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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六章
德国占领下的乌克兰
（1941—1944年）
克利夫顿·J·蔡尔德
虽然德军入侵乌克兰是迅速而惊人的（1941年8月29日便抵达了哈尔科夫），可是没有多久，形势就开始发生了变化。1941年11月24日，红军在罗斯托夫以西发动了第一次反攻。到了1943年2月，第六军在斯大林格勒大难临头，德军开始溃退了。这样，虽然德国专员可以大吹一通说，“在发射出第一颗……子弹后两个月，德国行政官员就进入了该国，”(1)可是也只不过过了大约两年，连远在西陲的卡扎亭的民政机关也都又撤走了。(2)到了1943年11月初，俄国人又回到了基辅，而到了下一年的2月，就像戈林承认的那样，德国专员辖区变成“几乎完全又是军队的控制区了”。(3)再过半年左右，俄国人便收复了全部领土。
根据德国人自己的说法，他们在相当短促的占领期间始终没有完全控制乌克兰。开始时德军倒被居民当作解放者来欢迎，居民代表还以传统的方式拿着面包和盐在城镇和乡村的入口迎接过他们。(4)但是在权力从德国武装部队转移给民政机关以后，人们便迅速感到幻灭。过了不久，他们就开始公然抵抗了。早在1942年3月，海德里希就不得不承认，游击队的活动正在使农村的居民陷入“忧虑和恐怖”中。(5)到了1943年6月，德国专员辖区西北部的日托米尔专区“大约有80%的林区，即140万公顷的森林”和“60%左右”的耕地，都已处于游击队的控制之下。游击队能够按时供应农民种子，从而在当年秋季分享一部分收获。(6)因此，被派往比较遥远的农村地区去的德国行政官员，其命运就决不会是幸福的了。而且根据《NS乡邮报》报道，有许多农业领导人在那些抵抗组织手中“英勇地死去”，还有许多人由于同游击队作战而被授予铁十字勋章。(7)
在占领期间，交通和通讯都无法满足军队或民政机构的需要。尤其是在占领的后来几个月中，公路运输完全为游击队所破坏，例如，在日托米尔专区，只有一条主要的公路（即从日托米尔到文尼察）可以不用护卫队通行。(8)邮政系统常常中断，而在1943年2月以后，为平民服务的正常邮包业务也不得不暂停了。(9)惟一可靠的电话网是德国武装部队使用的那条线路，甚至德国专员科赫也不得不发出怨言说，在他就职18个月以后，他还只能同他的6个专区常务专员中的3个（即在尼古拉耶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美利托波尔的常务专员）用电报联络。(10)
德国专员辖区的疆界也始终没有非常精确地加以划定。由于前线一会儿后撤，一会儿推进，整个地区一会儿属于民政管理，一会儿又属于军事管制，因此在德国报刊发表说明领土边界的地图时，他们不得不指出这些地图只供“说明”之用。(11)罗森贝格从1941年4月起就担任“东欧空间问题中央研究代表”。虽然他在7月17日以前并没有被正式任命为德国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12)他却似乎曾企图使德国专员辖区包括除了克里木（德国人显然要保留该地作为控制黑海地区的基地）以外的所有“乌克兰实际居民区”。(13)这就是说，德国专员辖区的疆界将向东扩展到库尔斯克、沃罗涅日、坦波夫和萨拉托夫，从而把苏联政府在战争初期已经取消了的前日耳曼伏尔加共和国的一角也包括进去，(14)并使德国专员辖区占有大约11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5 950万人口。(15)
可是，结果德国专员辖区大概始终没有超过这个面积的一半，同时它所控制的人口肯定也始终没有超过3 000万。(16)德国报纸在1943年初发表的地图显示出，在东部，波尔塔瓦、克列缅楚格和扎波罗热是在（总之，在当时是这样）民政机关管辖区之内，虽然斯大林诺当时显然是军管的（即所谓后方军区）——同哈尔科夫和克里木一样。(17)在西部，划定的疆界远远超过了1939年的苏联边界，把前波兰的沃林区也包括在内。可是，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大失所望的是，它们并没有把加利西亚和乌克兰的文化大中心利沃夫也包括进去，因为希特勒本人坚持要把这些地方并入总督辖区。(18)它们也没有把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前苏联乌克兰的那个地区包括进去，因为它是作为“外尼斯特里亚区”而划归罗马尼亚的。在北部，奥斯兰德国专员辖区的边界显然多少被推向普里皮亚特河以北，因此，它就深入到前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境内去了。
罗森贝格原来的意图是要把德国专员辖区划为8个专区。可是最后组成的只有6个这种低级行政区——或专区（这是1941年7月17日希特勒颁布的法令中的正式名称）。沃林–波多里亚、日托米尔、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尼古拉耶夫这几个专区是在1941年间建立起来的；克里木专区，以美利托波尔为其首府，是在1942年9月才成立的。(19)这6个专区又分为114个县，而这114个县又再分成443个“村”。(20)每一专区由一个常务专员主持，每一县则设一县长。“村”是由一批小村庄组成的，由乌克兰“村长”管理。(21)这种管理机构的基层单位就是农村公社和城市，前者处于乌克兰“执行吏”的监督之下，后者则有乌克兰市长。(22)这些“村长”、“执行吏”和市长，以及协助他们处理司法工作的“陪审员”和“调解员”，(23)表明了本地人参加地方政府的极限。而就连这样谨慎地限制职责的措施，也只是因为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受过正规训练的德国人可以接管全部行政工作而才准予实行的。
德国在乌克兰的民政管理实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占领区的两个主要负责官员——就是在柏林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和在鲁夫内的名义上为其下属的德国专员——两者之间的倾轧和勾心斗角的经过。他们的分歧，正如拉默斯被迫在纽伦堡所指出的，终于填满了“一卷又一卷的卷宗”。(24)希特勒的“东欧空间问题中央研究代表”罗森贝格在德国人进攻苏联以前，花了两个月在秘密地阐明德国的目标。在他看来，压倒一切的目的应该是，“使日耳曼族的德国在今后几百年不再受到大俄罗斯扩张主义者的压力。”(25)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沿着德国同那个从被肢解了的“大俄罗斯”的非俄罗斯部分毗邻的东方边界建立起一道防疫线来，同时还得“建立一个与大德意志帝国结成最紧密联盟的自由的乌克兰国”。为此目的，就必须从各方面鼓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必须给乌克兰的作家、学者和政治领袖“提出恢复乌克兰历史意识的任务”；就必须着手在基辅创办一所“伟大的大学”，同时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设立其他的大专院校；最后甚至还可以利用1918年的“自由乌克兰哥萨克组织”的残余分子来建立一个“乌克兰政党”，它将“在德国专员、他的那些乌克兰顾问和广大的乌克兰公众之间起着桥梁作用”。(26)
罗森贝格在试图谋求人们接受他这个政策时，得到了他的东方事务部中那个政治司的热情支持。这个司几乎全部是由一些俄国通组成的，诸如纳粹党国外政治局东方处前主任格奥尔格·莱布兰特（后来当了司长）(27)和在苏联干了多年工作的前领事奥托·勃劳蒂加姆（后来当了莱布兰特的副手）。可是，这个政策只有为柏林东方事务部的官员和占领区的德国行政官员所接受，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而在这方面，罗森贝格一开始就遭到了一种决定性的挫折，因为希特勒当时决定把德国专员这个职位授予东普鲁士的行政长官埃里希·科赫。(28)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残忍的家伙”（戈培尔这样描绘他）。(29)他的任命得到戈林的大力支持，因为戈林认为他独具慧眼，决不会放过乌克兰所能提供的经济开发的机会。(30)科赫为了报答戈林的支持，在表示非常愿意执行作为四年计划负责人的戈林所给他下的命令的同时，却极其蔑视东方事务部里的同僚以及他们研究乌克兰问题的那种书生气十足的态度。他像过去那么夸张地说，他对斯拉夫人的态度是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31)一书中所阐明的那些观点为基础的，他把所有的东方居民——乌克兰人、高加索人和大俄罗斯人——全看成是“次等民族”。因此他坚决认为，“决没有什么自由乌克兰”可言；恰恰相反，德国民政机关的宗旨必须是“使乌克兰人为德国工作，而不是使他们幸福”。(32)他于1943年3月5日在基辅宣称：
我将从这个国家榨出最后一点东西来。我不是到这里来散播幸福的。我是到这里来帮助元首的……。我们确实不是到这里来布施灵粮的；我们是到这里来为胜利创造基础的。我们是主宰民族，必须始终记住这一点，即最卑贱的德国工人在种族上和生物学上都比这里的居民要贵重一千倍。(33)
因此，有计划地迫害乌克兰知识分子，以使乌克兰人民丧失他们的领袖，压制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一切表现，并为德国的利益拼命剥削农民，这就是科赫的政策。
科赫是1941年8月20日被任命为乌克兰的德国专员的，虽然他的任命的消息直到这年较晚的时候才公布。(34)可是，他还不曾就职，在一些主要方针上就已同罗森贝格大相径庭了。从理论上说，德国专员是罗森贝格的僚属，这是希特勒在1941年7月17日颁布的“东方新占领区的行政管理法令”规定得十分明确的。(35)然而，科赫在德军占领乌克兰的头几个月里显然也只是次数有限地光临过乌克兰，(36)因为他作为“一个老资格的行政长官”，自诩有权可以直接向元首诉苦，而且事实上，每当罗森贝格向他下达一些不称他意的命令时，他也就毫不踌躇地去见希特勒。至于罗森贝格，由于他并没有最终的和完整的权力，甚至在他作为德国部长的固有权限范围以内，掣肘也很大。在经济事务方面，戈林作为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绍克尔作为征募劳工的总负责人，都可以管他；在警察事务方面，他得听希姆莱的指挥，因为希姆莱是党卫队头子，又是德国警察总监，有权直接向所有参与东方地区“安全”行动计划的党卫队发布命令。(37)他的地位还由于他那个部的各个司长（例如负责经济、劳工、粮食与农业、林业与木材各司的司长）也在其他政府部门（例如四年计划、东方经济事务处、德国粮食与农业部，等等）担任职务而有所削弱，这些部门不是把能力差的官员调配给他，就是把最得力的人送到他那里去，以便控制它们特别感兴趣的业务。(38)此外，他自己也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政治司同他那个部里的一些专业部门（即那些处理经济、劳工等的部门）放在同等的地位上，这就意味着永远不能优先考虑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而只能让这些专业部门去处理它们主要关注的、掠夺这一地区的日常工作了。(39)
罗森贝格和科赫的第一次大冲突发生在他们开始为这个德国专员辖区制定一项农业政策的时候。在科赫看来，乌克兰完全是一个榨取对象，(40)应当用纳粹官员代替布尔什维克官员来进行掠夺，并应让苏联的集体制度在其他方面保持原状。罗森贝格则认为，不废除“可恨的”集体农庄，不在农民中重新分配土地，就决不可能使乌克兰人热情地为德国人工作。可是罗森贝格和科赫两人都得根据希特勒规定的全部目标来拟订他们的政策，而希特勒则认为乌克兰在占领的第一年里能提供300万吨谷物，(41)“在第二年里至少能提供700万吨”。(42)因此，归根到底，争论点与其说是基本目标问题，倒不如说是方法问题。科赫起初认为戈林本人是他的强有力的盟友，因为他的东方经济事务处担心把土地分成农民的自耕田以后，会使德国人无法控制农业的生产，因此发布命令对解散集体农庄的任何企图都要以“最严厉的方式与之斗争”。(43)可是不久，由于缺乏集体农庄所赖以生产的重型机械，情况开始有利于罗森贝格，虽然武装部队这时纯粹出于政治原因，也开始催促在军事管制区逐渐恢复私有制。但是过了好多个月以后才作出了最后决定，而且直到1942年2月16日，罗森贝格才能够发布他那个被长期搁置的“新土地法规”。它把集体农庄改为公田，而且一旦具备了“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条件时”，就可以通过农业合作社把土地交给农民去“单独经营和使用”。(44)
废除集体制的下一阶段取决于科赫，他继“新土地法规”之后颁布了他自己的一道法令，成立一个专业公司（乌克兰农田经营公司）来负责管理那些新设置的公田和农业合作社，以及前苏联的国营农场（现在根据“新土地法规”已改为德国国家财产了）、拖拉机站和育种试验站。(45)这个德国专员虽然无法保住集体农庄，却决意要把国营农场保留下来，并以德国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布满乌克兰，使用当地人充作“最好的雇用工人”。他毫不隐瞒他对“新土地法规”的反感，也不隐瞒他决心要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其实施的意向——结果是，原来想在1942年把20%的公田改成农业合作社，而实际上只完成了半数。(46)与此同时，他继续使乌克兰农民缴出很多产品（尤其是谷物），使他们觉得在“新土地法规”下，日子并不比以前在集体制度下过得好，从而使罗森贝格计划的道义价值大都丧失了。
在经济领域里，罗森贝格和科赫还在绍克尔的征募劳工计划上发生了冲突。根据这项计划，乌克兰在整个希特勒的欧洲中应当是作出最大的贡献的一个地区。可是，这次争论点到头来又是方法问题而不是什么总目标的问题。罗森贝格显然找不到理由可以怀疑绍克尔所提出的要求，(47)但是他认为“出于政治上的理由”，采取志愿应募的制度要比采用强制手段好，只有在“最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应使用后一种办法。(48)相反，科赫在1943年的新年献辞中却可以吹嘘说，他已在乌克兰“招募”了不下于71万名工人，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热衷于政治司所谓“只有在最凶恶的奴隶贸易时期”才找得到与之媲美的那种方法，(49)他的拿手法宝是放火烧掉那些企图逃避被送往德国去的农民的房屋和农庄。(50)罗森贝格认识到这种方法只能对他那个为德国争取乌克兰人作为盟友的计划招致灾难，便一再设法使科赫的招工命令变得缓和一些，甚至还采取纪律措施，制止官员执行这个德国专员的比较野蛮的指示。他还在1942年12月21日写了一封长信给绍克尔，指出在东方推行的整个招工制度正有利于游击队，他在信中“着重地”要求不要再使用那些“可能有一天会用来反对〔他〕和〔他的〕同僚”的方法。(51)
在政治方面，由于罗森贝格和科赫在是否值得助长乌克兰民族主义上有分歧的意见，他们必然会在乌克兰流亡者的问题上发生冲突。在乌克兰流亡者中，有许多是西乌克兰人，战前就在德国十分活跃。在这件事上，情况一开始就十分混乱，因为在他们企图利用少数民族来对付总督辖区的波兰人的过程中，德国人已经承认了西乌克兰人中的一个所谓“民族委员会”。(52)他们还通过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培训了一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积极分子，(53)因此进攻苏联的计划还在酝酿时，罗森贝格就觉得必须去访问一下卡纳里斯，请他提出一些可以考虑“以后可能加以使用”的“具有政治立场……的人”来。(54)在这个阶段，他本人对那些流亡者的态度似乎是极端谨慎的。在进攻苏联的前夕，他指示他的僚属们在事先没有同他本人商量的情况下，不去利用那些乌克兰领袖。(55)因此，当一个乌克兰“国民政府”在利沃夫进行拼凑时，它的成员立即遭到逮捕，并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去。(56)
可是，等到乌克兰被占领以后，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团体的活动，即使实际上没有得到东方事务部的鼓励，至少也已经得到它的默许了。按照科赫的看法，(57)流亡者的领袖，包括那个“驻斯洛伐克的乌克兰流亡者的全权代表”加列卡博士，都已经得到证书，使他们可以去乌克兰进行访问了；西乌克兰那些煽动分子也可以扮成开业医生进入该地区；而班德拉和麦尔尼克运动(58)也得以达到在科赫看来只会危害到德国安全的活跃程度。
科赫极其看不起那个乌克兰将军斯科罗帕兹克，他当时仍由德国人在慷慨地提供资金。(59)在科赫看来，这批流亡者只会捣乱，所以他打定主意，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敢于出现于德国专员辖区的话，就要无情地对付他们(60)（事实上，他的确逮捕了一伙胆敢在基辅出现的流亡者）。就科赫而言，他认为1918年的那种“试验”决不应在乌克兰重复。事实上，他故意不理睬罗森贝格公开宣布过的要建立一个自治的乌克兰国的意图，他在1943年的新年献辞中公开警告各流亡组织说，他们不必盼望会建成一个傀儡政府，（他说）他的看法是，如果由他们去干，他们只会像以前那些布尔什维克那样，使这个国家陷于混乱之中。(61)
这片混乱和吵闹的结果是，乌克兰民族团体对德国人的意图经常感到怀疑，因此他们的两个主要组织，即乌克兰独立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联盟和乌克兰起义军，(62)直到最后对德国的事业都摇摆不定，一会儿给以半心半意的支持，一会儿又公开表示敌视。他们有时候鼓动他们那些追随者去参加利西亚党卫队；有时候又公开同德军打起来，就像后来同俄军打起来那样。但是德国人——尤其是对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执行一种积极得多的政策的武装部队——始终没有能觉得他们是得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可靠支持的。
就像科赫认为罗森贝格对那批流亡者和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纵容得过了分那样，他也有理由抱怨说这个德国部长忽略了日耳曼族人——即那些在卡德琳娜大帝时期已经到俄罗斯来寻求生存空间的老一辈德国人的后裔。这在德国专员看来特别感到可悲，因为德国人在1941年夺取这块土地时发现了日耳曼族人是过着怎样一种生活。他们发现俄罗斯日耳曼人所居住的村庄（在1926年人口普查时，他们有393 924人，主要聚居在南方的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一般地都是处于最糟的境况中”，由于布尔什维克“放逐了其中最优秀的人”，结果就不可能“在没有外来的帮助下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63)此外，他们同纳粹祖国完全被隔绝了：“他们中有一大部分人几乎连元首的名字都不知道”，并且（显然被认为更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德国部队已经开进来以后，还未能采取措施去对付残余的犹太人”。(64)他们与其他占领区里的日耳曼族人不同，因而并“没有民政和经济机构所能依恃的可靠的人”。(65)
科赫认为德国民政当局对日耳曼族人有一种特殊的义务，因此在1942年夏季要求罗森贝格颁布一项法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使他们可以重新加入德国社会，并且恢复他们的各项权利，”(66)他本人已经给予他们特殊的免税权，(67)还使他们受到德国婚姻法的管辖。(68)可是，罗森贝格尽管十分钦佩“东方地区”日耳曼族移民的“巨大成就”，(69)却不肯使他们具有一种会脱离其余的乌克兰公众的身份，也不肯把他们的定居点变成“日耳曼区”。(70)因此，他不理会科赫的要求，结果后者就去求助于希姆莱。希姆莱作为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的会长，认为为了维护德国的“政治威信”，必须给那些残存下来的日耳曼族家庭“建立一个新家园”。因此，他决定，尽管由于苏联的放逐造成了人口丧亡1/10，还是必须把他们集中在安排好的定居点里，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指导和特殊的支援”。(71)因此，他要科赫颁布一道法令，根据1941年3月4日“关于东方合并区内日耳曼民族登记和德国公民权的命令”的基本精神，承认乌克兰的德意志人为日耳曼族人，并准许他们以这种身份把他们的姓名登入德意志种族登记册里。(72)在颁布这个法令的同时，又发布了一道命令，赋予某几类日耳曼族人(73)以耕种（但不是立即拥有）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曾拥有的面积和地价相当的农田的权利。(74)可是，这些措施事先都没有上报给罗森贝格，罗森贝格认为科赫背着他去找希姆莱而大为恼怒，他于1942年9月28日颁布了一道法令，正式斥责这个德国专员所采取的行动。(75)
如果不是由于罗森贝格和科赫两人基本上都抱着反基督教的态度，那么到了为乌克兰制定一项宗教政策时，就会再次发生同样的冲突。(76)就科赫在宗教问题上所发表的见解而言，据说他曾谈到同时建立两三个对立的教会是合乎需要的，因为他能够利用这一派去反对另一派，以坐收渔翁之利。(77)至于罗森贝格，他却认为德国人“既没有复兴一个受压制的教会生活的任务，也没有责任去持续布尔什维克的灭绝政策”，因此德国专员只应默认“忏悔团体”就行了，不必给予他们任何“国家的支持”。(78)但是这两个人到头来都不热衷于主动采取行动，因此关于东方教会前途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既不是出自这个德国部长，也不是出自这个德国专员，而是出于德国武装部队。尽管希特勒明确表示不希望在东方地区恢复任何宗教活动，军事当局显然因为看到德军占领区里上教堂的人数日益增加而印象深刻，以致他们决定亲自来抓这件事，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宗教自由——使罗森贝格除了默认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外，别无他法。(79)
由于武装部队方面这种仁慈的干预（当然也由于苏联秘密警察的销声匿迹），乌克兰的宗教复兴在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时采取了改组教会的步骤，包括在“解放了的乌克兰”为自治教会任命了一个“管理员”，即卢茨克和科威尔那个自封的大主教波利卡普·西科尔斯基，以及在基辅、日托米尔、波尔塔瓦、基洛夫格勒、卢勃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比亚瓦-采尔珂夫分别任命了主教。(80)可是，德军并没有发布过正式的宗教自由的通告，虽然情况已经很清楚，这件事不能再搁置下去了。因此，1942年5月8日在元首总部召开了一个研究宗教问题的会议，在应由罗森贝格还是应由科赫采取下一个步骤的问题上展开了某种辩论后，决定最好还是由科赫采取主动行动好。(81)因此，6月间，这个德国专员就发布命令，调整乌克兰的宗教活动。(82)可是，并没有正式宣布德国允许信仰自由的决议，而宗教自由的法令到头来只是采取了秘密指示的形式，指示科赫不要去干涉教会的重行开放、教士的授职，以及宗教仪式的举行。德国人以这种不适当的、鬼鬼祟祟的方式来处理宗教问题，使他们失去了一个利用形势进行宣传的宝贵机会，因此等到斯大林以他在战时所作出的最敏锐的宣传攻势之一于1943年9月恢复了莫斯科大主教的职位时，德国人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进行迅速的回击。(83)
到了1942年夏季，罗森贝格和科赫之间的意见分歧已是如此明显，以致必须由元首总部来作出裁决了。这对科赫说来，倒是一个吉兆，因为他在奉承希特勒方面的本领显然比罗森贝格高明得多。(84)此外，科赫还有鲍曼这个坐探，后者这时掌管着元首总部，而且同罗森贝格始终不友好。(85)结果是鲍曼听从了科赫的话，于1942年7月给那位德国部长发出了指示，其蛮横和挖苦的语气，读起来好像是对科赫本人政策的一篇讽刺文，(86)不过，作为对罗森贝格的一种安抚，希特勒同时颁布了一项法令，使后者成为（不论这项任命是真是假）“有关前苏联领土上各个民族的政策问题的德国政府全权代表”。(87)
罗森贝格摸清了元首总部的风向以后，这时决定（他如此宣称）假装遵照新指示办事来满足鲍曼和希特勒的要求。(88)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这样一种希望，即他自己那些更有见识的意见可能最后还会得势，同时因为他决定要遏制科赫，于是集中力量使这个德国专员和他那些同伙更难接近希特勒。事实上，德国专员辖区的那些“下级机构”已于1942年8月21日奉令往后不得再直接向元首递送报告了。(89)
这个禁令的作用只能使柏林和鲁夫内的关系更趋恶化。科赫对于这时强加于他的种种限制感到十分痛苦，便于1942年9月愤慨地要求罗森贝格，“或者在乌克兰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不再考虑到有一个德国专员，”并相应地通知他本人，或者“向东方事务部发布命令，从今以后保证〔他〕恰如其分地参与有关乌克兰的一切问题”。(90)（这一番话出自科赫之口，多少有点令人觉得可笑，因为他已有相当时期力图断绝他同东方事务部的关系，并禁止他的下属在乌克兰接待罗森贝格派来的官员或者在他们去柏林时到那个部里去。）(91)一个月后，政治司的勃劳蒂加姆写了一个备忘录来进行反击，他扼要地重述了乌克兰长期完不成任务的记录，并且暗示现在应该“以一个有名望而在政治上又有充分资格的人才来主持这个德国专员辖区”了。(92)
罗森贝格方面的下一步行动是坚决主张可以仔细检查科赫建议颁布的所有法令——这个做法的结果是，他把后者颁布的几乎每一项重要法令不是加以废除就是作了修改。10月20日，这个德国专员发布了一道命令，关闭乌克兰的所有职业学校，理由是德国境内的职业学校都早已关闭了。(93)1943年2月23日，罗森贝格作出了答复，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撤销科赫的命令，在德国专员辖区内重新开办职业学校和许多其他学术中心。(94)最后，在1943年3月13日，当罗森贝格下令收回科赫那道鼓励其下属无情地搜罗春耕所需的劳动力和完成绍克尔的招工计划的通令时，双方之间的紧张程度到了破裂的地步。对此，科赫于3月16日写了一份又长又激烈的备忘录作为答复。这份备忘录在细述了他力图同罗森贝格及东方事务部合作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之后，声称他已无法在乌克兰继续工作，并说他的职务既然受到如此的“侵犯”，“只有元首才能加以恢复了”。(95)这个备忘录的一份副本送交给了鲍曼，(96)同时科赫亲自去晋见希特勒。结果是这个德国专员和那个德国部长两人都应召到德国总理府去。一场“冲突当着希特勒的面展开了”，但是科赫显然获得了胜利。罗森贝格只能以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来进行反击。(97)
从那时起，罗森贝格就不但得同科赫的恶意和干扰斗，还得同希特勒的种种成见斗。此外，他在纳粹统治集团里又没有一个同盟者，因为在可以对元首施加影响的其他领导人中，如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没有一个是准备支持他的。(98)因此，他只得独自去恳求希特勒，而希特勒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憎恨一向是同他的反犹太主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反东方、反斯拉夫‘劣等人种’的变态心理了”。(99)希特勒除了对一切斯拉夫事物怀有根深蒂固的憎恨外，还始终不肯放弃那个要在东方建立一个殖民帝国的梦想。这是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已经向一个表示怀疑的世界表明过了的。(100)他认为这样一个帝国必须通过在战场上打垮苏联军队，而不是通过在被征服的领土上以给予独立的诺言来迷惑民众才能建立起来的。如果说东方民族在他的盘算中还占有任何地位的话，那也不过是他的残酷剥削政策的对象而已，就像科赫力图在乌克兰推行的那个政策一样。因此，科赫可以大肆吹嘘说，他的方案是以元首的愿望为根据的，而元首对这个德国专员的信任也始终未曾减弱过，这在后来德军从东方的撤退达到高峰时，又要科赫去管理奥斯兰的工农业资产的“开发”和转移工作上就得到了证明(101)。希特勒就这样以其特有的执拗态度，拒不听取人们对科赫的批评，(102)而且对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和其他人等力图向他提出的有关制定一个比较开明的东方政策的种种建议也同样充耳不闻。(103)
因此，希特勒不是设法解决罗森贝格和科赫之间的分歧，而是满足于把这个问题交给鲍曼和拉默斯两人设法去解决。(104)1943年4月初，当罗森贝格就臭名昭著的楚曼事件以报告形式对科赫的做法提出一项近似定罪的控告状时，希特勒并没有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只是平心静气地同意了科赫所提供的解释。(105)接着在6月里，当罗森贝格视察乌克兰时，希特勒发出了一道命令，指示这个德国部长在东方占领区方面仅限于处理一些“基本原则”的问题，而不要对“行政方面的细节问题”过问得太多(106)——这种新的奚落的直接结果是使罗森贝格和科赫为了一纸宣言而发生了一场争吵。这个宣言是罗森贝格于6月3日发表的，规定东方占领区的农民对于根据1942年2月的“新土地法规”所得到的土地，都拥有正式的所有权。(107)
11月，罗森贝格最后一次到元首总部去，此后他就只能通过鲍曼或拉默斯同希特勒通信了。(108)同时，他认为委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到政治司工作，或许对情况有所帮助，于是用党卫队头子戈特利布·贝格尔取代了那个忠心耿耿的莱布兰特。可是，贝格尔显然既无力影响科赫，也无意去同科赫较量，他宁愿利用他的新职位在党卫队总部里建立一个影子东方事务部，因为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在于党卫队总部。(109)这样，罗森贝格除了亲自向希特勒恳求恢复他那日见缩小的权力外，终于别无他法了。他于是在1944年10月12日写了一封信，请求元首或者使他那个部在东方具有名实相符的权力，或者就非常坦率地告诉他，不再需要他效劳出力了。他随信附了他所提出的一个方案（希特勒对这个方案显然完全置之不理），建议德国政府正式承认附属于他那个部的那些“民族委员会”，以便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东方各族人民的支持。(110)
可是，这时苏联军队正在逐渐迫近德国边境，科赫也已经离开鲁夫内去鼓动东普鲁士的老人和小孩，要他们加入人民冲锋队去作最后抵抗了。在沃林和加利西亚地区，乌克兰独立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联盟和乌克兰起义军同时在跟德军和俄军作殊死战。至于别的地方，随着德国武装部队的劫掠民政机构，(111)随着乌克兰民团的开小差、洗劫并射击任何胆敢干涉他们行动的德国军人，德国政权已经趋于结束。(112)在这最后的时刻，乌克兰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经历了它的第二次焦土政策的考验，因为德军奉命，要做到“没有一所房屋不坍，没有一个煤矿不经过多年不能使用，没有一口井不曾放毒”，因而落进正在挺进的俄军手里的“只是一个完全被烧毁了的国家”。(113)
(1) 《人民观察家报》，1942年8月20日。
(2) 区专员施托伊德尔的撤退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7卷，第463—472页（1702-PS）；参阅《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205—207页〕。
(3) 1944年2月14日致罗森贝格的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9卷，第453页（179–USSR）〕。
(4) 见克莱斯特：《希特勒与斯大林，1939—1945年》，第130页〔本书以后在本章（第六章）中引用时简称“克莱斯特”〕；又见《戈培尔日记》，第135页。德军所受到的欢迎在乌克兰西部似乎尤其热诚。参阅阿图尔·赖斯《东德意志观察家报》，1941年8月27日。
(5) 关于别动队活动的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3卷，第294页（3876-PS）〕。
(6) 常务专员莱泽尔的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319—320页（265-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235—236页〕。
(7) 引用于《汉堡日报》（Hamburger Tageblatt）,1942年7月17日。
(8) 常务专员莱泽尔的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322页（265-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237页〕。
(9) 德通社，1943年2月27日。
(10) 1943年3月16日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257页（192-PS）〕。
(11) 例如，参阅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施密特关于1943年1月刊载在《德国》杂志上的那幅地图的说明，德国新闻报刊处，1943年1月14日。这大概也适用于1943年8月26日《法兰克福日报》上刊载的那幅画着专区疆界的地图。
(12) 这项任命的命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234—237页（1997-PS）；《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83页〕始终未曾公开发表过，而且这项任命直到同年11月才在报刊上提到。关于罗森贝格被任命为“东欧空间问题中央研究代表”一事，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383—384页（865-PS）。
(13) “给驻乌克兰德国专员的指示”〔同上书，第572—573页（1028-PS）〕。
(14) 罗森贝格主张将乌克兰东部边界扩展到伏尔加河，这显然是以战略而不是以种族的理由为基础的。这也是想补偿乌克兰人丧失加利西亚的损失。
(15) 罗森贝格在1941年6月20日的演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623—624页（1058-PS）〕。
(16) 德国报刊在1941—1942年估计，德国专员辖区的市区人口为1 000万人，而农村人口则为1 900万人。1943年2月20日的《德文乌克兰日报》（Deutsche Ukrainezeitung）所提供的，当时受民政机关管辖的人口是16 910 008万人。1939年苏联的人口调查则说乌克兰共和国的人口是3 100万人。
(17) 1942年9月，克列缅楚格和波尔塔瓦并入了基辅专区，而扎波罗热则并入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专区。
(18) 罗森贝格显然草拟了一个反对把加利西亚并入总督辖区的备忘录，但是希特勒没有理睬它（参阅克莱斯特，第187页）。
(19) 根据罗森贝格的建议（见上文，原著第633页），克里木地区并不包括在克里木专区内，该专区是由以前的陶里斯专区和诺盖平原以及前尼古拉耶夫州和扎波罗热州的部分地区组成的（参阅《法兰克福日报》，1942年11月5日）。
(20) 《德文乌克兰日报》，1943年2月20日。此外，还有5个市区：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克里沃伊-罗格和卡缅斯科耶。
(21) 《人民观察家报》，1942年4月11日。
(22) 德军设有司令部的城市就由德国人任市长。大城市和中型城市也有德国城市专员。
(23) 参阅上文，原著第143页。
(24)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1卷，第48页。
(25) “给东方占领区德国各专员的总指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577页（1030-PS）；《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80页〕。
(26) “给驻乌克兰德国专员的指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568—569页（1028-PS）〕。又参阅罗森贝格在1941年6月20日的演说〔同上书，第610—627页（1058-PS）〕。这个意见还在1941年7月16日的元首总部会议上被提了出来——显然没有引起重视〔参阅同上书，第38卷，第89页（221–L）；《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30页〕。
(27) 莱布兰特是俄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乌克兰志愿参加了德军。
(28) 罗森贝格原来一心想把国务秘书赫伯特·巴克（一个巴图姆人）扶上德国专员的职位，他坚决反对任命科赫。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556页（1019-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682页，以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90页（221-L）；《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34页。
(29) 《戈培尔日记》，第149页。
(30) 科赫还试图谋求巴克和丰克支持他的候选资格，他保证把他在东普鲁士增加农业生产（尤其是养猪）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运用到乌克兰（参阅朗格和申克：《种族灭绝犯的画像》，第308页）。
(31) 参阅1943年3月16日他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285—286页（192–PS）〕。
(32) 在鲁夫内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42年8月27—28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18页（264-PS）〕。
(33) 同上书，第27卷，第10页（1130-PS）；参阅《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798页。
(34) 《美国军事法庭》，案件第2号，第992—993页。这项任命的消息在德国最初发表于1941年11月18日的《人民观察家报》和其他报纸上。
(35) “德国专员隶属于东方占领区的德国部长，并且只接受其指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236页（1997-PS）（第7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84页〕。
(36) 参阅罗森贝格1943年4月2日写给希姆莱的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93页（032-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补编A，第331页〕。到1942年2月那么晚的时候，科赫还以德国专员的名义从哥尼斯堡发出信件〔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41卷，第184页（罗森贝格-10）〕。
(37) 从理论上讲，乌克兰党卫队高级将领和警察头子是科赫的下属。可是，同罗森贝格的一切要求相反，他却并不是这个德国部长的下属。
(38) 克莱斯特，第147—148页。
(39) 克莱斯特，第149页。罗森贝格本人很缺乏组织能力，这也使他受到严重的妨碍。
(40) 1942年11月对一批德国新闻记者发表的声明。参阅里克1943年3月30日写给罗森贝格的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41卷，第196页（罗森贝格-19）〕。
(41) 1942年8月26—28日鲁夫内会议的记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318页（264-PS）〕。
(42) 按照希特勒的估计，“至少是700万吨，但是很可能可以收获到1 000万到1 200万吨谷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克莱斯海姆堡会谈的备忘录，1942年4月29日（《国务院公报》，1946年7月14日，第57页以后）。
(43)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6卷，第146页（126-EC）；参阅《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30页。这提供了德国对乌克兰进行经济掠夺的详细计划。
(44) 迈耶编，O．Ⅲ．Db 6，第57—64页；《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38页。
(45) 迈耶编，U．Ⅲ．Db 2。
(46) 勃劳蒂加姆1942年10月25日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336页（294-PS）〕和里克1943年3月30日写给罗森贝格的信〔同上书，第41卷，第195—196页（罗森贝格-19）〕。又见拉默斯在纽伦堡的证词（同上书，第11卷，第48页）。
(47) 事实上，他那个部于1942年3月6日曾分别通知驻在乌克兰的科赫和驻在奥斯兰的洛泽说，必须毫不拖延地征募38万名农业工人和247 000名产业工人〔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162页（580-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补编A，第347页〕。
(48) 因此强制手段应采取这样的形式，即实行他在1941年12月19日发出的全面管理劳工的命令。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186页（1975-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补编A，第408页。
(49) 勃劳蒂加姆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338页（294-PS）〕。
(50) 科赫1943年3月16日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268页（192-PS）〕。
(51)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74—77页（018-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61—63页。
(52) 见上文，原著第123—124页。
(53) 克莱斯特，第185页。
(54) 1941年6月28日的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585页（1039-PS）；参阅《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696页〕。
(55) 1941年6月20日的演讲〔《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1058-PS）〕。
(56) 克莱斯特，第131页，第136页。
(57) 见1943年3月16日他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273页（192-PS）〕。
(58) 西乌克兰人斯泰凡·班德拉是激进的“乌克兰独立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联盟”的领袖，20年代后期在波兰的加利西亚地区特别活跃。德国人于1941年底逮捕了他，并把他送进了集中营，他在那里一直被拘禁到1944年才为盟军解救出来。
安德烈奇·麦尔尼克接替科诺瓦莱茨担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领袖，后者已在1938年为斯大林的一个特工人员暗杀了。据说他在战前曾同罗森贝格有过接触。参阅安德烈·维松的“德国和乌克兰”（André Visson：“Germany and the Ukraine”）一文，载《纽约先驱论坛报》，1941年7月23日。
(59) 《纳粹—苏联关系》，第145页。
(60) 他说，元首的一句话加强了他对流亡者的态度。元首曾说，如果他当时就知道他们是抱什么态度的话，他在战争一开始就会把他们全都枪毙。参阅科赫1943年3月16日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271—272页（192-PS）〕。
(61) 《佩斯特·劳埃德报》，1943年1月6日。
(62) 乌克兰起义军是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建立起来并加以控制的游击队组织。
(63) 1942年8月26—28日鲁夫内会议的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317页（264-PS）〕。
(64) 党卫队保安处发现德国共产党人在他们中间一直很活跃，而且有些人还是“十十足足的无产阶级类型”〔《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300—303页（102-R）〕。
(65) 同上书，第32卷，第75页（3257-PS）；参阅《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997页。
(66) 1943年3月16日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263—264页（192-PS）〕。
(67) 迈耶编，U．Ⅳ．A4。
(68) 同上书，U．Ⅱ．C5。
(69) “日耳曼民族几百年来在东欧地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578页（1030-PS）；《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81页〕。
(70) 例如，在1942年7月4日的一项法令中——科赫反对这项法令——他坚持要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建立一个日耳曼区，但又不许日耳曼族人同该市的其他居民分隔开来。参阅科赫1943年3月16日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265页（192-PS）〕。
(71) 1942年8月26—28日鲁夫内会议的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17页（264–PS）〕。
(72) 迈耶编，U．Ⅰ．A4。
(73) 即列入民族登记册第一类到第三类的日耳曼族人。
(74) 迈耶编,U．Ⅰ．A4i。
(75) 科赫1943年3月16日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264页（192-PS）〕。
(76) 可是，就连在这方面也还是有些摩擦。参阅罗森贝格1942年3月16日给希特勒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97页（045-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补编A，第335—336页〕和里克1943年3月30日写给罗森贝格的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41卷，第196页（罗森贝格–19）〕。
(77) 罗森贝格1942年3月16日给希特勒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97页（045-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补编A，第335页〕。
(78) “给驻乌克兰德国专员的指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570—571页（1028–PS）〕
(79) 同上书，第11卷，第462页。
(80) 《瑞典日报》，1942年2月23日；海通社，1942年5月19日；《克拉科夫消息报》，1942年7月1日。平斯克和波列西耶的大主教亚历山大继续留在战前他奉命主持的教区里。还有一个由沃林大主教阿列克谢主持的自治教会。
(81) 他们显然担心，如果德国东方事务部部长颁布一项关于宗教问题的法令，德国一些教派可能会作出“反响”，提出抗议。参阅罗森贝格1942年5月8日关于同希特勒进行的一次讨论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7卷，第286页（1520-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68页〕。
(82) 《雷瓦尔日报》，1942年6月18日；迈耶编,U．Ⅰ．D2。
(83) 克莱斯特（第183页）谈到宗教自由的法令在民众中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可是，勃劳蒂加姆却表明，要对这个允许信仰自由的决议尽量保密。参阅1942年10月25日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336页（294-PS）〕。
(84) 在罗森贝格使希特勒感到厌烦时，科赫却施展出使元首喜欢他的诀窍来，“每次晋谒时总提出一些新奇的见解，一些放肆的、过高的和给人深刻印象的见解”（吉泽维乌斯：《坚持到底》，第353页）。
(85) 例如，参阅他在1941年7月16日会议的报告中所加的那些惊叹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89—90页（221-L）；《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2卷：《希特勒的欧洲》，第234页，以及朗格和申克：《种族灭绝犯的画像》，第301页〕。
(86) 斯拉夫人应为德国工作，到了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可以让他们死去，等等（《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8卷，第81页）。
(87) 1942年7月28日的《元首手谕》。参阅罗森贝格1944年10月12日写给希特勒的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41卷，第191页（罗森贝格-14）〕。
(88) 这显然在他那个部的官员中引起了相当的忧虑，并导致1942年9月5日的马尔库尔备忘录（参阅同上书，第18卷，第81页）。
(89) 科赫1943年3月16日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282页（192-PS）〕。
(90) 同上书，第275页。
(91) 这个部后来就依靠乌克兰人提供情报来了解德国专员辖区里的实际情况（克莱斯特，第150页）。
(92)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341页（294-PS）。
(93) 里克1943年3月30日写给罗森贝格的信〔同上书，第41卷，第196页（罗森贝格-19）〕。
(94) 科赫1943年3月16日的备忘录和里克1943年3月30日的信（同上书，分别为第25卷，第276页和第41卷，第196页）。
(95) 科赫的备忘录原文长达52页，对科赫—罗森贝格冲突作了即使有点偏颇却很详细的叙述。德国专员的申诉重点是，认为东方事务部对细节方面干涉得太多，而实际上对当地的情况却毫不了解；认为它在同流亡者的接触和使用方面都很不慎重；还认为它没有适当重视科赫根据希特勒的1941年7月17日法令所处的地位。这个备忘录举出了该部官僚主义和思想混乱的许多实例。
(96) 副本显然也送给了党卫队的头子贝格尔以及所有的民政长官。
(97) 罗森贝格的辩护律师托马博士在纽伦堡的陈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1卷，第506页）。
(98) 克莱斯特，第143页。克莱斯特指出，罗森贝格本人也“过于软弱、过于怠惰，所以无法争取使自己的政治理想能得到承认”。
(99) 同上书，第137页。
(100) “但是当我们今天在欧洲从新的基础和立足点来讲时，我们在第一线上所能想到的只有俄国和那些隶属于它的边境小国。”（《我的奋斗》，第742页；墨菲译本，第533页）
(101) 参阅凯特尔1944年9月8日发给陆军司令们的文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6卷，第281—283页（743-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539页〕。
(102) 关于他对冯·席拉赫建议的“一个自由和自治的乌克兰将比科赫先生以暴力统治的乌克兰对德国更有好处”所作出的反应，参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4卷，第428页。
(103) 戈培尔试图说服希特勒发表一个“关于东方占领区的声明”，这显然得到了戈林和克鲁格的支持（参阅《戈培尔日记》，第200—201页，第216页，第256页）。
(104)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1卷，第120页。
(105) 该报告透露出，科赫在1942年12月曾把楚曼森林地区的全部居民都枪毙了或强迫迁出，以便他可以利用该地区作为“私人的狩猎场”〔参阅罗森贝格1943年4月2日写给希姆莱的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93—94页（032-PS）；《纳粹的阴谋与侵略》，补编A，第331—333页〕。科赫的解说是，砍伐那片森林是要将其木材用于修建铁路，至于被枪毙的人，那都是一些游击队员（《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11卷，第507页）。
(106) 同上书，第503页。
(107) 克莱斯特，第183页和第317页。
(108) 在高级纳粹部长中，只有他一个人始终没有在元首总部派驻过一个联络官员（克莱斯特，第189页）。
(109) 同上书，第150—151页。
(110)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41卷，第186—194页（罗森贝格–14）。
(111) 致德国专员的报告以及致日托米尔常务专员的报告，1943年11—12月〔《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5卷，第324—329页（288–PS）〕。
(112) 例如，参阅专区专员施托伊德尔的疏散报告中所叙述的那一事件〔《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7卷，第472页（1702-PS）〕。
(113) 希姆莱1943年9月7日写给乌克兰高级党卫队将领兼警察头子的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38卷，第210页（007-NO）〕。由于德军撤退得太快，他们在多数地方自然来不及执行类似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