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德国占领意大利和新法西斯政权

1943年9月10日，希特勒在墨索里尼垮台后第一次发表广播讲话时，竭力颂扬他同“这位伟大而忠实的人物”的友谊，可是等到他的朋友在9月13—14日到腊斯登堡来访问他时，他又大失所望了。墨索里尼不是渴想打回国去重新执政，而是精神恍惚、萎靡不振，只想引退，去过隐居生活。据说希特勒曾胁迫他继续斗争，扬言否则就要对他个人和意大利人民采取报复手段。⁽¹⁾9月底对科孚岛和克法利尼亚岛守军的大屠杀，⁽²⁾显示出德国人在镇压意大利人抵抗方面准备采取多么激烈的措施。然而，只要意大利人不犯自卫这项大罪，希特勒就没对他们显出任何激烈的敌意。他当时对戈培尔说，他在维持交通线方面需要他们的合作，而且他也抽不出足够的德国警察来用武力统治他们。⁽³⁾因此有必要搞一个傀儡政权。早在9月9日，德国电台就已经宣布成立了一个“国家法西斯政府”。它最初由7月25日后逃往德国的几个极端分子组成，现在就把墨索里尼捧出来担任它的名义首脑。他们在意大利同适当的合作者进行接触后，在9月27日宣布了内阁全部名单，包括格拉齐亚尼元帅担任国防部长，并把墨索里尼及时用飞机送回意大利去执掌一个由别人为他任命的内阁。

战后，这些通敌分子往往请求减轻罪名，说他们当时无法抗拒德国的压力，因为德国人曾威胁说，倘使他们不出面合作，意大利就会成为第二个波兰。⁽⁴⁾但是，他们尽管顺从了，实际上却并没有使意大利不被看成占领国，或者使意大利领土不遭到实际的吞并。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希特勒曾避免马上就暴露出德国的领土野心，可是10月5日，德国对阿尔卑斯山山前地带和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带的“防区”在军事上和行政上实行了全面的控制。一个防区包括南蒂罗尔，其中有贝卢诺省；另一个防区包括的里雅斯特、利文萨河以东的威尼西亚全部地方、伊斯的利亚，以及新吞并的那部分斯洛文尼亚，同时任命了蒂罗尔和卡林西亚的德国行政长官管理这两个防区。⁽⁵⁾戈培尔久想德国把过去属于奥地利的所有意大利领土都吞并进来。据他说，希特勒曾经说过，威尼西亚本身应当同德国联合在一起。⁽⁶⁾

停战以后，原来驻在意大利北部、巴尔干国家和法国的60万至80万意大利部队大部分被“拘留”在德国，也有一部分被拘留在巴尔干国家。墨索里尼曾希望用这些人建立一支新军，可是德国人不允许这些人入伍。在意大利征募到的4个师，被德国人用去保护他们的补给线，防御游击队。新法西斯军队仅仅在加法格纳那盆地同盟军接触过一个短时期。此外，以前的意军有些残余部队继续在同德国人一起作战，许多意大利人直接参加了德国武装部队和党卫队，同时他们还拼凑了若干非正规的反游击部队。⁽⁷⁾

新法西斯政府并不比新法西斯军队具有更大的价值。在1943年12月后所谓“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中任职的人是一个七拼八凑的班子，其中有过激分子、政党头头，以及抱着为过渡到民主党派“搭桥”这种希望的温和派人士。这个政府甚至还有它的左翼，并且使德国军事和经济当局颇为不满的是，还制订了一些确实是社会主义的立法。即使墨索里尼恢复他青年时代的革命思想，或者采取任何其他做法，都不能使这个“小小的萨洛共和国”获得生气（这一绰号是反法西斯人士根据它的内阁暂时藏身在加尔达湖畔这一小城市而给它取的）。这个共和国对它领土上的省市当局的控制，是完全靠不住的，官员往往是德国指定的。一些对抗的部长建立起了对抗的军队和民团，并且，从一开始，“别动队”便因袭了为法西斯主义开路的“行动小队”的恶劣传统，随意滥用私刑，有的只是一些带枪的浪人，有的则担任了公职。⁽⁸⁾德国人坚决主张对这些法西斯暴徒中的某些人采取行动，例如1943年秋季一直在罗马进行恐怖活动的波拉斯特里尼一帮人，可是德国人自己也怂恿一些最最恶劣的罪犯，包括科赫和卡里塔匪帮，他们专门折磨战俘，并受到党卫队的庇护。

战后，有关方面试图宽恕新法西斯分子对“抵抗运动”所犯的罪行，认为那是对共产党恐怖行为的自卫。⁽⁹⁾因此，值得指出的是：像“共和法西斯党”书记帕沃利尼那样的过激分子，全用真正的“别动队”的残暴手段打击反法西斯主义，逮捕反法西斯分子在停战以后又立即开始，而墨索里尼政府还应对判处帮助战俘逃跑的人死刑这件事集体负责。他们也恢复了歧视犹太人的法律，犹太人被宣布为外国敌人。1943年7月以前，法西斯政府始终没有把反犹太主义做到纳粹那样极端的地步，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甚至还责备他们在占领国家中做得太松懈，⁽¹⁰⁾因为在那些国家里个别的意大利人曾经尽可能地帮助犹太人反对德国人。这时，既然意大利也成了被占领国家，就轮到德国人对居住在那里的45 000名犹太人犯下最为恶劣的罪行了。在这些犹太人中被放逐的有10 000名，活着回来的只有605人。⁽¹¹⁾

希特勒为了发泄他对意大利人背叛轴心国的愤怒，坚决主张应该审讯齐亚诺和最高会议的其他叛徒。设在维罗纳的特别法庭⁽¹²⁾宣判了18人死刑和1人无期徒刑。在6名拘押的被告中，齐亚诺、德·波诺元帅，以及3名地位较低的法西斯党徒，马里内利、戈塔迪和帕雷斯契都在1944年1月11日被枪决了。墨索里尼无力保护他的女婿，因为他自己实际上也是德国人的俘虏，德国人把他安顿在加尔达湖畔的加尔那诺，派了一队党卫队卫兵保护他。他在这里完全过着退隐的生活，以致公众简直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又访问过希特勒两次，一次是1944年4月间在克莱斯海姆，⁽¹³⁾另一次是7月20日在腊斯登堡，刚好在炸弹爆炸事件之后。⁽¹⁴⁾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秘密武器也许会挽救德国的命运，或者不管怎样，到战争结束时将会组成一个对付苏联的新联盟，而且盟国将会发现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人。⁽¹⁵⁾

墨索里尼不像希特勒那样，始终不想使全世界和他同归于尽。在新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几个月中，他枉费心机地试图同非法西斯人士和反法西斯人士和解。当盟军进攻“哥特防线”的时间日益逼近时，他在两条出路之间犹豫不决，既想率领部下作加里博迪式的撤退，退到接近希特勒的阿尔卑斯山方形堡的瓦尔特利纳，又想和盟国做成一笔反共的交易，或者甚至想同非共产主义的抵抗团体做成一笔反共的交易。⁽¹⁶⁾在此期间，德国人在求和方面已经比他先走了一着。⁽¹⁷⁾党卫队的卡尔·沃尔夫将军从2月起就一直在瑞士和盟国联系。但4月中旬盟军的突破，促成了第三帝国的全面崩溃，终于结束了德军总司令的踌躇不决（冯·菲廷霍夫将军于3月23日接替了凯塞林）。指挥或节制全体部队的德军西南方面总司令于4月29日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¹⁸⁾这也把新法西斯军队包括在内。战争在5月2日结束了。

墨索里尼在米兰度过了解放前的最后几天。4月25日，通过米兰大主教舒斯泰尔红衣主教的斡旋，他会见了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可是当他获悉德国人正在和盟国以及游击队进行谈判时，他突然中止了会谈。⁽¹⁹⁾当天夜里，他由情妇克拉丽妲·佩妲绮陪伴着，朝科摩湖方向逃去。游击队几天以后捉住了他们两人，4月29日把他们枪毙后，把尸体和若干法西斯领导人的尸体一起运回了米兰，倒悬在洛雷托广场上。

(1)　关于这次会晤，见《戈培尔日记》，1943年9月，散见各处（特别是9月23日），第378—381页；威斯克曼：《罗马—柏林轴心》，第315—316页。

(2)　见罗西：《我们是怎样达成停战协定的》，第279—281页。

(3)　《戈培尔日记》，1943年9月10日和23日，第343页，第345页，第350页，第352页和第381页。

(4)　参阅安富索：《罗马、柏林、萨洛》，第365—366页；格拉齐亚尼：《我保卫了祖国》，第372—380页。

(5)　见上文，原著第96—97页。

(6)　《戈培尔日记》，1943年9月23日，第383页。

(7)　关于在德国统辖下的意大利部队的详细情况，见盟军地中海最高司令部：《突尼斯的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子爵……关于1944年12月12日至1945年5月2日意大利战役的报告》（Allied Forces, Supreme Command Mediterranean: Report by Field Marshal the Viscount Alexander of Tunis ..．on the Italian Campaign 12th December 1944 to 2nd May 1945），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1年版，第16—18页和第52—53页。

(8)　《新苏黎世报》，1943年10月10日；关于在的里雅斯特的“别动队”，见布鲁诺·科谢亚尼：《墨索里尼、希特勒、铁托全来到意大利的东方港口》（Bruno Coceani: Mussolini, Hitler, Tito, alle porte orientali d'Italia），波伦亚，卡佩利，1948年版，第23—27页。

(9)　例如，西尔维斯特里：《墨索里尼、格拉齐亚尼和反法西斯主义》。

(10)　谢尼斯：《我当警察总监的时候》，第62页；威斯克曼：《罗马—柏林轴心》，第292页。

(11)　当代犹太人文献编集中心：《欧洲的犹太人》（Centre de Documentation Juive Contemporaine: Les Juifs en Europe），巴黎，中心出版社，1949年版，第43—46页。

(12)　梅耶：《维罗纳审讯的真相》中详细地报道了这次审讯的经过。

(13)　安富索：《罗马、柏林、萨洛》，第474—475页；《国务院公报》，1946年12月8日，第1040—1047页；格拉齐亚尼：《我保卫了祖国》，第458—462页。见上文，原著第19页和第64页。

(14)　安富索，前引书，第541—547页；巴奥洛·莫内利：《小资产阶级分子墨索里尼》（Paolo Monelli: Mussolini piccolo borghese），米兰，加赞蒂，1948年版，第329—331页；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龙套》，第680—683页。

(15)　安富索：《罗马、柏林、萨洛》，第562—563页和第571页。

(16)　阿米库西：《六百天》，第257—258页；西尔维斯特里：《墨索里尼、格拉齐亚尼和反法西斯主义》，第322—324页。

(17)　关于详细情况，见盟军地中海最高司令部：《突尼斯的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子爵……关于1944年12月12日至1945年5月2日意大利战役的报告》，第62—66页。

(18)　美国国务院：《美国与意大利，1936—1946年》（U.S.A., State Depart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aly, 1936—1946），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版，第73号（5），第127—152页。

(19)　关于这次会晤的第一手记载，见卡多纳：《起义》，第249—253页；格拉齐亚尼：《我保卫了祖国》，第501—513页；伊德丰索·舒斯泰尔红衣主教：《我同墨索里尼的最后一次会晤》〔（Cardinal Ildefonso Schuster: My Last Meeting with Mussolini），载本尼托·墨索里尼：《回忆录，1942—1943年》，克利班斯基译，第254—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