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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四章
宣传工具
要想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就不得忽视人们读的和听的东西。但是，在有关德国投降的文件中只有一处提到宣传工具问题，即在1945年6月5日的柏林宣言(1)中有一条，规定除由盟国代表指导者外，所有广播电台和电信设施均应停止活动。在波茨坦协定中惟一涉及该问题的是一条规定：“除了维持军事安全的需要外，允许言论、出版及宗教信仰自由。”(2)盟国管制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年中，除了受理一个并非专管此事的管理局所提出的一项查禁纳粹书籍的禁令之外，未曾审议过这个问题，而这项禁令的提出则是无视英美当局将近一年中所实际奉行的政策的。(3)到1946年4月下旬，政治管理局设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来处理宣传报道问题，(4)但那时各盟国的政策已经确立，因而该委员会除了争论之外几乎是一事无成。英美两国政策的如此相似，是由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心理作战部在德国投降前所作的共同安排，而并非迫于形势。然而这对法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俄国人则更是毫无影响。
第一节 报刊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方案中的三个阶段已在前面叙述过了，(5)即封闭原来的报刊、由军政府出面办报和批准德国人办报。继《法兰克福评论报》（1945年7月31日创刊）之后，到那年年底在美占区批准出版了23种报纸，总发行量达到317万份。此后两年间又增加了21种报纸。这就使美占区的每个主要城市都有一份自己的报纸。柏林美管区有《每日镜报》，于9月批准出版，由埃里克·雷格任编辑。对比之下，英国批准的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一方面，即使让德国报界人士在英国人的直接监督下工作得稍微长久一些，预计也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危害；另一方面，当时对于批准办报的依据还存在着争论。美国的观点是，在新闻纸张和优秀的办报人员都缺乏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地区中获准创办的报纸数目应该少一点。而且，他们只批准那些代表几种观点的集团办报，希望借此来阻止德国政治家的分裂倾向，使任何报纸都无法只拥护某一政党的政策而排斥其他。如果让读者听取几种观点，就会促进讨论。美国人赞成各报之间的竞争，于是其他报纸随后便应运而生，以1946年4月创刊的法兰克福《最新新闻》为开端，这些报纸在许多城镇创办起来。但在英国人中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却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除非给予德国人实践的机会，否则即不可能指望他们恢复民主政治的习惯。在占领当局掌握着那么多权力的情况下，这种实践在一段时间内必须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讨论；而如果各政党没有自己的喉舌，讨论就会受到阻碍。因此，在任何地区都按平均五人一份来规定报纸的总发行量。对任何申请办报的政党，都根据对其实力的估计给予一部分发行量（在1946年选举提供出更为可靠的证据之后，作了必要的更动）。对于这种办法来说，惟一的例外是，有些农村地区，看来办一份以上报纸很难不亏损，因而在这些地区准许发集团办报执照。现在看来，美国的政策比英国的政策高明一些。其高明之处在于，由于拥有较雄厚的财力，没有太多的狭隘观点，总的说来报纸的质量比较高。
第一份获得英方许可证的报纸是1946年1月8日开始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不伦瑞克报》。(6)不久其他报纸也相继得到批准，到这一年的仲夏已办了35种报纸。(7)4月份，英管区“官办”报纸《柏林人报》为《电讯报》所取代。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很快达到将近50万份，成为该市一家最大的报纸。其编辑阿尔诺·朔尔茨恰巧是该报所取代的“官办”报纸的主要撰稿人；该报曾给社会民主党人以强有力的支持（那时社会民主党正处于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艰苦斗争之中）。
苏管区的主要报纸仍然是《每日评论报》，但每天至少出版7种各自独立的报纸。在苏占区，各政党获准办报，但只有统一社会党获得畅通无阻的发展。属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报纸始终处于困境之中，其结果是水平不断下降。直到1947年，俄国审查人员一直坐在办公室里对每一份行将出版的报纸进行审查；甚至在取消这种审查的时候，还通过新闻通讯社发出关于处理新闻报道的严格指示。1945年末，经法方批准，柏林出版了第一份晚报《信使报》，由《法兰克福报》原驻巴黎的一位记者担任编辑。
英国人和美国人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改革德国报刊并提高其水平。不仅编排方式以西方标准来衡量是完全过时的，特写几乎没有，而且编辑部评论与新闻之间的界线也非常模糊。据信，这种情况曾帮助纳粹分子控制德国人的思想，因为普通的德国读者不是受到鼓励去从直言不讳的新闻报道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是习惯于接受夹叙夹议的新闻，因而把偏见和事实混淆起来。必须把C·P·斯科特的名言“评论自由，事实神圣”由新奇之谈变成家喻户晓。根据许可证上的条款，要求编辑把新闻单独刊登，并且规定他们不要在第一版登载任何其他东西。对许多德国人来说，这种变化因为素不熟悉而不受欢迎；管制一取消，就出现了某种倒退现象，农村地区的报纸尤其是如此。但总的说来，这次改革已扎下根来，尽管有些报纸（主要是有插图的周报）也学到了一些不大好的手法以求报道耸人听闻的消息。为反复灌输办好报刊的原则，曾作过很大的努力，并安排了一系列的课程和讨论。
当获得许可证的报纸开办的时候，原来的意图是要对报纸进行仔细的监督，如果发现任何被认为有害的言论时就予以申斥。许可证的条款允许实事求是的评论，甚至允许对盟国政策进行合理的批评，同时又要求领有许可证者不得发表任何中伤污蔑盟国或妨碍盟国政策实施的文章。但事实证明不可能实行严密的控制。虽然尽量任用会讲德语的官员来负责报界工作，但这样的人太少，并且还有许多别的任务，不允许他们对各种报纸每期刚出版就及时阅读。即使他们确实发现了某些问题，在未同所在部队首长商量之前，甚至也许在未同司令部商量之前，也不能加以制裁。因而总要到出版好几天以后才能对那些冒犯当局的文章进行评判，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评判的结果也差不多总是只对被告告诫一下就轻轻放过。在这方面，美国人的度量也许比不上英国人，但无论在美占区或是英占区，很少吊销许可证，就是吊销也只限于几个星期；大部分受到这样惩罚的是共产党报纸，这些报纸对当局的冒犯不仅是明目张胆的而且是蓄意的。
这种不加严密控制的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可取之处的，其理论如下，德国人只有通过无拘无束地做些蠢事，才能学会如何明智地运用自由（评论家们认为许可证的条款本身约束得太死，那他们一定是听信了德国人的抱怨而没有阅读德国人的报纸）。但是德国人看到的是正在按照德国的观点来撰写的新闻稿件，这一事实加上有必要提高德国人尊重客观报道的标准，使盟国认识到拥有它们自己的喉舌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当盟国远征军司令部的政策到1946年年中左右得到彻底贯彻时，在大多数宣传工具中就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齐头并进的指导思想。一方面，给予德国人适当的、越来越多的自由去办他们自己的报纸、电台等等，甚至把负责批准的任务也交给了德国机构。(8)另一方面，使德国人办的报刊、电台与盟国直接控制的报刊、电台竞争。后者有意避免使人觉得太像进行宣传；而另一方面，他们的有利条件是说话比较具有权威性，而且在消息来源、人员配备和新闻纸张供应等方面也享有优先权。这类报纸中首先出现的是《新报》，由美国主办，从1945年10月起在慕尼黑出版。它每周出三期，而由于新闻纸张缺乏，德国人得到批准的报纸仍被限定每周出两期。该报文章的重点不是放在“最新”消息上，而是放在新闻特写和关于整个世界，特别是美国的背景知识方面。因为出版这些官方报纸的另一个目的是旨在消除德国人对外国的无知和误解——纳粹留给德国的遗产之一。丰富的内容是这些报纸的主要魅力之一。尽管德国人无疑是有保留地阅读这些报纸，但这些报纸还是逐渐受到欢迎。
英国办的同类报纸是《世界报》，1946年3月在汉堡开始出版，当年秋季增加了埃森版，次年夏季又增加了柏林版。其目的是使《世界报》成为一份比《新报》更侧重新闻报道的报纸，因而它除了采用路透社所发消息外，还从伦敦得到特殊的新闻供应。它很成功地达到了100万份发行量，按德国标准衡量这是异乎寻常的，尽管这个数字后来下降了。该报的主要困难是物色一个第一流的英国新闻工作者，这个人既能讲流利的德语又愿意按照管制委员会内部等级制度的规定领取薪金。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而且，英国的政策是在柏林和伦敦决定的，报纸却得在汉堡出版，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加无法解决了。不仅英方主持办报的人员缺乏编辑才能，而且其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熟悉英国的政策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结果是，虽然《世界报》被认为是阐述英国观点的，但它常常阐述的只是德国编辑人员所想象的英国观念，这就必然造成麻烦。该报有一个方针是无须始终支持占领国的行动，但德国编辑人员当然感到难于掌握分寸。如果经济形势的压力并未使高级英国官员无暇把对于该报的一般口头支持转变为落实到物色人员和调整薪金方面去，那就很难令人置信这个问题竟会无法解决。问题还在于人们未能理解编辑部把政策化为社评不能仅仅根据临时的指示行事，而必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尽管如此，该报还不失为英占区最好的一份报纸，对德国报刊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另一种英国的官方刊物是画刊《世界一瞥》，在英国出版（因为德国缺乏纸张），不定期地出售。第三种是模仿《读者文摘》的《新作品选》，也在英国出版，由英美共同指导。美国人在德国出版了《现代》画报月刊和文学双月刊《美国评论》。所有这些刊物的基本任务是向德国人提供客观的报道和扩大他们的视野，为了使刊登的宣传材料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只给它裹上一层恰到好处的“糖衣”。与这些刊物平行的有大量的不同种类和价值更为悬殊的德国刊物（至1946年底，美占区有255种）。由于对读物的需求达到饥不择食的地步，以致任何可以出版的东西都有销路，但因纸张缺乏，随之需要对发行量加以限制，这就意味着报刊的价值从未受到真正的考验。这样一来，在申请发给一种新期刊的许可证时，就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向盟国提出。不批准就有审查专横之嫌，然而，每增加一种新刊物又意味着原有刊物的发行量要减少，而这些刊物很可能是更值得支持的。这个问题是凭经验来解决的，凡申请出版的报刊看来已经够多或者申请者的背景并不很硬的，则一概不予批准。
占领区边界的划分情况使得苏占区拥有德国的纸张和造纸材料的生产能力过大，而法占区也拥有与其人口不相称的资源。美占区情况较差，英占区最糟（尤其是在重要化学药品或亚硫酸纸浆的产量方面，纸浆产量只相当于全德供应量的4%）。而且，造纸厂也像其他工厂一样，由于缺乏必要的原料，特别是缺乏煤，都开工不足。1946年5月，英占区170家造纸厂中实际开工生产的只有40家。克莱将军提出的经济政策(9)排除了向国外大量采购纸张的可能，而国外也是供不应求。(10)当然，报纸无论如何不是纸张供应的惟一竞争者，书籍（特别是教科书）、定量供应卡、竞选传单、小册子、商业单据和无数其他用途都要求配给，甚至包括肠衣和烟卷也要用纸。真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意识到现代文明有多少方面要依靠纸张。人们可以轻易地说，由于限制报纸每周出两期，(11)每期出四版，限制书籍每版印5 000册，宣传工作所应得的纸张配给是很不充分的，但其他非基本用途的纸张配给也是很少的。无可否认，若不是偶然遇到有“黑市”纸张的人，便无法扩大发行量；然而这种“黑市”纸张绝大部分是数量少而规格不一。因此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不考虑各种纸张类型，不考虑配料及其供应，不考虑各种造纸厂适合于制造何种纸张以及种种类似的因素，而空谈“纸张”本身，那完全是欺人之谈。
为了给最初几家官方报纸提供新闻，成立了在盟国控制下的通讯社，美占区于1945年7月在巴特瑙海姆建立了德意志普通新闻通讯社（DANA），(12)稍后英占区在汉堡建立了德意志报刊服务社（DPD）。这两家通讯社都靠占领国的一家通讯社提供国外新闻，而由自己的记者提供国内新闻；这两家通讯社很快建立了交换新闻的关系。德意志报刊服务社通过一条直达线路从伦敦获得消息。后来私人报刊获准出版之后，这些通讯社仍然受盟国控制；当时很难在领有办报许可证的人与通讯社的负责人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关系。但是，从来没有打算让这两家通讯社永远由政府控制。盟国要等获准出版的各报都站得住脚，然后鼓励业主联合成一个合作团体，再将通讯社移交给它。德意志普通新闻通讯社和德意志报刊服务社先后于1946年10月和1947年1月完成这一移交工作；而这两家通讯社又于1949年合并为德意志新闻社。
由于在四方委员会之外还有某些非官方的接触，(13)俄国人充分了解英美对德国报刊的政策。但这一政策不是共产党人的头脑所易于理解的。俄国人对西德报刊登载批评他们的文章很恼火，而且容易在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敏感。(14)然而这不过是责人严而律己宽，因为在俄国严密控制下的东德报刊经常刊登攻击西方政策的文章。很难说到底是哪一方先开始攻击的，因为这需要首先确定什么是公正的评论，而在这一点上几乎毫无可能取得一致。而且，批评开始是攻击德国各政党的政策，后来才一步步发展到攻击它们的后台盟国的政策。像英占区和美占区负责处理那些攻击占领当局文章的机构一样，四方委员会审议控诉的机构，工作进展也是缓慢的，对柏林报刊的审议则是例外。结果是，提出控诉也不见得有任何明显的效果，在相互作出某种保证之前，各方都不愿严格约束自己的报刊。由于东西方之间总的关系趋于恶化，双方所掌握的德国报刊对对方的评论也就变得越发肆无忌惮了。所有这些相互攻击，有多少是出于恶意，有多少是出于误解，则很难说；毋庸置疑，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并且互相影响，愈演愈烈。
1946年8月20日，英国驻柏林的司令官在军事管制总部就苏管区报刊上的反英文章提出了抗议。简直是不可能有的巧合，就在同一天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就英管区报刊上的反苏文章提出了抗议。这就导致克莱将军两天以后在同一个讲坛上就苏管区报刊上的反美文章提出抗议。一时毫无效果，于是克莱在协调委员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要是我们准许德国报纸批评每一个盟国，那是令人遗憾的。另一方面，美国代表团也不会任人在身上抹黑而不以牙还牙。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必然要设想四方规定再也不适用了。”几天前才担任俄方代表的库罗奇金将军回答说，他愿意并且赞成停止“这些诽谤”。(15)在表示了这种少有的和解态度之后没几天，库罗奇金将军就不再是俄方代表了，但是协调委员会还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直到10月12日盟国管制委员会在第40号指令中对德国报刊所能享有的自由活动权作出了规定。(16)这些报刊可以自由讨论德国的政治问题，评论占领国的政策，对外交事务进行如实的报道。禁止刊登下列四类文章：
（1）助长散布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
（2）散布谣言，旨在分裂盟国或挑起德国人对任何占领国的敌意的文章。
（3）矛头指向盟国对德国问题的会议或管制委员会的决定的批评文章。
（4）呼吁德国人采取行动反对各自的占领区总司令所实施的民主化措施的文章。
对英占区和美占区的报刊来说，上述情况大多已在许可证上作了规定，予以禁止，该项法令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空文。(17)没有建立任何机构来处理各方的控诉或进行惩罚，而没有这种机构就不可能期望有任何真正的改善。然而，即使有了这样一个孤零零的机构，也解决不了上述问题，因为任何四方机构往往都会陷入僵局。互相攻击是一种根本冲突的征兆，而非孤立的事件。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美国当局公布了一项规定：任何报纸、杂志或其他出版物，如果是来自那些没有缔结互相自由交换协定的占领区，一律不得在美占区出售。这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形势，因为俄国人禁止西部占领区或西柏林的报刊在其占领区内发行，却把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材料寄往西部。美国人提议同俄国人缔结上述协定而未得到响应，此后不久，他们就禁止俄占区和柏林俄管区的材料入口。英国人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第二节 广播
俄国人在占领柏林时控制了该市的广播电台设施，而且不多久就弄到了一班德国职工在他们监督下播送节目。但是，这些播音室位于市内划归英国管辖的区域内，发射机位于划归法国管辖的区域内，而相互连接的电缆据说要经过位于美管区的一个转换站。尽管如此，当其他盟国进驻柏林时，俄国人没有表示要放弃控制的任何迹象；他们自我辩护说，他们没有其他合适的发射机能对他们整个占领区进行广播。(18)英国军事当局因不愿在一个尴尬的时刻甘冒发生一场冲突的风险而予以默认了。在1948年之前，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去大胆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英管区对于站在播音室门口的俄国警卫人员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位于三处的设备再加上俄国对广播节目的控制，引起了一个笑话，说柏林电台已经是四国联营的了。
在德国投降之前，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曾订出计划，打算使用这部德国长波发射机作为四国向全德广播的电台。在一段时期内，美国人还在继续渴望实现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计划，好像不愿承认这个似有可能的天地从来只不过是个梦境罢了。试想一个组织机构有时尚不能就其管制委员会本身的僵局同意在半途就予以宣布，(19)怎么可能期望它就定期发布新闻公报的条件取得一致意见呢？而且，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是让各个盟国轮流管理，每次管上一小时或一天，然后再交给下一个盟国，要是这么办，那会给德国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在发射机这个问题上俄国人是掌握着解决问题的钥匙的，但是他们丝毫无意于同任何人分管。
1946年2月美国人在柏林建立了自己的广播电台（RIAS，美管区广播电台），进行有线广播；由于效果不佳，第二年秋天便用一部低功率发射机来代替有线广播。1946年8月英国人也在柏林装置了一部低功率发射机，转播通过陆上通讯线从汉堡传来的节目。两个电台都未征求俄国人的同意。但是，尽管英国的陆上通讯线要经过俄占区，俄国人却从未试图认真加以干涉（这和约束英国人不去占领俄国播音室，差不多出于同样的原因）。
美国人在其占领区忠实贯彻他们鼓励联邦制度的原则，为三个州中的每一个州都建立了独立的无线电广播系统，在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纽伦堡都没有发射机。为了有可能进行发射，这些发射机使用了一个或两个在战争期间“解放出来”的频率。最初这些电台使用的是临时凑集起来的设备并且大部分由美国人员操作。虽然训练德国人员的工作开始得很早，但在几年之后美国人才放弃控制。尽管不反对广播广告，(20)也无意于采用商业广告电台的形式。
英占区在这方面的政策受到下列情况的支配，就是只能选用两个波长：332米和225.6米，后一个波长还是“合用”的（就是说，欧洲其他地方有一个电台也用这个波长，因而只能使用低功率）。因此，不可能播送两套收听范围都很广泛的广播节目；但如果用332米的波长向该占领区的一半地方播音，那么225.6米的波长就显得太弱了，无法照顾到其余的所有地方。汉堡播音室及其附近很强的发射机实际上是完整地被占领的，而科隆播音室和朗根贝格的发射机却遭到严重破坏，尽管还能修复。根据这种情况，西北德国广播电台（NWDR）把总部设在汉堡，播送单套广播节目。汉堡发射机与朗根贝格发射机(21)同时用332米的波长和100千瓦的功率播送，而弗伦斯堡、汉诺威和柏林的低功率发射机都用225.6米的波长播送。
这种解决办法遭到了批评，其理由是这种办法过于把占领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了，莱茵地区的某些人则吵嚷着要求播送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广播节目（而不是各地选送的共同节目）。另一方面，这种办法却能使为数有限的合格的工作人员最充分地发挥作用。由于得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慷慨支持，广播电台才有可能聘到一批既精于广播业务又能讲流利德语的英国管理官员（报刊方面却未能聘到类似人员）；尤其是西北德国广播电台的中心技术部应深深感激那些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当时成立了一个德国工作人员的班子并精心加以培训，以便于该系统迅速发展；到1946年底，已经在酝酿着把控制权交还德国人的形式问题了。一方面，由于缺少波长（如果不缺少其他什么的话），不可能考虑播送商业广告节目的电台；另一方面，为了将来，人们认为重要的是提供尽可能多的防范措施，防止政府利用这个系统作政治宣传（这种情况甚至在1933年之前在德国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关于西北德国广播电台的章程问题，曾同占领区咨询委员会的有关委员会、各政党的领导人、教育家、教会人士、工会干部、报纸编辑以及有代表性的音乐家和演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在讨论的各个阶段，总要征求布雷多博士的意见，而他也直抒己见。布雷多博士是德国广播界的里思，(22)在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天辞去了职务。
1947—1948年间提出的解决办法，虽然是作为军政府的一项法令来颁布的，但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而是英国人和德国人经验的结晶。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成立一个理事会，根据章程规定，其成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当选，而不能以任何政党或团体的代表名义当选。要找到没有公开参与政党活动的知名人士，在德国比在英国要困难些；就是有意放过机会不发表个人观点的人，也不多见。因此，委任理事的方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如果让州政府去委任的话，章程中又没有任何条款能够排除把政党支持者塞进该理事会的可能性。最后采取的解决办法是把遴选任务交给一个评议机构，其成员是根据职权来选出的，不仅包括各州总理而且包括文化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首脑。当然，如果政治上的党派偏见本来就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而一个组织又是属于这个社会的，那就是再别出心裁，最终也无法把政治排除于这个组织之外。有人可以这样说，在那种形势下，本来可以放得明智一些，承认不可避免的现实，规定各党派有适当比例的代表，不是另搞一个机构，而这个机构却很可能更容易受到政治弊病的侵蚀，因为它对这类弊端出现的可能性总是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当时认为重要的是向德国人反复灌输党派之争要适可而止的思想，而且似乎有意识地要使之形成制度，以便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作用。(23)有趣的是，当美国人也在适当的时候着手移交时，他们采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解决办法。看来西北德国广播电台已在德国树立了相当高的威信，这部分地是由于从很早开始就允许它有评论自由，这种自由常常使美国人震惊，并引起法国人和俄国人的抗议。西北德国广播电台后来常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温床，正如它当初被说成是纳粹主义的温床一样，这一事实表明它相当成功地走了一条中间路线（它在预示政治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姑且不论）。在移交给德国人管理的后期，英国管制官员担任德国理事会下的第一任总经理。这种情况为任何别的占领区所未有。
本来的意图是，为了适应西北德国广播电台交还德国人这一情况的变化，应该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德广播来向德国人宣传英国的观点。由于对德广播节目无法使全英占区都听得到，1946年便作出安排，让它使用东弗里斯兰的诺尔登发射机，这个发射机原来是为纳粹对外广播而建造的，后来为英军广播网所使用。(24)美国也采用类似的办法，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但是经验表明，各地听众都愿意收听最近最强的电台，除非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个电台的可靠性。总的说来，西德各广播电台当之无愧地赢得了听众的信任。(25)
第三节 书籍
德国是一个传统的书籍之国。但当占领开始时，德国却是书籍奇缺。许多书籍已被纳粹销毁，其他许多书又不准进口。书店、图书馆以及私人的大量藏书均被炸毁殆尽。一个巨大的空白有待填补。但也存在着是否应该更加扩大这个空白的问题。对纳粹书刊怎么办？
英美之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最初作出了一个决定，反对拟订禁书目录性质的东西或纵容任何形式的公众销毁。这种行动只会引起对受害者的同情和鼓励逃避查禁；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使禁书全部销毁。另一方面，人们自然不肯让所有纳粹书刊都保存下来，等着去培育反动派。即使思想不能扑灭，但总可以使之易于或不易于传播。主张对反自由主义的书刊不作任何取缔，肯定是自由主义过了些头。因此早期所采取的政策是禁止出售、转让或以其他方式传播纳粹书刊（至于哪些是纳粹书刊，未作比较详细的规定），但另一方面又未作法律规定，而是鼓励德国人自己去做选择和销毁的工作。
这项政策在1946年5月受到了冲击，当时内政管理局凭着它对非纳粹化的职责，注意到缺少法律规定，于是根据俄国人的倡议拟定了一项法令来加以补救，盟国管制委员会通过了这项法令。(26)该法令责成市长、地方当局、书商、图书管理员、中小学校长，甚至私人收藏者在两个月内向占领当局交出“一切含有纳粹宣传内容的书籍、小册子、杂志、报纸合订本、纪念册、手稿、文件、地图、计划、歌曲集、电影片、幻灯片（包括旨在给各种年龄的儿童阅读的任何东西）”，(27)以便销毁。但英国当局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执行这项法令（这种结论毫无疑问在俄国人看来证实了他们的最坏的猜疑）。实际上所做的工作只是稍微强化原先的政策，派新闻管制官员去视察一下据悉存有图书的主要场所罢了。这些官员一方面保证这项法令多少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又竭力避免不必要地销毁书籍。这整个行动遭到了批评，理由是这样做不但毫无必要，而且只会有害；但是，由此可能造成的小害不得不同英国人断然拒绝合作所造成的后果进行权衡。关于法占区和俄占区如何执行这一法令的情况，没有材料可资介绍；但是，如果俄国人不设法去销毁更多的材料，那才是怪事。
在美占区和英占区，要求书籍出版商也像报纸业主一样申请营业许可证（到1946年6月，英占区有185家）。他们在任何一个时期所能使用的印书纸张数量，由管制当局根据他们所订计划的规模和重要性按大致的比例进行分配。除特殊情况外，每版限制在5 000册以内。书籍出版商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选择出版书籍，但在营业许可证中告诫他们不得出版鼓吹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或种族主义思想的书籍，不得出版煽动反抗盟国或挑拨盟国之间不和的书籍，等等。出版带有上述倾向的书籍要受到吊销营业许可证的惩罚；如果他们对有些问题拿不准，可以在出版之前把手稿送交盟国当局审查，大多数书籍出版商似乎都极力希望把稳一些。结果，没有一份许可证被吊销，因而让书籍出版商完全自由地出版他们喜爱的书籍，似乎也不见得会有多大问题。但是各占领当局都不会率先冒险这样做，而且，纸张既然如此缺乏，对书籍出版商的数目加以某种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当时的条件并不十分有利于著作活动，出版的书籍也不很值得注意。
填补这一空白的一个明显办法是翻译英美的书籍。但是，只要德国马克不能兑换外币，向作者支付版税的问题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障碍。马克不能兑换成英镑或美元，而不住在德国的外国人不得在德国积聚不能兑换外币的马克（理由是这种积聚在马克可以自由兑换时将造成额外的紧张）。作为一种解决办法，英美两国政府用美元或英镑有选择地向一些挑选出来的作者购买一定年限内在德国出版他们书籍的权利；然后又把这些版权以不能兑换外币的马克卖给德国出版商，而马克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英国书籍的选择工作是在伦敦的一个小型顾问委员会的帮助下进行的；鼓励德国出版商提出他们愿意出版的书目。选定的书籍决不是局限于政治题目。大约有200种英国书籍就是这样出版的，美国书籍的数量更大。很遗憾，一些本来最有用的书籍的德文版权被卖给了瑞士出版商，无论出多高的价格用英镑向他们购买，他们都不肯放弃版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无从作出切实可行的安排。(28)不然的话，这项计划是会执行得使人人都感满意的。当然，有些英美出版商和作者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们的书籍被认为不适宜于包括在该计划之内。
看来俄国人无须为批准出版营业许可证操心。他们把纸张分配给他们所宠爱的出版商，同时讲清楚，出版异端书籍将意味着给出版者带来麻烦。他们采用这种办法，无疑能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当然，英美的政策是从长期占领这种设想出发的，在此期间应让负责任的、有民主思想的出版商有机会确立自己的地位，以抵制随后可能出现的反动潮流。
第四节 其他宣传工具
管制的范围还扩大到剧院和音乐会，只有那些忘记了第三帝国的音乐和安排演出的窍门所起作用的人才会对此感到惊奇。英美的原则是，给剧院经理或剧场所有人发营业许可证，以迫使他们对演出的性质承担个人责任。实际上现在很难想起有过查禁某个节目的例子，虽然酒吧间的歌舞表演常常接近这个限度。然而要在这个领域内非纳粹化是特别困难的，而且产生了以富特汪格勒和格林德根斯为首的若干有名判例。一方面人们可以说，艺术与政治无关，但同时又很难容许那些曾受纳粹宠爱的人若无其事地继续登台表演。这方面，时间最能医治创伤。但是这一部门的管制官员的工作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他们帮助歌剧院和戏院从当局得到建筑材料、燃料、额外的口粮、通行证以及无数其他补助，要是没有这些，剧院是无法演出的。根据一项与选择书籍相类似的计划，引进了许多外国剧本。由于演出者缺乏材料，而管弦乐队和歌唱家又缺乏精力，这就导致人们强调像格鲁克、汉德尔、莫扎特等这类作曲家的那种比较古老、比较朴素的风格。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虽然可以自由演奏瓦格纳的作品，却似乎乐意把他的作品束之高阁的原因之一。在文化活动方面，法占区由于法兰西话剧团、香榭丽舍芭蕾舞剧团和巴黎交响乐团的巡回演出而显得具有特色。
在电影方面，由于取缔大部分引起非议的纳粹影片(29)而造成的空白，通过上演带德语字幕或德语配音的英、美、法、俄故事片而填补起来了。德国人对这些影片的反应是不同的，而且要找到足够的既适合德国观众口味又可望增强盟国威望的影片，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万国影片公司（UFA）在巴贝尔斯贝格的主要制片厂都在俄国人手里，而西部地区仅有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制片厂都在慕尼黑市外。这种情况再加上缺乏资金、原料和各种设备，意味着德国影片摄制工作进展缓慢。上演的第一部影片主要是靠在英占区拍摄外景制成的，1947年1月开始发行。英美当局联合拍摄每周一辑的新闻纪录片《银幕上的世界》，强制上映。
在1945—1946年之间的冬天，一些地方军政府的官员，特别是在英占区，开始把过期的英国报纸和德国报纸放置在任何一间近便的房间内，让群众进去阅读。这种安排深受欢迎，因为德国人都非常希望看到新闻，报纸（特别是外国报纸）又很难弄到，而且很多德国人也乐于以任何借口坐在一间暖和的房间里。1946年3月在柏林临时举办了一个名为“今日英国”的展览会，目的在于影响社会民主党与统一社会党的论战；(30)前往参观的人数表明这种展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以上面两件事为起点，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设想，要在全英占区一连串建立60个新闻中心，附设阅览室、图书馆以及用于演讲、放映电影和举办展览会的各种大厅。这种设想做起来就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了。寻找房舍，进行整理，在德国建立一个供应中心，以及安排报刊、书籍和展览材料的交流，都要花费时间。但是到1947年5月，已办起了62个这样的中心，都用一个共同的名称“桥梁”。这个数字后来必然要减少，但是那些保存下来的中心仍然是英德文化联络的基础。美国人仿效英国人的做法，到1947年7月建立了23个新闻中心。俄国人也不甘落后，1947年春天在柏林的菩提树大街开办了一个堂皇的“俄罗斯文化之家”。
第五节 效果
上述种种努力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德国人成为一个见识广博、头脑冷静的民族，把这点记载下来是会令人愉快的。但是，尽管许多人在这方面取得了进步，却还有相当多的人在这些年中继续相信最荒诞无稽的谣言，继续对德国以外的世界抱着极其错误的想法。问题不单单在于他们认为占领国故意要压迫德国，而是许多人似乎无法理解为什么“可怜的德国”竟如此令人憎恶。很自然，他们会批评盟国无力供应更多的配给物品，但是他们拒不相信其他许多国家也缺乏食品、煤和原料，而且这种匮乏却是纳粹的野心所造成的。像施兰格–舍宁根博士那样的资历较深的负责的德国领导人也许会证明，要不是由于美国和英国政府在牺牲自己的情况下运来了食品，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就会死于饥馑。但在英国人发现一般德国人非但看不到他们所受待遇中包含的慷慨大方，却只是谈论饥荒是故意制造出来的时候，他们特别感到痛心，因为这些供应曾要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31)1946—1947年的冬天，像“世界粮仓是充裕的”这样一类大字标题经常出现在德国报刊上，时至今天，盟国为拯救灾难所作出的那份贡献差不多已被忘到九霄云外去了。(32)这就引起了种种怨言，说盟国新闻处无能。
宣传工作收效不够大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物资缺乏，使得很难对德国人施加有力的思想影响。英国报界说了一句公道话，承认通过一份每日四版的报纸无法向广大读者作充分报道。但是，盟国却想通过每周两份、每份四小版的报纸来向那些有更多隔阂要消除的德国人作报道。不错，还有广播电台，但是一般说来，每个地区只能清楚地听到一套广播节目，而文娱节目又必然占很大比重。在这种情况下，对德国报刊所采取的政策也许是过于放任自流了；本来可以责令那些获准出版的报刊拿出一定版面来强制登载实事求是地阐述盟国政策的文章，而不是让它们完全自由地想登什么就登什么。但是，既然过去多年的宣传使德国人形成一种习惯，遇到有人要他们相信某种事物时总要怀疑一番，那么要发表不会引起异议的文章，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
而且，决不要以为一事无成。各报刊都系统地报道了纽伦堡审判的情况，同时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和发行了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和杰克逊法官先生的开幕词（遗憾得很，在最能发挥影响的时刻迅速公布那些关键性的德国文件的做法被排除了，唯恐任何这类文件在审判过程中被认为不可靠）。大批的书籍，如欧根·科贡的《党卫队国家》和彼得·德·门德尔松的《纽伦堡文件》等出版了，这些书籍都不受每版5 000册的限制。英美的官方报刊一再登载关于外国食品供应情况的文章。第一批在英占区各新闻中心巡回展出的12组图片中就有3组是有关上述主题的。许多地方官员也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强调这些事实。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广播节目强调英国援助的意义到了那种程度，以致收到听众表示愤慨的信件，抱怨他们显然是想损害德国人民的自尊心。
真正的困难与其说在于未能成功地进行报道，不如说在于无法使这种报道为人们所接受。盟国是同那么一种人在谈话，他们常常根本不要听，即便是听了，也很快就置之脑后。正如有人提出的那样，(33)这里存在着一种心理上的障碍，妨碍着他们承认；世界不是无缘无故地讨厌德国人；别的国家也缺乏供应；德国是罪魁祸首；如果不是占领者大发慈悲，德国的处境会更糟糕。大多数德国人在心灵深处也许意识到这些事实；但是，要公开承认这些事实，似乎就意味着对许多长期被奉为典范的东西缺乏信仰。说盟国是正确的，就意味着说德国——不仅仅是纳粹分子——错了；而这对于任何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来说，是一颗难咽的苦药丸。英国人和美国人越是起劲地进行说教，其惟一效果也许是使听的人越不愿意听。
归根到底，要解决这种僵局还得靠德国人来做工作，而不是靠占领国做工作。有些德国人是准备面对现实进行斗争的，1946—1947年冬天刊载在一家柏林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任何一个稍微尊重事实或真理的人都无法否认，1918年的那种战后气氛再次笼罩着我们。我们在进行一场“民族”抵抗运动。对被征服和被占领的现实感到反感；本能地团结一致反对一切非日耳曼人；什么事情没有完全达到人们根据诺言和指示所预期的结果时，他们就随心所欲地批评一通；对供应缺乏报之以鼠目寸光的抱怨：“还不如在纳粹时期好”；只要对自由稍加限制就大声疾呼“这是民主吗”；以到处散布占领期间和占领以后的不愉快经历为乐事；不愿经受艰难困苦，嘴里却说：“喏，他们是以上等人自居”；沾沾自喜于搞挑衅性的小动作；尽情奚落痛切忏悔的思想；只看到德国的什么东西被取走了，却不愿去想想德国人过去从别国人民那里拿走了什么；不愿记住，除了德国造成的破坏之外，还有对于我们侵略的野蛮暴行的义愤；一提起德国官兵所犯的罪行，就采取愚蠢的“别相信”的态度；闭眼不看对波兰人、犹太人和俘虏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别出心裁地指责“别人”通过签订条约帮助希特勒上台；抱着错误的“民族团结一致”的观念，妨碍人们站在实际存在的“另一个德国”一边——凡此种种，都是出于虚假的爱国主义或幼稚的利己主义的动机，在这些动机的驱使下各党派人士闭目塞听，不考虑正义和道德。
归根到底一句话，不可能期望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即便处在灾难的冲击下，数月之内就改变多少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思想习惯。而想象力、无私和客观性这些品质，是有组织的团体很少能够表现出来的，尤其在处于逆境之时。最有希望的迹象也许是给德国带来的一两种变化，预示着在盟国管制取消之后确能继续下去，而有些德国人也透彻地感觉到这些是存亡攸关的问题。这些成果能保持多久以及这些人的影响能有多深，只有在未来才能分晓。
(1) 英国外交部：《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敕令第6648号，第5页。
(2) 见上文，原著第82页。
(3) 见下文，原著第223页。
(4) 见上文，原著第94页注③（即本书第152页注③。——译者）。
(5) 见上文，原著第70—71页。
(6) 非常奇怪的是，领照人对该报成为一份政党机关报感到不快，后来当他对报纸掌握全权以后，就把它办成一份独立的报纸。
(7) 有一张关于报纸名称及发行量的一览表，见《对德管制委员会月报》，1946年10月。
(8) 美占区按照1946年10月颁布的报刊法规定，在每个州设立报刊评议会，负责对报刊发给许可证和进行监督，其成员由州政府总理依据各政党、专业团体和州政府的提名，加以委任。大约一年以后英占区也成立了与此有些类似的机构。
(9) 见上文，原著第140—141页。
(10) 在英国甚至可以听到要求从德国进口新闻纸的呼声。
(11) 在柏林，由于有必要同俄国人竞争，英、美双方批准的报纸是日报，为此不得不从英国输入新闻纸。
(12) 由于丹麦通讯社有意见，以后改为DENA。
(13) 见上文，原著第94页。俄国的观察员有好几次列席过英占区和美占区的新闻官员工作会议，1947年，俄占区甚至也召开过一次类似的会议，作为回报，也邀请了西方代表参加。
(14) 见上文，原著第47页。
(15) 克莱，第135页。
(16) 见《德国文件，1945—1954年》，第179页。
(17) 英占区的官方公报甚至没有公布这一法令。作者竭力回忆，不公布并非故意，而是出于疏忽。
(18) 起初下列情况可能属实；柏林留下的完好无损的设备只够装备一部发射机之用，而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无线电广播设备位置又过于偏南，不能保证整个占领区都能很好地收听。俄国人手中还掌管着位于柏林以南柯尼斯武斯特豪森的德国长波发射机，它过去是面向全国的，但是俄国人对此总是避而不谈。
(19) 见上文，原著第92页。
(20) 现在前美占区和法占区的广播电台都播送广告，而在前英占区的广播电台则不播送广告。
(21) 该台于1946年1月1日完全恢复正常播音；在这以前作为临时措施曾经使用一部低功率军用发射机，以391米波长播送节目。
(22) 里思是英国广播事业的创办人。——译者
(23) 见上文，原著第185页。减少政府干预广播的另一项措施，是把发射机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从德国邮政总局移交给西北德国广播电台。如同英国的情况一样，德国邮政总局现在只拥有各发射机与播音室之间的陆上传送线路。美占区也作了类似的变动。
(24) 后来由于哥本哈根协议的重新分配而失去频率，这项计划被打乱了，1952年12月经英国广播公司和西北德国广播电台签署一项协议，并于1953年2月实施，使计划又生效，把诺尔登发射机移交给西北德国广播电台管理。
(25) 不来梅广播电台的情况在整个广播网中是别开生面的，该台于1945年秋由少数有进取精神的美国士兵在当地军政府司令官的鼓励下建立的，使用的频率本来属于北非一个已为美军接管的广播电台。在英占区内不来梅飞地的特殊地位使英方当局对该台特别关注；英方的意见是；如果盗用的广播频率确属可用，那就可以派更好的用场，因不来梅现有的设备条件较差，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按美方的政策，对于一个单独的政治单位拥有它自己的广播电台的想法，是比较同情的。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这件事曾经是英美双方多次商讨的题目，商谈总的说来是融洽的，虽然由于不来梅地位的变化（见上文，原著第195页）而使问题复杂化，但是从未作出要求该台关闭的决定。
(26) 盟国管制委员会第4号命令（见《德国文件，1945—1954年》，第134—135页）。
(27) 1946年8月不得不作出一项补充规定，以便保存样本材料“供科学研究之用”。
(28) 由于这个缘故，无法出版丘吉尔战时演说集的译本。
(29) 见上文，原著第71页。
(30) 见上文，原著第207页。
(31) 见上文，原著第139页。
(32) 弗里登斯堡博士等来函，载《经济学家》，1954年1月16日。
(33) 见上文，原著第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