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英法两国在宣布给予保证后同被保证国家的关系

第一节　波兰

（一）政治和军事问题

在战争爆发前的5个月中，波兰和给予它保证的两个西欧大国之间的关系，被不久前继承下来的互相猜疑所笼罩。英法两国政府的态度，由于1938年秋天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时波兰所扮演的角色，也由于对波兰外长从那以后在与德国打交道中所采取的路线摸不准，所以仍旧蒙着一层伪装的色彩。另一方面，波兰人不能忘记，捷克斯洛伐克也曾得到许诺，说是要给予国际保证。确实，德国拒绝履行在慕尼黑作出的许诺，是使给予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不能取得契约的形式的主要原因；但是英国政府的主动提出保证波兰，似乎证明它的态度自从慕尼黑会议以来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也是事实。然而波兰的政治家们，像得到保证的其他东欧国家的政治家们一样，不应该受到责怪，如果他们对西方大国的真实动机和意图有一些怀疑的话，如果他们问过他们自己，他们得到的这些保证会不会是一种负担而不是恩惠的话。能不能假设，英法这一次并不打算使用它们的影响，来迫使小国家作出它们所不能接受的让步，以求避免战争？它们有决心和手段来给予德国东面的几个国家以有效的和立即的援助吗？它们是不是认为（法国人至少是会这样的）只凭勇敢的语言和纸上的计划就足以阻止德国的侵略？或者，如果它们真的想打，它们是不是想战斗到最后一个波兰人或罗马尼亚人或土耳其人，而不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去牺牲它们自己的人力和资源？如果战争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它们实际上能够拿出多少武装力量到战场上去抵抗德国人呢？

在英国和法国政府给予波兰保证之后，由于它们的某些行动和声明，像这一类的怀疑很可能反而有了加深而不是减少。⁽¹⁾由于它们怀着想避免逼近的灾难的值得称赞的愿望，并深信（这并非毫无历史的根据的）波兰人是天生的头脑发热和一意孤行的，西方政府一再劝告要谨慎和需要磋商，建议波兰人要表现出已做好准备与德国人进行谈判，并且不排除可能通过调解来和平解决但泽问题的可能性。⁽²⁾

在军事专家之间的接触建立以后，很快就表明，西方大国只能给波兰以很少的直接援助。在经济和财政的谈判开始时，即表示要给予波兰人比较少量的援助并附带条件，更使华沙感到失望和不满。⁽³⁾而且，西方大国公开和私下里所作出的保证，即它们将坚决履行它们对波兰的保证（即使是在波兰发生了一件非暴力造成的既成事实），⁽⁴⁾由于同时向德国作出了保证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抵消。在这个时期，它们曾一再试图使德国人相信，和平阵线不应看作是包围，并且试图找到一个能直接同德国谈判的基础，以便和平解决德波争端和其他重大纠纷。⁽⁵⁾

在这样的情况下，直到8月间德波关系显然已进入危急的阶段时为止，波兰人竟能十分相信英国的诚意而没有极力要求签订英波互助协定，这也许是很不容易的。在此期间，贝克仍然只满足于张伯伦3月31日⁽⁶⁾和4月6日⁽⁷⁾的口头声明，和他本人与哈利法克斯4月初在伦敦会晤时达成的非正式协议。⁽⁸⁾英国政府还值得称赞的是，当它建立一个和平阵线的努力由于它与苏联政府的谈判破裂而显然将归于失败时，它的实践其口头承诺的决心却并没有动摇，虽然谈判破裂的最后原因或借口是由于波兰对俄国部队进入波兰所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据当时很多法国人和英国人看来是极其不妥协和不现实的。⁽⁹⁾

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和波兰政府想把单方面的英国保证波兰改成为一项互助协定，这一打算已由张伯伦4月6日在下院中宣布，协定的主要条款也已在4月4—6日的英波会谈中在原则上决定。哈利法克斯和贝克注意到，在协定能够签订之前，只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他们有分歧意见的其他各点被认为对协定的起草没有直接的关系。⁽¹⁰⁾

这两个突出的问题中的第一个，是对波兰的互惠保证是否适用于因对一个或更多的西欧小国进攻而引起的战争，而这些小国是英国根据与法国的君子协定同意给予援助的，如果它们成为德国侵略的对象的话。⁽¹¹⁾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贝克于4月14日保证，波兰将帮助英国，如果后者因保卫荷兰、比利时或丹麦而卷入战争。⁽¹²⁾第二个问题——需要使法国对波兰的义务与英国承担的那些义务相协调——也很快就开始着手研究了。

根据1921年2月19日和21日的政治协定和军事协定，法国早已负有义务立即给予波兰以援助，包括有效的和迅速的军事帮助，如果波兰卷入了战争的话，最近，在1939年1月26日法国外长还公开宣布过，法国认为这些条约规定对它是有约束力的。⁽¹³⁾我们已经看到，法国政府已让张伯伦把它同他的3月31日声明联系在一起，即答应支持波兰，如果它抵抗对它独立的威胁的话。⁽¹⁴⁾在张伯伦4月6日第二次声明之后，波兰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发表一项特别声明，表示法国对波兰的义务在范围的广泛方面不会小于英国所承担的那些义务。⁽¹⁵⁾因此，4月13日在达拉第宣布法国保证希腊和罗马尼亚的那项声明的末尾，对法波关系作了如下的说明：⁽¹⁶⁾

法国政府……对于英国和波兰订立相互保证一事感到极大的欣慰，它们两国已决定相互支援以保卫它们的独立，如果任何一方直接或间接受到威胁的话。

此外，法波同盟以同样的精神得到法国政府和波兰政府的确认。法国和波兰相互保证，给予对方立即和直接的援助，以反对可能要打击它们的重大利益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威胁。⁽¹⁷⁾

不过，法国总理的口头保证，华沙并不认为是一项充分的保证。4月末波兰政府于是要求法国政府签署一份议定书，使达拉第惯用的那个程式具体化。法国政府同意了，到了5月的第二周，一份草案已送请两国政府批准。这一文件宣称，法波同盟条约今后应解释为法国和波兰彼此之间将立即相互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以反对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会影响它们的重要利益并引起缔约国方面的武装抵抗。⁽¹⁸⁾

这份议定书草案于5月12日得到了法国部长会议的批准，但（据博内说）以法国对波兰的承诺必须与英国的承诺绝对相同为条件。⁽¹⁹⁾根据博内对以后各种事件的叙述（它在某些方面与其他有关人士的叙述不同），⁽²⁰⁾似乎卢卡谢维奇在5月17日曾把贝克的一个要求带给博内，即议定书中应加上一个秘密条款，声明维持但泽的现状是关系到波兰的切身利益的事。博内反对让贝克独自有权决定，因但泽而引起的一场危机已足够严重到使保证生效。卢卡谢维奇因此向他保证，英波两国政府已经就一个与交给博内的相同的条款达成协议。博内怀疑（他说）贝克正在试图利用伦敦来对付巴黎，以便取得更广泛和更明确的承诺，就告诉卢卡谢维奇说，他必须核实大使的话。18日他从法国驻伦敦大使科尔贝那里听到，自从4月6日以来，英国政府没有与波兰人举行过讨论，它没有同意维持但泽的现状是波兰的“关系切身利益的事”这种提法，它也没有考虑就这个问题签署一项声明。博内于是在5月19日推迟了那份已准备好的议定书的签字手续。他与哈利法克斯5月20日在巴黎，22日又在日内瓦商量了这个问题，并同意后者的意见，即法国和英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必须完全相同。⁽²¹⁾5月27日，卢卡谢维奇得到博内的通知说，法波条约的批准和解释，必须等到英波协定已准备签署的时候。⁽²²⁾英国政府并不急于与波兰讨论它们的互助协定，而是宁愿等到与俄国的谈判取得更大的进展后再说。⁽²³⁾英波谈判直到8月方才认真开始进行。⁽²⁴⁾结果是法波议定书直到战争爆发后才签字。⁽²⁵⁾

虽然各个有关人物在5月间的法波谈判中所充当的角色⁽²⁶⁾还不完全清楚，看来似乎波兰人曾试图吓唬法国人，通过告诉他们英国已接受这项义务，使他们按照波兰的吩咐去为但泽而战。至少，以下几点是肯定无疑的：波兰人极为重视要法国和英国承认波兰的以下这一论点，即但泽的局势是波兰的“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德国政府怀疑或者公开宣称怀疑法国人和英国人会愿意“为但泽而死”；⁽²⁷⁾首先是法国政府，后来是更加勉强的英国政府，都发现如果公开声明它们对波兰的保证，将因后者抵制德国想以单方面的行动来决定但泽未来地位的企图而开始生效，那是合适的。

在英国的保证宣布之前，波兰外长曾经拒绝考虑德国提出的解决但泽问题的条件。⁽²⁸⁾而且，即使贝克本人愿意把但泽交还德国并同意一个“走廊上的走廊”，波兰的舆论也将使这样的安排不可能实现。大多数波兰人也许不能说清楚，既然纳粹分子已控制了这个自由城市，现在波兰在但泽剩下来的“重大的切身利益”还有些什么，但是他们几乎全都会想到，从战略和经济的观点来看，⁽²⁹⁾他们仍旧保有的立足点对波兰的独立是必不可少的。斯米格莱-雷兹元帅在7月的第三周接见报界时，概括谈了波兰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他说如果德国控制了但泽，它就能够控制波兰的经济生活。为但泽而战，因此也就意味着为波兰的独立而战，所有的波兰人宁死而不愿再失去他们的独立。⁽³⁰⁾

不过，并不是由于认识到波兰方面的力量，法国和英国政府才宣布它们将支持波兰的，如果它们为但泽而进行战斗的话，更多的还是由于害怕德国宣传人员想使法国、英国、波兰和德国的舆论相信“不值得为但泽打一场战争”的企图，可能会对和平阵线造成危险。4月间，有些法国报纸也采取了这个论调。登在《作品报》上的马塞尔·戴阿特的一篇文章否定法国人应该为“但泽捐躯”，从而引起达拉第在5月4日发表一项声明，谴责削弱法国的决心和在国外制造对法国政策的怀疑的各种企图，并宣称法国的安全和文明的前途，在德波的争吵中都已陷入危险之境。⁽³¹⁾同一天博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波兰的切身利益是否受到了影响和在哪些方面受到影响，这要由波兰自己来决定，它可以依靠法国和英国的全力支持。⁽³²⁾5月11日，达拉第在波旁宫发表了一篇强有力的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说。他宣称他的政府在波兰的同意下已经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立刻直接运用同盟条约”。⁽³³⁾6月底有谣言说，但泽即将发生政变，⁽³⁴⁾法国驻柏林大使于是建议法国政府发表一项更加具体的声明，明确地表示法国的保证将适用于单方面企图改变但泽的现状的尝试，以打消德国对于法国的态度的任何幻想。7月1日，法国部长会议决定采纳库隆德勒的建议，在同一天把博内致里宾特洛甫的一份照会交给了驻巴黎的德国大使。⁽³⁵⁾这份照会的最后一段原文如下：

当各式各样的措施正在但泽被采取、而它们的范围和目的又是很难估计的这一时刻……我……认为我有责任明确地声明，任何打算修改但泽现状的行动，不管它是什么形式，并且因此引起波兰的武装抵抗，都将使法波协定发生作用，并迫使法国立即给予波兰以援助。

7月2日，法国海军部长康潘希在昂西的一次演说中公开宣称，在但泽不可能有只局限于当地范围的、让和平建立在弱小一方尸体上的意外事件的问题。⁽³⁶⁾

英国政府比法国政府更不愿意在但泽问题上采取一项明确的方针，一部分是因为它迟迟不愿放弃也许仍可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希望，一部分则是因为它担心这会鼓励波兰在与它的保证者们磋商之前就对德国的某一举动作出太强烈的反应。⁽³⁷⁾英国政府在试图组织一个和平阵线时主要关切的事，就是防止德国进一步企图以武力来实现它的目的。一位英国政治家第一次公开地明确提到维持但泽的现状是否属于英国保证的范围之内这个问题时就表示，使用武力将是确定的因素。张伯伦5月11日在艾伯特会堂的一次政治集会上作的演说中有以下这样一段话：⁽³⁸⁾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今天欧洲的危险地点是但泽。⁽³⁹⁾虽然我们对波兰的保证是清楚的和确实的，虽然我们如能看到波兰和德国之间的分歧通过谈判得到和平的解决，我们将感到高兴，虽然我们也认为它们能够而且应该这样地解决，但是，如果有人试图以武力来改变局势以致威胁波兰的独立，那将不可避免地爆发一场把这个国家也卷进去的普遍灾难。⁽⁴⁰⁾

不过，当法国的部长们在5月20日就波兰希望在法波政治议定书上提到但泽“关系切身利益”一事与哈利法克斯磋商时，他走得比这还要远。哈利法克斯对达拉第和博内说，英国政府已给予波兰的承诺是，如果出现对波兰的独立的明显威胁，而波兰自己也决心进行抵抗时，英国政府将支持它。因此，如果但泽的局势发展到了威胁波兰的独立时，英国的保证就将开始生效。⁽⁴¹⁾

6月底，当法国政府即将决定宣布它接受波兰在但泽问题上的观点时，它自然渴望知道是否英国政府也将照样办理。6月29日，法国驻伦敦大使奉本国政府之命向哈利法克斯建议，在他当晚在查塔姆大厦发表的演说中，⁽⁴²⁾他应当“给德国的统治者们一个明白无误的通知，即（法国和英国）政府决心要履行它们对波兰的援助义务，不管德国玩弄什么狡猾的手段来使它的行动的真实性质模糊不清”。⁽⁴³⁾不过，哈利法克斯在查塔姆大厦的演说并没有提到但泽，提到波兰时也只说成是一个英国与它有共同防务协定的国家。张伯伦在7月3日晚上的广播演说中用的也是笼统一般的词句：“不要让任何人错误地认为我们并不准备以全力来抵抗侵略，不论它是针对我们自己的，还是针对那些我们已同意保卫它们独立的国家的。”

同时，法国政府继续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就但泽问题发表一项更加明确的声明。⁽⁴⁴⁾到7月5日，英国政府已决定它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并明白表示，在但泽发生的一桩非暴力的既成事实也可能被当作是宣战的理由。就张伯伦即将在下院发表的一项声明的提法与贝克进行了商量，他只提了一些次要的属于词句上的修改。⁽⁴⁵⁾7月10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说如下：

最近在但泽发生的一些事件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的忧虑，担心这是想用单方面的行动、用隐蔽的手法来决定它的未来地位，就这样来给波兰和其他国家以一个既成事实。……（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事情不能只看成是关系到但泽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单纯地方性问题，它也许偶然地并不造成威胁，但是将立即引起影响波兰民族生存和独立的更加严重的问题。我们已保证要给予波兰以我们的援助，如果发生了对它的独立的明显威胁，而它也认为使用全国的武装力量来抵抗这种威胁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我们将坚定地决心履行这一义务。⁽⁴⁶⁾

在发表这一关于但泽的声明这件事上，英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受到法国的逼迫；张伯伦7月10日的声明并不意味着他和他的同僚们已经放弃和平解决但泽问题的一切希望，或者已经缩手不管而让波兰人去自行作出可能把英国卷入战争的决定。在7月10日的声明之前和之后，英国政府曾一再要求波兰人不要认为与德国谈判的可能性已不存在；警告他们不要随便以军事力量来对抗德国的行动，以致使自己受到进行侵略的指责；切实要求他们随时把一切发展详尽地通知伦敦和巴黎；力求得到在来不及磋商的紧急情况下他们打算采取的行动的确切说明。

从4月中到战争爆发前夕，曾一再提醒波兰政府，不应忽视和平解决但泽问题和其他德波争执的任何机会。⁽⁴⁷⁾贝克本人则表示，在但泽的内部行政方面，他准备走出很长一段距离来满足德国的愿望，并且也可以考虑把但泽的对外关系的控制权移交给德国。⁽⁴⁸⁾一直到7月底，他似乎仍然愿意在原则上通过谈判来解决但泽问题，如果这可以用波兰的次要的让步来换取的话。⁽⁴⁹⁾但是贝克担当不起蔑视波兰舆论的责任，如果由他亲自来倡议与德国政府谈判的话。⁽⁵⁰⁾英国政府在4月18日建议，如果波兰政府仍准备“与德国探讨但泽问题的解决办法”，那么最好能够“用表现出它愿意谈判的心意，来使德国政府的论调站不住脚”。⁽⁵¹⁾贝克的答复是，波兰驻柏林大使已经明白表示波兰愿意谈判，他必须先等待德国驻华沙大使（毛奇）带着德国政府的答复回到这里来。⁽⁵²⁾德国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希特勒在但泽问题上已经说完了他的最后一个字；毛奇离开他的华沙任所一直到5月6日；德国政府和波兰政府在8月初以前似乎一直没有就但泽问题进行过直接的联系。6月初，贝克曾要求国际联盟高级专员伯克哈特（他被邀请去会晤希特勒）转告德国，波兰渴望实现缓和，并且准备把但泽作为一个较大问题的一部分来讨论。但伯克哈特似乎并没有传达这一口信（他本人的看法是，双方意见过于激动，以致目前没有任何希望来成功地进行谈判以获得一项解决办法）。⁽⁵³⁾

贝克——无疑他是正确的——认为，但泽的地方长官福斯特尔7月19日向伯克哈特作出的亲近的表示，只不过是一个花招。福斯特尔说，希特勒要他把与波兰的缓和关系搞好，他建议请高级专员调停当地的困难问题以使缓和实现。⁽⁵⁴⁾伯克哈特热情地对待这个建议，⁽⁵⁵⁾英国政府也认为应当认真地看待它，⁽⁵⁶⁾但波兰人仍表示怀疑。不过，到了8月间，当但泽的局势变得真正逼人时，贝克愿意作一次尝试，通过波兰代表和但泽议会之间的会谈，来解决当地的各种事件和问题。⁽⁵⁷⁾

在西方政府这一边，哈利法克斯5月20日与博内和达拉第在巴黎会晤时，讨论了通过调解来和平解决但泽问题的可能性，如果（情况似乎也正是这样）直接谈判在目前根本办不到的话。哈利法克斯于是设想了一个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但泽可以作为一个德国的城市来管理，甚至也许在德国国会中可以有它的代表，但不能设防或由德国军队占领。它作为一个自由城市的特殊性质，则可以由一部特别宪法来予以维护，这部宪法由若干大国而不是由国联来给予保证。⁽⁵⁸⁾由于最近教皇的一项和平倡议结果令人失望，⁽⁵⁹⁾也由于法国不喜欢请意大利来做调解人这一想法，⁽⁶⁰⁾在哈利法克斯和法国的部长们会晤之后，伦敦研究了由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集体的或个别的，进行斡旋的可能性。⁽⁶¹⁾当把这个建议向在华沙的肯纳德提出时，⁽⁶²⁾他劝告说，波兰舆论会把它看作是英国的决心正在削弱的迹象，而且由于德国也可能这样地来解释一项调解的建议，接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一设想就被放弃了。⁽⁶³⁾不过，利用伯克哈特来作为中间人的可能性，仍时时在考虑之中。伯克哈特向伦敦外交部汇报了他与希特勒在6月初的会谈，⁽⁶⁴⁾当8月的第二周伯克哈特接到再次访问希特勒的邀请时，⁽⁶⁵⁾妥协也许仍有可能的微弱希望又复活了。英国政府建议伯克哈特把他即将去贝希特斯加登访问的消息通知贝克，但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⁶⁶⁾这大概是因为他认为，由于8月初波兰人对德国在但泽问题上的举动作了激烈的反应，他们已破坏了与德国缓和的前景。⁽⁶⁷⁾德国人大事宣传伯克哈特将成为第二个朗西曼，⁽⁶⁸⁾法国报纸也随声附和，⁽⁶⁹⁾这个插曲也就很自然地在华沙引起了极大的不安。⁽⁷⁰⁾

波兰人对于一再告诫他们在采取任何不可挽回的行动之前要同英法政府磋商，不要落入德国的圈套，致使自己看起来像是侵略者，感到恼火那也是很自然的。“双方应随时将威胁到每一方国家独立的任何发展详尽而迅速地相互通知对方”这一义务，是哈利法克斯和贝克在4月4—6日的会议上达成协议的要点之一，它将载入即将签署的英波互助协定。在这次会议结束的那一天，英国外交部次官普利茅斯勋爵在上议院对一个关于波兰独立的含义的问题作了如下的答复：

显然，除非波兰自己认为它的独立处于危险之中，任何其他国家都是无法强加上一个不同的看法的。由于事情的性质是如此之严重，毫无疑问，波兰政府将随时把一切发展详尽地通知陛下政府，但是发生任何意见分歧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两国政府的政策——即抵抗暴力的控制——是完全相同的。⁽⁷¹⁾

贝克在4月的伦敦会议上不够坦率，⁽⁷²⁾这无疑要对英国政府后来的频频提醒他在任何危机中与巴黎和伦敦磋商的重要性，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第一次认为有必要作这样的提醒是在5月初，那是在希特勒发表演说和德国政府发出备忘录通告废除1934年1月26日的德波协定⁽⁷³⁾与贝克在5月5日作出回答这两个日期之间。英国政府担心贝克在回答希特勒时的调子可能会太尖锐。同时它认为，如能借此机会消除由于报纸对英国保证的范围不断批评而可能引起的华沙的任何误解，那也是好事。⁽⁷⁴⁾英国和外国报纸上的某些文章仍旧强调独立和完整之间的区别，并建议英国政府应设法使波兰同意领土的改变。其他文章则争辩说，由于只有波兰可以判断什么是对它独立的威胁，波兰僵硬地拒绝考虑可能导致和平地调整的要求，就有可能把英国拖入战争。⁽⁷⁵⁾

因此，在华沙的肯纳德奉命去向贝克保证：英国政府将坚决履行它的保证义务，但同时它也坚决相信，波兰决不会因为它知道它在任何战争中都能得到英国的支援，就轻易地拒绝一项公正的解决办法，而这样的一次拒绝也许就会导致战争。不过，英国政府必须强调两点。第一点是，波兰政府必须完全信任它，不能像贝克在伦敦谈论他同德国打交道时所表现的那种缄默和保留。它信任贝克处理微妙局势的才能，但是觉得有权要求他把向他提出的任何要求以及他的打算和反建议充分地和尽早地告诉它。第二点是，虽然英国政府承认波兰必须是它的独立是否受到威胁的最后判断者，但仍期望它不会放弃一切谈判的希望，除非它深信威胁已不能用和平的手段来消除。英国政府也期望它无论如何应该在采取任何不可挽回的行动之前与英国政府磋商。最后，英国政府希望波兰政府能够立即把以下这两方面的情报通知它：需要马上予以反击的一种威胁的可能发展的态势（如果这一意外情况事实上是它所担心的），以及它打算采取的、用以消除或抵消这种威胁的步骤。⁽⁷⁶⁾

肯纳德在5月4日向贝克读了这一信件，贝克立即对伦敦发生的“误会”表示遗憾。他为他与英国大臣们会谈时的不够坦率辩解，其理由是直到希特勒在4月28日发表他的演说时还没有把德国的要求（其内容他已在4月23日给了肯纳德）⁽⁷⁷⁾正式地或用书面提交出来。贝克表示相信，在伦敦和华沙之间不会再有误会发生，并答应在他答复希特勒时避免说任何有挑衅性的话。⁽⁷⁸⁾贝克5月5日的演说事实上是坚定的，但语气和缓，虽然在同一天答复德国的备忘录的照会中使用了一些比较尖锐的话。⁽⁷⁹⁾

对于5月4日向他提出的以下这一问题，即如果在但泽发生突然的危机，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但不允许有磋商的时间，波兰政府将打算怎么办，贝克的回答是，不会发生这样的危机，除非德国人试图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他无法明确地说出，在一种假设的情况下，波兰人可能要被迫采取的步骤。但是他答应随时把任何威胁性的发展通知英国政府，并向它保证，波兰不会鲁莽行动，以致盲目地促成一次危机。⁽⁸⁰⁾在以后几周的外交上的意见交换中，英国政府又一再重复警告波兰，要避免表现得像是侵略者。它试图弄清楚，如果没有使用武力也没有德国的直接干预，而只是由但泽议会宣布但泽和德国合并，或者如果发生一种介于但泽表示希望与德国重新合并和德国军事占领之间的情况，波兰政府将怎么办。⁽⁸¹⁾在波兰这方面，贝克继续在原则上同意与英国和法国磋商的重要性，但他也继续主张，政府不可能在事先就规定它可能不得不采取的步骤。他最多只能说，但泽和德国采取的措施将决定波兰反措施的性质。⁽⁸²⁾在交换这些意见时，也讨论了以下这种可能性：如果波兰人能够推迟军事行动，就也许可能有时间在柏林进行一项新的外交联合行动，并以英国的逐步动员来作为它的后盾。⁽⁸³⁾

英国政府并不满意贝克对它的问题的答复，但是它承认这些事情只有士兵才有最后的发言权，它也知道它的询问在华沙已引起了几分愤慨。⁽⁸⁴⁾它因此在7月初决定派海外武装部队监察长、上将埃德蒙·艾恩赛德爵士去华沙讨论军事形势，并试图对波兰人在各种突然事变中将会做什么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艾恩赛德在7月的第三周访问了波兰，⁽⁸⁵⁾他在获得关于波兰人计划的确实情报方面比外交家们更为成功。贝克仍旧是笼统地谈论适当的和按比例的反措施，但是斯米格莱-雷兹解释说，虽然波兰不会不经过战斗就放弃但泽，但是他的战略将是防御性的，他也不考虑以武力占领这个自由市，不管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挑衅。他怀疑在但泽发生一次没有德国人干预的真正危机的可能性，这样的危机肯定会有事先的迹象，这就为磋商提供了时间。艾恩赛德得到的印象是，他已使波兰政府深信，随时把一切发展充分而迅速地通知英国政府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的访问是成功的，如果只是因为他能够再一次使波兰人放心，英国政府最近的新外交行动并不意味着支持波兰抵抗德国侵略的决心有了任何的削弱。派这样有名望的一位官员到华沙去，单单这一事实也已经足以抵消最近因英国给予波兰现金贷款的谈判破裂而造成的坏印象。⁽⁸⁶⁾

当他在波兰时，艾恩赛德还讨论了技术方面的军事问题。在英波关系的这个方面，他的访问是两国参谋人员会谈的最高潮。会谈是在近5月底一个英国代表团到达华沙后开始的，后来又在伦敦继续进行。⁽⁸⁷⁾在这些会谈中，波兰人充分信任他们的对方英国人员，⁽⁸⁸⁾但是他们觉得英国军事当局没有以同等的坦率对待他们。⁽⁸⁹⁾也是在这一方面，两国的关系因艾恩赛德的来访而得到增进，他本人对于波兰人民的精神和军队的训练及组织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曾经观看波兰陆军和空军的演习，回到英国以后他又在报告中对他们的演习给予好评。在他们装备的质量方面，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缺点，虽然数量上的不足是公认的。⁽⁹⁰⁾

法国和波兰之间的参谋人员会谈在较早的阶段就已开始，但是波兰人感到不满，因为1939年春一项政治协定的谈判停顿，⁽⁹¹⁾导致了军事协定签字的推迟。1921年的军事协定规定，法波两国军事参谋人员应经常进行接触，直到1938年秋天为止，这种接触或多或少是充分举行了的。⁽⁹²⁾其后由于法国批评了波兰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和波兰对那个批评产生反感，盟国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极为紧张了。不过，在1939年2月法国政府响应贝克重建密切的军事合作的愿望，又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去波兰（代表团员除参观其他东西外，还参观了建立在“战略三角”的军火工厂）。在英国宣布给予保证和法国重申对波兰的条约义务之后，波兰人采取主动，⁽⁹³⁾安排了最高一级的法波军事会谈。波兰的陆军部长卡斯普尔祖斯基将军偕同总参谋长斯塔希耶维奇将军于5月14日到达巴黎，与甘末林和他的参谋人员的会谈在16日也就开始了。

甘末林后来承认，在谈判中他主要关心的是避免承担法国不可能履行的义务，同时又要避免让一个有用的盟国感到失望。⁽⁹⁴⁾他的某些同僚看到甘末林的保留态度对波兰人产生的影响，就想在答应给予法国的帮助方面比甘末林本人认为是明智的走得更远一些。⁽⁹⁵⁾甘末林并未利用这次会议可能给他带来的机会提出俄波军事合作的问题，虽然他很清楚在这一点上已有了多大的转变。⁽⁹⁶⁾

到5月17日，军事会谈已达到了就波兰代表提出的一项协定草案达成协议的阶段。协定草案从一开始规定，法国武装部队将自动地开始行动，如果德国侵略波兰或威胁波兰在但泽的重要利益，从而引起波兰的武装抵抗。它还包括一项法国的承诺，即如果德国的主要攻击是针对波兰的，法国将以“它的武装力量的巨大部分”在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的第15天对德国进行攻击。⁽⁹⁷⁾当他5月19日从外交部获悉，博内认为重要的是军事协定应从属于政治议定书时，据甘末林自己声称，他已得到达拉第的授权，⁽⁹⁸⁾似乎真的已经就要签署这一军事议定书了，然而政治议定书的签字已经被推迟到把但泽是“重要利益”这一点列入条文的问题解决之后。⁽⁹⁹⁾甘末林因此不得不通知卡斯普尔祖斯基说，参谋会谈的议定书在政治议定书签字后将“具有一项总的参谋协定的性质”，但其条款必须与政治议定书的条款一致方属有效。⁽¹⁰⁰⁾由于政治议定书直到9月4日才签字，当战争开始时军事议定书对双方就都不具有约束力。⁽¹⁰¹⁾这个插曲，在波兰人与有关的法国人之间和在博内与法国最高司令部之间都造成了恶感。⁽¹⁰²⁾

这样，在宣布保证后的几个月中，波兰和它的两个保证者虽然在很多问题上发生了摩擦，但是有一个方面，波兰人给西方国家制造的麻烦却比它们预料的要少。我们已经看到，英法两国政府十分担心波兰不同它们磋商就采取行动，造成一场危机，从而把它们拖入战争。但是直到8月初波兰人的行为与他们出了名的做事鲁莽却并不符合，使得一再向他们提出的要小心谨慎的建议几乎成了无的放矢。

的确，在那随着每一周的消逝而局势变得使人更加不安的日子里，不仅贝克和他的政府同僚们表现了沉着和克制，而且波兰人民也是这样，他们赢得了英国驻华沙的外交代表们的交口称誉。⁽¹⁰³⁾在7月初法国大使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波兰人在激怒德国和表示软弱之间走的步子十分巧妙。⁽¹⁰⁴⁾哈利法克斯也在8月2日向拉斯津斯基称赞了波兰的态度。⁽¹⁰⁵⁾直到7月底，波兰政府对于但泽恢复军事化的报告和这个自由市即将发生一次政变的谣言都处之泰然。⁽¹⁰⁶⁾这种沉着，主要是由于缺乏德国打算干预的具体证据，⁽¹⁰⁷⁾和深信没有得到德国的赞同和没有关于德国意图的充分警告，就不可能发生任何需要波兰认真对待的意外事件。⁽¹⁰⁸⁾

对于7月20日在波兰—但泽边界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华沙仍旧保持冷静。⁽¹⁰⁹⁾但是在其后的二周内反波兰的德国宣传的增加和德国军事准备的加剧（包括8月下半月征召预备役人员），⁽¹¹⁰⁾引起了华沙的普遍看法，预料某种危机将在8月底前到来。⁽¹¹¹⁾这时但泽议会和波兰当局之间关于海关检查的长期意见分歧，突然爆发为尖锐的争执。⁽¹¹²⁾一直在等待对这个自由市的法律进行一次明确的挑战的贝克，⁽¹¹³⁾这时决定斗争的时刻已经来到了。8月4日，他指示驻但泽的波兰代表立即给但泽议会一个照会，警告他们，如果波兰的海关检查人员受到干预，波兰将作出强烈的反应，并要求次日给予答复。⁽¹¹⁴⁾这个“最后通牒”的直接效果是使但泽议会的态度转为和解，⁽¹¹⁵⁾但它也给了德国政府干预的借口——首先是使但泽议会的态度强硬起来，⁽¹¹⁶⁾然后在8月9日直接向波兰政府交涉。对此，波兰人在8月10日答复说，德国对海关争端的干预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德国将来“损害（波兰在但泽的）权利和利益”的任何干预，将被视为一种侵略的行动。⁽¹¹⁷⁾

波兰人并没有与英国和法国政府事前磋商就发出了8月4日和10日的文件，伦敦和巴黎对这些发展所感到的关切，并没有因收到了贝克在他行动之后所提供的消息而减轻。英国驻华沙大使馆在8月4日的晚上（在向但泽议会递交照会之前）被告知，贝克极其焦急不安地想让英国政府“立即得知事态发展的严重转变”，但是英国方面并未被告知，如果但泽议会不退让，波兰打算采取什么行动。⁽¹¹⁸⁾第二天，当看来似乎波兰政府已经用它的第一下打击赢得了这一回合时，贝克在与肯纳德的一次谈话中暗示，仅仅经济措施是不够的，军事步骤也必须采取——虽然他还加了一个保证：将把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的充分警报”送交给大使。⁽¹¹⁹⁾8月10日，当拉斯津斯基把德国和波兰政府之间交换口头照会的事告诉哈利法克斯时，他说，贝克

决心在面临任何挑战时将非常迅速地采取行动，但是不打算制造一个难以应付的局面。波兰政府设想的第一个措施是对但泽的海关官员采取相似的行动。在某种情况下也许接着再采取一些象征性的行动，比如占领边界上的一窄条但泽领土。⁽¹²⁰⁾

看来似乎对于波兰人的突然行动可能会引起战争的忧虑，毕竟不是全无根据的。8月11日和14日英国政府又提醒波兰政府，如果时间许可，磋商仍是极其重要的。⁽¹²¹⁾在8月15日，它敦劝波兰政府继续表明，它随时准备为但泽而举行谈判。不过，这时波兰方面的这一态度，从伦敦来看显然不像是一种避免战争的可能的办法，它只是“从世界舆论的观点来看是重要的”。⁽¹²²⁾华沙在8月13日也接到了华盛顿的警告：不要首先采取军事行动。⁽¹²³⁾波兰于8月10日向英法两国政府建议，在柏林采取联合行动以抗议德国政府对但泽事务的干预。但是英法都没有响应，⁽¹²⁴⁾一部分是因为它们希望伯克哈特与希特勒会见，或但泽议会与波兰代表会谈，也许会使局势好转。

但泽本身的情况大约从8月中开始确有所改善，但是这时总的局势迅速恶化，但泽的前途并非是决定战争或和平的问题这一点也正在变得清楚起来。8月14日波兰政府决定，由于德国军事活动的显著增加，必须逐渐加强波兰的边界驻军。⁽¹²⁵⁾危机已临近的一个甚至更加清楚的迹象，是德国报纸集中评论所谓德意志少数民族在波兰受到的迫害。⁽¹²⁶⁾

8月初就已开始有迹象表明，波兰人真的急切希望签署一项正式的协定来巩固他们与英国的口头谅解。⁽¹²⁷⁾而且，英国政府推迟与波兰谈判的理由，由于英法与俄国谈判成功的希望愈来愈渺茫和德波关系的日益恶化，也已经站不住脚了。前面已经提到，英法俄谈判的破裂实际上是由一个波兰的态度在上面起决定因素的问题引起的，因此在本章中对这个俄国军队进入波兰的权利的问题做一些论述是合适的。

我们已经看到，早在4月间当贝克在伦敦时，他曾坚决拒绝考虑把波兰对俄国的义务加以任何扩大，但是并没有在接受俄国的军火和原料援助这一问题上表态。⁽¹²⁸⁾贝克从伦敦回到华沙以后，英法两国大使都认为波兰的舆论正在倾向于接受俄国技术方面的帮助。⁽¹²⁹⁾不过，政府的政策，正如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在7月的第三周解释的那样，不是要求俄国帮助（这样的一种要求，人们认为只能“使价格上升”），而是悄悄地试图改善关系，盼望俄国人会发现，慷慨地以军火和军事物资援助波兰是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的，如果波兰真的同德国打起来的话。⁽¹³⁰⁾

早在5月间，波兰驻莫斯科大使曾与莫洛托夫有过一次亲切的会见，大约在这同一时间，贝克也与俄国的外交副人民委员波将金在莫斯科举行过一次会议。⁽¹³¹⁾波兰政府相信，俄国人对于在这些会谈中所作的波兰愿意与俄国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的解释是满意的。波兰政府不时被征询关于英法政府向俄国人提出的各种方案的意见，而它则不从中制造什么困难。它的态度是，它不愿阻碍西方国家与俄国进行的谈判，只有在直接牵涉波兰的事情上才有所保留。⁽¹³²⁾不过，在6月初它就已说清楚，任何规定由苏联给予波兰援助的协定，如果是背着它签订的，将不予接受。这种安排必须由波兰人和俄国人直接讨论。⁽¹³³⁾

在英国、法国和俄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中，不时要提到俄国军队穿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的通行权问题，但直到8月中旬为止它并没有成为关键性的问题。⁽¹³⁴⁾8月14日在莫斯科的法英两国军事代表团与俄国军事代表团的一次会议上，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被问到，如果俄国在一场反对德国的战争中与西方国家合作，俄国的行动计划大致上是怎样的。他的回答是，由于俄国与德国或西方国家没有共同的边界，他“只能穿过波兰或罗马尼亚来采取行动”。然后他问道：俄军是否将被“准许（一）穿过波兰领土，特别是穿过维尔诺山口，以便向东普鲁士移动，（二）穿过波兰的加里西亚向前推进，以便同敌军接触，（三）使用罗马尼亚的领土，如果德国进行侵略”的话。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不含糊的回答”，他会说继续军事会谈将是毫无用处的，俄国代表团不能够“向它的政府建议参与一桩如此明显地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英国和法国的军事代表团建议，俄国政府可以自己去要求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回答它的问题。但是俄国人更希望由西方政府来担负起这个责任。⁽¹³⁵⁾

英法政府决定首先与波兰政府讨论这个问题，并把整个情况坦率地告诉他们。⁽¹³⁶⁾8月15日在巴黎与波兰大使的一次会见中，博内强烈要求波兰政府同意，不管是以他们所喜欢的任何方式，都应准许俄军进入波兰领土。他认为“如果波兰受到攻击，而它竟拒绝采取将决定有效地组织（一条）东方战线的成败的步骤，那是不可想象的”。⁽¹³⁷⁾在此阶段，法国人对获得波兰方面一个表示同意的回答是抱有希望的。⁽¹³⁸⁾但是这种乐观，当讨论转移到在华沙进行时就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了。波兰的观点，正如8月18和19日波兰总参谋长向法英两国陆军武官和贝克向英法两国大使所解释的那样，简单一句话就是俄国人靠不住。他们可能会不遵守他们承担的义务或者不能保守重要的秘密。尤其是，他们可能仅仅为了他们自己的隐蔽的动机而想去占领波兰领土上的两个走廊，并不真正打算使用军队来抗击德国。⁽¹³⁹⁾波兰政府8月19日经过考虑后作出的回答是，它决不同意给俄国军队以通过波兰领土的权利。⁽¹⁴⁰⁾贝克似乎并不排除，到迫不得已时波兰也许会改变态度的可能性。总参谋长斯塔希耶维奇也说，战争真的开始后，参谋本部的反对将失去分量。⁽¹⁴¹⁾但是，事情很清楚，在政治上反对让俄国军队在战争爆发之前入境，甚至也反对事先同意在战争爆发后让他们进来，波兰的态度是如此的坚决，以致很少有机会能及时地改变它的政策，以避免英法俄谈判的失败。⁽¹⁴²⁾

人们怀着失望和愤怒的心情接受这一来自华沙的消极的反应，特别是在巴黎。甘末林8月21日曾向英国陆军大臣极为热烈地谈到波兰人的愚蠢。他指示驻华沙的法国陆军武官以非常明白的语言再去向参谋本部讲一次。诺埃尔也遵照法国外交部的指示去作出暗示：如果波兰继续反对让俄军进入，法国也许就不能履行它的保证了。⁽¹⁴³⁾法国人也想到，不要过于认真地看待波兰人的反对，也许就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他们认为，贝克的真正愿望也许是让这个问题能够背着他得到解决。贝克已经为这种解释露出了话音，因为他为了逃避与俄国谈判失败的责任，已同意不把他的消极的答复通知俄国政府。⁽¹⁴⁴⁾法国政府因此批准了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和法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杜芒克将军的建议，即对是否准许俄国军队穿过波兰领土的问题，应该给予一个“在原则上肯定的答复”，但俄军在波兰与德国交战之前不得越过边界。杜芒克被授权进行“谈判和签署一项最能符合共同利益的安排，但必须经法国政府最后批准”。⁽¹⁴⁵⁾英国政府也被强烈要求去向在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发出同样的指示。

英国政府觉得这样把波兰的否决压下去，理由并不充分——即使不去按照法国那样做，它也将会因此被莫斯科和柏林看作是与法国步调不一致。而且，它也许已经比法国人更清楚地看出了这样的一些迹象，即俄国人现在已经决定了他们的行动路线，因此极不可能由于最后一分钟的让步而加以改变。⁽¹⁴⁶⁾无论如何，英国在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团长海军上将德拉克斯并没有接到指示，要他在下一次与俄国人的会议上支持杜芒克的陈述。⁽¹⁴⁷⁾杜芒克因此在8月22日的晚上单独去会见伏罗希洛夫，后者告诉他说，他对来自巴黎的“肯定的答复”不感到满意，他认为这是不够的，而且伦敦方面也还没有答复。伏罗希洛夫还拒绝在“政治局势”“更加明朗”之前再次会见这两个军事代表团。⁽¹⁴⁸⁾这当然指的是前一天晚上宣布的、里宾特洛甫将在几天之内前来莫斯科签订一项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件事。这项宣布的结果之一是，法国政府决定对波兰政府重新施加压力，要它同意俄国的要求，希望即使不能阻止德俄条约的签订，也许还可以限制这个条约的范围，使它同俄国也许仍旧准备承担的对西方国家的义务相一致。⁽¹⁴⁹⁾英国政府同意在华沙采取一次新的外交行动，并在8月23日付诸实行。贝克自己的看法是，俄国人已把进入波兰的权利作为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权利是不会给予的，既然已决定与德国人“在一起”，就需要有一个与法国人和英国人“分手”的借口。⁽¹⁵⁰⁾不过，贝克也意识到需要做任何可能做到的事来尽量缩小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的影响，他最后被肯纳德和诺埃尔所说服，同意授权杜芒克在莫斯科发表如下的意见：“我们确实认识到，如果为反对德国的侵略而共同行动，彼此合作的可能性并未被排除，其技术方面的条件可随后由波兰和苏联双方加以解决。”⁽¹⁵¹⁾法国政府把这看成是波兰方面的一个大转变，认为局面也许还可以挽回；英国政府虽然不像法国人那样感到大有希望，也同意德拉克斯应该支持杜芒克去告诉俄国人说，波兰将“在某种情况下”准许俄国军队通过。⁽¹⁵²⁾不过要使这个信息产生任何效果已经为时过晚。俄德条约于8月23日签了字。8月25日，伏罗希洛夫告诉杜芒克和德拉克斯说，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下面继续英法俄会谈是没有意义的了。⁽¹⁵³⁾

8月19日博内曾向英国驻巴黎公使建议，推迟签署与波兰的政治协定也许能提供一个对波兰人施加压力的手段，迫使他们同意俄军入境。⁽¹⁵⁴⁾但是这样的一种策略伦敦并不赞同。当听到一项俄德条约将要签订时，贝克让肯纳德知道，这不会使波兰的态度有任何改变，但他表示担心，这也许会削弱法国和英国的舆论，并显示出西方与波兰政府在政策上有分歧。⁽¹⁵⁵⁾因此在8月22日，英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宣称俄德条约绝不影响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这种义务他们决心要予以履行。⁽¹⁵⁶⁾次日，贝克要求加快完成英波协定谈判的最后阶段，以便协定能在最短时间内签字。波兰人怀疑得很对，俄国人同德国人正在考虑做一桩牺牲波兰的交易，他们希望英法发出一个决心抗击德国反波兰企图的明确信号，可能会使俄国人退出任何这一类的图谋。⁽¹⁵⁷⁾

前面已经提到，波兰政府已克制了3个多月没有对英国政府施加任何压力要它签订协定，但是法国政府在6月间向伦敦提出了谈判进展速度的问题，它担心法波议定书的签字必须推迟到英波协定准备就绪之后的决定会影响法波关系。⁽¹⁵⁸⁾一份互助协定的英国草案于6月24日递交给驻伦敦的波兰大使，⁽¹⁵⁹⁾但是在6月和7月的前3周，一笔英国贷款的问题是伦敦和华沙的英波关系中一个最为突出的方面，⁽¹⁶⁰⁾因此直到波兰人拒绝了英国财政部现金贷款的条件之后，才把波兰对政治协定草案的意见送往伦敦。8月初波兰政府建议，加快政治谈判的时刻已经到来——一部分是因为想抵消财政谈判失败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因为总的局势更加恶化。一份波兰的对应的协定草案在8月的第二周由拉斯津斯基带到伦敦，两国的法律顾问在8月中以后不久就开始为最后的草案进行工作了。

伦敦方面注意到，波兰的草案与英国的草案和4月间英波会议结束时作出的结论概述都有很大的分歧，⁽¹⁶¹⁾但是特别引起外交部议论的一点是，波兰人建议把巴尔干各国也包括在那些受到攻击时将使英波互助生效的小国家之内，但罗马尼亚除外。⁽¹⁶²⁾由于战争爆发的危险与日俱增，双方都不想再纠缠于次要问题，协定于是在8月25日签了字。⁽¹⁶³⁾

根据协定的条款，如果一方受到“一个欧洲大国”的直接侵略（第1条），如果发生显然威胁其独立的行动而受威胁一方“认为使用其武装部队……进行抵抗是极端必要的”（第2条第1款），或者如果有企图“用经济渗透或任何其他方式”来破坏其独立的图谋（第3条），另一方保证给予支持。如果缔约国的一方把对“另一个欧洲国家的独立或中立”的威胁作为宣战的理由，互助也将生效（第2条第2款）。在一份解释性的秘密议定书中，德国被指明为协定中提到的那个“欧洲国家”，并明白规定第2条第1款的规定适用于但泽，第2条第2款的规定适用于比利时、荷兰和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将适用第2条第2款（丙），并“从联合王国和一个第三国之间的、适用于这两个国家的互相援助开始之时起生效”。对于因攻击罗马尼亚而发生的战争，没有作出互相援助的规定，但是缔约双方对罗马尼亚的单方面义务已载入议定书中。

确认和解释两国相互义务的波法议定书是在9月4日签字的，那时双方都已经在同德国作战了。⁽¹⁶⁴⁾

（二）经济和财政问题

波兰捍卫自己、反对德国侵略的能力，自然是一个对它的保证者来说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尽人皆知，限制其能力的因素不是缺少受过训练的人力，而是缺少装备，因此波兰盼望西方大国在这方面帮助它是预料得到的事。波兰现有的军火工厂不足以充分供应它对制成军火的需要，⁽¹⁶⁵⁾它的财力也不足以让它扩充它的制造能力，进口它所需要的原料和机器，以及通过向国外购买军火来补充国内的生产。由于波兰与德国一旦交战就将被切断西方的供给来源，显然，最好的办法是乘交通仍开放时尽快地建立起军火和原料的储备。

当海外贸易大臣赫德森在1939年3月的第三周访问华沙时（在英国宣布保证波兰之前），⁽¹⁶⁶⁾他曾与波兰官员们商谈过供给波兰部分军事需要的可能性的事。⁽¹⁶⁷⁾波兰人希望，贝克在4月初从访问伦敦归来时，将会带着一项英国答应给予财政上的帮助以实现重整军备计划的承诺。然而贝克在伦敦时并没有提出向英国借款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他太骄傲了，以致不愿充当求乞的角色，这种角色是不符合他把自己看作是站在平等的地位来同西方国家代表谈判的这种形象的。⁽¹⁶⁸⁾不仅没有要求在重整军备方面给予帮助，贝克反而告诉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说，波兰在军火方面有很大一部分能自给自足，并且能够出口一些武器。他说，它甚至“向英国供给过枪炮”。⁽¹⁶⁹⁾贝克因此是两手空着从伦敦回来的，至少在财政援助方面是如此，因为他的东道主们自己的财政状况也不佳，不大可能自动地提供出一笔贷款来。

正如哈利法克斯时常不得不向外国大使们指出的，英国政府收到很多方面的借款请求，然而这时它自己也正在想办法消除军备方面的不足，可是现在它所掌握的能用来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源，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还要少得多。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曾向波兰大使清楚地讲明英国对于被保证国家请求援助的态度的根据。哈利法克斯6月1日告诉拉斯津斯基说：“如果发生战争，英国手中最强大的武器之一必须是经济的持久力，因此使它不受损害是必要的。”⁽¹⁷⁰⁾

必须……牢记（张伯伦6月6日说），虽然很可能主要的攻击将落到波兰头上，但这并不是一定的，即使是如此，任何人也不可能预料战争会持续多久，如果是一场长时期的战争，不要使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受到削弱是极为必要的，把一场战争进行到底，最后主要依靠的也就是它了。⁽¹⁷¹⁾

因为张伯伦十分重视这一有关英国对共同事业的贡献的概念，这就也许有助于说明在同要求财政援助者的谈判中为什么“财政部观点”那样占优势。负责处理同那些英国打算结合到和平阵线中去的国家的政治方面关系的外交家们，也许会觉得他们的任务要少一些困难，如果对正统财政学的主张不是那么特别重视的话。⁽¹⁷²⁾

当波兰人真的去向英国人要求财政帮助时，反应绝不是令人鼓舞的。贝克在4月23日试探性地询问，英国政府是否在原则上同意考虑给予波兰一笔贷款，以建立它的原料储备和再多装备一些它的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¹⁷³⁾当将近3个星期已经过去而对这个询问还没有答复时，拉斯津斯基于5月12日访问了外交部，他说这件事现在非常紧急，并递交了一份开列波兰需要物资的备忘录。拉斯津斯基说，波兰政府被迫使国家处于一种备战状态——有近100万的武装人员——这事本身就是对它的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它还需要外汇以购买原料和制成品。波兰政府估计它大约需要6 000万英镑，以加强其内部的财政实力和支付从其他国家必要的进口。哈利法克斯答应对这个请求给予同情的考虑，但坦率地说明，鉴于英国自己的财政和外汇困难，要求这样大的数目是“令人吃惊的”。⁽¹⁷⁴⁾5月20日发出的一份对波兰备忘录的答复说，鉴于英国政府因它自己的重整军备计划而造成的财政负担，波兰人所设想的援助规模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能给予为购买联合王国生产的商品或原料而需要的信贷。⁽¹⁷⁵⁾

波兰人对这个答复大为失望，并怀疑是否还值得继续与英国谈判（他们也与法国政府打了交道，它似乎更倾向于乐意帮助）。⁽¹⁷⁶⁾不过，在拉斯津斯基6月1日与哈利法克斯举行了另一次谈话、⁽¹⁷⁷⁾6日又会见了张伯伦⁽¹⁷⁸⁾之后，波兰政府同意派出一个以波兰银行总裁阿达姆·科茨上校为团长的财政代表团来与英国财政部的代表们讨论财政援助问题。

科茨于6月14日到达英国，他“怀着沮丧和惊慌的心情”（拉斯津斯基的话）于7月3日就回到了华沙。⁽¹⁷⁹⁾英国人曾向他表示愿意提供一笔800万英镑的出口信用贷款，用来在联合王国购买物品。英国代表们也没有排除与法国联合给予一笔现金贷款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心中算计的数额（约850万英镑），比波兰人希望的要小得多。他们还想给贷款加上种种条件，波兰人则感到这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坚持波兰货币必须贬值，贷给的款额不能自由兑换成其他货币，他们还希望把贷款的问题和解决在执行英波煤炭协定中发生的困难这一问题联系起来。⁽¹⁸⁰⁾

波兰人对于外国干预他们内部事务的任何建议都特别敏感，并怨恨这些把条件强加给他们的图谋。⁽¹⁸¹⁾就以波兰货币的贬值来说，他们不无理由地争辩说，再没有比这更可能会引起士气崩溃的了。⁽¹⁸²⁾至于可兑换性的问题，他们认为他们能够接受的惟一基础是，信贷应可自由兑换成任何货币，以便用来从任何能供应给他们的国家早日获得原料和军火。7月中，波兰政府决定继续进行在联合王国购货的输出信贷的谈判，但不签署一笔按照英国所拟方式的现金贷款协定。⁽¹⁸³⁾英国政府急切希望协定能在7月24日以前签订，以便在议会休会前得到批准。科茨又回到伦敦，恢复了与财政部的会谈。并于7月18日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和财政大臣，他们向他解释说，英国政府认为现金贷款主要是使波兰加强它的国内货币地位的一种手段，用来支付向外国的购货尚在其次。⁽¹⁸⁴⁾在华沙，艾恩赛德同贝克和斯米格莱-雷兹充分讨论了已经发生的种种困难。⁽¹⁸⁵⁾

英国政府这时已经放弃了把解决一项煤炭的问题同给予贷款联系在一起的想法，它也愿意把贬值的问题留到以后再考虑，但可兑换性的问题仍旧存在，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不愿退让。英国人坚持他们拒绝把信贷交给波兰人去自由处理、兑换成黄金或外汇的主张，虽然最后把分歧缩小到了每一次使用贷款余额向第三国支付前必须获得英国同意的问题，英国外交的一切努力都没有能说服波兰人接受对他们的自由的这一限制。⁽¹⁸⁶⁾7月24日张伯伦告诉拉斯津斯基说，英国政府不能再作出任何更多的让步。⁽¹⁸⁷⁾次日科茨通知财政部，他的政府恐怕不能签订那项建议中的现金信贷协定，因为它没有给扩充波兰军队装备的问题“提供一个迅速而又积极的解决的机会”。⁽¹⁸⁸⁾同一天（7月25日），财政大臣在下院宣布，正在同波兰人讨论为在联合王国购买军用物资给予不超过800万英镑的出口信贷的详细安排，⁽¹⁸⁹⁾但是还没有发现有可能在一笔现金贷款的条件上达成协议。也是在25日这一天，哈利法克斯给贝克发去一封电报，对谈判的失败表示深为遗憾，并向他保证这“无论如何不会影响陛下政府在追求它们的共同目的时与波兰政府进行全面合作的愿望”。⁽¹⁹⁰⁾贝克在7月28日以一种同样的保证作了答复，但他借此机会告诉诺顿说，“考虑到欧洲的实际情况”，他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英国代表们的论点是难以理解的”。⁽¹⁹¹⁾

原来曾打算由英法两国政府共同提供现金贷款，而且似乎在英波谈判的某一个阶段，波兰政府曾以为，它可以拒绝英国的条件而从法国得到更好的条件。⁽¹⁹²⁾

当法国公共工程部长德蒙齐厄在接近4月底为西里西亚—格丁尼亚铁路的最后一段（纵穿走廊，与德国边界平行）正式通车而访问波兰时，讨论了法国和波兰进行更加密切的经济合作的可能性。⁽¹⁹³⁾后来在巴黎举行了谈判，并于5月24日签署了一项发展法波商务关系的协定。⁽¹⁹⁴⁾当波兰陆军部长5月间在巴黎进行军事会谈时也讨论了购买军火的信贷问题。⁽¹⁹⁵⁾总参谋长们建议应提供一笔贷款，使波兰不仅在法国而且也可以在其他国家购买军用物资。⁽¹⁹⁶⁾因此对波兰来说，同法国的财政谈判似乎正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最后波兰获得一笔“无附带条件”的法国贷款⁽¹⁹⁷⁾的希望还是落了空。到了7月的第三周，英法两国的财政代表们达成协议：给予波兰的现金贷款中的法国部分，必须按照为英国那部分所规定的条件，也不许波兰人任意把贷款的任何部分换成黄金或外汇。⁽¹⁹⁸⁾

因此，像英波谈判一样，法波财政谈判到7月的最后一周就只能局限于从法国军火商购买军用物资所需信贷的问题。最后在8月18日由博内和法国大使签署了一项提供大约5亿法郎信用贷款的协定——当然，要使波兰军队的装备发生任何变化是已经太晚了。博内的签署这项协定，显然是打算表明法国能够而且决心帮助它的盟国，但是这一姿态并没有能消除由于一笔现金贷款的谈判失败而造成的损害。纳粹是怎样利用了这个插曲的，可以用希特勒8月22日在奥伯萨尔茨堡对他的总司令们讲的如下一段话来说明：

以下事例说明了英国的特性。波兰为了重整军备向英国要求一笔贷款。然而，英国只提供信贷，以便确保波兰在英国购货，虽然英国并不能够交货。这意味着英国并不真的支持波兰。它不打算拿800万英镑在波兰冒险。……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危险。它不会再去冒任何风险。⁽¹⁹⁹⁾

第二节　希腊

在希腊，同在其他东南欧国家一样，德国的经济攻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宣布英法保证时，希腊的主要出口货——烟草，大约有一半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运往德国的。⁽²⁰⁰⁾就在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之前，英国政府拒绝了要它购买更多的希腊烟草和给予希腊一笔贷款的请求。但是当希腊终于获得保证之后，这时帮助它在一定程度上从德国的经济束缚中解脱出来，和给予它取得原料、机器和军火的手段，就显然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了。4、5月间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政府的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²⁰¹⁾从布加勒斯特继续前往雅典，就希腊根据出口信用法获得一笔信贷的条件进行谈判。迄今阻碍英国给予希腊一笔贷款的困难之一，是希腊政府只能够支付以前一笔贷款的到期利息的40%，而英国的债券持有人则拒绝接受这种解决办法。⁽²⁰²⁾政治上的考虑现在压倒了商业利益，在5月14日到22日，李滋-罗斯代表团就安排一笔略大于200万英镑的信贷的大致方案与希腊政府达成了协议。⁽²⁰³⁾后来在伦敦又拟定了细节，于1939年7月12日签署了一项关于贷款的正式协定。⁽²⁰⁴⁾

上面曾提到，⁽²⁰⁵⁾英国政府在6月间认为，让土耳其直接保证希腊以加强希腊的抵抗意志是可取的。但事实上在这方面希腊的情况要比罗马尼亚更没有使人担心的理由。尽管希腊首相据说有亲德的情绪，⁽²⁰⁶⁾并忧虑不安地想顺从意大利，就像在4月的危机中他曾表现过的那样，⁽²⁰⁷⁾但从这个国家的情绪来看，基本上可以肯定，意大利的侵略行动将会受到抵抗。4月末又有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集结的新消息和即将进攻希腊的谣言。5月初梅塔克萨斯命令部分动员和加强驻守在阿尔巴尼亚边界上的部队。⁽²⁰⁸⁾齐亚诺发来的、答复梅塔克萨斯5月6日向意大利公使所作的申述的电报，要希腊人放心，但它并没有能减轻希腊人的忧虑。军事方面的准备在继续进行；6月中梅塔克萨斯向加芬库保证，如果希腊受到侵犯，它将战斗，即使它必须面对遭受蹂躏。⁽²⁰⁹⁾在接近6月底时回国休假的美国驻雅典公使报告说，希腊政府没有在人民中引起不必要的惊慌，正成功地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工作。⁽²¹⁰⁾

同这一抵抗侵略的决心相对应的是反对任何领土改变的决心。在保加利亚的领土要求这个问题上，希腊人的愤怒似乎并不亚于罗马尼亚人，⁽²¹¹⁾虽然的确他们的态度还没经过西方国家的彻底试探，因为罗马尼亚拒绝考虑南多布罗加问题这事本身就已经足以阻止任何解决巴尔干领土争执的尝试了。希腊人还同罗马尼亚人一起，虽然有点半心半意，大声反对把英土互助安排推广到巴尔干国家。⁽²¹²⁾不过，总的来说，希腊政府看来执行的是一种不像罗马尼亚那样曲折多变的政策，在宣布保证和战争爆发之间的四个半月中，使它的保证者们感到关切不安的事因也比较少。

第三节　罗马尼亚

4月23日，即宣布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保证的10天之后，罗马尼亚外长到达伦敦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曾多次会见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用最后公报中的话来说，这些会见“的特点是，双方都极其坦率和亲切，并加强了两国政府对当前各种问题看法的总的一致”。⁽²¹³⁾加芬库告诉了英国大臣们他与土耳其外长4月8日和9日在伊斯坦布尔会谈的情况，以及4月17日夜同贝克会谈的情况。他还详细叙述了4月18至20日他访问柏林的经过，总的来说，这是一篇要英国人放心的叙述。讨论到的其他问题有：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的关系（特别提到了巴尔干协约国的可能加强），罗马尼亚与波兰、与匈牙利和与俄国的关系，以及可能给予罗马尼亚的援助的问题，以便加强它的防务和使它的经济不再依赖德国。

前面已叙述过萨拉若卢与加芬库的会谈⁽²¹⁴⁾和罗马尼亚对保加利亚的态度，⁽²¹⁵⁾关于加芬库与希特勒的会晤则将在本卷的另一部分叙述。⁽²¹⁶⁾英罗会谈中谈到的其余题目，将在其他章节中同后来的发展一并叙述，这样比较更为适当。

我们已经知道，⁽²¹⁷⁾英国政府急切希望加强波兰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条约关系，以便当这两个接受英法保证的国家中的一个成为德国侵略的牺牲品时，另一个将保证给予援助。不过，波兰和罗马尼亚在这一点上都已明显地表示，不愿意顺从英国的计划。贝克在4月初访问伦敦时曾坚持必须由他自己来主持进行与罗马尼亚人的谈判，他并且给了英国的大臣们这样一个印象，即他打算立即去接近他们。⁽²¹⁸⁾不过，事实上他是让罗马尼亚人去采取了主动——他们在4月中这样做了——然后又对他们的一项建议的法律形式而不是其实质表示反对，即波兰应作出一项特别承诺以帮助罗马尼亚反对德国的侵略。⁽²¹⁹⁾在4月17日夜间，贝克登上火车，同加芬库讨论了波罗联盟的问题，当时后者正途经波兰前往柏林。⁽²²⁰⁾据加芬库在伦敦所作关于这次会谈情况的叙述，他们两人同意，由于他们两国现在的同盟条约在原则上也适用于德国侵略这种意外事故，⁽²²¹⁾所以没有必要再签订一项新的条约来轰动世界，但以后也许最好能举行参谋人员的会谈，以便修改军事协定和制定对付德国或匈牙利侵略的计划。⁽²²²⁾贝克的看法是，目前在这方面最好不要有什么行动，⁽²²³⁾事实上任何一方似乎也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贝克曾公开表示相信，仍旧还来得及对匈牙利做一些工作，这就是他不愿与罗马尼亚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的原因之一。他的这种看法似乎已被证实是对的，因为在5月的第三周，匈牙利政府秘密地通知他，它已警告德国，如果德、波交战，不能指望匈牙利的积极援助，或者甚至不能指望获得德军的过境权。⁽²²⁴⁾波兰驻布加勒斯特大使然后告诉罗马尼亚政府说，“波罗同盟的任何扩大，使之直接针对德国，就一定要影响匈牙利的政策”。这一陈述于5月23日由克雷特齐亚努转告哈利法克斯，并附有加芬库的一封信。信中说，虽然波兰人似乎认为匈牙利可能仍会保持中立，他本人则相信“匈牙利已百分之百地站在轴心国一边”。⁽²²⁵⁾8月初，当哈利法克斯向罗马尼亚驻伦敦公使询问关于波罗条约的谈判他是否有什么消息时，蒂列亚回答说，贝克“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点行动”。蒂列亚本人的看法是，“波兰人正力图与匈牙利人和解，并且不想给后者以他们是在同匈牙利的敌人搞联合的印象，从而把匈牙利人吓跑”。⁽²²⁶⁾8月12日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在访问伊斯坦布尔时会见了萨拉若卢并告诉他，他怀疑他是否会得到波兰的帮助，如果德国只攻击罗马尼亚而没有攻击波兰。⁽²²⁷⁾也很清楚的是，罗马尼亚人不打算帮助波兰人，如果他们受到攻击。事实上，在8月23日，即德俄条约签字的那一天，布加勒斯特的一位外交部发言人就曾宣称，“前些时候”已经通知波兰，罗马尼亚决定保持中立，只有当它自己受到攻击时才战斗。⁽²²⁸⁾波兰政府也是一直到最后还抱着它在春天采取的那个态度。在1939年8月25日与英国政府签订的互助条约中，⁽²²⁹⁾它也没有答应帮助罗马尼亚，如果后者受到德国的攻击。但在条约所附的秘密议定书中提到了“对罗马尼亚与波兰同盟的相互谅解，这一同盟波兰从未认为是与它和匈牙利的传统友谊互不相容的”。

与此同时，罗马尼亚人自己与匈牙利人的关系，虽然已不像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后开头几周时那样极其紧张，⁽²³⁰⁾但仍旧使罗马尼亚的保证者们感到担心。4月25日加芬库在伦敦说，他曾试图援用1938年8月的布莱德协定（这项协定虽经倡议但未签订，它主要是处理在其他国家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地位），⁽²³¹⁾来实现与匈牙利的缓和，但匈牙利政府并未作出反应。仍旧存在着关于少数民族的困难，特别是国籍问题。但是他认为如果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不受到外界的煽动，他们大概是会感到满足的”。他提到了匈牙利人占领卢西尼亚后造成的危险局势，他说只是在英国给予罗马尼亚以保证之后，也许还由于受到德国的压力，匈牙利政府才宣布愿意尊重罗马尼亚的边界。⁽²³²⁾

6月间，加芬库和罗马尼亚首相卡利内斯库在公开演说中都曾提到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少数民族的问题。就在他出国访问安卡拉和雅典之前，加芬库6月9日向罗马尼亚议会作了一次关于他的外交政策的讲话。在他的演说过程中，他说：

我们只能在公正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下履行我们对少数民族的义务，而不是由于同一个外国达成了协议或因为在其控制之下……。罗马尼亚政府准备与一切邻邦友好和真诚地相处。我认为同匈牙利订立这样的一项协议，将能解决我们之间的一切政治和社会的问题，将对多瑙河流域的和平而又善意的组织作出贡献。⁽²³³⁾

匈牙利政府不但没有对这一姿态作出直接的反应，反而抓住哈利法克斯给它的一个机会，提出了修改条约的问题。6月8日在上院发表的一次关于英国外交政策的演说中，哈利法克斯曾表示这样的意见，即通过谈判来解决一项争端，绝不会“比用战争来解决更坏，或一样的坏”。他并继续说道，“这种感觉”将“无法估计地更为强烈，如果在某一特殊的争论中不存在吵吵嚷嚷地要求立即加以纠正的困难或压制”。⁽²³⁴⁾6月14日，匈牙利驻伦敦公使戴鲍尔曹把他的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交给外交部。其中建议，和平地解决争端的原则应该适用于匈罗关系，包括由于“特里亚农条约不公平的条款”所引起的领土问题。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少数民族的处境“正变得愈来愈令人难以忍受”，匈牙利政府要求把这个问题载入记录，作为“这样一类的问题之一，即它们的和平解决将澄清目前欧洲被毒化了的气氛”。戴鲍尔曹答应提供更多的情况来支持他的主张，即少数民族的处境已变得更坏，罗马尼亚政府的态度自从它得到英国的保证以后也更加“难以捉摸”。卡多根指出，少数民族问题决不能完全用调整领土的办法来解决。对此，戴鲍尔曹说，“无论如何，匈牙利对于它在罗马尼亚的少数民族的遭遇有着一种强烈的情绪，不管是对还是错，匈牙利人梦想收复失去的领土”。⁽²³⁵⁾

当罗马尼亚首相6月28日在议会就国王讲话进行的辩论中发言时，罗马尼亚政府大概已经知道匈牙利的这一外交新方针了。不管怎样，卡利内斯库把少数民族的处理和领土调整问题截然划分为二了。

少数民族的进展并未受到任何阻挠，他们自由地发展着他们的品质和民族能力，并在社会中找到他们应占有的地位。他想强调一下，少数民族问题是内部问题。那些相信外界的煽动能在这些问题中起作用的人，或那些盼望着外界的发动或进攻的人，是在严重地欺骗他们自己。与少数民族的问题联系起来，只有文化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可以提出来，但不是领土问题。罗马尼亚领土是由罗马尼亚人民在这样一种格局中居住着的，它的任何割让都将意味着罗马尼亚大多数人的损失。但作为一个内部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将会得到政府的充分注意。⁽²³⁶⁾

匈牙利人对这次演说进行反击，派了他们的驻柏林公使于次日到外交部去诉苦说，自从英国给予保证以来，罗马尼亚对匈牙利少数民族的虐待已大大地加剧了，⁽²³⁷⁾并在匈牙利控制的报纸上发动了一场反罗马尼亚的宣传运动。罗马尼亚人则在他们的报纸上公开宣传“匈牙利或保加利亚的领土收复主义现在正得到轴心国家的鼓励”，以此来作为回答。⁽²³⁸⁾英国政府要求他们不要再在火上加油，似乎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7月30日，匈牙利外长恰基伯爵在肖普龙发表了一篇比较和解的演说，表示希望在匈牙利和它的几个邻国之间可以产生一种“信任的气氛”。但是他也宣称匈牙利不会放弃它的“最小的权利”。罗马尼亚的官方报纸《罗马尼亚》对他的演说的评论是：匈牙利“对罗马尼亚的和解态度和对布加勒斯特政府给予匈牙利少数民族的便利，是以一场始终坚持的仇恨和敌意的运动来作为回答”。⁽²³⁹⁾也是在7月底，又重新发生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边防军隔着蒂萨河互相开枪射击的事件。⁽²⁴⁰⁾

这些重新显示的敌对现象，自然引起了伦敦和巴黎的关注。英国政府对于罗马尼亚的固执，已经有过经验。它对于匈牙利方面应负的使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则倾向于采取更为宽大的看法，因为最近有迹象表明，贝克对匈牙利所抱的希望并非完全是幻想。前面已经提到过，贝克在5月间曾得到匈牙利政府的保证；⁽²⁴¹⁾7月5日哈利法克斯在与罗马尼亚驻伦敦公使的一次谈话中也提到了某些消息，它似乎表明匈牙利“远不像一般人所料想的那样急切希望处于德国的支配之下”。⁽²⁴²⁾7月19日，匈牙利公使交给伦敦外交部一个文件。照他的说法，这是他的政府的政策的一次正式宣布，它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非官方的圈子里正议论着……如果发生战争它（匈牙利）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这一声明的原文如下：“匈牙利支持它现在与意大利和德国的友好联系，并且决不受任何政治义务的约束。它仍保持着充分的行动自由，如果发生战争，它有完全自行决定一切的权利。”⁽²⁴³⁾

次日，哈利法克斯和南斯拉夫的保罗亲王又讨论了匈牙利与它的各邻国的关系问题，保罗亲王表示，希望英国政府能“做一些事来鼓励匈牙利沿着”与罗马尼亚和好的道路走下去。⁽²⁴⁴⁾英国政府在7月25日又收到了匈牙利公使6月14日曾答应提供的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少数民族处境的进一步的消息。⁽²⁴⁵⁾需要对这些信息的传递作出答复，这就使做“一些事来鼓励匈牙利”有了一个机会。8月8日一份回复匈牙利的文稿发到了布加勒斯特的英国公使馆。使馆代办勒·鲁热泰尔奉命把它送交加芬库过目，并且要告诉他，不管对匈牙利的辩解抱什么样的看法，英国的新外交方针就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关系不好的一个证明，这种关系可能会被“第三者”所利用。英国政府因此强烈要求双方政府尽它们最大的努力来消除摩擦的根源，并创造一种可以在其中友好地讨论它们的分歧的气氛。特别是，英国政府认为罗马尼亚政府应确保使匈牙利少数民族没有抱怨的理由，那是十分必要的。⁽²⁴⁶⁾

在它致匈牙利政府照会的草稿中，英国政府小心地不去对匈牙利声称它的少数民族受到虐待一事的是非曲直表示任何意见，但它对领土调整的问题采取了一种更加明确的主张。照会稿写道，英国政府

并不打算对这一问题的实际存在或对匈牙利政府对它的重视程度完全不闻不问。但是英国政府深信，在目前的紧张气氛下领土问题不可能得到有益的讨论。它认为，作为一个一般的原则，如果要想得到满意的结果，这种性质的问题只能在平静的气氛中通过自由、和平的谈判来加以处理，而不能在强迫之下或者靠战争的威胁来达到。⁽²⁴⁷⁾

照会稿中的这段话在布加勒斯特引起了一阵强烈的抗议。加芬库在8月10日对于英国政府竟然听信匈牙利的主张修改条约者的宣传表示遗憾：

单就罗马尼亚政府来说，无论是现在或任何其他时刻，也不管是和平地还是受干扰地，都决不可能有任何边界调整的问题。领土完整是这个政府的整个外交政策的坚实基础……关于少数民族的建议可能乍一看像是合理的，但只不过是一个楔子的锋刃而已，其后果将是混乱。⁽²⁴⁸⁾

次日，加芬库告诉勒·鲁热泰尔说，首相对于英国政府不想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完全不闻不问”的声明深为诧异。同西方国家友好的政策“受到了一次痛苦的打击”，这将会鼓励国民中的亲轴心国的倾向。⁽²⁴⁹⁾

面对着这一猛烈的反应，又是在一个英国与俄国的谈判进行得很不好、德国与波兰为但泽而造成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的时刻，英国政府决定，冒着疏远罗马尼亚的危险去进行安抚匈牙利的尝试是不值得的。勒·鲁热泰尔8月18日被告知，英国政府在目前不打算对匈牙利的外交新方针作任何答复，如果匈牙利人再提出领土问题，英国在回答之前将先与罗马尼亚磋商。⁽²⁵⁰⁾

罗马尼亚政府在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关系中所显示的保持它的现有边界的坚定决心，也是它对俄国的态度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4月的伦敦会谈中，加芬库像在他之前的贝克一样，拒绝任何公开地把罗马尼亚和俄国联系在一起的打算，理由是这只会激怒德国。他说，在和平时期，罗马尼亚不会“与德国一起反对俄国”，或者“与俄国一起反对德国”。⁽²⁵¹⁾“如果战争爆发，人人都将卷入，毫无疑问，那时要是俄国人想帮助别人，每个人都将乐于接受那种帮助”，因此他没有理由反对俄国的单方面提供援助给任何遭受侵略的受害者，假如不提名道姓的话。⁽²⁵²⁾加芬库离开伦敦之后又访问了巴黎，他在巴黎与博内的谈话中对于俄国也是持同样的主张。⁽²⁵³⁾

在加芬库回到布加勒斯特之后，俄国驻伦敦大使曾询问罗马尼亚公使：“对于俄国提出的缔结联盟的建议，罗马尼亚将采取什么态度。”蒂列亚回答说，罗马尼亚“既不参加一个联盟，也不参加与此有关的任何谈判。罗马尼亚在和平时期使自己对俄国承担义务是不可能的”⁽²⁵⁴⁾。在5月的第三周，罗马尼亚政府被要求对英国政府的两项建议提意见，这两项建议是后者打算在答复俄国的缔结三国公约的最新建议时提出的。第一项建议是，应该要求俄国答应援助波兰和罗马尼亚，如果其中任何一国将从事于抵抗侵略并且希望得到俄国的帮助。第二项建议是，俄国对法英两国进行援助的方案中应包括一句，规定这种援助将“不损害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地位”（意思是俄国军队在没有得到波兰或罗马尼亚政府的同意之前无权越过波兰或罗马尼亚的领土）。⁽²⁵⁵⁾加芬库本人对这些建议的反应是，“不管苏联政府作出或不作出什么承诺，俄国人的行动在关键时刻将完全以自己的利益为准绳”。⁽²⁵⁶⁾几天以后，罗马尼亚政府在正式答复中指出，英法两国与俄国的谈判“是作为一件与保证给予罗马尼亚的援助完全无关的事而进行着的”。在英法两国可能与俄国达成的任何协议中将不提到罗马尼亚的名字，这一点也是已经一致同意了的。⁽²⁵⁷⁾因此它拒绝了英国的请求，没有对它的两项建议提出任何意见。⁽²⁵⁸⁾就在战争爆发前三周的时候，卡罗国王自己明白表示，担心失去比萨拉比亚是罗马尼亚对俄国人的态度的主要因素。8月12日，在黑海和地中海上的一次巡航中，这位国王告诉土耳其外长萨拉若卢（他们正在讨论罗马尼亚和俄国建立密切关系的好处）说，⁽²⁵⁹⁾他“不相信苏联政府，也不愿意与它打任何交道，除非他能够在法律上获得对比萨拉比亚边界的承认”。⁽²⁶⁰⁾在他返回罗马尼亚的途中，卡罗国王8月15日在康斯坦萨出席了海军的庆祝大会并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在罗马尼亚领土完整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最不妥协的方针：

坚决捍卫我们的边界的决心，必须作为一个钢铁般的信念存在于每一个罗马尼亚人的灵魂中。……它必须成为所有罗马尼亚人的灵魂中的一块打不碎的岩石——这一信念，不管什么罗马尼亚人都决不能放弃；这一信念，任何罗马尼亚人都将进行捍卫。还有，如果谁爱好和平，他就必须明白像现在这样划定的边界，不冒世界范围的大灾难的危险是不能改变的。⁽²⁶¹⁾

在卡罗国王发表这篇演说之后，波兰和罗马尼亚是否将同意让俄军通过它们的领土这一点，立即成为英、法和苏联在莫斯科讨论的关键问题。在与波兰的谈判得到结果之前，罗马尼亚政府没有被要求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²⁶²⁾由于波兰拒绝在战争爆发之前预先同意让俄国军队入境，俄国人就利用这一点来作为英法俄谈判破裂的借口。⁽²⁶³⁾

我们将看到，在政治问题上，罗马尼亚的保证者们有理由觉得它比他们有权利盼望的还要不肯迁就。另一方面，罗马尼亚像土耳其一样，在希望从西方国家获得它所急需的军事和财政援助方面感到失望。

1939年3月23日的德国—罗马尼亚经济协定，⁽²⁶⁴⁾使罗马尼亚有了一部分多余的出口货物可以转向其他国家输出，罗马尼亚政府渴望已准备就绪的与法国和英国的商务谈判能够尽快结束。1939年1月开始的与法国的谈判，结果在3月31日签订了一项5亿法郎信贷的协议，为罗马尼亚在法国采购提供资金，并作为罗马尼亚输出石油和谷物的交换。⁽²⁶⁵⁾当加芬库4月底在巴黎时，他与法国商务部长讨论了法国和罗马尼亚的经济合作，结果作出一项安排，由法国以信用方式供给罗马尼亚军火。这些军火仍旧是法国的财产，但在发生战争时可以供罗马尼亚人使用。⁽²⁶⁶⁾

曾经考虑过举行英国和罗马尼亚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正式商谈，⁽²⁶⁷⁾但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期实际上并未进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²⁶⁸⁾蒂列亚在3月的下半月曾竭力想使英国政府相信，迫切需要立即开始谈判而不能再行拖延。4月21日，当加芬库正途经布鲁塞尔前往伦敦时，他与李滋-罗斯在那里有过一次预备性的谈话，后者当时正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去布加勒斯特。加芬库在伦敦与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只概括地讨论了英国的财政援助和发展英罗两国贸易的问题，而把一切细节让李滋-罗斯代表团去布加勒斯特再讨论决定。已经提出了一份罗马尼亚需要的军火清单，并连带请求给予一笔信贷；4月24日加芬库又询问哈利法克斯，罗马尼亚能够期待得到些什么。哈利法克斯回答说，当英国军队正在重新装备的这一时刻，英国政府虽然“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意愿”，但不可能“立即给予罗马尼亚以十分接近于它所要求的一切东西”。⁽²⁶⁹⁾加芬库，正如他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承认的，⁽²⁷⁰⁾无法隐藏他对这一答复感到的失望。

当加芬库在伦敦时，英罗经济谈判在布加勒斯特开始举行。5月11日签署了一份议定书，把已达成协议的各点载入书面。其中包括，为了在联合王国购买军火和其他商品而由英国给予罗马尼亚一笔500万英镑的信贷，英国还答应在下一收获季节购买20万吨罗马尼亚小麦，如果可按世界价格出售的话。⁽²⁷¹⁾在这一协议签字的两天前，蒂列亚在伦敦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并强烈请求“给罗马尼亚再更多一些。……他不能隐瞒，对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来说，500万英镑是一个很小的数目这一事实。能不能做一些事来表示这只是第一步呢？”哈利法克斯回答说：“许多国家正在我们门口大声要求援助，而500万英镑这个数目……是几个月前考虑的那个数目的一倍。”⁽²⁷²⁾蒂列亚在8月3日再一次请求给予更多的援助。但是哈利法克斯告诉他说，他必须满足于他已经得到的那些，并且再次提醒他说，还有许多别人在要求英国的慷慨援助。⁽²⁷³⁾

毫无疑问，供给军火确实可以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能加强罗马尼亚人抵抗轴心国侵略的意志，但是也很难责怪英国政府把罗马尼亚看成是太不可靠和在军事上太软弱无能，⁽²⁷⁴⁾因而没有资格在要求西方国家资源援助的申请者名单中占优先地位，更何况申请援助者又是如此之多。⁽²⁷⁵⁾结果是，英法两国当局有理由要庆幸自己没有让它们的大量军用物资在战争爆发之前流入罗马尼亚人的手中。

(1)　从驻华沙英国大使馆发回来的函电常常提到，不要让波兰人有理由去怀疑波兰也许会得到和捷克斯洛伐克同样的对待，这是很重要的〔例如，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675号，第677号；第6卷，第44号，第163号，第235号，第461号（第502—503页）；第7卷，第48号（第49—50页），第123号〕。贝克的私人秘书在6月的早些时候告诉访问华沙的英国外交部的斯特朗说，波兰政府“不能忘记（1）陛下政府过去的政策并不总是对波兰十分有利，这一传统甚至在这些较为美好的日子里仍旧具有影响；（2）英国的主张是会改变的，将来很容易受一种非常巧妙的德国宣传的影响；（3）慕尼黑协定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先例”（同上书，第6卷，第16号）。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伯克哈特于5月底曾访问华沙，后来告诉英国外交部的梅金斯说，同他谈过话的波兰官员们主要关心的一点是，“在关键时刻英国是否将真的和他们站在一起的问题”（同上书，第36号，第42页）。

(2)　见下文，原著第158—159页。

(3)　见下文，原著第176页以后。

(4)　见下文，原著第158页。

(5)　见下文，原著第206页以后。

(6)　见上文，原著第92页。

(7)　见上文，原著第99—100页。

(8)　见上文，原著第100—101页。

(9)　见下文，原著第169—173页。

(10)　见上文，原著第100—101页。

(11)　见上文，原著第66页。

(1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164号，第216号，第245号。瑞士并未包括在这个名单之内，大概是因为对瑞士的一次可能的攻击是法国主要关切的事，因此留待与法国来讨论。当英波协定最后签订时，丹麦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名单上（见下文，原著第174—175页）。

(13)　在1938年12月6日的里宾特洛甫—博内声明签字之后，波兰立即得到私下里的保证：法波之间的约定决不受法德友好关系的影响（诺埃尔：《德国对波兰的侵略》，第290页）。关于里宾特洛甫—博内声明及其意见，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72—194页。

(14)　见上文，原著第92页。

(15)　博内写道（《欧洲的结局》，第218页），波兰大使卢卡谢维奇在4月10日的会见中告诉他说：在哈利法克斯和贝克签署的一份议定书中，英波同盟的条件已经定下来了，这个同盟并无任何保留，它甚至超过了法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博内说，直到过了一段时间，他才从伦敦获悉，实际上并没有签署过任何英波议定书。卢卡谢维奇大概指的是4月4—6日的英波会议上达成的《结论概要》（见上文，原著第100页）。

(16)　见上文，原著第111页。

(17)　《法国黄皮书》，第99号；参阅《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202页。

(18)　见博内：《欧洲的结局》，第219页。

(19)　同上。

(20)　卢卡谢维奇在1947年3月10日、14日、27日的《波兰新闻》上发表的回忆录中提出他的说法。刘易斯·纳米埃爵士关于法波谈判的叙述（《外交序幕，1938—1939年》，第463—465页）就是取材于这些文章的。甘末林的叙述见《服役》，第2章，第413—426页。

(21)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69号，第588号。

(22)　博内，前引书，第224页。

(23)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69号，第714号。

(24)　见下文，原著第173—174页。

(25)　见下文，原著第175页。

(26)　关于政治谈判与军事谈判之间的联系，见下文，原著第165—166页。

(27)　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65号，第525号；第7卷，第32号。

(28)　见上文，原著第81页；又见下文，原著第326页。

(29)　1939年5月，英国驻华沙陆军武官认为，德军占领但泽将对波兰的战略地位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关于支持这一看法的论点，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40号）。5月底，贝克指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但泽处于一个控制波兰的交通系统的地位（同上书，第675号）。肯纳德在6月间也持有这样的看法，认为把但泽连同一个治外法权的走廊归还给德国，将使德国能卡住波兰的颈项（同上书，第6卷，第44号）。

(30)　同上书，第368号。

(31)　《泰晤士报》，1939年5月5日。

(3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84号。

(33)　大概达拉第指的是关于一项新的政治协定的谈判，当时它似乎已接近完成（见上文，原著第153—154页）。法波军事会谈则尚未开始（见下文，原著第164—165页）。

(34)　见下文，原著第386—387页。

(35)　照会原文载《法国黄皮书》，第150号；《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310—311页。又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12号，第359号。这份照会以相当长的篇幅驳斥了里宾特洛甫的说法，即博内本人在1938年12月已经对东欧的命运不再关心（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89页）。在他接见德国大使韦尔切克时〔《法国黄皮书》，第149号；《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307—310页〕，博内解释说，他已把他的见解写成书面文字，因为他不想让德国政府能够说：“我们没有被警告过”。在听了韦尔切克述说德国准备打一场长期战争之后，博内把这次谈话的要点用下面这一句话告诉了达拉第和英国大使：“希特勒已作好战争的准备。”（博内：《欧洲的结局》，第252页）

(36)　《每日电讯报》，1939年7月3日。

(37)　见下文，原著第161页以后。

(38)　参阅下文，原著第208页。

(39)　德国驻伦敦大使向柏林报告说，张伯伦只是在最后时刻才决定在他的演说中提到但泽，因为他被告知说，德国人的看法是不相信英国会干预德波在但泽问题上发生的冲突。

(40)　《泰晤士报》，1939年5月12日。关于亨德森5月16日向魏茨泽克声明，德国在但泽或走廊上的单方面的行动将使保证生效，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25号。

(41)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69号。

(42)　见下文，原著第212页。

(43)　《法国黄皮书》，第147号；《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296页。

(4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86号，第212号。

(45)　同上书，第231号，第235号，第249号。

(46)　下院辩论，第5辑，第349卷，第1788栏；《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312页。

(47)　例如在4月17日和18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197号，第208号）；5月3日和4日（同上书，第346号，第355号）；8月15日（同上书，第7卷，第4号）；8月18日（同上书，第58号）；8月22日（同上书，第140号）；8月23日（同上书，第170号，第206号）。关于德俄条约签订之后在波兰和德国之间建立直接接触的努力，将在另一章中叙述（见下文，原著第6编）。英国驻柏林大使认为波兰对待德国的态度是挑衅性的，他一直到最后仍强烈主张，应对波兰施加压力以使它与德国谈判。“去年我们不能对贝奈斯说‘呸’，直到我们已临近战争的深渊。而今年我们又不能对贝克说‘呸’。”（亨德森致外交部斯特朗的信，1939年8月16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37号，第38页）

(48)　同上书，第5卷，第263号，第569号，第610页。关于贝克在伦敦向哈利法克斯讲起的、在他看来是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见上文，原著第97页。

(49)　同上书，第6卷，第461号。

(50)　驻华沙代办C·J·诺顿（后为克利福德·诺顿爵士）在7月20日的一件公文中写道：“就因为他对德国的和解态度，在华沙的大街上有了‘把贝克送进贝雷扎（集中营）！’的呼喊声，这只不过是4个月之前的事”（同上书，第503页）。

(51)　同上书，第5卷，第197号。

(5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08号。

(53)　同上书，第6卷，第36号。

(54)　同上书，第353号，第430号，第510号，第519号，第612号。参阅下文，原著第391页。

(55)　同上书，第622号。

(56)　同上书，第386号，第430号。

(57)　同上书，第575号，第586号，第587号。

(5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69号，第610页。

(59)　见下文，原著第362页。

(6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69号，第610页。

(61)　同上书，第596号。

(62)　肯纳德本人的看法，与伯克哈特的看法相同，认为能够希望得到的最好结果只不过是发表一项声明，表示德国和波兰目前在但泽都将维持现状（同上书，第607号，第656号，第676号；第6卷，第44号，第121号，第621号）。就在伯克哈特于6月间访问希特勒之前，肯纳德同他讨论了这一设想，但没有任何下文。

(63)　同上书，第607号；第6卷，第16号。

(64)　同上书，附录Ⅱ，第721页以后。

(65)　同上书，第601号，第621号，第625号；又见下文，原著第222—223页，第379—380页。

(66)　同上书，第6卷，第604号；第7卷，第11号。

(67)　同上书，第6卷，第622号；又见下文，原著第395—396页。

(68)　关于朗西曼勋爵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见《概览，1938年》，第2卷，第206—262页。

(69)　伯克哈特在会见希特勒之后拿不出任何能达成妥协的建议，这事据说使博内非常失望。据了解这位法国外交部长已经在研究一项依据萨瓦自由区这个前例的可能的解决办法（《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659号，第697—698页）。

(70)　同上书，第7卷，第48号。

(71)　1939年4月6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12卷，第601—602栏。

(72)　见上文，原著第96—99页。

(73)　见下文，原著第340页以后。

(74)　关于在保证刚刚宣布之后，《泰晤士报》和其他报纸上的文章在华沙造成的坏印象，见上文，原著第95页。

(7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46号。4月30日，外交部对以下这一谣言进行正式辟谣：它已向华沙发出一项照会，宣称英国的保证并不打算鼓励波兰对合理的要求采取一种不和解的态度（《纽约时报》，1939年5月1日）。

(7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46号。

(77)　同上书，第274号。

(78)　同上书，第355号。

(79)　见下文，原著第344页。

(8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55号；参阅第6卷，第116号。

(81)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442号，第543号，第558号；第6卷，第116号，第184号。

(82)　同上书，第459号，第558号；第6卷，第116号，第209号，第374号。

(83)　同上书，第636号，第675号；第6卷，第67号，第209号。据肯纳德在5月底报告，这里的困难是，波兰人担心在德国的行动和适当的反行动之间的拖延，也许会危及整个波兰的军事地位（同上书，第5卷，第677号）。

(84)　“波兰政府虽然十分赞赏我们的动机，但是对于我们的一再询问它对但泽的各种假设的发展抱什么态度，却正变得有点烦躁起来。”（外交部官员斯特朗的备忘录，1939年6月9日：同上书，第6卷，第16号，第20页）

(85)　关于诺顿所述艾恩赛德7月18和19日与斯米格莱-雷兹和贝克的会谈，见同上书，第374号，第397号。

(86)　见下文，原著第176—179页。

(87)　贝克在4月中首先倡议举行参谋人员会谈（《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164号），并在4月底更加迫切地重复了这个要求（同上书，第321号）。英国代表团从5月22日到6月5日留在华沙，波兰代表团于6月12日到达伦敦（同上书，第6卷，第27号，注②）。

(8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692号，第749页。

(89)　“我们认为波兰人方面不够坦率的这种感觉现在必定已经大半消失了……而波兰人则已表示不够坦率的正好是另一方”（肯纳德发来的电报，1939年6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7号）。

(90)　同上书，第444号（第485—486页），第445号。在为8月间去莫斯科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准备的“情况摘要”中写道，波兰人不可能动员比40个师更多的军队，虽然他们另外有60万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因为他们只有能供应那么多人的3个月的物资储备。波兰军队据说“配备有相当好的现代武器”，但炮兵比较弱。防空力量不足，几乎有一半的炮兵连配备着过时的火炮（同上书，附录五，第769—770页）。

(91)　见上文，原著第153—154页。

(92)　见博内：《欧洲的结局》，第136页。不过，诺埃尔认为事实上在战前的几年中并没有参谋人员的接触（《德国对波兰的侵略》，第373—375页）。

(93)　据甘末林自己说（《服役》，第2卷，第414—415页），他宁愿先与俄国人举行参谋人员会谈，然后再与波兰人会谈。

(94)　甘末林关于会谈的叙述，见同上书，第413页以后。波兰人“似乎没有了解到，法国的军事领导人认为当德军大举进攻波兰时，他们自己能够做的或有义务要去做的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这一心情谨慎地没有让波兰人知道，否则他们对‘进行光荣的抵抗’也许要感到沮丧”（纳米埃：《外交序幕，1938—1939年》，第465页）。

(95)　甘末林，前引书，第417页。又见博内，前引书，第228页。

(96)　甘末林在他的回忆录（前引书，第415页）中提到，波兰的一场长期抗拒是不可想象的，除非它得到俄国的帮助。博内（前引书，第230—231页）严厉地责怪甘末林没有提出俄国人的帮助这个问题。

(97)　甘末林认为达成的谅解是，大约法国全部武装部队的1/3将用来进行这次攻击；但是波兰人相信法国最高司令部已答应以“法国武装部队的巨大部分”进行干预，并解释这是意味着法军的大部分将开始行动（见甘末林：《服役》，第2卷，第420—421页；纳米埃：《外交序幕，1938—1939年》，第459—460页；博内：《欧洲的结局》，第229页）。

(98)　甘末林，前引书，第422页；参阅博内，前引书，第222—223页。

(99)　见上文，原著第154页。

(100)　甘末林，前引文。

(101)　不过，甘末林声称，事实上法国从9月6日起为波兰所做的，比议定书中许诺的要多（参阅博内，前引书，第227页）。

(102)　甘末林，前引书，第423页。甘末林似乎既对博内感到恼火，又因他没有被军事议定书的条款所约束而感到如释重负。

(103)　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315号，第340号；第6卷，第209号，第289号，第304号，第374号。

(104)　同上书，第6卷，第241号。几天后，诺埃尔（他以前是被列在贝克的批评者名单之中的）告诉肯纳德，他发现贝克在最近一次同他谈话时“坦率而且友好”（同上书，第263号）。

(105)　同上书，第521号。另一方面，英国驻柏林大使从另一角度看德波关系，早在6月28日就指责波兰人挑衅（同上书，第161号）。

(106)　又见下文，原著第390页。

(107)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04号。

(108)　这就是斯米格莱-雷兹同艾恩赛德会谈时采取的方式（见上文，原著第163—164页）。

(10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64号。

(110)　同上书，第506号，第570号，第616页。

(111)　“这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觉得这个月的最后两周将是紧要关头。”（休假后刚回到华沙的肯纳德8月3日给外交部的报告：同上书，第538号）

(112)　同上书，第506号，第519号，第523号。

(113)　拉斯津斯基8月10日把这事告诉了哈利法克斯（同上书，第610号）。

(114)　同上书，第550号；《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774号。

(11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565号，第586号。

(116)　同上书，第577号。

(117)　关于海关检查的纠纷和“照会的战争”的详细叙述，见下文，原著第392—400页。

(11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550号。

(119)　同上书，第565号。

(120)　同上书，第610号，第649页。

(121)　同上书，第635号，第645号，第650号。

(122)　同上书，第7卷，第4号。

(123)　同上书，第6卷，第644号；第7卷，第64号。

(12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625号，第645号。

(125)　同上书，第651号，第652号。

(126)　见下文，原著第382—383页。英国政府早些时候曾劝告过波兰人，不要给德国人以抱怨少数民族受到虐待的任何机会（《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43号；第6卷，第176号）；现在它又竭力告诫波兰人绝不要发生什么意外事件或在波兰报纸上出现什么评论文章，以让德国人的宣传机器得到一个煽动反波兰情绪的借口，如同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干过的那样（同上书，第7卷，第48号）。英国驻华沙大使馆似乎没有把以下这样一项建议转达给波兰政府：贝克可以向德国政府表示，波兰人愿意讨论少数民族问题，以作为缓和紧张的一个手段（同上书，第58号，第74号）。

(127)　见下文，原著第174页。

(128)　见上文，原著第99页。

(12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169号；参阅同上书，第7卷，第90号。

(130)　同上书，第6卷，第394号。1939年2月19日签订的一项规定要大量增加贸易的苏波商务条约，据说执行得很好，边界纠纷事件有了显著减少，同俄国驻华沙大使馆的人员也建立了正常的社交关系（同上书，第441页）。

(131)　同上书，第5卷，第427号，第457号。

(132)　同上书，第556号，第586号，第600号。

(133)　同上书，第6卷，第22号。

(134)　见下文，原著第484—496页。

(13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号。

(136)　同上书，第1号（注③），第27号。

(137)　同上书，第27号，第26页。

(138)　同上书，第1号（注③），第27号，第30号。

(13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52号，第60号，第70号，第87号。

(140)　同上书，第88号。

(141)　同上书，第115号。斯塔希耶维奇8月20日又见到了陆军武官们。上次会见后他曾与斯米格莱-雷兹商议过，但是他的态度并未因之而改变。关于英国陆军武官所作的8月19和20日与斯塔希耶维奇谈话的内容的报告，见同上书，第256号。

(142)　同上书，第90号。肯纳德8月20日在他报告同贝克和参谋本部的讨论失败时指出，波兰人不能忘记俄国人在不到20年之前就曾来到华沙的大门口。政府的态度也有着“强烈的国内政治原因”。“目前的东加里西亚政治结构能在俄军进入之后幸存，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因为共产主义对年轻的乌克兰人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在维尔纽斯地区，大量的白俄罗斯居民政治上没有成熟，很容易受苏联宣传的影响。各个阶级的波兰人都摆脱不了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必须记住的是，在波兰，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上的特异性质，而且也意味着拒绝抵抗一次潜在的入侵。波兰人从来没有期望过能收回被苏联军队占领的任何领土。”（同上书，第87页）

(143)　诺埃尔奉命去向波兰人提到法国已经给予波兰的保证，并说明法国政府不能承认波兰竟会拒绝给予法国以能使这些保证得到最大效果的手段（《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14号，第106页）。

(14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15号，第108页。

(145)　同上书，第115号，第107页。

(146)　关于俄德即将和好的种种迹象，见下文，原著第491—494页。

(147)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98号，第204号。

(148)　同上书，第164号。

(14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25号。

(150)　同上书，第124号。

(151)　同上书，第176号，第150页。

(152)　同上书，第204号。

(153)　同上书，第277号。

(154)　同上书，第80号。

(15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23号。

(156)　见下文，原著第509页。

(157)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06号。

(158)　同上书，第5卷，第569号，第714号，第743号。

(159)　同上书，第6卷，第613号。

(160)　见下文，原著第176—179页。

(161)　见上文，原著第100页。

(16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661号。

(163)　见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政府与波兰政府关于互助的协定（附议定书），伦敦，1939年8月25日》〔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Polish Government regarding Mutual Assistance（with Protocol）, London, August 25，1939〕，敕令第6616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5年版）。未附有议定书的协定也曾以1939年第6144号敕令和在《波兰白皮书》（第91号）中发表。参阅《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69—471页。第一次公开提到这个“未发表的议定书”是在1944年12月15日下院的一次关于波兰的辩论中（下院辩论，第5辑，第406卷，第1543栏）。

(164)　文本见《波兰白皮书》，第139号。

(165)　贝克在4月5日告诉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说，波兰能够供给“它的军队的80%的需要”，但他没有说明他所谓的“军队”这个词的含义（《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10号，第34页）。

(166)　参阅上文，原著第83页注②（即本书第114页注②。——译者）。

(167)　据当时的报道，波兰特别需要的重要军事物资有羊毛、棉花、铜、镍和钨等。在它要求的军火成品中，飞机发动机占很高的优先地位〔《金融消息》（Financial News），1939年3月21日和31日，《星期日泰晤士报》，4月2日〕。

(168)　“他的朋友们说，他对于波兰被作为一个平等的盟国来接受是如此的感激，以至于他觉得作为一位绅士而向绅士们直接要求财政援助，那将是很不光彩的。”（肯纳德致卡多根函，1939年4月22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66号）

(16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10号，第34页。

(170)　同上书，第692号，第749页。哈利法克斯在7月3日会见拉斯津斯基时又强调了这一点（同上书，第6卷，第222号）。

(171)　同上书，第725号。

(172)　见，例如，诺顿在英波财政谈判失败后于7月29日给萨金特的信。“这是不对的，陛下政府在政治和军事意义上的主要目的竟被技术和理论上的困难所阻挠。这些困难在我们的盟国中造成了惊恐和沮丧，在我们的敌人中则引起‘幸灾乐祸’，它同所涉及的数额已完全不成其为比例。……财政部从一开始就使得波兰人十分恼怒”（《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92号，第537—538页）。参阅在与土耳其的政治谈判中发生的困难，因为英国直到战争开始后为止一直拒绝给予土耳其人以他们愿意接受的财政方面的条件（见上文，原著第147—150页）。

(173)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73号。

(174)　同上书，第508号。

(17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62号。

(176)　见下文，原著第179页。

(177)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692号。

(178)　同上书，第725号。

(179)　同上书，第6卷，第222号，第244页。

(180)　同上书，第222号。

(181)　同上书，第245号，第327号。

(18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45号，第270页。还说到在农业收获物到手和它的收益实现以前贬值，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369号）。

(183)　同上书，第327号，第334号。

(184)　同上书，第343号。

(185)　同上书，第341号，第343号，第350号。

(186)　同上书，第362号，第369号。

(187)　同上书，第420号。

(18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36号。根据华沙外交部经济顾问的一份陈述，波兰政府急切希望把部分借款换成黄金，以作为波兰银行向波兰军火工厂放款的保证金，因为波兰银行的章程规定，不准用英镑作为保证金（同上书，第369号）。英国的看法是，波兰银行的章程可以而且也应该修改（同上书，第420号）。拉斯津斯基和在伦敦的其他波兰著名人士似乎是认为，波兰政府拒绝签署这项协定的原因是，当它发现它不能建立起它的黄金储备时，就“大为光火”。波兰代表团在伦敦虽然“受到财政部的有点粗暴的对待”，似乎还了解英国的观点，并赞成接受英国提出的条件（萨金特致诺顿函，7月26日：同上书，第463号）。诺顿本人认为，麻烦是由于波兰政府的这样一种想法引起的：“它受到了傲慢无礼的对待，而成问题的这笔数目（仅仅等于1个月的军事开支）又没有大到足以使它甘愿忍气吞声”和接受英国的条件（同上书，第492号，第536页）。

(189)　在8月2日签署了一项协定，并从8月16日起生效。

(19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36号。

(191)　同上书，第475号。

(192)　同上书，第524号。

(193)　见《时报》，1939年4月28日。

(194)　见《时报》，1939年5月26日。

(195)　见上文，原著第165页。

(19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701号。

(197)　迟至7月20日，拉斯津斯基还曾对哈利法克斯说过，法国财政部长在与波兰大使的谈话中并未提出任何同英国提出的相类似的条件（《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371号）。

(19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20号。

(199)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犯的审讯，1945—1946年》。审讯记录与罪证文件（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1945—1946.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in evidence）。42卷，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1947—1949年版（以下简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342页（798-PS）。《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45—446页。参阅英国驻罗马大使馆7月28日发出的、综述意大利报纸对英波谈判失败的评论的电报：“特别着重评论了英国反对给予波兰真正的现款；广泛报道了德国报纸对这个问题的评论，并断言柏林方面已经把谈判的失败作为‘包围是建立在泥土基础之上’的一个证明”（《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80号）。

(200)　《纽约时报》，1939年4月11日；《泰晤士报》，5月15日。

(201)　见下文，原著第191—192页。

(202)　《每日电讯报》，1939年5月8日。

(203)　《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5月15日；《金融新闻》，5月19日；《泰晤士报》，5月23日和7月13日。

(204)　《泰晤士报》，前引文。

(205)　见上文，原著第141页。

(206)　一支英国海军舰队于1939年4月访问克里特岛时引起了威尼齐人的示威游行，他们表示了亲英和反轴心的情绪，以及他们对梅塔克萨斯政府的亲德主义的反对〔见伊曼纽尔·格拉齐：《末日的开始》（Emanuele Grazzi: Il Principio della fine），罗马，法罗出版社，1945年版，第38页〕。

(207)　见上文，原著第104页。

(208)　当希腊驻伦敦公使5月15日在外交部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他的政府的忧虑时，他被告知说，英国政府认为这种忧虑是没有根据的，特别是现在希腊已得到英国的保证。据相信，意大利政府“并不希望与陛下政府或任何别人打仗”（《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572号，第615页）。

(209)　加芬库：《欧洲的末日》，第2版，第266—267页。

(210)　《纽约时报》，1939年6月23日。

(211)　见上文，原著第127—129页。

(212)　见上文，原著第135页。

(213)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95号，第343页。

(214)　见上文，原著第114—115，122—123页。

(215)　见上文，原著第123页以后。

(216)　见下文，原著第340页，第349—350页，第353页。

(217)　见上文，原著第79—80，89页。

(218)　见上文，原著第98—99页。

(21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178号，第187号。

(220)　又见下文，原著第340页。

(221)　波罗军事协定和因此为实现其目的而缔结的同盟，都是完全针对俄国的这一事实，自然引起了俄国人的愤恨。在李维诺夫4月18日提出的一份建议中包含的一条就是，这一同盟应该适用于任何一个侵略者，否则就应该整个儿取消（《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01号）。

(22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78号，第298—300页。

(223)　同上书，第207号。

(224)　同上书，第565号。

(225)　同上书，600号。

(226)　同上书，第6卷，第534号，第585页。

(227)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637号，第674页。又见下文，原著第190页。

(228)　《纽约时报》，1939年8月24日。

(229)　见上文，原著第174页。

(230)　见上文，原著第68—72页。

(231)　见《概览，1938年》，第2卷，第290—291页；第3卷，第422页，第423页，第457—458页。

(23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85号，第332—333页。

(233)　《佩斯特·劳埃德报》，1939年6月10日。

(234)　上院辩论，第5辑，第113卷，第363栏。

(23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58号，第77页。

(236)　据1939年6月29日《佩斯特·劳埃德报》报道；参阅《泰晤士报》，1939年6月29日。

(237)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191号。

(238)　同上书，第266号。加芬库7月7日告诉英国驻布加勒斯特代办勒·鲁热泰尔说，他们“正在作出某些纯粹属于初步的和预防性质的军事部署”（同上）。

(239)　《时报》，1939年8月1日。

(240)　《泰晤士报》，1939年8月1日和2日。

(241)　见上文，原著第183页。

(24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242号。

(243)　同上书，第408号。这一未经请求而作出的保证，自然并不能完全消除英国对于匈牙利的态度的怀疑。为1939年8月去莫斯科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准备的指示（见下文，原著第480—496页）中有关于匈牙利的一段话，“波兰人认为，匈牙利将既不加入德国人一边，也不会默许德军使用它的领土。我们并不同意这个看法，并且认为，如果罗马尼亚成为一个参战国，匈牙利在初期阶段就会把它的赌注压在轴心国家身上”（同上书，第6卷，附录五，第771页）。不过，就在德俄公约宣布之前，有消息说，匈牙利正在抵制要它成为德国的仆从国的强大压力，摄政王已经明确拒绝采取会把匈牙利卷进对波兰战争的任何步骤（同上书，第7卷，第71号，第85号，第95号，第162号）。8月23日英国外交部告诉它的驻布达佩斯代表说，军事当局十分重视匈牙利的保持中立，但是最近作出的不答复匈牙利在领土问题上的试探的决定，不能予以重新考虑，而且似乎也没有其他可以立即采取的手段来加强匈牙利守中立的意愿（同上书，第181号）。8月27日，匈牙利驻伦敦公使把匈牙利首相帕勒·捷列基伯爵的一封私人电报转交给外交部，电文大意是，匈牙利不会受任何来自德国的领土让与的影响；它决心保持严格的中立，但不到最后时刻不打算予以宣布。如果德国军队进入匈牙利领土，匈牙利将抵抗他们（同上书，第494号）。

(244)　同上书，第393号，第438页。哈利法克斯在8月3日告诉蒂列亚说，关于同罗马尼亚建立友好关系的事，他已“同意去向匈牙利人说说”（同上书，第534号，第583页）。

(24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590号，注②。

(24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590号。

(247)　同上书，第591号，第632页。

(24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603号，第641页。

(249)　同上书，第619号。

(250)　同上书，第7卷，第57号；参阅第6卷，第656号。

(251)　同上书，第5卷，第279号，第313页。

(25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285号，第331页。

(253)　博内：《欧洲的结局》，第240—241页；加芬库：《欧洲的末日》，第2版，第204—205页。

(25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435号，第482页。

(255)　同上书，第556号。

(256)　同上书，第567号。

(257)　6月1日，蒂列亚又一次要求外交部保证不在任何英俄协定中提到罗马尼亚的名字。这个请求是由于莫洛托夫5月31日的演说（见下文，原著第450页）而引起的，这次演说使罗马尼亚人担心，被保证的国家将被逐个具体指明（《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691号）。

(258)　同上书，第595号。

(259)　伊诺努总统也与卡罗国王讨论过以苏联为基础牢固地建立一个反对轴心国侵略的屏障的好处，并再一次建议由土耳其来担任斡旋，使双方关系缓和。

(26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637号，第674页。

(261)　《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8月16日。

(262)　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27号，第30号，第42号。英法两国的建议是，应邀请一位罗马尼亚的代表到华沙参加讨论，但是这个建议由于波兰的态度而被撤销了。

(263)　见下文，原著第485—496页。

(264)　见上文，原著第71页。

(265)　《法兰克福日报》（Frankfurter Zeitung），1939年4月2日；《时报》，4月3日。

(266)　《金融新闻》，1939年5月4日；《每日电讯报》，6月7日。

(267)　关于森皮尔勋爵1939年初的访问罗马尼亚，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35页，注②。

(268)　见上文，原著第69—70页。

(26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279号，第315页。

(270)　见加芬库：《欧洲的末日》，第2版，第175—177页。

(271)　议定书原文见英国外交部：《关于同罗马尼亚的商务和经济关系的……议定书，1939年5月11日，布加勒斯特》（Great Iritain, Foreign Office: Protocol ..．regarding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Rumania, Bucharest, May 11, 1939），敕令第6018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9年版）。一项包括贸易和付款办法的详细规定的条约，后来于1939年7月12日又在伦敦签订（敕令第6063号）。

(27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卷，第435号，第483页。

(273)　同上书，第6卷，第534号，第585页。

(274)　据1939年8月的估计，罗马尼亚可以动员22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和3个混合山地旅，另外还有大约5万名边防军和30 500名宪兵。这支军队“以不具有很高的战斗价值而闻名”，它的效率又由于以下这一事实而降低，即政府必须从国外获得大部分的军用物资，因此军队的装备是多种多样的（见1939年8月发给派往莫斯科的英国军事代表团的指示；同上书，附录五，第770页）。

(275)　又见上文，原著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