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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平的争吵
（1945年9月—1946年12月）
第一节 舆论的变化
在对日战争胜利日和1946年年底之间，大同盟解体了。盟国的合作为苏联与美国间出现的全球性对抗所代替，尽管这种对抗起先是隐隐约约、迟疑不决的。到了1947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在欧洲，中国共产党的攻势在亚洲，使早些时候政策上偶尔发生的冲突变成了冷战。在这以前，双方的对抗并没有变得尖锐、明确，(1)可是1946年年底之前，俄—美的合作无可怀疑地已经过去了。
盟国的关系在1947年终于变得界线分明以前，经历了两个相当清晰的阶段。直到1946年5月前后，英国和俄国似乎是在欧洲和中东争夺势力与影响的主要对手。相对而言，美国在这个时期却待在幕后，试图尽快地重建“正常秩序”，这种“正常秩序”部分已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消失了，部分则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两件关键性的大事说明了导致冷战的美国和俄国态度的变化。一件是美国和俄国对德政策的公开决裂。这个争端是经济方面的：1946年5月3日，德国境内美国军政府的长官卢修斯·D·克莱将军通知柏林盟国管制委员会里他的俄国同事说：除业已商定的“先期赔偿”外，美国占领区内德国剩余的主要设备将停止递交，直到俄国人同意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来管理，并且同意对俄国占领区内业已拿去的赔偿制定一份清单后，再行恢复。(2)在盟国对德政策早期的争端中，美国人一般总在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采取一种中间的立场。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带头反对俄国人的要求。克莱的行动在俄国报纸上引起了喧噪的激烈抗议，美国政策第一次遭到了俄国宣传机器的大声抨击。因此这件事成为俄—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第二件事是美国国会批准给予英国一笔37.5亿美元贷款的决议。(3)这笔对英国贷款的第一次是在1945年12月6日正式提出的，但是直到1946年7月13日才由国会最后批准。且不提这笔贷款对英国的重大的经济意义，它和随之而来的辩论的重要性在于它确保了英—美在战后世界上的政治团结。它还把美国人想回复正常的那个宏大的美梦展延到无限期的未来，大概要到俄国人同意改恶从善的时候。
由于这两件事，斯大林在1946年下半年不得不面对英—美的共同战线。(4)美国本身的经济实力和潜在的军事实力，把这一联盟的领导责任愈来愈加到了自己的肩上。
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里的这些发展，还带来了俄国、美国和英国宣传和舆论方面的变化。像通常那样，舆论的变化部分地是国际事态发展的结果，同时它又促成外交政策的进一步变化。国内的压力与问题也是促使俄国和美国逐步出现那种新的舆论的重要因素。
最为显著的变化发生在俄国。大战结束后，接下去是一场明显的反动。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意识形态正式恢复过来，而战时产生的传统的大俄罗斯类型的爱国主义，则被小心地抛开了。俄国对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绩的歌功颂德丝毫没有忽略，不过官方的解释却把成就日益归之于使伟大的斯大林能够预见到资本主义的进攻和做好准备的苏维埃制度和正统的学说。(5)既然表达舆论的工具是完全受中央控制的，这种改变就很突然。1945年8月，最高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发出了这种新的论调：“但是就连现在，在获得历史中最为伟大的胜利以后，我们一刻也不能忘却这一根本事实：我们的国家仍然是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取得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秩序所面临的全部危险都已经消失。仅仅是希特勒德国威胁我们的最具体、最直接的危险消失了。”(6)1945年11月6日，外长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失败以后，莫洛托夫对莫斯科苏维埃说：“当我们生活在一种‘多国制度’下时，当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根子还没有最后被拔除时，我们对可能来破坏和平的新犯罪分子应保持警惕，决不可以放松，而关心加强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团结，将继续是我们最为重要的责任。”(7)
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一篇讲话中，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阐述得更为明确。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曾不止一次说明，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隐藏着全面危机和军事冲突的成分。……”接下去，他把刚结束的战争说成是对苏维埃制度的一次重大考验，并且说明前三个五年计划为俄罗斯的胜利打下了工业基础。这替他拓清了道路，使他可以用下面这段话来宣布未来的五年计划的某些目标：
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局面，使我们的工业能够年产高达5 000万吨的生铁、6 000万吨的钢、5亿吨的燃煤、6 000万吨的石油。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认为我们的国家有保障，可以应付任何意外事件。这大概至少需要三个五年计划。但是这项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也是必须完成的。(8)
3天以前，莫洛托夫曾经比较简略地叙述了这项计划：“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利坚合众国……这就是我们的任务。”(9)这些讲话，特别是斯大林的讲话，给英国和美国政府的某些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美国，民主党自由派的一个知名人士、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私下把它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10)
1946年下半年，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十分彻底的运动，反对文化和知识的“世界主义”，即反对赞美或承认西方的成就。这场运动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推行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是该党试图再次对俄罗斯思想与行为保持一党执政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好几百万士兵接触过西方文明，这件事同那些过着持续不断的清苦生活的人民所感到的厌战情绪和生来的渴望结合在一起，对共产党的宣传提出了一种极为棘手的挑战。对西方文化发出的日益激烈的攻击，(11)歌颂苏联的一切事物，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和进攻的危险——这些就是党在努力克服和消除紧随着伟大的胜利在俄罗斯人民中间滋长起来的怀疑与冷漠时所依据的宣传方针。在俄罗斯社会中，军队可能是党的惟一的对手。党计划用下列几个补充的步骤来削弱对手而加强自己：一次广泛的清党运动，公开贬低率领红军走向胜利的那些军方人物，以及重新强调思想训练的重要性。(12)
我们无法知道，是什么希望与恐惧的逆流在俄国导致了这场反动。也许，斯大林和他的顾问们当真相信资本主义有发动进攻的危险，不过假定俄国国内的情况在决定党的新路线方面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俄国政府可以通过夸大来自国外的危险，为其对俄国人民提出的必须服从、耐心和工作的这些新要求进行辩解。鬼影般的资本主义掠夺者，对于国家未能按人民所企盼和希望的那样迅速地增加消费品的供应，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很合适的替罪羊。同样地，恢复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是为了保证一般党员的忠心与热忱，实际上斯大林就是依靠这些人在俄国推行他的意志的。他们对教条主义愈热忱，必然对苏俄同英美这种资本主义堡垒之间的合作与恳切对话这幅景象愈感到烦恼。当胜利把这种举动的策略性辩解打消以后，斯大林也许发觉自己受到某种压力，不得不改变他的方向。(13)
且不论是何种因素影响了斯大林，使他于1945—1946年改变了党的路线，党的路线反正是改变了。这一事实使以前的盟国之间的合作更形困难。战争不可避免的学说，往往是自己证明是正确的：人们愈相信并奉行这种学说，这种学说实际上就愈成为正确的。举例而言，俄国政府的领导人越是讲述、相信并奉行这一信念，认为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敌视是必不可免的，也就越有助于挑起这种敌视，当然顺带还证明他们自己是英明的先知，并且对思想单纯的人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美国舆论在对日战争胜利日和1946年年底之间的那些月份里，经历了一场由渐而来、更为混乱但同样巨大的变化。如同在俄国那样，最早的情绪是极端保守的：“让我们恢复正常。”武装部队的迅速复员和政府对国内经济管制的同样急剧的撤销，便是这种心理状况的征兆。租借法的废除以及加快制定和约的努力，反映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所抱的同一种态度。
然而，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的是，事态并没有朝预期的方向发展。欧洲的经济困难需要采取非常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给予英国贷款。还有，俄国在东欧和在会议桌上的举动，并不符合美国方式的正常秩序，诚然，似乎还是对战时各项保证的一种玩世不恭的背弃。起先，美国的舆论十分混乱。思想保守的人同时又是最急于想恢复正常秩序的人，他们对俄国和共产主义也最为猜疑。另一方面，自由派和左派人士则比较倾向于支持美国继续介入国外事务，不过同时又力陈对俄国要耐心和谅解。两项并行的过程逐步改变了这种组合。许多保守派人士对俄国和共产主义的畏惧与厌恶，渐渐超过了他们对卷进外国事务的厌恶，因而成为旨在“遏制”共产主义的一种积极的外交政策的拥护者。同时，许多自由派人士则感到幻想破灭，放弃了同俄国取得任何坚定而成功的谅解的希望，至少暂时是如此。这类人士倾向于主张对欧洲和其他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可是像许多思想保守的人那样，在政治行动特别是军事行动方面，却畏缩不前。结果，一种比较激进的美国对外政策首先在经济领域里发展起来了。
随着联合国活动而来的把一切都公之于世的做法，大大促进了舆论的这种变化。为控制原子能，为俄国人拒绝把红军从波斯撤走，以及为英—俄在希腊及印度尼西亚问题上的龃龉所进行的辩论，使大国间的冲突显得如火如荼，并且深深动摇了对新的联合国组织的功效与能力早期所抱的乐观看法。
这一改变也是逐渐而来的。因此，当温斯顿·丘吉尔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份讲话，要求美国同英联邦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以便抵挡共产党侵略的阴影时，他的话使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他于1946年3月5日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当着杜鲁门和其他要人的面发表的那篇著名的讲话，根据后来事态的发展再去阅读时，似乎还是相当温和的。丘吉尔主张“在我们的军事顾问之间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同时“共同使用每一国所拥有的全部海空军基地”，并且希望最终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他宣称：“我们的目的不外乎同俄国互相支援和合作”，但是接下去把“铁幕”——这篇讲话使这个词开始在美国流行起来——后面的事情描绘成了一幅阴暗的画面。他说：
谁也不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党国际组织在最近的将来打算干点什么，不知道它们的扩张性和改造思想的倾向的限度，要是有的话，到什么程度。……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横越欧洲大陆挂了下来。……在欧洲东部的所有那些国家里，共产党的人数本来很少，目前这些党已经全被提到了显要的和远非它们的人数所能胜任的掌权地位，而且四处都在寻求获得一党专政的控制。……
不论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上——这些也的确是事实——得出何种结论，这肯定不是我们争取要建立的解放了的欧洲。这也不是包含有持久和平的基础的欧洲。……
另一方面，各位女士和先生，我并不接受这种想法，认为一场新的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更不同意认为它是迫在眉睫的。……我不相信苏俄希望战争。它们所希望的是战争的果实以及它们的权力与主义的无限制的扩张。……
根据我在战时所看到的我们俄国盟友的情况，我深信他们最为钦佩的就是实力，最不屑一顾的就是软弱，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软弱。……
假如西方民主国家团结一致，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那么它们促进这些原则的力量将是巨大的，谁也不可能来欺侮它们。然而，假如它们对自己的责任意见不一或畏缩不前……那么我们的确会大难临头。……
假如我们恪守联合国的宪章，冷静沉着、实力雄厚地朝前走去，不谋求任何人的土地和财宝，不想对人们的思想强加控制，假如英国的全部精神与物质的力量和信念同贵国的这种力量和信念亲如手足地联合起来，那么未来的大道，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大家，不仅对我们的时代，而且对未来的一世纪，都将是畅通无阻的。(14)
这篇演讲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杜鲁门拒绝对丘吉尔所说的话发表评论，但是斯大林却采取了很不寻常的步骤，以接见《真理报》记者的形式发表了（1946年3月13日）一篇反驳的谈话。斯大林的谈话是好战的。他说：
事实上，丘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到战争贩子们当中去了。……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在这方面，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同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异常相像。希特勒通过宣布一种种族理论展开了他的发动战争的工作。……丘吉尔先生也是通过一种人种的理论来开始发动战争，他坚持认为只有讲英语的国家才是充分有资格、有义务来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
斯大林否认俄国控制了东欧国家，并且断言这些国家完全是民主的。接着，他结束谈话道：“我不知道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是否会成功地组织起……一次进攻东欧的新的军事行动。但是假如他们在这方面成功了——这不很可能，因为千百万普通人民都在保卫和平——那么，人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他们将被击败，就像26年前他们被击败那样。”(15)
当斯大林和丘吉尔这样轰动一时地展开辩论时，美国官员们却很踌躇，没有公开支持这位前首相，(16)而且拒绝公开发表任何评论。举棋不定，不愿明确地加入一个反对俄国的联盟，这种情绪在随后的好几个月里在美国人中继续存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意见的分歧在美国仍然十分激烈。以杜鲁门的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为代表的一批“新政派人士”感到日益不安，反对国务卿(17)在同俄国交涉中所采取的方针。1946年7月23日，华莱士写了一封信给杜鲁门，信中对政府的军事政策、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原子能政策，提出了批评。华莱士宣称，总的来看，美国的这些行动和建议大有助于说明俄国人的猜疑和不合作是有其理由的。(18)
不过这封信当时并没有公布，这场争论直到9月中旬才变得尽人皆知。起因是1946年9月12日华莱士发表了一篇讲话，他在讲话中批评了一种“对俄国强硬的”政策说：
……把英国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关键，这将是愚蠢到了极点。……我们决不可以听凭英国玩弄均势来决定美国是否参加战争，以及何时参加战争。……
我们可能不喜欢俄国在东欧所干的事，它那种土地改革、征用工业以及压制基本自由，激怒了美国的绝大多数人民——但是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俄国人将会设法使他们的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化，就像我们会设法使我们的势力范围民主主义化一样。
俄国的社会与经济公平的思想将支配着世界近1／3的地区。我们的自由企业和民主的思想则将支配着大部分其余的地区。竞争应当置于一种友好的基础上。俄国人应当停止在世界上某些地区纵容人来反对我们，就如同我们应当停止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策划去反对他们一样。(19)
华莱士的讲话顿时便被解释为对贝尔纳斯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批评。贝尔纳斯本人就是这样解释的，因此要求杜鲁门或是立即接受他的辞职，或是向华莱士清楚地表明，他无权公开来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在一个星期的时间中，杜鲁门试图在内阁的两个成员之间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但是结果徒劳无功。最后在1946年9月20日，他免去了华莱士商务部长的职务。(20)
但是尽管由于这件事美国政府的政策看来更为明确地变成了反俄的，杜鲁门却依然心存希望，游移不定。此外，舆论也大不一致。华莱士在从前拥护罗斯福的人中有许多同情者。在他们看来，就仿佛是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结成了一个邪恶的联盟，假托代表两党，正支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不过这一派人处于少数。当美国国内和国外的共产党人十分出力地来支持华莱士时，他的事业便遭到了损害，最后终于失败了。
虽然如此，说美国反对俄国的舆论直到1947年和1948年才变得真正强硬起来，这还是正确的；因为到那时，继马歇尔的援助计划遭到拒绝后，接下去又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变和共产党的攻势在中国所获得的成功。(21)1946年出现过一项重大的变化，美国人被迫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对外政策。事态本身和围绕着丘吉尔和华莱士演讲所兴起的讨论，渐渐损害了战时对俄国的钦佩与同情。嫌恶、愤怒、猜疑，加上惶惑、捉摸不定和自我批评，代替了乐观的情绪和迅速恢复“正常秩序”的希望。不过在1946年，美国人自己还不相信，俄国已经确实是敌人了。他们也还没有得出结论，自己应当积极承担起“自由世界”领导人的身份，而且对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不仅仅是提供道义和经济的援助就算够了。冷战尚未开始，相反，一种鬼影般晦暗的微光搅扰着俄—美关系，因而也搅扰着全世界的关系。
英国舆论在1945—1946年的变化，同美国所发生的变化相去无几，不过起伏远没有那么激烈。因为战时的乐观情绪总的说来并不那么浓厚，幻想的破灭也没有那么彻底；因为保守党人深受保持国际均势这一概念的熏陶，他们倾向于多考虑到同俄国保持均势，而不大考虑到扑灭共产主义；因为工党——至少是大部分人——接受了英国对外政策的传统，两党在外交事务上也就不大有什么争论；最后，因为英国人民根据多年的经验，并不指望所有的国家全同他们意见一致，或是不问青红皂白便接受他们的好意的表面价值，所以他们并不遽然便下结论，认为一个反对他们的国家事实上便是离经叛道的。对国际事务长年累月的经验使英国公众多少都胸有成竹，既不会过分乐观，同样当希望落空时也不会在精神方面感到过于愤怒。
诚然，新的工党政府的某些拥护者希望并相信，由于艾德礼和他的同僚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将能够同斯大林建立起任何保守党政府都不能希望建立起来的较好的关系。但是这与其说是认真的信念，倒不如说是一种竞选的论调。结果，艾德礼和贝文对于丘吉尔在欧洲的对外政策未作多大的修改，如果说斯大林对他们有区别的话，他对英国的社会主义比对英国的保守主义表示出更少的好感。俄国人为了反击英美对他们在东欧的行动所提出的抗议，把他们的宣传集中在攻击英国在希腊、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方的行动上。因此，工党政府始终没有机会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和共产主义的俄国之间起斡旋作用，像某些拥护工党政府的人原来希望它能够办到的那样。
事实上，英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和其他困难非常之大，以致官方选择的余地很小，相应地，公众争论的范围也就很小。就经济方面而言，英国不得不从美国获得援助，否则便要面临难以预计的大灾难。在政治方面，英国和俄国的利害关系在欧洲互相冲突，除非英国政府乐于放弃置身大国行列的全部主张，听凭俄国人在欧洲大陆上称王称霸，否则只好反对并抗议俄国的扩张，此外起不了别的作用。
这些冷酷的事实并不总是英国公众易于忍受的。例如，据说工党的知识分子台柱之一哈罗德·拉斯基曾经在1946年5月12日讲到，万一遇有必要，在工党政府执政下的英国将支持俄国，而不是支持美国，(22)而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报纸所煽动的死硬的帝国主义分子则提出抗议，反对从美国获得贷款，理由是它将破坏英帝国的经济基础。但是这些都是不大有人理睬的呼声。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出的同美国亲如手足地联合起来的要求，加上贝文对俄国扩张的坚决反对，更为贴切地符合于英国公众一般的心情。因此，对外政策不像在美国那样，并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论。人人几乎都认识到，美国的友谊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然而不幸，俄国的友谊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可获得的。战后国际政治的重要抉择取决于俄国和美国。由此看来，决定世界大事趋势的，是俄国和美国舆论的风向。英国人同世界其余的人民一起夹在这两大巨人之间，只能急切地等待美国的援助，一面将信将疑地希望俄国会回心转意。
第二节 盟国经济关系的变化
（一）战后的经济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经济关系中促成了两项重大的，而且多少有些矛盾的变化。首先，在大战的岁月中，当其他的主要交战国或多或少都蒙受损失和破坏时，美国的财富和生产力却增长了。结果，战争结束后所出现的是，一个财富高度集中在美国人手中的世界面对着一个赤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部分国家除了报之以政治支持，也许还有感激之情外，它都无力偿付。
其次，在大战期间出现了经济活动从属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现象，其规模在欧洲历史中是没有先例的。在战争的年代里，所有主要的交战国，都决心想方设法把劳资结合起来生产商品，不管价格和赢亏；就连在外围地区和中立国家里也觉得必须由政府来控制物价、进出口商品、财政政策等等，或者觉得由政府控制为宜，目的是减轻战争对既定的经济体制的冲击，并把经济活动纳入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渠道里去。一种新的世界经济体制出现了，政府在这种经济体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制定政策时不顾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或者以有意识制定的政策取代自由市场经济。
这两项重大变化之间的奇怪的矛盾在于这一事实：在世界所有的主要国家中，美国从心理上讲最不准备接受对经济关系实行政治控制，作为社会生活中一个永久的或正常的特征。在大战期间和大战刚结束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大半是出于想降低贸易与财政往来的政治壁垒这一愿望。这样一种政策当然会给美国的工业和农业带来很大的好处，而美国本来就在工业和农业这两方面的大规模生产中享有相当大的技术优势。不过美国人并不认为他们主张采取自由政策只是或纯粹是自私自利的。相反，他们认为自由交换商品与劳务是国际和平的惟一健全的基础，并且相信，不管其他国家在适应美国的竞争方面会有些什么暂时的困难，全世界各国人民最终反正会获得好处的。
1945年和1946年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可以被解释为有关经济事务应如何处理这种美国思想同使传统的财政经济考虑从属于国家权力与政策的衡量这种新体制和新习惯两者之间的一场冲突。美国的庞大财富使美国的经济思想有重大的影响，不过美国人自己不久也开始改变他们的想法，来适应战后他们所面临的意想不到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到1946年年底，美国政策已经显而易见地转变为使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了。
因此，人们必须研究两个相当不同的时期。从战争结束到1946年春天，美国的经济政策在于为国际经济关系迅速走上自由化铺平道路。这种政策有两方面。从消极方面看，它包含着放弃战时的特别措施——废除租借法，撤销英美各联合委员会，终止委托给对外经济管理局的各项政府的经济活动。从积极方面看，美国政府支持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规划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新的国际银行。(23)此外，它还提出了成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的草案，以之作为联合国下面一个专门机构。
然而，美国人也认识到，在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还在遭受战争蹂躏时，世界经济关系不可能立即自动地自由化。因此，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的临时性安排：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油管”信贷以及按分期付款方式向外国政府出售剩余物资。这种种方法都只是作为临时的应急措施，然而正是这种脱离所谓常规的措施构成了战后那段时期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部分。
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主要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国际经济交易恢复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一新起点的最为鲜明的标志就是1946年仲夏美国国会批准对英贷款。(24)安排这笔贷款主要是为了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不过我们决不可以夸大这种新的心情在美国流行起来的速度。当第一次向国会提出给予英国这笔贷款时，所持的论据是同使世界经济关系自由化的理想完全和谐一致的。诚然，政府当时曾极力敦促国会通过这笔贷款，作为保证最终走向自由化的一项不可少的手段。甚至到1947年6月，第一次提出马歇尔计划，把它传达给美国公众时，也还是说它是重建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欧洲经济的手段，借此即可在全世界消除妨碍自由经济交换的政治壁垒。
但是渐渐地，这种议论在美国人的嘴里变成了仅仅是理想与概念的一套空话，在战后国际关系的迅速转变中早已过时了。大约在1946年5月以后，美国政府决定只用它的经济力量去援助自己在政治方面的朋友，甚至还取消了已经谈妥的给予捷克斯洛伐克(25)和波兰(26)等国的贷款，因为它们的政府不再能算做美国的朋友了。想同俄国谈判一项经济解决办法的努力完全失败，这是同一变化中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征兆。(27)俄国人对于使经济政策从属于政治政策始终没有感到任何怀疑：当美国外交官提议，作为对租借债务的一项解决办法和一笔补充贷款的答复，俄国政府应当放松对东欧的经济剥削时，斯大林把这项提议看成是明显的美国帝国主义。如果他不能获得一笔没有附带条件的贷款，他宁可不要。
到1946年夏天，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已经沦为政治的陪衬了。经验证明，这种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交换自由的理想，同战后世界的政治现实是不相适应的。它的先决条件是，或者国际间出现了普遍的和谐，或者对国家实力的经济基础漠不关心——而从20世纪的经验来看，这种漠不关心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做不到的。
然而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发现自己这时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似乎是暂时的、令人极不满意的。最终使国际经济关系自由化的希望——即使不再是全球性的，至少是在非共产主义世界的范围内——仍然是强烈的。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准备承认，政府对国际经济交易的控制将存在下去，倘使仅仅因为这样一种局面表示政府控制国内经济事务的权力将比美国传统所允许的为大的话。因此，美国政府和人民在1946年下半年回到一种经过修改的战时国际经济关系的体制下时，他们对于这些权宜之计的持久性多少是故意闭上眼睛不看的。
（二）三大国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
美国想使国际经济关系自由化的努力徒劳无功，部分地是由于三大国中每一国在战后时期都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国内经济政策。可是，世界大国中经济制度和态度如果没有一种基本的共同性，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国际自由市场来交换商品、货币和劳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根本就不可能。
战争一结束，美国政府立即开始把战时建立起来的经济管制机构撤销。政府在这样做时，是响应了人民的意愿。战时，政府对生产和消费的限制使商人和消费者都感到怨恨。再者，尊重自由企业和外汇自由市场的价格机构，把它们看做生产的主要调节措施，这种传统仍然是强烈的。就连在特殊的利益团体事实上破坏了它的地方，这种传统原则上还是难得受到挑战。当然，是有一些重大的困难，所以管制并没有一下子都撤销。1945年8月21日，从1943年起便支配着美国战时生产的物资管制计划(28)废除了，优先照顾的范围急剧地缩小。对消费品的生产所加的限制也渐渐撤销了。战时生产局(29)于1945年11月4日正式撤销以后，它的接替机关民用生产管理署仅仅接下了对几个经济部门的控制，主要是对依然严重匮乏的纺织品和革制品加以控制。(30)房屋是一个特殊的问题。1946年1月，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成立起来，它具有分配稀少的建筑材料和依次安排房屋的权力。
取消军事部门订货和工厂改为生产民用商品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延搁，在1945年8月和9月里导致了美国工业总生产的一次急剧的减退。但在10月间，情况便有了转机，到11月份，生产指数又到了战时最高峰的20%以内，而按当时的价格而言，则相当于战前数字的一倍以上。(31)这是一个出色的成就，当然，军队迅速复员所扩大了的劳动力供应以及商店对于恢复民用生产一般都预先做好了准备这一点也促进了这一成就。
尽管如此，一股巨大的、被压制住的购买力造成了商品的广泛缺乏。因此，像撤销生产控制那样迅速地取消对物价的控制，似乎并不明智。物价控制的前途在1946年(32)成了政府和国会之间的一个严重的争端。当国会提出一项将会大幅度地削弱全国物价控制而名义上又使它继续有效的法案时，1946年6月9日杜鲁门把它否决，从而暂时完全终止了政府对物价的控制。1946年7月25日，达成了一项折衷办法，但是再次实行的物价控制仅仅是部分的，并没有阻止消费价格和批发价格的迅速上涨。
美国政府采取了同样激烈的步骤来摆脱国外的经济活动。1945年9月27日，一道行政命令终止了对外经济管理局的合法存在。(33)结束业务的工作移交给了政府的其他部门，大部分移交给了国务院，国务院则把向国外出售政府剩余产业的职责委派给了一名专员。(34)诚然，这也就是移交给对外经济管理局的接替机关的主要剩余业务。政府对原料和其他商品的购买，同政府输出美国产品一起，都将终止。就美国而言，国际贸易今后将由私营商行和个人来经营。
但是，如果认为战争的经验和大战前那些萧条的岁月中的经验，没有在美国经济或是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政策上留下痕迹，那将是错误的。相反，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管制范围相当广泛，仅仅在同欧洲国家的实际情况比较之下才显得较小。战争所带来的最大的单一技术发展——原子能，仍旧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有些兵工厂也仍旧在一种备用的基础上听候政府安排，并没有改过来从事民用生产。此外，美国生产的农业部分则在一种补助金、有保障的售价、产量定额，以及政府的收购、贮藏和“剩余部分”的销售这一套苦心安排的制度下繁荣兴旺。
国家支出的比例在1946年年底仍为1940年的4倍以上。这一增加（当然，由于物价的上涨而过分增高了）意味着政府的活动已经深深地全面渗透进了美国的经济。政府对商品与劳务的要求和政府的财政与放款政策，同政府的规章、条例、法律一起，对私人企业产生的影响远比战前为大。例如，外汇自由市场的经营便受到新的官方活动的控制和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认为政府有责任和能力来保证充分就业与繁荣昌盛的这一新的概念，已经牢牢地印在美国人民的头脑中，并且通过1946年的就业条例正式写成了法律。
尽管外国人把美国看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美国人自己把他们的经济制度看成是由自由企业支配的，战后的制度实际上是老式的资本主义和新式的国家控制的一种混合物——在这种混合的制度下，政府的政策发挥了异常深远的影响。(35)例如，就连在国内，在美国人用不着去考虑社会主义或者其他外国思想的地方，战后对“正常秩序”的恢复也是很有限的，而对经济过程的政治控制这种新的干涉则是很广泛的。
英国的国内经济政策既不像美国也不像俄国，根本不能同对外经济关系分割开来。这个国家靠进出口生活下去，所以一切其他的考虑都不得不根据这个事实来衡量。英国的压倒一切的国内经济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提高出口的水平，使英国政府和人民可以偿付必需的进口并支付他们对外的其他财政义务。
1944年11月同美国缔结的经济协定，(36)为恢复英国工业、重整出口贸易以及逐步减少租借物资提供了一个开端。不过这个协定是以对日战争将持续到1946年，在租借协定期满以前英国经济可以有时间逐步重新整顿就绪这个假定为基础的。对日战争意想不到地提早结束，导致租借协定突然在1945年9月2日一下子废除了，这时英国工业还没有准备好重新开始大规模出口，英国的经济总的说来也还不能希望哪怕是勉强地自立。结果，同美国进行新的商谈成为势所必行的了。(37)
英国的险恶的国际经济形势，使任何人也无法想象，取消战时的管制就能自动恢复战前的经济方式。国内遭到的重大损害与情况的日益恶化，使这样一个计划更不可能。而1945年的大选使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工党政府出来执政的这一事实，说明了公众的意见已经有了多大的转变，远远不想恢复战前的“正常秩序”了。
我们可以从工党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中区别出两个相当不同的方面。工党政府所实行的某些措施是出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例如，某些基本工业的收归国有，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和保险事业的扩大，以及旨在缩小收入不平等的一项税收政策。另一方面，政府所推行的办法中有很多都同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多少关系。恢复进出口平衡，恢复国外资产与义务之间的平衡，这种绝对必要的工作几乎就不可能听其自然，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旨在限制国内的消费，限制对外国资金的需求和增加出口商品的措施。针对着这些目的的政府管制，至少同旨在使福利国家这一理想更为接近现实的措施同等重要。
一般说来，英国政府保持了它在战时所取得的大部分权力。分配原料给制造商、配给消费品、管制物价、政府大量收购某些必要的商品以及管制全部外汇交易，全都继续生效。惟一似乎可以放松管制的重要领域是人力。战时允许政府把劳动力支配到特殊的工作上去的规定仍然存在，但是一系列命令把这种特别权力的实施限定于人口中的某些特殊团体，实际上，强迫几乎完全放弃了。(38)然而就许多工业部门和农业来说，劳动力的缺乏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种权宜之计，运进了大批战俘来帮助填补这个空隙。(39)
当然，最大的改变是，政府不再像战时那样，使用它的经济能力来增加战时生产并使全国的武装部队保持着最大的兵力。相反，它试图推动出口并加快国内的复兴工作。为了取得一个平衡的、繁荣的经济，根据官方估计，英国的输出额将不得不增加到战前水平的175%。由于在1945年对日战争胜利前的头9个月里，输出额大体上只占1938年比例的42%，(40)上述目标更是不易达到的。同战时的第二个重要的差别是，当战争结束以后，政府对军需品和其他商品直接订货的数量急剧地减少了。此后，政府对生产的控制变得更为间接，并且往往还给予私营工业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是，如同在美国那样，政府的支出在1946年仍旧为战前的4倍左右，(41)而政府作为商品及劳务的买主，其经济重要性则相应地增加了。
为了重新建立稳定的国际收支，订立一些规章制度似乎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认为工党政府乐于把这些规章制度强加在英国的工商业上，那是十分错误的。相反，有些规章制度看来必然是一些灾难。例如，消费品的配给和外汇账目的冻结就被认为属于这一类。政府希望能够先予以放宽，然后最终取消这些规章制度。
这种态度同美国普遍存在的态度没有很大出入。主要的差别在于在美国可以取消的管制，其规模远远超过英国。全民福利这一社会主义理想在美国也并不陌生，尽管人们十分强调不把它称作“社会主义的”，而且，当然，美国的社会立法也及不上英国的各项措施。
英美对于两国在大战初结束时面临的经济问题作出的反应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英国政府认为自身是社会主义的，而这个词在美国则是诅咒，这一点可能很容易把这些基本上相似之处搞得模糊不清。英国的社会主义是温和的、渐进的。英国工业有很多部门还掌握在私人的手里。工党政府并不试图或希望完全消灭私人企业和市场价格的涨落。同样，美国私人企业则受到一个急切地想确保工人和农民福利（与选票）的政府的管理和限制。差别在于程度的不同。公开宣布的社会主义计划和国家艰难的经济情况，促使英国政府走得较远，不过在两个国家里，政府对经济的管制都是片面的——对情况的一种经验主义的反应。在两个国家里，这种管制主要的用意都是想改善全体人民，特别是各个比较贫穷的阶级的命运。
英国推行的出口运动取得了相当成功，但是远没有促成国际收支的平衡。到1946年，往来交易的逆差已经缩减到3.44亿英镑，(42)这一数目大致不到1945年逆差的一半。(43)然而，恢复国际偿付能力的努力并不像一眼看来那么顺利。英国的出口商品最容易进入软通货的国家，而要增加对美元区国家的出口则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同美元区往来交易的逆差在1946年合计为3.3亿英镑。(44)只是靠了美国国会于1946年7月通过的那笔对英贷款，才没有使英美贸易由于结果出现的美元亏空而陷于瘫痪。
就苏俄来说，租借协定和互助协定的终止，意味着突然一下又回到一种几乎全然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上去了。(45)然而战争扩大了俄国对新领土的控制，俄国政府毫不迟疑地掠夺了东欧和满洲，以便多少减轻俄国人民自身蒙受的可怕的贫困。战争对俄国的经济是一场大灾难。据估计，俄国战前的主要设备约有1／4都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再不然就是耗费掉了。(46)全部生产在战争的年头里大概也有所下降，而把资源集中在军需生产上意味着民用商品的生产受到了严重的损害。(47)极度的贫困、工作过度以及人民极端厌战的情绪，这些都是必然的后果。
在1945年，苏联政府并没有借助于一项宏伟的计划来处理它的经济事务。据推测，紧急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力。战利品、赔偿和战俘的强制劳动补充了俄国经济的正常资源。这些项目的真正的重要性是无法估计的，但是无疑相当重要，而且可能不仅仅弥补了租借物资停止供应的损失。(48)
等战争和重新过渡到和平这种迫切的紧急状态过去以后，对经济的比较系统的管制和未来发展生产的计划都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出来了。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宣布，一个新的五年计划即将准备就绪。它于3月13日递交给了最高苏维埃。两天以后，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在一篇很有趣的讲话中向最高苏维埃的委员们叙述了这项新的五年计划。他开始解释说，苏联武装部队所取得的胜利，是战前所推行的工业化政策和农业集体化的结果。现在，必须恢复战争所带来的损失，进一步前进。他在列举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时，把重工业和铁路运输的发展放在第一位，而把消费品的生产放在第二位。这种着重是同战前苏联政府的做法相一致的，并且预示着俄国人民将继续贫困。用沃兹涅先斯基的话来说：“生产资料的产量的增长率多少超过了消费品的产量的增长率。”这是必要的，因为“放慢复兴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步伐，就意味着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达到这项五年计划所设想的那种发展步伐的理由。”(49)
落后的意思首先就是指军事方面的落后。这项新计划的五个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以最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供给苏联武装部队”，因为“垄断资本主义能够产生新的侵略者”。诚然，军事方面的考虑构成了整个计划的基础，尽管沃兹涅先斯基的讲话和计划的文本(50)用意都在于把这一点搞得隐晦一些。例如，计划中也规定了原子研究工作，不过沃兹涅先斯基解释说，这种工作将服从于“工业和运输的需要”。同样，新工业的发展将集中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而在苏联西部和比较暴露的地区，工业的重建将不过于超出恢复战前的能力，但沃兹涅先斯基辩解说，这种政策是正确的，理由是它将把新的企业带到“拥有必需的燃料、动力和原料资源的地区和城市中去”。
虽然这项计划明显地偏向于重工业和军备，但它对贫困的人民却的确提供了改善生活条件的希望。沃兹涅先斯基解释说，面包和面粉的配给将在1946年结束，同时答应所有其他形式的民间配给都将在1947年结束。工资将予以提高，生活费用将下降到使人民的生活超过战前的水平。
这项计划所制定的全部生产目标是很宏伟的。到1950年，工业总产量将上升到战前数字的148%，尽管在提出这项计划时，苏联境内遭到战火破坏的地区的生产几乎还没有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此外，这将在没有外国的援助下来完成。用沃兹涅先斯基的话来说，政府是打算保持“……确保苏联技术和经济独立的这种久经考验的政策”。
看来很清楚，第四个五年计划表明要返回到曾经鼓舞过30年代那些较早的计划的经济管理原则上去。斯大林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仍然是冷酷无情地使人民的福利从属于主要以军事实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的安全。(51)正如1945年的胜利被用来说明30年代政策的正确性一样，新战争的危险也被用来在俄国人民的面前说明1946年继续推行这项政策也还是正确的。苏联政府把它的人民看成了工具，首先应当用来保护国家，防御它的潜在敌人。同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比较起来，他们的福利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诚然，俄国的多年穷困使这第二位显得十分贫乏。尽管沃兹涅先斯基作出了乐观的预言，看来很有可能就连战前相当低的生活水平，到1949年在苏联也还没有完全恢复。(52)
有关苏联经济的资料非常缺乏和不完备，因此要估计实际的成就必然大半是一件猜测的工作。然而，下面的表多少可以说明1945年和1946年的趋势。
苏联的生产(53)
如果这些数字大体上是准确的，那么显而易见，俄国的生产到1946年年底还没有恢复到1940年的水平。重工业的恢复远远超过了消费品的生产，这从战时的方式并从苏联战后政策的偏重上就可以预料到。谷物生产的下降和牲畜数目的减少所反映出来的近乎灾难性的农业情况，大半是由于1946年的严重旱灾的后果。这场没有预见到的灾难，使得废除粮食的配给不得不延缓到沃兹涅先斯基所答应的日期以后。农作物的歉收一定使许多俄国人的家庭在1946年都忍饥挨饿。
俄国的贫穷和苏联政府不惜任何代价要在军事方面保持强大的决心，决定了俄国的经济政策。英国的贸易逆差和英国政府想改善并拉平人民生活水平的愿望，决定了英国经济政策的方向。两国中没有一国政府的政策是符合于美国想获得比较自由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汇兑的希望的。倘使美国愿意使租借协定在和平时期继续生效，并把美国商品调去援助它的两个主要盟友的工业复兴与发展，那么有可能（尽管就俄国来说，这是不大可能的）会实现某种近似于美国的自由的理想。不过这样一个步骤从政治上和心理上讲，都是绝对办不到的。美国人面对着国内的匮乏，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水平过分降低去帮助其他的国家，但是鉴于世界满目疮痍，大力减少美国人的消费，从而提供一个比较近乎平等的基础，在这上面建立起美国人梦想的自由的经济秩序，则是很有必要的。(54)
（三）美国为建立自由的国际经济关系所作的努力
在波茨坦，杜鲁门的顾问中间那些主张对租借法作广义解释的人，在说服总统同意用租借法为英法在德国的占领军提供粮食这个问题上，赢得了一场胜利。(55)但是对日战争的结束，使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个新局面。租借法被看成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说特殊的情况并没有随着战斗的结束而消逝，这种议论并不能打消一般美国人认为给予其他国家的赠与应当随着战争而终止的想法。1945年，国会明确地禁止把根据租借法拨出的基金用于战后的救济、复兴或重建工作。(56)因此，即使杜鲁门希望这么办，他也会发现在对日战争胜利后要继续执行借租协定是很困难的。(57)他也并不希望如此。1945年8月21日总统宣布，从日本正式投降的时候起，租借协定就将停止生效。这样，杜鲁门一举便宣告解除了联结大同盟各国的国民经济的主要链环。
不过对于根据租借协定已经订妥的货物则将遵照另行商定的条件完成交货，这项附带的建议减轻了这一打击的影响。此外，要求偿还租借债务的这一意见也被放弃了。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在致国会的一篇咨文中，宣称：“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我们的盟国对它们所负的那部分庞大的租借债务用美元偿付，那将是不可能的。”(58)
要大多数国家对于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油管”用现金偿付，那也是同样不可能的。在随后的几星期里，美国政府同各国谈妥了一系列协定，根据这些协定，交货将按信贷办法进行。1945年10月15日同苏联缔结的协定，是最早的一批协定之一。美国人答应把对日战争胜利时业已订购的一大批货物运交给俄国人。俄国人则答应从1954年7月1日起用美元偿付这批货物。这笔贷款每年附有2.375%的利息，其总数则将等货物交齐、价格确定后才能决定。(59)根据这一协定递交的货物的价值，到1946年年底据估计为2.44亿美元。到1946年年底，美国同13个国家都缔结了类似的油管协定。根据这些协定的条款由美国输出的货物的总值，据估计约为12亿美元。(60)在大多数情况下，交货都是按信贷办法，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安排了一种立即用现金偿付的办法。
美国政府对于随着对日战争的胜利立即终止租借办法的这项政策，作了两个较为重要的例外。(61)中国的经济同它的政治和军事情况一样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提供给中国政府的任何援助希望得到偿付，那是一种荒唐的想法，然而不帮助蒋介石就会为北方的共产党人打开道路，并且会使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的解除武装和遣返工作受到阻碍。因此，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国继续执行租借法予以援助。事实上，在对日战争胜利后提供给中国人的供应品和劳务的总值，几乎同战时根据租借协定递交的全部货物的总值正好相等。租借办法对中国一直实行到1946年6月30日，随后，一项“油管”信贷办法代替了它，为进一步递交的货物提供资金。(62)
意大利的情况也需要特殊对待。1945年6月15日，从租借法经费中拨出1亿美元，专供在意大利救济平民。当对日战争的胜利到来时，这项计划并没有取消，而是继续执行到那年年底。此外，价值7 300万美元的工业机器和供应物资在1945年里通过租借的渠道运送到了意大利。给予意大利政府这笔信贷，是为了补偿它发给美国部队作军饷的那笔里拉的。(63)不过从1946年年初起，意大利的救济与重建的责任就移交给联总了。
当然，最为重要的租借账户是英国人。英美军事供应体系在世界许多地区密切地混合到了一起，加之英国的民间供应又有一大部分是通过租借渠道而来，这就使得在9月2日突然终止租借协定几乎成为不可能。事实上，美国的援助和英国的互助协定一直执行到那年年底。规定两国间未来的经济关系以及同时偿付租借协定和互助协定的账目的谈判，于1945年9月13日毫不拖延地开始进行。这次谈判所缔结的一系列协定，都于1945年12月6日公布了。
根据这些协定，将就对日战争胜利日到所有这类交易行将终止的1945年12月31日这一期间两国互相给予对方的劳务和供应品列出一份清单。初步的估计显示出，英国由于进行上述这类交换，将欠下总数约为1.18亿美元的款项。此外，由于对日战争胜利前租借协定和互助协定的实行，英国的纯债务被定为5.32亿美元，这使英国欠款的总数达到6.5亿美元。(64)这笔债务将按同时商定的37.5亿美元的那笔新的对英贷款的同样条件予以偿付。(65)
算出6.5亿美元这一数目来的方法是复杂的，这里无须详加叙述。总的来说，所有战时消费掉或毁坏了的供应品都一笔勾销。只有在对日战争胜利时手头现存的那些货物和根据油管协定递交的货物，才登记入账。此外，美国对于提供给英国的军火和军用品保有权利，并且保留重新取得这些项目的权利，不过达成的谅解是，这种权利一般将不行使。在这个基础上，全部军用品的价值将从算出应偿付给美国的总数中略去。计算入内的只是民间供应品——主要是粮食和原料、非战斗性的飞机、石油，以及设置在两国境内的固定设备。
鉴于美国人计算出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给英国的物资的总值为313.93亿美元，而英国人根据互助协定提供给美国的援助估计约为12.1亿英镑，按6.5亿美元来结算，的确可以说是宽宏大量的。至于租借法原来规定的“合众国的利益”，那就是战败敌人，而概述结算的条件的那份英美联合声明则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明白。(66)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战争债务给国际关系招来了麻烦，罗斯福想避免那种麻烦的决心，收到了效果。
英国租借账目的结算为随后同其他国家的结算提供了一个样板。1946年5月16日同印度达成了一项协定，5月28日同法国也达成了一项协定。接下去在1946年下半年，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利时和土耳其都达成了协定。而同南非、挪威、希腊和荷兰的积极谈判，导致1947年年初的更多的结算，不过在1946年全年里，俄国和它在东欧的卫星国却避开通过协定结清租借账目。(67)
油管协定及租借债务通过谈判获得解决，其实际影响就是急剧地减少了美国提供给其他国家的援助总数，同时由于租借协定的实施，过去所负的全部债务差不多也全一笔勾销了。一系列的美国贷款足够别国政府用以偿付为了清算租借协定提供的援助所认付的债务，并为递交的最后一批租借物资提供了货款。因此，在美国人眼里，已经使情况正常化了。在和平的时候，外国政府应该对美国的货物付款，即使不是立即偿付，至少是在未来某一个时候。
然而，显而易见，外国将继续需要美国的货物，几乎同战时一样，而且规模远比租借油管协定所提供的为大。美国政府于1945年7月31日授权进出口银行把它的对外贷款增加到35亿美元之多，试图借此满足这种需要。(68)随着租借油管协定交货的终止，这便成了1946年上半年为美国出口商品提供货款的一条主要渠道。(69)但是到那年的中期，银行的全部资金差不多已经分派掉了，鉴于国会没有授权该行增加它的贷款能力，该行进一步发挥作用的范围大为缩小。1946年6月，布雷顿森林会议所规定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开始组织起来进行营业。在美国官方看来，为世界贸易进一步提供资金的责任就该移交给这一机构。
从租借协定逐渐过渡到以国际银行作为对美国出口商品提供货款的手段，这是按照美国官员所希望的那种方式实现的。这是从战时的临时方法过渡到和平时期的新措施。这项计划的惟一缺点是，国际银行的资力不足以满足全世界的需要，而且国际政治气候也不适合于国际银行的章程责成该行遵循的那些国际金融与贸易方针。(70)因此，就连在1946年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新的“临时性”措施。事实上，国际银行的有限的重要性从来也没有超过作为一个国际交易的调节机构。
英美两国的各个联合委员会(71)也按照类似的方式解散了。1945年9月25日，杜鲁门批准了美国政策的一项声明，要求早日撤销这些委员会，同时也预见到成立一些政府间的委员会来分派世界上仍然匮乏的物资，是合乎理想的。10月间，加拿大和英国接受了美国的这项声明，同意联合原料委员会和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应于1945年12月31日撤销。但是由于威胁到欧洲和全世界的严重的粮荒，联合粮食委员会则展缓到1946年6月30日才撤销。
联合原料委员会和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由五个国际性的“商品委员会”所代替，其责任是分配锡、皮革、棉布、橡胶和燃煤。会员人数各各不同，因为它们的目的在于把每种商品的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全包括在内。不久，联合粮食委员会也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赞助下的一个国际粮食应急委员会所代替。这个新机构于1946年7月1日接管。但是随着英美逐渐把它们对世界原料和粮食交换的支配权移交给了更有广泛代表性的机构以后，政府之间进行协商的那种效能也逐渐减少了。到1946年中期，这些领域里的合作已经大部分结束，各国都各奔前程了。(72)
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较早就遭到不幸。名义上，这个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46年，但是从1943年年初起就不起作用了。(73)1944年8月，主要在英国政府的推动下，曾经做过一次努力，想使它重新发挥一些作用。一个新的专为对德战争结束以后和对日战争胜利以后6个月的期间内调度船舶的政府间的机构——联合海运局成立了。这个机构（最后有16个国家参加）相当成功地解决了战争刚结束后船舶缺少的问题，但是当运送兵士回国的这件大事大半完成以后，许多海运国家像美国和某些其他国家所希望的那样，似乎可以回复到由国家管制商船的体制了。因此，在对日战争胜利后6个月，当联合海运局于1946年3月2日如期解散时，一个仅仅具有咨询和提供情报的任务的联合海运咨询委员会接替了它。(74)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和军需品分配委员会——1942年阿卡迪亚会议上成立的那些联合委员会中最重要、最卓有成效的两个——并没有那么匆促解散，当然随着战争的结束，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停止了它的大部分活动。不过就连在军事领域里，美国人对于继续同英国保持战时的特殊伙伴关系也并不很热忱。他们同意仅仅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维持到和平条约签订以后——当时，这似乎是不久即将实现的一件事。(75)由于预料到英美在军事方面的伙伴关系很早就会拆散，一种日益增强的保留态度，尤其在美国人方面，制止了情报的自由交流，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内讨论军事政策问题的那种坦率的态度也减少了。(76)这样，这个委员会便失去了战时的重要性。(77)
英美军事合作的减弱在原子研究的领域里特别显著。即使在战时，美国的政策也是把原子弹生产的一部分秘密保持在美国的手里。到战争结束后，英国和加拿大不久便停止参加美国的原子工作了。(78)等国会找时间通过立法来规定原子研究与发展的前途时，它批准并扩大了保密的政策。不仅是原子能的军事用途，就连它的和平用途也严加保密。(79)这样，1946年的原子能法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管理原子能在美国的发展工作，并且指示该委员会，“在国会通过联合决议宣布对使用原子能于毁灭性用途已设置有效可行的国际防护措施以前，关于使用原子能于工业用途方面，将不同其他国家交换情报。……”(80)这并不是说，美国企图设法对原子能保持无限期的垄断。不过按照美国的（和英国的）看法，各国参加发展原子的工作，将取决于在联合国下面先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检查与管理制度。(81)
当盟国战时形式的经济合作这样结束、削弱或可望改变成常设的国际机构的形式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作为渡过艰难的战后时期的一种手段，则独树一帜。1943年11月，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最初成立时，(82)它的预定的工作是向获得解放的国家提供救济。1944年9月，在联总理事会的第二届会议上，一项决议扩大了联总的活动范围，准许它到以前敌国的境内展开救济难民的工作。此外，联总还允诺对意大利人民提供规模有限的救济。1945年8月，又进一步修改方针，给予意大利和奥地利同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1946年2月，匈牙利也获得了接受救济的资格。不过德国和日本仍然不在范围以内，维持这两个国家人民的生活便成为占领军的责任了。
许多行政方面的困难，包括航运这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使联总的大规模活动延缓到1946年才开始。这个组织到1947年中期才结束了它的主要活动。然而在1946年至1947年中期之间，联总在国际货物交换方面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并且帮助饱经战祸的国家的人民免受最为严重的苦难。
联总共经手了价值39.68亿美元的资财，分发了价值36.83亿美元的商品，余数则用做行政开支和拨交给各个接替机构的款项。联总从美国政府获得的捐款最大——26.68亿美元，也就是总数的将近65%。英国政府是第二个最大的捐款者，共为6.17亿美元（将近15%）；加拿大居第三位，共为1.39亿美元（3.5%）。17个国家受到了联总的援助，不过其中有8国远远超出了其余的国家。联总运往这8个主要接受国的货物的价值，从下列这张表上便可以看出来：(83)
对于这些数字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联总在分发救济与其他供应品时政治上不偏不倚。这当然是该组织的一项主要原则，而且也是战后的救济工作何以首先要委托给一个国际团体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英美同俄国之间的关系恶化以后，美国和英国发现自己正在通过联总向东欧不友好的国家提供供应品。这是国务卿贝尔纳斯所不喜欢的。美国的国会议员甚至更为强烈地表示反对，他们很勉强地投票通过了对联总的第二次拨款，而且拖延了好几个月。到了1947年仲夏，想使联总的工作继续下去的所有提议都遭到美国的日见增长的抵制。在联总工作结束之前的整整一年中，贝尔纳斯就已经得出结论，“国会对外救济的任何新拨款都应由美国分派”(84)。美国的这种态度是决定性的，于是该组织的工作在1947年上半年完全结束，不是因为善后工作已经完成，而是因为没有经费了。
联总的这一尝试，在美国通过国际合作走向一种自由的战后经济制度的总方案中有其地位。它的夭折反映了那个梦想的全盘失败。现在，我们必须来检讨一下那种用来取代1944年和1945年那份自由的蓝图的国际经济关系方式的一些主要特征了。
（四）重返政治经济体制
1946年，决定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轴心，就是美国给予英国的贷款。这笔贷款的命运很恰当地说明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所发生的变化。这笔贷款是作为保证早日建立起比较自由的国际贸易的一种手段，通过谈判并首先向美国国会和公众提出的。它最后由众议院通过时，则是作为遏制俄国的一种手段。当然，在贷款谈判的最初阶段中，政治情绪并不是完全没有，当它最后由国会批准时，美国人也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信心，认为这笔贷款是有助于走向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一个步骤。不过在国会批准这项贷款协定以前的那7个月的辩论过程中，毫无疑问，重点肯定是改变了。
英美财政贸易协定这一正式名称，最初是在1945年12月6日宣布的。尽管就法律上讲它是独立的，但同上文所述的租借及互助债务的清算却有所关联。(85)鉴于租借办法调节着英国和美国战时的经济关系，这项新的“信贷油管”，(86)以及附带的关于未来贸易与财政政策的协定，则是企图调节两国之间未来的经济关系的。
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勋爵领导了参加财政贸易协定谈判的英国代表团。如同凯恩斯后来向上议院说明的那样，他是抱着他认为自己可以劝说美国人“通过一笔接近于馈赠的财政援助”帮助英国转变到一种可以生存下去的和平经济的希望去谈判的。他特别希望不算利息。(87)英国代表团所设想的这种安排，就等于把租借协定予以延长。他们准备为自己的立场提出的论点是，英国的经济牺牲是异常巨大的，尤其是在租借协定实行以前的1939—1941年那些年头里。实际上，英国人提出的建议是：应将美国官员所接受的清算租借账目的对等牺牲的准则，追溯上去应用于1939—1941年那段时期。至于美国援助应用的途径和英国未来的一般经济政策，凯恩斯和他的同事们则希望避免承担任何苛刻严格的义务。(88)
然而，美国人却无意就过去的牺牲作出一些令人不快的比较。根据任何这样的论点，可以来要求美国援助的其他盟国实在太多了。相反，美国人主要是看到未来。他们在眼前设想出一个繁荣和平的世界的景象，并且试图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促成他们的希望。如同凯恩斯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美国朋友对我们的创伤并不感兴趣，尽管这些创伤是为共同事业所蒙受的；他们只对我们的复原感兴趣。”在美国人看来，复原意味着通过国际合作来减少贸易的政治障碍，以及接受一些国际法规，以便防止纳粹党人在30年代中那么有效地实行过的那种方式的经济战。对于英国，这意味着作为一笔贷款的交换条件，美国人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明确的保证：帝国特惠关税和对英镑账户的限制将予以取消或作出大幅度的修改。这在美国人看来，似乎是建立起无歧视的多边世界贸易所必须采取的第一步，而他们同时相信，稳定的和平与国际繁荣的希望也有赖于这样的世界贸易。美国专家们同意，对这笔贷款索取利息将很不明智地使英国的支付能力十分紧张，不过他们又感到一笔无息贷款结果将是国会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坚持要有利息，不过把条件订得尽可能有利些。
鉴于美国人可以给予援助或不给予援助，他们在谈判中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不能达成协议并不会过分损害到美国的经济，但是却会使英国的经济濒于瘫痪。结果是，除了在英国代表团的主张真正使美国人信服的时候，在大多数争端上，英国人都不得不让步。因此，最后商定的总数——37.5亿美元——比英国人原来所希望的为小。在凯恩斯勋爵看来，这似乎仅仅是一笔最低的数目，只好在这笔信贷的5年有效期中用来弥补预料会出现的贸易逆差。其次，英国谈判代表们接受了美国人的要求，同意取消妨碍把英镑兑换成美元的特别财政管制。该协定规定：
联合王国政府在切实可行的最早日期内，而且除遇有特殊情况经协商后另定一较迟的日期外，无论如何将不得迟于本协定生效日期一年以后完成安排……使往来交易的英镑收入……可以不加歧视地自由通用于任何货币区内的往来交易上，从而使……英镑区的每一成员国可自由处理现有的英镑和美元收入，以便在任何地区进行交易。(89)
就帝国特惠关税而言，英国人承担的义务则远没有这么明确。财政贸易协定本身只顺便提到“本信贷油管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促进多边贸易的发展，并在一种无歧视的基础上促其早日恢复这一点”，但是同一天，即1945年12月6日，两国政府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却说得明确得多。美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建议，提供一个国际贸易及就业会议考虑。(90)这些建议除涉及其他事项外，还要求取消关税歧视。12月6日的联合声明宣称：
……联合王国政府完全赞同这些建议中的各项要点，并接受这些要点作为国际讨论的基础。……
两国政府还就国际谈判的程序和这些建议的实施办法取得一致的意见。为了这一目的，它们已着手进行预备性的谈判……以便作出具体安排来实施这些建议，包括放宽各种贸易壁垒的最后措施。(91)
这样冗长的措辞简括地来说，就是英国答应以赞同的态度考虑取消帝国特惠关税，作为减少贸易壁垒的一项全面国际协定的一部分。
贷款的条件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偿还将从1951年12月31日才开始，它将分50年还清，利息定为2%。此外，美国人还答应，遇到英国的贸易差额下降到1936—1938年的水平以下时，便放弃利息。这样放弃的利息将不加进债款中去，而是一笔勾销。这一条款意味着在困难时期，英国事实上将享有一笔无息贷款，就像凯恩斯勋爵原来所谋求的那样。
当这项协定最初宣布时，英国和美国的反应都是从冷淡到反对。许多美国人觉得，停止这么大规模地对外贷款的时候已经到来了，有些人则觉得英国人没有权利享受特别有利的条件。相反，英国人方面则觉得，美国人做成了一笔很苛刻的交易，并且正利用英国的经济衰退来损害帝国的经济联系。他们特别反对这项协定和有关文件中体现出来的单方面的保证。英国保证取消外汇管制，答应以赞同的态度考虑取消帝国特惠制，可是美国则没有作出什么承诺。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们可以很有理由地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关税对国际贸易是一种比帝国特惠制更为严重的障碍。(92)比弗布鲁克勋爵和帝国的其他支持者发表言论反对这项协定，比弗布鲁克拥有的报纸还发动了一场反对这项协定的长时期的运动。虽然如此，美国货物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以维持它的经济，这种需要仍然是迫切的。下院很知道这一点，于是在1945年12月13日以345票对98票批准了这项协定。(93)
当财政贸易协定草拟出来时，两国政府都认为它将在1946年年初生效。由于美国国会工作迟缓，协定生效期略有延缓是在预料之中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众议院会经过7个月才终于批准这项协定。中间这段时间就英国政府说来是一个焦急的时期。英国政府的全部财政经济计划都依靠这笔贷款。
杜鲁门政府不遗余力地去加速国会的行动。然而必须等到国会议员圣诞节休假回来，才能在1946年1月30日正式提出这项协定。到那时，杜鲁门送了一份特别咨文给国会，请求它迅速予以批准。同时，政府领导人物的一系列讲话和政府发动的一次广泛的宣传运动，试图打消公众和国会对这笔贷款的冷漠和反对。但是国会却无意听候杜鲁门的号令，程序从一开始显然就是慢条斯理的。
参议院首先采取了行动。辩论主要集中在经济问题上。批评这项协定的人争辩说，这么大一笔对英贷款会增加国内的通货膨胀，会给美国无法给予其他国家的类似的大笔贷款敞开门户，会用纳税人的钱去帮助美国企业的一个危险的竞争者，会帮助社会主义，而且是绝对无法收回的，是一点也不合乎商业习惯的，因为这笔贷款没有有形的担保品。相反的议论强调了美国在一个繁荣的、通过贸易而富足的世界上的利益，并且指出，英国的特殊的贸易地位意味着这笔贷款对其他国家不会构成一个先例。
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经过初步听取意见之后，这个议案于1946年4月17日提到了全体会议，遭到激烈的反对。有几个参议员企图用拖延的办法来抵制这笔贷款的讨论，并且顺利地使工作停顿了好几天。其他的反对者采取了对这项协定提出修正案的策略，目的在于使英国政府无法接受。这类修正案中最主要的一项是，要求英国把加勒比海地区的某些岛屿出售给美国。这个修正案于5月9日进行表决，以40票对45票的接近票数被击败了。共和党外交政策问题的主要发言人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辩论中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他作为贝尔纳斯的特别顾问，即将去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外长会议。临行之前，他于1946年4月22日对参议院说，经过长时间的冥思苦想，他得出结论，这笔贷款应予批准。(94)他的讲话使共和党内反对这个议案的人分裂开来，并且有助于保证使这一协定最终得到通过。临了，在杜鲁门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后，参议院在1946年5月10日以46票对30票表决通过了这一协定。
在参议院的辩论中，有些发言指出了这笔贷款的政治意义。例如，据引述，参议员惠勒就曾经说：“我所能想到的作出这笔贷款的惟一原因就是，给予英国充分的援助，使它好在欧洲抵挡住共产主义。如果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就必须持续不断地贷款给他们。”(95)各个不同的记者用比较克制的语言指出了同样的情况，(96)不过官方为这笔贷款提出的辩论仍然完全是经济方面的，公众和参议院的注意力大半都被引向它的经济方面。(97)
但是，当这个协定在众议院内展开辩论时，重心却改变了。这个议案于5月14日先由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加以审议，然后在1946年7月8日由该委员会向众议院提出报告。参议院探讨过的那些熟悉的理由再一次受到彻底的审查，不过新的重要的理由也增加了进去。财政部长文森在5月16日为协定作证时说，当前除了把世界划分为俄国与英美两个经济集团以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个意见为批评这个议案的人提供了新的弹药，因为他们断言，这样，事实上美国是同英国结盟去对抗俄国。(98)
从这时候起，贷款辩论的主要争论是，这笔贷款事实上是否会使美国承担起从政治方面支持英国反对苏联的义务，倘使是这样，那么这么做是好事还是坏事。6月17日，众议院委员会对这项协定提出了赞成的报告，不过有5名议员签名的一份少数派报告却宣称：“这笔贷款对于英美的帝国主义分子将是一种推动力。往后，人们将告诉美国人说，这笔贷款是为英帝国未来的全部需要和希望提供美国金钱、枪炮和青年小伙子的预先作出的保证。”(99)
但是当美国反对俄国的舆论强硬起来，开始把斯大林的政府看成迅速解决世界问题的最大障碍时，这种议论便失去了效用。也许，俄国的共产主义毕竟既威胁到英国的利益，也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也许，美国有义务领导自由世界，并加强自由世界来反对共产主义；也许，通过给予英国的一笔贷款所取得的政治利益同那些经济利益同等重要；也许，政治利益甚至更为重要。如果是这样，那么财政贸易协定便完全有理由予以通过了。在美国和俄国政策之间的冲突变得公开以后——先在外长会议的4月会议上，(100)后在5月间关于德国的问题上(101)——愈来愈多的国会议员开始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然而，到最后一刹那，对贷款谈判的新看法引起了另一个障碍。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政策曾经激起美国犹太人和美国政府中重要人士的反对。这笔贷款会不会变成赞同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的一种表示呢？美国的各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很快便断定它会这样，因而对国会议员们施加了压力。(102)
7月8日当众议院展开辩论时，由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索尔·布卢姆的一篇声明，巴勒斯坦这个问题多少已经缓和了。布卢姆本人是犹太人，曾经严厉地批评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不过他断言，这笔贷款是一个应予分别考虑的不同的问题。“我知道，”他说，“这笔贷款对我的国家是会有帮助的。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将投票支持对我的国家最有利的措施。”(103)
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的辩论几乎完全集中在政治问题上，不过语调显然是新的。拥护贷款的人并不争辩说，这笔贷款将支持英国对抗俄国；相反，他们这时倾向于把这场全球性的斗争看成是美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直接斗争。用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众议员约翰·麦科马克的话来说：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注视着这次表决的结果，因为就它们而言，美国是在世界各国中承担起领导者的地位——积极的领导者的地位呢，还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那样，再次退回到孤立主义中去，这一点完全取决于这次表决。
如果我们闭上眼睛……如果我们的公职人员由于漠不关心、捉摸不定或胆小怕事，没有为我们国家的利益做应当做的事，那么我们就使那些用友好的眼光望着华盛顿的国家别无其他选择，只能屈从于莫斯科的势力范围。(104)
这笔贷款大半就是靠了这样的议论，才于1946年7月13日以219票对155票获得通过的。两天以后，国会的法案由杜鲁门签了字，财政贸易协定立即生效了。
要夸大这场辩论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大约直到1946年5月，美国政府和人民主要都被一种欲望鼓舞着，那就是想摆脱战争加在他们身上的特别责任。官方的计划要求从战时关系渐次过渡到新的国际安排中去，人们希望这种安排将为全世界取得和平与繁荣。美国人的意见始终没有为联合国感到后悔，不过在1945年和1946年的头几个月，人们普遍希望和相信，对外经济政策应当通过这个新的国际组织的不同附属机构去实行，而所有其他特别的义务和牵连都应当尽快地摆脱掉。
这笔对英贷款的讨论，促使美国人的情绪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临时的、特别有利的经济援助应不应当给予英国？新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活动应不应当由通过其他渠道的国家政策的决议来加以补充？退回国内并依靠联合国的合法渠道，并不像原来希望的那么容易：英国需要援助，而俄国则拒不合作，甚至还进行威胁。经过不少混乱和辩论以后，国会在投票表决这笔贷款时，事实上表决了恢复战时同英国所建立起来的那种特别关系，并且决定以积极的经济对抗措施去面对俄国人的挑战。
应该把这场辩论同1939—1941年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之间的那场辩论对照。两次辩论基本之点都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两次辩论都是深刻的传统观点受到总统提交给国会的议案的挑战；两次辩论的问题都是同美国对英国的支持特别有关。不过1939—1941年的辩论时间比较长些，最后是被日本人打断了。战时经验的影响，以及美国人对共产主义所感到的特殊敌对情绪的影响，(105)从这一件事上反映出来：这一回，国会自行决定来承担起新的义务。然而我们也应该记住，1946年承担的义务较小。争论的问题不是军事援助而是经济援助，而且美国舆论直到1947年才开始支持对俄国的扩张采取军事和政治行动。
支持英国的这项决定，标志着美国政策的一个真正转折点。战后从欧洲撤退的思想，在1946年7月以后便很快消失了。美国出面来领导自由欧洲对抗俄国和它的卫星国，成为美国政策的一个新目标。而当美国政府决定在联合国结构以外推行国家的政策时，把联合国当做医治世界疾病的良药的信心，也不可避免地消失了。不过所有这些改变都是逐渐形成的，当时人们并没有彻底了解。一些拥护对英贷款的人还希望，这笔贷款会成为对俄国的一笔同样贷款的先例。(106)还有些人则把协定中所体现的自由的经济目标放在第一位，而把政治观点看做次要的或是不幸的。
然而，就这种种混乱以及对这项决定的含义作出的这些错误解释适当地加以考虑以后，我们说美国国会在表决这笔贷款时，有一半是有意识地回复到战争岁月里国际经济关系中所特有的那种经济政策从属于政治政策的做法，这种说法似乎也是公正的。按照传统的银行家的判断，当国会批准这笔贷款时，他们最关心的倒不是英国财政方面是否健全；相反，他们所关心的是英国在政治方面对于抵抗共产主义是否健全。在1946年7月以后，这一点愈来愈明白地成为美国政府在考虑给不给予贷款时所依据的标准了。(107)
美国和俄国之间为清算租借账目，并为向苏联提供额外贷款所举行的谈判的命运，反映了美国态度的逐渐改变。官方的记录在1952年还无法获得，不过根据报纸上的报道，谈判的经过如下。早在1945年1月，斯大林便提出将来要向美国借款的问题，说明俄国大约需要60亿美元的贷款，以便顺利地进行战后的重建工作。这项提议遭到美国的拒绝，理由是这么大一笔数目是无法筹措的。(108)1945年8月，俄国人再次提出，不过提出的总数已减为10亿美元。这个要求是向对外经济管理局提出的，但是不久以后作为战后美国政府行政方面改组的一部分，对外经济管理局被撤销了。(109)它的档案移交给了国务院，从那时起国务院便承担起对外经济政策的责任。根据官方的说法，在那阵混乱中，附在俄国人的10亿美元贷款的要求后面的公文不见了，因此被人们忘记了，直到1946年2月底左右才偶然又被发现。(110)
当这个束之高阁的俄国建议被发现以后，美国政府发出了一份照会说明情况，并且提出，讨论一笔贷款应该同清算租借账目和广泛地讨论俄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联系起来。这是同英国和其他盟国的谈判所遵循的同样程序，可是俄国人却把它解释为美国财政侵略的一个明显的事例。其实美国人是建议来讨论一下俄国同东欧卫星国家的经济关系，因为一系列条约保证俄国在那里享有特别有利的贸易条件。(111)这是不能接受的，俄国人在3月15日发出的一份答复中就这么说了。(112)
大约一个月后，美国送出了一份答复，催促迅速开始谈判，同时，作了某种努力来应付俄国人对美国原来建议的异议，不过国务院仍旧坚守着无歧视贸易这一理想，不同意放过俄国在东欧所推行的政策。(113)
在进出口银行判定继续等待下去同俄国达成协议是毫无益处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5月9日宣布，临时指定作为对俄国贷款的那笔10亿美元的款项，将改用做对法国、中国和意大利的贷款。但是美国政府尚未明确地、无可挽回地决定不向俄国提供贷款，只要斯大林回心转意，接受美国的贸易原则的话。杜鲁门打算做的就是要求国会把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法定限额提高一下，增加15亿美元，如果能商定出令人满意的条件的话，为俄国，也许还为其他国家的贷款，提供一个余额。(114)
不过，这正是对英贷款的辩论在参议院到达高潮的时候。政府决定，当对英贷款还悬而未决时，要求国会授予更多的对外贷款的权力将是不明智的。因此，暂时什么事也没有做，尽管美俄两国政府之间就贷款和租借债务问题不断交换外交照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俄国达成任何协议的机会迅速暗淡下去了。1946年7月18日，杜鲁门宣布，他不打算要求国会在当前的这届会期里提高进出口银行贷款的限额，这一决定有力地排除了在1947年以前给予俄国一笔贷款的任何可能性，因为该行已经把它的全部资金差不多都贷出去了。(115)1946年10月，美国再次邀请俄国人为结算租借账目开始举行谈判。10月26日，斯大林在接见一个美国新闻记者时，对“俄国是否还有兴趣想从美国获得一笔贷款”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116)但是俄国却很顽固地希望取得一笔没有附带条件的贷款，而美国则同样顽固地坚持：任何贷款都必须作为一项全面经济解决的一部分。随着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日益恶化，任何一方的立场都不可能指望会有所改变。因此，俄国只好不要贷款，而美国则眼看着全世界根据自由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与金融汇兑的希望逐渐消逝在外界的黑暗中。
不过，我们必须再一次留神不要言过其实，说经济和政治政策的新阵线已经迅速产生并且泾渭分明。美国政府中有些重要人士继续希望，尽管发生了这一切，还是有可能同俄国人达成一种谅解。当马歇尔国务卿于1947年6月提出他那著名的由美国给予欧洲经济援助的建议时，(117)他并没有把俄国和东欧排除在外。诚然，在随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到他时，他很明白地把俄国也包括在可以接受这种援助的国家之内。可是俄国拒绝马歇尔计划，这才决定了东西方经济和政治的对立。在那以前，尽管一次接着一次的行动迫使美国人愈来愈明确地公开反对俄国，美国人却还是踌躇不决而且抱有希望。
第三节 三大国之间的外交斗争
（1945年9月—1946年4月）
（一）引言
在对日作战胜利日以后的7个月里，盟国之间的真挚友谊中相当明显地出现了忽冷忽热的局面。外长会议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会议（1945年9月11日—10月2日），并未确定同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签订和约的原则，而是陷入僵局，不得不休会，表面上是由于程序问题，其实是因为俄国对东欧和远东的政策同英美的政策发生了抵触。为了力求打开僵局，美、英、俄三国外长从12月16日到26日又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在那次会上，贝尔纳斯提出，在决定占领日本的政策中，俄国应起一定的作用。俄国人作为报答，同意作出某种姿态，以满足英美在东欧的要求。会上还商定关于同意大利以及同俄国在东欧的卫星国缔结和约的程序，因而看来扫除了障碍，有希望恢复盟国之间比较真诚的合作了。
可是这种诚挚的关系不久又恶化了。波斯政府于1946年1月率先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一项争端，指控红军未从波斯北部各省撤出。英美支持波斯的申诉。俄国人作为对策，则指责英国在希腊和印度尼西亚的政策，并支持叙利亚由于英法对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军事占领而提出的抗议。尽管外长们在12月举行的莫斯科会议上达成妥协，但那项妥协却顶不住这些事件所激起的猛烈的宣传战。旨在使三大国的政策和行动步调一致而作出的努力，变得日益支离破碎，相反，彼此在联合国的论坛上互相责骂，从而使双方越来越难以合作与妥协了。
然而，在波斯、希腊、印尼和地中海东部诸国的这些最初的争论平息下去后，1946年3月间似乎出现了暂时缓和的现象。双方在规定德国工业水平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标志着四大国在对德国制定共同政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此外，在1946年3月和4月间，俄国军队撤离了波斯和满洲，这一行动消除了引起摩擦的重要根源。但是，这些行动并非出于双方意见基本一致。俄国政策的直接目标仍然几乎到处同英美政策的目标相矛盾。这个局面在双方就和约问题尽力协商时变得很明显，当时这种努力几乎毫无成效，以致不得不在1946年4月25日再次召开外长会议。
外长会议的第二次会议同第一次相比，有一点重大的区别。由于美国国务卿坚决主张公开外交，严格保密的做法被放弃了。结果，外长会议上的讲话和辩论变得像在联合国已经常见的那样，成为专门对公众（尤其是国内人士）进行的宣传。在这种情况下，要认真致力于通过妥协来达成协议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此，从1946年4月底起，正确的看法似乎是，承认大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抗衡代替了早先的力求合作，宣传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外交，国际关系的中心从会议桌上转向互相抗衡的四大国管制德国的军事司令官们的行动，因为德国正是战后世界上利害关系最大的地方。此外，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苏联的主要对手。当俄国人巩固他们对东欧的控制时，美国却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有些勉强地在财政上支援那些非共产主义的政府。
我们可以说，在大战初结束的时期，世界上有三个显著的要害地区。首先，最突出的是俄国的边境地区，那就是：俄国通过红军得以控制的东欧和中欧的部分地区，中国境内为共产党人占据的那些地区，红军占领的满洲与北朝鲜以及同俄国南方接壤的国家——土耳其和波斯。表面上看来，斯大林对这些地区的政策并不一致，至少在短期内如此，但他在每一地区都谋求扩张俄国的势力。除了武力征服与吞并外，他施展了种种不同的策略。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力图限制俄国势力对这些地区的扩张，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因此，在俄国边境地区问题上，双方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行动，同时展开了一场喧嚣的争论，这个情况就构成当时国际外交的主题。
第二个要害地区是西欧。那里，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统治着所有被解放的国家。在大战结束后的几个月中，种种经济问题，尤其是为全体居民解决粮食这个根本问题，大有成为支配西欧生活之势。从政治上来说，法国当然是最重要的大国，因而法国人试图充当英美与俄国之间的调解人，而且也有些成就。俄国人和西方大国都试图争取到西欧的同情与支持，但是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进行的斗争，决不像这时在东欧与中欧进行的斗争那样剧烈。当时，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政治活动的内容是：共产党同非共产主义政党的策略、美国的贷款、俄国运交的小麦、制定宪法以及殖民地政策。只要共产党人不搞革命行动，西欧的事态发展并不会对三大国的关系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美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肯定是害怕西欧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同时，俄国的政策也可能受到希望西欧发生革命这种想法的影响。但是，这种希望和恐惧并不反映迫在眉睫的问题，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关于俄国边境地区问题上的那场斗争。况且，西欧的政治传统是鼓励民族独立，对过去的回忆也促使当地的政治家和公众抵制外来的干涉。结果，西欧各国能够安排好自己的事务，很少受到大国的干涉。
世界上的第三个要害地区是，大国以前的属地那一大片弧形地带，从地中海东部地区经过印度一直延展到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这里，战前欧洲人的政治统治受到了发展中的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的联合挑战。帝国主义大国，诸如英国、法国与荷兰，感到不得不作出让步，尽管在程度与速度上有所不同。此外，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近东发生摩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印度互相冲突，这是促使该地区政治地位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因素。同时，波斯、马来亚、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少数民族问题几乎具有同样的爆炸性。
德国和中国每一国都是极其重要的特殊例子。在德国，俄国的边境地区与西欧相交叠。所以，德国发生的事态将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巨大的、很可能是决定性的反响。当俄国和美国日益疏远时，两国为争取德国的支持而展开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起先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因为人们对大战记忆犹新，不可能一下子忘却，如果为了拉拢德国人而作出某些姿态，那几乎自然而然会使其他欧洲国家日见疏远。尽管如此，在1946年年底以前，莫洛托夫和贝尔纳斯仍然几乎不加掩饰地争着去讨好德国人。
同时，战后世界上的这两种主要力量在中国也相互交叠：苏联的扩张和亚洲的革命在这个国家汇合起来，具体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俄国人争取同亚洲各民族结盟的任何努力，都可能在毗邻的中国受到最直接、最大的考验。不过，起先俄国的政策是举棋不定的，或许因为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在内战中赢得胜利。同样，在1946年年底之前，美国政策的目标是要促使共产党人和蒋介石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和解。因此，到本书讨论的这段时期之后，双方在中国对峙的界线才能划清，而在1945年和1946年，那里普遍存在着混乱和非常捉摸不定的局势。
由于本书主要讨论大同盟的命运，所以在上述三大要害地区中，只有第一个地区同这段历史直接有关。亚洲的起义和西欧的危机，我们只能略略带过，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俄国的边境地区，尤其要着重讨论德国和中国的事务，因为正是在这两个国家中，苏联政策同英美政策的冲突，才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成的大同盟解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