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德满都是一个很奇特有趣的地方，位于一个大山谷中。神话传说，此地原来处于深水中，谷口有巨石挡住，水流不出去。后来文殊菩萨手挥巨剑把巨石劈开，水流了出去，就形成了现在的加德满都。所以尼泊尔人尊文殊为保护神。在中国，文殊菩萨的圣地是五台山，因此尼泊尔朋友也视五台山为圣山，到了中国，多往朝拜。这也可以算是中尼友谊史上的一段佳话吧。

从尼泊尔回来以后，我还曾多次见到过朴老。在人民大会堂招待星云大师的宴会上，在人民大会堂不同的厅里召开的不同的会议上，在广济寺召开的讨论清代大藏经雕版的会上，我都同他见过面。虽然说话不多，但是，他那真正体现了佛教基本精神慈悲为怀的人格的魅力却在无形中净化了我的灵魂。我缺少慧根，毕生同佛教研究打交道，却不能成为真正的佛教信徒。但是，我对佛教的最基本的教义万有无常（sarvam anityam）却异常信服。我认为，这真正抓住了宇宙万有的根本规律，是谁也否定不掉的。

我在上面曾说到，朴老已经参透了人生的奥秘。他在遗嘱中用诗歌表达了他的生死观：“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谁读了这首诗不会受到真挚的感动呢？我是一个俗人，虽然也向往这种境界，但是却徒劳无功。我达不到如来涅槃壁画上那一位凝然无动于衷的法师的水平，我只能像一般俗人一样悲痛不已。

2000年11月6日

清华梦忆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校也有校格。

就以北大和清华而论，两校同为全国最高学府，共同之处当然很多；但是不同之处也颇突出，这就是所谓两校校格不同。

不同之处究竟何在呢？

这是一个大题目，恐怕开上几次国际研讨会，也难以说得明白的。我现在不揣谫陋，聊陈己见。

整整七十年前，在1930年，我从山东到北京（平）来考大学。来自五湖四海的五六千学生，心目中最高的目标就是北大和清华。但是这两所大学门槛是异常高的，往往是几十个学生中才能录取一个。我有幸两所大学都录取了。由于我幻想把自己这一个渺小粗陋的身躯镀上一层不管是多么薄的金子，好以此吓唬人，抢得一只好饭碗。而镀金只能出国留学，留学的机会清华比北大多一些，所以我就舍北大而取清华。

在清华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对清华的校格逐渐明确了，最后形成了初步的看法。我在北大有不少朋友，言谈之间，也了解到了北大的一些情况，于是对北大的校格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概念。我恍然小悟：两所大学的校格原来竟是有许多不同之处的。

我从小处谈起，先举一个小例子。在清华，呼唤服务的工人，一般都叫做“工友”。在北大，据说是叫“听差”。而在朝阳大学则是“茶房”。在清华，工人和教师、学生处于平等的地位上。在北大则处于主仆的地位。而在朝阳大学则是处于雇客与旅馆杂役的地位。这是一件十分细微的末节；然而却是多么生动，多么清楚，又多么耐人寻味。

其中原因，我认为，并不复杂。清华建立的基础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完全受美国的影响，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身上没有封建的包袱。而北大则是由京师大学堂转变成的，身上背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好的方面是文化基础雄厚，坏的方面是封建主义严重。我听人说到过——据说这并不是笑话——北大初建时，学习西方，有体操一门课，聘请了专门的体操教员，这些人当然都是平头老百姓。而被他们训练的学生则很多都是世荫的二三品大员。教员发口令时，不敢明目张胆地喊出“立正”、“稍息”，于是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办法，改变舶来的口令，大喊：“老爷们立正！”“老爷们稍息！”从这些小事儿也可以看出来，清华多的是资本主义，北大多的是封建主义。

但是，稍有一点辩证法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世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北大的封建主义也能产生好的效果，如果北大没有这样浓重的封建传统或者气氛，五四运动，即使是注定要爆发，也决不会是在北大。你能够想象清华会爆发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吗？即使1919年清华已经建成了大学，而不是留美预备学校，这样的事情也决不会出现的。人们常说，坏事变好事，北大的封建传统促成了改变中国面貌的启蒙运动，不正证实了这一句话吗？

五四运动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学界，更特别是对北大，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北大学生继承了自东汉太学生起就有了的关心国家大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传统，对政治动向特别敏感，到了五四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从那以后，历届学生运动几乎都从北大开始就是一个证明。在这方面，清华并不落后，“一二·九”运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在这一点上，清华与北大是有相同之处的。

我在清华呆了四年，而在北大则已经呆了五十四年，是清华的十几倍。我一直到今天还在不断考虑两校同异的问题。我一向不赞成西方那种以分析的思维模式为基础的一、二、三、四，A、B、C、D 的分析方法，而垂青于中国的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基础的评断方法。中国古代月旦人物，品评艺术，都不采用分析的方法，而是选用几个简单的、生动的、形象的，看似模糊而实则内涵极为丰富的词语，形神毕具，给人以无量的暗示能力，给人以无限的想象活动的余地。根据这一条准则，我用四个字来表示清华的校格，这四个字是：清新俊逸。给北大的则是：凝重深厚。二者各有千秋，无所轩轾于其间。但二者是能够，也是必须互相学习的。这样做是互补的，两利的。谁要是想成为“老子天下第一”，那就必然会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以上是我对北大和清华两校校格的看法，也是我对两校的希望和祝福。

在母校将庆祝成立九十年华诞之际，《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的副主编刘石教授写信给我，要我写点纪念文字。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但是，可写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了。想来想去，终于决定了写上面这一番怪论。我自己说它是“怪论”，这是我以退为进的手法，我是一点也不觉得它有什么“怪”的。如果我真正认为它怪，我就决不会写出来出自己的丑。我认为，这是我一家之言，是长期思考的结果。我希望能够在北大、清华两校找到一些知音。

2000年11月7日

新世纪新千年寄语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经验：过去带来惆怅，现在带来迷惘，未来带来希望。

现在，一个新世纪、新千年就要来到我们眼前了。这正是人们让幻想驰骋对未来提出希望的最佳时刻。

在我国报刊、杂志上，在开会的发言中，人们确实已经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希望。我想，全世界恐怕也是这个样子吧。许多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商业界的大款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希望政治如何如何，希望经济如何如何，希望文学如何如何，希望学术如何如何，希望人文素质如何如何，让人眼花缭乱，煞是热闹。然而独独没有人，至少是很少有人提出如何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而我个人认为，这才是未来的关键。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真不愧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在一百多年以前，当时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还不太显著，或者只能说是初露端倪；可是伟大的恩格斯已经注意到了，而且给世人敲响了警钟。对这样天才的预见和警告，我们能不五体投地地赞佩吗？

眼前世界的形势已经充分证明了恩格斯预见之伟大与睿智。许多自然界的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已经充分证明了自然界正在日益强烈地对我们人类进行着报复，稍有头脑的人都能看到，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然而我们的反应怎样呢？除了少数有识之士外，大多数人，包括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内还在懵懵懂懂，驰骋于蜗角，搏斗于蚁冢。美国在演着总统选举的闹剧，中东在演着巴以冲突的悲剧，全球狼烟四起，板荡混乱，如果真有一个造物主的话——我不相信真有——他站在宇宙某一个地方，俯视地球村里的几台大戏正在演得红红火火，难道他不会像我们人类一样，看到地上的蚁群厮杀，积尸满地，流血——蚂蚁不知有血没有？——成沟，不禁莞尔而笑吗？

我虔诚希望，我们人类要同大自然成为朋友，不要再视它为敌人，成了朋友以后，再伸手向它要衣，要食，要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

这就是我的新千年寄语。

2000年12月11日

九十述怀

杜甫诗“人生七十古来稀”，对旧社会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到了今天，老百姓却创造了三句顺口溜：“七十小弟弟，八十多来兮，九十不稀奇。”这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实际情况。

但是，对我来说，却另有一番纠葛。我行年九十矣，是不是感到不稀奇呢？答案是：不是，又是。不是者，我没有感到不稀奇，而是感到稀奇，非常地稀奇。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说过，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人，我不会说大话，不敢说大话，在年龄方面也一样。我的第一本帐只计划活四十岁到五十岁。因为我的父母都只活了四十多岁，遵照遗传的规律，遵照传统伦理道德，我不能也不应活得超过了父母。我又哪里知道，仿佛一转瞬间，我竟活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又进入了耄耋的境界，要向期颐进军了。这样一来，我能不感到稀奇吗？

但是，为什么又感到不稀奇呢？从目前的身体情况来看，除了眼睛和耳朵有点不算太大的问题和腿脚不太灵便外，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写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倚椅可待。待人接物，应对进退，还是“难得糊涂”的。这一切都同十年前，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前，没有什么两样。李太白诗“高堂明镜悲白发”，我不但发已全白（有人告诉我，又有黑发长出），而且秃了顶。这一切也都是事实，可惜我不是电影明星，一年照不了两次镜子，那一切我都不视不见。在潜意识中，自己还以为是“朝如青丝”哩。对我这样无知无识、麻木不仁的人，连上帝也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会不感到不稀奇呢？

但是，我自己又觉得，我这种精神状态之所以能够产生，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教授年龄是六十岁到七十岁。可是，就我个人而论，在学术研究上，我的冲刺起点是在八十岁以后。开了几十年的会，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政治运动，做过不知道多少次自我检查，也不知道多少次对别人进行批判，最后又经历了“十年浩劫”，“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自己的一生就是这样白白地消磨过去了。如果不是造化小儿对我垂青，制止了我实行自己年龄计划的话，在我八十岁以前（这也算是高寿了）就“遽归道山”，我留给子孙后代的东西恐怕是不会多的。不多也不一定就是坏事。留下一些不痛不痒，灾祸梨枣的所谓著述，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恐怕就要“另案处理”了。

在从八十岁到九十岁这个十年内，在我冲刺开始以后，颇有一些值得纪念的甜蜜的回忆。在撰写我一生最长的一部长达八十万字的著作《糖史》的过程中，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燕园风光旖旎，四时景物不同。春天姹紫嫣红，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红染霜叶，冬天六出蔽空。称之为人间仙境，也不为过。然而，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样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视为奇观的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

《糖史》的写作完成以后，我又把阵地从大图书馆移到家中来。运筹于斗室之中，决战于几张桌子之上。我研究的对象变成了吐火罗文A方言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这也不是一颗容易咬的核桃，非用上全力不行。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料，而且多是国外的资料。没有办法，只有时不时地向海外求援。现在虽然号称为信息时代，可是我要的消息多是刁钻古怪的东西，一时难以搜寻，我只有耐着性子恭候。舞笔弄墨的朋友，大概都能体会到，当一篇文章正在进行写作时，忽然断了电，你心中真如火烧油浇，然而却毫无办法，只盼喜从天降了，只能听天由命了。此时燕园旖旎的风光，对于我似有似无，心里想到的，切盼的只有海外的来信。如此又熬了一年多，《弥勒会见记剧本》英译本终于在德国出版了。

两部著作完了以后，我平生大愿算是告一段落。痛定思痛，蓦地想到了，自己已是望九之年了。这样的岁数，古今中外的读书人能达到的只有极少数。我自己竟能置身其中，岂不大可喜哉！

我想停下来休息片刻，以利再战。这时就想到，我还有一个家。在一般人心目中，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的港湾。我的家怎样呢？直白地说，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害饿。这样一来，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然而并不。我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的，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眼睛一黄一蓝。它们一点礼节都没有，一点规矩都不懂，时不时地爬上我的脖子，为所欲为，大胆放肆。有一只还专在我的裤腿上撒尿。这一切我不但不介意，而且顾而乐之，让猫们的自由主义恶性发展。

我的家庭“成员”还不止这样多，我还养了两只山大小校友张衡送给我的乌龟。乌龟这玩意儿，现在名声不算太好，但在古代却是长寿的象征。有些人的名字中也使用“龟”字，唐代就有李龟年、陆龟蒙等等。龟们的智商大概低于猫们，它们决不会从水中爬出来爬上我的肩头。但是，龟们也自有龟之乐，当我向它喂食时，它们伸出了脖子，一口吞下一粒，它们显然是愉快的。可惜我遇不到惠施，他决不会同我争辩，我何以知道龟之乐。

我的家庭“成员”还没有到此为止，我还饲养了五只大甲鱼。甲鱼，在一般老百姓嘴里叫“王八”，是一个十分不光彩的名称，人们讳言之。然而我却堂而皇之地养在大磁缸内，一视同仁，毫无歧视之心。是不是我神经出了毛病？用不着请医生去检查，我神经十分正常。我认为，甲鱼同其他动物一样有生存的权利。称之为王八，是人类对它的诬蔑，是向它头上泼脏水。可惜甲鱼无知，不会向世界最高法庭上去状告人类，还要要求赔偿名誉费若干美元，而且要登报声明。我个人觉得，人类在新世纪、新千年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与大自然的关系。恩格斯已经警告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日益证明了恩格斯警告之正确与准确。在新世纪中，人类首先必须改恶向善，改掉乱吃其他动物的恶习。人类必须遵守宋代大儒张载的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甲鱼也看成是自己的伙伴，把大自然看成是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征服的对象。这样一来，人类庶几能有美妙光辉的前途。至于对我自己，也许有人认为我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放诞不经。如果真正有的话，那就，那就——由它去吧。

再继续谈我的家和我自己。

我在“十年浩劫”中，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位倒行逆施的“老佛爷”，被打倒在地，被戴上了无数顶莫须有的帽子，天天被打，被骂。最初也只觉得滑稽可笑。但“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最后连我自己都怀疑起来了：“此身合是坏人未？泪眼迷离问苍天。”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坏；但在许多人眼中，我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

然而，世事多变，人间正道。不知道是怎么一来，我竟转身一变成了一个“极可接触者”。我常以知了自比。知了的幼虫最初藏在地下，黄昏时爬上树干，天一明就脱掉了旧壳，长出了翅膀，长鸣高枝，成了极富诗意的虫类，引得诗人“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了。我现在就是一只长鸣高枝的蝉，名声四被，头上的桂冠比“文革”中头上戴的高帽子还要高出多多，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脸红。其实我自己深知，我并没有那么好。然而，我这样发自肺腑的话，别人是不会相信的。这样一来，我虽孤家寡人，其实家里每天都是热闹非凡。有一位多年的老同事，天天到我家里来“打工”，处理我的杂务，照顾我的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给我读报，读信，因为我眼睛不好。还有就是同不断打电话来或者亲自登门来的自称是我的“崇拜者”的人们打交道。学校领导因为觉得我年纪已大，不能再招待那么多的来访者，在我门上贴出了通告，想制约一下来访者的袭来，但用处不大，许多客人都视而不见，照样敲门不误。有少数人竟在门外荷塘边上等上几个钟头。除了来访者打电话者外，还有扛着沉重的录相机而来的电视台的导演和记者，以及每天都收到的数量颇大的信件和刊物。有一些年青的大中学生，把我看成了有求必应的土地爷，或者能预言先知的季铁嘴，向我请求这请求那，向我倾诉对自己父母都不肯透露的心中的苦闷。这些都要我那位“打工”的老同事来处理，我那位打工者此时就成了拦驾大使。想尽花样，费尽唇舌，说服那些想来采访，想来拍电视的好心和热心又诚心的朋友们，请他们稍安勿躁。这是极为繁重而困难的工作，我能深切体会。其忙碌困难的情况，我是能理解的。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都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作家、教授。我们彼此之间，除了真挚的感情和友谊之外，决无所求于对方。我是相信缘分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缘分是说不明道不白的东西，但又确实存在。我相信，我同朋友之间就是有缘分的。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没见面时，总惦记着见面的时间；既见面则如鱼得水，心旷神怡；分手后又是朝思暮想，忆念难忘。对我来说，他们不是亲属，胜似亲属。有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得到的却不只是一个知己，而是一群知己。有人说我活得非常滋润。此情此景，岂是“滋润”二字可以了得！

我是一个呆板保守的人，秉性固执。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我决不改变。一身卡其布的中山装，国内外不变，季节变化不变，别人认为是老顽固，我则自称是“博物馆的人物”，以示“抵抗”，后发制人。生活习惯也决不改变。四五十年来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前后差不了五分钟。古人说“黎明即起”，对我来说，这话夏天是适合的；冬天则是在黎明之前几个小时，我就起来了。我五点吃早点，可以说是先天下之早点而早点。吃完立即工作。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升天成仙。但是其中决没有毒药，决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总之一句话，能让人在精神境界中有所收益。我常常自己警告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决不是为了吃饭。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决不能白白把生命浪费掉。如果我有一天工作没有什么收获，晚上躺在床上就疚愧难安，认为是慢性自杀。爬格子有没有名利思想呢？坦白地说，过去是有的。可是到了今天，名利对我都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之所以仍然爬，是出于惯性，其他冠冕堂皇的话，我说不出。“爬格不知老已至，名利于我如浮云”，或可能道出我现在的心情。

你想到过死没有呢？我仿佛听到有人在问。好，这话正问到节骨眼上。是的，我想到过死，过去也曾想到死，现在想得更多而已。在“十年浩劫”中，在1967年，一个千钧一发般的小插曲使我避免了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从那以后，我认为，我已经死过一次，多活一天，都是赚的，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我真赚了个满堂满贯，真成为一个特殊的大富翁了。但人总是要死的，在这方面，谁也没有特权，没有豁免权。虽然常言道：“黄泉路上无老少。”但是老年人毕竟有优先权。燕园是一个出老寿星的宝地。我虽年届九旬，但按照年龄顺序排队，我仍落在十几名之后。我曾私自发下宏愿大誓：在向八宝山的攀登中，我一定按照年龄顺序鱼贯而登，决不抢班夺权，硬去加塞。至于事实究竟如何，那就请听下回分解了。

既然已经死过一次，多少年来，我总以为自己已经参悟了人生。我常拿陶渊明的四句诗当做座右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现在才逐渐发现，我自己并没能完全做到。常常想到死，就是一个证明，我有时幻想，自己为什么不能像朋友送给我摆在桌上的奇石那样，自己没有生命，但也决不会有死呢？我有时候也幻想：能不能让造物主勒住时间前进的步伐，让太阳和月亮永远明亮，地球上一切生物都停住不动，不老呢？哪怕是停上十年八年呢？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认为我怕死怕得要命。决不是那样。我早就认识到，永远变动，永不停息，是宇宙根本规律，要求不变是荒唐的。万物方生方死，是至理名言。江文通《恨赋》中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那是没有见地的庸人之举，我虽庸陋，水平还不会那样低。即使我做不到热烈欢迎大限之来临，我也决不会饮恨吞声。

但是，人类是心中充满了矛盾的动物，其他动物没有思想，也就不会有这样多的矛盾。我忝列人类的一分子，心里面的矛盾总是免不了的。我现在是一方面眷恋人生，一方面却又觉得，自己活得实在太辛苦了，我想休息一下了。我向往庄子的话：“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就要自杀。自杀那玩意儿我决不会再干了。在别人眼中，我现在活得真是非常非常惬意了。不虞之誉，纷至沓来；求全之毁，几乎绝迹。我所到之处，见到的只有笑脸，感到的只有温暖。时时如坐春风，处处如沐春雨，人生至此，实在是真应该满足了。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完全是这样惬意。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话对我现在来说也是适用的。我时不时地总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自己的心情半天难以平静。即使在春风得意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恼。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的肥牛。已经挤出了奶水五百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实难以为外人道也。这逼得我不能不想到休息。

我现在不时想到，自己活得太长了，快到一个世纪了。九十年前，山东临清县一个既穷又小的官庄出生了一个野小子，竟走出了官庄，走出了临清，走到了济南，走到了北京，走到了德国；后来又走遍了几个大洲，几十个国家。如果把我的足迹画成一条长线的话，这条长线能绕地球几周。我看过埃及的金字塔，看过两河流域的古文化遗址，看过印度的泰姬陵，看过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以及国内外的许多名山大川。我曾住过总统府之类的豪华宾馆，会见过许多总统、总理一级的人物，在流俗人的眼中，真可谓极风光之能事了。然而，我走过的漫长的道路并不总是铺着玫瑰花的，有时也荆棘丛生。我经过山重水复，也经过柳暗花明；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我曾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没有被接纳。终于曲曲折折，颠颠簸簸，坎坎坷坷，磕磕碰碰，走到了今天。现在就坐在燕园朗润园中一个玻璃窗下，写着《九十述怀》。窗外已是寒冬。荷塘里在夏天接天映日的荷花，只剩下干枯的残叶在寒风中摇曳。玉兰花也只留下光秃秃的枝干在那里苦撑。但是，我知道，我仿佛看到荷花蜷曲在冰下淤泥里做着春天的梦；玉兰花则在枝头梦着“春意闹”。它们都在活着，只是暂时地休息，养精蓄锐，好在明年新世纪、新千年中开出更多更艳丽的花朵。

我自己当然也在活着。可是我活得太久了，活得太累了。歌德暮年在一首著名的小诗中想到休息。我也真想休息一下了。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一位“过客”那样，我的任务就是向前走，向前走。前方是什么地方呢？老翁看到的是坟墓，小女孩看到的是野百合花。我写《八十述怀》时，看到的是野百合花多于坟墓，今天则倒了一个个儿，坟墓多而野百合花少了。不管怎样，反正我是非走上前去不行的，不管是坟墓，还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挡我的步伐。冯友兰先生的“何止于米”，我已经越过了米的阶段。下一步就是“相期以茶”了。我觉得，我目前的选择只有眼前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并不遥远。等到我十年后再写《百岁述怀》的时候，那就离茶不远了。

2000年12月20日

悼念马石江同志

上个月的某一天，蔚秋来告诉我：马石江同志走了。这并不出我意料，因为他患的是在一般人眼中的不治之症，而且已病入膏肓，所以才转沪治疗。但我总相信古人的一句话：“天佑善人。”石江绝对是善人，他应当得到上天的福佑，转危为安的。然而事实竟不是如此，他终于离开我们走了。这消息对我来说，宛如晴空的霹雳，打得我一时目瞪口呆，眼眶里溢满了泪水，强忍住没有流出来，而是流向内心的深处，其痛苦实非言语所能表达的。

这并不是没有理由或根据的。我同石江经历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年岁也不同，我长他十几岁；但是我们却一见如故，没有经过什么周折，没有经过什么互相考验，我们一下就成了朋友，而且是亲密的知心的朋友。我甚至于每一想到马石江这三个字，他那朴实无华的衣着，诚悫淳良的笑容，立即浮现在我眼前，使我心里感到无量的温暖，久久不能自已。

这也并不是没有理由和根据的。这理由和根据，就在石江本人身上。他对祖国无限热爱，对教育事业无限忠诚，对青年学生无限爱护，对朋友无限诚恳，对同事无限亲切，对工作无限投入。我虽驽陋，对这几个“无限”也一直在向往着，也不能说一点没有做到；但是，同石江比起来，则宛如小巫见大巫，瞠乎后矣。石江之所以对我有这样强烈的吸引力，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在上面几个“无限”中，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对青年学生的无限爱护。首先，我们要对中国当前的青年学生作一个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估。不能否认，在欧风美雨强烈的吹拂浇淋下，有一些青年变成了“新人类”或“新新人类”，同老一代的代沟日益加阔加深。可是，这样的青年只占极少数。就连这一些极少数的青年们，同广大的青年一样，并没有忘记和背叛中国几千年知识分子（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做父兄的，在学校做教师或领导工作的，甚至我们的行政当局，对青年学生只有教育爱护之责，其他的行动都是不恰当的。青年毕竟是我们伟大祖国未来希望之所寄，我们万不能自己毁灭自己的未来。在这一点上，石江同广大的教师的态度都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他虽然因此遭受诬陷，受到了党的纪律处分；但是，真理毕竟会胜利的，我们党的领导毕竟是光明的，今天的马石江仍然是堂堂正正的优秀党员。这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也带给了我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极大的希望。石江可以瞑目矣。

石江赴沪就医前，我同蔚秋商量，无论如何要去看他一看，但为她所阻。听说，在临行前，他也坚持要来我家辞别，也为家人所阻，未果。我原期望，奇迹能够出现，等石江病愈返京后，我们再晤面。谁知这个期望终于落了空，我们未能见一面，他就先走了。我再三暗诵苏东坡的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也不过是聊以自慰而已。

我已经年届九旬，即使在今天，也应该说是上寿了。但是我体脑两健，决无要走的迹象，也无此计划。自从听了石江的消息以后，他的面影不时在我眼前晃动。这面影带给我力量，带给我勇气。我一定好好地活下去，多做点对人民有益的工作。但是，一想到这个面影的本人永远不会见到了，辄悲从中来，不能自胜。呜呼！人天隔绝，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2001年2月6日

时窗外大雪纷飞，助我悲思

一条老狗

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总会不时想起一条老狗来。在过去七十年的漫长的时间内，不管我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管我是在亚洲、在欧洲、在非洲，一闭眼睛，就会不时有一条老狗的影子在我眼前晃动，背景是在一个破破烂烂篱笆门前，后面是绿苇丛生的大坑，透过苇丛的疏稀处，闪亮出一片水光。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无论用多么夸大的词句，也决不能说这一条老狗是逗人喜爱的。它只不过是一条最普普通通的狗，毛色棕红，灰暗，上面沾满了碎草和泥土，在乡村群狗当中，无论如何也显不出一点特异之处，既不凶猛，又不魁梧。然而，就是这样一条不起眼儿的狗却揪住了我的心，一揪就是七十年。

因此，话必须从七十年前说起。当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子，正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二年级。能够进入清华园，是我平生最满意的事情，日子过得十分惬意。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是在秋天，我忽然接到从济南家中打来的电报，只有四个字：“母病速归。”我仿佛是劈头挨了一棒，脑筋昏迷了半天。我立即买好了车票，登上开往济南的火车。

我当时的处境是，我住在济南叔父家中，这里就是我的家，而我母亲却住在清平官庄的老家里。整整十四年前，我六岁的那一年，也就是1917年，我离开了故乡，也就是离开了母亲，到济南叔父处去上学。我上一辈共有十一位叔伯兄弟，而男孩却只有我一个。济南的叔父也只有一个女孩，于是在表面上我就成了一个宝贝蛋。然而真正从心眼里爱我的只有母亲一人，别人不过是把我看成能够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这一层道理一个六岁的孩子是无法理解的。可是离开母亲的痛苦我却是理解得又深又透的。到了济南后第一夜，我生平第一次不在母亲怀抱里睡觉，而是孤身一个人躺在一张小床上，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我一直哭了半夜。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了呢？“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母亲当时的心情，我还不会去猜想。现在追忆起来，她一定会是肝肠寸断，痛哭决不止半夜。现在，这已成了一个万古之谜，永远也不会解开了。

从此我就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不能说，叔父和婶母不喜欢我，但是，我唯一被喜欢的资格就是，我是一个男孩。不是亲生的孩子同自己亲生的孩子感情必然有所不同，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掩饰，更用不着美化。我在感情方面不是一个麻木的人，一些细微末节，我体会极深。常言道：没娘的孩子最痛苦。我虽有娘，却似无娘，这痛苦我感受得极深。我是多么想念我故乡里的娘呀！然而，天地间除了母亲一个人外有谁真能了解我的心情、我的痛苦呢？因此，我半夜醒来一个人偷偷地在被窝里吞声饮泣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

在整整十四年中，我总共回过三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为了奔大奶奶之丧而回家的。大奶奶并不是我的亲奶奶；但是从小就对我疼爱异常。如今她离开了我们，我必须回家，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次我在家只住了几天，母亲异常高兴，自在意中。第二次回家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原因是父亲卧病。叔父亲自请假回家，看自己共过患难的亲哥哥。这次在家住的时间也不长。我每天坐着牛车，带上一包点心，到离开我们村相当远的一个大地主兼中医的村里去请他，到我家来给父亲看病，看完再用牛车送他回去。路是土路，坑洼不平，牛车走在上面，颠颠簸簸，来回两趟，要用去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至于医疗效果如何呢？那只有天晓得了。反正父亲的病没有好，也没有变坏。叔父和我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们只好先回济南了。过了没有多久，父亲终于走了。一叔到济南来接我回家。这是我第三次回家，同第一次一样，专为奔丧。在家里埋葬了父亲，又住了几天。现在家里只剩下了母亲和二妹两个人。家里失掉了男主人，一个妇道人家怎样过那种只有半亩地的穷日子，母亲的心情怎样，我只有十一二岁，当时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仍然必须离开她到济南去继续上学。在这样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但凡母亲还有不管是多么小的力量，她也决不会放我走的。可是她连一丝一毫的力量也没有。她一字不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能够取上，做了一辈子“季赵氏”。到了今天，父亲一走，她怎样活下去呢？她能给我饭吃吗？不能的，决不能的。母亲心内的痛苦和忧愁，连我都感觉到了。最后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孩子离开了自己，走了，走了。谁会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儿子呢？谁会知道，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呢？

回到济南以后，我由小学而初中，由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到北京来上大学，在长达八年的过程中，我由一个浑浑沌沌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青年人，知识增加了一些，对人生了解得也多了不少。对母亲当然仍然是不断想念的。但在暗中饮泣的次数少了，想的是一些切切实实的问题和办法。我梦想，再过两年，我大学一毕业，由于出身一个名牌大学，抢一只饭碗是不成问题的。到了那时候，自己手头有了钱，我将首先把母亲迎至济南。她才四十来岁，今后享福的日子多着哩。

可是我这一个奇妙如意的美梦竟被一张“母病速归”的电报打了个支离破碎。我现在坐在火车上，心惊肉跳，忐忑难安。哈姆莱特问的是to be or not to be ，我问的是母亲是病了，还是走了？我没有法子求签占卜，可我又偏想知道个究竟，我于是自己想出了一套占卜的办法。我闭上眼睛，如果一睁眼我能看到一根电线杆，那母亲就是病了；如果看不到，就是走了。当时火车速度极慢，从北京到济南要走十四五个小时。就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我闭眼又睁眼反复了不知多次。有时能看到电线杆，则心中一喜。有时又看不到，心中则一惧。到头来也没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果。我到了济南。

到了家中，我才知道，母亲不是病了，而是走了。这消息对我真如五雷轰顶，我昏迷了半晌，躺在床上哭了一天，水米不曾沾牙。悔恨像大毒蛇直刺入我的心窝。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难道你就不能在任何一个暑假内抽出几天时间回家看一看母亲吗？二妹在前几年也从家乡来到了济南，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单影只，而且又缺吃少喝，她日子是怎么过的呀！你的良心和理智哪里去了？你连想都不想一下吗？你还能算得上是一个人吗？我痛悔自责，找不到一点能原谅自己的地方。我一度曾想到自杀，追随母亲于地下。但是，母亲还没有埋葬，不能立即实行。在极度痛苦中我胡乱诌了一幅挽联：

一别竟八载，多少次倚闾怅望，眼泪和血流，迢迢玉宇，高处寒否？

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浑难辨，茫茫苍天，此恨曷极！

2001.5.2写定

从南极带来的植物

小友兼老友唐老鸭（师曾）自南极归来。在北大为我举行九十岁华诞庆祝会的那一天，他来到了北大，身份是记者。全身披挂，什么照相机，录像机，这机，那机，我叫不出名堂来的一些机，看上去至少有几十斤重，活灵活现地重现海湾战争孤身采访时的雄风。一见了我，在忙着拍摄之余，从裤兜里掏出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什么东西，郑重地递了给我。信封上写着几行字：

祝季老寿比南山

南极长城站的植物，每100年长一毫米，此植物已有6000岁。

唐老鸭敬上

这几行字真让我大吃一惊，手里的分量立刻重了起来。打开信封，里面装着一株长在仿佛是一块铁上面的“小草”。当时祝寿会正要开始，大厅里挤满了几百人，熙来攘往，拥拥挤挤，我没有时间和心情去仔细观察这一株小草。

夜里回到家里，时间已晚，没有时间和精力把这一株“仙草”拿出来仔细玩赏。第二天早晨才拿了出来。初看之下，觉得没有什么希奇之处，这不就是一棵平常的“草”嘛，同我们这里遍地长满了的野草从外表上来看差别并不大。但是，当我擦了擦昏花的老眼再仔细看时，它却不像是一株野草，而像是一棵树，具体而微的树，有干有枝。枝子上长着一些黑色的圆果。我眼睛一花，原来以为是小草的东西，蓦地变成了参天大树，树上搭满鸟巢。树扎根的石块或铁块一下子变成了一座大山，巍峨雄奇。但是，当我用手一摸时，植物似乎又变成了矿物，是柔软的能屈能折的矿物。试想这一棵什么物从南极到中国，飞越千山万水，而一枝叶条也没有断，至今在我的手中也是一丝不断，这不是矿物又是什么呢？

我面对这一棵什么物，脑海里疑团丛生。

是草吗？不是。

是树吗？也不是。

是植物吗？不像。

是矿物吗？也不像。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说不清楚。我只能认为它是从南极万古冰原中带来的一个奇迹。既然唐老鸭称之为植物，我们就算它是植物吧。我也想创造两个新名词：像植物一般的矿物，或者像矿物一般的植物。英国人有一个常用的短语：at one's wits' end ，“到了一个人智慧的尽头”，我现在真走到了我的智慧的尽头了。

在这样智穷力尽的情况下，我面对这一个从南极来的奇迹，不禁浮想联翩。首先是它那六千年的寿命。在天文学上，在考古学上，在人类生活中，六千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但是，在人类有了文化以后的历史上，在国家出现的历史上，它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中国满打满算也不过说有五千年的历史。连那一位玄之又玄的老祖宗黄帝，据一般词典的记载，也不过说他约生在公元前26世纪，距今还不满五千年。连世界上国家产生比较早的国家，比如埃及和印度，除了神话传说以外，也达不到六千年。我想，我们可以说，在这一株“植物”开始长的时候，人类还没有国家。说是“宇宙洪荒”，也许是太过了一点。但是，人类的国家，同它比较起来，说是瞠乎后矣，大概是可以的。

想到这一切，我面对这一株不起眼儿的“植物”，难道还能不惊诧得瞠目结舌吗？

再想到人类的寿龄和中国朝代的长短，更使我的心进一步地震动不已。古人诗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过去，人们总是互相祝愿“长命百岁”。对人生来说，百岁是长极长极了的。然而南极这一株“植物”在一百年内只长一毫米。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是周代，约有八百年之久。在这八百年中，人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动呀。春秋和战国都包括在这个期间。百家争鸣，何等热闹。云谲波诡，何等奇妙。然而，南极这一株“植物”却在万古冰原中，沉默着，忍耐着，只长了约八毫米。周代以后，秦始皇登场，修筑了令全世界惊奇的长城。接着登场的是赫赫有名的汉祖、唐宗等等一批人物，半生征战，铁马金戈，杀人盈野，血流成河。一直到了清代末叶，帝制取消，军阀混战，最终是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千头万绪的史实，五彩缤纷，错综复杂，头绪无数，气象万千，现在大学里讲起中国通史，至少要讲上一学年，还只能讲一个轮廓。倘若细讲起来，还需要断代史，以及文学、哲学、经济、艺术、宗教、民族等等的历史。至于历史人物，则有的成龙，有的成蛇；有的流芳千古，有的遗臭万年，成了人们茶余酒后谈古论今的对象。在这两千多年的漫长悠久的岁月中，赤县神州的花花世界里演出了多少幕悲剧、喜剧、闹剧；然而，这一株南极的“植物”却沉默着、忍耐着只长了两厘米多一点。多么艰难的成长呀！

想到这一切，我面对这一株不起眼儿的“植物”难道还能不惊诧得瞠目结舌吗？

我们的汉语中有“目击者”一个词儿，意思是“亲眼看到的人”。我现在想杜撰一个新名词儿“准目击者”，意思是“有可能亲眼看到的人或物”。“物”分动植两种，动物一般是有眼睛的，有眼就能看到。但是，植物并没有眼睛，怎么还能“击”（看到）呢？我在这里只是用了一个诗意的说法，请大家千万不要“胶柱鼓瑟”地或者“刻舟求剑”地去推敲，就说是植物也能看见吧。孔子是中国的圣人，是万世师表，万人景仰。到了今天，除了他那峨冠博带的画像之外，人类或任何动物决不会有孔子的目击者。植物呢，我想，连四川青城山上的那一株老寿星银杏树，或者陕西黄帝陵上那一些十几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古柏，也不会是孔子的目击者。然而，我们这一株南极的“植物”却是有这个资格的，孔子诞生的时候它已经有三千多岁了。对它来说，孔子是后辈又后辈了。如果它当时能来到中国，“目击”孔子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我不是生物学家，没有能力了解，这一株“植物”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也没有向唐老鸭问清楚：在南极有多少像这样的“植物”？如果有多种的话，它们是不是都是六千岁？如果不是的话，它们中最老的有几千岁？这样的“植物”还会不会再长？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萦绕在我脑海中。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我眼前的这一株“植物”，身高六厘米，寿高六千岁。如果它或它那些留在南极的伙伴还继续长的话，再过六千年，也不过高一分米二厘米，仍然是一株不起眼儿的可怜兮兮的“植物”，难登大雅之堂。然而，今后的六千年却大大地不同于过去的六千年了。就拿过去一百年来看吧，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做到了；过去认为是幻想的东西，现在是现实了。人类在太空可以任意飞行，连嫦娥的家也登门拜访到了。到了今天，更是分新秒异，谁也不敢说，新的科技将会把我们带向何方。一百年尚且如此，谁还敢想象六千年呢？到了那时候人类是否已经异化为非人类，至少是同现在的人类迥然不同的人类，谁又敢说呢？

想到这一切，念天地之悠悠，后不见来者，我面对这一株不起眼儿的“植物”，我只能惊诧得瞠目结舌了。

2001.7.2

追忆李长之

稍微了解我的交游情况的人，恐怕都会有一个疑问：季羡林是颇重感情的人，他对逝去的师友几乎都写了纪念文章，为什么对李长之独付阙如呢？

这疑问提得正确，正击中了要害。我自己也有这个疑问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我只能说，原因不在长之本人，而在另一位清华同学。事情不能说是小事一端，但也无关世界大局和民族兴亡，我就不再说它了。

长之是我一生中最早的朋友。认识他时，我只有八九岁，地方是济南一师附小。我刚从私塾转入新式小学，终日嬉戏，并不念书，也不关心别人是否念书。因此对长之的成绩如何也是始终不知道的，也根本没有想知道的念头。小学生在一起玩，是常见的现象，至于三好两歹成为朋友，则颇为少见。我同长之在一师附小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不记得同他有什么亲密的往来。

当时的一师校长是王祝晨先生，是有名的新派人物，最先接受了五四的影响，语文改文言为白话。课本中有一课是举世皆知的“阿拉伯的骆驼”。我的叔父平常是不大关心我的教科书的。无巧不成书，这一个“阿拉伯的骆驼”竟偶然被他看到了。看了以后，他大为惊诧，高呼：“骆驼怎么能说话呢？荒唐！荒唐！转学！转学！”

于是我立刻就转了学，从一师附小转到新育小学（后改称三合街小学）。报名口试时，老师出了一个“骡”字，我认识了，而与我同去的大我两岁的彭四哥不认识。我被分派插入高小一年级，彭四哥入初小三年级。区区一个“骡”字为我争取了一年。这也可以算是一个轶事吧。

我在新育小学，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不爱念书，专好打架。后来有人说我性格内向，我自己也认为是这样；但在当时，我大概很不内向，而是颇为外向的，打架就是一个证明。我是怎样转为内向的呢？这问题过去从未考虑过，大概同我所处的家庭环境有关吧。反正我当时是不大念书的。每天下午下课以后，就躲到附近工地上堆砖的一个角落里，大看而特看旧武侠小说，什么《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说岳》、《说唐》等等，《彭公案》我看到四十几续，越续越荒唐，我却乐此不疲。不认识的字当然很多。秋妹和我常开玩笑，问不认识的字是用筷子夹喔还是用笤帚扫；前者表示不多，后者则表示极多，我大概是用笤帚扫的时候居多吧。读旧小说，叔父称之为“看闲书”，是为他深恶而痛绝的。我看了几年闲书却觉得收获极大。我以后写文章，思路和文笔都似乎比较通畅，与看闲书不无关联。我痛感今天的青年闲书看得不够。是不是看闲书有百利而无一弊呢？也不能这样说，比如我想练“铁砂掌”之类的笑话，就与看闲书有关。但我认为，那究竟是些鸡毛蒜皮的事，用不着大张挞伐的。

看闲书当然会影响上正课。当时已经实行了学年学期末考试张榜的制度。我的名次总盘旋在甲等三四名，乙等一二名之间，从来没有拿到过甲等第一名。我似乎也毫无追求这种状元的野心，对名次一笑置之，我行我素，闲书照看不误。

我一转学，就同长之分了手。一分就是六年。新育毕业后，按常理说，我应该报考当时大名鼎鼎的济南一中的。但我幼无大志，自知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是凑合着报考了与“烂育英”相提并论的“破正谊”。但我的水平，特别是英语水平，恐怕确实高于一般报考正谊中学的学生，因此，我入的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讨了半年的便宜。以后事实证明，这半年是“狗咬尿泡一场空”，一点用处也没有。至于长之，他入的当然是一中。一中毕业以后，他好像是没有入山大附中，而是考入齐鲁大学附中，从那里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但在北大预科毕业后，却不入北大，而是考入清华大学。我自己呢，正谊毕业以后，念了半年正谊高中。山大附设高中成立后，我转到那里去念书。念了两年，日寇占领了济南，停学一年，1929年，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我转到那里，1930年毕业，考入清华大学。于是，在分别六年之后，我同长之又在清华园会面了。

长之最初入的是生物系，看来是走错了路。我有一次到他屋里去，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图，是他自己画的细胞图之类的东西，上面有教员改正的许多地方，改得花里胡哨。长之认为，细胞不应该这样排列，这样不美。他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加以改变，当然就与大自然有违。这样的人能学自然科学吗？于是他转入了哲学系。又有一次我走到他屋里，又看到墙上贴着一张法文试卷。上面法文教员华兰德老小姐用红笔改得满篇红色，熠熠闪着红光。这一次，长之没有说法文不应该这样结构，只是苦笑不已，大概是觉得自己的错误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了吧。从这两个小例子上，完全可以看出，长之是有天才的人，思想极为活跃，但不受任何方面的绳墨的约束。这样的人，做思想家可能大有成就，做语言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则只能有大失败。长之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

我同长之往来是很自然。但是，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们同中文系的吴组缃和林庚也成了朋友，经常会面，原因大概是我们都喜欢文学，都喜欢舞笔弄墨。当时并没有什么“清华四剑客”之类的名称，可我们毫无意识地结成了一个团伙，则确是事实。我们会面，高谈阔论，说话则是尽量夸大，尽量偏激，“挥斥方遒”，粪土许多当时的文学家。有一天，茅盾的《子夜》刚出版不久，在中国文坛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我们四人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就聚集在工字厅后面的一间大厅里，屋内光线不好，有点阴暗。但窗外荷塘里却是红荷映日，翠盖蔽天，绿柳垂烟，鸣蝉噪夏，一片暑天风光。我们四人各抒己见，有的赞美，有的褒贬，前者以组缃为代表，后者的代表是我。一直争到室内渐渐地暗了下来，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我们方才鸣金收兵。遥想当年的鹅湖大会，盛况也不过如此吧。

由于我们都是“文学青年”，又都崇拜当时文坛上的名星，我们都不自觉地拜在郑振铎先生门下，并没有什么形式，只是旁听过他在清华讲“中国文学史”的课，又各出大洋三元订购了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先生是名作家兼学者，但是丝毫没有当时的教授架子，同我们谈话随便，笑容满面，我们结成了忘年交，终生未变。我们曾到他燕京大学的住宅去拜访过他，对他那藏书插架之丰富，狠狠地羡慕了一番。他同巴金、靳以主编了《文学季刊》，一时洛阳纸贵。我们的名字赫然印在封面上，有的是编委，有的是特约撰稿人。虚荣心恐怕是人人有之的。我们这几个二十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心里有点飘飘然，不是很自然的吗？有一年暑假，我同长之同回济南，他在家中宴请老舍，邀我作陪，这是我认识老舍先生之始，以后也成了好朋友。

我同长之还崇拜另一位教授，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清华大学兼任教授杨丙辰先生。他也是冯至先生的老师，早年在德国留过学，没拿什么学位，翻译过德国一些古典名著，其他没有什么著作。他在北京许多大学兼课，每月收入大洋一千余元，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他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夫人，以捧京剧男角为主要业务。他则每天到中山公园闲坐喝茶为主要活动。夫妇感情极好，没有儿女。杨先生的思想极为复杂，中心信仰是“四大皆空”。因此教书比较随便，每个学生皆给高分。有一天，他拿给长之和我一本德文讲文艺理论的书，书名中有一个德文字Literatur Wissenschaft ，意思是“文艺科学”。长之和我都觉得此字极为奇妙，玄机无穷，我们简直想跪下膜拜。我们俩谁也没有弄明白，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后来我到了德国，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一般的字，一点玄妙也没有。长之却写文章，大肆吹捧杨先生，称他为“我们的导师”。长之称他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为“感情的批评主义”。我对理论一向不感兴趣。他这“感情的批评主义”是不是指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完全以主观印象为根据，我不得而知，一直到今天，我也是一点都不明白。

有一位姓张的中文系同学，同我们都不大来往，与长之来往极密。长之张皇“造名运动”，意思是尽快出名，这位张君也是一个自命“天才”的人，在这方面与长之极为投机。对这种事情，我不置一词。但是他从图书馆借书出来，挖掉书中的藏书票，又用书来垫床腿，我则极为不满，而长之漠然置之，这却引起了我的反感。我认为，这是损人利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再扩大了，就会形成曹操主义：“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对一个文明社会来说，是完全要不得的。我是不是故意危言耸听呢？我决无此意。这位张君，我毕业后又见过一次面，以后就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不知所终了。

时间已经到了1935年。我在清华毕业后，在济南省立高中教过一年国文。这一年考取了清华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我又回到北京办理出国手续，住在清华招待所里。此时长之大概是由于转系的原因还没有毕业。我们天天见面，曾共同到南院去拜见了闻一多先生，这是我第一次拜见一多先生，当然也就是最后一次了。长之还在他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艺副刊”上写长文为我送行。又在北海为我饯行，邀集了不少的朋友。我们先在荷花丛中泛舟。虽然正在炎夏；但荷风吹来，身上尚微有凉意，似乎把酷暑已经驱除，而荷香入鼻，更令人心旷神怡。抬头见白塔，塔顶直入晴空，塔影则印在水面上，随波荡漾。祖国风光，实在迷人。我这个即将万里投荒的准游子，一时心潮腾涌，思绪万千。再看到这样的景色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我同长之终于分了手。我到德国的前两年，我们还不断有书信往来。他给我寄去了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等著的《印度古代哲学宗教史》，还在扉页上写了一封信。二战一起，邮路阻绝。我们彼此不相闻问者长达八九年之久。万里相思，婵娟难共。我在德国经历了战火和饥饿的炼狱，他在祖国饱尝了外寇炮火的残酷。朝不虑夕，生死难卜，各人有各人的一本难念的经。但是，有时候我还会想到长之的。忘记了是哪一年，我从当时在台湾教书的清华校友许振德的一封信中，得知长之的一些情况。他笔耕不辍，著述惊人，每年出几本著作，写多篇论文。著作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鲁迅批判》，鲁迅个人曾读到此书。当时所谓“批判”就是“评论”的意思，与后来“文革”中所习见者迥异其趣。但是，“可惜小将（也许还有老将）不读书”，这给长之招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与灾难，这是后话，在这里暂且不表了。

1946年夏天，我在离开了祖国十一年以后，终于经过千辛万苦，绕道瑞士、法国、越南、香港等地，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时，我热泪盈眶，激动万端，很想跪下来，吻一下祖国的土地。我先在上海见到了克家，在他的榻榻米上睡了若干天。然后又到南京，见到了长之。我们虽已分别十一年；但在当时，我们都还是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并显不出什么老相。长之在国立编译馆工作，我则是无业游民。我虽已接收了北大的聘约，但尚未上班，当然没有工资。我腰缠一贯也没有，在上海卖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欧米茄金表。得到八两黄金，换成法币，一半寄济南家中，一半留着自己吃饭用。住旅馆是没有钱的，晚上就睡在长之的办公桌上。活像一个流浪汉。

就这样，我的生活可以说是不安定不舒服的。确实是这样。但是也有很舒服的一面。我乍回到祖国，觉得什么东西都可爱，都亲切，都温暖。长之的办公桌，白天是要用的。因此，我一起“床”，就必须离开那里。但是，我又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有出门到处漫游，这就给了我一个接近祖国事物和风光的机会。这就是温暖的来源。国立编译馆离开古台城不远。每天我一离开编译馆，就直奔台城。那里绿草如茵，古柳成行，是否还有“十里”长，我说不出。反正是绿叶蔽天，浓阴匝地，“依旧烟笼十里堤”的气势俨然犹在。这里当然是最能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地方。然而我的幽情却发不出，它完全为感激之情所掩。我套用了那一首著名的唐诗，写了两句诗：“有情最是台城柳，伴我长昼度寂寥。”可见我心情之一斑。附近的诸名胜，比如鸡鸣寺、胭脂井之类，我是每天必到。也曾文思涌动过，想写点什么；但只写了一篇《〈胭脂井小品〉序》，有序无文，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了。

长之在星期天当然也陪我出来走走。我们一向是无话不谈的。他向我介绍了国内的情况，特别是国民党的情况。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出了很多大员，也有中员和小员，到各地去接收敌伪的财产。他们你争我夺，勾心斗角，闹得一塌糊涂；但每个人的私囊都塞得鼓鼓的。这当然会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一时昏天昏地。长之对我绘声绘色地讲了这些情况，可见他对国民党是不满的。他还常带我到鼓楼附近的一条大街上新华社门外报栏那里去看中共的《新华日报》。这是危险的行动，会有人盯梢照相的。他还偷偷地告诉我，济南一中同学王某是军统特务。对他说话要小心。可见长之政治警惕性是很高的。他是我初入国门的政治指导员，让我了解了很多事情。他还介绍我认识了梁实秋先生。梁先生当时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他设盛宴，表示为我洗尘。从此我们成了忘年交，梁先生也是名人，却毫无名人架子。我们相处时间虽不长，但是终我们一生都维持着出自内心的友谊。

1946年深秋，我离开了南京，回到上海，乘轮船到达秦皇岛，再转乘火车回到了阔别十一年多的北京。再过三年，就迎来了解放。此时长之也调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老知识分子，最初都是豪情满怀，逸兴遄飞的，仿佛走的是铺满了鲜花的阳关大道。但是不久，运动就一个一个接一个铺天盖地而来，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了坎坷不平的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言必有过，动辄得咎，几乎每个人都被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之。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赤诚，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即使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心怀不满的，总是深挖自己的灵魂，搜寻自己的缺点。结果是一种中国牌的原罪感压倒了一切。据我看，这并没有产生多少消极的影响。对某一些自高自大的知识分子来说反倒会有一些好处的。这一些人有意与无意地总觉得高人一等。从建国到60年代中叶“十年浩劫”前，中国的老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

北大一向是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学生思想非常活跃。北师大稍有不同，但每次运动也从不迟到。我在上面已经说到，长之从南京调北师大工作。我的另一位从初中就成为朋友的同学张天麟，也调到了北师大去工作。无巧不成书，每次运动，他们俩总是首先被冲击的对象，成了有名的“运动员”。张的事情在这里先不谈，只谈长之。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他并不赞成国民党。但我听说，不知道是在哪一年，他曾在文章中流露出吹捧法西斯的思想。确否不知。即使是真的，也不过只是书生狂言，也可能与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有关，当不得真的。最大的罪名恐怕还是他那部《鲁迅批判》。鲁迅几乎已经被尊为圣人，竟敢“批判”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这有点咎由自取，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在莫须有的罪名满天飞的时候，谁碰上谁就倒霉。长之是不碰也得碰的。结果被加冕为“右派”。谁都知道，这一顶帽子无比地沉重，无异于一条紧箍，而且谁都能念紧箍咒。他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力，只在图书室搞资料，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反右后，历次政治运动，他都是带头的“运动员”，遭受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批判。这却不是他笔下的那种“批判”，而是连灵魂带肉体双管齐下的批斗。到了“十年浩劫”，他当然是绝对逃不过的。他受的是什么“待遇”，我不清楚。我自己则是自觉自愿地跳出来的，反对那一位北大的“老佛爷”，在牛棚中饱受痛打与折磨，我们俩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四人帮”垮台以后，天日重明，普天同庆。长之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虽然仍有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无声无影地戴在头上；但他已经感觉到轻松多了。有一天，他来到燕园来看我，嘴里说着“我以前真不敢来呀”！这一句话刺痛了我的心，我感到惭愧内疚。我头上并没戴“右派”的帽子，为什么没有去看他呢？我决不是出于政治上考虑才不去看他的。我生平最大的缺点——说不定还是优点哩——就是不喜欢串门子。我同吴组缃和林庚同居一园之内，也是十年九不遇地去看看他们。但是长之毕竟与他俩不同。我不能这样一解释就心安理得，我感到不安。长之伸出了他的右手，五个手指已经弯曲僵硬如鸡爪，不能伸直。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说不清。但是，我的泪水却向肚子里直流，我们相对无言了。

这好像是我同长之的最后一次会面。又隔了一段时间，我随对外友协代表团赴印度访问，在那里呆的时间比较长。回国以后，听说长之已经去世，我既吃惊又痛苦。以长之的才华，本来还可以写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共庆升平的。然而竟赍志以没。我们相交七十余年，生不能视其疾，死不能临其丧，我的心能得安宁吗？呜呼！长才未展，命途多舛；未臻耄耋，遽归道山。我还没有能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水平。我年纪越老，长之入梦的次数越多。我已年届九旬，他还能入梦多少次啊！悲哉！

2001.8.29写毕

悼念周一良

最近两个月来，我接连接到老友逝世的噩耗，内心震动，悲从中来。但是，最出我意料的最使我哀痛的还是一良兄的远行。

9月16日，中国文化书院在友谊宾馆友谊宫为书院导师庆祝九十华诞和米寿举行宴会。一良属于米寿的范畴，是寿星老中最年轻的。他虽已乘坐轮椅多年，但在那天的宴会上，虽称不上神采奕奕，却也面色红润，应对自如。我心里想，他还会活上若干年的。就在几天前，在10月20日，任继愈先生宴请香港饶宗颐先生，请一良和我作陪。他因身体不适，未能赴宴，亲笔签了一本书，送给饶先生。饶先生也在自己的画册上签上了名送给他。但在两天后，杨锐想把这一本书送到他家时，他已经离开了人世。多么突然的消息！据说，他是在睡梦中一个人悄没声地走掉的。江淹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一良的逝去，既不饮恨，也不吞声。据老百姓的说法，这是前生修来的。鲁迅先生也说，死大概会有点痛苦的；但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次，是会过得去的。一良的死却毫无痛苦，这对我们这些后死者也总算是一种安慰了。

一良小我两岁，在大学时至少应该同学二年的。但是，他当时在燕京读书，我则在清华。我们读的不是一个行当。即使相见，也不会有深交的。可以说，我们俩在大学时期是并不认识的。一直到1946年，我在去国十一年之后回到北平，在北大任教，他当时在清华任教。此时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一部分相同了。因为我在德国读梵文，他在美国也学了梵文。既然有了共同语言，订交自是意中事。我曾在翠花胡同寓舍中发起了一个类似读书会一类的组织，邀请研究领域相同或相近的一些青年学者定期聚会，互通信息，讨论一些大家都有兴趣的学术问题，参加者有一良、翁独健等人。开过几次会，大家都认为有所收获。从此以后，一良同我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增强了，一直到现在，五十余年间并未减退。

一良出自名门世家，家学渊源，年幼时读书条件好到无法再好的水平。因此，他对中国古典文献，特别是史籍，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曾赴日本和美国留学，熟练掌握英日两国语言，兼又天资聪颖，个人勤奋，最终成为一代学人，良有以也。中年后他专治魏晋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献、佛教研究，多所创获。巍然大师，海内无出其右者。至于他的学术风格，我可以引汤用彤先生两句话。有一天，汤先生对我说：“周一良的文章，有点像陈寅恪先生。”可见锡予先生对他评价之高。在那一段非常时期，他曾同人合编过一部《世界通史》。这恐怕是一部“应制”之作，并非他之所长。但是统观全书，并不落俗人窠臼，也可见他史学功底之深厚。可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长才未展，他留下的几部专著，决不能说是已尽其所长，我只能引用唐人诗句：“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一良虽然自称“毕竟一书生”，但是据我看，即使他是一个书生，他也是一个有骨气有正义感的书生，决不是山东土话所称的“孬种”。在“十年浩劫”中，他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当时北大大权全掌握在“老佛爷”手中，一良的命运可想而知。他同我一样，一跳就跳进了牛棚，我们成了“棚友”。我们住在棚中时，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鬼哭狼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羡林的名字，连成了一串，仿佛我们是三位一体似的。有一次，忘记了是批斗什么人，我们三个都是“陪斗”。我们被赶进了原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而立。我忽然听到几声巴掌打脸或脊梁的声音，清脆“悦”耳，是从周一良和侯仁之身上传过来的。我想，下面该轮到我了。我肃穆恭候，然而巴掌竟没有打过来，我顿时颇有“失望”之感。忽听台上一声狮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押上来！”我们就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口号声震天动地。这种阵势我已经经受了多次，已经驾轻就熟，毫不心慌意乱，熟练地自己弯腰低头，坐上了喷气式。至于那些野狗狂叫般的批判发言，我却充耳不闻了。这一段十分残酷然而却又十分光荣的回忆，拉近了我同侯仁之和周一良的关系。

一良是十分爱国的。当年他在美国读书时，曾同另一位也是学历史的中国学者共同受到了胡适之先生的器重。据知情人说，在胡先生心目中，一良的地位超过那一位学者。如果他选择移民的道路，拿一个终身教授，搞一个名利双收，直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然而他却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至今已五十余年矣。在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他走过的道路，有时顺顺利利，满地繁花似锦；有时又坎坎坷坷，宛如黑云压城。当他暂时飞黄腾达时，他并不骄矜；当他暂时堕入泥潭时，他也并不哀叹。他始终无怨无悔地爱着我们这个国家。我从没有听到过他发过任何牢骚，说过任何怪话。在这一点上，我虽驽钝，也愿意成为他的“同志”。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始终维持着可喜的友谊。见面时，握手一谈，双方都感到极大的快慰。然而，一转瞬间，这一切都顿时成了过去。“当时只道是寻常”，我在心里不禁又默诵起这一句我非常喜爱的词。回首前尘，已如海上蓬莱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我已经年逾九旬。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包括年龄在内，能活到这样高的年龄，极出我意料和计划。世人都认为长寿是福，我也不敢否认。但是，看到比自己年轻的老友一个个先我离去。他们成了被哀悼者，我却成了哀悼者。被哀悼者对哀悼这种事情大概是不知不觉的。我这哀悼者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欲，件件不缺。而我又偏偏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我内心的悲哀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鲁迅笔下那一个小女孩看到的开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是人人都必须到的，问题只在先后。按中国序齿的办法，我在北大教授中虽然还没有达到前三甲的水平，但早已排到了前列。到那个地方去，我是持有优待证的。那个地方早已洒扫庭除，等待我的光临了。我已下定决心，决不抢先使用优待证。但是这种事情能由我自己来决定吗？我想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索性不再去想它，停笔凝望窗外，不久前还是绿盖擎天的荷塘，现在已经是一片惨黄。我想套用英国诗人雪莱的两句诗：“如果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闭目凝思，若有所悟。

2001.10.26

故 乡 行

楔 子

杜甫诗，“人生七十古来稀”，这话对过去来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到了今天，已经不大行了。今天应该说“人生九十今不稀”了。

不知道是由于哪一路神灵的呵护，我竟然活到了九十岁，已经超过了我预算的将及一倍，而且还丝毫没有想打住的意思。这件事就被我那众多的朋友和学生当做了一件大事。于是从去年以来，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我的老少朋友，用多种不同的形式为我祝寿。今年5月，北京大学又为我举行了盛大祝寿大会，教育部、外交部、山东省政府、聊城和临清市政府的一些领导同志，还有几个国家的大使，都亲自参加，我的老友们和学生们也都参加，不在话下，一时成了一个小规模的盛会。对我自己来说，我既感且愧。藐予小子，有何德能，竟能成为一个“祝寿专业户”！在每次会上，我都兴会淋漓，心潮澎湃；会后却又感到疚愧不安，身疲神倦。这样一直到了今年8月。

今年8月，聊城和临清市的党政领导真挚诚恳地邀请我回故乡庆祝我的九十岁生日。高谊隆情，我无法推掉，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答应一途。在北京想随我回乡的人实在太多。最后，几经思考协商，尽量精简，还是组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队伍，其中有北大原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郝斌教授，清华大学徐林旗研究员，著名演员、导演、八一制片厂原厂长、女将军王晓棠，中央电视台著名女主持人倪萍，我的助手李玉洁、杨锐和高鸿，我的孙子季泓，以及中央电视台、香港电视台、浙江电视台、山东电视台、电影学院拍摄组、清华大学拍摄组、聊城电视台等等电视台。还有从临清赶来北京迎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聊城和临清驻京办事处的陪同人员，虽不能说是浩浩荡荡，然而气势已经颇有可观了。我这个寿星老老眼昏花，只见到一张张满含笑容的面孔，至于究竟谁是谁，我真有点扑朔迷离了。

我是一个考虑问题过分细致的人，常怀杞人之忧，时有临深之惧。这样一个临时拼凑成的队伍，住的地方不在一处，如果通知不能及时普遍地送到，则到车站集合时，必然会七零八落。我因此就惴惴不安。然而当我乘的汽车经过特批开到站台上软卧车厢门口时，所有的人都已先我到达。我大喜过望，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在众人的簇拥下登上了京九线我们包下的软卧车厢，在吉星高照下，火车慢慢地开动。

在车厢中

我们包乘的这一辆软卧，大概有九个房间，我们包了八个，其余一个是乘务员使用的。我们三四十个人就分住了八间车厢内；据说这还不够，有一些人还乘坐硬座。

火车一驶出北京，我就如鱼得水，十分快乐。陶渊明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可以为我的心情写照。我是农民的儿子；但一生住在大城市中，时时渴望能够回到我孩提时所住的农村。“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个比喻对我来说并不确切，但却约略有相似之处。我的文章中多次讲到喜雨，这并非完全出于文人的雅兴，我关心雨，因为雨是农民的命根子，特别是在我的家乡人工灌溉还不能普遍的地区。今年北方又大旱，这对农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我希望见到农村，但又怕见到的是赤地千里，一片荒芜的农村，心中为之惴惴不安者久矣。

完全出我意料，我在铁路两旁看到的是一片绿色，从北京、河北，一直到山东，绿色千里，生意盎然。我眼睛不好，看不清种的是什么庄稼，只是根据我小时候的印象，能够分清高粱和玉蜀黍而已。田地里不见有多少人在干活，大概是秋收的时间还没有到吧。时见小桥流水，红砖小房，一条条的小路，在浓得化不开的大片浓绿上，划上了一条条的白线，白线上有时看到行人、自行车和拖拉机。村庄中大概也会有鸡鸣犬吠，可是火车上是听不到的。看来整个农村是和平的、安乐的。

回顾车中，则显得十分忙碌、热闹。最忙的是各路人马的电视台。他们有的不远千里而来，就是为了拍摄车中的情景，这是他们的天职，我们只有赞助之义务，没有厌烦之权力。他们有的人穿着崭新的衣服，却不辞劳苦，不避脏物，不时跪在地上拍摄。争抢制高点，争抢最佳视角，竞争并不冲突，抢先而不横闯，忙碌而有序，紧张而有礼。没看到哪个人对哪个人红过脸，说过不好听的话。可是他们争分夺秒却决不含糊。我们这些从各个不同单位来的人，有的是新知，有的是旧雨，彼此到屋子里去闲谈，其乐也融融。倪萍那两岁多一点的儿子小虎子，十分逗人喜爱，谁见了谁爱，他也不怕生人，从一间屋走向另一间，他成了大家的“宠物”，为我们的旅途增添了无穷乐趣。

盛大的欢迎

在不知不觉中，仿佛一转瞬间，火车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山东临清。临清是我的故乡，但是我这一次并没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因为最近几年我已经回来过好几次了。我忽然想到，中国古代文人学士，特别是那一些出身于穷乡僻壤的人，青年和中年大概都是在大都市里厮混，争名逐利，有的成龙，有的成蛇。到了老年，要下岗退休——当年是不是有“离休”这个词儿？——文雅的说法是“退隐林下”。这是人生中一件大事，所以就特别重视。有地位的人请著名文人赋诗，写文章。我小时候读《古文观止》，就读到过“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这样的句子。我是一介书生，既不富，也不贵，将相更不沾边儿。因此，我这次还乡，这样的感觉都是没有的。我的心情只是平静、喜悦，还有点兴奋。

但是，火车刚一停下，我就大大地吃了一惊。临清站不是个大站，站台并不大。然而，就在这个不大的站台上，却挤满了人。据介绍，临清市的党政领导，除万庆阳书记因公出国不能参加外，所有的人几乎全到了：李吉增市长、孙景山人大常委主任、蒋保江政协主席、洪玉振副书记兼副市长、牟桂禄主任、张连臣部长，以及几位副书记、副市长和其他团体的领导同志，济济一台，都到齐了。这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在吃惊之余，心情十分激动，被簇拥着走出了车站，我瞥见办公室内车站工作人员都站在玻璃窗后向外观望，他们大概认为这样的情景是十分稀见的。此时在车厢中曾经出现在我脑海里的那一些古代咏怀返乡的诗词，都一股脑儿被抛到爪哇国里去了，心头只洋溢着故乡人的热情，眼前只看到故乡和煦的阳光，鼻子里只嗅到故乡清新的空气。

走出车站，看到站前广场中停放着大小不等的汽车十余辆。我们按照接待人员的分配，登上了不同的车。车一开动，才知道第一辆是开道的警车，前面闪着红灯，下面响着喇叭，后面跟着一条汽车长龙，在行人不太多的大马路上，呼啸而过。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值岗的警察，看到车队，就举手敬礼。我坐在车内，暗自发笑：这与自己的地位多么不配！在北京时，我有时也碰到过这样的场面。在十里长街上，只要一看到岗警增多，不久就能听到警车开道的声音。我们的车赶快退避三舍，乖乖地躲到一旁，目击汽车长龙呼啸而过。这是我们国家领导人迎接外国元首的车队。我坐在自己的车中，悠闲地看马路两旁和中间悬挂的五星红旗和有关国家的国旗迎风招展。今天我自己也竟然坐在车中，让别人来看，真有点不可思议。我蓦地想到了中国老百姓的两句歇后语：“猪八戒做皇帝，望之不似人君。”我现在不就像那个猪八戒吗？在内心自我嘲笑中，我们的车队到了我们下榻的临清宾馆。

官庄扫墓

第二天，也就是8月5日，一大早我们就出发到官庄去。

官庄是我诞生的地方，原属清平县。忘记了是建国后的哪一年，清平县建制被撤消。东一半划归高唐县，西一半划归临清，于是我一变而成为临清人。我早年写的文章中，常见“清平”这个字眼，读者大都迷惑不解，其根源就在这里。

官庄距临清二十公里。山东公路的数量和质量都蜚声全国。临清到官庄的一段路也是柏油马路，平坦，宽敞，乘汽车四十分钟可到。回乡扫墓，本来是属于个人的私事，用不着惊师动众。可是临清市领导也派了开路的警车，还有一大批官员随行。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最不喜欢摆谱儿，可是这一次又是非摆不行了。但是我无意中发现，汽车的辆数比昨天少多了。虽然依然是招摇过市，但车队的长龙却短了不少。原来那几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包括倪萍在内，都在早晨五点就离开了临清，直奔官庄，以便抢占拍摄的制高点，拍取独特的镜头。他们这种敬业精神实在让我在心中佩服不已。

我们的车队转瞬就到了官庄。唐人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原因大概是，当时没有近代的邮局，出门在外，与家人音讯难通。天涯游子，一旦回家，家中的情况模糊不清。谁死？谁生？一概不明。走近家乡，忐忑不安，连迎面遇到的人也怯生生地不敢问上两句。我现在却大不相同了，家里的情况，我一清二楚，根本用不着什么“怯”。

实际上，也根本容不得我有什么“怯”。官庄是一个贫困僻远的小村，全村人口不足二千人。今天大概是倾家出动，也可能还有外村来看热闹的人。因此，我们的车一进村，就被人墙堵住，只好下车。只见万头攒动，人声鼎沸，我哪里还来得及“怯”呢？小学生排成了长队，站在两旁，手执小红旗，也学城里的样子，连声不断地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红红的小脸蛋上溢满了欢乐、兴奋，还搀杂着一点惊异。虽然市或镇政府派来了许多军警维持秩序，小学生的阵列还不时被后面的观众冲破，于是我面前也挤满了人，挡住了去路。我心中又暗暗地发笑：我有什么可看的呢？不过是一个颓然秃顶白发的九旬老人而已。八十四年以前，当眼前这些小学生的老爷爷、老奶奶还活着的时候，也就是我六岁以前的时候，我曾在这个村里住过六年。当时家里极穷，长年吃不饱，穿不暖。在夏天里，我是赤条条来去一身无牵挂，根本不知道洗手洗脸为何事。中午时分，跳入小河沟，然后爬上来在黄土堆里滚上几滚，浑身粘满了黄土，再跳入沟中洗干净，就像在影片上看到的什么国家的大象一样。现在，隔了八十多年，那个小脏孩又回来了，可是已经垂垂老矣。我感觉到，那个小脏孩是我，又不像是我。我有点发思古之幽情了。

然而，时间是异常紧迫的，幽情不容许我发得太久。有几个军警开路，我走进了义德的家。这本是我们家的旧址，义德改建、扩建，才成了现在这个格局，但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院子里挤满了人，我实在看不出来。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八十多年前的样子：院子里有两棵高过房顶的大杏树，结的是酸杏，当年我的第一个老师——顺便说一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我那时的境况和年龄都不允许我念书的——马景恭先生常来摘杏吃。同村的一个男孩子，爬上房顶偷杏吃，不慎跌下来，摔断了腿。院前门旁还有一棵花椒树，而今都已踪影不见了。这些回忆都是在一刹那间出现的，确实很甜美；但都已经如云如烟，又如海上三山，无限渺茫了。此时院子里人声嘈杂，拥拥挤挤，门框都有被挤断的危险。我只坐了几分钟，就被人扶出来，冲破重围，走出大门。我回头瞥见院内拴着一头大牛，好像还有一辆拖拉机。心里想：义德的小日子大概还过得颇为红火。

我们又坐上了汽车，在人海中驶向墓地。透过车窗看到成百的乡亲们走捷径在我们前面赶到目的地。感谢义德和孟祥的精心安排，墓地上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有供品，有香烛，还有一挂鞭炮。大概还有别的东西，只觉得眼花缭乱，五光十色，一时难以看清了。这里共有两座坟墓，其中之一埋葬着我的祖父和祖母，两个人我都没有见过面。另一座埋葬着我的父母。我最关注的还是我母亲的坟，我一生不知道写过多少篇关于母亲的文章了，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梦中同母亲见面了；但我在梦中看到的只是一个迷离的面影，因为母亲确切的模样我实在记不清了。今天我来到这里，母亲就在我眼前，只隔着一层不厚的黄土，然而却人天悬隔，永世不能见面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滴到了眼前的香烛上。我跪倒在母亲墓前，心中暗暗地说：“娘啊！这恐怕是你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旁！”

我站了起来，用迷离模糊的泪眼环视四周。人来得更多了，仿佛比进来时还要多，里三层，外三层，都瞪大了眼睛，看眼前这一幕“奇景”。各路电视台的人马当然更是不甘落后，个个摆好了架势，大拍特拍。我确实没有看到倪萍。但是我回北京以后不久，看到几个月前倪萍在中央电视台主持的“聊天”节目中我与她聊天的情景，结尾处却出现了她在官庄采访老乡们的图像和我跪在母亲墓前的形象，显然是后加上去的。她大概也是在那一天黎明时分离开临清赶到官庄的。

我要离开母亲的墓地了，内心里思绪腾涌。何时再来？能否再来？都是未知数。人生至此，夫复何言！我向围观的成百上千的乡亲们招了招手，表示谢意。赶快钻进了汽车，于上午十点回到了临清，前后只用了两个小时。但是为母亲扫墓的这一幕将会永远永远地印在我的心中。

2001.9.22

临清的宴会

最近若干年来，人们常常使用“饮食文化”一词儿。大家习以为常，不加追问。饮食怎样能成为文化呢？饮食与文化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古代的情况，我暂且不谈，只谈清代以来的情况。追求饮食精美的当然首先是那一批帝王将相和贪官污吏。这一批人只知道把燕窝鱼翅以及其他山珍海味尽量往肚皮里面填。他们其实是一批饮食的蠢才，并不知道什么叫精美。真正懂得饮食精美的是一批文人。但文人往往是阮囊羞涩，兜里没有钱，因而必须依附他人，主要是官僚和商人，后者尤甚。文人是真正懂得饮食精美的，清代袁子才就是一个好例子。郑板桥等“扬州八怪”大概也是如此。但是他们最多只是“七品官”耳，有的竟是“布衣”。他们之所以聚集在扬州，因为这里有盐商，个个腰缠万贯，富得流油，偏又想附庸风雅，于是文人与商人相结合，而饮食就愈加精美了。

临清现在只是一个县级市，可是过去是阔过的。大运河畅通时，这里是一个大码头，有码头就少不了商人。有商人就少不了文人，有文人就少不了文化，有文化就少不了饮食的精美，于是文化就同饮食结合了起来。津浦铁路修成通车，大运河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重要性。时日既久，除了南段还能通航外，北段的许多地方已经干涸，沧海变桑田了。临清往日的辉煌已成历史陈迹。但是，文化是一种古怪的东西，即使是基础已经不在，它的流风余韵却仍然能够长久地存在，表现在不同的事务上。

临清文化的流风余韵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它首先表现在饮食上，更具体一点说，表现在汤上。在全世界吃西餐，一般只上一个汤；吃中餐，也往往只有一个汤。西餐汤先上，中餐汤后上，上的先后虽不同，其为一个汤则一也。在临清却不然，每餐都是上许多汤，据知情人告诉我，汤的种类可以达到四十多个。这样许多汤，当然不能一餐上齐。谁也没有弥勒佛的大肚子，一次能容得下这些汤。往往是一餐只上三四个汤，以至六七个汤。不过让客人浅尝辄止而已。

我们这一次来到了临清，就尝到了临清的汤。《三国志演义》上说，曹操招待关公，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我们现在在临清却是一日三大宴。这是超特级的待遇。关公端坐在关帝庙里，想必也会羡慕我们，而怨曹操待他太薄。8月4日中午，我们这一队包括几十口子人的杂牌车，刚到临清下火车，临清市党政领导立即为我们准备了盛大的洗尘午宴。在清渊餐厅里摆了十几桌酒席。在桌子中间转盘上摆上了二十八个小碟，荤素全有。第一道菜上的就是一碗汤，我们都认为这是应有之仪，没有怎么去注意。但是，在以后陆续上其他菜时，中间又穿插着上不同的汤，碗碗味道不同。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和思考：怎么有这么多汤呀！这在别的地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以后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临清饮食文化的特点。山有根，水有源。世间万事万物没有没有根源的。临清喝汤文化的根源何在？我目前还没有时间和兴致去详细考证——由它去吧。

除了汤以外，其他菜肴也都颇为精美，极具临清的特色，我无法一一描绘。但是，更使我们感动的却是主人的热情。每次宴会，都有一个临清市或聊城市的领导来主持。他端然坐在主人座上，我坐在他的右面，这是首席贵宾的座位。主持宴会最多的当然是李吉增市长，此外还有聊城市张秋波市长、赵立银秘书长，还有从济南来的省领导董凤基、王克玉等等。他们无疑都是大忙人，然而却竟为我这一个已经成为九十老翁的返乡游子花费这样多的时间，我心里实在感到非常抱歉。我原来以为，这样盛大的宴会只能在接风和送行时才有，可是我错了，这样的宴会天天有。我原来又以为，这样盛大的宴会只在午餐和晚餐时举行，可是我又错了，连每天的早餐也是如此。我并不是什么高官显宦，他们无所求于我。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无丝毫私心杂念，无非是想对我表示纯真的敬意，这一点我是受之有愧的。再说到汤，它是每次宴会都必须有的。每次上七八个，好像是每一次都不太重复。至于我们究竟喝了多少种，我实在无法统计。在好像是按照二十八宿摆列成的小菜碟的圆形阵中，点缀上一碗接一碗的风味各有不同的汤，实在是一种特殊的享受，我相信，在全中国，只有在临清才能享受到的。

宴会之所以令人难忘，还不仅仅是由于汤多。而主要是由于热烈的气氛。比如说，在宴会上互相祝酒，本来是常见的事情，也是不可或缺的事情。但在一般宴会上，不过是点到为止，彼此心照不宣。可我们山东人多半是老实巴交的人，我家乡也不例外。他们敬起酒来，其势勇猛，全力以赴，不似点水的蜻蜓，而像下山的猛虎。酒量大的，还能抵挡一下；酒量小的，三杯入肚，就会出洋相。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在宴会上一定要千方百计地要让客人醉倒出丑，大说胡话，或者竟出溜到桌子底下，爬不起来。劝酒者有的以白开水当酒，欺骗对方，口中还念念有词：交情浅，舔一舔；交情深，闷一闷。两个人可能是最好的朋友，劝酒决无恶意。可是何以竟这样恶作剧呢？其中道理，我始终不明白，敬请心理学家或比较文化学家来探讨一下，或者竟召开一个国际讨论会，来予以解答。这会给世界学术做出重大贡献的。

回头再谈临清的宴会。我生平不嗜杯中物，也不敢说滴酒不沾。在宴会上我一般是以水代酒，从一开始，我就关门守住，高挂免战牌，不给对手以任何进攻的机会。来到临清，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即使我只喝白开水，敬酒者仍然是络绎不绝。遵照中国的传统礼节，别人来敬酒，被敬者必须站起来回敬。我自然不敢例外。我连连起立，主持宴会的主人看了不忍心，力劝我坐着不必起立。我也就顺水推舟，倚老卖老了。但是仍然不胜其烦。左边出现了一只敬酒的酒杯，我连忙举杯喝上一口白开水。右边又出现了一只，我又喝上一口白开水。有时候几只酒杯同时并举，我只好连连喝白开水，最后肚子喝得胀胀的，侵占了美味佳肴的位置。于是那些美味佳肴，包括著名的汤在内，也难以挤入肚中了。结果是，天天食前方丈，天天不饥不饱。

我感谢临清的宴会，也害怕临清的宴会。

祝寿大会

祝寿是我这一次回乡的重点，当然也就是临清和聊城两市领导精心策划的重点。

8月6日——我在这里想顺便说明一件事情：我的生日从旧历折合成公历是8月2日。由于一次偶然的笔误，改成了6日，让我少活了四天——算是我的生日，祝寿大会当然这一天举行，地点就是临清宾馆的礼堂。我不知道，这座礼堂是什么时候建筑起来的。即使是旧建筑，经过了整理修饰，目前是金碧辉煌，雕梁画柱，一派繁荣富丽的气象。人来人往，个个笑容满面，喜上眉梢。贺客不但盈门，而且是盈楼，盈堂。我在这里只能使用两句常用的套话：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只有这两句话能描绘当时情况于万一。

会场的布置也不落俗套。不是把主席台摆在舞台上，只有几个显要人物能坐在那里，高高在上，其余的人通通坐在下面，对于台上的人可望而不可即。如果再在主席台前摆上几株花木，那么主席台与群众的距离，就会显得更远，从下面看上去，“山在虚无缥缈间”了。今天在临清宾馆，在舞台下面大厅里用桌子围成了一个四方形的场子，场子中间摆上了一些花木，贺客围场而坐，没有一个人走上舞台，大家都在一个平面上活动，更显得亲切。

我被簇拥着坐上了舞台前一排桌子的正中间的座位上，面对礼堂的大门。我座位的左右两旁依次坐着省里来的领导，聊城市的领导，聊城师范学院的领导，临清市的领导。大概是因为来人太多，无法一一把来宾都介绍给这个寿星老。我瞥见右手桌前坐着一位穿大校军装的人，估计可能是聊城市部队的首长某某师长。我看到身着少将军服的王晓棠走上前去同他握手。我想，他们事前未必就已经认识了。只因同隶属解放军，见面倍感亲切，自然而然地就会握手交谈了。最使我感动的是不远数百里从济南赶来的董凤基同志和王克玉同志；不远数十里从聊城赶来的张秋波同志、赵立银同志、赵润生同志、程玉海同志等等。尤其必须提出的是老友欧阳中石和张茝京夫妇，还有山东大学校长展涛教授等等，等等。展涛教授从济南运来的大花篮凝聚着上千上万山大校友的情谊和热诚，使我感动不已。我端坐在寿星老的位子上，脑海里懵懵懂懂，忐忑不安，又是激动，又是兴奋，又是快乐，又是自愧，最后各种情绪搅汇成一团，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滋味了，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置身于什么地方了。

祝寿会一开始，首先走进来的是两队男女小学生，年龄不过八九十来岁，都穿洁白整齐的衣服，脖子上的红领巾闪烁着耀目的红光。为首的是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他们都站在方形会场的中间。首先向我举起右手行队礼，从容，大方，满面含笑，毫无拘谨之态。现在拘谨的倒是我了。我在喜悦、兴奋，又有点不知所措中，迷迷糊糊，没有能听清楚他们朗诵的是什么，好像是一首诗，我只听到季爷爷这，季爷爷那，满篇都是季爷爷，季爷爷长寿等当然是不能缺少的。我站了起来，同他们握手。如果不是被桌子挡住的话，我真想拥抱他们，每一个男女小孩，我都想拥抱。在我的眼中，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在间不容发的紧迫的时间中，在一刹那间，我不由自主地，像闪电似的，想到了许多事情。我一生同小孩子有缘，我喜欢小孩子，小孩子也喜欢我，我曾写了几篇专门谈小孩子的文章，其中《三个小女孩》被选入一些教科书中，流传久远。我对故乡的小孩子当然会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若干年前，每年六一和新年，我都要到书店里去选购最新出版的儿童读物，每次都在百本以上，寄到我的诞生地临清（原清平县）的官庄。我并非厚此而薄彼。我的能力有限，只能先从最近处做起。买这样的书还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我希望能够买得最新最全，因此曾多次不远数十里从北京西郊跋涉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好了书，然后再由几个人抬着到附近邮局里去包好寄出，买一次总要用掉半天的时间。我的主观愿望是未可厚非的，无懈可击的。我幻想先在官庄小学建成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然后再扩大到康庄，扩大到临清。如此买了几年，书的总数应该有二三千本了，我陶醉于自己的乌托邦中。可是有一年我回官庄，满以为能在小学里看到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了。实际上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我一本书也没能看到。这些书到哪里去了呢？在这里我不必细说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大梦我先觉”，从此我就停止寄书了。今天在这个祝寿会上，我见到了这些可爱的男女小孩子，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下定决心，要给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做一些对他们有利的事情。

祝寿会仍然继续进行下去。我在这里必须补上一笔。刚才小学生朗诵诗的时候，我一时喜从中来，眼泪夺眶而出。其实光用“喜”这一个字，是非常不够的，不止是“喜”，当时心情十分复杂，用什么语言也表达不清楚，反正决不是“悲”。后来听玉洁说，她也流了眼泪，而且她还说，她的眼泪是非常值钱的，决不轻易流的。我猜想，当时流泪的决不会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现在坐在那里，静静地听各方面代表的发言，但是听小学生朗诵诗时的感情，余波未息，仍然荡漾于我的心中。最近几年来，当然是由于年纪大的缘故，耳朵出了点毛病，并不是聋，因为别人说话我还能听到。但是有时候，特别是当对方说话有口音的时候，或者外国友人说外国话的时候，我往往只能听到声音，而不能听懂意思。可见我的问题不在耳朵，而在脑筋。最近参加座谈会，我连一半都听不懂，所以视座谈为畏途。这一点年轻人是难以理解的，等到他们能理解的时候，他们自己大概已经是耄耋老人了。

我静听各位朋友的发言，有的激昂慷慨，声音极高，我听懂的就多一点。有的轻声细语，慢条斯理，我听懂的就少一些。无论是声音高，还是声音低，内容完全是赞颂之词，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决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虚荣心的人，我也决不是一个完全淡泊名利的人。只不过是，由于我运气好，在四十多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在学术界里，在大学里，所有最高的荣誉和工资级别，我全已拿到了手。因此在那以后不知道有多少次的评职称评工资级别的活动中，我都表现出一种淡泊的态度，从来不与人争。这并非由于我的人品高，而是由于我已经争无可争，我已经到了顶峰，还能争些什么呢？最近若干年来，我吉星高照，出了几本关于我的传记，报纸杂志上有很多关于我的文章，还有几顶让我脸红的桂冠，我实在觉得内疚不安。一有机会，我就要告诉读者：我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了不起，书上和报刊上的话，只信一半就不少了。如果说我真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我还能有一点自知之明。我能吃几碗饭，我心里是明白的。今天我听许多朋友的发言，我心里想的就是上面这些东西。朋友们决不会欺骗我的，他们对我也是无所求的，他们讲的都是他们心中想说的真话。这一点我一点都不怀疑。我感谢他们。认为他们的话都是对我的鼓励。他们讲的不是我已经到达的境界，而是我应该到达的境界。

临了该我这个寿星老发言了。我性格内向，参加大会时，总想找一个旮旯儿躲起来。建国以来，运动频仍，不得不发言的时候越来越多了，于是在讲话或发言方面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不管是多大的场面，我从来不准备什么发言稿，也从没有怯场的感觉。在国外上千人的学术研讨会上，我登台用外语发表演说，据说还能够有条有理，不蔓不枝。因此，我自觉在讲话方面，我是见过大世面的，登过大台盘的。然而，到了今天，在自己的家乡，在几百人的会上，轮到我致答词了，我却作了难。感情激动万分，思绪千头万端，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心颤抖而难安，口嗫嚅而难言，勉强开了个头，又不知道怎样继续下去。结果是头顶上一榔头，屁股上一棒槌，语无伦次，颠三倒四，勉强讲完，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朋友们和乡亲们决不会让我下不了台的，照样鼓掌如仪。这是我生平最失败的一次发言。有人整理出来，刊登在《临清周报》上，我至今不敢再看一遍。几个文艺表演之后，祝寿大会就告结束，我走出会场，仿佛是腾云驾雾。

祝寿晚会

祝寿大会应该说是本次祝寿活动的高峰。但是，还有一座次高峰，就是祝寿晚会。

晚会的时间就在当天晚上，地点就在上午开会的礼堂里。地点虽然相同，但是布置却大大改观了。方形的会场不见了，代之以成排的椅子。我就被安排在第一排椅子的正中的一把上，在同一排就坐的还有王晓棠、郝斌等等北京来的客人。中石夫妇宛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们连午饭也没有吃，就离开了临清，害得一大批书法爱好者抱着成捆的宣纸，守候在他的房间门外，“望尽千帆皆不是”，最后只有怅然离开。晚会上当然见不到中石和茝京的踪影。倪萍也是神出鬼没，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悄然离开，晚会上当然也见不到她的面。徐林旗同样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出走的。两天前浩浩荡荡的“北京大军”，到了今天晚会上已经“溃不成军”了。

但是，这并没有很影响晚会的气氛。他们如果都在，这当然是天大的喜事。可他们都是忙人，能挤出时间陪我来临清，我已经是非常“感恩戴德”了。再要求他们始终如一留在这里，那无疑是非分的要求了。我初进会场，就发现人数比上午还要多。除了椅子上都坐满了人以外，站在两旁的人更是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因为我到孟祥家里去看了看，因此来迟了一点。我在第一排中间一落座，晚会就立即开始。

舞台上好像没有布幕，不像在别的地方那样，晚会开始前观众只能看到舞台上拉得严严密密的布幕。不久主持人先在两块大布幕接头处撩开一道缝探出脑袋，然后全身走出，大声宣布晚会开始。最后，大幕拉开，晚会真地开始了。今天却没有这些麻烦。台上电灯照得光亮胜过白昼，工作人员忙忙活活，走来走去，下面的观众看得一清二楚。时间一到，报幕人站在舞台正中的边上，向下面高声宣布即将上演的节目。宣布完毕，他一退场，演员立即就上场了。

今天晚上的表演，内容相当丰富，有京剧，有独唱，有戏剧小品，有印度舞等等。节目应该说是中外兼顾，古今杂陈，是很可观的。但是，最初在我心里，我并没有多少信心。我心想，临清这个小地方还能拿出多么有水平的作品来吗？不过是蹦蹦跳跳，热闹一番，聊表庆祝之意而已。可是，我完全错了。一场京剧清唱，唱小生的那一位演员，听来水平一般，没有什么动人之处；但是，唱老生的那一位却是一鸣惊人，字正腔圆，声遏行云，获得满堂喝彩。京剧我稍懂一点，一听就知道演唱者是一位行家。一打听才知道，他是临清戏校出身，后来到济南去，终于唱红了。这一次特别从济南赶回来为我祝寿，参加演唱。我心里十分感动。接着是一群小孩子在舞台上跳跳蹦蹦，大翻其跟头，不知道表演的是什么。但是，从翻跟头的技巧上来看，决不是一般小孩子的玩意儿，而是训练有素的。我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临清戏校的学员，是专家，而不是客串。我心里当然又十分感动。

最使我感动的，也是最出我意外的还是印度舞。大概是临清的主人们知道我是研究印度的，研究印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所以特别安排了这样一个节目。印度这个国家，是同中国并称的文明古国，文学艺术有许多独到之处，远非其他国家所能望其项背，而舞蹈则简直可以说是独步天下。一部《舞论》是印度文艺理论集大成之作，然而却以“舞”名之，可以窥见其中消息。实际上“舞蹈”和“戏剧”在词源学上实为同一来源。一直到今天，印度电影曾一度风靡世界，几乎没有一部没有舞蹈场面的电影。我曾六下天竺，几乎走遍了印度全境，到处都能看到舞蹈。印度舞蹈有很多不同的派别，派派各具特色，而精妙绝伦则一也。我曾同一些印度著名的舞蹈家谈过话，男女都有，知道在印度当一名舞蹈家并不容易。光是训练时间就长达数年，有舞蹈天才者并不多见，要想在成千上万的舞蹈家中崭露头角，更是“难于上青天”。我曾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中看一位著名的青年女舞蹈家表演，表演完毕，应该吃一点点心，喝一点水了。但是对送上来鲜美的冰激淋，她却一口也不尝。我吃惊地问她为什么，她坦然回答说，吃了怕发胖，影响了自己婀娜的身材，从而影响了舞蹈的效果。这种对艺术的执著与忠诚，使我慨叹不已。总之，通过半生的观察与经验，我深知印度舞蹈之艰难苦辛。不意在远离印度万里的中国的并不能算是通都大邑的临清，在今天的晚会舞台上，竟出现了印度舞，我只能借用德国人常用的一个词儿“愉快的吃惊”（Angenehme Überraschung）来表达我此时的心情了。我决不相信，临清戏校的课程表上会有“印度舞蹈”这一项。这一定是为了庆祝我的寿辰临时抽调了几个男女儿童，加紧训练出来的。我对于印度舞蹈看得多了，也略知一二。看这几个跳印度舞的儿童，虽然不能像印度舞蹈家那样炉火纯青，然而一举手，一投足，还真蛮像那么一回事，我十分高兴。我此时的心情，怎能用“感动”二字了得。看到这几个儿童那认真的模样和天真的笑容，我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最后一个登台的是王晓棠将军。她年轻时是电影演员，曾在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饰过重要角色，为广大电影爱好者所倾慕。后来担任导演，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她最新导演的一部影片《芬芳誓言》，曾在多处放映过。今年夏天，王晓棠和王宸带着影片来北大放映。观看的人，只要我遇到的，没有一个人不流泪的，影片感人的程度是空前的。现在这一部影片已经获得了所有的电影奖。在这之前，我曾写过一篇影评《欢呼〈芬芳誓言〉》，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我这一次返乡，王晓棠就带着这部影片来到临清放映。她得胜回朝，今天下午已经同我话别。我万没有想到，她竟在上火车前还参加了这次祝寿晚会，又登台朗诵自己写成的祝寿的诗。她这种热情怎能不让我这个耄耋老人万分动感情呢？

无论是小孩子的舞蹈和表演，还是王晓棠的朗诵，歌词我都听不清楚，但有两个字我是能够听清楚的，这就是“季老”。好像所有的演唱都只是一个主旋律，而这个主旋律就是“季老”。我在上面曾多次，很多次使用“惭愧”或“内疚”这样的词儿。世间无论什么东西，重复过多就会令人生厌，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我在这里之所以这样重复，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真实感受，不这样做，内心就会十分不安，决无半点虚假的成分。自念九十年以来，我确实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也确实犯过不少的错误；但是我决没有做过半点对不起我们伟大祖国的事情，即使冒一些可能是很大的风险，也在所不惜。然而，祖国人民对我的回报却远远超出了我个人认为应该有的水平。这一次回到故乡，更使我惊诧不已。今天的晚会上对我的颂赞更使我坐立不安。我一介书生，无权无势，无论是市领导对我的热情接待，还是小孩子们对我的赞颂，决不可能有任何功利目的，连一丝一毫也不会有的。区区不佞对他们会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完全是出自一片真诚，没有一点要求回报之意。我虽已年届九旬，还希望再活上若干年，能为我们祖国，为我的故乡，为故乡的这些可爱的孩子，竭尽全力，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晚会结束后，我不由自主地走上了舞台，想对今天参加表演的大小演员们表示我的由衷的谢意。刚才坐在下面的时候，礼堂里开着空调，放着冷气，没有丝毫炎热之感。但是，一登上舞台，一股热浪立即扑面而来。原来舞台上照明灯极多，每一盏都放射出高低不同的热量。如果照明灯少，热量就不会太大；但是，舞台上几乎是布满了照明灯，加在一起，其热量就十分可观了。而且舞台还不能通风。演员们是在火焰山下载歌载舞，而坐在下面的观众，包括我自己在内，只是欣赏舞台上的轻歌曼舞，又哪里会想到台上演员们的苦恼呢？刚才我坐在下面的时候，看到一个小男孩穿一身皮袄在表演，这是剧情的需要，谁也改变不了的。小孩认真表演，满面含笑，他身上承受的热度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知道。我现在上了台，才看清，所有的大小演员的脸上都流满了汗珠。同他们握手的时候，他们的手像刚从水里拿出来一样，也是流满了汗水。我一时心潮腾涌，眼泪落到了他们手上。

我走下了舞台，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鼓掌声，祝寿晚会到此就结束了。整个的祝寿活动到此也算是结束了。愉快、兴奋、感激、愧疚的心情，伴我进入梦中。

环游临清市

昨晚的祝寿晚会标志这次祝寿活动的终结。今天，8月7日，是我们预定回京的日期。我们仅有几个小时的“自由活动”的时间；但是，李市长、赵秘书长等还给我们安排了参观市容的活动。

我们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已经走掉了一半。临清本是文化古城，有许多著名的旅游景点。已经离开的人们大概早已抽空参观过了。他们都是能活动的人物，像清真寺、舍利塔、鳌头矶等等名闻遐迩的著名的景点，他们决不会放过的。

一吃过早饭——顺便说一句，这一顿早饭又是一次盛大的宴会——我们的车队立即出发。由于人数减少了，车队已经不能排成像初到时那样一条长长的龙，而只能排成一条短龙了。即使是这样，仍然是警车开道，呼啸过市。我们的车队只在“季羡林资料馆”停下了一次，让大家进去看了看，然后又登车前进，再也没有停过一次。在马路上有时候能看到空中有横跨街道两旁的红色大布标，上面的字样是：“庆祝季羡林先生九十华诞”。据说，有人问过街旁卖冰棍儿小女孩：“你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吗？”小女孩答道：“给季老过生日。”由此可见，从临清一直到官庄，大概都把这件事当做一件大事来操办的，所以才几乎无人不知。至于我自己怎样想，上面已经屡屡提到，这里不再重复了。

我们的时间有限，而且这一次出行的目的也不是游逛著名的旅游景点，而是让我们了解一下临清市的全貌。因此车队一路向前行驶，陪伴我们的主人随时向我们讲解点什么，指点点什么。我们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而是“夏风吹暖车轮疾，半日看遍临清市”。我们看到的是宽阔的马路，十分洁净；是两旁新建的高楼，光彩照人。我注意到，连属于现代大城市标志的美容院之类的店铺，路旁也能够看到。这确有点出我意料，我确实没有想到，在现代大都市里流行的舶来品美容院之类的玩意儿竟也传到了临清来，由此也可以看到临清现代化的水平。在京杭大运河畅通的千百年中，临清是运河上的大码头，商贾辐辏，人物麇集，车水马龙，歌吹沸天，是阔过一阵子的。津浦铁路一旦修通，陆路交通代替了水上航运。于是临清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七十年前，我初次到临清时，已经是一片破败没落的景象，没有人会想到当年的辉煌了。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给临清带来了生机。但是，据我的猜想，给临清带来真正的大转机的恐怕还是改革开放。最近十几年来，我总共回家四次，旧貌换新颜，一次比一次显著。今天是我最近一次还乡的最后一天，我感到临清已经具备了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几乎所有的条件，其规模当然比不上有上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但是一个只有二十万人口的小都市已经有现在这样的规模，我这个境外的游子能不由衷地感到欣慰吗？

我们的车队继续前进。我们看到马路两旁有许多空地，这在北京市内是万难见到的。北京市内，寸土如金，盖新房子，地皮难寻。近年来进行了多次的危房改造工程，改造的大都是小胡同、大杂院，房子都是平房，占地多，住人少。大杂院中，又脏又乱，居民之间，矛盾又多，谈不上什么安定团结。所谓“改造”，实际上就是拆迁。拆迁之后，搬迁户大多移居高楼之中。这样腾出来的地面多半用于绿化。这种办法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完全符合现代潮流的。临清大概也存在着危房改造的问题，但是决不会太严重。这里有足够的地面，可以绿化，可以建房。这一点是使我们这些从大都市里来的“外星人”感到十分快慰的。

最让我们，特别是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在一条大马路旁一片很大的空地上，看到了临清大学的校址。大学虽然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许多楼房已经拔地而起。现在挂的虽然是聊城师范学院临清分院的招牌，但是，我相信，在若干年以后，一座崭新的临清大学会在这里出现。我们再往前走，又看到在远处的空地上耸立着一座红白相间的小楼。据陪同人员介绍，这是临清的监狱和收容所。我们北京来的人都不禁大为兴奋：怎么，这竟是监狱！楼里面什么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仅从外表上来看就颇有吸引人的地方。我们大家互相开玩笑说：我们到这里来蹲监狱吧！笑话终归是笑话，谁也不会当真的。但是，从这个笑话中也可以看出，北京来的人对临清的建设是非常满意的。

我们只用了一个多小时遍游了临清的新区。回到宾馆以后，又进行了一项可以说惊师动众的活动：全体人员合影。这几乎是在每一次大会上都不可或缺的节目。看上去相当简单，不就是大家坐下来或者站着一起照相吗？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我是一个开会的专家，近五十年来，我参加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不计其数。几乎每次开会都必须合影留念，我曾在中南海一块大草坪上同数百名各界人士合过影。那次合影确实是秩序井然的，因为是以我们直立半小时为代价的。在其余的会后合影时情况则完全不同。指挥摄影的人左右奔跑，高声呼喊，然而效果甚微。你说：“大家请静一静！”然而那些特立独行的男女人士却偏要交头接耳。你说：“大家请看着我！”他们却偏要左顾右盼，你说：“大家请赶快就座！”他们却偏要姗姗来迟。左边的秩序整顿好了，右边又乱了起来；前面的秩序整顿好了，后面又乱了起来。等到费过千辛万苦，把相照完，即使是在冬天，指挥者的额头上也会淌下汗珠。我暗想，宁愿指挥千军万马，也不指挥几百人合影。然而，今天在临清，情况却完全不同。合影者共约六七十人，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然而，指挥者却胸有成竹，指导有方，干净利落，一转瞬间而合影完成，我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我潜意识里想的大概还是过去那一套。我和北京来的人都有点吃惊。小中可以见大。我们窃窃私议，我们共同的印象是：临清现在这一批领导干部，年纪轻、学位高、热情足、干劲大，他们都不会是“笼中鸟”、“套中人”，他们都将有更辉煌的前途。合影以后，是我们北京“代表团”离开临清的时候了。临清市的李吉增市长、聊城市的赵立银秘书长，率领着将近二十位临清市人大常委、市政协以及其他组织的领导干部，又是警车开路，送我们到了车站。在送行的人中，我看到两位同出生于官庄的人大常委副主任马景瑞和匙永春，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他们对我的拳拳之情，我是感觉到的，并且永远不会忘记。火车一到，我们都登上了车。同这一群可爱的人分手，我并没有什么通常会有的离情别绪，塞满了我的脑腔的是感激和愧怍。我季羡林有何德何能，竟蒙我的父老乡亲这样地关爱。今后我唯有再多活上一些年，再多努力一些年，再多勤奋一些年，能够为我们临清、我们山东、我们中国做出点有益的工作，庶能回报故乡父老乡亲的高谊隆情于万一。

我沉思在京九路上。

发思古之幽情

今天的临清，现实的临清，我们在短短的四天中算是已经看到了，已经触摸到了，已经感觉到了。但是，临清是一个历史名城，已经有两千来年的历史了。现在我静坐在火车车厢中，四天的繁忙已经被抛在身后，心情完全沉静下来，对临清的思古之幽情油然而发。

一 渺茫的过去

临清也可以说是历史文化名城。西汉初年，即以清渊县之名建县。后到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由于地傍清河（卫河古称）而更名为临清，一直到今天未变。历史上曾一段时间，升格为临清州。后又恢复为县，前几年撤县建市，因此，临清市是现在完整的名称。

同其他历史文化名城一样，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历史上，临清走过的也不是一条平坦的阳关大道。有时繁荣，有时衰落；有时升，有时沉。据我个人的看法，隋代开通京杭大运河以后，临清是运河上的一个大码头，是中国经济的大枢纽之一。几代皇帝南巡，都经过临清。政治经济繁荣的结果，必然是人文荟萃。清代的扬州，后起的上海，以及明清时代的北京都是最好的例证。扬州八怪，为什么独独汇集于扬州，个中消息，实堪玩味。哪里一有油水，文人中的帮忙者和帮闲者，必然趋之若鹜，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规律。遥想当年临清盛时，必然是廛闬扑地，歌吹沸天，徜徉于街巷间者，不但有华人，也有碧眼黄发的老外。元代西方旅行家和传教士，从南方到北京，必然要经过临清。到了今天，临清狮猫，俗称波斯猫，仍然蜚声全国，扬誉环球，其中原因，不难寻得。近百年来，津浦铁路的修通，导致了临清近千年来最大的衰落。这一条铁路代替了京杭大运河。大运河北段逐渐干涸。南北交通别有径，临清繁荣黯然收，临清已非复昔日之临清矣。然而，天道循环，往复不已。近日京九铁路修通，临清为车站之一，行将见临清复兴在望，像我这样一个临清人，当然是手舞足蹈了。

往事如云如烟，又复纷纭万端，我这一只笔实在难以写得周全，我现在姑且从旧日的《临清州志》上抄几段现成的话，看看过去的文人和官僚是怎样看临清的。

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赵之埰序说：

夫临清为畿南一大都会，水陆辐辏，甲于二东。

同书王俊序说：

临清自元开渠通运。明初复加疏凿，为挽漕之喉，为萃货之腹。舟车络绎，商贾辐辏。天下之行旅出乎其途，岿然一重镇矣。

同书卷二，“疆域”、“形胜附”，论曰：

天下之大州邑以千计，若棋布，然其间此区彼界，犬牙相入，尺土寸壤，各有攸归，疆域之不可不辨，非一朝夕故也。清源当兖赵之交，据东南上游，水合漳卫，河扼会通，形胜甲于山左，可不谓一大都会欤！

Q 先生。但是，不管怎样说，这光荣已经渺矣茫矣属于过去了。我们要认真关注的是我们的现在。

二 璀璨的现在和更璀璨的未来

过去是现在的前身，现在是过去的继续，而未来则是过去和现在的更一步的发展。三者的关系游移不定，每一个时代都不相同。

我们不是哲学家，我们不研究抽象的时间，我们关心的是历史的时间，众多周知，历史是无法割断的。历史有如流水，“抽刀断水水更流”。临清璀璨的现在，我在上面已经讲了一些。但是现在的璀璨却包含着很多历史上过去的成分。比如名胜古迹都来自历史，到了今天又发出了崭新的光芒。这种情况全国以及全世界莫不皆然，不仅限于临清，但是让我发思古之幽情的正是这些名胜古迹。在今天弥漫全国全世界的旅游热中，具有最大吸引力的，除了自然风光外，正是这些名胜古迹。我现在就把临清的名胜古迹中最著名者扼要加以介绍，我介绍的重点是历史的来源。历史的来源介绍清楚，其现在的情况也就蕴寄于其中了。从《临清州志》和《临清县志》中，我们可以知道，临清的名胜古迹相当多，比现存的要多得多。但是沧海桑田，古今通例，有一些名胜古迹，或已消失，或已被遗忘，这些当然不在我介绍之列了。

三 舍利宝塔

舍利宝塔是大运河上的名塔，与杭州的六和塔遥遥相对。明万历年间州人柳佐建永寿寺，同时建塔。现在寺已不见踪影，寺内原有铁铸大士像，高三丈二尺，也同样失踪，唯宝塔巍然独存，成为一著名景观，明清两代文人墨客多有题咏之者。据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清李基和有《清渊十景诗》之作，其中之一即“塔岸闻钟”，我现在抄在下面：

前明万历间，州人柳大司空偕士人建立舍利宝塔，相传有舍利子七粒置其上。塔九级，嵌空玲珑，极工人巧。上出重霄，下临无地，风生八面，五月清秋。旁有禅林曰永寿，林木周遭，楼阁巍焕，水陆往来，咸瞻仰留连，忘人间世。时有好事者，放舟临彼岸，听晚钟静，梵铎响松涛，琴韵思清，江声欲起，殆不仅以多宝琉璃侈壮观也。

静夜维舟近上方，

间听老衲诵梁皇。

台城乱后浮屠盛，

千古兴亡说景阳。

《临清县志》记述说：

舍利宝塔，在城北五里许卫河东岸永寿寺南。明万历间邑人柳佐建。俗称其地为塔湾。塔九级，高十余丈，作八角形，矗立岧峣。登其上可以望岱。清顺治时，荷兰国人曾赏其建造之工，图之以去。旧志十景所谓塔岸闻钟即此。惜民国四年内部焚如，登临者仅可升至第三级，其胜概已非昔比。

同书《建置志六》又有关于舍利宝塔的记述，内容没有新东西，不再抄录。同书《艺文志三》载有清孔胤樾的一首诗《登永寿寺塔》：

浮屠创何代？疑非人力营。驱车近胜地，百丈午阴平。兴到不计险，欲穷迹罕京。心气自肃穆，雅循绳墨行。所历未及半，回首魂魄惊。纡曲力易竭，喘汗前交并。豁然开一境，暗牖贮虚明。天象眺无际，人物尽孺婴，日静风声举，鸟雀绕衣鸣。忽感天地大，胡为安小成。归来卧斗室，幽梦入蓬瀛。

艺文还有一些，比如《县志·艺文·诗词》中所载张树梅的《塔岸钟声》等等，不再抄录了。前若干年，由于胡乔木同志的帮助，国家文物局和山东省市拨专款修缮舍利宝塔，而今又焕然一新，大概在几百年内，游人又可登临凭吊了。

四 五样松

这是非常奇怪的一棵古松，一棵树上有五种不同的叶片。松树有两种叶片的——一种是尖的，这本是一般松树都具有的；一种是扁的，类似柏树的叶片——并不稀见；但是，一棵树上长有五种不同的叶片，却是极为罕见的了。它成为名胜，也是当然的。

这一棵树，《临清县志》上有一段记述：

今城东陈家坟村东河两殷庄陈氏先茔内有松一株，黛色参天，蔚然深秀，高五六丈，围二丈有奇，老干轮囷，实为巨观。虽不详何时植，约为数百年物。以其枝叶形态不一，亦称五样松，一称栝子松，或谓即桧柏，其味香过檀，色紫逾桂，行其下者，时闻涛声谡谡，亦一奇也。

五 鳌头矶

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

〔鳌头矶〕在中洲东起处，砌以石如鳌头突出。筑观音阁其上，旧闸二，新开闸二，各分左右如是，广济桥尾其后。明知州马纶题曰鳌头矶三大字，州人方元焕书，俗谓之观音嘴。阁当汶水之冲，原有古堤，日久潮圮。清丰右都督刘聚，过而筑之，费千金，阁赖之。凡南船至，多停泊游憩，遂称名焉。

诸巏诗：十年三往复，此地忽重经。尘土长安牵，烟波汶水舲。平川涵夕景，远树隐春星。鲁酒偏难醉，从人笑独醒。 李东阳诗：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向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临清县志》：

鳌头矶 在鳌背桥西数十步东洲初起处。砌以石，如鳌头突出。筑观音阁于其上。旧闸、新闸各二，分左右如鳌足，而广济桥尾其后。明知州马纶题曰鳌头矶，邑人方元焕书之。近因建进德分会，拆矶前木坊，移于会址，方书已失。俗称其地为观音嘴。昔日津途旅客登阁远望，全市景物，历历在目。明李东阳有过鳌矶，诗见艺文志。邑中十景之鳌矶凝翠即此。

值得注意的是，《县志》与《州志》所记鳌头矶已微有变化。此万事万物之通理，不足为奇。

《县志》下面在“名胜类”又有关于鳌头矶的记述，不出上引文范围，不再抄录，《县志·艺文志三》又引明诸巏诗，注明“吏部侍郎”。引李东阳诗，注明“大学士，长洲人”。

六 钞关

《临清县志·建置志·政治类》：

钞关 临清居运河要冲，百货骈集。明宣德四年（1429）设关于此，内有厅堂，有仓库，有巡栏舍。仪门之外，南为舍人房，北为船料房，前为正关，有坊二，曰裕国，曰通商。南侧为玉音楼。又临为坊，曰国计民生。坊之北为阅货厅。河内沉铁索达两岸，开关时撤之。隆庆元年，关主事刘某购北邻民房五十余间扩充之。清乾隆十年，巡抚喀尔吉善檄知州王俊重修，有碑记。民国十九年废。二十二年，鲁北民团军指挥部驻防其间。指挥赵仁泉增建舍宇，形势盖复崇焕。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中载有榷使李基和的《清渊十景诗》，其中一首是“津楼夜雨”。原文是：

清渊关当南北要津，往来经商及宦游人出此者，必以封榷是索。榷西岸有前朝建玉音楼。风雨中宵，旅航系缆，自楼上听之，泪三声下。时有弹水调龙吟者，叶彼潇潇，愈添愁思。（下面是诗）：云迷烟冷水淙淙，客话巴山恼未降。图画不须临二米，潇湘一幅在呈艭。

七 清真寺

《临清县志》有多处关于清真寺的记述。在《建置志·宗教类》：

清真寺有三，为回教民族所建。一在卫滨下渡口，俗称老礼拜寺。其临河水亭颇峻伟。一在马家大院，为中寺，一名新寺。在洪水坑上者为东寺，规模较小。若城西之洪官营，城北之八里圈，城南之焦庄等，亦各有寺，为乡居回族礼拜之所。

按回族出于亚拉伯，一名大食国，谟罕默德为创教主。回教东渐，在李唐盛时。其徙居临清，在元明之际。相传老礼拜寺为明常遇春所建。

同上书《礼俗志四·宗教类》又有关于回教的叙述：

回教 临清之有回教始于元明之际。教民从盛，约占全部户籍千分之三四，与居民杂处之，为土著，礼俗虽殊而畛域无间。其文化卓然，人材蔚起，尤非他教所可几及。考回教渊源创于谟罕默德，称为至圣。其教仪礼拜服饰饮食，各有定式。奉其教者，戒律颇严，富于保守力。回民聚处之地，皆有礼拜寺，寺内掌教名曰阿衡。每年斋月，则昼节饮食，以资儆戒，名曰拔斋。至夜半始由寺内号呼公同进食，以一月为期，月尽即过年，与新旧历均殊科也。

·诗词》又有张树梅的诗《清真寺吊古》：

五百年来建筑功，清真古寺旧知名。云移帆影依墙过，日照楼台背水明。蕃将拥旄传魏博，花门留骑说开平（寺为明常遇春所建，回族来临之始）。萧萧芦苇秋风里，犹似当年草木兵。

上面引用的几段话，对回族来到临清的时间说得极为清楚。字里行间流露出，在临清，回汉两族相处是相当融洽的。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两个民族、两个宗教相遇时，往往会产生碰撞和矛盾。这是世界史和中国史上常见的现象，而临清独不如此。一直到今天回汉两族，虽然仍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但相互尊重，亲密无间。两个民族同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嘴上不讲，但在心中都是能感觉到的。在今天的世界上，烽火四起，遍地狼烟，民族和文化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临清却处在一片祥和中，我们都会感到无比欣慰的。

八 临清狮猫

我在这里想写上一段短短的插曲，讲一讲临清狮猫。

临清狮猫，俗名波斯猫。顾名思义，可见这个猫种是从波斯来的。我想“波斯”中也包括阿拉伯，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临清县志·经济志·物产》有一段话：

一曰狮猫，比寻常者较大，长毛拖地，色白如雪，以鸳鸯眼者为贵，最佳者每对价值百元，北街回民多畜此居奇。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是“最佳者每对价值百元”。当时人民生活每月用不到十元，百元就是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其珍贵实能让人吃惊。一点是回民畜养，可见这种猫是从阿拉伯波斯一带传进来的。“波斯猫”之名即由此产生。

我还有一个问题：当年京杭大运河长达数千里，两岸名城林立，为什么回族独聚居于临清，而波斯猫也独产于临清呢？我认为，解释只能有一个：当年临清在运河两岸群城中，商业特别繁茂，文化特别兴隆，因而吸引力也就特别巨大。因此，外来的民族才独垂青于此地。别的解释，我暂时还想不出来。

我一向主张，文化交流可以促进彼此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以及波斯有过长时期的多种多样的文化交流，东西史学家论之者众矣。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敢多所论列。我只举波斯猫一项，谈个人的一点感想。现在“文化”一词儿滥用现象极其严重，什么东西都是“文化”，看了令人生厌。我不想再创造“猫文化”一词来参加搅和。但是，我是爱养猫的。文艺界老前辈中也不乏爱猫的人，比如冰心、夏衍、梁实秋等等，都以爱猫著称。冰心老人的猫是纯白的，可能就是波斯猫。爱猫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当然不能提高到世界大局、人类前途等等的水平上来评论；但是对某一些爱猫的人来说，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小猫能带给他们从别的地方得不到的快乐。对这些人来说，难道这不能算是大事吗？

九 临清和海外的关系

在上面的叙述中，我已经涉及临清和海外的关系。现在再笼统说上几句，最后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中国与域外交通，不出陆海两途，飞机是近百年来才出现的。从几千年的发展规律来看，是从陆上和海上过渡，最初是陆，辅之以海；最后是海，辅之以陆。横亘欧亚的丝绸之路的升沉，可以透露个中消息。到了唐、宋、元、明、清时代，海上交通逐步兴隆。回教东渐，唐代当已开始。至于来临清的时间，上面讲到的《临清县志》说是在元明之际。我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姑从其说。他们来的路线，估计是从海上，否则不会通过大运河。但是，从大运河来到中国北方，特别是首都北京的外国其他宗教还有天主教。天主教徒从欧洲起程，乘船绕过非洲极南端的好望角，不远数万里来到中国，在中国南方登陆。明清之际多在澳门登陆。然后再跋涉千余里，经过大运河——当时唯一的直贯南北的通途——向北京进发。从元代开始，这样的人是不会少的。连著名的马可波罗也在其中，他一定是经过临清的，可惜在他的《游记》中没有记载。我们也无可奈何了。

读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enry Yule）的名著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东城记程录丛》），第一册，伦敦，1913年，页212—214，其中有关于临清的记述。这是天主教神父鄂多瑞克（Odoric）旅行记中的一段记载，时间是1316年至1330年，是在中国的元朝。原文是：

离开了那一座城市Manzu（扬州？明州？镇江？），沿淡水运河走了八天以后，我来到了一座城市，叫做Tenyin。它位于一条叫做Caramoran河的岸上，这一条河流经中国的正中，一旦决口，为害甚剧，正如Fenara的Po河。

Tanyin一字，还有些不同的写法，不具引。根据鄂多瑞克航行的时间，再根据此城的地望，此城必是临清无疑。Caramoran 河，意思是“黑河”，此处只能是黄河。因为“流经中国的正中，一旦决口，为害甚剧”，这种情况也只有黄河可有。至于拼音的不准确，颜色的混淆，都由于元代语言的隔阂，地理知识的匮乏。一个外国人不可能带有专门的翻译，要求完全不出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鄂多瑞克为什么给临清记上一笔，我们只能推想，元代的临清已经贸易兴隆，文化昌明，成为大运河沿岸的一个重要城市了。

思古幽情到此结束。

虽曰思古，实讲现在。试想，中国如果没有长城、没有孔林、没有殷墟、没有秦俑、没有汉柏、没有唐槐，等等，等等，能成为今天的中国吗？能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的中国吗？

临清亦复如是。

我在上面讲的那一些名胜古迹都来自过去，到了今天又发出了新的光芒，为我们临清增光添彩。我相信，到了将来，它们仍然会发出更新的光芒，为未来的临清增光添彩。

今天，中国已经换了人间，临清也随之换了人间，京九铁路已经修通，临清有站，与津浦铁路并驾齐驱。将来还会有新的铁路修到临清。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而我们伟大的祖国国势日隆，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我国却一枝独秀。临清的未来与祖国的未来是分不开的。我说临清的未来会比过去和现在更加光辉璀璨，难道是一厢情愿无稽之谈吗？行将见我们的临清在未来将把过去的璀璨和现在的璀璨熔铸在一起，更从而发扬光大之，达到超璀璨的水平。我作为一个临清人，真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2001.10.29写毕

忆念张天麟

我一生尊师重友，爱护弟子。因为天性内向，不善交游，所以交的朋友不算太多，但却也不算太少。我自己认为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几乎所有的师友都在我的文章中留下了痕迹。但是稍微了解内情的人都会纳闷儿：为什么我两个最早的朋友独付阙如？一个是李长之，一个是张天麟。长之这一笔账前不久已经还上了，现在只剩下张天麟了。事必有因。倘若有人要问：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说老实话，我自己也有点说不清道不白。在追忆长之的文章中，我碰了下这个问题；但也只是蜻蜓点水一般一点即过。现在遇到了张天麟，我并没有变得更聪明，依然糊涂如故。张天麟一生待我如亲兄弟，如果有什么扞格不入之处的话，也决不在他身上。那么究竟是在谁身上呢？恍兮惚兮，其中有人。现在已时过境迁，说出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还是不去说它吧。

张天麟，这不是他本来的名字。他本名张天彪，字虎文。因为参加了国民党的革命，借用了他一个堂兄的名字，以作掩护。从此就霸占终生。我于1924年在新育小学毕业，觉得自己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是一只癞蛤蟆，不敢妄想吃天鹅肉，大名鼎鼎的一中，我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凑凑合合地去报考了“破正谊”。又因为学习水平确实不低，我录取的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算是沾了半年的光。同班就有老学生张天彪。他大我四岁，因双腿有病，休学了四年，跟我成了同班。在班上，他年龄最大，脑袋瓜最灵，大有鹤立鸡群之势。当时军阀滥发钞票，大肆搜刮，名之曰军用票，是十分不稳定不值钱的纸币。从山东其他县分到济南正谊中学上学的学生，随身带的不是军用票，而是现大洋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钞票，都是响的硬通货。正谊是私立中学，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学校的开支。张天彪不知是用了些什么手法，用军用票去换取外地学生手中的现大洋或中交钞票。我当时只有十三岁，对他这种行动只觉得有趣，也颇有学习的想法，可是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只好作罢。这种本领伴随了张天麟一生。

正谊毕业以后，我考入了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时间是1926年，我十五岁。从此以后，我走上了认真读书的道路。至于虎文干了些什么，我不清楚。可能是到南方什么地方参加国民党的革命去了。我们再次在济南见面时，大概是在1928年末或1929年初，反正是在日寇撤离而国民党军队进驻的时候。这时候，他已经当了什么官，我不清楚，我对这种事情从来不感兴趣。但是，我却微妙地感觉到，他此时已经颇有一些官架子了。

时光一下子就到了1930年。我在省立济南高中毕业后，来到北平，考入清华大学。虎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北平来的。他正在北京大学德文系读书，投在杨丙辰先生麾下。虎文决不是阿谀奉承，作走狗，拍马屁那样的人物；但是，他对接近权势者和长者并取得他们的欢心，似乎有特异功能。他不久就成为杨丙辰先生的红人。杨先生曾一度回河南故乡担任河南大学的校长，虎文也跟了去，成为他重要的幕僚。杨先生担任大学校长的时间不长，虎文又跟他回到了北平。回来后，他张罗着帮助什么人成立了一个中德学会，他在里面担任什么职务，我不清楚，我一向对这种事情不大热心。后来，他之所以能到德国去留学，大概走的就是这一条线。

我于1934年在清华西洋文学系毕业，回母校济南高中教了一年国文。于1935年考取清华与德国合办的交换研究生，当年夏天取道“满洲国”和西伯利亚铁路，到了柏林。秋天到了哥廷根，一住就是十年。我不记得，虎文是什么时候到的德国，很可能是在我到了哥廷根之后。他在Tübingen 念了几年书，拿到了博士学位，又回到柏林，在国民党政府驻柏林公使馆里鬼混，大概也是一个什么官。此时，他的夫人牛西园和儿子张文已经到了德国。有一年，可能是1939年或1940年，我想回国，到了柏林，就住在虎文家里。他带我去拜见大教育学家Spranger和大汉学家Franche 。我没有走成，又回到了哥廷根。隔了不久，虎文全家到哥廷根去看我，大约住了两个礼拜，我们共同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至今难忘。1942年，德国与汪精卫伪政权建交，国民党公使馆不得已而撤至瑞士。虎文全家也都到瑞士去了。我同当时同住在哥廷根的张维、陆士嘉夫妇共同商议，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跟日伪使馆打交道，宣布了无国籍，从此就变成了像天空中的飞鸟一样，任人射杀，不受任何国家的保护。

过了几年海外孤子的生活，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德国师友对我们都极好。转眼到了1945年，三个妄想吞并世界的法西斯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相继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人类又度过了一劫。该是我们回国的时候了。最初攻入哥廷根的是美国军队，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由英国军官来主持全城的行政工作。我同张维去找了英国军官。他把我们看做盟邦的“难民”（displaced person），很慷慨地答应帮我们的忙，送我们到瑞士去。当时德国境内的铁路几乎已完全炸毁，飞机当然更谈不到，想到瑞士去只能坐汽车。那位英国军官找到了一个美国少校和另外一位美国军人，驾驶两辆吉普车，把张维一家三人、刘先志一家两人和我共六人送到了瑞士边境。我们都没有签证，瑞士进不去。我打电话给中国驻瑞士公使馆虎文，他利用中国外交官的名义，把我们都接进了瑞士。离开德国边境时，我心中怅然若有所失。十年来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就此结束了。众多师友的面影一时都闪到我眼前来，“客树回看成故乡”，我胸中溢满了离情别绪，我只有徒唤“奈何”了。

虎文此时在使馆里是个什么官，好像是副武官之类，有一个少校的军衔，还是什么《扫荡报》的记者。我在上面提到的他那种“特异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其实并不真正崇拜蒋介石，也不能算是忠实的国民党员，他有时也说蒋和国民党的坏话。这时公使馆的公使和参赞之间有矛盾。每次南京政府汇款给使馆接济留欧的学生，参赞就偷偷地泄露给我们，我们就到使馆去找公使要钱。要的数目是多多益善，态度则是无理取闹。使馆搞不清留学生的底细，不敢得罪。当时仅就留德学生而论，有一些确非“凡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外加冯玉祥、居正、戴传贤等国民党大员的子女均有在德国留学者。像我这样的卑贱者，搀在里面，鱼目混珠，公使馆不明真相，对留学生一律不敢得罪，坐收渔人之利，也弄到了一些美钞。我们知道，这种钱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最重要的一点是学会了同国民党的驻外机构打交道，要诀是蛮横，他们吃这一套。

当时，我们从德国来的几个留学生被分派到Fribourg来住，住在一个天主教神父开办的不大的公寓里，名叫Foyer St.Justin，因为用费便宜。虎文全家则住在瑞士首府Bern。他们有时也来Fribourg 看我们。我们是从住了六年饥饿炼狱里逃出来的饿鬼，能吃饱肚子就是最高的幸福。我过了一段安定快乐的日子。

1946年春天，虎文一家、刘先志一家和我准备返回祖国。当时，想从欧洲回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乘船走海路。我们从瑞士乘汽车到法国马赛，登上了一艘英国运送法国军队到越南去的大船，冒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海中的水雷还没有清除，到了越南西贡。此时西贡正是雨季。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些时候，又上船到香港，然后从香港乘船到上海登岸。我离开日夜思念的祖国已经快十一年了。我常说：我生平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母亲，一个便是祖国母亲，当时前者已经不在，只剩下后者一个了。俗话说“孩儿见了娘，无事哭三场”，我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刹那时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也。

我在上海住了一些日子。因为没有钱，住不起旅馆，就住在臧克家兄家里的日本地铺上。克家带我去谒见了叶圣陶、郑振铎等前辈。也想见郭沫若，他当时正不在上海。我又从上海到了南京。长之不久前随国立编译馆复员回到南京。因同样理由，我就借住在长之的办公室内办公的桌子上。白天他们上班，我无处可去，就在附近的台城、鸡鸣寺、胭脂井一带六朝名胜地区漫游，有时候也走到玄武湖和莫愁湖去游逛。消磨时光，成了我的主要任务。我通过长之认识了梁实秋先生。他虽长我们一辈，但是人极随和，蔼然仁者。我们经常见面，晤谈极欢，订交成了朋友。

此时，国民党政府，得胜回朝，兴致不浅；武官怕死，文官要钱；接收大员，腰缠万贯；下属糊涂，领导颟顸；上上下下，一团糜烂。实际上，到处埋藏着危机。在官场中，大家讲究“竹”字头和“草”字头。“竹”字头是简任官，算是高干的低级。“草”字头是荐任官，大概科长以下都算。在这里，虎文又展示了他的特异功能。不知怎样一来，他成了教育部什么司的“帮办”（副司长），属于“竹”字头了。

我已经接受了北大的聘约，对“竹”字头或“草”字头了无兴趣。我于1946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到了秦皇岛，从那里乘大车到了北平，我离开故都已经十一年了。现在回到这里，大有游子还乡的滋味。只是时届深秋，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一派萧条冷寂的气氛，我感到几分兴奋，几分凄凉，想落泪又没有流出来。阴法鲁兄把我们带到了红楼，就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当了一个星期的副教授，汤用彤先生立即把我提为正教授，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从此一待就是五十六年，而今已垂垂老矣。

不知怎样一来，因缘巧合，我的两位最早的朋友，李长之和张天麟，都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解放以后，运动频仍，一年一小运，三年一大运，运得你晕头转向。知识分子仿佛是交了华盖运，每次运动，知识分子都在劫难逃。李长之因为写过一本《鲁迅批判》，“批判”二字，可能是从日本借用过来的，意思不过是“评论”。到了中国，革命小将，也许还有中将和老将，不了解其含义，于是长之殆矣。至于虎文，由我在上面的叙述，也可以看出，他的经历相当复杂，更是难逃“法”网。因此，每一次运动，我的两位老友在北师大都是首当其冲的“运动员”。到了1957年，双双被划为右派，留职降级，只准搞资料，不许登讲台。长之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已经谈过，这里不再重复，我只谈虎文。

虎文被划为右派以后，当时批斗过多少次，批斗的情况怎样，我都不清楚，估计他头上的帽子决不止右派一顶。反右后的几次小运动中，他被批斗，自在意料中。斗来斗去，他终于得了病，是一种很奇怪的病：全身抽筋。小小的抽筋的经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过的，其痛苦的程度，我们每个人也都感受过的。可他是全身抽筋，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们只能想象了。据说，痛得厉害时，彻夜嚎叫，声震屋瓦，连三楼的住户都能听到。我曾到北师大去看过他，给他送去了钱。后来他住进北京一所名牌的医院，我也曾去看过他。大夫给他开出一种非常贵重的药。不知哪一位法制观念极强的人打听他是几级教授。回答说是四级，对方说：不能服用。这话是我听说来的，可靠程度我不敢说。总之，虎文转了院，转到了上海去。从此，虎文就一去不复返，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我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至今仍在怀念他。

综观虎文的一生，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仍然觉得他是一个爱国的人，一个有是非之辨的人，一个重朋友义气的人，总之，是一个好人。他对学术的向往，始终未变。他想写一本“中国母亲的书”，也终于没有写成，拦路虎就是他对政治过分倾心。长才未展，未能享上寿，“长使英雄泪满襟”也。只要我能活着，对他的记忆将永将活在我的心中。

2002年1月14日写毕

痛悼钟敬文先生

昨天早晨，突然听说，钟敬文先生走了。我非常哀痛，但是并不震惊。钟老身患绝症，住院已半年多，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但是听说，钟老在病房中一向精神极好，关心国事、校事，关心自己十二名研究生的学业，关心老朋友的情况。我心中暗暗地期望，他能闯过百岁大关，把病魔闯个落花流水，闯向茶寿，为我们老知识分子创造一个奇迹。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期望落了空。岂不大可哀哉！

钟老长我八岁，如果在学坛上论资排辈的话，他是我的前辈。想让我说出认识钟老的过程，开始阶段有点难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已经在民俗学的研究上颇有名气。虽然由于行当不同，没有读过他的书，但是大名却已是久仰了。这时是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此后，从3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六十来年的漫长的时期内，我们各走各的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在勤恳地耕耘着，不相闻问，事实上也没有互相闻问的因缘。除了大概是在50年代他有什么事到北大外文楼系主任办公室找过我一次之外，再无音讯。

1957年那一场政治大风暴，来势迅猛，钟老也没有能逃过。我一直到现在也不明白，像钟老这样谨言慎行的人，从来不胡说八道，怎样竟也不能逃脱“阳谋”的圈套，堕入陷阱中。自我们相交以来，他对此事没有说过半句抱怨的话，使我在心中暗暗地钦佩。我一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由几千年历史环境所决定，爱国成性。祖国是我们的母亲。不管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母亲总是母亲，我们总是无怨无悔，爱国如故。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品质，一直到今天，不但没有失去其意义，而且更应当发扬光大。在这方面，钟老是我们的表率。

为什么钟老对我产生了兴趣呢？我有点说不清楚。这大概同我的研究工作有关。我曾用了数年之力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也曾对几个民间故事和几种民间习俗，从影响研究的角度上追踪其发展、传播和演变的过程。钟老是民俗学家，所以就发生了兴趣。他曾让我到北师大做过一次有关《罗摩衍那》的学术报告。他也曾让我复印我几篇关于民间故事传播过程的论文。做什么用，我不清楚。对于比较文学，我是浅尝辄止，没有深入钻研。但是，我却倾向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这种研究摸得着，看得清，是踏踏实实的学问。不像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研究，恍兮惚兮，给许多不学无术之辈提供了藏身洞。钟老可能是倾向于影响研究的，否则他不会复印我的论文。

不管怎样，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朋友，而且是忠诚真挚的朋友。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说：“风义平生师友间”，我同钟老的关系颇有类似之处，我对他尊敬如师长。他为人正直宽厚，蔼然仁者，每次晤对，如坐春风。由于钟老的缘故，我对北师大的事情也积极起来。每次有会，召之即来，来之必说。主要原因是想见上钟老一面。一面之晤，让我像充了电一般，回校后久久兴奋不已，读书写作更加勤奋。我常常自己想，像钟老这样的老人，忠贞爱国，毕生不贰；百岁敬业，举世无双。他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又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去年，2001年，是我的九十岁生日。一些机关、团体和个人变着花样为我祝寿。我常常自嘲是“祝寿专业户”。每次祝寿活动，我总忘不了钟老，只要有借口，我必设法请他参加，他也是每请必到。至于他自己却缺少官样的借口来祝寿，米寿已过，九十也被他甩在后面，离开白寿（九十九岁）最近，可也还有一些距离。去年年初，我们想了一个主意，把接近九十或九十以上的老朋友六七位邀请到一起，来一个联合祝寿，林庚、侯仁之、张岱年等等都参加了。大家都不会忘记钟老，钟老也来参加了。大家尽欢而散，成为一次难能可贵的盛会。可是走出勺园七号楼的大门时，我看到大红布标仍然写着“庆祝季羡林先生九十华诞”，我心中十分愧怍。9月29日，我又以给钟老祝寿的名义，在勺园举办了一次有将近二百人参加的大会，群贤毕至，发言热烈。

去年下半年，钟老因病住院，我曾几次心血来潮，要到医院里去看他。但是，他正在医生的严密的“控制”下，不许会见老朋友，怕他兴奋激动。到了今年年初，我也因病进了医院，也处在大夫的严密“控制”下。可我还梦想，在预定本月中旬中央几个机构为钟老庆祝百岁华诞时说不定能见他一面。然而他却匆匆忙忙地不辞而别。我见他一面的梦想永远化为幻影了。现在他的面影时时在我眼前晃动，然而面影毕竟代替不了真正的面孔，而真正的面孔却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写这篇短文，几次泫然泪下。回想同钟老几年的交往，“许我忘年为气类，北海今知有刘备”。而今而后，哪里再找这样的人啊！茫茫苍天，此恨曷极！

2002年2月12日

时 间

一抬头，就看到书桌上座钟的秒针在一跳一跳地向前走动。它那里一跳，我的心就一跳。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指的是水。水永远不停地流逝，让孔夫子吃惊兴叹。我的心跳，跳的是时间。水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时间却看不见，摸不着的，它的流逝你感觉不到，然而确实是在流逝。现在我眼前摆上了座钟，它的秒针一跳一跳，让我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了时间的流逝，焉能不心跳？焉能不兴叹呢？

远古的人大概是很幸福的。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根据太阳的出没来规定自己的活动。即使能感到时间的流逝，也只在依稀隐约之间。后来，他们聪明了，根据太阳光和阴影的推移，把时间称做光阴。再后来，人们的聪明才智更提高了，用铜壶滴漏的办法来显示和测定时间的推移，这是用人工来抓住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的尝试。到了近几百年，人类发明了钟表，把时间的存在与流逝清清楚楚地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有一利必有一弊”，人类成了时间的奴隶，成了手表的奴隶。现在各种各样的会极多，开会必须规定时间，几点几分，不能任意伸缩。如果参加重要的会而路上偏偏赶上堵车，任你怎样焦急，怎样频频看手表，都是白搭。这不是典型的时间的奴隶又是什么呢？然而，话又说了回来，在今天头绪纷纭杂乱有章的社会里，开会不定时间，还像古人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悠哉游哉，顺帝之则，今天的社会还能运转吗？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成为时间的奴隶就正是文明的表现。

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大自然还是把虚无缥缈的时间用具体的东西暗示给了人们。比如用日出日落标志出一天，用月亮的圆缺标志出一月，用四季（在印度是六季或者两季）标志出一年。农民最关心这些问题，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对他们种庄稼有重要意义。在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眼中，时间具有另外的意义。他们说，大千世界，人类万物，都生长在时间和空间内，而时间是无头无尾的，空间是无边无际的。我既不是自然科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对无头无尾和无边无际实在难以理解。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如果时间有了头尾，头以前尾以后又是什么呢？因此，难以理解也只得理解，此外更没有其他途径。

生与死也属于时间范畴。一般人总是把生与死绝对对立起来。但是，中国古代的道家却主张“万物方生方死”，把生与死辩证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准确无误地道出了生即是死的关系。随着座钟秒针的一跳，我自己就长了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那么一点点儿。同时也就是向着死亡走近了那么一点点儿。不但我是这样，现在正是初夏，窗外的玉兰花、垂柳和深埋在清塘里的荷花，也都长了那么一点点儿。不久前还是冰封的湖水，现在是“风乍起，吹皱一池夏水”，波光潋滟，水色接天。岸上的垂杨，从光秃秃的枝条上逐渐长出了小叶片，一转瞬间，出现了一片鹅黄；再一转瞬，就是一片嫩绿，现在则是接近浓绿了。小山上原来是一片枯草，“一夜东风送春暖，满山开遍二月兰”。今年是二月兰的大年，山上地下，只要有空隙，二月兰必然出现在那里，座钟的秒针再跳上多少万次，二月兰即将枯萎，也就是走向暂时的死亡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方生方死。这是自然的规律，不可逆转的。

印度人是聪明的，他们把时间和死亡视为一物。梵文hā la，既是“时间”，又是“死亡或死神”。《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摩，在活了极长的时间以后，hā la走上门来，这表示他就要死亡了。罗摩泰然处之，既不“饮恨”，也不“吞声”。他知道这是自然规律，人类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今天知道，不但人类是这样，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始有终，无一例外。“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办法。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在梵文里，动词“死”的字根是mn；但是此字不用manati来表示现在时，而是用被动式mniyati (ti), 这表示，印度人认为“死”是被动的，主动自杀者究属少数。

同印度人比较起来，中国人大概希望争取长生。越是有钱有势的人越希望活下去，在旧社会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小百姓，决不会愿意长远活下去的。而富有天下的天子则热切希望长生。中国历史上几位有名的英主，莫不如此。秦始皇和汉武帝都寻求不死之药或者仙丹什么的。连唐太宗都是服用了印度婆罗门的“仙药”而中毒身亡的。老百姓书呆子中也有寻求肉身升天的，而且连鸡犬都带了上去。我这个木头脑袋瓜真想也想不通。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天”的话，人数也不会太多。升到那里去干些什么呢？那里不会有官僚衙门，想走后门靠贿赂来谋求升官，没有这个可能。那里也不会有什么市场，什么WTO，想发财也英雄无用武之地。想打麻将，唱卡拉OK, 唱几天，打几天，还是会有兴趣的，但让你一月月一年年永远打下去，你受得了吗？养鸡喂狗，永远喂下去，你也受不了。“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无益之事天上没有。在天上待长了，你一定会自杀的。苏东坡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是有见地之言。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在人间吧。

要待在人间，就必须受时间的制约。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想不通我在上面说的那一些并不深奥的道理，时间就变成了枷锁，让你处处感到不舒服。但是，如果真想通了，则戴着枷锁跳舞反而更能增加一些意想不到的兴趣。我自认是想通了。现在照样一抬头就看到书桌上座钟的秒针一跳一跳地向前走动，但是我的心却不跳了。我觉得这是时间给我提醒儿，让我知道时间的价值。“一寸光阴不可轻”，朱子这一句诗对我这个年过九十的老头儿也是适用的。

2002年3月31日

石 榴 花

我喜爱石榴，但不是它的果，而是它的花。石榴花，红得锃亮，红得耀眼，同宇宙间任何红颜色，都不一样。古人诗“五月榴花照眼明”，著一“照”字，著一“明”字，而境界全出。谁读了这样的诗句，而不兴会淋漓的呢？

在中国，确有大片土地上栽种石榴的地方，比如陕西的秦始皇陵一带。从陵下一直到小山似的陵顶上，到处长满了一棵棵的石榴树，气势恢宏，绿意满天。可惜我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开花的季节。只见树上结满了个头极大的石榴，累累垂垂，盈树盈陵。可惜红花一朵也没有看到，实为莫大憾事。遥想旧历五月时节，花照眼明，满陵开成一片亮红，仿佛连天空都给染红了。那样的风光，现在只能意会神领了。

在我居住最久的两座城市里，在济南和北京，石榴却不是一种常见的植物。济南南关佛山街的老宅子，是一所典型的四合院。西屋是正房，房外南北两侧，各有一棵海棠花，早已高过了屋脊，恐怕已是百年旧树。春天满树繁花，引来了成群的蜜蜂，嗡嗡成一团。北屋门前左侧有一棵石榴树。石榴树本来就长不太高的，从来没有见过参天的石榴树。我们这一棵也不过丈八高，但树龄恐怕也有几十年了。每年夏初开花时，翠叶红花，把小院子照得一片亮红。

院子是个大杂院。我们家住北屋。南屋里住的是一家姓田的木匠。他有两个女儿，大的乳名叫小凤，小的叫小华。我决不迷信，但是我相信缘分，因为它确实存在，不相信是不行的。缘分的存在小华和我的关系就能证明。她那时还不到两岁，路走不全，话也说不全。可是独独喜欢我。每次见到我，即使是正在母亲的怀抱里，也必挣扎出母亲的怀抱，张开小手，让我来抱。按流传的办法，她应该叫我“大爷”；但是两字相连，她发不出音来，于是缩减为一个“爷”字。抱在我怀里，她满嘴“爷”、“爷”，乐不可支。

这时正是夏初季节，石榴花开得正欢。有一天，吃过午饭，我躺在石榴树下一张躺椅上睡午觉。大概是睡得十分香甜。“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可惜，诸葛亮知道，我却不知道。不知道睡了多久，我朦胧醒来。睁眼一看，一个不满三块豆腐干高的小玩意儿，正站在我的枕旁，一声不响，大气不出，静静地等我醒来。一见我睁开惺忪的眼睛，立即活跃起来，一头扎在我的怀中，要我抱她，嘴里“爷！爷！”喊个不停。不是别人，正是小华。我又惊又喜，连忙把她抱了起来。抬头看到透过层层绿叶正开得亮红的石榴花。

以后，我出了国。在欧洲待了十一年以后，又回到祖国来，住在北京大学中关园第一公寓的一个单元里。我床头壁上挂着著名画家溥心畲画的一个条幅，上面画的是疏疏朗朗的一枝石榴，有一个果和一枝花，那一枝花颇能流露出石榴花特有的照眼明的神采。旁边题着两句诗：“只为归来晚，开花不及春。”多么神妙的幻想！石榴原来不是中原的植物，大约是在汉代从中亚安国等国传进来的，所以又叫“安石榴”。这情况到了诗人笔下，就被诗意化了。因为来晚了，所以没有赶得上春天开花，而是在夏历五月。等到百花都凋谢以后，石榴才一枝独秀，散发出亮红的光芒。

我那时候很忙，难得有睡懒觉的时间。偶尔在星期天睡上一次。躺在床上，抬眼看到条幅上画的榴花，思古之幽情，不禁油然而发。并没有古到汉代，只古到了二十几年前在佛山街住的时候。当时北屋前的那一棵石榴树是确确实实的存在物，而今却杳如黄鹤早已不存在了。而眼前画中的石榴，虽不是真东西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世事真如电光石火，倏忽变化万端。我尤其忆念不忘的是当年只会喊“爷”的小华子。隔了二十多年，恐怕她早已是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整整四十年前，我移家燕园内的朗润园。门前有小片隙地，遂圈以篱笆，辟为小小的花园，栽种了一些花木。十几年前，一位同事送给我了一棵小石榴树。只有尺把高。我就把它栽在小花园里，绿叶滴翠，极惹人爱。我希望它第二年初夏能开出花来。但是，我失望了。又盼第三年，依然是失望。十几年下来，树已经长得很高，却仍然是只见绿叶，不见红花。我没有研究过植物学；但是听说，有的树木是有性别的。由树的性别，我忽然联想到了语言的性别。在现代语言中，法文名词有阴、阳二性；德文名词有阴、阳、中三性。古代梵文也有三性。在某些佛典中偶尔也有讲到语言的地方。一些译经的和尚把中性译为“黄的”，“黄的”者，太监也，非男非女之谓也。我惊叹这些和尚之幽默。却忽然想到，难道我们这一棵石榴树竟会是“黄的”吗？

然而，到了今年，奇迹却出现了。一天早晨，我站在阳台上看池塘中的新荷，我的眼前忽然一亮，“万绿丛中一点红”。我连忙擦了擦昏花的老眼，发现石榴树的绿叶丛中有一个亮红的小骨朵儿。我又惊又喜；我们的石榴树有喜了，它不是黄的了。我在大喜之余，遍告诸友。有人对我说：“你要走红运了！”我对张铁嘴、王半仙之流的讲运气的话，一向不信。但是，运气，同缘分一样，却是不能不信的。说白了是运气，说文了就是机遇。你能不相信机遇吗？

说老实话，今年确是有一些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怪事出现在我的身边。求全之毁，根本没有。不虞之誉却纷至沓来。难道我真交了好运了吗？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是收获得太多，而给予得太少，时有愧怍之感。我已经九十晋二，富贵于我真如浮云了。我只希望能壮壮实实地再活上一些年，再做一点对人有益的事情，以减少自己的愧怍之感。我尤其希望，在明年此时，榴花能再照亮我的眼睛。

2002年6月10日

在 病 中

我是在病中。

我是在病中吗？才下结论，立即反驳，常识判断，难免滑稽。但其中不是没有理由的。

早期历史

对于我这一次病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但我自己和我身边的人是这个样子，连大夫看来也不例外。这是符合认识事物的规律的，不足为怪。

我患的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呢？这件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约摸在三四十年以前，身上开始有了发痒的毛病。每年到冬天，气候干燥时，两条小腿上就出现小水泡，有时溃烂流水，我就用护肤膏把它贴上，有时候贴得横七竖八，不成体系，看上去极为可笑。我们不懂医学，就胡乱称之为皮炎。我的学生张保胜曾陪我到东城宽街中医研究院，去向当时的皮肤科权威赵炳南教授求诊。整整等候了一个上午，快到十二点了，该加的塞都加过以后，才轮到了我。赵大夫在一群大夫和研究生的围拥下，如大将军八面威风。他号了号脉，查看了一下，给我开了一服中药，回家煎服后，确有效果。

后来赵大夫去世，他的接班人是姓王的一位大夫，名字忘记了，我们俩同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代表团的成员。平常当然会有所接触，但是，他那一副权威相让我不大愿意接近他。后来，皮炎又发作了，非接触不行了，只好又赶到宽街向他求诊。到了现在，我才知道，我患的病叫做老年慢性瘙痒症。不正名倒也罢了，一正名反而让我感到滑稽，明明已经流水了，怎能用一个“瘙痒”了之！但这是他们医学专家的事，吾辈外行还以闭嘴为佳。

西苑医院

以后，出我意料地平静了一个时期。大概在两年前，全身忽然发痒，夜里更厉害。问了问身边的友人，患此症者，颇不乏人。有人试过中医，有人试过西医，大都不尽如人意。只能忍痒负重，勉强对付。至于我自己，我是先天下之痒而痒，而且双臂上渐出红点。我对病的政策一向是拖，不是病拖垮了我，就是我拖垮了病。这次也拖了几天。但是，看来病的劲比我大，决心似乎也大。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还是屈服吧。

屈服的表现就是到了西苑医院。

西苑医院几乎同北大是邻居。在全国中医院中广有名声。而且那里有一位大夫是公认为皮肤科的权威，他就是邹铭西大夫。我对他的过去了解不多，我不知道他同赵炳南的关系。是否有师弟之谊，是否同一个门派，统统不知道。但是，从第一次看病起，我就发现邹大夫的一些特点。他诊病时，诊桌旁也是坐满了年轻的大夫、研究生、外来的学习者。邹大夫端居中央，众星拱之。按常识，存在决定意识，他应该傲气凌人，顾盼自雄。然而，实际却正相反。他对病人笑容满面，和颜悦色，一点大夫容易有的超自信都不见踪影。有一位年老的身着朴素的女病人，腿上长着许多小水泡，有的还在流着脓。但是，邹大夫一点也不嫌脏，亲手抚摩患处。我是个病人，我了解病人心态。大夫极细微的面部表情，都能给病人极大的影响。眼前他的健康，甚至于生命就攥在大夫手里，他焉得而不敏感呢？中国有一个词儿，叫做“医德”。医德是独立于医术之外的一种品质。我个人想，在治疗过程中，医德和医术恐怕要平分秋色吧。

我把我的病情向邹大夫报告清楚，并把手臂上的小红点指给他看。他伸手摸了摸，号了号脉，然后给我开了一服中药。回家煎服，没有过几天，小红点逐渐消失了。不过身上的痒还没有停止。我从邹大夫处带回来几瓶止痒药水，使用了几次，起初有用，后来就逐渐失效。接着又从友人范曾先生处要来几瓶西医的止痒药水，使用的结果同中医的药水完全相同，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交替使用，起用了我的“拖病”的政策。反正每天半夜里必须爬起来，用自己的指甲，浑身乱搔。痒这玩意儿也是会欺负人的：你越搔，它越痒。实在不胜其烦了，决心停止，强忍一会儿，也就天下太平了。后背自己搔不着，就使用一种山东叫痒痒挠的竹子做成的耙子似的东西。古代文人好像把这玩意儿叫“竹夫人”。

这样对付了一段时间，我没有能把病拖垮，病却似乎要占上风。我两个手心里忽然长出了一层小疙瘩，有点痒，摸上去皮粗，极不舒服。这使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拖病政策失败了，赶快回心向善，改弦更张吧。

西苑二进宫

又由玉洁和杨锐陪伴着走进了邹大夫的诊室。他看了看我的手心，自言自语地轻声说道：“典型的湿疹！”又站起来，站在椅子背后，面对我说：“我给你吃一服苦药，很苦很苦的！”

取药回家，煎服以后，果然是很苦很苦的。我服药虽非老将，但生平也服了不少。像这样的苦药还从来没有服过。我服药一向以勇士自居，不管是丸药还是汤药，我向来不问什么味道，拿来便吃，眉头从没有皱过。但是，这一次碰到邹大夫的“苦药”，我才真算是碰到克星。药杯到口，苦气猛冲，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解万难，几口喝净，又赶快要来冰糖两块，以打扫战场。

服药以后，一两天内，双手手心皮肤下大面积地充水。然后又转到手背，在手背和十个指头上到处起水泡，有大有小，高低不一。但是泡里的水势都异常旺盛，不慎碰破，水能够滋出很远很远，有时候滋到头上和脸上。有时候我感到非常腻味，便起用了老办法、土办法：用消过毒的针把水泡刺穿，放水流出。然而殊不知这水泡斗争性极强，元气淋漓。你把它刺破水出，但立即又充满了水，让你刺不胜刺。有时候半夜醒来，瞥见手上的水泡——我在这里补一句，脚上后来也长起了水泡——，心里别扭得不能入睡，便起身挑灯夜战。手持我的金箍狼牙棒，对水泡一一宣战。有时候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只能刺破一小部分，人极疲烦，只好废然而止。第二天早晨起来，又看到满手的水泡颗粒饱圆，森然列队，向我示威。我连剩勇都没有了，只能徒唤负负，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败兵之将，不敢言战矣。

西苑三进宫

不敢言战，是不行的。水泡家族，赫然犹在，而且鼎盛辉煌，傲视一切。我于是又想到了邹铭西大夫。

邹大夫看了看我的双手，用指头戳了戳什么地方，用手指着我左手腕骨上的几个小水泡，轻声地说了一句什么，群弟子点头会意。邹大夫面色很严肃，说道：“水泡一旦扩张到了咽喉，事情就不好办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在邹大夫眼中我的病已经由量变到质变了呢？玉洁请他开一个药方。此时，邹大夫的表情更严肃了：“赶快到大医院去住院观察！”

我听说——只是听说，旧社会有经验的医生，碰到重危的病人，一看势头不对，赶快敬谢不迭，让主人另请高明，一走了事。当时好像没有什么抢救的概念和举措，事实上没有设备，何从抢救！但是，我看，今天邹大夫决不是这样子。

我又臆测这次发病的原因。最近半年多以来，不知由于什么缘故，总是不想吃东西，从来没有饿的感觉。一坐近饭桌，就如坐针毡。食品的色香味都引不起我的食欲。严重一点的话，简直可以称之为厌食症——有没有这样一个病名？我猜想，自己肚子里毒气或什么不好的气窝藏了太多，非排除一下不行了。邹大夫嘴里说的极苦极苦的药，大概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是在估计方面有了点差距，所以排除出来的变为水泡的数量，大大地超过了预计。邹大夫成了把魔鬼放出禁瓶的张天师了。挽回的办法只有一个：劝我进大医院住院观察。

只可惜我没有立即执行，结果惹起了一场颇带些危险性的大患。

张衡插曲

张衡，是我山东大学的小校友。毕业后来北京从事书籍古玩贸易，成绩斐然。他为人精明干练，淳朴诚悫。多少年来，对我帮助极大，我们成为亲密的忘年交。

对于我的事情，张衡无不努力去办，何况这一次水泡事件可以说是一件大事，他哪能袖手旁观？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知了这个消息。7月27日晚上，我已经睡下，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张衡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手里拿着白矾和中草药。他立即把中药熬好，倒在脸盆里，让我先把双手泡进去，泡一会儿，把手上的血淋淋的水泡都用白矾末埋起来。双脚也照此处理，然后把手脚用布缠起来，我不太安然地进入睡乡。半夜里，双手双脚实在缠得难受，我起来全部抖搂掉了，然后又睡。第二天早晨一看，白矾末确实起了作用，它把水泡粘住或糊住了一部分，似乎是凝结了。然而，且慢高兴，从白矾块的下面或旁边又突出了一个更大的水泡，生意盎然，笑傲东风。我看了真是啼笑皆非。

张衡决不是鲁莽的人，他这一套做法是有根据的。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文学，不知什么时候又学了中医，好像还给人看过病。他这一套似乎是民间验方和中医相结合的产物。根据我的观察，一开始他信心十足，认为这不过是小事一端，用不着担心。但是，试了几次之后，他的锐气也动摇了。有一天晚上，他也提出了进医院观察的建议，他同邹铭西大夫成了“同志”了。可惜我没有立即成为他们的“同志”，我不想进医院。

艰苦挣扎

在从那时以后的十几二十天里是我一生思想感情最复杂最矛盾最困惑的时期之一。总的心情，可以归纳成两句话：侥幸心理，掉以轻心、蒙混过关的想法与担心恐惧、害怕病情发展到不知伊于胡底的心理相纠缠；无病的幻象与有病的实际相磨合。

中国人常使用一个词儿“癣疥之疾”，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我觉得自己患的正是“癣疥之疾”，不必大惊小怪。在身边的朋友和大夫口中也常听到类似的意见。张衡就曾说过，只要撒上白矾末，第二天就能一切复原。北大校医院的张大夫也说，过去某校长也患过这样的病，住在校医院里输液，一个礼拜后就出院走人。同时，大概是由于张大夫给了点激素吃，胃口忽然大开，看到食品，就想狼吞虎咽，自己认为是个吉兆。又听我的学生上海复旦的钱文忠说，毒水流得越多，毒气出得越多，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爱听的话，很符合我当时苟且偷安的心情。

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面，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水泡的声威与日俱增，两手两脚上布满了泡泡和黑痂。然而客人依然不断，采访的、录音、录像的，络绎不绝。虽经玉洁奋力阻挡，然而，撼山易，撼这种局面难。客人一到，我不敢伸手同人家握手，怕传染了人家，而且手也太不雅观。道歉的话一天不知说多少遍，简直可以录音播放。我最怕的还不是说话，而是照相，然而照相又偏偏成了应有之仪，有不少人就是为了照一张相，不远千里跋涉而来。从前照相，我可以大大方方，端坐在那里，装模作样，电光一闪，大功告成。现在我却嫌我多长了两只手。手上那些东西能够原封不动地让人照出来吗？这些东西，一旦上了报，上了电视，岂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吗？因此，我一听照相就觳觫不安，赶快把双手藏在背后，还得勉强“笑一笑”哩。

这样的日子好过吗？

静夜醒来，看到自己手上和脚上这一群丑类，心里要怎么恶心就怎么恶心；要怎样头痛就怎样头痛。然而却是束手无策。水泡长到别的地方，我已经习惯了。但是，我偶尔摸一下指甲盖，发现里面也充满了水，我真有点毛了。这种地方一般是不长什么东西的。今天忽然发现有了水，即使想用针去扎，也无从下手。我泄了气。

我蓦地联想到一件与此有点类似的事情。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人民头脑发热的时候，在北京号召全城人民打麻雀的那一天，我到京西斋堂去看望下放劳动的干部，适逢大雨。下放干部告诉我，此时山上树下出现了无数的蛇洞，每一个洞口都露出一个蛇头，漫山遍野，蔚为宇宙奇观。我大吃一惊，哪敢去看！我一想到那些洞口的蛇头，身上就起鸡皮疙瘩。我眼前手脚上的丑类确不是蛇头，然而令我厌恶的程度决不会小于那些蛇头。可是，蛇头我可以不想不看，而这些丑类却就长在我身上，如影随形，时时跟着你。我心里烦到了要发疯的程度。我真想拿一把板斧，把双手砍掉，宁愿不要双手，也不要这些丑类！

我又陷入了病与不病的怪圈。手脚上长了这么多丑恶的东西，时常去找医生，还要不厌其烦地同白矾和中草药打交道，能说不是病吗？即使退上几步，说它不过是癣疥之疾，也没能脱离了病的范畴。可是，在另一方面，能吃能睡，能接待客人，能畅读，能照相，还能看书写字，读傅彬然的日记，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怎么能说是病呢？

左右考虑，思绪不断，最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在病中了。

三〇一医院

结论一出，下面的行动就顺理成章了：首先是进医院。

于是就在我还有点三心二意的情况下，玉洁和杨锐把我裹挟到了三〇一医院，找我的老学生这里的老院长牟善初大夫，见到了他和他的助手、学生和秘书那位秀外慧中、活泼开朗的周大夫。

这里要加上一段插曲。

去年12月我曾来这里住院，治疗小便便血。在12月31日一年的最后一天，我才离开医院。那一次住的是南八楼，算是准高干病房，设备不错而收费却高。再上一层，才是真正的高干病房，病人须是部队少将以上的首长，文职须是副部级以上的干部。玉洁心有所不平，见人就嚷嚷，以至最后传到了中央几个部的领导耳中。中组部派了一位局长来到我家，说1982年我已经被定为副部级待遇。由于北大方面在某一个环节上出了点问题，在过去二十年中，校领导更换了几度，谁也不知此事。现在真相既已大白，我可以名正言顺地住进真正的高干病房来了。但是，这里的病房异常紧张。我们坐在善初的办公室里，他亲自打电话给林副院长，林立即批准，给我在呼吸道科病房里挤出了一间房子，我们就住了进来，正式名称是三〇一医院南楼一病室（ward）十三床。据说，许多部队的高级将领都曾在这里住过。病室占了整整一层楼，共有十八个房间，每间约有五六十平方米。这样大的病房，我在北京各大医院还没有看到过。还有一点特别之处，这里把病人都称为“首长”，连书面通知文件上也不例外。事实上，这里的病人确乎都是首长。只有现在我一个文职人员。一个教书匠，无端挤了进来，自己觉得有点滑稽而已，有时也有受宠若惊之感。这里警卫极为森严，楼外日夜有解放军站岗，想进来是不容易的。

人虽然住进来了，但是问题还并没有最后解决。医院的皮肤科主任李恒进大夫心头还有顾虑，他不大愿意接受我这个病人。刚搬进十三号病房时，本院的眼科主任魏世辉大夫有事来找我，他们俩是很要好的朋友。李大夫说，北大三院水平高，那里还有皮肤科研究所。但是魏大夫却笑着说：“你是西医皮肤科权威大夫之一。你是怕给季羡林治病治不好，砸了牌子！”最后，李大夫无话可说，笑了一笑，大局就这样敲定了。

皮肤科群星谱

说老实话，过去我对三〇一医院的皮肤科毫无所知，这次我来投奔的是三〇一三个大字。既然生的是皮肤病，当然就要同皮肤科打交道。打交道的过程，也就是我认识皮肤科的过程。

本科的人数不是太多，只有十几个人。主任就是李恒进大夫。副主任是冯峥大夫，还有一位年轻的汪明华大夫，平常跟我打交道的就是他们三位。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见过面，彼此是陌生的。互相认识，要从头开始。不久我就发现了他们身上一些优秀的亮点。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李大夫原来是不想收留我的，是我赖着不走，才得以留下的。一旦留下，李大夫就显露出他那在别人身上少见的细致与谨慎，这都是责任心的表现。有一次，我坐在沙发上，他站在旁边，我看到他陷入沉思，面色极其庄严，自言自语地说道：“药用多了，这么老的老人怕受不了。用少了，则将旷日持久，治不好病。”最后我看他下了决心，又稍稍把药量加重了点。这是一件小事，无形中却感动了我这个病人。以后，我逐渐发现在冯峥大夫身上这种小心谨慎的作风也十分突出。一个不大的医疗集体中两位领导人的医风和医德，一定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可以断定，三〇一医院的皮肤科一定是一个可以十分信赖的集体。

两次大会诊

我究竟患的是什么病？进院时并没有结论。李大夫看了以后，心中好像是也没有多少底，但却轻声提到了病的名称，完全符合他那小心谨慎对病人绝对负责的医德医风，他不惜奔波劳碌，不怕麻烦，动员了全科和全院的大夫，再加上北京其他著名医院的一些皮肤科名医，组织了两次大会诊。

我是8月15日下午四时许进院的，搬入南楼，人生地疏，心里迷离模糊，只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第一次会诊就举行了，距我进院还不到十几个小时，中间还隔了一个夜晚，可见李大夫心情之迫切，会诊的地点就在我的病房里。在扑朔迷离中，我只看到满屋白大褂在闪着白光，人却难以分辨。我偶一抬头，看到了邹铭西大夫的面孔，原来他也被请来了。我赶快向他做检讨，没有听他的话，早来医院，致遭今日之困难与周折，他一笑置之，没有说什么。每一位大夫对我查看了一遍。李大夫还让我咳一咳喉咙，意思是想听一听，里面是否已经起了水泡。幸而没有，大夫们就退到会议室里去开会了。

紧接着在第二天上午就举行了第二次会诊。这一次是邀请院内的一些科系的主治大夫，研究一下我皮肤病以外的身体的情况。最后确定了我患的是天疱疮。李大夫还在当天下午邀请了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和副校长迟惠生教授来院，向他们说明我的病可能颇有点麻烦，让他们心中有底，免得以后另生枝节。

在我心中，我实在异常地感激李大夫和三〇一医院。我算一个什么重要的人物！竟让他们这样惊师动众。我从内心深处感到愧疚。

三〇一英雄小聚义

但是，我并没有愁眉苦脸，心情郁闷。我内心里依然平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现在的处境有什么潜在的危险性。

我的学生刘波，本来准备一次盛大宴会，庆祝我的九二华诞。可偏在此时，我进了医院。他就改变主意，把祝寿与祝进院结合起来举行，被邀请者都是1960年我开办梵文班以来四十余年的梵文弟子和再传弟子，济济一堂，时间是我入院的第三天，8月18日。事情也真凑巧，远在万里之外大洋彼岸的任远正在国内省亲，她也赶来参加了，凭空增添了几分喜庆。我个人因为满手满脚的丑类尚未能消灭，只能待在病房里，不能参加。但是，看到四十多年来我的弟子们在许多方面都卓有建树，印度学的中国学派终于形成了，在国际上我们中国的印度学学者有了发言权了，湔雪了几百年的耻辱，快何如之！

死的浮想

但是，我心中并没有真正达到我自己认为的那样的平静，对生死还没有能真正置之度外。

就在住进病房的第四天夜里，我已经上了床躺下，在尚未入睡之前我偶尔用舌尖舔了舔上颚，蓦地舔到了两个小水泡。这本来是可能已经存在的东西，只是没有舔到过而已。今天一旦舔到，忽然联想起邹铭西大夫的话和李恒进大夫对我的要求，舌头仿佛被火球烫了一下，立即紧张起来。难道水泡已经长到咽喉里面来了吗？

我此时此刻迷迷糊糊，思维中理智的成分已经所余无几，剩下的是一些接近病态的本能的东西。一个很大的“死”字突然出现在眼前，在我头顶上飞舞盘旋。在燕园里，最近十几年来我常常看到某一个老教授的门口开来救护车，老教授登车的时候心中作何感想，我不知道，但是，在我心中，我想到的却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事实上，复还的人确实少到几乎没有。我今天难道也将变成了荆轲吗？我还能不能再见到我离家时正在十里飘香绿盖擎天的季荷呢！我还能不能再看到那一个对我依依不舍的白色的波斯猫呢？

其实，我并不是怕死。我一向认为，我是一个几乎死过一次的人。“十年浩劫”中，我曾下定决心“自绝于人民”。我在上衣口袋里，在裤子口袋里装满了安眠药片和安眠药水，想采用先进的资本主义自杀方式，以表示自己的进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押解我去接受批斗的牢头禁子猛烈地踢开了我的房门，从而阻止了我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的可能。批斗回来以后，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帽子丢掉了，鞋丢掉了一只，身上全是革命小将，也或许有中将和老将吐的痰。游街仪式完成后，被一脚从汽车上踹下来的时候，躺在11月底的寒风中，半天爬不起来。然而，我“顿悟”了。批斗原来是这样子呀！是完全可以忍受的。我又下定决心，不再自寻短见，想活着看一看，“看你横行到几时”。

一个人临死前的心情，我完全有感性认识。我当时心情异常平静，平静到一直到今天我都难以理解的程度。老祖和德华谁也没有发现，我的神情有什么变化。我对自己这种表现感到十分满意，我自认已经参透了生死奥秘，渡过了生死大关，而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已经修养得差不多了，已经大大地有异于常人了。

然而黄铜当不了真金，假的就是假的，到了今天，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自己竟然被上颚上的两个微不足道的小水泡吓破了胆，使自己的真相完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自己辩解说，那天晚上的行动只不过是一阵不正常的歇斯底里爆发。但是正常的东西往往寓于不正常之中。我虽已经痴长九十二岁，对人生的参透还有极长的距离。今后仍须加紧努力。

皮癌的威胁

常言道“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前一天夜里演了那一出极短的闹剧（melodrama）之后，第二天早晨，大夫就通知要进行B超检查。我心里咯噔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谁都知道，检查B超是做什么用的。在每年履行的查体中做B超检查，是应有的过程，大家不会紧张。但是，一个人如果平白无故地被提溜出来检查B 超，他一定会十分紧张的。我今天就是这样。

我在三〇一医院是有“前科”的。去年年底来住院，曾被怀疑有膀胱癌。后来经过彻底检查，还了我的清白。今年手脚上又长了这一堆丑类，不痛不痒，却蕴含着神秘的危害性。我看，大概有的大夫就把这现象同皮癌联系上了，于是让我进行彻底的B超检查。B 超大夫在我的小腹上对准膀胱所在的地方，使劲往下按。我就知道，他了解我去年的情况。经过十分认真的检查，结论是，我与那种闻之令人战栗的绝症无关。这对我的精神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解脱。

奇迹的出现

按照以李、冯两位主任为代表的皮肤科的十分小心谨慎的医风，许多假设都被否定，现在能够在我手脚上那种乱糊糊的无序中找出了头绪，抓住了真实的要害，可以下药了。但是，他们又考虑到我的年龄。药量大了，怕受不了；小了，又怕治不了病，再三斟酌才给定下了药量。于是立即下药，药片药丸粒粒像金刚杵、照妖镜，打在群丑身上，使它们毫无遁形的机会，个个缴械投降，把尾巴垂了下来。水泡干瘪了，干瘪了的结成了痂。在不到几天的时间内，黑痂脱落，又恢复了我原来手脚的面目。我伸出了自己的双手，看到细润光泽，心中如饮醍醐。

奇迹终于出现了。我这一次总算是没有找错地方。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一次我的难多大，我说不清楚，反正总算是一难，这是毫无问题的。年属耄耋，还能够有后福可享，我心旷神怡，乐不可支。

院领导给我留下的印象

这个奇迹发生在三〇一医院。这是一所有上万工作人员的大医院。让这样一所庞大的机构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每天起动工作，一定要有原动力的，而这原动力只能来自院领导身上。

我进院以后不久，出差刚回来而又做了三小时报告的朱士俊院长就来看我，还有几个院领导陪同。以后又见到了院政委范银瑞同志，以及几位副院长秦银河、苏元福、王树峰、林运昌等。他们的外貌当然各不相同，应对进退的动作和神态也有差异。但是，在一刹那间，我忽然有了一个“天才”的发现，我发现他们有共同之处。这情况若是落到哲学家手中，他们一定会努力分析，分析，再分析，还不知道要创造出多少新奇的术语，最后给人一个大糊涂，包括他们自己在内。而我呢，还是采用中国传统的办法，使用形象的语言。我杜撰了八个字：形神恢宏，英气逼人。中国古人说：“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三〇一医院没有千里之遥；然而，到了今天这样复杂的社会中，决胜五里，也并不容易的。解放军任用这样的干部来管理这样庞大的一所医院，全军放心，全体人民放心。

病房里的日常生活

上面谈的都可以算做大事，现在谈一些细事。

关于我现在住的病房，上面已经写了简要的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了。我现在只谈一谈我的日常生活。

我活了九十多岁，平生播迁颇多，适应环境的能力因而也颇强。不管多么陌生的环境，我几乎立刻就能适应。现在住进了病房，就好像到了家一样。这里的居住条件、卫生条件等等，都是绝对无可指责的。我也曾住过、看过一些北京大医院的病房，只是卫生一个条件就相形见绌。我对这里十分满意，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在十八间病房里住的真正的首长，大都是解放军的老将军，年龄都低于我，可是能走出房间活动的只不过寥寥四五人。偶尔碰上，点头致意而已。但是，我对他们是充满了敬意的。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新的长城”，又是世界和平的忠诚的保卫者。在解放军中立过功的老将，对他们我焉能不极端尊敬呢？

至于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几十年形成的习惯，走到哪里也改不掉。我每天照例四点多起床，起来立即坐下来写东西。在进院初，当手足上的丑类还在飞扬跋扈的时候，我也没有停下。我的手足有问题，脑袋没有问题。只要脑袋没问题，文章就能写。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把脑袋投闲置散，我总让它不停地运转。到了医院，转动的频率似乎更强了。无论是吃饭、散步、接受治疗、招待客人，甚至在梦中，我考虑的总是文章的结构、遣词、造句等与写作有关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我这样做，已经超过了平常所谓的打腹稿的阶段，打来打去，打的几乎都是成稿。只要一坐下来，把脑海里缀成的文字移到纸上，写文章的任务就完成了。

七点多吃过早饭以后，时间就不能由我支配，我就不得安闲了。大夫查房，到什么地方去作体检，反正总是闲不住。但是，有时候坐在轮椅上，甚至躺在体检的病床上，脑袋里忽然一转，想的又是与写文章有关的一些问题。这情况让我自己都有点吃惊。难道是自己着了魔了吗？

在进院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我写了三万字的文章，内容也有学术性很强的，也有一些临时的感受。这在家里是做不到的。

生活条件是无可指责的，一群像白衣天使般的小护士，个个聪明伶俐，彬彬有礼，同她们在一起，自己也似乎年轻了许多。

我想用两句话总结我的生活：在治病方面，我是走过炼狱；在生活方面，我是住于乐园。

第三次大会诊

奇迹发生以后，我到三〇一医院来的目的可以说是已经完全达到了，可以胜利还朝了。但是，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我本是皮肤科的病人，可是皮肤科的病房已经满员，所以借用了呼吸道科仅余的一间病房。焉知歪打正着，我作为此科的病人，也是够格的，我患有肺气肿、哮喘等病。主治大夫大概对借房的过程不甚了了，既然进了他的领域，就是他的病人，于是也经常来查房、下药，连我的呼吸道的毛病也给清扫了一下。对我来说，这无疑是意外的收获。

我的血压，几十年来，一贯正常。入院以后，服了激素，血压大概受到了影响，一度升高。这本来也算不了什么大事。但是，这里的大夫之心如新发之硎，纤细不遗。他们看出我的血压有点毛病，立即加以注意，除了天天量以外，还进行过一次二十四小时的连续观测。最终认为没有问题，才从容罢手。

总起来看，这次大会诊的目的是：总结经验，肯定胜利，观察现状，预测未来。从院领导一直到每一个与我的病有关的大夫，都想把我躯体中的隐患一一扫净，让原来我手足上那样的丑类永远不能再出生。他们这种用心把我感动得热烘烘的，嘴里说不出任何话来。

简短的评估

我生平不爱生病。在九十多年的寿命中，真正生病住院，这是第三次。因此，我对医生和医院了解很有限。但是，有时候也有所考虑。以我浅见所及，我觉得，医院和医生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条件：医德、医术、医风。中国历代把医药事业说成是“是乃仁术”。在中国传统道德的范畴中，仁居第一位。仁者爱人，心中的仁外在表现就是爱。现在讲“救死扶伤”，也无非是爱的表现。医生对病人要有高度的同情心，要有为他们解除病苦的迫切感。这就是医德，应该排在首位。所谓医术，如今医科大学用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学的就是这一套东西，多属技术性的，一说就明白，用不着多讲。最后一项是医风。把医德、医术融合在一起，再加以必要的慎重和谨严，就形成了医生和医院的风采、风格或风貌、风度。这三者在不同的医院里和医生身上，当然不会完全相同，高低有别，水平悬殊，很难要求统一。

以上都是空论，现在具体到三〇一医院和这里的大夫们来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医院的最高领导，我大概都接触过了，对他们的印象我已经写在上面。至于大夫，我接触得不多，了解得不多，不敢多谈。我只谈我接触最多的皮肤科的几位大夫。对整科的印象，我在上面也已写过。我现在在这里着重讲一个人，就是李恒进大夫。我们俩彼此接触最多，了解最深。

实话实说，李大夫最初是并不想留下我这个病人的，他是专家，他一看我得的病是险症，是能致命的，谁愿意把一块烧红的炭硬接在自己手里呢？我的学生前副院长牟善初的面子也许起了作用，终于硬着头皮把我留下了。这中间他的医德一定也起了作用。

他一旦下决心把我留下，就全力以赴，上面讲到的两次大会诊就是他的行动表现。我自己糊里糊涂，丝毫没有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是专家，他一眼就看出了我患的是天疱疮，一种险症。善初肯定了这个看法，遂成定论。患这样的病，如果我不是九十二，而是二十九，还不算棘手。但我毕竟是前者而非后者。下药重了，有极大危险；轻了，又治不了病。什么样的药量才算恰好，这是查遍医典也不会得到任何答案的。在这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上，李大夫究竟伤了多少脑筋，用了多大的精力，我不得而知，但却能猜想。经过了不知多少次反复思考，最终找到了恰到好处的药量。一旦服了下去，奇迹立即产生。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手脚上的水泡立即向干瘪转化。我虽尚懵里懵懂，但也不能不感到高兴了。

我同李恒进大夫素昧平生，最初只是大夫与病人的关系。但因接触渐多，我逐渐发现他身上有许多闪光的东西，使我暗暗钦佩。我感觉到，我们现在已经走上了朋友的关系。我坚信，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

在治疗过程中，有时候也说上几句闲话。我发现李大夫是一个很有哲学头脑的人。他多次说到，治我现在的病是“在矛盾中求平衡”。事实不正是这样子吗？病因来源不一，表现形式不一，抓住要点，则能纲举目张；抓不住要点，则是散沙一盘。他和冯峥大夫等真正抓住了我这病的要点，才出现了奇迹。

我一生教书，搞科学研究，在研究方面，我崇尚考证。积累的材料越多越好，然后爬罗剔抉，去伪存真。无证不信，孤证难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套都完全用上。经过了六七十年这样严格的训练，自谓已经够严格慎重的了。然而，今天，在垂暮之年，来到了三〇一医院，遇到了像李大夫这样的医生，我真自愧弗如，要放下老架子，虚心向他们学习。

还有一点也必须在这里提一提，这就是预见性。初入院时，治疗还没有开始，我就不耐烦住院，问李大夫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他沉思了会儿，说：“如果年轻五十岁，半个月就差不多了。现在则至少一个月多。”事实正是这个样子。他这种预见性是怎样来的，我说不清楚。

现在归纳起来，极其简略地说上几句我对三〇一医院和其中的一些大夫，特别是李恒进大夫的印象。在医德、医术、医风中，他们都是高水平的，可以称之为三高医院和三高大夫，都是中国医坛上的明珠。

反躬自省

我在上面，从病原开始，写了发病的情况和治疗的过程，自己的侥幸心理，掉以轻心，自己的瞎鼓捣，以至酿成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大患，进了三〇一医院。边叙事、边抒情、边发议论、边发牢骚，一直写了一万三千多字。现在写作重点是应该换一换的时候了。换的主要枢纽是反求诸己。

三〇一医院的大夫们发扬了三高的医风，熨平了我身上的创伤，我自己想用反躬自省的手段，熨平我自己的心灵。

我想从认识自我谈起。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我，自我当然离自己最近，应该最容易认识。事实证明正相反，自我最不容易认识。所以古希腊人才发出了Know thyself 的惊呼。一般的情况是，人们往往把自己的才能、学问、道德、成就等等评估过高，永远是自我感觉良好。这对自己是不利的，对社会也是有害的。许多人事纠纷和社会矛盾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