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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欧洲的政治结构
第一章
1939—1945年的德国
克利夫顿·J·蔡尔德
第一节 巩固政治权力，为战争作准备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德国的权力实质上已经完全集中在国家社会党的手里。德国政治生活方面的许多“调整工作”实际上在国家社会党执政的头12个月内已经完成了。根据1933年3月24日颁布的授权法(1)——或者所谓“人民与国家保护法”，著名的领袖原则（纳粹党一开始就受它指导）代替了多数裁定的原则，立法的权力（大体上）已经由国会移交给了内阁，于是内阁在制定法律时可以不受宪法的条款和精神的拘束。根据1933年12月1日的“争取党与国家统一法”，(2)纳粹党成为惟一的“国家观念的代表”，党和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副元首和冲锋队（SA）的参谋长成为德国政府的成员，“以便使纳粹党和冲锋队的机构与政府机关之间保持密切的合作”。最后，按照1934年1月30日的“重建法”，(3)中央集权制的过程（纳粹党有时候称它为“丰富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以前各州（Länder）享有的全权、选举出来的议会和行政权力一律都被取消，州政府完全被置于中央政府之下。(4)这样的中央集权制，无论是俾斯麦或是魏玛宪法的制订人，都未能理所当然地坚决贯彻到底，因为在1871年和1919年各州的地方情绪还很强烈。
在地方机构改组完毕后，国家社会党便在最高部门进行权力集中，因为当希特勒向国外四下看望，寻求新的冒险场地时，他已打定主意只向最亲信的几个顾问透露自己的计划。所以，他逐步不让德国内阁作为一个整体参加国家政策的讨论（当时，内阁中有一部分阁员对纳粹主义的忠诚是多少令人怀疑的），(5)因此在1933年10月德国退出国际联盟以后，希特勒始终没有预先向内阁报告他打算采取的步骤，(6)而到1938年2月4日以后，他干脆不让内阁召开会议了。(7)同时，他还逐渐使内阁丧失了立法的权力，方法是让个别部长颁布法令，事先仅把该法令交给有关的其他部长过目。(8)
由于德国内阁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希特勒便着手（好像主要是在书面上）试行较为适合于应付国内或国际紧急情况的其他宪法形式。因此，1938年草拟了一项新的德国国防法，规定在发生战争时把职权集中在三个人手里：即德国行政工作的全权代表弗里克、经济方面的全权代表沙赫特（后来是丰克）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的长官凯特尔。这就是所谓“三人枢密院”。这个枢密院除了发布一些不重要的命令之外，事实上始终没有开过会，起过应有的作用。(9)在进攻波兰前两天，希特勒将“三人枢密院”撤销，代之以“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它是当时由戈林主持的德国国防委员会的一个“常设委员会”。这个有权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的机构，是特地为了“在当前国际紧张局势下”确保“行政与经济方面的统一指挥”而建立起来的。(10)可是，这个内阁国防委员会像它的前身德国内阁一样，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就失去其审议的作用。事实上，在1939年12月以后，要说召开会议的话，那也是难得有的事。在那个日期以后，每当有法令要公布时，委员会的成员只不过用书面方式相互联系一下。(11)结果是，甚至连通过“国防委员会”来管理这一概念最后也被逐步抛弃掉了，因此在战争的年代里，德国不是像一般所想象的那样有一个相当正式的政府。(12)事实上，从1940年以后，德国政府已经退化成为一种拜占庭式的朝廷，除希特勒本人掌握的权力外，其余的实权不是操在国家部长们手里，而是操在一小撮技术专家、官僚和纳粹党内的“实权派”诸如施佩尔、拉默斯和鲍曼这一类人的手里。
第二节 希特勒与将领们(13)
希特勒是在兴登堡逝世后，根据1934年8月1日的那道法令接过总统兼总理的双重职务的。理论上讲，这道法令使他成为德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武装部队应立即宣誓对他效忠并无条件地服从他的命令。可是，仍有许多权力，特别是向武装部队直接发布命令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的手里，他在希特勒之下统率着武装部队的所有各部门（即海军、空军和陆军）。(14)起先，把军事方面的这种权力留给勃洛姆堡和他的国防部很合希特勒的意思。一个原因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担任军事领袖。同时，在1934年6月30日罗姆事件发生时，他也深信需要保持军队的独立（即便仅仅作为防止党内再度发生叛乱的保障），因此他坚决站在武装部队一方去反对冲锋队。(15)他与陆军达成了一项默契——武装部队（第一次）参加1934年纽伦堡纳粹党的大会，便是这项默契的象征——只要陆军无条件地支持重整军备和纳粹党的其他措施，纳粹党将不干涉军事事务。可是，有两个因素损害了这项默契：一个是党卫队不断玩弄的阴谋（党卫队正在逐步排挤冲锋队），(16)另一个是参谋总部的有些成员和像哈默施泰因(17)之流的较老的司令官，对于他们的同事施莱歇将军和冯·布雷多上校于1934年被“清洗”的事，仍然耿耿于怀。纳粹党与陆军之间的默契总算维持了三年半，到1938年2月初突然终止了，当时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同柏林的一个妓女结婚，玷污了军队的名誉，因而被迫去职。(18)
勃洛姆堡的丑闻，给了希特勒向军队下毒手的机会。党卫队早已在伺机打击参谋总部的“铁腕人物”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现在党卫队果然捏造了一项关于弗里奇搞同性恋爱的罪状。2月4日，希特勒终于宣布弗里奇和勃洛姆堡两人全辞职了。弗里奇由勃劳希契接任，可是希特勒并没有另行任命一位新国防部长，而是亲自承担起“直接统率”全体武装部队的职务，同时成立了一个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去执行以前由国防部办理的例行公事。(19)根据勃洛姆堡的推荐，希特勒任命国防部武装部队处处长凯特尔为新的最高统帅部长官。(20)然而，甚至在这一阶段，希特勒仍然感到有必要全面改组一下政府各部来掩饰他对武装部队的夺权行为。在这次改组中，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由里宾特洛甫接任，冯·巴本则从维也纳应召回来。(21)原来希望接替勃洛姆堡出任国防部长的戈林被晋升为元帅。同时，在陆军高级司令官中也宣布进行了一次“人事变动”，大约有12名过去曾触犯过纳粹党的将领都被迫引退。(22)
这样就结束了希特勒同将领们友好和睦的时期(23)——在此期间，他们之所以能维持友好关系，仅仅因为希特勒同意保持旧德国国防军的“非政治性”军队的传统，以及他能够使军事领袖们追求强硬的外交政策和重建德国国防力量的愿望得到满足。但是，在弗里奇—勃洛姆堡危机出现之后，将领们立即开始接近文官中的反对派，这在当时是以沙赫特、格德勒和德国外交部的一些人为代表的。他们中的有力人物，这时和后来一直是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中将，他认为弗里奇事件在希特勒同军官团之间造成了无法弥合的鸿沟。(24)贝克特别担心希特勒外交政策当时的倾向，所以一再向他的上级勃劳希契提出备忘录，企图说明希特勒的轻率行动只能导致战争。(25)1938年7月和8月里，贝克试图说服勃劳希契采取一种集体行动的办法——由将领们向希特勒发出一份最后通牒，指出同捷克发生的一场冲突必然会把法国和英国卷进来，从而将导致一场德国无法指望战胜的世界大战。(26)当贝克看到新的陆军总司令过于意志软弱，不能给他必要的支持，而他又坚信，只有把希特勒搞下台才能使国家免于灾难以后，他终于在1938年8月27日辞去了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此后他就秘密地致力于推翻希特勒政权的工作。(27)
贝克的辞职大大鼓舞了文官中的反对派。他们也深信一切和平抵制的尝试都必然会遭到失败，“只有采用暴力手段”才会成功。(28)因此，他们就着手准备1938年9月的那次密谋，其目的在于通过武力搞掉希特勒，以制止德国走向战争。起初，这个密谋似乎颇有成功的希望，因为德国人民普遍对希特勒的备战工作开始显出不安的迹象——例如，当希特勒煽动人民反对捷克斯洛伐克达到高潮，让一个新的装甲师列队通过德国首都时，柏林居民竟然冷冰冰地静立在一旁以示反对。(29)这时军队中的一些关键人物显然都准备采取行动。他们中有新上任的参谋总长哈尔德（他同贝克一样也对希特勒的政策感到忧虑）和柏林军区司令冯·维茨勒本，他部下的师长冯·勃洛克道夫-阿尔菲尔德将军将负责执行政变的具体计划。(30)在德国外交部内，反对派的计划已经发展到更为具体的阶段，他们已经谨慎小心地向国外去试探意见。(31)甚至勃劳希契这时也确信，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32)可是，当万事俱备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说，墨索里尼出面调停苏台德区的危机，而希特勒又决定接受张伯伦所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强会议的建议。据沙赫特说，这“完全破坏了”起义的计划，因为“外国政治家的干预”是这些密谋人士“不可能估计到的”一种情况。(33)这样，慕尼黑的解决办法似乎摧毁了这次秘密计划，并使任何其他计划也毫无希望，因为既然希特勒不通过战争便达到了他的全部要求，那就很难唤起德国人民去反对他了。
过了不到12个月，贝克和他的同伴们一直想方设法避免的这场国际战火，终于爆发了。可是希特勒和将领们之间的斗争却方兴未艾，到1939年11月初，将领们又在为发动政变进行广泛的准备工作。激起这次行动的信号，是希特勒向法国发动一场冬季攻势的决议。参谋总部反对这一行动，部分因为他们对德军突破马其诺防线的能力缺乏信心，部分则因为他们认识到一旦发动攻势，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就完全消失了。(34)密谋者的力量基本上和以前相同，所不同的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比以前更坚决地参与其事。事实上，他们两人于11月5日上午飞往西线，表面上是去作一次视察，实际上是去作好安排，如果希特勒发布命令展开进攻，西线的司令官就将拒绝把这项命令下达给他们的部属。(35)同一天较晚的时候，勃劳希契由西线回来，向希特勒说明了他认为无法发动攻势的理由。(36)与此同时，在措森的陆军总司令部（OKH）变得紧张起来，准备行动，而以格德勒为首的文官集团则准备掌权，甚至还拟订好德国新政府向盟国提出的和平解决的方案。(37)万一在西部发动的政变失败了，就设法在总理府干掉希特勒。可是最后，这个秘密计划竟毫无结果，因为像往常一样，这些将领，特别是勃劳希契，经希特勒一威吓就屈服了，而希特勒偏偏又把那道关系重大的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命令一再推迟，没有发布。其次，那个暗杀计划也变得无法实行，因为自从11月8日一个不知名的“共产党人”企图在慕尼黑市酿酒厂炸死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袖之后，要想弄到必要的炸药而不引起怀疑就不可能了。(38)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要想成功地进行抵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事实上，有一时期元首同军队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而在法国覆没以后，当希特勒宣布晋升许多将领时，(39)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简直是亲切的。可是，1941年夏天对苏联发动的进攻却引起了新的争执，使关系又紧张起来，因为有些陆军领袖认为这次进攻既是鲁莽的，又是不必要的。在希特勒那方面，他显然对一件事不满意：虽然在1938年2月勃洛姆堡—弗里奇危机时期作了一些变动，陆军的作战指挥权仍旧操在总司令勃劳希契的手里，将领们对战术问题也仍旧保有重大的发言权。所以，希特勒的下一步便是拆散陆军的领导成员，使自己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最高作战统帅”。(40)1941年冬季东线出现的危机终于给了他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
这里无法详细讨论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在东线作战的问题上出现的许多意见分歧，尽管这些分歧终于导致了最新的这场危机。(41)概括起来说，他们之间的基本分歧是：陆军总司令部极力试图在军事上打垮俄国人，而希特勒却追求一系列“政治”胜利。(42)因此，当勃劳希契极力主张进攻莫斯科时（当时，苏联最精锐的部队全结集在那里），希特勒却要求首先攻占布尔什维主义的“滋生地”列宁格勒，后来当这项计划行不通时，又要求南方集团军朝着乌克兰东部的重要工业区发动进攻。只是到了后来，俄国的冬季已经迫近时（这年的冬季比往年至少早来一个月），希特勒才命令中央战线的德军朝苏联首都发动进攻。同时，他可以说是向德国人民作过保证，说东线的战事很快即将结束。1941年1月1日，在向武装部队发布节日文告时，他曾经预言，“1941年将是我国取得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的一年”。10月3日在体育馆发表的演说中，(43)他甚至声称，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被打垮，它的最后消灭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他既然作出了这些保证，就不让最高司令部向部队发放特殊的冬装；他争辩说，由于部队只需要执行守备的任务，通常的冬季补给品就足够了。(44)
说明希特勒的估计误差多大的那场军事灾难，意想不到地突然一下子来临了。11月底，俄国军队在各个战区成功地抵挡住了德军的推进，甚至在许多据点还进行了反攻。12月10日，他们在东线全线发动了攻势。几小时后，希特勒召开了国会，宣布进攻莫斯科的冬季战役业已结束。到12月16日，德军到处都在撤退。在莫斯科前线指挥德军的冯·包克将军已于12月12日被免职，由利斯特将军接替。勃劳希契则由于新近这几星期工作过分紧张而弄得身体虚弱，又因军事上的挫折和冬季装备的不足而受到戈培尔的责备（这是通过戈培尔搞的一次最阴险的诽谤运动来进行的），所以也恳请准予辞职。(45)他的请求获得了批准。12月19日，希特勒亲自接过了陆军的指挥权。这一步骤，正如官方后来的通告毫不犹豫地承认的那样，乃是1938年2月元首接过国防部长以前执掌的权力后，开始加强其政治和军事领导地位的那项过程的一部分。(46)
从这时候起，就军事行动的指挥而言，这个以前的伍长的“直觉”就是法律。(47)他以前在将领们面前有过一种自卑感。现在摆脱了这种自卑心理后，希特勒认为他可以用政治狂热弥补起自己在军事方面所缺乏的正规训练。在接过陆军指挥权时，他曾向哈尔德说：“任何人都能够做一点领导作战的工作”，但是最高统帅所要做的真正工作是“用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军队”。他认为没有一个将领能把这项工作做得使他满意，这就是何以他决定亲自接过最高指挥权的原因。(48)在他看来，要打赢战争，没有什么比士气更重要的了，(49)而像他在战时会议上和在公开演说中煞费苦心地时常强调的那样：旺盛的士气的实质，就是使前线的士兵彻底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鼓舞。
除了良好的军事训练外，我们认为思想训练十分重要（他后来对墨索里尼说），这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说明：在当前战争时期，我们却继续着手来完成对武装部队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作，我们要求所有的军官无条件地忠于国家社会主义。(50)
因此，武装部队的纳粹化运动是通过两个阶段来完成的：首先建立所谓“人民军官团”，然后又在最高统帅部内成立了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指导部”（Nationalsozialistischer Führungsstab），它可以同纳粹党办公厅紧密合作去“协调”武装部队的政治训练工作。(51)作为走向建立新的人民军官团的第一步，废除了以前为军官职业所规定的教育条件，在选拔未来的军官时，又以“无条件地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而战斗的意志”，代替了“家世、教育和经济地位”等条件。(52)
与此同时，希特勒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鸿沟不断地加深。1942年1月，希特勒授权戈培尔在武装部队与宣传部之间的联络官的协助下，起草一份有关陆军总司令部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内部的所谓“失败主义倾向”的书面报告，目的在于制订“适当措施”防止这种倾向。(53)3个月后，希特勒于1942年4月26日向国会讲话时，(54)含糊地把这场冬季危机诿过于陆军司令官，并且断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惶恐不安，不服从命令或者在执行任务时缺乏责任感”。后来在9月里，希特勒又一次大发雷霆，免去了哈尔德的陆军参谋总长职务，因为哈尔德显然主张放弃对列宁格勒的已经日见减弱的攻势。根据约德尔所述，希特勒的乱发脾气使元首大本营“最终成为将领们受难的场所”。(55)在罢免哈尔德以后，希特勒便离开了由作战部和最高统帅部共同使用的军官俱乐部，(56)同时又与卑躬屈节的作战部长约德尔争吵得很凶。(57)根据戈培尔所述，到1943年5月，希特勒对将领们已经觉得“讨厌透顶”，以致他“简直不想同他们再打交道了”。他显然对他的宣传部长说过，他不能“再容忍看到这些将领了……所有的将领都说谎……所有的将领都不忠诚。所有的将领都反对国家社会主义”。(58)于是，他开始鼓励党卫队，特别是武装党卫队的发展，用来抗衡陆军。在哈尔德被撤职以后，元首大本营的日常会议经常邀请一名党卫队的军官参加。党卫队的将领奉命在前线指挥作战。希姆莱本人也获准接过了许多纯军事方面的职务：他于1944年2月负责军事情报机构以取代谍报局，(59)7月间（在那次起义失败后），他成了国家军总司令，9月，又兼任战俘管理局局长。
第三节 1939—1943年国社党内部权力均势的变化
希特勒维护自己在军队中最高权力的这场斗争，对德国作战行动的统一起着破坏的作用，可是希特勒自己的亲信中某些人经常想在国社党内部取得权势的尝试几乎也起着同样破坏的作用。这场发生在纳粹党中坚人物之间的所谓“迪亚多希之战”(60)，大部分应归咎于希特勒本人，因为他在战前巩固党的权力时，未能在纳粹领袖之间培植起一种集体的责任感。因为尽管他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完全掌握了政权，他却没有采取步骤在党的各个机关及社团的领导人中发扬一种真正的团结协作精神。的确，在他生硬地试图实施一套平衡监督的制度时，他甚至还怂恿党内不同集团之间展开一定程度的对抗，例如，他建立党卫队来抵制冲锋队，首先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结果是，尽管对领袖原则的运用字面上说得很好听，纳粹党组织内部却仍然存在着派性，甚至在危急的战争年代里，协调的领导一直只不过是宣传人员的一种虚张声势的愿望。(61)
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的时候，“元首的干将”戈林(62)正权势烜赫，他起先担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是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创始人），后来又担任空军总司令和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作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63)因此希特勒承认了他的地位，于9月1日指定他为合法的继承人。(64)在以后的两年中，戈林在策划占领区的掠夺工作时，他的话就等于法律。在军事领域里，他在法国沦陷后被晋升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德国元帅，(65)从而使他的卓越地位也获得了承认。在这一阶段，他的确没有什么潜在的敌手。拿希姆莱来说，他当时还满足于自己所担任的德国党卫队头子和德国警察总监这双重职务，负责1936年从戈林手上接下来的国内保安工作。至于宣传部长和首都行政长官戈培尔，他这时还准备尊重戈林的权力，诚然，遇到必要时，还准备支持戈林的权力。打倒戈林，不论希姆莱或戈培尔都绝不可能指望由此直接得到好处，因为排在戈林后面的希特勒的继承人是副领袖鲁道夫·赫斯。上文已经提过，(66)根据1933年12月1日的法令，赫斯成为德国内阁阁员，又根据1934年7月27日的一项未公布的法令，他取得了参加有关德国政府所有法律的起草工作的权利。(67)因此，他成为党和国家之间的主要桥梁，拥有广泛的权力。他没有像他的继承人鲍曼那样运用自己的权力，那是由于他个性软弱和出名的心神不宁症阻碍了他这样做。
1941年5月，赫斯突然逃往苏格兰，这件事使纳粹党的领导中原来有些不稳的均势遭到巨大的冲击而垮掉了。副领袖的这次轰动一时的逃亡，使里宾特洛甫“既紧张又沮丧地”赶往罗马向墨索里尼解释说，赫斯内心并不是一个叛徒，他只是“他自己的和平主义幻想的牺牲者”。(68)赫斯的逃跑，给了他的助手和元首大本营的特别联络官鲍曼高升的机会。鲍曼不像赫斯那样软弱和古怪，是一个坚决、冷漠、残酷的阴谋家，他早已在阴谋取代他的上司赫斯，博得希特勒的信任。像戈林作证时所说的那样，鲍曼从这时候起便对希特勒起着“最为决定性的影响”。(69)
希特勒对副领袖的行为感到十分恼火，因此决定，如果他有一天回到德国来(70)，就枪毙他。在赫斯离开后两天，他就任命鲍曼为纳粹党办公厅（副领袖办事处当时的名称）主任。1941年5月29日，希特勒颁布了一道法令，授予鲍曼过去赫斯作为德国部长和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成员的所有权力。(71)贯彻这项法令的具体指示由鲍曼本人和德国总理府主任拉默斯拟定。他们在1942年1月16日发布了一道补充命令，确认鲍曼有权参加全部立法工作，并规定党和国家的最高机构之间除通过他以外，不得进行任何联系。(72)现在，鲍曼可以使自己成为党、国家和元首三者之间的主要桥梁了。在这项工作上，他获得了希特勒本人的十分重要的支持。希特勒这时坚持说，首先是中央行政长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其次是各部部长全必须通过鲍曼向他呈报公务。(73)同时，他又任命鲍曼为他的正式“秘书”(74)，从而使后者成了元首大本营里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在希特勒纠集到自己周围的那伙令人惊异的机会主义者和阴谋家当中，鲍曼在多方面都是最一帆风顺的。他的实力不仅是由于他在元首大本营中窃据要职，而且是由于他能够集中在德国各地他的党羽手中的那股权力。事实上，在他担任纳粹党办公厅主任以后的几个月里，德国国内的权力均势出现了剧烈的调整，政府方面也起了彻底的变化。过去，纳粹党接受了这一原则：国家和党必须完全分开，党只不过设法去“领导”国家。现在，党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力，往往甚至还在政府内部享有行政职能。例如，根据1942年3月26日的一道法令，鲍曼的直属人员——地方行政长官——有权监督文职人员的升迁事宜。(75)一个月后，他们担负起了在行政区内指挥劳工征募计划的责任。随后，他们又通过行政区经济管理局接过了对地区经济机构的监督工作。(76)最后，根据1942年11月16日的一道法令，行政区同防区合而为一，这使行政长官有权管辖行政区内的全部“民间防卫组织”。
在国家一级上，自从鲍曼出现以后，就试图把管理权移交给党内的“积极分子”，并把纳粹党办公厅不合意的那些人（不管是不是老党员）全部清除出去。因此，1942年1月，行政长官约瑟夫·瓦格纳被解除了全国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由赛斯-英夸特(77)的门徒汉斯·菲施伯克博士接任（和瓦格纳同姓的、慕尼黑-上巴伐利亚行政长官阿道夫·瓦格纳在6个月后也奉命“长期休假”）。3月21日，原来负责在四年计划体制内总管劳动力的国务秘书聚鲁普博士也被免职，由纳粹党一名出色的“老卫士”，行政长官弗里茨·绍克尔来接替。(78)5月22日，鲍曼的死对头，(79)德国粮食和农业部长瓦尔特·达雷被迫把职务移交给他的国务秘书，党卫队分队长赫伯特·巴克。这样，纳粹党办公厅在物价管制、劳动力和粮食等重要经济领域里的权力，仅次于主管四年计划的那个权力极大的机构了。
起初，宣传部长戈培尔显然对鲍曼和三头政治的其他两个成员拉默斯和凯特尔在元首大本营中的飞黄腾达觉得不满。据沙赫特说，(80)戈培尔是希特勒政府中惟一真正的“智囊”，他于1943年3月曾经试图拉拢戈林去说服希特勒，把“政治领导的职责……”移交“给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从而“把‘三人委员会’排挤掉”。(81)戈林在他那方面也很乐于支持这样一个计划，因为他必然看到，自己也在逐步被“东方来的这三位贤人”(82)搞得日益失势，这“三位贤人”这时在元首大本营里已经把持着一切了。戈林“从内心里”憎恨拉默斯，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正企图恢复文官政治。他认为，凯特尔是“一个绝对无足轻重的人”，只不过受鲍曼和拉默斯两人的操纵，“使人看来好像武装部队也参与了他们的各项措施”。但是，戈林显然“不十分拿得准鲍曼本人”和他的意图。1943年春天当戈培尔叫戈林采取行动时，可能就是这种拿不准使他变得犹豫不决。无论如何，这使宣传部长得出结论：戈林不再有力量去完成他的计划了，(83)戈培尔因此打定主意不去反对纳粹党办公厅主任，却去同他妥协，认为这样对自己最为有利。(84)于是从1943年5月到战争结束时，戈培尔和鲍曼始终能十分融洽地一起工作，并且能同心协力地去应付党内的共同敌人（例如，弗里克、里宾特洛甫和罗森贝格）。(85)至于拉默斯，戈培尔也不再害怕他的势力，因为鲍曼本人已经在利用他作为希特勒秘书的地位，把总理府主任排挤出元首大本营，从而逐步解决了他。(86)
这样，戈培尔和鲍曼“谅解”的开始（这与其说是友谊的表现，不如说是工作上的谅解，因为鲍曼在希特勒的班子里始终没有一个朋友），标志着戈林权力衰退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他未能应付盟军日益猛烈的空中攻势，他在全国各地的声望本来已经大大低落。的确，在1943年夏天，他的威望降低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8月间不得不在报上发动一场特殊的宣传运动，使德国人民相信戈林并不是永远黯然失色。只要希特勒本人信任他，他的地位就很牢固。而希特勒却没有露出一点迹象来表示戈林现在已经不中用了。诚然，1943年7月墨索里尼垮台之后，希特勒面临新的危机时，他还安慰自己，认为自己仍然有一个“十分冷静的”戈林可以依赖，他说，在“这样的时刻”，他不可能“有比戈林更好的顾问了”。(87)4个月以后在慕尼黑每年举行的纳粹“老卫士”的大会上，他公开拿一种传说——说希特勒“罢免了”他的“朋友戈林”——开玩笑。到1944年9月那么晚的时候，他还再次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从而重申了对戈林的信任。可是，鲍曼为了排除他实现个人野心的主要障碍，一直在伺机使希特勒对戈林产生恶感。1945年4月23日，戈林终于被撤职并遭到逮捕，这就明明是鲍曼所使的一条诡计。(88)
像戈林一样，直到这个政权的最后一星期，希姆莱一直都成功地充作希特勒的一根支柱。诚然，希特勒的“直觉”在前线越是失灵，他就越需要一个“忠诚的海因里希”那样有才干的人去应付国内和被占领国家内可能出现的反抗行为。所以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他让希姆莱担任了多种多样的职务，这在纳粹史上甚至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党卫队头子原来已经是德国警察总监和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后来又成为德国内政部长、(89)政治和军事情报局局长、国家军司令和战俘管理局局长，而且同鲍曼一起还是人民冲锋队的总指挥。(90)此外，他对德国防空体系的管理也有发言权，因为防空警察归他管辖。1944年秋天，他还从德国财政部接过了海关和边防机构（Zollgrenzschutz）的管理权，从而使他在这方面也有发言权。希姆莱能够这样接管这么多职权，这对于党内外他的敌人不是没有影响的。对鲍曼来说，这就引起了相当顾虑，使他力图树立起希姆莱手下那个野心勃勃的卡尔登勃鲁纳的势力，尽量让他接近希特勒。(91)对反对者来说，的确呈现出这样一个特殊的困难，即“没有希姆莱参加，任何人几乎不能想象这种制度会有所改变。”这就是说，如果不归功于这个党卫队头子，不让他的“威望”相应地增高，那就很难干掉希特勒。(92)
第四节 德国司法方面的危机
正像在战争年代里纳粹领导人之间经常争夺权力那样，原则方面偶然也有些根本性的冲突。因为在纳粹运动内部，对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究竟要进行到何种程度，一直有相当多的争论。如果按照道理把革命进行到底，那就要同过去的事物彻底决裂，就要把德国政治生活过去一直依据的制度和传统全部否定。在1934年的“起义”以后，这种争论一直在幕后悄悄地酝酿着，可是在1942年德国司法方面发生危机时，这种争论又到了严重的地步，如同纳粹运动的法律专家汉斯·弗朗克指出的那样，这种争论使司法危机不仅成为“法律的危机，而且也成为国家的危机”。(93)
对纳粹党的激进分子来说，战争为彻底实行“社会主义”规划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在法律领域里，这就意味着使司法完全为政策的目的服务，因此像蒂拉克（当时的人民法院院长）所说的那样，法官变成“不是监察官员而是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助理”了。最赞成这种司法改革的人中有戈培尔、蒂拉克、法赖斯勒（当时是德国司法部的国务秘书），尤其重要的是，还有党卫队的机关报《褐衫队》。这份报纸的态度从希姆莱的一句“名言”中便反映出来了。他说：他的行动是否“破坏了某一项法律条款”，他可不在乎。1941年1月在德国司法部长居特纳逝世之后，希姆莱曾向希特勒建议，德国司法部应完全予以撤销，民法的执行归内政部，刑法的执行归警察部门，这也反映出《褐衫队》的态度。(94)反对他们的是由汉斯·弗朗克领导的一批势力较差的人，他们得到胡贝尔（司法部顾问）、比勒（弗朗克在总督辖区内的国务秘书）和一些行政区司法长官的支持。(95)这些人认为，如果平民没有法律保障，任何政治制度都不会长此稳定，甚至连纳粹国家也必须是一个法治国。
纳粹激进分子在要求彻底改革司法制度的叫嚣中，可以很恰当地指出，尽管在1933年以后曾经试图用可靠的国社党员来充当法官，但是同德国公共生活的其他部门比较起来，司法部门的清洗工作始终落后。事实上，在1939年大约有2/3的在职法官都是在希特勒执政之前任命的，而司法部长居特纳本人也只不过名义上是党员。(96)此外，大学里青年律师的培养方式并不完全符合纳粹的原则。(97)另一方面，1933年后建立起的政治警察和新型法院（即人民法院和所谓“特别法院”）则完全置于纳粹党的支配之下，检察官大部分都是狂热的国社党员。因此，这些人和一贯墨守着传统的独立性的法官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摩擦。
激进分子从一开始就获得希特勒本人的决定性支持。希特勒本来已经把所有的律师看作“反对他的政权的捣乱分子”(98)，这时他又开始严密注视着法院的工作，并且亲自干涉判决似乎过于宽大的案件。居特纳显然反对这种干涉，特别不愿把法院业已判决的犯人移交给盖世太保或警察部门。(99)可是，1941年居特纳逝世以后，代理司法部长施勒格贝格尔竭力讨好希特勒，训斥法院，甚至把一些执法不够严厉的法官撤职。(100)但是，激进分子却继续要求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当这片叫嚣正沸沸腾腾的时候，希特勒于1942年4月26日突然召开国会，在他指责将领们惊慌失措的那篇讲话里(101)他还警告法官们，如果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不理解当前的需要的话，那么不管他们“既得的权利”，将一概予以撤职。国会接着正式宣布，元首有权“不受现行法律条文的任何约束”，把他认为不称职守的任何大小官员全部撤职。(102)
对激进分子来说，希特勒的这一行动等于暗示他们去加强他们的运动。5月11日，汉堡汉萨同盟上诉法院院长罗滕贝格尔写信给施勒格贝格尔说：
元首1942年4月26日的演说并不使我感到惊讶。他的话证实了这一令人遗憾的事实：元首不信任德国的司法部门和德国的法官。几年以来，我在口头和书面报告里一直建议对法律制度进行一次彻底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现时这已经成为迫切的了。(103)
在以后的3个月里，戈培尔和纳粹党的报刊在斥责法官方面变得比以前更为激烈。宣传部长在7月22日的一篇讲话中这样警告人民法院的人员说：“法官是不能罢免的这种意见……来自一个敌视德国人民的外国知识界。”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希望法官“在工作中少依据法律，多依据这一基本观点：即罪犯应从社会中清除出去”。(104)
另一方面，当时在波兰任总督的弗朗克则打定主意，他必须坚决抵制这次对司法独立的最新攻击。因此，他回到德国，在6月和7月里向柏林、维也纳、慕尼黑和海德堡等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惊人的坦率演说，猛烈地谴责支持“警察国家的理想”而压制“德国人由来已久的对法律的尊重”的行为。(105)他还设法晋见希特勒本人，以便指出当前这种政策所包含的种种危险，但是尽管他一再请求，还是没有获得接见。(106)这时候，希特勒也已经决定，他必须毫不含糊地出面来支持他的比较狂热的拥护者了。因此，1942年8月20日，他任命人民法院院长蒂拉克为司法部长，并发布了一道命令，委托蒂拉克遵照他的“训令和指示”，同鲍曼和拉默斯配合一起，“建立起国家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在进行这项工作中，希特勒还授权蒂拉克可以“不受现行法律的约束”。(107)与此同时，他采取各种措施去肃清弗朗克在德国和党的法律事务方面的影响。为了“外交政策上的原因”，他认为不便把弗朗克的波兰总督职务撤掉。可是在把弗朗克置于警察监视下好几天以后，他终于免去了弗朗克在党内的所有职务，撤销他的部长身份，并禁止他再发表任何演说和出版已经发表过的演说稿。(108)同时，希特勒解散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法律处（弗朗克是该处处长），并关闭了各行政区和地区内该处的办事机构。(109)至于弗朗克原来担任的德国法学院院长和国家社会主义律师联合会会长的职务，他全委派蒂拉克去担任。(110)
可是，要想压制这时已经蔓延很广的抗议声，毕竟不是容易的。国家保安警察（Sipo）和纳粹党保安处（SD）的头子卡尔登勃鲁纳在报告希特勒最近采取的各项措施的效果时，不得不承认：
这些措施遭到司法界猛烈的反对。同过去盛行的关于地方官独立的概念彻底决裂……据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方官深为不满的批评。据说，在某些情况下，这甚至引起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公开加以指责。(111)
党外的报纸继续发出一些克制性的呼声，重复着弗朗克为“法律保障”和“法律感情”提出的要求。(112)最后，按照弗朗克的看法，他的立场起了这样的作用：使《褐衫队》不再攻击律师，使戈培尔也下令禁止报刊进一步发表贬低律师的言论。(113)
另一方面，新的司法部长蒂拉克也发觉，要建立起希特勒所指望的那种“国家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并不容易。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设法使法官更为彻底地从属于司法部，从而促使司法部门纳粹化。1942年9月18日，蒂拉克在希姆莱的“司令部”里同他会谈了5个半小时后，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蒂拉克尽力使“司法”工作同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活动更为一致。(114)他还想简化刑事裁判。然而，尽管他可以像1942年9月29日在柏林发表的演说中提出的那样，(115)声称自己已经克服了“党对司法方面的不信任”，但是他的激进派同伙却对他大感失望。据戈培尔说，人们结果发觉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司法部长”。(116)虽然蒂拉克总算一直留任到德国投降时为止，他的国务秘书和得力助手罗滕贝格尔却于1944年1月被解职，由部内秘书长赫伯特·克勒姆接替。克勒姆是纳粹党办公厅Ⅲ-C组的组长，一直负责处理纳粹党对“不满意的”法院判决所提出的控诉。(117)因此，德国司法方面的这场危机最终造成了一种僵持状态，其结果既不能使彻底的革命派满意，又不能使反对派满意，因为革命派想同过去完全一刀两断，而反对派则认为：至少在德国生活的这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必须准备同传统妥协。
第五节 斯大林格勒和墨索里尼的垮台
希特勒于1942年9月30日在体育馆发表演说时，竭力向德国人民保证：比1941—1942年冬季“更为严重的”危机，“不可能，也决不会临到”他们头上。这种保证是必要的，因为在战争余下的时期德国国内生活方面一直存在的逐渐束紧裤带的苦日子业已开始。德国人已经经历了1941年禁止投递圣诞节祝贺信的禁令，开始征收寒衣的工作，工业的初步“集中”（包括许多小企业的歇业），绍克尔对不必要的工厂的淘汰，以及征募劳工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作。此外，德国人还开始感觉到盟国空军日益强大的攻击和盟军在北非的军事胜利所带来的影响。士气正在低落，看来只有在东线打一个大胜仗，才能把日益萎靡的士气振作起来。
斯大林格勒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个“滋生地”，它同列宁格勒一样，一直是希特勒的主要进攻目标之一。(118)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战这时正在展开，希特勒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攻占该城。虽然结果还毫无把握，但是德国官方通讯社却受到鼓励，十分冒昧地作出最为乐观的预测。1942年9月3日海通社宣布，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胜利的消息“即将由德国电台予以广播”。(119)此外，9月30日希特勒在体育馆发表的那篇演说中还亲自作出有力的保证，说德军将占领那座城市。但是，即使在当时也已经变得很明显，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战并不是“按照计划”在进行。10月间，在苏军钳形攻势的压力下，当希特勒的军事顾问极力主张撤兵时，希特勒却命令军队在十分不利的形势下坚守阵地。如果他不能攻下这座戈培尔所谓的“命运之城”的话，他就下定决心要他的部队在那里战斗到最后一人，使这一战役成为德国军事史上伟大的英雄史诗之一。这样，这场战斗越是毫无希望，德国的宣传对斯大林格勒的鼓噪就越大。
希特勒深信，在斯大林格勒指挥作战的第六军团司令官保卢斯会按照他的意图干下去。11月30日，他晋升保卢斯为上将，1月30日又晋升他为陆军元帅，相信他一定会宁可开枪自杀，也决不向俄国人投降。可是，保卢斯即使是要报答晋升元帅之恩，也不准备最后英勇地切腹自杀。1943年1月31日，他率领着他指挥的所有军队投降了，至少有20名将领同他一起被俘。希特勒听到这个“叛逆的消息”时，气得简直发狂。他打定主意在眼前的这场战争中，保卢斯是他任命的最后一个陆军元帅，(120)此后他决不再做这种“蛋未孵出先计算鸡”的事情了。他预料，一星期之内保卢斯和他的将领们将在俄国电台上发表讲话。这个十分准确的预言在几个月后果然见诸事实了，斯大林格勒的这些将领果然像希特勒所说的那样，呼吁其他的德国部队投降。(121)然而，希特勒本人却丝毫不准备为这次惨败承担任何责任。相反，他命令德国法院以叛国罪缺席审判这些司令官。事实上，这些人的惟一罪行就是执行了他的命令。(122)
同时，所谓保卢斯奋战到底的这出宣传笑剧却继续演下去。首先（2月1日），他们对这位新元帅被俘的消息进行辟谣，(123)随后便报道了他如何“同他的士兵作战到最后一刻”，接下去（2月3日）元首大本营就发布公告，大意是说，斯大林格勒战役已告结束，“第六军团在陆军元帅冯·保卢斯的典范式领导下，忠于战斗到最后一息的誓言”，在“敌众我寡”和德军所面临的“种种不利形势”下战败。最后，德国报上还刊登了各式各样的挽歌，哀悼保卢斯的“英勇牺牲”。(124)
这场大赌博既然输掉，惟一的办法就是把全国放在“总体战”的基础上，虽然从1942年已经采用过的措施看来，这个办法也不大可能导致任何根本性的改变。1943年1月27日，绍克尔奉命发动一次新的搜罗劳动力的运动，他下令强迫每周工作不到48小时的所有德国男女登记参加战时工作。(125)两天以后，又颁布了一道法令，勒令大批小型企业和工厂歇业或者合并。(126)同时，纳粹党被指定为“祖国总动员的代表”。(127)希特勒在执政10周年纪念日向德国人民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强调说，(128)“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威力”将“要求所有的人履行自己的责任，并将消灭所有想逃避自己责任的人”。在2月24日的另一篇声明中他重申，纳粹党将“无情地消灭破坏者”，并将“以10倍的恐怖来打垮任何恐怖行动”。目前“我们要求德国人民作出这样艰苦的牺牲”时，“对外国人的生命也不会有所顾忌”。(129)这就是说，必须把党内“半心半意的分子”清除出去。事实上，他的确下令把那些热忱开始减退的党内工作人员成批地清洗出去。(130)党的所有支部全都举行“全体党员总点名”（Generalmitgliederappelle），每季度都要举行检阅，在检阅时要求“全党”“像以前那样齐步前进”。(131)
可是“总体战”的号召刚发出以后，墨索里尼于1943年7月25日垮台了，这一来使这个政权又遭到另一次挫折。(132)希特勒对这一新的“背叛”消息气得和以往一样暴跳如雷。这件事成了德国国内行政机构进行一次新的大改组的信号。那个日见衰老、工作无能的德国内政部长弗里克由于多年来为纳粹运动忠心耿耿地效劳，先前一直保住了他的职位，这时却被调到布拉格去充当德国保护长官，原来的职务则由希姆莱接替。弗里克在部内的主要国务秘书汉斯·普丰特纳是一个不十分拥护纳粹党的老职业官僚，所以也由一个干练而积极的党卫队官员威廉·施图卡尔特博士所接替。(133)据说，任命希姆莱为内政部长，目的在于完成“进一步集中兵力和加强国内战线所必要的基础”，(134)他不负使命，以他的全部残忍无情的手段从事这项工作。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处理52岁的旧文官、政府顾问特奥多尔·科泽尔特的案件，后者因为他有失败主义言论被判处死刑而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135)希姆莱驳回了他的上诉。8月25日，科泽尔特被处决了。处决他的消息由《人民观察家报》和纳粹党的其他报纸用粗体字加以报道。好几百名其他人士——有些是贵族，有些是专业人员，(136)还有少数仅仅因为过分大胆、过于直率地评论了意大利事态最近的发展——不久也都遭到与科泽尔特同样的命运。事实上，在以后的12个月里，德国判处死刑的有5 336人，其中因“叛国罪”而处死的不下于1 744人。(137)
同时，希姆莱还制订了许多严厉的措施去对付纳粹党内的蜕化分子。9月间，他发布命令说，凡是不愿佩带徽章的党员，必须亲自把徽章交给行政长官，并承担全部后果。(138)10月4日，在波森举行的一次党卫队将领集会上，希姆莱清楚地表明，他准备“毫不容情地去”执行他的新任务，他阐明他的新任务是：（1）“恢复帝国已经很受损害的权威”，（2）“分散对帝国关系不大的一切职能”，（3）要在“整个国家机构内和一切情况下”“彻底根除贪污和其他不良行为”。那些已经事实证明是“无用的人”，目前就要“清除出去”，这一条也同样适用于“党卫队内部”不能令人满意的人。(139)3天以后，在元首大本营召开的国家长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会议上，希姆莱宣称，“德国人民中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个别不忠诚的人正被“无情地消灭掉”。(140)可是，他所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口是心非的，因为他本人这时正若即若离地搞着叛国的勾当。当他推行新的恐怖统治以对付所谓“失败主义者和口出怨言者”时，他却一直在同德国反对派的两名成员朗格贝恩和波皮茨接触，他知道他们都是同反对希特勒的一场密谋有关的。(141)
第六节 1941—1944年德国国内的反对派
意大利停战后，希特勒于1943年9月10日在他的军事司令部里发表的那篇讲话中坚称，“要想象在意大利那样〔在德国〕找到叛徒，这种希望完全是出于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误解”，指望德国也会发生7月25日那样的事件，那是“幼稚的”。这多少代表了纳粹党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因为纳粹党一直在吹嘘说，他们的实力如何如何强大（诚然，就像过去吹嘘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实力那样(142)），领导人也深受这种宣传的迷惑，以致他们拒绝认真考虑有可能出现有组织的反抗运动。事实上，希特勒于1942年4月曾向墨索里尼保证，他“在德国已经不再有任何反对派了”，在一个像柏林这样的大城市里只有一个“大约两千人”的小集团反对现政府。(143)戈培尔也倾向于轻视德国首都这些抵抗集团“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而把他们的活动看做是“业余的”和“无害的”，虽然他知道某些知名人士（哈尔德，可能还有波皮茨）也参与其事。(144)含有讽刺意味的是，盟国方面有些人竟然也持这种态度，他们认为，在战争年代里德国竟会有人对希特勒进行强烈的抵抗，这是难以相信的。
（一）教会
当然，希特勒对来自教会方面的反对并没有估计过低，他在德国保安总局内设置周密的机构来应付“政治天主教”和“政治新教”(145)便是明证。尽管他指望往后再同教会算账，他却感到在战争年代里要随心所欲地对付教会是力所不逮的。(146)可是，教会反对派起先也一直默默无声，后来才真正讲话了——当时鲍曼领导的纳粹极端分子终于表明：他们决心要利用战争的种种紧急需要（例如，对医院的需要便成为接收修道院和教会的其他财产的借口）(147)去消灭对基督教的信仰，像他们已经消灭了敌对的政党那样。的确，教会方面为了国家的团结，起初准备默默地忍受迫害。偶尔，一个宗教领袖甚至同他的迫害者站到了一起——例如，在法国沦陷后，天主教随军主教拉科斯基向德国军队发表了一封教书，赞扬希特勒，还有，福音派的总监督蒂格尔在《汉堡教会日报》上发表文章，把元首说成上帝的工具，并且说恢复德国在欧洲的权力是执行了上帝的法律。(148)
然而1941年初，纳粹党与教会的关系起了决定性的变化，结果天主教主教们反对纳粹的声明变得越来越坦率。3月，弗赖堡大主教格勒贝尔（他是希特勒政权最大胆的批评者之一）发表了一封教书宣称，面对着当前纳粹对教会的迫害，“天主教徒不能只是逆来顺受”，他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袖手旁观肯定是罪孽深重的”。(149)3个月以后，在富尔达起草、并在德国所有天主教教堂中宣读的一封联合教书回顾了近几个月内教会所面临的严重障碍（征用修道院，关闭学校，压制主教教区的刊物等等），并且指出，排除这些障碍应是教会和国家之间真诚合作的必要条件。
由于这封教书是在对俄国发动进攻仅仅4天后发表的，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面对着布尔什维克这一共同危险时，主教们提出的和解建议（拿福音派宗教事务会议来说，它正准备打电报给希特勒向他提出保证，福音派全体教徒在这场反苏斗争中一定忠诚合作）。可是，纳粹党人对于以思想意识方面的妥协为代价去换取国家团结并不感兴趣。1941年6月6日，鲍曼向全体行政长官发出了一个秘密通报，强调基督教与国家社会主义是不能共存的，并且坚持“凡是会限制或者妨碍元首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协助下所行使的对人民的领导权（Volksführung）的种种势力”，例如教会，“必须全部消灭”。在这方面，对于宗教信仰无需加以区别，因为新教徒同天主教徒“一样抱着敌意”。(150)因此，所谓“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非但没有成为宗教和平的信号，反而标志着一场全面的宗教战争的开端。以前授予天主教会的特权——例如，为波兰工人（德国统治下人数最多的非日耳曼天主教团体）举行礼拜的权利——立即被撤销，而富尔达会议主席贝尔特拉姆红衣主教为这件事一再提出的抗议，却被故意置之不理。(151)甚至主教们联名写给希特勒的一封抗议书——指责德国政府违反了同罗马教皇签订的宗教契约——也被置诸脑后。(152)因此，主教们决定通过教书和讲道方式使德国人民注意他们所提出的抗议。
有一时期，主教们对纳粹的种族仇恨学说，以及故意使青年人堕落和杀害病人及精神病人的做法，一直进行尖锐的批评。(153)现在，他们开始对纳粹党非宗教性方面的政策——像干涉法官的独立性问题和人种试验问题（例如，用“科学育人法以繁殖一国人民”的人种试验）——也进行抨击，人种试验问题在1942年的富尔达会议上受到特别强烈的谴责。他们还开始对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正义问题公开表示怀疑，指出（在1943年8月19日富尔达的联名教书中）凡是违背基督教信条的纯世俗思想，都已经暴露出来是错误的道路，已经以痛苦失望而告终(154)，他们还谴责那些“单把自己的国家和人种奉为特殊神明”的人。最后，在1944年发表的许多篇四旬斋教书中，他们公开提出疑问：在道义上纳粹党是否有权充作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基督教文明的卫士？他们描绘了战争所带来的种种恐怖行为，认为这些全是人类激怒了上帝后的直接报应，(155)同时对那些指望“单靠政治和经济措施去征服布尔什维主义”的人提出警告：“布尔什维主义固有的邪恶只能用基督精神的内部力量去战胜”；(156)他们还向德国人民发出呼吁，要他们提防那些已经使“他们的灵魂受到凌辱和兽化”，并使他们“非但没有战胜，反而”沦落“到马克思唯物主义水准”的人，(157)不要让这些人把他们“引入歧途”。
（二）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反对派(158)
在1939年11月那次密谋失败以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反对派蛰伏了一个时期，这时又活跃起来，尽管到这时为止他们并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成绩。因为虽然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有人在保卢斯的帮助或默许下曾企图组织一次起义，但是直到这时所发生的两件最值得注意的反抗事件都是同反纳粹的主要团体没有关系的人搞的。(159)一件是1939年11月9日共产党在慕尼黑市啤酒厂置放炸弹的事件，另一件是1943年2月19日汉斯·朔尔和索菲·朔尔在同一城市内散发传单的事件。(160)还有，1943年3月13日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想炸毁希特勒座机的尝试，结果没有成功，虽然侥幸并没有被人发觉。(161)此外，在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盟国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反对派意气沮丧（反对派的成员后来这样说）。(162)反对派又分成各个小派系，这种派系反映了成员们所属的集团或阶级的职业或社会观点，或是反映了他们所赞助的主义或政党。
在军队方面，有一个反纳粹将领的小核心组织，由贝克（前参谋总长）、维茨勒本（他于1942年担任西线总司令时退役）、赫普纳（东线的一名将领，1942年由于违背希特勒的命令擅自撤退而遭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奥斯特（谍报局中央情报处主任）所领导。自从1939年11月的那次密谋失败以后，这些人一直在等待一个采取行动的机会。在战争期间参加进来的人还有：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国民军团司令），冯·哈泽中将（1940年后任柏林驻军司令），冯·特雷施科夫将军（东线冯·克鲁格的随从参谋之一）和林德曼将军（隶属于陆军最高统帅部的一名炮兵军官）。通过奥斯特的关系，同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所谓“卡纳里斯集团”（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是谍报局的首长）。这个集团几乎完全是由陆军反谍报机构的军官和文职官员组成的。它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为反对派的活动提供了“掩护”。虽然它提供了一些很有能力的组织者，如奥斯特、拉豪森将军和汉森上校，但它的领袖卡纳里斯的高尚品格和反对暴力的主张，却使它成了希姆莱的一个易于袭击的目标。希姆莱于1943年下半年突然袭击了这个集团，先将奥斯特撤职，后来又将卡纳里斯撤职，并且逮捕了他们的许多助手。在贝克集团和卡纳里斯集团的外围，还有一个将领们的小集团，代表人物先是冯·克鲁格，最终是隆美尔，他们看到有必要去掉希特勒，但是要他们无条件地支持起义的计划则又犹豫不决。
同反对派有牵连的文官中，有的是纳粹政权早期的官员，还有几个是仍在任职的官员。他们的领袖卡尔·格德勒博士从1930年到1936年间曾在布吕宁手下任全国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后来又任来比锡市长。沙赫特在1938年前是德国经济部长，1939年前是德国银行总裁，1943年1月以前则是不管部长(163)。波皮茨仍然是普鲁士的财政部长。吉泽维乌斯先在盖世太保后在谍报局里工作。党卫队将领内贝是刑事警察的头子，他成了反对希特勒的秘密计划中最出力的人物之一。沃尔夫·冯·黑尔多夫伯爵是柏林警察总监。这个集团中的其他重要成员——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奥托·基普、汉斯·贝尔恩特·冯·黑夫滕、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和埃里希·科尔特与特奥·科尔特弟兄等——过去都是在外交界服务的。
这个退职官员的集团大部分（绝对不是全部）是同实业家、大企业和旧贵族有密切关系的保守主义者。比这个集团组织得更为严密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也参加的所谓“克莱骚集团”。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人是：古斯塔夫·达伦多夫、尤利乌斯·勒伯尔（1944年他受审时，法赖斯勒把他说成“德国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列宁”）、(164)威廉·洛伊施纳（前工会领袖和黑森的内政部长，同天主教工会领袖雅各布·凯泽有密切关系）、(165)卡洛·米伦多夫（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之一）和特奥多尔·豪巴赫（德国国旗的设计人）。“克莱骚集团”的中心人物是赫尔莫特·冯·毛奇伯爵，他是俾斯麦手下那位陆军元帅的侄孙，是谍报局国外科的国际法专家。该集团就是以他在西里西亚的庄园命名的。“克莱骚集团”的成员包括彼得·约克·冯·瓦滕堡（施陶芬贝格的表兄）、欧根·格斯登美尔（路德教会的领袖）、阿道夫·赖希斯魏因（社会民主党人）、特罗特·楚·佐尔茨和一些自由职业者、文官以及纳粹执政前各工会的代表。(166)
尽管克莱骚集团一般是反对暴力的（因为他们对于促进精神新生比较感兴趣），它却做了不少工作去保持反抗运动的精神动力。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集团多少有点倾向于社会主义，它在右派与左派之间起了桥梁作用，从而促使密谋分子思想上的分歧调和起来。可是，密谋分子之间的有些思想分歧和不少个人之间的意气，仍然直到最后都没有得到解决。举例来说，贝克不喜欢波皮茨，波皮茨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也不受欢迎，而且（似乎）与格德勒也经常意见相左。(167)社会民主党人泽韦林显然不愿意参加有沙赫特在内的任何政府。(168)那个终于把炸弹放到希特勒脚下的施陶芬贝格，急于想同莫斯科恢复友好关系。他在政治方面完全不赞同贝克和格德勒的主张，甚至计划委派一些“军事行政官”同格德勒的内阁共掌大权。(169)然而，尽管他们之间的分歧根深蒂固，格德勒在1944年夏天却能够使不同意见的派系接受一项共同纲领，并说服他们商定未来德国内阁的班子。按照那时格德勒所拟定的内阁阁员名单，贝克将成为“国家元首”，格德勒本人将出任总理，社会民主党人洛伊施纳将担任副总理。外交部长将由冯·德·舒伦堡或者哈塞尔担任（这取决于最初的和平谈判是同东方还是同西方举行），内政部将由社会民主党人勒伯尔负责，司法部将由天主教徒维默尔主持。维茨勒本将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赫普纳则将出任陆军司令。
到1943年底，格德勒已经把密谋集团的政府所奉行的纲领拟订就绪。它强调了新政府祈求和平的愿望。这个纲领还提出要彻底抵制极权主义，要建立一个以西方基督教传统为基础的国家。(170)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向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作出了让步：主张把公用事业和重工业收归国有。可是这个纲领对共产党人却没有什么吸引力，虽然赖希斯魏因在最后一分钟曾经力图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参加到这项秘密计划中来。由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潜伏着一名盖世太保特务，这个企图没有成功，结果还使赖希斯魏因和勒伯尔于7月4日和5日遭到逮捕。这件事情促使他们更想把希特勒尽快干掉，所以仅仅两星期后，施陶芬贝格终于下手了。(171)
1944年7月20日午后，施陶芬贝格置放的炸弹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元首大本营内爆炸以后，接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富于戏剧性的，但是大部分又是极其混乱的。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无法在这里详加叙述。(172)总的说来，这次起义没有击中要害，因为希特勒没有被炸死，事实上只受了一些轻伤，在以后紧要关头的24小时内并没有丧失工作能力。(173)对密谋分子来说，同样具有灾难性的是，通讯大队的费尔吉贝尔将军未能把元首大本营的通讯中心炸毁（这就使元首大本营同柏林仍然保持着联络），而他们的其他关键人士又未能把主要的无线电台加以控制。此外，柏林军事领袖们的犹豫不决也同样是个致命伤，他们呆在本德勒大街陆军最高司令部内等待官方证实希特勒业已毙命，同时还无休止地争论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另一方面，戈培尔以柏林行政长官的身份，却采取了坚定果断的行动打击这场起义的组织者以保卫首都。(174)由于密谋分子未能抓住时机，结果这场政变到那天傍晚基本上已告失败。晚上6时30分前，德国电台宣布暗杀希特勒未遂的消息时，已经能叫德国人民放心，元首只受了“轻微的烧伤和脑震荡，但是没有受重伤”。这项广播，以及元首大本营一再发来的叫人不要听本德勒大街陆军最高司令部的一切命令的那些指示，使一些摇摆不定的人缩了回去，千方百计把自己的罪证掩盖起来。这些动摇的人中有国家军司令弗罗姆，他强迫贝克自杀，又派人把奥尔布里希特、施陶芬贝格和黑夫滕打死。
希特勒和纳粹宣传机器对这次起义的反应是和他们一贯的作风完全一致的。一切都归咎于那“一小撮”将领——那些“愚蠢并糊涂到犯罪地步的军官”，对于他们，如同希特勒在7月21日的广播中所说的那样，“这一次”将按照国家社会党人惯常采用的方式同他们算账。(175)实际上，对于牵连在内的文官，特别是党内高级人员，像黑尔多夫和内贝，政府始终保持沉默，直到9月才发表了一项相当简短的公告，宣称这些人经过审判已予处决。(176)8月4日，军事“荣誉法庭”开庭，把维茨勒本和其他活着的军官清洗出军队，并交给人民法院去审理。这一件事使人深切地感到，这场密谋主要不过是将领们搞的另一个秘密勾当。(177)
第七节 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末日
在这场起义失败后的几星期里，希特勒想的只是对所有同图谋杀害他的案件有关的人进行报复，不论他们关系多么间接。(178)正像他在1934年抓住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一个小集团的反抗作为对整个运动进行一次清洗的借口那样，他在1944年11月13日向纳粹党作报告时说，(179)他主张把这一新的“叛乱”作为“彻底检查一下整个国家机构”的时机，而“妥协与折衷办法”都将成为过去的事了。因此，像一个纳粹评论员所说的那样，1944年7月20日“将完成1933年1月30日的工作”。(180)
在这场起义失败后，希特勒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中宣布：“为了最终创造秩序”，他已经任命希姆莱为国家军司令，并且指派古德里安接替蔡茨勒（先前接替哈尔德的那个多少庸庸碌碌、无足轻重的人）为参谋总长。这是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即将对7月20日事件残存的密谋分子，以及那些看清楚这项秘密计划不会成功后企图退缩的较为软弱的分子发动强有力的搜捕的信号。在这次搜捕中，希特勒甚至要求每天向他汇报进展情况，至少有7 000名反对派的成员遭到逮捕，大约有700名军官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181)对军事领袖们的处置办法，由于剥夺了武装部队法庭的裁判权，改由人民法院审理，因而大为便利。(182)在第一批遭到逮捕和拷问的人中有前国家军总司令弗罗姆（虽然他到1945年3月19日才被处决），他于7月20日在本德勒大街干的自相残杀的勾当并没有能把他自己同这场密谋有关的证据全部毁灭掉。(183)西线总司令克鲁格自杀身死，总算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不过在自杀之前，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希特勒，要求他在西线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184)10月里，隆美尔同这次密谋的关系也被查明了，于是给了他一个选择：自杀或是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这位元帅知道，后一种办法意味着肯定判他有罪，还要影响到家庭名誉，他因此在10月14日选择了自杀的途径。(185)然而，这时候已经很清楚，如果大家知道这两位卓越的军人也同密谋有牵连，那么德国军队和人民的士气都将大受打击。为了这个原因，希特勒下令，克鲁格下葬应不举行仪式，同时也不向其他将领宣布他同密谋分子有关。(186)至于隆美尔，希特勒举行了一场令人作呕的国葬，希望这位元帅死亡的真相因此便不会被人知道了。(187)
当希姆莱忙于整顿军队这一任务时，在镇压柏林叛乱中立下大功的戈培尔，则奉命向国内进行新的勒索。7月25日，由拉默斯主持的国家最高当局的一次特别会议结束之后，这位宣传部长奉命出任“总体战动员委员会主任”，有权使“官方各项计划”符合于“总体战”的需要。特别是他将检查“包括德国铁路［和］邮政在内的全部国家组织”，以保证“为武装部队和军备提供最大限度的人力”。为了这个目的，他有权“要求国家最高当局提供情报，并……向他们发布指示”。(188)这样，除了希特勒、希姆莱和鲍曼之外，戈培尔成了德国最有势力的人物，(189)有权对政府所有部门和德国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下达命令，规定它们在人力方面对“总体战”应作出的贡献。一个月后，他行使了这项新职权，颁布了一道命令，在德国几乎取消了各种形式的公共娱乐。所有的戏院、音乐厅和酒吧间尽数歇业。德国电台不需要的乐队一律解散。所有“小说和类似的文学作品”的出版（当然，纳粹党的“标准政治著作”的出版不在其内）一律暂停。日报的篇幅进一步减少（自从1942年以后，报刊已受到严格的限制）。许多教育机构，“例如家政学院和商学院”，一概停办。(190)
1944年10月18日莱比锡战役（1813年）纪念日那天，16岁到60岁的男子一律应召参加人民冲锋队，(191)同军队并肩在德国本土上继续抵抗入侵的盟军（这时候，美国第一军已于9月12日越过德国边界，进入了亚琛，而在东线，俄国军队也在东普鲁士边境上作战）。虽然人民冲锋队名义上是“武装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192)但是，像鲍曼承认的那样，对人民冲锋队的控制则“纯粹是党的事务”。(193)人民冲锋队是根据希特勒10月18日的那道法令成立的，由各行政长官负责其兵员的征集工作和指挥工作。冲锋队参谋长舍普曼是人民冲锋队“步枪射击训练的督察”；希姆莱负责它的全面组织、训练和装备工作；鲍曼则是它的政治事务首长，(194)他显然不愿意向正规的军事当局（包括凯特尔在内）提供关于人民冲锋队的任何情报。(195)这就是说，在战争的最后6个月里，西线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几乎完全操在纳粹党的手里，因为就军队来说，希特勒本人这时已经接管了安排全部作战细节的职责。(196)
在1945年1月30日的广播演说中，希特勒严厉地批评了“那些不肯承认资产阶级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中产阶级笨蛋们”，从而讲出了最后失败接近时，纳粹宣传中经常讲的一套老调子。在这种宣传中，他们把垂死挣扎讲得倒像有格外深奥的革命意义似的，而且把投降或是退却又说成是等于叛国。党卫队在绝望的形势下没有能继续作战时，甚至他们也遭到了贬黜。(197)希姆莱已经以国家军总司令的身份下令枪毙逃兵的家属。(198)2月12日，凯特尔对帮助部下非法离开作战地区的军官判处死刑。(199)戈培尔曾经劝说希特勒撕毁日内瓦公约，而跟着可能发生的枪杀战俘事件，便会阻止德国士兵向前进的盟军投降。希特勒有一时期的确有过这个念头。事实上，只是由于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坚决反对，似乎才使他没有干出这一新的疯狂行为来。(200)
与此同时，希特勒和戈培尔用尽了人所共知的全部宣传伎俩——V-武器运动、(201)文克将军驰援柏林的种种奇闻、(202)希特勒亲自在分别举行和谈的问题上耍的花招、(203)“狼人”运动，(204)以及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阿尔卑斯要塞”周围作最后抵抗的诺言(205)——竭力想使德国军队和人民相信，即使不能获得全面胜利，战争至少还可以打到一个相持不下的局面。最后，作为阻挡盟军前进的垂死挣扎，希特勒于1945年3月19日下令实行焦土政策。(206)“所有军事设施、交通运输、通讯、工业和后勤设备，以及国内当前或将来可以被敌人用来继续作战的一切有内在价值的物件”全应予以破坏。甚至鲁尔区的重要工业城市倘使在盟军进攻时无法坚守的话，也应予以毁坏。(207)可是，这时候党内外的许多人都开始认识到，希特勒的政策是毫无意义的。例如，拿汉堡行政长官考夫曼来说，他就故意不理睬希特勒的命令，拒绝把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再加以炸毁。(208)同样，他的亲密朋友，德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施佩尔，则下定决心，为了战后德国人民的利益，尽力保全一切可以保全的东西。他于4月16日在汉堡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禁止继续进行破坏，并号召武装部队和人民冲锋队枪毙所有违背这项命令的人。(209)党内和军内的其他人士这时也认为，除了全面投降外，并无其他切合实际的办法。因此，古德里安先在1月里后来又在3月里两次去见里宾特洛甫，要求在西线立即实现停战。这时候，希姆莱和戈林显然也深信必须采取这一步骤了（事实上，前者正在准备通过伯纳多特伯爵同西方大国进行和谈），但是里宾特洛甫（像在紧要关头常有的那样）却显得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210)
关于希特勒独裁政权的不光彩结局，其他书刊里已经有了详细的报道，(211)因此这里只概括地提一下。希特勒于1945年4月30日在德国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自杀之前，曾起草了一份政治遗嘱。(212)在遗嘱中，他指定海军上将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213)在这以前，希特勒已经把北方的全部军权授给了他。邓尼茨将成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戈培尔将担任总理，鲍曼将担任纳粹党总裁，赛斯-英夸特则将成为外交部长（过去曾被指定为希特勒继承人的戈林，这时遭到怀疑，认为他不忠于希特勒，已经被开除出党。(214)希姆莱也是如此，他的党卫队头子和德国警察总监的职务则由行政长官汉克继任）。当时，邓尼茨本人在荷尔施泰因，他通过两份无线电报获悉了自己新职务的消息。第一份电报授权他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第二份电报则详细告诉了他希特勒所作出的其他任命。(215)邓尼茨的直接反应就是：根据第一份电报采取行动而无视第二份电报。
邓尼茨的惟一想法是，在投降的细节安排好以前，为德国提供某种形式的看守政府。5月1日，在向德国人民发表的一篇广播演说中，(216)他说明了他的主要任务是，“拯救德国男女，不让他们被正在推进的布尔什维克敌人所消灭”，他还清楚地表明，只有在英美两国妨碍他“完成这项任务时”，他才有意同这两个国家继续作战。两天以后，他派了以海军上将冯·弗雷德堡为首的使者赴律内堡荒原蒙哥马利陆军元帅的司令部去。5月4日，邓尼茨下令停止潜艇的作战活动，第二天他又下令禁止“狼人”活动。希特勒想煽动德国青年在盟军战线后方进行抵抗，这些狼人便是残存下来的一些倒霉蛋。(217)当时，荷兰、德国西北部和丹麦德军的无条件投降业已生效。5月6日，邓尼茨写信给希姆莱（希姆莱要求允许他在德国新政府中成为“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可是没有成功）、(218)戈培尔（那时候，他同希特勒一起在地下避弹室里自杀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德国西北部）、罗森贝格和蒂拉克，免去了他们的职务。(219)几小时后，邓尼茨的外交部长施威林-克罗西克向德国人民宣布，德国的所有武装部队已经向西方国家和俄国无条件投降了。5月23日，邓尼茨海军上将和他的“内阁”的所有其他成员都被盟国作为战俘予以拘留，德国在随后的4年零4个月中(220)完全处在盟国军政府的管制之下。
(1) 《法令公报》（Reichsgesetzblatt），1933年，第1部分，第141页。
(2) 同上书，第1016页。
(3) 《法令公报》，1934年，第1部分，第75页。
(4) 在“重建法”颁布以后，又发布了这样一项命令：以后没有“国家有关部长”的许可，不准颁布任何地方法令（《法令公报》，1934年，第1部分，第81页）。各州的实际“协调”工作由德国总督（Reichsstatthalter）来搞，根据1935年1月30日的德国总督法（《法令公报》，1935年，第1部分，第65页）的规定，这些德国总督成为他们管辖地区的“德国政府常驻代表”。
(5) 有些人，例如沙赫特和冯·牛赖特，于1937年1月30日正式成了纳粹党员。
(6) 德国总理府主任拉默斯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1卷，第39页）。
(7) 拉默斯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1卷，第54页）。参阅耶尔马·沙赫特：《清算希特勒》（Hjalmar Schacht: Abrechnung mit Hitler），汉堡，罗沃尔特，1948年版，第20页〔该书由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译成英文，书名是《账已结清》（Edward Fitzgerald: Account Settled），伦敦，魏登费尔德—尼科尔森，1949年版〕。
(8) 拉默斯在《德国行政公报》（Reichsverwaltungsblatt）中发表的文章，引自1943年2月3日《法兰克福日报》（Frankfurter Zeitung）。
(9) 拉默斯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1卷，第57页）。
(10) 《法令公报》，1939年，第1部分，第1539页。
(11) 拉默斯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1卷，第57页）。
(12) 例如，纽伦堡检察当局的起诉。
(13)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叙述，见约翰·W·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政治活动中的德国军队，1918—1945年》（John W．Wheeler-Bennet: The Nemesis of Power: 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1918—1945），伦敦，麦克米伦，1953年版。
(14) 希特勒被正式称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勃洛姆堡为“武装部队高级司令”〔《纳粹年鉴》（NS Jahrbuch），1938年，第266页〕。
(15) 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武装部队与希特勒》（Friedrich Hossbach: Zwischen Wehrmacht und Hitler），沃尔芬比特尔，沃尔芬比特尔出版社，1949年版，第74页。
(16) 同上书，第71—72页。
(17) 前陆军总司令，1934年退役，但是1939年9月又被召回，他同准备于该月内在西线活捉希特勒的未遂密谋有关。
(18) 沙赫特：《清算希特勒》，第20页；汉斯·贝尔恩德·吉泽维乌斯：《坚持到底》（Hans Bernd Gisevius: Bis zum bittern Ende），2卷本（苏黎世，弗里茨和瓦斯穆特，1946年版）第1卷，第383页〔本书由理查德和克拉拉·温斯通译成英文（共一卷），书名是《坚持到底》（To The Bitter End, by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e），伦敦，凯普，1948年版〕。
(19) 《法令公报》，1938年，第1部分，第111页。
(20)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4卷，第414页。
(21) 牛赖特被任命为“秘密内阁会议”的主席，这个机构始终没有举行过会议。
(22) 吉泽维乌斯：《坚持到底》，第1卷，第415页。
(23) 为了避免误解，应当指出，这里和以下几页中所用的“将领”一词一般并不是指高级陆军军官（即包括那些由希特勒提升的忠诚的纳粹党员），而是指1933年后希特勒不得不与他们争夺权力的旧德国国防军司令官中的少数核心人物。由于这些人经验丰富，希特勒在接过了最高统帅权后，仍然不得不留用他们。
(24) 沃尔夫冈·弗尔斯特：《反战的将军：摘自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遗留下的文件》（Wolfgang Foerster: Ein General kämpft gegen den Krieg: aus nachgelassenen Papie-ren des General-stabschefs Ludwig Beck），慕尼黑，慕尼黑多姆出版社，1949年版，第78页。
(25) 同上书，第81页，第90页，第95页，第98页和第109页。
(26) 同上书，第108页以后。
(27) 希特勒坚持要封锁贝克辞职的消息。见霍斯巴赫：《武装部队与希特勒》，第149页；弗尔斯特，前引书，第125页。
(28) 沙赫特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2卷，第453页）。
(29) 参阅康斯坦丁·西伦斯：《迷途与悔悟》（Constantin Silens: Irrweg und Umkehr），巴塞尔，比尔克霍伊泽尔，1946年版，第183—184页；吉泽维乌斯：《坚持到底》，第2卷，第47—48页。
(30) 吉泽维乌斯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2卷，第214页）。
(31) 埃里希·科尔特：《不是档案材料》（Erich Kordt: Nicht aus den Akten），斯图加特，德国联合出版社，1950年版，第245—257页和第279页以后。参阅E·L·伍德沃德和罗汉·巴特勒编：《英国外交政策的文件，1919—1939年》（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ed．E．L．Woodward and Rohan Butler），第3辑（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9年版），第2卷，第683—689页。
(32) 科尔特，前引书，第278页；沙赫特：《清算希特勒》，第23页。
(33) 沙赫特，前引书，第23页。
(34) 科尔特：《不是档案材料》，第356—357页。
(35) 吉泽维乌斯：《坚持到底》，第2卷，第156页。
(36) 在这次晋见时，他犯了一个大错误，提到军队的士气很差，这使希特勒像疯子那样怒吼起来，搅得他像一贯的那样精神错乱（同上书，第157—158页）。
(37) 科尔特，前引书，第359—366页。
(38) 科尔特，前引书，第370—374页。
(39) 勃劳希契、伦斯德、利斯特、克鲁格、凯特尔、维茨勒本和赖歇脑等都被提升为陆军元帅；哈尔德、弗罗姆和许多其他将领则被提升为上将。参阅希特勒1940年7月19日在国会发表的演说〔《柏林图画晚报》（Berliner Illustrierte Nachtausgabe），1940年7月20日〕。
(40) 弗朗兹·哈尔德：《统帅希特勒》（Franz Halder: Hitler als Feldherr），慕尼黑，慕尼黑多姆出版社，1949年版，第15页。
(41) 关于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意见不一的详细情况，参阅《统帅希特勒》，第38页以后；还可参阅库特·阿斯曼：《德意志生死存亡的年代》（Kurt Assmann: Deutsche Schicksalsjahre），维斯巴登，布罗克豪斯，1950年版，第257页。
(42) 可是，希特勒却坚定不移地相信，在战场上击败俄国人比向东方各国人民作出些让步来博得他们的政治支持更为重要。参阅下文，原著第646页。
(43) 《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1941年10月5日。
(44) 哈尔德：《统帅希特勒》，第39页。
(45) 同上书，第44页。
(46) 参阅德意志通讯社，德国宣传部办的通讯社，以下简称德通社（DNB）。
(47) 1941年12月21日的官方声明提到，希特勒在指挥作战方面是“听从他的直觉”。
(48) 哈尔德：《统帅希特勒》，第45页。
(49) 参阅费利克斯·吉尔伯特选注的《希特勒指挥作战：他的日常军事会议的秘密记录》（Hitler Directs his War: The Secret Records of his Daily Military Conferences,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y Felix Gilbert），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23—24页。
(50) 1944年4月23日，希特勒同墨索里尼在克莱斯海姆堡会谈的记录，译文见美国《国务院公报》，1946年12月8日，第1045页。
(51) 《美国，军事法庭……官方文本……》（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ilitary Tribunals ..．Official Transcript …），纽伦堡，1946—1949年（油印本）〔本书以后简称《美国军事法庭》，参阅原著第xviii页〕，案件第12号，判决书，第53页。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国家社会主义指导部成立于1943年12月。
(52) 参阅普丰特纳博士（中尉）在《年轻的德国》（Das Junge Deutschland）一书中的文章，1942年11月21日德国报刊发行社新闻处（德通社的附属机构，以后简称德新处）曾引用。
(53)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戈培尔日记》，路易斯·P·洛克纳编译（Paul Josef Goebbels: The Goebbels Diaries, Trans．and ed．Louis P．Lochner）〔以后简称《戈培尔日记》〕，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8年版，第1页，第4页。
(54) 德通社，1942年4月26日；《人民观察家报》，1942年4月27日；（皇家国际事务学会）（R．I．I．A.）：《文件，1939—1946年》，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Documents for 1939—1946， ii: Hitler's Europe〕，第8页。
(55) 吉尔伯特编：《希特勒指挥作战》，第21页；约德尔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5卷，第300页）。哈尔德撤职的消息直到好几个月以后才在德国发表。
(56) 戈林和约德尔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34页和第15卷，第300页）。
(57) 根据约德尔本人的叙述，希特勒对哈尔德提出了批评，他曾经试图为哈尔德辩护。结果，希特勒经由凯特尔通知约德尔，元首无法再同他一起工作下去，等保卢斯攻下斯大林格勒后，立刻就来接替他的职务。
(58) 《戈培尔日记》，第289页。
(59)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情报局。
(60) H·R·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H．R．Trevor-Roper: The Last Days of Hitler），第2版，伦敦，麦克米伦，1950年版，第14页。
(61) “第三帝国的真相：这个‘元首领导的国家’处于这样一种混乱状态，它的经济组织和军事方面的效果在许多方面全显得更加不可理解。一位记者在战时曾称它为‘独裁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这句话的确击中了要害。”〔彼得·克莱斯特：《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1939—1945年》（Peter Kleist: Zwischen Hitler und Stalin, 1939—1945），波恩，雅典娜出版社，1950年版，第208页〕
(62) 德国报刊于1942年1月12日戈林49岁生日那天，曾这样评述他。
(63) 关于四年计划，见下文，原著第173—174页。
(64) 参阅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人民观察家报》，1939年9月2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510页〕。
(65) 参阅1940年7月19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的演说（《柏林图画晚报》，1940年7月20日）。如同德国报刊（例如，同上报）指出的那样，德国元帅这一军衔是特地为戈林设置的。欧根亲王曾经获得德国陆军大元帅的头衔，继任的一些奥地利将领也获得了同样的军衔。有些德国贵族也具有世袭的德国大元帅头衔，但这不是属于军衔性质。因此戈林是独一无二的德国元帅。
(66) 见上文，原著第11页。
(67)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5卷，第17页（138-D）；《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1055—1056页。
(68) 加里亚佐·齐亚诺：《1939（—1943）年日记》〔Galeazzo Ciano: Diario 1939（—1943）〕，2卷本，第4版，米兰，里佐利，1947年版；《1939—1943年齐亚诺日记》，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编（Ciano's Diary 1939—1943, ed．Malcolm Muggeridge），伦敦，海涅曼，1947年版，1941年5月13日。
(69)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90页。
(70) “1941年5月13日德国外交部长同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会谈的记录（齐亚诺伯爵也参加）”《国务院公报》，1946年6月30日，第1103页以后。
(71) 《法令公报》，1941年，第1部分，第295页。
(72) 《法令公报》，1942年，第1部分，第35页。
(73) 德国，党办公厅：《训令、指示、通告》（Germany, Partei-Kanzlei: Verfügungen, Anord-nungen, Bekanntgaben），慕尼黑，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出版社，无出版年月〔以后简称《训令》〕，第1卷，第2页；拉默斯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1卷，第92页）。
(74) 《训令》，第4卷，第1页。
(75) 《法令公报》，1942年，第1部分，第153页。
(76) 参阅《德国国民经济学者》（Deutsche Volkswirt），1942年6月5日。
(77) 德国派驻被占领的荷兰的长官，以前是奥地利联邦总理。瓦格纳由于反对党卫队的种种办法，显然触怒了希特勒。他后来被送进了监狱（参阅沙赫特：《清算希特勒》，第30页）。
(78) 《法令公报》，1942年，第1部分，第179页。见下文，原著第227页。
(79) 达雷对鲍曼的态度，从朗格和申克所报道的他与罗森贝格的谈话中便反映出来了〔见泽尔热·朗格和恩斯特·冯·申克：《种族灭绝犯的画像——摘自前纳粹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遗留下的回忆录》（Serge Lang and Ernst von Schenck: Portrait eines Mensch-heitsverbrechers — nach den hinterlassenen Memoiren des ehemaligen Reichsministers, Alfred Rosenberg），圣加伦，措利科费尔出版社，1947年版，第301页〕。沙赫特（前引书，第27页）叙述，达雷是被“愤怒地免去了部长职位的”。
(80) 1945年7月7日的供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3卷，第562页（3936-PS）〕。
(81) 《戈培尔日记》，第201—203页和第236页。
(82) 戈林称他们三人为鲍曼-拉默斯-凯特尔三头政治。
(83) “我们确实不能再依赖戈林了。他已经疲于奔命，有点儿落伍了。”（《戈培尔日记》，第285页）
(84) 1943年5月9日，他写道：“当你想到，同戈林比较起来，〔鲍曼〕履行了多少诺言，那么戈林无疑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同上）
(85) 关于同弗里克、里宾特洛甫和罗森贝格的不和，参阅保罗·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龙套，1923—1945年》（Paul Schmidt: Statist auf diplomatischer Bühne 1923—1945），波恩，雅典娜出版社，1949年版，第469页〔R·H·C·斯蒂德的译本——《希特勒的译员》（R．H．C．Steed's translation — Hitler's Interpreter），伦敦，海涅曼，1951年版——仅从1935年开始，有些段落被删节〕；《戈培尔日记》，散见各处；克莱斯特：《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第259页；《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0卷，第114页。
(86) 参阅1945年1月1日拉默斯给鲍曼的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5卷，第494—500页（753D）；《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214—219页〕；拉默斯在纽伦堡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1卷，第93页）。
(87) 吉尔伯特编：《希特勒指挥作战》，第44页。
(88) 1945年4月23日，戈林打给希特勒一份电报，建议说，他作为希特勒指定的继承人，应当接管权力（又见原著第46页注⑤，即本书第49页注⑤。——译者）。鲍曼显然煽风点火，使希特勒把这话解释为一种叛变行为。参阅米尔顿·舒尔曼：《西线的失败》（Milton Shulman: Defeat in the West），伦敦，塞克和沃伯格，1947年版，第295—296页；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第145页和第154页以后；戈林在纽伦堡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9卷，第481页）。
(89) 见下文，原著第33—34页。
(90)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9卷，第375页以后（120—苏联）；同上书，第25卷，第114—116页（058-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103—104页；德通社，1944年10月18日。
(91) 格哈德·博尔特：《与希特勒一同藏在掩蔽部里》，（Gerhard Boldt: In the Shelter with Hitler），伦敦，城堡出版社，1948年版，第14—15页。1943年1月，卡尔登勃鲁纳成为盖世太保和保安部门的头子。
(92) 吉泽维乌斯：《坚持到底》，第2卷，第327页。
(93) 弗朗克的“终结性的考虑”（Frank's Abschließende Betrachtungen），《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555页（2233-PS）。
(94) 见乌尔里希·冯·哈塞尔：《来自另一个德国：摘自遗留下的日记，1938—1944年》（Ulrich von Hassell: Vom andern Deutschland: aus den nachgelassenen Tagebüchern 1938—1944），苏黎世，阿特兰蒂斯，1946年版，1941年3月16日〔这部书已译成英文，书名是《冯·哈塞尔日记，1938—1944年》（The von Hassell Diaries, 1938—1944），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8年版〕。
(95) 参阅弗朗克的“终结性的考虑”（《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556页）。
(96) 沙赫特（《清算希特勒》，第47页）说居特纳是一个非纳粹党人，他曾经“帮着希特勒政权和纳粹党掩盖所有违法乱纪的行径”。也许，颇值得重视的是，居特纳个人的助理，最高法院顾问冯·多纳尼，是德国反对派的中坚人物之一。
(97) 参阅法赖斯勒在《德国司法》（Deutsche Justiz）上发表的文章，1941年8月19日《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曾加以引用。
(98) 弗朗克在纽伦堡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2卷，第14页）。
(99) 《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3号》，第10691页。
(100) 《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3号》，第347页。
(101) 见上文，原著第19页；德通社，1942年4月26日；《人民观察家报》，1942年4月27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8—9页。
(102) 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9卷，第635—636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0页。
(103) 《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3号》，第377页。
(104) 《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3号》，第204页以后。戈培尔是应法院院长蒂拉克的请求发表这篇讲话的，他的讲稿事先曾呈请希特勒过目并获得他的同意。
(105) 弗朗克几篇演说的全文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518页以后（2233-PS）；节录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883—918页。
(106) “终结性的考虑”（《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554页）。
(107) 《法令公报》，1942年，第1部分，第535页。
(108) 拉默斯在纽伦堡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1卷，第42页）；弗朗克的证词（同上书，第12卷，第25页）；《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3号》，第290页。
(109) 《法兰克福日报》，1942年8月25日。
(110) 德通社，1942年8月24日。
(111) 《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3号》，第429—430页。
(112) 例如，参阅1942年12月12日《科隆日报》刊登的“论法律保障的必要性”一文。
(113) “终结性的考虑”〔《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555—556页（2233-PS）〕。
(114) 《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3号》，第259页；《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200—203页（654-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467—470页。
(115) 《德国司法》，1942年10月16日。
(116) 《戈培尔日记》，第384页。据戈培尔说，“法学家总是法学家。元首从蒂拉克的实例中刚发觉了这一点。”
(117) 德通社，1944年1月3日；《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3号》，判决书，第10796—10797页。
(118) 哈尔德：《统帅希特勒》，第38页。
(119) 施蒂尔弗里德的声明，海通社（德国电讯社，主要向国外发布新闻），1942年9月4日。
(120) 吉尔伯特编的《希特勒指挥作战》第19页上报道了1943年2月1日的这次会议。可是事实上，保卢斯并不是希特勒所任命的最后一个陆军元帅，因为仅仅两星期后，希特勒又把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上将晋升到这一军阶。
(121) 吉尔伯特，前引书，第21页和第22页。这些将领是在“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在俄国成立后，于1943年7月发出这项呼吁的。1943年9月，斯大林格勒的某些司令官成立了“德国军官同盟”。保卢斯在1944年8月8日的一项声明中，公开表示赞成“自由德国”运动的纲领。这一运动的主旨是，由代表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从共产党国会议员到德国军官和普通士兵）联合组成一个“反国家社会主义的爱国阵线”。这个爱国阵线于1943年7月12日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形成，参加会议的人有著名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和来自苏联各地战俘营的代表。
(122) 阿斯曼：《德意志生死存亡的年代》，第450—451页。
(123) 例如，德通社，1943年2月1日。
(124) 例如，参阅《NSZ韦斯特马克》（NSZ Westmark）和《奥尔登堡国家日报》（Oldenburgische Staatszeitung），1943年2月4日。
(125) 《法令公报》，1943年，第1部分，第67—68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49页。又见下方，原著第231页。
(126) 《法令公报》，1943年，第1部分，第75页。1943年3月，颁布了另一道更为严厉的法令（见下文，原著第232页）。
(127) 德通社和海通社，1943年2月8日。
(128) 《法兰克福日报》，1943年1月31日。希特勒在执政纪念日通常亲自发表演说，但是这一年，他仅仅发表了一项书面声明，由别人代他宣读。
(129) 《泰晤士报》（The Times），1943年2月25日：建党纪念日在慕尼黑啤酒馆所宣读的声明。
(130) 5月底，巴登行政长官罗伯特·瓦格纳被挑选了来在曼黑姆公开宣布这次清洗（海通社，1943年5月25日）。
(131) 《训令》，第4卷，第4—5页及第8—12页。
(132) 见下文，原著第313—315页。
(133) 施图卡尔特在占领区的组织工作方面已经起了重要的作用：见下文，原著第107页。
(134) 德通社和海通社，1943年8月24日。这项任命也标志着希姆莱与鲍曼冲突的开始（参阅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第42—43页）。
(135) 德通社，1943年9月1日。
(136) 例如，阿尔诺·弗赖赫尔·冯·韦德金德于1943年9月3日被处决；格奥尔格·米特（银行董事）于1943年10月被处决；盖格博士（医生）于1943年12月被处决。
(137) 参阅《形势》（Die Lage），1944年8月23日。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时期，已经有许多人因为“叛国罪”在奥地利被判处死刑。
(138) 《国民日报》（National Zeitung），巴塞尔，1943年9月20日。
(139)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143页（1919-PS）。
(140) 德通社，1943年10月8日。
(141) 艾伦·韦尔什·杜勒斯：《德国的地下组织》（Allen Welsh Dulles: Germany's Underground），纽约，麦克米伦，1947年版，第147页和第158页。
(142) “所有关于……意大利的实力正在变弱的报道都是绝对不可靠的。意大利领袖牢牢地控制住他的人民”：里宾特洛甫于1943年4月18日向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发表的谈话，见在富施尔谈话的记录，译文见《国务院公报》，1946年9月1日，第401页。
(143) 1942年4月29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会谈的记录（同上书，1946年7月14日，第57—63页）。
(144) 《戈培尔日记》，第315页和第408页。
(145) 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74—75页（219-L）；《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1069页。
(146) 参阅1942年5月8日罗森贝格和希特勒谈话的记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7卷，第286—287页（1520-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67—68页〕；又见《戈培尔日记》，第101页和第301页。
(147) 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2卷，第120—133页（3274-PS，3278-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1067—1077页；《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3卷，第537—547页（3927-PS）和第38卷，第410—411页（146-R）；《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8卷，第250—251页。
(148) 《瑞士福音新闻社》（Schweizerische Evangelische Pressedienst），1940年7月24日。
(149) 梵蒂冈电台（Vatican Radio），1941年3月31日。
(150)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5卷，第7—13页（075-D）；《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1035—1039页。
(151) 参阅1942年12月7日贝尔特拉姆红衣主教的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2卷，第106—111页（3266-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1031—1036页。
(152) 1941年12月10日贝尔特拉姆红衣主教递上的这封联名抗议书的内容披露在维尔次堡主教签署的一封教书中，并于1942年3月22日耶稣受难日在各教堂宣读出来。据贝尔特拉姆红衣主教说，对这封抗议书“没有一个字的答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2卷，第106页；《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1031页）。关于抗议书的全文，参阅英国广播公司1943年8月22日对德国天主教徒广播的节目。
(153) 参阅武尔姆主教于1940年7—9月间致居特纳和弗里克的信件〔《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194页以后（152-M）〕和1941年8月13日林堡区主教的信〔同上书，第26卷，第166—167页（615-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449—451页〕；也可参阅约翰内斯·诺伊豪斯勒：《十字与卐字：国家社会主义反对天主教教会的斗争和天主教教会的抵抗》（Johannes Neuhäusler: Kreuz und Hakenkreuz: Der Kampf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gegen die Katholische Kirche und der Kirchliche Widerstand），慕尼黑，巴伐利亚天主教教会出版社，1946年版，散见各处。
(154) 梵蒂冈电台，1943年9月7日和8日。
(155) 蒙斯特主教冯·加伦伯爵的四旬斋教书，天主教通讯社〔KIPA（Catholic Press Agency）〕，1944年3月11日。
(156) 布雷斯劳区大主教红衣主教贝尔特拉姆的四旬斋教书，天主教通讯社，1944年2月24日。
(157) 弗赖堡大主教格勒贝尔的四旬斋教书，同上，1944年3月13日。
(158) 又见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456页以后。
(159) 杜勒斯：《德国的地下组织》，第121页。
(160) 汉斯·朔尔和他的妹妹索菲认为公开鼓动人们反对希特勒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从慕尼黑大学的一座阳台上散发了几百份反纳粹的传单。由于被一个大楼管理员所出卖，他们遭到拷打、审讯，由人民法院院长法赖斯勒本人亲自审讯和处决（同上）。
(161) 杜勒斯：《德国的地下组织》，第67页；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和格罗·冯·S·格弗尼茨：《将领们反对希特勒》（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 and Gero von S．Gaevernitz: Offiziere gegen Hitler），苏黎世，欧罗巴出版社，1946年版，第71页以后。
(162) 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Survey for 1939—1946: America, Britain and Russia），第269—271页。关于“无条件投降”宣言对德国国内反对派的影响，参阅吉泽维乌斯：《坚持到底》，第1卷，第470页；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龙套》，第566—568页；克莱斯特：《希特勒与斯大林》，第238页；瓦尔特·吕德-牛赖特：《邓尼茨政府：第三帝国的末日》（Walter 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Die Letzten Tage des Dritten Reiches），格廷根，穆斯特尔施密特，科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19页。
(163) 这时候沙赫特已被撤职，因为他写了一封信给戈林，指出召集学生参加防空工作将会“大大影响德国人民对胜利的信心”（沙赫特：《清算希特勒》，第26—27页）。
(164) 杜勒斯：《德国的地下组织》，第107页。
(165) 同上书，第106—107页。
(166) 杜勒斯：《德国的地下组织》，第81页以后；施拉布伦多夫和格弗尼茨：《将领们反对希特勒》，第103—104页；埃米尔·德·格鲁：“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没落时期，1943—1945年”，《国际事务》（Emile de Groot：“The Twilight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1943—1945”，International Affairs），1946年10月，第23卷，第531—546页。
(167) 哈塞尔：《来自另一个德国》，1943年12月27日。
(168) 泽韦林在纽伦堡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4卷，第274页）。
(169) 吉泽维乌斯：《坚持到底》，第2卷，第847页。
(170) 施拉布伦多夫和格弗尼茨：《将领们反对希特勒》，第106页以后。
(171) 6月6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军队已经在诺曼底登陆。6月底，施蒂尔普纳格尔告诉贝克，西线的德军无法再维持6个月了。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立即起义。
(172) 关于这次谋杀希特勒的计划的详细情况，见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635—693页；又见吉泽维乌斯：《坚持到底》，第371页以后。
(173) 那枚炸弹是为了用于爆炸一个混凝土地下掩蔽部而设计制造的，可是在最后一分钟，希特勒把开会地点改为一所极易损坏的木营房，爆炸的气浪从木营房的墙壁和屋顶冲出去了。
(174) 当大德国警卫营司令雷默尔少校报告说，他奉命要逮捕戈培尔时，戈培尔坚持要这个青年军官亲自在电话中与希特勒通话，以证实希特勒仍然活着。结果，希特勒就派雷默尔负责保卫柏林，打击那些参与起义的人。
(175) 1944年7月21日英国广播公司的《监听文摘》（B.B.C．Monitoring Digest）；《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5页。“一小撮将领”这一句话起先是邓尼茨使用的，后来德国报刊和电台全令人作呕地反复使用。
(176) 当然，纳粹当局起先并不一定知道文官同这场起义有多少牵连。8月1日，他们只简短地宣布格德勒也参预了这场起义，并悬赏100万马克通缉格德勒。
(177) 8月8日，人民法院判处他们死刑。关于人民法院审讯的笔录，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3卷，第299页以后（3881-PS）。
(178) 如同他在1944年8月31日的会议上所说的：“它〔这个阴谋〕没有成功，给了我们使德国割除这一肿瘤的机会。”（吉尔伯特编：《希特勒指挥作战》，第104页）
(179) 《人民观察家报》（德国南部版），1944年11月14日。
(180) 奥特马尔·贝斯特在《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上发表的文章，1944年7月23日。
(181) 阿斯曼：《德意志生死存亡的年代》，第481页。
(182) 吕德-牛赖特：《邓尼茨政府》，第38页。
(183) 舒尔曼：《西线的失败》，第134页。
(184) 同上书，第152—154页；吉尔伯特：《希特勒指挥作战》，第101页。
(185) 德斯蒙德·杨：《隆美尔》（Desmond Young: Rommel），伦敦，柯林斯，1950年版，第229页以后。
(186) 吉尔伯特编：《希特勒指挥作战》，第101—102页。
(187) 杨：《隆美尔》，第241—244页；德通社，1944年10月15日、17日和19日。
(188) 《法令公报》，1944年，第1部分，第161页；德通社，1944年7月25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7页。又见下文，原著第232页。
(189) 1944年4月，戈培尔已经奉命担任了柏林市长的职务，“以便……在作战方面……集中一切力量”（德通社，1944年4月7日）。
(190) 德通社，1944年8月24日。
(191) 见下文，原著第232—233页和注①（即本书第294页注②。——译者）。
(192) 海通社，1944年10月18日。
(193) 1945年1月5日给拉默斯的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5卷，第501页（753-D）；《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220页〕。
(194) 德通社，1951年10月18日。
(195) 凯特尔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0卷，第597页）。
(196) 舒尔曼：《西线的失败》，第6—7页。1945年1月，希特勒发布了一道命令，据此，没有事先向他请示，任何军团、军或师的司令官都不得采取任何“作战行动”。
(197) 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在匈牙利作战的所有党卫队师，包括著名的“阿道夫·希特勒骨干队”，在1945年3月都被剥夺了领章，因为他们在一次进攻中落了个退却的结果（参阅博尔特：《与希特勒一同藏在掩蔽部里》，第24页）。
(198) 舒尔曼，前引书，第218页。
(199) 同上书，第280页。
(200) 邓尼茨和约德尔最后显然说服了希特勒，这一行动将使德国得不偿失，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3卷，第348页，第469页；又参阅第34卷，第641—644页（158-C）；《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971—972页；《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5卷，第181—186页（606-D）。
(201) 德国人称无人驾驶的飞弹（V1）和爆炸力很强的火箭（V2）为报复性武器（Vergeltungswaffe）。他们于1944年6月13日开始从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基地发射飞弹，主要发射到伦敦，而第一枚火箭则于1944年9月8日落在英格兰。
(202)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7卷，第156页。
(203) 据施佩尔说，希特勒有时假装在同莫斯科和西方分别举行和平谈判（同上书，第16卷，第485页）。
(204) 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第50页以后。
(205) 有些受骗的司令官在希特勒所说的将在“阿尔卑斯要塞”作最后抵抗的这项保证的鼓舞下，拼命作战，显然想奔向那里（参阅哈尔德：《统帅希特勒》，第61页）。
(206)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41卷，第430—431页（施佩尔-25）；参阅《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录B，第950—951页（施佩尔文件027）。
(207) 见舒尔曼：《西线的失败》，第283页。
(208) 见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第83页。
(209)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41卷，第437—442页（施佩尔-30）；《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录B，第942—943页（施佩尔文件019）。
(210) 博尔特：《与希特勒一同藏在掩蔽部里》，第22—23页。
(211) 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博尔特，前引书；迈克尔·A·马斯曼诺：《尚有十日可活》（Michael A．Musmanno: Ten Days to Die），纽约，道布尔戴，1950年版。
(212) 早在1939年11月，希特勒就曾说过：“我要在这次战争中站起来或者倒下去，我决不活着看到人民投降”，1939年11月23日向将领们发表的讲话〔《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336页（789-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580页〕。
(213) 特雷弗-罗珀，前引书，第196页；吕德-牛赖特：《邓尼茨政府》，第130页。
(214) 4月21日，戈林离开柏林赴德国南部。4月23日，他打电报给希特勒声称，除非接到相反的命令，否则他将以元首指定继承人的身份接管一切（又见上文，原著第25页）。同一天，他被党卫队逮捕了，但是空军后来又释放了他。
(215)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3卷，第306页；吕德-牛赖特：《邓尼茨政府》，第45—49页。在两封电报之间，鲍曼曾通过无线电简短地通知邓尼茨，希特勒的遗嘱已经生效。
(216)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5卷，第116—118页（444-D）；《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56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17—18页。
(217) 吕德-牛赖特：《邓尼茨政府》，第72页。
(218) 同上书，第95页。
(219) 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第248—249页。
(220) 这就是说，直到1949年9月西德占领法生效时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