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还需要援古征今替我这建议找根据的话，我们只须看一看现在世界上几个像样的国家的做法就够了。譬如美国英国，他们为什么把庚款退回让中国派留学生去呢？德国在没有战败前也设了种种花样的奖学金给外国学生。我们不愿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他们有什么用意。无论如何，我现在这样建议却完全出于诚意，目的只在希望中国同亚洲各国能够互相认识互相了解，文化同外交关系会一天比一天密切起来，再进一步能够团结合作。我们既然都被派定了住在亚洲，我们只有努力去“睦邻”。

为亚洲将来计，为中国将来计，我诚恳地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实行我这建议。

1947年4月4日 北平

我们应该多学习外国语言

对世界上任何国家，尤其是对我们中国，学习外国语言的重要似乎用不着我们再来讨论，这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了。我想，我们现在恐怕都羡慕五六十年前中国学者的福气。他们当时只须背过四书五经，加上注疏，学着写几篇八股文，运气一到，立刻可以考上举人进士，做起大官来。即便有些特别有天才有本领的，能把四书五经的本文和注疏正背倒背，甚至另外还弄点“杂学”，但也总脱不出中国书的范围。他们只须学会一种语言就够了。

但欧美的洋人偏要带了他们的学问挤进来。他们这些学问又真有些不可及的地方，连最顽固的中国文化本位派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优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在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解嘲的口号，用来安慰自己的。现在我们看了，固然有啼笑皆非之感，这种感觉恐怕当时有许多人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这一代的祖父们，其中比较开明的，都热心 研究过“洋务”，在读四书五经之余也只好尖起舌头来念哀比西的衣^[1] 。

念的成绩怎样呢？这话很不好说。从那时候到现在，中间隔了五六十年。穿西服的，吃西餐的（以前叫做番菜），的确是一天比一天多了。哀比西的衣当然仍旧念下去。但有的人也就仅只念到哀比西的衣，这些哀比西的衣连在一起写成的书他们看着便有点不顺眼，不大高兴同它们发生什么关系。在大学里的情形比较好一点。在这里，在学习外国语言，尤其是英文方面，已经有了颇为明显的进步。有些大学除了中国语文学系的课本外，多半都用英文课本。甚至有些教授简直就用英文讲，请来的外国教授当然更不必说了。

这似乎应该很让我们满意。但倘若我们计算一下时间，我们很有理由觉得我们的进步还太慢。五六十年是一段颇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现代。我们想一想，五六十年前有汽车么？有飞机么？但现在天空里飞的、街上跑的，却就是这些五六十年前没有的东西。同这一比，我们在学习哀比西的衣方面的进步真未免太小了。而且，倘若我们仔细推究，连以使用英文课本、用英文来讲授自诩的大学里出身的大学生，有几个人能够拿起笔来就写一篇英文论文？只有在不懂英文的小姐面前，他们的英文才说得起劲，见了外国人就难免要红脸的。

我们倘再看一看我们国家以外别的国家学习外国语言的情形，这些国家学术水准比我们高到不知多少倍，然而人家却仍然在努力学习外国语言，读外国书籍，我们真不得不悲观了。在欧洲许多国家，一个大学生懂五六国文字是颇为平常的事情。比如说在德国的中学里，一个学生除了学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腊文以外，一定要学英文和法文。有不少的学生还在课外请教师学俄文或意大利文。他们进了大学，看外国文参考书绝对不会再有什么困难。倘说他们要念语言学的话，当然还要另外学许多新的语言。比如说，要念斯拉夫语言学，他们至少要学俄文、波兰文或捷克文、南斯拉夫文，要念比较语言学，学的语言当然更加多了。虽然不一定每一种都能精通，但只就数目说，也就够我们吃惊的了。

在另外几个国度里，比如说丹麦、荷兰、瑞典、挪威，他们的学术水准也非常高，甚至有些地方还胜过那几个大国，但因为国家小、在世界政治上占的地位不重要，他们的语言没能像现在事实上已经成了国际语言的英文、德文、法文那样流行世界。他们的学者写专门论文的时候，便利用英文、德文或法文。有的人用一种两种，也有不少人能用三种。有些人或者认为这些学者是可有可无的。但其实不然。这些国家虽小，但也产生了不少的世界权威。瑞典中国音韵学专家高本汉就是一个例子。高本汉在中国也不是生疏的名字。他的论文早年用法文写，现在用英文。还有丹麦语言学家Otto Jespersen也是语言学界的权威之一，他能用英、德、法三种文字写论文。只有这样，他们的论文才能让世界各国的学者都能读到，他们苦心研究的结果才不致因了文字的障碍而被埋没。

回头看我们中国怎样呢？我们的学术水准不但比不了英、德、法，也比不了瑞典、丹麦那些小国。我们学习英文的情形上面已经谈过了。但那还是战前的情形。复员以后大学里的同学据说英文程度不很好，我们这里不谈原因，只谈事实。事实是很多的大学生不但不能看英文参考书，而且连念英文课本都不知费多大力量。这样毕业后再做研究工作就会处处感到困难。再说到德文法文，情形就更惨。现在德文同法文只算作第二第三外国语。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最多也不过能念三年。实际上念到三年的非常少，即便念到，真正不用字典而能看书的更加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形下，外国学者研究的结果我们当然就很难利用了。在另一方面，我们一般的学术水准虽然不太高，但有不少的学者也有时有非常有价值的发现，值得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学者看的。除了很少的学者自己能用外国文写论文以外，用中文写成的论文便都因为文字的问题湮而不彰，这对世界学术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我上面说过，英、德、法三种语言事实上已经成了现在的国际语言。一直到现在我谈的也就是这三种。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是这三种就够了。另外还有几种语言可以加入到里面来。我现在只谈其中的一种，就是俄文。有些人或者会说，我有点势利眼。看到俄国这次打了胜仗，成了大强国之一，所以我才这样说。而且目前中国以谈俄国为时髦，我现在也不过就是投合这种心理。其实我并没有这意思。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不是我现在才有的意见。十几年前我就有过这种意见，而且多少也实行过了。俄国在现在和将来世界政局上的重要，尤其是对我们中国的重要，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的，不管他是不是共产主义的信徒。现在再列举理由说明俄文的重要，真可以说是蛇足了。至于我现在在这里提出俄文，还另外有一个理由。我曾遇到种种不同的专家，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他们都承认俄国在许多学科的研究上有很大的贡献，值得外国学者的注意。并且这不限定革命以后，在沙皇时代已经开始了，虽然还不能同现在比。就我自己研究的这一行说，俄国学者写过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关于梵文和佛学的书，从沙皇时代起一直到现在，这传统没有断过。有名的佛学丛书就是个好例子。谈世界上的蒙文文法和字典就是用俄文写的，倘不会俄文，蒙文几乎是不能研究的。我说了这许多话，用意却很简单，我只是希望中国的青年或非青年在英德法文以外还要注意到俄文，当然最好是有勇气去学，真正学成一个俄文专家，把上海滩上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英雄们赶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去。

我想现在一定有人抗议了。我上面说到，我们连只学一种文字成绩都不十分高明，但现在我却一口气介绍了四种，英德法文以外，还加上俄文，这不是闭了眼睛在做梦，我的话都出自清明的理智，我觉得外国学生不比中国学生聪明，在中学里学外国文只是一个教授法、教本和教师的问题，这都是可以解决的。只要这个问题能解决，多学一种外国语言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情，即便再退一步，我承认我在做梦，梦也有时候可以做的，只要它美丽。

1947年5月6日 北平

[1] 哀比西的衣：ABCDE。

送 礼

我们中国究竟是礼义之邦，所以每逢过年过节，或有什么红白喜事，大家就忙着送礼。既然说是“礼”，当然是向对方表示敬意的。譬如说，一个朋友从杭州回来，送给另外一个朋友一只火腿，二斤龙井；知己的还要亲自送了去，免得受礼者还要赏钱，你能说这不是表示亲热么？又如一个朋友要结婚，但没有钱，于是大家凑个份子送了去，谁又能说这是坏事呢？

事情当然是好事情，而且想起来极合乎人情，一点也不复杂；然而实际上却复杂艰深到万分，几乎可以独立成一门学问：送礼学。第一，你先要知道送应节的东西，譬如你过年的时候，提了几瓶子汽水，一床凉席去送人，这不是故意开玩笑吗？还有五月节送月饼，八月节送粽子，最少也让人觉得你是外行。第二，你还要是一个好的心理学家，能观察出对方的心情和爱好来。对方倘若喜欢吸烟，你不妨提了几听三炮台恭恭敬敬送了去，一定可以得到青睐。对方要是喜欢杯中物，你还要知道他是维新派或保守派。前者当然要送法国的白兰地，后者本地产的白干或五加皮也就行了。倘若对方的思想“前进”，你最好订一份《文汇报》送了去，一定不会退回的。

但这还不够，买好了应时应节的东西，对方的爱好也揣摩成熟了，又来了怎样送的问题。除了很知己的以外，多半不是自己去送，这与面子有关系；于是就要派听差，而这个听差又必须是个好的外交家，机警、坚忍、善于说话，还要一付厚脸皮；这样才能不辱使命。拿了东西去送礼，论理说该到处受欢迎，但实际上却不然。受礼者多半喜欢节外生枝。东西虽然极合心意，却偏不立刻收下。据说这也与面子有关系。听差把礼物送进去，要沉住气在外面等。一会，对方的听差出来了，把送去的礼物又提出来，说：“我们老爷太太谢谢某老爷太太，盛意我们领了，礼物不敢当。”倘若这听差真信了这话，提了东西就回家来，这一定糟，说不定就打破饭碗。但外交家的听差却绝不这样做。他仍然站着不走，请求对方的听差再把礼物提进去。这样往来斗争许久。对方或全收下，或只收下一半，只要与临来时老爷太太的密令不冲突，就可以安然接了赏钱回来了。

上面说的可以说是常态的送礼。可惜（或者也并不可惜）还有变态的。我小的时候，我们街上住着一个穷人，大家都喊他“地方”，有学问的人说，这就等于汉朝的亭长。每逢年节的早上，我们的大门刚一开，就会看到他笑嘻嘻地一手提了一只鸡，一手提了两瓶酒，跨进大门来。鸡咯咯地大吵大嚷，酒瓶上的红签红得眩人眼睛。他嘴里却喊着：“给老爷太太送礼来了。”于是我婶母就立刻拿出几毛钱来交给老妈子送出去。这“地方”接了钱，并不像一般送礼的一样，还要努力斗争，却仍旧提了鸡和瓶子笑嘻嘻地走到另一家去喊去了。这景象我一年至少见三次，后来也就不以为奇了。但有一年的某一个节日的清晨，却见这位“地方”愁容满面地跨进我们的大门，嘴里不喊“给老爷太太送礼来了”，却拉了我们的老妈子交头接耳说了一大篇，后来终于放声大骂起来。老妈子进去告诉了我婶母，仍然是拿了几毛钱送出来。这“地方”道了声谢，出了大门，老远还听到他的骂声。后来老妈子告诉我，他的鸡是自己养了预备下蛋的，每逢过年过节，就暂且委屈它一下，被缚了双足倒提着陪他出来逛大街。玻璃瓶子里装的只是水，外面红签是向铺子里借用的。“地方”送礼，在我们那里谁都知道他的用意。所以从来没有收的。他跑过一天，衣袋塞满了钞票才回来，把瓶子里的水倒出来，把鸡放开。它在一整天“陪绑”之余，还忘不了替他下一个蛋。但今年这“地方”倒运。向第一家送礼，就遇到一家才搬来的外省人。他们竟老实不客气地把礼物收下了。这怎能不让这“地方”愤愤呢？他并不是怕瓶子里的凉水给他泄漏真相，心痛的还是那只鸡。

另外一种送礼法也很新奇，虽然是“古已有之”的。我们常在笔记小说里看到，某一个督抚把金子装到坛子里当酱菜送给京里的某一位王公大人。这是古时候的事，但现在也还没有绝迹。我的一位亲戚在一个县衙门里做事，因了同县太爷是朋友，所以地位很重要。在晚上回屋睡觉的时候，常常在棉被下面发见一堆银元或别的值钱的东西。有时候不知道，把这堆银元抖到地上，哗啦一声，让他吃一惊。这都是送来的“礼”。

这样的“礼”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接受的。他一定是个什么官，最少也要是官的下属，能让人生，也能让人死，所以才有人送这许多金子银元来。官都讲究面子，虽然要钱，却不能干脆当面给他。于是就想出了这种种的妙法。我上面已经提到送礼是一门学问，送礼给官长更是这门学问里面最深奥的，须要经过长期的研究简练揣摩，再加上实习，方能得到其中的奥秘。能把钱送到官长手中，又不伤官长的面子，能做到这一步，才算是得其门而入了。也有很少的例外，官长开口向下面要一件东西，居然竟得不到。以前某一个小官藏有一颗古印，他的官长很喜欢，想拿走。他跪在地上叩头说：“除了我的太太和这块古印以外，我没有一件东西不能与大人共享的。”官长也只好一笑置之了。

普通人家送礼没有这样有声有色，但在平庸中有时候也有杰作。有一次我们家把一盒有特别标志的点心当礼物送出去。隔了一年，一个相熟的胖太太到我们家来拜访，又恭而敬之把这盒点心提给我们，嘴里还告诉我们：这都是小意思，但点心是新买的，可以尝尝。我们当时都忍不住想笑，好歹等这位胖太太走了，我们就动手去打开。盒盖一开，立刻有一股奇怪的臭味从里面透出来。再把纸揭开，点心的形状还是原来的，但上面满是小的飞蛾，一块也不能吃了，只好掷掉。在这一年内，这盒点心不知代表了多少人的盛意，被恭恭敬敬地提着或托着从一家到一家，上面的签和铺子的名字不知换过了多少次，终于又被恭而敬之提回我们家来。“解铃还是系铃人”，我们还要把它丢掉。

我虽然不怎样赞成这样送礼，但我觉得这办法还算不坏。因为只要有一家出了钱买了盒点心就会在亲戚朋友中周转不息，一手收进来，再一手送出去，意思表示了，又不用花钱。不过这样还是麻烦，还不如仿效前清御膳房的办法，用木头刻成鸡鱼肉肘，放在托盘里，送来送去，你仍然不妨说：“这鱼肉都是新鲜的。一点小意思，千万请赏脸。”反正都是“彼此彼此，诸位心照不宣”。绝对不会有人来用手敲一敲这木头鱼肉的。这样一来，目的达到了，礼物却不霉坏，岂不是一举两得？在我们这喜欢把最不重要的事情复杂化了的礼义之邦，我这发明一定有许多人欢迎，我预备立刻去注册专利。

1947年7月

论现行的留学政策

前几天，胡适之先生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教育十年计划，目的想在十年以内替我们中国的学术开辟一条独立的路。据报纸上说，胡先生自己也承认这是一炮。这一炮果然没有虚放。自从这谈话发表了以后，南北各地，许多刊物和报纸都有文章来讨论这问题。有的赞成，有的反对。眼看就要引起一个大规模的论战。昨天一个小报上说，胡先生已经挂了免战牌。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我今天也来讨论这问题，并不是想制造“事件”，再启战端。我只是因为自己有许多话要说，以前虽然也说过几句，但总没有说痛快，现在就利用这机会再来乱说几句。

胡先生谈话的前半是关于留学政策的。他反对政府每年花大量的美金送学生到外国，尤其是到美国，去镀金。这意见我完全赞成。自从去年十一月间汪敬熙先生首先发难攻击自费留学以后，有许多人都来写文章讨论这问题。我自己也在天津《大公报》上写过一篇短文，响应汪先生。我当时只谈到自费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自费留学生全要不得，官费生全好。自费生也尽有很好很有成绩的，而官费生里面也有不少的纨绔子弟，一点书也不念。不过因为汪先生只谈到自费留学，而官费生究竟还有点限制，所以我就大作其偏锋文章，仿佛我同自费生有什么宿怨，大有同他们不共戴天的意思了。

我现在要谈的是整个的留学政策。不管官费与自费，现行的留学政策都有毛病。假若我们现在还不起来纠正，这样下去，再送一百年留学生，中国学术也不会独立，永远只是跟着别人跑，而且永远隔着一个很长很长的距离。

现行的留学政策的毛病究竟在什么地方？这真如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处说起。我们先说留学的动机。我想有很多人到外国去，并不是想去念书。他们只是想去混一个资格，回来好做事，就是所谓“镀金”。这实在也难怪，因为中国社会把留学生看得太重了，仿佛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到外国去吃上几天面包牛油，立刻就可以脱皮换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当前的政府要人、大学教授，有几个没有镀过金的呢？难怪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们，想尽种种方法要到外国去了。

因了这样的动机而到外国去的，我们就很可以想象到他们到外国会不会念书。他们一下火车或船，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打听，哪一个学校最容易，哪一个教授最好通融。教授选定了，第一次见面，谈不到三句话，就张嘴要论文题目。论文题目一拿到手，当然毫不迟疑立刻就向这题目进攻。在英美情形或者好一点，因为英文他们在中国都学过，也许（我只说是也许）没有语言文字上的困难。在德国法国就有了问题。在国内学过德文法文的很少，一到了那里，话听不懂，书看不懂，甚至到馆子里去吃饭，到街上去买东西都有困难。但对论文进攻的勇气一点也不减少，自己在下面做的时候，还可以找别人帮忙。倘若教授要请他去讨论，立刻就来了困难。教授说话，他听不懂。他说话，教授听不懂。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究竟高于西洋。有很多的先儒都提倡“不动心”。虽大难当前，此心皆可不动。现在说几句鬼子话听不懂又有什么不得了呢？他仍然能沉住气，脸上的汗毛都不许竖一竖。但洋人教授却受不了了，头上的汗立刻流下来，青筋也一条条地暴露出来，呼吸紧促，心也跳动得厉害了。一位德国教授告诉我，他同一个中国学生谈一次话，他仿佛经一次冲锋，说起来还有余惊。

让外国教授冲过几次锋以后，论文终于进行起来。这时候需要教授帮忙的地方更多了。于是有许多中国学生就施展出另一套中国人特有的本领：送礼，不客气地说，就是贿赂。当然他们还不敢像在中国一样公然送钱给教授，因为外国教授还没进化到能懂得贪污。今天请教授看戏，明天请教授吃饭，教授太太生日的时候，绝不会忘记用高得荒谬的价钱买花送了去。他们觉得这样也就可以勉强安心了。有些勇气大的，买了照相机之类的贵重东西送了去。教授看了，大惊失色。他们不知道中国学生的用意何在。在惶惑之余，让中国学生再把照相机带走，自己留在家里纳闷。心里说不定又想到那个“中国之谜”。

好容易费尽九牛二虎的力量把论文做完，或请求教授认为是做完，他们就开始预备口试。同时心里已经开始做回国的计划了。好歹口试再及了格，有些人连等候领毕业证书的耐性都没有，立刻就捆起行李来回家。博士头衔终于拿到了。他们又可以利用这头衔再往高处爬，对他们说，这总算是功行圆满了。

请读者不要误会，认为所有的留学生全像我上面说的那样子。我上面只是说了留学生的一种，不过可以说是最普遍的一种。在这一种以外，也有不少的学生真正埋头读书，让外国教授都佩服的。但也有许多学生根本一句书也不念，终日游手好闲，坐咖啡馆，找女朋友，甚至贩卖黑货，上法庭，坐牢狱，专门替中国丢脸。在数量上说，这一类的学生非常多。国内达官贵人的孩子几乎全属于这一类。倘若列一个等级的话，这一类恐怕是最下乘。回头再看这一些专门到外国去考试的学生，就觉得他们也未可厚非了。

但是，无论如何，就连这些“未可厚非”的学生对中国的学术也不会有什么裨益。我们派留学生的目的是要到外国去学在国内学不到的东西。但他们却带了一肚皮在国内大学里学到的一知半解的学问，到外国去给自己镀金。他们就用了这点学问，七拼八凑，在外国教授全力帮助下，勉强写出一篇论文，立刻就回来了。我不信，他们能学到什么新学问。

据我自己的观察，中国学生的天资最少也可以同外国学生比肩。只要肯用功，他们是不比人家差的。但可惜的是，不肯用功的学生固然不必说了，连肯用功的学生也只肯用到学业结束为止。仿佛证书一拿到手，学问就已经登峰造极，用不着再求进益了。平常我们都认为是形式上的一个学业结束，对很多的中国学生就真成了结束。但对外国想终身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这不过只是一个开始，在没考试前有许多限制，自己不能任意随了自己的兴趣研究。现在这限制没有了。自己可以任意研究一个题目，读一本书。再没有什么东西来束缚限制自己的天才和自己的兴趣了。所以我们观察一个外国学者的经历，虽然有不少的人已经在学生时代露了头角，完成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但大多数的人都是在毕业以后才真正渐渐走上研究的路，终于成了大学者。这条路有时候是很艰苦而悠长的，说不定同时要忍受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压迫。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学者们走这样一条路也没有什么值得惊怪的。

在现行的留学政策下送到外国去的学生顶多也不过走到这条路的开端，向悠悠的前路看一眼，也许根本连看一眼都不知道，就镀满了一身金回来了。回来了以后，觉得已经功成名就，不愿意去做官的十有八九可以做到教授。同他们同学的外国学生这时候才走上那条悠悠的长路，路上有许多困难要克服，要有无比的勤勉，惊人的耐力，才能一步步走上去。说不定十年八年，甚至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一个教授的头衔。倘若这两位同学再有机会会面，我们中国的这一位教授就会发见，以前说不定功课还不如他的这位外国同学，现在真正可以称得起一位学者了；而自己却连以前学的那一点都有点模糊了。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中国学术的悲剧。

倘若我们看着这悲剧演下去，中国学术永远不能独立。但现行的留学政策就正是支持这悲剧的。有的人会说：我们也可以派留学生出去，让他们在外国一直住到把那条长路走完，最少也可以在外国大学里做到教授，然后才让他们回来。但试问，这能行得通吗？先不必说政府没有这许多钱，送大批留学生在外国住那样长的时间。即便政府能有这样许多钱的话，有几个人肯在外国住这样久呢？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中国现行的留学政策都非要改变不行。我并不是说，只要我们的学生都安安稳稳地住在中国，新的学问就会从天上往他们脑袋里灌输，我们用不着借助外国学术的研究，我们的学术就可以独立了。不但我们中国做不到这一步，连世界上的学术先进国也不能每一科都研究到家而不必向别人学习。他们有时候也要派学生到外国去学习的。我的意思只是说，要靠学生到外国去留学，造就大学教师，替中国学术撑门面，这不是一个永久的办法。

但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呢？我觉得，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请外国有地位的学者到中国来。这当然并不是一个新办法，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大学里还有不少的外国教授。但是，我们截止到目前所请的外国教授很少有真正有地位的学者。他们多半都是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在外国找不到饭吃，于是就到中国来做教授。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能说外国话，谈到学问，有的还不如我们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这种人对我们的学术不但没益，而且有害。我常常自己想象，当这些人回国的时候，也许有人问他们在外国的职业，他们当然回答说是教授。我真不知道，他的国人会把我们中国的大学想成什么样子。我一想起来，脸上就发烧。从现在起，我们应该请在外国真正有地位的学者到中国来任教。他们当然未必全肯到中国来，我们可以仿效苏联请美国工程师的办法，出极高的薪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定不会没有人来的。这样可以有两个好处：第一，他们可以长期留在中国。学生在大学毕了业以后，甚至做了讲师以后，还可以有机会同他们研究。不至于半途而废，演了我上面提到的那种悲剧。第二，有天才的青年不致因为没得到留学的机会而埋没了。我们都知道，照现行的留学政策做下去，只有一小部分家里有钱或运气好的青年才有留学的机会。这些青年未必就是最优秀的。倘有外国大学者到中国来，没有钱的或运气不好的青年都可以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才能了。这对中国的学术是有莫大的裨益的。倘若有时候有些部门某一国研究得特别好，我们仍然可以派学有根底的学生到那里去观摩。这样，我们一定可以慢慢走上学术独立的路，这是我可以断言的。

以上说的话，我当然不敢说全对。但这些话都是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得来的，自信还不至捕风捉影。为中国学术前途计，我诚恳希望教育最高当局能考量并采纳我这个建议。

1947年9月23日 北京大学

论伪造证件

伪造证件的风气不自今日始，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历史我们不必去查了，只说我记得的。十几年前，当我到北平来投考大学的时候，就听说，琉璃厂有什么地方专门印制中学毕业证书。价钱也似乎不太贵。还有几个中学和大学公然出卖毕业证书。据说只要能交一年的学费，就算上了一年学，可以立刻升入二年级。交足两年的学费，就立刻升入三年级。倘把四年级的学费交足了，那就不必到学校里来，马上就毕业了。

这究竟是过去的事情，而且我自己没有看到过，详情有点儿说不上来。但现在怎样呢？我只能引一句老调，就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甚”。

今年夏天我回到十二年没有回去的故乡去，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其中有几个是现任的专科学校或中学校的校长。据他们说，今年投考的新生有很多是拿伪造的证书去的。有一天，有二十个学生去报名；但他们当场就查出十二张假文凭来。这里面并没有什么诀窍，其实很简单。只要照着文凭上所载的，问学生几句，马脚立刻就可以露出来了。譬如一个学生是北平崇实中学毕业的，你问他：崇实中学在北平哪一部分？他立刻瞠目不知所对，因为他根本没来过北平，虽然他在这里毕了业。又如文凭上明明写着校长是张三，但倘若你突然一问：你的校长叫什么名字？他也会红了脸说不出话来，这表示他在家里把这张证书没有念熟。再如你问他是哪一年毕业的，他有时候也会说不上来。还有很多学生拿了绥远、云南、黑龙江，甚至于新疆中学的毕业证书去报名，而且证书上就写着，是上学期刚毕业的，黑龙江是共军区，他一点都不知道。东北现在在战争中，他也不知道。倘若你问新疆毕业的学生怎样到这里来的，他会说是坐火车。再问绥远毕业的学生为什么到绥远去念书，什么时候到那里去的，他在红脸之余，会说，他回家去问一问他爸爸再回来答复。

我上面虽然举了许多例子，但我并不是说，这伪造证件的风气只限于青年同学。在成年的教员和公务员中间这风气也很普遍。我的许多亲戚，我知道，他们连中学都没有上过，有的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但现在一别十几年，他们有的大学已经毕了业，手里拿着很堂皇的证书。勇气最小的也高中毕业了。古人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我现在又体验到这句话的真实。但这里面也有运气。其中有一位大概运气不大好。当他把大学毕业证书呈上去检验的时候，他的上司竟告诉他，这证书是伪造的；因为他毕业的那一年，那个大学还没有成立。我这位亲戚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面也有这样多的花样。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此处不毕业，自有毕业处。”他只好再到别的大学去毕业了。

还有我一位中学的同学，有一天去找我，希望我能替他谋一个中学教员的位置。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我当然答应他。他立刻给了我一张简历片，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北平孔教大学毕业。这使我有点糊涂。孔教大学我当然知道。我每次走过西单，抬头就可以看到陈焕章写的几个大金字，在发着黯淡然而却炫目的光。但我从没听说过孔教大学招过新生，开过课。眼前我的老朋友却就在这个大学里毕了业。我仿佛自己在做梦，又像在听一个传奇的故事，不糊涂又有什么办法呢？

伪造当然并不只限于毕业证书，别的证件同样可以伪造。倘若每件都举出来，不但占篇幅过多，而且我也有点做不到。我现在只举出一件“应运而生”的伪证件来谈一谈。我们现在抗战是胜利了。政府正在努力做两件事情，一件是“赏善”，一件是“罚恶”。这善恶的分野就看你是不是抗过战，或参加过伪组织，两样都要证件。一要证件，我们中国人就来了他的拿手好戏：伪造。真正抗过战的当然不必发愁，但有时候也还觉得不足。最好能找到被日本宪兵逮捕过坐过监牢的证件，那才够味。倘若再能有受酷刑灌凉水的照片，那就再好没有，很可以放在皮夹里，到处随身带着，预备随时拿出来给人看了。参加过伪组织的也不必发愁。事实上连以前替日本宪兵队当走狗的特务陷害了不知道多少同胞的，现在都摇身一变成了地下工作者。你不信吗？他们有的是证件。

倘若有人要问：这些伪造的证件能行得通吗？那我就可以回答说：不但行得通，而且有时候非这样不行。我没研究过政治，铨叙部里面的情形我不大清楚。据说铨叙有一定的章程和格式。他们要求的是合于这章程和这格式。至于证件的真伪好像他们没大注意。只要格式合了，就可以通过。要求铨叙的人注意的也就是这格式。有时候有真的证件，但不合这格式，他们也只好再伪造合格式的证件了。

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当然很好看，整齐划一，一点也没有缺欠，全国所有的厅长局长都是大学毕业，所有的科员书记都是高中毕业，真是“猗欤盛哉”。倘若魏德迈特使，或别的国的什么特使，再奉命到中国来“调查”，走到铨叙部，一看中国官吏这样的出身，学业这样的整齐充实，我想他们一定大吃一惊，会五体投地地佩服的。中国说不定又成了X强之一。而我们中国的大学和中学都可以关门，只剩下琉璃厂几家印制证书的铺子。国家省很多的钱，岂非一举两得？

我并不是道德家，慨叹什么“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这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以前我们都知道中国人两大敌人是贪污（就是所谓揩油）和马虎。现在我想加上一个第三个，就是作伪，伪造证件就属于这一项。假设我们对中国还没有完全绝望，我们还希望中国能慢慢好起来，那么我们大家就应该注意这风气，应该努力来扑灭这个敌人！

1947年9月

中国人对音译梵字的解释

中国虽然从印度译过来了很多的佛经，但其后梵学失传，了解音译梵字就成了一个极困难的问题，因而出了很多笑话。这种例子多得不胜枚举，我下面只举两个。

梵文字Paramita，意译是究竟，到彼岸，度无极。音译是波罗蜜多或播啰弭多，缩写为波罗蜜。后来人们不知道这是缩写，遇到《波罗蜜多心经》这名字，就把“波罗蜜”看成一个字，把“多”同“心经”分在一起，但他们也感觉到这个多字有点奇怪，于是大作其文章，来解释这个多字，说多心就不是一个心。从这里推论下去，写成一篇幻想极丰富的解释。虽然言之成理，无奈这个“多”字只是一个音，用来对梵文的ta。

第二个例子，我想举“南无”这两个字。我先从《坚瓠广集》卷一抄一段前人的解释：

《听雨纪谈》：释氏称佛名号，皆冠以“南无”二字。宋叶少蕴云：“夷狄谓拜为膜。《穆天子传》‘膜拜而受’，已有此称。若云：居南方而拜耳。既讹为膜，又因之为南无南摩。”予闻之一老儒云：“佛居西方。西方金也。至南方而无，火克金也。”

这解释有考据，有引证，有幻想，甚至连五行相克都牵扯上了，似乎应该是很可靠了。但可惜“南无”两个字不是意译，而是音译。梵文原字是namo从动词nam变来。意思是“敬礼”。与中国的“膜”字、“南”字没有意义上的关系。

1947年11月3日

语言学与历史学

语言学同历史学虽然都是独立的科学，但有许多地方可以互相帮助。历史学能帮助语言学，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因为要研究一种语言，第一步先要知道说这种语言的民族的历史，这用不着我们再详细去说。至于语言学能帮助历史的研究，甚至有些历史上的问题只有从语言上去解决，似乎还有特别提出来谈一谈的必要。我预备在下面举两个例证。

第一个例证我想举印度欧罗巴民族原居地和以后迁移的情形的问题。这当然都是历史的问题；但提出这问题而又把这问题解决了的却是语言学。要叙述这问题，我们应该先从比较语言学说起。18世纪末叶、19世纪初年欧洲学者才开始接触到梵文。不久他们就发现，梵文同希腊文、拉丁文相似的地方非常多。经过细密的研究，他们终于知道了，他们一向认为是有色人种的印度人用的语言，原来同他们自己的古代语言竟是一系，皮肤黑色的印度人原来也同他们是一家。几千年前分了家出走的一个兄弟，现在忽然又回来归了宗。对白种的雅利安人这是多么大的一件喜事。所以欧洲一位大学者说，Dyaus-pitr（梵文）＝Zeus-pater（希腊文）＝Jupiter（拉丁文）。这个公式的发现是19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他们既然知道了梵文、希腊文、拉丁文和欧洲近代语言原来都是一个来源，于是他们就根据这线索研究下去，终于把所谓原始印度欧罗巴语言拟构出来。这种语言就是后来一切印度欧罗巴语言的祖先。在这语言里有一个舌根音。这舌根音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分化起来。在印度语系的东支语言里，它变成摩擦音；在西支语言里，它变成k、kh、g、gh。譬如说表示“狗”的字在希腊文里是kuon，在拉丁文里是Canis，这是西支。在梵文里是Svan，在立陶宛文里是Szuo，这是东支。“百”字在拉丁文里是Centum，在希腊文里是Hekaton，在Avesta里是Satem，在梵文里是Sata，在立陶宛文里是Szimtas，在古保加利亚文里是Suto，在俄文里是Sto。学者们平常就用Centum这个字来代表西支语言，用Satem来代表东支语言。这些语言虽然都是从原始印欧语里演变成的；但却各有各的特点。间或也有两种特别接近的，像古代波斯的Avesta和梵文。以上这许多事实都是纯粹由研究语言得来的。倘若把这研究语言得来的结果应用到历史上，我们可以对印欧民族迁移分化的情形得一个清晰的轮廓：现在散布在欧亚两洲的白种人在纪元前几千年的时候原来都是一家。他们定居在旧大陆的某一个地方，人口大概也不会太多。后来也许是因了宗教意见的冲突，也许是因为政治意见的冲突，终于分了家。一支往西走去，几千年来，子孙繁衍，形成了许多国家。一支往东北或东南走去。在向东南去的路上，他们停留在现在的伊朗地方，共同住了一个期间。大概内部又起了冲突。于是一部分留在原地，一部分却越过高山，冲进了印度，成了现在印度雅利安人的祖先。看了我这简短的叙述，谁也会知道，这事实在世界历史上有多么大的意义；但在世界历史上有这样重大的意义的事实却不是历史学告诉我们的，而是语言学。

我上面说到原始印欧民族曾定居在旧大陆的某一个地方。倘若现在要问，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当然又是一个历史上的重要问题。考古学、史前史、人类学都能帮忙解决这问题；但倘若没有语言学，其他科学都只能给我们一点零碎的知识。只有语言学能把这些零碎的知识贯通起来，给我们一个清晰而具体的答案。所以我们仍然只有先从语言学下手。我们先看一看学者所构拟成的原始印欧语言里究竟有些什么字，尤其是动物和植物的名词。动物名词有牛、马、羊、狗、猪、熊等；但没有虎、象、狮子、驴、骆驼。植物名词有柳树、桦树、山毛榉等。既然没有虎、象、狮子，可见原始印欧民族还没见到这几种动物；因而也就可以推论到，他们的原居地一定不会是热带。同时又因为原始印欧语里没有表示“海”的字，足见他们住的地方也不近海。没有“骆驼”，可见他们不是住在沙漠里。但从这些字里面，我们仍然不能确定地指出一个地方来。让我们再看看植物名词。在这些字里面，最重要的是“山毛榉”这个字；因为据学者观察和研究，倘若在欧洲北部从德国的大城königsberg起向南画一条经过俄国的Kiew一直到黑海岸的Odessa止，那么只有在这条线的西面才有山毛榉，东面没有。所以原始印欧民族的老家一定是在这条线的西面。把上面这些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印欧民族的原居地大概就在中欧至北欧一带地方，而且还稍稍偏东。有了这语言学告诉我们的知识作基础，然后其他科学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才有所依附，得到的结果才不至茫无边际。所以在研究这个极重要的历史的问题的时候，语言学为主，其他如考古学、人类学都只能帮助语言学。原始印欧民族的原居地的问题是个极大的问题。我上面虽然说了许多，而且得到一个似乎是结论的结果；但这问题并不像我上面说的那样简单，那结果也还不就是结论。将来的发展还有待于学者的努力。不过，将来无论研究到什么程度，那些由语言学观察出来的结果却绝不会被推翻，学者们只能把这结果补充修正，使它更接近真理。

同这问题相连的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语言学提出来而现在还没有解决的。我们上面说过印欧语系有东西两支。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属于西支，在欧亚大陆偏东部的属于东支。这似乎非常自然，一点也没有问题。在19世纪比较语言学者所知道而加以研究的许多印欧语系的语言都合于这个区分，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文法现象和地理部位毫不冲突。但20世纪初年学者们又在中亚发现了几种新语言，吐火罗文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些语言都毫无疑问的属于印欧语系。按地理说，吐火罗文应该属于东支，因为吐火罗文残卷都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但吐火罗文的文法却确实是属于西支的。“百”字在吐火罗文里是kant，这就足以说明吐火罗文是一个Centum语言，为什么在一群印欧民族的东支的民族里会有一个属于西支的民族呢？目前我们还没有方法解答这问题。但我们相信，倘若将来这问题一旦解决了，我们对世界史，尤其是印欧民族迁移的历史，一定有很深的了解。

另外一个问题也同印欧语言有点关联，我们也在这里提出来谈一谈。钢和泰先生曾指出来，中国语言里有几个字似乎同印欧语言有点关系（见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胡适之先生译）。譬如说，“犬”字似乎同希腊文的Kuon，拉丁文的Canis同源。倘若这种例子找多了，我们说不定就可以证明中文同印欧语系同出自一源，也许能把中国人同印欧民族拉成一家。我虽然不敢说，这一定可能；但也不敢说，一定不可能。我只能说，在目前还没法证明。倘若认真想解决这问题，我们只有效法欧洲学者的办法，去研究中国古音，把原始中国语言构拟出来，然后再同原始印欧语言去比较。这当然又是一个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也只有先走一条路，就是语言学的路。

以上讨论第一个例证。第二例证我想举古代西域人种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住在中亚和中国新疆一带的是突厥种。但在突厥人到这里以前是什么人在这里住呢？我们古代的历史书虽然有一些对西域特别注意的，特别专写一章论西域的事情；但从那些记载里，我们很难窥测到这些所谓胡人都究竟属于哪个种族。对这些胡人的相貌，《魏书·西域传》“于阗国”条算是给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描写：“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但是只是“深目高鼻”四个字也只能告诉我们，他们同“华夏”人不一样。白种人固然是“深目高鼻”，突厥人又何尝不这样呢？我们仍然不能确定他们的种族。自从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年，中亚古器物文献出土以后，我们研究的凭藉增加了。我们从壁画上可以看到这些“胡”人的面貌；但给我们的印象仍然只是“深目高鼻”四个字。连从地里掘出来的头盖骨也只能告诉我们，在突厥民族没来到以前，中亚民族一定是属于印欧民族的白人。我们仍然不能知道，究竟是白人的哪一种。在这里能帮助我们解答这问题的又只有语言学。

在中亚新发现的三种古代印欧语系的语言中，吐火罗文是独立的一支。关于说这种话的民族的归属问题，学者们的意见还非常不一致，我们这里不能详细讨论。其余的两种，于阗文和窣利文都已经学者研究认为是属于印欧语系伊兰语系的。所以说这种话的人们大概也就属于伊兰氏族。现在我们再回头看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在古代西域突厥人未到以前究竟住的是哪一种人？我们就可以回答说：最少有一大部分是伊兰民族。

以上讨论第二个例证，可举的例证当然还非常多；但只是这两个也就足够能表示出来，语言学是怎样能帮助历史的研究了。我上面说的有一些只是老生常谈；但我为什么特别提出语言学同历史学来讨论呢？因为我觉得，有许多科学都能作史学的辅助科学；但语言学似乎还没被人特别重视过。我特别提出来，只是想唤起大家的注意。此外我还觉得，有很多纯粹的语言学者把研究的范围死死地限制到语言方面，不向外走一步。这我也认为很可惜。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语言学研究的结论都可以应用到历史上去；但最少有些是可以的，而且把语言学的结论应用到历史上获得的结果多半都非常可靠。为了让语言学家注意起见，我写了这篇短文。

1947年11月29日 北京大学

论聘请外国教授

中国学术落后，大学师资尤其感到缺乏；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不聘请外国教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当然不能反对；但是却有条件。

我先说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十几年前我在北平的一个国立大学里念外国语文。这个大学的外国语文系是非常著名的，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主要原因就是外国教授多，而且据说又都是有地位的学者。我为这盛名所震惊，怀了一颗虔敬的心，走进了学校，走进了课堂。最初我当然不敢说什么；但渐渐地我却怀疑起来。这些教授们多半是英美人，英文当然会说；但也就只是会说英文，说到他们有什么专门研究，那就很成问题了。一位美国女教授是斯丹佛大学的硕士，教我们英文文字学。第一学期，她拿一位丹麦语言学家论普通语言学的书当教本。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著作；但她愈讲我们愈糊涂。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很难懂的格林定律当时却没有一个人能明白。原因就是这位女教授除了英文以外，古典语言似乎一点都不会，恐怕连她自己也愈讲愈坠入五里雾中了。第二学期换了课本，她要讲她的据说是最拿手的乔叟。第一堂上去，高声背诵了乔叟的杰作Canterbury Tales的第一段。我们都大惊失色。幸而我们不久就发现了她的全部的本领就在背诵乔叟的杰作的第一段，我们的“色”才不至继续“失”下去，否则“失”出病来也未可知。我们看，她似乎连中古英文法也不甚了然；所以不久我们就读起翻成近代英语的乔叟来。一年读完，我们算是学了英文文字学。

另一位教授，也是美国人，他教我们欧洲文学史，用的是他自己著的一部五六百页厚的精装的巨著当教本。无论谁看到这部大书，也会不由得对这位教授起尊敬心；但倘若一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部书除了厚大以外没有别的任何长处，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肯出钱替他印这部书的。里面对世界上的许多名著的内容都有一撮要的说明；倘若仔细推敲起来，这些说明却不可靠，几乎都有问题。这些名著的原文他当然没读到过，连译本他似乎也没读了几种，他只是直抄别人的书，而且抄得极荒疏，极不小心。这证明他连抄的耐性都没有；然而他就是我们国立大学的名教授。

我在这里不能替每一个我的外国老师都作一个介绍。总括一句，除了很少数的例外外，他们都差不多，不管他们是哪一国人。在他们本国，他们都在大学毕过业。我不知道他们在本国究竟能够找到什么职业；但一定不会是大学教授，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他们有的或者可以在大学里做助教，有的或者可以做中学教员，有的只配在商店里做一个店员，在机关里做小公务员。然而这些称呼都不响亮，于是他们就来到中国，在我们的大学里成了名教授。

倘若他们老老实实地做教授的话，做上几年，说不定也可以做出点成绩来。倘若认真读书，也一定会有所得的；但有些人来中国的目的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的完全为了好奇心，想来看一看这神秘的国度。结果学了一脸假笑，挤鼻子挤眼，打拱作揖，自命为中国通，能说三句半中国话，回国去了。不久就写成了几厚册论中国的书，于是出了名，发了财，皆大欢喜。有的在本国研究汉学，找到一个机会到中国来想继续研究。在中国大学里担任的课程与他们自己研究的毫无关系。他们可以教历史，教哲学，教希腊文、拉丁文，教古典文学；德国人教法文，美国人教德文，他们简直是万能。同时还忘不了自己的工作，找自己的学生或化钱雇助理帮自己翻译中国的古书，诗词歌赋全行。译的时候尽可能找别人；但书籍出版的时候却只剩下自己的名字。于是也出了名，发了财，说不定让本国的大学请回国去做汉学教授，仍然是皆大欢喜。

从这样的教授那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我们一想就可以知道。但这不过是在中国误中国的青年学生而已，还不足以尽他们的任务。他们一回国，当然就会有人问他们在中国的职业，他们也当然就会回答说做教授。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定很惊奇，像他这样的人居然在中国能够做到教授，中国的大学教育也就可以想见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们脑筋里都有了先入之见，即便再想把中国大学的真相告诉他们，也没有用了。我说中国大学的真相，意思是说，中国大学教授的本质固然不能同其他学术先进国家比，但也不像他们想的那样坏。我们不否认，有很多中国教授同这些外国教授差不多；但也有些真正有地位的学者，他们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大学里都能做到教授而无愧。把这些学者同这些外国教授拉在一起，相提并论，简直是不伦不类。要想避免这不伦不类的滑稽剧，我们只有让够做大学助教的外国人留在他们本国做大学助教，够做中学教员的留在他们本国做中学教员，够做店员小公务员的留在他们本国做店员小公务员。倘若我们非聘请外国教授不行的话，我们要聘请的是另外一些人。

这些人我们也聘请过，可惜数目很少，只能算作我上面说到的少数的例外。譬如北京大学以前聘请的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就是其中的一个。葛先生是世界上有名的学者，在中国住了半生，弟子遍中国。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能有这样的成绩，我们要归功葛先生。这样的外国教授我们才需要，才真值得我们聘请。有葛先生这样的外国教授，是我们中国大学的光荣。即便有许多学者不能像葛先生一样在中国住那样许多年；但这也没有关系。杜威、罗素在中国只是旅行了一趟；但他们在几个讲演里留给中国的影响仍然很大，是那些挤鼻子挤眼打拱作揖的中国通和那些让别人做工作自己来出名的所谓汉学家万万想不到的。

除了这些真正有地位的学者以外，为了中国学生学习外国语言起见，我们也可以聘请外国人来教。但我们绝不应该像现在这样随便一个外国的张三李四都给他教授的名衔。我们并不是没有前例可援。我们可以学英国德国的办法，只要教实用语言的外国人一律给他教员的名义。只有真正有地位的学者，最少在外国也能做到正教授的，我们才给他教授的名义。这就是我在开头说到的条件。

1948年1月30日 北京大学

论 正 义

我先说一件小事情：

我到德国以后，不久就定居在一个小城里，住在一座临街的三层楼上。街上平常很寂静，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一排树寂寞地站在那里。但有一天的下午，下面街上却有了骚动。我从窗子里往下一看，原来是两个孩子在打架。一个大约有十四五岁，另外一个顶多也不过八九岁，两个孩子平立着，小孩子的头只达到大孩子的胸部。无论谁也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孩子真是势力悬殊，不是对手。果然刚一交手，小孩子已经被打倒在地上，大孩子就骑在他身上，前面是一团散乱的金发，背后是两只舞动着的穿了短裤的腿，大孩子的身躯仿佛一座山似的镇在中间。清脆的手掌打到脸上的声音就拂过繁茂的树枝飘上楼来。

几分钟后，大孩子似乎打得疲倦了，就站了起来，小孩子也随着站起来。大孩子忽然放声大笑，这当然是胜利的笑声。但小孩子也不甘示弱，他也大笑起来，笑声超过了大孩子。

这似乎又伤了大孩子的自尊心，跳上去，一把抓住小孩子的金发，把他按在地上，自己又骑他身上。前面仍然又是一团散乱的金发，背后是两只舞动的腿。清脆的手掌打到脸上的声音又拂过繁茂的树枝飘上楼来。

这时观众愈来愈多，大半都是大人，有的把自行车放在路边也来观战，战场四周围满了人。但却没有一个人来劝解。等大孩子第二次站起来再放声大笑的时候，小孩子虽然还勉强奉陪，但眼睛里却已经充满了泪。他仿佛是一只遇到狼的小羊，用哀求的目光看周围的人，但看到的却是一张张含有轻蔑讥讽的脸。他知道从他们那里绝对得不到援助了。抬头猛然看到一辆自行车上有打气的铁管，他跑过去，把铁管抡在手里，预备回来再战。但在这时候却有见义勇为的人们出来干涉了。他们从他手里把铁管夺走，把他申斥了一顿，说他没有勇气，大孩子手里没有武器，他也不许用。结果他又被大孩子按在地上。

我开头就注意到住在对面的一位胖太太在用水擦窗子上的玻璃。大战剧烈的时候，我就把她忘记了。其间她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毫没看到。等小孩子第三次被按到地上，我正在注视着抓在大孩子手里的小孩子的散乱的金发和在大孩子背后舞动着的双腿，蓦地有一条白光从对面窗子里流出来，我连吃惊都没来得及，再一看，两个孩子身上已经满了水，观众也有的沾了光。大孩子立刻就起来，抖掉身上的水，小孩子也跟着爬起来，用手不停地摸头，想把水挤出来。大孩子笑了两声，小孩子也放声狂笑。观众也都大笑着，走散了。

我开头就说到这是一件小事情，但我十几年来多少大事情都忘记了，却偏不能忘记这小事情，而且有时候还从这小事情想了开去，想到许多国家大事。日本占领东北的时候，我正在北平的一个大学里做学生。当时政府对日本一点办法都没有，尽管学生怎样请愿，怎样卧轨绝食，政府却只能搪塞。无论嘴上说的多强硬，事实上却把一切希望都放在国际联盟上，梦想欧美强国能挺身出来主持“正义”。我当时虽然对政府的举措一点都不满意；但我也很天真地相信世界上有“正义”这一种东西，而且是可以由人来主持的。我其实并没有思索，究意什么是“正义”，我只是直觉地觉得这东西很是具体，一点也不抽象神秘。这东西既然有，有人来主持也自然是应当的。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以强国欺侮弱国，我们虽然丢了几省的地方，但有谁会说“正义”不是在我们这边呢？当然会有人替我们出来说话了。

但我很失望，我们的政府也同样失望。我当然很愤慨，觉得欧美列强太不够朋友，明知道“正义”是在我们这边，却只顾打算自己的利害，不来帮忙。我想我们的政府当道诸公也大概有同样的想法，而且一直到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他们还似乎没有改变想法，他们对所谓“正义”还没有失掉信心。虽然屡次希望别人出来主持“正义”而碰了钉子，他们还仍然在那里做梦，梦到在虚无飘渺的神山那里有那么一件东西叫做“正义”。最近大连问题就是个好例子。

对政府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毅力，我非常佩服。但我更佩服的是政府诸公的固执。我自己现在却似乎比以前聪明点了，我现在已经确切知道了，世界上，除了在中国人的心里以外，并没有“正义”这一种东西，我仿佛学佛的人蓦地悟到最高的智慧，心里的快乐没有法子形容。让我得到这样一个奇迹似的“顿悟”的，就是上面说的那一件小事情。

那一件小事情虽然发生在德国，但从那里抽绎出来的教训却对欧美各国都适用。说明白点就是，欧美各国所崇拜的都是强者，他们只对强者有同情，物质方面的强同精神方面的强都一样，而且他们也不管这“强”是怎样造成的。譬如上面说到的那两个孩子，大孩子明明比小孩子大很多岁，身体也高得多，力量当然也强。相形之下，小孩子当然是弱小者，而且对这弱小他自己一点都不能负责任；但德国人却不管这许多。只要大孩子能把小孩子打倒，在他们眼里，大孩子就成了英雄。他们能容许一个大孩子打一个小孩子；但却不容许小孩子利用武器，这是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倘用武器就不算好汉？或者认为这样就不fairplay？这一点我还不十分清楚。

我不是哲学家，但我却想这样谈一个有点近于哲学的问题，我想把上面说的话引申一下，来谈一谈欧洲文明的特点。据我看欧洲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力的崇拜，身体的力和智慧的力都在内。这当然不自今日始，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这个倾向，所以他们要征服自然，要到各处去探险，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在中世纪的时候，一个法官判决一个罪犯，倘若罪犯不服，他不必像现在这样麻烦，要请律师上诉，他只要求同法官决斗，倘若他胜了，一切判决就都失掉了效用。现在罪犯虽然不允许同法官决斗了；但决斗的风气仍然流行在民间。一提到决斗，他们千余年来制定的很完整的法律就再没有说话的权利，代替法律的是手枪利剑。另外还可以从一件小事情上看出这种倾向。在德国骂人，倘若应用我们的“国骂”，即便是从妈开始一直骂到三十六代的祖宗，他们也只摇摇头，一点不了解。倘若骂他们是猪、是狗，他们也许会红脸。但倘若骂他们是懦夫（Feigling），他们立刻就会跳起来同你拼命。可见他们认为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是最可耻的事情。反过来说，无论谁，只要有勇气，有力量，他们就崇拜，根本不问这勇气这力量用得是不是合理。谁有力量，“正义”就在谁那里。力量就等于“正义”。

我以前每次读俄国历史，总有那一个问题：为什么那几个比较软弱而温和的皇帝都给人民杀掉，而那几个刚猛暴戾而残酷的皇帝，虽然当时人民怕他们，或者甚至恨他们，然而时代一过就成了人民崇拜的对象？最好的例子就是伊凡四世。他当时残暴无道，拿杀人当儿戏，是一个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都不正常的人。所以人民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做“可怕的伊凡”。可见当时人民对他的感情并不怎样好。但时间一久，这坏感情全变了，民间产生了许多歌来歌咏甚至赞美这“可怕的伊凡”。在这些歌里，他已经不是“可怕的”，而是为人民所爱戴的人物了。这情形并不限于俄国，在别的地方也可以遇到。譬如希特勒，在他生前固然为人民所爱戴拥护，当他把整个的德国带向毁灭，自己也毁灭了以后，成千万的人没有房子住，没有东西吃；几百年以来宏伟的建筑都烧成了断瓦颓垣；一切文化精华都荡然无存；论理德国人应该怎样恨他，但事实却正相反，我简直没有遇到多少真正恨他的人，这不是有点不可解么？但倘若我们从上面说到的观点来看，就会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了，可怕的伊凡、更可怕的希特勒都是强者，都有力量，力量就等于“正义”。

回来再看我们中国，就立刻可以看出来，我们对“正义”的看法同欧洲人不大相同。我虽然在任何书里还没有找到关于“正义”的定义：但一般人却对“正义”都有一个不成文法的共同看法，只要有正义感的人绝不许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打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在小说里我们常看到一个豪杰或剑客走遍天下，专打抱不平，替弱者帮忙。虽然一般人未必都能做到这一步；但却没有人不崇拜这样的英雄。中国人因为世故太深，所以弄到“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有时候不敢公然出来替一个弱者说话；但他们心里却仍然给弱者表同情。这就是他们的正义感。

这正义感当然是好的；但可惜时代变了，我们被拖到现代的以白人为中心的世界舞台上去，又适逢我们自己泄气，处处受人欺侮。我们自己承认是弱者，希望强者能主持“正义”来帮我们的忙。却没有注意，我们心里的“正义”同别人的“正义”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自己虽然觉得“正义”就在我们这里；但在别人眼里，我们却只是可怜的丑角，低能儿。欧美人之所以不帮助我们，并不像我们普通想到的，这是他们的国策。事实上他们看了我们这种猥猥琐琐不争气的样子，从心里感到厌恶。一个敢打欧美人耳光的中国人在欧美心目中的地位比一个只会向他们谄笑鞠躬的高等华人高得多。只有这种人他们才从心里佩服。可惜我们中国人很少有勇气打一个外国人的耳光，只会谄笑鞠躬，虽然心被填满了“正义”，也一点用都没有，仍然是左碰一个钉子，右碰一个钉子，一直碰到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做梦，梦到在虚无飘渺的神山那里有那么一件东西叫做“正义”。

我希望我们赶快从这梦里走出来。

1948年4月16日 北京大学

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

国民大会还在进行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许多离奇古怪的笑剧。里面原因当然很多，而且表演的人也不限于民社党和青年党；但最精彩的几幕，我们却不能不归功于民青两党。我不懂政治学，不知道在外国召开像国民大会这一类会议的时候是否也可以由一党或几党来分配代表的名额；但在中国，这次开国民大会的时候却确实是这样。倘若分配的技巧稍微高明一点的话，说不定还可以掩遮天下人的耳目；但这次分配的技巧拙劣到万分，叫人不敢领教。于是跟着就来了一大串精彩的表演：抬棺进会场，国大代表坐在棺上让美国新闻记者照像，代表白天绝食夜里吃水果饼干请医生注射葡萄糖、遗书要跳江自杀却溜之乎也，等等。同时民社党和青年党也因为没有得到事前分配到的位子，屡屡向国民党抗议，扬言要退出政府，自居所谓在野党，做出种种丑态，表演了种种嘴脸。于是闹得满国风雨，给在战火和饥饿中挣扎着的人民添了不少的笑（还是哭？）料；好奇的美国新闻记者也得到了许多比《人猿泰山》和其他充满了大腿和手枪的影片更精彩更惊心动魄的镜头。我想他们一定会伸出大拇指，高呼三声“顶好”，然后满载而归，让美国人在试验原子弹和赚钱之余大笑几次。大笑以后，说不定脾气变好，把骂俄国的次数和激烈的程度减低一下，然后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但我们的民青两党的人士真不愧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在许多抗议、交涉、谈判、声明之后，虽然依然没能全盘如意；但在大会里的位子总算多得到了几个。他们于是就适可而止，率领了三军，昂然走进国民大会会场，为国宣劳，“代表”我们老百姓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他们甚至为了国家连嫌疑都不避了。自己的亲戚，亲戚的亲戚都成了国大代表。青年党某要人的两位女公子也都被“选”为国大代表。于是新闻记者又有了好材料。我们常从报纸上的所谓“国大花絮”里读到“两位姐妹花”的消息，说她们怎样坐在一起低声谈家常，织毛衣。我想无论谁读到这消息都会不自觉地脸上浮起一片微笑，心情立刻轻松下来。让我们忘记了就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会场里代表我们民意的国大代表们正“代表”我们演着全武行，嘘声四起，掌鸣如雷，主席也许正在台上流着汗。她们仿佛是一片战场里的两朵小花，静静地寂寞地开在雷鸣的金鼓声中、挥动着的干戈丛里。让战士们和非战士们看了，紧张的心情立刻就平静了下来，仿佛做一个甜美的梦。这赐予真太大了。我们还能不衷心感谢这位青年党的要人吗？

但民青两党让我们脸上能浮起微笑的也就只是这“一对姐妹花”，其余的举动只能引起我们的厌恶。我一想到这两党同国民党交涉、谈判、讨价、还价的情形，浑身就有说不出的难过。他们同国民党争府委，争部长，争国大代表，争立法委员，争地方政府官吏，只要有官可做，有利可图，无一而不争。每次都是义形于色，非常坚决；但结果却是，只要国民党稍稍让一点，他们立刻就接受条件，宣言同国民党“合作”。这使我想到——请原谅我这个联想——一位大老爷的两位姨太太。当她们对老爷有所要求的时候，譬如想要一个钻石戒指或一身花衣服，她们就撒娇撒痴，扭屁股，抹眼泪，甚至寻死觅活，投河上吊。老爷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不愿意把这事情声张出去，于是一面恫吓，一面欺哄，终于让她的目的多多少少达到一点。她们也就嫣然破涕一笑，又到大老爷怀里去了。

这样的情况，我们看了只能作呕，而且表演的次数愈多，表演得愈精彩入神，催呕的程度也就愈大。然而最近我看报纸，立法委员位子分配又成了问题，民社党和青年党已经声明不参加立法院，他们又准备表演那一幕催呕的丑剧了。同以前一样，这次也是义形于色，非常坚决，将来的演变虽然还不可知；但我不妨在这里学一学星象家表演一下我的预言的天才。我敢预言：民社党和青年党将来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大老爷的怀里。

民社党和青年党也许有他们自己的苦衷。国民党并不见得怎样慷慨大方。他们事前答应的条件也许事后并不怎样高兴去履行。但民青两党一定也不乏明智之士，他们一定也可以看到，国民党之所以请他们参加政府完全是想利用他们作配角来演一出喜剧。国民党弄到今天这样地步，眼看众叛亲离、烽火遍地，一不小心，就会有全盘垮台的危险。唯一的救星就是太平洋对岸的山姆大叔；但山姆大叔偏偏不了解别人的苦处，不体谅别人的困难，硬要国民党民主，不然就不给钱。“民主”这一幕剧当然不是国民党一党可以表演得来的，别的党又没有意思参加。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民社党和青年党毛遂自荐，正如了国民党的意。配角既然找到了，国民党就毫不迟疑地以导演和主角的身份出场演起来。他们心目中的观众虽然并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而是隔洋的山姆大叔；但我们也沾了光，我们连续看到许多精彩的演出，大饱眼福，比上海戏院里演的X本《火烧红莲寺》还惊心动魄。

我从来不敢看不起配角。倘若民社党和青年党老老实实地演这配角的话，也许还能博得一片掌声；但我总有一个感觉，觉得他们现在已经轶出了他们配角的范围，演起丑角来了。倘若他们老老实实地演丑角，也还可以催人发笑，大有益于卫生，我也不敢看不起；但当一个丑角浑身严肃板起面孔来表演的时候，就不但不能让人发笑，只能让人作呕了。

这样的丑角我们小民已经看够了。我们不了解民社党和青年党究竟算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虽然也有很多年的历史；但这些历史回想起来只能增加人们的卑视。左倒右倒，今天同这个军阀合作，明天同那个军阀合作，这历史能算光荣吗？他们大概也有党员；但数目恐怕只有天知道，请原谅我没有见过世面，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民社党或青年党员，我只在报纸上读到过。多少年来活动的只是那几个要人。他们活动的目的也并不是争取党员，而是猎获高官。官到了手，然后再像钓鱼似的用官位来引诱别人入党。说到党纲，他们虽然也有；但民社党的党纲空疏不得要领，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做些什么，而且似乎是“发达”了以后赶做成的。青年党的党纲同他们的“党格”一样，令人哭笑不得，或者啼笑全非。他们最有名的两句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20年前，当我还在中学的时候，我已经听到这口号了。他们当时所谓“国贼”当然实实在在地指的某一个人，他们所谓“强权”也实实在在地指的某一个国家。但到了现在，多少年以后了，中国同世界的政局都有过惊人的变动，变动得几乎换了一个新中国，换了一个新世界；但青年党却“以不变应万变”，他们的口号仍然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我们在糊涂之余，禁不住要问：究竟谁是国贼，谁是强权？难道他们现在所谓的国贼还是20年前的国贼，现在他们所谓的强权还是20年前的强权吗？这事实上恐怕不可能。既然不可能，那就表示，他们所说的“国贼”和“强权”可以随时变换，今天是甲，明天是乙。仿佛演代数一样，我们可以用XY来代替“国贼”和“强权”。XY所代表的虽不同；一个“国贼”和一个“强权”总须随时都存在才行，不然我们的青年党就无从“除”起，也无从“抗”起，让这两句有名的口号落了空，岂不太煞风景吗？我想他们每个人都希望，或者假定，中国永远有一个“国贼”，永远有一个“强权”。他们的用心虽苦，但我却替我们中国担忧起来。试问一个永远有一个国贼和一个强权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

这样的政纲，倘若青年党员自己想一想的话，恐怕也会觉得滑稽。但连这滑稽的政纲他们也不宣传了。民社党根本什么都没有，无从宣传起。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做上了官，恐怕他们自己觉得已经没有再宣传党纲的必要。反正没有党员依然可以成党，只要有个党就会有人来垂青，来赏识，来利用。只要有人肯利用，就不愁没有官做，不愁没有肥分。他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向国民党大老爷撒娇撒痴，争府委，争部长，争国大代表，争立法委员，争地方政府官吏。官争到手，就把自己的亲戚，亲戚的亲戚，亲戚的亲戚的亲戚一齐开上去，替新闻记者制造更多更精彩的“花絮”。他们甘心作配角，作丑角演这悲剧性的喜剧（tragicomedy）给山姆大叔瞧。他们没有想到，也根本不愿意去想，山姆大叔现在已经有点看穿了这出戏的后台，有点不大感兴趣了。

我对民社党和青年党从来没怀过什么希望。倘若他们自己对自己还怀着希望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走出国民政府、立法院和其他一切大小衙门，走向民间去。

1948年5月9日写于北京大学，

外面正有日蚀，太阳被罗睺吃进去了一半，天地变色。

可怕的隔膜

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有许多要改善的地方，这与大学有关的人们差不多都知道，而且专家们也都指出来过了。我在这里不能，而且也不敢来讨论这问题。我只想找出一点来谈一谈，就是同学与教员间的关系。我是一个外行人，说的当然也就是外行人的话；但这些话都是由我亲身观察得来的，刍荛之议，也许可以供专家们参考。

我觉得，现在在大学里，同学与教员很多只是职业上的关系。“职业关系”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恐怕不大容易了解。我的意思是，教员的“职业”是教书，同学的“职业”是念书（我在这里把“职业”两个字用到同学身上，与报纸上常见到的那个不通又含混的名词“职业学生”无关），因了“职业”的关系，同学与教员才聚在一起，也就藉了“职业”，他们的关系才能维持下去。换句话说，倘若一方面这“职业”终止了，关系也就随着断绝。仿佛是一个大百货商店的店伙和主顾，店伙卖的是货，主顾买的也是货；只有在交易的时候，他们才有关系，一旦交易完毕，各走各的路。

但实际上知识却同货物绝不相同，它并不像西红柿土豆之类的东西，只要主顾付了钱，就可以从店伙手里拿到，用袋子装走，回家炒着吃煮着吃。知识是人类心灵经过了学习而获得的东西，其中含了无数的甘苦。学者不但要知道学习获得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得到这样结果的过程。其中有很多的曲折，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所以，只有授者与受者能常常接触，要把彼此间的隔膜完全打破，要破除一切的官样形式，要彼此都能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真正意见，知识才能传授，彼此才能都得到好处。有时候在无意间从心里说出来的极简单的话比在讲堂上的长篇大论还要能给学者以启示；但这样简单而富有启示性的话只有在打破一切形式的束缚的时候才能说得出来。

但在现在的大学里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以外，同学与教员间的隔膜能说已经都打破了么？我们敢坦白地彼此说出想要说的话么？我只觉得，现在同学与教员间的隔膜愈来愈大，彼此都没了信任。有些事情，因了年龄的差别，同学与教员的看法不能一样，这是不能勉强的事情。但也有些事情，看法本来可以一样；不过中间让一座墙隔起来，两方面不但不想把这座墙推倒，反而努力加高它，结果就演变成现在这情形。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成了石头一般的死东西。教员怎样说，学生怎样记，心里同意的时候，不能再进一步多得到一点；心里不同意的时候，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教员，让教员知道自己不同意的地方究竟是在哪里。这些不同意抑压在心里，愈积愈多，有时候也难免要发泄一下，于是又便宜了民主墙。

我并没有责备同学的意思，我知道，一位同学是否敢向教员说他心里想说的话主要关键还在教员手里。我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一位现在“发达”了成为南京二等要人的先生教我们英文。有一次，一位同班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大声做狮子吼：“回去查字典去！”全班在大惊之余，面面相觑，以后再没有人问他问题。他的宝座于是大稳，但同学同他之间的墙也随着高了起来。

我一直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位先生是什么心理。我想他大概觉得同学根本不配问他问题，不配同他讨论，所以他就用禅宗大师的办法断喝一声，把这“乱”“戡”了下去，以杜后患。于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他也得以从容从教授爬到要人。

我不否认，大体上说起来，教员比同学知道的总多一点，因为他们对一门学问最少也用过很多年的功了。但学问之道无穷，愈是有学问的才愈觉得自己的学问不足，只有疯狂荒谬的人总会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具备了一切学问。即便研究一个极窄狭的问题，而且已经费了多年的时间，我们也不敢说已经知道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有时候也难免有疏漏的地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有时候反而能看到一位老学者看不到的地方，因为他对这门学问还没有那样许多成见，那样许多“蔽”。说到观点，我们更不能证明旧的一定就比新的好；换句话说，同学们的观点也可以给教员们许多参考和反省的机会。

那么我们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非要打破这隔膜不行。要想打破这隔膜当然两方面都要努力：教员应该把同学看成朋友，同学也应该把教员看成朋友，我们要忘掉自己的年纪；我们不说，一个是在“教”，一个是在“学”。我们说，大家在共同“学”，大家共同努力探寻真理。彼此心里有什么话，要立刻当面说出来。说对了，对方可以改；说不对，自己也可以反省一下。这样的话，教员才可以在自然流露中说出他的给同学很多启示的心得。同学也可以把他用年青灵动的眼光看到的东西告诉教员。只有这样，学习才是一种快乐，年长的和年幼的在一团和谐的空气里共同学习。

希腊哲人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我希望现在中国为人“师”的有接受同学的批评和意见的雅量，同学有向教员坦白说话的勇气。

1948年8月8日

论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

现在大学里有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都有。教育部规定这些科目的时候，当然也请教过许多专家，用意也不能说不好；但我始终觉得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我自己是学文科的，所以我现在只谈文学院的科目。我自己也知道，我说的也或者不过只是一个人的偏见，但偏见也有供专家参考的价值，所以就写了出来。

文学院的大一共同必修科目共有下列几种：

国文 中国通史

外国文 西洋通史 以上两种选习一种

哲学概论 逻辑 以上两种选习一种

普通数学 普通物理学

普通化学 普通生物学

普通地质学 普通心理学 以上六种选习一种

法学概论 政治学

经济学 社会学 以上四种选习一种

在上面列的这许多科目里，我觉得只有几种大学一年级还有学的必要，譬如外国文是治学的重要工具，逻辑也许对思考和方法方面有点帮助，社会学在中学里多半没有学过，这些在文学院里都不妨学学。但其余的科目我实在想不出一个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为什么还要“必修”。

我们先说国文。现在大一国文的选本，花样尽管怎样翻新，内容尽管怎样不同；但材料同中学课本不会有多么大的差异，反正不过是几篇文言，加上几篇白话。实在用不着再让学生牺牲一年的时间来念也许已经念过几遍的文章。要说是增进同学的国文程度吗？那么，在六年小学六年中学之余，一个学生的国文程度似乎应该已经有了点根基；倘若还有同学在十二年以内没有把国文念好，这位同学几乎可以说是已经不可救药，想在大学一年里补起来也绝不可能了。

说到历史，我更觉得滑稽。现在我不知道中小学里的课程已经变到什么程度。我在高小的时候，念过一遍中国历史，到初中又念了一遍，到高中又念了一遍，同时还念了西洋通史。倘若想对中外历史得到一个概念的话，我想这三遍也就够了。即便大学教员比中学教员讲得或者不同一点；但也没有再念一遍的必要。我并不是否认历史的重要，对文学院的同学说，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无论研究什么题目，总免不了同历史发生关系，对这个题目的历史背景总要先弄清楚；但在这里所需要的历史知识多半是很专门的，并不是普通历史课堂上可以学到的。在这时候，能帮助同学解决问题的是史学系比较专门的课程，所谓“中国通史”或“西洋通史”并没有多少用处。

我们现在再谈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一共有六种；这六种内，除了数学对研究数理逻辑有用处外，其余的我实在看不出对一位文学院的同学有什么用处。倘若说要获得一点自然科学的常识，那么在中学里念过的也就够了。倘若说要得一点专门的知识，我觉得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举个例子说，对一个专门研究阿拉伯文或梵文的学者动物学和地质学有什么帮助呢？不懂果蝇遗传规律或地质构造的人一样可以写出很好的阿拉伯文或梵文文法，正如一个不会缝纫的厨子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菜来。

我们都知道，大学的年限按规定只有四年。即使我们从第一年级起就开始学本系专门的功课，在四年内恐怕也不会学多少；但现在这短短的四年里硬扣除了一年学习这许多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这真让人难了解。教育当局一方面声明大学是研究专门高深学问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把年限只缩成三年，难道在三年内就可以把专门的高深的学问研究好了吗？倘若大学毕业后还有继续研究的机会，譬如说入研究院或出洋，当然还有时间继续研究；但有这种机会的人实在太少了，大多数的大学同学在一生中只有三年时间研究专门学问；然而三年又是多么短的一段时间呵！

我们中国现行的大学制度有许多毛病，譬如说学分制和学年制搅在一起，实行起来就有许多困难，而且理论上也有点说不过去。但这许多毛病影响学生最大的据我看就是这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这只能浪费学生的时间，缩短学生学习专门知识技能的期限。现在有些同学已经感觉到了，将来他们一定更真切地感觉到。所以我诚恳地希望教育当局能重新考虑一下这些“大一共同必修科目”，最好是干脆取消。

1948年11月13日

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

关于是不是应该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这个问题，现在几乎没有详细讨论的必要了。我想，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人还反对这样做，还想把学术关在天上，只放出点余光来，让留在地上的人民大众仰头赞叹，顶礼膜拜。但我为什么现在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我的主要用意是想把一个在旧社会里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关于这方面思想改造的过程写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对有些人也许还有点参考的价值。

我自己是一个在旧社会里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自从自己有了点知识那一天起，我就有一个偏见：我反对一切通俗化的举措，看不起一切通俗化的书籍。我当然崇拜专家，但我所最崇拜的却是专门研究一个问题的专家。问题的范围愈小愈好，牛角愈钻得深愈好。最好是一头钻进去，钻上三年五载，然后写出一篇论文来，这篇论文也许世界上只有几个人肯读，只有几个人能够读得懂，这样一个专家在我眼中才真正是一个专家，才真正值得佩服。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崇拜过爱因斯坦，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神童，十几岁就了解了相对论。相对论我到现在还一丝一毫都不了解，何况二十年前？我当时甚至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男是女，是哪一国人，相对论是属于哪一门科学的。我只听说，相对论世界上只有七个半人懂，我于是立刻觉得，学问到了这个地步才真正算是学问，便对这位爱因斯坦先生肃然起敬了。后来自己弄印度和古代中亚语言学。倘若有人也研究印度语言学或古代中亚语言学，我当然并不反对。倘若有人在这方面有什么著作，我当然很高兴看到。但我自己所最向往的却是能够对印度语言学或古代中亚语言学上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问题写上一部大书，对一个简单的单字写上一篇长长的论文，最好还是能够写到深奥复杂到一个程度，让一般人，连专家在内，都看不懂，这样我觉得才够味，这样才是真正的学术，学术的妙处就在这一点神秘味。倘若有人写一部通俗的书，无论这个人是怎样有地位的专家，我过去也许对他曾经一度崇拜过，我立刻就会看不起他。他的书无论写得多么好，我总拒绝去看。有时我甚而还搜寻世界上最刻毒的话来批评，武断地抹煞它的一切好处，即便勉强看了有时候也觉得的确写得还不坏；但我的偏见却不让我去赞美它。我总觉得一本让大家都能看懂的书一定没有价值，大家都能看懂了，学术还有什么神秘味呢？学术而没有神秘味，那还值得我们崇拜吗？

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当然并没有想到这问题，因为根本没有意识到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是不是有奇货可居的意思呢？在意识里，我自问确实是没有；但在潜意识里，那就不敢说了。几千年以来，无论是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土里，在所谓文明国家里也好，在所谓野蛮国家里也好，学问都操在一小部分的特权阶级手里，学问成了一部分人统治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的重要武器。中国古代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这完全暴露了统治阶级的心理。“民”怎样才可以“知”呢？有了学问就会知了。正像古代的天神把火的秘密紧紧地握在手里一样，统治者把学问紧紧地握在手里。他们还散布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谣言，劳心者就是有学问的人，劳力者就是没有学问的人，人而没有学问当然只好被治了。同这谣言同时流行的还有一首大家都知道的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些谣言和这些诗歌都只有有学问的人才能创造。于是统治者就利用这些有学问的人，这些有学问的读书人也就帮助他们的“天子”把“民”一下统治了几千年。

在古代的印度情形也差不多。当时研究学问的种种方便都操在第一阶级的婆罗门手里，只有他们有权利可以同神们办交涉，他们可以诵读吠陀圣典，可以唱赞美神的诗，他们是有学问的人。他们也就利用他们的学问，把原始人创造的神话加以改变或者自己创造神话，来麻醉人民，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在古代印度人第一圣典《梨俱吠陀》第十卷里有一首诗叫做《原人歌》，里面有两首诗，我现在译在下面：

把原人分割开来，有几种变现呢？他的嘴是什么？他的胳臂怎样？他的腿怎样？他的两足叫什么名字？

他的嘴是婆罗门，他的胳臂是王族，他的腿是吠舍（平民），从他的双足里生出首陀罗（最低阶级）。

整个《原人歌》的意思就是把宇宙万有幻想成一个巨人，太阳是他的眼睛，风是他的呼吸，空界是从他的脐里生出来的，天界是他的头化成的，地界就是他的足——这些都可能是原始人类的想法。但有学问的婆罗门人就利用了这原始神话，把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四个阶级的来源也神化了。因为自己是第一阶级，就说什么自己是从原人嘴里生出来的，阶级愈低，生出的地位也就愈低，到了首陀罗，就只好从原人的脚下面产生了。这当然都是鬼话，但学问在婆罗门手中，谣言也只好由他们来造，别的阶级只好受他们的麻醉了。

在欧洲中世纪我们找到同印度几乎完全相同的例子。当时教士阶级也是第一阶级，学问也几乎完全操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命是具有神圣性格的人，他们有独占管理圣餐的权利，与一般凡人迥乎不同。他们先用种种方法脱开了普通法律的羁绊，终于完全不受政府的支配。罗马有一位主教基拉西乌斯曾说：“支配世界的有两种力量，教士与国王。第一种力量当然在第二种之上，因为人类行为，连国王在内，都是由他们对上帝负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作风，完全同他们在印度的同事婆罗门一样。倘若有人说，上面这一段话是一位印度婆罗门说的，我想，也没有人会怀疑。

类似上面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来；但只是上面举的几个例子也就可以告诉我们，特权阶级怎样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利用学问来巩固他们的特权，维持他们在社会上高高在上的地位。我自己以前之所以反对把学术通俗化，是不是也有这个动机，我自己确实还没有意识到；但在潜意识里恐怕就很难免有这样的动机。

但终于来了解放。对我自己说，解放真像暗夜里一线光明，照澈了许多糊里糊涂的思想。我过去当然不会是唯物，但也谈不上唯心，我根本没有唯什么，只是模糊一团。我自己研究的是印度语言学和中亚古代语文。这一切就是我的天地，我天天同各种奇形怪状的字母相对，脑筋里想到的只是文法变化，根本没有时间、也根本没有兴趣来谈哲学上思想上的问题，谈唯什么的问题，虽然思想里存在着许多唯心的不科学的成分。解放以后，大家都搞学习，我也参加进去。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我绝不敢说，我的思想已经打通了，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却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大大地改变了。以前根本没有想到像自己这样一个人还有这样多的问题。当然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已经是尽善尽美；但也没有觉到自己还有检讨一下自己的必要。让我改变看法的主要原因，除了书本子上的理论以外，就是实际的例子。我几乎天天在报纸上读到作为新中国的主人的工人的创造天才，读到关于工人工作情绪高扬的记载。我钦佩这些以前被压迫的从来没有多少机会求得学问的人们的精神。另外，我还看到了真正的民间艺术。对这些艺术我以前也没有什么了解，也可以说是，没有了解的机会。但我现在却亲耳听到了民歌和根据民歌改造的歌，我亲眼看到了在匈牙利获得特奖的民间舞蹈艺术腰鼓舞。这些歌声才真正是盛世之音，里面洋溢着一片生机、一团力量，确实能够表达出新中国伟大的精神，象征出中国将来远大灿烂的前途。再回想起解放前随地都可以听到的柔媚的歌声，古人所谓亡国之音大概就是那样罢。说到民间舞蹈，更是住在大都市里的知识分子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腰鼓舞获得世界特奖，有少数的人还觉得奇怪；但我却以为，像中国腰鼓舞这样的艺术，倘若在世界上得不到特奖，那才是怪事呢。像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我现在才真正认识了人民大众的伟大，我仿佛是一个井底之蛙，今天从井里跳出来，看到了天地之大。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也是相信“英雄造时势”的。我觉得历史就是几个所谓伟人造成的，没有他们，社会就没有变化，他们就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说到学术，我更坚定不移地相信，一部学术史就是几个大学者的历史。没有哥白尼，我们就一直到现在还会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转。没有爱因斯坦，我们就不会有相对论。在学术史上大学者的地位就同在历史上的“英雄”完全一样。

但是现在人民大众创造力的伟大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不容我们不承认。历史上一切进化的根源都是从人民大众那里来的，他们才真正推动了历史的巨轮。历史上所谓“英雄”，同学术史上的大学者一样，当然有他们一定的作用，无论谁也不会一笔抹煞；但他们只不过适应了人民大众共同的要求，或者把人民大众所获得的经验总结起来使社会进化加速一步或学术水平提高一步。脱离了人民大众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人民大众的创造力既然这样伟大，在过去得到应得的发展没有呢？根本没有得到，因为学问操在极少数的特权阶级手里，学问是他们最重要的武器和护身符，他们把学问谨慎地锁起来，像一个囤积商人囤积奇货，不让它与人民大众发生关系，恐怕秘密泄露了，失掉自己的地位。人民大众失掉求得学问的机会，自己的创造力只好在极不正常极艰苦的条件下慢慢发展。现在解放了，我们应该把学术交还给人民大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第四十九条明确地规定了：“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这就是要指明，我们应该走的方向。无论哪一行的专家都应该严格执行这一条的规定，把他们专门研究的学问用通俗的形式写出来，让人民大众能够了解，能够接受。倘若大家都这样做，我敢相信，人民大众的创造力，得了专门学问的辅助，将会更高地发扬起来，空前地发扬起来。然后我们再在普及的基础上把学术水平逐渐提高，普及的程度愈大，水平也就愈提得高。过去是几个学者把自己关在图书馆或研究室里孤独地研究和发明，现在是全体人民大众都参加到这发明和研究工作里来，这样一来，一方面普及，一方面提高，愈普及就愈提高，愈提高就愈普及，交互影响，学术将会飞跃地前进。只有这样，被封锁了几千年的人类创造的智慧，才真正地得到解放。

1949年11月18日

纪念开国后第一个国庆日

纪念今年的国庆日是有特殊意义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有空前的意义的。是不是因为这是开国后第一个国庆日呢？这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据我们看，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而且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先向国外看一看国际形势。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们现在恼羞成怒，发起疯来。美国竟公然侵略台湾，侵略朝鲜。对帝国主义者侵略别人，我倒并不觉得奇怪。野兽本来就是要吃人的；要它不吃人，只有打掉它的牙。我只替美帝觉得有点遗憾的是，他们的记忆力何以竟坏到这个地步。去年今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时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连美国人民也在内，都同声庆祝。当时美帝战争贩子们夹起了尾巴，躲到一边去，大约他们脑子里还没有忘记被人民解放军赶出中国去的狼狈的情形。但隔了还不到一年，这群家伙竟又耀武扬威地向全世界表演起他们的嘴脸来。我们的办法很简单：我们要用和平的力量压倒这一群战争贩子；假如他们真不识相，那我们也就用不着客气。对待疯狗只有棍子最有效。

今年的国庆日，我们就向这群战争贩子示威，我们要帮助他们恢复记忆！

我们再向国内看一看。一年来，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方面的进步真是说也说不完。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只谈一谈我比较熟悉的吧。据我的了解，自从中国有历史以来，就有少数民族问题。但在几十年以内这问题解决过没有呢？一点也没有。大民族主义一直在作祟。结果是我们的兄弟民族有的被赶到深山密林里去，有的人口日渐减少，眼看就有灭种之虞。他们以前当然也有机会到首都来，但那是来进贡的。在皇帝老子跟前三跪九叩之余，也许被赏吃一顿饭。吃完仍然是回家去，等候“天兵”剿抚。但现在不同了，除了全国的解放，我们的兄弟民族也翻了身。今年国庆日有几百位代表到人民的首都来。他们不是来进贡，他们不再是奴隶，他们同样成了主人。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这象征中国各民族永远大团结，象征一个光明的未来的开始。

对外向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示威，对内是全国大家庭的大团结，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今年国庆的意义，也就是我上面说的空前的意义。

1950年9月18日

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今年6月25日《真理报》上发表了斯大林的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以后又接着发表了几篇讨论语言学的通信，立刻引起了全苏联，全新民主主义国家，我们甚至可以说全世界，各科学部门进步学者们的注意，大家公认这些论文和通信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将会无比的深广。斯大林在这里不但给语言学指出了一条新路，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学者们这种热烈的响应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专就语言学家来说，我觉得，他们都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为什么喜呢？正在大家陷入扑朔迷离的五里雾中的时候，正在大家彷徨无所归的时候，斯大林给他们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把那些乌烟瘴气一扫而空，让他们看到自己研究的这门学问的远景，可以大踏步走上去，他们当然要喜了。但是为什么又忧呢？斯大林在这些论文和通信里只作了原则性的指示，至于新语言学究竟应该怎样，这门学问究竟怎样建立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他都没有，而且在短短的几篇文章里也不可能详细讨论。这任务就落在全世界进步的语言学家的肩上。

统观过去的语言学，大体上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以来发展成的偏重历史比较的语言学，也就是马尔所谓的“唯心主义的”语言学；另一派就是马尔创立的自称是“唯物主义的”语言学，所谓“新学说”。在斯大林的论文发表以前，这两派的关系，我觉得非常离奇。有人说，两派互相水火；但我认为这说法是非常不恰当的，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我现在只能找一句俗语来表示两派的关系，就是：“烟袋锅子一头热”。在马尔一方面，他对“唯心主义的”语言学大肆攻击，叫嚣讥讽，无所不用其极，他几乎要把资本主义国家过去一百多年的研究成绩一笔抹煞。连斯大林都说：

马尔给了语言学一种不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不谦虚的、骄横的、目空一切的腔调，轻浮地空口否定语言学中的马尔以前的一切成就。

到了他的“门徒”手里，就更变本加厉，把马尔的著作不管好的坏的一律神圣化了。无论写什么关于语言学的书，一定要写上献给伟大的导师马尔，又是在马尔的旗帜下怎样怎样。谁要反对马尔，谁就是反革命，撤职、查办、遭受到迫害。“会使人认为在马尔以前不会有过任何语言学，语言学只是从马尔的新学说出现以后才开始的。”（斯大林语）结果就形成了语言学中军阀式的统治制度，大大妨碍了语言学的发展。

被斗争的敌人怎样呢？我不知道，马尔活着的时候对他的敌人的态度是怎样想法，我觉得是非常奇怪的：他们似乎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同他们不共戴天的伟大的敌人。在他们的著作里很少、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马尔的名字，当然更谈不到对他的攻击加以批评或反攻。他们一点也不动声色，安安稳稳地进行自己的工作。他们用的还是一百多年以来那些大师们用过的方法，只在这里或那里加一点修正或补充，老师这样教，徒弟这样学，老的少的埋头在自己研究的那个范围里工作，钻自己选定的牛角，论文照常一篇一篇地写，书照常一本一本地出，总而言之，一切照旧。只有在德国侵略苏联的时候，有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写过一个小册子，“介绍”马尔的学说。当然完全是恶意的。在这小册子里他把马尔写成丑角，把他的“新学说”写成笑话，目的在昭告全世界：苏联竟有这样的学者，其他学术文化也就“盖可想见”，作为“超人”的德国民族当然就有神圣的义务去征服苏联了。

然而这事情同老牌的语言学家无关。老牌的语言学家既不关心马尔，更不关心希特勒御用学者对马尔的谩骂。

但这些老牌的语言学家也是有自己的悲哀的。悲哀，并不是因为自己唯心，因为他们没要求唯物过。他们悲哀的是，自己选定要钻的牛角似乎已经钻到了底，再也钻不进去了。

在一百多年以前Henry Thomas Golebrooke (1765—1839)，William Jones (1746—1794)，Franz Bopp (1791—1867) 等人从梵文研究出发，发现了印欧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因而发明了所谓历史比较方法。整个19世纪，这方法用得可以说是很顺利。所有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几乎都研究了。以前认为绝对没有关系的两种语言、两个民族现在也发现了其间的关系。譬如印度，在十五六世纪欧洲人初到印度去通商去侵略的时候，他们看到印度人的黑色皮肤，看不顺眼，于是叫他们有色民族。他们绝对没想到天之骄子的欧洲人会同这有色的劣等民族有什么亲属关系。但是19世纪的语言学家却明确地证明了，印度人是他们几千年以前分家出去的兄弟。对这些天之骄子们，这事情当然有点不愉快；但这是事实，又只好承认。在19世纪前半，在欧洲流行的学说是，梵文是一切印欧语言的祖宗。连马克思都说：

他们的（印度人的）国家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底摇篮，扎提表现古日耳曼人底典型，婆罗门表现古希腊人底典型。（《不列颠在印度统治底未来结果》）

可见19世纪50年代欧洲学者们的看法。语言学家注意的当然还是语言的本身。他们的研究多偏重语言形态学，他们利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字根，研究字尾的形成，研究文法变化；但是他们最感到兴趣的却是音变。在这方面他们用力最勤，收获最大。他们接二连三地发现了许多所谓音变定律，像格林定律（Grimm's Law）、魏纳定律（Verner's Law）等。既然名之曰“定律”，可见方法之严密，俨然与自然科学相颃颉。到了19世纪后半，他们又向多方面发展，开始奠定一般语言学的原理，注意活语言的研究，以前疏忽的造句法，现在也开始研究起来了，连欧洲以外的语言也有许多人注意。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 的中文文法，到现在还没有超过它的。同时又出了几个大家像Karl Bruggmann (1849—1919) 等，博大精深，兼而有之。Bruggmann综合所有以前研究的成绩写成了几大册《印欧语言比较文法》（Grundriss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煌煌巨著，令人惊叹。语言学到了这个地步真是如日中天，辉煌灿烂，大有登峰造极的样子。每个语言学家都以为，照这样下去，语言学前途还有无限光明。

但是到了20世纪初年，不但人们盼望的光明没有来，而且还逐渐暗淡下去。大师一个个凋零了：Karl Verner死于1896年，Johannes Schmidt死于1901年，Henry Sweet死于1912年，Ferdinand de Saussure死于1913年，Bruggmann死于1919年，Berthold Delbrück死于1922年，Hermann Paul死于1921年，Hermann Osthoff死于1907年，Vilhelm Thomsen死于1927年，Wilhelm Streitberg死于1925年。后起的语言学家不但数目极少，而且一代不如一代。只剩下几个老头在那里撑门面，像德国的Jakob Wackernagel和Wilhelm Schulze，法国的Antoine Meillet等。在这方面出版的书籍和论文，在量的方面一天比一天减少，质的方面也极贫乏。人们讨论研究的题目差不多都极琐碎，极无关重要。我们可以说，牛角已经钻到顶了。拿希腊文来作例子。从大处着眼的著作已经不多见，人们多半找一个极小的题目，搜集一点以前没有人注意的材料，就开始搞起来。正统的古希腊文很少有人再注意，人们注意的多半是方言碑刻。譬如荷马及希腊悲剧家就不再成为研究的对象。大师Wilamowitz-Moellendorf虽然到1931年才死，但他生在1848年，实际上他的学术活动还是在19世纪。在梵文研究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在19世纪，大家研究的都是吠陀，印度古典文学，印度文法，印度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有几个大家研究这一套学问。现在欧美梵文学者很少人还搞这一套，他们研究的差不多都是佛典，他们学会一点中文和藏文，专门从事佛典的比较研究，校刊新发现的佛典残卷。在其他部门也一样。我们举一个小例子。一种名叫Ilyrisch的古代方言，只有几个人名和地名，还有点碑刻流传下来，大家知道的字数少得有限，但也竟成了许多专家研究的对象，对这有限的几百个字竟也写了几本书和许多论文。在整个的印欧语言学领域里令人只感到琐碎渺小，没有活力，没有创造性。我们再也听不到还有什么人发现音变定律，再也看不到那种元气淋漓的著作，一切都在暗淡消沉中。

我现在谈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从这里可以看到，旧的语言学家对自己研究的这一门学问的想法。我初到德国不久，本来想专门研究印欧语系的比较语言学；但按照传统办法，想研究比较语言学最少要会三种语言，就是：梵文、希腊文、拉丁文。我于是决意先念希腊文；但又彷徨起来。我就找到一位在德国语言学界极有声望地位的老语言学家E.Hermann，去问他的意见。他觉得很吃惊，他干脆告诉我，最好不研究这一门学问，因为它的前途已经很暗淡。大家所熟知的材料都已经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过了，在这些嚼过的骨头里很难再嚼出什么油水。除非再有新材料发现，这门学问就不会有什么发展。但哪里有那样许多新材料给人发现呢？这位老人只有摇头慨叹了。他最后告诉我，要想研究语言学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研究中亚新发现的印欧语系的古语言，一条是研究亚洲的语言，像藏缅语系等等，这还都是没有开辟的园地，前途是有无限光明的。这是一位研究自己的学问有五十多年历史的老教授对自己这门学问的前途的看法。

这一切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说起来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明白的。我只预备就两点来谈一谈。

第一，材料问题。无论什么学问离了材料就无从研究起，语言学当然也不例外。19世纪初，当语言学家初次发现印欧语言间的亲属关系的时候，到处都是材料，而且到处都是问题，仿佛眼前蓦地展开了一个新天地，令人目迷五色，应接不暇。在这个语系里，每一种语言都需要研究，音变规律需要搞明白，文法变化需要弄清楚，同其他语言的关系需要确定，还随时有可能发现属于同一语系的新语言。材料多得很，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们仿佛在开荒，到处是肥沃的土地，只要你肯用力，随便在什么地方掘上两下，播上种子，一定可以开花结果。当时的语言学蓬蓬勃勃，一片新气象。材料只愁多得用不完，不愁没有。但是材料这东西究竟是有限的，并不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间一久，大家所熟知的材料就渐渐减少起来，有的那一些也给大家一而再再而三地研究过了。于是材料就发生恐慌。再拿开荒作例子。这一片荒地都已经开完，到处都种上了花草树木，连平常人们不注意的角落都有人去开辟过，种上了东西。这时候假如还有人想来弄块地种点什么，岂不很难了吗？

因了材料的缺乏，大家无论想搞什么名堂，也难搞出新花样来。20世纪初年以来的印欧语言学界就是这情形。只有两个部门还算有点生气：一个是研究Hittite语言的，一个是研究吐火罗文的。这两种都是新发现的语言，是19世纪那些大师们所梦想不到的。有了这一点新材料，语言学这一门学问又仿佛注入了一点新血液，大家的眼界又放宽了一点。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来研究新发现的这点材料，没有一个语言学家肯弃权的。现在的比较语言学家对这两种新发现的语言几乎都有点研究，仿佛不懂这个就算落了伍似的。他们当然从这里得到许多启示，能够修正和补充许多以前作的假设和结论。就外表看起来，新发现的这点材料似乎又给语言学带来了活力，在一般的暗淡上加了一点生气；但就全体看起来，暗淡依然是暗淡。这一门学问走到这个地步决不是这一点新材料可以挽救的了。

第二，方法问题。我们都知道，印欧语系语言学家所用的主要方法就是所谓历史比较法。不能否认，这种方法在过去确有过很大的用处，起过很大的作用。斯大林说：

历史比较法虽然有其严重的缺点，还是比马尔的真正唯心主义的四种要素的分析法要好些，因为前者还推动着研究语言的工作。

这是很中肯的批评，19世纪语言学家利用这种方法发现了印欧语言间的亲属关系，确定了这些语言发展的迟速，和它们之间的远近亲疏的关系。那些鼎鼎大名的音变定律也是利用这种方法发现出来的。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阐明一下。父亲在梵文是Pitr，古波斯文是Pita，希腊文是Pater，拉丁文是patar，Gothic是fadar，德文是Vater，英文是father；母亲在梵文是mātr，希腊文是māter，拉丁文是māter，俄文是мaть，德文是Mutter，英文是mother；兄弟在梵文是bhrātr，古波斯文是brātar，希腊文是phrater，拉丁文是frater，Gothic是brothar，俄文是бpат，德文是Bruder，英文是brother，即便不懂语言学的，一看也可以看出这些语言间有亲属的关系。假如观察得仔细一点，还可以发现音变的现象，譬如在德文里是tt和d，为什么到了英文里就成th呢？这种现象观察多了，材料汇集多了，就能推衍出音变定律。极简单地说，历史比较法就是这样子。但是这种方法是不是就是十全十美没有缺陷了呢？当然不是。首先，这种方法应用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它只能应用到同一系统的语言上。当然这个系统并不一定限制在印欧语系上。欧洲有许多语言学家也把这种方法应用到非印欧语系的语言上面获得了良好的成绩，譬如德国阿拉伯语言学家Brockelmann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塞姆系语言的研究上，写成了一部大著《塞姆系语言比较文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semitischen Sprachen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方法只有应用到同一语系的语言上才会生效，否则就无从比较起。可惜世界上的语言并不都属于一个系统，专靠这种方法当然就不行了。在19世纪的时候，印欧语系的语言学家利用这种方法，再加上那些丰富的材料，所以他们获得了很好的成绩。他们把问题研究得很精细，钻得很深，有时候也很琐碎，可以说是已经精细到头，深到底，琐碎到家。到了20世纪人们才发现，细到不能再细，深到不能再深，眼前是一座钻不透的坚壁，不得不打住了。敏感的语言学家，像Hermann已经感觉到，这一门学问照这样下去是没有前途的，仿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

但是是不是还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当然有的。马尔本来自己坚决相信，他已经找到了这个“又一村”，但是现在看起来，他找到的原来也是一条死路。他努力了许多年，只创立了一个“军阀式”的学派。尽管他的“门徒”们大声疾呼：“我们坚信：唯物主义的语言学是唯一正确的语言学。我们以它的奠基人苏联学者马尔自傲。”（莫山宁诺夫语，见缪灵珠教授《苏联新语言学》122页）。但死路依然是死路，比“唯心主义的”语言学的路还更不通。斯大林说：

我认为，我们的语言学摆脱马尔的错误愈快，就能愈快地摆脱它现在所处的危机。

那么，旧路走不通，马尔的新路更不通，语言学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找一条真正的新路，“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语言学中去”，这就是全世界进步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这样一条新路斯大林已经给指出了方向。在他那几篇论文和通信里，他作了许多原则性的指示，他说，语言不是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语言没有阶级性，语言的基础是基本文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等等。无论这些指示怎样宝贵，但也只是替新语言学搭了一个架子，至于如何藉着这架子把这所新房子盖起来，却是其他语言学家的任务。这所新房子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两天的时间内可以盖成的，大家应该同力合作，应该从各方面贡献意见，来完成这艰巨的任务。我们首先应该把旧语言学批判地研究一番，看看在材料方面，方法方面，结论方面还有哪些值得保留，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接受的。再研究一下马尔学派，也用同样的态度来研究。因为虽然马尔学派有它的严重的缺点，但斯大林也说过：

但是马尔有个别的、优秀的、写得很精彩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忘掉了自己在理论上的狂妄倾向，诚实的而且可以说是很有办法地研究了个别的语言。在这种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有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

所以我们对马尔也不能一笔抹煞。

我自己对语言学，无论新的旧的，都知道得很少；但既然想到这些问题，所以就不揣谫陋，把自己想到的极不成熟的几点意见写出来，供建设新语言学的专家们参考。

第一，我想谈一谈基本出发点的问题。斯大林说：

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在于研究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

他又说：

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语言也将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因此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进行研究，才有可能。

旧语言学家根本不懂什么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他们当然也不懂社会怎样发展。他们往往把语言孤立起来，当作一个与外界社会绝缘的现象来研究。他们研究语言演变的时候，有时候也注意到社会对语言的作用。但是他们所了解的社会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有很大的差别。结论当然也就很难搔着痒处。我们现在应该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上来研究观察语言，看看是不是能够把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同社会发展的规律结合起来。

其次，我想谈一谈“母语”学说和历史比较法。德国语言学家August Schleicher是第一个认真想构拟所谓印度日耳曼母语的学者。他把这问题看得异常简单，他居然敢用这种母语写短的寓言。在他以后，语言学者当然也都承认有这样一个母语，但他们却觉得这东西不这样简单，他们愈来愈感到这问题复杂，不但再没有人敢用这种语言来写文章，连构拟几个简短的字的时候，也小心翼翼了。但对母语的存在却没有人怀疑。因为利用他们的方法——历史比较方法——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假如他们不先假设有这样一个母语，他们的音变定律就无所附隶，各语言间的音变现象就无法解释。但是有人见过这种语言没有呢？它有什么痕迹留下来没有呢？有没有碑刻文献呢？这一切都没有，也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马尔彻底反对这种母语学说，斯大林也似乎不赞成。但斯大林却承认语言间的亲属关系，他认为这种研究“是会使语言学在研究语言发展规律方面有很大益处的”。现在恐怕就有人要问：假如不先假设一个母语的存在，这些亲属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呢？为什么这个语言同那个语言甚至在“基本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方面都有这样相似，或甚至相同的地方呢？这个问题恐怕要同历史比较法结合起来研究。我们也要研究一下，历史比较法的“严重的缺点”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些都需要我们彻底地仔细地考虑研讨。

最后我想谈一谈“从一到多”或“从多到一”的问题，也就是，是由一个语言演化成许多语言呢？还是由许多语言融会成一个语言？这问题同母语说分不开。因为，印欧学派既然承认有一个母语，当然就承认这一个母语会孳生许多子语，换句话说，现在所有的已经知道的或死或活的印欧语言都是由一个母语演化出来的。马尔对这种说法大肆攻击，但是他却没注意，印欧学派的语言学家并不否认，一个语言在形成的过程中必须吸收很多外来语的成分。拿英文作例子，谁都知道英文是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支的，但里面却有许多拉丁文、法文等的成分，这事实大家并不否认，也并不觉得奇怪。甚至有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纯粹的没有外来语成分的语言。所以马尔的攻击有点无的放矢。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既然所有的语言都不纯粹，都有外来语的成分，那么从什么地方来看一个语言的系属呢？再拿英文作例子，既然里面有许多拉丁文法文的成分，怎样知道它属于日耳曼支呢？我想，我们可以借用斯大林的说法：我们确定一个语言的系属，主要是根据它的“基本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只要在这两方面相同，就可以确定。波斯文里的阿拉伯字多得很，但并不妨碍波斯文是一个印欧语系的语言。以上只是粗略地谈了下这个问题，在这方面也需我们彻底地仔细地考虑研究。

我再说一句，我对语言学，无论新的旧的，都知道得很少。上面说的都是极不成熟的意见。我之所以把这些不成熟的意见写下来，完全是为了抛砖引玉，向大家请教。不过，有一点我敢相信：语言学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非找一条新路不行了，虽然斯大林已经指出了方向，但这条路怎样走通，还需要我们自己去试，这就是全世界进步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1951年1月11日

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

列宁说过：

语言是人类交际极重要的工具。

斯大林在他的著名的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里也发挥了同样的想法。无论是在生产领域里，在经济关系领域里，在文化的领域里，在社会生活里，在日常生活里，人类的活动都离不开语言。语言能交流人们的思想，在不断的同自然的斗争中，在为了生产必需的物质财富的斗争中，它能协调人们的活动，它是社会和发展的主要工具。

但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注意，斯大林虽然承认语言是一个工具，却坚决否认马尔的“语言是生产工具”学说，因为“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财富，而语言则什么也不生产”。语言在某一些点上的确与生产工具相似，但基本上却仍然是不同的。

作为交流思想协调共同活动的工具的语言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并不是的。我们研究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没有找到一个不变的，只是因了时间、地点和其他条件的不同，有的变得快，有的变得慢而已。譬如说土耳其语言变得就比较慢，侨民的语言也比本土的变得慢。关于语言的变化，斯大林在他的论文里也谈到过，他说：

这就首先说明，语言，主要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差不多不断改变的状态中。（解放社版，第9页）

因此语言的词汇对于各种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几乎处在经常变动中。（同上，第25页）

但变化并不只限于词汇，文法构造也同样变化。不过“文法构造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它在语言中已是根深蒂固，所以它的变化要比基本词汇更慢”。（同上，第26页）

总之，我们可以说，构成语言的两个要素：词汇和文法构造都要变化，都能变化，没有一个是一成不变的。

现在我们再谈一谈语言这一种“工具”的效率问题。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语言数目非常多，种类非常复杂，作为交流思想协调共同活动的工具来看，效率当然不能一样。而且其间的差别恐怕还相当大。就拿我们熟悉的印欧语系里的几种语言来说，在文法构造方面，在词汇方面，在表现能力方面就有相当的差别。英文虽然名义上还是屈折语，但文法变化已经很少表示出屈折语的特点。这是好是坏，各个人的看法不同。虽然我们不能同意那些复古派的说法，他们慨叹英文的“尾巴”丢掉了，简直是“世风日下”因而摇头叹息；虽然我们也承认，大体上说，英文发展到目前的样子，是进化的，但在表现方面，英文有时候有模糊的地方，有时候可以作模棱两可的解释，这也是事实。据说过去中国同英国订条约，英国人就曾利用英文这种模棱两可的地方让我们吃过亏。法文在这方面一般都认为是比较好的，比较精确的。所以以前订条约，除了两个有关国家的文字外，还有时候用法文。说到德文，德国人一般都非常骄傲有这样的语言。他们说，德文能够表现极抽象的别的文字不能表现的思想。这恐怕也有点对，德国出过这样多唯心论的大师不能说同语言没有关系。

总结起来，我们在上面主要谈了三点：

一、语言是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

二、这个工具是经常变化的，改进的；

三、作为工具的效率各种语言是有差别的。

现在谈到中国语言，我们首先就要问：作为一个交流思想的工具来看，中国语言的效率怎样呢？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中国语言有许多优点，是任何语言里都没有的；但是我们也同样不能否认，它有许多缺点。大家都承认，方块字也有些缺点，但我在这里并不预备谈方块字，因为那只是记音的符号。我在这里要谈的只是基本文法构造。J.K.先生说：

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的余孽，还紧紧的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鲁迅全集》，4，《关于翻译的通信》，页361—362）

这说法或者有点过火。但鲁迅先生也说：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倘若永远用着糊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糊涂的影子。（《鲁迅全集》，4，《关于翻译的通信》，页377）

在其他文章里，他也常常说到中国文法的不精密，这里不能多引。

我想，这种感觉我们大家也许都有的，特别是从事翻译工作的同志们更容易感到。在把外国文译成中文的时候，原文句子一长，副句一多，立刻就来了困难。不拆散吧，译成中文，句子太长。不容易懂；拆散吧，又与原文神味不合，左思右想，总是没有办法。倘若把中文译成外国文，问题就更复杂。在中文原文里的那许多概念，我们当然都能懂，但倘若用外国文把这许多概念表达出来，这些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严密确定——这我们往往做不到，因为在中文里这种关系是太活动太不严密了。再谈到文言，问题就更多。过去有许多大家，“文起八代之衰”，一提起来，人们就要五体投地的；但根据我们现在的所谓逻辑，根据我们现在的文法观念来研究一下他们的杰作，就到处发现不周密，不客气点说，不通的地方。另外还有许多地方，意义模糊，怎样讲都行。到了明清的八股文，这种趋势更发展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譬如下面一段妙文：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

念起来，声调铿锵，抑扬顿挫，倘若摇头摆尾而诵之，也可以得到暂时的陶醉；但倘一用脑筋，立刻糟糕，恐怕要化陶醉为作呕了。

这种缺点是不是可以补救呢？当然可以。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作为交流思想协调共同活动的工具的语言是随时变动的，倘若加以人力，中国语言也未始不可以逐渐变化，逐渐精密起来。词汇需要增加，而且也能够增加；文法构造需要改进，而且也能够改进——中国语言过去发展的历史证明了这事实。

我们先拿文言来作例子。文言演进的历史似乎还很少有专家去研究，详细情况我这样一个外行当然不敢说是知道。但我总感到，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文言史上是一个关键。从西域，特别是印度，借来了大量的新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用不着再详细说。连文法方面，据我看，也受了外来的影响，虽然这一方面不大引起人的注意。梵文那种绵密的，抽象的，有时候却又有点重复得过火以致弄得头绪不清楚的表现法也在中文里留下了痕迹，譬如苏轼的文章有些地方就受佛典翻译的影响。

这是第一次翻译带给中国语言的影响。

到了近代，我们大量翻译欧美日本的书籍。这些翻译不但带来了新思想、新科学，而且还影响了我们的文和我们的话。假如我们把《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拿来同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的小说比一下，立刻可以发现其间文体方面和表现法方面的区别。我们必须承认，这区别是非常大的。我们再看毛主席的著作，看到思想的绵密，句法的细致，我们不能想象，用100年以前的，甚至50年以前的白话文能写出这样伟大的著作。

这样的文体也是翻译带给我们的。

写到这里，倘若再谈什么翻译的“直译”和“意译”的问题，那么答案可以说是已经给出来了：我们赞成“直译”。

主张“直译”最力的是鲁迅先生。在文章里，他屡次谈到这问题，他拥护欧化语法。他说：

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鲁迅全集》，13，页380）

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若精密，中国原有的语化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糊下去。（《鲁迅杂文》，页72）

但“直译”是不是毫无限制地“直”下去呢？当然不是。直译也是有限度的，并不是原文有一个字，就译一个字，而且次序也不颠倒，那不是翻译，而是编字汇。我们决不能把“天河”译作“牛奶路”，把“仰卧”译成“躺在他的背上”，把“火车误点”译成“火车有晚”，把“我陪你”译作“我给你一点社交”，把“你叫什么？”译成“什么是你被叫？”，把“张三说”译成“说张三”等等。这不是“直译”，而是“死译”。真正的“直译”是在照顾中文基本文法构造的原则下，逐渐输入一点欧化语法进来，目的只在把我们不太精密的文法慢慢地有步骤地改造得精密起来。倘若文法构造绝对不能变化，这工作当然徒劳无功。我们上面已经谈到，文法构造是可以变化的，所以这工作也就有了意义。但倘若操之过急，想把我们的文法构造一下子推翻，另创一套，那就会如斯大林所说的，“在社会生活中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使社会受到崩溃的威胁”（前引书，页8）。所以这工作只能逐步去做。有些欧化句法最初看到也许不太习惯，但慢慢总会看惯了的。譬如，“美国一定会失败，虽然美国战争贩子认为自己不得了”这样的句子，让我们的祖父看起来一定会觉得很怪，甚至认为不通，但现在我们不也司空见惯了吗？这种例子真是俯拾即是。鲁迅先生说：

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鲁迅全集》，4，《关于翻译的通信》，页378）

也许有人认为，这种欧化句法人民大众不能接受，我们这样做是忘掉了人民大众。这说法并不正确。人民大众的语汇很丰富，很有生命力和表现力，这是我们绝对应该承认，而且学习的。但文法构造却同“文人学士”的一样不大精密，也同样是需要改变的。我再引一段鲁迅先生的话：

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鲁迅杂文》，72—73页）

上面拉杂写了一大篇，除了引用的别人的说法以外，自己的看法大半都是很肤浅，很不成熟的。我诚恳希望在这方面有兴趣的同志们指正。

1951年1月20日

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编修中国翻译史是一件极重要但也极艰巨的工作。我们中国过去在翻译方面的成就，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而翻译历史之长，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成就大、历史长，所以整理起来问题也就多。真要想编一部完整的中国翻译史，非集合许多专家通力合作不行。

谈到时代的划分，我目前还没有什么成熟的意见。但第一个阶段是佛典的翻译，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从后汉到宋朝一千多年，外国和尚跟中国和尚从梵文、巴利文，还有其他西域“胡语”里译过来的经典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因为中文同梵文文法构造非常不同，所以最初翻译的时候，当然感到很大的困难。由于实际的需要，许多译经大师都谈到翻译的标准和理论。这些理论有的非常深刻周密，一直到今天还不能不让我们叹服。但假如真想了解这些理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译文同原文对一下。可惜这些经典的原文，绝大多数都散佚了。在印度本土也早销声匿迹。最近几十年来陆续在中亚西藏迦湿弥罗等地发现了许多原本，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把现存的原本拿来同译文对校。最少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翻译史上几个大师像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的译文用这方法来仔细研究。鸠摩罗什说过：

天竺国俗，甚重文制……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他把翻译比作“嚼饭与人”，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的翻译都可以说是意译。他的徒弟僧睿说：

梵文委曲，师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

现在我们把他译的《大庄严论》拿来同新发现的梵文残本一对，虽然发现他常删去原文的繁重，不拘原文的体制，而且变易原文。这样我们对这些书上的记载就了解得具体而深刻了。鸠摩罗什这种办法不一定值得我们学习，但他的译文之所以为大家所爱好，之所以流传这样广，恐怕与他的译法很有关系。又如义净，他的译文我们读起来觉得不像意译。拿他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同梵文原本一对，我们才知道，在散文部分他的译文对原文很忠实，一到了诗体部分，他有时候也有删削。

以上只是随便举了两个例子。假如我们把这几位大师的译文同原文仔细校对，我相信，一定能够发现许多可以供我们参考或学习的地方。当然，想编修一部中国翻译史工作多得很，决不能只限于把译文同原文对校；但要编一部完整的中国翻译史，这种对校的工作却也是不可缺的。

1951年4月17日

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我们文字结构的规律是一字一音的，我们的眼睛也早就习惯于这样的形式，我们看到一个方块字就念一个音。除非将来在文字方面有重大的改革，方块字不存在了，汉字本身的一字一音的现象基本上不会改变的，而且也不应该改变的。

但是目前许多人写东西却用了许多复音字，不是一字一音，而是一字二音，甚至四音。最常见的例子如： （革命）， （共产）， （同志）， （问题），邗（干部）， （历史）， （博物馆），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 （阶级）， （支部）， （国际）。在书写方面，大家也不十分一致，似乎都在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譬如“革命”也写作“苪”，“问题”也写作“ ”。还有更异想天开的创造，像“ ”，我想大家都不认识这个“字”吧！这就是“禁止烟火”四个字合成的一个复音字（见《中国青年报》，1952年7月11日，吉林省榆树师范学校于廷仕、赵世令来函）。从上面几个例子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复音字的构造方法：把张三的脑袋，安在李四肩膀上，有时候也拿赵五一只胳臂，再加上王六的一条腿，间或还掺杂上一点外国成分，这是字形。至于音呢，几个字凑在一起就念几个字的音。这真可以说是一盆大杂烩，一团混乱。虽然目前这样的怪字在数目上还不算太多，在印刷上也还没采用，但是它们已经产生了不良的作用。平常读一篇东西，一字一音，眼睛看上去不别扭，念起来也满顺溜。假如加进一些这样的复音字，虽然同样是一个方块块，但有的是二音，有的是四音，甚至还可能有五音六音的。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一定会不自主地停一停，想一想，结果是疙里疙瘩，读不顺溜，大大影响了阅读的效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复音字违反了汉字结构的规律，在文字方面引起了混乱。此外，假如这样的复音字再多起来，我们除了旧有的汉字外，还要认这样的新字，增加学习负担。这实在是不必要的。

过去我们是不是有类似的复音字呢？是有的。譬如，“不可”两个字就合成“叵”，“不用”两个字就合成“甭”，“勿曾”合成“ ”，“勿要”合成“ ”。但是同最近创造的复音字有基本上的区别，就是，过去这些字虽然也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但它们并不是复音，而是上字取它的声，下字取它的韵，用反切的办法合成一音，结果仍然形成一个单音字。这样仍然遵守了中国文字结构的规律。

据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这样的复音字是“ ”。这个字大概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最初大家对这样一个怪字意见很不一致，有的捧，有的反对。但因为在书写方面究竟有些便利，这个字终于行开了，在印刷上也应用起来。随了人民解放事业的开展，中国语言不可避免地在各方面都有了些比平常更迅速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词汇、新简字，也出现了上面举出的新复音字。按照一般语言的发展规律，在中国这样一个从旧社会转到一个崭新的社会的天翻地覆的大变动，语言有了变化，是并不奇怪的，而且有些变化也是值得我们欢迎的。由于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空前地提高，学习情绪空前地发扬，大家听报告，记笔记，感到中国方块字写起来实在有些麻烦，有些慢，所以大家就把常用的词儿改编成速记符号似的复音字，目的就在写起来方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作为速记符号这些新复音字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根据上面已经说过的理由，这些小小的作用同它们破坏中国文字结构规律引起的混乱不能相抵。这样并不能解决中国文字中目前存在的问题，对文字改革工作也没有帮助。为了不再增加混乱和困难，这种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1952年7月

学习《实践论》心得

这次学习《实践论》，最初总认为领导上布置得时间太长。这样一篇短短的文章，我以前已经看过几遍，难道还要用这样长的时间来学习吗？我希望领导上能指定几本参考书，愈厚愈好，这样学习起来才过瘾。但是在学习过程中，钻研得愈深，发现的问题愈多，愈感到自己对这篇文章的了解不够，自己学习的兴趣与决心也就愈随着提高。现在感觉到，时间真是太短了。这篇文章仿佛是一个汪洋浩瀚的大海，每多学一次，就会有新的体会，可以从里面吸取无限丰富的智慧。我在学习过程中，随时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心得相当多，但是很杂乱，我只能提纲挈领地提出几点来谈一谈。

一、认识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性

过去自己学了一套死板的知识，敝帚自珍，认为了不起。长期理论与实践脱节。无论处理什么问题总是从主观出发，从来没想到什么客观规律。仿佛只要我一个人这样想，别的人也都应该这样想。我是要求客观现实来适应我的主观愿望，而不是使我的主观愿望来适应客观现实。这样一来，当然会随时随地都碰钉子。钉子碰过，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灰心丧气，消极悲观。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来。我在这里只举一个。去年春天，三反运动刚一结束，学校又开始上课。当时据许多同学的表示，他们学习东方语言的时间不够多，希望增加些钟点。我当时认为这意见很正确，也不考虑我们系里的具体情况，就贸然决定所有语言课每周一律增加到24小时。当时真觉得这是个“英明”的决断。大家都经过三反，思想大大提高了一步，还会有人反对吗？而且我既然认为正确，别人也一定会认为正确。教员们确是几乎没有人反对。但这“英明”的决断仍然贯彻不下去，因为一个教员教两班，无论如何也是忙不过来的。有的科教材成问题，勉强每天上四小时，也只是一种形式。过了几天，只好收回成命，还是请授课的教员斟酌各班的具体情况增加钟点。这样工作才继续下去。当时心里颇为别扭了一阵，不了解为什么自己想的办法竟会行不通。因为钉子碰多了，逐渐领悟到，自己的主观想法不一定完全正确，还是客观一点好。这样一来，有时候也能发现些规律，根据这些规律去做事情，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现在学习了《实践论》以后，在这方面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有了理论的基础。这对以后的工作有莫大的好处。但是主观主义并不是这样容易克服的，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努力才有可能逐步加以克服。

二、对效果有了适当的估价

过去无论做什么事情总认为主观努力是唯一的标准。只要我主观努力够了，或者自己认为够了，就觉得自己的责任已经尽到。效果好，当然高兴，效果不好，也以为与自己无干。我不是已经努力过了吗？努力而没有效果，我有什么办法呢？在这情形下，也总是怨天尤人，到别人身上去找责任。媳妇娶的不好看，怨抬轿子的。其实这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中国古语说：“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以前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这也是只看动机，不管效果的。记得在批判《武训传》的时候，原导演人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的检讨，承认了《武训传》的危害性，但却强调说，自己的动机是好的。我当时颇寄以同情。后来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到“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身上出了一阵汗，认识到以前那种想法的错误。毛主席也并不是说，动机与效果是平等的，他说：“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在《实践论》里他也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我现在认识到，检查一个人的工作主要是看效果。过去我却只看他是否努力。为什么努力不能成为唯一的标准呢？假如一个人有很多社会实践的经验，有多年革命的锻炼，不主观，能掌握客观发展的规律，做事情先调查研究，仔细分析综合，摸到的才放矢，这样一个人他的主观努力愈大，效果也就会愈好。但是假如一个人没有上面这些条件，他完全主观、不调查、不研究、不睁眼看问题，无的放矢，这样一个人，他主观上想搞的工作愈多，效果也就愈糟。这不是很明显吗？拿我的工作来作例子。过去我只注意如何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如何改进教学方法。但不太注意去检查同学学习的效果。同学学习的效果不知道，如何能判断我们的教学方法的好坏呢！

三、认识了自我改造的必要性

我在解放前，觉得人是不能改造的。我认为俗语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知道了，社会生活是在不间断地运动与发展的。一个人的思想也经常处在不断地运动与发展的。在同一个时间，一个人的思想里有旧的东西，也有新的东西；有生长着的东西，也有死亡着的东西。这样一来，自我改造当然就是可能的了。

改造既然是可能的，但是怎样去进行改造呢？有些人说：“存在决定意识，我们现在的存在已经改变了，那我们的意识就等待着存在来决定罢，我们何必去努力呢？”这说法完全不正确。存在决定我们的意识不能机械地理解，我们主观的努力在这里有很大的作用。毛主席在《实践论》里也指出来，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很大。所谓主观能动性就是改造世界的意志，革命的意志。有了这样的意志，我们就要检查我们的思想里哪些是新的进步的东西，哪些是旧的落伍的东西；所谓新的进步的东西就是适合客观发展规律的、生长的东西，我们要利用主观的努力帮助这些东西生长。所谓旧的落伍的东西就是违反客观发展规律的、死亡的东西，我们要利用主观的努力促进它们的死亡。这样，就是一个人自我改造的过程。

我们实行自我改造，不是为了改造而改造，而是为了改造世界。但要达到自我改造的目的又必须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我的初步体会，这就是自我改造与改造世界的辩证的关系。而它们又统一在实践的基础上，所以要想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必须参加社会实践，革命的实践。没有这样的实践，自我改造不可能，改造世界当然也不可能。

1953年5月10日

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中国和缅甸都是亚洲的国家。从地理上说，我们壤地相接；从历史上说，我们已经有了几千年的传统友谊。今天我们两国的人民又都为了保卫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现在让我们趁缅甸总理吴努访华的时候来回顾一下两国人民历史上的文化、贸易、外交各方面的关系，也许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吧。

根据历史记载，至迟在汉代，中缅两国已经有了往来。《汉书》二八下“地理志下”记载着，在前汉时代，中国商船自雷州半岛开行，到的地方有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这些国家今天究竟在什么地方，这问题当然不容易确定。但是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都在缅甸。当时中国运出去的货品里有绘彩等丝织品。假如这些学者的意见可靠的话，那么公元前一二世纪时中国丝就已经运到缅甸了。张骞于汉武帝时奉使西行。在大夏国看到中国出产的邛竹杖和蜀布。他问大夏国人，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大夏国人说：“我们的商人从身毒（印度）贩运来的。”中国四川一带出产的东西从哪一条路贩运到印度去的呢？最可能的路就是通过缅甸。

中国正史正式记载中缅交通始自《后汉书》“六顺帝纪”和一一六“南蛮西南夷传”。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和帝永元九年（97）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臣经过几度翻译到中国来通好。安帝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雍由调又派遣使臣到中国来，他带来了音乐和幻人（魔术师）。这种幻人能变化吐火，自己支解，把脑袋换成牛头马头。又善于跳丸，一跳就上千。他们自己说是海西人。海西就是大秦。到了顺帝永建六年（131）掸国又遣使来我国。这里所说的掸国就是现在的缅甸。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公元后一二世纪的时候，中缅来往相当频繁。中国运到缅甸去的东西是丝绸，而由缅甸传入中国的是宝石之类的东西，也就是后汉书所谓“秦国珍宝”。同时缅甸还在中国与大秦（究竟是哪一国，还有分歧的意见）的交往中起居间的作用。

缅甸不但在中国与大秦的交往中起居间作用，在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中，缅甸也是一个重要的过道。在印度笈多王朝时代（320—647）中国有些和尚就从云南入缅甸，然后转印度。这条路一直到唐朝还是一条捷径。中国西南一带，特别是四川，是产丝的名区。左思的《蜀都赋》赞美四川出的锦说：“贝锦斐成，濯色江波。”中国丝绸很早就西传了，缅甸又邻近川滇，所以中国丝织品也就传入缅甸，再由缅甸西传入印度。

到了唐代，中缅关系更加强了。虽然《新唐书》一四七下“南蛮列传”说：“衣用白氎（棉花），朝霞以蚕帛伤生，不敢衣。”但是这几句话却不可尽信，即使可靠的话，不敢穿丝帛的也仅限于一部分人。因为根据别的书的记载，这一带的女人多披罗缎。罗缎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仍是中国。缅甸的音乐舞蹈传入中国也就是在这时候。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骠国王雍羌遣介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到成都献其国乐。当时的西川节度使韦皋因为看到这舞容乐物都不平常，于是就画成图献给皇帝。其音有八：金贝丝竹匏革牙角。乐器很复杂，花样很多，有铃钹四，有击磕应节铁板二，有螺贝四，有凤首箜篌二，有鼍首筝二，有龙首琵琶一，有云头琵琶一，有大匏琴二，有蜀弦匏琴，有小匏琴二，有横笛二，有大匏笙二，有小匏笙二，有三面鼓二，有小鼓四，有牙角笙，有三角笙，有两角笙。曲名有十二个：佛印、赞娑罗、白鸽、白鹤游、斗羊胜、龙首独琴、唱舞、甘蔗王、孔雀王、野鹅、宴乐、涤烦，亦曰笙舞。从这样复杂的乐器上也可以看到，缅甸音乐在唐代必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些乐器合起来搞一个乐队，一定很有可观。无怪中国当时的伟大诗人白居易专为缅甸国王进乐这件事写了一首诗——骠国乐。骠国就是缅甸在唐时的称呼。

除了音乐以外，当时从缅甸传入中国的还有木棉，就是所谓兜罗棉，是这一带的名产。琉璃罂和宝石也输入中国。缅甸出产的宝石名色很多，最著名的有琥珀、瑟瑟等。这些宝石早就输入中国，为中国人民所喜爱。

宋代的中国史籍多称缅甸为蒲甘，因为缅王阿奴律陀自公元1044年起创蒲甘王朝。宋朝和蒲甘王国仍然像以前一样有外交上的往还。蒲甘国王曾于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送白象和香物给大理国王段正滈。第二年更随大理国的使臣到宋朝来求经籍。宋徽宗以后一直到南宋高宗和孝宗时代，蒲甘国王与中国都保持联系。

元明清三代，中缅两国除了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外，曾发生过几次军事冲突。元朝的征服者，明朝的皇帝以及清朝的征服者都曾派兵进攻过缅甸。这几次作战都是违反了中国人民和邻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愿望的。我们两国人民仍然照常是朋友，我们的传统友谊并不为一小撮统治者的野心所损害。

在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者阻碍了我们两国人民的互相往来。19世纪末年英国侵略者带了他们的坚船利炮利用印度作基地闯进了缅甸。从那以后，勤劳的爱好和平的缅甸人民就不得不在帝国主义血腥的统治、压迫和剥削下过生活。同时中国人民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压迫，我们两国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缅交谊史上是一个新的起点。中国人民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胜利。六亿人口的解放给东方各国受过帝国主义压迫和还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勇气和信心。大家都以十分关怀的心情注视着新中国的建设。中国人民同样关怀我们的老朋友们。套在我们脖子上的枷锁既然打碎了，我们就获得了最可珍贵的自由。同时缅甸人民也走上了一个新时代，有了可能来恢复和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我们阔别已久的两个老朋友又找到一起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一个伟大的新的起点。

我们两国人民十分重视这个新的起点。1951年10月仰光就成立了缅中友好协会。1951年12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在访问了印度之后到缅甸去访问，受到缅甸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1952年4月缅甸文化代表团到中国来答聘，同样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同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缅甸派了一个包括31名代表的代表团来参加，团长是年高德劭在缅甸人民中有极高威望的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德钦哥都迈先生。缅甸政府也派过几次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像1952年9月以土地国有部部长德钦阵为首的缅甸土地改革参观团，1953年4月以波木昂为首的缅甸政府劳动考察团，今年9月以德钦阵为首的贸易代表团。新中国成立后，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都有缅甸工会的代表团来观礼。至于出席在其他国家举行的会议的缅甸代表短期留华参观的事情更是每年都有。今年4月22日签订的中缅贸易协定受到中缅两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中缅人民新的友谊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在中国解放前，我们互相翻译的书籍是极少的。近五年多以来，翻译的书就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我们曾译过缅甸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缅甸方面翻译了大量的新中国出版的书籍，其中包括毛主席的著作，像《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也有刘少奇委员长的著作，像《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还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像鲁迅的《阿Q正传》等。此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等书也有了缅文本子。这些书都为缅甸人民所喜爱。

今年6月间，周恩来总理应缅甸政府的邀请到缅甸去访问，以及现在缅甸总理吴努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到中国来访问，都标志着中缅两国人民新友谊的新发展，对中缅两国人民来说，对亚洲和平及世界和平来说，这访问都有极大的意义。我们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友谊了，这友谊是这样古老，同时却又这样新，不但表现友谊的方式是崭新的，而且友谊的内容也是崭新的。我们两国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这个在两千多年古老的友谊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崭新的友谊。

我自己很荣幸地在1951年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访问过缅甸。我们访问过缅甸首都仰光，访问过避暑胜地东枝，在明媚的燕尔湖上游览过，又访问过文化古都曼德勒。日子虽然只是短短十几天，但这十几天是在我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十几天。我永远不会忘记缅甸人民对我们热烈的欢迎，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文化艺术展览会门前排成的长达几里路的观众。缅甸人民把对新中国的无限的热爱尽量倾注到我们身上。我们虽然隔得很远，但是我们的心是挨近的。为什么他们这样热爱新中国呢？一方面当然因为他们把中国人当作老朋友，当作“抱胞”（同胞）看待，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热爱和平，热爱自由幸福的生活，而中国人也是热爱和平，热爱自由幸福的生活的。我们的利益完全一致，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在这个一致的基础上，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一定会更发扬光大。让我们为了和平，为了自由幸福的生活而共同奋斗下去吧！

1954年11月

东方语文范围内的科学研究问题

自从去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国以后，国内学术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风气渐渐活跃起来了。去年中央高等教育部召开的综合大学会议明确地规定了高等学校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明确地给我们指出了方向。以后学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更提高了我们对科学研究的认识。大家都感觉到，我们的国家在飞跃地向着社会主义迈进。我们的客观环境在迅速地、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假如我们的科学水平不能够相应地随时提高，不能够解决我们国家建设工作随时向我们提出的新问题，我们的培养建设干部的工作，不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将不能适应于日益增长的国家建设的需要。所以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已经不是应该不应该做研究工作的问题，而是如何去做的问题。

但是由于各个科学部门的条件和基础的不同，对科学研究工作的看法和要求也就不同。专就北京大学搞东方语文的同志来说，好像就给人一个置身事外“未入流”的感觉。我们国内搞这一行的人本来就很少，而这很少的人现在又忙于教学工作，任务重，基础差，人数少，困难多，于是每个人都忙得焦头烂额。一个同志告诉我，他连晚上做梦都梦到第二天的讲义。因此，大家虽然也都听过综合大学会议的传达，也都看过最近报纸上常常刊登的有关科学研究的文章；但是大家对这些事情好像都没怎样去注意，觉得跟自己关系不大。彼此之间好像有一个默契：我们现在还不是谈科学研究的时候，别人尽管搞得很热闹，让他们去搞吧！我们过几年再说。

我过去认为这看法是正确的。虽然我自己在心里常常考虑这问题，别人写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我也总是很仔细地去读，但是我却有意识地避免跟同志们谈到这问题，我怕一谈科学研究就会搅乱了其他同志的心情，使他们不能够安心从事教学工作。我虽然常常说不要把科学研究跟教学工作对立起来，不要把它们分开来看，但是实际上我却有意无意地把科学研究工作分成两等，结合教学的这一种研究工作是低级的，我在思想上给它划上括号，“研究”上还要加上“所谓”两个字。还有一种是高级的科学研究工作，就是作专题研究，写长篇论文。别人心里怎样想我不清楚。反正我所接触的许多搞东方语文的朋友好像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谁都不谈科学研究。这情形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标志我国学术水平”的综合大学里显得很特殊，跟别的系比起来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最近中印友好协会访印代表团从印度回来，我听过他们几次报告，参加过几次座谈会。大家一致肯定研究东方各国语言、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各种问题的重要性。大家都认为做这些研究工作是新中国科学界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的研究工作将能加强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间的了解、友谊和团结。同时我又想到去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带回来的苏联历史学者对中国历史学者的期望，他们希望我们能在亚洲史的研究方面多用一些力量。这一切都提醒我，现在应该对东方语文范围内的科学研究工作重新加以考虑了。

我现在把我的一些非常不成熟的、虚浅的意见分为以下几方面来谈谈。

（一）对研究条件的估计：谈到条件，要估计到有利的和不利的两方面。我们先谈不利的。在解放前长期的反动统治期间，很少人注意到东方语文的研究。中国是亚洲的大国，跟其他亚洲的国家在历史上有过贸易关系、外交往来和文化交流。我们唇齿相依，关系是很密切的。但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多半是所谓“高等华人”。他们深受欧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觉得欧美人才真正是“天之骄子”，“连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亮”。同时也就看不起自己的同胞，也看不起其他的亚洲人民。一面是高攀不上，一面是不屑为伍。没有办法，只好以“高等华人”的身份居“中”而立，聊以自慰。这些家伙把持当时的学术界，当然不会想到什么东方语文的研究，更不用说来提倡了。人们的眼睛看到的是欧美，学英文、法文觉得很神气，很够味。偶尔有一两个人学东方语文（日文除外），大家便要另眼相待，认为他是怪物。这就造成了研究东方语文的既少人才，又少资料的现象。中国有五六亿人口，但今天想找对东方各国的语文有研究的人却如凤毛麟角。有些东方语文，全国懂的只有几个人，而且水平还有问题。有些简直就等于没有人懂。想培养青年干部，还要到有关国家去物色教员。至于研究工作，那就很难谈了。资料方面，因为过去无积累，短期内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可供研究工作用的图书室或资料室。苏联有一些图书馆都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我们目前连起码的教科书和工具书都没有，还能谈到什么研究用书呢？

这些不利条件确实是存在着，而且看起来还显得很严重。但是我们还要看一看另一面，看一看有利的条件，而且据我看，有利的方面是主导的。在地理上，我们这些国家同在亚洲，壤地毗连，来往很方便，互相了解也就比较容易。这可以说是“地利”。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历史。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历史上跟亚洲其他国家有过贸易关系、外交往来和文化交流。我们中华民族又是非常爱历史的民族。在过去几千年中，中国换过许多朝代。每一个新朝代兴起的时候，首先就是给前面的一个朝代修史。所以我们朝代虽然多，但是每一个朝代都有完整的历史。这些历史里面的观点当然不一定正确，里面的记载不能完全翔实，修史者的动机也可能只是为了自己；但是史总是“修”了。而且一般说来，也还是实事求是的。除了这些正史，还有私人著述的历史。各种体裁都有。这一切加起来真正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跟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史籍比起来，无论就量来说，或是就质来说，我们都毫无愧色。在这汗牛充栋的史籍里面绝大部分记载的都是国内的事情；但是也有不少一部分记载了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譬如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暹罗、印度、阿拉伯等国，我们的历史里都有详细的记载。此外中国还有许多宗教家和旅行家到外国去求法和游历，他们很多人为了游记，基本上都能客观地、翔实地记述了当时当地的各种情形。在今天这些书籍都成了研究亚洲史的无上瑰宝。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书籍，有些亚洲国家的历史就很难研究。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只有这些书就够了。各国本国的历史资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两方面的资料配合起来就会珠联璧合，发挥极大的作用。

以上谈的是多少年来大家都已经熟悉的史籍。此外还有埋藏在地下的发掘的不很多或者还根本没有发掘出来的残卷和实物，这对亚洲各国间的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是很可宝贵的资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新疆出土的文物曾震动了全世界的学术界。各国的学者都争着来研究，中亚细亚的研究成为一时的风尚。新疆现在虽然是沙漠很多，非常荒凉；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这地区却是东西文化的汇流地，是东西交通的枢纽。不知有多少有关亚洲国家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各方面的残卷和实物埋在沙漠中的废墟里。已经出土的一部分数量已经很可观，研究过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没有出土的还无法估计。过去的发掘或多或少都有些碰运气。今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去进行这工作，我相信一定可以得到极大的收获。许多有关亚洲各国文化交流的问题过去得不到解决，有了这些资料一定可以解决。对中国学者来说，这又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以上这两个条件我们都应当给以很高的估价。

（二）目前存在着的主要矛盾：尽管有有利的条件，但是目前的困难和问题却不少。除了人才和资料的缺乏，目前存在着的主要矛盾是现阶段的教学要求和研究工作之间的矛盾。现在政府给在大学里工作的东方语文学者的任务是，培养德才兼备、体魄健全、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服务的东方语言翻译干部。在东方语言方面要达到听、说、写、读四会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极光荣但也极艰巨的任务。拿我们目前的人力、物力来说，非用全力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所以目前大家脑筋里所想的问题是如何学习苏联的先进的外语教学经验结合着我们的实际情况把同学教好。在条件基础方面，东方语言是跟西方语言不同的，没有可用的字典、语法和读本。在苏联的高等学校里有许多东方语言没有开课。在他们开课的几种语言中，我们目前还只得到日文教材。因此，在教材建设方面，我们可说是白手起家。有一些东方语言的语法系统过去没有人认真研究过，无论是国内的学者，或是国外的学者都没研究过，里面问题重重，困难累累。这更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再加上人手不够，结果这几个搞东方语文的朋友们就天天忙于编教材，写讲义，上课，辅导，改本子。而且同学的水平年年都提高，两年前二年级用的教材现在只能拿到一年级去用了。因此教材每年都要修改。这更是火上加油。“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正是我们的写照。如果目前的教学工作出了问题，不管是多么小的问题，大家都以极严肃的态度去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给大家谈一谈拉赫曼诺夫教学法的利弊，大家一定会精神抖擞；如果要谈什么研究工作，那一定就是兴趣索然。这种教学工作与研究工作矛盾的情形在其他各系也存在，但是在东方语言学系里却特别严重。至于行政工作与研究工作的矛盾，社会工作与研究工作的矛盾，只限于少数的人，与大多数的人关系不大，我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三）几种不正确的看法：假如上面说的这个矛盾在现阶段根本无法解决的话，那么我们目前最好就是不谈科学研究，以后什么时候有条件什么时候再谈好了。但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一下。首先就是对科学研究工作本身的看法。恐怕有很多人一提到科学研究就会想到专题研究。题目必定是很专门的，愈窄愈好，研究的结果必须是一本大书，或是一篇专门论文。至于做法呢，最好是摆脱其他工作，专搞研究。如果有必要又有条件的话，这样做也未始不可，而且这做法也并不坏。但是就东方语文来说，目前这样的条件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任务重，人数少，想摆脱教学工作专搞研究根本做不到。目前想要研究很专门的题目，写一本大书或一篇专门论文也很难做到。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了呢？也不是的。问题的关键在对科学研究如何去了解。我觉得科学研究的涵义并不像上面说的那样狭隘。上面说的那种方式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唯一的方式。我们应该把科学研究理解得更广泛一点，也可以说是更深刻一点。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去发现事物中的客观规律，逐步提高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反过来为社会实践服务。我自己认为这就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一定非为教学服务不行，但是也可以为教学服务。我们应该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但有必要，有可能，而且是迫不及待了。譬如我们目前最成问题的是教材。我就拿教材来作个例子吧！我记得从前听过一个故事：一位教授大名鼎鼎，学问不知有多好，学生不知有多少。从很远的地方都有学生来向他求教。但是过了几年，学生人数却愈来愈少了，最后几至门可罗雀。教授自己倒没有什么，他爱人却大为愤愤不平。逢人就说：“如果我的丈夫把讲义改动了，那么学生不来我还可以了解。但是我敢发誓，多少年来，他一个字也没有改过，学生不来，这不是怪事吗？”这可能只是一个笑话，并无其事。我相信，我们搞东方语文的同志们的教材总是常常修改的。但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进步是非常快，变化是非常大的。只要我们稍一留心，就可以看到，我们周围的事物，简直是日新月异。要是我们不努力，自己思想的进步就会跟不上社会的进步。我们的同学也一样。我们每年招新生，但是每年的新生都不同。老同学也是年年都在提高。以前教三年级蛮有把握，现在再教可能就教不下去了。我们的教材和讲义必须随时提高来适应这情况。这一点我们的同志们不是没有注意到。但是据我看，注意还不够。听说有些同志准备课，一堂课的讲义要用20小时。把讲义写得完完整整，连标点符号都不许错一个。这当然很好。但是关键还不在这里，关键在讲义的内容。如果内容不提高，不随时加入新东西，讲义写得再整齐，标点符号再不错，仍然是不能满足同学们的要求。怎样才能提高呢？在这里唯一的一服灵药就是科学研究。譬如某一种语言的语法我们不清楚，过去自己没研究过，别人研究过的也不多，或者即使研究过，结果也不一定可靠。那么我们讲给同学听，一定不会讲得清楚。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而且必须搜集一些资料，加以比较，逐渐发现其中的规律，作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这样就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充实教学内容。在教学实践中，那个初步的结论还可以逐步修正，使日臻于完善。难道这不算是科学研究，而这样的科学研究并不迫切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