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克莱回忆录（书评）

辛克莱（Upton Sinclair）乃美国所谓普罗作家中最享盛名者。所著《石炭王》（King Coal ）、《屠场》（The Jungle ），经郭沫若译为中文，一时销行极广。其后《波士顿》、《石油》、《拜金艺术》、《钱魔》等陆续译出，遂为国人最熟悉之外国作家之一。最近出版回忆录《美国前哨兵》（American Outpost ），纽约Farrar & Rinchart印行，定价美金二元五角。辛氏生于美国巴提莫（Baltimor）城，本研究法律，因受经济压迫，乃时为文寄各杂志。弱冠即享微名。其后试作长篇小说及诗。及出版《斯提灵日记》（The Journal of Arthur Stirling ），颇著成功。《屠场》出，名乃鹊起，誉之者日众，尤以欧陆为甚。此回忆录叙事坦白，尤多叙及私事。辛氏初婚颇不惬意，此书亦多所叙列。其后终致离婚再娶，而回忆录即终于此。

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11月28日第8版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之获得者高尔斯华绥

（一）生平和著作

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于1867年8月14日生于英国苏雷（Surrey）之孔布（Coombe）。母亲名巴提利（Bartleet），系出沃台斯德省（Wortesteire）旧家。父亲在伦敦是有名的律师。幼年在哈楼（Harrow）读了五年书，颇致力运动，当过足球队长。1886年入牛津大学新学院，三年后毕业，获得法学学位。青年的高氏，并没有怎样过人的地方，最多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好人，巴蕾（Barrie）在《罗撒林》（Rosalind ）里面描写牛津大学学生的情形，就有高氏的缩影。1890年执业做律师，但是他对自己的职业，却感到极端的厌恶，因为家境还宽裕，不急需要挣钱来糊口；所以他便跑了出去，做了二年的长期旅行。关于这旅行他没写什么东西，在这里面，他也没有得到以后著作的材料，不过，因为是在国外，他能更清晰地观察了自己的国家，正如易卜生在意大利观察了挪威一样。在这期间，他自己发奋读着迭更司、屠格涅甫、莫泊三、法朗士的作品，这些人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第一次海行，遇着了康拉得（J.Conrad）。那时康还在多伦斯（Torens）船上服务，他俩同船自澳洲一直航行到南非，两人间产生了很深的友情。康以一篇小说的原稿给他看，他劝他继续写下去，康氏终以文学终身，而成了近代小说名家。

在28岁才开始文学的他，成为作家是很偶然的事。重要的原因，实在是出于他的未婚妻的督促，他自己说：“一个在英国公立学校和大学出身的人，习于游乐旅行，经济不受压迫，而且又是一个没人问津的律师，他不会把文学看得很严重的，但是他可以写点东西给他的爱人看，于是我开始写。两年以内写了九篇小说，一切的缺点都有。”他最初的几篇小说全是用John Sinjohn的笔名发表的。1898年发表长篇小说处女作《久斯伦》（Jocelyn ），1900年发表《威拉·鲁滨》（Villa Rubein ），1904年发表《岛国的法利赛人》（The Island Pharisees ），1906年发表《有财产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 ），这是三部曲《否赛提家的家史》（Forsyte saga ）的第一部，以上全是长篇小说。自1906年到1908年，否赛提家沉寂了下来：高氏正忙着写戏剧和其他的小说。戏剧方面1906年发表处女作《银匣》（The Silver Box ），1907年发表《快活》（Joy ），接着有1909年的《争斗》（Strife ），1910年的《正义》（Justice ），1911年的《轻梦》（The Little Dream ），1912年的《鸽子》（The Pigeon ）和《长子》（The Eldest Son ），1914年的《逃亡者》（The Fugitive ）和《暴徒》（The Mob ），1915年的《一点爱》（A Bit of Love ）和1917年的《基本金》（The Foundations ）。小说方面1907年发表《乡村的家室》（The Country House ），1909年发表《友情》（Fraternity ），接着1911年有《贵族》（The Patrician ），1913年有《暗花》（The Dark Flower ），1915年有《弗利兰家的人们》（The Freelands ），1917年有《在外》（Beyond ），总共十一个剧本和六篇长篇小说，此后又是否赛提家的复活。他自己说，“我并没有继续写否赛提家的意思，但是自1918年后，他们又自己活跃起来了”，于是，1920年发表《在法庭上》（The Chancery ），1921年发表《出租》（To Let ），加上1906年的《有财产的人》，再加上两篇间插的短篇小说——1917年的《印度夏天的否赛提家》（Indian Summer of A Forsyte ）和1920年的《醒》（A Wakening ），一部系统的三部曲——《否提赛家的家史》，便于1922年出版了。我在这里还得补一句，1919年他还发表了《圣徒的历程》（Saint's Progress ），因为与这三部曲没关系，所以只好在这里添述，同时他又转到戏剧方面去。1920年发表《相鼠有皮》（The Skin Game ），1921年发表了《有家室的人》（A Family Man ）和六篇短剧，1922年发表了《忠义》（Loyalties ）和《窗户》（Windows ），1924年发表了《森林》（The Forest ）和《老英国人》（Old English ）。但是他对否赛提家总还有沾恋，于是又开始写他们的家史，1924年发表《白猴》（The White Monkey ），1926年发表《银匙》（The Silver Spoon ），1928年发表《天鹅之歌》（Swan Song ），再加两篇间插——《沉默的求婚）（Silent Wooing）和《过客》（Passerby ）——一部新三部曲，在《现代喜剧》（A Modern Comedy ）总名之下于1929年出版了。在这期间，仍然有戏剧发表：如1926年的《逃脱》（Escape ），1929年的《放逐》（Exiled ）和《屋顶》（The Roof ），都是值得注意的。在戏剧和长篇小说出产的洪流里，他也不时写小品文，短篇小说和诗，不过为他的长篇小说和戏剧所掩，人们不大注意罢了。

1930年高氏赴美，一度退隐生活于亚利桑那（Arizona），目的在创作一篇长篇小说，写的已经不是否赛提家的事情了。他说，“人不能无限制地粘滞在那种事情上，尤其是主人公已经被杀了以后”，“这小说写的是另一家的事情，是否也能成为一部家史，现在还不能够知道”。

他现在定居在苏赛斯（Sussex）地方的一个山下，与夫人及甥同居。他喜欢音乐，好骑马，也时常到伦敦去。他是世界笔会会长，今年又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

（二）戏剧家的高尔斯华绥

说来也像个奇迹，英国现存的三大戏剧家正巧代表了英伦三岛：箫伯讷代表爱尔兰，巴蕾代表苏格兰，高氏代表英格兰，的确，无论在血统上，在教育上，高氏都是纯粹地英国的，他能客观地观察自己，了解自己，他看到了人们的愚妄，社会上种种的不平；他听到了弱者被压迫的呻吟，他愤慨了，于是他同情弱者，同情低阶级，但是，根本上说，他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者，他是个贵族。他看到别人受苦，于是自己不能享乐，这完全出于良心的驱使。在这种情形之下，内心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托尔斯泰就曾给这种冲突驱到疯狂的路上去，因为高氏究竟是英国人，多少有点绅士风度，不至走向极端，不过，理论与现实交战于脑中，铁壁重重，一线的出路也找不到，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然而又不能停止，勃廉谛尔（F.Bruneteire）说“没有冲突，没有戏剧”，高氏内心冲突的结果，就是戏剧的产生。

他从不知名爬到荣誉的最高峰，不是偶然的事。他在戏剧上没有取巧，正如他在小说上一样。他的荣誉，是那一篇篇戏剧做成的，是那一串杰作做成的。自1906年起至1912年，七篇戏剧之中，竟有四篇是被认作杰作的，这四篇是《银匣》、《争斗》、《正义》、《鸽子》，这又不能不算是个奇迹了。

《银匣》是他的处女作，表现的是阶级的冲突，巴斯威克（John Barthwick）的儿子和流氓永思（Jones）同时喝醉了，小巴斯威克偷了一个女人的钱包，永思偷了她的盛烟的银匣，但是结果小巴斯威克获释，永思被罚，在两人对比之下，表现了阶级间的不平。这剧一开幕，观众的注意力就被吸引住了，此后每一句每一字都渐渐引向胜利的结尾，即使善写开幕的非赤（Clyde Fitche）也不得不甘拜下风了。全剧没有叫嚣，没有夸大，是处女作同时也就是杰作，远非箫伯讷、王尔德和一般感伤主义作家所可及的。不过，他这种对感情的约束，在德国颇不得一般批评家的赞许，他们以为他没胆量去尝试更深的悲剧。但是，我们都知道，悲哀到了沉默的程度，比大嚷大叫不更能动人吗？

《争斗》写的是铅板公司的工人罢工的情形，高氏没说给我们罢工的进行情形，他直接把我们领到出事的地方去了。在会议席上，我们看到公司经理安东尼（Antony）坚持要制止罢工，因为他已经平息过四次罢工了，这次也丝毫不能妥协，胜利一定是他的。在工人方面，罢工领袖罗伯次（Roberts）也坚持着要奋斗到底，为人道主义，为光荣妻子，饿死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结果劳资两方面都排挤了个人的领袖。他们妥协了，两个失败的英雄，安东尼和罗伯次，互相惊奇地望着，这是怎样动人的一幕呵！这剧不仅是表现了劳资的斗争，实在表现了真真正正的人性，他没宣传主义，他没说教，他把活的人放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愚妄，看他们在迷路里转，我们笑他们——但是我们自己仍在愚妄里活下去。西班牙戏剧家培那文德（Benavente）说，“观众在观剧时所发的道德、善、正义的意念，只要有四分之一实行出来，世界就可以变成乐园了”，正可以应用到这剧上。

《正义》是高氏看了穷人不能享受离婚自由的特权、监狱制度的腐败而发出的抗议，高氏的热衷和多思很多有与法国戏剧家卜乐（Brieuy）相似的地方，在这剧里我们更发见了许多卜氏的《红外套》（La Robe Rouze ）相似之点。在这剧里，没有英雄，因为真正的英雄对自己的罪恶也会感到快意的，法尔德（William Falder）只是个弱青年，在第二次被捕时就自杀了。

实在说来，以上三剧虽然各有特殊的成功，但是伟大的杰作还是《鸽子》，有宏大的布局，有连续的进展，充满了诗的神秘的幻想的色彩，主人公外尔文（Christopher Wellwyn）看到别人的痛苦，自己也不痛快，所谓外尔文者实在也就是《岛国的法利赛人》里面的谢尔顿（Shelton），都是作者自身的影射。在这剧里作者内心的苦闷的冲突又活跃地表现了出来，斐尔浦教授（Phelps）说：“现在世界上只有三个人，箫伯讷、巴蕾和高氏，能写出《鸽子》，但在这三人中却给高氏写出来了。”可见这剧的重要。

大战前后，高氏是正在走坏运的时期，所发表的戏剧都不受大众的欢迎，《逃亡者》写恋爱和婚姻问题，在《暴徒》里我们看到个人反抗群众，在《一点爱》里我们又有了殉真理者，《基本金》写的社会革命，都不是重要作品，不能详细叙述了。

《相鼠有皮》和《忠义》的发表，使高氏重得了以前的荣誉。这两剧所代表的思想，同以前各剧是一致的。高氏曾在一篇论文里发表他对戏剧的理论，他说：“戏剧的形式应该使剧的含义尖锐化，每一组生命和人物都有他生来的‘道’，戏剧家的职责就在把这些组放在适宜的地方，可以使他们的‘道’深刻地表现给大众。”这两篇剧就是他这理论的实证，其实高氏一切戏剧的技巧的奥秘，也可以从这里得到启示。

自1922年以后，他所发表的诸剧如《森林》、《窗户》等，都不占重要的地位，一直至1926年《逃脱》的发表，高氏在技巧上有了个新的转变，就是，他受了电影的影响。他指给我们，戏剧是可以超过电影的，无论在趣味上，在给人们的刺激上。1929年的《屋顶》和《放逐》算是最近的作品了。

最后，倘若需要的话，我们还可以谈谈他的所谓中心思想，尤其是在戏剧上表现的。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他的戏剧的成因是内心的冲突，所谓中心思想也者，也不外是从那里生出来的，总括一句，在戏剧上，他的出发点是同情，表现的是阶级冲突，目的是在求人类平等。再总括一下，他的一切戏剧都不外是保罗致考伦斯人（Corinthinans）的第一封信第十三章的注解——这章的主意就是人类应当慈悲为怀。

（三）长篇小说家的高尔斯华绥

19世纪之末，英国小说界有一个新趋势，就是想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空虚无物里逃脱出来。在这种趋势下产生了斯蒂文生的冒险小说；吉百龄的帝国主义小说；威尔斯的新乌托邦小说。但这不过代表逃脱的倾向，不能就这样停止下来的。于是一般女作家热烈地写着恋爱问题、婚姻问题、法律宗教问题，这些对她们都是极切身的。又有一般青年小说家从而助势，于是乃洋洋大观了。他们都是革命家，他们继续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垄断的态度和实利主义，20世纪初的英国小说界实在是为一种大的破坏所震栗着，同时打破偶像的观念也流遍了思想界，潜伏着的是一次道德革命。就在这时候，高氏以长篇小说家而挺立出来了。

最初发表的两部长篇小说，《久斯伦》和《威拉·鲁滨》都是写爱情的喜剧的，人物缺乏真实，不能算是成功之作。《岛国的法利赛人》得到了相当成功，主人公谢尔顿是作者自己的缩影。他天性就倾向利他主义，他用心灵去到社会探险，这社会不想知道什么人生的真义，它所知道的只是占有和享乐。高氏在改订版的序上说：“十分之九的中上阶级的人都是法利赛人，不思索地去接受固有的东西。”这部书只是一篇序论，他发见了法利赛人以后，他又继续揭穿现代法利赛主义的各种相，接着我们有了两种人物的典型，《有财产的人》的主人公和《乡村的家室》的主人公，《有财产的人》下面还要讲到；《乡村的家室》描写乡间地主的生活，他们固执地认为，一切旧的全是好的，是一篇讽刺友情转而讽刺伦敦贵族的生活，在技巧上有惊人的成熟。《暗花》是对热情的分析，分三部，每部各有女主人公，是一个缩小的三部曲，《弗利兰家的人们》描写地主的暴虐，《在外》则是对热情的分析，这许多部长篇小说，表现的手法尽管不同，采取的材料尽管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指示给了我们：我们都是法利赛人，虽然我们不自觉，不承认。

高氏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自然还是他的前后两个三部曲。比较起来，《否赛提家的家史》似乎还更重要，这部家史实在就是自1741年以来的英国中上阶级社会的历史，叙述自Jolyon Forsyte (1741—1812年) 开始。他生了五个孩子，他的大孩子又生了十个孩子，一直下去五辈，描写他们的欺诈，他们的营营苟苟，他们的偏见和固执，以叟木（Soames Forsyte）为活跃的中心，极尽了变化，极尽了错综。在前两部里，第二辈的人们，因为意见和理想的不同，反抗第一辈的人们。至《出租》出现了第三辈，第二辈又被反抗了。《出租》是从《否赛提家的家史》到《现代喜剧》的桥梁。《现代喜剧》写的仍是否赛提家的事情，不过背景都现代化了。叟木虽然还活着，但因为已经过了时，地位给弗乐尔（Fleur）占了去，他只好学着抽烟打高尔夫球了，他曾一度游美，归来后就死去了，这一家的家史就终止在这里。

在长篇小说里，使我们惊奇的，是他的文学的优美，个性的活现。因为受了戏剧和随笔两层技巧上的调练，人物虽然多到可惊，但绝显不出拥挤来，同时也使他在长篇小说的形式上有了新的贡献：就是他能使各章在调子上，在插话上，在背景上成功一个密合的一致的整体，——布局的戏剧化。詹姆士（H.James）整天嚷着：“戏剧化，戏剧化。”不错，他的确化了，但可惜化得不高明，勉强的痕迹随处可以发见。高氏这种天衣无缝的密合，他是梦想不到的。班乃特（Bennett）和威尔斯都是近代大小说家，但是在他们的小说里，除了他们写出的以外，我们得不到什么更深刻的意义和暗示，正相反，高氏割下了人生的一部分，去写，去渲染，我们却从这里得到更多的了解，即便全部的人生哲学，也可以从这一小点去窥见。在英国小说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这样做过。

同戏剧里一样，他在长篇小说写的仍然是中上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冲突，他看到中上阶级用旧公式来解决新问题，紧紧地抱住传统的观念，革命者所要求的是真理，他们希望中上阶级也要求真理。他们坚持着，中上阶级应当放弃他们所有的旧的东西的某一部分，来寻求真理，而他们自己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很自由地去寻求。高氏看出了这种惰性的坚持，是使这两个阶级永远不能互相了解的最大原因，就在这一点上，他筑起了他的社会哲学。他一方面描写贵族阶级的传统的固执、愚昧，一方面他也认为革命者的要求是有点太大了。这哲学，不管高氏应用得怎样，的确是永久真理之一。他多半在家庭的琐事上，表现社会问题，表现他这种哲学。他并不像箫伯讷，把家庭来当作一个组织去破坏，他不过拿家庭当工具去表现他的思想罢了。他的性情有一种高尚的本质，所以他既成不了刻薄的嘲讽家，也成不了感伤主义者。他有时也不免去嘲讽别人，但总有节制。他同威尔斯一样，是不惜以任何代价去换真理的，但是与威尔斯究有不同处。他对真理的要求，并不显出只是为个人的需要。威尔斯的人物为观念而活动，高氏的人物为个人的兴趣而活动，倘若我们需要观念的话，我们可以到书里去发见，在这一点上，高氏是超出同时代诸小说家的。

舍瓦勒（Chevalley）说：“倘若我们来评列高低而给出批评的话，他（高氏）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了，他可以说是最完全最充实的小说家。”可见他的价值。

（四）短篇小说家、小品文家、诗人的高尔斯华绥

我们普通所认识的高氏只是戏剧家和长篇小说家的高氏，的确，他的天才在戏剧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我们也不可忽略过，在短篇小说、小品文、诗的领域里，他的建树也是不可泯灭的，再夸大一点地说，即便他不曾写了那些戏剧和长篇小说，只靠这些不使人注意的建树，在文坛上，他也会有很高的地位的。

短篇小说，我们拿1918年的五篇故事（Five Tales）和1927年的《沙漠旅行队》（Caravan ）作代表，表现的思想同戏剧和长篇小说差不多，但是文笔的优美，在比较短的篇幅里所表现的技巧，却不是在长篇小说里可以找到的了。

小品文集有《静的旅店》（The Inn of Tranquility ），诗有《心情、诗歌和劣句》（Moods, Songs and Doggerels ），都有浓厚的兴趣，熟练的技巧，但是这不是我们所着重的，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高氏的另一面，长江大河的长篇小说，错综变化的戏剧，当然能使我们惊叹也来不及的，但是随时起意写出的小品文，随时感兴吐出的珠圆玉润的诗句，不也能带我们到另一种飘渺的灵界吗？

（五）附尾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确也是近代一般人兴趣所集中的盛典。我们不能否认，有许多作家因得到这奖金才为世人所注意，而享了大名。但是今年奖金之给与高氏，我们除了认为这次的确给了配接受的人以外，对高氏的荣誉不会有怎样大的影响。至于高氏的真价值更与这得奖没有关系，不过在别人抬神像似的大吵大嚷的当儿使我们国人来认识一下这位大作家，也不是无意义的罢。

高氏今年已是65岁的老翁了，但是除了不时写小品之外，在The Scribners 杂志最近几期上又发表完了他的长篇近作《绚烂的沙漠》（Flowering Wildrness ）。这种惊人的魄力和工作的精神，真使我们惊叹。我每次读他的作品，总有一个秃顶高额的老人，脸上充满了毅力和严肃，浮现在眼前，我祝福他。

1932年

勃克夫人新著小说《诸子》（书评）

勃克夫人（Pearl S．Buck）自出版《佳壤》（The Good Earth ）后，一跃而为文坛骄子。所作小说，本刊已屡有介绍。近又发表其新作《诸子》（Sons ），美国John Day书店出版，定价美金二元五角。此书实为《佳壤》续篇，文笔简洁独到，结构复杂，写来亦较《佳壤》为有力。在《佳壤》中，勃克夫人所描写之中国人，虽乏明确个性，究非向壁虚造，如此一般外人所想象之中国人。夫人对此等人实有相当了解，于其生活习性尚能明悉。如阿兰，如梨花，如王龙，夫人皆熟悉之，以故写来得心应手，栩栩有生气。至《诸子》中所描写之人物，则颇与夫人隔膜。主角王虎，为王龙之子，然行为思想大异乃父。夫人于此乃不得已而借助他山。夫人现正译《水浒》为英文。《水浒》中所描写之人物，颇有与夫人意想中之王虎相类者。于是其个性描写及背景，多受《水浒》暗示，即文体亦较《佳壤》更中国化矣。吾侪读之，虽仍欣赏其朴素之文体，然描写不能卷舒自如，时现局促之状。人物所与之印象亦甚暗淡，颇疑其所写实非现在有血有肉之中国人矣。

本书开首为一转变点，叙王龙之死。终结时为一转变点，叙王虎之猛醒及其子之重归佳壤。中间叙家庭中暗斗明争，王虎及其弟子贸易纠葛，王虎之重婚及归家。书中不时点出佳壤，为全篇主要线索。王龙占据佳壤之精神重现于其妻梨花，重现于王虎之子及其弟，不但使全书有一贯精神，而又与《佳壤》所提及者连接为一，即家庭之盛衰。家庭之盛衰实即中华民族盛衰之象征。中国以农立国。一般人民出自佳壤，终仍遗彼佳壤。此种盛衰兴亡，新陈代谢之悲喜剧，充满中国各地，无日无之。夫人擒住此点，表而出之，实为独具只眼。

此书叙述静止时之王虎，颇称完美。但一涉行动，则近平庸。即《佳壤》中之女主角阿兰，为人物之最生动者，亦令人有同感。于此可见，夫人了解中国女人虽较男人为深切，究不能获得中国人行动之要点。此外，夫人未能了解中国人对人生之态度，亦为缺点之一。随之表现于此书中之中国礼法，完全在形式方面。

自夫人观之，中国所谓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皆为形式的，毫无真情。此乃一般外人之偏见，夫人自非例外。然中国五伦之相互关系，实多出于至情，绝非纯由矫揉造作者。夫人有先入成见，写来多与实情扞格。国人颇有攻击之者，然亦不必，盖夫人之缺乏大艺术家手腕，幻想力不足，为不可掩饰之事实。但其态度则极严重。书中时有对中国人自甘堕落之嘲笑，但亦不乏同情。对自己工作亦有责任观念。夫人非不欲深切了解中国人，为时势所限耳。陈西滢君谓夫人“在西方人所写的中国小说中有空前的贡献”，实为知言。

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5月22日第11版

《烙印》（书评）

《烙印》（诗集），臧克家作。闻一多序。每册定价四角。代售处，各大书局（如不能得可函青岛国立山东大学臧克家君询购）。

本书共包含新诗二十二首，听说是在出版前经过许多人选定的。作者的确写过许多极坏的诗，幸而都在选的时候删掉了，所以留在这集子里的，大半都还令人满意。

看到这书的标题《烙印》，我们大概就可以推想到这书的内容，你看——

痛苦中我心上打个印烙，

刻刻警醒我这是在生活。

——《烙印》

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

——《生活》

罗曼罗兰说：“生活是严重的。”这几句诗不正表示了这严重吗？作者感觉到生活的痛苦和严重，写了出来。但是又推己及人，想到了别人的，尤其是被压迫者的痛苦，也写了出来。于是在这小小的集子里，难民、炭矿工、洋车、神女、贩鱼郎、短工等就都有了地位。他替他们诉苦，替他们呼号。闻先生在序里说：“没有克家自身的‘嚼着苦汁营生’的经验，和他对这种经验的了解，单是嚷嚷着替别人的痛苦不平，或怂恿别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像是一种热气……”这的确是了解作者的话。

但是，在这里，又连带上了别的问题：根据自己的痛苦，能推想到别人的痛苦吗？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我们不能否认，是可以推想得到的。但是，无论怎样，在生活没有彻底改造以前，以一个大学生去写炭矿工、当炉女的心情，总有点像“隔皮猜瓜”。无论是——

别看他们现在比猪还蠢，

有那一天，心上迸出个突然的勇敢。

——《炭鬼》

或者是——

她眼钉住他，手却不停放，

果敢咬住牙根：“什么都由我承当！”

——《当炉女》

给人的印象，总是，诗人从象牙塔里探出头来指指点点地说着梦话。“他抬起头望望前面”（《老马》），这望望也是漠然的。

捣碎这黑暗的囚牢，头顶落下一个光天。

——《炭鬼》

也不过是旁观者诗人的灵光一闪，说到最好处，不过是预言者的诗人嗅到新的气息而已。

然而作者究竟要比一般自命的革命文学家高明。他写的即便不是炭工的真正痛苦，写出的究竟是诗，而且不坏的诗。写的究竟是普遍的人间的苦闷。我们还要求什么呢？

在《洋车夫》里诗人说：

他的心是个古怪的谜。

真的。诗人要想了解这个谜吗？请你再向前走一步。

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9月4日第11版

巴金著长篇小说《家》（书评）

这是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的第一部，然而已经占了654页的篇幅。其余还要写几部（据此书“后记”：第二部定名为《群》），每部有若干字，我们很难预知。但揣想起来，量大方面一定会很惊人的罢。这，我们虽然不能就定为是本书的优点；最少对巴金先生的这种毅力，我们是极端钦佩的，尤其是在贫弱到无以复加的中国文坛上。

写了《灭亡》的巴金，的确曾给人们以希望。但是跟着来的，是轻微的不满足。眼看着巴金的名字在杂志上显露的次数一天天多起来，在人们的谈话里也时可以听到，而且接二连三地出着小说集，短篇的，长篇的。然而作品给人的印象只是空虚，虽然有时也露出努力挣扎的痕迹，结果仍然是空虚。一直到最近《家》的出版，我们才又看到我们希望所寄托的巴金——他已经有点儿变样了。

家，谁能没有家呢？据“后记”里说，这是描写一个正在崩坏的资产阶级的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我们不必到意识检定所去受检定，我们之中的大部分，我敢说，都有被派为资产阶级的资格。人人都要有家，大部分人又有资产阶级的家。描写的不正是我们吗？在这里面，我们能发现个人的影子，其余的对我们也不生疏，因为，在家庭里，每日围绕着我们的就是这些影子。这大概就是我们读起来觉得很亲切的原因罢。

在这里，很奇怪地，我想到了《红楼梦》。胡适先生说，《红楼梦》描写的是大家庭的没落。在某一种观点看起来，他是对的。在《红楼梦》里，我们看到家庭分子间的倾轧，我们有宝玉，有被宝玉爱着的林黛玉。但是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然而在现在的大多数的家庭里，我们仍然看见倾轧，我们仍然有变相的或自命的宝玉，有变相的林黛玉。周作人先生说，历史告诉你又要这样做了。真的，现在又要这样做了，就在这《家》里。

然而，也究竟有了不同。这家里有了觉慧那样的叛徒。他看穿了家庭的黑暗，他反抗，他毅然脱离家庭。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但是巴金把过量的英雄主义的色彩加到觉慧身上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技术方面，这书与以前有着显然的不同，然却是比较的令人满意了。在以前，著者喜欢用的是冗长的句子和节段，给人的印象是沉重，有点儿近于笨滞。现在则比较轻松活泼，很有暗示的力量。然而（一件事情的长处往往就是它的短处）惟其这样，读起来总感到轻浮，不很沉着。这我没有别的话说，只好怪作者的修养不足了。

同巴金一样，我们之中大部分都是从这种家庭出来的。我们周围同样的是无边的黑暗，我们也看到有一股生活之激流在动荡，开创它自己的径路。巴金先生很客气地说，他不是说教者，他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是，在这书里，我们却看到他藉了主人公觉慧指给我们的路，但是只指了一半。不管这路我们是否走得通。因为有了路，究竟能给我们勇气。就为这单纯的原因，我们希望《群》的出现。

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9月11日第11版

陆志韦白话诗第三集《申酉小唱》（书评）

本书（非卖品）共包含小诗二十余首，是为了送人留纪念而印的（陆先生本年在燕京大学休假，赴欧美研究）。陆先生以前也写过诗，本刊第百十期曾有专文评其白话诗第二集。在本书我们又看出了两个新的倾向：一是哲理的倾向，譬如：

见马想骑

见狗想到它能守夜

见猪想吃猪肉而已

蠢者猪也

——《猪》

古朴率真，而富哲理。令我们想到古希腊哲人的哲言和宋明的语录。第二是民歌的倾向。本书的第一特色即在纯朴不加修饰，再加上重复和叠句，就很容易变成民歌，譬如：

十月二十八，

丰台来菊花。

十月二十九，

雀儿满地走。

——《连日过护国寺》

与我们平常所接触到的新诗，总觉得有点不同。因为这里面没有欧化的痕迹。这条路——由民歌而产生伟大的诗，走得通，也未始不可以替中国彷徨迷离的诗坛开一条新路，德国就是个先例。只要应用得好。

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10月16日第11版

老舍的《离婚》（良友文学丛书第八种，书评）

我们不能尽写那些脑子里尽是马克思或尼采的不安分的大学生，我们的眼光也不能只在大上海的交易场或跳舞厅中转，连那些忍苦含辛任天任命的工人农民也不能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全体。究竟我们民族中还有着这么一批顶不入流的中等阶级，他们是既不宜于悲剧又不宜于喜剧——或者说是又宜于悲剧又宜于喜剧，然而这出剧多半是不大动人的了——他们是懦怯地，彷徨地，顶不康健地活着。是的，不康健地。我觉得这个字最能形容他们。他们悔恨，怀疑，甚或至于诅咒他们的环境生活和命运，但是你不能希望他们像工人们在被压迫到极点的时候扔下锄头喊一声：“不干了！”他们的“鞠躬像纸人的”或者“方墩式”的妻子和他们的黑小子胖姑娘，还有那看不见的什么，逼着他们，鞭策着他们每天爬到那个张着大嘴的冷森森的衙门里去。他们受的束缚不见得比做轮子绞链的奴隶的工人们受的松。然而他们也是中国人，也许是更中国的中国人。只要你上北平的东安市场或西单市场，你会遇见上千个——这种中国的Babbitt。老舍先生写完老张，写完赵子曰和老马，他的笔兴扫到了这般人头上。在这书里有：饭桶兼把式匠的吴太极，流氓兼北平俗语搜集者的孙先生，苦闷的象征兼科员的丘先生，懦怯无可奈何的主人翁李先生，还有那位百事好的男性媒婆张大哥——这个道地的Babbitt。他们一起搅在这酸牛乳似的北平，每天叹气，每天担忧，每天办公。

这是一部写实的小说，几乎是有一点倾向于自然主义。作者很淋漓地暴露了他的角色以及这些角色活动的领域，他一点不遮掩，且从来不用什么暗示的或是所谓烘云托月那种雅得俗的笔法。在一色描写来说，他是一个讽刺画家（carfcaturlst）。讽刺画家画墨索里尼的时候，特别把下巴画得方到不可能；画孙科，两个眼镜占了脸的一半。这就是说：他把他要画的角色的特性抓住，给夸大起来，叫你一看就认识这是谁。作者在此用的完全是这种手法，所以他的角色全有点夸大（exaggerated）明显，并且，很自然的是，平板。他们是平面的，不是立体的——除了马家少奶奶那一个角色例外。在这一点上，作者是完全像迭更司（Charles Dickens）。不但大体上像，连单个角色中也颇有吻合于迭更司的人物的：小赵是活里活脱的喜迫（Ulrah Heap，见《块肉余生述》），连行为及其结果都像，丁二爷则更是百分之百的密考伯（Micawber，亦见上书），那样的无用那样的潦倒而又终于救了一切人。

这里还有一点遗憾者：我们不能不替那些过分的议论抱歉，他们和那些上品的嘲讽绝对地不和谐。

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12月25日第11版

《夜会》（书评）

这也许是幻觉罢——一想丁玲，总有两个不同的影子浮现在我面前：一个是前期的，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少女的影子；一个是后期的，这个影子却很难描述，大概多少总带点儿普罗味，身上穿的应该是蓝布裤褂之流的东西罢，虽然这两个影子往往是同时浮起来，我却很难把它们拉在一起，说是一个人。我并不否认一个人会转变的，但这转变放在丁玲身上，我总觉得有点不大适合。仿佛近于奇迹似的，这种“觉得”实在太不近情理：但是我自己除了这样“觉得”外，再进一步的解释想找也找不到了。

以后因为某一种机缘的凑巧，我读到了几乎自《在黑暗中》以后的她的全部作品；最近又读到她失踪前不久出版的《夜会》。在这几部书里，有她的全人格的进展的缩影，最初是从“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的莎菲，进展到能“忍受非常无礼的侮辱”的梦珂，这以后，她的颓废的心情又反映在阿毛姑娘身上——“不为什么，就是懒得活，觉得早死了也好”，跟着来的是转变，《韦护》的女主人公丽嘉一出台便与以前不同了，她看破爱情，她想做点事业，这种空漠的想，又实现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里，这书的女主人公美琳终于投身革命，最后是，革命被象征化了，在《给孩子们》里作为爱若出现了。

这种由资产阶级而闻到革命的气息，而真去革命，而把革命象征了，不是一个很合理的进展么？合理是真的；但也许太合理了，我在《在黑暗中》看到的丁玲是这样；在《韦护》里看到的仍然是这样，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看到的仍然是这样——倘若就这样下去，我想不会有一天不这样的，也许因为时间的关系，在《在黑暗中》里不得不穿旗袍或马夹；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只好穿蓝布裤褂之流的东西，我不愿意替别人检定意识，说不愿意是瞎话，实在是不会，但是丁玲的意识却很明显：她彻头彻尾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典型女性。

在这里，很奇怪的，我想到扑火的蛾子，无论原来是在树丛里，墙角里，只要见到一丝光明，也要去扑，被纱窗隔住了，还要停留在那里，徘徊着往里窥探，希望可以发见一个空隙，钻了进去。但这个联想实在不恰当，我承认我们的革命家闻到了革命气息，有的也真的去革命了，但是大部分闻到这气息的时候却往往在跳舞厅里，喝过了香槟酒“醉眼朦胧”的那一霎那间。我的良心不使我把丁玲归在这一类，但是除了这一类外，我却也再找不到更适合的一类了。

但是，实在说起来，还不这样简单，在她这一些作品里，我看出了她的一个特点——黏质的惰性。这种惰性我自己也感到过，尤其是在读书的时候，只要一想到发奋读点书，总想明天开始罢，然而明天成了今天，还明天开始罢。就这样明天下去，终于也不开始了，在某一种时候，丁玲也实在被革命气息陶醉过，但是她仍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向前动一动。自己做些美丽的富有诗意的梦，她微笑着满足了，也许她也有“来了”之感罢。

就这样，无论穿的是旗袍或马夹，穿的是蓝布裤褂；但是，她还是她，转变也终于只转变了衣服。她与第四阶级的距离不比《在黑暗中》时期距离近，她所描写的第四阶级只是她自己幻想的结果，你想，像她这样一个人凭空去幻想第四阶级，结果应当怎样离奇呢？你可以用一个印度人去想象北冰洋来比拟，这个印度人会把棕榈栽在冰山上（自然是在想象里），他会骑了象赤着身子过雪的山。你看她怎样，在《消息》里，她同几个老太婆开玩笑，她替她们做着白日的梦：

一天只做七个钟头工，加了工资，礼拜天还有戏看呢，坐包厢，不花钱……

在《夜会》里，她描写了，也许同她初意的相反，他们的简单、愚蠢，以及一切能令一个绅士发笑的举动，倘若我们有一点同情心的话。这一点也是为他们单纯的愚蠢的而生的，本来，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眼里，他们的举动的确有点愚蠢而近于可笑的。丁玲虽然改了装，穿上了蓝布裤褂，但是她仍然是以前的她，这些简单到同牛马一般的人们，在她眼里，能不显得可笑么？我常奇怪，出现于外国电影里的中国人，总是佝偻着腰，摇着尾巴（可惜没有个尾巴），低首站在天之骄子面前，外国人为什么把中国人弄成这样？在丁玲身上，我找到了解答。

我不是说，在她的几部书里有她的全人格进展的缩影么？但是这里所谓的进展，却似乎有点不大适合，倘若进展含有好一方面的意义的话，她的缩影是往前走的，但这只是给时间拖着。更适当地说，她的影却是愈拖愈暗淡下来了。到了《夜会》，只模模糊糊地留了点残痕，明显地说，就是，她的身躯在经过某一个阶段以前，只适于穿旗袍或马夹；或者，再往后，穿筒子似的大衣和高跟鞋，但是她却偏想去穿蓝布裤褂，结果只有暗淡了。

虽然暗淡了下来，仍然一样浮现在我的面前。不同的就是，现在我却能把它们拉在一起，以前我看着她的影子在书里掠过的，绿的，渐渐地蓝了蓝了，迅速似流星，终于我也莫明其妙，但是现在我仿佛有了慧（？）眼似的，我能在这些幻变的影子后面发见一个更根本的东西，我知道，自始至终，她仍然是她，没有转也没有变，我笑自己的浅薄——我怎么会给她的外套眩惑了呢？

1934年1月

近代德国大诗人薛德林早期诗的研究

在整个德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个诗人够得上称为伟大的：一个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的歌德；一个是几乎没有人知道的薛德林（Hölderlin），但是无论哪一方面，他们俩中间都有显著的距离，所以在他们生时，虽然并不是不认识，歌德从没提到过薛德林；而薛德林在长期疯狂中也极顽固否认他知道谁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终于是近人的，在他死后的一世纪里，他的精神像中天的阳光，流注到德国，以至于世界的各方面，被人们神圣般地崇拜着，薛德林却被遗忘在一个暗黑的角落里，两者相比之下，是怎样一个惊人的对照呢？但是，正如高尔哥（Stefan George）所说，任何严密的箱子也锁不住薛德林的光芒，他终于被人们从角落里认出来，整理他的作品，发布关于他的文章，在极短的期间，他的精神就注入一大部分的人的心里，渐渐有取歌德而代之的趋势——时间终于调停了他们俩间的不合；歌德影响了过去的德国文化，薛德林却命定了要影响将来的。

在精神上，薛德林也正补了歌德的缺陷。歌德只代表了德国文化的一半，倘若没有薛德林，这一半将终归成了一半，但却出了薛德林，他们俩合起来把德国文化完成了。这话并不过分，也并不神奇。我们都知道，歌德是个多方面的人才。他最会生活，他能很锐敏地去观察近代生活，他是一个，正如亚诺德（Matchew Arnold）指出来说，自然主义者。但是，只是这些偏于现实方面的东西却不能使人们满足，在人们内心的极深处，还有一种到更高的，更深的，神秘的领域里去的倾向。只有这神秘的领域才能满足人类的最根本的要求。这种倾向一直到最近人们才渐渐觉察出来，于是人们找到了薛德林，薛德林就正是神秘诗人的代表。歌德的灵感的来源是现实生活，薛德林却把眼光放在渺茫的未来上，全人类无时无刻地不在盲目地向前走着，但眼前是烟雾，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在烟雾里薛德林却看出了那个人类正向着移动的神秘的目标，这目标就启发了他的灵感，他住在人的世界上，他自己是个人，但他却看到神秘的神的世界里去，这神的世界将成为人类的归宿，他一生的努力就在把现实世界同神秘世界，人同神，弄得更接近了，他是成功了，因为我们很可以看出来，人与神接近的程度是随了他在生命的路上的行程而随时增加的。

他的早期诗就表现了他这种努力的开始，在最初他觉得人与神之间有着不可思议的距离，神是高高在上的，人却受命运的支配，在痛苦里辗转着，在《命运歌》（Schicksalslied ）里，他高唱道：

你们在高处的光辉里徘徊

踏着柔软的地，幸福的神们！

灿烂的灵风

轻轻地吹着你，

像女乐师的手指

触着琴弦。

不受命运的支配，像熟睡的

婴孩，你们活下去，

纯洁地保存在

清净的花蕊里的，

是你们的精神，

无尽的辉明；

你们的眼睛

静静地闪着

永恒的光辉。

但是我们却正相反，

我们得不到宁静；

说不定什么时候要消失，要颠踬，

这痛苦的群生

盲目地从一点钟

爬到另一点钟，

正像海水从一个浪头

被掷到另一个浪头，

前面永远摆着不可测的深渊。

人类不能走近神，走近天，命运对他们有着无上的威力，在薛德林的早年，命运的观念深深地苦恼着他，在他的诗里随时都可以找到命运（Schicksal）这个字：

呵！让我哭吧！——不，我要快活了！

有这样一个地方么，我们永不希望到的，

在哪里，人们赞美自己的命运？——

那边就是，在那里我可以再见到你。

——《给史维拉》

不！自己再不要为生与死所苦恼吧——

生与死一任命运的支配。

——《英雄》

在命运观念紧紧掴握之下，他甚至于觉到人类的渺小，因而又看不起，又恨起人类来了，他说：“我再想不起一个比德国人更卑污的民族来了，你看到工人了，但不见人，你看到思想家了，但不见人，你看到教士，看到主人和奴隶，看到年青的和年老的了，但不见人。”

对自己他也是同样地觉得渺小，他不宽恕自己：

我恨我自己，它是一个讨厌的东西，

人类的心是这样地柔弱，这样的骄矜，

这样像“拖白亚”的小狗一样的驯顺，

又这样地恶毒！去吧，我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

因了这对人类，对自己的憎恨，他愈觉得神是高不可仰的，在绝望里，他只有高唱着：

呵，你是美丽的，你这崇高的创造者！

——《英雄》

在他自己的内心里虽然有天堂的影子，他自己制造的天堂的影子，然而这悠远渺冥的天对薛德林也终于是悠远渺冥的东西，怎能满足一个有着火样的热情的活人的要求呢？终于在地球上，他找到了古希腊，他就把那些悠远渺冥的天的影子都寄托在这里。

希腊，温克尔曼（Winckelmann）指出来说是有着高贵的单纯同温静的宏伟（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össe）的希腊，的确是一个奇迹，它在世界文化里放出万丈的光芒，使一切别的民族在这光芒里失色，只有这样一个地方才值得薛德林的向往，我们且看他对希腊天才是怎样地称赞呢：

为你欢呼；你这高高在上的人们，

你这伟大的自然的

初生子！

你从克鲁奴斯的厅堂里走出来

走上了新的神圣的创造

勇猛又坚毅。

——《希腊天才颂歌》

在希腊，他找到了美（Schönheit），找到了谐和（Harmonie），美是他的宗教，谐和是他的最高理想，但古希腊终究是古希腊，终究是过去的了，希腊离神的世界有多远，那只有上帝知道；但离薛德林却同神的世界一样远，也真地难怪，除非在梦里，有谁能走回古代去呢？他只有望希腊而兴叹了：“我像一个平足的鸭子站在现代的水里，想飞上希腊的天空，却不可能。”好容易自己找到一个寄托幻影的地方，但这地方眼看着也同幻影本身一样地渺茫了，连这样一个地方也渺茫起来，神的世界还能想象吗？他一向就感觉到神与人间是有着极大的距离的，对他，现在这距离就似乎更大了，他悲哀了，在幻影的破灭下，在对人类的反感下，又混合上他天生的内倾的阴郁性，悲哀深深地啃着他的心：

人类，人类；你们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呢，

你们的世界，充满了泪的世界，

这个舞台，没有忧愁的舞台，

能不能给你们愉快呢？

呵！只有萦绕在你们周围的影子

才是你们的愉快的源泉。

——《人类的生命》

这忧郁的调子笼罩着大部分的早期诗，但在他26岁的时候，在他整个的生命上有了一个大的转机，因了一种机缘的凑巧他认识了一个银行家的太太苏赛提（Sussette），在她身上，他发现了一切他认为最高的美德，发现了美的本身，谐合的本身，他不认为她是个人，她就是神，他一向连做梦也不敢希望能接触的神，现在竟然找到了，他是怎样地狂喜呢？他热烈地爱着她，不，崇拜着她，他写给一个朋友的信说：“我现在是在一个新的世界里了，在世界上真地有这样一个生物，爱与崇高，贞静与生命，精神、灵魂与一切完美的外形都在这生物身上化成一个整个的浑一。”就这样，他在人世里发见了神，在活人身上发见了他一切最高的理想，从前他觉到的人与神间的不可思议的距离消泯了，人与神混合起来，这混合给了他伟大的灵感，他一眼便看到人类正向着移动的神秘的目标，从这时起一直到死，他高唱着伟大的充满了神秘的预言的诗歌，完成了人类最根本的要求。

后记：

薛德林是最近才给人们发现了的一个奇迹，但自从宫泰（Gunther）、荻尔泰（Dilthey）、高尔哥等人相继发表关于他的文字以后，他的彗星似的光芒立刻照澈人们的心，同歌德争德国最高文学的宝座。我们敢断言：将来的世界一定是薛德林的。在中国似乎还没曾有人论到他，我因了一个德国教授的介绍，读到他的诗，真的为他这种奇迹似的诗所震惊了，我曾在《清华周刊》上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对他的生平、他的天才被发现的经过、他的诗都粗略地谈了谈，倘若有人读上面这篇东西，而感到一点点兴趣的时候，那篇文章也能给他一点更有益的帮助。

大概以后我还要写几篇关于他的文章，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去注册专利，或挂上薛德林专家的招牌，注册专利我没那样的兴趣，挂专家招牌我又哪里有那种勇气呢！我最大的希望也不过是，使中国不知道德国有薛德林这样一个人的人知道德国有过这样一个人罢了，倘若读者能比这得到更多的东西，那是读者自己的福分，我连梦想也不敢梦想的了。

1934年8月4日

现代才被发见了的天才

——德意志诗人薛德林

Ⅰ 一个湮没的天才，又渐渐被人发见了

——当你做梦的时候，你是上帝；

当你想的时候，你是乞丐。——

梦，多么飘忽的玩意儿呢？然而，唯其在梦里，诗人才能表现了真的“自我”，同时也表现了他感应到的普遍的生命，在这两种表现里，他触着了一个时代的人心的趣归，暗示着未来，拉丁语Vates这字，最初是预言者的意思，后来也应用到诗人上。于是，正像预言者被人迫害，被人误解一样，诗人也被人误解着——一直到一个时代代替了另一个时代，普遍地流在人们心里的生命力，爆发出来，成了具体的活动。

正像一个轻梦，不知从哪儿飞了来，蓦地闪光似的现了一现，又飞去了。我们的诗人也是同样的一个奇迹。他们飘飘地走了来，高唱出预言的歌声，又飘飘地去了。他们梦着，梦着，譬如薛德林说：“当你做梦的时候，你是上帝；当你想的时候，你是乞丐。”然而诗人的梦，正如上帝，离开了连想都不去想的俗人够多么远呢？于是薛德林也正得了他应得的命运，在度过四十年漫漫的疯狂的长夜以后，没得到别人的了解，悄悄地去了。

我不是说，没得到别人的了解吗？真的，了解一个人，尤其是诗人，简直是缘分，而且有点近于神奇的缘分。（这里面并没有迷信的成分。）一个人的个性，我说，颇像“青霭入看无”的青霭。远处看，濛濛的一片青。这青，流散着，流散着，这里，那里。然而，近看，却没了青，也没了霭，只有一片空濛。这青霭是否还能再被你发见，就全在你个人了，因为它仍然是存在着的。薛德林的个性，真地比火焰还辉耀，同时比青霭还“无”。在他一生的朋友中，有大思想家黑格尔（Hegel），有哲学家施林（Schelling）。然而，真够上了解他的，只有释勒（Schiller）一个人。即如我们都承认是大诗人的歌德，对薛德林也就不怎样了解。而且还当面侮辱过他一次：事情是这样——在耶那的一天，薛德林去访释勒，一个人已先在。这人知道来的是薛德林，但薛德林却不知道他是谁。当薛德林同释勒谈话的当儿，那人拿起了桌上放着的薛德林的诗集，念了两句，摇了摇头，又恶意地瞪了薛德林一眼，忿忿地把书掷在桌子上了，始终沉默着。这人，薛德林后来知道，就是大诗人歌德。这，不能因为大诗人看不好他的诗就以为他的诗不好。这只证明了了解一个人的困难，甚至像歌德那样天才也免不了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俩正做着不同的梦。

薛德林做的梦，是一个充满了奇迹的梦。他梦的不是中世纪，像其他诗人一样，他梦的是悠远的古代的希腊。在他生前，同他做同样的梦的，前面已经说过，是释勒，在他死后，我们在他死后第一年生的尼采（Nietzsche）身上找到。尼采，这充满了热情的尼采，像一个火山，像一个炸弹，你看他的劲够多足？同薛德林一样，他看到人们的渺小，愚昧，他愤怒了。于是他憧憬着古代的伟大的希腊，他提倡超人，他掷给世人那充满了神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 ），终于，（这也是在意料之内的），他被那些他称为Heiterlinge的迫害着，误解着，做着同薛德林一样的梦，去了。这样一个人把薛德林认为生平最爱的诗人，也是非常自然的事罢。

随了尼采的死去，薛德林也仿佛不再存在在世界上。在另一个意义上，人们正做着各种各样的梦。对他们，薛德林曾经存在过这事实，简直比蜃楼的轻梦还渺茫。正如高尔哥（Stefan George）所说：“因为不能了解，这部神秘的预言的怪书，许久以来就被人们锁在箱子里。”（“Das sibyllinische Buch lag in den Truhen verschlossen weil niemand es lesen konnte.”）但是，这箱子虽然锁了这怪书，却锁不住它的光芒。这光芒终于又射着了一个人——是荻尔泰（Wilhelm Dilthey）。在他身上，薛德林又得到了新的生命和意义，更重要的，得到了解。荻尔泰从心理学方面，用综合方法，研究文化的根本精神，从文化哲学里创造了精神科学。他也根据了他的学说去论到诗人，在批评史上还占了不小的地位。在他的一本书叫《经验与创造》（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 ）里，他谈到了四个诗人——雷兴（Lessing）、歌德（Goethe）、诺瓦理斯（Novalis）和薛德林，他主要的主张是：大诗人之所以伟大，全在他能表现一种动作；生活的意义与内在的联络，要自己从动作里显示出来，每件创造的作品，都是具有独特个性的有机物。就在这种观点下，他重新估定了薛德林的价值。他说：“在同伴里面，薛德林挺立着，像人类本性的更纯洁更谐和的高贵教养的化身。”（“Unter den Genossen stand Hoelderlin wie die Verkoerperung einer reineren, harmonischeren Bildung der menschlichen Persoenlichkeit.”）然而，不幸得很，他见到的薛德林的作品并不全，在他死后，又有许多薛德林的手稿和书信继续着被发见。他的论列自然不能很周全；但是无论怎样，他能认清了从那严锁着的箱子里发出的光芒，把这部怪书取出来，又写了《预言的创造》（Prophetische Schoepfung ）这样一个签条贴在上面，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了，这些手稿和书信的发见，是何林葛拉斯（Hellingrath）和纪拔斯（Seebass）的努力，因为喜爱了他的诗，便着手去搜集，这自然是很偶然的事，但是，就因了这“偶然”，我们却能够多读了许多他的诗，我们是幸福的，他们俩对薛德林自然不能不了解，但了解也不深，他们的价值就在作品的发见的本身，因为每个天才的发见，第一步总是搜罗遗著和手稿，以后才能谈到其他，“每个开始，都是难的”，他们就担任了这艰难的开始，而且很令人满意地担任下来，我们怎能不感谢他们呢？

开始虽然是艰难的，但是终归是开始了，我们的希望却不能就此止住，我们希望能够有人利用这第一步工作去整个地了解他，这希望我们在高尔哥身上得到了实现，高尔哥——呵，高尔哥，你读过他的诗罢！美的心灵与绵密的音乐织成了一片朦胧的幻变的诗境，是有着怎样与薛德林相同的地方呢？在他的一本论文集《日与事》（Tage und Taten ）里面特别有一栏叫做“赞辞”（Lobreden），在这里面，他有一篇短文——短，真的，短得有点儿可怜了，然而比洋洋数千言的大文章，并没少说了什么，开头他便惊醒似的说：“经过了几乎一世纪，没有人曾注意过，或者注意过而也只被认为是过去的梦想者，忽然人们发见了，他是这民族伟大的先知——这事我们不能不承认是个奇迹了。”（“Uns heisst es ein greifbares Wunder wenn durch Menschenalter nicht beachtet oder nur als zarter Ertraeumer von Vergangenheiten ploetzlich der grosse Seher fuer sein Volk ins Licht tritt.”）梦想者，薛德林的确是梦想者，因为他自己就曾说过：“当你做梦的时候，你是上帝。”（说到这里，连高尔哥自己也一样。）但是，别人所谓的梦，与他们自己的梦，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在别人的梦里，我们找到了醒时不能满足而现在满足了的奇迹，他们的梦只是金色的船，给了他们灵感，给了他们幻象，给了他们一切，摇摆着，摇摆着，更上，更上，到上帝的座前。

止到高尔哥，对薛德林的了解可以说是到了具体的阶段，人，即便无论怎样沉在贸易的棕色的空气里，谁个没点子诗意？看了春花，看了秋月，也会“有动于中”的（虽然未必“必发于外”）。对诗人的了解，他们怎能自甘落后呢？然而，我说，他们却是信不得的，没有尼采、高尔哥，薛德林也便会永远地湮没起来，我们欣慰的是——无论误解的深渊怎样深，我们这天才怎样湮没在里面，他，一个Ertraeumer，终于被其他的Ertraeumer从这深渊里曳了出来。

Ⅱ 他的生平

他的一生，正如白云流过了空谷，充满了阒静与单调，但与白云又不一样，这生命是不缺少热情的，只能当它是一首诗，一首美的诗——

（1）幼年和大学时代

1770年（与黑格尔同年）3月20日生在劳奋（Laufen am Neckar），父亲在本地做事。他长起来，正如Hyperion 所说：“像一条没有硬茎的葛蔓”（“Wie eine Rebe ohne Stab”），在极小的时候，就是他母亲一个人担任他的教育，从她那里，他只受到严格的束缚，并没受到一般人所受到的母爱，所以终其一生，他只感到需要别人的爱抚，他永远渴望回到老家里，回到姐妹的怀抱里去（Der Mutter Haus und liebender Geschwister Umarmungen），这种渴望对他的个性、他的诗的创作，有极大的影响，他的幼年，大半都消磨在Nuertingen，这里，四周有青青的山围着他，他在小河里戏着浪花，看远帆的消逝——这些影子，在他以后的诗里，像《寂静的地方》（Stille Ort ）、《少年的林》（Waeldern seiner Jugend ），都留下了痕迹，在私塾里，受过了古典的教育，又到Maulbronn去习神学。在这里，他对希腊的向往已经很明显了，诗也是这时候开始作的，美、爱和热情润染了他的整个的心灵，1788年入Tuebingen大学，他找到了不少同志的诗人并且还同瑙于弗（Neuffer）、玛哥瑙（Magenau）（玛哥瑙以后在本地还有相当的诗名）结了一个诗社，这时候，他完全在克劳卜斯陶克（Klopstock）的影响下，尤其受他的感伤主义的影响。

（2）在奥西安、维特和珰卡劳斯的影响下

克劳卜斯陶克的感伤主义的扩大，使他中了所谓奥西安病（Ossiankrankheit）。他用游行歌者所歌唱的英雄们的事迹喂饱了他的灵魂（Weider seine Seele an den Helden des Barden），他对死去的美人（sterbende Maedchen），同书上的英雄们一般地悲哀着，正在这时候，他又接触到释勒的动人的抒情诗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于是他又把自己放在释勒和维特的影响下，尤其是释勒的悲剧《珰卡劳斯》（Don Carlos ）更感动了他，1799年在他给释勒的一封信里，他写道：“Don Carlos，自许久以来，就变成一片幻云，在这片云里，我被我幼年的神灵裹住了，我不至于太早地看到围绕着我的世界的渺小和野蛮。”（“Don Carlos, war lange Zeit die Zauberwolke, in die der gute Gott meiner Jugend mich huelte dass ich nicht zu früher das Kleinliche und Barbarische der Welt sah, die mich umgab.”）我们细细地分起来，这三种对薛德林的影响——奥西安、维特和珰卡劳斯，在幽郁的情调上，在幽渺的思想上，实在有共同的地方，就在三者夹攻之下，造成了薛德林阴郁的内向的性格。

（3）希腊和哲学的研究

在薛德林的思想里，实在潜伏着一种轻微的哲学的神秘性和泛神论的倾向，他这种伦理的美学的热情，同希腊的根本精神也有许多相同的点，所以，在大学里的他，对希腊的研究仍然感到极大的兴趣，同时对哲学也热烈地爱好着，他沉潜在哲学，尤其是希腊的研究里，他的整个的心灵贯注在这研究上。在Tuebingen大学学业将修完的时候，他已经计划着写一篇关于希腊的长篇小说（griechischen Roman ）——这就是后来出版的Hyperion 。

（4）释勒的影响加重，加新

正当希腊主义在他身上发酵的时候（1793年左右）他因别人介绍认识了释勒。在没认识以前，他已经读过了他的抒情诗，他的《珰卡劳斯》。在心灵上，可以说是早就认识了。也或者正因了这心灵上的认识，才促成了他们的个人的认识。但是，无论怎样，在憧憬上，在性格上，他们都有很相似的地方。这时候的释勒，也正在热烈地研究着希腊。以前他寄托在白姆森林（boehmische Waelder）和泛在的乌托邦（Kosmopolitische Utopien）里的理想世界破灭了。但是他现在却在希腊的奥灵比山上找到了它。同时，他也接受了康德的学说。薛德林，由于释勒的介绍，当了Frau Von Kalb的家庭教师。他又从释勒转受了康德的影响，连教授方法也照了康德的原理。——就这样，他所受的释勒的影响加重了，同时也加入了新的成分。

（5）耶那和费希德的哲学

1795年他辞去了Kalb的家庭教师，到耶那（Jena）去。因为这时释勒在耶那，想同释勒住在一处，可以说是此行的动机。但是最重的大概还是想去听大哲费希德（Fichte）的演讲——他称为Der Titan的费希德。这时释勒正主编Die neue Thalia 和Die Horen 。他常有文章在上面发表，释勒关于美学问题的解决，大半都借助于费希德的学说。对薛德林以后的思想，费希德也有不少形成的力量。

（6）早期感伤病的征象

因了童年的教育，因了以后所接受的外来的影响——阴郁、感伤和内向便成了薛德林的主要性格，一向支配着他的是时时刻刻幻变的意念。轻轻地，一个意念浮起来了。于是，他追求，然而轻轻地，这意念又幻灭了，于是他失望。就在这种自己制造的烦闷的网中，他深地陷着。在耶那的时候——真的也难怪他，他接触到都是像费希德、释勒这样的巨人。虽然现在我们看起来，薛德林同他们是一样地“巨”。但是，可怜我们的诗人！在当时还没有伟大的自觉的时候，站在这山岳般的伟大人格前面，怎能不觉得自己的渺小呢？他一直自己苦恼着，为什么不能同释勒一样地伟大？再加上他天性的阴郁，这苦恼便一天一天加重起来，渗透了他的灵魂，差一些不曾压瘪了他。他渴望着再回到朋友和家庭的怀抱里去，去得一点暖意（Wieder einmal zu erwarmen bei seinen Freunden und seiner Familie）。他写给释勒信说：“我冻住了，我僵木了，在这紧围着我的冬天里；天空是这样地铁冷，我又是这样地死硬！”（“Ich friere und starre in dem Winter, der mich umgibt, so eisern mein Himmel, so starr bin ich!”）可见他的精神是怎样颓丧了。

（7）在佛兰克府哲学的沉思

使他的精神稍稍恢复了，是佛兰克府（Frankfurt）的居停。由于他的大学同学辛克莱（Sinklair）的介绍，1796年他到了佛兰克府，就银行家龚达尔（J.F.Gontyard）的家庭教师。在这里，他努力钻研着费希德的哲学，同时也开始了自己关于哲学问题的沉思。

（8）薛德林和黑格尔

1797年正月，黑格尔也到佛兰克府去当家庭教师，在哲学上，我们虽然不确切知道薛德林怎样影响了黑格尔；但黑格尔影响了薛德林却是显然的——就在释勒和黑格尔之间，他把自己的哲学建立起来了。

（9）薛德林和Diotima

环境的舒适给了这时候的薛德林不少的新的力量和生气。然而（一个引导薛德林到毁灭的路上去的“然而”）他却陷到爱河里去——这爱，是他生平第一次也可以说是最末一次的真正的爱。谈到爱，他可以说完全是门外汉。在这以前，勉强算起来，只有两次，而这两次也很难算是什么爱，一次是，他对他一个朋友的亲戚的女儿发生过片面的恋慕，一次是，在Tuebingen，他曾爱过某教授的女儿，也只是他一方面的，并没有回响，但这都不过是青年人常见的现象，如一现的昙花，掠过他的心灵，虽然也曾给了他成串桃色的梦，然而这梦，经不起风吹雨打，一闪，只一闪，便消逝了，他仍然还是他，没有影响，也没有变化。在耶那的时候，他曾写给他的朋友瑙于弗说：“除了在梦里，我大概没曾恋爱过。”（“Ich soll wahrscheinlich nie lieben als im Traum.”）他又加添说：“因为我有眼，我便永远不再恋爱了。”（“Seit ich Augen habe, lieb' ich gar nicht mehr.”）这种梦里的恋爱的憧憬，就在Hyperion 里作为Melite出现了——这Melite，他描写，像一个爱神化身的女尼一般地柔美圣洁（hold und heilig wie eine Priesterin）。但是，说来也像个奇迹，这圣洁的只有梦里才能见到的Melite——不，按照他的柏拉图主义，他叫她做Diotima——他却在佛兰克府发见了，不是在梦里，是真的有血有肉的凡人，这就是他的学生的母亲，龚达尔的美妻，Sussette，站在主妇的地位上，她对薛德林自然保持着相当的敬意，但在薛德林方面，他竟在一个凡人身上，找到了他的理想的美，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自己的眼；然而，这终于又是事实。他是怎样地惊喜呢？但是，这凡人却又已经是不能为他占有的凡人，舍之不甘，明正言顺地去爱又不可能，他只好在心里偷偷地去恋着她。在这种偷恋里，他又是怎样地失望以至于痛苦呢？当歌德爱了他朋友Kestner的新妇的时候，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里藉了维特的信发泄了他的恋慕，同样，当薛德林对Sussette发生了单方面的热恋的时候，他也在他的长篇小说Hyperion 里藉了Hyperion写给Diotima的一封信，表现了他的深情。同样是不应当爱的人，同样他们俩都去爱，又同样找出了这种自欺自慰的方法。但是薛德林却更进了一步，沉醉在自己酿造的爱情的酒浆里，1796年的夏，在他写给他的朋友瑙于弗的一封信上，他说：“我现在是在一个新的世界里，在另一方面，我可以相信，我知道美与善是什么。但是，我既然看到它们了，我只好对一切我的知觉发笑。亲爱的朋友！在世界上，真的有一个‘生物’（Wesen），我的精神可以寄托在那里，多长时间也行。当面对着自然的时候，我又感觉到我们的思想和理解是真的幼稚呢。爱与崇高，柔静与生力，精神与感觉与外形，混合成了一个整一的人格，在这个‘生物’里。——你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怎样被平凡所包围；你也知道，我怎样没有信仰生活过来，我的内心是怎样空虚，因而怎样颓废；我现在也可以像以前那样地活下去，快活如一只鹰，倘若不是这个，这一个（Dies Eine——指生物），出现在我面前，把我已经没了意义的生命加了生力，使它充实起来，鼓动了它，使它更崇高了，同她的春一般的辉光。”几个月以后，他又写道：“我周围是一个充满了愉快的世界——我又同以前一样地快活了。”就在这种狂欢，有点矛盾的情绪下，他窃爱着他的主妇，恋爱的心，正像微风里的游丝，袅袅地，若续，若断，消失了，又出现，终于捉点什么，黏在上面。然而，薛德林的游丝只捉住了空虚，空虚，但是，他仍然拼命赞美她，她变成了美的本体；她成了他的宗教。“她简直是一个希腊女人”——薛德林说。

（10）阴郁性的加增

不用说，这种单方面的恋爱比一现的昙花还渺茫，还虚无，结果是一个最后的失望，一个大的打击，对薛德林，你想，我们这多愁善感的诗人能受得住吗？没了意义的生命仍旧没意义，仍旧空虚，以前没有信仰，可以活下去，现在却有点儿活不下去了，百思而不得出路，无已，只有工作，在极恶劣的情绪下，他终于完成了Hyperion 的第一部，印行了，把自己所感到的藉了Hyperion 写了出来。

（11）向诗的圆熟期奋斗和《安卜岛可拉的死》

在佛兰克府住了两年以后，他终于离开了龚达尔家，离开了他的Diotima，走了，离开他的Diotima对他简直是无上的惩罚，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猜想他临走时的心情的苦恼和不得已。跟着来的是缠绵的疾病，再加上他故有的阴郁性，这病越发缠绵了。在辛克莱的看护下，他渐渐地有了起色，Hyperion 的第二部就在这时候完成的。他常说，哲学的研究，只给了他不安。他又说：“哲学是被损害了的诗人的医院。”（“Hospital fuer verunglueckte Poeten.”）现在，我们的诗人是真被损害了。他仿佛漂浮在大河的急流里，只有冲下去，冲下去。只有一条水草，他也想握住，休息一刻。现在这无尽藏的哲学的医院，正是他休息的好地方。虽然给他不安，也管不了那许多了。他的诗渐渐地走上圆熟的路，也是在这时候。在他开始写Hyperion 的那一年，他就打算写一篇悲剧，叫做《苏格拉底之死》（Der Tod des Sokrates ）。但是，后来不知为什么改成了《安卜岛可拉的死》（Der Tod des Empedokles ）。这剧完全采用希腊悲剧的形式，没有浪漫的色彩。全剧充满了神秘的谐和——但终于也没写完。

（12）疯前

对Susette恋爱的失败，使他失去了生命的明星。哲学虽然给了他暂时的休息，怎能弥补他这海样般地深的创伤呢？朋友看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地坏起来，而且神经也仿佛有点错乱，便劝他到瑞士去修养，一方面充当Hauptwill某家的家庭教师，在这里，他的精神渐渐好起来。名诗如《盲歌者》（Der blinde Saenger ）、《希望颂》（An die Hoffnung ），都是这时作成的。1801年12月回故乡，计划出版诗集。失败了，乃就Bordeaux某家的家庭教师，次年的6月，Diotima死，（呵，天哪！这却怎么好？）这消息立刻传到薛德林那里。当年7月，他突然离开了Bordeaux，经过法国，到了Tuebingen，是步行的，我们的诗人疯了。

（13）漫漫的长夜

因为看护得法，精神又稍稍复常，但疯症仍然时作时辍。精神好的时候，他也常写诗，或翻译希腊的作品。1804年刊行Sophocles的Antigone和Oedipus Rex的德译本。同年又当了Hamburg Landgrave Frederick V of Hesse的图书馆员，只是挂名领薪水，在朋友看顾之下，他便定居在Bordeaux。两年后，疯症忽然大发，1807年夏天移住Tuebingen。先住在养育院里；后来又移到一个木匠家里去住，就这样开始了三十多年的疯狂的漫漫的长长的夜：没有变化，也没有光明，一直到1843年6月7日，变化来了——我们的诗人在73年的小梦后，陷入永恒的不变的大梦里去。

Ⅲ 我对他的认识

正如一座活跃着的火山，充满了熔岩，在回荡，在爆展，只要有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裂隙，也便会奔涌出来；我们这充满了比熔岩还热的热情的诗人，也便把这热情，用了抒情的形式喷泄出来了。勃兰地斯（George Brandes）说：“即便当作一个戏剧家，当作一个小说家看，薛德林也是个有十足天才的抒情诗人。”这，我们不能不承认是一句老实然而同时又真实的话。

过去有过比现在更好的人，更好的时候——不满意现在的人，而又不能把希望放在渺茫的将来的，大概总都有这样的想望罢，但是过去，并不比将来不渺茫的——高兴还要更渺茫的，过去，是怎样地不definite呢？就在同样的想望里，生出种种不同的变化，提克（Tieck）和诺瓦理斯（Novalis），因了这种想望，理想化了中世纪的生活，在幻想里，他们浮飞在中世纪的阴森宏伟的城堡上，从一个雉堞，到另一个雉堞，看见了满裹着铁甲的勇士，看见了在迷楼躲着的美人。从这里得到一切诗的源泉和灵感，有着同样浪漫气氛的薛德林，也给这幻想拖了走，走过了中世纪，只瞥了这城堡一眼，没停留，又走，又走，远，远，一直到了希腊——呵，这是怎样一个明朗的地方呢？我们的诗人满腔的热情，终于找到了喷泄的对象，他的想望也终于找到了目的地了。

希腊，温克尔曼（Winkelmann）称为是有着高贵的简单和温静的伟大的希腊，的确充满了神秘和魔力，一看到这两个字，立刻我们便仿佛看见了长着翅膀的天使们来来往往地在天空里飞着，阳光是金色的，又有金色的平原，连树木，不管冬天和夏天，也是金色的，水也是金色的，金色的：就这样组成了一幅金色的梦，轻轻地笼罩了我们诗人的心，他大声嚷着：“我仿佛像一个平足的鸭子，站在‘现代’的水里，努力，但是却无效地想飞到希腊的天空里去。”（“Wie die Gaense mit platten Fuessen im modernen Wasser stehe und unmaechtig zum griechischen Himmel emporfluegle.”）真的，这金色的梦迷惑了他了。

迷惑了并不是偶然的，在这梦里，他发见了美的本体，他一向憧憬着连希望见都不敢希望的美的本体。美，是他的宗教；美，是他的最高的理想。它占有他的理智，倘若把它当作一个概念；它又占有了他的幻想，倘若把它当作一个象征，不像康德那样，他分不清这理智的世界和幻想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对他是一个浑融的整一。使它们浑融的整一的就是美，美对薛德林正像观念对柏拉图，是一切的来源，又是一切的归宿。在美里，他自己的生命也有着意义和价值。——这样一件再真实不过，再重要不过的东西，竟在这金色的梦里发见了，想叫他不迷惑不沉醉，能办得到吗？

也许正因了他愈迷惑，愈沉醉，他便愈对现代的一切，尤其是德国，感到憎恶。他说：“我再找不到一个民族像德国人这样令人气短的了。你看见工人了，但不见人；你看见思想家了，但不见人；你看见教士了，但不见人；你看见主人和奴隶了，年轻的和年长的了，但不见人。”（“Ich kann kein Volk mir denken, das zerrissener waere wie die Deutschen.Handwerker siehst du, aber keine Menschen, Denker, aber keine Menschen, Priester, aber keine menschen, Herrn und Knechte, Jungen und gesetzte Leute, aber keine Menschen.”）这对希腊的向往，对现代的憎恶，表面上看来虽然不一样，其实是一种东西，只是一种力的两方面的发展，然而它们都互为因果，而且互相影响着：向往的加强，固然可以增进憎恶；憎恶的加高也推进向往。就这样，这一个影响了那一个，那一个又影响回来，这一个又影响回去……推上去，推上去，没有止，也没有完。于是，表现在他整个的诗里的情绪，只是——向上，向上。

在这里，我们须要注意，因为倘若我们再更深地看进一层，我们可以发见，薛德林向往的希腊不是普通知识的希腊，只是（也就只“只是”）他理想化了的希腊，那么，他的向往（包括了憎恶）不是没意义了吗？正相反，却还有更深的意义在——

对诗人，现实往往是一个讨厌的东西，诗人梦想的是“美”，是“全”，但是在现实里哪能找得出“美”，找得出“全”呢？于是诗人失望，于是诗人入梦（你还记得薛德林说的“当你做梦的时候，你是上帝”吧？）在梦里，阵阵金色的幻影，掠过诗人的眼，诗人眼花缭乱了，他随了这幻影飞，坐在金色的船里，飞，飞，飞过了闪熠着的星星的光，飞过了挂在蝙蝠翅膀上的黄昏，到辽远的，幽渺的，更辽远的，更幽渺的地方去。在这里他找到他要求的“美”，他要求的“全”，他要求的一切。薛德林歌道：

一切生物也都爱你，奋争着

不断地向上，向上，到你那里去。

（Darum lieben die Wesen dich auch und ringen und streben unaufhoerlich hinauf nach dir im freudigen Wachstum.）

到哪里去呢？到在梦里找到的地方去。这地方，提克和诺瓦理斯叫做中世纪，其实叫做希腊也行；薛德林叫做希腊，其实叫做中世纪也未尝不可，更“其实”，两者都不叫也好，只叫做一个地方，一个说不出只能意会的地方，也就很够了。正如鸱枭向月亮诉苦（见Gray诗），他们对这地方倾吐了一切，寄托了一切理想，希望和向往，同时也找到一切诗的灵感。这一切，这一切，完全是诗人在自己的心里作怪，因为中世纪不外是中世纪，希腊不外是希腊。两者都不外是人间，有“美”么？有“全”么？压根儿看不到，这中世纪，这希腊，这“美”，这“全”，就都在诗人的幻梦里，在诗人的向往里。

是的，在诗人的向往里，然而没有这向往却不是真正的诗人，前面已经说过，诗人自己制造的梦，制造“美”，制造“全”，再捉住了，写出来，成了诗，是否成为真正的诗，也便看你这幻梦制造得怎样，看你向往到什么地方，歌德的诗：

哦，我假如有凌霄的健翮，

能飞去把太阳追随！

白昼在我面前，黑夜在我背后，

青天在我上面，大海在我下边。

（见郭译《浮士德》）

薛德林的诗：

你们趵突，快活地无羁地从坚固的根柢里向上趵突出来。仿佛巨鹫攫食似地你们握住用有力的臂腕，握住太空。直刺着流云的是你们洒满了阳光的顶枝，像一个王冠。

濛里，同宇宙冥合了。才能从一片花里看出了天国，从一粒砂里看出了永恒。

1934年

跋：

这是我61年前清华大学的学士论文，原名The Early Poems of Hölderlin，是用英文写成的。因为我的导师艾克（Gustav von Ecke，字锷风）教授是德国人，不通华文。今天我又读到它，宛如古旧书中夹的一片红叶，光华已失，而红艳未褪，使我顿生恍如隔世之感。古今文人编定自己的文集时，往往有大刀阔斧加以砍伐者，雅不欲别人看到自己穿屁股帘时的作品，其劲头有如古代印度语法学家写梵文语法口诀时越短越好，能砍掉一个字母就好像是暮年得到能传宗接代的宝贝儿子那样。我窃以为不可。我自己的作品，只要能找到的，除了个别篇内容重复太甚者外，一律收入文集，不加删削。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自己一生写作的过程和真相，决不以今日之我掩盖昨日之我。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对上面这一篇文章，只改动了几个非改不行的错别字，全篇一仍旧贯，连一些今天看起来有点古怪的措词也保留不动。

1995年1月7日

救救小品文

自从鲁迅先生把小品文封为小摆设以后，一向沉寂的小品文蓦地热闹起来。但它却倒了霉。

中国是小品文的国家，这只要一想就会明了的。在外国，所谓文学者往往分为诗歌、小说、戏剧三大类。小品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然而在中国呢，小说、戏剧是不被人认为是文学的，剩下的只有诗歌，来填这个空的是小品文，所谓某某文集者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品文，而这些文集的作者就正占据着文学史顶显赫的篇幅，例如唐宋八大家、桐城派等不都是每天挂在人们嘴上的吗？

然而在这样一个小品文的国家里，小品文却一向给人利用。

在极渺远的时代，我们就看到小品文的萌芽，似乎一下生就走着黑运，给大人先生们拿来作载道的工具，一直到魏晋六朝，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人们用小品文来说自己的话，然而引起了哄笑和嘲讽，说自己话的小品文也就被埋在这哄笑和嘲讽里，度着自己的暗淡的命运。

于是到了明末，我们又看到人们用小品文说自己的话。然而又引起了哄笑和嘲讽，说自己话的小品文又被埋在这哄笑和嘲讽里，外面又贴上“满洲”皇帝禁书的封条，喘不上气来，一直到新文学的起来，小品文依然在寂寞暗淡里活下去。

最近又有人说新文学的成功就是小品文的成功了，他们提倡小品文，提倡明末人的小品文，这使我高兴，我自己想，不管怎样，居然有人在哄笑和嘲笑里注意到小品文终归是好的；然而不久我却发见他们作起斗方诗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名士，只有名士才能把白话文里加上之乎者也，而美其名曰语录体，在名士们自己摇头摆尾之余，恐怕很有一些陶然的逸趣，但在我们俗人看来，却正像看一个猴子穿起人的衣裳来，忸怩作态，顶大的用处也不过催人呕吐。明末的小品文是好的，但我们却不愿意看见死鬼在活人身上复活！

然而我们终于有了小品文大师，小品文也终于倒了霉。

于是鲁迅先生看出小品文的危机来了，接着是一片闹嚷嚷哄声。鲁迅先生是说了自己的话，但在这哄声里我们却听不出什么东西，先是热烈地攻击小品文，仿佛小品文这三个字就反革命，无论是谁，只要作小品文就是封建余孽，因为英国小品文作家特别多，于是我们这些聪明而又勇敢的批评家（？）又把英人的意识鉴定了一下，结果判了英人是毫无希望的民族，一个响应着一个，这哄声延长下去，个人都把自己的嘴脸表演一番，但在这庞杂混乱里我却只见到愚妄与浅薄！

接着是一个转机。人们发见了，小品文是随便可以注入任何东西的，他们不再骂小品文，而只骂小摆设似的小品文。他们要求匕首，于是又一个接着一个，把自己的嘴脸表演一番，这哄声终于又延长下去，拿着纸剪的匕首，他们要的，坐在软椅里喊着拿匕首却动也不动的，他们要的，从没看到过匕首，只把自己梦里的影子画出来的，他们要的——他们要一切这样的匕首，但有谁有过真铁真钢的匕首吗？上帝知道。

小品文终于给他们利用着，终于倒着霉。

而且还要倒下去。在混乱庞杂里我们要救救小品文，我们要小摆设，只要它真的是从内心里流出来的，我们将不眩惑于纸糊的大摆设，我们也要匕首，只要它是真铁真钢的，我们将不眩惑于纸剪的玩意儿。我们绝不能忽视了文艺里的“真”。

1934年8月23日

大学外国语教学法刍议

我们学习外国语，不是在大学里才开始的。从中学起，有的人甚至从小学起已经学起外国语来了。但是小学生和中学生智力发达尚未成熟，所以他们应该有他们独特的学法，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要讨论的只是大学里外国语的教学法。

我这里说的外国语是指的平常所谓第二第三外国语，就是在大学里才开始学的。在中国读过大学的人大概都有学习第二外国语甚至第三外国语的经验。有的学一年，有的学二年三年甚至四年。学习的期间虽有短长，但倘若问一个学过的人，他学的成绩怎样，恐怕很少有不摇头的。

我也在大学里学过两种外国语。教务处注册股的先生们或者认为我已经学成了。因为在他们的本子里我的分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还因了其中一种的分数特别好而得到出国的机会。但是我却真惭愧。送我出国的这一种外国语还是我到了它的本国以后才学好的。另外一种也是在那个国度里学到能看书的程度。同我同时学的朋友们情况也同我差不多。当然，这里也正像别处一样天才是缺不了的。他们念上十页八页的文法，一百个上下的单字，再学会了查字典。以后写起文章来，就知道怎样把英文的As if翻成德文的Als ob，括弧里面全是洋字，希腊、拉丁、德文、法文全有。这样就很可以吓倒一个人。至于他们能不能看书呢，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虽然有这样的天才撑场面，但人们还是要问，为什么中国大学生学外国语的成绩这样不高明？难道他们的资质真不行吗？我想无论谁只要同外国大学生在一块念过书都会承认，我们中国学生的天资并不比外国学生差。原因并不在这里。

但原因究竟在哪里呢？这问题我觉得也并不难回答，我们只要一回想我们自己学习外国语的经过和当时教员所用的方法就够了。普通大概都是这样：教员选定一本为初学者写的文法，念过字母以后，就照着书本一课一课地教下去，学生也就一课一课地学。速度快的，一年以内可以把普通文法教完；慢的第二学年开始还在教初级文法。有的性急的教员等不到把文法学完就又选定一本浅明的读本一课一课地讲下去。学生在下面用不着怎样预备，只把上一次讲过的稍稍看一看，上堂时教员若问到能够抵挡一阵，不管怎样糊涂，也就行了。反正新课有教员逐字逐句讲解，学生只须在半醒半睡中用耳朵捉住几句话或几个字就很够很够了，字典是不用自己查的。于是考试及格，无论必修或选修都得了很好的分数，堂皇地写在教务处注册股的大本子里。教员学生，皆大欢喜。

就这样，学上两年甚至三年外国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以外，普通学生大概都不能看书。最初也许还能说那么十句八句的话，但过上些时候，连这些话也忘净了，于是自己也就同这外国语言绝了交。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大好光阴白白消耗掉，这已经很可惜了。但更重要的却是放掉一个学习现代学者治学最重要的工具的机会。现代无论哪一国哪一门的学者最少也要懂几种外国语，何况在我们这学术落后处处仰给别人的中国？而且这机会还是一放过手就不容易再得到，因为等到大学毕业自己做了事或开始独立研究学问的时候，就很难再有兴致和时间来念作为工具用的外国语了。

这简直有点近于一个悲剧。这悲剧的主要原因，据我看，就在教学法的不健全。自从学字母起，学生就完全依赖教员。教员教一句，学生念一句。一直到后来学到浅近的读本，还是教员逐字逐句地讲。学生从来不需要自动地去查字典，学生仍然不能知道直接去念外国书的困难，仿佛一个小孩子，从生下起就吃大人在嘴里嚼烂的饭，一直吃得长大起来，还不能自己嚼饭吃，以后虽然自己想嚼也觉得困难而无从嚼起了。

我们既然知道了原因所在，就不难想出一个挽救的方法，这方法据我看就在竭力减少学生的依赖性。教员应该让学生尽早利用字典去念原文，他们应该拼命查字典，翻文法，努力设法把原文的意思弄明白。实在自己真弄不明白了，或者有的字在字典上查不到，或者有的句子构造不清楚，然后才用得着教员。在这时候，学生已经自己碰过钉子，知道困难的所在，而且满心在期望着得到一个解答，如大旱之望甘霖，教员一讲解，学生蓦地豁然贯通，虽然想让学生记不住也不可能了。这样练习久了，我不信他们会学不好外国语。这方法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在外国，最少是在我去过的那个国度里，是最平常的。我现在举一个学俄文的例子。第一点钟教员上去，用了半点钟的时间讲明白俄文在世界语言里尤其是印欧语系里的地位，接着就念字母。第二点钟仍然念字母。第三点钟讲了讲名词的性别和极基本浅近的文法知识，就分给学生每人一本果戈里的短篇讽刺小说《鼻子》，指定了一部字典。让每个人念十行。我脑筋里立刻糊涂起来，下了堂用了一早晨的力量才查了六行，有的字只查到前面的一半，有的字根本查不到，意思当然更不易明白。心里仿佛有火在燃烧着，我恨不能立刻就得到一个解答。好容易盼到第二堂上课。教员先让学生讲解，但没有一个人能够讲一个整句。结果还是他讲，大家都恍然大悟，不自觉地轻松地笑起来。他接着又讲了半点钟的文法，才下了课。就这样，在一个学期内念完了初级文法和果戈里的《鼻子》。

这教法或者有点霸道，我承认。学生在课外非有充分的时间来预备不可。但是成绩却的确比我们大学里流行的教法好。除非学生低能，在两年内一定可以看普通的书。与其让学生不痛不痒地学上两年结果是等于白学，何如让学生多费点力量而真得其实惠呢？

19世纪德国大语言学家Ewald就用这方法教学生，而且应用得还特别认真。跟他念过书的学生一谈起来没有一个不头痛的。后来他自己也听到了，就对人说：“学外国语就像学游泳。只是站在游泳池旁讲理论，一辈子也学不会游泳。我的方法是只要有学生到我这里来，我立刻把他推下水去。只要他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我希望中国的教员先生们有推学生下水的勇气，青年同学们有让教员推下水去的决心。

1946年10月31日 北平

论自费留学

昨天（11月10日）在天津《大公报》上读到汪敬熙先生的星期论文“自费留学万万不可开放”，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自己好多年来想说的话，汪先生一下子都给说出来了，他仿佛替我在心头扫去一片积闷，蓦地觉得异常轻松起来。倘若金圣叹看了这文章最少也要浮上一百大白。

但是有一点汪先生说得还不到家。也许汪先生有心存点忠厚，没有尽情地说。汪先生只说：“纨绔子弟之中不是没有好的，不是没有肯勤学的，不是没有学有成绩的。但是他们的大多数在外国是荒嬉游戏，挥霍无度的。他们自己是以为这样方显出家中富有。然而在外国人眼里，他们所做所为都是可以耻笑的。近些年来他们真是为国家招来耻辱！”无论谁只要亲身在外国见到过这些纨绔子弟的，都会知道汪先生这些话是怎样有含蓄而厚道了。

我自己在欧洲的一个大国里住过十年、一个大国里住过半年，也见到不少的事情。初到那个大国的首都的时候，天天在街上、饭馆里遇到的就是这些纨绔子弟，每个人都是把眼睛安置在头顶上，上下打磨得耀眼明亮，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念哪一门学科，因为他们很少与学校发生关系。但他们的生活也并非不紧张。每天一起来就到中国饭馆去。吃完早点，找几个同志下一盘棋，闲谈一下，就到了正午。午饭当然就地解决。吃完又结队出去逛马路看电影。晚饭再回中国饭馆，吃完又出去看戏坐咖啡馆或到其他他们所想去的地方。每人都少不了三“机”：照相机、无线电收音机和野鸡。外国文很少有几个通的，但也用不着。因为他们所接触的外国人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不三不四的女人，同他们在一起嘴还有更重要的用处，不是用来说话的。再一种是警察。这些英雄们贩卖黑钱或犯了其他别的罪，倘若逢巧父亲是大使，自然可以大模大样地掏出红护照来吓外国警察。其余的就不免捉将官里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用不着说话，反正只要能听懂判多少年月徒刑就可以坦然走进监狱里去。等到出来的时候，又可以到处尤其是在中国饭馆里高谈雄辩，叙述他们在狱里的丰功伟绩。据说在里面每人必须做手工，编点什么。他们只学上几天，就可以教同狱的外国难友。这些外国人当然钦佩得五体投地。这样他们就很替中国争了些面子。旁人听了对这些为国争光的英雄也不免肃然起敬了。

这样说也许有人以为太笼统了。我现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位院长的公子。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很久了。至于在那个大都会里做了些什么，我不大清楚。但以后我们竟然得到一个机会同学过半年。我们差不多天天在一起吃午饭；但一直到他离开学校，我始终不知道他学哪一科。从他的谈话里我知道他听过耶稣教的神学，听过体育原理，听过微积分，听过流体力学，听过生理学，听过法律，对这些他似乎都没有什么兴趣。他念念难忘的只是医学院的产科讲演。他常常向我用很生动的姿态表演他在讲堂上听到的女人生产时的情形，同时复述教授的一句话：“男人无论如何英雄，无论能征服多少国家，也没有女人生产时那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力量。”于是他也就对女人的伟大赞不绝口起来。但他也有他的伟大，在街上只要看到漂亮女人，便跟上去，百折不挠。挨了耳光，仍然是面不改色，不由得也让我赞叹起来。

第二个是一个上海大商人的儿子。据说从小就学那一国的语言。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住了八年。有一次替一位中国老太太写一封请求信，拿到财政局，外国人说看不懂。这位老太太拿给我看，我才知道他替我们当时住的那一国造了一种新文字。后来他又从另外一个国度寄给她一个中文（记住是中文）明信片，老太太年纪大了，有些字认不清楚，又拿给我看。我又发现他替我们中国造了几个新字，创了一个新文法。他虽然学的是航空工程，但小代数和平面几何都弄不清楚。外国同学都奇怪，他就告诉他们，中国的逻辑和外国不同，数学也另成一个系统。这位先生在那里住了十几年，一天忽动归兴，临走告诉我，他回国要“组织”飞机。我用十二分的虔诚祝他成功，虽然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什么是“组织”飞机。

上面两个例子，一个代表荒唐，一个代表低能。作风虽不同，但总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各擅胜场。类似这样的英雄我最少也还能举几十位来。我虽然不久就离开那大都会，无缘继续欣赏他们的伟业。但在下风逖听之余留在脑海里的故事也足够写一本四百万言的留西外史。无论谁都可以想象到这些人们在外国替我们国家招多少耻辱。在外国浪费金钱还是小事。

这些人物最好都留在国内，当接收大员也可以，当什么什么专员也可以，无论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出国，因为外国人没见过中国，只要看到一个中国人的举动，他们就会想到全中国的人都这样。难道我们就甘心让这些人到外国去代表四万万人宣扬中华民族的伟大么？

我们都应该起来拥护汪先生的主张！我也同汪先生一样希望舆论界给我们鼓励！

1946年11月11日

现代德国文学的动向

——从个人到大众（Vom Individuum zur Gemeinschaft）

倘若我们要谈现代德国文学的动向，最少应该回溯上半个世纪去。当时自然主义虽然还如火如荼，但同时已经有一股暗潮在汹涌起来。有一群新作家认为当时的文学离开民众太远；无论在思想或语言方面都只能代表上层阶级。尤其是对当时流行的文学语言他们感到不满意。在他们看，这只是矫揉造作的东西，没有生命，没有活力，只是死板板一大堆字母排成的字，同大众的活的语言很少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高级德语的生命源泉就在方言里面。同时民间的一切风俗习惯也永远是完成德国民族性的新力量。他们想在文化与艺术，时代与民族精神中间建筑一座桥梁，像以前Herder和Grimm兄弟一样。所以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叫做乡土文学运动。

无论哪一个文学运动的开始，往往都是理论超于创作。乡土文学运动也不是例外。这一群新作家们虽然写了不少的作品，小说、戏剧、诗歌都有；但谈到真正伟大的作品他们还未能创造出来。不过他们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却也不容抹煞：他们真正创造了为民众所爱读的文学作品，他们征服了民众。所以，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不是基于他们有什么惊人的巨著，而在他们真正替大众创造了消遣文学（Unterhaltungsliteratur）。我们不要把德国的消遣文学同我们的所谓“闲书”，譬如说张恨水之流的小说，相提并论。这中间的区别很大，简直就是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的区别。德国的消遣文学不描写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它只是写平民，尤其是乡村里平民的日常生活，一群极简单的农人的极简单的欢乐和悲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苹果花的灿烂；听到青草地上的牛鸣，项下的铃声敲碎了山村的幽静；看到蜜蜂群围了盛开的樱桃花嗡嗡地飞；嗅到刚割送的野草放散出来的香气。在这样一个氛围里，一群农民单纯地过着日子。这一切都难免有点泥土的气息。但就正是这点点泥土的气息给住在大都市里的人们已经干枯了的灵魂带来了新的生力，从大地的最深处流出来的生力，使他们，哪怕是一霎那呢，又从死板的现实里解脱出来。明白这一点，再回头看我们的所谓“闲书”，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了。

这种文学在德国北部尤其发达。Hermann Löns (1866—1914) 和Gustav Frenssen (1863—) 描写北德风物的小说，真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无论谁，只要在德国北部住过的，只要在一望无边的草原上领略过那里的风光，或者大森林里散过步，懂得森林的神秘的语言，看过松鼠像一缕黄烟似的在树梢上飘飞，经历过“叶干闻鹿行”的境界，读了他们的小说，怎样能不神往这里面描绘的境界呢？

我上面说过，这些乡土诗人多半未能写出多么伟大的作品，但他们总算是开辟了一块新园地。园地开辟好了，不久就来了许多青年文学家到这块园地里种植起来。他们种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的收获也非常丰富。无论在内容形式方面，他们的作品都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很完美的境界。他们把一般民众的愿望、苦闷、悲哀和欢乐都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而他们的精神的源泉也就来自民间。他们的作品仿佛是一面镜子，德国的民众又在里面照见了自己，这自己的真相从不知多久以来就给别的文学家歪曲了。在这以前的文学作品里流行的一切病态的、反常的和夸大的成分都被他们扫得干干净净了。他们所向往的就是单纯，正常的健康。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us）和唯知主义（Intellektualismus）他们都认为是已经死僵的东西了，只有为大众的从大众里来的东西才有活跃的生命力。他们要冲破个人的圈子，走到广大的群众里去：

人类不是寄托在一个人身上的：

一个人只是一条芦苇，风一来就会折断；

只有在群众里一个人才能生存，像一条芦苇。

柔弱的联索是容易折断的，

这些联索把一个个的人同全民众系在一起：

诚敬、忠实，爱重一切现存的，

对坏人的恐惧，对好人的爱，

习惯、人情、顺服、风俗，

服从的技巧，命令的技巧。

——Paul Ernst《金子》（Das Gold ）

在这一群作家里，我们第一个应该论到的就是Paul Ernst (1866—1933)。他虽然也写小说，但他的最大的成就却是戏剧同诗。当时流行的说法就是一切道德的价值都是相对的。他竭力反对这说法，他认为道德的价值是绝对的。戏剧就成了他的武器，他用这武器来同敌人奋斗，同时来建立自己的世界观。他的戏剧很多，譬如Das Gold ，Brunhild ，Adriadne auf Naxos ，Manfred und Beatrice ，York 和Chriemhild 都是很出名的。在这些作品里，他显明地表现出脱离个人主义而到大众里去的倾向，上面引的一段就是一个好例子。他晚年最伟大的作品就是史诗Kaiserbuch (1922—1928)。他从德国历史里找出几个皇帝来，赋予他们新生命，让他们在他的书里又活起来。

在Paul Ernst的影响下起来了一群新诗人。我们先谈一谈Hermann Stehr (1864—)。在他的大作Heiligenhof (1916) 里他描写了一群Schlisien地方的人在皱着眉苦索人生的意义。他主要的是要指明，生在一个集团里的人们的命运是密切地联在一起而不能分开的。一个人的命运只不过是一条大链子上的一个环子，仍然是受整个链子决定的。他以后许多作品的中心思想也总离不开这意思。他时时在提醒我们，只有生活在群众里，同大众休戚相关，一个人的生活才有意义。

第二个要谈的诗人是Emil Strauss (1866—)。他初期的作品虽然走的是另一方向，但在他的长篇小说Engelwirt (1900) 里他已经有了乡土文学的色彩。在另外一个长篇小说Der nackte Mann 里他才真的转向民间。在这里他描写了人与人间的忠实。只有彼此忠实人们才能活在一起。

现在我们再谈Wilhelm Schäfer (1868—)。虽然他并不像别人那样大声疾呼为民众而艺术，但事实上他的作品却很多是为民众而写的。我们只要一看这些书名就可以了然了：Dreizehn Bücher der deutschen Seele ，Der deutsche Gott 。Schäfer最大的成就是在他文字的完美。在他以前的德国散文可以说是已经走上雕饰不自然的途径。有的剑拔弩张，有的矫揉造作。作者费很大的力量，读者念了，只觉得他们是费力不讨好，一点也没有从容不迫同时却又不浮浅的韵味。在Schäfer手里散文又得到新生命。

在文字方面同Schäfer有同样大的，或者还可以说是更高的成就的是Rudolf G．Binding (1867—1938)。无论他的诗歌，他的小说在文体上都能达到古典派作家的完美。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切合典雅，不生硬，也不夸张。但古典派作家的文章多半是典雅有余，而生动不足。Binding的文章既典雅，字里行间又洋溢着活力。这种永远不退缩勇往直前的生命力可以说是Binding的最显著的特点。因了这缘故，这位诗人生平最爱的就是马，这作为前进的大无畏精神的象征的马。他养了几匹骏马，也写了几本关于马的书，来颂扬马的美。我前面说到他的文章的美，但我们不要因而误会他是唯美派，只注意外表的美。他同上面谈过的那几位作家一样，认为艺术是目的就是要表现现实，同时也就是现实（Wirklichkeit）。

应该同Binding相提并论的是Hans Carossa (1878—)。同Binding一样，他也是以抒情诗出名，虽然他也写了许多别的东西。他从来不说到民众。然而却并不是因为他离开民众太远了，不关心他们。正相反，他自己就在民众里面，他所说的写的都是民众的话。这样倘再口口声声不离民众，反而是多余了。

写到这里，我们就到了现代德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关键。我们上面常用民众大众一类的字眼，说这些作家怎样为民众大众而写作。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作家都是德国人，他们心目中所谓民众大众也就是德国人。这同民族主义的距离已经很近了。最初这些作家们也许还没有什么民族思想，他们不过认为艺术应该为大众而已。但是他们生的这时代和环境却把他们从这思想渐渐拖开，终于把他们拖到民族主义上去。一般人大概都知道德国民族确有许多优点，他们认真，严肃，不苟且，爱秩序，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底。这些好处德国人自己也知道，所以德国人都以德国的彻底（Deutsche Gründlichkeit）自傲。他们无时不意识到自己的优秀。但据我自己的观察，德国人性格的致命伤就在一种随了这优秀感而生的莫明其妙的迫害狂。他们总觉得别的民族都压迫他们，总觉得以他们的优秀得到的待遇太坏。至于他们究竟想得到些什么呢？恐怕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把全个地球都送给他们，他们仍然不会满意。这种性格在德国国势全盛的时候，虽然也不时流露，但究竟不十分显著。譬如说在俾斯麦时代德国人就差不多都很平心静气。但时代一变，到了威廉第二就了帝位，德国吃了一个大败仗，别的国家，尤其是法国，也许对德国真有点压迫。在外人看起来，这是古今通例，一个战败的国家照例是没有什么理可讲的。但在德国人看来，他们本来就觉得别的民族都对他们不起，这样他们的自尊心更完全被损伤了。埋在德国人心灵深处的迫害狂就乘机抬起头来。诗人的感觉是最灵敏的，于是以前为民众而艺术的趋势现在一变而为为民族而艺术了。

表现在文学里的这种因了优秀感而生的迫害狂大体是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温和的，只追怀德国过去的光荣，表彰过去日耳曼民族的功绩。意在言外，他们的用心无论谁一看就可以领会的。一方面是激烈的，大声疾呼，对当前的世界现况不满意，要求所谓正义和合理的待遇。说德国人口怎样多，而地方怎样小。目的就在争殖民地。

我们先说第一方面。单就欧洲说，德国民族算是比较年青的，比意大利法国都年青。他们真正形成一个大帝国是很近的事，历史本来不长，要到历史里去发掘光荣并不很容易。事实上既然没有，就只好用幻想来把历史拉长再用幻想来创造光荣了。这毛病虽然有的学者也难免，但德国学者爱真理的心究竟很切，所以真正学者是没有的。诗人本来有权利去幻想，现在他们就滥用这权利了。结果就产生了无数的历史文学。作家简直如雨后春笋，无论诗人、小说家、戏剧家都到这里来显一显身手。结果历史文学就在现代德国文学里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这种风气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在20世纪初年德国还在全盛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写作的动机当然与后来有点差别。大概人们都觉得现实太难令人满意了，空想将来又有点太渺茫。所以无论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喜欢把自己拖回到历史里去，到一个离现在很远却又真正存在过的时代里去。当时的残暴与黑暗都用很美的幻想来遮盖起来，剩下的就只有令人向往的带有点神秘气味的美。中国的小说多半都是历史小说，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在欧洲，只要一想到中世纪时候的武士，骑了骏马，臂上架了鹰，从崇高宏伟的古堡的大门里飞驰出来，高高的窗子里正有一个花般的面孔向他微笑，有谁不向往这情景呢？因了这向往，于是过去的一切都似乎值得留恋了。德国初期的历史小说也不过就是表现人们这种对过去的向往。在这里我们要提到的是两个女作家。一个是Ricarda Huch (1864—)，第二个是Freiin Enrica von Handel-Mazzetti (1871—)。她们能超出俗流，在历史小说里创一新的风格。

但比她们更进一步而影响也更大的历史小说家却是Hars Friedrich Blunck (1888—)。我这里说他是历史小说家，他自己也许不很同意；因为他在别的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他爱他的故乡，爱他的祖国。就德国说起来，他是一个乡土主义者；就世界说起来，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相信自己的民族是永生的。过去的现在的一代代的人们就仿佛是一条链子，这条链子从渺茫的远古就开始了，到了现在当然不会停下的，它还要蜿蜒下去到更渺茫的未来。Blunck的主要思想就是怎样把这链子续下去。在他最早的三部曲里：Stelling Rotkinnsohn (1924)，Hein Hoyer (1922) 和Berend Fock (1923)，他描写了他的故乡Niedersachsen。跟着来的是另一部三部曲：Gewaltüber das Feuer (1928)，Kampf der Gestirne (1926) 和Streit mit den Göttern (1926)。在这里他更大胆地到茫昧的远古里去取材料。这些作品虽然都各有长处，但据我的看法，这还不能代表Blunck，在1934年出版的Die grosse Fahrt才在Blunck的创作上开了一条新路。

我们在这里应该先谈一谈Die grosse Fahrt 的出现的远因和背景。我上面曾说过在每个德国人的心里都埋着一种优越感。在平常时候，这种优越感只是潜伏着，很少有人来大声疾呼地传告世界。但一到德国受到外族的压迫，立刻就有人起来提醒德国人了。在近代德国历史上拿破仑第一次给了德国以侮辱。在那时候大哲费希德（Fichte）就作为德国民族的代言人而出现了。他的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是我们都知道的。差不多同费希德同时的还有一个人名叫Friedrich Ludwig John (1778—1852)。他看了当时德国尤其是普鲁士的怯弱，于是就大声疾呼要恢复德国的民族精神。稍晚一点的Paul de Lagarde (1827—1891) 是著名的东方语言学家，但也是一个火热的爱国者。他梦想一个德意志大帝国的实现，写了很多的文章。反犹太的举动在他以前在欧洲很多国家亦都发生过；但从他起才真正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在他以后，Eugen Dühring (1833—1921 )更是有名的反犹太的健将。他不但反犹太人，而且也反对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是从犹太教里演化出来的。以上这许多人的意见虽然不完全一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就是所谓Nordische Rasse（北方种族）。这是一种黄头发长头颅身体很高的人种，老家是在瑞典、挪威、苏格兰。后来渐渐向外扩散到丹麦、荷兰、巴尔干半岛，法兰西北部和全德国。德国人属于这一族，每个德国人都知道，而且引以为荣。于是就渐渐造成一种学说，说只有这一种人才能创造文化，任何别的民族都只能接受。这些民族之间的高下就以他们接受的本领与程度而定。文化创造是谈不到的。这种学说我们都知道是毫无根据的，但它却正合了德国人的口味。Blunck也是一个忠实的信徒。

现在我们再来谈Blunck的Die grosse Fahrt ，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它的用意了。这书里描写一个北方人Diderik Pining发现新大陆的故事。在他以前Wikinger人已经到了美洲。他不过随了Wikinger人走过的路发现了美洲，在哥仑布发现以前。发现美洲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平常都把这一切功归给哥仑布，Blunck却抬出一个北方人来同他争一争，在Die grosse Fahrt 以后Blunck又写了两部相似的小说：König Geiserich (1936) 和Wolter von Pletteuberg (1938)。据说在写以前，他对搜集材料很下过一番工夫。换一句话，就是他所写的都有所本，并不是全从幻想里拉出来的。这话可靠到什么程度，我们虽然不能知道；但从上面我们谈到的创作背景来说，这几部小说恐怕都有别的用意吧！

同Blunck并立的还有一位历史小说家Erwin Guids Kolbenheyer (1878—)。同大多数的近代德国文学家一样，他也是为民众，或者还不如说是为民族而艺术。在他的作品里这种倾向更清楚了。他不主张艺术家应该只是沉默地创作而不说话，他们到应该说话的时候，就要挺身起来说，他自己就写了不少的带有政治味的论文。他不厌其详地指出一个民族就是这一族里面每个人精力和生命的根源。离开了民族，一个人就不能生活。德国民族是有生命力的，在生理上说是很年青的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虽然战败了，但它的生命力却比那些战胜的国家大得多。这一切的灾难艰苦只不过使这年青的民族更成熟，是找到一个适当的生活方式的必要的前奏曲。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的前例可以证明德国人的生命力。当中世纪就要结束，现代才渐渐开始的时候，人们仿佛从一个恶梦里醒转来，眼前慢慢看到光明。几百年以来天主教的顽固抹煞理智漆黑一团的思想像一片黑雾笼罩了每一个人的心灵。但现在这一片黑雾渐渐给光明照穿了。在这时候，在每个德国人血管里的原始日耳曼人的血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又找到了自己。这从外面来的对他们始终生疏的中世纪思想方式，虽然以前也曾像铁甲似的包围过他们，但他们现在却在把这铁甲穿透了。

代表这过渡时代的精神的是Paracelsus。Kolbenheyer最著名的历史小说的三部曲就是写Paracelsus的：Die Kindheit des Paracelsus (1917), Das Gestirn des Paracelsus (1921) 和Das dritte Reich des Paracelsus (1926)。在这里Paracelsus成了日耳曼精神的象征。他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在他以前无量数的祖先和在他以后无量数的子孙。古代日耳曼人的信仰同基督教很不一样。基督教虽然统治他们很长的时间，但旧信仰的根苗并没有枯死，终于又在Paracelsus心灵里复活起来。他生的时候又正是在两个时代中间。他一方面为原始日耳曼精神所鼓动，一方面又对就要来到的新时代有无限的向往，于是就成了这个新时代的先驱。

除了Paracelsus三部曲以外，Kolbenheyer还写了许多的历史小说。譬如Amor Dei (1908) 是写大哲Spinoza的，Meister Joachim Pausewang (1910) 是写Jakob Böhme的。在历史小说方面他也还有别的东西，散文、短篇小说、戏剧、抒情诗，描写近代生活的长篇小说他都写。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讨论了。

上面我们谈的是现代德国文学发展的第一方面，就是对德国过去光荣的追怀。现在我们再来谈第二方面，就是呼吁所谓正义和合理的待遇。他们认为德国民族是优秀的，能够创造文化的。然而其他的民族却来压迫他们，抢走他们的殖民地，让他们没有充分发展的可能。这方面的代表我们可以举Hans Grimm (1875—)。他在德属西南非洲住过很久。第一次大战后，德国失掉了他们的殖民地，他也只好回国，他看到在他的祖国里无论是大城市小乡村都挤满了人，然而别的列强却在原有的广大土地之外还到处占据殖民地。这未免太不公平了。他以为一个人既属于一个民族，他就应该同这民族休戚相关，一个诗人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民族而生活，尤其是当自己的民族在艰难困苦的时候。然而当时的一般德国文人对这事毫不关心，只深深地埋在象牙塔里。他认为这是怯懦、昏愦。一个诗人看着现实有什么缺点，就应该挺身而起，出来改正。他应该放弃自己的安逸，为了民族的福利。Grimm的名著Volk ohne Raum 就是在这种思想下产生的。只是这书名，“没有土地的民族”简直就是一个反抗的口号。

另外他还写了几本书，大半是西南非洲的写照。因为在那里看到英国人同黑人混血的情形，所以他有时候也讨论种族的问题。

我们一提到种族问题就很容易想到当时曾如火如荼而现在已经烟消云散的国社运动。种族思想可以说是国社运动的中心思想之一。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提倡北方民族而反对犹太人的运动，这运动到了国社党手里更发扬光大了。按时间讲起来，我们上面谈过的许多作品都已经属于国社运动时期。但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没有谈到国社运动。现在我们在这里系统地谈一谈。我不是历史家，不想在这里论国社运动的功过得失，我想谈的只是它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在历史上没有一件事情没有原因。在某一个国家发生某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必然性，虽然有时候这必然性表面上看起来不容易发见。要了解苏联须拿整个的俄国历史作背景去看，要了解国社党也要拿整个的德国历史作背景。没有一件事情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上面已经说到德国人的特性：优越感和迫害狂。这种特性虽然潜伏在每个德国人心里，但平常时候不容易显露出来。第一次大战后的德国处处受人压迫，这种特性就乘机抬起头来。表现在文学里的就是我们上面谈过的那两大潮流。表现在政治上的就是国社运动。最初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有意识的联合，虽然他们的发动力是一个来源，他们都是民族特性和时代精神的产品。但自从国社党执政以后，统治思想，压迫异己。国社党的领袖们看到还有一群文学家同他们的主张差不多，于是就设法拉拢；而这般文学家也觉得国社党很合他们的口味，当然也不拒绝，终于就变成国社党的发言人，替国社主义大事宣传起来了。他们以前的作品里本来就有这种思想，现在更系统化，更偏激了。譬如北方民族，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这在人类学上究竟有多少学理的根据，我说不上来。但国社党所谈的北方民族学说却差不多都是呓语。连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来究竟谁是北方民族，究竟谁不是。有的今天是，明天忽然又不是了；有的不是，忽然又是了。当英国同德国感情还好的时候，英国当然是北方民族。但战端一启，英国立刻就被取消了资格。以此类推，只要同德国要好的就是北方民族；只要反对德国的就不是。弄来弄去，世界上只剩了德国一国是北方民族了。我想到戈林的一句名言：“我说他不是犹太人，他就不是！”这就是国社党的逻辑。表现在文学里的思想也同样的幼稚、偏激、无理性。文学家成了国社党的工具。我并不是说，这种思想只表现在文学里，在其他的精神科学里也表现得很清楚。甚至连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受了影响。Lenard教授在提倡所谓“德国物理”，Bieberbach教授高呼所谓“德国数学”，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文学，这一切我们就只好省略了。

在国社运动正式发动以后的德国文学，表面上看起来派别虽然很多，也同以前的文学一样，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倘若仔细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他们打的无论是什么颜色的旗帜，除了很少数的例外，都多少同我们上面谈的那两大潮流有点关系。现在我们在下面谈一谈。不过我在这里还要声明一下。在我们谈到国社运动以前谈过的文学家，他们早期的创作当然都在国社运动以前，但晚期也属于国社运动时代，有的甚至很受了国社运动的影响。我们为了清楚起见，连他们晚期的作品也在谈国社运动以前叙述了。以下我们要谈的是比较年青一点的，同国社党关系很深的作家。我们根据他们的作品来分一下类：

第一是农民文学。专写农民的生活。农民政策本来是国社党主要政策之一。他们希望德国土地里产出的食粮能够供给德国人民，所以拼命提倡归田运动。在城市里生长起来的青年都一定要到农村去工作一个时期，不然就没法入大学或找职业。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有许多文学家来倡导农民文学。我们第一个应该提到的是Friedrich Griese (1890—)。在他的两部农民小说Der ewige Acker (1930)和Das letzte Gesicht (1934)里他提醒人们应该回到田地里去，应该放弃了个人主义走到大众里去。描写南部农民生活的有Joseph Georg Oberkofler (1892—)。他的作品Das Stierhorn (1938) 和Der Baunwald (1939) 也同样把农民生活神圣化了。以前国社党健将R.Walther Darré在他的名著Das Bauerntum als Lebensquell der nordischen Rasse (1929) 里所表现的思想，现在就成了这一般农民文学家的指南针。

第二是大德意志帝国文学。我们都知道国社党主要目的就是在联合一切日耳曼种的人民组成一个大德意志帝国。这本来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也反映在文学里。在德国本土当然出了很多作家，用种种形式来宣扬描绘鼓动德意志大帝国的实现。在奥国也有作家来响应。譬如著名的抒情诗人Josef Weinheber (1892—) 就是里面的一个。他是一个天生的抒情诗人，在近代抒情诗人中独树一帜。他忠实于他的艺术，并不像一般德国宣扬大德意志帝国的作家那样浅薄。不过他以奥国人竟赞成国社党，所以我们就把他列在这里了。在瑞士响应的有Jakob Schaffner (1876—)。他是德国种的瑞士人。梦想所有的日耳曼人，无论什么国籍，都要联合起来。作品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地方，我们不能详细谈了。

第三是战争文学。一提到战争文学我们就容易想到当时曾风靡一时的雷马克（E.M.Remarque）的《西部前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 ) (1928)。这书的中心思想是反对战争。所以国社党一上台立刻禁止了。我这里要谈的是赞成战争颂扬英雄主义的文学。在这方面的作品非常多，但好的却很少。我们只能举几个例子。Hans Zöberlein的Glauben an Deutschland是宣扬英雄主义的。Josef Magnus Wehner的Siebenvor verdun (1930) 更歌颂德国士兵的勇敢。国社党的色彩都很重。

第四是爱国文学。提倡极端的民族主义，认为德国是神圣的，最高无上的。作品虽多，但没有什么好的。只有Heinrich Lersch，karl Bröger和Rudolf Alexander Schröber的诗还像个样子。

第五是国社运动文学。以上所谈的四类文学都同国社运动有关系。但那些作家多半在国社运动以前就成了名，所以他们不能算是国社运动的产儿，顶多算是同路人而已。我们这里要谈的是真正从国社运动获得灵感的作家。譬如诗人Baldur von Schirach就是国社党青年运动的领袖。小说家Hannes Kremers的长篇小说Gottes Rune 就是描写国社党冲锋队（SA）的。国社党执政十几年，在文化方面用尽了全力宣传。在这方面作品之多，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但无论在哪一国的文学史上，政治意味太浓含有作用的文学作品都不能成为第一流作品。德国也不是例外。这些国社运动的产品几乎没有一本有什么价值的。我们也就不再谈了。

上面这许多派别，表面看起来，虽然都不一样；但实际上都同那两大潮流有点关系，这我们已经说过了。但这两大潮流根本上还是从一个来源分出来的。追想德国或北方民族过去的光荣，目的不过是带给现代的德国民众勇气，鼓舞他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过去的伟大。虽然目前环境不好，但这只是暂时的。德国民族过去既有这样光荣的历史，将来也一定是光明的。至于替德国民众呼吁，要求所谓合理的待遇，所谓正义，更显明地是为民众了。所以，这两大潮流实际上都以民众为对象。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年流行的许多主义都同民众很少有什么关系。有的诗人更是深沉埋到自己制成的象牙塔里，做着美丽的梦。但我们以上论到的这些真正现代的诗人却主张文学应该是民众的，来自民众的。所以我说现代德国文学的动向倘若用一句话来表示的话，就是：从个人到大众。

1947年1月15日

西化问题的侧面观

什么是西化问题呢？这我似乎有点明白，又似乎不明白。理论方面我总觉得有点深奥；所以十几年前当许多名流学者热烈讨论这问题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样大的勇气和决心把一篇讨论西化问题的文章从头到尾看完过。只知道最初有什么全盘西化的论调，后来又有人出来提倡中国本位文化，真可以说是热闹。但我却像一个看足球决赛的旁观者，陪球员高兴一阵，甚至手舞足蹈的时候都有；终于还是回家睡大觉，人家的胜负与我毫不相干。不过我想在这里附带说一句：倘若当时参加讨论的名流学者们能把一百年以前俄国学者讨论西化或斯拉夫本位文化的文章拿来看一看，也许可以省下许多笔墨纸张。

理论既然不明白，那么我们就谈几个实际的例子吧！不过我仍然要声明，连这几个实际例子我也未必真明白，只是觉得似乎有点明白了而已。

我们先谈飞机。倘若真正要西化的话，无论是不是“全盘”，飞机大概总要“化”过来的。我这话似乎又有语病，因为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飞机也是“古已有之”的。据说孙膑或墨子曾制过能在空中飞行的木鸢，这就是现代飞机的始祖。这样一来，似乎西洋的飞机还是从我们中国“化”去的。我不反对这说法，这是替我们黄帝子孙们增光的事情。不过，我们的木鸢不但没变成飞机，甚至连木鸢现在也看不见了。人家的飞机却天天在我们的天空里飞。没有办法，只好还是到西方去学，而且现在也就正在学中。

学成了会成什么样子呢？这我有点说不上来。我虽然上下古今乱谈，但究竟没学过算卦，现在不能预言。无已，我们就先谈从外国买来的飞机吧！

飞机买来的时候，大概还是新的。于是就有人来驾驶，天天在天空里飞。我们的驾驶员并不笨，也能像西洋人一样耍出许多花样，或者还更多。当飞机落到地上，他们从里面走下来的时候，样子异常地神气。穿了全付的美式配备，臂上挂了如花的少女，高视阔步，昂然走在街上。虽然他们现在是在地面上，但看神气却仍然仿佛从天空里往下看一样，这些凡人们在他们眼里都只像蚂蚁一般大小。世界是属于他们的。

就这样，一天天地下去。他们愈来愈神气，飞机也愈来愈旧。间或这里掉了一个螺旋，那里缺了点什么，或者什么地方应该擦一点油了，普通大概是不会发见的；因为飞机买来是在天空里飞的，既然落到地上，管它干什么？而且我们的驾驶员们还有别的心事，每天看报纸，先要看黄金的涨落，上海比北平究竟差多少，值不值一带，这些都需要很多的精神。即便碰巧发现了飞机有点小毛病，觉得也没有什么严重，掉了个小螺旋有什么关系呢？模模糊糊对付着能飞就行了。像西洋人那样在飞机起飞前严密的检查更没有必要了。于是照常驾驶，飞机也就照常飞。然而说不定哪一天这飞机忽然“失事”了。于是报纸用大字登出来，这里打电报，那里作报告，连“最高当局”也“震怒”了，当然又下了“手令”。一时真像煞有介事。但过了不久，除了受难者的家属以外，人们对这事情都渐渐淡漠下来。报纸上也就再没有下文。当然更不会有人追问。反正自己没有被难，管这些闲事干什么？不久这件事就被埋在遗忘里。于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又有新买来的飞机在天空里飞。

从飞机我想到钟表。时间本来是很神秘的东西，是联绵不断的，钟表就是用来把时间分割开来的。这当然是一个很笨的无可奈何的办法，一定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分割应该统一。一个地方或一个城市的时间无论如何应该一致。倘若你的表是五点，我的是十点，另外一个第三者的是十二点，那么钟表还有什么意义呢？

钟表是欧洲人发明的，关于时间统一这一点他们总算做到了。有些需要精确时间的地方甚至一分一秒都不差。但自从明末天主教士把钟表带到中国来以后，钟表大概也震惊于我们精神文化的伟大，把在欧洲时的作风渐渐改变了。清朝皇宫里和贵族家里的钟表，譬如说贾府上的，改变到什么程度，因为我究竟不是历史家，有点考据不上来。没有办法，只好举眼前的例子。北平一个学校里当然有很多的钟，几乎每间办公室里都有。数目虽然多，但没有两个钟的时间是一样的。工友拿来当作标准摇铃的一个钟，也许有点年高德劭了，每天总慢走五分钟。三天以后就会慢到一刻钟。然而这就是这一院的标准时间。有人告诉工友，工友说他知道。问他为什么不拨正了，他说，只差一刻钟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上课时间总会是五十分钟的。同时另外一个离这里不远的院里的钟，大概走得比较对一点。结果是两院摇铃的时间相差一刻钟，这里还没下课，那里已经上课了。在两院都有课的同学就真有点“伤脑筋”了。一天我看到一位德国先生用了跑百米的姿势冲进学校里来，头上满是汗。到了，他才知道，原来学校里连预备铃还没有摇。另一天，我下了课去赶汽车。计算时间可以赶得上，但汽车却早已开走了。

在北平这古城里，像这样的钟还多得很。大马路旁的所谓标准钟，银行大楼上的大钟，样子都很堂皇神气；但倘若仔细观察就都有问题。有的从不知什么时候起就干脆不走。有的性急，总是走在时间前面，让时间在后面拼命追。有的性慢，反正据哲学家说，时间是永恒的，马路上又终天有热闹可看，有美国吉普车撞三轮，有军人打汽车售票生，慢慢地走着瞧吧！慌什么呢？于是这些堂皇的钟就各自为政起来。

倘若干脆不走，我不反对。因为从不知多久以来，钟表对许多人们就只是一件装饰品，像钻石戒指什么的，虽然他们原来不是用来作装饰品的。这次大战的时候，德国人有几年没有看到咖啡，一个杂志就提议把咖啡豆镶在白金戒指上代替钻石。咖啡豆都有当装饰品的资格，何况钟表呢？欧洲的，恐怕我们中国的也一样，贵夫人赴夜会的时候，穿了晚礼服，脖子上挂了真的或假的珠子，手腕上带了金表，珠光宝气，炫人眼睛。但一说到时间，就回头问自己的丈夫。原来她们的表从买来后就没有走过。所以有一个时期我想提议：以后替女太太们制手表，里面不必用机器，只用一块金子，作成表形，用笔画上钟点就行了。倘若这位太太喜欢八点钟，就画上八点；倘若她喜欢九点钟，就画上九点；依此类推，无论什么时候看，都只是一个样，这多有意思？还可以从她们喜欢的钟点上替她们起浑名，譬如八点太太九点太太等等。心理学家可以从这里推测这些太太们的个性。象征派诗人也可以从这些钟点上幻想出这些太太们的灵魂是红的，或是绿的，岂不很热闹有趣？反正人们都知道太太们的金表多半是不走的，不会误事。

但我们的钟表却偏不这样简单，它们也走也不走。我们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不走；哪一只走，哪一只不走。在钟表没有输入以前，我们中国人大概是颇快乐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多么简单明白？太阳反正不会罢工，而且有目共睹。当时虽然也有什么漏，但也只是贵族人家的玩意儿，与一般平民无干。“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不是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向往这境界么？但钟表却偏要挤进来。据一位哲学家说，我们中国的思想是有“完整性”的，用我的话说，就是混沌一团。可惜自从钟表挤进来以后，这“完整性”有点难于保持了。这真是大可哀的事情。

另外一件大可哀的事情就是抽水马桶的输入。以前我在北平读书的时候，常听到刚回国的留学生们的伟论，读到他们的文章。既然镀过金了，再看到我们这古老的国家，就难免有许多感慨。但第一件让他们不满意的却是在中国有很多地方没有抽水马桶。这当然有很充足的理由。谁不知道坐抽水马桶的干净方便呢？但也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用过后一定要拉一拉链子，或按一按钮子，让水流下来，把马桶冲洗干净，不要让后来的人掩鼻而过之。这件事看来虽简单，但却复杂。连认为中国没有抽水马桶就是野蛮的象征的留学生们，当他们还没回国的时候，就常常因为用过马桶后不放水冲洗因而被外国房东赶出来。他们回国后怎么样呢？这我有点说不上来。反正在我们中国，只要有抽水马桶的地方——我先声明，这种地方恐怕只有上等人才能住——就难免有上面说的那种现象。从前一位厕所诗人有两句名句：“板斜尿流急，坑深粪落迟。”这多么有诗意？拉链子，按钮子，抽水，真未免有点太“散文的”了。虽然有点气味，但“入鲍鱼之肆”，久了也就嗅不到了。我想恐怕只有这样有诗意的地方才是我们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处。

同抽水马桶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有自来水的白瓷洗脸盆。这也是从西方来的玩意儿。脸盆当然我们从很早就有，虽然不是像西洋一样装在墙上上面有冷热水龙头的。顾名思义，脸盆当然是用来洗脸的。但据我所知道，正像中国的许多官吏，它也有兼差。普通是用来盛什么东西，也可以用来洗菜和面。有的人早晨用它来洗脸，晚上再用来洗脚。这我总觉得有点不雅，大概可以算是很下乘的了。不过比这更下乘的还有。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位住同屋的同学，他的脸盆，早晨用来洗脸，晚上洗脚，夜里小便。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先到厕所把小便倒掉，稍稍用水一洗，立刻就再倒上水洗脸。一天早晨他起得比较晚一点。工友进来送脸水，看到脸盆里面有黄色的液体，以为不过是茶水什么的，就把热水倒在里面。这位同学起来一看，心里当然比谁都明白；但又懒得再喊工友。于是拿过毛巾肥皂来，就用手往脸上捧水。脸上的汗毛一根都不动。我一直到现在还佩服这位英雄。

西洋来的有自来水的白瓷洗脸盆到了中国以后是不是得到同样的命运，我没有看见，不能乱说。但它们的命运却也不太好。我们中国同胞强迫它们兼差。兼了多少差，我没有统计，也不能乱说。有一种差使却很普遍，到处可以发见。我去年夏天在南京一个国立什么馆住的时候，最初因为人还不多，大体还过得去。后来人渐渐多了，每天早晨到盥洗室去洗脸的时候，总发见白洋瓷盆里面满是水果皮，花生皮，喝过的茶叶；开了自来水，不用胶皮塞，水也不会流下去。下面装的泄水的管子等于虚设。到了北平也发见同样的现象。我们宿舍里盥洗室里的白洋瓷盆也永远不往下漏水，里面仍然是水果皮，花生皮，喝过的茶叶。贴了布告，仍然没用。看来恐怕还是我们的国粹老瓦盆好，可以随处挪动。即便里面丢上水果皮什么的，只须拿出来一倒，立刻就又干净了。这不比装在墙上有冷热水龙头的永远不能挪动的白洋瓷盆好得多么？

我开头说到，我不懂什么是西化问题，只能举几个实际的例子。现在例子举出来了；但这与西化问题究竟有没有关系呢？我想不出来。想来想去，自己也有点糊涂起来了。在糊涂之余，我忽然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有人告诉了我下面的故事：

有一位外国教授，因为看到人们天天吃猪肉，但猪的本身和它住的地方却实在有点不干净，这样的肉吃到肚子里当然不会好的，于是就替猪们建筑了一座屋子，四壁洁白，光线充足，空气流通，地上还铺了洋灰。洗澡吃东西都有一定的地方，器具也都漂亮洁净。把猪们引进去以后，满以为大功告成，心里异常高兴。但过了不久，猪却接二连三地死起来。他以为猪本身有了病，于是把这群死猪拖出来，把屋子消过毒，又引进一群新的去。但过了不久，猪又接二连三地死起来。现在这位教授只好去找兽医了。检查的结果是因为过于兴奋不安，心脏扩大而死。原来猪们看了这样洁白的墙，这样干净的地，这样充足的光线，心里怕起来，日夜坐卧不宁，终于死掉。

故事到这里为止。但这故事离题却有点太远了。难道这也会同西化问题有什么关系么？这我说不上来。正面看西化问题，我没有这能力。侧面看呢，仍然没看出什么道理来。既然在糊涂之余在梦里听到这故事，就把这故事写下来作个结束吧。

1947年1月16日 北平

邻 人

古书上说：“德不孤，必有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德，但邻人我却是有了，而且很多。因为我现在住在一座外面看上去似乎像工厂的大楼上，上下左右都住着人，也就可以说都是我的邻人。

古时候有德的人的邻人怎样，我不敢说，也很难想象出来。但他们绝对不会像我现在这些邻人这样精深博大，这是我可以断言而引以自傲的。我现在的邻人几乎每个人都是专家。说到中国戏剧，就有谭派正宗，程派嫡传，还有异军突起自创的新腔。说到西洋剧和西洋音乐，花样就更多。有男高音专家，男低音专家，男不高不低音的专家。在这里，人长了嘴仿佛就是为了唱似的。每当晚饭初罢的时候，左面屋子里先涌出一段二簧摇板来。别的屋子当然也不会甘居人后，立刻挤出几支洋歌，其声呜呜然，仿佛是冬夜深山里的狼嗥。我虽然无缘瞻仰歌者的尊容，但我的眼却仿佛能透过墙壁看到他脸上的青筋在鼓胀起来，脖子拼命向上伸长。余音在长长的走廊里回荡，我们这房子可惜看不到梁，不然这余音绕在上面怕是永远再不消逝了。岂能只绕三天呢！古时候圣人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我听了这样好的歌声，吃到肚子里去的肉只是想再吐出来。自己发狠也没办法。以前我也羡慕过圣人，现在我才知道，圣人毕竟是不可及的了。

但这才只是一个开端。不久就来了乐声。不一定从哪间屋子里先飘出一阵似乎是无线电的声音，有几间别的屋子立刻就响应。一转耳间已经是八音齐奏，律吕调畅，真正是洋洋乎盈耳哉。但却苦了我这不懂音乐的人。有时候电忽然停了，论理我应该不高兴。但现在我却从心里喜悦，以为最少这无线电收音机可工作不成了。但我失了望。不久就又是一片乐声从烛光摇曳的屋子里洋溢出来，在黑暗的走廊里回旋。我的高邻们原来又开了留声机。他们一点都不自私，毫不吝啬地把他们的快乐分给我一份，声音之高，震动全楼。他们废寝忘餐地一直玩到深夜，我也只好躺在枕上陪他们，瞪大了眼睛望着黑暗。

他们不但在这方面表现出一点都不自私，在别的方面他们也表现出他们的大度。他们仿佛一点秘密都不想保守。说话的时候，对方当然要听到，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还恐怕别人听不到，尽量提高了喉咙。有时候隔了几间屋还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倘若他们在走廊里说话，我的屋里就仿佛装了扩音器，我自己也仿佛在听名人演讲。当他们说话中再加上笑声的时候，那声势就更大。勉强打个譬喻，只有八月中秋的钱塘怒潮可以比得来。真足以振懦起弱，回肠荡气。我们这座楼据说已经有了点年纪，我真担心它会受不住这巨声的震荡蓦地倒下去。

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屋子或者回自己屋子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秘密，而且是唯恐别人不知道。他们关门的声音和底上钉了铁块的大皮鞋的声音就是用以昭告全楼，说是他们要出去或者回来了。在我的故乡，倘若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放轻了脚步走到人家窗下去偷听人家的私话，我们就说这个人是踏鸡毛鞋。意思是说他的鞋底是用鸡毛做成的，所以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我们的高邻却绝对不踏鸡毛鞋，他们的鞋底是铁做成的。有时候我在屋里静静地看一点书，蓦地听到一阵铁与木头相击的声音，我心里已经知道是我的邻人来了。但我还没来得及再想，轰的一声，我的屋子，当然我也在内，立刻一阵震动，桌上玻璃杯里的水也立刻晃动起来，在电灯光下，起了成圈的水纹，伸张，扩散，幻成一条条的金光。我在大惊之余，脑海里糊涂了一阵。再仔细一想才知道是我的邻人在关门。

这一惊还没有定，头顶上又是轰的一声，仿佛中了一个炸弹。我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我忘记我现在是在北平，我又仿佛回到两年前去，在德国一个小城的防空洞里，天空里盘旋着几百架英国飞机，就在不远的地方，响着一声声的炸弹。每一个炸弹一响，我就震得跳起来。每一霎那都在等着一个炸弹在自己头上一响，自己也就像做一个恶梦似的消逝了。自己当时虽然没有真的消逝，但现在却像一个被火烧过的小孩，见了一星星的光，身上也就不自主地战栗起来。但是我的头顶上还没有完。一声轰以后，立刻就听到桌子的腿被拖着在地板上走，地板偏又抵抗，于是发出了令人听了非常不愉快的声音。不久，椅子也被拖着走了，书架也被拖着走了，这一切声音合成一个大交响乐。住在下面的我就只好义务地来听。而且隔上不久，总要重演一次，使我在左右夹攻之中还要注意到更重要的防空。

这种生活确不单调，确不寂寞，也许有不少的人喜欢它。但我却真有点受不了。在篇首我引了两句古书：“德不孤，必有邻。”那么倘若一个人孤而无邻的话，那他就一定是不德了。韩文公说：“足手已无待于外之谓德。”谁都知道德是好东西，我也知道。但倘若现在让我拣选的话，我宁取不德。（红楼小品之一）

1947年2月5日

我们应该同亚洲各国交换留学生

——给政府的一个建议

十几年前，当我还在北平念书的时候，只听到同学们都想到外国，尤其是欧美，去留学，却极少听说有外国学生到中国来留学过。虽然当时北平有几个大学里有日本留学生，我还同其中的一个同屋住过一学期；但他们据说都是土肥原将军的部属，做学生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其实是留而不学的。

现在一转眼过了十多年，世界经过了一次空前的战争。这次的战争在种种方面都引起了很大的变动，地图的颜色也改变了许多。在亚洲也有许多国家同战前大大地不一样了。中国已经成了X强之一（原来是四强，后来又改成五强，现在恐怕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几强了，故以X代之）。印度也正走向独立自主的路。朝鲜的命运现在虽然还没定，但独立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波斯内部的变化也不小。其余许多比较小的国家都多少有点变化，这些变化大体说起来都可以说是有利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亚洲正走向一条光明的路。

正在这时候，有几个亚洲的国家开始派留学生到中国来。一个土耳其的女生已经到了北平，就在北大念书。有七八个印度学生不久也可以到，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先生是由印度政府派来的，现在已经在北大开始演讲了。据说还有几个土耳其学生要到中国来。我们虽然不能知道，印度同土耳其政府派学生到中国来的用意是什么，但从各方面推测起来，他们大概也意识到这次大战后亚洲局面的改变，觉得亚洲各民族的命运真正休戚相关，大家非互相团结合作不行了。要想团结合作，那只有先互相认识。他们派学生来就是要认识中国的。

我们当然热诚地欢迎这些来中国的客人。他们不远万里到我们这里来，无论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学科，哲学也好，历史也好，语言也好；无论他们过去的成绩如何，有的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了，有的才开始学；但我相信，他们都抱着近于宗教家的虔诚，还有一份不小的勇气，跋涉重洋，到我们这国度里来观察和学习。在我们历史上曾有一个时期，外国人到中国来学习过。但那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连我自己想起来都有点渺茫了。一百多年以来，我们只是向别人学习，而且（我这里想加一个英文字Alas）学习的成绩还不太高明。但现在居然又有外国学者到中国来观察和学习了。我想，这恐怕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高兴的，虽然也难免有人怕这些客人会失望的。

我自己对这事情当然也是颇为高兴的。不过我总觉得还有点遗憾。以幅员的广大论，以人口的众多论，以历史的古老论，以在目前世界政局上占的地位论，我们中国无论如何也应该先来做这件事情；我们无论如何也应该先感觉到亚洲民族有互相认识团结合作的必要，来领导做这件事情。我这里用领导两个字，并不是说我们要做亚洲的盟主，指挥其余的民族。我只觉得我们是亚洲的老大哥，而且我们的同胞散处亚洲各地，我们有更迫切的需要去认识别的国家，同时也希望别的国家认识我们而已。

然而事实上怎么样呢？现在别的国家有的已经派学生到中国来了，有的正预备选派。但是我们的政府却仍然只是处在被动的地位，一声也不响，仿佛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人家来了，我们当然欢迎；而且我相信，我们政府的诸公也一定高兴看到这些远方来的客人；只要可能，他们也一定会帮助这些客人的。但也仅只是高兴而已。他们似乎还没有时间去追问这些客人来的原因，再进一步来决定自己的做法。也许我们的政府诸公还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件“小”事情。他们正忙着公使升格，派遣大使，派代表出席泛亚洲会议。这些事情当然也并不是不重要。但实在说起来，这都是些表面文章。倘若两个国家事实上有认识的必要而不能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即便把大使改成特使，每年举行四次泛亚洲会议也还是无济于事，只是报纸上登起来热闹而已。

现在人家既然比我们早走了一着，我们在感到遗憾之余，也不必责难任何人。我只希望我们能设法补救一下，而且愈早愈好。因为现在时间还不算太晚，倘这样再蹉跎下去，将来恐怕连补救都不可能了。我虔诚地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做到几件事情：第一，我们也派学生到亚洲各国去。在十几年以前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到这些国家去的。人们出国是想去镀金。镀金只能在欧美。有谁肯白牺牲时间到这些小国去呢？但现在我相信一定有许多有眼光有志气的青年也感觉到亚洲民族有互相认识互相团结的必要而希望能够到这些国家去的。最近几年来许多青年同学对东方语文兴趣的增加就是个好例子。而且事实上我们国家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了，也需要许多真正了解这些国家的外交人才。我们政府以前派过许多所谓外交家到波斯埃及等国去。他们对当地的民情风俗隔膜到万分，闹了许多笑话，到现在这些国家还有人谈起，他们怀疑为什么中国政府派这样的人去作外交家。第二，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在几个在国际上有声望的大学里，譬如说北大和清华，替亚洲各国的留学生设上二三十名特别公费生。每月发给他们的钱足够吃用。由外交部通知各国的政府，请他们选派学生来。甚至来回的旅费我们都可以担负。对我们全国的开支，这简直连九牛一毛都谈不到，真正是多一点也不成问题。在这些学生来中国以前，或者先由我们政府在他们的大学里设几名奖学金，让他们先对中国语文有相当的研究，然后再到中国来。他们在中国住上几年以后回国去，对中国同他们国家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上我敢相信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中国同他们国家的外交和文化的关系一定会更密切起来。我们的国家目前确有点糟，令人看了悲观。但我还没悲观到认为我们中国什么东西都坏，简直是一无可取，一无可学。倘若这些学生真的能从中国学了点值得学的东西回去，他们也就不算白白地长途跋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