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荷兰：德国进犯以前的政治情况

汉弗莱·希金斯

第一节　荷兰的中立的国策

1939年9月3日的时候，荷兰的情况同其他国家相比，是非常简单的：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东印度群岛或西印度群岛，它都没有任何政治纠葛。实际上，过去100年的和平历史，加上依靠它的“不言而喻的中立”，⁽¹⁾使荷兰不仅不谋求与别的国家结盟和得到它们的保证，而且还加以拒绝。⁽²⁾固然，荷兰是摇摇欲坠的国际联盟的成员国；⁽³⁾但在1936年，它已同比利时、卢森堡、芬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起，声明它不再受国联决议的约束，如果这是一个强制维护集体安全的问题的话。⁽⁴⁾荷兰的政策是，坚定地中立和“保持适当规模的国家武装，从而不给任何人以任何可以避免的引诱来向其侵犯”。⁽⁵⁾

当英、法对德宣战，而荷兰发现自己“进退两难，成为两大劲敌竞相奉承的目标”时，它不仅由于曾经出过力企图防止战争而赢得了威望，⁽⁶⁾而且得到了德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保证——英国直截了当，德国则含糊其词⁽⁷⁾——说它的中立将得到尊重；荷兰自己也在9月1日发表了中立声明。⁽⁸⁾地面部队已在8月28日开始动员，海军处于警戒状态，到8月底，国内广大地区已为引入的洪水淹没。⁽⁹⁾9月1日，宣布了战争状态。⁽¹⁰⁾中立的政策即将受到考验：采用不过于讨好某一方的办法，例如当荷兰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提出措词足够严厉的抗议，是否能使另一方失去进行报复（这种报复甚至可能发展到入侵）的任何藉口。这犹待分晓。同样，荷兰拒绝同它潜在的盟国就荷兰本身或这些盟国万一受到进攻时应当采取的措施举行军事参谋会谈。⁽¹¹⁾在荷兰，人们普遍认为，万一果然遭到进攻，这种进攻将是来自德国方面。⁽¹²⁾但是荷兰采取谨慎态度，决不公开流露出害怕德国进攻的心情，⁽¹³⁾同时，对待交战双方的确也应当不分轩轾，一视同仁；⁽¹⁴⁾另一方面，人们也在希望，荷兰在交了100年的好运以后，“奇迹还会再度出现”。⁽¹⁵⁾

荷兰人民，总的说来，也是坚决支持中立政策的，鉴于他们以享有发表见解的自由而自豪，这是对16世纪的褊狭不容异说的反作用，同时他们认为，由于党派的众多⁽¹⁶⁾和由于这些党派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争论加剧了彼此不和的程度，而有必要在国会选举时采用比例代表制，因此他们在中立政策问题上实际的意见一致，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第二节　共产党和国家社会党

荷兰共产党是由1909年脱离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反对派所成立，它于1919年加入第三国际。⁽¹⁷⁾共产党在国内从未有过多大势力，它在第二院的100个席位中占得席位最多的时候是在1933年，共4席；1937年时，它只有3席。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在8月21日公布后，使荷兰的共产党员和整个欧洲的共产党员一样，大吃一惊，在战争开始时，他们由于党的路线的这种改变而不知所措，无从发言。直到遭受侵略以后，他们才抬起头来，参加了抵抗运动，正像共产党人在其他许多国家所做的那样。

由于荷兰人的容易分裂的性格，在荷兰产生过好几个国家社会主义团体。⁽¹⁸⁾其中最强大而结果也是最成功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SB），于1931年由安通·米塞创立，希望能对经济萧条所造成的人心不满加以利用。这个团体反对党派制的政府以及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的国际主义，而赞成极权主义的领导。它在荷兰没有扎下深根，因为它被人看作是外来的，是德国式的，尽管它避而不提偏激的反犹学说，⁽¹⁹⁾并对女王和奥伦治王室装出一副“虚假的爱国姿态”，但是未能因此而克服上述的不利因素。⁽²⁰⁾它于1935年在荷兰的欧洲领土上达到了全盛的时期；随后又在荷属东印度达到了顶峰。在占领初期，德国人并没有要米塞来管理国家——尽管他拥有一个现成的组织——因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通常是不能胜任工作和一直是不得人心的”。⁽²¹⁾虽然荷兰并没有实现俾斯麦的预言：“荷兰正在把自己归并给德国”，但在1940年时，荷兰不足900万的人口中，德侨却有5万名之多，其中有许多人住在鹿特丹。然而，并没有听说他们对德国侵略者提供过帮助。⁽²²⁾

第三节　希特勒执拗的侵略意图

荷兰的遭劫是无可避免的。荷兰人自己在1936年3月7日以后所做的事，对他们毫无帮助；⁽²³⁾而他们力所能及的极少的几件事，却又放着不去做。他们不愿同其他任何国家，甚至同比利时，举行未雨绸缪的军事参谋会谈；⁽²⁴⁾当战争开始时，他们戴上了一副遮眼罩，既不向东方也不向西方去看看有什么威胁或安慰，而是靠着那根已经折损的中立芦秆，结果在1940年5月10日把自己的手戳破。希特勒早已决定，如果他同法国和英国交战的话，就将入侵荷兰。⁽²⁵⁾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会阻止这样做，那就是，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成员普遍希望，在西方采取守势来进行战争，⁽²⁶⁾推迟德国在那里的进攻，以争取时间来举行可能导致和平的“外交上的政治会谈”，以更新德国的装备，肃清纳粹体系，⁽²⁷⁾或使对抗部队积聚力量。但是，不论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方针如何，事情总是要希特勒说了才算数的。⁽²⁸⁾

第四节　从战争爆发至1939年11月12日的惊恐

荷兰同英、法、德的关系，有一个时期同海上战争行动引起的事件有关，它是同荷兰密切相关的。⁽²⁹⁾

三个交战国都公布了禁运货单⁽³⁰⁾（法国和英国的单子相同）；荷兰政府对此正式提出了抗议。它还抗议英国的“黑名单”（它坚持说，这份名单把中立国归入敌人一类，并以“宣布……对中立国强制执行联合抵制的办法，来惩罚这些中立国同交战国的合法贸易”）；抗议荷兰船只受到英国检查机关的长时间留难；抗议荷兰船上的人被带走；抗议邮件被耽误。⁽³¹⁾英国的这些措施是使荷兰经常感到不满的原因，尤其在这些措施因为对德国的海上布雷政策进行报复而变本加厉以后；⁽³²⁾直到临近德国入侵时，英、荷之间才最后达成了暂时解决办法。⁽³³⁾9月6日，德国政府向所有的中立国——特别是针对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发表声明。声明说，这些国家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如有任何单方面的改变，损及德国的利益，都将被德国政府认为是破坏中立。⁽³⁴⁾德国在海上的实力远逊于英国，只有在波罗的海除外，在那里，装运木材开往荷兰的船只被德国海军留难的时间长得异乎寻常。到了11月中旬，荷兰因水雷和潜水艇而遭受的损失开始急剧增加。荷兰抱怨交战国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新闻检查制度和缺少空运而不能从伦敦和巴黎得到及时的消息，但德国的宣传却很活跃。⁽³⁵⁾

9月26日，荷兰有谣言说，波兰的战役业已结束，俄—德共同瓜分波兰的协定也已实施，希特勒回到柏林后将要提出“和平建议”，这是许多人所预料到的，但并不指望这一建议会被对方接受。到时候希特勒就将去西线，在那里发动攻势。德国军队大量集中在莱茵兰，似乎预示将有一次攻势。这并不需要采取防守战略，因为西壁防线按理已足够坚固，只需要适量的驻军就足以遏制任何进攻。⁽³⁶⁾10月6日，希特勒发表了预料中的演说，他说，这是他向盟国的最后一次建议。⁽³⁷⁾由于这篇演说的实质似乎是在表明德国旨在统治中欧，也许希特勒是打算表示愿意同西欧国家进行和谈。总之，对于这篇演说，荷兰外交大臣范·克勒芬斯是这样来理解的。⁽³⁸⁾荷兰报纸则认为，希特勒的“和平攻势”很少有希望得出什么结果。希特勒几乎没有表现出愿意让步的样子。的确，可能作出让步的惟一迹象，只是他着重地保证，将成立一个新的波兰国家。荷兰方面觉得，盟国这时应当宣布它们的作战目的，但是驻在伦敦的一个荷兰记者解释说，英国当时不能这样做，它正在为保存自己而战斗。⁽³⁹⁾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曾经有过一些试图恢复欧洲和平的计划，其中有一些计划打动了荷兰。9月26日，在希特勒同瑞典人比尔格·达勒鲁斯⁽⁴⁰⁾会见时，戈林建议德国和英国的代表在荷兰会晤，以探索缔结协定的可能性。于是准备要求威廉明娜女王正式邀请两国的代表讨论停战。⁽⁴¹⁾10月1日，冯·巴本（德国驻土耳其大使）从安卡拉来电，说荷兰驻该地公使P·C·菲塞尔博士同他谈论过由比利时和荷兰两国国王充当调停人，安排媾和的可能性，他还说，荷兰政府一定试探过英国政府，看它是否准备谈判。在冯·巴本的同一封电报中，还概述了英国驻安卡拉大使和荷兰公使10月3日就这一问题商谈的要点。⁽⁴²⁾

尽管范·克勒芬斯在企图弄清盟国从希特勒的演说中是否看出有任何媾和的可能性时，并没有得到鼓励，⁽⁴³⁾但是他仍向威廉明娜女王提出，应当重新提出荷兰在8月间提出的斡旋建议。⁽⁴⁴⁾比利时国王访问了海牙，11月7日，两国国王向英国国王、法国总统、德国总理提议，利用他们的斡旋来为公正的和平奠定合理而牢固的基础。⁽⁴⁵⁾教皇以及挪威和瑞典政府一听到这个建议，立刻热烈地表示支持。荷兰人认为该建议加强了低地国家在道义上的地位，但并不指望因此得到多少实际效果。⁽⁴⁶⁾11月12日来自英、法两国的电报答复实际是说，必须由德国首先采取行动；里宾特洛甫在15日给荷兰和比利时驻柏林代表的口头答复是（德国驻海牙公使冯·策希在11日曾说过，德国政府将“仔细研究”这个建议，从而稍微解除了荷兰的忧虑），⁽⁴⁷⁾“在英、法两国政府粗暴地拒绝采取和平行动……后，德国政府也只得认为事情就此作罢”。⁽⁴⁸⁾

荷兰和比利时的建议之突如其来，使这两国的人民感到意外。⁽⁴⁹⁾由于有报道说德国军队在荷兰边境集中，⁽⁵⁰⁾由于德国报纸警告比利时不要与荷兰缔结同盟，并警告荷兰不要向英国的封锁措施屈服，⁽⁵¹⁾加剧了他们的紧张。在荷兰，已经投票通过了一笔新的、为数1亿盾的特别防务拨款；引入洪水的区域内的工事在加紧建造；海牙的守军增加了一倍；石油和糖实行了配给；大城市中采取了预防空袭的措施；荷兰的11个省份中有8个省的部分地区在11月1日已宣布戒严。⁽⁵²⁾据报道，应变措施已经完成，只有乌得勒支以西要引水淹没的广阔的“洪水防线”除外，这一着要到最后才执行。

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正好被德国人用来加强他们的神经战。11月8日，当希特勒正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向纳粹党发表一年一度的演说时，有人企图暗杀他。有一个名叫埃尔泽的共产党员（他显然没有同谋者）极其巧妙地放了一颗炸弹，但这颗炸弹在希特勒离去后20分钟才爆炸。⁽⁵³⁾11月9日下午，有两个英国陆军军官R·H·史蒂文斯少校和佩恩·贝斯特上尉（当时他们正在荷兰工作，告诉荷兰谍报局，他们同德国反对希特勒的人们有来往）偕同荷兰谍报局的参谋军官克洛普中尉驱车前往距离荷德边界线只有几码远的文洛，去同他们信以为真的反希特勒人士进行第五次会晤。克洛普的头部中了枪弹，他和另外两个人连同司机一齐被一群身穿便服的人绑架到德国。德国的一则新闻公报承认——甚至自吹自擂——这件事是德国特工人员干的。⁽⁵⁴⁾在这以前，荷兰人一直没有理由谴责德国政府。这时荷兰政府立刻要求德国作出解释，并建议把这件事提交给某个国际司法机构；但是在这一点上，荷兰没有得到德国政府任何满意的答复。⁽⁵⁵⁾德国各报奉令把有关上述这两件事的报道刊登在头版并列的两栏内，以便使头脑简单或粗心大意的读者也可能联想到，英国保密局应对谋害希特勒负责；有些报纸甚至直截了当地谴责英国应负责任。⁽⁵⁶⁾

根据冯·策希11月7日关于和平建议的报告中所说的情况，⁽⁵⁷⁾以及过了11月12日还没有发生人们担心的侵略以后，荷兰普遍存在一种稍微安定的情绪。这一点由容克黑尔·德·格尔首相在11月13日的广播中流露了出来，他在广播中谈到，中立的荷兰的动员状态虽然决不是形式的或象征性的，但是荷兰这时并不比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一个时候更危险；他又说，毫无理由地担心害怕和轻信无稽谣言，就是不相信上帝。⁽⁵⁸⁾德国人对于斡旋的建议所作的答复，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断然的拒绝；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门还没有关上，其中有几个人还因下述报道而鼓起了信心，报道说，意大利和西班牙在11月13日向德国政府表明，它们对于保全比利时和荷兰感到关切。⁽⁵⁹⁾到该月中旬，局势又趋于平静。

11月危机过去不久，冯·策希（他是一个坚决反对纳粹的人，急欲竭尽所能来帮助荷兰人）向荷兰外交部秘书长斯瑙克·许尔格龙耶至少作了两次试探，看看如果德国人进军时只通过林堡，荷兰人是否会默许。荷兰的中立仅仅是“形式上的”呢？还是将有武力作后盾？冯·策希得到了一个由范·克勒芬斯签署的否定答复。冯·策希的这种接触是否代表官方，似乎并不清楚。关于冯·策希的这一行动，没有报告过荷兰内阁。⁽⁶⁰⁾11月20日，德国下达“战争行动第八号指令”（由凯特尔签署），⁽⁶¹⁾命令进入备战状态，指出“荷兰军队的态度无从预测”。

第五节　海上战争和俄芬战争对荷兰的影响

从1939年11月起，荷兰开始真正受到了海上战争的严重影响。18日，一艘大型荷兰客轮“西蒙·博利瓦尔”号就在哈里奇以东“森克”号灯船附近被磁性水雷炸沉。⁽⁶²⁾荷兰政府询问德国政府曾否在那个区域布雷；同时也小心地向英国政府询问了这个问题。⁽⁶³⁾11月23日，油船“斯利德雷赫特”号在爱尔兰以西被一艘潜水艇拦住，在全体船员被赶下救生艇后，船被鱼雷击沉。31名船员中，生还的只有5人。⁽⁶⁴⁾这样的事不断发生。⁽⁶⁵⁾荷兰人激烈地抱怨海上不再通行无阻，并对他们所说的“英国措施的残酷性”⁽⁶⁶⁾大为震惊。这些措施是为了报复德国在海上进行战争而实行的，由英国首相在11月21日宣布⁽⁶⁷⁾（法国人接着在22日宣布），内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取的措施类似，规定从德国运出的或德国人拥有的出口货物将在公海上被没收。⁽⁶⁸⁾11月23日，荷兰驻伦敦公使拜会了英国外交部，以作出安排，在英国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时，保留荷兰根据国际法应有的一切权利；同时，据11月25日从哥本哈根发来的报告说，德国估计了这些报复措施可能产生的后果后决定，“德国对企图穿越北海的中立国船只将不给予特别照顾”。⁽⁶⁹⁾在中立国家反对英国措施的抗议中，荷兰人强调了这些措施将使荷兰的货物托运人和代理商遭受困难和沉重损失，并且正在考虑派出船队时由一艘装有扫雷设备的船领航，以防水雷，并由中立国的军舰护航，以防被英国人拦阻或受德国人袭击；⁽⁷⁰⁾但是荷兰人后来理解到，这样的护航一定会把自己卷入战争；有两个星期德国的报纸不那么咄咄逼人，但在月底又攻击荷兰人屈服于英国的措施。⁽⁷¹⁾荷兰报纸表示，对于不预先通知就在商船行驶的航线沿途布雷一事，要确定谁应当负责，固然是困难的，但是根据常识推断，这不可能由英国人负责；认为英国的报复行动对荷兰的打击很沉重，而要达成协议大概还需很长时间；而且荷兰人无法指望能强迫英国人或德国人这样做。与此同时，荷兰的船只必须继续出海。大多数荷兰报纸都对英国和对德国表示了同样的愤慨；但是有一家报纸⁽⁷²⁾说，英国虽然知道它的报复措施破坏了国际法的条文，不过它对中立国家一直相当关怀，并且可能准备作一些让步；另一家报纸⁽⁷³⁾则直言不讳地把英国的措施与德国的措施加以区别；它指出，英国造成的是金钱的损失，而德国造成的却是人命的损失，联系这一点，这家报纸还提到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残暴行为。

当荷兰政府正在考虑就封锁事重新向英国交涉，而对于组织护航的事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时，英国的经济作战部就德国指责盟国扣留出口货物为非法一事发表了声明；⁽⁷⁴⁾而德国发给外国各报代表的声明，则对中立国家（其中显然针对荷兰，它是惟一被点名的国家）在英、法采取报复措施以后还不武装它们的商船或将商船组织起来加以护航表示惊讶（当英国人武装了他们的商船来对付潜水艇时，德国人曾利用这点作为任意布雷的藉口，并为此事谩骂英国人达两个月之久）。⁽⁷⁵⁾塞西尔勋爵在接见一个荷兰记者⁽⁷⁶⁾时指出，如果要求国际联盟来处理英、德冲突的话，中立国家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步骤，结果它们所付代价要比英国采取报复措施所付代价还要大。1939年12月30日，《泰晤士报》登载了该报驻荷兰记者的一篇长文，回顾了海上发生战事以后荷兰的情况。他说，荷兰人告诉他，荷兰前有恶魔，后有大海，而“你就是大海”；这篇文章的要点是，荷兰不顾英国的管制和德国的破坏，正在继续努力经营它的运输业。⁽⁷⁷⁾

1939年11月30日俄国入侵芬兰，⁽⁷⁸⁾芬兰向国际联盟的呼吁，在荷兰激起了广泛的同情，⁽⁷⁹⁾不过荷兰人觉得，芬兰按理是无法指望别的国家根据国联盟约第16条条文自发地采取行动的。荷兰政府的看法是，国际联盟当时没有威信，荷兰政府说，荷兰不会参加对一个被指明为侵略者的国家所采取的任何制裁行动，尽管荷兰可能在最终查明谁是侵略者的过程中进行合作。⁽⁸⁰⁾荷兰担心，德国与盟国之间的战事继续下去，最后只可能对俄国一个国家有利。⁽⁸¹⁾当芬兰战败时，荷兰人认为这是“盟国让它由命运摆布”。⁽⁸²⁾

第六节　1940年1月的惊恐

1940年新年伊始，荷兰是比较平静的。科林和德·格尔在1月1日和3日发表了广播讲话，科林以私人的身分讲话，同往常一样，讲得比较坦率，他说荷兰正在“进入一个极其危险的时期”，说中立国家已经在大吃苦头。他要求在“当前的动荡时期”保持警惕和信心。⁽⁸³⁾1月6日，从海牙发出正式警告，说任何损害荷兰完整的侵略都将遭到荷兰全力以赴的武装抵抗。但是，直到1月10日，害怕入侵、害怕也许不久就要遭到入侵的心理，才又在荷兰滋长起来。这一天，德国下令伞兵和滑翔机空降部队占领那慕尔以南默兹河上的两个渡口，由于传送命令的一架飞机在默兹河畔的默舍朗附近被迫降，命令落到了比利时人手中。⁽⁸⁴⁾这个行动计划是预定在1月7日⁽⁸⁵⁾于西线发动总攻击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利时政府没有把这些文件的原本给任何外国政府看过，但是它把文件的内容通知了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军事当局，并且立即增加了军事预防措施。荷兰军队的休假也因此取消了，14日，内阁召开了特别会议；但是这次会议的召开据说是因为欧洲总的局势有不祥的征兆，而不是因为接到任何报告说荷兰有新的危险，也不是因为泄露了蓄意针对荷兰的计划。⁽⁸⁶⁾甚至到了这个时候，不论比利时还是荷兰仍然不愿接受盟国的预先帮助。⁽⁸⁷⁾当德国了解到上述命令可能已被截获时，它似乎无可避免地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把进攻的日期提前，以便在盟国采取对策之前行动，要么改变计划，这就需要时间。恶劣的天气替德国人解决了这个难题，进攻终于推迟了。

到1月16日，虽然德国人在莱茵河以南临近荷德边界的地方增加了几个师，并在那个地区加紧修筑公路，使得荷兰人惶恐不安，但是低地国家的紧张情绪已放松了一些。伦敦方面认为，这种局面可能是德国故意制造出来的；而德国则指责盟国引起了这场惊恐。可是荷兰人说，他们的戒备并不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促成的；对于国际局势的报道，他们是惯于按照报道本身有无价值而加以判断的。⁽⁸⁸⁾从1月23日起，荷兰军队恢复了惯常的休假。⁽⁸⁹⁾

1月20日，当时任第一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说，⁽⁹⁰⁾这篇演说大大地激怒了荷兰人。丘吉尔说，中立的小国家在战争中正在首当其冲；它们的处境是可怜的，而且还要更糟。它们现在一面向德国卑躬屈膝，一面却认为盟国将会胜利。它们惟一的安全在于依靠英国和法国的护航。⁽⁹¹⁾如果它们按照国际联盟公约履行它们的职责，并同英、法两个大国站在一边的话，结果将会怎样呢？荷兰作出的答复是，荷兰的责任无需丘吉尔来规定。荷兰将保持其中立，即使德国的失败将更明显。丘吉尔正企图把一些中立的小国推上前线。而美国、意大利、日本又怎样呢？一些大国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蓄意无视国际联盟，而对作为国际联盟成员国的中立小国家提出要求，那是不合理的。⁽⁹²⁾

荷兰政府想要全部保持民主制度，⁽⁹³⁾但是军事当局对政府的职责却有不同的概念，这种意见上的分歧由于总司令I·H·雷因代尔斯将军在1940年2月5日辞职而变得更明显。⁽⁹⁴⁾他曾想对平民的生活实行更严格的军事管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戒严。⁽⁹⁵⁾

荷兰人的思想被一些相互矛盾的宣传弄糊涂了。例如，2月中旬到达荷兰的一批德国商人，似乎正在企图散布这样的想法，即德国非常希望恢复正常的贸易，与此同时，德国的官方宣传却在谈论“即将作出的决定”。⁽⁹⁶⁾可是，荷兰似乎已在这场“古怪的战争”中稳坐不动，如果在它的船只接连沉没，间谍活动闹得人心惶惶，越过它领空的外国飞机数目日益增加和外国对它的船只进行空袭的同时，它还能够镇静自若的话。

阿姆斯特丹方面报道了德国一个新的企图，想强迫中立国家不要屈服于英国禁运管制制度；荷兰政府答复说，它非但不曾劝告其国民屈服，甚至还保留了禁止他们这样做的权利。⁽⁹⁷⁾3月3日，德国当局发表了一个公然进行威胁的声明，说任何一艘中立国的船只，只要停靠过英国的港口或是接受了英国禁运管制的条件，就要被击沉。3月30日，丘吉尔再度以战争为题发表广播演说。⁽⁹⁸⁾他说，欧洲许多小国正被威逼向德国提供物资，这种做法可能使战争延长，从而给许多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英国对那些不幸而同德国为邻的中立国家最为同情，但是如果这些国家由于自己的懦弱而助长了侵略者的势力，那就不对了。他认为，这些中立国随时会遭到钢铁和火力排山倒海般的袭击。荷兰人认为在这篇演说中，对中立国的责备是温和的，并且对它们的困境表示谅解。丘吉尔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两个问题：中立国家在道义上是否有义务参加封锁以向德国挑战？它们的自取灭亡又是否能保证盟国的胜利？张伯伦就加紧封锁发表的一篇演说，⁽⁹⁹⁾荷兰人理解为中立国必须把它们同德国的合法贸易置于英国和法国的监督之下；但是，如果这样做了，它们就将间接地偏袒盟国，结果破坏了自己的中立。

第七节　1940年4月9日至5月9日

4月9日，丹麦和挪威遭到了德国的入侵。荷兰内阁召集了会议，并宣布，除了某些小的例外，停止一切军队休假，这不是因为荷兰担心会有什么新的危险，而是为了表示有坚定的决心来捍卫自己的中立。据报道，荷兰人民确信，荷兰早已准备好应付任何事变，确信政府的政策和军事上的准备都无需任何明显的调整。沿着边界线和在海防工事内的军事单位，日夜严阵以待。⁽¹⁰⁰⁾科林说，没有人能怀疑荷兰的态度，甚至实力远胜于它的敌军也将发现它不好对付。⁽¹⁰¹⁾4月12日，荷兰报纸上登出了一则反对散布谣言和从事投机的警告。政府接着说，它既充分注意到外部的安全，也充分注意到内部的安全。它为了有吉斯林的先例而担心，正在告诫荷兰的国家社会党人（人们有些担心，政府对这些人的活动警惕不够）。4月15日，官方的一个声明说，荷兰人不会被交战国在他们四周散布的战争谣言弄糊涂。可是，荷兰虽然表示了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心，卖国贼在挪威所起的作用仍然是荷兰人的主要话题，人人都在怀疑身边的某人是失败主义者或卖国贼。在现代历史上，荷兰先前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怀疑的气氛（这时在比利时正有数千外侨被拘留）。⁽¹⁰²⁾4月19日，全国实行戒严，从而使军事当局凌驾于非军事当局之上；德·格尔号召人们保持安静和信心，他援用了沉默的威廉的策略，“任凭波涛汹涌，依然镇定自若”，他说，荷兰不存在同任何一个交战国就可能受到另一方攻击的事举行任何秘密会谈的问题。⁽¹⁰³⁾从27日起，总司令宣布暂停出版自由，对所有报纸实行严格的军事检查；人们有些吃不准，全面的军事干涉将达到何种程度，不过他们相信，这些措施将会有节制地实行。从4月9日起暂停的军队休假又恢复了。荷兰人对里宾特洛甫27日广播的反应是，在他为侵略挪威所作的辩解中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更加看不出侵略丹麦又有什么理由；他们决心使火药保持干燥，使土地保持潮湿。⁽¹⁰⁴⁾

5月4日，荷兰政府突然接到报告，说荷兰可能在几天内遭到入侵；这个报告在第二天从另一方面得到了证实，虽然对于确切的日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¹⁰⁵⁾这个情报没有转告盟国，以免德国人可能听到风声，而指责荷兰破坏中立；同时人们怀疑，盟国即使接到这样的临时通知，又能给予什么帮助呢。⁽¹⁰⁶⁾5月7日，休假取消，正在休假的人毫无例外都被召回。没有讲明理由，只是说这个决定是由于“国际局势进一步地动荡”；不过荷兰人已经习以为常地听到“狼来了”的叫嚷，看到在前几个月内采取过这么许多相同的措施，所以他们在当天和后一天都镇定如常，尽管官方继续保持缄默。⁽¹⁰⁷⁾紧张的情绪甚至似乎放松了一些，这可能是由于英国外交大臣的一篇讲话，⁽¹⁰⁸⁾其中说到盟国的军队已从挪威撤出，以便在别处开展行动。这件事，以及法国和英国的军舰向地中海调动，似乎表明欧洲西北部可能将安定一个时期。⁽¹⁰⁹⁾同时，在荷兰，这时已有50万人武装起来，并且正在采取最后的戒备措施。⁽¹¹⁰⁾阿姆斯特丹的斯希普霍尔机场从5月10日起向所有的外国飞机（实际是德国飞机）关闭，何时开放，另行通知，被指控为间谍的人每天都有被逮捕的。⁽¹¹¹⁾

第八节　1940年5月10日的突然袭击

德国在5月10日凌晨4时开始进攻，事先没有警告。⁽¹¹²⁾这个消息立刻用电话传到了伦敦和巴黎，荷兰人长时期以来曾一直拒绝就援助事做任何准备，甚至拒绝为此举行初步商谈，⁽¹¹³⁾这时却来寻求援助，并且立刻得到了援助，⁽¹¹⁴⁾于是荷兰就加入了盟国。⁽¹¹⁵⁾当天早晨6时15分，里宾特洛甫交给荷兰驻柏林公使一份长长的备忘录；⁽¹¹⁶⁾戈培尔在7时广播；大约同时，德国驻海牙公使冯·策希向范·克勒芬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后者是从内阁会议上离席来接受的；⁽¹¹⁷⁾那天早晨，里宾特洛甫向德国和外国报馆的代表发布了一项声明。⁽¹¹⁸⁾

德国为进攻低地国家辩解的主要论点如下：盟国旨在扩大战争；它们占领斯堪的纳维亚的计划已彼挫败。它们的舰队调往地中海是耍花招；它们真正的目标是鲁尔，德国政府已证实，英、法两国企图取道比利时进攻德国。⁽¹¹⁹⁾德国先前尊重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是以这些国家遵守严格的中立为条件的；已经有许多实例说明了它们不守中立的态度：它们的报纸怀有敌意，领导人物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同样怀有敌意；两个国家的参谋总部的高级官员曾实际帮助过英国保密局，以图引起革命和推翻元首；⁽¹²⁰⁾荷兰和比利时只有在东部边界设防，只有在那里动员兵力⁽¹²¹⁾（显然是在同英、法两国参谋总部取得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作出的部署）；荷兰对英国飞机几乎每天侵犯其领空只进行极其软弱的抗议；此外还有其他不守中立的证据。⁽¹²²⁾（上述）里宾特洛甫的备忘录，在其附件中附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1940年5月4日的一份报告（煞费笔墨，强词夺理），举例说明了荷兰和比利时的“片面的中立”，⁽¹²³⁾以及德国内政部1940年3月29日的一份报告，罗列了据说英国保密局在“荷兰和比利时怂恿下”进行活动的详细情节。⁽¹²⁴⁾

荷兰和比利时驻柏林的公使在5月10日试图把抗议入侵他们国家的照会交给德国外交部，但遭到拒绝。威廉明娜女王本人在同一天发表了一个声明，“对这一史无前例的背信弃义和破坏文明国家之间一切正当关系的行为提出愤怒抗议。”⁽¹²⁵⁾

战争的进程使得女王以离开本国为是，5月12日，她偕同王室到了英国。⁽¹²⁶⁾13日，她用无线电话通过纽约发表了告荷兰人民书，说政府已迁到英国，留在荷兰人手中的荷兰领土，不论在欧洲境内还是在欧洲境外，都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总司令可从军事观点出发采取一切必要的和正当的措施；各地方当局要竭力为居民办事，尤其要为维持治安出力。她在向全世界发表的声明中，说明了她离开荷兰的理由，她说事情已变得很清楚，侵略者的首要目标是俘获王室和政府成员，从而使这个国家丧失一切领导和依法组成的权力机构。

政府方面，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在德国开始入侵的当天飞到英国，到5月14日凌晨，内阁其余成员也到了英国。他们得到了广泛的应急权力，能立刻开始工作，把斗争继续下去。⁽¹²⁷⁾

附录：沙斯少校关于1940年5月9日柏林事件的证词⁽¹²⁸⁾

1940年5月9日星期四午后，我同奥斯特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触。晚上7时我去找他。我几乎每天都去找他。当时他告诉我，此刻真正是一切都完了，他说，在西线发动侵略的命令已经下达，希特勒已抵西线。不过他也对我说：“仍然存在一种可能性，即事情将会推迟。这样的事我们经历过三次了。因此让我们再等一等吧。9时半是关键时刻。如果到9时半命令还没有撤销，那就‘最后决定了’。”然后奥斯特和我在市里一起吃了饭。自然，这多少有点丧宴的味道：我们又仔细回顾了一下我们做过的事情。他还告诉我，丹麦的事发生以后，曾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因为发现有些消息走漏了。但是虽然发动了调查，却没有怀疑到我本人，而是怀疑比利时的武官，因为他们认为他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中的天主教人士有联系。这时奥斯特说：“所以我们的事干得挺不错。直到目前他们还没有弄清事情的底细。”等我们在市里一起吃了饭，到9时半我就跟他一起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我等在外面的黑暗处，隔了20分钟奥斯特出来，说：“老兄，现在真是一切都完了。命令没有撤销。那头蠢猪已到西线去了——现在真正是一切都完了。希望我们在这场战争以后再能见面”，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谈话在同样的情绪下继续下去，然后我就赶回我的使馆，同时要比利时武官在使馆里碰头。他正等在那里，我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以后，他就急忙赶回他的使馆去报告。我则拿起电话机，关照接海牙的陆军部。这种时刻自然是令人永远难忘的，因为在等待接通电话的那20分钟内，我们简直紧张得要命。20分钟后，电话接通了，接电话的幸而是一个我熟悉的军官波斯特·于伊泰尔韦尔中尉——现为上尉；我同他的谈话大意如下：我说：“波斯特，听得出我的声音吗，嗯？我是沙斯，在柏林。我只有一件事告诉你。明天一早，在拂晓时：要顶住！〔Houd je taai!〕请你复述一遍吧！自然你是听得懂的啰。”他复述了一遍，最后他说：“那么210号信收到了吗？”我复述了一遍，并说：“是，210号信收到了。”这是我们在最后时刻商量好的一个密码代号。“200号信”表示入侵，而最后的两位数字则将指明入侵的日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是“210号信收到”。当晚的事并未就此结束，不过无论如何我的报告总算传达到了。过了一个半小时，范·德·普拉斯赫上校打电话给我（范·德·普拉斯赫上校是国外情报处的领导人）。他在电话里多少有点怀疑地说：“我听说你那里情况不妙，尊夫人要动手术。真糟糕！所有的大夫你都请教过了吗？”由于这是我再度公开地受到责难，⁽¹²⁹⁾听到这些话我非常生气，于是除了别的话以外，我说：“喂，我不明白，你干嘛在这种时候还要跟我纠缠。你现在是知道的嘛！除了动手术，目前已别无办法。我已经同所有的大夫谈过了。明天早晨就要动手，在拂晓时。”说完我就把电话听筒扔回到挂钩上。……

这样，我在柏林的武官任务就结束了。我已经干完了我的事。我回到旅馆里，拿了牙刷和睡衣裤到使馆去睡觉，因为公使不希望我再离开使馆。第二天早晨5时半，公使砰砰地敲我的门，说：“现在气球真正升起来了。我得去见冯·里宾特洛甫。”于是他就找冯·里宾特洛甫去了，我们则打开了收音机。这时我们听到了正在入侵的消息。

(1)　关于荷兰的“没有保证的中立”，见《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157—160页。参阅德·格尔在1939年11月13日的广播（见下文，原著第131页）和《泰晤士报》，1939年9月16日。

(2)　例如当希特勒在1937年提出保证荷兰中立的时候（见《概览，1937年》，第1卷，第353页）。

(3)　同上书，第158页，以及下文，原著第134页，第135—136页。

(4)　见E·N·范·克勒芬斯；《荷兰的遭劫》〔（E.N．van Kleffens；The Rape of the Netherlands），伦敦，霍德与斯托顿，1940年版〕〔以下简称范·克勒芬斯〕，第15—16页。又见巴塞洛缪·兰德希尔编；《荷兰》〔（Bartholomew Landheer，ed.：The Netherlands），伯克利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43年版〕〔以下简称兰德希尔〕，第144—147页。

(5)　范·克勒芬斯，第16页。

(6)　见荷兰外交部；《1939年11月以前的重大外交事务摘要》〔（Netherlands，Foreign Ministry: Overzicht van de voornaamste tot November 1939 ..．behandelde ..．aangelegenheden），海牙，国家印刷总局，1939年版〕〔以下简称《橙皮书，1939年11月》（“Orange Book”，November 1939）〕，第5—6页。

(7)　两国的保证分别于1939年8月26日和9月1日作出（《橙皮书，1939年11月》，第6页，以及范·克勒芬斯，第38—41页）。

(8)　分别见《橙皮书，1939年11月》，第6—9页和范·克勒芬斯，第51—53页。

(9)　范·克勒芬斯，第42—43页；关于荷兰水防工事的情况，见同上书，第43—45页。

(10)　见荷兰议会第二院；《政府调查委员会，1940—1945年》〔（Netherlands，States-General，Second Chamber: Enquêtecommissie Regeringsbeleid，1940—1945），海牙，国家印刷总局，1949年在刊印中〕〔以下简称《调查委员会》〕，1B，第23页。

(11)　见下文，原著第125页注⑤（即本书第173页注④。——译者）；并见荷兰外交部在《每日电讯报》（1939年6月26日）否认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海军军官可能授权与英、法两国军官在新加坡会谈一事。中立的政策一直维持到1940年5月10日；尽管在1940年4月9日即在丹麦和挪威遭到入侵的那一天，《旗帜报》（Standaard）（在一篇据说由反革命党领袖和1933年5月至1939年8月的四届联合内阁的首脑科林博士撰写的文章中）说过，由于任何中立国家可能在任何时刻遭到进攻，因此老的中立概念已不再适用。万一荷兰遭到进攻，它应立即作出安排接受援助。如果它觉得受到两个方面的威胁，它就应当同两个方面作出安排〔转引自《电讯报》（Telegraaf），1940年4月10日〕。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报界多少支持。事实上，在1939年3月29日开始的英、法军事参谋会谈中已一致认为，盟国将无法帮助荷兰击退一次突然的进攻〔见埃利斯；《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战争，1939—1940年》，第5页〕。

(12)　的确，就德国政府来说，如果它把其他国家尊重中立的保证看得和它自己的保证一样无足轻重的话，那么它就有理由担心盟国会考虑占领低地国家以进占鲁尔区，这是德国“惟一的致命弱点”。见下文，原著第125页，注⑥（即本书第174页注①。——译者）。

(13)　这种小心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低地国家在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之间的态度，实际上丝毫没有影响希特勒的计划。

(14)　除了船舶和外交机构以外，在荷兰的欧洲领土上禁止悬挂一切外国旗（《橙皮书，1939年11月》，第19—20页）。

(15)　兰德希尔，第147页。又见L·德·戎；《荷兰抗击纳粹》〔（L．de Jong: Holland fights the Nazis），伦敦，林赛·德拉蒙德，1941年版〕，第5—6页。荷兰人希望德国将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愿意让荷兰保持开放，作为从海外进口的通道（如冯·毛奇所说的，荷兰是德国通向外界的肺脏），一面又担心，一个比—荷同盟既不会强大得足以成功地抵抗德国，还可能激怒德国，使之在进攻法国时把荷兰也包括在内。荷兰人认为，比利时无论如何将被侵犯，因为它直接处于法、德两国之间的军用公路上。

(16)　没有一个党派占有绝对多数，政府通常由各党联合组成。在1933年的选举中，共有54个政党（固然，有些是不重要的小党），其中包括一个“须德海”党和一个“反萧条”党。1937年选举后，在第二院的100个席位中占有79个席位的四个主要政党是；罗马天主教国家党（31席）、社会民主工党（23席）、反革命党（17席）、基督教历史同盟（8席）（兰德希尔，第100页）。1939年8月内阁发生危机，结果组成了以容克黑尔·德·格尔（基督教历史同盟在第二院的领袖）为首的联合政府，科林已在下院被击败。在这个联合政府中，社会民主党人首次参加工作，它得到了两院75%以上的支持（同上书，第101页）。德·格尔担任首相，直至1940年9月3日据说因病辞职为止。实际上他是失去了女王和大多数同僚的信任（见《调查委员会》，2A，第207页）。他由盖布兰迪教授接任，1941年2月，他回到了荷兰。德国人没有找他的麻烦。他发表过一些著作，设在伦敦的荷兰政府认为这些著作有通敌的倾向，败坏荷兰的士气，为德国服务。1947年，他因叛国罪受审，判处一年徒刑（因年迈而免刑）和2万盾罚款。德·格尔本人对此事的说法，见《调查委员会》，2B，第256页以后。

(17)　兰德希尔，第196页。

(18)　《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498页以后。

(19)　虽然1939年5月29日在列日举行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会议上，米塞在要求同德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同时，曾攻击了荷兰政府的亲犹政策（《人民观察家报》，1939年5月31日）。

(20)　兰德希尔，第129—130页。

(21)　《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498页。

(22)　当时流传而后来一再重复的有关德侨以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外组织（纳粹党的国外组织）和荷兰德侨协会的活动的报道，主要不是根据事实而是出于畏惧心理。曾在德国外事局供职的沃尔夫冈·楚·普特利茨于1947年12月立下的那份宣誓书（《调查委员会》，2B，第46—47页，德文本），我们阅读时尤其不可尽信。关于这一点的全面论述，见路易·德·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第五纵队》（Louis de Jong: The German Fifth Colum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C·M·热尔根据荷兰文修订本译出，伦敦，劳特莱奇与基根·保罗，1956年版（该书于1953年在阿姆斯特丹初版）。

(23)　“在德国重占莱茵兰以后，荷兰已别无他法”，只得坚持中立的政策（兰德希尔，第147页）。

(24)　按照这个荷兰观察家的看法，“同法、英缔结政治或军事同盟的任何行动，都将是使他们的国家迅速遭到入侵的信号”（同上）。至于盟国的一些援助计划，没有一个是同荷兰和比利时的总司令部协调的，而且这些计划只有通过低地国家的请求方才能够实施，见丘吉尔，第1卷，第377—380页，第457页，第473页，第505页；美国版，第1卷，第480—483页，第578—579页，第599页，第641页。

(25)　关于德国早在1939年5月就企图在发生这样情况时用武力占领荷兰和比利时空军基地一事（“中立的声明可以置之不理”——就是说，德国不能信赖低地国家不致被迫参加盟国），见1939年5月23日希特勒和他的三军高级将领在德国总理府举行的一次讨论的正式记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7卷，第546—556页（079–L）；《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33号〕。参阅1939年11月23日希特勒就战争形势同三军总司令的讲话：“破坏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是无关紧要的。等我们打赢时，没有人会追究这件事”〔《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335页（789–PS）；《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384号，第445页〕。占领低地国家的目的，是从那里的空军基地进攻英国，并保卫鲁尔——“我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鲁尔”（同上书，第444页）；正是这个假定存在的法、英取道荷兰和比利时进攻鲁尔的计划，被作为1940年5月10日入侵的一个藉口（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0卷，第284页；范·克勒芬斯，第124页）。

(26)　希特勒采取攻势的方针同他的总司令勃劳希契、莱布和其他将领想妥协媾和的希望之间的抵触，造成了希特勒同勃劳希契关系的冷淡，并使希特勒发表了上面一个注解内所提到的第二次讲话。勃劳希契在当天即1939年11月23日晚间提出辞呈，但被拒绝。曾经有人企图在德国军队中组织一个抵制希特勒政策的统一战线，这是军队中对抗纳粹党的斗争，可是失败了〔关于德国内部反抗希特勒的详情，见汉斯·罗特费尔斯；《德国反对希特勒的运动》（Hans Rothfels: The German Opposition to Hitler），伊利诺伊州，欣斯代尔，雷格纳里，1948年版，散见书中各处，埃贝哈德·策勒；《自由魂；7月20日》（Eberhard Zeller: Geist der Freiheit: Der Zwanzigste Juli），慕尼黑，里恩，1952年版，散见书中各处；J·W·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1918—1945年政治生活中的德国军队》（J.W．Wheeler-Bennett: The Nemesis of Power: 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1918—1945），伦敦，麦克米伦，1953年版，第456页以后〕。

(27)　见汉斯·贝尔恩特·吉斯维乌斯；《至死方休》，两卷本（Hans Bernd Gisevius: Bis zum bittern Ende），苏黎世，弗雷茨与瓦斯穆特，1946年版，第2卷，第148页，1948年在伦敦由凯普出版英译本（一卷本）。罗特费尔斯（《德国反对希特勒的运动》，第29页注⑫）认为，对上书“应以批判的保留态度”来阅读。德国军队中反对希特勒的人希望，当他遭到一次严重挫折（einen ernsten Rückschlag）的时候，他们的机会就来了（策勒；《自由魂》，第23页）。

(28)　见《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13—20页，第37—41页。

(29)　又见下文，原著第132—134页。

(30)　盟国实行禁运政策的情况，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和中立国》，第6页以后；参阅《泰晤士报》，1939年9月15日。

(31)　《橙皮书，1939年11月》，第9—19页。又见荷兰外交部；《1939年11月—1940年4月重大外交事务摘要》（Overzicht van de voornaamste ..．behandelde ..．aangelegenheden，November 1939—April 1940），海牙，国家印刷总局，1940年版〔以下简称《橙皮书，1940年4月》〕，第26—52页。

(32)　范·克勒芬斯，第78—80页；并见下文，原著第132页。

(33)　同上书，第72页；并见下文，原著第137页注②（即本书第188页注③。——译者）。

(3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7号。

(35)　《泰晤士报》，1939年9月25日。当时法国未设情报部长一职，法国的新闻检查制度是“专横顽固的”（见下文，原著第184页）。

(36)　同上，1939年9月27日。对于可能的“俄德统治下的和平”所作的评论，见同上，1939年10月2日；英国首相（10月3日）和外交大臣（10月4日）就同一件事发表的演说，见下院辩论，第5辑，第351卷，第1855—1857栏，以及上院辩论，第5辑，第114卷，第1324—1430栏。

(37)　有关这篇演说，见上文，原著第99页。

(38)　范·克勒芬斯，第85—86页。荷兰政府当时没有表现出害怕德国进攻（《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308号）；但是11月2日德国驻海牙公使冯·策希伯爵报告，由于从法国和英国方面传来德国打算入侵的谣言，该地有忧虑不安的初步迹象（同上书，第322页）。

(39)　《新鹿特丹报》（Nieuwe Rotterdamsche Courant），1939年10月10日（两篇文章）。

(40)　有关此人的情况，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第214页和注②以及第514页以后。

(4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38号，第143—144页。

(42)　同上书，第242号和注⑤。冯·巴本下次到柏林时，受到了里宾特洛甫的申斥，责备他把自己和菲塞尔的谈话告诉了希特勒（同上书，第283号和注①）。

(43)　见同上书，第210号，冯·策希向柏林报告，说范·克勒芬斯认为盟国对希特勒演说所作的评论使和平解决的门依然敞开，因为评论中“没有提到波兰”〔5天后（1939年10月12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52卷，第563—568栏），张伯伦的演说倒偏偏提到了波兰〕。在同一份电文中，冯·策希还报告说，范·克勒芬斯建议同伦敦打交道。

11月5日，范·克勒芬斯用电话邀集德·格尔和迪克斯霍尔恩将军（1939—1940年任国防大臣），告诉他们，他从英国人那里得到警告，说德国即将进犯。批评德·格尔和范·克勒芬斯的人说，这次会晤是改变政策和改变军队部署的开始；说中立的政策这时只是一种掩护，如果德国人发动进攻的话，不会对之进行认真的抵抗。1948年，荷兰调查委员会承认在范·克勒芬斯的寓所进行过这次会晤的事实，但不接受这样的责难，这种责难等于控告叛国罪（《调查委员会》，2A，第16页以后）。

(44)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第585页。

(45)　范·克勒芬斯，第86—88页。这一联合措施产生经过的详情，见下文，原著第153页。该建议的译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332号。建议和答复的原文，见《橙皮书，1940年4月》，第5—6页；又见《泰晤士报》，1939年11月7日。

(46)　《泰晤士报》，1939年11月9日。

(4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332号注②；参阅范·克勒芬斯，第90页。这一消息传达后荷兰的看法，见《泰晤士报》，1939年11月13日。

(48)　同上书，第356页注⑤；参阅范·克勒芬斯，第91页。

(49)　国外同样对此感到意外；认为只有发生某些非常紧迫的情况（例如获悉德国即将侵入低地国家）才会使利奥波德国王前去海牙（见《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11月9日）。国王的这次访问，果然是由于德国谍报局的参谋长奥斯特将军给荷兰和比利时驻柏林公使的一个小心的警告（见下文，原著第142页）而促成的，警告预计将于1939年11月12日拂晓发动进攻（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477页）。

(50)　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334号。“这时已得到十分肯定的报告，大意是说德国将于11月12日星期日拂晓时发动进攻”（范·克勒芬斯，第90页）。现在已经弄清楚，德国进攻低地国家的日期本来确实是计划在这一天（吉斯维乌斯；《至死方休》，第2卷，第151页，第161页），但推迟了多次（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5卷，第382页；惠勒–贝内特，前引书，第472页注③）。关于德国在军事上的准备和荷兰军服走私到德国，见范·克勒芬斯，第84—85页。

(51)　《纽约时报》，1939年11月10日。

(52)　《泰晤士报》，1939年11月10日、11日。

(53)　见吉斯维乌斯；《至死方休》，第2卷，第165页，第177—186页。有人认为这个计划可能是由海德里希（保安警察头子）和希姆莱（元首的党卫队长和警察头子）在希特勒的同意下策划出来的，其理由见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482—484页。

(54)　见1939年11月22日《泰晤士报》一篇发自鹿特丹的报道，其中引述了希姆莱的声明，说两个英国特工人员是中计被弄到德国的。希姆莱的声明中虽没有直接指责英国是慕尼黑炸弹案的同谋者，但是暗示了这一点。

(55)　整个文洛事件是一桩非常复杂的谍报阴谋。贝斯特和史蒂文斯得到了荷兰军事谍报局的头子范·奥斯乔特少将的许可，在荷兰的领土上同德国军队中反对希特勒的人士进行一次会晤，条件是他们要有一个荷兰参谋军官陪同。德国当局探听到这个计划，对牵线人弗朗茨·菲舍尔进行了威胁，并巧妙地以它自己的一些特工人员取代。克洛普中弹后不久就死亡。于是就为克洛普伪造了诊断书和一份他根本不可能作的“供词”，这是“一个典型的杜撰伪造的阴谋”，此事的经过，见英国外交部于1948年1月致荷兰驻伦敦公使的信，英文本引用于《调查委员会》，2B，第114—116页。在这份被人信以为真的供词中，最有价值的资料（德文本载同上书，第111页；英文本载第116页），据说是克洛普供述的，英国和比利时在布鲁塞尔举行参谋人员会谈时，他曾列席；他被迫供认了“荷兰参谋总部和英国参谋总部之间的协定和谈判”，承认英、荷两国的参谋总部之间即将举行会谈。德国虽然煞费苦心地捏造了这份供词和伪造了克洛普的签字，但看来从未产生结果或者从未把结果公布出来，尽管在1940年5月10日曾就文洛事件本身大做文章〔见下文，原著第141页注⑤（即本书第193页注⑤。——译者）〕。德国人说克洛普的列席表明荷兰人已破坏了他们自称的中立；范·奥斯乔特在1948年10月给荷兰调查委员会的信中，说明当他开头同意并派出克洛普时，并不知道贝斯特属于“伦敦谍报局”（后来他命令克洛普撒手不管该事；但克洛普还是瞒着范·奥斯乔特干下去）。他当时认为这只是试探和平，而不是反对希特勒的阴谋（《调查委员会》，2B，第84—85页）。有关此事的详情，见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476—479页。据说希姆莱曾亲自下令逮捕贝斯特和史蒂文斯，如果可能的话，在德国领土上逮捕，否则就在荷兰领土上逮捕；因为他公开说过，他认为上一天谋杀希特勒的案子是英国保密局干的，而且可能就是贝斯特和史蒂文斯自己干的（《调查委员会》，2B，第98页）。但是从希姆莱在1939年11月12日给希特勒的一封信（同上书，第123页）看来，情形似乎是希特勒缺少向荷兰宣战的理由，曾责令保安警察找一个理由。在1939年11月23日的演说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334页；《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384号，第445页），希特勒说要求归还克洛普的尸体是荷兰政府所干的最蠢的事之一，这样就无异承认了荷兰的一个参谋军官曾从事于同中立背道而驰的勾当。他接着说，“在适当的时机”，他将“利用这一切并用以促进我的行动”。当事人对此事的叙述，见1948年7月贝斯特的广播稿，英文原稿引用于《调查委员会》，2B，第87页以后；以及S·佩恩·贝斯特上尉；《文洛事件》〔（Capt．S．Payne Best: The Venlo Incident），伦敦，哈钦森，1950年版〕，尤其是第1章和第2章。又见M·范·布兰肯斯泰因的文章，《誓言报》（Het Parool），1947年3月8日，引用于《调查委员会》，2B，第63页以后。

(56)　例如《人民观察家报》，引自《泰晤士报》，1939年11月13日。

(57)　见上文，原著第128页注⑤（即本书第177页注⑤。——译者）。

(58)　参阅《调查委员会》，1B，第94页。

(59)　《泰晤士报》，1939年11月20日。《时报》（1939年11月21日）报道了意大利的正式辟谣。

(60)　见《调查委员会》，2A，第16页，第19—21页。范·克勒芬斯说，这件事他记不起了；如果当天有会议的话，他可能会向内阁报告；他不认为这件事重要得要召开一次临时会议；而临时的内阁会议是不作记录的（同上书，第12页）。1940年1月12日，海德里希报告里宾特洛甫，有一个自称接近荷兰内阁“行动委员会”的可靠的机要特工人员报告，如果德国人通过比利时进军，荷兰将不采取任何行动；如果通过林堡南部，它将强烈反对，但不会进行反击或向英法要求帮助（《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11号）。

(6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377页。

(62)　德国在1939—1940年使用磁性水雷和盟国采取的反措施，见丘吉尔，第1卷，第392—401页，第561—565页；美国版，第1卷，第499—510页，第706—711页。

(63)　《橙皮书，1940年4月》，第14—17页。“西蒙·博利瓦尔”号是在战争期间被击沉的第五艘荷兰船（《泰晤士报》，1939年11月20日）。

(64)　同上书，第8—14页。

(65)　同上书，第17—23页。

(66)　《泰晤士报》，1939年11月23日。又见范·克勒芬斯，第79—80页。

(67)　下院辩论，第5辑，第353卷，第1033—1034栏。又见1939年11月22日塞西尔勋爵的发言（上院辩论，第5辑，第114卷，第1874—1876栏），其中对“特准运照”制度作了简单的说明。参阅《概览，1939—1946年；大战和中立国》，第19页以后（见该卷索引“特准运照”条）。

(68)　内阁的命令公布在1939年11月28日的《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上，从12月4日起生效。

(69)　《泰晤士报》，1939年11月24日和27日。

(70)　同上，1939年11月27日。

(71)　同上，1939年11月30日，有一段评论，认为德国似乎正在制造和保持对荷兰经常不满的情绪，以便需要时可以作为藉口或达到其目的的手段。《乌得勒支新闻报》〔（Utrechtsch Nieuwsblad），1939年12月9日〕说，德国指望中立国家抵抗英国的禁运管制，那是不合理的；而且，英国人毕竟没有因文洛事件对荷兰施加压力。如用武力来反抗英国的封锁，那就清楚地表明，荷兰要同英国作战（《泰晤士报》，1939年12月7日）。

(72)　《乌得勒支新闻报》，1939年11月30日。

(73)　《海牙邮报》（Haagsche Post），1939年12月2日。

(74)　《泰晤士报》，1939年12月1日。

(75)　同上，1939年12月7日。

(76)　1939年12月12日《电讯报》报道。

(77)　1940年1月底张伯伦说，英国人没有击沉过一艘中立国船只（《泰晤士报》，1940年2月1日）。冯·策希就鱼雷袭击荷兰船只事给柏林的一份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35号。

(78)　见上文，原著第73页以后。

(79)　到1940年1月中旬，荷兰红十字会已为芬兰募集了25万盾（《泰晤士报》，1940年1月18日）。

(80)　《泰晤士报》，1939年12月11日。

(81)　同上，1939年12月14日，引用了《新鹿特丹报》。

(82)　《商业汇报》（Algemeen Handelsblad），1940年2月13日。

(83)　《泰晤士报》，1940年1月3日和4日。

(84)　见下文，原著第155—157页。

(85)　疑为17日之误。——译者

(86)　《泰晤士报》，1940年1月15日。

(87)　丘吉尔（第1卷，第440页；美国版，第1卷，第557页）说：“当时我听到了这一切，在我看来，比利时人不愿订出计划邀请我们派兵进去，是难以置信的。”

(88)　《泰晤士报》，1940年1月16日和17日。

(89)　另一方面，处于戒严状态的地区已稍微扩大，从1月22日起对外国报纸记者实行军事检查。盟国军队已从17日起恢复了休假，这是从发生惊恐以来的第一次。

(90)　演说词见《泰晤士报》，1940年1月22日。

(91)　据报道，在检查中立国的船只方面稍微作了一些让步，《泰晤士报》，1940年1月18日。

(92)　同上，1940年1月23日。

(93)　据范·克勒芬斯说，尽管非到迫不得已时，谁都不想削减民权，可是对于军事管制反对得最厉害的却要数德·格尔（《调查委员会》，2A，第48页）。

(94)　见《泰晤士报》，1940年2月6日。总司令在宪法上的地位，例如，他是隶属于女王还是隶属于内阁，在《调查委员会》，1A，第7页以后有详细的论述。雷因代尔斯和政府之间有过一个君子协定，规定他不得行使按照1939年9月1日宣布战争状态时授予他的全部权力（同上书，第20页）；但是后来他逐渐认为这个协定不符合宪法，并试图把它作废（同上书，第21页）。有些人认为政府对雷因代尔斯约束过分，并干预纯粹战术性的问题（例如，见同上书，1B，第76页）。争论一直继续到战后（例如，见同上书，第59页以后），在雷因代尔斯和迪克斯霍尔恩刊行的小册子中仍继续展开争论。雷因代尔斯〔见下文，原著第142页注②（即本书第194页注④。——译者）〕于2月6日由温凯尔曼将军接任。

(95)　直到4月19日才宣布军事管制法，并在全国实施（范·克勒芬斯，第97页；《泰晤士报》，1940年4月20日）。

(96)　《泰晤士报》，1940年2月15日。

(97)　《泰晤士报》，1940年3月1日和2日；又见上文，原著第132—133页。

(98)　演说词文本及荷兰人对这次演说的评论，见《泰晤士报》，1940年4月1日。

(99)　1940年4月2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59卷，第41—44栏：“盟国决心竭尽全力来彻底进行经济战”。张伯伦也提到，除了同别的国家以外，特别同荷兰订立了战时贸易协定（荷兰官方公报上有记载；见《泰晤士报》，1940年4月6日）。

(100)　《泰晤士报》，1940年4月12日。戒严范围在4月13日进一步扩大。

(101)　《电讯报》，1940年4月11日。

(102)　《泰晤士报》，1940年4月20日；又见下文，原著第158页。

(103)　政府在上一天曾说过，它不寻求任何国家（指日本）的帮助来保卫荷属东印度（同上，1940年4月19日）。这是答复日本4月15日关于日本同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关系的声明（见下文，原著第580页），并可能同3月底德国船只准备离开这些水域的荷兰港口一事有关（同上，1940年3月30日）。

(104)　《泰晤士报》，1940年4月29日和30日。

(105)　见范·克勒芬斯，第102—103页。惠靳–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495页）说，这个消息来自荷兰驻柏林武官G·J·沙斯少校〔见下文，原著第142页注②（即本书第194页注④。——译者）〕。将近4月底时，已经接到过一个警告；隶属于德国谍报局而同时又是慕尼黑的大主教福尔哈贝尔红衣主教的外交代表的约瑟夫·米勒博士（见罗特费尔斯；《德国反对希特勒的运动》，第133页），应贝克将军的要求，告诉在罗马同他接线的人说，预料西线的进攻必将在8天至10天内发动（策勒；《自由魂》，第307页注）。

(106)　同上书，第103页。

(107)　《泰晤士报》，1940年5月8日和9日。荷兰驻伦敦记者知道战事已经迫在眉睫，可是他们的通讯被扣压着不让发表，以免公众惊恐（德·戎；《荷兰抗击纳粹》，第8页）。

(108)　1940年5月8日，上院辩论，第5辑，第116卷，第346栏。

(109)　德国的宣传竭力加强这种看法。见德意志广播电台广播稿，引用于范·克勒芬斯，第107—108页。

(110)　同上书，第105页。

(111)　《泰晤士报》，1940年5月10日。国家社会党刊物《米斯托尔恩》的编辑于4月29日被捕，该刊物以亲德和反犹而臭名昭著，5月3日阿姆斯特丹报道，有许多人因危及国家安全罪而被捕，其中包括罗斯特·范·托宁根（国家社会党办的一家日报的编辑），国家社会党办的另一期刊的发行人，以及一个共产党员。米塞没有被捕。1948年，盖布兰迪向荷兰调查委员会控诉德·格尔在逮捕亲德的人之外，还逮捕了共产党员，以讨好德国。德·格尔讲他是胡说。调查委员会在问过许多证人以后，作出了“查无实据”的判决。它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共产党员被捕（所有的监狱记录在战时都被毁）。它发现被捕的人数是一名或一名以上（《调查委员会》，2A，第58—59页）。

(112)　德国曾向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作过11次保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卷，第132页）。这真是“德国的信用；言而无信”。在这一天，希特勒向士兵们说：“今天开始的战斗将决定德国人民今后1000年的命运”〔《慕尼黑最新消息报》（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纽约时报》，1940年5月11日〕。这一天英国的张伯伦辞职，以丘吉尔为首的联合政府组成。荷兰军队打得很勇敢，但是被迫于5月14日投降。投降书于15日签订，但是在泽兰，战斗继续到17日（见德·戎；《荷兰抗击纳粹》，第10—14页）。对于荷兰政府来说，不论是荷兰在欧洲的部分还是在海外的领土，都从未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投降（见范·克勒芬斯的信，载《泰晤士报》，1940年6月20日）。

(113)　“如果我们先前和盟国进行军事会谈的话，德国谍报局毫无疑问会掌握情况，结果将因我们的行动而招致德国立即进政。这简直等于是自取灭亡”（范·克勒芬斯，第118页。这是范·克勒芬斯在他的书中第二次采用最后一句这样的说法）。当进攻已经开始而向盟国求援，盟国确实无法给予足够的援助来及时阻止荷兰被征服；但是克勒芬斯却假定，即使早些发出呼吁，盟国仍然无法这样做（同上书，第189页），因而认为荷兰的确别无他法，要么自取灭亡，要么等着任人宰割。事实上，荷兰人未能预见到，归根到底，这样做是不会成功的。

(114)　盟国支援荷兰的行动，见埃利斯；《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战争，1939—1940年》，第49—52页。

(115)　密封的指示早已送给荷兰驻伦敦和巴黎公使馆的领导，这些指示只有在接到一个约定的密码代号时才能拆阅（这个代号只有在德国发动进攻时才会接到），内容是要求援助，特别要求在空战方面给予援助（见范·克勒芬斯，第110页，第117—118页）。雷因代尔斯不无理由地认为驻巴黎的公使知道密封指示的内容，他写信给驻该地的武官，不许他同法国参谋部谈这些内容（《调查委员会》，2A，第29页）。德国人在他们现在被人怀疑是否伪造的一份白皮书（第5号，1940年）中公布了这些指示，范·克勒芬斯指出（第131页注），德国的编者故意不说明这些密封的指示为其收件人拆开的情形。这一必要的说明被压下来，是为了给人这样的印象；德国入侵低地国家，是要赶在盟国应邀进入之前而采取的一个具有正当理由的行动。事实恰恰相反，这些指示是以德国已经开始侵入为先决条件的。荷兰驻伦敦公使通知英国外交大臣这一进攻消息的情形，以及盟国的迅速反应，见《泰晤士报》，1940年5月11日。

(116)　范·克勒芬斯，第128页以后。备忘录的原文见《法兰克福日报》（Frankfurter Zeitung），1940年5月11日。

(117)　这是一个先发制人的行动，它要求对方允许德军进入而不予抵抗，见范·克勒芬斯，第120—124页，以及《调查委员会》，2B，第17页。

(118)　原文见《人民观察家报》，译文见《纽约时报》，1940年5月11日。

(119)　对照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私下同他的三军总司令的谈话：“我不怀疑所有这些国家〔荷兰、比利时、瑞士〕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将使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来捍卫它们的中立。英国和法国将不会侵犯这些国家的中立。”〔《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342页（798–PS）；《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92号，第203—204页〕

(120)　这正是德国人拿出伪造的克洛普“供词”的时机〔见上文，原著第130页注③（即本书第180页注①。——译者）〕。

(121)　参阅范·克勒芬斯在其著作第154—155页所谈的内容。

(122)　见《泰晤士报》，1940年5月11日。

(123)　采用这一标题的一份报告的原文，见《法兰克福日报》，1940年5月11日；摘要的译文，见《纽约时报》，1940年5月11日。

(124)　在文洛遭绑架的贝斯特和史蒂文斯（见上文，原著第130页），据说是英国保密局的特工人员，在荷兰和比利时同许多高级官员有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和帮助来实现其目的，那就是；加强他们同德国国内反对派的接触，干掉元首及其最亲密的同事，并试图导致一个合乎英国愿望的和平，也就是说，恢复奥地利被合并以前的那种状态。报告中提到了范·奥斯乔特〔见上文，原著第130页注③（即本书第180页注①。——译者）〕的帮助，作为它所说的荷兰谍报局官员给予帮助的一个部分。范·奥斯乔特的妻子是英国人，他本人是海牙荷—英协会会长。他在1939年11月29日已辞去了荷兰谍报局局长的职务——人们认为这是由于德国的压力，因为他曾要一个荷兰参谋军官伴随贝斯特和史蒂文斯。这个报告的原文，见《慕尼黑最新消息报》，1940年5月11日，该报说，克洛普的“作证书”是如此重要，因而被逐字逐句地记载在附件1和附件2中。但报上并未登出附件。

(125)　《泰晤士报》，1940年5月11日。

(126)　德国人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细致。据说甚至（《调查委员会》，1B，第22页）入侵部队的参谋长事先曾在费南达尔住过两个星期，侦察了荷兰的阵地。他们的意图是要在侵入的第一天占领海牙，并威胁女王及其大臣们，如果威胁不倒，就加以劫持（见L·德·戎；《德国的第五纵队》，第69—76页，第184页）。

(127)　见范·克勒芬斯，第213—225页。

(128)　下面的一段材料摘自G·J·沙斯中校（在遭受入侵时是少校，荷兰驻柏林武官）在1948年召开的荷兰调查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证词〔沙斯的证词全文，见《调查委员会》，1C，第207—213页。此处引用的一段文字（荷兰文原文，载第211—212页）的德译文，刊登在1953年8月7日的《新报》（Neue Zeitung）上，以“胡彭科滕事件”为标题〕。正如下文所述，沙斯同德国谍报局的参谋长奥斯特接触频繁。雷因代尔斯不能相信奥斯特真会叛国，在文洛事件以后，他的行动特别小心。大家普遍认为，沙斯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们惟恐德国人可能正在通过他进行一场神经战（《调查委员会》，1A，第92页）。由于沙斯的许多次警告，除了这最后的一次外，都没有成为事实〔见上文，原著第129页注⑤（即本书第178页注⑥。——译者）〕，雷因代尔斯对他的信任减少了（总之沙斯和雷因代尔斯相处得并不好）；迪克斯霍尔恩说（《调查委员会》，1C，第648页），他和政府相信沙斯的报告。据沙斯说（同上书，第213页），似乎可以肯定，奥斯特是在1945年4月9日被慢慢地绞死的。1940年5月20日，先前驻柏林、当时驻伯尔尼的荷兰公使（他完全信任沙斯）给当时在伦敦的荷兰外交大臣呈上一份报告，谈了在入侵前最后几天内柏林发生的事，同上书，2B，第133—134页。这份报告是咨询了他的下属以后凭记忆编写的，因为所有的机密记录都已毁掉了。

(129)　事实上德国人从海牙听到了这次通话（见吉斯维乌斯；《至死方休》，第2卷，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