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六编
东欧的被占领国家和卫星国
第一章
波兰
西德尼·洛厄里
第一节 德国占领区的行政机构
根据1939年8月23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1)附加的秘密议定书的条款，德国分到了一部分波兰领土。通过1939年9月25日的一道法令，希特勒命令在划归德国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建立一个临时的军事管理机构。德占区和俄占区之间的分界线由9月28日签订的一项德苏协议(2)确定下来。德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随即着手组织了4个军区，其司令部分别设在罗兹、克拉科夫、波兹南和但泽。每一军区由一名军区司令官统辖，他拥有全面的行政权力，并由一名文职的行政长官协助他办理行政机关的组织工作。罗兹的军区司令冯·伦斯德对所有这4个军区行使总指挥权，而他的文职助理汉斯·弗朗克则全面负责使占领区的行政机关都按一致的方针建立起来。
这个军事政权持续到10月26日，因为这一天希特勒签署的两项法令(3)开始生效了：10月8日的一项法令把两次大战间波兰最西面的4省并入了德国版图，而10月12日的另一项法令则在德苏分界线以西两次大战间波兰其余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行政机构。
根据1939年10月8日的法令并入德国的波兰那几省，不仅包括1918年前属于普鲁士的全部领土，还包括过去从不属于德意志帝国的一条宽阔地带（其面积几乎相当于全部并入地区的一半），虽然在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和1807年提尔西特和约之间的这段时期内，这一地带曾被并入普鲁士版图。
1939年以前的东普鲁士省有所扩大，朝东把苏瓦乌基那个突角包括进去，朝南把1919年波兰割让给德国的齐亚乌多沃（佐尔道）那块小地方包括进去。此外，它还把南起维斯杜拉河、东起那累夫河构成切哈努夫（泽希瑙）专区的华沙省的那一部分也包括进去。东普鲁士的这次扩大使这个省的人口增加了大约1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波兰人。可是，在东普鲁士的西部边境，马林韦德尔专区连同埃尔平和马林堡两个城市则被划入但泽—西普鲁士这个新的德国行政区，其幅员包括但泽自由市和波兰的波莫瑞省。马林韦德尔划归但泽—西普鲁士的作用是要恢复1919年前德意志帝国西普鲁士省(4)的东面和南面疆界，并加强前“但泽走廊”人口中的德意志成分。在但泽—西普鲁士以南，瓦尔塔兰行政区包括德意志帝国的波森省(5)（即波兰的波兹南省），并向东扩展，把两次大战间波兰罗兹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华沙省的一部分地区并了进去。在这两个新的行政区中，除但泽的人口以外，有将近1000万居民（其中德国人大约只占6%），被迁移到德国去。最后，在西里西亚，1919年以前的德国边界也有所扩大，把该省的疆界延伸到喀尔巴阡山山麓，于是波兰西南部的整个煤铁盆地、切欣的煤矿区，以及波兰克拉科夫省和基埃尔策省的部分地区全都归并了进去。这样，并入西里西亚省的地区不但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1914年以前普鲁士西里西亚的那些地区，而且还包括波兰会议王国时期的一小片土地，以及从前奥地利加里西亚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过去从来不曾为德国统治过。上西里西亚的首府从沃波累迁到卡托维兹。迁移的人口约为160万，其中只有12万是德国人。
在波兰合并区，纳粹分子开始把当地的行政机构尽快地改得同德国的一模一样。那两个新的德国行政区被置于两个行政长官兼省长（德国总督）的控制之下。(6)在但泽—西普鲁士，这个职位由以前的但泽行政长官福斯特担任，而但泽议会的前议长阿图尔·格兰泽尔则成为瓦尔塔行政区的长官兼总督。行政长官兼总督遵照德国政府的命令办事，但是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他作为希特勒的私人代表却拥有最高权力。每一个新行政区都划分为3个专区，而在瓦尔塔行政区，由于面积辽阔，还任命了一些区长官担任行政区中央机构和各市区与郊区之间的联络工作。(7)
在合并地区，波兰法律有一时期仍然部分生效，但是根据规定，德国和普鲁士的法律可以通过法令加以采用。(8)对于预定将成为德国领土的那些地区，在实现军事占领以后，立即便以无情的速度推行德意志化政策。例如，在格丁尼亚，10月8日的法令开始生效以前，所有波兰文的名称和招贴都被消除掉，所有街道都重新命名。(9)11月26日，福斯特在比得哥煦（布罗姆堡）宣布，所有波兰人和犹太人必须撤离但泽—西普鲁士。(10)几星期后，德国宣传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在《柏林金融消息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明白表示，这项驱逐政策将在并入德国的各个地区予以执行。(11)强迫波兰人和犹太人迁移到大德国的新边界和德苏分界线之间的那片土地上去的工作发生在1939—1940年的冬季：根据报道，城镇居民一条街一条街地被撤走，头一天得到通知，第二天就得离开。(12)
在经济领域里，纳粹的政策是充分发展他们在合并区内获得的经济资源——其中包括波兰一些最富饶的产粮区，还有上西里西亚、切欣、多姆布罗瓦和索斯诺维次的煤矿、金属工厂和机械工厂，以及以罗兹为中心的纺织工业。(13)在军事管理时期，他们就由勃劳希契以总司令的身份署名颁布了一些条例，开始把征服区的经济同德国的经济合而为一。9月11日和10月7日之间公布的种种法令，使德国马克同波兰兹罗提同时成为法定货币；(14)成立了德国信贷银行；(15)把波兰企业和产业的管理权授予德国托管人，并规定只有得到勃劳希契的许可，才能获得这类企业和产业；冻结各种证券和其他贵重物品，并管制外汇交易。(16)
对于“政治上并入德国的那些地区”的经济政策，戈林在1939年10月19日的一项指示(17)中作了如下的概括：“其经济的重建和发展，及其生产和供应的维护，必须推动向前，目的在于尽快完成并入德国经济体系的工作。”
可是，戈林在合并区和德苏分界线以西其余的波兰地区之间作出了鲜明的区分。“德国经济中可以使用的全部原料、废料、机器等等”都得从后一地区搬走。凡是“对于维持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不是“绝对必要的”企业，“必须迁往德国”，或者“在目前的所在地”为德国的利益加以利用。(18)下一天，即10月20日，赫斯发布了一道命令，宣布华沙将不予重建，而且在这一地区内将不再兴建工业企业。(19)
波兰合并区和布格河—那累夫河体系两者的疆界之间的那片地区通称“总督辖区”。(20)它由波兰的卢布林省以及华沙、基埃尔策和克拉科夫各省的部分地区所组成，包括克拉科夫、琴希托霍瓦、卢布林和华沙这些城市在内。根据总督汉斯·弗朗克的一项声明，在1939—1940年冬季把波兰人和犹太人从西部迁移进去后，总督辖区的人口在1940年2月大约为1 450万，其中1 200万是波兰人，200万是犹太人，40或50万是乌克兰人，还有6万是日耳曼族人。(21)总督辖区的面积原来大约占前波兰共和国版图的1/4（即约为97 000平方公里），但在1941年德军进攻俄国以后，由于把加里西亚东部也归并进去，所以扩大到了15万平方公里。
在1939年9月底以后为俄国占领的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的那部分地区，从1941年6月30日以后所进行的其他行政变革如下：比亚威斯托克地区划归东普鲁士行政区，目的是把它最终并入德国。(22)不像其他预定要吞并的占领区那样，比亚威斯托克当地几乎不能说是拥有大量日耳曼人或部分为日耳曼血统的人，因为以前的为数约8 000人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早在1939年俄国人占领该地区时，已被“遣返”德国去了。不过，不难想象，有一点可以使这个地区被称为德国以前的领土，因为除格罗德诺这一城市外，由于第三次瓜分波兰，它从1795年到1806年曾经是普鲁士的领土。两次大战间的波兰东北部的其余地区（除维尔纳外），则作为白俄罗斯占领区常务专员公署管辖区的一部分而被归入奥斯兰。再朝南去，沃林的大部分地区和波列西耶南部则被归入德国驻乌克兰专员公署的管辖范围。
第二节 德国对总督辖区的政策
1939年9月德苏谈判期间，曾讨论了以残余的领土成立一个波兰国的可能性，但是俄国人最后决定反对这个方案。(23)然而，德国人并没有放弃这项计划，他们认为这项计划可能有助于说服西方国家，继续对德作战是毫无意义的。
1939年10月6日，希特勒在对德国国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24)详细地说明，既然德国和苏联已经共同承担责任，要使前波兰国的领土变为“一个和平发展的区域”，他赞成立即举行和平会议。希特勒在这篇演说中概括地说明的德国对征服区所抱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波兰国，其组织形式将防止它再一次成为反德活动的温床或反对德国和俄国的阴谋的中心。”
10月1日希特勒和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的一次会谈，(25)多少说明了他本人在此阶段对于成为总督辖区的那片土地的未来所抱的想法。齐亚诺得到的印象是，希特勒对于这片土地的地位还不曾作出明确的决定，但原则上，他是愿意允许它有一种将会“保证波兰国民生活和平发展”的“国家形式”的，只是要满足几个条件：边境必须如此划分，以保证所有的日耳曼人都能回到德国境内，即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波兰居民混合在一起的话；(26)这个国家决不能成为一个反德的宣传和阴谋的中心；它永远不得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它必须承认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占有支配的地位；它还不得成为德苏合作的障碍。对于齐亚诺所询问的，未来的波兰是否应是一个主权国家，希特勒并没有回答，但是他解释说，他无意“直接接管波兰生活”，因为“这个国家的苦难”是“骇人听闻”的。希特勒还补充说，“在同西方国家和平解决以前”，在德国的“人种局面”“由于大规模人口移动而有所改善”以前，他将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国家组织”。10月6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演说的那天，齐亚诺会见了莱埃，(27)莱埃肯定地告诉他说，将在“德国的真正边界”和布格河之间那片纯粹是波兰人的地方建立一个波兰国。莱埃说，这个国家将是“一种保护国，由于它包括诸如克拉科夫、琴希托霍瓦、华沙和卢布林等一些大的波兰中心，它可以……被称为‘新波兰’”。(28)
因此，纳粹概念中的“新波兰”是一个傀儡国，而操纵其活动的线则牢牢地掌握在德国人手里。他们原来的意图似乎是要建立一个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相类似的当地政府，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能找到一个波兰领袖愿意扮演哈恰那样的角色——更谈不上扮演吉斯林那样的角色——这一目的失败了。这样，尽管希特勒对齐亚诺作了上述声明，他们还是不得不直接接管波兰领土。此外，鉴于西方国家对希特勒的和平提议没有反应，他们于是认为不值得再煞费苦心去虚构一个独立的波兰国了，而戈林10月19日发布的指示也表明，到这天为止，不管原来的意图曾经是什么，总督辖区已被当作一个应当尽可能快速而全面地加以掠夺的区域了。(29)
希特勒在10月12日颁布的“关于波兰占领区的行政管理”的法令任命汉斯·弗朗克为总督，赛斯-英夸特(30)为他的副手。(31)行政机构的总部设在克拉科夫，弗朗克从罗兹迁到那里，在11月初正式就职。他通过10月26日的一道法令，已经把总督辖区分为4个行政区，分别以克拉科夫、卢布林、腊多姆和华沙为中心，这些行政区进一步又分成市区和郊区。(32)
在大战的第一个冬季和1940年春季与初夏这段时期里，纳粹分子似乎仍然不能确定，是把总督辖区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维持下去为德国的利益充分使用其资源和人力呢，(33)还是把它完全纳入大德国体系，对他们最为有利。强迫波兰人和犹太人从合并区移入总督辖区一事，似乎表明有保留总督辖区波兰特征的意图。克拉科夫大学的教授们在接近1939年底时，全体被驱逐出境并拘留在德国，可是到1940年2月又获准重返家园，这也是有其意义的。(34)几星期后，据说波兰医师也获准在华沙和其他城市里负责医疗工作。(35)另一方面，从文官政体成立之初，就有迹象表明有一种德意志化的意图——例如，据报道波兰一些纪念碑的拆毁，(36)以及德国学校的开办，其规模似乎远远超过总督辖区日耳曼族人和德国官员们的需要。(37)
总督辖区的确切的地位始终没有十分清楚地规定过，(38)但是到1940年年中，关于在该区实施德意志化政策的任何怀疑全都消除了，虽然朝着既定方向的进展并不如预期的那么迅速。残酷镇压和恐怖政策的种种措施，甚至还有标志着德国对总督辖区统治的后期的大屠杀，都是由弗朗克执行的。他后来交给逮捕他的美国人员大约42册日记，其中仔细地记下了他在波兰的所作所为，而这些日记在纽伦堡审讯时恰恰成了控告他的最有力的证据。弗朗克在波兰犯下的“灭绝种族”的罪行，希姆莱也有份，因为根据1939年10月7日的一项秘密法令，(39)希姆莱奉派全面负责德意志化政策，包括清除“外国人口中对德国以及对日耳曼族人社会可能构成威胁的那些集团的有害影响”。
说明对总督辖区的政策的那些指示是由弗朗克和希姆莱予以解释和执行的，其中有政治、社会、文化与宗教、经济、生物、物质和精神等方面。在政治方面，总督辖区被当作德国的一个殖民地，并应由各“劣等”民族予以承认。在社会方面，第一个目标是清除犹太人和波兰知识分子。在文化方面，波兰的所有高等学府都将予以撤销，只容许波兰人接受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而且这种教育还得在德国人的监督下用德语来进行。他们还采用了各种措施去破坏教会的影响。在经济方面，遵循的政策就是戈林的指示中所规定的代表德国在损害当地居民的情况下进行掠夺。在生物方面，“悄悄”采取的措施在于消灭犹太人和降低波兰人的出生率。(40)在物质方面，从属的居民忍饥挨饿，还受到残暴的迫害。在精神方面，非日耳曼族人的种种最卑劣的本能都受到了鼓励。(41)
德国人曾充分利用1939年入侵后的脱节和混乱现象，采取措施迫害波兰的知识分子。希姆莱后来吹嘘说，当时德国警察“就得有那股蛮劲……去枪毙几千名波兰的头面人物”。(42)除此以外，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在1939年下半年，有大批波兰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克拉科夫地区，被押送到各拘留营去。可是，尽管德国的政策很严厉，它们并没有防止地下组织很早便在两次大战间的整个波兰领土上广泛地建立起来。这在1940年初使德国领袖们大为烦恼。(43)他们感到如此忧虑，以致1940年5月在德军进犯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时候，他们遵照希特勒想在东方保持和平的愿望，下令对波兰地下运动采取“特别绥靖行动”，或称“A.B.行动”。(44)因此，6月15日，地下组织有几千名成员遭到逮捕，并且根据弗朗克的命令于10月间被提交战地军事法庭审判，其后差不多有一半人被处决了。(45)
德国当局在占领波兰后，立即开始招募身强力壮的波兰人，特别是农业工人，到德国去工作。到1940年年中，各合并区身强力壮的工人的供应很快就变得枯竭了，而志愿办法在总督辖区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弗朗克于是在1940年夏季下令，采用强制手段进行招工。(46)1941年和1942年间，他不断表示自己对于为此目的所采用的拦街兜捕这类办法的有效性所感到的得意。像他在1942年8月向绍克尔保证的那样，他在1942年12月能够汇报说，总督辖区已经为德国提供了94万余名工人。(47)
早在1941年9月，弗朗克就已经知道，总督辖区居民的生活已经下降到接近饥饿的水平。(48)可是，过了将近一年，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以后，由于戈林在会上把德国粮食情况的严重性告诉了他，他使总督辖区在原来已经过分的需要量之外，又承担了为德国提供50万吨做面包用的谷物。1942年8月，他指示下属说，这笔贡献必须全部“在牺牲外族〔非日耳曼族〕居民的情况下”作出，还进一步指示他们说，“这项工作必须冷酷无情、毫无同情心地完成。”(49)
正像后来显示出来的那样，为了德国的经济利益，从波兰人的生产劳动中榨取最大的好处这一迫切需要，是德意志化的全部计划之所以在总督辖区暂缓进行的主要原因。(50)可是，后来的记录说明，最终打算强加于波兰的灾难却始终没有为那些德国领导人所遗忘。弗朗克于1941年4月在克拉科夫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宣称，“那一天将会到来，那时维斯杜拉河从发源地到出海处的整个流域将同莱茵河流域一样是德意志的。”(51)可是，在总督辖区推行德意志化政策的方式却要由希姆莱去决定。(52)实际上，这就成了希姆莱和弗朗克之间在管辖权方面发生许多剧烈争论的根源。(53)1941年3月间，总督辖区建立了民族登记制度，(54)目的是为了德意志化，或者如有必要，也使那些日耳曼后裔“重新德意志化”。然而，希姆莱和弗朗克两人在1942年初显然都对德意志化进展缓慢感到关切，于是朝要求达到的方向采用了更为有效的措施。希姆莱于3月间访问了克拉科夫，在那里向弗朗克说明了他的计划。他说，目前的打算是，“日耳曼族定居的岛屿”应该从欧洲国家迁移过来，而且“无论如何，首先要做到的是沿着桑河和布格河建立一个强大的移民区，把波兰那些外族地区包围起来”。他还告诉弗朗克关于他要把东欧移来的日耳曼族家庭安顿在卢布林省和扎莫什奇省的计划。(55)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对这些计划作了进一步的修订。8月4日，重行定居计划在弗朗克面前进行了仔细的讨论，目的是要在11月份予以执行。(56)计划朝前开展了，第一批移民在圣诞节前迁入了扎莫什奇地区。可是，很明显的是，赶走当地居民所用的野蛮手段在波兰人中引起了震惊和对抗，因为他们自然害怕这就是把全体波兰人从总督辖区大规模驱逐出去的开端。(57)这年冬季，当移民工作在卢布林区继续进行时，波兰人对他们遭到驱逐所感到的惊恐使他们大批逃往森林去参加游击队。实际上，这对波兰人的影响是如此严重，以致弗朗克后来在1943年6月19日呈给希特勒的一份长报告里对希姆莱所采用的方法大发牢骚。(58)
在斯大林格勒的局势转变以后，弗朗克似乎已开始意识到俄国的胜利对德国的含义了，因为他在1943年作出种种为时已晚的姿态，想博得波兰人的好感。那年上半年他不断同希姆莱争斗着，想阻止党卫队的暴行进一步引起总督辖区公众的反抗。这两个纳粹领导人在1942年显然曾达成过一项协议，允许盖世太保对活跃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全境的波兰地下运动采取协调的措施，不过希姆莱同时也曾答应过，在采取行动之前，把所有准备对总督辖区实行的措施提交弗朗克批准。(59)可是，弗朗克认为希姆莱没有遵守他的诺言，因此感到十分不快。在总督辖区里，形势很快就变得无法控制，这是很清楚的。地下运动的组织已达到那么高度的发展，而且正以那么广大的规模展开活动，以致德国人毫不怀疑，要恢复任何一点秩序，就必须采取广泛的措施。(60)弗朗克通过上文提到的6月19日呈给希特勒的那份长报告，曾希望说服希特勒利用其对希姆莱的影响去减少党卫队部队在波兰的暴行，并允许弗朗克采取某些办法，旨在面临俄国人挺进的情况下取得波兰居民的某种合作。在这份报告中，弗朗克把细节罗列出来，借以说明全体波兰人民对德国人态度的极度恶化正是弗朗克本人推行的政策的直接结果，而希姆莱所推行的政策更加深了这种恶化，同时他建议改变一下，施行一种较为明智的政策。(61)
弗朗克由于斥责纳粹发动的反对司法独立的运动，(62)早在一年以前便已失去了希特勒的宠信，因此他的请求未见得会比希姆莱的请求更受到重视。但是，即使他的呼吁获得成功，当然为时也太晚了。从1939年最初入侵波兰以后，弗朗克、希姆莱和戈林所推行的政策在这几年中已经产生了一种累积的影响。实际上，到这时候，任何可以设想出来的政策还会对波兰人起一点点作用，那是很可怀疑的。波兰人通过在德国人手下的经验，对德国人理所当然怀有的仇恨已在受压迫的民众中间扎了根，并且加强了大家共同抵抗的决心。从这时起，德国占领的历史就是一部德国当局和波兰地下组织的报复性暴行和反报复性暴行的历史，而暴行的残酷程度随着红军向东欧的挺进也日益增长。(63)
第三节 波兰地下国和国家军
如果德国和苏联的领导人在1939年9月瓜分波兰以后，指望波兰人对占领当局会俯首帖耳地服从，那么他们真是过分低估了他们那些受害者的气概和决心了。因为波兰人有着搞秘密活动的传统，这至少在三次瓜分波兰时就有了，同时地下斗争的技巧也经历了好几代的发展。他们习惯于采取种种无声无息的反对办法去应付德国和俄国的统治。19世纪和20世纪波兰的大多数英雄，包括约瑟夫·毕苏茨基在内，全是因为在地下战斗中的功绩而受到波兰人的爱戴。所以，在战争的初期，波兰人竟能在那次大战间的波兰全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地下活动组织，并加以巩固，使之成为一个完全拥有政府各部、议会及军队的秘密国家，而这些政府部门、议会及军队全隶属于波兰流亡政府，并同它保持着联络。这并不出人意外，虽然当时在盟国看来，似乎是难以置信的。
在1939年遭到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入侵以后，波兰人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全境组织了许多独立的地下部队，继续同占领国家进行斗争。主要的部队是由前波兰国的4个主要政党组织的。农民党党组织及其军队（即农民大队）在农村地区实力最强，他们代表德苏占领下的波兰的农民进行他们的大部分活动。社会党党组织及其军队则在市区和工业区比较活跃，因为有组织的工会和合作社战前在那些地方就是有影响的。除了这两个主要的团体外，国民民主党和天主教民主党也都有它们独自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
在大战开始后不久，几个仍然留在波兰的军官，包括“格罗特”（罗韦茨基）上校和“博尔”（科莫罗夫斯基）上校在内，(64)从西科尔斯基将军那里接到命令，要他们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独立的部队整编为一支统一的力量。(65)这就是勇不可当的波兰“国家军”的由来。到1944年华沙起义的时候，(66)它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38万人的兵力，而在组织方面则和独立的波兰的行政区相符合。(67)这个军事组织最后同一个民政机构和“政治代表组织”配合起来，置于流亡政府派来的一个代表的权力之下；整个结构通过无线电和信使同伦敦保持着持续不断的联络。(68)如同信使之一卡尔斯基后来说明的那样，波兰秘密国家的目的是要使战前存在的波兰（即以1935年宪法为基础的波兰）延续下去，并且要维持政府的行政结构，为最后的解放做好准备。(69)如果这意味着波兰人坚决不承认德国或俄国的占领，那么同样正确的是，以西科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波兰流亡政府的领袖们坚决认为，战后的波兰政府应该具有同1939年9月以前执政的政府迥然不同的政治性质。(70)
这个秘密国家是通过那个“政府代表”和派驻波兰各个地区的代表来行使其行政权的。每个地区设有12个处，相当于波兰流亡政府的那些部。国家军司令“格罗特”（罗韦茨基）上校（后升为将军）本人就归伦敦的波兰军队总司令指挥。(71)地下国家的统一则是通过四大政党——社会党、农民党、天主教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而实现的。这些政党都有代表参加那个地下“政治代表组织”或波兰的议会，另有代表参加伦敦的流亡政府。(72)据卡尔斯基说，另外还有一个部门帮助维持民众对占领国家的那种决不屈服的态度，并消灭所有通敌分子。(73)虽然各种政治力量的合作是相当牢固的，足以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始终并不是平静无事的。在几个主要政党中，有些派系甚至在早期就不赞同地下组织领导人们的政策。尽管这些政党在为国家军提供人员方面进行合作，他们仍然对各自的独立的军事组织保持自行控制的权力。
这个秘密国家的规模和实力通过它的种种活动便显示出来，其中有些活动上文已经提到过了。例如，有组织的教育竟能在地下进行，尤其鉴于一旦被发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惩罚，所以这看来几乎是不能相信的。然而，在小学德意志化，中学和大学又被德国人关闭以后，波兰人继续按照波兰的传统教育他们的子女——就当着盖世太保的面，秘密地开班上课和举行考试。(74)这个波兰地下组织和国家军中的其他各种活动是设有秘密印刷厂，它在整个大战期间继续印行了许多种出版物，(75)还有国家军生产武器的秘密工厂。(76)军事法庭为审讯战犯和纳粹头子而行使其职权，许多死刑判决都执行了。(77)从一致抵抗德军的态度中发展起来的那种坚强不屈的程度，后来使波兰人可以夸耀说，他们是自始至终没有产生过一个吉斯林的惟一国家。(78)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着重地指出了国家军和大战前的波兰陆军之间的区别。他说，以前，军队的骨干是由职业军人的一个核心组成的，他们不参与政治，也不加入政党。可是，国家军的政策是，允许每个士兵只要在共同斗争中始终服从总司令的命令，就有尽情从事他所挑选的政治活动的全部自由。(79)然而，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提出的这个政策，大概主要是出于需要而不是由于自由原则，因为“博尔”是一个属于波兰贵族传统的军官，类似于支持毕苏茨基在政变后独裁时期执行的萨纳恰政策(80)而后来又自行接过控制权的“那些将军们”。他对于各政党给予的支持的依赖迫使他把自己的立场改变得比较符合于他们的政治观点。然而，举例而言，存在于“博尔”那样的军官和组成农民党军队的那些人之间的社会大鸿沟，使他们的合作在大战期间一直都很困难，最后终于导致农民党军队和国家军领导之间的严重分裂。可是，暂时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却同各政党进行合作，并且执行着流亡政府中各党领导人的命令。因此，单就其军事行为而言，他同秘密国家政治领袖们的政策，或者同西科尔斯基将军，都并无矛盾，西科尔斯基将军希望波兰在这次战后具有牢固的西方意义的政治自由基础。(81)
起初，地下斗争的力量是同时针对德军和俄军的，因为他们都占领着过去曾经是独立的波兰的领土。地下组织的目标是要准备一次武装起义，并且通过主要是针对着和盟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军的破坏行为、牵制活动和情报工作，去支持盟国的作战努力，但也反对苏联政府运送给养并以其他方式帮助纳粹进行战争的种种努力。(82)法国的垮台打消了波兰人所抱有的盟军在不久的将来获胜的希望，因而迫使这个秘密国家的领袖们采取一种长期的政策，主要集中在情报、新闻报道和宣传活动上，并且把庞大的地下组织缩小到最低限度，以便减少盖世太保所采用的那些严厉措施的效果。(83)
1941年6月，德军入侵俄国，这在波兰地下活动中，就像在波兰其他方面的活动中那样，导致了重大的改变。在波兰东部同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的斗争突然停止了。国家军开始向红军提供很有价值的帮助，一面针对德军后方的交通通讯进行种种牵制活动，一面通过波兰驻古比雪夫的大使馆和伦敦的流亡政府直接向苏联政府提供情报（苏联政府也乐于接受）。(84)这时期，重点是放在为未来的起义制造武器和弹药上，以及针对通过波兰境内的德军交通线上那些战略据点所采取的仔细筹划好的种种措施上。新闻报道和宣传活动同先前一样继续进行。(85)波兰人被押送到德国去从事强迫劳动，这使波兰的地下组织得以扩展到德国的心脏中去，并同法国境内的抵抗力量建立了联系。波兰人的广泛而精细的组织使他们能够在大战期间对德国国内的形势向各盟国的政府提供宝贵的情报。此外，他们同欧洲被占领地区的其他地下组织的联系，使他们可以参与一个组织严密而有效的地下活动网，被俘的盟军士兵和降落在敌境的飞行员通过这个活动网可以有计划地混过德军防线，进入安全地带。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德国人早在1940年就对这个组织的规模之大和实力之强感到惊恐，因而采取了通称“A.B.行动”的那项严厉步骤。(86)当德国人在晚期采用集体负责和屠杀人质的办法时，他们的政策恰恰得到了同他们的意图相反的效果，因为波兰人不但吓不倒，还进行了一系列反报复活动来对付德国人。(87)措施和反措施变得日益剧烈，被占领的波兰不久就成为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恐怖事件和残酷行为的发生地点。
第四节 华沙犹太人区的起义
1943年4月，德国人向全世界透露出一项离奇而悲惨的事件：有几千名波兰军官被屠杀后埋葬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88)与此同时，另一幕同样悲惨的戏剧正在华沙市内展开，但是虽然伦敦方面不断收到有关那里发生的事态的可靠报告，这项消息却没有公布出来。
华沙犹太人的经历虽然似乎难以相信，却只不过是旨在消灭欧洲犹太民族的那个庞大的纳粹行动的一部分。波兰的许多灭绝营——诸如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贝尔泽茨、比尔肯瑙和奥斯威辛——就是屠杀几百万犹太人的现场。(89)就波兰本土来说，在犹太人区进行屠杀的事实也并不是仅仅限于华沙一处，因为类似的事件在德军占领下的波兰各地和东部地区的犹太人区里普遍发生。(90)这些地方被希姆莱和他的下属选作欧洲占领区犹太人的主要屠宰场。至于与其他地方的军事行动同时进行的那种单独对付犹太人的德国种族战争，这里无法加以叙述。(91)或许我们单提一点也就够了。华沙的犹太人区通过绝望的抵抗那最后一章，赢得了一种特殊的荣誉地位，因为当时摆在它面前的只是遭到消灭这个结局。
几世纪以前，华沙的犹太居民就一起居住在这个城市里他们自己的地区内，后来这个地区便被称为犹太人区，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他们中有许多人经商致富，于是犹太家庭就住到了这个城市里的所有地方，只有比较穷苦的同胞还住在犹太人区的贫民窟里。德国人实行占领以后不久，在有计划地反对欧洲犹太人的运动中，就开始把犹太人集中到中心地区。他们在华沙所选中的地区就是从前的犹太人区，于是弗朗克总督在1940年10月间下令把犹太人重新安置在那个地方。(92)接下去，华沙的33万犹太人就被集合拢来，赶进犹太人区。一个月内，来自外省的许多难民又加进去后，那里便塞满了40万犹太人。(93)德国人于是着手筑起一道高高的砖墙把犹太人区包围起来，同时还采取措施来保证从这时起把犹太人封锁在里面，同华沙的其他居民隔绝。(94)在1940年11月和1942年6月之间，他们的经历就是不堪设想的拥挤，难以容忍的肮脏、饥饿，以及企图使人精神堕落的种种尝试。(95)可是，直到1942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计划才达到十足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1942年7月22日，从华沙犹太人区向各灭绝营进行的第一次有计划的遣送开始了。(96)在1942年6月和10月之间，有310 322名犹太人——几乎是战前华沙的全部犹太居民——就是用这种方式遣走的。(97)他们中有少数人被挑出来充当劳动力，但其余的人都被断送了性命。到这次灭绝运动结束时，这个犹太人区里似乎杳无人迹，但是还有许多人躲藏起来，主要是躲在地下的隐蔽处。(98)留在犹太人区的人于1942年10月组成了犹太战斗组织，其成员都拿定主意，与其听凭德国人屠杀，不如进行自卫。他们在波兰国家军的帮助下开始收集武器，并且制订保卫该区的计划。(99)1943年1月18日，德国人发现自己面临有组织的抵抗，于是千方百计引诱犹太人走出犹太人区。(100)有几千人上了钩，可是当这些人已被屠杀的消息传回来时，犹太人就决定，不能让德军不经过一场战斗再抓到一个人。(101)
4月19日，当德军遭到猛烈的武装抵抗时，消灭犹太人区的最后战役打响了。德军采用了围攻战术，旨在使伤亡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据“博尔”将军说，波兰国家军部队在德军后方进行了零星的攻击，有组织的抵抗持续到4月26日。(102)可是，犹太人直到5月16日才停止战斗，纳粹分子还为这个战役设想出一个象征性的结局，把犹太大会堂炸毁了。(103)根据德国人的报道，共捕获了56 065名犹太人，其中包括阵亡的7 000名和押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6 929名。有些估计则认为，还有五六千人死在废墟和火焰中。(104)德军有计划地摧毁了该犹太人区，把它夷为一大堆瓦砾。德国人正式承认的损失不过15人；(105)他们实际伤亡的人数要多得多。(106)但是在华沙犹太人区起义中战死的那些犹太人所维护的，远远超出了以人类生命所能衡量的。(107)
(1) 关于这项条约的细节，见《概览，1939—1946年：大战前夕，1939年》（Survey for 1939—1946：The Eve of War, 1939）。至于该条约的文本和议定书，见《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卷，第408—410页。
(2) 详情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
(3) 10月8日的法令并由拉默斯、戈林、弗里克和赫斯会同签署。这两项法令的文本见《法令公报》，1939年，第1部分，第2042页和第2077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38—242页。
(4) 西普鲁士，除但泽和瓦尔塔地区外，于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就已经并入普鲁士。但泽和瓦尔塔地区是在1793年第二次瓜分时增添进去的。
(5) 普鲁士在1919年以前设置的波森省，是在1815年维也纳和约后成为普鲁士的一部分的。
(6) 关于德国最高代表在占领区的地位，见上文，原著第98页以后。
(7) 《国民日报》，1939年11月3日。
(8) 《人民观察家报》，1939年10月20日。又见上文，原著第132页。在建立民政机构以前，勃劳希契于10月11日颁布了一道法令，使德国法庭对战前在波兰领土上发生的犯罪案件拥有审判权，并且规定必须行使德国刑法。
(9) 《泰晤士报》，1939年10月23日。
(10) 《时报》，1939年11月29日。
(11) 《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12月18日。
(12) 《泰晤士报》，1940年2月5日。又见德国法学院1940年1月拟就的一份秘密报告，内容是关于把犹太人和波兰知识分子由合并区送往总督辖区的计划〔《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221页（661-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473页〕。
(13) 又见上文，原著第188页，第195—196页。
(14) 关于9月11日法令的文本，见韦，E200。
(15) 韦，E201；《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36页。又见上文，原著第268页。
(16) 见1939年11月15日弗朗克由克拉科夫颁布的《总督辖区外汇管制法令》（韦，E300）。
(17)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6卷，第482—483页（410-EC）；《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466—467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42页。
(18) 这一指示中的有关段落，上文（原著第195页）曾全部引用。参阅拉默斯1943年4月12日的备忘录中关于德国在总督辖区推行政策的目标的那项声明，上文（原著第127页）曾引用。
(19)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6卷，第484页（411-EC）；《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469页。
(20) 10月12日的法令中并未使用这个名称，但是它几乎立即便开始通用了。这一名称显然是从“Guberniya（即Гуьéрния——译者）”一词衍生出来的，这是帝俄用于包括部分波兰领土在内的那个行政区的俄国名称。在俄国统治下，波兰人不能参加本国政府的工作，并受到冷酷无情的俄罗斯化迫害，因此这个名称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项计划（《纽约时报》，1939年11月13日）。原来的名称“波兰被占领区的总督辖区”由弗朗克1940年7月3日颁布的一项法令缩短成“总督辖区”（参阅《德国政治文件》，第8卷，第2编，第598页）。
(21) 《纽约时报》，1940年2月10日。波兰人对总人口的估计要比德国人的估计高一些。根据1939年12月28日的《波兰新闻》（News from Poland，伦敦波兰大使馆发行），除犹太人外，有1 800万到2 000万波兰人不得不挤住进一片约为36 000平方英里的地区（约为93 500平方公里）。
(22) 该地区事实上已于1942年3月并入东普鲁士（见上文，原著第93页）。
(23) 关于这件事的记载，见《概览，1939—1946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
(24) 演说全文见《人民观察家报》，1939年10月7日。
(25) 齐亚诺：《欧洲》，第469—470页；英译本，第311—312页。
(26) 通过1939年10月8日的那项法令把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的西部几省并入德国以后，这项条件业已实现。
(27) 纳粹劳工阵线的领导人。
(28) 齐亚诺：《欧洲》，第484—485页；英译本，第321—322页。莱埃还说，在布格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将划出一个地区，专门让犹太人居住，并禁止他们渡过维斯杜拉河去。1939年10月底，在卢布林地区设置了一处犹太人居留地。有一时期，其他国家和波兰其他地方的犹太人都被送到那里去（见上文，原著第156页）。这个计划后来被放弃了，以支持另一计划：把波兰犹太人集中在华沙和其他城市的犹太人区，以及大约40个非犹太居民不准居留的小城镇里。关于这一集中以及后来的灭绝政策，见上文，原著第161页及下文，原著第565—568页。
(29) 戈林在这个指示中提到，“很可能不”会使总督辖区“成为德国的一部分”。这一点表明，纳粹领袖们对于波兰中部主要为波兰人居住的那个地区的地位，还不曾最后打定主意。
(30) 关于赛斯-英夸特在并吞奥地利中所起的作用，见《概览，1938年》，第1卷，第179—259页。他于1940年5月被任命为“荷兰占领区德国专员”。关于他在这个职位上的种种活动，见上文，原著第494—505页。
(31) 关于弗朗克的立法权的保留，见上文，原著第134页。
(32) 关于弗朗克所建立的行政机构，见上文，原著第93—95页，第100—101页。关于司法制度，见上文，原著第141页；关于经济管理机构，见上文，原著第180页。
(33) 根据1939年11月15日的一项法令，前波兰国的产业一律被没收（见上文，原著第203页）。弗朗克于1940年1月24日颁布的另一项法令，授权总督辖区的德国官员进行大规模的财产掠夺。同一个月，他又发出指示，把波兰劳工强行押送到德国去（《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卷，第575—576页）。关于押送劳工一事，又见上文，原著第245页。
(34) 《纽约时报》，1940年2月21日。有10个教授死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而在回来的教授中，有许多人由于所受的待遇，全患了重病。
(35) 《泰晤士报》，1940年4月5日。
(36) 同上，1940年1月12日。
(37) 据报道，到1940年1月初，华沙有17所新办的德国学校开学，还有25所短期内可望准备就绪，而在总督辖区的其他地方，到这日期有32所德国学校或是已经开学，或是即将建成（《每日电讯报》，1940年1月9日）。
(38) 见上文，原著第93—94页。
(39) 这项法令是由希特勒、戈林和凯特尔签署的。全文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255—257页（686-PS）；译文见《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4页；参阅《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496—498页。关于希姆莱根据这一法令授予他的权力负责进行的重行定居计划，见上文，原著第80—83页。
(40) 德国法学院于1940年1月所作的那个秘密报告表明，把波兰劳工押送出境的意图不仅在于为总督辖区腾出生存空间，为德国人提供廉价劳动力，而且还在于使波兰的男子同女子分开，“从而阻碍他们本国的生物繁殖”〔《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211页（661-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473页〕。
(41) 莱姆金：《轴心国在欧洲占领区的统治》，第79—95页，“灭绝种族的屠杀”。
(42) 希姆莱对党卫队军官们发表的讲话〔《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104页（1918-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553页〕。弗朗克于1940年2月6日评论冯·牛赖特签署的宣布处决捷克大学生的告示时说：“如果我要下令，每枪毙7名波兰人，就得到处张贴告示，那么，波兰的森林还不够用来造纸供这些告示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2卷，第542页）。
(43) 见下文，原著第561—565页。
(44) 弗朗克遵照希特勒3月间发布的指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373页（2233-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906—907页〕，于5月间下令开展这一行动〔同上书，第398—400页（2233-PS）〕。又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8卷，第147—148页上刊载的弗朗克的辩护人所引用的他的日记摘录。
(45) 他们全部被判处死刑，但其中有些判决由赦免委员会减为无期徒刑（见同上书，第148页）。弗朗克于1939年10月31日颁布的一项法令中规定了这一原则：一切暴力行为和煽动抗德的活动都应由警察法庭进行审判（见上文，原著第144页）。弗朗克于1940年5月30日说，他正在乘西线进攻之便，消灭掉成千上万可能会抵抗德国对波兰统治的波兰人，包括“波兰知识分子的那些主要代表人物”（《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2卷，第542页）。
(46) 在弗朗克下令之前，从总督辖区送往德国的工人已经接近20万名。弗朗克的日记里叙述了他在下令以前同下属官员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讨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392—394页（2233-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907—908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43页；又见上文，原著第224页，第245页〕。
(47) 1942年8月18日的弗朗克日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546页（2233–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912—913页〕；1942年12月14日的日记（同上书，分别为第565页和第915页）。1942年3月18日，弗朗克表示，他担心把非日耳曼族人送到德国去劳动会导致“德意志精神的衰退”。为了这个原因，他又说，“凡是显示出来是波兰一种领导力量的对象，必须以冷酷无情的精神一再予以破坏。这不必到处声张，它将悄悄地进行”（1942年3月18日的弗朗克日记，克拉科夫会议；同上书，分别为第508页和第911页）。
(48) 他的日记里记载着有一个军医在9月9日告诉他，波兰居民的健康状况已经恶化，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每天只消费600热卡，而一个人的正常需要量是2 300热卡，还说这种情况增加了他们对斑疹伤寒的易感性〔《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474页（2233-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909页〕。
(49) 1942年8月24日的日记：1942年8月24日在克拉科夫召开的内阁会议。议案：在总督辖区没收财产和增加营养的一项新计划〔《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572—581页（2233-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893—902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57页〕。弗朗克举出德国人常用的那句俗话：“在饥荒临到德国人民的头上以前，各占领区及其人民将先挨饿”，借以证明这项动议是有道理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574页（2233-PS）〕。
(50) 弗朗克在1942年8月间说，德国的殖民计划正在推迟，因为“在目前的战争条件下，我们不得不允许外国种族在这里完成为大德国必须进行的工作”：1942年8月5日的弗朗克日记（《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912页）。
(51) 1941年4月19日的弗朗克日记：在克拉科夫的讲话〔《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471页（2233-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905页〕。
(52) 见上文，原著第81—83页。
(53) 见上文，原著第116—118页。
(54) 见上文，原著第88页。
(55)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408—410页（910-PS）；《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54页；参阅《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639—641页。希姆莱还说，“为了不打扰当地居民，尤其是农民，以免危害到收成，这些日耳曼族农民家庭只应在乡下庄园和大块土地上居住下来。”
(56) 希姆莱为下一年（1943年）移民到卢布林和扎莫什奇定居所制定的计划如下：为波斯尼亚日耳曼人安排1 000个农民定居地（按每户6人计算）；另外安排1 200个其他各种定居地；为比萨拉比亚日耳曼人安排1 000个定居地；为塞尔维亚日耳曼人安排200个；为列宁格勒日耳曼人安排2 000个；为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安排4 000个；为沃林日耳曼人安排500个；还为佛兰芒、丹麦、荷兰的日耳曼人安排200个，总共是1万个定居地，收容5万到6万人〔1942年8月4日的弗朗克日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542—543页（2233-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911—912页〕。
(57) 1943年1月25日弗朗克的日记里记载着在华沙召开的一次安全会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642—643页（2233-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916页〕。在这次会议上，克吕格尔（总督辖区的警察头子）说：“有不少骚动就是由于这个重新定居的计划而发生的。”
(58)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32—33页（437-PS）。弗朗克抱怨说，“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认为，为了让日耳曼族人在卢布林地区定居，有必要使波兰农民从该地撤走，这一点更为严重。此外——我已另行报告过了——撤走波兰人的步伐和使用的方法在平民中引起了无法估量的怨恨。一个个家庭一接到通知，立即被拆散，有工作能力的被送往德国，而白发老人和儿童则被送到无人居住的犹太人区去。这发生在1942—1943年的仲冬，结果相当多的人丧失了生命。全体居民都抱着这样的想法，认为这些放逐行为意味着把波兰人从总督辖区大规模驱逐出去的开端。”关于这份报告其他的译文，见《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58—261页。
(59) 1942年3月18日的弗朗克日记：克拉科夫会议，1942年3月18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507页（2233-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910—911页；《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前引书，第254页〕。
(60) 在5月31日的一次会议上，弗朗克的一个下属说：“游击队在他们的活动中显出有一套发展得日益完善的体制。他们目前已开始系统地破坏属于德国行政机构的各机关；他们偷钱，偷打字机和复印机，销毁各基层办事处的定额表格和工人名单，并且带走或烧掉罪犯记录和纳税单据。此外，对国内重要生产中心的袭击也增加了，例如，对锯木厂、牧场和酒厂的袭击，以及对桥梁、铁路设施和邮局的袭击。游击队组织已变得军事性很强了。”（见弗朗克日记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8卷，第156页）
(61)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14—37页（437-PS）；《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58页。有一份摘录刊载在《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396页，还有一段节译由弗朗克的辩护人在纽伦堡法庭上宣读后载入记录（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2卷，第124—128页）。弗朗克一贯反对在总督辖区内实行分权制，这使他习以为常地向希特勒呈请辞职，并遭到拒绝。
(62) 见上文，原著第26—29页。
(63) 见上文，原著第149页。
(64) 格罗特（“矛头”）和博尔（“森林”）是罗韦茨基和科莫罗夫斯基战时所用的名字。从大战以来，后者就用上了“博尔-科莫罗夫斯基”这个姓名。
(65) 塔德乌什·博尔-科莫罗夫斯基：《秘密军队》（Tadeusz Bor-Komorowski：The Secret Army），伦敦，高兰兹，1950年版，第28—30页〔本书以后简称博尔〕。又见休·塞顿-沃森：《东欧的革命》（Hugh Seton-Watson：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伦敦，梅休因，1950年版，第111—112页。
(66) 关于这次起义的叙述，见《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
(67) 博尔，第25页和第149页。
(68) 同上书，第41页。在法国沦陷以后，同流亡政府联系的通讯网遭到破坏，不得不重新组织起来。
(69) 扬·卡尔斯基：《一个秘密国家的故事》（Jan Karski：Story of a Secret State），伦敦，霍德与斯托顿，1945年版，第77页，第109—112页〔本书以后简称卡尔斯基〕。
(70) 关于政党组织及其活动与合作情况的叙述，见塞顿-沃森：《东欧的革命》，第111—113页。
(71) 卡尔斯基，第194页。在托卡尔谢夫斯基将军被派往苏占区以前，他就是第一任总司令（博尔，第28页）。
(72) 卡尔斯基，第106页。“政治代表组织”于1943年改名为民族团结会议。关于1943年8月15日四党协议的全文，见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统治的方式》（Stanislaw Mikolajczyk：The Pattern of Soviet Domination），伦敦，桑普森·洛，1948年版，第297—300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61页。
(73) 卡尔斯基，第195页。
(74) 卡尔斯基，第249—252页；博尔，第38页。
(75) 博尔，第167—168页列表说明了出版物的数目和类别。又见卡尔斯基，第217—225页。
(76) 博尔，第73—78页，第153页。
(77) 同上书，第44页，第155—160页。
(78) 由弗朗克搞出来的那个以罗尼基耶尔伯爵为首的咨询团体，既无实权，也得不到任何支持（塞顿-沃森：《东欧的革命》，第76—77页）。
(79) 博尔，第42—43页。
(80) W·J·罗斯：《波兰民主政治的兴起》（W．J．Rose：The Rise of Polish Democracy），伦敦，贝尔，1944年版，第149页并散见各处。这种政策也称为无党派集团的政策。
(81) 卡尔斯基，第311页。
(82) 博尔，第30页，第40页。
(83) 同上书，第49—50页。1939年9月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署了一项秘密议定书，为盖世太保和人民内务委员部（后改内务部，俄国警察的各部门都隶属于这个部）在打击波兰地下活动的措施方面进行合作奠定了基础（《纳粹—苏联关系》，第107页）。
(84) 博尔，第67—70页。先前，波兰人曾就德国准备入侵俄国向英国政府提供过情报。
(85) 同上书，第68—74页。
(86) 见上文，原著第557页。
(87) 关于弗朗克的助手之一、党卫队少将库切拉遇刺的叙述，见博尔，第155—160页。又见上文，原著第147页以后。
(88) 关于卡廷事件的叙述，以及这一事件对波苏关系的影响，见《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
(89) 据德国保安处的一名官员说，有400万名以上的犹太人死在各灭绝营里〔威廉·赫特尔博士的宣誓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1卷，第85—87页（2738-PS）〕。又见上文，原著第163页。
(90) 关于波兰犹太人的命运的故事，见约瑟夫·特南鲍姆：《寻找一个失踪的民族》（Joseph Tenenbaum：In Search of a Lost People），纽约，比奇赫斯特出版社，1948年版。
弗朗克总督于1941年12月16日说，在总督辖区内大概有350万名犹太人〔弗朗克日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503页（2233-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892页〕。他于1944年1月25日对德国新闻界的代表们说，“目前，我们总督辖区大概还有10万名犹太人。”（弗朗克日记，同上书，分别为第678页和第902页）
(91) 关于德国人对待犹太人的概况，见上文，原著第153—164页。
(92) 党卫队少将斯特罗普把规划和建立这个犹太人区的事态发展，以及后来对它进行的有计划的破坏，都概括地写入他的报告：《华沙的犹太人区已不存在》（The Jewish Ghetto in Warsaw No Longer Exists），《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628—694页（1061-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718—775页。德国人举出的最初把犹太人同其他居民分隔开的那些行动的理由是，为了卫生和防止流行病的传播。又见西蒙·西格尔：《纳粹在波兰的统治》（Simon Segal：Nazi Rule in Poland），伦敦，黑尔，1943年版，第143—147页。
(93)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634页（1061-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720页。
(94) 对于犹太人走出犹太人区的惩罚，一般是立即处死。
(95) 配给的粮食包括每月4磅半面包。对于犹太人区生活条件的印象，见博尔，第95—96页。
(96)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634—635页（1061-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721页。关于该犹太人区在遣送时的情况的描述，见卡尔斯基，第29章。关于贝尔泽茨灭绝营的描述，见同上书，第30章。
(97)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634—635页（1061-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721页。参阅特南鲍姆：《寻找一个失踪的民族》，第31页。又见博尔，第98—104页。
(98) 同上书，第103页，第105页。博尔-科莫罗夫斯基估计有8万名犹太人留了下来。
(99) 关于这个组织的形成，以及国家军提供武器和其他援助的情况，见同上书，第104—105页。犹太人还成功地从德国人那里买到了武器。
(100) 关于那天发生的小规模战斗的一篇叙述，见博尔，第105页。关于这个时期的另一篇叙述，见特南鲍姆，前引书，第38—43页。至于在策略上利用一家雇用犹太人的大工厂厂长瓦尔特·特本斯去引诱犹太人离开犹太人区的种种叙述，见同上书，第47—48页；博尔，第102页，第105—106页。又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635页（1061-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721页。
(101) 博尔，第106页。
(102) 斯特罗普少将的报告从德国人的观点出发，详细报道了华沙犹太人区的起义。他提出这个报告在于对德国人民宣扬参加这一战役的德国军人的英雄品质。报告里显然对于屠杀犹太人流露出一种狂欢的语调，他的士兵似乎也从这类事情中得到了乐趣：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634—694页（1061-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721—775页，这些页上记载着斯特罗普将军关于这方面的大部分通信。在纽伦堡，还放映了几部影片，借以补充斯特罗普的叙述。又见特南鲍姆，前引书，第48—63页。关于国家军活动的叙述，见博尔，第107—108页。
(103)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693页（1061–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772页。
(104)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772—773页（1943年5月24日）。斯特罗普少将还把这次战役中掳获的武器和装备列出表来。
(105)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628—629页；《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718页。
(106) 博尔-科莫罗夫斯基说，德军在5天中的损失是“阵亡约100人”（博尔，第107页）。特南鲍姆在他的叙述中表明，德军损失颇多。另外，在那许多应募参加武装党卫队部队的波罗的海各国国民中，也有些伤亡。据估计，德军的伤亡人数在1 000名以上（见上文，原著第161页）。
(107) 见约翰·赫西描写犹太人区起义的小说《大墙》（John Hersey：The Wall），纽约，诺夫，195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