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英苏对波斯的干涉
国王礼萨在这次大战爆发的时候,身为波斯的主子已有18年了,他一贯奉行民族主义和排外政策,这是他想用改善交通运输、实行工业化的方法来开发本国资源的愿望所形成的。因此,他既少不了来自英伊石油公司石油开发特许权的产地使用费,也离不开外国承包公司在发展公用事业方面的协助。为了保持不依附大国,他对于这种外援,只要可能,总是取自欧洲的中小国家。可是他在战前的对外贸易,终究大部分是同苏联和德国进行的,而以苏联居先,德国居次。不过,自沙赫特博士访问中东以后,1936—1937年的对德贸易第一次开始同对苏贸易相抗衡。德国供应波斯的铁路器材、机器和工具,较其他任何国家为多,以换回原毛和原棉。由于对苏商约于1938年6月失效(显然是波斯逮捕了53名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结果),对苏贸易一落千丈,德国在波斯整个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便相应上升。(1)波斯已在1939年9月4日宣布中立,所以官方报纸认为德国对波斯的货物供应遭到英国海军的封锁而被阻挠是不公平的,何况用以换取这些货物的波斯商品早已在大战爆发之前交给了德国。但是,1940年3月25日同俄国签订的新商约,特别是第10条关于波斯和与俄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准予自由通过苏联国境的规定,为取道大不里士和特拉布松或巴统的对德贸易开辟了新的前景。(2)
波斯政府隔山越水支持欧洲那些独裁政权的自然倾向,大大强过于阿拉伯语国家的舆论倾向。波斯的政治舞台由国王礼萨这个专横的人所控制,他本人就是白手起家的(尽管他不喜欢别人提起这件事,并且还给他的王朝用了巴列维这个古代的名称)。波斯的社会活动家和官员们的性格大多是优柔寡断,怕负责任,使国家不是像梅罗文加王朝那样领导乏术,就是成为独裁统治,而别无第三种选择;至于1906年到1921年期间的立宪政府,在大国干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重压力之下,已经证明为毫无希望的失败;身为哥萨克旅旅长的礼萨于是填补了真空。瓦尔特·博斯哈德,一位瑞士记者,1940年在大不里士一家旅馆看到的一份有历代伟人插图的日历,说明了这位国王和对他阿谀奉承之徒的视野。插图的中央,是国王礼萨和拿破仑;稍偏一边,是墨索里尼、希特勒和阿塔图克;而西奥多·罗斯福和几个波旁王室中人则同恺撒、亚历山大大帝放在一起;这些人上面,坐着摩西,手执十诫。(3)德国人不失时机,利用了这个有利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曾充分利用波斯的地缘政治地位威胁印度;纳粹政权建立后不久,他们曾奔走设法,重新同波斯建立了经济和宣传方面的联系。(4)这次大战爆发后两个月,他们委派了过去3年德国人在意大利的国家党组织领导人、党卫队队长埃特尔出任驻德黑兰公使,(5)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相形之下,英国对波斯的政策就不同了,英国驻德黑兰的一位前任公使曾把它描绘成为一种“仁慈的中立”的政策,据说德黑兰是亚洲惟一没有英语报纸的首都。(6)英国主要关心的,似乎在于保护那家巨大的英伊(朗)石油公司。在法国崩溃之后,波斯财政部于1940年6月17日宣布:它已决定拒绝接受1939年由该公司居间促成的一笔500万英镑的信用贷款,原因是波斯希望到手的货物——钢轨、飞机和其他的战时军需品——由于战争,都未见从英国运来,而且财政部的订单先是延期,后来又被撤销了。(7)下一月,财政大臣又埋怨石油公司未能按波斯政府要求的速度开发波斯南部的石油资源,而石油产地使用费则是波斯政府的重要财源,在1939—1940年的财政总收入中占11.5%。他的发言继之以多次反英示威游行。最后终于达成协议,由石油公司偿付1938—1939年的损失150万英镑,并由该公司保证1940—1941年每年缴纳产地使用费400万英镑,以后视情况再议。(8)
波斯的工业发展,1936年以来主要是在德国扶持之下的,这就很自然地引进了大批德国技术人员,前来安装机器和训练波斯人使用这些机器。在所有的重要工厂,特别是发电站、炼钢厂、纺织品贸易部门以及邮电部门,到处都可看到他们。据说苏塔纳塔巴德(德黑兰附近)的兵工厂就雇有11名轴心国人员;铁道管理部门有20名轴心国人员担任高级职务;广播电台有5名德国工程师。(9)按波斯官方资料,1941年7月9日,这个国家雇用的德国人计690名,至8月,下降为664名(男性)。(10)而据英国人的估计,1941年8月份的德国人人数在1 200名或1 500名到2 000名之间,(11)至于以前的种种猜测,竟有高达此数十倍的。据信,这些德国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带有家属的真正技术人员,而英国人的估计数字也显然包括这些家属在内;这样,英国人最保守可靠的数字,同波斯只计算成年男子的数字,就出入不大了。这批德国侨民,被组织在“公使兼国家党组织领导人”埃特尔监督之下的德黑兰“德意志之家”。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西门子、I·G·法本、克虏伯、赫希蒂夫等这类大联合企业的雇员。在别的国家,这些公司的工资单上总被怀疑有一部分人员是暗中从事间谍活动的特务。据说拥有几百名工作人员的德国公使馆(可以想象,这些人员不在波斯雇用的德国人数字之内),就是资助和组织1941年4月伊拉克暴动的一个主要中心。据说,4月中旬,包括一名德国外交部高级官员、一名在土耳其活动的赫赫有名的纳粹宣传家施密特–杜蒙在内的一个代表团,曾访问过德黑兰。(12)德国驻伊拉克的前任公使格罗巴博士,在拉希德·阿里发起的暴动使他能在1941年5月回到巴格达之前,就曾将德黑兰公使馆作为他的总部;而且在伊拉克暴动结束后,许多亡命之徒——德国人、拉希德·阿里和“四大金刚”以及穆夫提及其同伙巴勒斯坦的极端分子——也都到德黑兰来了。
因此,在肃清伊拉克暴动之后,特别是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当时已经结盟的英苏两国政府愈加注意潜伏在它们后方的德国第五纵队,那是很自然的。(13)6月26日,德军越过苏联国境才不过4天,苏联政府便“向波斯发出照会,声称它掌握了一些报告,在波斯的德国人正在准备发动政变”。(14)据报道,在以后两周中,英苏两国政府曾施加一些压力,强迫有些在波斯的德国人离境。(15)7月19日,即在英苏互助协定签订后一周,两国政府
敦请波斯政府注意波斯境内德国人为数众多的情形,以及他们可能以损害英俄利益的行为破坏波斯中立的危险。……希望波斯政府对提不出充分理由留在波斯的那些德国人安排他们离境。(16)
据悉波斯政府曾于7月29日复称,驱逐德国技术人员,将严重影响波斯同德国的正常关系;驱逐他们出境不仅会招致德国的报复,而且违反波斯的中立;但在另一方面,已有人员被委派去管理由两名德国技术人员经管的波斯湾无线电台,还有连同船员一并被扣留在沙赫普尔港的8艘轴心国商船也已在两艘波斯炮舰的监视之下。(17)一周后,显然是来自安卡拉外交界高级人士的消息称,德国驻德黑兰公使曾于8月6日提出照会警告波斯政府,德国在波斯的旅客和居民如被驱逐出境,将被视为不友好行为,将迫使他的政府断绝外交关系。(18)有些德国人,留在波斯已无任何明显的正当理由,现被要求迅速离境,波斯警察似乎也加强了对所有外国人的监视;但是,英苏两国政府由于波斯政府没有进一步满足它们要求的任何表示,乃于8月16日再次通知波斯政府,在波斯的德国人为数过多,必须减少。(19)这次措辞,更为强硬。
8月20日,国王在检阅军事学院的毕业士官生时,面谕他们,鉴于时局严重,例假业经取消,他们并应准备作出一切牺牲。波斯官员在同英俄外交代表谈话中,不承认德国人的存在是种危险;他们虽表示愿意减少德国人,但既不作大批压缩,也不雷厉风行。英国人建议,这些德国人应由英国或中立国家的技术人员前来代替。(20)可是在8月16日的照会提出后的一周之内,德军在俄国南部获得了很大战果,并严重地威胁了敖德萨和基辅。德黑兰的德国人于是大肆吹嘘,说他们将在9月上旬越过第聂伯河;如果俄国人入侵波斯北部,德国的黑海舰队和空军将同时在巴统出现,切断俄国人的交通线;只要波斯人能够坚持数周,德军就可到达德黑兰协助他们。(21)因此,德黑兰电台于8月23日重申,波斯的政策过去一直是,而且以后将永远是严守中立的政策。波斯于8月22日递交了对英俄照会的复文。据官方的说法,复文宣称,波斯的政策本来是要把不担任波斯人所不能做的那些特殊工作的外国人一律遣送出境。由于同盟国的意见,这一政策正在比较细致、迅速地执行。所有外国人的入境,已加控制,他们在境内的行动,也已加监督,波斯政府因此希望盟国政府不要担忧,“因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说明有担忧的必要”。(22)英俄的复照于8月24日送交波斯政府。英国的照会扼要重述了双方换文的内容以后,用勉强忍住气的声明来作结束,说:“英王陛下政府……必将采用其他措施来保障其基本利益。”(23)而苏联的照会则对据称是德国的种种活动谴责无遗,通篇像是苏联公开审判起诉书那样大肆夸张的措辞,至少根据莫斯科电台广播的说法是如此。在重弹了苏联政府自认为一贯向波斯表示的那种友谊之后,照会接着说:
近来,特别是自从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以来,在伊朗境内,法西斯德国的一些间谍小组对苏联和伊朗的敌对活动已达到威胁捣乱的程度。那些在50多个伊朗机构中已渗入到重要负责岗位的德国特务,正千方百计力图在伊朗制造混乱……扰乱伊朗人民的和平生活,煽动伊朗反对苏联,把伊朗拖入对苏联的战争。德国法西斯特务,如冯·罗达霍维奇、加莫塔、迈尔……及其他人等,以他们在各个德国公司的工作为掩护……目前已极尽颠覆活动之能事,组织别动队和恐怖分子小组,企图派往苏联的阿塞拜疆,首先是派往苏联的主要石油区巴库活动,并打入苏联的土库曼,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企图准备在伊朗发动军事政变。德黑兰德国特务机关的头子加莫塔及其助手迈尔……最近已从伊拉克来此,现正埋头从事这项阴谋。
由他们组织起来的德国特务小组,在德黑兰德国大使馆指使下,正在伊朗若干边境地点组织武装小组,企图派往巴库〔?〕和苏联其他极为重要的边境地点,目的是在苏联境内布置纵火和爆炸。德国特务在伊朗各地有军火仓库听其使用。特别是在伊朗北部邻近〔……〕地区,他们储有50多吨炸药,准备用于他们的罪恶目的。
……在他们的罪恶活动中,这些德国特务正以最粗暴、最无耻的方式践踏尊重伊朗主权的基本准则,已将伊朗领土变为准备进攻苏联的场所。……
……苏联政府已三次警告伊朗政府关于那种不仅威胁苏联和英国利益,而且威胁它自身利益的危险,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但不幸,伊朗政府拒绝采取措施,以制止伊朗境内德国特务策划的种种骚扰活动……,从而助长了这些德国特务的这种罪恶活动。
因此苏联政府不得不根据1921年条约第6条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行使其权利,以其军队开入伊朗境内,以资自卫。……苏联政府现在采取的这种军事措施完全是针对在伊朗进行的敌对活动所造成的危险的。当威胁伊朗和苏联利益的这些危险一经消除,苏联政府将根据1921年苏伊条约规定的义务,立即从伊朗境内撤出它的军队。(24)
7月22日,即在第一次英苏联合照会递交波斯人之后3天,伊拉克英军总指挥官奉命作好准备,如外交压力无济于事,就占领阿巴丹的炼油厂和在哈纳金南面的讷夫特沙赫小油田,并在稍后一些日子占领波斯西南部诸油田,作为联合显示力量的一个方面。他本来是奉命为8月12日提出第二次英苏联合照会及时做好部队的初步集结工作的;但该照会直到16日才被递交波斯政府。21日,接到通知,波斯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英苏联军可能在22日开始向波斯进军。作必要准备的命令已经发出,但因苏联政府的意见,再次延期事属必要,于是将进军日期最后确定为8月25日。军队的集结既已在原定日期8月12日完成,如此一再延期就减少了一举成功的可能;显然,波斯政府已经料定英国会早日进军,波斯增援部队正在派往阿瓦士。(25)由此可见,波斯当局定已觉察到同盟国贯彻主张的意图是严肃不苟的;不过更可能的是,德黑兰无人敢向顽固暴躁的国王强调这一点。
国王于8月25日会见英俄外交代表,向他们保证愿意顺从他们政府的要求。但感到“诺言必须见诸行动”,(26)英俄军队在那天早晨开始的进军仍未停止。8月27日,波斯内阁辞职,次日,以穆罕默德·阿里·福鲁吉为首的新政府命令军队忍耐克制,不再抵抗。事实上,他们的抵抗一开始就是徒然的。俄国人通过阿塞拜疆已前进到远达拉什特、赞兼和雷扎耶等地。较小规模的英国军队在第一天战争告终时,也占领了阿巴丹和沙赫普尔港,到27日傍晚,已进抵前往阿瓦士的中途靠近克尔曼沙赫的地方;英军伤亡总数,计死22名,伤42名。这两支盟国部队,于8月29日傍晚在辛纳,又于8月31日下午在加兹温稍南的地方会师。(27)
德黑兰的德国人,直到最后时刻,还深信波斯和同盟国之间的谈判会再拖延两个月,让他们有充分时间结束他们的业务,然后安排取道土耳其撤退。德国公使馆人员曾为这种看法鼓气,宣称英国人向波斯进军尚未准备就绪,俄国人在其他战线也分身乏术,无力及此。结果是700多名德国男女老少被困在德黑兰。
就暂行解决办法的条件进行的谈判时间拖延很久。同盟国于8月30日第一次递交波斯政府的照会,要求将所有德国公民,除已在德国公使馆避难的那些人和某些必不可少的技术人员外,在一周内一律驱逐出境。继而于次日又发出照会,要求将所有德国人,除公使馆真正的工作人员和某些技术人员外,均应交给英国和苏联军队。波斯政府9月1日的答复则要求修改所拟英苏占领区的范围,并要求赔偿波斯人生命财产的损失。同盟国于9月6日答复,要求逐走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各国的公使馆。英国的复照表示愿意讨论调整占领区的范围问题和最后撤退时支付一笔赔偿费的问题;苏联政府却拒绝对其占领区范围作任何更动,拒绝支付赔偿费,拒绝交还所缴获的枪支弹药,也拒绝使其部队尽量不同波斯居民接触。9日,波斯首相取得议会同意,接受了同盟国的要求。(28)国王怒火中烧,闷闷不乐,波斯人在其支配下,一如既往,甘冒不韪,仍持公然对抗态度;官方《消息报》9月10日的一篇社论,据说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国王的授意,引起了同盟国的抗议。这篇社论为轴心国公使馆的关闭表示惋惜之后,继称:“我们在这些国家首都的使节将照旧留在那里,我们同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将继续下去。”(29)在波斯政府机构中奉国王之命行事的那些阻挠分子的纵容下,德国公使馆继续拖延交出其侨民。(30)因此,陆军部于9月14日通知韦维尔,一俟同俄国人议妥,英俄就开始向德黑兰联合进军。俄国人同意于9月17日下午3时同时进入首都郊区(而不进入城区)。(31)但16日上午11时在议会临时会议上,据宣布:“由于健康日衰”,国王礼萨业已退位。(32)来自德里和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波斯语广播,已为这事制造理由,并于9月13日至15日期间越来越直言不讳地提醒听众,这位国王的统治是如何一天一天地变得更加专制独裁;并将波斯最近发生的种种事端都归咎于国王及其“纳粹式政府”,最后则提出要不要恢复立宪政府的问题。这些广播,据说在德黑兰很受欢迎,并在议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中得到反映。(33)21岁的王储穆罕默德·礼萨,当即宣布为国王,政府并宣布将以立宪为基础。
到了9月21日,在波斯的德国第五纵队已被基本肃清,英国人拘捕了400名左右嫌疑分子,俄国人约拘捕了60名,其余的人经允许取道土耳其回欧洲。但是德国谍报部两名最危险的特务罗曼·加莫塔和弗朗茨·迈尔却逃脱了。(34)对来自伊拉克的亡命之徒也开始兜捕,但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却再次漏网。据信他在日本公使馆避难,不过此说遭到否认。(35)10月14日,据宣布,同盟国同意自德黑兰撤军,英军退到哈马丹和苏塔纳巴德,俄军退到加兹温。关于缔结一项调整战时三国关系的英国—苏联—波斯同盟条约的谈判于9月下旬开始,但进展缓慢,因为波斯人还在审慎地注意着俄国南部战事的发展,而且同情德国的人还在政府中任职,同柏林还有电报往来。(36)12月5日,同盟国代表方将同盟国拟就的条约定稿交给波斯政府;12月21日,波斯政府提交议会审议。可是仍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因为国王礼萨的政权垮台和波斯士兵复员后(很多士兵把步枪卖给了游牧部族和其他不安分守己的分子),盗匪四起,有人把它归罪于同盟国;新政府将国王礼萨的垄断政权任意规定的粮食管制价格取消后,生活费用又急剧上升;至于期待或希望轴心国胜利的那些人,则已因日本人在远东的胜利而增添了新的信心。(37)当然,这些要考虑的事不可能公开列入议会辩论,所以提到台面上来反对条约的理由就耐人寻味了,因为它们说明了波斯的政治人物,即使在经历了最近几个月的事件之后,对于铁一般的事实是如何热中于争论不休。议员哈比布拉·努巴克特(后因与德国特务勾结而被拘留)说,波斯随时可让军需物资过境,但无意成为一个结盟国家而去冒拖入战争的风险,也从没有希望任何别的国家来承担波斯防御可能入侵之敌的责任。另一个议员说,他在阅读条约之前,原曾设想英国和俄国意欲赔偿波斯在它们这次进攻和以后任何侵犯之中所受的损失,或是赔偿由于同盟国的占领造成它对外关系失调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并还曾设想波斯将被邀请参加和会。(38)因此,直到1942年1月26日,议会才以80票对5票批准条约,而且弃权票和缺席的议员为数不少。(39)
这一条约于1942年1月29日签字,确立了以英国、苏联为一方和以波斯为另一方之间的同盟关系。英苏两国共同并分别保证波斯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并保护它不受任何外来侵略。它们和波斯并互相保证,在对外关系上不采取有损同盟条约另一签字国或两国的态度。凡和上述两盟国都无外交关系的任何国家,波斯政府将不再与之保持外交关系(这不包括日本在内,因日本同苏联仍有外交关系)。波斯的武装力量将不被要求参加反对任何外国的军事行动,而只要维持波斯境内的治安。波斯同意同盟国使用整个波斯的一切交通工具,必要时有权军管,俾使一个盟国的军队和给养得以通过前往另一个盟国;并同意对它们取用物资、征用劳力、维持和改善这方面的交通运输,给以一切便利。它将同两国进行合作,建立和保持它们所需要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两盟国和德国及其同伙(即目前已经或将来可能与两盟国的任何一个国家作战的所有国家)之间的战事全部停止之后6个月内,两盟国可在波斯保持它们认为必要的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的存在并不构成军事占领,并尽可能不干扰波斯政府机构、治安部队、经济生活、居民的正常迁移以及波斯法律的实施。两盟国将尽其可能保障波斯经济不受战时困难影响,为此将与波斯政府进行协商。(40)
如果波斯不是向俄国输送给养的要道,同盟国或许不会入侵这个国家。(41)但另一方面,德国第五纵队的存在,已不仅是一个干涉的借口,它确实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德国逐步向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渗透的后果,英国人是历历在目的,英国作战部队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过战役,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第五纵队在波斯制造的麻烦,英国中东问题的高级专家们还记忆犹新。(42)入侵的主要责任是在国王礼萨,他同外国的外交代表向无直接联系——即使对可能向他提供有益忠告的中立国家的代表也是如此——而只是听取波斯大臣们的口头汇报(他无阅读能力),而这些大臣无疑地总是把那些可能使他大发雷霆的消息和意见说得缓和一些。(43)因此,他耳目闭塞,独断独行,对于同盟国消灭敌特的决心既茫然不察,对他本身绝不可能通过腐败而亲德的警察来控制这些敌特活动又无自知之明。所以,后来波斯人埋怨说,同盟国如果能使他面对一份更明白无疑的最后通牒,那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很可能会及时屈服。(44)这种指责几乎肯定是无视于这位国王的断绝言路和不近人情。
(1) 苏、德、英在波斯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
〔参阅拉杰·纳拉因·古普塔:《伊朗:经济研究》(Raj Narain Gupta:Iran: An Economic Study),新德里,印度国际事务研究所,1947年版,第6章,特别是第130页〕。
(2) 《纽约时报》,1940年2月28日;《现代东方》,1940年1月,第17—18页;条约全文,同上书,1940年8月,第383—391页。
(3) 《新苏黎世报》,1940年7月31日。
(4) 参阅L·P·埃尔韦尔–萨顿:《现代伊朗》(L.P.Elwell-Sutton:Modern Iran),伦敦,劳特利奇,1941年版,第164—181页;乔治·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1918—1948年》(George Lenczowski:Russia and the West in Iran,1918—1948),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151—161页。
(5) 《民族观察家》(Völkischer Beobachter),1939年11月25日。
(6) 见瓦尔特·博斯哈德,《新苏黎世报》,1940年7月17日。
(7) 《现代东方》;1940年7月,第333—334页,引自《消息报》(Ittilā‘āt),1940年6月18日;里德·布拉德爵士:《英国和中东》(Sir Reader Bullard:Britain and the Middle East),伦敦,哈钦森,1951年版,第130页;梅德利科特:《经济封锁》,第1卷,第613—614页。
(8) 《现代东方》,1940年8月,第406—407页;1940年10月,第491—492页;《金融新闻》(Financial News),1940年8月28日。
(9) 《星期日泰晤士报》特派记者,1941年6月8日;《泰晤士报》外交记者,8月18日;《每日邮报》(Daily Mail),8月19日。
(10) 《现代东方》,1941年9月,第464页,引自《德黑兰日报》(Journal de Tehran),1941年7月9日;瓦尔德·博斯哈德,《新苏黎世报》,1941年8月13日,发自德黑兰的电讯。
(11) 同上书;《泰晤士报》外交记者,1941年7月30日,又8月19日,巴格达电讯。
(12) 见《国际新闻公报》(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1941年6月14日,第18期,第751页。
(13) 英国政府早在1940年秋就曾促请国王注意已经开始出现的这种危险(《泰晤士报》外交记者,1941年8月26日)。
(14) 苏联8月24日照会,转引自《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卫报》,1941年8月26日。
(15) C·L·苏兹贝格,《纽约时报》,1941年7月9日,发自伊斯坦布尔的电讯。
(16)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1941年7月30日;参阅苏联8月24日照会(见上页注③)。
(17) 《每日电讯报》,1941年7月31日;参阅布拉德:《英国和中东》,第133页:“英国当局深信,这些船只至少有几艘装藏有炸药,所以担心其中可能会有那么一艘,在一天夜间偷驶出去自沉在阿拉伯河惟一出入口的狭窄河道里。这种行动如果得逞,势将断绝我们和伊拉克之间的交通以及我们来自阿巴丹的石油供应。为了防范这种危险,应请伊朗当局命令轴心国船员离船,或拆走主要机件,但这一合理要求却遭到断然拒绝,说是船上没有炸药,而且伊朗警察完全能够防止任何不测事件。事实证明,国王的估计完全错误,英军开入伊朗南部时,德国船中有两艘被船员炸掉,一艘炸得很厉害,给整个炸毁了。”(参阅《波伊部队》,第66—67页)
(18) 雷·布罗克,《纽约时报》,1941年8月8日。
(19)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1941年8月18日。
(20) 《泰晤士报》,1941年8月25日。
(21) 同上书,驻开罗记者电讯。
(22)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1941年8月26日。据驻德黑兰的一些记者收集的种种说法,更是出语不逊。意思是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波斯自身完全可以决定哪些外国人应驱逐出境,它长期奉行的政策,就是要将不良的外国人清除出去,而不问他们的国籍〔《每日电讯报》、《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1941年8月25日〕。
(23) 《曼彻斯特卫报》、《每日电讯报》,1941年8月26日。
(24) 全文采自英国广播公司:《国外广播每日摘要》(Daily Digest of Foreign Broadcasts),第二部分,第769号(1941年8月26日),4A苏联本国,第ⅴ—ⅷ页;德国专门名称拼法已作修正。参阅《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1941年8月26日。关于1921年苏伊条约第6条,参阅海伦·米勒·戴维斯:《中近东各国宪法、选举法和条约汇编》(Helen Miller Davis:Constitutions,Electoral Laws,Treaties of States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北卡罗来纳州德拉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93页,第98—100页。
(25) 韦维尔:《战况报告之六》,第29—34段;丘吉尔,第3卷,第424—428页;美国版,第3卷,第477—482页。
(26)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1941年8月28日。
(27) 《波伊部队》,第61—70页。
(28) 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170—172页。波斯外交大臣9月9日递交议会的报告与此有些出入,但关系不大(拉塞尔·希尔,《纽约先驱论坛报》,1941年9月10日;瓦尔特·博斯哈德,《新苏黎世报》,1941年9月11日)。
(29) 《泰晤士报》外交记者,1941年9月15日;全文载《新苏黎世报》,1941年9月15日。
(30) 这一喜剧性事件的详情,见《泰晤士报》,1941年9月15日。
(31) 韦维尔:《战况报告之六》,第52段。
(32) 参阅布拉德:《英国和中东》,第134—135页。这位下台的国王想去印度,但他对波斯的伊斯兰教曾实行严厉的管辖,所以在印度穆斯林中很不得人心,印度政府认为让他前来是不足取的。他先被送到毛里求斯,后经允许呆在南非,1944年7月26日死在那里。
(33) “现在我们并没有对国王感到厌恶,但除非很快出现好的结果,他对人民治理不当的这笔账是要算的。”(丘吉尔,第3卷,第430页;美国版,第3卷,第484页。致德黑兰英国公使电,1941年9月3日)
(34) 拉希德·阿里曾派纳吉·舒卡特前往安卡拉向德国人求援(见上文,原著第64页),加莫塔和迈尔之于1940年10月被派来波斯,也许同德国人答应上述援助有关,因为这两名特务据说和“伊拉克暴动”有牵连(《泰晤士报》,1941年9月22日)。加莫塔于1941—1942年冬从波斯逃往土耳其和德国。关于迈尔以后的活动,参阅下文,原著第157页。
(35) 《泰晤士报》,1941年9月22日。9月30日,日本公使馆被剥夺了送发外交信袋和密码电报的权利,因自其他轴心国各公使馆关闭以来,日本公使馆的通讯业务大量增加(《泰晤士报》,1941年10月4日,《纽约时报》,9月21日)。
(36) 《泰晤士报》,1941年11月29日,德黑兰电讯。英国副外交大臣12月10日对下院说,现在已使波斯与轴心国欧洲的通讯全部停止(下院辩论,第5辑,第376卷,第1503—1504栏)。
(37) 《泰晤士报》驻德黑兰特派记者,1942年1月31日;《法兰克福日报》,1942年1月28日,安卡拉电讯。
(38) 《德黑兰日报》,1941年12月31日,1942年1月1日。波斯人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利己主义,曾无独有偶地、极妙地表现于他们出席1919年和会代表团的要求,他们提出把波斯边境东北部扩展到奥克苏斯河,西部扩展到幼发拉底河〔《巴黎和会史》,H·W·V·坦珀利编(A History of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ed.H.W.V.Temperle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英国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24年版,第6卷,第211页〕。
(39) 根据1942年1月27日《泰晤士报》的报道,有8名议员弃权。实际缺席人数是难以估计的,因136名议员中有一些缺额。不过,3月上旬的一次表决中计有112名议员出席(《纽约时报》,1942年3月7日)。
(40) 条约全文见英国外交部:《联合王国与苏联和伊朗的同盟条约……德黑兰,1942年1月29日》(Treaty of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Iran ...Tehran,January 29,1942),敕令第6335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2年版)。
(41) 参阅联合王国商业公司当时的主持人斯温顿勋爵:“在德国进攻俄国后一周内,本公司准备了一份详细报告送给政府,汇报了经由波斯湾向俄国运送给养的可能。这份报告深受欢迎……”〔《回忆录》(I Remember),伦敦,哈钦森,1948年版,第175页〕。
(42) 见珀西·赛克斯爵士:《波斯史》(Sir Percy Sykes:History of Persia),第2版(伦敦,麦克米伦,1921年版),第2卷,第435—436页;克里斯托弗·赛克斯:《瓦斯穆斯》,散见各处。
(43) 参阅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173—174页。根据一份据说是在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的文件,德国驻波斯公使据称曾于1941年7月向本国政府发了一份报告,说埃及驻德黑兰大使(国王法鲁克的岳父)曾奉法鲁克之命通知国王:英国人意欲占领波斯油田、基尔库克和阿塞拜疆〔原文如此〕。后来,法鲁克的新闻参赞曾企图从这些歪曲事实的具体情节推断那份报告“显属捏造”,但并未能消除疑云〔《埃及公报》(Egyptian Gazette),1947年9月7日,报道了新闻参赞致《今日消息》周刊的一封信〕。
(44) 参阅爱德华·萨布利埃,《世界报》,1947年8月11日。他所说的具体情节,得自一位“与王族往来密切”的欧洲人,但大部分是不足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