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三章
中国、西方列强和苏联
第一节 自由中国的困境
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自由中国抵抗日本已经近4年半了。这在1937年时，不但外国观察家，也许连中国人自己也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蒋介石委员长除了在1937年秋季自由中国的野战军主力被击败，南京注定将陷落时，曾有过一度动摇以外，他已决定打下去。甚至后来日本人进入汉口，同时广州沦陷，中国政府撤退到遥远的、与外界隔绝的、落后的四川省，还有一些最富饶的地区也沦于敌手，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的决心，也没有使他听从汪精卫的话。蒋介石的坚定，并不是由于他相信中国自身能够聚集起足够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出去，而是由于他确信日本迟早会卷入与某个或某几个大国的纠纷中。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一期望的实现实在是来得太慢了。欧洲战争的爆发使日本成了从中得利的渔翁，使它能够从英法卷入欧洲之战和美国专心注意于纳粹胜利的可能性中得到好处。诚然，起初苏联也还能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但是，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和随后不久希特勒对他先前的合作者发动了进攻，看来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
剩下的就是美国了。华盛顿政府坚决拒绝承认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见之于行动。1941年3月，租借法通过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决定中国将成为这种援助的受益者之一。接着制定了一项用于中国的紧急租借计划，这项计划主要是旨在增加滇缅公路上的运输，美国派了一个技术组去帮助中国人改进这条公路，也就促进了这项计划的实施。结果，每月通过这条路线到达中国的物资增加为原来的4倍光景，即从1941年5月的4 000吨增加到同年11月的15 000吨。(1)
1941年5月，总统宣布，保卫中国对保卫美国是至关重要的。接着就派出了一个美国空军代表团去帮助恢复中国空军，并提供方便，使中国飞行员在美国接受训练。(2)此外，1941年春夏之际，在政府的秘密支持下，由克莱尔·李·陈纳德将军指挥的飞行员组成了美国志愿队。1941年7月，第一批美国飞行员到达缅甸。缅甸的英国当局允许他们使用那里的机场，1941年10月又允许他们在那里进行战斗训练，虽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他们不能从缅甸的基地起飞去攻击日本。(3)
但是，这类援助以及美英的银行用来维持中国货币的进一步贷款，对中国的需要不过是杯水车薪。长期战争所造成的过度紧张，严重地影响着国民党政府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重庆对于日美在华盛顿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会谈极为惊慌，惟恐美日终于达成某项协议而让自由中国听凭命运摆布。因此，当1941年11月赫尔将他提出的与日本妥协的条件通知重庆政府时，愤激的中国人表示反对，尽管这些条件并无多大意义。当赫尔决定放弃达成妥协的尝试，当东京收到美国11月26日的照会(4)（这正是中国人所希望的）以后日本决定要打时，重庆大感宽慰。现在，日本既然向美国和英联邦的联合力量挑战，它就肯定将被击败，而中国的长期的痛苦也将结束。因此，重庆政府立刻作出反应，它先向日本正式宣战，然后在德意两国加入日本一方对美作战后，它又对德意宣战。
但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愿望实现了，日本终于被打败和覆灭了，然而国民党中国的劫数也已注定，因为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来的长期战争酿成了国民党崩溃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源。(5)要了解这些根源，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中国的国内局势，抗日战争对这一局势所产生的反响，以及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有影响的各个集团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态度的变化。
第二节 中国的历史背景
1936年时，中国的前途似乎是比较光明的。自辛亥革命以来，第一次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和平，工业和贸易状况正在好转，前一年颁布的财政改革法开始见效。这种情景与前几年的动荡和骚乱形成鲜明的对照。看来，在1936年，中国在国民党的训政下，似乎可能终于实现自满清帝国垮台以来它一直在争取的国家统一和强盛了。
这些进展的取得，主要是靠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就连当时国民党内外许多批评他的人和他的对手也承认，他是惟一具有维护中国的统一与和平的领导能力的人。1936年12月，他在西安被监禁时，日本人报道了一条（假）消息，说他已被叛乱者杀害，结果中国所有的党派和团体，包括那些前不久还在示威反对他对日本的“姑息”态度的人，都深感悲痛。他们担心中国再次陷入混乱，并且可能成为第二个西班牙。甚至共产党人在当时也认为，蒋的领导对他们想要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正是出于这一信念，他们在西安为蒋进行了调解。当蒋介石安全无恙并获得自由的消息传出时，全国的宽慰心情是十分明显的。
西安事变确实暴露了中国当时所达到的政治统一是多么的不稳定，中国距离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还多么遥远。它现在既不是封建的国家，也不是中世纪式的国家。在帝国时代，它是通过一个文官机构进行治理的君主制国家。这个文官机构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国疆域太大和交通不便的限制，这些障碍造成了一种狭隘的观念，并助长了边远省份的半自治倾向。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这一历史阶段就像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只是它没有欧洲那样的大地主贵族阶级，而只有大量的小地主，这些小地主下面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半自耕农阶级，再下面还有一个由纯粹的佃户组成的“贫农”阶级。在这个国家中相对说来比较小的肥沃的地区，人口的压力不断增长，这就使农田的地价高昂，相应地使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也很高昂。但是，习惯力量和可能出现的反抗，对抑制强征的苛捐杂税起了作用。确实，在毗邻大城市的地区，并不是由于乡村的习惯，而是由于商业主义的影响，促使地主住在城里，同时在乡村榨取高额地租。这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
帝国及其旧的文官机构的垮台，瓦解了传统的统一局面，开始了一个政治混乱的时期。建立西方式议会政治的尝试证明是无效的，因为这种尝试与中国的经验和传统格格不入。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最重要的现象是军人的势力压倒文官的势力，这从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督军的崛起就可以看出了。他们的军队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装备很差，食物不足，很少发饷，打仗（如果他们打的话）只是为了抢劫，就像他们的主子一样。
国民党在孙中山教导的鼓舞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按照共产党的式样改组以后，便着手铲除军阀主义，但在这方面仅仅获得了部分成功。一部分旧军阀被打倒了，而另一部分军阀，国民党同他们达成了协议。但是，国民党将领本身，无论原来就是国民党员还是后来出于利己的动机新加入国民党的，仍然保留着先前那些督军的许多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自然依靠那些他多少信得过其忠诚的人，特别是依靠他亲手创建的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即使这些人的能力并不总是第一流的。因此，蒋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对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军队也没有绝对的权威，至于对各省的地方军，特别是对边远的省份例如四川、云南或广西等地方的军队，他的权威就更不那么有效了。在这些地方军中，他不得不小心行事。尽管他一直软硬兼施，试图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但这个过程到1937年还远没有完成。
对文职人员的控制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国民党在组织性和工作效率方面大大优于它以前的历届中国政权，但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实际上还是分裂为各种派别和集团的。尽管蒋握有军权并与“宋氏家族”有姻亲关系，他还是不得不在这些派系之间运用手腕搞平衡。此外，在现代行政管理制度方面，特别是财政制度方面，还只是初具规模。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收入和产盐区的税收。
在1937年战争风暴降临时，中国政府就是这样既初具规模又有分裂倾向的状况。战争和撤退不可避免地加深了这个政府的缺陷，并导致行政管理上的退步。政府被迫退到广阔、肥沃然而历来是与外界隔绝的四川省避难，当地居民对大批拥入的“下江”人是不怎么热情的。幸存的与外界联系的最好的一条交通线要通过更加遥远落后的云南省，这一地理条件使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态度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龙云确实仍然是忠于蒋介石的，不过他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有他自己的条件。现在，政府已失去了来自间接税的大部分收入，而以新的办法来筹集公共收入的能力又受到行政管理方面种种缺陷的限制。在自由中国被分割的各个“战区”里，由地方长官自行招募军队、自行筹措给养和发饷的这种由来已久的中国习惯，这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根深蒂固了。这些地方长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文武职能集于一身的，因此他们就成为半独立的了。他们的直属部下效法他们的榜样，无孔不入地损害可怜的招募来的士兵的利益以中饱私囊。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弊病，这些弊病使西方观察家感到震惊和可怖，但蒋和他的许多同僚却对此熟视无睹或漠不关心，因为在他们的经历中，这些都早已司空见惯。即使蒋本人另有看法，他也不能根绝这种罪恶，因为这样做会使他的追随者迅速背弃他而投奔汪精卫和南京的“正统”国民党，但这将是有利于日本人的。
战争的岁月对老百姓产生了严重影响，特别是工薪阶层——城镇的中下级公职人员。政府不得不主要是依靠发行纸币来应付开支，随之而来的通常是物价的扶摇直上。他们试图用控制物价和对大米及其他必需品进行补贴的办法来减轻物价上涨所产生的困难，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又碰到了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是很难以偶尔采用的审判和判处死刑的办法来制止的，因为他们发现，对那些最有势力的违法分子，还是让他们逍遥法外为妙。同时，政府又与那些被战争状态所加强的旧势力和习惯产生了冲突。当然，如果认为这仅仅是内地省份的地主和商人阶级的过错，或者在这些事情上把“旧势力”分子同东部沿海地区受过西方教育或西方影响的人截然区别开来，这都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厌战情绪和渴望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想法，当然就很自然地传遍了自由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产生过速胜的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很快就为失望的痛苦所代替。日本对东南亚的征服使得中国的地位比以前更加孤立，更加危险，因为除了从印度越过险恶的“驼峰”(6)和中印之间的丛林地带的空中运输线以外，中国和西方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而且，日本人屡战屡胜的情景严重地动摇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威信。华盛顿政府和伦敦政府公开地优先考虑欧洲战线和中东战线的问题，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的失望和痛苦。即使中国还没有完全丧失最后打败日本及其轴心国伙伴的信心，但随着国内情况的日益恶化，这遥遥无期的、年复一年地等待着的最终结局的前景，对重庆说来自然是令人沮丧的。
中国人批评美英两国对自由中国的苦难显然不重视，不关心，然而得到的反应却是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缺点越来越公开的指责。在对外宣传上，这个政权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一心一德的政府，它正在成功地、深入地实行一种长期的防御战略，从而正在钳制和削弱日本侵略者。它喜欢把小接触夸大成战役，把它所取得的一些成功夸大为巨大的胜利。当然，这样装潢门面并不是什么大错。重庆政府需要得到帮助，因此他们就装出自己是完全值得帮助的样子，装出有能力运用这种帮助的样子。但是，当被说成是第二流的、效能差的、已经消耗了一半精力的日本人猛烈地打击美国和英国并使它们遭到失败和耻辱的时候，在美英两国产生了一种倾向：它们想为其惨败找借口而抱怨说它们上了中国人低估日本的战争潜力和战争能力的当。它们宣称，中国战场简直是日本军队的练兵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借以积聚与西方抗争的实力的地方。西方盟国以前曾经对国民党中国有过一种理想化的看法，但现在则反过来对国民党有另一种看法，倾向于忘记：国民党军队在1937—1938年期间总的说来确实打得漂亮，打得勇敢，并且与战争开始时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的预料相反，日本未能使中国屈服。现在，国民党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是漆黑一团，恰似以前的形象是洁白无瑕的那样。然而，正同那个旧的形象一样，这个新的形象同样是远远不符合实际的。
这一切都让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好处。1937年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共产党人同意放弃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暂停强行没收地主的土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置于国民政府控制之下。(7)国民党接受了这一让步。作为交换，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八路军为抗日部队之一，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任命一名共产党代表，并准许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先后在汉口和重庆出版。(8)在1937—1938年期间，双方相当协调地进行了合作，共产党军队在协助抗击日军对山西省的进犯中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但是，国共谅解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双方领导人在这一点上都不抱什么幻想。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刘少奇从未正式放弃共产主义，或宣布不受莫斯科控制，或宣称他们仅仅是土地改革者。相反，他们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党国家。(9)他们确实说过：整个共产主义纲领在中国只能分阶段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有一个与中国其他党派及阶级暂时合作的时期。这只是眼前的策略问题，至于目标，不论多么遥远，是始终如一的。所以共产党的行动是以心目中的这一目标为指导的。
日本军队在中国沿着公路和铁路交通干线推进的时候，丢下了大片地区，他们希望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来接管和统治这些地区。然而，从战争初期起，对日军及伪军的抵抗运动就在日本人基本上置于不顾的那些地区发展起来了。这些抵抗运动或游击运动并非全都是共产党鼓动和组织的；其中许多是效忠于国民政府的，有些是中国军队的战地司令官——特别是桂系将领李宗仁——组织的。但是，从一开始，共产党人就在这些运动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华北，由于相对地靠近他们的力量中心（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因而他们更处于有利的地位。此外，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组织性比他们的大多数竞争对手都好。而且，在他们所创建或接管的游击区域，他们在人数上虽然不过占少数，但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政治上态度鲜明的、能左右局势的少数，必要时他们可以得到其核心，即经验丰富的战斗部队的支持。共产党在扩大自己的控制区的过程中，确实是同日本人打的——他们对日本远征军进行自卫反击，孤立或拔除外围的日军及伪军的据点。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同样很活跃：他们试图向非共产党的中国游击组织进行渗透，并在需要时用武力予以征服，即使这些非共产党游击组织像他们自己一样是真正抗日的。(10)
这样，在中国沦陷区内地，形成了以共产党为一方、日军和伪军为另一方、效忠重庆而不是效忠延安的游击分子为又一方的三角之争。在这场争斗中，亲重庆的抗日队伍常常受到两面夹击——一面受到日军的进攻，另一面受到共产党的挤压。在1938—1941年期间，这种形势造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之间一系列的摩擦，终于在1941年1月发展到了中央政府军队和共产党的新四军之间的一场相当大规模的冲突，当时新四军已渗透到长江以南，正在南京和上海附近建立共产党根据地。(11)这次冲突事件引起了双方激烈的互相指责和要求纠正，但没有发展成双方都还不希望发生的全面冲突。(12)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重庆和延安双方都认为最终将导致日本的失败，因而加强了中国内部两股敌对力量各自为争夺地盘而调动兵力的倾向。共产党如果能取得对华北和华中内地的控制权，他们将比国民党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以便一旦日本人被大大削弱以后，随即占领这些地区的城市和港口，从而以曾经遭受日本人蹂躏和破坏的大部分领土上的主人的姿态出现。但是，共产党缺乏武器、弹药和一般的军需物资，因为随着猜疑和敌对情绪的增长，中央政府拒绝向共产党提供这些物资，而且中央政府自己在这方面也感匮乏。因此，共产党转而谋求西方（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就是美国）的援助。共产党向访问延安的美国新闻记者，有时还向访问延安的在华的美国外交使团和军事使团的成员保证，愿意同美国合作，并且向他们描绘共产党的目标和成就的美妙图景。这些美国人中有不少人由于对国民党政权那些十分明显的缺点有反感，就立即从表面上的理解接受了共产党的这种宣传。(13)因此，在一些美国人中，普遍有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党是惟一认真抗日的集团，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同“反动的”、“法西斯的”、“封建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亲日的国民党适成对照。言下之意，共产党是美国租借法物资的最有资格的接受者，是未来美国远征军的最有希望的中国盟军。这正是共产党的目标，而且他们已非常接近于达到这个目标了。
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所揭开的中国历史新篇章的历史背景。
第三节 自由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表现和经历
日本占领暹罗，明显地预示着即将对缅甸发动攻势，这不仅是英国，而且也是中国和美国所关注的事。起初，只有两个英-印师和当地的缅甸步枪队守卫着这个辽阔的国家，后来得到了3个英国步兵营和英国第七装甲旅的增援。(14)1942年2月20日，丘吉尔向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呼吁，要他允许将正在从中东回国途中的一个澳大利亚师调往仰光。但是，尽管罗斯福也参与了这一呼吁，他们却未能说服柯廷同意这样做。(15)
与此同时，蒋介石则主动提议派遣中国军队去缅甸。12月，美英荷澳联军总司令阿奇搏尔德·韦维尔爵士将军前往重庆与蒋介石磋商。在这方面，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麻烦。蒋介石向罗斯福抱怨说，韦维尔拒绝他提供的帮助，罗斯福也对此颇为生气。1月23日，丘吉尔就此事问及韦维尔时，韦维尔说他并没有拒绝过蒋介石。他说，他接受了中国第五军的两个师去，但要求第六军不要去，因为给养有困难。然而，从韦维尔回答的口气中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并不很想得到中国的帮助。他说，英国在中国的威信已经够低的了，如果承认没有中国的援助就守不住缅甸，那么英国的威信将进一步下降。(16)同时，缅甸人的看法，也要予以考虑，虽然韦维尔在回答中没有提到这一点。缅甸人不见得喜欢装备不好、纪律败坏的中国军队出现在他们的国土上。
因此，英中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冷淡的。1942年2月蒋介石对印度的访问也没有改善这种关系，当时印度议会领导人试图动员蒋介石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英国政府答应这些领导人的政治要求。丘吉尔要求蒋介石取消拟议中的对住在瓦尔达的甘地的访问，蒋同意了这一要求，但是这件事加深了他对英国的反感。(17)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希望派一名高级军事代表去中国。起初，委派了一位高级将领担任这个职务，但此人很不喜欢这个差使。因此，多半是由于马歇尔将军的推荐，终于选中了约瑟夫·W·史迪威少将。(18)史迪威显然是有资格担任这项使命的，只是军阶不够高，但后来把他晋升为中将，就弥补了这个不足。他在中国已有不少阅历，特别是在1937—1938年期间他担任过陆军武官。他对中国的战事有一些第一手知识，而且他是美国高级军官中惟一能读能讲中文的人。(19)但是，这些军事上和语言上的长处被他的急躁脾气抵消了。而且，现在落在他肩上的千头万绪的职责，即使让头脑最冷静和最明智的人去干，也是难以协调的。
现在史迪威被派回中国，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指挥入缅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他以这个身份向这位中国大元帅负责，同时又作为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在技术上向蒋介石负责。但是，除此以外，在有关美国租借法援华物资的一切事务方面，他又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而且在这方面，他是不受蒋委员长管辖，而只对华盛顿负责的。(20)正如他在《文件》中表明的那样，他真正的任务是“进行协调和安抚，保证〔滇缅〕公路畅通无阻，把各派势力糅合起来，并抓住指挥权；总的来说，就是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21)换句话说，这时，华盛顿当局意识到中国军事当局的严重缺点，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代表在中国，以便促使中国人采取步骤纠正这些缺点。这是一项要求具备外交才能的使命，而史迪威却完全缺乏这种才能。无疑，他从一开始就是不称职的。当蒋介石同意甚至欢迎对他的任命时，这位大元帅大概希望给他派来的这个美国人是了解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困难的，是能够同情他的，并且在他要求增加他认为有资格得到的租借法物资方面，这个人将成为他在华盛顿的鼓吹者。用史迪威的话来说，蒋介石要史迪威“成为向美国索取他们〔中国人〕所要的一切东西的工具”。(22)
然而，一个懂得怎样来对付中国人的美国代表，是可以不必样样满足中国人的要求而照样能同他们和睦共事的。但是，史迪威的日记和笔记表明，他是个充满了严重偏见的人，而且对任何不完全赞同他的主张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他都立刻显出强烈的厌恶情绪。他和许多美国人完全一样，对英国和一切英国东西抱有恶感——也许特别厌恶英帝国。从他的《文件》中的许多辛辣的记载可以看出，他深信罗斯福是被英国人利用的一名小卒，英国得到了美国的帮助，但没有做多少事情来报答美国。(23)他对蒋介石也抱有成见。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他离开美国之前，他在日记中就称这位大元帅为“小角色”了。(24)史迪威于1942年3月4日到达重庆。他发现蒋介石对英国人很反感，并坚持中国在缅甸的军队绝不能由英国人指挥。蒋介石告诉史迪威，与其同意由英国人指挥，他宁愿把中国军队撤出缅甸，并说他打算把这一点告诉罗斯福。(25)3月20日，罗斯福告诉丘吉尔说，蒋不允许把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全部调往缅甸，除非他们仍由史迪威独立指挥，而不是由已派往缅甸担任统帅的亚历山大将军指挥。(26)然而，到了3月28日，蒋却终于同意由亚历山大担任在缅甸的全部盟军的总指挥。(27)
这时候，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已无关紧要了，因为到3月7日，从暹罗向缅甸南部蜂拥而入的日军已迫使英国人撤出大港口仰光。英军正向缅甸中部撤退，希望能在那里站住脚。这时，中国第五军的一个师已经到达前线，另两个师在约200英里以外的缅甸北部；中国第六军在掸邦，控制了腊戍和滇缅公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史迪威要把中国第五军的3个师全部集中到东吁作战，但蒋介石反对这个主张，他要集中力量防守曼德勒。他指出，从人数和火力来说，由3个师组成的中国的一个军大约只相当于日本的一个师。(28)至少，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是对的，事实上他的估计还是乐观的。看来，在能把物资从缅甸转运到中国去的惟一的良港和铁路终点站仰光失守后，蒋介石在缅甸所主要关心的是使他自己的军队免遭失败。但是，鉴于史迪威的坚持，大元帅一面假装同意他的计划，一面密令中国将领们制造困难，在行动上尽量放慢。这使史迪威大为恼火，他认为失去了一个大有可为的机会。(29)然后，到4月中旬，战役的危机来临了。日军先攻击仁安羌附近的盟军西翼，摆出了要包围那里的一个英国师的残部的架势。史迪威派中国部队去救援，暂时减轻了那里的压力。但是，随后日军在东翼发动了主攻。他们歼灭了中国的第五十五师，席卷而上，攻陷腊戍，于4月底切断了滇缅公路。日本人的这一胜利意味着盟国失去了整个缅甸，因为如果盟军有任何停下来进行抵抗的企图，日本人都能予以挫败。一部分中国部队在日本人到达之前就已经逃回中国；其余的则同史迪威及其几个美国助手一起继续进行战斗，穿过缅甸北部的丛林和山区进入英帕尔；亚历山大带领英军残部也已赶到那里。
日本征服缅甸，必然给中国带来长期的不幸的后果。现在，中国实际上已与盟国隔绝了。到中国的通道，现在只剩下从阿萨姆基地飞越群山连绵的“驼峰”到昆明和重庆的空运线了。美国空军由小规模开始，把这个困难而危险的空运业务逐步扩展成一个空运机构，到战争结束前夕，通过这条航线运往中国的物资，比以往任何时候通过滇缅公路运送的物资还要多了。但是，在1942—1943年间，运输机和物资都很有限，因为在盟国计划中要优先考虑其他战区的需要。这不仅是一个先打击德国然后倾盟国全部力量打击日本的问题（尽管这是同盟国战略的基本总概念，而且事实上也非如此不可），同时还有一个怎样用最有效的手段来击败日本的问题。在后一个问题上，英美的战略计划一致赞同对日本进行一场海空战，以切断其交通运输线，孤立其各股分散的兵力，最后以入侵日本本土相威胁。这项计划虽然最终将证明对达到同盟国的全部目标是显著有效的，但起初看不出它能够解决把驻扎在亚洲大陆上的大量日军驱逐出去的问题。在这方面，本来中国似乎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如果能开辟一条通路，让盟国的援助物资源源流入中国的话。但是，这个前景消失了，部分是由于中国本身的缺点和内部的分裂，部分是由于1943年秋斯大林明确许诺，俄国终归是要帮助对抗日本的。
这样，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降到了配角的地位。当然，中国是重要的，因为它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否则这些日军便可被自由地用于其他地方了。中国的领土还被用来建立美国空军基地，可以从这些基地出发袭击日本的船只。但是，仅此而已。因此，中国不像苏联或英国那样，它从来没有获得过振奋人心的胜利，能在战争后期弥补战争初期的失败和损失。事实上，1944年，当其他同盟国捷报频传时，中国却比它在8年奋战中的任何时候更濒于崩溃。现在，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肆意横行；迄今未遭蹂躏的省市，现在也遭到了侵犯和破坏。
这种不幸的局势降低了中国人的士气，加剧了折磨这个国家的种种弊端。国民党中国的自由职业者、低级官员和广大士兵陷于赤贫和事实上的饥饿。这些人的苦难使那些发战争财的人（囤积居奇者、投机倒把者、贪污腐败的文武官员）的财富和显赫以及政府在对付这些邪恶方面的无能显得更加突出了。这一切都有利于共产党人。他们无疑是比较廉洁，比较有效能的。他们不需要供养大量的城市人口，因此他们的问题相对说来比较简单，比较好办。特别是在1944—1945年间，华北日军在数量上大大减少以后，他们便得以在那里扩展地盘。但是，比共产党地盘的扩大和武装力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中的如下信念日益增长：他们认为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种种弊端，只有通过共产党的胜利才能根治。这可能带来风险，但是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那些厌倦而愤怒的受害者，现在已无心考虑这一点了。
在这些严重的、日益增长的困难面前鼓起中国人的士气这个任务，主要是落在美国的肩上了。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可取的手段，是正式废除中国很早以来一直反对的令人厌恶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因此，美国于1942年10月9日向中国提议签署一项放弃美国的治外法权的条约。英国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结果，于1943年1月11日签订了中美条约和中英条约，结束了这两个强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城市里的租界权。这两个主要的贸易强国所采取的这个行动，加上大多数其他“条约国”先前已经放弃了治外法权这一事实，使得战后的中国肯定能够完全从政治上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
此外，应总统的要求，现在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废除了早先拒绝中国人移居美国的国会法案，从此中国人将被列入每年的移民限额之内，而且通过这条途径进入美国的中国国民有资格加入美国籍。罗斯福总统把他在1943年12月17日签署的这项法案称为“这是我们不仅视中国为进行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的又一明证”。(30)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向中国保证，自1894年以来中国丧失于日本的全部领土将归还中国。(31)罗斯福和赫尔虽然不是不意识到中国现存的弱点，但是他们对中国在战后世界上可能起的作用怀着乐观的期望。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估计却不是如此乐观的。丘吉尔说，还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他在华盛顿的时候，他就“发现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最上层的美国人心目中占有极不相称的重要地位”。他对罗斯福说：“当然，我愿意永远帮助中国人并对他们以礼相待。作为一个民族，我钦佩他们，喜欢他们，也同情他们一直遭受的政治腐败。但是，决不能指望我接受一个我认为是完全不真实的价值标准。”(32)斯大林在莫斯科以及在德黑兰会议上，也同样对中国在战时和战后的贡献表示怀疑。(33)
但是，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罗斯福和赫尔为中国争得一个大国地位的决心。这样，中国将与苏联、美国和英联邦并列为大国，并设想在推翻“三国联盟”后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上面已经提到，赫尔如何不顾英国和俄国的怀疑而坚持中国应成为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发表的“普遍安全宣言”的签字国。(34)结果，中国参加了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而且是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发起国之一。另外，联合国宪章给予中国在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规定成了以后许多麻烦的一个根源。
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人踌躇满志，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幸的，而且大大破坏了中美关系。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履行由于它所处的如此崇高地位而应尽的责任。在美国人所希望的中国与实际的中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因而在华盛顿产生了对中国很不耐烦和恼怒的情绪。这种情绪表现在美国专横地指点中国要按照美国人的办法来整顿内部事务。中国人对此当然心怀不满，因为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中国毕竟不是惟一的呈现出政治分裂、武官争吵和大发战争财等可悲景象的一个国家。这种误解为以后共产党抨击“美帝国主义”提供了根据。美国公众自认为自己对中国这一被保护国的用心是善良的，所以这种抨击使美国公众痛心，使他们迷惑不解。
在遭到惨重损失的缅甸战役之后，约有9 000名中国士兵设法逃脱了。在驻印度的英国当局合作下，史迪威在印度中部的拉姆加尔为这些士兵建立了一个训练中心。他还说服蒋介石同意另外空运一批中国部队到印度去接受训练。这样，共计有6万多人派到印度去了。这些部队用美国的武器来装备，由美国军官指导他们使用那些武器；他们吃得非常好，这是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军饷也是直接发给他们的。这样，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的核心就在印度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另一支计划扩展到30个师的兵力的中国军队正在由“租借法”提供装备，这些装备陆续通过“驼峰”运往中国，这支军队也是由美国部队的人员指导他们使用那些现代武器的。
如何使用这些精锐的重新装备过的中国军队呢？这是一个引起争吵的问题，这场争吵主要发生在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但也发生在史迪威与陈纳德之间。史迪威一心想收复缅甸，为在那里遭到的失败雪耻报仇。他还认为这也是开辟一条通道以便有效地援助中国的最好方法。所以，他想把拉姆加尔的中国军队同他希望得到的美国增援部队，用来发动一场从阿萨姆进入缅甸北部的进攻。史迪威的计划是：这场进攻应与中国在云南的部队发起的横跨萨尔温江的攻势以及英国从英帕尔进行的攻势同时进行，也许还要和越过孟加拉湾的水陆两栖部队协同进攻。
蒋介石心里是反对史迪威的这一计划的。他不愿意自己这支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在缅甸冒另一次失败的危险。在收复缅甸的任何战役中，他都要英国首当其冲。而且，这位中国大元帅担心的是，日本人可能在中国对他发动一场较大的攻势。他希望保存实力以应付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毫无疑问，他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如果他失去了最好的部队，他在对手面前，特别是在共产党面前，还有在他自己阵营中的任何有野心的将领面前，必将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蒋介石和他的亲信实际上是想按兵不动，直到日本在海上被打败，美国部队在中国登陆，那时他就可调出这些部队，配合作战，击退日军。
蒋介石在反对史迪威的计划时得到了陈纳德将军的支持。陈纳德的计划是在中国东南部仍由国民党部队控制的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可以袭击在中国海面上的日本运输船只，甚至可以袭击日本本上。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坚持说，他从未希望单凭他的空中力量来守住这样的基地；但是他相信，这些基地可以由得到美国空中支持的中国地面部队来控制，只要这两支部队都能公平地得到“租借法”的物资，而史迪威是控制着“租借法”物资的分配权的。(35)陈纳德反对在缅甸发动任何进攻。他认为，越过“驼峰”的空运线能够增加空运量，能够比沿着崎岖的滇缅公路运输更多的吨位。(36)他的看法是正确的：1944年1月，有14 000多吨物资空运到中国；到1945年5月，一个月的空运总吨位已经增加到7万吨了。(37)
史迪威鄙弃陈纳德的计划，这两个人都从心里讨厌对方。陈纳德认为史迪威是一个看不到空军潜力的蠢步兵；而史迪威则认为陈纳德是一个不服命令的阴谋家。加之，陈纳德是蒋介石的有力的支持者，而史迪威则憎恨蒋介石。陈纳德抱怨史迪威给他的空军部队的供应太少，对在中国战线上抗击日军的中国军队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尽管这些中国军队，特别是在薛岳将军指挥下的湖南士兵，是很能打仗的，在长沙战场上就证明了这一点。据陈纳德对史迪威的指控，情况是除了指定向萨尔温江进攻的由史迪威直接统辖的部队外，面对日军大举进攻的中国部队处于装备不良的状态。
这个问题在1943年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38)上（史迪威和陈纳德都应召参加了这次会议）经过研究，得到了解决，陈纳德取得了部分胜利。会议决定，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有权从印度空运到中国的物资中优先得到其中一半以上。(39)但是，据陈纳德说，史迪威借口没有得到确切命令，从不按此决定行事。(40)
除了史迪威和陈纳德之间的不睦外，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在盟军取得欧战胜利而扫清道路之前，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愿使用他的部队在缅甸发动较大的攻势，由于英国政府也不愿把它的部队用于类似的行动，蒋介石就更不愿意在缅甸作战了。从丘吉尔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丘吉尔不赞成进攻缅甸的主意，他宁愿绕过缅甸进攻马来亚或苏门答腊。(41)太平洋美国海军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和马歇尔将军对夺回缅甸的必要性似乎也有不同的意见。这位海军上将认为可以在海上决定性地击败日本，而不需要在亚洲进行广泛的陆地战。但是，马歇尔和陆军部却不是这样想的。(42)英美方面的这一意见分歧使蒋介石更不愿把他的部队卷入在缅甸的任何大规模进攻中去。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英美会议上，双方同意应该设法在当年春季占领若开港，作为在缅甸对日军发动一场总攻势的序幕，这场总攻势暂定在1943年11月开始。(43)但是，英国对若开的进攻彻底失败了。(44)同时，蒋介石认为盟国置中国战场于不顾，对此非常不满。他暗示，如果不给他更多的援助，他可能与日本单独媾和。日本人对宜昌发动了一场进攻，蒋介石觉得这是不吉之兆，因而更不愿意在缅甸采取任何攻势了。
1943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各带参谋人员参加了在魁北克召开的“象限”会议，(45)双方同意建立一个东南亚统帅部，以海军上将蒙巴顿勋爵为首脑。(46)但是，关于在缅甸进行怎样的军事行动，没有达成协议。丘吉尔要从阿萨姆的利多修一条公路到云南境内，为了扫清障碍，愿意对在缅甸北部进行有限目标的作战给予配合；但是他反对两栖作战进攻缅甸海岸。他喜欢采用他的“重炮作战”计划，进攻苏门答腊。(47)
但是，随后于1943年11月在开罗召开的“六分仪”会议(48)上（蒋介石出席了这次会议），罗斯福坚持两栖作战进攻缅甸海岸，首先是直接进攻安达曼群岛。他告诉蒋介石，这个作战计划就要实行了。然而，丘吉尔仍然顽固地表示反对。(49)一星期后，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一方面答应苏联最终将提供援助以击败日本，但另一方面坚持要把向法国进军（“霸王”计划）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50)斯大林的这一意见使丘吉尔更有根据反对进攻安达曼群岛的计划了，虽然在1943年12月2日英美在开罗继续会谈时，罗斯福对进攻安达曼群岛计划仍然坚持了一下。最后使罗斯福放弃这一计划的决定性考虑是，蒙巴顿估计进行这样的进攻需要5万兵力。运送这样一支部队需要的船只和登陆艇将会对“霸王”计划起不利的作用。因此，在12月5日，罗斯福同意放弃两栖作战计划。蒋介石在开罗会议第一次会议后就回重庆去了，罗斯福把这一决定通知了蒋介石，并告诉他，他是否出兵缅甸北部作战，由他自己决定。(51)12月18日，蒋介石同意由在拉姆加尔受过训练的中国部队在史迪威亲自指挥下，发动一次进攻。史迪威以两个师从阿萨姆进军，后来增加了一个师，同该地区的惟一的但是勇敢而顽强的日本师团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作战，一路打到密支那。对这次进攻，蒋介石起先拒绝使用他在云南的部队，但最后还是同意了。5月，中国的4个师越过了萨尔温江上游，与该地区的日本师团接触，阻止它调动兵力进攻史迪威的部队。史迪威还得到了梅里尔将军部下的一个美国旅的配合，并间接地得到了温盖特将军的“钦迪”军的配合。温盖特将军的“钦迪”军大部分是由空中运来袭击日军从密支那到曼德勒的运输线的。(52)5月，梅里尔将军占领了密支那机场，这个日本师团的残部一直在城里进行顽抗，直到8月被彻底消灭为止。
同时，缅甸的主要战斗一直在日军和英国第十四军之间激烈地进行着。1944年2月，日本在阿拉干沿海地区的反攻被击败。接着在3月，日本人发动了主要攻势。这次进攻的目的是深入到阿萨姆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孤立史迪威，占领阿萨姆机场（这样就切断了通过“驼峰”对中国的供应），为入侵印度铺平道路。但是，日本在科希马—英帕尔地区经过长期的拼死战斗后，终于被击败，并在6月溃退下来。(53)
史迪威对他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已证明，如果中国士兵得到良好的训练和适当的装备，是很能打仗的。但是，他的这次战役和在萨尔温江战线上的战役都是比较小的军事行动，而花费的代价却都是很大的。(54)史迪威的战功使利多公路得以完工；但这条公路的运输量并不大。占领密支那机场，使盟军便于将物资空运中国，也许对同盟国的事业好处更大。
与此同时，在中国本土，日本人对中国东南部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是蒋介石和陈纳德一直担心的，但显然，史迪威却一直不肯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55)日本人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摧毁美国空军基地，一是进行陆地连续运输，先运到印度支那，再从印度支那运到暹罗和马来亚，以便减轻他们那业已衰竭的海上运输力量的负担。日本人的这些目标是达到了，但是为时已晚，对日本的帮助不大。在日本进攻者面前，中国军队垮了。到1944年秋天，日本人已占领了长沙、衡阳和桂林，并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印度支那边界上的镇南关。(56)史迪威把这次惨败归咎于中国将领的无能，归咎于蒋介石的拙劣的干涉（因为他力图远在重庆指挥作战），还归咎于受虐待的中国士兵的士气不振。(57)陈纳德则把失败归咎于武器和其他物资被挪用到史迪威在缅甸和云南的战役上去了，以致影响了正在抵抗日军进攻的中国陆军，也影响了正在尽力支持中国地面部队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58)这两个人的话可能都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的军事危机引起了中美关系的危机。对这次失败，史迪威提出的补救办法是：他应被任命为陆军上将并给予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权力。他将在名义上是蒋介石的下属，而实际上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处于这种地位，他就能把“租借法”供给的武器，拿出一部分给中国共产党。他对中国共产党越来越热情，正如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越来越怀敌意一样。他说：“我是根据看到的情况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国民党是：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没有〕行动、囤积、黑市、与敌通商。共产党的纲领是：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与政治；说到做到。”(59)即使史迪威知道的共产党人的事比他实际上看到的还多，他这样无节制地赞扬共产党和指责国民党，到头来是会自打嘴巴的。如果他不得不和共产党人一起工作，他将会发现这些人对于他们所反对的任何建议都要固执己见并加以阻挠的，就像后来赫尔利和马歇尔所发现的那样。在那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共产党人也将得到史迪威加在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头上的那一大堆骂人话。
史迪威及其部下的外交官员都认为，同“反动、腐败的”国民党相反，共产党是一支“有生气的、进步的”力量。因此，他们要美国坚持国共联合和改组国民党，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就要美国支持共产党。他们的看法是，在那种情况下，共产党很可能不依赖莫斯科，而有利于美国。(60)中国共产党当然支持美国人的这些看法，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也是如此。
史迪威得到马歇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支持。(61)罗斯福虽然更了解史迪威的弱点，但是他暂时也支持了史迪威。1944年7月7日，罗斯福对蒋介石说：“我认为目前的危急形势要求把权力委托给一个人，让他组织所有在中国的同盟国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部队在内。”他建议蒋介石立即任命即将被提升为陆军上将的史迪威担任此职。
蒋介石全然不愿这样做。但是，他由于依靠着美国的帮助，不敢公开对抗罗斯福，所以他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是要求华盛顿指派一位高级军官来商讨这个问题。罗斯福同意了，并指派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和唐纳德·纳尔逊将军作为他的私人代表。(62)同时，他一再敦促这位不情愿的中国大元帅任命史迪威指挥所有的中国军队。9月初，赫尔利和纳尔逊到达重庆。他们发现，如果非同意不可的话，蒋介石是准备同意让史迪威指挥全军的，包括共产党部队在内，不过以保障不损及他自己的权力为条件。(63)蒋介石还坚持他本人必须有全权按自己的意愿分配根据美国“租借法”运到中国的物资。史迪威坚决反对蒋的这一要求。他认为蒋决不会分配任何东西给共产党或史迪威自己在缅甸和萨尔温江的部队。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有同样的理由不相信史迪威，因为史迪威毫不掩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偏爱。蒋介石以威信为理由，坚持这样的态度。他指出，英国政府和苏联政府都有权按照它们自己的意旨自由分配“租借法”的物资；如果他处于另一种地位，这将有损于他在部队中和整个中国人民中的威信。(64)
这确实是一种离奇的现象。一方面，美国总统不顾伦敦和莫斯科有很多人抱怀疑态度而坚持必须把中国当作强国和“四大国”之一来对待；另一方面，他却竭力要安置一名美国指挥官作为中国政务和军务的真正主宰者。这实际上不仅是要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卫星国，而且几乎是要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属国。如果蒋介石继续执政的话，他将像幼儿一样受管教，让别人指挥如何管理政府。罗斯福总统关于事情该怎样做的概念，是以片面的、经过渲染的情报为基础而形成的。
然而，在9月中旬，看来赫尔利和纳尔逊即将同蒋介石达成一个能满足史迪威大部分要求的协议。(65)但是9月19日，罗斯福致蒋介石的另一电文到达，指令史迪威亲自送给蒋介石。电文要求蒋介石增加在萨尔温江的中国兵力，加强那里的攻势；否则，蒋本人要承担坐失重新打通从缅甸到中国的运输线的大好时机的责任。电文还要蒋介石授予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权力。(66)赫尔利力劝史迪威压下这份电文，而史迪威却因为能使蒋介石屈辱而感到十分高兴，他在日记上得意地记下了这件事。(67)但是，他做得太过分了，以致毁掉了自己的机会。蒋介石认为史迪威是电文的真正炮制者，拒绝再同史迪威打交道。他仍然愿意接受一位美国指挥官，但不要史迪威。(68)蒋介石在重庆表明了这一点，并通过他的连襟孔祥熙，在华盛顿也表明了这一点。(69)于是，史迪威在9月28日提出放弃使用共产党部队的想法。(70)但是，他的这一让步做得太迟了。史迪威在10月19日被召回国，中缅印战区划分为二。萨尔坦将军被任命指挥在印度和缅甸的美国部队；魏德迈将军被任命指挥在中国的美国部队。(71)
这时，中国的局势有了好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日本人不会进攻昆明或重庆了，所以任命一位美国将军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要求，也就按下不提了。(72)魏德迈致力于训练中国士兵，并和蒋介石相处得很好。他维护委员长，反对马歇尔的非难，因为马歇尔仍然受史迪威的影响。(73)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中国南部的日本军队由于他们的运输线遭到在华美国空军的反复轰炸而瘫痪了，于是全面退却。(74)
第四节 美国对华政策和雅尔塔会议有关东亚的议程
罗斯福召回史迪威，是同他的对华总政策一致的——美国的对华政策差不多是罗斯福总统一手制定的。使赫尔非常恼火的是，总统往往用派遣总统特使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绕过了国务院。(75)杜鲁门政府继承并继续执行这一政策。虽然罗斯福对蒋介石多所批评，对他的态度也颇为专横，但是他还是认为蒋介石是惟一能保持中国统一的人。(76)不过，正如他在1943年9月对萨姆纳·韦尔斯所说的，他担心在打败日本以后，国共之间可能重新发生全面冲突，苏联可能站在共产党一边进行干预，而西方列强可能因此被迫站在另一边进行干预。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罗斯福想促进国共达成协定，还想促使中苏订立协定，以排除苏联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性。(77)罗斯福总统抱着这些目的，于1944年夏派当时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到中国去。在6月21日至22日的会谈中，蒋介石告诫华莱士：中国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而不仅仅是民主的土地改革者，并力劝美国勿与他们接近。蒋介石重申他愿意同共产党人和平解决，也不排除接受美国为此目的进行斡旋的建议的可能性，但同时，他也不隐瞒自己对和平解决是缺乏信心的。(78)在另一方面，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宣称他愿意同苏联进行讨论，并希望美国政府能协助实现这种讨论。他还说，为了避免中苏冲突，只要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什么都可以同意。(79)
没有理由怀疑蒋介石的诚意。他希望同苏联达成由美国提出的某种协定，据此，莫斯科政府将同意不给中国共产党人以任何支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准备付出代价。如果同俄国人达成了这种协议，那么蒋介石就可以自由地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就范，因为到那时共产党人会发现他们已丧失了任何外国支持。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意图是不抱任何幻想的。(80)
这时，苏联政府表示同意美国的对华政策。赫尔利将军已经动身经由莫斯科前往重庆。8月21日，他拜会了莫洛托夫。这位苏联外长宣称，苏联政府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联系，他并暗示说，严格说来这些人并不能真正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他表示，苏联赞成美国在尽力促进中国的统一和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是，他又说：“苏联政府不打算关心中国政府的事务，除非蒋介石试图改变政策来改善中苏关系。”(81)
这些交易就是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的背景。关于远东，罗斯福有两个目标：第一，一定要使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他的参谋人员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第二，要苏联对他的促进中国国内和平与统一的政策予以合作。为了达到这两个迫切需要达到的目标，罗斯福是准备付出代价的。为了第一个目标，他一直认为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应由日本交还给俄国。为了第二个目标，他也一直认为苏联应该在满洲得到商业特权，特别是苏联的进出口货物应该有在大连港自由转运的权利。(82)他希望这两个让步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并希望能就远东问题达成一项总的苏美协议，作为他正在争取的全球协议的一部分。
但是，罗斯福发现，他不得不对斯大林付出比他所预计的更大的代价。很明显，在召开雅尔塔会议以前的几个月里，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罗斯福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间一直在讨论苏联在远东将得到些什么这样一个问题。(83)当罗斯福到达雅尔塔时，他已大体知道斯大林想要什么了。他也许曾希望能说服斯大林减少他的要求，至少希望避免向斯大林作出什么不能改变的许诺（这是他一直不愿做的事）。(84)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失望了。在德黑兰，他看到斯大林给了丘吉尔当头一棒；现在，他自己感到苏联大棒的分量了。斯大林坚持说，他所要求的这些让步是必要的，不然的话，他无法对他的人民说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是正当的。斯大林处于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因为即使罗斯福对日本的形势和关东军虚弱情况的了解比他实际上知道的还要清楚，但是还存在着一个苏联对中国的态度问题。所以，最后罗斯福让步了。1945年2月10日，罗斯福和斯大林起草了“有关日本的协定”，11日，丘吉尔也签了字。(85)
第五节 斯大林对国民党政权表示仁慈
这时候，中国政府正准备派外交部长宋子文到莫斯科去。1945年2月4日，赫尔利将军（他在2月8日继高斯任美国驻华大使）向华盛顿转交了中国准备的莫斯科会议的暂定议程，中国人要美国对这一议程提出意见。(86)国务院拒绝提什么意见，并提醒赫尔利，美国政府不愿做拟议中的中苏谈判的顾问或仲裁者，赫尔利对此感到恼火，因为他认为中苏达成协议有利于国共的和解，这是他直到那时所未能获致的，而国务院却认为中国内部分歧的解决应当先于中苏谈判。(87)2月19日，赫尔利离开重庆前往华盛顿，显然，这是为了向政府摆出他的观点。(88)4月3日，他开始了自己的返国旅行，取道伦敦和莫斯科，以便同英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讨论美国对华政策。4月15日，他拜会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他向苏联领导人叙述了自己为调停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所作的努力，并说，美国政策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的自由、团结、民主的政府。他说，他在伦敦同丘吉尔和艾登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说丘吉尔和艾登赞成美国的这一政策。他还说，他已成功地说服了共产党放弃他们单独派遣政治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的要求，并说共产党已接受蒋介石根据美国的意见而提出的建议——在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中给中国共产党一个名额。
斯大林表示他同意并支持赫尔利所概述的美国政策，并愿意在争取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方面进行合作。“他以赞许的口吻谈论蒋介石，他说，虽然在中国国民政府的某些官员中存在着腐败现象，但他认为蒋介石是‘无私的’，是‘一个爱国者’。在过去，苏联同他的关系是友好的。”(89)赫尔利同意，在斯大林允许透露以前，不把雅尔塔会议的情况透露给重庆。(90)
4月17日，赫尔利向华盛顿的上司汇报说，他已得到了斯大林的保证，斯大林将无条件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包括完全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但是，美国在莫斯科的代办凯南并不那么乐观。4月23日，他告诫当时正在华盛顿的哈里曼大使说：
……从赫尔利大使关于他同斯大林谈话的汇报中看，没有什么事情斯大林不是坦率地表示赞同的，但众所周知，诺言对俄国人来说和对我们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当然，斯大林是准备确认中国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这一原则的。他知道，从实际意义上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所能接受的条件下，统一才是切实可行的。
凯南暗示，苏联尤其想利用中国共产党来排除英国和美国在中国北部的一切影响。他提醒他的上司注意，“对于苏联的援助，甚至对于苏联对我们在中国要达到的长期目标所给予的默许，我们都不能过分信赖”。(91)4月19日，哈里曼就曾警告过国务院，他说，如果在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内部统一还没有实现，那么，斯大林可能会趁机在满洲，甚至在华北，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政权。(92)4月23日，国务卿告诫赫尔利，苏联的政策可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并指示他，要使蒋介石深信“早日取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的必要。这不仅是为了胜利地结束对日战争，而且也是为了建立一个基础，使得中苏关系最终能成为一种互相尊重和永久友好的关系”。(93)
然而，赫尔利仍然只从表面上来理解斯大林的表白。在得到了苏联领导人与霍普金斯谈话的报告后，他更坚定了这种看法。霍普金斯是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抱着弥合两大国之间已经出现的分歧的希望，于5月底到莫斯科去的。5月28日，这两位政治家在第3次会晤时讨论了远东问题。斯大林表示，他想直接同中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讨论雅尔塔协定，并希望不迟于7月1日能在莫斯科会见宋子文。霍普金斯打电报回来说，斯大林已明确声明，他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因为他认为还没有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足以成功地完成这一任务。他对蒋介石的看法有保留，不过他还是打算支持他。
斯大林声明，他对满洲和新疆没有领土要求。在同日本作战的过程中，在他的部队可能进入的任何中国土地上，他将尊重中国的主权。他说，他的部队进入满洲时，他欢迎蒋委员长派代表来，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中国的政府机构。他说他同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公开声明，美国是战后惟一有能力给予中国经济援助的强国。他认为，在今后的许多年中，苏联要保持国内的经济稳定，需要进行一番艰巨的努力。(94)
第六节 1945年8月14日中苏条约谈判
6月6日在旧金山会议上，斯退丁纽斯告诉宋子文，斯大林希望他在7月1日以前去莫斯科。3天以后，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把斯大林对霍普金斯所作的保证以及雅尔塔协定的情况告诉了宋子文。杜鲁门是把他给赫尔利电文的抄本（其中谈到这些情况）拿给宋子文看的；赫尔利将在6月15日把这份电文转交给蒋介石。6月14日，宋子文会见了当时已任副国务卿的格鲁，还会见了杜鲁门，目的是为了想知道究竟美国政府答应给予什么样的支持。但是，格鲁和杜鲁门都没法确切说明雅尔塔条款究竟具体意味着什么。(95)
很明显，6月12日，苏联大使已在重庆把有关苏联参战的条件告诉蒋介石，但他没有提到斯大林向霍普金斯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保证。赫尔利在6月15日把华盛顿的信件转给蒋介石的时候，蒋建议：不管中苏签订的是什么条约，美国和英国都应参与；旅顺口应成为四大国（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共用的海军基地，四大国也应讨论把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移交给苏联的问题。蒋介石希望得到的是苏联保证遵守它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所规定的条款，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支持。(96)
宋子文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并开始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谈判。起初，苏方要求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在满洲让与苏联一块军事区域，包括大连、旅顺及其周围地区与海域；同意由苏联独占满洲的铁路和与之有关的煤矿、工厂及其他企业。在苏联方面，斯大林答应签订一项条约，保证支持蒋介石，不援助蒋的国内敌人。苏联的条件大大超出了对雅尔塔协定的任何合理的解释，而且也远远超出了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能够作出的让步的范围。虽然俄国人表示愿意作出某些妥协，但他们坚决要求大连必须包括在他们所建议的军事区域内，满洲的铁路必须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在这几点上，宋子文不能作出让步。7月14日，他回到重庆同本国政府磋商。(97)
由于贝尔纳斯和史汀生已提醒过杜鲁门：苏联对满洲铁路的控制可能导致俄国人垄断满洲的经济，而“门户开放”就完结了。因此，7月17日，杜鲁门在波茨坦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位苏联领导人说，大连应成为一个自由港，并且明显地作出保证，他不会利用他所希望获得的铁路特权来阻碍美国在满洲的贸易。(98)
中苏谈判于8月7日在莫斯科继续进行。宋子文很不乐意地又到莫斯科去了，和他同去的是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王世杰，王是中国谈判代表团的名义上的负责人。(99)美国大使哈里曼根据本国政府的指示，强烈反对把大连包括在拟议中的军事区域内，并竭力主张，大连应成为一个国际自由港。但是，斯大林掌握着主动权：他的部队现在正源源开进满洲。而且，在8月10日，斯大林告诉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因此，宋子文作了让步。他同意大连可以包括在苏联的租借区内，以换取斯大林的许诺，即在和平时期他不在大连行使军事权力。在铁路管理问题上，他进一步对某些细节作了让步。在苏联保证支持国民党政府、不给国民党政府的国内敌人以任何帮助的问题上，他接受了措词不太明确的提法，而哈里曼和贝尔纳斯则认为提法应更明确些。(100)但是，宋子文认为“这完全是一个信用问题”。的确，事情是这样的。宋认为他已获得了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蒋介石也对赫尔利说，总的说来他是满意的。(101)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02)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该条约附有两个照会和4个协定。根据条约的条款规定，苏中双方同意在继续对日作战方面相互协作（第1条）；非经彼此同意，不单独同没有放弃一切侵略企图的任何日本政府缔结任何停战协定或和约（第2条）。条约规定，缔约国的一方如遭到日本的新的进攻，缔约国他方应给予军事援助（第3条）。双方都不缔结或参加任何反对另一方的同盟（第4条）。双方同意在实现和平之后共同合作，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第5条）。而且，双方进一步“为了便利及加速两国之复兴及对世界繁荣有所贡献起见，同意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第6条）。条约有效期限为30年，并规定，条约期满时如不通知废止，则该条约继续有效。
在条约的第一个照会(103)中，苏联保证“给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还同意尊重中国对于东三省（满洲）的主权，并承认东三省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苏联还进一步确认，苏联无意干涉新疆。在第二个照会(104)中，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之后，如外蒙古的公民投票证实这种〔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以现在的边界作为国界”。
满洲铁路协定(105)规定，由满洲里到绥芬河及由哈尔滨到大连、旅顺口的干线，合并成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这条铁路由苏联和中国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条约并规定：
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应以中东铁路在俄国管理及中苏共同管理时期与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所置之土地及所筑之铁路辅助线而为该两铁路之直接需要者，以及在上开时期所建置并直接供该两铁路之用之附属事业为限。
一切其他铁路和附属事业，应归中国政府完全所有（第1条）。
中国长春铁路委托给中苏合办的公司经营；该公司设理事会，由理事10名组成，两国政府各派理事5名（第3条）。理事长由中国人担任，理事会表决时，理事长所投之票作两票计算。中长铁路局局长由苏联公民担任，副局长一人由中国人担任（第6条）。局长以下的职员，根据局长的提名由理事会派任。条约明确规定，中长铁路是一个商业性质的企业（第1条），只有在对日作战时期才能用于运输苏联军队（第10条）。中国政府负责保护铁路，组织及监督铁路警察（第9条）。
根据第二个协定，(106)苏联和中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海港供苏联和中国的军舰及商船使用（第1条和第2条）。海军根据地的防护，委托苏联政府办理（第4条），苏联有权在该根据地驻军（第6条）；军事管理由5人组成的中苏军事委员会担任，苏联政府派任三名委员，其中一人为委员长（第3条）。民政管理由中国担任，但是官员的任免必须得到苏联军事当局的同意（第5条）。该协定的附件(107)重新规定了海军根据地区域的地理地界，新地界同原关东租借地的地界大致相同，重要的不同点是新地界不包括大连。
根据第三个协定，(108)大连成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和航运一律开放。但是，该协定的议定书规定，中国把港口所有工事和设备的一半无偿租与苏联。港务主任由中长路当局在征得大连市市长同意后派一位苏联人员担任。副主任应是中国人，依同样手续派任。通过大连经中长路转运的俄国进出口物资均免除关税，但是，由该港进入中国的物资及由该港出口的物资须缴纳进出口税。在旅顺口设定的军事统制只有在对日作战的情况下才能行之于大连。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和关于大连的协定，同条约本身一样，有效期为30年。
第四个中苏协定(109)是关于在满洲的苏军与该地中国行政当局的关系。协定规定，有关作战的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和责任，在作战地带，属于苏军总司令。但是，协定规定，中国国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人员若干人，在业已收复的领土上，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以保证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与苏联军队之间的合作，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军总司令的积极合作。中国军事代表团派驻苏军总司令部，以保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军总司令之间的联络。对中国公民的司法权一般由中国行使。有关财政事项，另定协定。
关于满洲的各项协定的总的结果是，苏联得到了实质上是帝俄从1898年至1904年期间享受过的同样的法定权利。主要的区别是新协定不给予在满洲的苏联公民以治外法权，不恢复帝俄曾经在铁路区域内一度行使过的行政和警察的权力。在给予苏联这些特权上所作的让步，无疑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悔恨，因为这同以前要求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的倾向相比，是一个大倒退。从中国人坚称他们对满清政府的全部领土拥有主权的观点来看，对外蒙古独立的事实上的承认，又是一帖苦药。
然而，对中国谈判者来说，取得的成果是，苏联保证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不干涉中国内政。如果说话算数的话，那么，条约及其必然的结果是阻止了苏联支持中共反对中国政府，并迫使苏联帮助中国政府重新控制由苏军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出来的那些地区。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得到的东西比它在条约中所失去的要多得多。8月25日，中国方面批准了该条约，并在第二天公布了该项条约和有关的协定。(110)中国报界跟着官方欢呼条约是对中国的和平与安全的保证，并且盛赞苏联的政策。美国也表示赞同。8月27日，国务卿说，他认为条约及有关诸协定“在中苏关系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11)
然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9月10日的一个电报中却发出了警告。这份电报暗示，虽然苏联政府答应不干涉中国内政，其目的是想消除人们对中共可能是俄国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任何怀疑，但是俄国人还是可能通过苏联共产党控制中共。电报也预料说，在满洲的苏联当局会鼓励在那里建立一个共产党政权。(112)
如果国民党和中共之间能够达成一项协定，那么，这些悲观的预见就不会像后来的事实那样很快地实现了。但是，我们将看到，赫尔利将军寻求国共之间达成协议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113)于是，当日本人投降时，中国重新爆发内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在中国开始了一场新的危机，一次比满清王朝崩溃以来所发生过的任何变化更为深刻的变化。
(1) 美国国务院：《美中关系》，国务院出版物第3573号（U．S．A., 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Publication 3573），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9年版，第26—27页。
(2) 同上书，第29页。
(3) 克莱尔·李·陈纳德将军：《一个战士之路》（General Claire Lee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纽约，G·P·普特南父子出版公司，1949年版，第99—107页。
(4)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083页。
(5) 见《概览，1937年》，第1卷，第180—193页。
(6) 指喜马拉雅山脉。——译者
(7) 《美中关系》，第50页。
(8) 同上书，第51—52页；又见《概览，1937年》，第1卷，第154—160页。
(9)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毛泽东，1945年4月14日（应为4月24日。——译者）〔C·布兰特、B·施瓦茨、费正清：《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C．Brandt, B．Schwartz, and J．K．Fairbank：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伦敦，埃伦和昂温，1952年版，第304页〕。
(10) 关于共产党对山东一个抗日但是亲重庆的游击队的这种进攻的描述，见劳伦斯·蒂普顿：《中国的越轨行动》（Laurance Tipton：Chinese Escapade），伦敦，麦克米伦，1949年版。
(11) 《美中关系》，第53页。
(12) 《美中关系》，第54页。
(13) 弗雷达·厄特利援引最能干和最公允的美国新闻记者之一蒂尔曼·德丁的话说：“要知道，相信共产党是多么容易。自由中国的情况糟透了，无可救药：贪污贿赂，贫困，缺乏战斗意志。甚至连我也觉得，共产党中国的情况不会比这更糟，而且一定会比这好一些。”〔弗雷达·厄特利：《关于中国的故事》（Freda Utley：The China Story），芝加哥，亨利·里格纳利公司，1951年版，第143页〕
(14) 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135—136页；美国版，第4卷，第153页。
(15) 同上书，第138—144页；美国版，第157—162页。
(16)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119—120页；美国版，第133—135页。
(17) 同上书，第183页；美国版，第4卷，第206—207页。
(18) 见史汀生和邦迪：《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在第一线供职》，第297—298页；又见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文件》，西奥多·H·怀特编（Joseph W.Stilwell Papers, ed．Theodore H．White），纽约，威廉·斯隆同人出版社，1948年版，第19页，第26页。
(19)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39页；英国版，第2卷，第735页。
(20) 《史迪威文件》，第121页；菲斯：《中国的纷乱》，第15—16页。史汀生和宋子文通过交换信件，于1942年1月29日就这一点达成了一项谅解。但是，后来蒋抱怨说，宋从来没有向他解释清楚美国政府是怎样理解这项协议的含义的（《中国的纷乱》，第16页）。蒋介石应罗斯福的要求已在1月5日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职，这个战区（在理论上）包括暹罗和印度支那（同上书，第12—13页）。
(21) 《史迪威文件》，第26页。
(22) 同上书，第120页。
(23) “罗斯福不仅在军事方面完全是个外行，而且还容易凭突然的冲动行事。此外，他完全被骗得他的信任的英国人迷惑住了。”（《史迪威文件》，第15—16页）
(24) 同上书，第35页。
(25) 同上书，第54页。
(26)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149—150页；美国版，第4卷，第168—170页。
(27) 《史迪威文件》，第74页。
(28) 《史迪威文件》，第65—68页。
(29) 史迪威在4月1日写道：“今天是愚人节，我就是个愚人吗？从3月19日到4月1日，在缅甸与中国人、英国人、我自己的人以及供应、医疗问题等等周旋，偶尔还与日本人周旋。由于愚蠢、恐惧和单纯防守的态度，我们丧失了一次在东吁把日本人打回去的大好机会。主要原因是蒋介石的干扰。他的经常干扰和来信，完全抵消了我的小小的权力。我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卫兵，没有权力枪毙任何人。军长和师长们的兴趣完全在于干他们认为他要他们干的事，他们何必要服从我呢？”（同上书，第77—78页）
(30) 《美中关系》，第37页。
(31) 见上文，原著第115页。
(32)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119页；美国版，第4卷，第133页。
(33) 同上书，第5卷，第320页；美国版，第5卷，第363页。又见上文，原著第114—115页。
(34) 见上文，原著第115页。
(35) 陈纳德：《一个战士之路》，第220—223页。
(36) 同上书，第234—235页。
(37) 《美中关系》，第27页；又见陈纳德：《一个战士之路》，第273页。
(38) “三叉戟”是这次华盛顿会议的代号。——译者
(39) 陈纳德：《一个战士之路》，第217—224页；《史迪威文件》，第204—205页。
(40) 陈纳德，前引书，第224页。1941年底美国志愿队编入美国空军。陈纳德对此非常愤怒，因为他作为美国在中印缅战区的所有空军的总司令，成了史迪威和比斯尔将军的下级了。陈纳德说史迪威答应让他在中国做高级空军军官（同上书，第168—170页）。1943年3月，在陈纳德领导下，第十四航空队就组织起来了（同上书，第205页）。
(41)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701—705页和第5卷，第494—495页；美国版，第4卷，第785—788页和第5卷，第560—561页。
(42)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73页；英国版，第2卷，第767—768页。据说，美国海军参谋长金海军上将支持马歇尔和史迪威。美国空军首脑阿诺德将军支持陈纳德（菲斯：《中国的纷乱》，第56页）。
(43)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701—702页；美国版，第4卷，第785页。
(44) 1943年4月8日丘吉尔以厌恶的情绪写信给伊斯梅将军说：“〔缅甸的〕这次战役越打越糟，我们正在被日本人彻底打败，正在被日本人从谋略上彻底挫败。”（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841页；美国版，第944—945页）
(45) “象限”是魁北克会议的代号。——译者
(46)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77—80页；美国版，第5卷，第86—90页。
(47) 同上书，第78—80页；美国版，第87—90页。
(48) “六分仪”是开罗会议的代号。——译者
(49)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289—290页；美国版，第5卷，第328页。
(50) 同上书，第308页以下；美国版，第349页以下。
(51)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362—364页；美国版，第5卷，第409—412页。又见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02页；英国版，第2卷，第792—793页。
(52) 丘吉尔，前引书，第5卷，第496—503页；美国版，第5卷，第562—570页。
(53)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496—503页；美国版，第5卷，第562—570页。
(54) 陈纳德说（《一个战士之路》，第274—275页），进攻萨尔温时，两支中国部队被打得一蹶不振。
(55) 陈纳德说，1944年4月10日在重庆的“史迪威的军事情报人员”汇报道：“日本人在黄河地区没有进攻能力”。4月16日至17日，日本以3个师团的兵力横跨黄河，并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士气低落的中国部队（《一个战士之路》，第285页）。1944年5月底，日本人在湖南发动了主力进攻。陈纳德声称，史迪威几乎没有提供帮助，但第十四航空队设法拖延了日本人的时间，大大打乱了日本人的时间表（同上书，第289—295页）。
(56) 现名友谊关。——译者
(57) “在所谓的长沙、衡阳、桂林战役中，这个小脚色还是像以往一样固执地凭遥控和直觉来作战，后果极惨。他的极端愚蠢，表现在他认为，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那一仗打得还是很不错的。”（《史迪威文件》，第332页）
(58) 陈纳德，前引书，第287—295页。他说，史迪威的助手告诉他，史迪威在中国东部来回奔走，以便把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同上书，第294页）。
(59) 《史迪威文件》，第316页。
(60) 《美中关系》，第63页。
(61) 马歇尔向史汀生推荐史迪威。1942年1月，陆军部长史汀生亲自接见了史迪威，并对他产生好感。此后，他大力支持史迪威，反对陈纳德和其他诽谤史迪威的人（史汀生和邦迪：《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在第一线供职》，第297—306页）。
(62) 《美中关系》，第66—67页。关于赫尔利的使命和他的最后失败，见下文，原著第183页以下。
(63) “这个小脚色……对我说，直到此时我的工作是100%军事性的，但现在，作为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我的工作将有60%是军事性的，40%是政治性的。〔他〕说，如果我使用共产党人，他们必须承认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史迪威文件》，第326页）
(64) 罗斯福于1942年3月指示，在分配军火方面，给予苏联优先权，甚至可超过美国军队。凡是有人对俄国所提出的物资要求产生疑问时，俄国人的态度很蛮横。关于这些情况，见迪安：《奇异的同盟》，第6章。
(65) 陈纳德：《一个战士之路》，第319—320页。
(66) 菲斯：《中国的纷乱》，第188—189页。
(67) 《史迪威文件》，第333页。史迪威想得到全权，以便能组织部队和调动部队，并能惩罚违抗命令或失职的人；他不要蒋介石干涉他（菲斯，前引书，第190页）。
(68) 陈纳德：《一个战士之路》，第320—321页。《史迪威文件》，第336—338页。9月15日，史迪威打电报给马歇尔，说蒋介石的部署意味着惨败，并说蒋想撤回萨尔温江的部队。马歇尔在魁北克会议上写了这一电文，罗斯福签了字，史迪威在9月19日转交给蒋（菲斯：《中国的纷乱》，第187—188页）。
(69) 《史迪威文件》，第339页。
(70) “何应钦〔得到〕〔下述内容〕的中英文文本：（1）提出使用共产党部队的建议，是因为在这一危机关头，使用所有的一切军事力量似乎是明智的做法。我并不坚持把使用共产党部队作为达成协定的条件。（2）使用共产党部队这件事可以作罢，我们可以方便地进行我们的其他计划。”（同上书，第337页）
(71) 《史迪威文件》，第345页。史迪威改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后来改任美国第十军司令。
(72) 《美中关系》，第69页。
(73) 陈纳德：《一个战士之路》，第345—346页。史迪威被召回后提出了一个计划，要美国的一支军队在江苏海州登陆，同共产党部队取得联系，向他们提供武器，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攻取上海（同上书，第318页）。攻下冲绳岛以后，这一计划曾被提交魏德迈作“紧急”考虑。魏德迈向蒋透露了这一计划，蒋表示坚决反对。后来日本投降，此事也就不提了。
(74) 同上书，第338—345页。
(75) 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85—1587页。
(76) 见萨姆纳·韦尔斯：《形成历史进程的七个决定》（Sumner 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纽约，哈珀，1950年版，第151页；〔英国版〕《七项主要决定》（Seven Major Decisions），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51年版，第150—151页。
(77) 同上书，第151—152页；英国版，第151页。
(78) 《美中关系》，第552—554页。
(79) 同上书，第556页。
(80) 在会谈时，当华莱士提到大连可能成为自由港时，“蒋介石总统说，他和罗斯福总统在开罗讨论过这件事，他曾表示同意，只要苏联和中国在远东合作，只要不损害中国主权。”（《美中关系》，第558页）
(81) 同上书，第72页。
(82) 韦尔斯：《形成历史进程的七个决定》，第153页；英国版，第152页。
(83) 1944年11月30日，斯退丁纽斯继赫尔任国务卿。在他写的一本书里记录了关于雅尔塔会议的事〔《罗斯福和俄国人》（Stettinius：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伦敦，凯普，1950年版，第95页〕：哈里曼接到一个任务，即要他搞清苏联以什么条件才肯参加远东战事。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以前，哈里曼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在那里达成的协议，并不是因为罗斯福太疲劳了，无力再继续争论而达成的“仓促协定”。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对哈里曼说，他想得到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得到旅顺和大连港以及从满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中东铁路）和从大连到哈尔滨的铁路（南满铁路）的租借权。他还要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菲斯：《中国的纷乱》，第233页）。
(84)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67页；英国版，第2卷，第855页。
(85) 又见下文，原著第309页。协定全文见下文，附录四，原著第491页。这一文件送到了华盛顿，放在总统的私人保险箱里（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92页）。因此，斯退丁纽斯的后任贝尔纳斯起先并不知道这个文件。罗斯福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认为在俄国人从欧洲向远东调动部队的工作完成以前，不向中国人透露任何风声，以免日本人意识到危机临头而在远东先下手进攻苏联（同上书，第92—93页）。
(86) 《美中关系》，第92页。
(87) 同上书，第93—94页。
(88) 同上书，第83页。
(89) 《美中关系》，第94—95页。
(90) 菲斯：《中国的纷乱》，第285页。
(91) 《美中关系》，第97页。
(92) 《美中关系》，第97页。
(93) 《美中关系》，第98页。
(94) 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902—903页；英国版，第2卷，第891—892页。
(95) 菲斯：《中国的纷乱》，第312—314页。
(96) 同上书，第314—315页。
(97) 菲斯：《中国的纷乱》，第316—320页。
(98) 同上书，第328—329页。
(99) 同上书，第329—330页。
(100) 菲斯：《中国的纷乱》，第343—344页。
(101) 同上书，第347页。
(102) 全文见《美中关系》，第585—587页。
(103) 《美中关系》，第587页。
(104) 同上书，第588页。
(105) 同上书，第593—596页。
(106) 全文见《美中关系》，第590—591页。
(107) 同上书，第591—592页。
(108) 同上书，第592—593页。
(109) 全文见《美中关系》，第592—593页。
(110) 《中国新闻周刊》（China Newsweek），1945年9月13日。苏联政府在同一天批准。12月5日在重庆举行换文仪式（同上，1945年12月13日）。
(111) 《美中关系》，第122页。
(112) 同上书，第122—123页。
(113) 见下文，原著第183—1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