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投降时的德国

1945年3月19日，在盟军沿雷马根桥渡过莱茵河之后，希特勒发布命令，要求把敌方进军沿线所有交通道路、铁道车辆、卡车、桥梁以及水坝、工厂和供应品一律予以破坏。⁽¹⁾他对施佩尔说，如果战争的结局是失败，德国也要毁灭。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连保存最原始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任何必要去加以考虑了。“相反，不如由我们自己把这些东西通通破坏为好。”⁽²⁾施佩尔在另外一个场合还说过：“他是在精心策划，让人民和他自己同归于尽。”⁽³⁾很久以前，希特勒还对劳施宁说过：“我们可能要遭到毁灭，果真如此，我们就要把全世界都牵着和我们一道毁灭——让全世界化为一片火海。”⁽⁴⁾现在这种威胁确实出现了。第三帝国从头到尾摆出了一副妄自尊大、盛气凌人的架势，并竭尽全力地把德国推进了一个现代国家所未曾经历过的最大的灾难之中。

事实上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只是阵发性地实施过一阵。盟军在德国本土作战，节节向前推进时，的确遭到过不少拼死抵抗。这样一来，在飞机轰炸所造成的破坏之外，又加上作战带来的损失。德国当年在格尔尼卡、华沙和鹿特丹等地播下的种子，现在已经亲自饱尝其恶果了。许多德国城市，如科隆和纽伦堡等地的中心已化为一片废墟，使一些曾经游历过的外国人几乎无法辨认了。科隆有66%的住宅破坏殆尽；在杜塞尔多夫有93%的住宅不能居住；⁽⁵⁾法兰克福的18万套住宅中有8万套被毁。据计算，如在柏林每天开出10列有50辆车皮的列车来运输瓦砾，要历时16年才能运完。⁽⁶⁾在英占区的550万套住宅中有350万套或完全被毁或严重损坏。⁽⁷⁾在波茨坦协定所划定的德国领土范围内，原有1 600万套住宅，其中有234万套被毁，还有400多万套至少损坏了25%。⁽⁸⁾盟国一些听过有关房屋破坏情况汇报的人员，刚刚进入德国时，看到还有那么多建筑物仍旧屹立在那里，开始感到很惊奇。其实大多只剩下一个外壳了。大城市的建筑物没有伤痕的寥寥无几；以汉诺威为例，未遭破坏的建筑物不到1%。⁽⁹⁾受害的不仅仅限于大城市；较小的城镇，如希尔德斯海姆和海尔布隆也损失惨重；即使乡村亦未能幸免。作者于1945年6月曾乘飞机从法兰克福至慕尼黑，沿途所见至为惊人。开头看到好一些村庄在外表上还完好无损，后来就看到另外一些村庄，恰巧是德军进行疯狂的最后抵抗的场所，都变成一片焦土了。一般来说，1939年只住4个人的地方，现在有10个德国人挤在一起住，⁽¹⁰⁾即使这样，还使用了一些不能叫做住宅的地下室和临时房舍。

遭到破坏的不光是私人住宅。公共建筑物、办公楼、剧院、艺术馆等等也全都毁坏了。在纽伦堡，40座新教教堂中有30座被毁。在柏林，所有187座福音派教堂全部遭到轰炸或炮击，其中69座被毁坏无遗。⁽¹¹⁾在科隆有92%的学校被毁或严重损坏。⁽¹²⁾在柏林有149幢校舍被毁，36幢严重损坏，221幢需要大修，81幢移作他用，只余下162幢完好可用的。⁽¹³⁾全国23所大学中有14所建筑物遭到严重损坏。

盟国依靠空军优势使德国运输陷于瘫痪，从而加速了胜利的到来。然而经验证明，只有广泛而持久地进行空袭，才能有效地破坏交通运输。对德国进行这种轰炸的结果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英占区的13 000公里铁路只剩下1 000公里可以行车，而且这1 000公里还是不相连接的。12 000辆客车中，有5 000辆无法使用，其余的也大多严重损坏。机车中可用者不到一半。⁽¹⁴⁾全德国有2 395座铁路桥梁不能使用，在英占区和美占区的958座主要的河道桥梁中有740座不能使用，⁽¹⁵⁾其中包括跨越莱茵河的所有桥梁。没有一条航道是通航的（只要想到莱茵河杜伊斯堡以下的航运量比苏伊士运河或巴拿马运河的航运量还要大，就不难理解航运破坏的影响之大）。英占区的运河网上有540座遭到破坏的桥梁需要拆除。⁽¹⁶⁾在汉堡有50艘商船，19座浮船坞，还有许多较小的船只沉没在港口。⁽¹⁷⁾英占区有1 500个长途电话交换台被破坏，相当于1939年该地区所有设备的一半。⁽¹⁸⁾西方各国的普通公民现在把方便的交通运输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以至于忘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此，在德国交通遭到破坏似乎暂时中断了文明生活。

有些最严重的战争创伤并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易于体察。从1938年至1944年期间，公共债务由400亿德国马克增加到3 570亿德国马克，纸币流通量由104亿德国马克增加到730亿德国马克。⁽¹⁹⁾用硬性冻结物价和工资的办法来抑制物价和工资上涨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只能使纳粹政权消失后的通货膨胀来势更猛。以数量增加了的货币去猎取数量较少的物资，而价格维持不变，结果使占有货币便成为次要的了。人民群众由于普遍期待着某种货币改革和削减债务的措施，因此对货币的信心便进一步遭到了破坏。这是促使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因素。失败，幻灭，以及认为努力一直是徒劳无益等意识，很难提高人们的品德标准。在德国，这种情况是在纳粹匪帮持续统治12年之后出现的，因为纳粹千方百计把德国人经历过1918年的灾难和1922—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而仍保持下来的优良传统破坏殆尽。即使那些并不赞同纳粹分子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们的毒害。德国主要是已经失去了道德感。

生命的损失也极为惨重。据统计在战斗中德军死亡人数达310万人，平民死亡人数达10万人。另外50万平民死于空袭；由于战争直接造成死亡率增加而死于非命者估计达40万人；⁽²⁰⁾此外据信有20万人死在集中营里。⁽²¹⁾仅在西德就有200万人残废。⁽²²⁾又据统计，1924年出生的德国人当中每100人就有25人死亡或失踪，另外31人程度不等地变成严重残废者。⁽²³⁾1939年全人口中男性占48.8%，到1946年下降到44%。战前妇女比男子多1 463 300人，这一数字已增加到7 279 400人。⁽²⁴⁾在20岁到45岁范围内，女性和男性是1 482与1 000之比。⁽²⁵⁾结核病患者由1939年的42 000人增加到1943年的75 000人。⁽²⁶⁾

死亡率既然激增，活着的人要想吃饱肚子，这就很难说了。农业方面，牲畜头数大大下降；据统计1937年英占区共有牲畜1 480万头，即使在1944年仍有1 390万头，到1945年则已下降到910万头了，主要是缺乏饲料所致。⁽²⁷⁾未来谷物和马铃薯的生产由于缺乏肥料和人力而受到威胁。德国的农民一向是靠碱性矿渣肥料来提高贫瘠土壤的单位产量的，但矿渣肥料乃是钢铁生产的副产品。过去农业劳动力充沛，有可能实行集约耕作。但在战时此项劳力是由外籍工人提供的，战争一结束他们就迅速回国，而他们所顶替的德国人或者已经阵亡，或者还在部队里没有复员。运输的梗阻更增长了普遍的不安情绪，而且给囤积产品提供了借口，那些产品如果上市出售，很可能只是换回无用的钞票。

德国遭受的损失并不完全是由敌方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纳粹党的划一政策——用单一的政治观点向一个铁板一块的国家进行渗透的主张——把许多最有才干最优秀的公民不是置于死地，就是从公共生活领域中驱逐出去。1933年以前的一代人中幸存下来的都已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即使其中有一些后来还很活跃；他们的天然的接班人或者死亡，或者移居国外，或者缺乏实际的管理经验。有12年之久，其中一半是战争岁月，德国人接触世界上各种主要思潮和文化活动的机会受到阻碍，而当权者则不遗余力地传播一种冒牌货来取而代之。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如果他们能够做到不戴纳粹的有色眼镜来观察人生，或者有机会得知事实真相并据以进行自由探讨的话，那就算是幸运的了。

上面所说的就是盟军进入德国时所面临的一些情况。战争所造成的破坏颇为引人注目，但其结果在很多方面都被夸大了。在一片瓦砾堆下有好多重要的机器设备仍完好无损或者很容易修复。的确，1945年5月鲁尔地区的煤炭工业日产量只2 5000吨，而战前平均日产量则为40万吨。⁽²⁸⁾钢的生产量甚至更低。1945年8月美占区的钢铁厂中恢复生产的只有15%，而产量只达总生产能力的5%。⁽²⁹⁾次年秋天的一项估计证明，即使在作为英国皇家空军空袭主要目标的鲁尔地区，也只有30%的厂房和机器给破坏到不堪修复的程度。⁽³⁰⁾就全德国而言，不堪修复的厂房和机器只有15%到20%。⁽³¹⁾交通运输易于破坏，但也易于修复。1945年5月英占区铁路总里程中只有1／13行车，到次年11月仍未修复通车的则只有1／13了。⁽³²⁾在屡遭空袭的汉姆，候车室至今仍保留其仿造威廉时代的大理石浮雕。德国有些港口几乎未受损伤，即使在汉堡港也还有一些深水停泊地是完好无损的。一位英方军管官员对德国工厂情况作了一次典型调查，发现德国工厂的库存物资和原材料比英国工厂要雄厚得多。⁽³³⁾煤产量是下降了，但是地面上还有存煤200万吨。⁽³⁴⁾

再者，1944年以前，德国靠掠夺欧洲各国发了横财；其他各国所受损失有甚于德国。因为德国不仅从被占领国家拿走粮食和消费品，而且在许多为别人所根本料想不到的地方设有非同寻常的宝物仓库，储藏着价值不等的珍贵物品。⁽³⁵⁾据说一位为此感到困扰的美国民政官员向其上级讲过这样的话：“现在我可以使用五个管工业的官员，但是首先请给我派一名负责清理掠夺物资的官员。”⁽³⁶⁾有20万台机床拆迁到德国，德国的机床总数由1938年的976 000台增加到1945年的130万台。仅法国一国就支付了7 000亿法郎的占领费用。⁽³⁷⁾结果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战争期间大大提高。在欧洲，包括英国和苏联在内，惟有德国1944年的工业总产值高于1938年。⁽³⁸⁾受损失的主要是德国的社会资本；德国工业设备所遭到的长期性损失并不算大，虽然战败后的混乱情况和交通的破坏使它看起来似乎损失比较严重。即使在社会领域里，情况也不是一片凄凉。一位熟悉英、德两国情况的苏联军官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曾对一位英国记者说，他认为德国人看上去比英国人更丰满，没有英国人那么疲惫，穿着也比英国人强。这位英国记者在德国各地旅行了4个月以后倾向于同意苏联军官的看法。⁽³⁹⁾

战事闹哄哄地结束了，接着是潮水般的人口流动。首先有700万德国武装部队向西方盟国军队投降。⁽⁴⁰⁾美占区在美军进驻前已从德国东部流入150万人，他们在苏军挺进时弃家西逃。⁽⁴¹⁾英占区的情况也大体相同。遭到轰炸的大城市有1 000万居民撤退到乡下，⁽⁴²⁾虽然，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有点令人惊异的是人口的流动方向似乎倒转了过来；例如，从什切青抵达柏林的最后一列火车，据说满载着原来从柏林撤出的人口，他们急于在征服者到达前回家照管他们的财产。4月间，纳粹分子曾试图把政府各部门一分为二，分别从柏林朝南北两个方向撤退；有些在中途搁浅，携带的档案卷宗像雪片一样沿铁路线到处飞扬。在德国各地多种多样的隐蔽场所中都挖掘出文件、档案、博物馆的文物和私人收藏的珍宝。随着纳粹政权的倒台，有600万外籍工人以及许多盟国的战俘像断梗的飞蓬一样到处流动，他们纷纷挤向公路，急于觅道还乡。在这个日益紧缩的地带内除了拥塞着上述形形色色纷然杂处的人群之外，还有800多万盟国军队蜂拥而来。⁽⁴³⁾

从东西两方涌进的人流到了易北河畔就煞住了，犹如上涨的浪潮在高水位上停住了一样。把德国划分为几个占领区，虽然大体上是按照外交方案行事的，但却立即造成了不少困难，这是在随便哪个发达国家所必然要出现的一种情况。例如中部德国的采矿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零部件依赖于鲁尔地区。纺织工业的纺纱业集中于威斯特法伦，而织布业则集中在萨克森。⁽⁴⁴⁾主要在美占区生产的照相机，需要俄占区供应光学玻璃，法占区供应镜头和快门。⁽⁴⁵⁾俄占区的人口不到全国的1／3，但造纸工业的生产能力却占全国的70%；俄占区生产的钾盐占全国的60%。⁽⁴⁶⁾美占区工业的全部用煤和俄占区工业的部分用煤要靠英占区的鲁尔来供应。德国汽车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有68%集中在美占区，而这些工厂也是修理它们所制造的汽车所需零件的惟一来源。⁽⁴⁷⁾瓷土、石膏以及烧制细瓷容器所需的特种耐火粘土等都是巴伐利亚州的陶瓷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但只产于俄占区。⁽⁴⁸⁾要想复兴工业，就得保证不同地区的物资交流能够继续畅通无阻。而运输体系的解体意味着即使没有政治上的麻烦存在，恢复生产也殊非易事。⁽⁴⁹⁾

人们得吃饱肚子，才能工作，可是食品供应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俄占区的牛肉、羊肉、牛奶、黄油、奶酪、水果、蔬菜、鱼和蛋等都供应不足。⁽⁵⁰⁾俄占区只拥有全国乳牛存栏数的25%，但拥有的羊则占全国的48%。易北河以东的大农场过去一直向鲁尔和莱茵兰工业地区输送大量制造面包用的谷物、马铃薯和糖（虽然在这种看来不合逻辑的经济体系失去管制时，有一部分谷物已从西方运到了东方）。举一个虽然小却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德国种甜菜所需要的种子大部分靠马格德堡附近一小块地方供应；如果在1945年夏季该地区还属英军占领时未能将甜菜籽供应各地，那么1946—1947年英占区和美占区的食糖配给量就还要少得多了。据克莱将军的记载，⁽⁵¹⁾西部各占领区在1935年至1938年间的农业生产，只能配给每一消费者1 100卡路里热量的食品。

这就是盟国军队进驻德国时的情景，由此可见他们当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但是盟国自身不能把全部甚至是大部分注意力倾注于德国。他们心怀异志，如何取得协调，这个问题姑且不论，几年来他们自身就处于紧张状态，他们的正常生活方式也遭到破坏。在1945年8月以前，人们都认为盟国的力量须得转入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一旦结束，临时参军的大部分战士迫切要求脱掉军装；他们的亲友也都吵吵嚷嚷地要他们回国。不出几个月，美国军队实质上陷于解体。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占领军部队内部人员的不断流动，这些都有损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和目标的持续贯彻。俄国所面临的重建任务比德国还要艰巨。英国如果不能迅速恢复起点几等于零的出口贸易，就要挨饿，因此必须把最优秀的人才留在国内。法国不得不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几个方面重起炉灶。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等国都因遭德国占领而苦难深重。在从战争转向和平的过程中，到处都充满了难题、紧张和不安，这就使各国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事务。在这种转变过程结束之前，甚至在结束后的几年之内，各方面的匮乏都不得不加以考虑。对德国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牺牲不幸的受害者而优待残忍的敌人。

(1)　见《纳粹的阴谋和侵略》〔（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由美、英两国审判人员编选的一份供纽伦堡国际法庭使用的文献证据和指南材料，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8年版，补编B，第950—953页（施佩尔—027，028，029）〕。

(2)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争罪犯的审讯，1945—1946年间》（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1945—1946），审讯记录和证明文件，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1948年版，第16卷，第498页。

(3)　休·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Hugh Trevor-Roper：The Last Days of Hitler）,伦敦，麦克米伦，1947年版，第85页。

(4)　赫尔曼·劳施宁：《希特勒在讲话》（Herman Rauschning：Hitler Speaks），伦敦，桑顿·巴特沃思，1939年版，第15页。

(5)　《英占区评论》（British Zone Review）,双周刊，记载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英方）和军管政府的活动，对德管制委员会（英文）对外联络和宣传报道管理组组长负责出版，1946年3月2日和3月16日。

(6)　斯图尔特·温菲尔德·赫尔曼；《德国教会的新生》（Stewart Winfield Herman：The Rebirth of the German Church）,纽约，哈珀，1946年版，第16页，第225页〔该书以后简称赫尔曼〕。

(7)　英国下院：《预算专门委员会第二次报告，附预算论据记录……1945—1946年会计年度，德奥经费审计处（德国的经费开支）》〔Great Britain, House of Commons：Second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Estimates,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Session 1945—1946．The Control Office for Germany and Austria （Expenditure in Germany）〕，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6年版，第vii页〔以后简称《预算专门委员会》〕。

(8)　安德烈·皮埃特尔：《现代德国经济（西德），1945—1952年》〔André Piettre：L'Économie allemande contemporaine （Allemagne occidentale）1945—1952〕,巴黎，梅迪西书局，1952年版，第66—67页，引用官方统计数字。该书还从《德国年鉴，1949年》（Deutschland–Jahrbuch, 1949）引用了有关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住宅建筑破坏状况的下列统计表：

〔以后简称皮埃特尔〕

(9)　《英占区评论》，1945年11月10日。

(10)　《预算专门委员会》，第vii页。

(11)　赫尔曼，第2页，第10页。

(12)　R·H·塞缪尔及R·欣顿·托马斯：《现代德国的教育和社会》（R．H．Samuel and R．Hinton Thomas：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Modern Germany）,伦敦，劳特利奇和基根·保尔，1949年版，第164页。

(13)　《中欧观察家》（Gentral European Observer）,1945年11月16日。

(14)　《对德管制委员会（英方）月报》〔Monthly Report of the Control Commission for Germany （British Element）〕,1946年11月〔以后简称《对德管制委员会月报》〕。

(15)　皮埃特尔，第66—67页。

(16)　《英占区评论》，1945年10月24日。

(17)　《泰晤士报》（The Times）,1945年5月16日。

(18)　《对德管制委员会月报》，1947年2月。

(19)　皮埃特尔，第44页，引用《德国年鉴，1944年》资料。卢修斯·D·克莱将军在其所著《在德国所作的决议》〔（General 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伦敦，海涅曼，1950年版，第209页〕中所列举的数字与此不同〔以后简称克莱〕。（该书亦由纽约道布尔戴出版公司于1950年出版，克莱享有版权。本书以后各章引用该书的内容均已得到道布尔戴出版公司的许可。）

(20)　布鲁诺·格莱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德国人口的损失”，《世界经济研究季刊》（Bruno Gleitze；“Deutschlands Bevölkerungsverluste durch den zweiten Weltkrieg”,Vierteljahrshefte zur Wirtschaftsforschung）,1953年，第4期。

(21)　皮埃特尔，第57页，引自《经济与统计》（Wirtschaft und Statistik），1949年，第8期。德国人的统计数字似乎在上升;皮埃特尔引用的战场和空袭伤亡数字比4年前的统计数字小些。

(22)　皮埃特尔，前引文。

(23)　艾伦·H·布罗德里克：《欧洲的危险地点》（Alan H．Brodrick：Danger Spotof Europe），伦敦，哈钦森，1951年版，第175页。

(24)　总人口数字比战前多500万，主要由于境内难民人数很多〔Z·斯拉文斯基和E·弗来明：《德国人力的分析》（Z．Slawinski and E．Fleming：Analysis of German Manpower）,见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有关德国问题的几个方面的讨论会》（Conference on Some Aspects of the German Problem）,1947年，油印本〕。

(25)　亨利·P·皮尔格特和希尔德加德·沃什克；《西德的妇女》〔（Henry P．Pilgert and Hildegard Waschke：Women in West Germany）,美国驻德高级专员公署行政秘书处历史科，1952年版，第4页〕。

(26)　《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1947年6月4日。

(27)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45年9月8日。统计数字不包括家禽，而家禽数字下降尤为剧烈，然而这些数字比实有数字低，因为在收集统计数字时，当局企图进一步压缩牲畜头数，使得农场主报告数字偏低。

(28)　塞西尔·伟尔爵士：《文官的任命》（Sir Cecil Weir：Civilian Assignment），伦敦，梅休因，1953年版，第119页。

(29)　德国军政府：《美占区军管月报》（Military Government of Germany：Monthly Report of the Military Governor, U．S．Zone）,1945年9月〔以后简称《美占区月报》〕。

(30)　《经济学家》，1945年9月15日。

(31)　采矿业占10%；钢铁业占10%；机器制造业占15%—20%；纺织业占20%；合成橡胶占20%；化学工业占10%—15%；车辆制造占40%；合成汽油厂占50%。重工业损失比轻工业小（皮埃特尔，第65页，作者显然以战略情报局的战略轰炸调查的材料为依据）。

(32)　《对德管制委员会月报》，1946年11月。

(33)　《预算专门委员会》，第56—57页。

(34)　《泰晤士报》，1945年5月19日。

(35)　见下文，原著第165页。

(36)　《泰晤士报》，1945年5月25日。

(37)　皮埃特尔，第43页。

(38)　皮埃特尔，前引文列举下列统计数字（1938年=100）；美国208；加拿大184；德国140；英国81；苏联50；法国36。

(39)　《泰晤士报》，1945年11月17日。

(40)　克莱，第15页。关于德军投降苏军的人数，其估计数字似未见发表。

(41)　同上书，第313页。

(42)　P·J·博曼、G·贝杰尔和J·J·乌德盖斯特：《西德的难民问题》（P．J．Boumen, G.Beijer, and J．J．Oudegeest：The Refugee Problem in Western Germany）,海牙，马丁努·尼霍甫，1950年版，第viii页。

(43)　关于英美的兵力见温斯顿·S·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Winston S．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卡斯尔，1954年版，第6卷，第523页；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53年版，第6卷，第602页〔以后简称丘吉尔，第5卷，第6卷，同时注明英美两种版本的页码〕。作者未能找到苏联进驻德国军队的可靠数字，但苏军人数肯定比英美多。

(44)　C·R·S·哈里斯；《修正了的波茨坦协定》（C．R．S．Harris：Potsdam Revised）,见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有关德国问题的几个方面的讨论会》。

(45)　同上。

(46)　皮埃特尔，第82页。

(47)　《美占区月报》，1946年4月。

(48)　同上。

(49)　战时德国为避免轰炸而疏散工业的措施使工业趋向东移，从而使陷入苏方手中的工业比重加大。

(50)　约翰·P·内特尔：《东部占领区和苏联的对德政策》（John P．Nettl：The Eastern Zone and Soviet Policy in German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168页〔以后简称内特尔〕。

(51)　《在德国所作的决议》，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