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意大利：从不交战到介入战争

凯瑟琳·达夫

第一节　意大利在1939年9月的态度

9月1日下午，意大利内阁通过了一项动议，阐明已经宣布的军事措施的预防性质，并申明意大利将决不首先采取军事行动。⁽¹⁾从一开始就讲明白，意大利不是中立，而是不交战。法西斯党本来以为，希特勒会避免在1942年底以前打一场全面的战争，在萨尔斯堡会谈粉碎了这种幻想以后，墨索里尼经过两个星期的犹豫，终于推托说，意大利尚未准备就绪；希特勒接受了他的决定，双方并且同意，应由意大利给予德国除作战以外的其他几种形式的援助。⁽²⁾可是，这个最后一分钟的权宜之计，仍然没有解决墨索里尼的主要困难，在这种困境中，他的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软弱地位，以及他的同胞不愿打仗的心情，是同他的居心叵测的个人野心，他的忧虑，以及他对自己的足智多谋过于自负的态度是相互矛盾的，后面的几个因素，曾促使他与德国缔结了同盟，⁽³⁾这时又使他越来越强烈地倾向于，只要看来可行，就尽早地介入战争。自从1937年9月访问希特勒以后，墨索里尼就一直深深地意识到德国的力量；盟国凭其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和松懈的组织，在战斗精神或经久耐战方面是否能够证明是纳粹的对手，他对此必然要产生怀疑。他密切地注视着法国人厌战的迹象和英法协约中出现的裂痕，他十分期望能看到，波兰战役结束后，西方国家部分地由于绝对没有能力从陆地上进攻德国的缘故，立刻会谈判议和。至于德国人，他还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强攻马其诺防线；⁽⁴⁾他也很可以自我安慰（像齐亚诺报道的那样），⁽⁵⁾当欧洲的那些巨人们在厮杀得你死我活时，意大利仍能自由自在地建立自己的力量。

但是，同墨索里尼的忧虑相比，这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他忧虑的是，如果议和的谈判在往后几个月内再不开始，如果意大利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始终保持不交战，它就将丧失掉自己在和会上的地位，丧失掉最后的机会，再也不能对西方国家和在东南欧实现自己的要求，⁽⁶⁾再也不能永远树立起自己的大国地位了。意大利也决不能跟德国疏远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危及与德国进行合作和要德国重新提出保证的政策，这项政策是在1936年以后逐渐形成的，一部分用意在于限制德国的势力扩张得越过勃伦纳山口⁽⁷⁾或向的里雅斯特扩张。⁽⁸⁾意大利的地位处于互相交战的欧洲列强中间，根据墨索里尼的看法，它无法既保持绝对的中立，又不把自己的地位贬低到像一个大型的瑞士那样，结果降格为欧洲政治足球联赛的乙级队（据说他在1940年1月曾同内阁这样说过）。⁽⁹⁾可是，甚至墨索里尼也认识到，意大利介入战争的时间，越迟越好；它必须要打的仗，越短越好；它能抓紧越多的时间来武装自己，它的介入能使局势发生变化和使战争结束的机会就越多。介入，只有站在德国的一边，这不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政策上的完全改变，而且也太危险了；因为，假如在西线继续进行围城战，而英法两国却不做任何事来帮助意大利，那么它就要落到波兰那样的下场。事实上，畏惧德国的心理，在墨索里尼的考虑中显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即使如此，这位最不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仍然继续不很认真地考虑着在地中海或巴尔干进行一场“并行”的战争，就像1937年11月间当英法忙于同意大利交战时，希特勒提议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¹⁰⁾

苏联入侵波兰，⁽¹¹⁾使意大利的处境更加复杂。在官方的鼓励下，作了一些努力（例如在博塔伊的《法西斯评论》中），把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看作几种殊途同归的思想体系，或是把苏维埃主义叫做“斯拉夫式的法西斯主义”，⁽¹²⁾但是，法西斯的统治集团，一旦同公众的舆论协调一致以后，就坚决地倾向于反共。此外，俄国进军东欧，威胁了意大利在多瑙河和巴尔干的势力范围，而德国采取的对策，则可能证明是把毛病越医越糟。一个持久的德苏协约，将不会有助于使德意轴心在德国得人心，相反，却可能贬低这个轴心在纳粹党眼中的价值，结果会使意大利再度成为欧洲的“单干户”。

其他一些更加出于个人的考虑，也对墨索里尼的心理起了影响。他过去经常鼓励意大利人铤而走险，1937年9月，他在五月广场⁽¹³⁾曾向德国的民众保证，法西斯主义将同其盟友并肩进军，战斗到底，他在不久以前还引用过但丁在蔑视那些罚入地狱的人们时所说的话，认为这些人由于摒弃了采取行动的机会而“a Dio spiacentied ai nemici sui”，⁽¹⁴⁾然而这时却被迫断然拒绝介入，袖手旁观，让希特勒去独力作战，这样，自己究竟算在扮演什么角色呢？使他更加痛苦的是，他不久就发现，尽管希特勒几次作了声明，德国人仍在指责意大利背信弃义地背弃盟友，而且还不是第一次叛离了。齐亚诺描述，墨索里尼被德国人取得的胜利深深地震动了，对德国时而不满，时而怀疑，他渴望自己在东南方进行冒险；⁽¹⁵⁾他一会儿准备宣布中立，一会儿又准备同希特勒讨论介入的事。齐亚诺说，墨索里尼的特点是，每逢他觉得自己面临僵局，或者需要在两种祸害中作出选择时，他就要发泄一通好战的情绪，不过，甚至在这种场合，齐亚诺可能也有些言过其实。齐亚诺自称，他曾希望发生一场长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意大利将隔几年再介入，也许站在盟国的一边介入，以反对德国和俄国，这使人们有时得到这样的印象，认为他之所以在《日记》中记下上述内容，是由于他希望，如果发生这样一场战争，他已早有准备，好用这些内容来证明他自己是正确的，并取悦于人。

第二节　内政

（一）政治和军事

在宣告不交战的时候，是非常强调以下各点的：强调意大利的行动自由；强调它决心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强调在对德国承担的义务方面是问心无愧的；强调它为防止战争和在公正地修订凡尔赛和约的基础上达成一项和约所作的努力；以及强调它在稳定地中海和巴尔干的局势方面所起的影响。⁽¹⁶⁾墨索里尼在9月23日向波伦亚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讲话时，宣称意大利将武装自己，准备应付任何挑战，并将支持任何恢复和平的努力；宣称与此同时他的同胞必须沉默、警惕、勤勉，并要克制，不要在船的航向问题上与领航员纠缠。⁽¹⁷⁾虽然，他在9月30日向热那亚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发表的一篇“非正式”讲话中，反复地谈到意大利在地中海“受监禁”的情况和战争的可能性，然而他坚决主张，意大利需要经过长期的准备才能打仗。⁽¹⁸⁾

大多数意大利人都以极其宽慰的心情接受了不交战的方针，并十分希望能够立刻得到繁荣和持久的和平。可是，政治形势却使墨索里尼有些担心。不久以前的紧急情况，尤其是部分的动员，已使一般民众中普遍流露出惊恐和不满情绪，尽管这种情绪只是暂时很剧烈，同时，对于法西斯党内的亲德派别，仍然需要加以约束，遏制其强行加快介入战争的步伐。据说，法西斯党的书记阿基莱·斯塔拉切、陆军部副大臣阿尔贝尔托·帕里亚尼将军、大众文化部大臣迪诺·阿尔菲耶里，在9月3日或9月3日以后不久，确实企图迫使这位领袖反对齐亚诺。⁽¹⁹⁾因此，在秋天，当墨索里尼像以往一样痛斥谩骂“反法西斯主义的犹太的、共济会的、媚外的残余”时，⁽²⁰⁾却把政府的控制稍微放松了一些，同时也准备好，一俟发生紧急情况，就重新再加紧控制。

10月31日的“换防”，是意大利内阁在1935年1月以后第一次普遍的改组，使即将离任的大臣中有6人蝉联原职，即：齐亚诺（外交）；保罗·塔翁·迪·雷韦尔（财政）；多梅尼科·卡瓦尼亚里（海军）；迪诺·格朗迪（司法）；朱泽培·博塔伊（教育）。其他的人中间，帕里亚尼将军和空军副大臣朱泽培·瓦莱将军，由乌巴尔多·索杜将军和弗朗切斯科·普里科洛将军接替；阿尔菲耶里（大众文化）由阿莱桑德罗·帕沃利尼接替；费利切·瓜尔尼埃里（外贸和通货）由拉法埃洛·里卡迪接替。⁽²¹⁾从1931年以来就担任党的书记的斯塔拉切，调任法西斯民团参谋长，民团这时正在编入正规军（改编的确切日期是1940年3月）。继任他的埃托雷·穆蒂——一个由于勋章而不是由于才智而引人瞩目的飞行员——是受到齐亚诺保护和资助的人之一，齐亚诺本想通过他来间接地控制党，但是这个希望不久就落了空。⁽²²⁾在冬季的时候，党的统治集团内有了许多新的任命，再加行政上的变动，把党更严密地置于执行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党员的人数在1939年10月为2 633 514人，从1932年以来，几乎全部是从各个青年团体中吸收的，在1939年12月间，扩大向退役军人和参加过阜姆战役的军人开放，据报道，到次年3月底为止，已有74万多人申请入党。⁽²³⁾

内阁改组以后，允许有稍微多一点公开表达意见的自由，反犹的法律执行得比较宽大，报纸上开始比较全面和更客观地报道国际形势和国内困难的消息，虽然还没有达到把优先采用德国方面的材料一反而为优先采用盟国的材料。评论外交事务的文章仍然罕见，而且语调是克制的，只是偶尔有几篇授意写的文章，以对意大利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内容为主题。⁽²⁴⁾

墨索里尼曾对他的陆军部和空军部的副大臣表示不满，因为这两人谄媚地向他作出许多保证，结果却办不到，他改组了总司令部，留任巴多里奥元帅为参谋总长，把帕里亚尼的权力分给索杜将军和鲁道弗·格拉齐亚尼元帅，由索杜担任副大臣，格拉齐亚尼担任陆军参谋长，这一搭配后来证明是最不协调的。仿佛要弥补失去的时间似的，在9月底以前，就拨给三军一笔174.76亿里拉的款项。⁽²⁵⁾10月间，把在危机时期征召服役的4个年度的士兵复员了两个年度，从12月1日起，又批准了第三个年度的士兵的假期，使实际入伍的人数减少到866 000人；⁽²⁶⁾但是，与此同时，陆军却补充了没有军衔的军官和技术人员，并继续推行它的那项有迫切需要的炮兵计划。海军有许多潜水艇和“伊姆佩罗”号主力舰下水，并且能够在意大利参战以前再造好两艘主力舰——“维托里奥·威尼托”号将于1940年4月建成，“利特里奥”号于5月建成。制订了计划，要使飞机生产成倍增长。与此同时，又非常优先地考虑了巩固北方边界（勃伦纳山口和东北方通往德国的各个隘口也不例外），构筑“利特里奥的阿尔卑斯壁垒”。⁽²⁷⁾

（二）经济

法西斯政府的经济政策比以往甚至更积极地致力于开发本国的资源和工业，诸如褐煤、铝、水力发电、造船、炼油、冶金、化学制品、人造纤维。未来的产钢计划每年要增加250万吨至400万吨，在战争爆发以后，这个数字又提高为约500万吨；⁽²⁸⁾与此同时，又拨出了大宗款项（似乎要强调政府的和平意图），用于公共工程（由利比亚和阿尔巴尼亚共同参与），用于开垦荒地和一项范围有限的在西西里岛实行土地改革的计划，用于在罗马建筑住房，用于举办墨索里尼切望举办的1942年展览会：而10月28日波梅齐亚新城的落成典礼，则标志了开垦蓬廷沼泽地的大功告成。

意大利政府在渴望建立起谷类、油料作物、肉类、木材、纤维素、棉花、橡胶、铜、石油、废钢和其他进口商品的供应时，完全改变了先前依靠限制进口来节约使用日益减少的外汇储备的政策。例如，意大利在战争的头6个月中就从美国进口了价值5 270万美元的货物，几乎相当于1938年全年进口总值的5/6。⁽²⁹⁾一面又作出努力去夺取英、法、德已撤出的巴尔干和拉丁美洲市场。意大利政府缔结了一系列协定，以增加意大利同法国、⁽³⁰⁾巴西、保加利亚、芬兰、荷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贸易。它同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订立了三边结算协定，⁽³¹⁾并开始以美国棉花供应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³²⁾按照意大利人的看法，纺织品出口最方便，但是，对方十分需要的却是工程材料、机器、船只和战争物资。同希腊所订的一项6亿里拉的飞机合同，只是因为意大利外贸与通货部坚持全部要以可流通的货币支付，而不同意部分以实物支付，才在最后一分钟告吹了。⁽³³⁾荷兰及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和巴尔干国家都在购买，或试图要购买意大利的船只和飞机，直到意军总司令部乃至一般的百姓都开始抱怨，说拨作出口的东西太多了。⁽³⁴⁾还有人建议，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支付意大利进口的货款，意大利的承包商应到出口这些货物的国家去承包公共工程。后来在1940年8月，果然同罗马尼亚签订了一项这种性质的协定。

运输也提供了盈利的机会。意大利在横渡大西洋的航运中享有特权的地位，许多流落在西半球束手无策的旅行者，都是出了应急票价，坐意大利的班船被遣返回国的。货运的收入也赚到了可以自由流通的货币，尽管因为需要保留舱位供给意大利自己进口货物的缘故，这笔收入是有限的。1939年9月，意大利大陆航空公司（LATI）新开辟了到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航线，两个月后，又开辟了横渡南大西洋至里约热内卢的航线。⁽³⁵⁾意大利的铁路和港口，也由于中立国的船运从北方的各港口转移到地中海而得到了好处。

但是，尽管为意大利的商品索取了高价，尽管定出了许多办法来鼓励出口商人，乃至最后答应他们除津贴外另发20%奖金，尽管从汇款中和从隐藏在国外的资金财产中竭尽所能地榨取了外汇，意大利银行的储备仍然从1939年1月1日的36.34亿里拉减少到1940年3月31日的26.01亿里拉。⁽³⁶⁾当年的国际收支差额预计显然将有40亿里拉的赤字，⁽³⁷⁾但是甚至在那时，仍然向国外定购了大宗货物。

在国内，意大利人起先吃到的苦头，主要是由于生活费用的上涨，而不是由于9月间实行的对消费品的不十分严格的限制，不是由于从2月份起实行的对咖啡和糖的定量供应，也不是由于真正的商品匮乏，除了新年期间缺煤以外。⁽³⁸⁾政府似乎在煞费苦心地平息不满的情绪。它不仅试图控制物价和镇压投机活动，而且扩大了对工人家属的社会福利津贴的范围，最后并下令增加工资，从3月起，从事农业、商业、工业的工人工资增加10%至15%，从4月1日起，政府雇员的工资增加10%。政府的开支达到了空前的数目，预算从1930—1931年度起就从未平衡过。1939—1940年度，出现了将近60亿里拉的赤字，1940—1941年度估计也有同样的赤字，常规预算以外的开支还不计在内，在1939—1940年度，这笔开支总数达200亿里拉。⁽³⁹⁾为了弥补亏空，政府征收了资本税和非常不得人心的营业税，发行了面值160亿里拉的五厘息的财政公债，并向意大利银行求援。总的经济景象是活动不稳定和紧张程度增加，意味深长的是，证券交易所的繁荣在1939年11月底达到了顶点，此后证券的价格就趋向于下跌。

第三节　介于盟国和德国之间的意大利

从一开始，英、法两国政府就极其重视使意大利不参战，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诱使它走向真正的中立。张伯伦仍然希望（像他在9月13日写给不久以前担任驻伦敦大使的格朗迪伯爵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意大利人民、意大利国王和意大利教会发挥其影响。⁽⁴⁰⁾据说，有些年纪较轻的法国军事领袖曾要法国向意大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意大利宣布是站在盟国一边，还是使其舰队保持中立。⁽⁴¹⁾可是，法国的内阁和总司令部的做法却不同。⁽⁴²⁾在1939年8月23日的作战会议上，甘末林和达尔朗极力主张，必须使意大利保持绝对的中立，甘末林指出，在当年的那个时候，要对意大利发动决定性的进攻是不可能的。⁽⁴³⁾来自意大利的威胁，在盟国的战略上留下了痕迹，这种痕迹表现在下面几点上：决定不攻打西壁防线；⁽⁴⁴⁾欧战一开始时英国的航运暂时改道不走地中海；⁽⁴⁵⁾法国在阿尔卑斯山区驻扎了10个法国师的兵力，在北非驻扎了14个师，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却只分别驻扎了9个师和4个师。⁽⁴⁶⁾意大利的不交战，使得法国方面能把这些军队调走一些，⁽⁴⁷⁾但是意大利在1940年4月和5月间走向交战前的状态，以及盟国随之而需要保留一些军舰，尤其是用于地中海的驱逐舰，据说曾经起了作用，使英国决定不攻打特隆赫姆峡湾，也使盟国决定撤离纳尔维克。⁽⁴⁸⁾

盟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讨好意大利。⁽⁴⁹⁾英、法两国政府表示了欣赏墨索里尼为和平而作的努力，⁽⁵⁰⁾希望进一步合作；它们答应避免发生可能妨碍相互关系的事件；它们甚至宣称毫无意图要强迫他决定赞成这一方或那一方。⁽⁵¹⁾它们提出，意大利可以扮演一个它乐意担任的角色，成为一个“伟大而友好的国家”，⁽⁵²⁾成为欧洲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成为一支在巴尔干与德、俄两国抗衡的力量，在那里，不经意大利的同意，盟国将决不动用魏刚的近东军团。⁽⁵³⁾盟国一面又在经济上予以诱导；⁽⁵⁴⁾它们在北非实行的一些反对意大利的措施（诸如征用汽车和限制使用银行存款），在齐亚诺于9月5日发出怨言以后，立刻就取消了。可是，在突尼斯、苏伊士、吉布提等问题上，却没有作出让步；⁽⁵⁵⁾是否要就这些问题举行谈判，完全由意大利来决定；这就难怪，对于盟国的这些友好的表示，意大利有这样的反应，即齐亚诺在同弗朗索瓦-蓬塞的谈话中，曾将其简洁地概括为：战胜就是最好的宣传。⁽⁵⁶⁾

另一方面，几个月来，德国人除了要得到意大利的一些好感外，很少在它身上浪费时间或精力。固然，希特勒9月3日致墨索里尼的信一开头就以庄重的语调宣称，命运终于将把他们两个国家结合在一起；接着又感谢墨索里尼在过去给予的支持，并恳求他在将来继续给予支持。⁽⁵⁷⁾但是，像希特勒9月1日在德国国会演说⁽⁵⁸⁾和18日在但泽演说时给予这位意大利“领袖”的那种公开的恭维，只不过是表面应酬，而且在但泽演说时他提到德国作出重大牺牲放弃了对南方的领土要求，却又把这些恭维话的味道冲淡了。⁽⁵⁹⁾希特勒也从没有采纳墨索里尼的建议，⁽⁶⁰⁾公布9月1日的电报，⁽⁶¹⁾否认有什么要求意大利支援的需要。

意大利在1939年8月使自己不受与德国结盟的约束这一行动，更加不受纳粹党人的欢迎，⁽⁶²⁾因为他们认为（应当指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意大利人已预先告诉英国人，德国人将要干什么，从而鼓励英国人最后承担义务与波兰结成同盟；而在纳粹党人的眼中，意大利的主要价值却是在外交上起一种平衡的作用，以产生与上述情况恰恰相反的效果。希特勒对他和墨索里尼的私交所存在的浪漫幻想⁽⁶³⁾仍未减少，对于轴心国的“遭受破坏”，他归罪于齐亚诺和意大利驻柏林的大使阿托利科，归罪于意大利的将领，归罪于萨伏依王室，他怀疑后者一直是意大利与英国通讯联络的渠道。⁽⁶⁴⁾至于意大利人民对轴心国的态度，他从来没有抱过幻想。⁽⁶⁵⁾希特勒对意大利的参战究竟重视到什么程度，有关的证据是零碎分散而又有点相互矛盾的。据雷德尔海军上将说（他本人极力赞成意大利参战），⁽⁶⁶⁾希特勒是希望意大利介入战争的，因为，既然德国在自己的造船计划尚未完成以前便进行了战争，而意大利的海军却拥有许多潜水艇，这就会特别有用。⁽⁶⁷⁾然而，在其他时候，希特勒却会怀疑，甚至他的亲密伙伴墨索里尼也可能只打算同法国作战，而到了需要集中所有这些非常宝贵的潜水艇来对付英国的时候，他却可能单独缔结和约。希特勒也认识到，意大利不能应付一场长期的战争，如果它保持不交战的话，德国的资源反而可以消耗得少些；⁽⁶⁸⁾同时，要想意大利在德国发动西线攻势得胜以前就参战，未免期望过高，⁽⁶⁹⁾虽然，在西线战役的后期，意大利的帮助可能是有用的。不过，由于希特勒希望在1939年10月中或11月发动这次攻势，因此相隔的时间大概不会长久。同时，意大利已同意在毗连法国的边界上集结军队，派工人到德国，并在宣传工作上给予帮助。⁽⁷⁰⁾希特勒还指望利用意大利作为一支遏制南斯拉夫的力量，⁽⁷¹⁾并将利用它对巴尔干的野心，一面煽动它反对盟国，一面阻挠盟国自己接近巴尔干诸国，而他自己却仍然能完全不受约束，何时想挫败意大利的这些野心，何时就可以这样做。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仿佛急于要充分利用剩余下来的玩弄花招的机会似的，在整个9月间一直企图召开一次由意大利主持的全体会议。⁽⁷²⁾法西斯党对国内和国外的宣传，反复建议用这种方法来结束这一场被称为无意义的斗争，并抢在西线战事发生之前采取行动。意大利并向英、法两国政府进行了更直接的接触，但是没有得到反应。⁽⁷³⁾墨索里尼并不灰心，他在21日以在《意大利人民报》发表社论⁽⁷⁴⁾的方式，答复了张伯伦在9月13日给格朗迪的信，⁽⁷⁵⁾建议在“合法的”国境线之内“重建”波兰⁽⁷⁶⁾（上一年他也曾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建议过大体相同的解决办法），并警告民主国家的领袖，对于正面攻击西壁防线，他们本国的同胞可能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9月23日向波伦亚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演说时⁽⁷⁷⁾论证说，盟国既然默许俄国侵略波兰，在道义上就没有理由继续同德国作战，而且，尽管英、法报纸上半官方地拒绝了他的建议，⁽⁷⁸⁾尽管德、苏瓜分了波兰，意大利在9月底仍然鼓吹妥协和解。

下一个提议来自德国方面。里宾特洛甫对于自己在9月的晚些时候第二次去莫斯科一事，一直对意大利人瞒得紧紧的，以致他们只是从报上才开始知道德—苏协定的条款；可是，他一回到柏林，就突然提议立即举行希特勒—墨索里尼会谈或里宾特洛甫—齐亚诺会谈。墨索里尼认为派齐亚诺去比较不失面子。⁽⁷⁹⁾齐亚诺到柏林时，受到了对方，尤其是里宾特洛甫有些冷淡的、屈尊俯就的接待，⁽⁸⁰⁾里宾特洛甫这时正十分沉湎在对苏联的热情中。⁽⁸¹⁾在他们于10月1日会谈时，⁽⁸²⁾希特勒详细地评论了军事形势。他大谈特谈德国势不可当，一定战胜，他暗示，马其诺防线并非坚不可摧。他对意大利不参战表示遗憾，希望它能介入，但是并不着急（据齐亚诺说）。他详细地讲了他同苏联和解的永久性和彼此因和解而获得的利益，详细地说明了他即将提出的“和平建议”，⁽⁸³⁾但是他既没有邀请意大利参与此事，也没有邀请它参与德、苏弃嫌修好的事。

可是，柏林方面在齐亚诺到达的当天向外国报界发表的公报，⁽⁸⁴⁾却像8月间已在萨尔斯堡所做过的那样，⁽⁸⁵⁾力图从轴心国的团结中获取政治资本。举行一次七国会议的谣言，在柏林也在罗马流传了一两天，劳合·乔治10月3日在英国下院提到此事时，也不无赞同之意，⁽⁸⁶⁾但接着英、法两国却预先通知意大利政府，希特勒的建议除非能符合盟国的作战宗旨，否则决无被接受的可能。⁽⁸⁷⁾总之，同意大利当初宣称自己决不首先采取军事行动时的劲头相比，在这个阶段中进行的所有这些和平试探，都是含糊的和半心半意的。

第四节　同欧洲各中立国的关系

墨索里尼在这个时期的另一个计划，是由意大利组织和领导一个由中立国组成的经济和政治集团，其中包括巴尔干国家，也许还包括西班牙在内。早在9月初，就已发出暗示；⁽⁸⁸⁾到该月晚些时候，据悉德国方面对这个计划不会反对。⁽⁸⁹⁾希特勒于10月1日在柏林会见齐亚诺时，⁽⁹⁰⁾认为这个计划是对盟国宣传的一种反击而予以欢迎，接着又表示要意大利担任盟主，来领导濒临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的所有巴尔干国家——这个定义如果是暗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不包括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之内的话，就标志着德国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要求。

（一）西班牙

德国方面在10月1日齐亚诺访问柏林之际发表的公报中，赞许地提到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合作，的确，这种合作将使德国有宝贵的机会来避开封锁。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发言人重提旧事，企图不但组成一个“竖”的轴心，而且创立一个“横”的轴心，他们直截了当地强烈要求西班牙联合行动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恢复和平，使地中海成为一个拉丁人的海，一面又煽动西班牙觊觎直布罗陀和非洲的野心。⁽⁹¹⁾

但是，佛朗哥将军仍一如既往，没有被引诱参加同盟。甚至经济上的合作也进展得很缓慢。1940年3月28日，签订了一项空运协定，⁽⁹²⁾但是主要的谈判却在英国人完成了他们与西班牙的谈判以后又拖拉了将近3个月，使意大利人大为恼怒。这些协定终于在5月8日签订，⁽⁹³⁾内容包括贸易和支付，意大利参与西班牙在经济上的改建（这项工作从未获得多少成果），由于内战而冻结的商业债款以及国民党政府本身欠意大利的内战债务等项。最后这一项非常可能是拖延谈判的主要原因。⁽⁹⁴⁾意大利这时同意对方只还50亿里拉（合5 555万英镑），从1942年起分25期偿还，尽管据说实际的债务是70亿，尽管墨索里尼先前曾特别下过决心，要把意大利花掉的钱全部收回。⁽⁹⁵⁾据说，意大利原先的计划，是要求债款的1／3以外汇偿还，1／3以原料偿还，另有1／3转为长期借款，以四厘半的利率计息。⁽⁹⁶⁾

（二）巴尔干诸国

在地中海的另一端，东南欧的报纸上登出了大批提到中立国集团的文章。⁽⁹⁷⁾同时，意大利政府的政策有了明确的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意大利政府这时热烈地鼓励罗马尼亚顶住苏联的压力（与德国当时的态度显然不同），⁽⁹⁸⁾并在与希腊和土耳其有关的问题上，暂时大大地收敛了咄咄逼人的气焰。据说，意大利已减少了在多德卡尼斯群岛的驻军，⁽⁹⁹⁾而它对1939年10月19日的英—法—土条约的反应，⁽¹⁰⁰⁾也不像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直言无讳地表示反对。法国保证，⁽¹⁰¹⁾这个新条约并非针对意大利，同1928年5月30日的意—土条约也不矛盾，⁽¹⁰²⁾这一点可能对意大利的态度产生了影响，同时，这个条约作为防御苏联的一道屏障对意大利所起的积极作用，也可能得到了它的欣赏。它在这时作出了一些友好的姿态，其中包括允许土耳其船只在罗得岛停靠。11月初，土耳其的报纸暗示，将与意大利就互不侵犯的事举行谈判，但是同时也要求意大利明确地证明其善意，作为言归于好的必要条件。

存在于意大利和希腊之间的紧张关系⁽¹⁰³⁾也缓和了下来，这是由于得到希腊首相兼外交大臣梅塔克萨斯将军不遗余力的帮助，⁽¹⁰⁴⁾据说他在意大利宣布不交战状态后，几乎立刻便同意大利接触。墨索里尼把他的驻雅典公使格拉齐召回国去述职，9月11日，⁽¹⁰⁵⁾他向格拉齐口授了一份照会，⁽¹⁰⁶⁾申明他允诺，意大利即使参加战争，也决不会攻击希腊；宣布将下令要意大利军队从希腊—阿尔巴尼亚边界后撤20公里的距离；他并不排除有可能谈判一项协定，以取代1929年5月23日的友好条约，⁽¹⁰⁷⁾这个条约将于9月30日满期。9月15日，商谈在雅典开始。⁽¹⁰⁸⁾20日，两国政府发表了内容完全相同的声明，⁽¹⁰⁹⁾宣布撤回它们的军队，详述了两国的友谊和相互的信任，这将继续促进两国的关系。梅塔克萨斯想要保持中立的愿望，加上希腊对土耳其承担的义务，妨碍了缔结一项新的、长期的希—意条约，⁽¹¹⁰⁾但是不久就达成协议，发表一个临时声明，宣称双方将维持1928年条约中所规定的友好合作原则。由此而发出的照会，⁽¹¹¹⁾其日期是9月30日，但是直到10月28日方才互换，⁽¹¹²⁾11月3日公布。9月30日，梅塔克萨斯告诉意大利驻雅典公使，他正在把新近动员的希腊军队复员，并指示希腊报纸对意大利采用友好的语气。⁽¹¹³⁾墨索里尼仿佛要进一步证实意大利方面友好谅解的意向，把那个众所周知的反对希腊的古佐尼将军从阿尔巴尼亚军区召回；又指示继任他的杰洛索将军，制订单纯对付南斯拉夫的计划。⁽¹¹⁴⁾

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确实毫不放弃把克罗地亚变为另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希望。⁽¹¹⁵⁾他们认为，德国人无论怎样不愿意，对此事也只好装聋作哑，而盟国由于看到又一道防御德国的屏障树立起来，则可能予以默认。9月初，墨索里尼给齐亚诺10万瑞士法郎，对这项计划进行宣传，当年晚些时候，意大利受到指责，说它在达尔马提亚煽动工潮并向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私运武器。最后，在1940年1月23日，齐亚诺同主张克罗地亚独立的领袖安特·帕韦利奇会晤，以策划主要的阴谋。⁽¹¹⁶⁾

意大利要建立一个巴尔干集团的计划，除了要调解组成巴尔干协约国各成员国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之间的纠纷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以外，⁽¹¹⁷⁾还有其本身的特殊困难。意大利对于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是怀疑的，而意大利自己的意图同样也受到巴尔干各国政府的怀疑。此外，还有如何在主要交战国之一的主持下，把各个中立国家组合起来的难题。到11月初，意大利政府显然正在对这个集团失去兴趣；当罗马尼亚政府要求它带头组织这个集团时，它竟拒绝这样做。⁽¹¹⁸⁾

第五节　意大利、苏联和东欧

重点这时转移到了意大利如何保护一个个东欧国家来对付苏联的问题。⁽¹¹⁹⁾意大利同苏联的关系在秋季已经恶化了；⁽¹²⁰⁾确实，齐亚诺自称他曾不遗余力使这种关系恶化，部分原因是他希望造成同德国的不和。报纸上，尤其是在反德的《帕达诺邮报》上，不时发表怀有敌意的文章，⁽¹²¹⁾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流露出墨索里尼对11月6日的共产国际宣言中某些对意大利的贬词感到不快。⁽¹²²⁾可是，德国人却经常不断地在向意大利人证明，他们自己同俄国保持良好关系是有道理的，并且试图通过在罗马进行宣传，来促进意—苏关系的改善。⁽¹²³⁾根据里宾特洛甫的报告，到早春时墨索里尼已愿意同俄国言归于好，而舒伦堡（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则推测，莫洛托夫可能也欢迎紧张局势得到缓和。⁽¹²⁴⁾

不久以后，公众对于苏联进攻芬兰所表现的真正的义愤，⁽¹²⁵⁾在示威游行中得到了半官方的支持，身穿制服的法西斯党员也参加了游行，这个场合给人以方便，既发泄反俄的感情，又发泄主张干涉和反对德国的感情。新任的苏联大使戈列尔金原定在12月12日呈递国书，但在11日就离开了罗马，齐亚诺也在28日召回了意大利驻莫斯科的大使奥古斯托·罗索。⁽¹²⁶⁾报纸上和广播中的敌对行动，继续了几个星期，直到新年。1939年2月7日订立的结算协定，彼此心照不宣地继续执行了下去，但是把这个协定展期的谈判，却迟迟不举行，而芬—苏战争一开始，俄国供应意大利的石油也减少了。

齐亚诺在12月16日向法西斯议院演说时，⁽¹²⁷⁾斩钉截铁地抛弃了组织任何形式的中立国集团的念头，但是（也许因为苏联在芬兰吃败仗而胆壮起来）他重申意大利希望看到东欧维持秩序与和平。不过，要把这些愿望化成实际的行动，可不那么容易。姑且不说意大利作为一个武装的保护者在对付德国或俄国时究竟具有多少价值，另外还存在一个怎样能使意大利的援助到达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问题。在写作本文的时候，还找不出证据来说明南斯拉夫官方对此事的态度，但是，据说克罗地亚的领袖马切克曾告诉意大利政府，他的同胞不会让意大利军队过境。⁽¹²⁸⁾

意大利支援芬兰的经过，把德—意—苏关系中的一些古怪的、错综复杂的倾向暴露了出来。甚至在芬兰公使于12月8日要求意大利输送武器和派遣特种军队以前，就有大约25架芬兰已经定购的意大利飞机运到了赫尔辛基。⁽¹²⁹⁾隔了几天，在据说莫洛托夫就德国供应芬兰武器事向舒伦堡交涉以后不久（他的有些情报就是从齐亚诺本人那里得来的），⁽¹³⁰⁾德国人开始在萨斯尼茨扣押意大利运送的武器，⁽¹³¹⁾罗马方面发出了怨言，结果只是把这些武器运回意大利，再取道法国发往芬兰。有许多意大利人自愿去芬兰参军，到那里去的大概有350人之多，他们发现自己正同来自法国的反法西斯同胞在并肩服役。⁽¹³²⁾不妨附带提一下，意大利政府本身在12月间提过正式抗议，认为派遣德国技术专家帮助红军，将在意大利造成灾难性的后果，⁽¹³³⁾从而把这种充满矛盾的局面推到了顶点。

齐亚诺12月16日提到巴尔干以后，产生了反响。24日，法国驻罗马大使弗朗索瓦-蓬塞暗示，有可能达成一项法—意协定，在巴尔干进行干涉以对付德国或俄国，同时对意大利作出保证，允许其动用（上文曾提到过的）魏刚的近东军团。⁽¹³⁴⁾他还说，盟国承认意大利在巴尔干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齐亚诺虽然小心翼翼不使自己承担义务，却比9月间的反应好。⁽¹³⁵⁾大约在这个时候，卡罗尔国王派遣安东尼斯库元帅来询问，如果俄国人侵略罗马尼亚，意大利政府将怎么办，一面要求意大利政府劝告布达佩斯方面采取节制的态度，否则来自匈牙利的威胁，将迫使罗马尼亚向俄国屈服。齐亚诺在12月26日再次同安东尼斯库会见时，答应如果罗马尼亚奋起抵抗俄国的进攻，意大利将全力给予援助；他还同意向匈牙利交涉，如果罗马尼亚能够出一份力来实现谅解的话。⁽¹³⁶⁾据说，齐亚诺在1940年1月10日曾给予罗马尼亚公使甚至更为有力的保证。⁽¹³⁷⁾

齐亚诺安排了同匈牙利外交大臣恰基于1940年1月6—7日在威尼斯会见，⁽¹³⁸⁾并发现恰基十分愿意保证不向罗马尼亚进攻，但是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却依旧不肯让步。在谈及一旦苏联发动进攻，意大利就派遣军队到匈牙利这一问题时，齐亚诺坦率地表明，除非过境的问题能够解决，否则无法派兵。对于克罗地亚究竟应该受意大利控制还是受匈牙利控制，齐亚诺和恰基的看法也不一致。在此后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这出由意大利来保护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滑稽戏继续以人们熟悉的方式演下去，甚至提出进一步的建议，要成立一个意—匈王朝的联盟。⁽¹³⁹⁾意大利一面告诫匈牙利不要挑起冲突，⁽¹⁴⁰⁾一面向罗马尼亚人派出空军教官，并为他们建造军舰。罗马尼亚政府充分利用了意大利人的友谊。卡罗尔国王在1940年3月7日的演说⁽¹⁴¹⁾中大谈特谈这种友谊，青年领袖西代罗维奇在访问罗马以后，甚至在罗马尼亚参议院中宣布，墨索里尼已答应给予支持，来反对不管哪一个敌人，但这句话在官方的记录中被删掉了。⁽¹⁴²⁾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政府与意大利却在石油问题上拼命讨价还价，并削减了供应的数量。

第六节　1939—1940年之交

到1939年底，纳粹—法西斯党的团结似乎下降到最低点。固然，意大利一直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违反中立的原则为德国效劳。齐亚诺承认，他经常在一些次要的要求上让步，据说是希望这样做了以后，一旦关键的时刻来到，他就能对最大的要求加以抵制。⁽¹⁴³⁾德国得到意大利的帮助而避开了盟国的封锁；⁽¹⁴⁴⁾斯蒂法尼通讯社经常向中立国的报界，特别是向西班牙和东南欧的报界，提供有倾向性的资料；在波尔萨诺强迫降落的德国飞行员都被遣返回国。⁽¹⁴⁵⁾但是，意大利政府拒绝提供有关盟国护航的情报，⁽¹⁴⁶⁾对于德国方面再三要求它允许把德国的潜水艇调往地中海，也不予同意。⁽¹⁴⁷⁾它还指示驻柏林的大使馆（应当指出，这是值得赞扬的），对波兰人和犹太人要尽量放手给予签证和发给入境许可证，发给波兰人的签证，直到1940年5月20日方才中止。⁽¹⁴⁸⁾意大利没有撤销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承认，意大利的领事官员甚至在12月30日里宾特洛甫要求他们撤走时，仍继续留在波兰，直到最后，在里宾特洛甫于1940年3月去罗马后，意大利政府接到通知，限一星期内将它留在各领事馆和驻华沙大使馆的所有官员撤走。⁽¹⁴⁹⁾德国人在波兰的暴行使意大利人毛骨悚然。⁽¹⁵⁰⁾墨索里尼本人看到一份报告后也大为震惊，他命令把这份报告私下传给法国和美国的报界。⁽¹⁵¹⁾

德国政府方面，则在齐亚诺访问柏林之后，对意大利冷淡了几个星期。德国人对自己的外交和军事计划的讳莫如深，越来越令人费解。⁽¹⁵²⁾在希特勒于1939年10月6日在德国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意大利只受到几句恭维。⁽¹⁵³⁾德国的舆论仍然瞧不起意大利，⁽¹⁵⁴⁾而里宾特洛甫、戈林和其他人则继续不断地激怒意大利人，硬说正是意大利人避不参战，使英国参了战。⁽¹⁵⁵⁾意大利被断然地指责为过分偏袒盟国，⁽¹⁵⁶⁾而意大利对芬兰的态度、对南蒂罗尔公民投票的态度、⁽¹⁵⁷⁾对经济事务的态度，⁽¹⁵⁸⁾都助长了彼此的摩擦。12月间，德国又重新向意大利表示友好。纳粹党劳工阵线的领导人莱博士奉派到罗马，发给他的指示中要他说明的此行的理由，大致和希特勒在10月1日所说的理由相同（可是齐亚诺却从他口中套出许多惊人的消息，涉及德国对俄国和对低地国家的意图）。⁽¹⁵⁹⁾国家元首党卫队队长希姆莱在12月21日同墨索里尼的会晤，可能更有效果，⁽¹⁶⁰⁾但是不久以后，墨索里尼出乎意料地获得一个不愉快的消息，说有一个普菲茨纳教授——布拉格的副市长——在一次公开的讲演中，曾要求把的里雅斯特、进入地中海的通道和整个波河流域划归德国。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命令齐亚诺把他所知道的一星半点有关德国侵略比利时和荷兰的计划告诉这两国政府，并把有关这次讲演（讲演中也提到了苏联）的报告抄一份送给苏联驻巴黎的大使馆。⁽¹⁶¹⁾

尽管同德国有这些纠葛，墨索里尼不改初衷，依然不愿与盟国合作。对于英国仍在向他作出的任何友好的表示，甚至对于英国在10月间事实上承认阿尔巴尼亚并入意大利，他都无动于衷。⁽¹⁶²⁾当丘吉尔在11月12日的广播中提到意大利同英、法两国在地中海的伙伴关系时，⁽¹⁶³⁾墨索里尼的代言人加伊达（《意大利日报》的编辑）。加以反驳，他说意大利要求的是“平等待遇”而非伙伴关系，并提醒丘吉尔，“法西斯意大利的政策是由一个人独自制订的”。⁽¹⁶⁴⁾意大利同法国的关系，在官方虽陷入僵局，在半官方却密切得远远超过了有利于法国作战努力的程度。赖伐尔和法国的几个部长如德·蒙齐、弗朗丹、博杜安都参加了这件事，⁽¹⁶⁵⁾而意大利的宣传和阴谋则对有些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人由于害怕布尔什维主义的缘故，不把自己的精力用于同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作战。⁽¹⁶⁶⁾在3月25日雷诺与意大利驻巴黎大使瓜里利亚谈话这样一个正式的场合中，竟然暗示，意大利的真正敌人是英国而不是法国。⁽¹⁶⁷⁾但是另一方面，法国人与那些有势力的、被认为是反对介入战争的意大利人士的接触，似乎产生了不幸的结果，促使法国人去轻信意大利的意图。⁽¹⁶⁸⁾

遭到封锁以后，⁽¹⁶⁹⁾墨索里尼又有新的理由来埋怨盟国。另外，在他看来，盟国在走向全面胜利的路上丝毫没有取得进展，而他认为，盟国惟有取得进展，才有可能鼓励意大利同德国分道扬镳。因此，这就毫不令人奇怪，在这时发表的两个说明意大利政策的最主要的文件，即12月7日的最高会议公报⁽¹⁷⁰⁾和齐亚诺于16日在法西斯议院的演说，⁽¹⁷¹⁾都重申了意大利的武装不交战的立场和愿意充当调停人的态度；重新说明了意大利对巴尔干的政策；⁽¹⁷²⁾并且着重地强调了意大利有权保卫自己的海、陆、空交通的自由。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齐亚诺在直言不讳地批评德国于1939年夏季对其盟国的态度时，突然停住不说下去，对这个同盟本身的价值未作批评。

意大利的国王和王后在12月21日对梵蒂冈的访问，以及教皇在28日对意大利政府的回访，⁽¹⁷³⁾使人们希望教皇、国王和墨索里尼也许会联合起来为和平而努力；没有什么将比这个消息更受意大利人民欢迎的了。不过，罗马方面的下一个和平行动却是墨索里尼独自采取的。他发给希特勒一篇新年贺词，祝他们两国人民同心协力实现其目标，⁽¹⁷⁴⁾其后，又在1月3日的一封长信中，向希特勒提出了虽很中肯但非对方需要的忠告。⁽¹⁷⁵⁾他在信中警告希特勒，美国决不会听任西欧的民主国家完全被征服，他甚至不敢断定，如果不付出与所要达到的目标根本不相称的重大牺牲，是否能迫使这些国家屈服；事实上（墨索里尼暗示），所有交战的国家经过这场斗争之后可能都成了战败者：德、苏的缔结协定和德国对待波兰人的态度，正在为盟国向意大利和西班牙展开的宣传帮忙。墨索里尼劝告希特勒，不要为了攫取一个马上就要自己落下的果实，而拿他已经赢得的一切胜利去冒险，劝他不要再把波兰人当奴隶，而是要在德国人的主持下成立一个波兰国家，劝他放弃对西方的一切要求，并劝他否认有在西线发动进攻的任何意图。这样，盟国就没有理由继续战争了。墨索里尼特别恳求希特勒不要抛弃掉已经高举了20年的反对犹太人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旗帜，要希特勒只到俄国去寻找他的生存空间。他答应希特勒，一等到他的军事支援能为德国减轻负担而不是增加负担时，就立刻给予这种支援，但是，他也强调了意大利作为一个非交战国所起的作用，以及它无力进行长期战争的情况。

墨索里尼的信并没有消除掉齐亚诺12月16日的演说在德国所造成的不满。⁽¹⁷⁶⁾希特勒接到此信时表面上虽然平心静气，私底下却对他这位朋友的胆小怕事严词谴责。⁽¹⁷⁷⁾纳粹党的领袖们似乎真正地怀疑墨索里尼在与盟国勾结起来行动；甚至怀疑他被战争物资的定货合同引诱得脱离了轴心国，⁽¹⁷⁸⁾或是由于嫉妒和畏惧苏联而被逼走。希特勒答应给墨索里尼的复信拖延了很久，⁽¹⁷⁹⁾但是在此期间，他本人和戈林、里宾特洛甫，甚至还有戈培尔，分别盘问和教训了意大利的外交官员。他们轮流地试图诱使这些官员作出一些让步，同意介入战争；他们再度向这些官员保证德国对俄国的态度（甚至到了坚持说这种合作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的地步）；他们坚决认为，盟国决心要毁灭德国，而使和平谈判无法举行；他们夸口说，他们的春季攻势将横扫法国一直打到阿尔卑斯山；他们指责意大利在1939年8月畏怯退缩，指责它以武器供给盟国。⁽¹⁸⁰⁾在纳粹党的领袖中，对意大利最怀疑也最仇视的似乎是戈林。⁽¹⁸¹⁾到2月底，德国人除了表现出渴望知道意大利的意图以外，还突然开始以不同的程度公开暗示，意大利实际上应当介入；⁽¹⁸²⁾显然他们担心，由于萨姆纳·韦尔斯的出访而可能产生的任何一种由美国提出的和平行动，墨索里尼都会紧紧附和。⁽¹⁸³⁾他们暗示，意大利和德国应当预先商定，对这样一种行动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并且暗示，必须在柏林作出最后决定；尽管甚至到这时候，另有一些德国外交官员和军人仍然希望，萨姆纳·韦尔斯使团可能导致意大利、美国和梵蒂冈方面成功地采取行动。⁽¹⁸⁴⁾

里宾特洛甫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萨姆纳·韦尔斯在2月28日同齐亚诺和墨索里尼会谈的结果，⁽¹⁸⁵⁾是墨索里尼对韦尔斯所提出的缔结一项通商条约的建议，稍稍作出有意接受的样子，但是墨索里尼坚决支持希特勒在1939年10月提出的媾和条件，并且说，意大利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他也使萨姆纳·韦尔斯毫不怀疑他对英国人的怨恨之情。的确，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里，意大利使得自己不仅在德国的眼中，而且也在西方国家的眼中，变得越来越可疑。在它的一些反对西方国家的姿态中，包括内阁在1940年1月20—23日批准各项军事措施；报纸上刊登主张收复失地和反对法国的文章；穆蒂将军（这时担任法西斯党的书记）在1月17日对法西斯官员发表演说；⁽¹⁸⁶⁾以及墨索里尼在黑衫队成立周年纪念日发表演说。⁽¹⁸⁷⁾对此，无论是英国大使洛雷因以及弗朗索瓦-蓬塞提出的正式抗议，还是哈利法克斯另外发给齐亚诺的私人信，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¹⁸⁸⁾到3月初，丘吉尔下令与法国共同制订计划，在地中海重新集结军舰，尽管他还没有肯定地料到会在那里出事。⁽¹⁸⁹⁾

第七节　对封锁的反应以及同各交战国的经济关系

经济上的倾轧是意大利同盟国疏远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意大利政府似乎便表明，如果要它在东南欧和地中海作为一支稳定局势的力量，那就必须给它某种形式的经济援助。盟国给予它的一种鼓励，便是向意大利的厂商大批定货。1939年9月12日签订的圣雷莫协定，⁽¹⁹⁰⁾是瞒着德国的，为法国在意大利购买机床、炸药、飞机、⁽¹⁹¹⁾飞机发动机⁽¹⁹²⁾以及纺织品、军装、长统靴开了方便之门。⁽¹⁹³⁾9月20日，齐亚诺同意举行意—法商务谈判。⁽¹⁹⁴⁾英国政府则购买了各种各样的军用设备，包括军服、长统靴和毯子。两个盟国开头都以原料来支付定货的款项。⁽¹⁹⁵⁾1939年10月27日的英—意协定，规定设立一个联合常务委员会，来考虑进行经济合作的方法。⁽¹⁹⁶⁾

德国政府对意大利运货给盟国屡次提出抗议。⁽¹⁹⁷⁾在此期间，意—德之间的贸易本身却进行得不十分顺利。从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起，德国的政策是把那些对德国自己的作战努力极为重要的产品停止向意大利出口，并利用意大利的中立地位（这种地位是由盟国在制订封锁政策时经过仔细考虑后予以承认的），⁽¹⁹⁸⁾要它换船转运这时因受到封锁而不能从其他中立国家进口的重要原料。德国外交部经济处的克洛迪乌斯，立刻被派到罗马去执行这些政策。意大利人曾提出过抗议，认为他们的船只在通过封锁线时要遭受到危险，可是，在压力之下，他们只好答应合作。⁽¹⁹⁹⁾这种安排必然是不公平的，但是，对意大利更为严重不利的却是，德国交付的煤减少了。⁽²⁰⁰⁾意大利每年需要进口的煤为1 200万吨至1 300万吨，⁽²⁰¹⁾在1935—1936年度以前，英国是它的主要供应者，而在1938年间，它从德国和奥地利进口了700万吨，从波兰进口了160万吨，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了54万吨。其中只有250万吨是陆运的；⁽²⁰²⁾总之，能用这种方法来运输的数量，受到了通过阿尔卑斯山区铁路运输能力的限制，⁽²⁰³⁾在战时，更由于提供所需车皮数有困难而受到限制⁽²⁰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数量多得出乎意外的煤，居然从德国经过瑞士运到了意大利）。⁽²⁰⁵⁾因此，供应意大利的煤主要靠海运，而海运这时却似乎受到了盟国封锁的威胁。里宾特洛甫在11月27日曾指示马肯森向意大利人建议用海军为运煤船护航，但是由于战略上的原因又匆匆撤销了这个指示。⁽²⁰⁶⁾不管怎样，意大利人是不愿意拿他们的船去冒风险的，⁽²⁰⁷⁾不料结果竟会得到盟国同意，让他们用自己的货轮到鹿特丹去装运德国的煤，⁽²⁰⁸⁾直到1940年2月底此项让步由于英—意贸易谈判破裂而被撤销为止。⁽²⁰⁹⁾

德国人在1940年1—2月间借每年举行谈判以延长贸易协定期限的机会，要求意大利供应更多的铜、大麻、水银，甚至还有铁路车辆和机动车辆。他们还想把意大利排挤出巴尔干市场，⁽²¹⁰⁾并想代表那些刚刚自愿返回德国的南蒂罗尔人要求大笔的赔偿。⁽²¹¹⁾当意大利的谈判代表仅此一次提出某些异议时，墨索里尼亲自出面干涉，要他们同意供给3 500吨铜（当时意大利人自己连煮菜锅子也在进行登记，以备征收废铜之用），并且下令征收1 500吨大麻。⁽²¹²⁾2月24日，商务协定在罗马签订（“第四号秘密议定书”），着重指出德国有艰巨的任务，如果可能的话，应在1940年向意大利供应煤1 200万吨。⁽²¹³⁾

第八节　墨索里尼使意大利承担了介入战争的义务（1940年3—4月）

事情这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3月10日，里宾特洛甫以两天前的通知到了罗马，⁽²¹⁴⁾带去了对方期待已久的希特勒给墨索里尼1月3日去信的复信。⁽²¹⁵⁾希特勒表明他决心同西方国家打到底，坚持要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里宾特洛甫在10日同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会谈时，⁽²¹⁶⁾详尽地阐述了他的主子的理由，对煤的禁运表示愤慨，并答应每月通过陆运向意大利供应100万吨德国煤，主要用德国的卡车装运。⁽²¹⁷⁾他还暗示了其他经济上的好处。他详细地谈论不可能同德国和意大利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英、法、美三国的财阀——谈判和平；他说，希特勒自豪地讲过，要在秋季以前打败法军，并把英国人赶出法国。

墨索里尼对这些议论的反应是引人注目的。里宾特洛甫本来只希望能劝阻墨索里尼不要从保守友好的中立转而同民主国家合作，但是连他也感到意外的是，谈到末了，墨索里尼突然承认，希特勒可能完全是正确的，⁽²¹⁸⁾并安排在次日下午再度会见，好让他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²¹⁹⁾在这第二次会见时，墨索里尼谈到介入战争的问题，⁽²²⁰⁾把介入的时间从早先历次声明中含糊其词的“日后”，大大地提前到“年内”，因为他谈到，要在4月份征召海军后备役军人15万名，5月份把常备军增加到200万人，谈到要号召他本国同胞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以争取公众的舆论（不久以后，一等到德国的进攻发给他信号，他就把所有这些计划付诸实施）。使里宾特洛甫显然感到宽慰和满意的是，⁽²²¹⁾墨索里尼表明，意大利不是在德国胜利前进的时候介入，便是在它受到很大压力的时候介入（后面这种可能性自然“完全是假设的”）。墨索里尼流露出，他想打一场“并行的战争”来解决意大利自身的问题，一面再三说，他打算除了那些不能用于战争的原料之外，什么也不卖给英国。他为里宾特洛甫在两次会谈中谈到俄国的话大大地改变了初衷，甚至表示愿同俄国恢复关系，只要苏联政府否认对巴尔干有企图就行；他默认德国的观点，觉得芬、苏媾和及日、苏言归于好是合乎需要的。为了再接再厉地扩大这次意料不到的成功，里宾特洛甫当下就安排了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再度在勃伦纳山口会见，并且暗示，甚至在德国发动攻势以前，意大利通过采取一种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度，也有可能把盟国的军队从西线引开。⁽²²²⁾

里宾特洛甫在3月11日对梵蒂冈的访问却不那么成功。当时谣传，他曾请求教皇支持德国的一项和平建议，⁽²²³⁾但是现在似乎并无证据能说明这一点。⁽²²⁴⁾从报道这次会见的各种消息中，显然可以看出，在讨论国家社会主义同天主教会的关系时，教皇对天主教徒在德国和波兰受到的待遇表示不满，而国务卿马利奥内红衣主教的批评则更开门见山，使里宾特洛甫几乎在会见的中途退席。⁽²²⁵⁾

勃伦纳山口的会见起初打算在3月19日以后举行，但在里宾特洛甫回到柏林后，却提前到18日。⁽²²⁶⁾正像齐亚诺先前那样，墨索里尼也被希特勒玩弄军事统计数字哄骗得目眩神迷，他答应，一俟德国的进攻造成一个有利的形势，意大利就立刻介入战争。如果德国人推进得不十分迅速，那么他不到关键的时刻就不采取行动。希特勒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附带也警告对方，不要过早地采取行动。会谈的记录没有透露出任何有关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的秘密。保罗·施密特（德国外交部的正式译员）只说起，有过一些不是专门提出的建议，谈到在联合作战时的战略问题，其中也许包括在贝尔福隘口的作战计划。⁽²²⁷⁾

尽管意大利政府力图给人这样的印象，表示它的态度仍然不变，但是在罗马和勃伦纳的会谈确实标志了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墨索里尼先前固然考虑过介入战争的可能性，但是当着里宾特洛甫或希特勒的面，他却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过态。显然，在1940年1月和2月这段时间内，他变得越来越紧张，他在等待着，不是德国发动进攻，就是希特勒对他自己提出的放弃这场进攻的建议作出一些反应。德国人的敌意越来越叫人害怕；意大利驻柏林武官的一份报告，详细地谈到了德国人蔑视“意大利的第二次背叛”，谈到了德国军队热衷于向南进军，⁽²²⁸⁾但是这份报告产生的效果，可能正同预料相反。与此同时，盟国的经济压力也使墨索里尼左右为难；他不是必须冒经济崩溃的危险，就是必须向盟国让步，从而立刻引起德国反对，在遇到这种局面时，他总是被迫起而反抗，而不是低头屈服。这件事也许给人们一些暗示来了解他的心情，了解为什么萨姆纳·韦尔斯在2月26日感觉到，墨索里尼正由于某些巨大的烦恼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着折磨，而在韦尔斯于3月16日再度访问威尼斯宫时，却不再有这种感觉的缘故了。⁽²²⁹⁾

不过，墨索里尼仍然假装认为意大利保留着一些行动的自由，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同意被绞死的人，但是得有条件，要由他自己来选择吊在哪一棵树上被绞死。⁽²³⁰⁾他甚至想到再度努力劝使希特勒放弃春季攻势。⁽²³¹⁾他在3月31日的秘密备忘录⁽²³²⁾中慎重地主张，要想通过谈判取得和平，或是盟国要想发动进攻，固然都办不到，而德国要想发动进攻，也未必可能，备忘录建议，意大利的介入战争（尽管是必要的），应当在国家的荣誉所容许的范围内尽量延迟。备忘录也详述了意大利进行一次并行的战争的好处。

法西斯党想假装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会谈并未改变意大利的态度，但是不久就因事态发展而真相大白。“轴心”这个字眼在报纸上绝迹了6个月以后，又重新出现。备战的工作继续进行着，包括国内动员法的颁布，这条法令使政府对平民和对财产的所有权拥有了更广泛的权力。⁽²³³⁾这一趋势并不因为盟国方面新采取了一系列的友好表示而被制止。3月15日，英国财政部的E·W·普莱费尔奉派到罗马，提出了新的经济建议，要把一切战争物资的贸易都排除在外。⁽²³⁴⁾25日，雷诺（刚接任总理后）专门安排同意大利驻巴黎的大使作了一次会见，告诉后者，意大利在欧洲扩张势力肯定也有利于法国。⁽²³⁵⁾3月27日，弗朗索瓦-蓬塞作了一个非官方的暗示，说法国可能割让吉布提。⁽²³⁶⁾但是墨索里尼却像迦流⁽²³⁷⁾一样，“对这些事概不关心”。当意大利驻伦敦大使馆的法律顾问丁利从张伯伦处带来另一封表示亲善的信件时（齐亚诺说，“这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得不到答复的信件之一”），墨索里尼关照齐亚诺回答说，意大利将只同意传达那些切实可行的和平建议，否则它就将站在德国一边。⁽²³⁸⁾

第九节　介入战争：事态的演变使步伐加快（1940年4—6月）

4月9日，墨索里尼一觉醒来，发现德国已在夜间采取了断然的行动。虽然德国军队这次不光彩地渡过斯堪的纳维亚领海，事先没有征得墨索里尼的同意，甚至都没有通知他，但是这位“领袖”开头对希特勒的突然袭击仍然非常热心；不过，他迟至11日才答复希特勒（也许他想等着看看，德国人是否能在斯堪的纳维亚站得住脚）。在这封信上以及接着在4月18日和5月2日的两封信上，⁽²³⁹⁾他大大地表示了一番祝贺，并详述他自己的备战工作进展迅速，以及意大利对盟国的敌意增长。他在4月26日打电话给希特勒，⁽²⁴⁰⁾建议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守住纳尔维克，并建议到该月月底前暂时放松宣传战，这些建议可能反映出他是在怀疑这场仗究竟能打赢到什么程度；但是总的来说，在挪威战役期间，意大利政府的态度变得不再是不交战，而是处于交战前的状态，“交战前”这个字眼在5月8日的一份官方文件中确曾出现过。

重新动员的工作在3月初已经开始，其中包括把冬季休假的30万人召回，到4月份又进了一步，征召了海军后备役军人，并为陆军征召了更多的士兵，不过，这仍然不是总动员。军队得到了80亿里拉的追加拨款，半数用于1939—1940年度，半数用于1940—1941年度。⁽²⁴¹⁾墨索里尼这时候主要关心的似乎是制造舆论。4月21日，他自己在威尼斯广场向群众演说，并向法西斯党的高级干部讲话，⁽²⁴²⁾以及19日《意大利人民报》发表用意明显的社论⁽²⁴³⁾之前和之后，都得到了他的尉级军官的支持，在报刊和广播中加强了宣传。法西斯的宣传除了提出一些关于“帝国的命运”、“打破牢笼”、“封锁的窒息”等夸张的口号以外，明显地着重于“正视现实的态度”。它着重宣传了盟国的虚弱，也同样尖锐地提出，是盟国使意大利的雄心壮志受到了挫折。它提醒意大利人：一个伟大的国家要敢于在一场重组欧洲的斗争面前，不是袖手旁观；和事老除了被斗争的双方狠狠地揍一顿，还能指望有什么更好的下场呢；没有哪个国家单靠标榜中立就能使自己不成为战场。⁽²⁴⁴⁾齐亚诺的代言人安萨多（里窝那《电讯报》的编辑）在4月14日对军队的广播中甚至宣称，意大利应当“自己吹起号角”，而不要有朝一日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已像挪威那样遭到入侵，⁽²⁴⁵⁾他在21日又宣称，不管别人怎样许诺，意大利惟独依靠军事实力方能跻身于战胜者之列，而战败者则将沦落到中国苦力那样的地步。⁽²⁴⁶⁾

1939年8月间支持中立的法西斯领袖们，这时一个个改变立场，加入这一宣传行列，格朗迪（前任驻伦敦大使）于4月27日在议院发言，博塔伊（教育大臣）在《法西斯评论》的5月号上发表文章，齐亚诺本人于5月19日先后在克雷莫纳（同那个以亲德而闻名的法里纳契一起）和在米兰的讲话。⁽²⁴⁷⁾据齐亚诺自己说，直到5月13日，他才完全放弃了意大利或许仍能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希望。他的《日记》中充满了反德的情绪和对介入战争的忧虑。他当时并不讳言自己抱有这种观点，据说墨索里尼曾警告过他，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地位是不牢靠的。⁽²⁴⁸⁾至于说要他自动地提出辞呈，这样的事（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法西斯的意大利简直从未有过。⁽²⁴⁹⁾因此，在那年早些时候，当巴尔波元帅和意大利国王暗示，他们准备同他一起采取某些行动以阻止介入战争时，齐亚诺就装聋作哑，充耳不闻。⁽²⁵⁰⁾

不知是否因为在这件事上没有得到反应的缘故，国王远远不像人们曾经期待他的那样卖力地去防止战争。他始终对德国有怀疑，也意识到意大利在军事上的软弱，尽管他对发动一场战争以牺牲法国来扩张领土并无顾忌。⁽²⁵¹⁾但是，除了对意大利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这个纯粹属于内政问题以外，他是没有能力或是不愿采取行动的。而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意大利一参战，墨索里尼就实现了取得这个指挥权的夙愿，但是国王保留的特权，仍然比原先打算给他的为多。⁽²⁵²⁾

墨索里尼显然认识到教皇是一个更加难以对付的敌手，教皇在冬季时经常明确地发表他的观点。⁽²⁵³⁾4月10日，意大利驻梵蒂冈大使指责《罗马观察家报》过多地为和平祈祷和说教。教皇在4月24日致墨索里尼一封私人信件，为和平辩护，⁽²⁵⁴⁾受到了冷遇，5月13日，梵蒂冈又因天主教的报纸以突出的地位登载了教皇发给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君主的电文而遭到抗议。⁽²⁵⁵⁾庇护教皇回答说，哪怕关集中营也吓他不倒，但是在那个月的晚些时候，他却在墨索里尼的手下遭到了一次丢人的挫折，当时《罗马观察家报》受到法西斯歹徒的阻挠不让发售，只是在它不再刊登引起争论的有关战争的文章以后，方才得到了保护。⁽²⁵⁶⁾

4月间，墨索里尼似乎一直在考虑于1940年8月或9月，甚至晚到1941年春天参战。⁽²⁵⁷⁾但是在5月13日，他第一次讲到要在一个月之内宣战，18日，他在特伦特向党的高级干部“秘密地”作了一次显然是处于交战前状态的讲话。⁽²⁵⁸⁾到这个时候，动员的速度已经加快了——虽然仍旧不引人注意——宣传战也已经加强了。由于这时官方提出遭到了封锁，⁽²⁵⁹⁾以及向盟国举行了示威，更为这次宣传战增添了力量。暴徒袭击了盟国的侨民，包括英国大使在内。主张收复失地的人在口号中加上了科西嘉和马耳他，偶尔还加上了达尔马提亚和希腊；他们也没有忘记提出西班牙对丹吉尔和直布罗陀的要求。

墨索里尼仍然没有放弃在东南欧进行一场并行的战争的念头，继续同帕韦利奇策划在克罗地亚煽动叛乱。⁽²⁶⁰⁾在格拉齐亚尼报告了意大利军队可能无限期地被阻挡在南斯拉夫西部以后，墨索里尼想取得成功的希望暂时破灭了，但是在德国于5月10日进攻低地国家时，他最初的反应之一便是把克罗地亚起事的日子定在6月初。⁽²⁶¹⁾齐亚诺也建议速战，免得克罗地亚人投向德国。可是在月底以前，就变得必须把军队从东线调往西线，并作出决定，意大利通过在全面战争中获得胜利，能够得到它在克罗地亚所需要的一切。因此，在5月29日作出了尊重南斯拉夫中立的保证。⁽²⁶²⁾

从4月中旬起，这场神经战就进行得如此紧张，以致南斯拉夫下令进行了部分动员，人们并且担心，希腊和土耳其也有可能卷入，不过这种担心后来没有成为事实。盟国最高会议在4月23日讨论了巴尔干的局势；⁽²⁶³⁾英国的海运从5月1日起改道不走地中海；⁽²⁶⁴⁾据说盟国曾经警告意大利政府，无论以什么藉口把意大利军队调动到巴尔干地区，都将被认为是不友好的行动。与此同时，德国人虽然利用巴尔干的恐慌在宣传上获得了胜利，并使人们不去注意德国自己的计划而去注意别的方面，却劝墨索里尼不要在巴尔干冒险行动，以免影响到苏联。⁽²⁶⁵⁾墨索里尼在1940年5月30日和6月2日的信中否认了有任何侵略意图，并提出要为此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后来果然于6月10日在威尼斯宫发表演说时这样做了。

德国的宣传预示了德、意、苏三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合作，但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3月间那样热情建议的意—苏和解，却进展得很慢。意大利报纸对苏联的敌意减少了一些，但态度决不是友好的；商务谈判在3月间中止了；莫洛托夫3月31日的讲话在意大利反应不佳，直到6月8日，双方才商定，要意、苏两国的大使返回各自的任所。⁽²⁶⁶⁾

轴心国关系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给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提供了明显的机会，得以在4月底要求意大利把阿托利科从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馆召回。他的继任者迪诺·阿尔菲耶里自上一年秋天被免去宣传部的职务以后，一直担任意大利驻梵蒂冈的代表，他对于官场礼仪的浮华和虚荣比对国家的政策更感兴趣，这种人决不会使他在5月18日向之呈交国书的那个政府感到任何不便。在德国人中间，指望意大利会参战的人不多，满意地期待意大利人做战斗伙伴的人就更少了。甚至在纳粹党的领袖中间也是如此，悲观的人认为德国在胜利的进程结束以前，还是先查明同盟者（不问他人品如何）是否可靠为妙，而比较敢作敢为和乐观的人则根本不愿让意大利分赃。据说，有一些同希特勒非常接近的陆军军官和文官认为，意大利还是继续作为一个非交战国更有用些。⁽²⁶⁷⁾阿尔菲耶里说，德国方面为要意大利介入战争，同他只进行过一次官方或半官方的接触，出面的是戈林。⁽²⁶⁸⁾

在勃伦纳会谈中，希特勒似乎对合作提出过一个明确的建议：即意军应有几个师参加横渡上莱茵河的攻势，从那里突破贝尔福隘口进入罗纳河流域。⁽²⁶⁹⁾据一个德国参谋军官说，德国陆军总司令部（陆总）已开始在制订计划，但是从罗马方面却没有再听到什么下文，意军参谋总部在遇到询问时，不承认知道此事；据格拉齐亚尼说，意大利人也拟订过计划，但是被墨索里尼突然放弃了；若不是遭到巴多里奥的反对，就是因为德国人一定要意大利的分遣部队成为德国集团军群的一个部分，而不仅仅是由于要直接受德军最高统帅部指挥的缘故。⁽²⁷⁰⁾

里宾特洛甫答应给意大利经济利益的诺言兑了现，于3月13日签订一项协议，增加了德国向意大利出口的煤，根据意大利官方的数字，从4月初到7月底这段时间内，交付的数量至少有415万吨。⁽²⁷¹⁾就在勃伦纳会见的第二天，戈林又答应每月给意大利可以装备3个炮兵连的八八毫米口径的炮，并表示愿意把尚可使用的七五毫米的斯科达炮全部免费奉送。墨索里尼虽然早就恳求德国人供给这些炮，可是对于这个提议开头却加以拒绝，宣称意大利自己已能制造高质量的九十毫米的炮（真正的困难似乎是陆军副大臣索杜不愿让德国的炮手随炮同来）。在两天之内，墨索里尼改变了两次主意，最后接受了戈林的建议，甚至还要求，在必要的时候，对方应再提供可以装备100个炮兵连的八八毫米的炮给意大利使用。德国人曾答应在3月初交付第一批3个炮兵连的炮，但是无论这批炮也罢，还是盼望已久的机床也罢（为了交付这些机床，戈林在3月28日又下了新的命令），都没有交到；因为挪威战役使德国人有了藉口，要征集大炮和机床供他们自己使用。意大利人不论要从德国弄到什么战争物资都困难得要命，对于德国人开恩答应供给的任何东西，他们都必须用黄金支付。⁽²⁷²⁾

当德国人认为不妨如此小气地对待意大利的时候，盟国仍然希望，通过对意大利进行大量的诱导工作，也许能扭转局势。普莱费尔逗留在罗马直到5月底，讨论了一项结算协定，其内容将包括向意大利造船厂的定货。保管案卷的法官同时又是英—意联合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威尔弗里德·格林爵士在将近月底时也到了罗马，并且似乎在原则上达成协议，解除了对大部分意大利对外贸易的禁运管制，条件是意大利方面保证不把某些商品重新出口到德国。

盟国方面，尤其是法国，还在试用别的绥靖方法。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4月21日召开联席会议以后发表了公报，声明法国依然愿意同意大利谈判。第二天，雷诺在法国政界中的亲意派不断施加压力下，发给墨索里尼一封私人信，建议他们应在两国之间爆发一场你死我活的冲突以前讨论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政体虽然不同，却能共处得十分融洽。雷诺对这次邀请尽量保守秘密，惟恐被说成是软弱的表现，但是果然不出所料，墨索里尼不仅拒绝了这次邀请，而且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希特勒。⁽²⁷³⁾

丘吉尔在5月16日向墨索里尼发出的呼吁，⁽²⁷⁴⁾明白地宣示了英国决心打到底，这封信比雷诺的信更受到罗马方面的重视；但是在复信时，墨索里尼只是举出了一些使两国处于敌对阵营的原因，如：对意大利在进攻阿比西尼亚期间受到的经济制裁记忆犹新，意大利在地中海“受奴役”的状态，以及意大利对德国承担的义务。丘吉尔这一次以及其他几次想使墨索里尼不参战的努力，虽然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但是考虑到西线的危急局势，他仍在为此尽可能长久地坚持努力，一面更加注意想出点子，等到意大利一介入战争，就迅雷不及掩耳地狠狠予以打击。⁽²⁷⁵⁾不过，直至5月25日，哈利法克斯仍告诉意大利大使（格朗迪的继任者巴斯蒂亚尼尼），对于就意大利利益或就可能为获致公正、持久和平的基础而举行谈判的任何建议，盟国都将加以考虑。⁽²⁷⁶⁾

法国政府准备比英国政府更迈进一大步。⁽²⁷⁷⁾它之所以这样做，其一部分原因固然是它在绝望地捞取救命稻草——不问这很稻草多么容易断掉——但是一部分原因也是某些法国政界人士对于法西斯意大利作为一个友邦的价值，对于劝阻意大利不要变成一个积极反法的敌国的可能性，抱有无法纠正的幻想。例如，赖伐尔仿佛没有觉察到墨索里尼自从意—阿战争以来就已讨厌他，仍然认为由他亲自介入也许能起作用。当时担任法国市政工程部长的德·蒙齐则认为，在直布罗陀的非军事化也许能使意大利满足的一线希望还存在时候，法国却犹豫着不去催促英国这样做，简直是荒谬可笑的。⁽²⁷⁸⁾下述情况也助长了法国人的幻想，意大利驻巴黎大使瓜里利亚的温和态度，他与德·蒙齐过往甚密；⁽²⁷⁹⁾经常与法国外交部和赖伐尔接触的意大利各界“消息灵通”人士说话的语气；驻罗马武官帕里佐将军一些稳定人心的报告，他在5月18日传达了从巴多里奥本人那里得来的消息，大意是说，由于不存在意大利介入战争的眼前危险，因此甘末林可以放手集中全力同德国作战。甚至迟至6月3日，帕里佐还报告说，意大利人即使参战，也不会在阿尔卑斯山区、科西嘉或突尼斯发动进攻。⁽²⁸⁰⁾

法国通过巴黎大主教絮阿尔红衣主教和教皇在5月17日晚间又同墨索里尼进行了一次接触；⁽²⁸¹⁾另一方面，罗斯福应英法两国根据法国的建议而提出的请求，在5月26日表示，⁽²⁸²⁾愿把意大利的条件转告盟国。作了种种努力，劝说英国政府同意把直布罗陀、马耳他和苏伊士运河交给国际共管，作为它献给敌方的一份贡品；但是，当雷诺在5月26日访问伦敦时，英国政府却表示至多只能讨论意大利在地中海的要求，条件是墨索里尼要帮助达成一项和约，以保证法、英两国的独立和公平地解决欧洲的一切问题。⁽²⁸³⁾

5月27日晚间，在已经知道比利时即将投降时，法国内阁讨论了最后一些劝诱墨索里尼的方法。会议⁽²⁸⁴⁾以后，达拉第（5月19日以后曾任外交部长）在一些亲意的同僚怂恿之下，起草了给弗朗索瓦-蓬塞的指示，表示愿意把法属索马里兰和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给予意大利，调整突尼斯—利比亚边界线，割让法属赤道非洲毗连利比亚的一大片土地，⁽²⁸⁵⁾并对规定突尼斯意侨地位的法令予以广泛的修改。⁽²⁸⁶⁾当时正担任外交部秘书长的夏尔–鲁，劝达拉第采用稍为稳健一点的草案，他和雷诺都坚决主张，要同英国政府磋商。于是，法国就向英国提出由英、法两国作出一些让步的建议，这个建议不像原先的法国草案那样把进入贝宁湾的通路让给意大利，但是丘吉尔根本不愿这样做。丘吉尔认为，这个建议并不会使墨索里尼满足，而一旦提出以后，却再也收不回了。丘吉尔还认为，何况这也不是邀请意大利来出面调停的时候，因为希特勒太过于自信他将大获全胜，决不会接受调停，同时，与意大利接近，还将对盟国的士气产生危险的后果。可是，甚至在这以后，法国政府在5月31日仍向意大利发出了照会，建议举行直接谈判，并且表明，法国在仍然忠于它的盟约和义务的同时，愿意“竭诚欢迎”任何有助于处理地中海纠纷的解决办法。这个方法是在德·蒙齐和肖当（当时任副总理）的怂恿之下制订的，在德·蒙齐为这份照会所拟的草稿中，法国表示愿意“支持”任何解决地中海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如德·蒙齐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承认的）是暗指既要法国也要英国作出让步。英国政府否认同这个建议有关系；而墨索里尼则不屑给予任何答复。⁽²⁸⁷⁾

墨索里尼在5月15日对特伦特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说：“历史以武装的摩托化部队风驰电掣的速度在前进。……时辰一到，我们就进军。”⁽²⁸⁸⁾到那个月月底时，意大利军队已经进入战时状态，并以进行防空演习来隐隐地作了一个开端。到26日，墨索里尼接到希特勒的又一封来信和戈林的建议（他建议意大利在德国向巴黎发动进攻的同时介入战争），受到鼓舞，下定决心在6月的下半月进军；到28日，他在听到比利时投降以后，就把进军的日期提前到6月10日，同一天，齐亚诺突然中断了同英国就封锁问题而进行的谈判，他告诉洛雷因，两国已处于交战的前夕。⁽²⁸⁹⁾第二天早晨，墨索里尼召集了他的三军参谋长，⁽²⁹⁰⁾告诉他们，他打算在6月5日或者5日以后宣战。他认为，再拖延下去会使德国觉得意大利是在等到万事大吉以后再介入；而且，“乘一个人正要跌倒时给他一拳，这种事我们也做不惯”。与此同时，他担任了最高统帅，感到十分称心满意，尽管国王还没有正式授权给他。在威尼斯宫的这次会议的记录中，除了记载三军参谋长在有关新的司令部的组成的一些枝节问题上发表的意见外，没有提到他们有什么其他的评论。

5月30日，墨索里尼向希特勒宣布了他的决定；但是希特勒劝他再稍等几天，以防法国飞机由于调到意大利前线而得以幸免在法国北部被消灭。⁽²⁹¹⁾于是墨索里尼提议6月10日。到2日晚间，希特勒又希望改在5日，可是墨索里尼这时却说，军队的调动要到10日才能完成，因此，在10日下午，才把意大利的宣战书交给了弗朗索瓦-蓬塞和洛雷因，墨索里尼像惯常一样，在威尼斯宫发表了演说。他告诉国民们，“骰子已经掷下，我们决心破釜沉舟”。在这篇演讲中，他引述说，为了取得进入大洋的通路，为了扩充领土，为了忠于对德国的义务，为了给意大利、给欧洲和给全世界建立一代人时间的公正的和平，正是这些动机，迫使意大利参加了一场（墨索里尼宣称）它曾不遗余力想予以防止的战争。

墨索里尼在1938年9月以调停者的身分从慕尼黑返回意大利时，赢得了他一生经历中所受到的最盛大、最自发的热烈欢迎。相形之下，当他在1940年6月宣战时，公众却比较地无动于衷。宣传工作未能反复地灌输仇恨盟国的思想；意大利人虽然对于遭到封锁有些不满，但是仍旧对盟国的侨民表示同情，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交战状态。另一方面，德国的节节胜利，在意大利人的头脑中产生了一种宿命论的信念，认为德国是无所不能的，认为只有与它联成轴心的政策，才是意大利所能奉行的惟一稳妥的政策。此外，他们还有渴望在商业和领土方面分享胜利果实的念头，以及自我安慰的幻想，认为这场战争不久就将由于西方国家的投降而告结束。同时，在意大利，也像显而易见地在这时的法国那样，人们似乎普遍认为，一到在军事实力上经过较量决定胜负以后，战败的一方立即就将求和，并将在合理的条件下得到和平。这是18世纪时西方人对战争的一般的看法，在那时候，为了称霸世界而打仗，为了宗教和思想意识而打仗，在玩耍“国王们的游戏”的规则中，是没有地位的。但在19世纪时，却有一些意大利人以比较英勇的气概参加了战争。加里波迪在1849年罗马失陷以后，对战友们说：“除了流泪、流汗、流血和苦干，我没有别的可以贡献。”丘吉尔的最最鼓舞的警句之一，就是借用了这句话。然而在1940年6月时，在加里波迪的活着的这一代子孙中，大多数人却未能预见到，类似19世纪中叶意大利复国运动那样的英国的复兴运动，这时即将在丘吉尔的加里波迪式的领导下被唤起。于是，这个法西斯政权就开始在列强中间进行它最后的一次冒险，像寓言中的那个瓦坛子一样，夹在一些大铁锅中间在激流中翻翻滚滚地被冲走了。

(1)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573—574页。

(2)　同上书，第563—568页。

(3)　同上书，第257—284页。又见《概览，1939—1946年； 1939年3月的世界》，第188页以后。

(4)　墨索里尼早些时候对于西方防御战的预测，见“卡瓦莱罗备忘录”（《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59号。又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272—273页）。

(5)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0月4日。

(6)　意大利所提要求的大要，见《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191—193页。

(7)　奥地利被德国并吞后，勃伦纳山口位于当时的德意边界。——译者

(8)　《概览，1939—1946年；1939年3月的世界》，第202—203页。

(9)　朱泽培·博塔伊；《二十年零一天》（Giuseppe Bottai: Vent'anni e un giorno），第2版，米兰，加尔赞蒂，1949年版，第158页。

(1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1卷，第19号，第35页以后。

(11)　见上文，原著第27页。

(12)　博塔伊；《二十年零一天》，第138—139页；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0月16日。

(13)　在柏林。——译者

(14)　“被上帝也被他的敌人所憎恶。”〔《地狱篇》，第3首，第63行，转引自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3月15日〕

(15)　见下文，原著第236—242页。

(16)　例如1939年9月4日的斯蒂法尼公报，转载于《泰晤士报》，1939年9月5日；9月10日的罗马广播（《新闻纪事报》，1939年9月11日）；弗朗索瓦·夏尔–鲁；《出使梵蒂冈八年，1932—1940年》（Franèois Charles-Roux: Huit ans au Vatican，1932—1940），巴黎，弗拉马里翁，1948年版，第336—338页。

(17)　《意大利日报》（Giornale d'Italia）和《纽约时报》，1939年9月24日；卡米莱·M·奇安法拉；《梵蒂冈与大战》（Camille M．Cianfarra: The Vatican and the War），纽约，达顿，1945年版，第191页。

(18)　赫伯特·L·马修斯；《法西斯主义的结果》（Herbert L．Matthews: The Fruits of Fascism），纽约，哈考特，布雷斯，1943年版，第263—264页；马克斯韦尔·H·H·麦卡特尼；《孑然一身》（Maxwell H.H．Macartney: One Man Alone），伦敦，查特与温德斯，1944年版，第41页。

(19)　马里奥·多诺斯蒂（笔名）；《墨索里尼与欧洲》（Mario Donosti：Mussolini e l'Europa），罗马，莱奥纳尔多出版社，1945年版，第224页。

(20)　《意大利日报》，1939年9月24日。

(21)　各个新任大臣以往的经历，见同上，1939年11月1日。

(22)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0月4日，19日，30日，1940年1月18日，2月18日。

(23)　《意大利日报》，1939年10月29日，12月10日，1940年3月24日；先前入党的条件，见赫尔曼·芬纳；《墨索里尼的意大利》（Herman Finer: Mussolini's Italy），伦敦，高兰兹，1935年版，第364—373页。

(24)　莱奥纳尔多·西莫尼（笔名）；《柏林；意大利大使馆，1939—1943年》（Leonardo Simoni； Berlino: Ambasciata d'Italia，1939—1943），罗马，米利阿雷西，1946年版，第41页（1939年12月19日）〔以下简称西莫尼；《柏林》〕。

(25)　《纽约时报》，1939年11月6日。

(26)　《纽约时报》和《时报》，1939年11月27日，《意大利日报》，1939年11月30日。

(27)　鲁道弗·格拉齐亚尼；《保卫祖国》（Rodolfo Graziani: Ho difeso la patria），第6版，米兰，加尔赞蒂，1948年版，第182页，第187页；西莫尼；《柏林》，第100页（1940年4月30日）。

(28)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1940年5月2日，6月6日。

(29)　《经济学家》（Economist），1940年5月18日；《纽约时报》，1939年9月20日，1940年5月5日，5月20日。

(30)　见下文，原著第234页。

(31)　《经济学家》，1940年1月9日。

(32)　同上，1939年10月31日；《法兰克福日报》，1939年10月27日。

(33)　伊曼纽尔·格拉齐；《末日的开始（经营希腊）》〔Emanuele Grazzi: Il Principio della fine （l'impresa di Grecia），罗马，法罗出版社，1945年版〕，第88—89页。

(34)　这件事于1940年2月在最高国防委员会有过争论；见皮耶特罗·巴多里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Pietro Badoglio: L'Italia nel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维罗纳，蒙达多里，1946年版，第33—34页；博塔伊；《二十年零一天》，第158—159页；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2月11日，12日，14日；格拉齐亚尼；《保卫祖国》，第182—183页。

(35)　威廉·A·M·伯登；《夺取拉丁美洲航线的斗争》（William A.M．Burden: The Struggle for Airways in Latin America），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1943年版，第64—65页，第67页，第69页，第76页。

(36)　意大利银行年度报告（《意大利日报》，1940年4月2日；《泰晤士报》，1940年3月31日）。

(37)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3月1日。

(38)　见下文，原著第235页。

(39)　《意大利日报》，1940年1月21日，5月18日。

(40)　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423页。

(41)　博内；《欧洲的结局》，第380页；夏尔–鲁；《出使梵蒂冈八年》，第335—336页。

(42)　莫里斯·居斯塔夫·甘末林将军；《服役》，三卷本（Gen．Maurice Gustave Gamelin: Servir），巴黎，普隆，1946—1947年版，第2卷，第444页。

(43)　博内；《欧洲的结局》，第303页；甘末林；《服役》，第1卷，第31—32页，第35—36页，第38—39页；雷诺；《混战方酣》，第329页。

(44)　甘末林，前引书，第3卷，第11页。

(45)　丘吉尔，第1卷，第324—325页，第333—334页；美国版，第1卷，第415页，第426—428页。

(46)　丘吉尔，第377页；美国版，第480页；甘末林，前引书，第35页；魏刚；《回忆录》，第3卷，第33页，第34页。

(47)　意大利外交部；《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1939—1943年》（Italy，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 Documenti diplomatici italiani，nona serie: 1939—1943），罗马，国家图书局，1954年版，第1卷，第713号〔以下简称《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

(48)　罗杰·凯斯爵士在下院的陈述，1940年5月7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360卷，第1125—1130栏）；丘吉尔，第2卷，第97页；美国版，第2卷，第110页；甘末林，前引书，第3卷，第365—368页。

(49)　博内，前引书，第380—384页；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9月5日，8日，11日，14日，16日，29日；加里亚佐·齐亚诺；《走向悲剧的欧洲》（L'Europa verso la catastrofe），米兰，蒙达多里，1948年版，第461页，第462页；《齐亚诺的外交文件》（Ciano's Diplomatic Papers），M·马格里奇编，S·胡德译（伦敦，奥达姆斯出版社，1948年版），第305页，第306页〔本书及其英译本以下简称齐亚诺；《欧洲》与英译本〕。

(50)　见哈利法克斯9月8日给齐亚诺的信（《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110号）；齐亚诺9月14日的诚挚的回信（同上书，第205号）；张伯伦9月13日给格朗迪的信（同上书，附录1）；巴斯蒂亚尼尼叙述的关于他接任意大利驻伦敦大使时在那里受到友好接待的情况（同上书，第878号）。法国方面的类似的表示，见同上书，第172号，第450号。

(51)　例如，见法国驻罗马大使弗朗索瓦–蓬塞9月16日同齐亚诺就此事的谈话（同上书，第250号）。

(52)　丘吉尔1939年10月1日的广播（《泰晤士报》，1939年10月2日）。

(53)　博内；《欧洲的结局》，第381页；甘末林；《服役》，第3卷，第110—111页，第206页以后，第213页；魏刚；《回忆录》，第3卷，第21—22页，第49—50页；《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214号。

(54)　见下文，原著第234页。

(55)　关于法、意两国于1938—1939年在这些问题上重启争端的情况，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193—196页，第233页，第252页。

(56)　博内；《欧洲的结局》，第383页；参阅雷诺；《混战方酣》，第596页注②。

(57)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576—577页。

(58)　同上书，第538页。

(59)　戈林9月12日接见马季斯特拉蒂（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馆参赞）时，态度比较诚挚，但是，自然这是一次私人会晤（《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170号；参阅第199号，第258号，第404号，第425号）。

(60)　见墨索里尼9月10日写给阿托利科（意大利驻柏林大使）的短简中的第六点。该信的其余部分是为意大利未参战而作的辩解（《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188号）。

(6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23号。

(62)　阿托利科为此感到的忧虑，明白地表现在他于9月7日发给齐亚诺的急电中（《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80号）。

(63)　见伊丽莎白·威斯克曼；《罗马—柏林轴心》（Elizabeth Wiskemann：The Rome-Berlin Axi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172—174页，第196—197页，第263页。

(64)　保罗·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龙套》（Paul Schmidt: Statist auf diplomatischer Bühne），波恩，雅典娜出版社，1949年版，第479—480页；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编；《希特勒指挥作战；他的日常军事会议的秘密记录》（Felix Gilbert，ed； Hitler directs his War: The Secret Records of his Daily Military Conference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33页。

(65)　见1939年8月22日和11月23日他和他的一些最高指挥官的会议记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339页，第331页（798–PS，789–PS）；《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192号和第8卷，第384号〕。

(66)　见《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229号（9月15日雷德尔和意大利驻柏林海军武官的谈话）。

(67)　英国海军部；《关于海军事务的德国元首会议（1939—1945年）》〔Great Britain，Admiralty：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 （1939—1945），以下简称《元首会议》〕，八卷本，油印本（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1948年版），1939年，第38页，第40页；参阅丘吉尔，第2卷，第23页，第117页；美国版，第2卷，第24页，第132页。

(68)　《元首会议》，1940年，第9页。

(69)　同上书，第1页。

(70)　《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568页。

(71)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331页（789–PS）；《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384号。

(72)　意大利在9月间曾一再暗示，德国当时仍然可能提出“体面的”和“真正宽宏大量的”和平建议。见与此事有关的文件（《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38号，第73号，第79号，第127号）。

(73)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9月5日，16日，18日，29日；齐亚诺；《欧洲》，第461—465页；英译本，第305—308页。

(74)　转引自《纽约时报》，1939年9月22日。

(75)　见上文，原著第219页。

(76)　意大利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见《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499号，第502号，第503号。希特勒和齐亚诺于10月1日在柏林曾讨论过此事（同上书，第552号）。

(77)　见上文，原著第214—215页。

(78)　《泰晤士报》，1939年9月25日。

(79)　见《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526号，第527号。

(80)　齐亚诺本人向墨索里尼报告说，德国的民众和里宾特洛甫都热诚地接待他（同上书，第552号）。

(81)　埃里希·科尔特；《空想与现实》（Erich Kordt: Wahn und Wirklichkeit），修订再版本，斯图加特，德意志联合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31页；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龙套》，第472页。

(82)　齐亚诺；《欧洲》，第466—477页；英译本，第309—316页；《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552号；《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76号。参阅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0月1日，2日。

(83)　见上文，原著第99页以后。

(84)　《泰晤士报》，1939年10月2日，3日。

(85)　《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278页，第281页。

(86)　下院辩论，第5辑，第351卷，第1870—1874栏。

(87)　《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557号；《纽约时报》，1939年10月6日。

(88)　见《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散见各处。

(89)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9月15日，24日，28日。由意大利来领导一个巴尔干集团的主张，于9月23日首次在魏茨泽克（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和阿托利科之间进行了讨论，这纯粹是在经济上对付英国封锁的一项对策（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128号，第145号和《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394号，第407号；参阅第58号，第59号）；但是纳粹党并不欢迎这样一个集团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性的集团（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266号，第362号）。

(90)　齐亚诺；《欧洲》，第471页；英译本，第315页。

(91)　例如，见意大利大使甘巴拉将军于10月9日在马德里呈递国书时的讲话；意大利人在索里亚的一次追悼仪式上的讲话；齐亚诺为意大利文版的佛朗哥言论集撰写的序言；马德里的意大利学会的落成典礼；以及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在胜利纪念日互致的信件〔《意大利日报》，1939年10月10日，11月16日，1940年4月5日；《时报》，1939年11月6日；《人民观察家报》，1940年3月2日；又见E·艾利森·皮尔斯；《失势的西班牙》（E．Allison Peers: Spain in Eclipse），伦敦，梅休因，1943年版，第155—157页〕。

(92)　《意大利日报》，1930年3月30日。

(93)　同上，1940年5月15日，16日。

(94)　见《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418号。

(95)　《泰晤士报》，1940年8月6日；《西班牙研究公报》（Bulletin of Spanish Studies），第17卷，第226页；皮尔斯；《失势的西班牙》，第259—260页。

(96)　《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7月27日。

(97)　参阅里宾特洛甫文件中提及的这类“一再发来的报告”（《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354号）。

(98)　格里戈尔·加芬库；《东线战事的序幕》（Grigore Gafencu； Préliminaires de la guerre à l'est），弗里堡，埃格洛夫，1944年版，第324—325页〔1945年，弗雷德里克·马勒在伦敦出版了E·弗莱彻–艾伦的英译本，书名改为《俄国战役的序幕》（E．Fletcher-Allen: Prelude to the Russian Campaign）〕。意大利怀疑德国对罗马尼亚的态度一事，见《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266号，第273号，第485号，第747号，第763号。

(99)　《纽约时报》，1939年9月24日。此事在9月27日被罗马方面否认（《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465号）。

(100)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和中立国》，第346—349页。

(101)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0月23日；《泰晤士报》，同日。

(102)　《概览，1928年》，第148页，第159—160页，第364页。

(103)　《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300—302页；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9月12日，19日。

(104)　《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60号，第65号，第96号，第119号。

(105)　原文如此，非12日，尽管文件上注明的日期为12日。

(106)　格拉齐；《末日的开始》，第65—66页；希腊外交部；《希腊白皮书；关于意大利侵略希腊的外交文件》（Greece，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The Greek White Book: Diplomatic Documents relating to Italy's Aggression against Greece）〔以下简称《希腊白皮书》〕，伦敦，哈钦森为希腊外交部出版，1942年版，第49号；《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166号，根据格拉齐原著的照片复制。

(107)　《概览，1928年》，第160页；《文件，1928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48—154页。

(108)　《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220号，第297号，第303号，第316号。

(109)　格拉齐，前引书，第70页；《希腊白皮书》，第50号。

(110)　同上书，第53号。可是，9月30日梅塔克萨斯再度向格拉齐建议此事（《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546号）。

(111)　格拉齐；《末日的开始》，第75—77页；《希腊白皮书》，第55号。

(112)　齐亚诺在10月7日同意互换照会（《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648号）。又见第729号，第759号，第795号，第822号，第833号。

(113)　同上书，第543号，第544号。

(114)　格拉齐，前引书，第79—80页。

(115)　《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270页，第297—300页。

(116)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9月20日，10月12日，1940年1月21—23日。

(117)　《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75号，第254号，第309号，第322号，第392号，第490号，第634号，第681号，第693号，第725号，第738号，第799号，第862号，第873号。

(118)　加芬库；《东线战事的序幕》，第324—325页。马肯森（德国大使）于11月24日从罗马向里宾特洛甫报告，意大利人“希望同一个巴尔干集团毫不相干”（《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372号注④）。据加芬库说，其他的巴尔干协约国的政府都赞同罗马尼亚的建议。

(119)　意大利对匈牙利害怕苏联侵略的心理表示同情（见《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330号，第350号，第451号，第466号，第585号，第622号，第638号）。

(120)　马肯森于10月6日从罗马报告说，墨索里尼并不讳言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不信任，并把斯大林叫做“开赌场的强盗”（《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205号）。参阅墨索里尼给希特勒的信（1940年1月3日），信上说：“罗马同莫斯科的关系不好”（同上书，第504号，第606页）。

(121)　《纽约时报》，1939年10月11日；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2月8日。

(122)　见下文，原著第415页。

(123)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596号。

(124)　同上书，第675号，第684号。

(125)　在俄—芬战争爆发以前，意大利就对芬兰感兴趣和表同情，尤其在向芬兰供应意大利武器这一点上，这些表示见《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122号，第244号，第817号，第838号。

(12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494号。

(127)　《国际关系》（Relazioni Internazionali），1939年12月23日，第1065—1070页。

(128)　《纽约时报》，1940年1月17日；参阅《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568号。

(129)　奇安法拉；《梵蒂冈与大战》，第202页；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2月8日，19日。

(130)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1月28日。

(131)　西莫尼；《柏林》，第36页（1939年12月12日，13日）。

(132)　奇安法拉；《梵蒂冈与大战》，第202页；齐亚诺，前引书，1940年1月2日；埃利斯顿；《芬兰在战斗》，第366页。以下凡提及意大利对芬兰的支援，见齐亚诺，前引书，1940年1月15日，23日，27日，31日。

(133)　西莫尼；《柏林》，第47页（1939年12月30日）。

(134)　见上文，原著第220页。

(135)　齐亚诺，前引书，1939年12月24日，26日；魏刚；《回忆录》，第3卷，第49—50页。

(136)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2月23日，26日；齐亚诺；《欧洲》，第500页；英译本，第329—330页。

(137)　加芬库；《东线战事的序幕》，第324页。

(138)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1月6—8日；齐亚诺；《欧洲》，第501—504页；英译本，第330—332页。

(139)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1月13日。

(140)　同上书，1940年2月19日。

(141)　见《纽约时报》，1940年3月8日。

(142)　同上，1940年3月17日。

(143)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0月18日，12月1日，1940年2月7日。

(144)　有大量的食品和原料等禁运物资的贸易，尤其是从西班牙、葡萄牙、南美洲、巴尔干诸国和土耳其的进口，都通过了热那亚和的里雅斯特，德国的有些出口商品，也伪装成意大利商品或装载在意大利飞机上蒙混过去（见《经济学家》，1939年10月21日，12月2日，1940年3月23日；《泰晤士报》，1940年1月10日；《纽约时报》，1940年3月18日；《曼彻斯特卫报》，1940年6月11日）。

(145)　西莫尼；《柏林》，第26页（1939年11月19日）。

(146)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9月27日。

(147)　同上书；《元首会议，1939年》，第44页（又见第40页，第52页）；《元首会议，1940年》，第8—9页。

(148)　西莫尼；《柏林》，第24—25页（1939年11月15日），第113页（1940年5月20日）。

(149)　同上书，第47页（1939年12月30日），第81页（1940年3月13日）。

(150)　其中包括意大利驻华沙大使，尽管由于他本国的政策，他曾不得不以各中立国外交使节的名义，对罗马教皇的使节组织的一次抗议加以阻挠（见《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169号）。

(151)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2月4日。

(152)　齐亚诺；《欧洲》，第481—482页；英译本，第319页。从1939年12月月中起，从柏林方面似乎得到了较多的消息，可是这些消息究竟是通过官方的渠道经常得到的，还是反纳粹的人士透露的，却不清楚〔西莫尼；《柏林》，第40页，第44页（1939年12月16日，24日）〕。

(153)　原文载《人民观察家报》，1939年10月7日。

(154)　《纽约时报》，1939年10月25日。

(155)　齐亚诺；《欧洲》，第481—482页；英译本，第317—319页；西莫尼，前引书，第21—24页（1939年11月13日）。

(156)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1月27日。

(157)　《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280—281页。

(158)　见下文，原著第234—236页。

(159)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2月5日；齐亚诺；《欧洲》，第484—492页；英译本，第321—327页；西莫尼，前引书，第34页（1939年12月18日）。

(160)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2月21日。

(161)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2月23日，27日，30日，1940年1月2日，5日，16日；西莫尼；《柏林》，第42页（1939年12月20日）；卡尔·H·阿布斯哈根；《加那利》（Karl H．Abshagen：Canaris），斯图加特，德意志联合出版公司，1949年版，第265页。

(162)　《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254页。

(163)　温斯顿·S·丘吉尔；《参战》（Winston S．Churchill: Into Battle），伦敦，卡斯尔，1941年版，第144页。

(164)　《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和《意大利日报》，1939年11月14日。

(165)　德·蒙齐；《往事》，第41页，第183页，第186—187页，第190页，第204页，第216—217页；保罗·邦库尔；《两次大战之间》，第3卷，第162—168页。1946年对赖伐尔的起诉书提到了他的亲意活动，见《赖伐尔受审记；速写记录》（Le Procès Laval; compte rendu sténographique），现代诉讼大全；巴黎，阿尔班·米歇尔，1948年版，第27页；以及皮埃尔·赖伐尔；《赖伐尔的言论》，第31—36页，第228页。弗朗丹的活动，见《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395号，第417号。

(166)　见上文，原著第171—172页。

(167)　雷诺；《混战方酣》，第592—594页。

(168)　甘末林和巴多里奥保持的接触，见甘末林；《服役》，第3卷，第214页，第417—418页。

(169)　见《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151号，第533号，第653号。

(170)　《意大利日报》，1939年12月9日；《国际关系》，1939年12月16日，第1048页。

(171)　同上书，1939年12月23日，第1065—1070页。

(172)　见上文，原著第224—226页。

(173)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2月18日，21日，27日，28日；迪诺·阿尔菲耶里；《前线的两个独裁者》（Dino Alfieri: Due dittatori di fronte，米兰，里佐利，1948年版），第8—13页；夏尔–鲁；《出使梵蒂冈八年》，第357—361页；马修斯；《法西斯主义的结果》，第267页。

(174)　《泰晤士报》，1940年1月3日；《佩斯特·劳埃德报》（Pester Lloyd），1940年1月5日。

(17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504号。

(176)　西莫尼；《柏林》，第41页，第45—46页（1939年12月19日，28日，29日）；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龙套》，第474页。

(177)　乌尔里希·冯·哈塞尔；《论另一个德国》（Ulrich von Hassell: Vom andern Deutschland），苏黎世，亚特拉蒂斯出版社，1946年版，第120页。

(178)　见下文，原著第234页。

(179)　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隔了三个星期开始要求德国答复（《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583号），马季斯特拉蒂在2月2日向希特勒辞行时，也问起此事（同上书，第591号）。见下文，原著第236页。

(180)　西莫尼；《柏林》，第51页以后，第62—65页，第67—68页（1940年1月8—27日，2月2日，2月17日）；科尔特；《空想与现实》，第2版，第239页。

(181)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2月20日；西莫尼，前引书，第67—68页（1940年2月17日）。

(182)　同上书，第71—72页（1940年2月28日）。

(183)　见下文，原著第454—456页；见兰格与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第361—375页。

(184)　西莫尼，前引书，第67页，第69页，第71页，第73—75页（1940年2月16日，24日，3月1—3日）。

(185)　齐亚诺；《欧洲》，第508—511页；英译本，第337—339页；萨姆纳·韦尔斯；《决定的时刻》（Sumner Welles：The Time for Decision），纽约，哈珀，1944年版，第78—88页。

(186)　《意大利日报》，1940年1月18日。

(187)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2月1日。

(188)　同上书，1940年1月8日，13日，18日，19日，28日，31日，2月16日，17日。

(189)　丘吉尔，第1卷，第599—600页；美国版，第1卷，第749—750页。

(190)　见《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5号，第36号。

(191)　同上书，第211号。

(192)　同上书，第240号。

(193)　博内；《欧洲的结局》，第382页，第383页；《纽约时报》，1940年4月22日。齐亚诺在1939年9月19日曾反对意大利向法国供应完全属于军用性质的设备（《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328号），但是赞成向法国供应汽车（同上书，第762号）。

(194)　同上书，第338号。

(195)　见马肯森1940年1月4日就这些活动所作的报告（《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509号），并参阅同上书，第542号。

(196)　协定原文见英国外交部；《促进经济合作……的协定（附议定书），1939年10月27日于罗马》〔Great Britain，Foreign Office：Agreement ..．to fasilitate Economic Collaboration （with Protocol），Rome，October 27，1939〕，敕令，第6128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9年版）；《国际关系》，1939年11月11日，第945页。

(197)　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593号，第623号；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1月14日，2月9日。

(198)　这个政策以及与之有关的英—意谈判，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和中立国》，第12—14页。

(199)　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33号，第149号，第260号，第277号。

(200)　《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18号，第22号，第474号，第791号；西莫尼；《柏林》，第21页，第25页，第29—30页，第34页，第36页（1939年11月11日，16日，25日，27日，12月10日，13日）。

(201)　意大利已把本国的产量从1934年的783 000吨增加到1938年的2 350 000万吨，但是其中几乎全部都是不能用于重工业的褐煤。主要的矿在伊斯的里亚和撒丁（《经济学家》，1940年1月20日，5月18日）。

(202)　《经济学家》，1940年1月20日，5月4日；《泰晤士报》，1940年3月12日。

(203)　在1937年12月间，通过圣哥达一线的全部运输能力估计为每年300万吨，通过陶埃尔恩和勃伦纳的运输能力合计为300万吨至350万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1卷，第84号，第142—143页）。

(204)　同上书，第8卷，第394号，第489号，第581号。

(205)　《概览，1939—1946年；大战和中立国》，第14页注①。

(20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394号注③。

(207)　同上书，第406号。

(208)　同上书，第398号。

(209)　同上书，第599号，第652号。

(210)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2月20日；参阅同上书，1939年12月12日，13日；格拉齐；《末日的开始》，第89页，第90—92页。

(211)　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第289—290页；参阅《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275号。

(212)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2月9日，20日，21日，22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27号；《时报》，1940年1月30日，31日。

(213)　原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34号。

(214)　里宾特洛甫的访问，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3月8日以后；西莫尼；《柏林》，第77页以后（1940年3月8日以后）；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龙套》，第477—478页。

(215)　希特勒信件的译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63号。

(21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65号（施密特的记录）；齐亚诺；《欧洲》，第512—527页；英译本，第339—349页。

(217)　随同里宾特洛甫到罗马的克洛迪乌斯在三天后，即3月13日，为此签订了一项协定；所用的德国卡车与意大利卡车的比例将为3∶1〔《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69页注⑫（第904页）；《经济学家》，1940年4月13日〕。

(21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55号，第893页。

(219)　同上书，第667号，第895页。

(220)　同上书，第669号（施密特的记录）；齐亚诺；《欧洲》，第527—541页；英译本，第349—359页。

(221)　他在3月12日向希特勒发出一份急电，报告他的胜利（《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70号）。

(222)　同上书，第669号，第908页；齐亚诺；《欧洲》，第541页；英译本，第358页。

(223)　见奇安法拉；《梵蒂冈与大战》，第209—211页。

(224)　见兰格与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第407页；《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88号。

(225)　夏尔–鲁；《出使梵蒂冈八年》，第374—376页；雷诺兹·帕卡德与埃莉诺·帕卡德；《阳台帝国》（Reynolds and Eleanor Packard: Balcony Empire），伦敦，查托与温德斯，1943年版，第78—79页；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龙套》，第478页。

(226)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3月17日，19日；齐亚诺；《欧洲》，第545—552页；英译本，第361—365页；施密特，前引书，第479—481页。《欧洲》一书中所收集的会谈记录，是从施密特记下并经希特勒校正的摘要译出的。施密特在其回忆录中说明，这样的摘要可能有好几种本子；一种是他自己的原本，是篇幅较短的、供摄制缩微胶卷用的文本，再有一种是篇幅更短的、拟在会谈时供对方使用的文本。希特勒对他自己所说的话，比对他的谈判对手所说的话，更喜欢用蓝铅笔加以校正；事实上，齐亚诺却在诉苦，说好不容易从柏林弄来的勃伦纳会谈记录，简短得异乎寻常〔《日记（1939—1943年）》，1940年4月1日〕。

(227)　见下文，原著第243页。

(228)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3月4日。

(229)　见韦尔斯；《决定的时刻》，第78—79页，第138页。

(230)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3月16日。

(231)　同上书，1940年4月1日。

(232)　5年以后在1945年2月6日的罗马报纸《独立者》（L'Independente）上公布。

(233)　法令原文载《意大利日报》，1940年4月7日。

(234)　《新欧洲》（L'Europe Nouvelle），1940年4月6日。

(235)　雷诺；《混战方酣》，第592—594页。

(236)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3月27日。

(237)　迦流（Gallio），古罗马的地方总督。后借指应管事而不管事的人。——译者

(238)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4月5日，6日，7日。

(239)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书信与文件》，V·津科内编（Hitler e Mussolini: Lettere e documenti，ed．V．Zincone），米兰，里佐利，1946年版，第20—22号；西莫尼；《柏林》，第96页，第98—99页（1940年4月18日，26日）。

(240)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4月26日。

(241)　《金融新闻》（Financial News），1940年5月6日。

(242)　《纽约时报》，1940年5月1日。

(243)　《泰晤士报》，1940年4月20日。

(244)　内政副大臣布法里尼–圭迪4月26日在法西斯议院的发言。

(245)　《泰晤士报》，1940年4月15日。

(246)　《每日快报》，1940年4月22日。

(247)　夏尔–鲁；《出使梵蒂冈八年》，第338页；奇安法拉；《梵蒂冈与大战》，第230页；《时报》，1940年5月26日；引自《巴塞尔新闻》（Basler Nachrichten）。

(248)　菲利普·安富索；《罗马、柏林、萨洛，1936—1945年》（Filippo Anfuso: Roma，Berlino，Salò，1936—1945），米兰，加尔赞蒂，1950年版，第129—131页。

(249)　安富索；《罗马、柏林、萨洛》，第135—136页；卡尔米内·塞尼塞；《在我当警察头子的时候》〔（Carmine Senise: Quando ero Capo della Polizia），罗马，鲁福洛，1946年版〕，第68页。

(250)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2月14日，3月14日。

(251)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3月5日，4月11日；夏尔–鲁；《出使梵蒂冈八年》，第338页。

(252)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5月14日，15日，16日，18日，6月1日，6日；巴多里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第43—44页；多梅尼科·马伊埃尔；《维罗纳审判真相》（Domenico Mayer: La Verità sul Processo di Verona），米兰，蒙达多里，1944年版，第20—21页。

(253)　夏尔–鲁；《出使梵蒂冈八年》，第326页，第329页，第337页，第339页，第373页，第377页；参阅《意大利外交文件，第9集》，第1卷，第6号。

(254)　关于教皇先前谋求罗斯福总统同他合作，一同劝阻墨索里尼不要参战的情况，以及罗斯福随后所作的努力，见下文，原著第464页。

(255)　阿尔菲耶里；《两个独裁者》，第18页，第22页；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4月28日，5月12日，13日。

(256)　奇安法拉；《梵蒂冈与大战》，第224—229页；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5月16日；《法兰克福日报》，1940年5月26日；马修斯；《法西斯主义的结果》，第267—268页。

(257)　阿尔菲耶里；《两个独裁者》，第19页；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4月20日，22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第24号。

(258)　《纽约时报》，1940年5月31日。

(259)　《意大利日报》，1940年5月14日；法国反驳意大利的指责，见《时报》，1940年5月15日。

(260)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3月7日，4月9日，5月10日。

(261)　同上书，1940年5月3日，6日，10日，13日；格拉齐亚尼；《保卫祖国》，第189—191页。

(262)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5月28日，29日。

(263)　甘末林；《服役》，第3卷，第382页。

(264)　丘吉尔，第2卷，第40页；美国版，第2卷，第45页。

(265)　西莫尼；《柏林》，第117页（1940年5月29日）。

(266)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4月1日，29日，5月1日，20日，6月8日。

(267)　西莫尼；《柏林》，第95—96页，第111—112页，第116—117页（1940年4月17日，5月16日，29日）。

(268)　阿尔菲耶里；《两个独裁者》，第44页；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5月3日，28日；西莫尼，前引书，第100—101页（1940年4月30日）。

(269)　在订立三国同盟时也有过类似的计划。

(270)　齐亚诺；《欧洲》，第551页；英译本，第365页；格拉齐亚尼；《保卫祖国》，第200—208页；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受束缚的军队》（Siegfried Westphal: Heer in Fesseln），波恩，雅典娜出版社，1950年版。

(271)　《金融新闻》，1940年8月27日。

(272)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3月25日；格拉齐亚尼；《保卫祖国》，第197—198页。

(273)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4月24日，26日，27日；西莫尼；《柏林》，第102页（1940年5月2日）。雷诺和墨索里尼的通信，载雷诺；《混战方酣》，第594—596页。

(274)　丘吉尔，第2卷，第107—108页；美国版，第2卷，第121—122页；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5月16日，18日。

(275)　丘吉尔，第2卷，第98—99页，第113页；美国版，第2卷，第111页，第128—129页。

(276)　同上书，第100页（原文如此，疑为第110页之误。——译者）；美国版，第125页；雷诺；《混战方酣》，第601页，第611—613页。

(277)　达拉第和甘末林在5月16—18日讨论意大利介入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来往信件，见甘末林；《服役》，第3卷，第421—422页。

(278)　德·蒙齐；《往事》，第240—241页。

(279)　夏尔–鲁；《惨痛的五个月》，第14页；康默雷；《休战》，第76页。

(280)　甘末林；《服役》，第3卷，第396—397页，第417—418页；魏刚；《回忆录》，第3卷，第171页。墨索里尼确实到6月6日还下命令给巴多里奥，要意大利军队保持守势。

(281)　夏尔–鲁；《出使梵蒂冈八年》，第388—389页；雷诺；《混战方酣》，第603—604页。

(282)　见下文，原著第464—465页；又见丘吉尔，第2卷，第109页；美国版，第2卷，第125页；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782—783页；雷诺，前引书，第600—602页。丘吉尔和赫尔都说，英、法两国政府是在5月25日同美国接触的；但是据雷诺说，两国政府却是在26日他访问伦敦时决定这样做的。

(283)　夏尔–鲁；《惨痛的五个月》，第6—8页；丘吉尔，第2卷，第108—109页，第110页；美国版，第2卷，第123—125页。

(284)　见会议记录，载雷诺；《混战方酣》，第661—668页。

(285)　同上书，第609—610页；康默雷；《休战》，第75—78页。

(286)　见《概览，1925年》，第1卷，第2编，第11章；《概览，1928年》，第150页；《概览，1935年》，第1卷，第106—107页；《概览，1937年》，第1卷，第493页注②，第494页，第502—503页注⑤，第539页。

(287)　雷诺；《混战方酣》，第614页以后；夏尔–鲁；《惨痛的五个月》，第10—18页；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5月31日，6月1日；德·蒙齐；《往事》，第236—242页；魏刚；《回忆录》，第3卷，第149页和附录9。齐亚诺的《日记》中5月27日的一段，弗朗索瓦–蓬塞提议举行有关突尼斯，也许还有阿尔及利亚的谈判，但被雷诺（前引书，第607—608页）引证弗朗索瓦–蓬塞自己记下的会谈记录加以驳斥。

(288)　《纽约时报》，1940年5月31日。

(289)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40年5月26日，28日。

(290)　见《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第24号。巴多里奥的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第39—42页）是不完全的，并且会使人产生误解。

(291)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第2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