加芬库，而是斯大林时，英国提及其在对德战争中所能投入法国战线的是为数少得可怜的几个师的兵力。这种情况的揭露，不仅可以帮助说明斯大林在1939年8月23至24日同希特勒所作的交易，而且也能帮助说明斯大林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态度。
上面考查过的那些错误观念和错误判断，也很能说明英国从1939年3月17日到1940年夏天期间在张伯伦的领导下所遭受的灾难。然而，如果说张伯伦及其同僚差一点把他们的国家带入绝境，责任则不能只由他们承担，再则也得到了补偿，他们的国家为此还要感激他们。反对党工党也应分担责任，因为它虽说一直在要求采取更富于战斗性的姿态来反抗希特勒，但它仍在使张伯伦的慢似牛步的重整军备运动更加迟缓。(55)英国从张伯伦的政策所招致的令人震惊的危险中得到的补偿，是免除了承担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罪责。1939年9月10日张伯伦在致其姊姊的函中写道：“未能保卫住和平当然是一件令人伤心的失望事情，但我知道我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已使举世确信，这完全不能归罪于我们方面。我们意识到我们在道德上是做得对的，这是我们方面的一项巨大力量，而德国人则不可能有这种意识。”(56)
曾经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余波的“战罪”谁属的争论，此时已不可能再度出现了。如果希特勒将黑旗升到德国的桅顶，那么张伯伦就在该处揭露它。英国这样来辩白其清白无辜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但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这个代价或许已无法再低了。然而判定清白无辜并不能同时开释责任。因此仍然应该问一问：如果在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1931年9月18—19日到张伯伦对德宣战的1939年9月3日这一期间，掌握英国政策的是丘吉尔而不是鲍德温和张伯伦，那么英国的治国之才能不能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呢？是不是英国的政治家有能力去阻止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仅仅英国和法国的联合力量是不足以阻止希特勒统治世界的野心的，这在事后看来似乎是明显的。如果希特勒最终遇到了西欧列强和俄国的防御联盟，他是否能被遏制住呢？如果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家们把这个联盟作为他们压倒一切的目的，如果他们专心致志地追求这一目的，那么这个联盟行得通吗？如果我们怀疑，甚至丘吉尔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我们会得出最后责任要落在美国肩上的结论吗？当华盛顿的参议院在1919年没有批准国际联盟的盟约时，它是否谴责过包括它本国在内的全世界打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参议院的表决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威尔逊总统的固执？除非我们能够答复这一连串令人迷惑的问题，否则张伯伦的责任是不容易确定的。
（3）议会和全国都继续不团结
英国对希特勒挑战的反应之所以不够强，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举国在看法上和目的上有着分歧。直到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接替张伯伦担任首相职务时全国才团结起来，张伯伦从未享有过由于法国的陷落而落到丘吉尔头上的那个有利条件。当德国军队占领了可望见英国多佛的法国各港口时，当德国空军飞临英国东南部上空时，英国人民终于被迫认识到他们只有通过联合一致的努力才能挽救他们自己。但是这需要出现一场如此重大而又紧迫的危险才能使他们看清真相，而这一真相在张伯伦接替鲍德温之前，并且实际上是从日本于1931年9月在中国东北发动战争以后就是非常明显的了。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得到解决以来，英国对外政策上就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只是尚未表面化而已。举国在两个问题上意见是真正一致的：英国无意进攻任何其他国家；英国也十分渴望，不要为了保卫自己或他人而不得不再去作战。在20年代，英国大多数人民口头上也赞成体现在国际联盟中的集体安全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从来没有被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保守党人或具有和平主义思想的左派代表们所衷心接受过。对于许多有保守党想法的人来说，集体安全这个概念似乎含有可疑的怪诞想法和令人不快的利他主义。他们十分警惕，以防被拖入一场支持某种理论的战争，并且竭力避免被套上一个相互保障安全的社团的成员资格而受到约束，根据他们的估计，英国在这个社团里要支付保险费，要承担义务，而这些负担将远远超过它可能取得的那一点利益。为什么竟要求它去保证那些比它弱小、比它更有遭到被攻击危险的国家安全呢？至于和平主义者，他们在这方面则根据默契愿意支持集体安全原则，条件是象征性的支付（因为须支付的保险费数额是微不足道的）应已足够维持那个组织的信誉，并且这是每个个别股东应负责任的极限。所以他们的立场实际上同那些民族主义者相距不远，虽说他们是从另一条途径达到那种立场的。结果，1931年9月以后当接二连三的侵略行为使集体安全原则受到挑战、国际联盟盟约遭到破坏时，英国的和平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出的反应是一样的。这两个集团都不愿看到英国拿起武器来履行它根据盟约应尽的义务。他们宁可抛弃集体安全原则，让国际联盟走向垮台。
在30年代这个道路分歧的时候，英国有两股目光锐利和意志坚强的人采取了勇敢的立场。其中之一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公开支持张伯伦，因为他们承认他的政策就是他们自己的政策。还有就是一些保守党人，他们暂时脱党成为在野人士，因为他们认为英国必须准备用武力来抗御侵略，为了抵抗侵略，它必须援助遭到德国蹂躏的其他国家，而不能等到它自己直接受到攻击时才动手。虽然张伯伦的和平主义者盟友是他的最强烈的支持者，但他在保守党内的反对派则是他的最有力的批评者。不幸的是，在英国也有一大部分的工党和自由党的舆论，它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其调门之高有如丘吉尔。然而，它比张伯伦及其同僚还要不愿意去重整武装和正视不得不使用武力这一严峻的可能性。而且不幸的是，张伯伦执行的政策是半心半意的，是想同时进行绥靖和重新武装，那就必然要付出代价，因此它也给了那些非建设性的批评者以一个借口。尽管如此，整个工党还是没有很好地经受这个严峻的考验。它取消了对张伯伦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它又不愿意响应丘吉尔提出的举国作出最大努力的号召。因此，对于英国在法国沦陷之前重整军备不力一事它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因此，在30年代，反对党和政府之间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并不像反对党所假装出来的那样大。促使政府的支持者们同少数持异议的保守党人分裂开来的并不是什么根本分歧。一部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部分则是由于国内的一些原因——如1931年工党的分裂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些“萧条地区”的长期失业现象——以致在30年代当英国内部的不和招致这种危及英国自由和全世界自由的危险时，党派情绪异常高昂激烈。
只要张伯伦继续担任首相，工党就不大相信他会全心全意地从他所钟爱的“姑息希特勒”的政策转变到一项勉强而又充满沮丧地取来代替的抵制希特勒的政策。因此，工党直到最后依然不愿意参加在张伯伦的领导下的联合内阁来分担政府的责任。这转过来又决定了张伯伦绝不可能做到动员全国所有的人力、工作和财富来作出全国最大的努力（即使假定他本来是希望如此的），像艾登在1939年3月15日所要求的那样，像丘吉尔在1940年6月到对日作战胜利日那5年多的日子里，由于得到工党毫无保留的支持而事实上成功地做到的那样。由于未能争取到工党的信任和支持而受到限制，这使得张伯伦行动软弱无力，这反过来又使施加那些限制的不信任感持续不断和日益加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英国政治体制中未能得到和解的这一分裂状态，严重地伤害了英国人民，这时他们正献身于一项殊死斗争的事业，谋求在那最后关头使他们在有效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方面能够和纳粹德国相抗衡。
在张伯伦于1939年3月17日改变政策后，英国的各种议论存在着持久的分歧和混乱，这可以从下院的辩论中看到，特别是那些关于同苏联商谈两国采取一致行动的问题的辩论。对于这个问题，工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内的反对派全都提出了一个既有决定性意义又是无可辩驳的论点。张伯伦为了遏制希特勒的侵略，除非能使两个西欧大国争取到另一个大国作为盟国，他势必要把英国置于一个极度危险的境地。因为当时张伯伦及其同僚不能指望同美国结盟，苏联就成了他们所能看到的惟一可能的主要盟国。但是，看到有同苏联结盟的需要是一回事，而设法排除障碍来实现它又是一回事。反对派在批评政府方面是有弱点的，因为它们并未正视这些困难。苏联政府提出的两项条件（从俄国人的观点来说，两者都是合理的）是：英国应当对在西欧开辟那个后来被称为“第二战场”的行动作出巨大贡献，以及英国和法国应当让苏联自由行动，抢在德国之先去占领横亘在苏联和德国之间的那些小国。苏联政府不愿意接受西欧列强的那些条件而被束缚住手脚，因为根据这些条件苏联就可能要承受一场欧洲陆上战争的全部压力，也就可能迫使红军在俄国土地上等候德国的进攻，而不是走出去，在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境内迎击它。英国的工党和自由党反对派这时还不愿以举国一致的努力来进行重整军备，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张伯伦获得同苏联的结盟，而付出的代价是让苏联政府自由行动，在违反东欧国家的意志的情况下去干预它们，那么整个反对派，包括保守党的一翼在内，将会提出抗议，即使这种干预可以被证明是一种必要的手段，能够有效地威慑、抢先阻止或抵抗德国在这个地区的进一步侵略。(57)
要领会下院的辩论，就必须牢记这些考虑，因为这些因素在暴露政府政策的不得人心方面，比揭示反对派批评中的缺陷方面更为显著。
张伯伦3月15日演说引起了下院辩论，在其中当然只能指望从他的反对派口里发出一连串这样的声明：这位首相的个人品格和任期是走向全国团结的主要障碍。(58)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位首相于3月17日在伯明翰作了正式打消前言的演说，接着又于3月31日在下院发表了英国已向波兰提供保证这一轰动全国的声明之后，4月3日在下院竟然还是有不信任的发言，不仅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强烈地宣称不信任，(59)而且阿瑟·格林伍德也在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和建设性的演说（这场辩论就是由他这篇演说开始的）中宣布了这一点。(60)格林伍德和克里普斯于3月19日和艾德礼于24日在外地各处发表的演说中都再次坚持表明了同样的情绪。
在张伯伦担任首相的最后15个月里，他在矛盾的心情下促发一些新事件使得那些将成为他的支持者的人和势不两立的反对者都感到沮丧。其中，有两起是在1939年3月17日向希特勒发出警告到同月31日发表当时已是既成事实的英国向波兰提供保证这一声明之间的两个星期内发生的。
这两起事件中的头一件是国内政治上的一个插曲。为了实施艾登于3月15日提出的团结与行动的号召，艾登本人和丘吉尔，连同议会内支持首相的其他32人（其中除3人外都是保守党成员），于3月28日在下院提出一项题为“应付当前危险的举国一致的努力”的提案，以支持“最近由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概括说明的那项外交政策的强有力的执行”。(61)他们要求，“为了这一任务，应当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组织一个民族政府，这一政府应被赋予调动全国的工业、财富和人力的充分权力，以便这个国家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作出最大限度的军事努力”。(62)
因此在3月29日，议会中至少另有177位支持首相的人提出一项对立的动议，宣称“本院肯定它对首相的完全信任，反对在此危急时刻破坏本院和全国对首相及政府的信任的任何企图”。(63)
在4月3日的辩论过后，保守党少数派的动议撤回了，这一次保守党两翼相对力量的最新较量，对反对党工党来说，也是有同样的意义的。
同一时期内的第二个事件是在军备竞赛这个领域内发生的。20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亚历山大·罗杰爵士19日的一封信，信中说，即使在首相17日的“伟大演说”之后，“人们还是留下了不安的感觉，感到演说、照会和抗议都无济于事，为了阻止德国统治者毫无阻碍地推行其强权政治的政策，必须做一些事情出来”。作者提出一项切实可行的对抗措施，即所有民主国家都应停止同德国进行贸易。这封信在报刊上引起了赞成和反对两方面的热烈的通信和讨论，表明它已引发了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赞成亚历山大·罗杰爵士建议的有3月28日的《金融新闻》发表的社论，题为“为何帮助德国武装”。但是这个建议30日在下院遭到首相的冷遇。来自东沃尔弗汉普顿的议员杰弗里·曼德询问首相，他是否“认为同自治领和友好国家一道立即采取行动，以制止它们所拥有的、对德国重整军备十分重要的物资进入德国，并在这里制定必要的立法，是可取的”。张伯伦先生的回答只是：“不，先生。”(64)
当1939年4月3日下院辩论英国对波兰提供保证这个问题时，格林伍德、辛克莱、丘吉尔、劳合-乔治、艾登、普赖斯和道尔顿等人都相继指出英国自身目前处境极其危险可虑，并指出有迫切必要扩大英—法—波这一结合体，把苏联和其他大国也包括进来，丘吉尔和劳合-乔治对于形成这种舆论所作的贡献，更是特别令人难忘。
停留在这儿不动（丘吉尔说）而对波兰提供保证就等于停留在战壕两面炮火夹击之下的无人地带而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庇护。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首相在星期五宣布的并且今天他又加以解释和强调的那项通告，成为我们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我们现在必须前进，直到取得一项结论为止。既然已开始创建一个伟大的联盟以反对侵略，我们就经受不起失败。如果我们失败，我们就要遭遇极大的危险。如果我们失败，我们就要被贬低并且要陷于孤立。这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最糟糕的蠢事，没有人提议我们应该去干这蠢事，那就是向同苏联的任何自然的合作关系泼冷水，把它赶掉，而苏联为了它自身的切身利益，则认为有必要提供这种合作。(65)
劳合-乔治强调指出地理军事局势的政治含意：
我们有波兰军队。这支军队也许只有德国军队的一半大。波兰人是勇敢的人民。……但是西班牙的战争和中国的战争已经表明，任何英勇，任何训练，都不能抵御由猛烈的空袭支持的势不可当的炮火。……波兰军队的装备不能和德国军队的相比。……如果我们去打而没有俄国的援助，我们就是往陷阱里走。它是惟一能派军队到达那儿的国家。……我不能理解，为何在使我们自己承担这一艰巨的事业之前，我们不预先取得俄国的支持。……撇开这个，我们就是从事一场可怕的赌博，一场极为危险的赌博。有俄国在一起，你就有了势不可挡的部队，这是德国的劣势军队所不能抵挡的。我以最热切的心情呼吁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如果未能使俄国参与这项事业的原因是由于波兰人的某种感情，也就是他们不愿意俄国人到那里去，那就由我们来宣布条件，除非波兰人准备接受这惟一能使我们成功地帮助他们的条件，一切后果就必须由他们承担。(66)
首相在1939年4月7日由于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而发表了一项声明，接着他又宣称，如果希腊或罗马尼亚遭到攻击，英国将立即拿起武器去援助它们，英俄关系的问题就再一次于4月13日在下院的辩论中提了出来。(67)在发出这一新警告和承担这一新义务时，张伯伦对意大利仍然是用非常克制的语调讲话。他讲得很清楚，他是不会去废除1938年4月16日缔结的英意协定的。在结束语中，他又说：“因此，让我们不要失去耐心。”这时，他被“俄国又怎么样？”的叫喊声所打断。为了回答这种叫喊，他在事先准备好并且正在照此宣读的演说打字稿中插入了临时添加的一段话：
我希望尊敬的议员们不要认为，如果在今天下午我的发言里没有提到俄国，那就意味着我们未同该国的代表保持密切的接触。我们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我们不仅必须考虑我们所希望的事，而且还必须考虑其他民族也愿意去做的事。我请求本院相信，没有任何偏见，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观念，我们正在竭尽全力谋求集结那些仍然支持和平并且愿意抵抗侵略的力量，以便我们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68)
在随后的辩论中，辛克莱、韦奇伍德和道尔顿都指出，如果不加追问，那么首相就会坐下来不提苏联。道尔顿还说：“他终于提到这个问题是由于本院这一侧不得不用打断其讲话的方法硬逼他讲出来，这几乎就像一位牙医生拔牙一样。”这几个人和其他发言者——艾德礼、艾登、黑登·格斯特、弗农·巴特利特和赖利——一致要求有一个英—法—苏三国的联盟，作为建立一个新的集体安全体系必不可少的和迫切需要的基础。道尔顿提到了那个由于波兰和罗马尼亚害怕俄国而产生的问题，并建议这一问题可在苏联、英国和法国之间建立的联盟机构内加以解决。艾登接过了丘吉尔在4月3日提出的观点：“半途而废显然就是自杀。到那时我们将两头落空。”道尔顿向正要结束辩论的西蒙提出一个具体问题：“政府对于这样一个三国联盟在原则上有什么反对吗？如果没有，那为什么政府让时间流逝而不提出这一建议；或者政府是否将告诉我们，它已提出过这一建议，但被俄国人拒绝了？”
当西蒙发言时，道尔顿不得不再次提出他的问题来打断西蒙的话，从而得到这样的回答：“虽然我不能说那个特定的建议已提出过，这位尊敬的先生和本院可以认为，政府对于任何这种建议在原则上是不会加以反对的。”(69)
1939年4月3日和13日在下院如此强有力地一再被提出来的这些需要考虑的事，对于3月15日到30日之间的内阁议事似乎没有发生过影响，或者至少未发生过压倒性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3月15日结束辩论的时候，西蒙回答了反对党议席上提出的要求英国行动的建议。他曾三度明确反对这样的意见，即让“其他国家的政府来决定”英国的人民“是否应当卷入战争”，保证“本国抽象地并在对情况茫然无所知时参加一场可怕的现代战争”，从而“让我们自己的外交政策的运用听命于其他民族的明智或不明智”。(70)然而内阁（西蒙是一位阁员）在3月30日正好是这样做了。它在东欧承担了义务，而在这一地区上面，英国传统上害怕介入欧洲大陆纠纷的心理恰好是迄今为止表现得最为厉害。而且内阁选作接受英国这一史无前例的保证的东欧国家又是波兰，它的“不明智”自从它于1919年复兴以来就一直是明显的，而且正像劳合-乔治所指出的，如果发生德国进攻波兰，那么英国在物质上是无力加以援助的，除非苏联也是抗击德国侵略同盟的一个成员。辛克莱于4月3日指出，西蒙3月15日提出的方针同政府30日的行动有不一致的地方。在此之前，(71)首相本人在这同一次辩论中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其措词之强调则几乎是无以复加的：
在这方面，像星期五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所做的那样（即3月31日，在下院），(72)离开我们传统的观念是如此之远，以致在英国政策中构成了一个如此重大的不祥之兆，因此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当要写历史书籍时，它将占有自己的一章。……在我们的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它的确构成了一个新的点——我要说是一个新的时代。(73)
自从张伯伦于1939年3月17日在没有达成英俄协定的情况下向德国提出挑战过去了9个星期之后，下院在5月19日又再度公开讨论英俄关系问题。这一回，劳合-乔治说道：“我们已经严重地而且危险地耽误了事。我不能想象有一个政府会冒本届政府在同一些大国谈判中所冒的那种风险，这种谈判不是走向达成协议，而是不能达成协议，这些大国对我们的援助则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我想，也是必不可少的。”(74)
因此，艾德礼、丘吉尔和艾登相继试图要政府说明，它为什么不肯同意苏联政府于1939年4月17日提出的成立英-法-俄联盟的建议，这一建议乃是作为代替英国政府如下的一项建议而提出的：苏联应给予波兰和罗马尼亚以单方面的保证，以便同这两个国家已从英国和法国得到的保证平行。艾德礼在清晰地剖明了这两个建议的区别之后，指出了俄国提出的行动计划的优点。
我相信，我国绝大多数人民会认为，防止战争的最好希望是在英国、法国和苏联之间建立牢固的联合，以此作为一个世界反侵略联盟的核心。这个联盟是如此的坚强，因而这不是一个赢得一场战争的问题，而是防止一场战争爆发的问题。我相信多数人民会同意，时间已所剩无几了。(75)
在这次辩论中艾登也阐明了这同一论点：
我确信——我从未对下院隐瞒过这一确信——如果在我国、法国和俄国之间能够达成一项协议，那将会对和平事业有很大帮助。这一安排愈是快，愈是完善，愈是广泛，就愈好。我相信这将有利于我国，我相信这将有利于俄国，我并且相信这将有利于欧洲，有利于维护和平……
打一个军事比喻，我们似乎已经做了的事是在东欧占领一条前哨线。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巩固这条前哨线后面的主要战线。我设想政府也持有这一观点。除非政府确实也持有这种观点，否则很难相信它会承担起这些重大的责任。如果你要建立一支威慑力量，那么不去竭尽全力建立一支最强大的威慑力量，就是非常愚蠢的了。首相上次在艾伯特厅演说时讲到他同布卢姆先生的一次谈话，当时布卢姆先生说，根据他的看法，导致战争爆发的最大危险，是某些政府——我们不妨点它们的名，那就是德国和意大利——对于我们所抱决心的严肃认真性仍旧心存怀疑。我完全同意布卢姆先生的见解。这个国家肯定再没有比实行以下这两项措施更能有效地使那两个政府不再怀疑了：一方面实行强制的国民兵役制，另一方面同俄国达成协议。(76)
艾登还提出了这样的有力论点：“毕竟法国有了它自己同俄国的协议。(77)没有人认为他们是违反和平阵线的。”
在这场辩论中，最为猛烈的抨击是由丘吉尔提出的：
恐怕没有人会愿意听到，在一个最严重的时刻，经过许多星期的谈判之后，在俄国苏维埃政府和英王陛下政府之间，目前却仍是一个彻底的僵局。……这里有一个提议，一个公正的提议；一个我认为是比政府自己想去获得的条件更好的提议；一个更为简单、更为直接和更为有效的提议。不要让它被束之高阁而终于成为泡影。我请求英王陛下政府从这些严酷的真理中汲取一部分，牢记在头脑中。没有任何有效的东方防线，就不可能令人满意地保卫我们在西方的利益，而离开俄国就不可能有有效的东方防线。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已经长时期地忽略了我们的防务，已经抛弃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它在军事力量方面意味着的一切，已经使我们承担了保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义务，而未检查在技术方面的困难，现在又排斥并摒弃了必不可少的俄国的援助，从而以最糟糕的方式引导我们陷入一场最糟糕的战争，那么，这个政府就是辜负了同胞们所寄予的信任。我还要加一句，就是辜负了同胞们对它的宽大。(78)
这些恳切的请求并没有从首相那里引出人们所要求的解释。首相所能说的只是：
苏联直接参与这件事，可能未必完全符合某些国家的愿望，正是为了它们的利益或者是代表着它们，才在进行那些协商。我们希望所有这些国家能够通力合作，我们不愿在它们之间有任何分裂。……如果为了追求一个国家的合作，使得另一个国家不自在和不愿意同我们合作，那么那个政策就不会取得成功。(79)
当辛克莱要求首相向下院说明，政府是在哪些方面反对俄国政府的建议时，首相露出困窘为难的固执态度。他说：“我不准备走得比我已走的更远一点。……我必须谨慎地行走。……我们不是只关切俄国政府。我们还有其他政府要考虑。……我不准备走得更远一点。……不要过分地逼迫我们泄露那产生麻烦的确切所在。”(80)
这一消极的答复引起辛克莱一阵刻薄的评论：
我希望我能够转达出……国外所有政党的人士和所有赞助和平与正义的友人们对于英王陛下政府对待俄国的态度所感到的无限惊异和深刻失望的印象。今天下午，我们没有从首相那里得到关于英王陛下政府拒绝接受俄国的建议一事的答辩；首相宁愿不去说明那些原因。(81)
然而，就在首相公开宣称不敢去涉及的地方，有一位他的支持者在辩论结束以前突然冲了进去。根据亨利·雷克斯（东南埃塞克斯选出的议员）的看法，反对英—法—俄联盟的理由，是害怕它会疏远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意大利、梵蒂冈、南斯拉夫、国家主义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你发现你自己同俄国、法国和英国处在一个军事同盟中，而你在爱好和平国家中的一些小朋友们却纷纷向左右两方离去。”(82)
前面已经提到过，(83)张伯伦及其同僚在将捷克斯洛伐克牺牲给德国之后，现在决定不再当一个大国压制另一个小国的赞同派了，不管这个大国仍是德国，或者这一次是俄国。但是不愿意将一些小国牺牲给俄国是一回事，不愿意为了同俄国结成防御同盟而使这些小国不高兴又是一回事，两者毕竟不同。因此，张伯伦及其支持者所抱的态度，使得劳合-乔治在5月19日的同一次辩论中对他们的偏见的指责显得更加可信了。
（劳合-乔治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如果可能就不要俄国参加。俄国在几个月之前就表示愿意参加进来。然而，这几个月以来我们对这份强大的礼物一直是吹毛求疵。……有着一项诽谤俄国军队、俄国资源、俄国能力、俄国领导的运动——一项经常的诽谤运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俄国在工业上和军事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俄国人主动提议如果他们获得同等待遇，就将这一切置于盟国管辖之下。……为什么这没有做到？……这种政治上的势利行为有什么好处？……同这相比，局势是太可怕了。……我们为什么不下决心，而且毫不延迟地下决心，让我们就按照对待法国的条件来和俄国妥协呢？(84)
直到张伯伦政府倒台和紧接着的法国陷落为止，这一不幸的国内争吵一直在不断地削弱英国的力量。
(1) 见《概览，1920—1923年》，第58—59页，第69—70页。
(2) 莱昂·诺埃尔：《德国对波兰的侵略》（Léon Noël：L'Agression allemande contre la Pologne），巴黎，弗拉马里翁，1946年版，第374页。
(3) 莱昂·诺埃尔：《德国对波兰的侵略》，第303页。见第303—309页整段全文。根据博内所述〔乔治·博内：《欧洲的结局》（G．Bonnet: Fin d'une Europe），日内瓦，飞马出版社，1948年版，第141—142页〕，当时是波兰人敦促加强法波联盟，特别是加强军事方面的协议。
(4) 见下文，原著第164—165页。
(5) 诺埃尔：《德国对波兰的侵略》，第259页；参阅第309页。
(6) 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联合出版的《德国外交部档案中的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年》（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D辑（1937—1945年），第6卷，第669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6年版〔以后简称《德国外交政策文件》〕。参阅法国外交部：《法国黄皮书：外交文件，1938—1939年》（Franc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Le Livre jaune français: documents diplomatiques，1938—1939），巴黎国家印刷局，1939年版，第163号〔以后简称《法国黄皮书》。英译本已于1939年由伦敦哈钦森出版公司出版〕。
(7) 见下文，原著第63—64页，以及《法国黄皮书》，第78号。
(8) 同上书，第81号。
(9) 这个日期见于《法国黄皮书》第168号。而《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22号中指出的日期则是7月25日。
(10) 博内：《欧洲的结局》，第35—49页。
(11) 见诺埃尔：《德国对波兰的侵略》，第276—280页。里宾特洛甫与博内在1939年7月间的通信和法德宣言的含义的一般问题，在《概览，1938年》第3卷第185—194页中有详尽的论述。
(12) 《法国黄皮书》，第80号（英文版，第110页）。
(13) 博内：《欧洲的结局》，第133页。
(14) M·G·甘末林将军：《服役》（M.G．Gamelin: Servir），3卷本（巴黎，普隆，1946—1947年版），第2卷，第413页。
(15) 见下文，原著第86页注①（即本书第118页注④。——译者）。
(16) 见《概览，1938年》，第1卷，第164—165页。
(17) 同上书，第141—142页。
(18) 这一恐惧看来并未由于意大利军队在1939年5月终于从西班牙撤退而明显地减退；即使在意大利迟缓地履行其保证之后法国的士气真的为之提高了，对于事情的实际进程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在那个时期，法英对于希特勒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致命的打击一事所采取的对策已成定局，不能挽回了。
(19) 见下文，原著第686页。
(20) 《泰晤士报》（The Times），1939年3月18日。
(21) 在辩论过程中，首相的几个支持者想要以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可耻的谩骂来平静他们良心上的不安，其实也许还是以保持缄默来略过去为最好。当然，首相本人并未在这方面带头去搞。他自己在提及这个被谋害的国家时是有礼貌的，虽然是冷淡的。
(22) 关于在慕尼黑会议上答应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国际保证所涉及的局势，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204—216页。
(23)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5卷，第437—440栏。
(24) 这一措辞是参加辩论的一位议员邓肯·桑兹所采用的。
(25)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5卷，第460—462栏。
(26)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5卷，第440栏。这里引用的最后一段话，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同一天在上院发言的末尾又用完全相同的言词重复了一遍（上院辩论，第5辑，第112卷，第217—218栏）：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这一立论得到内阁的一致同意。哈利法克斯于3月20日在上院又讨论了这一问题：“全世界不会忘记，去年9月希特勒先生为了苏台德地区200万德国人的利益而诉诸民族自决原则。……这个原则现在已被德国一连串的行动粗暴地破坏了。这些行动所否定的恰恰是6个月前德国的态度所依据的那一权利，不管25万德国人所受待遇真相究竟如何，但我不可能相信，这只能以征服800万捷克人来予以纠正。”（同上书，第314栏）
(27) 在这当中的两天，那些可能有助于改变张伯伦想法的考虑，将在下文（原著第61—63页）加以论述。
(28) 对于这个词，张伯伦在引证协定原文时加重了语气。
(29) 《泰晤士报》，1939年3月18日。3月17日张伯伦在伯明翰演说中的这几段话的相同部分，可以在3月20日哈利法克斯在上院的发言中看到。
(30) 见下文，原著第101页以后。
(31) 见下文，原著第105页以后。
(32) 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The Initial Triumph of the Axis），第336页。
(33) 同上书，第325页。
(34) 见坦普尔伍德：《动荡的九年》，第32章，第372—382页。
(35) “绥靖并非他个人的政策。不仅他的同僚支持绥靖政策，而且也反映了英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坦普尔伍德：《动荡的九年》，第375页）
(36) 张伯伦直到1939年5月11日还在艾伯特厅对保守党的妇女们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向他的听众道歉，因为“不得不把我的演说中那么大一部分用来讲外交事务和为了使我国强盛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措施”。这是很能表现特性的，是能说明问题的。
(37) “英国的大臣们，不管是格雷，是阿斯奎斯，或是鲍德温，总是喜欢那样的思考和行动，仿佛外国人的思考和行动也像他们一样。”（坦普尔伍德，前引书，第381页）
(38) 见坦普尔伍德：《动荡的九年》，第33章，“双重路线”，第383—390页。又见下文，原著第204—224页。
(39) 见上文，原著第25页。
(40) “让我们使它〔德国〕相信，在一场战争中获胜而又不致被彻底拖垮的可能性是太渺茫了，因此不值得去一试。但是由此而得出的必然结论一定是：它有机会从我们和别人那里获得公平合理的照顾和对待，如果它愿意放弃它能强迫我们给它这种照顾和对待的念头，并且使我们确信它已经放弃这种念头的话。”（1939年7月30日张伯伦在致其姊姊的函中所述，引自坦普尔伍德：《动荡的九年》，第384页）
(41) “直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爆发为止，张伯伦及其同僚从未放弃阻止这场战争的希望。布拉格的教训不在于为和平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而在于如果没有更大的实力作为这种努力的后盾，那么同希特勒进行谈判和达成协议都是没有持久的价值的。”（坦普尔伍德：《动荡的九年》，第377页）
(42)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7卷，第1833栏，第1838—1839栏。
(43) 见坦普尔伍德：《动荡的九年》，第375页。
(44) 同上书，第349—350页。
(45) 这一信念似乎已经受过两次考验，一次是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政治交易，另一次是德国后来向波兰进攻，从而使它付出同英国作战的代价。当1940年4月4日张伯伦声称希特勒已经“失去了机会”时，他的意思一定是说希特勒已注定要使德国遭到败北的命运，因为他把英国引入了对德作战的行列。
(46) 上院辩论，第5辑，第112卷，第697—698栏。
(47) 见上文，原著第17页以后。
(48) 见下文，原著第86页注①（即本书第118页注④。——译者）。
(49) 1939年5月19日，劳合-乔治在威斯敏斯特下院重新提出以前未得到答复的一个问题：在英国政府向波兰提出保证之前，是否同参谋部“就履行这一诺言的军事可能性进行过磋商”？（下院辩论，第5辑，第347卷，第1817—1818栏）在这一次辩论中，丘吉尔也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同上书，第1846栏）。外交部政务次官R·A·巴特勒答复道：“英王陛下政府同参谋部不断地保持磋商，尊敬的议员先生可以放心：我们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同那个机关磋商过的。”（同上书，第1880栏）
(50) 然而张伯伦似乎至少有一次曾过高估计了波兰的军事价值。1939年5月19日，当劳合-乔治在下院又回到了指责政府一直未能同苏联达成协议这个题目之后，张伯伦的回答是：“我们满意地认为，如果我们竟然卷入战争，那么在德国边境上有着那个伟大的、强有力的国家，根据这个协定，它有义务向我们提供它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下院辩论，第5辑，第347卷，第1835栏）
张伯伦认为波兰人是“强有力的”这一点当然是对的，如果他指的是他确信波兰人将进行战斗，即使他们所对抗的是一个拥有压倒优势的敌人。他对于俄国人没有感到同样地有把握。
(51) 见《概览，1920—1923年》，第252页。
(52) H·W·V·坦珀利编：《巴黎和会史》（H.W.V．Temperley: A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6卷本（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英国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20—1924年版），第6卷，第239页，第318—319页。
(53)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65—67页。
(54) 见下文，原著第146—150页，第175—180页，第190—192页。
(55) “在他（张伯伦）所处时代的环境下，英国要重整军备实无简单容易的途径可循。普遍的自满情绪，有时是积极的反对，处处阻碍着进展。”（坦普尔伍德：《动荡的九年》，第389页）关于反对党的态度，又见下文，原著第699—702页。
(56) 引自坦普尔伍德，前引书，第384页。
(57) 最接近于鼓吹这一“强硬”路线的声音是劳合-乔治于1939年4月3日在下院的发言；见下文，原著第54—55页所引他的几段发言。
(58)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5卷，第468栏（贝林格），第473栏（内森），第523栏（西尔弗曼），第534栏（道尔顿）。
(59) 同上书，第2539—2543栏，第2545栏。
(60) 同上书，第2476栏。
(61) 这所指的是哈利法克斯于3月20日在上院发表的一次演说。鉴于反对党对张伯伦的态度，该演说提议组织一个全国联合政府的动议，也暗示了准备要更换首相。可以推测，哈里法克斯是提出1939年3月28日提案的议会保守党少数派成员的候选人。根据A·C·约翰逊的《哈利法克斯子爵传》〔（A.C．Johnson: Viscount Halifax: A Biography），伦敦，黑尔，1941年版〕第511页至513页所述，哈利法克斯在这一阶段同丘吉尔和艾登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同样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从1939年3月14—15日开始的历史新篇章中，一个民族政府对于英国的公众利益来说是迫切需要的。毫无疑问，哈利法克斯的个人目的是，说服工党参加一个以张伯伦为首的联合政府。
(62) 《泰晤士报》，1939年3月29日。
(63) 《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1939年3月30日。
(64)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5卷，第2216栏。4月4日和5日在下院还提出了向德国供应生铁和其他原料的问题（同上书，第2597栏和第2757—2758栏），在5月1日提出了关于镍的问题，从而证实了关于德国在1939年头两个月输入的镍矿石几乎是1938年同一时期输入量的5倍的报告（同上书，第346卷，第1504—1505栏）。东米德尔斯布勒选出的议员艾尔弗雷德·爱德华1939年6月2日在利兹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宣称，如果英国不供应原料给德国，德国就不可能拥有像今日规模的军备，就不可能处于能向任何人发动战争的地位（《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6月3日）。似乎从未有过因为这种控诉（因为发言者的强硬程度几乎等于是控诉一样）而出来为政府进行辩护的事。
(65)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5卷，第2500—2502栏。
(66)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5卷，第2507—2510栏。1939年5月19日劳合-乔治在下院重申了这一点：“我们已向波兰和罗马尼亚提出保证。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项开头就撇开俄国的军事建议。波兰有一条1 500英里的边界需要防备德国进犯。马其诺防线一直到地中海只不过600英里，而波兰并无马其诺防线。德国会在那1 500英里长的战线上选择它的攻击点。它正在哪里集中兵力呢？如果是从但泽、波莫瑞或者西里西亚进攻波兰，我们能提供什么援助呢？我倒很想向总参谋部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不可能送去1辆坦克或1门炮。没有俄国，你们怎么去履行那项保证呢？……波兰军队是1支非常了不起的军队，如果他们装备得像德国人一样好，我相信他们是能打一仗的。然而他们没有好的装备。波兰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它既无财政资源又无工业资源来兴建大型的防御工事，来生产大炮，来制造坦克或飞机。政府能告诉我吗，没有俄国，他们又怎能做到这些？”（同上书，第347卷，第1817—1818栏）
(67) 见下文，原著第110—111页。
(68)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6卷，第15栏。
(69) 关于这场辩论，见下院辩论，第5辑，第346卷，第15—140栏。
(70)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5卷，第555—557栏。
(71) 同上书，第2489—2490栏和第2494—2495栏。参阅第2485栏。
(72) 见下文，原著第92—93页。
(73)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5卷，第2482栏。
(74) 同上书，第347卷，第1812—1813栏。
(75) 同上书，第1823栏。
(76)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7卷，第1856—1858栏。
(77) 指1935年5月2日缔结的法苏条约〔见《概览，1935年》，第1章，第77—82页；《文件，1935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章，第116—119页〕。
(78)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7卷，第1841—1849栏。
(79)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7卷，第1837—1839栏。这最后一句话表明，张伯伦含蓄地承认劳合-乔治所提出的指责：他在吸收他的和平阵线成员问题上，对待苏联和对待其他候选人并不是“按照同等的条件”。显然他没有想到应该考虑下述可能性：在波兰和苏联之间，厌恶和猜疑的情绪可能是相互都有的，因此为了获得波兰的合作，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已使得苏联“不大自在和不愿意去同”西欧列强合作。当他心中想着苏联时，他显然没有了他对波兰的感情中所具有的那种同情的谅解。
(80) 同上书，第1840栏。
(81) 同上书，第1873栏。
(82)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7卷，第1853栏。
(83) 见上文，原著第44—45页。
(84)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7卷，第1815—1819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