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德国状况

如果不考虑到占领时总的形势，便无法理解和评价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前面几章旨在提供种种背景知识，下面几章则想作更深入一步的阐述。然而，所有这一些都好像是一个人在用纯科学资料来解说布吕格尔的一幅画的魅力何在，而特殊情节的色彩却未加描绘。不过，要使一个从未身历其境的人获得一种不偏不倚的印象，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这就要求既具有伊夫林·沃和阿瑟·凯斯特勒的笔法，又得具有格雷厄姆·萨瑟兰和奥斯伯特·兰开斯特的画艺。占领期间生活的最显著特色之一是喜剧与悲剧并存，是宽厚与同情和凶残与罪恶共处。但人们无从知道打着呃说“整个世界在可怕的动荡之中”的乔克塞·戴利什么时候才可能不打断博伊尔夫人哀悼亡儿的哭泣。以下各页充其量只能聊以弥补一下这种缺陷。⁽¹⁾

也许要指出的第一点就是：整个社会货币暂时不起作用了。就盟国方面来说，货币已为等级所取代，膳宿供应与交通工具这两项重要的生活必需都依军阶而定。我们在国内讲笑话，说到一个人发迹的情况，他是从用方桌一跃而用写字台，从用玻璃水瓶一跃而坐扶手椅，从用毛毯一跃而欣赏绘画。可是在德国，实际上整个生活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这种基础上实行配给。一个人的军衔或准军衔决定了他住什么房子，在何处就餐，用几个仆人，享受怎样的旅行待遇，住什么样的旅馆，甚至决定他乘卧车睡卧铺的权利。什么东西都由当局来提供，大部分由为此目的而从德国国外进口的库存品中提供。情况竟至于此：如果要请一个颇有名望而不是军人的乐团指挥到占领区来巡回指导，而又要保证他享有应得的舒适待遇，那么先决条件就要让他接受一个“同级陆军少将”的军衔。这样一来，一切都迎刃而解，要什么就有什么了。在德国，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同级”军衔，虽然作为平民，外表并无任何军阶的标志，但当他们的夫人出场时，“同级陆军中校鲁宾逊夫人”便和德国的传统称呼“政府副参议施密特夫人”媲美了。就连乳臭未干的人也渐渐懂得军阶。曾听到一个小男孩问他的游伴：“你的爸爸当什么？我的爸爸是个‘特别’长官。”⁽²⁾当然，配给食物和房屋是要收费的，但与开销或工薪收入相比，是不算高的。烟酒要买，但两者都不上税。在英国度过战争年代的人，如果酒瘾未偿，可以立即开怀痛饮，因为甚至于松柏酒或德国杜松子酒的售价只有六便士一杯，那是很吸引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机会用钱，或竟无机会用钱，就连看戏看电影通常也是免票入座的。在德国铺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买。只有兵营里的食品店可买到东西，而且削价供应。出纳员是“德国最孤独的人”，向他们提款是很少有此必要的。

事实上，情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按需要进行分配”（或者不如说按其职务进行分配）。而且一切卑贱事务都是由德国人来承担的，因此在管制工作委员会集团内便不存在低下的等级。诚然，“次等军阶”中人不能进入军官俱乐部（不管怎样，在1947年前是如此），但是甚至这些人的家务也是指使别人代劳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德国重享中产阶级的生活，这种生活在他们本国已为战争所破坏。有时人们怀疑，相形之下，俄国人是不是头一次过着这种生活。

这种仰仗军阶来向当局获取各种方便的做法必然要产生流弊。有些人心急如焚，想提出充分理由或错误理由去获取自己无权享受的特权，他们便向有恩可施者摇尾乞怜。行政岗位上比较低级的官员面对朋友或上级的求情说项，如果不受诱惑的话，就感到相当为难。“好朋友的圈子”显得太突出了；善于“钻营”受到不恰当的尊敬。显得荒谬的是，采取旨在肃清流弊的措施往往适得其反，原因在于总是难以用一般的措辞来订出条例，惩办一切坏人，好让所有的好人自由自在地从事他们的许多必要工作。可是，条例订得越严，遭殃的好人就越多，而给逮住的坏蛋却越少。为了使有益的工作不致受到掣肘，行政官员日益需要拥有一切自由决定权。就是这样，如果想彻底执行一项政策而不破坏任何条例，那就非要有相当机敏的才智不可。若干主要中心，分散隔离，相距遥远，因此走动是很重要的，然而德国的交通工具不能正常地使用，而尚未用旧的盟国车辆在德国司机和工匠手里很快就报废了。因此要在规定时间从一处抵达别处，就成为一种蛇爬梯子的游戏了。

公余之暇如何消遣，这是另一个问题，对那些远离大城市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许多人的生活绝不是快乐的。宿舍一般不舒服，冬天很冷，伙食不一定合口味。汉堡附近一个军队里的伙食，据说“比战俘集中营外的任何食品都要凉”。⁽³⁾没有多少英文书籍可看，也没有多少业余消遣设备可满足人们的癖好。各种福利协会如娱乐报国团（ENSA）、皇家学院准校友会（AKC）等所开办的英语电影院和剧场，作了很大的努力来弥补上述缺陷，但未能完全奏效。爱好音乐的人倒是最幸运的，他们享有进入德国歌剧院和音乐厅的特权。也许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潜在的麻烦是大家思想上不作久留之计。一个人既然指望几个月后回国或者调至别处，就不值得煞费苦心去作出种种安排来使自己免于无聊了。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最初有比较多的人没有认真努力去弥补他们不懂德语的缺陷，这是英美管制班子中最突出的缺点之一。他们讲话中一般通用的只有少数几个词，例如“完蛋了”（kaputt）、“什么都没有”（gar nichts）、“一直下去”（g'rad aus）、“公平”（fair）、“君子协定”（gentleman’s agreement）和“不利的”（gehandicapped）等。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无事可干的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喝酒或跳舞。这个问题本来是不会如此尖锐的，如果有许多工作可做的话，但除开头几个月外，工作量的分配是不适当的。有人在1946年说道：“这个机构好像战争初期的勤务部，上层都是过度辛劳，而下属则多半是任务不足。”如果说失之于权力未能分散，那是没有击中要害。权力分散只会引起混乱，除非在分散之前就制定好若干基本原则。这点只有上层才能做到。但是在德国，由于种种原因，情况瞬息万变，以致一套原则刚刚制定好，马上就不适用，又要重新修改了。当然，在德国也正如在别处一样，总有少数人是根本不想努力工作的。

这一批人远离本国，多半是单独聚居，与德国人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交往。当然，下层的官员们在公务方面经常要和德国人打交道，但是在高一级的司令部里，初期不存在德方人员。在高一级，打起交道来几乎完全在英国人（或美国人）之间进行，用的是英语。他们的工作是与其他有关部门（包括国内的有关部门）协调政策和草拟必要的指令向下颁发。在办公时间以外所接触的德国人往往限于侍者、司机和其他仆役。这种鸿沟的存在有几个原因，而正式禁止与敌国人亲善乃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样，这一禁令于1945年7月14日解除了）。很少有几个官员能操流利的德语。管制机构的人员中懂德语的极不普遍，而德语几乎是他们每天都要使用的。许多人在原则上厌恶德国人，认为他们应负战争的责任，应对纳粹统治的种种暴行负责，因此他们不愿意和德国人过往甚密。后来的接替者，因为没有亲眼看到德国在欧洲所犯下的累累暴行，厌恶之情便不那么强烈了。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占领区司令部的周围，当地的德国居民大多数是农民和小店主，但也有一批德国人为了这种或那种原因不愿意和盟国人员交往。同时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一切食品都是自己运来的，因此不得不定下一条禁令，盟国的口粮不可供给德国人（为盟国工作者除外），加上要照顾到反德分子的感情，便导致禁止在盟国餐厅或俱乐部招待德国人了。还有一个类似的禁令，就是盟国车辆不许德国人乘坐。由于德国人粮食匮乏，住房设备简陋，到他们家里去访问，动辄使人为难，进入德国人的饭店和咖啡馆，也因一些明显的理由而被禁止。有利于社交往来的一般条件既不存在，与其在缺乏这种条件的情况下花费力量勉为其难，倒不如回到管制委员会的孤立的小天地里去，这要比前者容易得多。也许当局在早期是原则上赞同与德国人交往的，那就应该采取若干实际步骤使这种交往简化，时候一到，那些最严重的障碍就消除了。但是，全面解禁也一定会产生流弊，造成是非不明。同时，如无正常的社交来往，一些为非作歹的社交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如果说在盟国占领军的圈子内货币已为军阶所代替，那么在德国社会生活中金钱也已不起作用，日益为物物交换所取代。

〔在西德〕“抑制”通货膨胀的工作进行得荒谬绝伦，达到了扼杀经济活动的地步。军政府提出了值得尊重的教条，即物价飞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万恶的，于社会不利的。但是在人民忍饥挨饿，政府机构很不健全的情况下，企图用具体的军事命令来管理各占领区内的经济，这只能使经济瘫痪的局面长期持续下去。货币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流通手段和经济核算的尺度。取代货币的是以货易货、补偿交易、以实物支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返祖形式的经济交往。其恶果有二：一是工业生产的恢复特别缓慢，二是农村饱而城市饥，情况悬殊极大。这项政策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比听任物价飞涨所可能产生的情况还要严重。⁽⁴⁾

这种经济方面的问题必须留待以后去讨论。⁽⁵⁾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其社会后果。货币职能的丧失，破坏了西方文明赖以建立的主要基石之一，而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而代之。城市生活是以下面的设想为前提的，即农民愿意把他们的产品拿到城市里出售，换取现金。如果这一设想已成泡影，那么城里人要生活，只有到乡村里去用实物来交换粮食。如果工人们不得不去农场亲自搞粮食，那么用于工作的时间就迅速减少了。而且，不管怎样，为了无人肯接受的金钱而干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一旦诚实的劳动不复为人所爱，德国的道德标准就要遭受又一次打击，这种道德标准已被两次失败的幻灭之感、通货膨胀和12年的纳粹教育逐步破坏。采用什么手段的问题成为如此突出，以致目的是否能证明手段之正确，已属无关宏旨了。老百姓的道德心丧失了，这是盟国肩负其责的一个方面。像法国革命中的西哀士一样，每个德国人所惟一关心的似乎是能够说一声：“我活过来了。”

这种情况反过来对盟国的道德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有少数盟国人员出来是为了贪污舞弊的。还有许多人手里掌握着德国人想要的东西，如汽油、食品、衣服、燃料、香烟之类，德国人非常愿意拿照相机、手表、首饰或马克来交换。大多数德国人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使征服者的道德败坏，被看做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而在盟国方面，战争时期曾经产生过高度自觉纪律的那种共同努力的观念，现在比较淡薄了。往往很明显，譬如在黑市上公开拿不是分配给个人消费而是交托给自己掌管的物资去以货易货，这类行径也不认为是丧失原则。为什么要反对出卖（而不吸）分配给个人抽的香烟，要了解这一点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分析能力。在几年之后，英美的纳税人接到税款单时，不少人就为之瞠目结舌了。只要看来吃苦受害的似乎只是德国人，许多人就感到心安理得，认为有权去捞点油水，补偿一下个人生活遭到战争破坏的损失。1945年10月，驻柏林的美国军队通过货物交换赚取不少德国货币，能汇400万美元回家，超过他们实际领取的薪金，而且这还是在支付了他们在当地的一切生活开销之后的数字。⁽⁶⁾为什么要反对以香烟代替不值钱的马克去赏茶房酒钱，对这一点甚至更难理解。日常生活中需要有人替你做许多零星杂事，如果坚持只用金钱做酬劳，那就可能无人替你干活。实际上你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以货物换取服役的交易，而这种交换究竟到了什么地步才变为黑市买卖，那是不易明确的。高级领导也许谴责黑市交易，但他们本身也离不了以货物换取服役——即使他们总是不很清楚为他们安排的照顾背后究竟搞了什么名堂。然而，如果像有些人那样把整个管制机构都说成是烂摊子，那是十分错误的，达到了诽谤中伤的地步，而且看不到他们为了把一个几乎被其过去的统治者蓄意毁掉的德国从内战、饥馑和疾病中拯救出来而付出的大量无私的艰辛劳动。英美管制班子中大多数成员勤勤恳恳，而且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相当成功地完成了一项无人感激的任务。确实，上层人物在作出许多决定时，总是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

当时的困难之一是缺乏一种能够超然评判官方行动的公众舆论——因为仅有的“无官无职的公民”都是德国人，而他们的意见是不受重视的。国内舆论对当时的情况无从直接了解，自然要用国内标准来作衡量，但这种标准十有八九并不适用。俄国人和法国人依赖德国生活，不在乎负有“对德国人残忍”的名声，毫不隐讳他们是来捞一把的。这样一来，他们无需那么彻底地与德国人脱离接触，决意与之交往，而且处理得比较自然。相对地说，既然对他们所寄期望不大，因此从道德方面对他们的批评也就不多了。

一个通过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外国政府在能赢得它所臣服的人民不只是消极的承认之前，必须首先显示出它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德国人正在警觉地观察着盟国在战争时期那样大张旗鼓宣传的优越性到底表现在哪里，他们急于要指出他们新主子的缺点和不足。此外，他们全神贯注于应付自己的困难，而不去注意世界形势；甚至那些人并不相信占领国是在有意让德国人挨饿，有意破坏德国工业好使他们自己摆脱竞争，也不认为有灵药可以医治他们的创伤。因此，尽管德国人有顺从的习惯，政府的权力充其量也只能达到力所能及的范围。背着政府搞的那些勾当谁都不闻不问。这种缺乏道德权威的现象，因通讯联络方面的缺陷而增多了。结果在这个国家几乎什么事情都能出现，而且的确出现了。只要你有办法抛出高价，引人上钩，几乎什么东西都能搞得到手。而且差不多任何地方都能去成。按道理从这个占领区到那个占领区是禁止通行的，为了解决住房的难题，当局在1945年12月规定，德国人未经许可不得在自己寓所外过宿三夜以上。实际上新建立的警察无法执行这些规定，而想违法的人总是能够找到门路溜过占领区边界的。

德国是一个人口大量流动的国家：难民东流西窜，寻觅较好的安身之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复员军人，四处奔波，追踪可能重新团聚的线索；父母寻找丢失的儿女；有时是孩子寻找双亲；罪犯和黑市投机分子流窜牟利；城里人下乡投亲访友，好带回一包食物；前纳粹分子迁地移居，好隐姓埋名；制造商出外收购原料和修理坏机器的配件；男男女女都在寻找工作，主要是与占领军打交道。不论走到哪里，你都碰得到这一类的大批人流，不是拥挤在一部部卡车上，就是拥挤在一辆辆靠煤气发动的、显然由埃米特或希思·鲁宾逊设计的老式大车里。他们在大路上艰苦跋涉，他们涌向火车，把一节节车厢挤得水泄不通，剩下的人就吊在车顶上、缓冲器上和踏脚板上。虽然毫无疑问会出现大量的贪婪、残暴和虚伪，但也发生了数不清的悲惨事件。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祖传的遗产丧失殆尽，毕生的积蓄荡然无存，精心挑选的收藏损失一空。一个人很容易把自己裹在住着占领军的魔毯里面，忘记周围的人们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生存，偶然间一件平凡的事情使他一惊而醒，突然意识到住得如此拥挤不堪，享受不到一点清静，有一顿没一顿，老是吃那几样东西，除了皮箱里那几件换洗衣服之外，一无所有，淋湿了无法烘干，冷了无法保暖，过这种日子真的不是个滋味。

按官方统计资料，英占区的平均居住面积是每个人6.2平方米左右——当然，这一平均面积并不是分配得均匀划一的。在其他占领区内，平均面积还要大一点。⁽⁷⁾但是，这种索然无味的统计，即使像人们所说的，在杜塞尔多夫有2 700人没有固定住所，有13 000人住在防空洞和破房子的地窖里，也没有多大意义。⁽⁸⁾重要的是要了解在一个个具体事例中，这种统计数字可能意味着什么：

7个人住在这间〔屋〕里——父母和5个孩子。……垫在他们铺板上的麻袋里没有刨花，其他的家具是三只凳子和一个小桌子……地面是粗糙的混凝土。……

与其说是恶臭，倒不如说是因为密不通风，不断呼气，凝聚成那种扑鼻难闻的气味。……

我们走下长长的两段踏级，踏进下面两个可怕的房间。当然，没有天然光线，也没有通风设备。这地方最近被水淹没了4个星期，里面住着两个妇人和5个孩子。……

〔一个钢骨水泥掩蔽体里有〕一套同样大小密不通风的地下室，每间约70平方英尺。其中一间住着一个45岁的母亲，一个20岁的儿子和一个11岁的儿子，还有一个9岁的女儿。只放两张窄床——再不能放更多的东西了——两个人同睡一张床，抵足而眠。⁽⁹⁾

〔俄国占领区里的一个难民营〕不妨请你想象一下，一个大房间里，铺着一点儿稻草，我们就睡在上面——中间有一个湿淋淋的臭气熏人的“宝座”，总是有人占据着。每天喝一碗清汤，8天吃一只小面包，一丁点儿牛油。早晚都饿着肚皮。每天要拖出几具尸体，我也在等死，因为除此而外别无出路。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人人生疮长虱子，又痛又痒。没办法洗澡洗衣裳。残废和动弹不得的人躺在大小便里。没有暖气，又冷又饿，我们在这里等待死神光临。⁽¹⁰⁾

毫无疑问，这些是最坏的事例，在别的世纪或其他大陆上，可能不会显得如此可怕。有人记述一个农民大约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话：“我所要的东西终于都弄到手了，只差在牛棚里铺上地毯，给猪仔拴上珍珠项链。”有人直率地说，如果消费品的生产不能增加，英占区内的每个男子要等六年才能做一套衣服，每个妇女要等四年才能添一件上衣，⁽¹¹⁾这种讲法可能有点荒谬。但事实上这样言过其词，才能施加压力，好采取纠正措施。谈到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地，1946年11月间就有75万个儿童没有鞋穿，⁽¹²⁾这种说法倒丝毫不错。在连续两个冬季无法向各家各户供煤的时候，市政当局在各处成立公共取暖室，⁽¹³⁾这种事情倒不是仅仅发生在情况最坏的地方。1946年8月《英占区评论》指出，即使不是不可能，要确知汉堡饥饿浮肿的人数是困难的，但据统计约有1万人。⁽¹⁴⁾德国人可能感到非常难受，也可能主要是自作自受，然而他们确实有许多理由感到难受。

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内产生了一场社会革命，虽不是预先计划好的，也可能不那么持久，但就其确实存在而言，则并不亚于俄国人所进行的社会革命。有些人，如农场主、敲诈勒索者和那些具有为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资历的人，都平步青云，蒸蒸日上。工程师、歌剧演员和旅馆老板，有点儿像是20世纪的贵族老爷，不管政局发生什么变化，肯定为人所需要。另外一些人则一落千丈，每况愈下，特别是那些年老有病者、靠积蓄过活者和职业军人。后者突然发现他们拿枪杆子的职业遭到咒骂，本人毫无前途。和这批人处于同样境遇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逃亡避难者，他们属于各种阶级，具有不同背景，突然间被连根拔起，投进了全然陌生、格格不入的环境。⁽¹⁵⁾

也不仅仅是人在经历着沧桑。12年的纳粹宣传已经教会了德国人不以表面价值对待所见所闻，即使他们知道某些盟国人士在对他们讲真话，但也很少认为那是100%的真实情况。一周的报纸几分钟内便可浏览完毕，电台节目有限，新书难以到手。1946年4月之前不可能与外界通信，这以后也仅限于互通短札。到1946年底才能从国外向德国邮寄书报。⁽¹⁶⁾饥肠辘辘，无所事事，忧煎内腑。德国人对什么事都爱打听，听了马上就向左邻右舍传播。正如精神病患者常生幻觉一样，德国人处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中很容易听信谣言。五花八门的谣言辗转相传。由于明显的理由，谣言中特别吸引人的主题是粮食、燃料和盟国间的争吵。谣传在雅尔塔订过一项秘密协定，要让德国人挨饿三年，过集中营式的生活，这可能只是对事实的加油添酱。人们可能听到这类的传闻，说一些拖网渔船在吕贝克被炸毁，使之不能捕鱼。人们也可能了解到，英国眷属接来德国晚于美国眷属，德国人从这一事实推断出英国在考虑进攻俄国。一种更为荒谬的捏造是说英国正把一切可以搞到手的粮食储存在本土，以防备另一次战争。最大胆的捏造是说黄油正从石勒苏益格运往英国。当英方当局予以驳斥时，谣言又起，还添枝加叶，说什么德国印刷工人接到了印上“英国黄油”字样的包装纸的订货单，因而使盗窃行为查不出来了。看来这的确是有意造谣。运用蛊惑性的口头宣传是众所周知的纳粹伎俩。但真正具有重大关系的倒是德国人处于这样的思想状态，就是对所见所闻很容易从坏的方面去理解。他们如此轻信，对谣言就不善于处理，特别是在难以提供肯定性的反驳证据的时候。把一些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请到码头去看起卸英国和美国运来的粮食，这种做法起了点作用，但尽管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一般的德国人还是无从了解国外提供的官方和私人援助的全部真相。⁽¹⁷⁾企图通过大力辟谣把谣言扑灭于萌芽状态，十分可能促使谣言扩散，因为人们也可能说，“既然他们不厌其烦地辟谣，这个谣言准有点真实性。”在评价占领政策的时候，太容易飞短流长，讲起来好像当局是在对付通情达理的人民。任何这种臆断之谈比通常的谣言更没有道理。

在这以前，世界上从未出现过四个国家的人民住在第五国人民根生土长的国度里并力图通力合作的局面。虽然落后民族往往遭受外国统治，但这样的先例却绝无仅有，即几个文明的工业国竟然接管另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对傀儡政权发号施令）。1945—1947年的德国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异乎寻常的。不论在哪里，突出的景象是盟国官兵成群，他们征用最好的住房，优先使用各种交通工具，试图引进他们熟悉的方式，想从混乱中建立秩序，想保证执行如何处理德国人的协定，想减轻痛苦，想尽量利用他们的机会——或者只是想在他们能够回国前在这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德国人则站在对立的一面，他们茫然若失，好奇多事，怀疑不信，谨慎地检验新的思想，暗下决心尽量不让别人摆布，默默地坚信那些教训他们的人不久就会灰心丧气，互相争吵。双方面面相觑，各个怀着多种多样的渴望——值得赞美的、现实主义的、自私的或邪恶的渴望。逐渐在混乱之中开始出现一种明显的新的划分，出现种种导致另一类冲突的内在因素，出现东西方之间的挑战。

(1)　在杰弗里·科特雷尔所著《兰德尔在春天》〔（Geoffrey Cotterell；Randle in Springtime）,伦敦，艾尔与斯波蒂斯伍德公司，1949年版〕一书中提供了一幅并非完全持有偏见的图景，描绘了英国中层人士是怎样看占领情况的，虽然为了发展故事情节的需要，有可能产生某种着意渲染的成分。

(2)　在较低的等级中，军阶和薪水都是统一的，而对师长及其直接助手则作了个别的或“特别”的安排。

(3)　《曼彻斯特卫报》，1947年4月1日。

(4)　联合国经济事务部；《战后欧洲经济调查》（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 Since the War），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研究与计划处，日内瓦，1953年版，第73页。

(5)　见下文，原著第147页。

(6)　拉奇福德和罗斯：《柏林的赔偿任务》，第14页。

(7)　在美占区是7.6平方米；在法占区是9.4平方米；在俄占区可能是9平方米（《对德管制委员会月报》，1946年11月）。

(8)　《泰晤士报》，1946年11月16日。

(9)　维克托·高兰兹：《在最黑暗的德国里》（Victor Gollancz；In Darkest Germany）,伦敦，高兰兹，1947年版，第69、70、77、82页。

(10)　引自赫尔曼，第255页。

(11)　《对德管制委员会月报》，1946年12月。

(12)　J·B·海因德1946年11月27日在下院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30卷，第1744栏）。

(13)　1946年9月批准每家配给15英担（每英担等于112磅）的煤或其他相应的燃料，后来不得不取消这种规定，因为矿工说，在冬季到来之前，他们不能加班加点来完成这种供应。

(14)　《英占区评论》，1946年8月31日。

(15)　见下文，原著第117页（第8章）。

(16)　不管怎样，在英占区是如此。1946年10月通过了书商和报纸经销人的发送计划，12月4日扩大到个人。甚至在这时候，书籍还不能寄出。

(17)　见下文，原著第226页。除官方进口粮食（见下文，原著第132页）外，援助还包括100万双靴子，100万套军服，50万件大衣和7 500所尼森式活动房屋（均拨自英军库存）；英国供给难民6万张床，美国、英国、加拿大、南非、瑞典和冰岛寄来不少礼物包裹，瑞士和爱尔兰共和国免费安排德国儿童去休假。其他援助尚未完全列入。1946年至1948年间，美国各种救济机构一共用去2 9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