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波斯

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侵占别国领土和征服别国人民这样的战争目的，无论对欧洲的人民和领土，或者是对亚洲（包括伊朗在内）的人民和领土，都是一样。（约·斯大林，1941年11月6日的演说）⁽¹⁾

纵使有这种冠冕堂皇的声明，苏联在1941年8月将波斯北部诸省置于其军事占领之下时，它的政策显然是要把这些省份当作同波斯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自治区域来对待。苏联代表像征服者那样，只顾俄国一家的利益，给这些省份对波斯政府的经济关系作出规定；苏占区通常是一个有余粮外运的地区，其经济情况比较起来还算是好的，而苏联代表对其盟国占领地区粮食匮乏的苦境却无动于衷。⁽²⁾他们把波斯军队排斥在阿塞拜疆之外，在1942年5月25日以前，甚至不许波斯军队回到省会大不里士；在西阿塞拜疆，他们占领时就解除了波斯宪兵和警察的武装，⁽³⁾接着又不准波斯军队进入加兹温—德黑兰—马什哈德线以北。他们在大不里士城中塞满了主要是从苏联阿塞拜疆调来的政治官员，人们认为他们这些人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同波斯的阿塞拜疆省先从文化上，然后从政治上合二为一。他们禁止大不里士拥护波斯政府的报纸发行，据信早在1942年，他们就已在鼓励一批当地的土耳其方言（阿扎里语）的报纸，这些报纸都是主张同波斯分离的。他们对雷扎耶湖（原名乌尔米亚湖）西面和南面曾受国王礼萨无情压制的库尔德族酋长的自治愿望也给以某种鼓励，并曾一度组织其中若干人去巴库进行“文化”访问。⁽⁴⁾1942年1月29日英—苏—波条约签订之前，美国政府接受其驻德黑兰公使馆的建议，根据有关对苏联政府支持波斯北部分裂主义的指责，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硬要求；但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却否认苏联政府对此种活动有丝毫了解。⁽⁵⁾

波斯在1942年作为军事援助物资过境转运线而具有的重要性，事实上使得俄国在此时期不敢大胆放手怂恿分裂主义；然而，尽管苏联的文武官员可以自由出入波斯南部的英占区，他们自己却显得很不愿意让英国军官进入他们手中的北部地区，甚至是为了未雨绸缪以防德国人的长驱直入也都不行；⁽⁶⁾当（美国）米尔斯波财政代表团于1943年以波斯政府官员身份，谋求将其经济控制权扩大到北部诸省时，他们遭到了俄国人的断然反对。⁽⁷⁾俄国人同他们盟国的日常交往中，其组织体制的死板，不容现场人员有任何主动性和决定权，连日常例行事务也非得请示上级不可；致使拖沓现象倍增，当地有关盟国之间的问题也难以就地磋商解决。⁽⁸⁾甚至当他们本身正在接受美国和英国的必不可少的援助时，却也要寻找机会，自己不花分文，而对波斯政府和人民装得较其盟国更为慷慨大方。例如，1942年9月间，当英国人和新来的美国顾问正在奋力克服德黑兰和南部地区的严重粮荒时，据宣布，有2万吨俄国粮食赠送给德黑兰；可是，如果不是被扣下来供俄国人食用，通常从北部运到首都的数量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⁹⁾1943年4月，正值青黄不接之际，粮荒又告严重，波斯报界严厉批评英国人和美国人未能进口更多粮食。⁽¹⁰⁾所以，苏联于4月12日宣布它不久将运交德黑兰25 000吨小麦时，几乎受到新闻界的一致赞誉，惟一例外是有人指出，波斯北部相当数量的剩余小麦通常是运到德黑兰来的，而今“北方盟国”却禁止粮食从它的地区外运，结果是在波斯历1942年3月21日到1943年3月20日这一年中，从北部运到德黑兰的小麦总共只不过300吨。⁽¹¹⁾英美的宣传为了纠正亲苏新闻报道的倾向性而不得不使盟国团结的门面上露出一道裂缝的情况，向不多见，这次看来是其中一例。英国新闻处的一份公报把俄国的支援说成是盟国间经济上团结的一个例证，但同时也指出，所许诺的25 000吨小麦，只不过是英、美政府送给俄国的大量小麦的一小部分而已，并且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政府援助德黑兰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从阿塞拜疆运出粮食，因为过去三年那里的收成一直很好。⁽¹²⁾

俄国人图谋损害盟友、沽名钓誉所施手法的另一事例是，他们提出愿以黄金偿付波斯在战时所得的全部卢布收入，而英国和美国却只曾分别同意以黄金偿付其一部分英镑和美元收入（最初为40%，后为60%）。首先，俄国人无偿地或以低价在波斯征用物资和劳务，同时又用俄国货在波斯黑市攫取高价，⁽¹³⁾因此，波斯同苏联交易中的贷方余额，在数量上就无法与它同西方盟国的买卖中所得结余相比；其次，苏联政府规定的条件是，为安全计，黄金结余应在苏联积聚，直到战争结束，那时据官方宣布，其数额为1 200万美元，另有纸币800万美元。⁽¹⁴⁾

驻在波斯的同盟国当局之间曾达成关于新闻检查的协议，协议规定，不论苏联、英国或波斯的新闻检查员对新闻项目都有否决权，但这种否决权仅适用于私营通讯社，而不适用于政府发布的声明。因此，在战争末年，凡是反映苏联政策的路透社电讯，往往被苏联新闻检查员查扣，而塔斯社却能以尽情渲染的苏联新闻充塞在波斯报纸上，甚至泰然重新发表波斯左翼报纸中已被查禁的猛烈攻击政府的文章。⁽¹⁵⁾苏联的其他重要宣传工具是：波斯本身的左翼报纸，这些报纸于1943年7月联合成为“自由阵线”；伊苏文化联络协会，成立于1943年9月，得到波斯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并在德黑兰和其他省份表现得很活跃；德黑兰电台，其广播时间被强迫分配给苏联与英国；苏联的宣传性书刊的销售和苏联宣传电影的放映；德黑兰的苏联医院工作；大肆宣扬红军对波斯居民所做的好事。⁽¹⁶⁾

国王礼萨退位后，立即有53名波斯自由职业者和学生获释出狱，他们都是在1938年被控阴谋推翻政府而被判处长期徒刑的。⁽¹⁷⁾

他们之中有些人是共产党人，但大多数是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他们都曾在独裁统治下遭受苦难。他们希望把进步人士和改革者团结在他们周围，以便对国家有所作为。他们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人民党。但是波斯人不予支持，特别是不给予财政上的支持。⁽¹⁸⁾有产阶级是不会去哺育一个只有牺牲他们的利益才能兴旺起来的运动的；波斯农民经历了多少世纪的奴役后，对政治漠不关心，毫无兴趣。手工业者是较好的对象，不过，他们的一点点可怜的捐献要翻上好几番才能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人民党领导人于是投向俄国人，俄国人立即提供了可观的援助。这个党开始壮大兴旺起来，但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它的性质。新发展的党员中，很多是追求私利的人，他们认为有俄国的支持，就会得到职位，并在波斯捞到随着职位而来的好处。这些人中有许多是粗犷而富有冒险精神的高加索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准土耳其人。其中有些人在俄国受过训练，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大多数人则是看中人民党是个强大的、有生气的党，会让他们有奔头，有机会。但是很少人以波斯的真正利益为重，而对俄国则都是卑躬屈膝。时隔不久，党内一些真正的革新者就被一批新人所压倒。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总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他们当时对俄国人也是十分感激的。

在俄国占领的地区，人民党在俄国人的庇护下很快就大权在握。所有的职位和特权非人民党成员莫属。反对派都遭到革职、迫害，往往身系囹圄。有些地方，凡是拿不出人民党党证的波斯人，甚至不能上公共浴室或搭乘公共汽车。⁽¹⁹⁾

原来担任该党主席的是前恺加王朝一位体面的开明王子，那个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曾在1925年被国王礼萨废黜；1944年2月这位王子逝世后，由3个总书记组成委员会接替他的工作，为首者是他的侄子、党报《领袖报》的主编伊拉杰·伊斯坎达里，此人在法国求学时就已开始同共产主义发生关系。⁽²⁰⁾

可以设想，苏联当局在1942年是把维持波斯的安全作为他们在那里的首要目标，看来他们满足于仅为人民党提供便利，而不作公开的鼓励；但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击退德国人之后，党的路线就开始明朗化了。因此，《领袖报》于1943年2月3日说，俄占区的人民已能亲眼看到粮食情况同和平时期差不多了（这同德黑兰和英占区的困难成了对比，那里的困难部分地是由于苏占区扣下通常送往南部的粮食所致）；波斯人现在开始认识到，每收复一个北高加索城镇，就是波斯向自由迈进了一步。2月22日是国王礼萨1921年军事政变的纪念日，《领袖报》宣称，那次政变是外国势力策动的，实质上是反动的；由于推翻了沙皇的政权，波斯的群众运动当时也已在国内日益开展，政变的目的就是要粉碎这个运动；⁽²¹⁾在礼萨的统治下取得的进步同一些邻国发生的变化相比，是不值一提的。4天之后，《领袖报》报道了人民党在加兹温（俄占区）发表的一篇宣言，它一开头就描述了波斯的困境：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的奸商正在剥削人民；反动派和独裁政权的代理人在政府里仍有权势。工人要不屈服于专制政治，就必须产生一个将会保护他们本阶级和本行会利益的公正政府，而欲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组织起来。人民党的宗旨是全面实施宪法，废除危害自由和工人阶级利益的一切法律；必须通过旨在保护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热爱自由的人士和政府公务人员权益的法律。人民党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不破坏社会秩序、不影响国家安全而达到这些目的。宣言以这些话作为结束：“工人们，农民们，开明人士们，机不可失。打倒反动派！打倒独裁和专制政治！拥护自由！我们亲爱的祖国伊朗万岁！工人们，农民们，手工业者们，热爱自由的人士和开明人士们，向自由前进！”⁽²²⁾与此同时，“阿塞拜疆反法西斯波斯组织中心”的省委员会（俄占区）向波斯新闻界发布了一项指示，在叙述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之后声称，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大国政府无所不有。它们的经济力量和巨大的生产潜力超过法西斯主义者。它们最近才开始武装起来，还没有达到高峰。波斯人必须认识到，红军的每一胜利和盟国在非洲的每一胜利，都是从他们面前驱走了这种可怕的危险的威胁。是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消灭了纳粹匪帮。十月革命拯救了波斯，今天，红军又解救了他们的祖国。波斯人民决不会忘记俄国对他们的恩情。反法西斯省委员会向热爱自由、文化和科学的人们呼吁，向痛恨掠夺、痛恨世界霸权和痛恨横行霸道的人们呼吁，参加到和平行列中来，同心协力，献身于促进人类和文化的进步。一周以后，轮到阿塞拜疆人民党委员会向农民发表宣言了，据称农民们在过去20年中为别人的利益做牛做马。在文明国家里，农民是觉醒的，有学校，有电影院，丰衣足食，决不是劳累得忍受不住。这些权利都是他们团结起来争取到的。农民要反对地主，如果没有一个政党来帮助他们，必将一事无成。人民党认为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必须调整，必须通过一项有利于农民的法律。政府应取消农民欠地主的一切债务。“参加人民党并在你的村子里宣传它的意见。伊朗农民们，团结起来！伊朗农民们，向自由前进！阿塞拜疆农民万岁！”⁽²³⁾直到此时，人民党是波斯惟一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其他的所谓党派只不过是些个人主义的，并且通常是谋求私利的政客们的松散而短命的集团以及他们用钱收买来的追随者。⁽²⁴⁾然而，人民党蛊惑人心的进展所引起的恐慌，促使比较保守的各方人士于1943年敦促流亡国外的赛义德·齐亚丁·塔巴塔巴伊回国，他在礼萨汗1921年2月军事政变后曾任第一任首相，但3个月后，即被专横的未来的国王所放逐。⁽²⁵⁾左派一开始就反对他回国。《战斗报》（接替暂时被禁止发行的《领袖报》）宣称（1943年9月2日和3日），他创始了独裁统治，应予判处极刑；《爱资哈尔报》（1943年9月5日）则说他曾是耶路撒冷穆夫提的朋友，同法西斯分子有往来。⁽²⁶⁾赛义德·齐亚于9月底返抵波斯，人民党变本加厉地进行攻击。他们说，尽管他受到资本家和囤积居奇者的欢迎，人民却在高呼“打倒他！”在人民党希望与盟国和睦相处之时，赛义德·齐亚却希望建立“某种联盟”，给波斯带来如同国王礼萨签订的萨达巴德公约所带来的那种好处；可能是某些法西斯势力硬把他放在波斯，以便破坏波斯与盟国的关系。⁽²⁷⁾赛义德·齐亚在1943年底的大选中当选为议员；但是人民党有8、9名候选人当选；另外还有30来名由人民党支持的“进步人士”在波斯北部俄占区当选，尽管人民党口口声声说受到歧视，但对选举结果还是满意的。⁽²⁸⁾

在1943年10月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三大国”外长讨论了关于波斯问题的联合声明。科德尔·赫尔提出：三国应确认战后撤走其武装力量的意图，并应承诺对于从事改善国内条件的外国顾问（主要是美国人）和国内机构给予支持。艾登表示同意，但莫洛托夫争辩说，第一个问题已经包括在三国条约和关于美国军队的协议草案之中。⁽²⁹⁾12月1日，德黑兰会议结束，三大国首脑在总宣言之外，还发表了一项关于波斯问题的宣言，其中申明他们“一致同意伊朗政府维护伊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要求”。⁽³⁰⁾据说三大国还因斯大林的建议而讨论了战后中东石油的开发和分配问题，但未达成协议。⁽³¹⁾这时，美国政府深为西半球的石油资源枯竭担忧，⁽³²⁾并已于11月15日通知美孚石油公司，政府不反对该公司为取得波斯俾路支斯坦的石油开采特许权而与波斯政府进行谈判。⁽³³⁾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曾对国王作了一次正式拜会，表示愿意赠送20架飞机和20辆坦克，后来又把每一种的数目增加到30，但规定要签订一项关于其使用的书面协议，还要派遣250名苏联教练前来波斯训练波斯人员使用它们，教练的薪金则继续由苏联政府支付；波斯政府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与此同时，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已于1943年秋派代表前来德黑兰，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辛克来石油企业的代表也于1944年初接踵而来，竞相逐鹿波斯东南部的石油开采特许权。⁽³⁴⁾4月，波斯政府聘请美国一家私营石油顾问公司起草一份石油开采特许权协议书的范本，以便要求所有的申请人照办，7月22日，宣布有两名美国工程师胡佛和柯蒂斯到达，担任开发这个国家的石油资源的顾问。这些安排，在国民议会的一次辩论中受到一位人民党议员的批评。⁽³⁵⁾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于是在8月8日发表了一项双边石油协定的文本，⁽³⁶⁾它期望建立一个世界石油权威机构，其目的是要保证“一切和平国家的国民均可取得适当的石油供应，但始终要服从军事安全的考虑，服从今后可能生效的诸如维护和平与防止侵略等安排的规定”。

9月6日，波斯政府接到驻莫斯科大使的报告说，苏联政府正在派遣一个代表团前来德黑兰，商谈塞姆南以南的卡维尔-胡里安的石油开采特许权。该地曾由有苏联参加的辛迪加经营多年，但已于20年代后期放弃；苏联政府在英苏干涉之后，立即于1941年8月30日通知波斯政府，希望对此项特许权中的苏方权益予以有利的考虑。⁽³⁷⁾波斯首相穆罕默德·赛义德·马拉盖答称，⁽³⁸⁾他将十分乐于接待苏联代表团，代表团由副外交人民委员谢尔格·卡夫塔拉兹率领，于9月15日抵达。波斯首相随后声明，在首次会谈中，卡夫塔拉兹只讨论了卡维尔-胡里安的特许权；但在访问北部回来后，他于9月26日要求整个北部五省的为期五年的勘探特许权：⁽³⁹⁾在该地区经过地质勘查后，开采特许权的区域范围将重行划定，并以查明确有石油资源和确有工业开发可能的地区为限。⁽⁴⁰⁾然而，波斯政府在内阁进行了一次改组之后，已于9月2日（即接到苏联代表团即将到来的报告之前4天）决定，在战争结束前不再给予外国人新的特许权；⁽⁴¹⁾虽然首相现在把苏联的建议向内阁和议会详细转达，它们仍然维持原来的决议。首相将首次遭到的挫折告知卡夫塔拉兹后，再次与内阁和议会接触，仍未成功。于是卡夫塔拉兹说，这个答复无异于拒绝苏联的建议，势必要使两国关系变得阴暗起来。赛义德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由波斯政府着手研究苏联的建议，以俟战后作出决定。但卡夫塔拉兹拒绝了这个建议。⁽⁴²⁾

苏联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使用的外交技巧是有教益的。卡夫塔拉兹在10月2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波斯首相不但宣布他完全同意苏联的要求和苏联要求的正当合理，并且还答应协助使这个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办法”；然而，他只字未提这个事实：表面上他被欢迎到德黑兰去是为了一个无可指摘的目的，就是恢复卡维尔-胡里安的石油开采特许权（其范围虽在1880年的原始“法令”中未予确定，但可合情合理地估计为不过3、4千平方公里），而他后来提出要求勘探权的地区，据估计却在20万平方公里左右。⁽⁴³⁾他的论证是“如波斯政府想把波斯东南部的特许权授予美国人，它就应该将北部的特许权给予苏联”，⁽⁴⁴⁾这就是诉诸强权政治的“补偿”原则了；但是企图用已经放弃掉的1916年和卡维尔-胡里安的特许权这么一个软弱无力的根据来为这一要求辩解，那就无异于沙皇俄国将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一些含混的、不明确的约定肆意加以扩大”而成为其1853年的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信奉正教的基督教徒的要求，而克里米亚战争即由这一要求引起。⁽⁴⁵⁾

波斯政府的决定公布后6天，苏联工会的报纸《劳动报》于10月22日向波斯政府发出了猛烈的攻击：

它听任“某些居心不良的分子的破坏行为”不受惩处，那些人搞乱了盟国的补给物资取道波斯运往苏联的正常运输，而且对目前“波斯的亲法西斯分子颠覆活动的加剧”也未加以制止。波斯当局对劫掠苏联供应线的罪犯未予惩处，而对“努力忠于履行同盟条约义务的波斯官员却进行迫害”。

《劳动报》援引德黑兰左翼报纸《皇鹰报》的说法：“反动派布置给赛义德首相的任务是粉碎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为此目的，他已提出了一项工业军事化法案”。⁽⁴⁶⁾《劳动报》接着说，为了同一目的，各城镇已经组织起来，挑起冲突，并正在把不安分的部族武装起来。许多波斯报纸都在责问，赛义德为何不辞职，“那些了解赛义德的政策正在损害波斯和波斯人民利益的各界公众”，也同样地提出了这一问题。⁽⁴⁷⁾这只不过是10月24日卡夫塔拉兹在苏联大使馆会见一大批新闻界人士的前奏：

他不得不清楚明白地宣布，苏联各界以绝对否定的态度看待波斯政府的决定。苏联的公众舆论认为，穆·赛义德的政府对苏联的建议采取这样态度，就已使自己走上了使两国关系变得阴暗的道路。穆·赛义德政府提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论据为这样一个决定辩解，同时却有种种对它不利的强有力的证据，这些证据都涉及波斯的更高的和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本人深信：苏波友好关系在战争时期曾经充分和胜利地经受过考验，决不能以任何方式使它动摇；他也深信，凡是对双方有利而能巩固苏波友好关系的，都将会得到圆满解决。他希望以波斯的开明报纸为代表的波斯公众舆论，会在促进这项工作中发挥其作用。

有一位记者问道，赛义德拒绝接受苏联建议是否会影响苏波关系，据塔斯社报道，他的答复是，“苏联政府同波斯的关系是友好的，但是穆·赛义德对苏联所采取的不忠诚和不友好的态度，排除了同他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⁴⁸⁾

“自由阵线”的27家报纸立即响应这一暗示，群起谴责政府，它们断言，鉴于盟国对苏联的援助一旦结束，波斯就要面临失业的威胁，因此拟议的对苏联授予石油开采特许权，会使波斯在经济上得到好处；⁽⁴⁹⁾他们坚决主张，既然长期以来就在考虑把南部的特许权授予美国和英国企业，那么拒绝苏联的建议将是一种带有歧视性的失策。苏占区的经济政策从此开始比以往更不重视波斯的利益了；⁽⁵⁰⁾据塔斯社报道，苏占区城市中掀起了反对波斯政府政策的群众示威浪潮；在德黑兰，苏联军用卡车将大批人民党党员载送到国民议会前举行示威，而正好在那个时候，苏军分遣队“碰巧”行军通过那里，从而使波斯当局镇压示威的任何企图都无法进行，因为对示威群众的任何行动，都可以被说成是用以反对苏军的行动。⁽⁵¹⁾剑拔弩张的形势延续了几天，美、英两国政府宣布承认波斯政府关于在战争结束前暂缓同意批准特许权的独立自主之权。⁽⁵²⁾莫斯科的宣传机器，于是立即转而从间接煽动到更加明目张胆地向波斯政府恫吓：

波斯全国都知道赛义德正在玩火。这是目前波斯命运攸关的一个问题。波斯的知识分子对欧洲近来的事态发展不是漠不关心的。有一批波斯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基于有些国家的经验而产生的，那些国家由于其统治者的愚蠢的反苏政策而招致了严重的后果。⁽⁵³⁾

赛义德被迫于11月9日辞职，国民议会直到20日才推选穆塔扎·库利·巴亚特继任。⁽⁵⁴⁾他在26日组成内阁，但是人民党的报纸并不感到满意。⁽⁵⁵⁾穆罕默德·摩萨台博士曾于10月29日既表示反对苏联的要求，也对英伊（朗）石油公司的石油开采特许权进行攻击，⁽⁵⁶⁾他在12月2日提出一项议案，规定

首相或政府其他成员，均不得与任何外国政府或任何外国石油公司进行关于石油开采特许权的谈判，或签订任何石油开采特许权或与石油有关的协议。……

违反这条法律者，将处以为期3年至8年的单独监禁，并永远撤销其政府职务。

国民议会内虽有人民党议员反对，其中有一人还曾徒劳地提议取消英伊（朗）石油公司的特许权，但这项议案还是十万火急地在议会中走过了场，未加任何修正即被通过。卡夫塔拉兹在举行了另一次威胁性的记者招待会之后，于12月9日回莫斯科。波斯新首相向苏联大使馆提出建议：北部油田应由波斯公司开采而由苏联资本、机械和专家予以协助，其产品则售于苏联，这一建议显然未获答复。⁽⁵⁷⁾

总之，如果美、英政府曾允许它们各自的石油公司在波斯东南部谋求石油开采特许权，而没有认识到这很可能刺激苏联提出在北部的对等要求，那么，它们就不免要因为缺乏先见之明而招致物议。当然，也未尝不可以为它们辩解，说它们已经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对等要求，而有如下的推论：苏联本来就已控制北部；如果波斯政府在特许权上让我们如愿以偿，我们就可以巩固我们在南部的地位（这就是恢复1907年的“势力范围”政策）；但是如果波斯的民族主义已经强烈到拒绝授予特许权的地步，它也就未必会对苏联的控制北部善罢甘休。这样的推论基于假定人民党还无力左右波斯政府的政策，以利于苏联，基于想迫使人民党丢掉无私的“进步”假面具，暴露其亲俄政党的真面目，从而丧失掉“进步的”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然而，英、美政府专心致志于许多更加紧迫的战时问题，不大可能把这样的细微打算放在心上；所以权衡其可能性是，出于关注西半球石油资源有枯竭的威胁，西方盟国未曾预见到它们的石油公司在波斯南部的行动对苏联政策的影响。不论怎样，苏联的对抗手段看来并不高明：其证明是波斯政府和国民议会无意对任何人授予新的石油开采特许权，而且他们本来也是要无限期地拖延美国和英国公司的申请的。⁽⁵⁸⁾因此，如果说苏联的行动主要在于阻挠美、英的申请，⁽⁵⁹⁾那似乎没有必要。可是，如果苏联首要关心的同样也是其国内的石油蕴藏正在无可置疑地趋于枯竭而其需要却在日益增长，⁽⁶⁰⁾它的最好的方针应该是以1944年8月8日英、美石油协议为基础，向它的两个盟国提出建议，联合起来向波斯政府要求取得特许权，波斯政府对此也就无法拒绝了。或者它也可以采取另一种办法，遵循一条完全合情合理的政策，作出一番特别的努力来博得波斯的青睐，以便在战后求得一项特许权。可是与此相反，它对战时的盟国怀着病态的猜疑，关于这一点在其他许多领域里的例证非常之多，加上它在外交上臭名昭著的咄咄逼人的手法，就把一件本来不是没有希望的事搞得糟透：因为它揭示苏联是个正在威胁波斯主权的恶棍，而西方国家则得以小心谨慎地撤销其各自的石油公司先前提出的特许权申请。

1945年2月，英、美代表在前往参加雅尔塔会议同俄国人会谈的途中，预先商讨了他们对波斯问题的态度。三国外长会谈时，艾登坚决主张，虽然英国无意阻止苏联在波斯北部获得石油开采特许权，但是当盟国还占领着波斯的时候，它们不应强求这种特许权。提前撤退它们的武装部队，譬如说一俟对俄国的供应线不再需要的时候即行撤退，那将是它们对波斯的一个友好姿态。斯退丁纽斯宣布，美国政府不存偏见，赞同英国的建议。另一方面，莫洛托夫却否认占领和石油开采特许权问题之间有什么逻辑的联系，对于后者的谈判尚未进行，应听其自行发展。关于提前结束占领日期的问题，他的政府需要时间加以考虑。英、美建议，三国应就关于波斯的政策发表一项联合声明，莫洛托夫拒不同意，会议就此结束。⁽⁶¹⁾

与此同时，左翼的波斯“自由阵线”为了转移人们对它自己的活动的注意，正忙于散布谣言，说什么法尔斯省总督及南方部族的酋长们正在得到“国外反动派”（即英国人）的援助，准备在盟国占领军撤退时夺取政权并镇压波斯“热爱自由的人士”。从阿瓦士到阿巴斯港，从布什尔到古姆，到处都有反动阴谋活动。封建酋长、资本家、政府官员都不把中央政府看在眼里而执行着波斯的敌人的恶毒计划。⁽⁶²⁾据说法尔斯省总督在孟买收受了送给他的装甲车，大量武器弹药正经由波斯湾进入波斯南部。⁽⁶³⁾5月14日，《伊朗鉴报》公然发表了以“亲德的卡什盖伊诸汗及其英国朋友们扮演的角色”为题的文章。⁽⁶⁴⁾可是，石油危机给人民党帮了倒忙，终于把它的亲俄党的面貌公之于众，从而在它的比较倾向于自由和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心目中丧失了信誉。它之不得人心还由于它对波斯奉行的伊斯兰教态度暧昧，加之该党生活优裕的领导人也不足以激发起群众休戚与共之感。⁽⁶⁵⁾在此期间，反对人民党的政界人士本来就在力图重振传统的穆斯林手工业行会和组织公司工会来同人民党斗争，⁽⁶⁶⁾现在它们就系统地组织起来，于1945年1月正式成立了民族意志党，由赛义德·齐亚任总书记。他过去曾为民族主义者怀疑为英国人的工具，但在石油危机期间，他的坚定立场提高了他的声誉，现在抓住机会阐明他的观点：

英帝国主义并不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而是满足于维持现状。俄帝国主义则与之相反，一心要扩大俄国的统治。……如果我们全国下定决心，坚决抵制非法的苏联势力，抵制它干涉我国内政，英国一定会遵守诺言，保卫伊朗的独立。然而，如果我们屈服于武力而不抵抗，那么英国也就会牺牲伊朗而力图为其本身捞取一些利益。如果我们允许我国北部诸省为共产主义所压服，那么英国就将接管我们的南部诸省，伊朗也将随之而被瓜分。⁽⁶⁷⁾

两派之间经常冲突，人民党在伊斯法罕、设拉子和亚兹德的党部都被捣毁。⁽⁶⁸⁾

这时，波斯当局首次允准“民族意志”的报纸报道并公开批评苏联干涉波斯内政和苏占区的真情实况。1941年以来，那里的苏联当局就一贯以政治恐怖手段对付他们的对手，甚至还有人在德黑兰市内遭到绑架；⁽⁶⁹⁾但在石油谈判失败后，他们着重在北部推行他们的政策：

无需详叙各种各样的事件。可以想见，这些事件大体上是按照下列线条来策划的：凡是不愿顺从俄国命令的地方官员，都要被迫离开他们行使职权的地区；波斯政府不得自行选择人员去接替他们的遗缺，因为凡是俄国当局不能接受的人员是不准前往有关地区赴任的。同时，地方官员的权威则因俄国官员和军事当局的横加干涉而遭到破坏；地方上有影响的人士或遭放逐或受恫吓而恐惧。人民党的地方组织……或其所属工会将开始取得权力，并使当地居民陷于恐怖之中，凡反对该党或拒不参加该党的都要受到处罚，被剥夺掉谋生之道。它的队伍将予扩大，冒险家、非波斯籍分子以及1941年盟国入侵以来在北部边境已失控制的情况下来自外高加索的移民都得参加进来。俄国军队在人民党收拾他们的对手时将袖手旁观。最后，那里就会爆发民间骚乱，波斯政府要想给那里的宪兵或地方部队增援（由于俄国当局拒不准许增援或补充，兵力早已不足），会遭到拒绝，部队或宪兵到达俄占区“边境”的时候，会被俄国军事当局赶回来。如果中央政府对事态发展表现出任何要进行抵抗的倾向，就会立即受到人民党的报纸以及与该党结盟的报纸加以攻击，被指责为法西斯和反动逆流；而俄国报纸和莫斯科电台将把这些报纸说成是“波斯人民的报纸”而随意引用。大体上说来，这就是……过去18个月中这个国家的俄占区内事态发展的总趋势。⁽⁷⁰⁾

这种行为不过是1914年以前沙皇在波斯北部所用方法的翻版，对此，一位英国的总督和历史学家写道：

假如俄国继续通过保护霍腊散的富有的地主和商人，通过从它在阿塞拜疆的“臣民”那里征收应归波斯政府所有的税款，通过行使高压手段而以微不足道的价格购买阿斯特拉巴德省的村庄并引入俄国臣民去耕作经营，以及使用其他种种恶毒的方式，对波斯的北部进行蚕食兼并，那么用不着再过一个世代，这个国家就会丧失其独立。⁽⁷¹⁾

摩根·菲利普斯·普赖斯（日后成为极少的几个对中东具有专门知识的工党议员之一）曾于1912年底首次访问阿塞拜疆，他当时所见，酷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存在的情况：

库图的辛库是最为声名狼藉的库尔德族酋长之一……，经常接待俄国政治特务的访问，终于接受了一个俄罗斯高加索团的名誉军衔。第二天，在我离开这些库尔德人营地的时候，从高加索到达了一车队军火，显然，辛库的这些秘密人物一直在接受来自国境以北某一来源的钱财，以进行他们的活动。……

我住在马库汗的一个亲戚波斯霍伊总督的宅邸里。一天早晨，我在总督调拨的两名宪兵随同下正在散步的时候，突然给一队俄国哥萨克巡逻兵逮捕了，表面上的理由是说我在处于“俄国戒严令”之下的一个波斯城镇拍了照片。我的两名波斯宪兵乖乖地溜掉了，我却在军事逮捕下被押送到霍伊城以南两英里的一个地方。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发觉这里是一座俄国大兵营，至少结集有2 000名士兵，装备齐全。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俄国的军事力量已深入土耳其—波斯边境射程之内的阿塞拜疆了。……我从俄国军营归来后，不用说，那位波斯总督是政躬违和，不能见我，我也得以第一次认识到这一部分阿塞拜疆的政府……不在波斯政府手中。……俄国悄悄地占领了一片波斯领土，神不知鬼不觉。认识一下俄国才弄到手的这块地盘的巨大战略价值是重要的。这样它就能从两个方面而不是单从一个方面来攻击土耳其的东部领地了。在英国，人们显然认为俄国的驻军已于1912年10月从阿塞拜疆撤回高加索。然而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那些部队并没有撤回到高加索，而是从大不里士和阿尔德比勒转移到了土耳其—波斯边境。……

在大不里士，我所见到的局势足以说明俄国势力的影响。最近被任命为阿塞拜疆总督的“西帕达尔”已经就职，但在他到达大不里士时，发现总督府已为高加索的哥萨克所占据，这些人既不迁让也不交出钥匙。……在大不里士，民族主义者常务领导人一个也没有了，他们不是遭到杀害就是被放逐。⁽⁷²⁾

很明显，自从沙皇时代以来，惟一的重大变化是，当年的俄国人爱好同“反动分子”打交道，如今打交道的则是“进步分子”、“开明知识分子”、“自由阵线”以及对工人阶级“忠心耿耿”和“不知疲倦”的组织者，等等。

因而，到战争结束时，波斯面临的国际形势（由于有产阶级政府长期以来管理无方而愈益恶化）呈现出的景象，同捷克斯洛伐克在慕尼黑会议以前几个月的那种局面颇有几分相像，⁽⁷³⁾同中国在1945年以后的那种局面（更加）相像了。如把俄国人的行为单纯地或主要地归之于因为得不到它所想要的石油开采特许权而感到失望，那是不现实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卡夫塔拉兹为那个目的所进行的外交活动策划得多么笨拙。早在1944年秋以前，俄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地区以及在波斯南部有可能的地方都一直在建立人民党，表明他们的用心远不是仅仅为了得到石油开采特许权而已。不需要作这样的假设，而且事情也未必如此：政治局在1945年夏季以前就断定人民党已不能取得所指望的进展，⁽⁷⁴⁾因而决意在北部直接动手。自从欧洲解放以来，对于欧洲事态发展的观察或许早已使他们充分认识到，甚至就是在德国崩溃后的混乱局面中，共产党只有在得到武装力量支持的地方（南斯拉夫有共产党游击队，其他地方有红军）才能取得政权。所以，当他们下定决心在北部自己的地区立即采取直接行动的时候，他们还是要继续鼓励人民党在波斯的其他地区担负起一支共产党先锋队“在化外之域”所起的典型的渗透和破坏作用。米尔斯波在1946年的判断是合理的：

苏联政府显然会希望对这个通向波斯湾的整个国家进行相当彻底和惟我独尊的统治；但俄国人更为具体而直接的目标则是在北部，着眼于把波斯的那一部分变为俄国的经济禁区。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苏联要求北部实行“自治”，他们也要求在德黑兰有一个“友好”政府。他们所说的“友好”政府就是对莫斯科惟命是听的政府。……

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苏联政府对波斯有一个稳定或良好的政府是不感兴趣的。……他们需要的是能够被收买的、会上当的或经不起恐吓的那种政府；但当这个政府成为一个亲苏的卖国政府之后，北部地区很快就会恢复秩序。⁽⁷⁵⁾

俄国人推行这一侵略政策时，由于英、美政府保持沉默而得到了极大的帮助。两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曾极尽委曲求全之能事，要使中立国家、敌人以及国内的自由派舆论（不是最不受重视的）相信，两国政府和苏联之间的和谐关系，没有受到干扰。

英国人装聋作哑，而且，几乎是执迷不悟地一味强调〔伦乔夫斯基写道〕盟国之间一切都相安无事，这只能对伊朗的舆论产生一种影响，使它深信英国准备作出政治上的妥协和让步以换取它同俄国的调和。单单这一点就已使英国的声望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大大降低；同时，由于英国宣传保持克制和被动防御，伊朗人也就断定英国显然处于软弱的地位，因而是不能充分信赖的。⁽⁷⁶⁾

但是，他发现“英国人拿出充分的证据，说明他们在占领一开始就完全明了实际存在的问题”，⁽⁷⁷⁾同时

美国政府对于维护伊朗的政治稳定具有的利害关系也不亚于英国政府。因而，如果美国正视它的世界责任，其外交理应对这些基本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可是，事实却不尽然。英国人担负着维护西方威望和驳斥共产党宣传的重任。英国人不得不以其远为微弱的资源，建立他们自己的新闻机构，支持当地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执行许多类似的任务。美国人没有一个公开的联系机关，去协助英国消除那些对于西方真实意图的团团疑云，这些怀疑是英国的政策由于它的帝国主义的往事而必然会产生的。一个设想周到、组织有方的美国宣传机构，本可在伊朗与西方的关系方面作出大量贡献。它本可在英国人需要支持的那些主要问题上加以支持，并在其他方面纠正其缺点。⁽⁷⁸⁾

相反，罗斯福1943年派往波斯的特使爱尔兰裔美国人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却“批评英国政策是帝国主义政策”；而罗斯福在1944年1月12日又以偏于轻率的乐观态度写信给科德尔·赫尔说，他为了“一个念头而怦然心动，就是把伊朗作为一个榜样，表明我们可以凭借无私的美国政策而能做出些什么”。⁽⁷⁹⁾

美国的政策颇为消极的性质，终于鼓励了苏联的单方面行动。因为它使得俄国人相信，真正反对他们的计谋的，只会来自厌战的英国。可以说，美国世界政策的典型剧本在伊朗改写成了它的缩影本：首先，根本上不愿瞻望将来，不愿卷入国外纠纷中去；其次，由于这一态度，也就无意之中鼓励了潜在的敌人；最后，才如梦方醒，认识到是行动的时候了。与此同时，由于因循苟且，危险已经变得更为严重，要化险为夷就得做出更为艰苦的努力。⁽⁸⁰⁾

(1)　约·斯大林：《战时演说集……1941年7月3日—1945年6月22日》（J.Stalin：War Speeches ..．July 3rd，1941—June 22nd，1945），伦敦，哈钦森，无出版日期，第23页。

(2)　参阅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195—196页；米尔斯波：《美国人在波斯》，第174—179页；格罗斯克洛斯：《介绍伊朗》，第185—186页；A·K·S·拉姆顿：“波斯面临的若干问题”（A.K.S.Lambton：“Some of the Problems Facing Persia”），《国际事务》，1946年4月，第22卷，第258页。

(3)　A·K·S·拉姆顿：“波斯面临的若干问题”，《国际事务》，1946年6月，第22卷，第261页；但须参阅下注。

(4)　1942年春，库尔德人向雷扎耶湖以西出击，致使俄国人将波斯军队和宪兵召回该地区，“虽然由于经常受到干涉，使他们可能发挥的作用归于无效”〔小阿尔奇·罗斯福：“马哈巴德库尔德共和国”（Archie Roosevelt，jr.：“The Kurdish Republic of Mahabad”），《中东杂志》，1947年7月，第1卷，第250—251页；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249页〕。

(5)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02页。

(6)　奥金莱克：《战况报告之二》，第324页。丘吉尔（第3卷，第430页；美国版，第3卷，第483—484页）曾于1941年9月1日指示韦维尔，责成他保证“把俄国人的势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对斯大林所提英国应派遣25个或30个师经由波斯去俄国前线的要求（丘吉尔把它说成是“的的确确的荒谬”），丘吉尔于10月12日电复斯大林：“假如你愿意（从波斯）撤回5个或6个俄国师以用于战斗前线，我们当担负起维持治安并维持和改善供应路线的全部责任。我代表英国向你保证：我们决不会在战争期间或战争结束时牺牲俄国的任何正当权益来为我们本身谋求任何利益。”（同上书，第431页；美国版，第485页）此项保证并未消除苏联的猜疑。10月20日，丘吉尔对罗斯福说：“俄国人的来到，他们的理论和他们的行为，使波斯非常不安。”（同上书，第484页；美国版，第546页）

关于因英美对苏联军事供应（对俄援助）计划所引起的分歧，见《波伊部队》，第96—97页；关于俄国人在波斯的一般行为，见西德尼·莫雷尔：《势力范围》（Sydney Morrell：Spheres of Influence），纽约，迪尤尔、斯隆和皮尔斯，1946年版，第51—54页。

(7)　米尔斯波，前引书，第183—186页；参阅亲苏的迈克尔·布鲁克斯：《石油和对外政策》（Michael Brooks：Oil and Foreign Policy），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1949年版，第48—49页：“米尔斯波和他的一班人……有个诀窍，总是在美国石油公司企图在波斯捞取地盘之时出场。在1922年至1927年期间，他曾执掌波斯的财政大权和其他许多工作。在美国，他曾一度是国务卿左右的石油专家，他同美国石油工业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8)　莫雷尔，前引书，第71页。

(9)　同上书，第45页。

(10)　《今日战士报》（1943年4月18日），在评论英国常驻中东国务大臣新近一次接见德黑兰报纸记者时（在接见时，这位大臣曾表示希望实行消费管制和固定物价的议案应尽早成为法律）指出，最近也曾访问过波斯的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协会负责人，没有对波斯人就他们的文化问题发号施令，或者使用“必须”和“尽早”的字样。（该报接着指出）凯西先生曾说波斯报纸上不友好的文章正在损害波斯与盟国的关系，然而，有哪一家报纸曾对俄国人表示过不满，或者惟独对美国人不表示友好的态度呢？（可是，这家报纸事实上一直在放肆地对米尔斯波财政代表团进行恶意批评，而这正是凯西提出忠告的原因；见米尔斯波，前引书，第168页注④引《德黑兰每日新闻》，1943年4月18日）

(11)　《乌米德报》（Umīd），1943年4月12日。

(12)　《德黑兰日报》，1943年4月22日；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196页。人民党的历史学家曾无中生有地宣称，粮食的短缺主要是由于盟国对其他中东国家大量出口〔伊拉杰·伊斯坎达里：“人民党史”，Iraj Iskandarī（Eskandari）：“Histoire du Parti Toudeh”，《中东》杂志（巴黎），1950年4月，第9页〕。

(13)　参阅米尔斯波，前引书，第177—179页。

(14)　本书编写时，苏波贸易谈判尚未就解决此项结余的偿付问题达成协议。

(15)　参阅爱德华·G·布朗（Edward G.Browne）在《1905—1909年的波斯革命》（The Persian Revolution of 1905—1909），剑桥大学出版社，1910年版，第179页引1907年9月10日波斯报纸《马廷新闻》（Habl ul-Matīn）的话：“在俄国出版的〔穆斯林〕报纸对我们的国王、我们的大臣和我们的议员可以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要写什么就写什么，没有一个人敢抗议；可是，在另一方，只要说一句就得倒霉！”

(16)　伦乔夫斯基：《俄国和西方国家在伊朗》，第199—211页，第227—228页。

(17)　《现代东方》，1938年12月，第674页。

(18)　据人民党在美国的宣传工作人员礼萨·沙沙哈尼说，“英国当局对新成立的……党，曾表示愿意支持——尽管规模很小”；但该党“反对法西斯，惩办那些在国王礼萨统治时期对种种暴行负有责任的人”等等的“现阶段纲领”（纽约《工人日报》，1945年12月6日）显然被认为不是温和的。“英国既已签订条约承认波斯独立，当然不能支持一个立志要推翻其合法政府的派别”（A·K·拉姆顿，《观察家报》，1946年3月17日），在一种要求稳定的战时形势下，更是如此。

(19)　“本报最近驻波斯的特派记者”（“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 Lately in Persia”），《泰晤士报》，1945年10月6日；参阅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186页，第223—234页；L·P·埃尔韦尔–萨顿：“伊朗的政党，1941—1948年”（L.P.Elwell-Sutton：“Political Parties in Iran，1941—1948”），《中东杂志》，1949年1月，第3卷，第45—62页；A·C·爱德华兹：“重访波斯”（A.C.Edwards：“Persia Revisited”），《国际事务》，1947年1月，第22卷，第52—60页。

(20)　人民党领导人中最激进的，据说是那些被国王礼萨专横没收的许多庄园的继承人（《泰晤士报》驻德黑兰记者，1951年10月30日）。苏联在波斯军队中进行颠覆活动的企图，在低级军官中显然较在一般士兵中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这对波斯的政治发展达到这个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参阅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238—239页）。据报道，一位中学教师哈利尔·马利基曾于1944年坚决主张，人民党的党员应以适当的家庭出身为限，不得吸收地主和其他“反动派”的子女，但得不到什么结果；看来他是一个真正的激进分子，后因战后该党奴颜婢膝地支持在波斯北部的苏联帝国主义而退党（参阅埃尔韦尔–萨顿，前引书，第61页；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0年2月，第9—10页；1951年1月，第12—13页）。

(21)　此说全然不顾事实，礼萨政变之后，布尔什维克自己就给昙花一现的、里海边的吉兰苏维埃共和国泼冷水：“苏联人宁愿支持德黑兰的民族主义政府。……莫斯科对支援民族主义波斯的独立更感兴趣。”〔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Louis Fischer：The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伦敦，凯普，1930年版，第1卷，第430页〕

(22)　《领袖报》，1943年2月26日。

(23)　《领袖报》，1943年3月4日。

(24)　参阅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185—187页；埃尔韦尔–萨顿，前引文。

(25)　他当时还是个年轻人，这时也只55岁。一位对他毫不袒护的记者说他是“波斯政界屈指可数的有魄力、胆识和想象力的人物之一”〔乔恩·金奇：“中东危机”，《论坛报》（Jon Kimche：“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Tribune），1946年1月18日，第7页；原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5年12月20日〕。

(26)　这是典型的共产党的谎言。平心而论，赛义德·齐亚可算是（英国）保守党中的进步派一类人物（参阅埃尔韦尔–萨顿，前引书，第51页），他在巴勒斯坦聪明地开辟了一个橘园。作为住在耶路撒冷多年的穆斯林显要人物，他自然同穆夫提保持着友好关系，直至后者于1937年底逃离巴勒斯坦。《爱资哈尔报》避而不谈战前把穆夫提多年作为一个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而加以支持的，乃是共产党的路线〔见马克·亚历山大：“共产党在中东的战略”，《20世纪》（Mark Alexander：“Communist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Twentieth Century），1951年11月，第395—396页〕。

(27)　《爱资哈尔报》，1943年10月14日；《领袖报》，10月15日。据伊斯坎达里说（《中东》杂志，1950年2月，第9页），人民党的煽动，矛头针对着反对“这个外国代理人”的回国和“英帝国主义的阴谋”。有关英国与赛义德·齐亚的关系的比较客观的见解，参阅米尔斯波：《美国人在波斯》，第167页；埃尔韦尔–萨顿，前引书，第52页；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255—256页。

(28)　伊斯坎达里，前引书，第10页。

(29)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05—1506页。

(30)　全文载世界和平基金会：《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年7月—1944年6月》（World Peace Foundation：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July 1943—June 1944），波士顿，世界和平基金会，1945年版，第235页；《泰晤士报》，1943年12月7日。据埃利奥特·罗斯福说，总统在与年轻的波斯国王和他的三位大臣一次非正式谈话中，曾因他们的诱导而谴责英国在波斯西南部拥有巨大的石油开采特许权，并同意波斯的经济资源应受保护。因此，他指示他派驻波斯的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一个“批评英国政策为帝国主义政策”的美籍爱尔兰人）起草一项备忘录，保证波斯的独立并以它本身认为适当的方式处理其经济利益的权利（E·罗斯福：《见闻录》，第192—193页）；参阅詹姆斯·M·兰迪斯，《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年刊》（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45年7月，第68页。

(31)　乔恩·金奇：“石油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中东学会学报》（“Oil and Arab Nationalism”，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 Society），第1卷，第2期（耶路撒冷，1947年春），第72页，又“俄国与中东”（“Russia and the Middle East”），《19世纪以来》，1948年4月，第199页。据《世界报》（1945年1月30日）报道美国方面的消息，俄国人要求每年分得2 000万吨中东石油，以供国内消费和出口之用；《柏林金融日报》（1944年3月25日）刊载的一则来自里斯本的消息说，斯大林曾要求分享“阿拉伯石油公司”1／3的股份。

(32)　见上文，原著第357—358页。

(33)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08—1509页。米尔斯波可能夸大了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发挥的主动作用，他写道：“奇怪的是战争期间我国政府居然在一个不稳定的地区发动这样一种易惹是非的冒险事业。同样奇怪的是……我们居然事先没有取得苏联的谅解就申请石油开采特许权。……美国政府既然下了决心要对美国石油业的这一冒险事业有所行动并给予支持，它就应该认真关心它在德黑兰的外交代表。”（《美国人在波斯》，第233页；但请参阅下文，原著第485—487页）

(34)　《纽约时报》和《每日电讯报》，1944年3月30日；米尔斯波，前引书，第188页；菲斯：《经济顾问所见》，第175页。米尔斯波的评论是很难理解的，他说（第234页），“如果英国人置身事外，情况就会简单化了。他们的登场很可能在不小程度上激发了俄国人的这场演出”；因为俄国人对1937—1939年一家美国公司和一家据说是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已获得波斯东北部的石油开采特许权一事也是同样敏感的〔参阅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84—85页；尼古拉·阿列克谢耶夫，《消息报》，1946年3月16日，《纽约时报》转引，1946年3月17日〕。

(35)　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216页。

(36)　英国外交部：《美利坚合众国与联合王国之间的石油协定，1944年8月8日于华盛顿》，敕令第6555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4年版）。

(37)　见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170—171页。

(38)　他已于1944年3月任首相，在1938年至1942年间，他是驻莫斯科大使，其后任外交大臣。

(39)　1916年沙皇政府为一个俄国国民取得了所有这些省份的石油开采特许权。后来有利于波斯政府的主张则为，1918年波斯政府和苏联政府双方均认为这项特许权无效，因为它是通过高压手段取得的，且未得到国民议会的同意〔路易斯·费希尔：《石油帝国主义》（Louis Fischer：Oil Imperialism），伦敦，艾伦和昂温，1927年版，第210页注①和第235页；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81—82页〕，所以1921年的苏联—波斯条约把它取消了。

(40)　1944年10月24日卡夫塔拉兹和1944年10月28日波斯首相在德黑兰对记者的谈话。苏联当局要求5年的勘探权以及随后选定查明有油的更为有限的地区之内的钻探权，不过是按照英—伊（朗）石油公司1933年修订的协议第2条规定的程序行事，根据协议，该公司在5年内以特许开采的地区中选定整片或分片的10万平方英里的面积进行开发，特许权此后即限于这些较小的地段（《概览，1934年》，第243页；全文载《国际联盟公报》，1933年12月，第1653—1654页）。

(41)　根据1944年10月19日赛义德在国民议会的声明，议员们怀疑他的前一届政府既不知照议会，也不征求议会的意见，就想把特许权给予外国公司；政府完全依照许多议员的意见，业已作出决定，鉴于国家的目前严重困难和总的形势，不再把特许权给予外国人。

(42)　1944年10月28日赛义德接见记者的谈话。他解释说，在波斯处于外国军事占领的情况下，公众舆论对任何特许权的授予，不论它是多么有利，都看成是出于胁迫的。

(43)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09页。

(44)　接见《消息报》记者，1944年10月4日。

(45)　当时俄国的动机是要抵制拿破仑第三为罗马天主教对圣地提出的要求；参阅J·A·R·马里奥特：《东方问题》（J.A.R.Marriott：The Eastern Question），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40年版，第251—256页。

(46)　指内政大臣因伊斯法罕工业中心的劳工纠纷而于5月4日提出的一项法案，该法案授权内阁在战争时期得将一个工厂及其工人置于军事管制之下；国民议会显然从未通过这一法案。人民党的历史学家把伊斯法罕的骚乱归咎于“民族运动”的组成，据称这一运动是由参谋长（阿尔法将军）操纵，并由“反动派”和英国人支持，用以对抗人民党在工人中的影响的成长。经过几个月据称是“民族运动”的流血的挑衅之后，人民党的追随者“攻占了”伊斯法罕的“民族运动”总部，并（据宣布）已经迫使该省总督接受这一既成事实〔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0年2月，第9页；参阅M·谢尔盖耶夫：“伊朗（旅行笔记）”，《新时代》〔M.Sergeyev：“Iran（Travel Notes）”，New Times，1945年10月1日，第25—26页〕。

(47)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1944年10月23日，莫斯科讯。

(48)　《纽约时报》，1944年10月30日；参阅同日《泰晤士报》；均系发自莫斯科的电讯。波斯报纸刊登的消息对于这一答复的严厉性，语调有所降低。

(49)　但在8月份卡夫塔拉兹代表团抵达以前，一位著名的人民党议员曾辩论说，建造横贯伊朗铁路这一事例，说明波斯应能不用外国援助而开发其石油资源（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216页）。

(50)　菲斯：《经济顾问所见》，第177页；米尔斯波：《美国人在波斯》，第178页。

(51)　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220页；参阅“波斯内幕”（“Inside Persia”），《经济学家》，1945年8月25日，第264页。除了首都，在苏占区之外受严重影响的惟一城市是伊斯法罕。关于伊斯法罕，见上文，原著第477页注①（即本书第703页注①。——译者）。

(52)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09页；《泰晤士报》外交记者，1944年11月2日。《消息报》为这一新的外交手段所激怒，于11月4日提出质问，“另一个国家同伊朗未曾签有任何条约而在伊朗领土驻军，这又怎能符合伊朗的主权与独立。众所周知，除苏联和英国军队根据同盟条约驻在伊朗领土之外，还有美国武装部队在伊朗……而与伊朗政府根本没有什么条约。”国务院尖刻地答复说，那些军队在那里“是与管理经过该国运送租借物资至俄国的铁路运输有关的”；美国和波斯之间“关于驻军”的谈判最近已经开始（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221页）。M·V·波波夫（M.V.Popov）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波斯的扩张”（“United States Expansion in Pers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为题的论述中，就举出了波斯驻有美国部队和美国顾问这个例子。该文刊于《苏联科学院院报》（Izvestia Akademii Nauk），“叙利亚哲学史”（Seriya Istorii i Philosophii），第6卷，第4期（1949年），第363—367页。

亲苏报纸乃对米尔斯波加倍攻击〔参阅上文，原著第468页注②（即本书第691页注①。——译者）〕。《伊朗鉴报》周刊于11月5日声称：“最近石油危机的全部责任在于你，因为……你力图在胡佛和柯蒂斯帮助下将南部石油送给美国人。你煽动可怜的赛义德使伊朗和苏联的关系最近变得阴暗起来。你对北部和南部分配粮食有偏差。你为北部的骚乱准备条件并刺激俄国人。”〔米尔斯波的引文，前引书，第190页注⑧。又见第136页和米尔斯波的评论（第190页）：“石油开采特许权不在我的权限以内，如果说我的工作有一点点涉及这一方面之处，那我也是以绝对公正的态度加以处理的”〕

(53)　《观察家报》特派记者，1944年11月5日。这里指的是新近因红军挺进而垮台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的亲轴心国政权。

(54)　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180页）曾对波斯议会惯例旷时费日的特点有所论述，根据惯例，在国王礼萨逊位以后，新首相的遴选已成为不负责任的国民议会的特权。在1945年春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国民议会拒投信任票而迫使巴亚特首相于4月18日辞职，直至5月2日才选出继任者。接着于6月3日，新首相又得不到信任票。宪法第7条规定，凡表决一项动议时，国民议会需有3／4的议员出席且应有半数议员参加投票（戴维新：《近东和中东各国……宪法》，第70页），这就使少数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议会工作陷于停顿。国王曾于1949年想把这条宪法和宪法中的其他弊病一起革除掉，关于这一点，可参阅“伊朗最近的宪法变革”（“Recent Constitutional Changes in Iran”），《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49年7—10月，第36卷，第265—266页。

(55)　同时，作为苏联宣传的一个新手段，经官方批准的首届苏联穆斯林教士朝圣团，已在前往麦加的途中抵达德黑兰（《观察家报》特派记者，1944年11月26日）。

(56)　摩萨台在赛义德辞职后曾被敦促组织政府，但他提出了一个不合宪法规定的条件，要求在国民议会中保留他的议员席位（米尔斯波，前引书，第146页）。他发起的英—伊（朗）石油公司国有化运动终于在1951年4月把他推上了首相职位。

(57)　《纽约时报》，1944年12月19日和21日。汉斯·海曼在〔“伊朗的石油开采特许权（二）”（Hans Heymann：“Iranian Oil Concession — Ⅱ”），《双周》杂志，1949年10月，第246页〕没有提出证据，却说：“苏联石油代表团迅即对这一合作的姿态和它所体现的友好精神表示赞赏，并提出愿向伊朗行政当局在所有公用事业领域中提供专家和技术人员，并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给予协助。苏联人的这种援助将包括建造一条通向波斯湾的输油管的权利，并允许在输油管沿线驻兵护卫。”

(58)　赛义德首相1944年10月19日在国民议会的声明中说，石油问题引起波斯有关团体和议员的注意已有数月。报纸上也曾进行讨论。在议会内，也有人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并提出忠告，其目的都在于千方百计地防止把石油资源开采特许权授予外国人。国民议会认为政府已开始就授予外国公司开发石油的特许权问题进行秘密交易，谴责政府有一项秘密政策。

(59)　“苏联的要求具有先声夺人的性质，其原因可能是在于想把美国和英国排斥在这一地区之外，而不是真想开发伊朗北部的油田。”〔克里斯蒂娜·费尔普斯·格兰特：“伊朗：大国与小国之间关系的考验”（Christina Phelps Grant：“Iran：Test of Relations between Great and Small Nations”），《对外政策报告》，1945年4月15日，第21卷，第38页〕

(60)　雷蒙·拉科斯特〔《苏俄与东方问题》（Raymond Lacoste：La Russie soviétigue et la question d'Orient），巴黎，国际出版社，1946年版，第187页〕说戴高乐于1944年12月（不是“11月”）访问莫斯科时，苏联政府向法国表示愿在霍腊散油田的开发中让它分享一份，但未提出根据；不过1946年5月5日《雷诺新闻》（Reynolds News，小党英国合作党的机关报，该党是共产党渗透战术的对象）驻巴黎记者报道：“我得悉俄国曾向法国提出愿意同它分享波斯北部的石油。法国可获得苏联专家行将开发的新油井产量的25%。”

(61)　见斯退丁纽斯：《罗斯福与俄国人》，第175—176页，第230页。

(62)　人民党议员、《人民报》（Mardum）编辑拉德马尼什（Radmanish）的文章，1945年2月23日。

(63)　《阿尔曼米利报》（Ārmān-i Millī），1945年1月30日。事实上，在国王礼萨下台后，一些比较好斗的部族在曾经被国王一度剥夺的地方重新宣布独立，并从由于1941年的英苏侵入而瓦解的波斯军队中取得了数以千计的新式步枪。波斯军队曾力图解除这些部族的武装，但一再受挫，最糟的是约1 000名正规军于1943年夏在伊斯法罕南面的西米龙向布伊尔–艾哈马迪投降。之后，波斯政府采取了较为和解的政策（《泰晤士报》，1946年3月6日，一位最近在波斯的记者的报道）。

(64)　关于卡什盖伊族与德国第五纵队之间的关系，参阅上文，原著第156—157页。

(65)　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234页，第241—243页；参阅乔恩·金奇：“中东危机”，《论坛报》，1946年1月18日，第7—8页（原载1945年12月20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66)　关于手工业行会，见吉布与鲍恩：《伊斯兰社会与西方》，第1卷，第1编，第281—295页。利用工会为苏联政治利益服务，对于斯大林分子来说，是“进步的”历史发展的一个部分，而公司工会的组织按照定义是“反动”的；人民党的宣传家们对于那些在反人民党的工会中积极活动的人，攻讦谩骂，不遗余力。

(67)　《萨尔古达什特报》（Sargudhasht），1945年1月16日，据伦乔夫斯基的引文，前引书，第245页。

(68)　人民党历史学家断言，民族意志党的“武装恐怖集团”〔与“坚决果断”的人民党队伍截然不同，后者曾在1944年“捣毁”民族运动的伊斯法罕总部——见上文，原著第477页注①（即本书第703页注①。——译者）〕是同警察和宪兵（由美国上校施瓦茨科普夫指挥）配合行动的，并受到米尔斯波“慈悲慷慨的资助”（伊斯坎达里，《中东》杂志，1950年3月，第5页；参阅M·谢尔盖耶夫：“伊朗（旅行笔记）”，《新时代》，1945年10月，第26—27页）。

(69)　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197页。

(70)　A·K·S·拉姆顿：“阿塞拜疆问题”（A.K.S.L.：“The Azarbaijan Problem”），《今日世界》，1946年2月，第2卷，第53—54页；参阅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244—245页；A·K·S·拉姆顿：“波斯面临的若干问题”，《国际事务》，1946年4月，第22卷，第262页，第264页。

(71)　P·赛克斯爵士：《波斯史》，第2卷，第433—434页；参阅B·H·萨姆纳：《沙皇的统治和远东、中东的帝国主义，1880—1914年》（B.H.Sumner：Tsardom and Imperialism in the Far East and Middle East，1880—1914），雷利讲座，1940年（Raleigh Lecture，1940）；英国学会会议录（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第27卷；伦敦，汉弗莱·米尔福德，无出版日期〕，第41—42页。

(72)　摩根·菲利普斯·普赖斯：《阿塞拜疆和波斯库尔德斯坦之行》（Morgan Philips Price：A Journey through Azerbaijan and Persian Khurdistan），伦敦，约翰·霍格为波斯协会出版，1913年版，第13页，第16—19页，第21页。

(73)　参阅“在波斯的奇怪行径”（“Strange Proceedings in Persia”），《经济学家》，1945年9月8日，第332页。

(74)　如乔恩·金奇在前引文和克利夫顿·丹尼尔在1946年6月15日《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所提到的。

(75)　米尔斯波：《美国人在波斯》，第192—193页。

(76)　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260—261页。

(77)　同上书，第255页。

(78)　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277页。

(79)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07页。

(80)　伦乔夫斯基，前引书，第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