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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节 波茨坦会议
（1945年7月17日—8月2日）
（一）解决欧洲问题的针锋相对的计划
三大盟国政府在波茨坦举行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是它们在战争时期举行的最长的也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会议。1945年7月，军事问题已下降到只占一个无关紧要的地位，而在德黑兰会议上无关紧要的政治问题却上升起来，支配了整个会议。雅尔塔会议则在两者之间：关于远东的军事交易在那次会议上深刻地影响到欧洲政治前途的争论，并在某种意义上抵消了这种不和。但是在波茨坦会议上，使大同盟联结在一起的军事黏合剂已经差不多完全剥落了。尽管在波茨坦会议前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向杜鲁门建议，美国的政策应该是“鼓励俄国参加对日战争”，(97)但有些美国最高军事领导人却不再热切地希望在战争中得到俄国的帮助了。(98)在美国预定于1945年11月在日本登陆的计划实现以前，美国海军不愿意保证横渡太平洋的对俄海上交通。(99)就美国人来说，在1946年以前，红军在满洲应利用手头现有的军需供应打他们自己的仗。总的来讲，美国的太平洋战争计划与俄国在远东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完全没有关系。英国对日作战的计划也是这样。(100)
俄国和西方国家已经不十分需要在军事上进行合作了。这使和平地和令人满意地解决欧战胜利所带来的政治问题，比以前困难得多。虽然会议开得很长（德黑兰会议历时4天，雅尔塔会议8天，波茨坦会议16天——古怪得很，正是几何级数），但是最后公报里公布的协议中，有许多只是同意通过一次新的外长会议进一步讨论所有的分歧。所达成的真正协议，特别是关于德国的，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意见一致，而是意味着面对急需对付战败的敌人的问题，双方勉强成交的一项交易。
尽力设想出三国政府的领导人出席波茨坦会议时的心情是很重要的。但是，俄国人的态度当然只可能是推测。斯大林把他的两个目标表达得很清楚。一个是，他要从德国得到大规模的赔偿。这一点他在雅尔塔已经讲明。(101)自从2月份以后，俄国对赔偿的要求始终没有改变。斯大林在波茨坦的第二个目标是，取得英国和美国对他在东欧建立的新政权的承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的“人民民主政体”在国内仍然受到强烈的反对。如果要使它们成功，反对分子必须不受西方支持的鼓励，这是很重要的。斯大林要求西方国家对这些新政权给予外交承认——类似于他在1944年给予法国和意大利政府的承认，作为西方国家对东欧的反对党派和团体不感兴趣的迹象和象征。
斯大林定下的第三个目标是，巩固苏联的安全区，特别是在南方。他到底是希望在波茨坦取得英美对这项计划的同意呢，(102)还是想象他能够把一系列西方国家无法取消的既成事实摆在它们的面前，这一点没有人能说。很可能斯大林宁愿取得西方的同意然后行动。正像事态表明的那样，他不愿意冒险行动，不顾英国和美国的强烈反对。然而，在波茨坦开会的时候，他的扩张计划是很清楚的。1945年6月25日，在这次会议举行前3星期，苏联驻安卡拉大使曾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可以重订俄土条约的条件。(103)据非官方的报道，这些条件是：把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基地让给俄国，割让卡尔斯和阿尔特温这两个东部的省份，以及承认巴尔干各国的未特别指明的变化。(104)与此同时，俄国人在波斯北部竭力煽动分裂主义的情绪，结果建立了一个阿塞拜疆民族解放委员会。(105)1945年5月31日，波斯政府向俄国递交照会，要求撤走外国军队，但俄国人直截了当地不予回答。(106)假如这些计划当真实现，南方的土耳其可能就变成了北方的芬兰的那种地位，而阿塞拜疆则已成为第二个外蒙古了。
在欧洲，为了巩固苏联的安全区，也需要作一些领土上的变更。在雅尔塔，并没有确定波兰的西部边界，(107)但俄国人不等西方盟国表示同意就把直到奥得河和西面的尼斯河为止的前德国领土交给了波兰人。(108)这一行动在辽阔的德国土地上建立起波兰政权，波兰人很快就开始把这片新领土看做他们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德国居民从这片土地上赶走，以波兰移民取而代之。
第二项变动是把捷克斯洛伐克的最东部分——卢西尼亚，或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归并给苏联。这是在1945年6月29日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议实行的，或许是作为对俄国人承诺支持捷克向波兰切欣地区提出的要求的报酬。不管怎样，捷克部队在7月6日或者6日以前占领了切欣。(109)俄国人取得卢西尼亚后，不但把所有的乌克兰人团结在斯大林的政权之下，而且使红军控制了喀尔巴阡山的一些重要通道并与匈牙利有了共同的边界。这显然大大加强了俄国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军事地位，可以应付该地区将来发生的任何麻烦。
鉴于斯大林对德国、东欧和中东的政策，人们一定会问，他是否仍然希望维持与英国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一般说来，有一个斯大林如何看待他的短期政策和他对欧洲（如果不是对全世界）传播共产主义革命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打倒纳粹党以后，欧洲的情况必然使人料想革命的情绪将会活跃起来，而斯大林在德国的经济目标，如果完全实现了的话，将会加深和延长经济灾难，并滋长革命性的不满。可是西欧的共产党并没有举起革命的旗帜，而是参加了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这类国家的政府，不搞它们的实力和威信可以使它们很容易在街头搞起来的那种激烈的宣传鼓动。(110)
西方共产党的行为确实显示出斯大林仍然希望同英国和美国有一个良好的临时性安排，而且他在波茨坦会议前后发表的各种公开声明都表明了继续合作的希望。(111)总之，他既没有明确地、肯定地放弃世界革命的思想，也没有肯定地、明确地放弃同英国和美国继续合作的希望，这种估计看来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往一样，他把苏联的安全置于一切之上。或许，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到相当的时候会自动成熟起来走向革命。同时俄国的边境还需要巩固，并且为了预防德国的迅速复兴，也需要与英国和美国在被打败的敌国的军管事务上取得谅解。他可能曾希望他在苏德之间的边境上的行动不会激起西方的严重反对，但是如有必要，他也准备捍卫他在东欧获得的利益，即使这意味着同英国和美国的决裂。
可能斯大林赴波茨坦时确实相信美国不久就会从欧洲撤退，英国的力量将不足以妨碍他的计划。(112)在雅尔塔，罗斯福曾明确地告诉斯大林，美国部队在战斗结束后不会在德国留到两年以上。(113)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来到波茨坦时的心情并没有改变这种看法，因为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加速缔结和约，以便美国部队可以回国。同样地，俄国的经济学家们很可能认为英国的经济虚弱比丘吉尔和艾德礼所认为的还要严重。美国本身则在战争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但又缺乏相当的市场来推销扩大了的工业的产品，这种情况已使俄国人希望在美国发生一场经济危机。这种希望可能已经在俄国对未来的预测中占了重要的地位。不管斯大林有没有这种想法，看来很明显，他认为英—俄—美同盟对于维护俄国的安全是不能胜任的，而与卫星国加强关系作为补充，是必要的，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用以代替那个靠不住的大同盟。
杜鲁门总统和新任命的国务卿詹姆斯·E·贝尔纳斯，是赴波茨坦的美国人中两个主要的人物。他们对于国际交往都没有经验。(114)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自知缺乏经验，因而特别用心为会议准备了明确的议事日程，并了解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将要面临的问题是十分简单的，不管细节多么复杂。对日战争似乎进行得很好，不大需要最高一级的注意。然而欧洲必须安顿好，这显然需要大国之间按照雅尔塔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所规定的方针进行合作。开始时，和约的准备工作需要在大国之间私下协商——就像导致成立联合国组织的那种协商。最后，盟国管制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原则应该确定下来。
为了帮助欧洲把事务安排好，美国人愿意走上在他们看来是很长的一段路。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行的经济援助已经安排就绪。杜鲁门希望这样就够了。为了维持法国和英国在德国的占领军，租借援助是否应该继续下去，能不能合法地继续下去，这引起了长久的辩论。杜鲁门于1945年7月5日，即他动身去波茨坦的前一天，下令规定，租借办法应“限于对日作战的用途”(115)，这显然是对这场辩论作出了否定的决定。但是总统并没有下定决心，当陆军部长于7月11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杜鲁门又动摇了。(116)
在政治方面，美国人准备会同英国和俄国派遣代表团到欧洲那些政治混乱得似乎需要进行监督的各个国家去，观察并帮助做选举的准备工作。这似乎是建立民主政府的最快和最稳妥的办法。如果俄国和英国的代表团能在这一努力中合作，那么美国人希望，在意大利、希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中选出的政府将是所有大国都可以接受的。(117)
如果认为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那么天真，以致想象这种做法大概会取悦于俄国人，那就错了。但是他们的确希望，由于俄国人经常赞许民主选举，认为它是医治政治弊端的特效药，所以他们不能心安理得地拒绝这个建议。在美国人的眼睛里，这一建议只不过是实施雅尔塔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的一个实际办法，这个宣言毕竟是斯大林仅仅5个月前所同意的。再说，选举和此后民主政府的成立，会减少或消除最近巴尔干事态所产生的刺激俄国和西方良好关系的许多因素。并且，那些使俄国在巴尔干北部占优势、使英国在意大利占优势的签订停战协定的政权也会早日结束，如果碰巧美国在这些国家里的威望得到提高，那也不是不受欢迎的。的确，这对于美国的大公无私和忠于民主的原则是一种应有的报酬。
但是，虽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愿意使美国卷入欧洲事务到这种程度，在整个美国政策后面的指导思想是能够早日撤离欧洲。尽可能迅速地成立民主政府会简化缔结和约的工作，并让美国士兵在短期内回国。同样地，限制美国对欧洲的财政援助，将减轻国内纳税人的负担，并迫使欧洲人自力更生。美国的经济专家们当然了解这个计划距离实际可行的范围有多远，除非美国愿意看到欧洲经历无数的政治动乱和经济灾难。但是美国的政客和一般外行人很明确地感觉到，随着战争的结束，应该是恢复正常状态的时候，而且越快越好。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主要是政客，他们低估了美国公众潜在的慷慨——特别是当慷慨行为有着促进国内经济繁荣的效果的时候。但在1945年，美国国外开支对国内经济可能具有的好处只是经济学家们的抽象估计：国内的匮乏是真实的，把大量的商品运到国外去仅仅换取一点政治上的收获，这种想法似乎是胡闹。
这样，美国人在波茨坦的总的目标，就是尽快地恢复正常。欧洲的困难看来与其说是国家大事，还不如说是恼人的琐事。欧洲仍然是异邦：美国人不属于那个地方。但是在合法的房客再一次接管以前，美国人有道义上的义务在那里做一些打扫房屋的工作。
英国政府发现自己被三种互有联系的重大忧虑困扰着。一是国内的经济崩溃，二是美国过于迅速地从欧洲撤退，三是俄国在欧洲和中东的继续扩张。
随着5月23日战时联合政府的解散和接下去7月5日的大选，英国国内的问题成了首要问题。由于计算军队选票需要时间，选举的结果直到7月26日才揭晓，当时波茨坦会议正开了一半。丘吉尔看到大选后政府可能有所变动，从一开始就邀请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波茨坦会议。选举结果公布后，艾德礼出任首相，丘吉尔就留在英国而艾德礼和他的新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则回到波茨坦来开完会议。
这一变动的影响有点像罗斯福死后美国政府的变动那样，虽然或许不是那么明显。艾德礼和贝文在战争期间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国内问题上，比较起来，特别是贝文对外交事务缺少经验。但是，内阁制保证了贝文和艾德礼对英国政府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至少具有一般的了解，实际上英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使所有的局外人都感到惊奇。但是英国大选和波茨坦会议恰巧同时举行，大概损害了英国在会议上的事业。据一个参加会议的美国人说，丘吉尔在会议的初期异常缺乏准备，而贝文在会议后期所显示出来的，更多的是大刀阔斧的作风，而不是对细节的精通熟悉。(118)
由于发表的资料太少，我们很难肯定地说明英国在波茨坦的目标。有两点是清楚的。英国人希望说服美国人采取一种更为慷慨的租借政策，特别在对占领军提供给养方面。第二，英国人急于想同俄国人达成一种协议，以便可以从德国东部获得粮食，从而减轻英国供应英占区内稠密的工业人口的负担。这些急务反映了欧洲战事结束后英国突然面临的困难的经济形势。
一种对国内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的敏锐感觉，显然全面地削弱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在波茨坦会议上，英国政府似乎没有提出任何很重要的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建议。丘吉尔在1944年10月间与俄国商定的关于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119)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英国也没有努力要重新肯定这笔交易。与此相反，英国和俄国领导人关于希腊、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中最近事态的互相责难成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两个大国曾在上年10月在这些国家中分摊势力。英国人在南斯拉夫失去了他们的立足点，在波兰似乎也可能会这样。英国控制了一个不安定的、穷困的希腊，似乎完全抵不上新近俄国势力和影响的扩张。只要有希望获得美国的支持，丘吉尔和贝文都不愿意让俄国人新近扩大了的野心得到满足。但是除了口头的抗议外，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英国确实提出了抗议，但这样做，只激起了斯大林的猛烈反击。
结果，波茨坦的多次会议与其说是具有谈判的性质，还不如说是具有宣传的性质。第二种后果是，俄国和英国的对立比俄国和美国的对立更容易引起冲突。英国人自然比美国人更认真地关心欧洲的事务，而且比美国人更敏锐地认识到，如果德国的经济一点不复苏，欧洲的经济复兴是不可能开始的。不说别的，煤就不得不从德国的矿井里开出来，而这意味着要为矿工提供粮食。粮食，或者必须用德国的出口商品来支付，或者必须通过与俄国人达成协议从德国东部获取。这样，英国人就比美国人更顽固地反对俄国要从德国取得赔偿的要求。在美国人中，对战败的敌人进行惩罚的思想仍然得到一些支持。
因此，美国人发现自己再一次处在中间：他们离英国人比离俄国人近得多，但只要能够调解，他们仍然可以充作调解人。当美国人发现他们的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方案使俄国人不高兴时，他们愿意把问题搁置起来而只说几句虔诚的空话了事。除了在德国外，他们觉得自己对欧洲事务不负有什么直接的责任。如果他们的建议不能使最直接有关的大国满意，那么一个诚实的中间人除了体面地退场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再则，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完全真诚地希望同俄国人保持相当友好的关系，并且能够像罗斯福经常做的那样，希望会发生什么事情来改善未来的关系。因此把有争议的问题放在一边并交给外长会议去处理，暂时似乎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所以贝尔纳斯离开会议时感到，总的看来会议是成功的。(120)
美国的态度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的欧洲方案和俄国人支持的欧洲方案互相抵触的深度掩盖起来。或许斯大林还得到鼓励，认为美国人不会试图按照他们那些唱高调的原则行事，不会干扰他的保护国的安全区。英国似乎是主要的对手，因此，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俄国的宣传和外交工作都是针对英国的。
但是从非常现实的意义来看，波茨坦会议的根本问题与其说是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美国和俄国之间的斗争。美国人来波茨坦开会，带着一个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方案。俄国人对于如何安排欧洲的未来，有他们自己的完全不同的想法。当美国的建议没有被接受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十分爽快地撤回了他们的建议。但是这种撤回不一定意味着放弃：因为美国人比英国人拥有强大得多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的政策，所以他们关于应该怎样解决欧洲问题的主张，从长远来看，比英、俄两国的代表关于彼此在欧洲小国内所采取的行动的争吵，关系要重大得多。但是，虽然这种支配着战后国际政治关系的根本对抗在波茨坦变得很明显，它却没有持续下去，也没有演成任何合乎逻辑的结论。
（二）在波茨坦的会晤(121)
虽然斯大林迟到了一天，波茨坦会议仍然取得一个良好的开端。7月17日，斯大林首次拜访了杜鲁门，并留下来共进午餐。他很肯定地说，他相信希特勒仍然活着，躲在西班牙或者阿根廷，这使美国人吃了一惊。其余的谈话只限于寒暄谈笑。在下午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建议由杜鲁门主持会议。总统立刻开始处理正事。他随即提出他的顾问们拟定的四项建议：设立一个外长会议以准备和约；提出一个盟国对德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纲领；根据雅尔塔会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采取共同行动，对意大利、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选举进行监督；放宽停战条款并接纳意大利进入联合国。丘吉尔对于杜鲁门的这种轻快活泼态度——这和罗斯福那种不拘形式的习惯形成强烈的对照——有点儿吃惊，他强调在根据杜鲁门的任何一项建议作出行动以前，有必要先进行仔细研究。斯大林已经准备好一系列他希望讨论的问题，并提出他的议事日程的提纲。他提到的项目有：德国船舶的处置，赔偿，俄国人关于托管某些前意大利殖民地的要求，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政府的外交承认，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丹吉尔的地位，叙利亚和黎巴嫩最近的事件，以及撤销在伦敦的波兰组织。丘吉尔没有提出类似的纲领，但是说他将准备一个，以后交会议讨论。全体会议对提议的外长会议作了初步讨论后，把这个问题交给三国外长作进一步审查并提出报告。于是第一次全体会议就像开场时那样轻快地结束了。(122)
在这第一次遭逢以后，杜鲁门由于看到斯大林彬彬有礼而感到放心，认为不难和这位俄国领导人达成协议。第二天的进程没有打消这种信念。外长们上午开会，一致认为设立一个外长会议是合适的。这个新机构将起草对欧亚两洲前敌国的和约。外长们商定每一条约应由曾和有关的敌国签订停战协定的国家的代表起草。当这项规定被接受以后，外长会议的组成问题也就解决了。此外又规定，法国应算做意大利停战协定的一个签字国。欧洲咨询委员会将由这个新机构所代替，但是在雅尔塔商定的由外长定期举行会议以考虑当前的问题，则不应与起草条约这项范围较为有限的工作相混淆。
同一天，7月18日下午，外长们把这一协议向全体会议汇报时，全体会议几乎没有经过讨论就接受了。这使这项计划的主要倡议者贝尔纳斯相当满意。7月20日的第四次会议上，一份明确规定外长会议的任务及其辅助组织的文件提出来并获得批准。伦敦被选定为外长会议的永久所在地，第一次会议定于1945年9月1日举行。就这样，一个媾和的机构建立起来了，至少美国人希望并相信经过几个月就可以正式缔结欧洲和约了。(123)
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注意力集中在杜鲁门的第二项建议上：确定盟国对德国的政策。为方便起见，把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区分开来，而在这次会议上只讨论了政治政策。但是把两者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在确定德国东部边界时发生的第一次重要冲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英国人不甘心让波兰领土扩张到西面的尼斯河。他们反对的理由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根据人道主义的理由，丘吉尔为一个需要赶走几百万德国人的政策感到遗憾。根据经济上的理由，他反对使德国西部地区的粮食和其他资源由于增加几百万难民而变得格外紧张。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如果没有德国东部农业区的粮食供应，靠德国资源供应英占区居民的粮食是不可能的。英国人自己缺乏粮食，只能通过向外国，大部分向美国购买，才能供应英占区的德国人粮食。但是英国已经缺少美元，俄国在德国东部的政策如果进一步使英国对美国在同美国交往中的困难的经济处境更为紧张，那在英国领导人看来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根据政治上的理由，丘吉尔认为如果波兰人取得德国的大片领土，那就为未来的战争布置了一个舞台。人们不能期望德国的民族自尊心会甘心失去那么多几世纪以来毫无争议地属于德国的领土。一项要使德国长久衰弱、无力进行任何报复的政策，也会使欧洲的一般经济和政治难以恢复，如果不是不可能恢复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当时觉得那么令人不安的俄国的军事优势，将不是暂时的而是持久的，英国就不得不生活于苏联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霸权——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的阴影之下。
斯大林当然同样清楚地认识到波兰向西扩展边界的政治含义。在丘吉尔看来是危险的，在斯大林看来正是俄国安全的一种保证。这么直接的和严重的冲突不可能立时得到解决。在杜鲁门的建议下，各方同意应以德国1937年的边界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同意这个办法并没有立即缓和已经被激起的愤怒情绪。丘吉尔抨击俄国将德国领土割让给波兰的单方面行动，这激起了斯大林的反击。他要求迅速结束波兰流亡政府。他特别要求把波兰的陆军和海军遣送回国，如果必要的话，用武力强迫遣返。丘吉尔说，他永远不会强迫波兰人违反自己的意愿回国。在一场颇为激烈的辩论以后，整个波兰问题被交给外长们处理。
会议然后简短地回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德国问题。大家同意应该在四个占领区的每一个区里建立同一形式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样达成协议后，三位政府首脑把起草对盟国占领军政治工作的详细指示的任务交给了外长们。会议于是休会。(124)
实际上，起草对盟国在德国的占领军政治指示的工作，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么艰难。欧洲咨询委员会早已在这项工作上作了长时期的努力，并且差不多在一切要点上全取得了一致意见。外长们只须在他们下属的作品上签字就成了。因此他们能够在第二天，即7月19日，带着一个文本去汇报。这个文本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只经过马马虎虎的讨论就通过了。
这种进展之所以顺利的秘密是：关于在德国的政治政策的规定，大多是消极的。占领国政府的目的阐明如下：
（1）解除德国全部武装，使之完全非军事化，铲除或控制可用以作军事生产之一切德国工业。……
（2）使德国人民确信，他们在军事上已完全失败，并且不能逃避他们自行加诸本身的责任。……
（3）消灭国社党及其附属与监督的机构，解散一切纳粹组织，并确保此等机构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复活，制止一切纳粹和军事的活动或宣传。
（4）使德国政治生活在民主基础上最终获得重新建立，并使德国最终能在国际生活中参与和平合作做好准备。(125)
的确，关于德国的宣言肯定了所有占领区实行一致的行政管理的原则，也规定了恢复地方自治。同样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以及工会和民主政党的成立都得到承认。然而这些都得服从于“维持军事安全的需要”。(126)但是这一类规定并不侵犯占领军的最高权力，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要求任何人必须实行一项共同的积极政策。像“民主”这样的字眼，可以有各种解释，“军事安全”的含义也可以引申到包括占领区司令的任何独断的行动。
但波茨坦会议还是很快便接受了这个文件，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这是盟国发觉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的最后一个问题。从7月19日直到会议将近结束时为止，会议就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的确，第三次全体会议变成了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激烈斗争。丘吉尔在会议开始时采取攻势，指控保加利亚对希腊马其顿的敌对的计划。斯大林反驳说，这不是会议议程上的问题，应该在私下讨论。
在议程上的三个项目中，只有第一项，对德国的政治指示问题，可以获得解决。关于波兰的问题再一次被搁到一旁，由外长们研究后提出报告。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在第三个项目上——德国船舶的处置问题——又爆发了一场争吵。丘吉尔希望在分配战利品时应考虑到程度不同的损失，斯大林希望不折不扣地获得1／3的战舰和商船，但是愿意等到对日战争结束后再取得商船。美国人准备在这一点上支持苏联，但是这一问题也被交给了那些已经工作繁重的外长们。
斯大林接下去就转到了西班牙问题上。他希望盟国撤销对佛朗哥的外交承认，但丘吉尔和杜鲁门都表示反对。接着，丘吉尔就铁托不容许南斯拉夫共产党和非共产党政治团体之间真诚地合作这件事责备斯大林。丘吉尔声称，这是违反雅尔塔协定的，虽然他可能更多地想到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商妥的各占50%的原则。斯大林否认曾违反雅尔塔协定，并说没有南斯拉夫代表参加会议，他不愿意讨论南斯拉夫的情况。杜鲁门出面干涉说，他不想开庭为整个欧洲申冤理枉：会议应该讨论三大国可以同意的一些问题。关于南斯拉夫的争论这才停止。丘吉尔立即又进行攻击，埋怨俄国没收了英美在罗马尼亚的石油资产。斯大林回答说，这件事应该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但他同意把这个问题交给外长们。第三次全体会议就这样散会，总共只开了50分钟。这不是一次令人鼓舞的会晤。(127)
第四次全体会议于7月20日开始时，先考虑了意大利的地位。斯大林指出，虽然他已经给予意大利和法国以外交承认，西方国家却没有相应地承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政府。这个问题也交给外长们去进行例行的审查和报告。
接下去，丘吉尔重新发动他的口头进攻，他指责俄国人阻碍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官员进入维也纳，并且耽搁了西方国家对分配给它们的奥地利占领区的占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能够抓住丘吉尔的破绽了，因为，正如他以又气恼又惊讶的口气指出的那样，部队在一两天内开始作适当的调动，还刚刚商定哩。
斗争随即转移到处置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问题上。斯大林说，他要求托管意大利在非洲的一处殖民地。这一次轮到丘吉尔摆出一副又气恼又惊讶的神气了。“我没有考虑到苏联竟会想在非洲海岸获得一大块土地，”他说，并主张这个问题应等到开和会时再讨论。杜鲁门做和事老，再一次建议把问题交给外长们去研究。(128)
第二天，7月21日，注意力转到波兰和巴尔干各国的问题上。各方面同意，波兰流亡政府的全部资产应转交给新的波兰临时政府。但是丘吉尔曾拒绝同意强迫遣返波兰部队。当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第二次提出来的时候，争论只是重走老路。对美国关于由大国派遣联合代表团监督意大利、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选举的提案，也作了简短的讨论。但斯大林巧妙地把辩论岔到关于承认的问题上去。杜鲁门说，美国不想承认在俄国控制下的地区的现有政府，直到那些地区举行了自由选举以后。丘吉尔支持总统，这样显然使斯大林恼怒起来了，他粗暴地宣称这样的态度不可能达成协议。(129)
7月22日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波兰边界的问题上继续进行了毫无结果的辩论。当斯大林提出对前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和对朝鲜的托管也应有苏联一份时，俄国对托管领土的野心多大就完全清楚了。丘吉尔于是提出俄国人对土耳其的要求的问题，以及他与罗斯福和斯大林三人在雅尔塔非正式商定的修改蒙特勒公约的问题。(130)第二天继续辩论土耳其海峡的问题。杜鲁门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于是提出了在欧洲的所有关键性的国际水道：土耳其海峡、莱茵河、多瑙河和基尔运河上建立自由和平等的通航制度的总方案。斯大林不感兴趣，并且声明俄国的地理位置需要在土耳其海峡享有特殊权利。英国人也不十分热情，因而未能作出任何决定。(131)
至此，全体会议还没有明确地讨论会议面临的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德国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德国的赔偿问题。英美两国渴望任何赔偿协定都不该把德国压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需要补助西方占领区内的德国人。它们也渴望不要把德国经济损害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引起革命、社会骚动和大规模的饥荒。另一方面，俄国人却顽固地坚持要得到他们的合法但不合理的要求。他们争辩说，罗斯福在雅尔塔曾同意由德国赔偿200亿美元，(132)如果给他们的赔款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他们就不接受。但是美国人接受了英国人在雅尔塔所提出的见解，因此两个西方国家拒绝同意任何固定的总额。他们主张根据德国剩余的主要设备的百分比分配赔款。所谓剩余设备就是在没有国外支援的条件下对于保持一种不高于欧洲平均生活水平的德国生活水平所不需要的那种设备。在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以前，关于德国经济管理原则的协议暂时搁置起来。
由于根据雅尔塔决议所设立的赔偿委员会主要负责在赔偿问题上达成协议，赔偿问题在波茨坦会议将近结束时才在会议上正式提了出来。但是赔偿委员会的成员早已到了波茨坦。由于赔偿问题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赔偿委员会的争执很容易左右整个会议的情绪。
还有另外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诸如从波斯撤军，俄国对东普鲁士的一部分领土的要求包括对哥尼斯堡城的要求，对战犯的起诉，从东欧各国驱逐德国人，希腊的“君主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以及铁托在伊斯的利亚和奥地利南部的扩张主义目的等等。这些都是已经安排在会议议程上但还未在全体会议上直接讨论的问题。
鉴于7月19日以后的讨论完全没有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取得任何进展，会议似乎面临绝境。把有争议的问题交给外长们的这种标准手法，毫无成就。因为上级之间的矛盾，外长也一筹莫展，只能转弯抹角地讲，翻来覆去地讲，一直讲到彼此都感觉厌倦。实际上有两个真正主要的问题：对德国的经济政策和俄国在巴尔干各国的政策。每一问题都有一个有关联的附属的问题：波兰西部边界的问题同德国经济的前途联系在一起，而斯大林则坚决地把英美在意大利和希腊的政策同他自己在巴尔干北部国家的行为的任何讨论联系在一起。只有设法使各方对这些主要问题看法上的冲突取得妥协，会议才有一点希望能取得即使是表面上的成功。一旦对关键性争端作出决议后，就可以指望次要的问题会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了。
7月24日和25日又开了两次全体会议，没有能打开僵局。这时，为了让英国代表回国去听取选举的结果并据以采取行动，有必要暂时停止会议的正式会议。正式会议直到7月28日晚上才恢复，但休会的时间并没有浪费。贝尔纳斯尤其忙着为棘手的问题寻找办法，以便排除困难，并推迟作出决议。杜鲁门急于想结束会议。确实，最后阶段的会议是在美国人不顾会议能否达成协议，随时准备离去的威胁下举行的。贝尔纳斯是一个在美国政客之间调和分歧的老手。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捍卫任何特殊的原则，不如说是达成协议。这样他就非常容易放弃美国原计划中雄心比较大的部分：自由通航的水道、监督下的选举、出版自由的保证，等等。但是，他固执地坚持一项原则，就是不应作出任何需要美国对德国和意大利进行援助的经济安排。会议最后能够产生一系列的口头协议，使会议至少在表面上似乎取得了成功，这大半是靠贝尔纳斯的那种像马贩子那样的坚持。
但是会议进展得很慢。7月28日，在艾德礼和他的新外交大臣贝文回到波茨坦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讨论几乎和以前一样没有结果。意大利和巴尔干各国的问题都列在议事日程上。惟一的协议是承认斯大林提出的对意大利的赔偿要求，其条件是：所要求的数量不致使意大利削弱到依赖国外的（即英美的）经济援助的程度。
第二天斯大林病了，全体会议只能推迟到他病愈后再开。外长们在这期间十分忙碌，终于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贝尔纳斯在同俄国人和英国人进行了非正式的磋商以后，草拟出三个文件。这些文件是：关于德国的赔偿、波兰的边界以及意大利、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不正常”地位。7月30日，他把这些文件提交给其他两国外长。他们整天举行会议，似乎有希望照着贝尔纳斯建议的总的方针达成协议。为了希望使事情进展得快一些，贝尔纳斯于第二天上午告诉莫洛托夫，除非俄国人愿意在下一次全体会议上接受全部三个文件，否则，美国人将于8月1日离开会议。艾德礼和贝文已经“在原则上”同意了美国的建议。(133)
在这种背景下，相持不下的局面终于在7月31日长达4小时的一次全体会议上打开了。会议一开始，贝尔纳斯就提出他的三个文件。他强调说，这些文件构成一个互相依赖的整体。关于德国的赔偿问题，他建议各大国应以拆迁它自己占领区内主要设备的办法来满足自己对赔偿的要求。此外，西方国家将把它们占领区内剩余的主要工厂的1／4交给俄国。其中一半将无偿地转交，一半则用以换取俄国占领区运交给德国西部的粮食和煤。这样，贝尔纳斯试图平衡英国对东部粮食的要求和俄国对德国全部赔偿中获得一半的要求。(134)
在这类赔偿的分配中，关键问题是决定哪些是剩余的主要设备。这一任务交给了盟国管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赔偿委员会的全面指导下进行工作。显然，这样一种程序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但是俄国人急于想立即获得赔偿。为了满足这一要求，贝尔纳斯建议“先期赔偿”应立即开始，办法是在西方占领区内指定应交给俄国人的某些工厂。这种先期交付到时候将在赔偿委员会和盟国管制委员会系统地结算出的总数中扣除。最重要的一项原则（摘录最后公报的原文）如下：
德国付出赔偿时，应保留充分的资源，以使德国人民能不依靠国外援助而生活。为实现德国的经济平衡，应规定必需的资财，以偿付经对德管制委员会批准的进口。
现有的生产品及储存物品的出口所得，首先应该用以偿付此种进口。(135)
再则，像后来规定盟国在德国的行政机构的经济原则那项声明中商定的那样，德国的生活水平不应超过（据推断，也不应远远低于）欧洲大陆的平均生活水平。
一般说来，这个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方案比较接近英美的想法，而不接近俄国的想法，但既然划区的安排使德国的大部分重工业都归了西方国家，斯大林实际上也无法从西方得到更多的东西。很清楚，美国人至少是准备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离开波茨坦的。因此斯大林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讨价还价的手段，不管他对于眼看着200亿美元的数目化为乌有感到多么不满。
贝尔纳斯的第二项建议对于恢复均势起了一些作用。关于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他愿意同意把俄国人分配给波兰人的领土暂时留给波兰人，但保留最后划分边界的权利，留待对德和约中再确定。这骗不了任何人：波兰人已经像对待波兰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那样在对待这块有关的领土，把德国居民赶出去，代之以波兰的移民。实际上，西方国家是向这个既成事实屈服。这主要是英国方面的让步，因为英国曾经极其激烈地反对俄国的这一行动。
关于意大利和俄国卫星国的地位问题，贝尔纳斯搞出了一个几乎是没有意义的方案。意大利和约的准备工作被宣布为外长会议当前的首要任务。俄国卫星国和约的准备工作则被列为外长会议的第二项紧急任务。至于斯大林那么催逼的外交承认，“在与这些国家缔结和约以前，3国政府同意在最近的将来根据当时的局势，在可能范围内，分别考虑与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问题。”(136)
当贝尔纳斯向全体会议读完他的三个建议时，斯大林最后一次试图向德国取得更多的赔偿。他要求得到1／3的德国国外资产，1／3的在西方占领区搜获的黄金，以及1／3的德国企业的股票。斯大林重新提起他在会议早些时候曾提出过的要求，即建立一个英—俄—美三国组成的行政机关来管理鲁尔的工业。
这时双方进行了活跃的讨价还价。英国人和美国人强烈抗议斯大林的新要求。当斯大林提出，作为一种代替办法，把西方无偿地移交给俄国人的德国赔偿的比例予以提高时，贝尔纳斯想出了这样的主意，他说，他愿意接受这个要求，如果斯大林也接受他向会议提出的三个建议的话。这笔交易就在这些条件下成交。俄国人现在将从西方占领区无偿地接受15%的德国剩余的主要设备，与俄国占领区交换粮食和煤的那部分设备的比例则相应地减到10%。(137)作为这笔交易的一部分，俄国人取消了他们关于在鲁尔建立三国管理机构的建议。(138)对德国国外资产的处理，留待进一步讨论，但第二天各方同意，俄国人应有权取得他们占领的一些国家里的德国财产，只有捷克斯洛伐克除外。波兰对赔偿的要求由俄国人予以满足，其他盟国的要求则由西方国家分得的份额中给予满足。最后，斯大林勉强同意接纳法国代表进入赔偿委员会——法国占领区的存在使这一步成为必要的了。(139)
此项协议达成后，危机便过去了。还需要两天的时间做好会议的结束工作和准备公报及议定书。最重要的行动是正式批准关于盟国处置德国的经济原则的声明。这一文件和它在政治方面对称的文件一样，是由欧洲咨询委员会拟就的。但是，它和那个文件不一样，使盟国有责任贯彻一些积极的政策。文件宣称，应该把德国视为一个经济单位——这一原则已经被赔偿协定直接推翻而成为几乎毫无意义的了，因为俄国人的政策比西方国家可能接受的任何政策要激烈得多。此外，文件指示盟国管理机构应对运输作必要的修复，增加煤产量，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生产，并对房屋和公用事业作紧急修复。通过这样一些规定，至少部分承认了把德国经济恢复到接近稳定的必要性。
公报也接受了由三个盟国均分德国舰艇和商船的办法，但规定在对日战争结束以前，对德国的商船暂不作分配。这是对俄国人的一个让步。不过在战犯问题上，斯大林希望在公报上提出首恶分子姓名的意见则遭到否决。相反，公报仅仅注意到当时正在伦敦进行的关于设立国际法庭的讨论，这个法庭将审判那些所犯罪行无特殊地理位置的主要战犯，公报还表示希望即将采取及时的行动。
公报同样地承认，把德国居民从东欧国家驱逐出去这一点“应予进行”。它表示希望这件事将有秩序地、合乎人道地进行，而且进一步的驱逐应暂予停止，直到盟国管制委员会能做好在德国接待难民的安排。这样的措辞是对英国的，而且在较少的程度上也是对美国的人道主义以及英美关心德国西方占领区难民问题的让步。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驱逐仍在继续，而且正是无秩序地、不合人道地在进行着。
在波兰西部边界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后，西方国家对于赞同俄国对东普鲁士部分领土的要求，包括对哥尼斯堡城的要求，没有表示什么或根本没有表示反对。哥尼斯堡城作为波罗的海地区在俄国人手中的惟一不冻港，对俄国人是重要的。(140)俄国人方面的一个相应的让步是，他们在目前战争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同意“改进”在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工作程序，他们允诺，委员会的俄国成员和其他成员应经常会商，并保证人员的行动自由和邮递自由。
俄国还作了一个让步，即答应立刻开始从德黑兰撤退，但是关于从波斯撤走全部外国军队的问题则将等到外长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时再予考虑。最后一个让步是俄国答应参加一个管理欧洲内陆航道的会议。
其他问题不可能在会议最后几天的匆忙中予以解决，有些问题因为微不足道而去掉了。针对希腊和南斯拉夫问题的责难和反责难，归入了后一类。土耳其海峡和意大利殖民地的处置这两项纠缠不清的问题属于前一类。
这样，会议慌慌忙忙地宣告结束。8月2日，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公报和议定书。这项工作完成后，疲乏的与会者就散去了。
在波茨坦作出的决议，当然并不构成欧洲事务的长期解决。但是盟国能够在最迫切的问题，即对待打败了的德国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似乎是一个相当大的成绩。
但是成绩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么大。程序上的一个显著的不正常状态——法国人被排斥在外——不久就使这么艰苦地达成的大多数决议完全无效。虽然法国有代表参加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并且在德国分配到一个占领区，但是既没有邀请法国政府参加波茨坦会议，也没有在三大国确定的对待德国的原则上取得法国的同意。法国显然不受这些协议的约束，但是法国人凭着管制委员会会员国的身份，有权否决盟国在德国的行动。如果法国人愿意承认波茨坦决议，这一点就不是很重要的，但他们不是这样。法国人比俄国人更惧怕德国的人口和工业力量，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强大邻国被瓜分，或者至少被分成几个半自治的地区。按照波茨坦公报约略描绘的方式，从柏林管理整个德国，并允许建立全国性的中央经济管制部门，这是和法国的打算背道而驰的。再则，在法国解放初期曾影响很大一部分法国人行动的受了损害的自尊心，也推动法国人向三大国挑战，并以挑战为特别的乐趣。结果，波茨坦会议对德国问题的安排所碰上的第一块礁石就是法国的不妥协态度。
忽略了法国是一个明显的大缺点。但是斯大林不愿把法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国家，或者像是平等的国家，这样就使得任何其他的方针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了。如果英美坚持要戴高乐出席波茨坦会议，那么，没有一个像波兰之类的卫星国代表同来，斯大林大概会拒绝出席会议的，可是西方又不会同意邀请他的卫星国。这就使这些大盟国发现自己的处境很为难：有法国或没有法国参加，都不能有所作为。
波茨坦会议的另一个缺点已经被强调得很够了。在整个欧洲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暂时，俄国成功地保卫了它对东欧的控制，使其不受英美可能的干涉，但是两个西方国家都不愿默默地或者毫无疑问地承认苏联人给他们的“人民民主国家”带来的新秩序。争执只是被推迟到草拟和约的时候。如果政府首脑们7月间在波茨坦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外长们9月间开会草拟和约时也就不大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这些困难当时还不是十分明显的。那些抱着战时团结的多种表现所培育的希望，并且怀着联合国宪章所激发起来的热情的人们，会把波茨坦决议看做是，用贝尔纳斯的话来说，“早日恢复欧洲稳定局面的一个基础”。(141)俄国电台和报纸对这次会议的结果表示出惯有的热情，这似乎证明俄国人和西方国家确实意见一致了。《消息报》说，“会议加强了三国政府之间的纽带，扩大了它们合作和谅解的范围……会议的结果产生了一个新的信念：三个民主大国的政府和人民同其他联合国家一起，将保证建立起公正和稳固的和平。”(142)
英美的报刊则远没有这么热情。在美国，对于公报只字不提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一事有些失望。许多记者和国会议员感到俄国在这笔交易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纽约时报》（1945年8月5日）在社论中说：“毫无疑问地接受这个纲领的经济部分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完全是改造一个大陆的物质文明。……但是已经有了一个开端。……我们可以保留对某些实际问题的判断，但是波茨坦决议的总的精神体现了美国人民的战争目的。”(143)8月6日，参议员阿瑟·H·范登堡，一个在共和党内很有影响的领袖，发表了一项声明，批评公报的含糊不清，特别是关于东欧的自由选举和出版自由。(144)会议上一些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的确凿报道表明，公报之不提土耳其和波斯，反映出了俄国和西方政策之间的难以调和的分歧。(145)
因此，当杜鲁门回到美国时，他不得不面对着多少有点冷淡的公众，即使他们还不是公开地表示怀疑。1945年8月9日，他通过无线电向全国做了报告。这时，俄国人已向日本宣战，第一颗原子弹也已经投下。波茨坦会议已经渐渐退到了幕后。但是，总统扼要地重述了会议的主要决议，为国际交往中的互让原则进行了辩护，并且乐观地肯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将不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146)
英国对波茨坦会议的反应和美国几乎一样。对盟国给予德国的经济待遇感到的怀疑和对公报没有提到的问题感到的担心，减低了对会议结果的热情。(147)当英国议会重新集会时，丘吉尔于8月16日就外交事务作了激烈的发言。在这次发言中，他并不掩饰英国和俄国政策上的许多分歧。关于波茨坦，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欺骗自己，想象胜利者第一次会议的结果没有令人失望和忧虑的地方，或者想象我们面前最严重的问题已经得到完善的解决。”他接着猛烈谴责东欧的“警察政府”，并且在提到东欧有些国家驱逐德国人的问题时，说出了一句注定要成为警语的话：“关于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稀少而谨慎的报道，已经泄漏出来，但是在当前把欧洲一分为二的铁幕后面，悲剧正在大规模地展开，这不是不可能的。”(148)当轮到贝文讲话时，他也没有藏头露尾地说或是缩小同俄国的矛盾。在谈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时，他说：“……我们从最近的事态发展中得到的印象是，一种极权主义正在被另一种极权主义所代替。这不是我们对那个被滥用了的‘民主’的理解。……”(149)不管贝文和丘吉尔对国内问题的意见有什么分歧，他们对于英国的外交政策的看法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新的一届议会还没来得及考虑外交事务，远东的急剧的、意外的戏剧性事件这时已使欧洲的麻烦相形之下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日本投降了，战事业已结束。原子战把喷起的巨大而凶恶的蘑菇云笼罩着大地。在这出戏中，波茨坦的决议起了作用。现在，我们必须考虑一下会议的军事方面和日本的突然投降了。
第四节 战胜日本
（一）战略计划
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能够对太平洋地区的下一步攻势作出决定之前，冲绳战役（1945年4月1日—6月21日）正处于最后阶段。从西南太平洋向北推进的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同横越中太平洋打过来的尼米兹海军上将的舰队会师，引起了为难的管辖权问题。美国陆军和海军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部队划归一个其他军种的司令官指挥。这个关于管辖权的争执由于不同的战略概念而变得更为激烈。海军强调封锁的重要性，有好几个月，海军战略家们主张在进行任何正面攻击之前，先在中国沿海建立基地，收紧对日本的包围圈。与此相反，美国陆军则认为尽快直捣日本帝国的心脏。在冲绳被攻下以后，这样做的时机看来已经成熟了。(150)
这个问题这时非解决不可了，因为冲绳岛即将来临的胜利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6月18日，金海军上将终于同意放弃对福摩萨和华南沿海一带的军事行动，以便直接进攻日本本土最南端的主要大岛——九州。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个计划。6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1945年11月1日为进攻九州的日期。棘手的指挥问题则通过分工的办法予以解决。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最初的登陆行动，等陆军通过海军陆战队夺取的滩头阵地登陆以后，麦克阿瑟就接过作战的指挥权。(151)
美国人估计自己手头有足够的部队可以进攻九州，用不着求助于英国和俄国。但是这场战争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日本在中国、东南亚和东印度的军队也不得不加以应付。同时，如同美国人知道的那样，英国人和俄国人对这些问题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因此波茨坦会议是很及时的。在这个会议上三个盟国可以商定有关对日作战的全面军事安排并协调行动。
波茨坦会议在商讨军事方面的问题时，对于战略不及对于行政管理和长远的政策那么关心，而会议的最重要的一面无疑是英美之间的会谈。英国参谋长们前来参加会议时带来一系列的建议，他们认为这些建议会巩固和扩大英美两国军事上的伙伴关系。在最近的将来，他们希望能按照在欧洲行之有效的那种方式改组对日作战的指挥部。他们特别希望说服美国人把太平洋指挥部变成一个盟军指挥部，隶属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而不是隶属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52)他们有两点理由。首先，从1945年3月以后，有一支英国海军部队在美国的统率下在太平洋作战，因此由一个盟军机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对这时事实上是盟国的一支联军行使最高指挥权，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其次，虽然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是在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统率之下，但是他的参谋人员是两国的，并且这时仍然是如此，虽然他手下已经几乎没有什么美国部队了。为了保持平衡和顺利合作，要求由一个单一机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指挥英美两国对日战争的战区，看来是合情合理的。
英国人急切地希望英美两国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保持军事上的伙伴关系。他们提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应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机构，因为他们显然看到，英美两国军事合作的好处不会因为战胜日本而消失。同样，英国参谋长们也极其希望说服其美国同僚不要停止对英国和法国驻德占领军的租借援助，尽管欧洲的战事已经结束。(153)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些问题不是表示反对，就是迟疑不决。他们无意放松对太平洋战事的独家控制，且对此直言不讳。他们也迟迟不愿同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继续存在。在波茨坦，美国人回避这一问题，推说讨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今后的去向为时尚早。不过他们确实同意让委员会继续活动到签署和平条约为止。(154)最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拒绝建议为英国和其他国家占领军继续提供租借物资，这对经济上已筋疲力尽的英国说来却是关系重大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是围绕着租借政策在波茨坦会议上展开了最激烈的辩论。
结果照例是互相让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保持对太平洋作战的控制，不受任何束缚，他们的战略计划也被采纳了。然而美国答应定期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磋商，并在“原则上”接受英国提供4个师的兵力参加对日本主要岛屿本州的登陆进攻。(155)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同以前一样仍然保持对东南亚司令部的控制，但是它的范围扩大到原属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一部分地方，包括东印度、马来亚、暹罗和印度支那。菲律宾和阿德米勒尔提群岛中马努斯岛上的重要海军基地，则仍归美国控制。澳大利亚成了不属于这两个战区的大后方。蒙巴顿奉命于1945年8月15日前接管他的扩大了的战区。他的下一步行动的总目标业已规定，但是详细的作战计划还有待英国人作出，其他诸如调整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荷兰、法国、澳大利亚和当地国家的各种军事和政治目标这件微妙的事情也交由英国人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军事考虑中，几乎完全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积极的因素而估计在内。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确曾对中国说了些空洞的话，在所要推行的政策中包括了给予蒋介石以一切可能的支持，(156)但是美国人终于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看法，接受了英国人长期持有的观点：他们不再相信中国人在打败日本中能起什么重要作用。即使运送物资没有困难，时间也太仓促，不可能装备和训练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在当地和华盛顿的美国指挥官们，对于建立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所会遇到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障碍看得太清楚了。因此美国人已不再把中国当做一个潜在的大国来对待。中国人现在不是一个盟友，而成为一个问题了。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不能就租借政策取得一致意见。英国不愿意放弃它在德国的占领军接受援助的权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则不同意把美国用于对日战争的资源如此移作他用。7月24日，当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晋见杜鲁门和丘吉尔，提出报告要求最后批准时，这一争执仍未获得解决。在那次会上，总统个人对于英国要求继续给予租借援助表示同情。4天以后，7月28日，总统批准了一项发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同意给予英国人所需要的东西。在对日战争结束以前，租借物资将继续提供给占领区的部队使用。(157)
同俄国人的军事谈判比较简短。在波茨坦只举行了一次三方会议，由俄国、美国和英国的参谋长们各自陈述他们打算对日本采取的作战行动。俄国人说，8月下半月他们将能做好准备进攻满洲日军。俄国的高级代表安东诺夫将军说，确切的日期取决于当时正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外长和苏联政府的谈判是否获得圆满的结果。(158)
会议结束时，海军上将李海递交给安东诺夫将军一系列关于改善俄美两国军事合作的建议。这些建议是：美国人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两个气象站，划定美国和俄国海空军的活动范围，在远东美俄两国的司令部之间建立直接联络，以及对损伤的飞机船只相互提供海空基地的使用权。美国和俄国军事当局安排好在7月2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一些次要的更动外，俄国人接受了美国的所有建议。(159)
同俄国人的军事会谈一般只限于交换情报。惟一引起战略性争论的问题是安东诺夫要求美国采取行动，打开并保障日本以北的海路。金海军上将说，这一点要等九州攻占之后才能进行。这段时间里，红军只得依靠早先贮存在远东的给养来维持。(160)
在波茨坦作出的各项决定的最终结果是，把对日作战的联盟性质缩小到了一个相当小的比例上。美国人坚持在处理协调作战的各种事情时直接同俄国人打交道，而不要英国人参加。在他们同英国人就东南亚事务打交道时也同样不要俄国人参加。美国的战区处于这两国的战区之间，这个地理事实使得这种作战方式成为可能，但是俄国人和英国人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美国的供应，这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能在波茨坦那样维护其权力的更重要的原因。
事实上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国、美国和英国在对付日本所作的努力上已经变成三个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的军事行动。当然这些军事行动是事前共同商量过的，而恰巧又是针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但是各国的政治目的和所采用的军事手段是根本上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的。不同的人物个性和地理位置都促成了这种结果，但是政治上的互不信任却几乎同样重要。美国人小心翼翼，生怕变成英国、法国和荷兰殖民主义的爪牙，英国人则感到美国人的聪明才智至少说也是有限得很，并且不赞成美国对于殖民地问题所采取的那种鲁莽的态度，而俄国人则想牺牲中国和日本，求得政治上和经济上有限度的但是明确的利益。由于这些因素，就既不能产生相互的信任，也不能制定共同的政策来支持和巩固盟国在远东的军事合作。
到波茨坦会议召开时，迫使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这一消极的政治目标已经失去它当初的诱惑力。意大利和德国的经验说明无条件投降实际上毫无意义，如果对日本提出一些严厉但是明确的条款，看来是可能有效地摧毁他们打到底的决心的。当杜鲁门来到波茨坦时，他随身带来了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拟定的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要求日本投降可能的条件。杜鲁门把它给丘吉尔看了，他们两人又征求了部属的意见，对史汀生的措辞稍微作了些修改，然后同意将这一宣言公开发表。(161)然而出于礼节，又把这个文本送请蒋介石同意，等他表示赞成后，宣言就在1945年7月26日发表了。他们事先没有同斯大林磋商，俄国对这个既成事实非常恼怒。(162)
这份不久以后通称波茨坦宣言的文件，要求日本人向即将整装列阵进攻他们的优势大军投降。“无条件投降”这句话又重述了一遍，但同时又提出了一系列条件，使这句话变得毫无意义。铲除“那些欺骗和诱使日本人民走上征服世界途径的权势和影响”；由盟军占领日本领土上一些没有明确指出的地点，直到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发动战争的势力清除为止；根据1943年开罗宣言割让日本的边远领土；惩治战犯——根据这些条件才能进行无条件投降。另一方面，宣言允诺：日本士兵在放下武器后能安然返回家乡；“日本将被允许保留维持本国经济和用实物交付公正的赔偿所需的工业”；并且一旦“日本人民根据他们自由表达的愿望”建立起一个“爱好和平的负责的政府”以后，盟军就结束对日本的占领。(163)
这些条件比起向德国提出的任何一个条件来，吸引力都大得多，但是对所有爱国的日本人说来，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却没有解决：天皇今后的地位究竟怎样？他是战犯吗？还是继续让他留着作为日本政府名义上的首脑？盟国占领军和日本当局的关系这个更大的问题也未加说明。让日本政府继续存在？还是像在德国刚刚做过的那样，由盟军直接加以控制？这些问题没有说清楚，表明美国（或许也包括英国）的决策人还胸无成竹。按照德国的方式建立一个军政府的计划早已在着手制定，但是波茨坦宣言的发表又意味着愿意同日本政府打交道并通过日本政府来处理事务。
而且，盟国有充分的理由设想日本眼看就要投降了。斯大林于7月28日在波茨坦会议上报告说，他两次收到日本政府的请求，要他在日本和英美之间就结束战争的问题进行斡旋。当斯大林把这一情况告诉他的同事时，他已经拒绝了日本的请求。杜鲁门和艾德礼都没有对斯大林这一行动的英明提出异议。(164)然而，日本的几次和平试探显然表明了日本统治者中间日益增加的绝望。
第二张王牌这时刚落到美国人的手中。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马戈尔多进行的一次试验性原子爆炸证明完全成功。正在波茨坦的杜鲁门接到这一报告后，立刻同丘吉尔商量决定是否要使用这个新式武器。(165)他们决定这样干，并且决定给日本一个最后的庄严的警告——波茨坦宣言——后再动手。
英美两国的军事战略家一定早已估计到这种可怕的新式武器对于日本已经动摇的军心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的确，在这些战略家中间已经滋长了一种想法，希望早日结束对日战争。(166)但是当他们听说日本兵在太平洋岛屿和在缅甸如何拼死地顽强作战时，他们也就不那么希望了。冲绳的日本人没有丝毫士气低落的迹象，而且日本的主力还在待命参战。想到这些情况，再想到他们当初错估了德国的抵抗力，以及单凭轰炸不能使德国陷入绝境等等，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是正式把日本崩溃的日期定在1946年11月15日，即欧洲胜利日一年半之后。(167)英美的军事领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希望，他们在上述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计划，结果就在他们在波茨坦结束磋商后仅仅3个星期之后，日本人竟然谈判投降，这一下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二）日本投降
波茨坦会议闭幕后的那些日子里，事态惊人迅速地向前发展。7月29日，日本电台广播了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宣言将置之不理的消息。但是事态不久就使他们改变了语调。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落在广岛。3天以后，第二颗又落在长崎。美国实力和美国人冷酷无情的这种新显示，使日本人同时也的确使全世界的人胆战心惊。日本政府急忙利用瑞士的外交机构重新努力进行谈判。1945年8月10日凌晨，美国接到情报说，日本政府现在准备接受波茨坦宣言提出的条件，“由于理解到该宣言不包括足以损害天皇作为君主的特权的任何要求”。(168)
这就要求对日本天皇今后的地位迅速作出决定——这个问题使美国官员发生了深刻的分歧。但是在尚未收到这个新的和平试探之前，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大大改变了势力的均衡。8月8日，莫洛托夫通知驻莫斯科的日本大使，苏联根据其盟国向它提出的建议，(169)将从8月9日起对日宣战。斯大林惟恐在他还来不及拿到雅尔塔会议上允许给他的那些得来不费力的报酬，日本就投降了。促使俄国人赶快采取这一行动的几乎肯定是出于这种担心。在波茨坦，俄国人曾经说过，他们要到8月下半月才能做好进攻日本的准备，而且还明说过他们是否介入满洲将以当时正在同中国人谈判的条约获得圆满结果为前提。虽然条约直到8月14日才签订，但红军却并没有等待。8月9日，它向满洲进军，从日本方面遇到了轻微的抵抗。(170)
美国人一收到日本方面提出的如果天皇的特权能予保留便接受波茨坦条件的电报后，立即着手草拟答复。第二天（8月11日），美国各有关方面就下列文字取得一致意见：
从投降的时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应置于盟军最高司令部管制之下，盟军最高司令将采取他认为合适的步骤以贯彻投降条款。
将要求天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与日本帝国大本营签署必要的投降条款，以实现波茨坦宣言之规定，并向日本所有陆海空军当局以及不论何处在它们控制之下的所有军队发布命令，停止作战行动并缴械投降，同时还须发布最高司令为实施投降条款而可能要求发布的其他此类命令。……
将根据波茨坦宣言，按照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确定日本的最终政体。(171)
在这个答复送出之前，必须迅速同主要盟国进行磋商，以取得它们对美国的复电的赞同。随后这个答复在8月11日通过瑞士人及时发出了。(172)
8月11日的电报虽然没有对日本提出的保证天皇权力的要求作出直接的答复，但是它确已越出了波茨坦宣言的范围。日本政府和作为政府首脑的天皇短期内可以继续存在。这一点，已经因为说到他们的权力应置于盟军最高司令的管制之下而获得默认。最后一段电文又为帝国机构的永久存在明显地留下了后路，因为任何日本人都不会怀疑，“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将会在任何一种改造过的政府里为天皇的存在留下余地。要是这些问题早些得到了澄清，战争也许能结束得更快一些。
事实上美国人焦急地等待着日本的答复。8月14日，答复还是通过瑞士人传来了。日本人照抄美国答复中的迂回文章，也不是直接、明白和无条件地表示投降。他们的电报如下：
天皇陛下已颁发诏书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规定。
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和保证他的政府和帝国大本营签署必要的条款，实现波茨坦宣言的规定。天皇陛下也准备向日本所有的陆海空军当局以及不论何处在它们控制之下的所有部队发布命令，停止作战行动并缴械投降，同时还准备发布盟军最高司令为实施上述条款而可能要求发布的命令。(173)
8月14日下午4时后不久，这个电报送到了华盛顿。贝尔纳斯立刻安排好伦敦、莫斯科和重庆的同事举行一次四方电传打字会议——这是电信事业立下的一次丰功伟绩。他把日本答复的文本传了出去，并且说美国政府认为这已经等于完全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其他三方不十分满意并开始提出异议。然而，贝尔纳斯压住刚刚开始的争论，宣布杜鲁门将在90分钟后广播这个消息，表示美国接受日本最近的来电，认为它等于无条件投降。他请其他的政府也照这样做，然后就关断了电路。(174)
于是在8月14日华盛顿时间下午7时，杜鲁门总统宣读了日本的电报并向激动的美国公众宣布：
我认为这一答复完全接受了规定要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这一答复并没有作任何保留。
现在正在作出安排，以便尽早正式签署投降条款。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已被任命为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军最高司令。英国、俄国和中国也将派高级军官出席受降。
与此同时，已经命令盟国的武装部队停止进攻。(175)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行动就此结束，比英美计划中预定的胜利日期提前了14个月，而且是在与官方计划所设想的远远不同的情况下结束的。
日本的军事和行政机构大部分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日本的经济虽然受到轰炸和封锁的严重破坏，但是仍能发挥作用。这些事实大大有助于执行占领日本和瓦解日本帝国的任务，不过也带来了一些相应的问题。数百万人需要解除武装遣送还乡。如果要使日本社会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就必须有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这种变革至少在开头必须通过日本现有的权力机构来实行。由于未遭彻底溃败和蹂躏便谈判投降，日本的处境要比被击败的德国好得多，在德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结构已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并且大半被摧毁了。
再从另一方面看，日本也比德国幸运。美国在太平洋的优势已大到足以使美国人对日本进行相当于独占的控制。只有美国有力量立即派出占领军去占领日本各岛，而且美国政府的心情也正是不愿意鼓励其他盟国在同等的基础上来分担占领的任务。所以日本就没有被分割成几个占领区。
日本的共荣圈事实上已分裂成四大部分。在南方，英国接过了缅甸、马来亚和东印度那一大堆复杂的问题。在北方，俄国接收了满洲、萨哈林岛的南部和千岛群岛。在中央区，美国控制了日本本土和太平洋中的那些小岛。第四个大区——中国——仍然是一片混乱。中国人无法为自己组织起一个稳定的政权，结果形成了部分权力真空的状态，不久就把几个大国吸入了一场旋风的中心。中国在远东起了德国在欧洲所起的作用，成了大国角逐的主要场所。幸好有一些缓冲地带处于因日本共荣圈瓦解而形成的这几个大集团之间。暹罗和印度支那成了英国区和中国大漩涡之间的过渡地带。朝鲜根据盟军最高司令部第一批决议沿着三八线分成俄国占领区和美国占领区。日本失败后的头几个月里，在共产党手里的华北几省也成了俄国和国民党区域之间的类似的缓冲地带。
对日战争意外迅速地结束，使得波茨坦会议精心准备的计划陷入混乱。实际上，美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为了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标，都在各行其是，盟国的共同战线便迅速被削弱了。原来在太平洋地区美国统率下作战的英国舰队，于1945年8月30日派遣了一个分队去香港，重申英国对这块殖民地的主权。这一行动没有征得美国的同意，实际上是在美国的明确的反对之下干的。同时，美国也在大力准备占领和控制日本，很少或者根本就不理睬英国的愿望。同样地，俄国人在满洲也是独断独行。
迫切的问题是安排日本正式投降并建立管制日本政府的盟国权力，但由于距离太远，交通不够完善，盟国之间政策上有分歧，美国陆海军之间闹不和，以及日本人在与他们的征服者面对面相处时，到底会如何行事也还令人捉摸不定，因而使这个问题复杂化了。麦克阿瑟将军于8月14日被任命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是在英国、俄国和中国同意了美国提出的这一人选之后。(176)但是当杜鲁门宣布日本投降时，还没有提到麦克阿瑟将军的权限问题以及他与各盟国政府的关系问题。(177)同样，也没有对他如何处理日本事务拟定任何指示。
美国政府设法立即来解决这些问题。8月21日，国务院递送了一份建议给英国、俄国和中国政府，主张成立一个远东咨询委员会。这个机构包括同日本直接作战的10个国家的代表，将提出有关处理日本事务的意见，委员会将从它的所在地华盛顿进行远距离的指导。该委员会将不拥有任何正式权力。这一建议显然旨在把其他盟国参与管制日本事务的愿望搪塞过去，而一切实际权力则将掌握在麦克阿瑟将军和美国政府的手里。(178)
俄国和中国立即接受了美国的建议，但是英国表示反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支持英国的要求，主张成立一个盟国机构，对盟军最高统帅的政策拥有比接受咨询更大的权力。(179)然而美国人不愿意分享权力。面对着美国人的固执和英国人的反对，什么办法也没有。结果，麦克阿瑟将军就干了起来，没有一个盟国的政治权力机构来对他提供意见或进行监督。
与此同时，一个由美国政府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正忙于为麦克阿瑟的占领工作制定一份指令。这个委员会在8月29日完成了它的工作后，没有经总统正式批准（9月6日才正式批准的），就赶在日本投降的最后仪式举行前，便把这份指令发到了麦克阿瑟的司令部。
这份文件重申了波茨坦宣言中最初提出的占领政策的最终目标：非军事化和实现民主。关于其他盟国参加占领的问题，文件说：
占领在实质上将代表那些为了对日作战的联合国家的共同利益而尽责任的主要盟国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为此，将欢迎并期待其他在对日作战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国家派遣部队来参加占领。占领军概归美国指派的最高统帅统率。
尽管将作出一切努力，通过协商和建立适当的咨询机构，以制定使各主要盟国满意的有关占领日本和管制日本的政策，但万一盟国之间发生分歧，美国的政策将起支配作用。(180)
关于日本现行的政府，作了如下的规定：
……最高统帅将通过日本政府的大小机构，包括天皇在内，行使其权力直至令人满意地推进美国目标为止。日本政府将被允许……行使正常的政府权力处理国内的行政事务。……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利用而不是支持日本现有的政体。
责成麦克阿瑟执行的经济政策是宽大的。非军事化并不要求拆除轻易便可转为民用的工厂；将由日本负担占领费用，但以“不致引起饥馑、疾病的蔓延和造成尖锐的物质困苦为限”；赔偿也只限于没收日本在海外的财产并且限于“拿走那些为日本和平经济所不需要的物资和现存的主要装备及设施”。(181)
当这些政策性的要点尚在讨论时，围绕着受降仪式产生了一些较小的但却是棘手的问题。在太平洋战争中起了主要作用的美国海军对麦克阿瑟接受日本投降愤愤不平。后来，决定在美国战舰“米苏里”号上举行受降仪式，并授权尼米兹海军上将代表美国在投降文件上签字，而麦克阿瑟则作为盟军最高统帅签字，这样海军的自尊心总算得到了安慰。(182)
俄美关系由于一系列的误会和互相猜疑而受到干扰，其中许多是由于从马尼拉发到莫斯科的电报传送的延误和障碍所引起的，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当时设在马尼拉。例如美国人获得一份假报告说，俄国军队正在日本北端的大岛北海道登陆，因此提出了抗议。(183)同样地，俄国人也担心美国人正在设法拒绝把千岛群岛划给他们，又怀疑美国人会不把苏联代表及时送到马尼拉参加受降仪式。(184)
由于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波折，又由于需要集结和运送占领军，最后再加上一场台风，使日本的正式投降延迟到9月2日。那天，先由一支盟国舰队停泊在东京湾，美国部队和少数英国海军陆战队一起在东京郊外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桥头堡，在当地时间上午9时零8分，签署了受降文件。它采取的形式是由美国、英国、俄国和中国“代表其他对日作战的联合国家”接受天皇的一份无条件投降的声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法国和荷兰的代表也出席签字。
同时，日本帝国大本营发布了一道通令，规定了日本武装部队各单位所应遵循的投降程序，当时这些单位分散各处，从东印度到千岛群岛，从缅甸到中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划分了5个区。在中国（不包括满洲）、福摩萨和16度线以北的印度支那的日军奉命向中国人投降。满洲、38度线以北的朝鲜、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上的日军奉命向俄国人投降。缅甸、泰国、16度线以南的印度支那、东印度、马来亚、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日军则奉命向东南亚盟军总司令或向澳大利亚人投降——具体再由两者另行安排。其他太平洋岛屿上的日军向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投降；日本本土、菲律宾群岛和38度线以南的朝鲜的日军向美国陆军投降。(185)
麦克阿瑟打算把解除武装和日本士兵的遣运工作办得井井有条，并设法防止在东京湾全面受降之前发生任何就地受降的事情。(186)中国人和英国人遵从了他的计划。结果，直到9月12日，蒙巴顿才在新加坡接受了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管辖区内日军的正式投降。在中国的日军也同样到9月9日才在南京向蒋介石的代表投降。(187)
然而，俄国人并没有受麦克阿瑟的命令和指示的约束。俄国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于8月21日便接受了满洲关东军的投降。两天以后，斯大林便宣布该地区已被完全占领。红军的长驱直入到此为止，它并没有进入中国本土，(188)把那里的日军留给别人去解决。当然，红军的确也进占了朝鲜的北半部。
这样，到1945年9月中旬，对日本共荣圈的瓜分实际上已经完成，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命令和协定而得到正式的确认。但是日本对这些地区的占领所留下的痕迹，以及由日本的榜样与宣传激发起来的反对欧洲人统治的大亚洲主义痕迹，仅用军事方法是磨灭不掉的。除了在日本本土外，政治上的动乱、冲突和不稳定从一开始就威胁着要推翻远东这种由日本帝国大本营的最后通令所建立起来的法律与军事局面。
（三）盟国在远东的困难
日本投降进行得有条不紊，并没有防止大国之间在远东事务上迅速出现困难。战争期间，在亚洲和东印度兴起了一些当地的民族主义和革命的组织，它们都很强大，足以使政治局势不能单纯地再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必须作出调整，但到底如何调整，大国之间莫衷一是。而且，俄国和英国都不喜欢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同时所有三大国，特别是俄国和美国，发现它们在中国的利益和政策是互相抵触的。
然而，总的说来，盟国在远东遇到的困难并不像在解决欧洲事务时所遇到的那么大。根据受降的安排，势力范围划分得很明确，每个大国能在自己的范围内推行它的政策，只不过偶尔受到外界的抗议而已。直到1947年，按照远东的投降方式建立起来的势力范围才由于共产党权力在中国的扩展而遭到严重的破坏——这个过程到1949年才告结束。因此，只须极其简略地概述一下日本投降后随即在远东出现的政治问题，就足以说明和这段历史有关的一切了。
就日本本土而言，最初出现的问题之一是，俄国、中国和英国是否需要派出占领军参加。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是同如何对麦克阿瑟将军进行政治监督的争执联系在一起的。1945年9月，当贝尔纳斯抵达伦敦参加外长会议的首次会议时，他同贝文谈起了远东咨询委员会的事情。贝尔纳斯同意在拟议中的委员会里给印度一个席位，并同意该委员会可以在华盛顿，也可以在东京举行会议，从而争取到英国的赞同，根据美国最初于8月21日提出的方针建立起一个咨询委员会。
这一显而易见的成功结果竟成泡影，莫洛托夫虽然当初同意美国的建议，这时却又拒绝接受，并对麦克阿瑟在日本的行动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他要求设立一个具有实权的盟国委员会，并且对俄国代表在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里受到忽视的做法提出抗议。结果，当远东咨询委员会于1945年10月30日在华盛顿首次开会时，没有俄国人参加，会议只得立即休会，看看是否能设法劝说一位俄国人来共同商讨。不仅俄国，就连英国和澳大利亚——且不说有代表参加的其他国家——对于在日本事务中只起咨询作用都深为不满。(189)因此，美国政府最后决定必须作出一些让步才行。于是起草了一项新的建议，由贝尔纳斯于1945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上提了出来。(190)
1945年秋天，美国人要求英国、中国和俄国派出军队共同分担对日本的占领任务。美国军队的复员计划使它难以在没有这种帮助的情况下维持足够的兵力。但是同时，美国人又不想把日本按照德国的方式分成各个占领区，因为这种方式已经暴露出有许多严重的缺陷。这就产生了一个障碍：早在1945年10月30日，俄国就已经拒绝派红军部队到日本去，如果这意味着承认麦克阿瑟对俄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的话。这一拒绝使得美国人不知道同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部队分担占领任务是否明智。俄国人早就非常怀疑，以为英美两国正在联合起来对付他们，这样一来是否又会使俄国人觉得他们的怀疑很有道理。(191)
然而，澳大利亚人却特别渴望分担对日本的占领，想借此使他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功绩臻于圆满。英国的政策是鼓励英联邦内部对太平洋地区的防务安排得到发展，这场大战表明，在这个地区单靠皇家海军的实力已是很不够了。结果，经过3个月的谈判，美国和澳大利亚于1946年1月30日签署了一项协定。它规定派遣一个由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属印度部队组成的军团连同海军和空军部队一起到日本去，并由一位澳大利亚将军指挥，而他则隶属于麦克阿瑟的领导之下。把日本的一个县划归英联邦部队驻防，但军政府则仍由美国人掌握。在同天发表的一项公开声明中，美国政府宣称：
英联邦部队参加占领日本是符合总统在［1945年］9月22日发表的政策的，该项政策声明“欢迎并期待其他在对日战争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国家派遣部队来参加占领”。
根据该项声明，也向中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府发出邀请，请它们派遣部队参加占领。中国政府已经通知本政府，它虽然愿意提供一支部队，但目前尚不能做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没有接受这项参加占领的邀请。(192)
结果显然是，从军事上说，麦克阿瑟和美国人保持了他们对日本的有效的独占。
日本投降时的中国局势显然由于1945年8月14日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得到稳定。这项条约的谈判从7月1日宋子文专程来到莫斯科时便开始了。(193)宋是在美国和俄国的压力下来的：这两个大国都渴望在红军进攻日本之前取得中国对于雅尔塔协定中有关给予俄国在满洲的特权和让步的承认。宋对待谈判的态度很倔强，他对俄国的企图既感到恐惧，又不信任。(194)
结果是，关于俄国在满洲未来权利的明确规定经过长久争议都不能解决。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波茨坦会议之行打断了这场讨价还价的争执。在波茨坦会议上（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美国又尽力支持宋子文，坚持不给俄国人比雅尔塔协定条文所答应的更多的东西。(195)但是俄国有两项有利条件：它拥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它还可以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结果，在大多数争端上，宋都不得不作出让步。
条约本身只不过规定了在对日战争中和战后实行军事和经济合作。在两国政府“关于友好同盟条约”所交换的一系列照会中，以及在规定大连、旅顺和满洲铁路的新地位和在红军占领满洲期间中俄两国当局在满洲的关系的一系列补充协定中，才有实质性的东西。在这些文件中，俄国人明确承认中国对满洲的全部主权，放弃一切干涉新疆的企图，并同意给予中国以道义的支持和军用物资及其他物质资源的援助。此外，俄国人保证这些支持和援助只给予中华民国政府，从而明确表示它丢开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同意如外蒙古居民通过公民投票表示要求独立，即承认该地区独立。中国进一步同意把大连建为国际自由港，并将港口设施的一半交给俄国控制，容许俄国共同使用辽东半岛（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大连市不包括在这个基地以内），并与俄国人共同经营满洲的全部铁路。
名义上，这些协定规定，在设立的各种管理机构和委员会中，中俄两国地位平等，并且使中国人单独享有民政方面的管理权，但另有一些条文明确规定哪一个国家实际上占有主要地位。这样，中国就把旅顺港海军基地的防务托付给了俄国政府，俄国人保有在基地内的任何地方随意驻扎任何数目的人员的权利。鉴于这一海军基地从半岛顶端到底部长达50余英里，它足以容纳整整一军人。(196)中国人和俄国人彼此都很明白，由于签订了这些协定，俄国在整个满洲将享有军事上的优势，并且通过对铁路的控制，也就能控制这个地区的全部经济生活。
然而，从中华民国政府的观点看，这并不是一笔赔钱的买卖。俄国人明确答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看来如果他们说话算数，蒋介石的军队很可能就会迅速在整个中国本土行使权力。即使蒋实际上失去了满洲，他却似乎赢得了中国。难怪蒋对美国大使说，他“总的说来对这个条约是满意的”。(197)
美国人最初对这笔已经成交的买卖也相当满意。杜鲁门在波茨坦特别坚持的一点——大连应成为对各国船只开放的自由港——已确实可靠地写进了协定，而且中国人也避开了俄国人原来提出的一部分要求。(198)然而不久，俄国人在满洲活动情况的令人不安的报道，就传到了美国当局的耳里。在1945年8月的最后一周里，俄国人开始从满洲的工厂里劫走了机器和其他物资，把它们运往西伯利亚。俄国人自称这是完全合法的：他们只是拿走了战利品而已，难道这些工厂不是日本军事力量中的一个主要成分吗？而美国人则反对如此不精确地解释战利品的含义，他们宣称日本在东北资产的处置应通过共同协商予以解决。(199)第二个问题产生于战俘的处理。波茨坦宣言曾允诺日本士兵一旦解除武装，立即遣送回乡。但俄国人却拒绝遣返他们俘获的日本人，把他们在西伯利亚当做强制劳工使用。
然而，在中国本土，中苏协定的直接效果看来是符合中美两国政府的期望的。从1944年5月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之间断断续续的谈判(200)又重新开始。共产党在以前的若干争端上作出了让步，到1945年10月11日敌对双方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看来似已达成一项牢固的协定。此后，局势起了急剧的变化。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部队公开互相威胁，谈判再次陷入了僵局。
这一变化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首先，美国给国民党军队提供了规模非常可观的援助。这一援助采取的形式是通过空运和海运把中国军队送到以前的日本占领区。(201)美国人把这个行动看做遣返日本士兵过程的一部分。若要避免无政府状态，总得由某个手头拥有军队的当局来从日本人手里接管权力。但是人人都明白，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是在帮助国民党对付他们的敌手共产党。并且，自然而然地，国民党由于越来越相信美国人的支持，就越来越不愿意同共产党妥协。从数量上讲，国民党对中国红军具有大约五比一的军事优势。他们在美国人的帮助下，能在1945年年底占领中国本土所有重要的人口中心。(202)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后，蒋并不感到还需要作什么让步了。
改变中国情况的另一个因素是俄国暗地里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援助。早在1945年9月10日，美国政府就开始收到报告，说俄国的司令员把共产党部队放进了满洲，并帮助他们接管当地的行政权(203)（大战期间，共产党在满洲并没有进行过任何大规模的战斗）。同样地，中国共产党越是感到俄国肯定会支持他们，即使规模较小，他们也就同样地越是不想同国民党妥协。如果要避免内战和俄国同美国对华政策的公开冲突，显然必须作出迅速而果断的努力。
为了做好准备以进行各种努力，杜鲁门说服了新近刚辞职的战时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去承担一项特殊使命。他的任命是1945年11月27日宣布的。(204)不久以后，贝尔纳斯谋求于12月在莫斯科同俄国人达成一项协议来处理中国问题。(205)我们在下文中还要谈到这些情况。
日本投降后蒙巴顿海军上将在东南亚面临的政治形势比中国还要混乱。日本人曾在欧洲国家以前的殖民地建立了一些傀儡政府。这些政府在失去日本的支持后，不一定都已垮台。此外，战争期间成立了许多游击队，有的受共产党领导，有的具有反日的民族主义纲领。地方、部落、民族和个人之间的相互竞争，搞乱和削弱了这场反对欧洲人统治的亚洲人起义。但是这些不满于现状的集团手里拥有武器，并且组织严密，能够把他们的不满导向政治途径。这些事实给指定在马来亚、印度支那南部和东印度接受日本投降的英国司令造成了一个非常棘手和困难的问题。
而且，欧洲人之间也是彼此不和的。法国和荷兰要求恢复战前它们分别对印度支那和东印度的控制，即使它们自己没有军队可以用来强制推行一些比英国愿意支持的更为激烈的政策，它们也极不愿意委托英国人来保护它们的帝国利益。
最后，印度的前途也是蒙巴顿背后的一个大问题。他统率的部队大多数是印度人，他们中有些人对于爪哇和缅甸这些地区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独立运动是不无同情的。1945年8月15日，在新议会开幕时英王发表的演说中，他指示工党政府要竭尽全力，与印度舆论界的领袖配合，促使印度的完全自治早日实现。(206)同样地，1945年5月17日的一份白皮书提到缅甸时宣称：“英王陛下政府的最终目的是，缅甸人民的代表在各党派和各阶层之间达成足够的协议之后，应制定出一部他们认为最适合缅甸的宪法……”(207)
英国政府既然对印度和缅甸承担下了这样的义务，就理所当然地不能支持荷兰要求在东印度推行的那种较为苛刻的政策——要贯彻这种政策非使用相当规模的武力不可。相反，英国一向坚持设法避免使用武力，并设法找到一种基础来进行政治改组，以满足当地人民较为温和的民族主义的志向，同时又能保留一些欧洲的影响。在英国自己的领地上，这个政策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是在东印度，不久就发生了暴力行动。
纵观大国在整个远东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出，在日本刚投降后的几个月里，发生了急剧的重新改组。在战争年代里，美国经常指责英国的帝国主义；英国那方面开始时则主要指责美国独自执掌日本的大权，而俄美之间在中国问题上的关系由于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条约，看来已取得了圆满的协调，俄国人似乎同意把日本划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然而在几星期内，美国人就更换了伙伴。美国当局面临东南亚“独立”问题所引起的复杂局势和困难，看出明智的办法是慢中求快，它发现英国的政策和美国的政策原是殊途同归，没有什么值得争吵的大问题。同样地，同英国（特别是澳大利亚）官员在有关日本的管理问题上达成协定已证明是可行的。同时，事态的发展也迫使美国人同意了英国当权者从战争开始时就持有的把中国力量估计较低的观点。
另一方面，美俄两国之间的争吵增多了。到1945年年底之前，这两个大国由于中国这块弱肉而发生一场公开的正面冲突的危险性，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令人痛心。俄国人马上就扮演起美国人刚刚不干的角色，成为对亚洲殖民帝国主义的主要批评者。
这种明显的外交变动只有一部分是在远东事态的刺激下发生的。欧洲事务总的说来更为重要、更为迫切。因此，主要由于欧洲的事态才使得几个大国之间相互对立——这种对立又在中国和远东引起了全面的巨大的反响。
(1) 一支英国航空母舰的特种舰队于1945年3月中旬到达太平洋，参加了3月26日开始的冲绳岛附近的战斗。尽管华盛顿的金海军上将持不合作态度〔见上文，原著第486页和注③（即本书第613页注③。——译者）〕，太平洋的美国海军当局还是欢迎这支英国舰队来加强他们的实力，并帮助供应舰队的需要（参阅坎宁安：《一个水兵的漂流记》，第635—640页）。
(2) 见上文，原著第461页。
(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846—847页。这项条约为期5年。除非缔约国一方在条约满期前一年通知废除，否则就自动延期5年。因此，从理论上讲，即使在宣告条约废除以后，苏联根据法律于1946年4月以前还是不能向日本宣战。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试图为他的违反条约义务制造法律根据〔见下文，原著第637页注①（即本书第802页注①。——译者）〕。顺便一提的是，英、美的发言人全不认为这件违约的事是个问题，这明显地说明了人们头脑中的偏见。在这一事例中，像在其他事例中一样，民族利益完全掩盖了对国际法、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和道德原则的考虑。不仅斯大林是如此，就连邀请和催促他参加对日作战的英美当局也是如此。
(4)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404—406页。
(5) 据卡利诺夫（《苏联元帅的演讲集》，第160—161页）说，这一决定是在朱可夫元帅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以后才定下的。朱可夫元帅希望在2月中旬向柏林推进，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极力主张更谨慎些，要求首先攻占奥得河东岸的全部地区。根据同一来源，斯大林的决定是按照通过欧洲咨询委员会达成的分割德国为几个占领区的协议（见上文，原著第481页）作出的。这个分割保证了俄国在柏林周围地区的优势。看看朱可夫和索科洛夫斯基之争和西方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之争多么相似，是很有趣的。以莱茵河代替奥得河，争论之点几乎完全一样，而这一政治动机——想首先打下德国首都——对朱可夫和蒙哥马利都起了作用。
(6) 亚历山大于1944年12月12日接替威尔逊，继任地中海地区盟军总司令。
(7) 关于拟议中的会议的报道是从伯尔尼发到伦敦和华盛顿的。
(8) 很可能某些德国人员曾和英美人员在瑞士商讨了单方面投降的问题，而有关这方面的报告传到了斯大林那里。但是无论从负责的盟军司令官的证词或是从他们的行动来看，俄国的担心似乎是毫无根据的。
(9) 李海：《我在现场》，第391页；关于全部事件的记载，参阅同上书，第386—393页。
(10) 同上书，第392页。
(11) 见上文，原著第543页。
(12) 我们必须记住的是，俄国强渡奥得河的进攻还没有开始。红军距德国首都仍然和1月份那时一样远。
(13) 民族的情绪也渗入了这场争执，因为丘吉尔的计划要求加强蒙哥马利的集团军群，而艾森豪威尔的战略却削减了原来分配给那位英国司令官用以强渡莱茵河的部队。
(14)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401—402页。
(15) 关于4月12日罗斯福的逝世，见下文，原著第578页。
(16) 李海：《我在现场》，第410—411页。
(17) 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411页。实际上，艾森豪威尔的决定要求撤回已经在易北河对岸建立了桥头堡的几支小部队（参阅威尔莫特：《争夺欧洲的斗争》，第695页）。
(18) 同上书，第418页；迪恩：《奇异的同盟》，第159—160页。
(19) 李海直截了当地说，“战术投降”是“一条诡计，借以避免苏联坚持不经过三国全部参加谈判不能接受投降的主张”（《我在现场》，第417页）。
(20) 在草拟投降书的最后时刻，情况相当混乱。欧洲咨询委员会准备好一个经所有盟国政府同意的文本。在雅尔塔作出关于肢解德国的决议以后（见上文，原著第547页），出现了一个经过修改的对法国保密的文本。谁也不知道应将哪个文本交给德国人，但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部撇开这两个文本，自行草拟了第三个文本，就是实际采用的文本。史密斯将军说他忘记了有一个欧洲咨询委员会的文本〔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出使莫斯科，1946—1949年》（Walter Bedell Smith: Moscow Mission 1946—1949），伦敦，海涅曼，1950年版，第8页〕，但似乎可能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史密斯一定记得意大利停战条款的可笑之处：老早就拟好了，但后来在发展的形势下大部分不适用（见上文，原著第286、306—308页）。这种往事的回忆，一定使他想要像把意大利范本那样冗长而详细的欧洲咨询委员会文件抛在一边。但是，在欧洲咨询委员会的美国成员怀南特大使的坚持下，对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部的文本作了修改，增加了一个一般性的授予权力的条款，成为以后盟国对德国进行政治管制的根据。关于这些事件的详细记载，参阅菲利普·E·莫斯利：“德国的肢解”，《外交》季刊，1950年4月，第28卷，第495—497页。
(21) 李海（《我在现场》，第420—425页）逐字逐句复述了他为了商量此项文告同丘吉尔在电话中的对话。
(22) 见上文，原著第467页。
(23) 俄国人将希特勒划归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归还给格罗查的新政府，借以加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地位。经斯大林许可，1945年3月10日，罗马尼亚的行政权力在格罗查上台刚4天就扩展到了特兰西瓦尼亚（《纽约时报》，1945年3月11日）。
(24)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50—53页。格罗查政府包括两个无关紧要的“资产阶级”小党派的代表。其中之一，盖奥盖·塔塔雷斯库，在1936年任总理期间曾判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安纳·波凯尔徒刑。把这些人物包括进去的做法，可以最恰当地被解释为是尊重斯大林和丘吉尔10月间在莫斯科定下的比例，即80%对20%的一种虔诚的姿态。但参阅罗伯茨：《罗马尼亚》，第262—273页。
(25) 关于在雅尔塔任命这三人委员会的经过，见上文，原著第557—558页。
(26) 莱恩：《出卖波兰见闻录》，第92—93页。
(27) 同波兰签订的条约相仿的，有苏联同南斯拉夫（1945年4月11日，见下文，原著第581页）、法国（1944年12月10日，见上文，原著第530页）、捷克斯洛伐克（1943年12月12日，见上文，原著第429页）以及英国（1942年5月26日，见上文，原著第179页）等国签订的条约。俄国人希望在旧金山会议开始以前签订波兰条约，很可能是因为用既成事实来为双边安全协定的合法性辩护，比用其他办法为好。苏联所订双边协定的地位在旧金山会议上成了一个小小的绊脚石。见下文，原著第599页。波兰条约和南斯拉夫条约的全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856—858、860—862页。
(28)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53—56页）简述了这几个星期中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关于波兰问题所交换的电报。
(29) 见上文，原著第553页和第555页。
(30) 这是美国正常的惯例。副总统的主要职务是作为参议院的议长。无疑，罗斯福选中了参议院前议员杜鲁门为副总统，主要是由于杜鲁门可以在参议院里利用他的个人影响，帮助说服参议院批准那个使美国加入新的联合国组织的条约（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82页；英国版，第2卷，第870页）。
(31)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83—884页；英国版，第2卷，第872—873页；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60页。
(32) 李海说：“斯大林最近电文中的无礼的语言……触犯了杜鲁门的牢固的、老式的‘美国至上’心理。”（《我在现场》，第409页）
(33) 见上文，原著第543页。
(34) 关于1944年10月迪恩将军向斯大林所作的提供军需品的保证，见上文，原著第518—519页。
(35) 李海：《我在现场》，第412页。
(36) 据作者所知，独立国家的联盟没有一个在决定性胜利之后不垮台的，成功的联盟是从一个共同的敌人那里取得最初的力量的，这是对人类智慧和善意的一个可悲的评论。对于向来分别在不同的政府单位里效忠的人们，不管其积极的目的本身何等善良，如果没有外来的威胁来激起恐惧心理，似乎还是不足以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
(37)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59页。
(38) 见下文，原著第594—595页。
(39) 俄国人指责美国和英国没有遵守关于遣返盟国战俘的雅尔塔协定，这使双方于5月初公开以粗野无礼的态度互相指责。关于美国官方1945年5月3日的声明，参阅《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1944—1945年》，第849—850页。关于欧战胜利日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部里普遍存在的心情，参阅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428、438、444页。
(40) 克拉克：《故意的冒险》，第443—448页；李海：《我在现场》，第430页。
(41) 协议的文本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914页。在这次争论中，铁托实际上是想取消他和亚历山大在1945年2月签订的划分军事占领区的协议。这场争论使得英国通向奥地利的交通线立即发生了危险。但是，在这场争论的幕后，是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关于它们在亚得里亚海的边界问题的争执——这一争执曾在1919年打乱巴黎和会。
(42) 见上文，原著第495页。
(43) 霍尔本：《美国军政府：它的组织与政策》，第78—81页。
(44) 见下文，原著第619页。
(45) 菲利普·E·莫斯利：“同奥地利签订的和约”，《国际组织》（Philip E.Mosely：“The Treaty with Austri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第4卷，1950年版，第220—221页。
(46) 李海：《我在现场》，第409—410页。
(47) 见上文，原著第576—577页。
(48) 李海：《我在现场》，第442页。
(49) 霍普金斯的说明不很准确：见下文，原著，第594—595页。
(50) 在英国人的强大压力下，米科拉伊奇克于1945年4月公开宣布支持雅尔塔协定。这样就符合了俄国人所提出的参加临时政府和参加决定这个政府的组织成分的委员会的条件（参阅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的统治方式》，第128页）。
(51) 俄国人迟迟不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派定代表，使欧洲胜利后最初三星期内对一些紧急问题无法处理。在等待与俄国统一行动而空等了一段时期后，美国和英国于5月22日分别任命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为它们在管制委员会的代表。
(52) 5月26日《真理报》阐明俄国的态度如下：“苏联人民出于他们自己的至关紧要的利害关系，仅仅要求被解放的国家的政府里没有亲法西斯分子或敌视苏联的分子。法西斯主义和对苏联的敌视是互相一致的概念。”（转引自《美国对外政策文件，1944—1945年》，第853页）
(53) 对这些被捕的波兰人在红军后方搞“牵制活动”的责难，集中在他们拥有无线电发报机的问题上。他们用发报机与伦敦的波兰人通讯联络，并通过这些人与英国人联系。斯大林把这些波兰领导人看做英国的谍报人员，或者也许他是在霍普金斯面前假装有这种看法。在磋商过程中，霍普金斯始终明确地表明，美国的波兰政策和英国的波兰政策没有关系。对于斯大林对英国的非难他不置可否。当然，英国人没有直接参加这次商谈，但他们通过美国国务院不断得到霍普金斯进展的情报，并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直接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接触而得知这方面的消息。
(54) 见下文，原著第600—603页。
(55)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87—912页；英国版，第2卷，第875—902页）选录了不少霍普金斯关于这些会谈的记录，上面的叙述就是以舍伍德的选录为根据的。
(56) 在1945年6月12日与俄国的租借协定订立三周年时，斯大林打电报给杜鲁门说：“美国的武器、给养和粮食对于打败德国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纽约时报》，1945年6月12日）
(57) 米科伊拉奇克：《苏联的统治方式》，第147页。关于波兰临时政府改组问题的协商正在进行时，3月间被捕的波兰地下军领导人在苏联的军事法庭上受到了审讯。审讯的结果是，对被告分别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
(58)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217—222页。
(5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222—224页。在雅尔塔原则上商定的法国占领区的界线（见上文，原著第548页），由欧洲咨询委员会起草的一个文件第一次加以阐明，并于1945年5月2日通过〔参阅卢修斯·D·克莱：《在德国所作的决议》（Lucius D.Clay: Decision in Germany），伦敦，海涅曼，1950年版，第13页〕。
(60) 柏林的美国驻军及时到达，正好赶上7月4日庆祝美国国庆；他们在柏林残破的大街上游行。
(61) 参加这些谈判的美国代表克莱将军说，他和他的英国同事接受为了进入柏林而分配到的一条主要公路、一条铁路和两条空中走廊，“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但是那个协议没有明确化——这在1948年造成了重大后果（见《概览，1947—1948年》，第242页以下）——因为克莱“不要一个没有明确规定可以不受限制进出的成文的协议”（克莱：《在德国所作的决议》，第26页）。
(62) 法国受到邀请同英国、俄国、中国和美国一起作为会议的发起国，但是戴高乐由于最近受到的侮辱，自尊心很受损害，所以谢绝了。
(63) 克利福德·休姆：《旧金山会议》（Clifford Hulme: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伦敦，肯斯莱报告，1945年版，第12页。
(64) 参阅C·伊格尔顿：“旧金山会议通过的宪章”，《美国政治科学评论》（C.Eagleton:“The Charter Adopted at San Francisco”,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45年10月，第39卷，第935页。
(65) 在幕后交易中，接纳阿根廷的问题是和接纳波兰的问题连在一起的（见上文，原著第585页）。俄国人建议以接纳波兰为接纳阿根廷的交换条件，美国拒绝了这桩交易；结果莫洛托夫把这个问题提到会议上来讨论（参阅1945年5月2日《纽约时报》）。
(66) 见上文，原著第554页和注①（即本书第696页注②。——译者）。
(67) 这一态度的改变是对拉丁美洲的情绪的一种让步。部分原因是，斯退丁纽斯感到为了报答拉丁美洲承诺支持接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不得不在某件事情上作出让步；部分也由于美国要安抚阿根廷，使战争期间开始的两国的紧张关系得以改善。
(68) 当丹麦的解放使得在那里建立一个“盟国”成为可能时，丹麦也于5月27日被接纳。这使参加会议的政府的数目增加到50个。
(69) 到会议结束时，参加会议的50个国家中有20个是拉丁美洲国家。此外，利比里亚和菲律宾，即使不是更彻底地，至少也是同样容易受到美国的压力。鉴于需要2／3的票数才能通过决议，只要这个集团团结在一起，美国在会议上就拥有一种否决权。
(70) 利兰·M·古德里奇和爱德华·汉布罗的《联合国宪章：评论和文件》（Leland M.Goodrich and Edvard Hambro: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ntary and Documents,波士顿，世界和平基金会，1946年版）是一部偏重法律观点，但同时又十分精辟的评论。又见《联合国文件，1941—1945年》（United Nations Documents, 1941—1945），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46年版。
(71) 见上文，原著第508页。
(72) 见上文，原著第554页。
(73) 联合国宪章，第76条。
(74) 美国对托管制度问题采取了含糊的立场。国务院里一些有影响的人士认为，国际托管制度是把殖民地人民提高到有均等机会参加国际生活的所有可行的办法中最好的办法。的确，像赫尔和罗斯福那样的人早就设想要把旧的欧洲殖民帝国改为国际托管制度。由于英国人的反对，这个计划被搁了起来。到1944年，在有影响的众议院议员们的支持下，国内军事领导人起来反对这项计划，这迫使美国人重新考虑。美国海军特别坚持要占领太平洋上原属日本的岛屿。
一种妥协办法解决了这个观点上的矛盾。美国人决定支持对前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轴心国取得的领土实行托管，而放弃把欧洲殖民帝国改成这种新型的国际托管制度的那项更大的计划，认为它并不切实可行。另外，他们决定，托管领土应分为战略的和非战略的地区：在前者，将授权可以驻军和设防。在这样的安排下，指望美国海军便能由安理会批准占用一些日本以前在太平洋的岛屿作为海军基地。这种想法是罗斯福早先关于遍布全球的联合国军事基地那种幻想（见上文，原著第319页）的一种打了折扣的翻版。其重要区别在于美国人现在指望在原属日本的岛屿上只建立起美国的军事力量。试图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联合国基地的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等将来宪章上所规划的军事安排实行以后再说。
关于要不要宣布把独立作为托管制度的目的这一问题，美国人支持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立场。以冲绳为例，当美国海军将来在太平洋的优势部分地需要依靠在那里拥有一个基地时，他们毕竟不会希望冲绳拥有要求独立的合法权利。
从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当时赫尔首次正式提出他这个设想——见上文，原著第333页）到旧金山会议这段时期中，美国在托管问题上立场的改变，标志着在美国战后的决策中军方影响的增长，也说明了这个国家军事地位的改变如何影响到它对帝国主义的传统看法。自1944年以后，美国官方的意见对英帝国就远不如在战争的头几年里那样勇于批评了。美国军事领导人开始看到，也许可以利用英国在全世界分布得那样便于使用的基地的好处。并且，他们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野心也使他们向英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类似的安排提出批评成为不合逻辑的举动。
美国非军方的看法，特别是自由主义派和左派的看法，则落后于官方政策的改变。像赫尔这样一个人，看到他原来关于托管制度的建议受到阉割，不禁感到大为失望（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98—1601、1638、1706页）。罗斯福之死大概对引起美国官方政策的这一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他曾是美国政府中反对帝国主义者的领袖，杜鲁门则不那么倾向于对未来抱有伟大的幻想，他比较易于接受那种认为有必要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论点。
在旧金山会议上，这个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更明确地预示了美国作为一个巨大的，虽然是伪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大国的战后新角色。
(75) 这的确适用于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和从轴心国手里接管的领土。
(76) 惟一有争议的问题是应否让海牙的国际法庭继续存在下去，应否另行组织一个新的法庭。鉴于有几个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国家曾接受海牙法庭的管辖权，它们于是决定另起炉灶而不采取另一种办法，以免产生需要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
(77) 特别是规定了安理会一经停止对一个问题的处理，应立即通知大会，这样使大会可以就这个问题再提出建议。这一改动是为了防止安理会用搁置的方法来实行否决，把该问题无限期地考虑下去，使大会不能提出建议，尽管安理会迟迟不采取积极步骤来解决这个问题〔参阅赫伯特·V·伊瓦特：《联合国》（Herbert V.Evatt: The United Nations），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10、19—21页〕。
(78) 联合国宪章，第10条、第12条。
(79) 同上，第55条、第56条。
(80) 见上文，原著第577页和注①（即本书第728页注①。——译者）。
(81) 美国代表团在这一点上意见分歧，有些人不想贬低安全理事会的最高权力。有两种考虑是有决定意义的。拉丁美洲国家极其希望看到它们和美国之间的区域性安排不受潜在的俄国或其他国家的否决权的影响。美国代表团中有资格的政治专家指出，任何取消或者似乎会取消门罗主义的文件，美国参议院是不会接受的（参阅《纽约时报》，1945年5月10日）。
(82) 第八章（C）2（《联合国文件，1941—1945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01页）。
(83) 联合国宪章，第53条。
(84) 同上，第44条。
(85) 见上文，原著第551—552页。
(86) 这份调查表转载于古德里奇和汉布罗：《联合国宪章》，第333—337页。
(87)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360页。
(88) 1945年3月24日，美国代理国务卿约瑟夫·C·格鲁发表声明如下：“仅仅由于任何一个理事国的行动，这能不准这个筹划中的国际组织讨论任何威胁和平与安全的争端或者局势吗?回答是‘不能’。……本政府的理解是，按照这些投票程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任何国家要求安全理事会注意这个国家认为可能导致国际摩擦或者引起争端的任何争论和任何情况。”全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416页。
(89) 见上文，原著第588页。最初当否决权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时，美国人考虑是否请斯大林同意修改雅尔塔文本中关于投票程序的部分，以便使否决权不适用于仅仅要求安理会进行调查的决议。后来，他们决定不这样做，因为美国和英国在波兰的问题还取决于雅尔塔协定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雅尔塔文本中任何一部分的改动都可能为另一部分的改动提供根据（参阅《纽约时报》，1951年5月26日）。
(90) 声明的全文，见古德里奇和汉布罗：《联合国宪章》，第128—130页。
(91) 澳大利亚的赫伯特·V·伊瓦特在一项备忘录中写道：“……没有否决权，安全理事会只能讨论一项争端是否可以加以讨论，只能调查它是否应该加以调查。”这样，他感到是不适当的（古德里奇和汉布罗：《联合国宪章》，第131页）。
(92) 最后的结束工作由于整理和修饰整个文件而延迟了。整个文件是由各委员会分头起草的，其结果是多人执笔预期会产生的那种作品。第二个问题是翻译和仔细地校勘英文、俄文、中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文本——据宣布，各种文本都同样可靠。宪章的中文本引起了特殊困难，因为惯用的中文词汇有限。为把宪章的含义用中文表达出来，不得不创造了几十个新字。
(9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1945年》，第450—455页。
(94) 《纽约时报》，1945年6月27日。
(95) 1945年6月27日，引自《苏联与旧金山会议》（Soviet Union and the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伦敦，苏联新闻，1945年版，第3—4页。
(96) 他的宣言的文本，见古德里奇和汉布罗：《联合国宪章》，第385—386页。
(97) 哈里曼声明，《国会记录》，1951年8月27日，第A5669页。
(98) 李海：《我在现场》，第450页。
(99) 见下文，原著第630页。
(100) 关于波茨坦会议军事方面的记载，见下文，原著第630—634页。
(101) 见上文，原著第549—551页。
(102) 值得回忆的是，在德黑兰丘吉尔和罗斯福对俄国人希望得到南方的不冻港都表示同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91页；英国版，第2卷，第786页；丘吉尔，第5卷，第336页；美国版，第5卷，第381页；又见上文，原著第363页）。这可能导致斯大林在1945年料想他的方案不会受到什么反对。
(103) 原来规定两国关系的1925年的俄土条约于1945年3月19日由俄国政府宣布作废（见《概览，1939—1946年：战时中东》，第465页）。
(104) 《纽约时报》，1945年6月28日；《泰晤士报》，1945年6月28日。这些要求的最后一项可能是指关于成立一个自治的马其顿并把色雷斯割让给保加利亚的计划。斯大林在1944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肯定玩弄过这些计划（参阅巴克：《马其顿》，第98—101页）。
(105) 《观察家报》（Observer），1945年7月1日。
(106) 哈里·N·霍华德：“苏联和中东”，《美国政治社会科学院年刊》（Harry N.Howard：“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iddle East”,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49年5月，第185页。
(107) 见上文，原著第555—556页。
(108) 这笔交易没有及时公布，因而不可能准确地说出俄国人什么时候把新领土分配给了波兰政府。早在1945年6月24日，一个波兰发言人就宣布说，没有力量“可以把我们从奥得河、尼斯河和波罗的海赶走”，暗示着对这些领土的占有（《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7月2日）。很可能俄国人在整整一年以前通过和卢布林委员会于1944年7月25日签订的条约，秘密地定下了波兰西部的边界（参阅米科拉伊奇克：《苏联的统治方式》，第159页）。
(109) 贝茨：《中欧和东南欧，1945—1948年》，第177—178页。关于波兰1938年获得切欣的经过，见《概览，1938年》，第3节，第45—68页。
(110) 1945年4月当雅克·杜克洛在《共产主义手册》（Jacques Duclos: Cahiers du Communisme）中斥责白劳德主义时，他也约略透露出了一种较为积极的革命政策的开始。白劳德主义曾在1944年5月导致了美国共产党的正式取消，这个错误在1945年得到了纠正。威廉·Z·福斯特代替厄尔·白劳德成为重建后的党的领导。据杜克洛说，白劳德“右倾”的核心是和法西斯主义的物质基础金融资本合作。这场茶壶中的风暴——美国共产党是个很小的茶壶——在全世界的共产党报刊中受到了很大的宣扬，但是没有立即导致共产党与西欧其他党派合作这项政策上的改变。
(111) 例如，接见坎特伯雷教长的谈话，《泰晤士报》，1945年7月9日；与艾德礼互通的电报，同上，1945年8月21日；接见美国众议院议员的谈话，《纽约时报》，1945年9月18日，1945年10月1日。
(112) 参阅菲利普·E·莫斯利：“战后的苏美关系”（Philip E.Mosely:“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the War”），《美国政治社会科学院年刊》，1949年5月，第207—208页。莫斯利的有趣的意见认为，俄国人在德国与西方合作政策的改变，可能与德国事务由俄国外交部移交给内务部和经济部门负责有关。关于这件事，参阅贝尔纳斯有关伊凡·迈斯基在波茨坦的失败的叙述（《坦率的话》，第84—85页）。迈斯基是最倾向西方的俄国官员之一，他不能说服赔偿委员会中他的同事们接受俄国的要求。他的失败可能使进行合作的努力失去了信誉，就像，举例而言，霍普金斯1945年5月去见斯大林的使命万一失败，大概就会在美国人圈子里损害人们对于和俄国合作的原则的信心。
(113) 见上文，原著第532、548页。
(114) 贝尔纳斯曾出席雅尔塔会议，但不是会议的主要角色。他过去的经历是在国内的——众议员、参议员、最高法院法官、经济稳定局局长、从1943年4月开始任战时动员局局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在国内事务方面的才能如此全面，以致赢得了“助理总统”的绰号。
(115) 李海：《我在现场》，第439—440页。
(116) 见下文，原著第632页。
(117)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73页。
(118) 李海：《我在现场》，第465、490页。
(119) 见上文，原著第495页。
(120)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87页。
(121) 又见下文，原著第630—633页。
(122) 李海：《我在现场》，第463—465页；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68—70页。
(123) 贝尔纳斯以为起草和约可能只需要外长会议开两三次会就够了。按照他的计划，外长们只要在指导性的总原则上取得一致意见，详细的起草工作则交给助手们去办理，然后在草案被所有的大国接受以后，这些条约将提交联合国全体大会最后通过——一种有意识地以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过程为范例的程序（《坦率的话》，第70—72页）。
(124) 李海：《我在现场》，第466—467页。
(125) 柏林会议议定书转载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8卷，1945年7月1日—1946年12月31日》，雷蒙德·丹尼特和罗伯特·K·特纳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为世界和平基金会出版，1948年版，第927页。
(126)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928页。
(127) 李海：《我在现场》，第467—470页。
(128)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76—77页；李海：《我在现场》，第471—472页。
(129) 李海：《我在现场》，第472—475页；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72—74页。
(130) 见上文，原著第561页。
(131) 李海：《我在现场》，第475—477页。
(132) 见上文，原著第550页。
(133)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84—85页。
(134) 据估计有40%的德国资产是在俄国占领区内。因此，要使俄国所得的比例达到一半，就需要从西方占领区运送过来。贝尔纳斯原来只给俄国以预计的全部赔偿中的47.5%。但是既然已经非常清楚，西方国家不会效法俄国在德国东区那样进行彻底掠夺，这种计算几乎就没有意义了。
(135)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930页。
(136) 柏林会议公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934页。
(137) 这一变动使俄国在德国赔偿总额中的份额提高到50%。其根据是：估计德国总的资财的40%在俄国占领区内。这种新的比例就这样符合了俄国人原来提出的对赔偿半数的要求。
(138) 在波茨坦会议以前，杜鲁门曾暂时同意由四大国（英、美、俄、法）共管鲁尔（李海：《我在现场》，第455页）。但是，在美国出席会议的代表中，对于会使俄国势力进入西欧工业中心的一种行动有重要怀疑和反对。当赔偿问题的争议发生时，俄国的不妥协态度表现得很清楚。杜鲁门于是不再提出这个建议。同时，俄国人自己已建议对鲁尔进行三大国管理（莫斯利：“战后的美苏关系”，《美国政治社会科学院年刊》，1949年5月，第208页）。值得记住的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4年9月批准的摩根索计划（见上文，原著第488—490页）曾规定鲁尔应置于安全理事会的国际管理之下。据李海报道，美国对于分割德国和管理鲁尔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于摩根索的建议，因此直到波茨坦会议已经开始时，杜鲁门才放弃这种看法。就这样俄国人在赔偿问题上所表现的顽固使他们自己失掉了美国对德国事务的一个更彻底的、更持久的改变（鲁尔的国际化）的支持。
(139) 李海：《我在现场》，第493—495页；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81—85页。
(140) 这一问题曾在德黑兰非正式地讨论过（参阅丘吉尔，第5卷，第357页；美国版，第5卷，第403页）。又见上文，原著第363页。
(141) 《坦率的话》，第87页。
(142) 引自《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8月4日。
(143) 参阅1945年8月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5年8月7日《芝加哥每日新闻》。美国的那些反罗斯福的报刊则持极为严厉的批评态度，它们怀疑向俄国出卖了什么：如1945年8月4日《芝加哥论坛报》说：“会议应该使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俄国应该明确地保证在亚洲既不要求土地也不要求特权。……会议应该认识到……政治家的首要责任是恢复欧洲的经济。”
(144)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8月7日。
(145) 例如，见詹姆斯·B·赖斯顿1945年8月5日在《纽约时报》上写的文章。
(146) 杜鲁门的讲话全文，见1945年8月10日《纽约先驱论坛报》。
(147) 例如1945年8月4日《曼彻斯特卫报》、《格拉斯哥先驱报》（Glasgow Herald），1945年8月5日《观察家》、《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
(148) 1945年8月16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3卷，第82—84栏。
(149) 同上书，第291栏。
(150) 我们看到这场争论同英美关于对德战略的争论极其相似，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
(151) 李海：《我在现场》，第488—450页；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54页。
(152)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太平洋地区独具的管辖权最初是在1942年3月建立起来，并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正式得到批准的，当时，英国没有多余的力量可以用于太平洋地区。
(153) 李海：《我在现场》，第448、477页。
(154) 同上书，第478页；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62页。
(155) 同上书，第478页；威尔逊：《海外八年》，第262页。接受英国陆军参加进攻本州取决于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同意。前者反对英国插手他的对日战争是众所周知的（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78—879页；英国版，第2卷，第867—868页）。
(156) 李海：《我在现场》，第483页。
(157) 当然，这一点同杜鲁门自己7月5日的命令是矛盾的（见上文，原著第611页）。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意见起了决定性的重要影响，说服了杜鲁门不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个问题的决定。
(158)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曾经答应斯大林让俄国在满洲和华北享有一些权利。这次谈判的阻碍是中国不愿意接受俄国关于这些权利的解释。经过6个多星期的谈判，终于在1945年8月14日缔结了一项条约。见下文，原著第646—648页。
(159) 迪恩：《奇异的同盟》，第272—275页。显然就是在这一次会议上朝鲜被沿着38度线划分为俄国作战区和美国作战区。见下文，原著第643页。
(160) 同上书，第274—275页。又见上文，原著第606页。
(161) 史汀生和邦迪（《在第一线供职》，第366—369页）引用了史汀生的备忘录。这个建议中惟一去掉的地方是：“我〔即史汀生〕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补充说明，我们并不排除日本在现王朝的统治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它会大大增加日本接受投降的机会。”（第368页）史汀生建议的明智之处不久就得到证实。但是裕仁在美国政府内有不少劲敌，他们要求把他作为战犯处理。为了安抚这些人，这个问题就从商定的文本中删去了。
(162)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6—207页。既然斯大林和日本不处于战争状态，就不需要同他商量。官方的这个论点似乎是似是而非的，因为俄国的参战计划早就制定了，而且是完全肯定的。也许这是一种姿态，对在欧洲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表示不满；也许把斯大林撇在一边是借此对中苏谈判的进程表示不满。美国人认为俄国人正在向中国人要求比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答应过的更多的好处（同上书，第205页）。显然美国人已不再急于把俄国人当做一个对日作战的十足的伙伴，这个事件无非是表现这种新态度的许多征候之一。
(163) 宣言全文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105—106页。
(164) 李海：《我在现场》，第490页；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5页。
(165) 杜鲁门也于7月24日将这新式武器告知斯大林。斯大林没有表现出惊奇的样子，只表示希望美国人能知道如何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他表面上的漠然态度使当时在场的一些美国人设想，他不懂得这个情报的意义（李海：《我在现场》，第500页；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63页）。这是非常不可能的。斯大林在美国的情报人员也许已经使他对这个消息有所准备了，并且他思想上对于这样一种军事力量的新的来源在国际关系的总平衡上具有的意义也不大可能会忽视。参阅克雷洛夫：《苏维埃参谋人员》，第267页。
(166) 李海：《我在现场》，第489页；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8页。
(167) 李海，前引书，第479页。
(168)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107页。日本广播了这一要求的消息，美国是首先通过这个非官方的渠道得知这个消息的（史汀生和邦迪：《在第一线供职》，第371页）。官方的答复需要等瑞士人能够转达这封电报后才能作出，而且甚至当瑞士人已转来电报时，也没有叫醒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来处理这件新闻，只是在收到消息的几小时后，才告诉了他们（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9页）。
(169) 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曾试图说服杜鲁门以正式形式邀请他参加对日作战。美国人不愿意这样做。他们不想让斯大林以后能够说，他是来拯救美国军队的。诚然，杜鲁门的几个高级顾问这时希望战争将在俄国人出面干预之前就结束。于是想出了一个巧妙的答复办法，提请俄国注意它根据联合国宪章应承担的新义务，根据宪章，“苏联理应表示它与其他对日作战的大国磋商与合作的意愿，以便共同行动，为世界各国的利益维持和平与安全”（贝尔纳斯，前引书）。而利用这一套诡辩，俄国人就能为他们违反同日本在1941年缔结的到1946年才期满的互不侵犯协定进行辩护。
(170) 按照卡利诺夫（《苏联元帅演讲集》，第245—246页）的说法，俄国进攻满洲的时间根据8月3日收到的莫斯科的命令提前了，这个命令警告说，日本可能即将投降。后来证明，斯大林是在最后一刻才参战的。8月9日当俄国驻东京的大使拜访日本外交大臣，递交俄国宣战书时，日本外交大臣乘这个机会通知他，日本已提出投降了——就是8月10日送达华盛顿的同一要求（迪恩：《奇异的同盟》，第277页）。所以这样看来，日本决定投降肯定是在俄国参战之前，尽管可能不是在他们知道俄国人打算参战之前。
(17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107—108页。
(172)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9—210页）没有讲清楚美国到底与盟国商量了没有，但是迪恩（《奇异的同盟》，第278页）谈到8月11日清早莫斯科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设想，同英国人也商量过了。
(17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108页。
(174)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10页。
(175)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46年》，第108页。
(176) 8月11日，美国向莫洛托夫提出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司令时，莫洛托夫起先有点试探性地建议不妨任命两个盟军最高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麦克阿瑟。这件事激起了哈里曼大使的愤慨，他甚至干脆拒绝考虑这个意见。莫洛托夫马上就让步了。8月12日，斯大林同意任命麦克阿瑟为最高司令“接受和统一办理日本投降事宜”（迪恩：《奇异的同盟》，第278—279页）。根据迪恩的叙述，我们看不清楚斯大林是只同意给这位美国将军临时性的权力呢，还是也同意给他更多的权力。
(177) 直到8月15日，麦克阿瑟至少形式上还是隶属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并且有权向东南亚司令部的蒙巴顿发布命令（蒙巴顿：《报告》，第183页—184页）。这样，虽然为时已晚，英国到底算是争赢了，把太平洋指挥部置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领导之下。然而，让麦克阿瑟隶属于这个委员会，看来只是空有其名的。以后的事件表明，麦克阿瑟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对美国政府也并非是经常听话的。从1945年8月14日到9月2日这段随之而来的混乱时期中，他好像拥有全权，或者是，实际上近乎如此。
(178) 这项建议的全文见美国国务院：《占领日本：政策与进展》（U.S.A., Department of State: Occupation of Japan: Policy and Progress），出版物编号2671（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7年版），第67—68页（这个出版物以后引用时简称《占领日本》）。
(179)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13页。
(180) 《占领日本》，第74—75页。
(181) 同上书，第78—81页。
(182)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12—213页。
(183) 斯大林要求把北海道划为俄国在日本的占领区，遭到美国人的拒绝（迪恩：《奇异的同盟》，第281页）。8月16日，杜鲁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据他认为”在日本分设几个占领区是不必要的（《纽约时报》，1945年8月17日）。这大概是他公开谈到俄国的要求。
(184) 迪恩：前引书，第280—284页。
(185) 这道命令的全文见《纽约时报》，1945年9月2日。朝鲜沿三八线分开，似乎是根据俄美在波茨坦商定的海空军作战区的界限划分的（见上文，原著第633页）。一般说来，这些投降指令维持了盟国战区当时的分界，没有理由设想曾做过任何改变。朝鲜的一分为二早已从8月24日麦克阿瑟的一道命令中推断出来了：命令全文见《纽约时报》，1945年8月27日。
(186) 这一点使得蒙巴顿有点手足无措，因为他不得不等到9月2日后才执行在马来亚登陆的计划，不管登陆舰艇有些已经启航了（蒙巴顿：《报告》，第182—183页）。
(187) 在南京的受降只是一个仪式上的姿态，因为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并没有足够的国民党军队分别接受日本的投降。只是靠了美国人提供的大规模运输，蒋的部队才得以进占原先由日本控制的主要城市。尽管有美国的这种帮助，一小部分日本驻军还是向中国共产党投降了。
(188) 指长城以南，山海关以内的中国地区。——译者
(189)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15—217页。
(190) 见下文，原著第704—706页。
(191) 《福雷斯特尔日记》，第105—107页。
(192) 《占领日本》，第93—94页。美澳协定的全文见《福雷斯特尔日记》，第89—93页。
(193) 在谈判结束前，王世杰代替了宋子文成为中国代表团团长。
(194) 在宋子文动身前往莫斯科的前夕，他告诉李海海军上将说，中国不能同意让俄国在满洲卡住脖子，而雅尔塔协定却使这成为可能，他暗示那样就必须采取军事行动——恐怕要500年以后才行——把俄国人赶回去（李海：《我在现场》，第445—446页）。
(195) 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5页。
(196) 这个条约和补充协定的文本见《国务院公报》，1946年2月10日，第201—218页。
(197) 《美中关系》，第120页。
(198) 同上书，第121—123页。
(199) 《国务院公报》，1945年3月11日，第364页。
(200) 见上文，原著第516—518页。
(201) 此外，应国民政府的请求，一支5万余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他们口头上说是为了加速日本人的遣返，但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其势力最强大的地区继续扩张的一种非常有力的威慑因素。
(202) 《美中关系》，第105—112、311—313页。
(203) 同上书，第122页。
(204) 见下文，原著第709页。
(205) 见下文，原著第707—708页。
(206) 1945年8月1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3卷，第57栏。
(207) 英国：《缅甸，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声明》（Great Britain: Burma, Statement of Policy by His Majesty's Government），敕令第6635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5年），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