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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节 战后计划：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4年8月21日—10月9日）
莫斯科外长会议（1943年10月）所产生的四国宣言使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对于“在可能的最早日期”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维持和平，正式承担了义务。这项宣言主要是在赫尔国务卿的倡议下制定的。在随后的错综复杂的谈判中，美国在四大国里仍然最热心于推进此项成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以继承国际联盟的职责的工作。
这有两个原因。凡是记得1918年后美国出现的情况的人，都担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可能会出现一种类似的反对卷入对外事务的绝对保守的倾向。如果这种绝对保守的倾向出现的话，美国的舆论可能像1920年那样，转而反对参加建议中的任何形式的国际组织。赫尔和罗斯福似乎认为防止这样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而要避免这种危险，最好的方法似乎是在这种绝对保守的倾向出现以前，也就是说，在战争结束以前就采取行动。因此，美国人尽了一切力量加速进行谈判，并在建议有关程序、提出计划、组织会议等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美国人在谈判中特别积极，终于导致1945年6月在旧金山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他们所以这样积极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一心认为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是一种万应灵药，它在各国之间排难解纷具有奇效。美国的官员和公众都不把国际政治看做基本上必然是一种利益冲突和权力斗争，而倾向于把国际政治当做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一种法律上的是非问题，(155)并认为所有的人和国家在维持和平方面的共同利益是这样的明显和迫切，只有心肠冷酷的罪犯才会想到破坏和平。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赫尔国务卿对一个参议员小组的推心置腹的谈话：
所有这些〔国际合作的〕原则和政策都非常有益并符合世界各地自由人民的公道、正义和幸福的观念，因此在几年之内整个国际机构应能相当令人满意地工作。当然，还需要若干年才能改善、扩大或者发展这样一个政治、经济与和平的机构。(156)
英国的公众也非常普遍地抱有这种希望和信念。丘吉尔熟悉过去战争的历史和外交惯例，希望新的国际组织会带来一些好处，可是他不准备凭着这样一种希望就放弃那些比较传统的保卫英国权力和安全的方法。在下院里，丘吉尔提到战后的国际组织时很慎重，或许是为了避免引起过分的期望。(157)然而，不管丘吉尔个人有什么保留和怀疑，英国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却愿意并渴望建立一种有效的国际法律秩序，并以和美国人大致相同的精神看待这个问题。
斯大林也要一个国际组织。可是他所设想的这种组织的目的和性质同西方所倡议的有着显著的不同。他认为一个称心如意的国际组织基本上是一种能把大同盟延长到将来的工具。因此它的会员资格不应该是普遍性的，而应该限于那些在大战中参加盟国这边作战的国家。这个组织的目的主要应该是保持德国和日本弱小而不能为害，并不是在各国当中创立和实行某种抽象的法律上公平的制度。(158)
斯大林可能认为，三大国不论是直截了当地，或者心照不宣地都会同意：这一组织可以顺利工作的先决条件是，互不干涉彼此的势力范围。至于他自己的安排可能违反美国和英国关于民主和民族自决的概念，这一点在这位苏联领导人看来似乎没有关系。总之，罗斯福对巴尔干各国的做法当然可以被解释为把丘吉尔明明白白地让给俄国的东西，竭力暗暗地让给俄国。可是如果斯大林相信是这样的话，那么，实际上几乎恰恰相反。1944年罗斯福竭力避免得罪俄国人，并不是有意让他们在东欧和中欧建立势力范围，而是希望解除他们的猜疑，作为一种初步的工作，以便劝说他们在对待其他国家时，采取美国人的民主和道义的概念。
在思想上的这种根本分歧中蕴藏着未来纠纷的种子，但是在1944年斯大林和罗斯福对彼此的意图和信念却可以坚持各自的误解。结果，莫斯科会议后的几个月中，三大国之间在谈判新的国际组织的权力和作用方面似乎显现出令人鼓舞的一致。三国政府于1944年2月间开始交换意见。(159)截止4月24日，美国人已经拟好这个组织的宪章的临时草案。根据这个草案，赫尔于1944年5月30日决定邀请英国和俄国开始举行正式会谈。他也想让中国参加初步的讨论，可是俄国人反对。结果，商定了一种折衷办法，把会议分成两部分：英国和美国同意先和俄国会谈，讨论三国关于国际组织的各种提议，等到会议的这个阶段完成任务以后，英美两国就着手和中国再进行同样的讨论。(160)1944年7月9日，苏联政府表示愿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商谈，于是会议定在8月举行。
每一政府都拟出自己的提案。英、俄、中、美四国的草案在开会以前先互相交换，使得代表们于1944年8月21日在敦巴顿橡树园会晤时每一方都知道其他几方的意见。(161)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第一阶段或者说是苏联阶段，从1944年8月21日到9月28日为止。谈判极其复杂，因为在拟议中的宪章各条款的措辞和含义方面，必须取得一致意见，并常常需要向本国政府请示。
因为三国政府的初步建议在许多问题上都是相同的，所以起初进展很快。大家同意新的国际组织应具有四个基本部分：一个大会，其中全体会员国家都有代表参加；一个安全理事会，其中各大国将享有常任席位，另由大会选举一些小国的代表参加；一个秘书处；一个国际法院。(162)国际联盟这个样板在拟定这项方案时有明显的和主要的影响。的确，国际联盟的经验和教训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各项讨论起了支配的作用。(163)
国际联盟的失败——就其制度方面的缺点而不是就其会员国的缺点来说——可以说是由于四个缺点：需要全体一致同意才能采取行动；联盟的决议并不能自动地约束会员国采取明确的行动；未能把经济的和社会的问题包括在联盟的直接管辖范围以内；以及，最要紧的是，没有什么明确的和随时可以使用的军队来执行联盟的决议。1944年着手缔造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以保持和平的那些人，首先就想到这些问题，决心要在纸上的协议能做得到的范围内补救这些缺点。可是一个未能适当地对待的问题是，怎样确保这些大国本身之间继续合作——这一点直接触及俄国和西方在它们设想这个新组织的目的和性质时的根本分歧。当这一困难暴露出来时，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就无法解决了。
虽然如此，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结果还是有可能达成协议。三国政府都同意，不应该要求全体通过才能作出决定，在理事会或者大会上都不应该这样，而且所有的会员国都应该事先保证接受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并立即执行。三国进一步同意，保持和平的主要责任应该交托给安全理事会，在这个理事会里，大国——当时世界上所有存在下来的大国——将享有永久的代表权。似乎只有这样，保持和平的责任和力量才能结合起来，而这两者在国际联盟中都从来没有结合在一起过。
可是国家力量的现实情况对废除全体一致同意的原则加上了一项重要的限制。美国人和俄国人一样，坚持大国应该有权否决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赫尔和罗斯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新的国际组织中会员国承担的义务符合美国宪法的要求和适合美国公众的口味。(164)这样，实际上，取消全体一致同意的原则，仅仅适用于小国而已。
会议开始时，俄国人主张拟议中的国际组织的任务应以维持安全为限。他们倡议设立一个单独的机构来处理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相反，美国人和英国人则认为社会和经济情况有可能很容易就成为战争的重要原因，而且国内和国际的安全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是分不开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俄国人很难反驳这个论点。9月8日，问题得到解决，俄国人同意成立一个专门的社会和经济理事会，对大会负责，执行大会可能提出的有关这两个领域的任何建议。(165)
军事问题也是意见分歧的原因。俄国人提议应建立一支国际空军，能在安全理事会发出命令时立即投入行动。另一方面，英国人主要是想要建立一个军事参谋委员会，事实上这一定会是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扩充，这个委员会在战争期间起了非常成功的作用。美国人不愿意接受俄国人的建议。他们宁愿由每个政府和安全理事会作出一系列的特别安排，由每一个国家指派一部分自己的军队于必要时在安全理事会的指挥下服务。俄国人于9月12日收回他们关于建立国际空军的提议，可是，作为对他们的观点的让步，在会议所批准的草案中加进了一项条款，宣称各国的空军部队应保持“常备不懈……随时参加联合的国际强制行动”。军事方面的详细研究和行动，根据英国的建议，交给一个军事参谋委员会去办理。这个委员会应由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的参谋长（或者他们的代表）组成。(166)
英联邦和泛美联盟在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中的地位问题，是英国和美国所非常关心的。俄国人当时也已经想到有可能在东欧建立一群卫星国，这些卫星国将服从苏联的领导，就像拉丁美洲各共和国服从美国的领导那样。这样看来，并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敦巴顿橡树园提案中有一段明确地规定：为了维护和平与安全，同意区域性的安排，但规定，任何区域性组织未经安全理事会授权，不得采取行动强制实现和平。
有了这样意见一致的范围，就容易乐观了。但是俄国和西方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分歧难免要暴露出来。第一次暴露是在讨论这个组织的会员资格的时候。美国希望所有曾在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的国家，都应该成为会员国，再加上8个没有和轴心国交战的其他国家。其中6个是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在俄国人看来，这项提议必然像是想使大会充满美国傀儡的一条诡计。俄国人希望新的国际组织——战时大联盟的继续——所依据的原则将把非参战国排除在外。因此他们反对接纳非参战国。当美国人表现出要坚持他们主张的迹象时，俄国代表团团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声称苏联的16个加盟共和国也应该在大会中分别享有代表权。(167)
8月28日提出的这项建议在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团中引起了很大的惊恐。他们预见到谈判有完全破裂的可能。他们认为，西方的舆论决不会接受苏联的要求。罗斯福坚决主张对这个问题应严守秘密，并于8月31日急速打电报给斯大林提出抗议。9月7日，斯大林复电说，他希望能当面向总统说明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经过双方同意，这个问题就此搁置下来了。(168)
俄国和西方大国之间出现无法调和的意见分歧的第二个问题，是关系到安全理事会的投票程序。鉴于安全理事会将是这个组织的真正中心，它应该如何作出决定，这是最最重要的问题。(169)大家对于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应该享有否决权这个总的原则并没有异议，可是英国代表团却坚持认为，如果一个大国是争端的当事国时，它就不应享有否决权。美国人开始犹豫不决，后来也表示支持。英国代表团争辩说，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有关自己的案件中当审判官，那就违反一切公正的原则。然而，俄国人却断然拒绝同意在任何情况下取消否决权。他们希望使大国之间的一致成为采取任何行动的一项绝对必要的条件。
这场争论背后的直接原因就是俄国和西方对于国际组织的目标的概念根本不同。这个组织是否将成为大国的工具，以便它们勾结在一起，把它们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不听话的小国，同时通过其他的谈判途径去解决它们自己的分歧呢？或者这个组织是否妄图对大国本身行使权力呢？换句话说，这个组织是否将充作大国对全世界实行控制的工具，还是它将按照全人类大致承认的一般的公正原则，调节各国的关系呢？
当然，这个问题和俄国人萦怀的一种感觉有关：他们总觉得自己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和暗中敌对的世界中处于孤立的地位。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蔑视资产阶级的所谓公正的观念，而一个俄国人决不能忘记他的民族是一种特殊的人民，他们在世界上孤孤单单、与世隔绝。如果没有一种绝对的否决权来作保障，资本主义国家岂不是可以随便利用安全理事会为它们干涉苏联的对外关系作辩护，并按照一些虚伪的资产阶级原则对苏联的行动妄加判决吗？
9月8日，罗斯福用电报和斯大林讨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于9月14日或15日作出答复，建议拟订一种特别程序，用以处理任何涉及大国的争端。他强调不能容许违反一致同意的原则，并指出苏联不得不考虑其他国家常常表现出来的对俄国的“可笑的成见”。(170)
为了摆脱因此出现的僵局，他们想出了一种折衷办法：任何需要执行的决议必须由常任理事国全体同意，同时所谓一个国家不应在自己的案件中作为审判官的原则，只适用于初步的调查研究，以及提出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议。可是英国代表团拒绝同意这样的修改，而罗斯福也拿不定主意。美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赞成对俄国人让步，另一些人则希望坚持英国人的原则。结果，决定把问题搁置起来暂不解决。敦巴顿橡树园建议的原文中仅仅宣称，安全理事会的投票程序“仍在考虑之中”。(171)
有两件事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显然没有加以考虑。一件是国际法院的性质和管辖权。这留给法律专家以后去讨论。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仅仅商定，这个法院应该和设在海牙的国际常设法庭相似或者相同。另一件完全没有考虑的事是属地的地位。对这种地区实行国际托管，是赫尔和罗斯福这种人长期以来最喜爱的计划。(172)可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有他们自己的、和托管原则抵触的主张。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当局至少想对从日本人手里夺取来的某些太平洋岛屿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美国代表团由于受到他们的压力，很谨慎地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173)
按理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秘密举行的，可是实际上美国报纸却能报道会上所发生的大部分事情。(174)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政府竭力要唤起公众的同情，使他们赞成参加一种新的国际联盟的计划。赫尔和罗斯福都觉得必须对公众进行艰巨的教育工作，然后美国在新的国际组织中的会员资格才能保证得到有力的支持。为了促进这样一个过程，他们采取的政策是，尽可能多发表一些关于敦巴顿橡树园谈判进展情况的消息。
报纸消息的第二种来源是比较非正式的，但很能代表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赫尔曾经答应把政府关于未来国际组织的想法随时通知重要的国会议员。尽管竞选运动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时正进入高潮，国务卿还是把内部情况告诉了共和党的一些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政府的行动并提供意见。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保持秘密。勤快的记者们能从爱说话的国会议员以及曾受赫尔或他部下咨询的其他人士那里收集到不少关于会议进展的内部消息。(175)结果，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事项变成尽人皆知了。更重要的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州长大体上支持美国参加新的国际组织，这就消除了在1920年曾导致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的一个主要因素。
到9月的第三个星期，安全理事会投票程序问题以及应该接纳哪些国家为这个组织会员国的那个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已成为僵局，这引起了很多疑虑，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在大国对这些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以前，召开由许多国家参加的大会来讨论和通过这个组织的宪章，似乎是无益的。然而，9月27日，苏联、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团一致同意了公报的措辞（这一公报直到会议的中国阶段结束后才于10月9日发表）。公报说：“有代表参加讨论的各国政府……一致同意，在进一步研究这些建议以后尽速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全面的提案，以便作为在全体联合国家会议上讨论的基础。”(176)公报的冗长词句反映出这样的决定：要解决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出现的意见分歧，只有等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第二次三大国会议上亲自讨论这些问题时再作进一步的努力。
会议的苏联阶段就这样于1944年9月28日结束。同时，按照预定计划，中国阶段立即开始。接下去的讨论无关紧要，因为中国代表从会议一开始就在华盛顿，美国人不时同他们磋商。会议的苏联阶段所拟定的那些建议在起草过程中出现的缺点，都被注意到了，(177)但中国人并未提出什么很重要的改动，而且所提出的改动也没有一项被列入最后通过的文本。相反，同中国人讨论后认为值得进行的一些修改，却留待公报所提的正式会议召开时再作详细的考虑。
关于成立一个国际组织的敦巴顿橡树园建议公布以后，在所有盟国的报纸上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它并没有引起狂热的激情，可是确实激起了即使是谨慎的却是普遍的赞许。(178)国际联盟所带来的美好的希望和它的凄凉的失败，人们还未能完全忘怀。
罗斯福在公报发表时作了一项相当慎重的声明，对于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极端的满意”。10月21日，他发表了一篇竞选演讲，强调应成立一个组织“有权在必要的时候迅速和果断地采取行动，以便用武力保持和平”。(179)当敦巴顿橡树园的结果公布出来时，丘吉尔正在莫斯科忙于其他事务，因此没有发表评论，可是斯大林在1944年11月6日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日的讲话中却宣称：
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关于战后安全的一些决议中，可以看到联合国家阵线团结一致的一种同样显著的标志。有人说三大国之间在某些安全问题上有分歧。当然，分歧的确存在，并且在若干其他问题上也会发生。即使在同一个党内的人们之间，也会有意见分歧。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党派的代表之间，分歧更是必然会出现。
令人惊讶的是并不是出现了分歧，而是分歧竟然这么少，并且一般说来，在差不多所有的情况下，这些分歧总是由三大国以同舟共济的精神解决的。(180)
这些话，以及苏联代表团在会议上所表现的热诚而随和的态度，确实使人想到斯大林企图并指望使新的国际组织成为他的对外政策中一个重要的成分。这一点证实了使罗斯福感到鼓舞的那种对世界前途的光明希望，就是这种希望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的因素，支配着他对苏联的政策。分歧也许是有的，可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以对立的观点来看，都不认为这些分歧是不可克服的。
第三节 从莫斯科到雅尔塔（1944年10月—1945年2月）
（一）经济谈判
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曾经达成协议，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阶段中，美国对英国的经济援助应该加以调整，使英国经济能够开始从战争转向和平。(181)细节留待一个专家委员会解决。因为对英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所以谈判便立即开始。一个以凯恩斯勋爵为首的英国委员会于10月5日到达华盛顿，开始同以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为首的美国小组进行商谈。这次谈判继续了几星期，直到1944年11月23日才告结束。(182)
英国人来时，抱有四个明确的目的。他们希望能说服美国人接受下列原则：（1）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军需品，其规模应使英国的某些劳动力能从军需生产转向别种工作；（2）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粮食和其他项目的平民消费品，其数量应足以使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3）取消1941年9月的白皮书加在英国出口贸易上的限制；（4）调整租借协定和其他国际会计形式，以防止英国黄金和美元储备的减少。(183)
美国谈判代表们总的说来是以同情的心情听取英国人的论点，但是美国国会反对任何为了与继续作战没有直接关系的目的而利用租借法，他们感觉到自己碍于这种情况，因此没有同意英国人所要求的一切。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曾积极试探是否有可能给予一笔贷款（像在魁北克会议上提到过的那种）以减轻英国从战争过渡到和平的困难。这件事留待将来解决。(184)
英国代表带着各种物资的详细清单来到华盛顿。他们希望这些物资能根据租借协定在1945年1月1日(185)开始的一年中交付。他们还希望能够签订一份对英国提供租借物资的议定书，就像一开始对俄国实行的那样。在这方面，他们失败了。美国人坚持认为事态发展难以逆料，交货依然要视当时的情况而定，并且现有的那些管理机构应继续按照它们认为最好的方式管理供应品的运送。然而，关于军用和非军用物资的试行分配，其规模应足以使英国能够开始走向复兴，这一问题相对地说，尚不难达成协议。因为由英国分担的对日作战任务，数字上定得相当低。即使在这个基础上制定计划，租借物资的总值也大大低于1944年的水平——军需品约为1944年总值的50%，非军用项目约为70%。(186)
解除对英国出口贸易的限制是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187)美国商人和国会议员惟恐英国人在战后市场上的竞争会抢在他们前面。特别是，当美国人想到英国人可能会利用租借物资来促进他们出口贸易的复兴时，他们就很不开心：那仿佛是滥用租借物资，并且是一种荒唐的竞争——拿纳税人的钱去接济商业上的对手。
可是，对英国人来说，恢复出口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如果在这方面不开始干起来，战后想获得稳定的经济的希望就会成为泡影。美国政府的专家们认识到这种情况，他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大战结束时英国的经济全面崩溃，对美国和全世界说来将是一场灾难。问题是如何避免触犯美国公众和国会的感情而仍能在英国急于恢复出口事业时助一臂之力。
结果是变了一场戏法。在公开场合，美国官员们断言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188)同时，美国人宣称，英国货物的出口要在打败德国以后才不会受到阻碍，“因为这些出口货物那时已不再是按照租借协定供应给他们的东西，而是他们国家自己生产的，或是用现金从美国购买的东西了”。(189)然而，私下里，美国人却保证“采取行政措施”从1945年开始给予英国人全面的出口自由。(190)这种明显的明一套暗一套的办法，实际应用的时候范围缩小到了最小的程度，因为若干类货物——金属、矿物、化学品、民用制成品等等——已不包括在1945年的租借物资交货清单内。于是用这类材料或其他类似的材料制成的物品便不受1941年白皮书的限制，一旦找到劳动力和工厂场地，英国人立刻就能开始出口这类货物，不受美国的阻碍。
然而，从租借协定中除去这些项目意味着，凡是由美国供应的这些英国所需要的物资都必须用黄金或美元支付。美军开拔到欧洲大陆去以后，维持美军驻扎在英国的美元支出减少了，因此英国政府不能很轻易地获得足够的美元补充。提出了一些措施来补救这个问题。美国人用了各种计算办法，把英国的美元储备增加了大约3亿美元。这笔数目虽然很大，还是没有达到美英双方专家共同认为理想的数目。然而，这已是法律和政治限制所能允许的最好情况了。(191)
关于在华盛顿会谈中达成的协议，传出了一些流言，其中有些把事情歪曲得很厉害，这些话传到了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一些人的耳中，他们怀疑罗斯福政府花起美国的钱来简直是太慷慨了。结果，在1945年4月，当租借法到期需要再次予以延长的时候，几个审查租借法案的委员会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政府发言人感到明智的办法是，强调说明一下他们打算等战争一结束就停止租借物资的交货。关于租借法的前途，为了不使人们对国会的意图有任何怀疑，订出了一项修正案，明确禁止把租借基金用于“战后救济、战后复兴或战后重建”(192)的工作。这个规定束缚住了政府的手脚。当对日战争意外地提早结束时，1944年10月和11月同英国人协商后作出的协议也就成为一张废纸了。
当然，在举行谈判的时候，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然而，10月至11月举行会谈的两国代表团已经预见到，并且也有意要使美英经济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逐渐分离。他们只是想些办法使这种分离尽量缓慢、尽量没有痛苦。在会谈中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也许是，美国的专家们准备把美国本身利益的概念扩大到把英国战后的经济繁荣也包括在内。因此，1944年10—11月的会谈就成为1946年美国对英国贷款和1947年马歇尔计划的重要先驱。
然而当和平仿佛就要来到的时候，英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却远不如在过去那些年代里（当时，战争的经济效率是政策的惟一标准）那么顺利。这一点在国际民航的领域里十分明显。1944年11月1日到12月7日，52个国家在芝加哥开会，试图起草一些规则，以便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管理国际航空。俄国人起初表示准备参加会议，后来又突然拒绝出席。(193)会议因此为美国和英国的代表所控制，他们马上就表现出对于战后航空管理问题的意见根本不同。英国人希望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有权对每一国家指派该国的运输份额。美国主张航线之间自由竞争，国际团体只有权建立技术规章。(194)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会议起草了四个协定，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的立场。(195)这件事就像对中东石油开采权的冲突一样，(196)表明了美国在战争年代里赢得的新的、能发号施令的经济地位。
在1944年的夏季和秋季，美国人同俄国人的经济谈判也同样由于和平的临近而陷入混乱。1944年6月30日，对俄供应第三号议定书满期了。当俄国人提出下一个会计年度想根据租借协定得到的物资清单时，美国人发现俄国人要求的工业设备和机器的价值，超过上一年度3倍以上。显然，俄国人已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认真地转向重建他们那遭受损坏的工业设备的问题上去了，并且希望能用租借物资来帮助他们这样做。
按照常理，租借物资只是用来帮助作战的，但是俄国人要求的项目有许多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生产出来，即使对日战争继续到1946年，这种工业机器的大部分有效期显然会延长到战后年代。为了对付这种情况，美国人提出，凡是主要价值可能供和平时期重建之用的东西，俄国人应按信贷办法购买，为此提供的借款应在25年到30年内还清，利率为2.375%。但是俄国人想使条件更好一些，建议利率为2%。(197)
由于在利率和其他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对俄供应第四号议定书的缔结拖延了很长时间。虽然这项议定书的期限是从1944年7月1日到1945年6月30日为止，可是到1945年4月17日，它才最后签订。这时议定书已接近满期，而且欧洲的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按照议定书的条款，美国承担供应价值10亿多美元的工业机器和设备，但其中有4.81亿美元被美国人列入不合租借协定的项目。(198)议定书中只说明凡不合租借协定的项目“如果苏联愿意，可以购买”。(199)信贷和利率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事实上，无论是在对日战争结束以前或以后，两国之间都没有就此达成任何协议，因此这批物资始终没有交货。俄国人打算作一笔精明的交易，结果是枉费心机。(200)可是尽管如此，俄国人根据租借协定在1943年、1944年、1945年还是得到了大量对他们经济中的工业复兴有长远价值的东西。对于战争有价值或者对于和平有价值，毕竟不能作出截然的划分。总的说来，在解释什么东西有助于作战这方面，美国人采取了一种颇为宽大的政策。
（二）美国在远东同中国和俄国进行合作的尝试（1944年7月—1945年2月）
1944年下半年，中国的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又重新激化。日本的进攻侵占了当时尚处于蒋介石控制下的中国的相当大一部分。在敌人的推进停止之前，美国已经失去了原来希望能够用以轰炸日本(201)的全部空军基地。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愈来愈坏，大有公开爆发内战的危险，因为双方都做好准备要在打败日本以后争夺政权。
这些事态的发展使重庆和华盛顿的美国官员都深为不安。当日本这次攻势的范围已经很清楚，而蒋的部队已证明除了进行时有时无的招架以外毫无抵抗能力时，罗斯福决定，惟一能使中国军队充分发挥作用的办法，就是把它完全、直接地置于美国指挥之下。因此，1944年7月7日，罗斯福打电报给蒋，建议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美部队，最终目的是想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合并过来置于他的领导之下。(202)对于这个激烈的建议，蒋作了个温和的答复。他原则上同意这个建议，但要求派一位高级美国官员访问重庆，以便探索美国总统建议的政治和军事的含义。8月10日，罗斯福建议派遣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来执行这项使命，蒋立刻表示同意。
赫尔利途经莫斯科，趁机试探了一下莫洛托夫对于中国事务的看法。这位苏联外交部长否认对中国的内政有任何特殊兴趣，他根本否认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党，并且否认苏联政府同他们有任何联系。赫尔利带着俄国人“将乐于看到美国在中国事务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起带头作用”这样一种印象，离开了莫斯科。(203)
这位总统的特使对他肩负的任务满怀热情地于1944年9月6日抵达重庆。他最先作出判断的许多事情之一是，硬要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合作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已经糟到极点。史迪威将军还同他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里的上司海军上将蒙巴顿长久以来一直吵得很厉害。面临这些事实，罗斯福在1944年10月19日决定召回史迪威，解除他的一切指挥职务。这项决定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把集于史迪威一身的一大堆混乱不堪的职责整顿一下。他的军事职务被一分为三。他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担任蒙巴顿的副司令这个职务由R·A·惠勒将军继任。另外，为美国部队新辟了一个印度—缅甸战区，由丹尼尔·萨尔坦将军指挥，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战区，由A·C·魏德迈将军指挥。然而并没有努力劝说蒋介石授权魏德迈将军来指挥中国部队。到10月，当史迪威被解职后，日本的攻势已经停止，紧迫的危机已经过去。(204)
因为日本攻势的军事危险已经消失，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愈来愈以促使国共双方有所和解为主要目的。赫尔利开始说服蒋，要他相信共产党同莫斯科没有关系。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至少是部分成功的。(205)1944年11月7日，他到延安共产党的总部去和毛泽东谈判，结果达成了一项协议，确定了共产党可以据以同意把他们的部队和蒋的军队联合起来对日作战的条件。协定中的关键之处是第二条，该条规定如下：
目前的国民政府将改组为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团体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将颁布并实行一项准备进行改革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全国军事委员会应该改组为包括所有抗日军队的代表的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206)
在赫尔利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可以使双方达成协议的非常令人满意的基础，但是蒋拒绝了。他反而建议共产党的部队应编入他自己的军队，还要共产党担保支持他的政府，他才承认他们为合法团体。(207)接着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蒋勉强同意改组他的政府，并且答应采取步骤准备为中国制定一部新宪法。然而，这些政治争端还不是主要的绊脚石。蒋和共产党最难取得一致的一点，就是由谁来控制国家的军事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中国政府的代表和赫尔利将军三方面举行的一系列会议都无法解决这个关键问题。1945年2月16日，共产党方面突然中止了这个谈判。(208)赫尔利原先觉得中国共产党人通情达理，这时候他的这个信念已化为乌有了。他报告华盛顿说，他现在确信，美国惟一可以遵循的政策就是支持蒋。(209)
谈判破裂后几天，赫尔利回华盛顿磋商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中国问题暂时还没有爆发。潜伏着的内战前景越逼越近。中国经过这场大战，非但没有变得强大而团结，准备置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反而似乎陷入了一种软弱无力和无政府的状态。这种形势和罗斯福对中国的前途长期抱着的希望完全不相符合，可是要制定决策，倒也困难，在中国的美国官员为此争论不休，华盛顿的意向也不知如何是好。(210)
俄国在对日作战中所应承担的任务问题，在德黑兰会议上一般地已解决了。(211)当时斯大林答应他的盟国，一俟对德战争结束，部队能够调往满洲边界的阵地上时，他立即就对日开战。然而当那些心情迫切的美国计划专家们要作出详细的安排时，他们却遇到了许多耽搁和困难。在德黑兰会议以后的10个月内，对于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所应承担的任务的细节安排进展甚微。更不用提像美国人希望的那样，着手准备在西伯利亚东部建立一支美国空军部队的可能性了。
1944年10月，当丘吉尔和艾登来到莫斯科时，(212)在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将军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设法把事情定得更明确一点。因此，他参加了会议中军事问题的讨论。在英国的赞同下，他承担了把英美对日作战的计划介绍给斯大林的任务。等他介绍完毕后，他向这位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三个问题：在对德战争结束以后红军需要多久才能准备好对日作战？俄国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发动进攻？西伯利亚大铁路有多少运输能力可以用来供应在西伯利亚东部的美国空军部队？(213)
第二天晚上，即1944年10月15日，斯大林作了答复。他说在欧洲胜利日以后，他需要3个月来准备在远东发动战争，红军将立刻采取攻势。他估计这项任务需要60个师。西伯利亚大铁路无法供应这么大一支兵力，所以必须预先在西伯利亚东部建立一个补给站。他说，因此红军对日本的进攻将取决于美国能否在前订的第四号议定书所要求的数量之外再增送补给品。他还说，俄国在“政治方面”能分享些什么必须先弄清楚，那就是，盟国必须同意俄国想对库页岛、满洲等地提出的领土和其他要求。(214)至于给一支美国空军部队运输给养，要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是不可能的：任何必需的物资都必须从海上运来。(215)
10月17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中，英国人没有在场，迪恩将军会见了斯大林。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商定一份将由美国提供给远东红军的物资的确切清单。结果，迪恩答应在1945年6月30日以前为60个师提供两个月的给养，总数超过100万吨。这是在俄国人以前要求的用于对德作战的物资之外所再要提供的。就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对他打算在满洲采取的对日作战的战略作了一个扼要的说明，并且接受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关于红军作战任务的规定。(216)
这似乎是向前迈了一大步。斯大林在1944年11月6日的讲话中公开把日本和德国一起称为侵略国，(217)这是一个暗示，说明他在对日作战方面新承担起的明确的义务。可是，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俄国人表现出了几乎是同样的拖延和阻碍的态度，就像早些时候他们和迪恩将军打交道时一直表现的那样。(218)派出小队美军到西伯利亚去查勘预定要修建的机场用地，并在其他方面为在俄国土地上建立一支战略轰炸力量进行准备的计划，都遇到了顽固的拖延策略。
最后，迪恩决定整个计划不得不取消。然而，美国参谋长们却不同意，并且指示他坚持下去。(219)这一决定所反映的是一种严格的军事上的估计，因为利用西伯利亚沿海各省的空军基地对日作战是有利的。的确，在雅尔塔会议前后，美国在中国和俄国所推行的远东政策的指导原则几乎完全是军事性的。美国参谋长们认为对日战争在欧洲胜利以后大概要持续18个月，他们还认为必须在亚洲大陆上找到一支能制服日本部队的强大陆军。既然到1944年底中国人显然还不能承担起这样一个任务，美国军事领袖们便倾向苏联红军，认为他们是最现成的代替者。俄国人在满洲打一仗就会使美国人减少牺牲，并能缩短战争：这就是美国三军参谋长和美国政府所乐于知道的。
（三）盟国在欧洲的困难（1944年9月—1945年2月）
（1）军事问题
1944年9月到1945年2月之间，欧洲的战事对于盟国没有像1944年夏季和初秋那样顺利。在东线，德国人已经能够同时守住布达佩斯和华沙，西线的英美部队发觉德国边境很难越过。补给的困难妨碍了两条战线的进展，而恶劣的气候又使盟国失去了空中的某些有利条件。
1944年12月中旬，德国人在阿登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使艾森豪威尔很感到意外。德国部队突破了前线一段兵力薄弱的地区，把布雷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切成两个不相等的部分。为了应付这种局面，艾森豪威尔于12月19日把德军突破点以北所有部队的指挥权都交给了蒙哥马利，而布雷德利便只负责这个“突出部”的南翼。(220)到1月底，这两位将军已经把德国人赶回到大约是他们原来发动进攻的战线上。当这两位将军的主力在1月16日会师以后，布雷德利将军重新承担起了一个月前移交给蒙哥马利的那部分军队的指挥权。(221)
艾森豪威尔采取的行动是出于便利和普通的识见，但是这些行动却成了英美两国司令官之间、部队之间和新闻记者之间互相对抗的相当不愉快的表现。1945年1月7日，蒙哥马利接见了记者，在接见时似乎暗示：他已经把一种险恶的局面完全控制住并使之转危为安了。(222)美国人对他的话非常不满，吵吵闹闹，他们不喜欢蒙哥马利以恩人自居的那种语调。(223)于是双方互相攻击，你来我往，一连几天报纸上登了不少这种资料，把这件事搞成了一个严重事件。
这件事本身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可是它显示出，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外表面的和谐下面，沙文主义情绪的火山挨得多么近。它为一场老争论提供了新燃料。(224)这个争论是，艾森豪威尔是否应该像他任命空军副司令官及海军副司令官那样也任命一个地面作战部队的副司令官。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照例争辩说，这样一位副司令是需要的，因为艾森豪威尔太忙于政治问题和军政问题，对于战场不能给予充分的、适当的注意。蒙哥马利是这个职位的英国候选人，但是在“突出部”战役使布雷德利和蒙哥马利互相指摘之后，任何这类任命一定会在美国人中产生爆炸性的后果。然而争论暗暗地持续着，一直发展到马耳他会议的时候。英国人的坚持只促使美国人更为顽固。(225)有几个英国记者公开提起了这场关于安排司令官的争论，这也一点没有消除在英美官兵之间已经如此激动的情绪。(226)
法国人又给艾森豪威尔增加了一层困难。艾森豪威尔为了要调他的部队去抗击阿登地区德国人的突出阵地，不得不削弱他的南方战线。他曾经建议在阿尔萨斯后撤，必要时可以把斯特拉斯堡也放弃。法国部队正守着斯特拉斯堡，当戴高乐听到艾森豪威尔的意图时，他感觉这样一撤对法国的士气会有严重影响。1945年1月3日在和艾森豪威尔的一次会晤中，戴高乐威胁说，他将取消艾森豪威尔对斯特拉斯堡法国部队的命令，并且说，如果艾森豪威尔不改变他的计划，他甚至要把法国部队从盟军指挥部撤回。在一次多少是激烈的会晤以后，艾森豪威尔放弃了这一点，改变了他的命令，以便保留斯特拉斯堡。(227)
1月初发生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对艾森豪威尔的恢复进攻的计划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艾森豪威尔想向莱茵河全面进军，作为孤立鲁尔区的一次大钳形攻势的序幕。主攻将在鲁尔区以北进行，由蒙哥马利指挥；布雷德利则指挥南部的助攻。然而，英国人认为盟军的兵力不足，要发动这样两个攻势是不能胜任的，他们主张把全力投向鲁尔以北。艾森豪威尔反驳说，交通运输有限，鲁尔区以北至多只能维持35个师，而假如两线同时进攻，则至少可以用75个师的兵力同时对德国人作战。(228)
在这场争论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盟军是否能够不经过长时间代价很高的战斗就突破齐格非防线。艾森豪威尔的计划要求在到达莱茵河中段以前先突破这道防线；英国的计划是绕过这道防线的北端，正像1940年德国人在他们著名的攻击中避开马其诺防线那样。英国人一贯担心这场战斗打不好会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阵地战，他们认为只有在对敌人没有固定防御工事的战线最大量地集中空中力量和装甲部队，才能避免这样的后果。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英国人自然乐于想象蒙哥马利是最终攻入德国的司令官，美国人也同样乐于设想布雷德利率领他们打进希特勒祖国的心脏。在“突出部”战役带来的互相指摘之后，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感到他们两人是公开的对手，每人都急切地想说服艾森豪威尔把给养和部队派给自己，让自己去大举进攻，而让对方饿死算数。于是，职务上的和国家间的意见分歧凑到了一起。这种凑合造成了一次最紧张的争论的局面，这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从未有过的最紧张的争论之一，时间正当雅尔塔会议以前，1945年1月31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马耳他开会的时候。(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