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国际编

羡林按：

本书的结构原则是：第一编是国内编，第二编是国际编。但是，本书虽名为《糖史》，可是我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意在文化交流，不过想借糖这种人人天天必吃的看似微末不足道的东西，来具体确切地、形象鲜明地阐述人类的文化交流。既然讲交流，就不会是一方面的，虽分国内、国际，却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划分，泾渭分明。在下面讲第二编时，必然会有很多地方涉及第一编。如果原封不动地照抄原书，必然形成重复现象。如果一点不重复，则又万难做到。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最后灵机一动，决定采用现在这个做法：首先特立一章，把第一编中涉及第二编的地方，极其简短扼要地叙述一下。下面再写各章时，只须点上一下，不再重复叙述，这样既能贯彻历史一贯性的原则，承上启下，又不致让读者厌倦。也算是一举两得吧。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第一章　第一编中已经提到过的有关第二编的内容

首先，汉文“柘”、“蔗”以及后来的“甘蔗”二字的种种不同的写法，还有“诸蔗”、“ 蔗”、“都蔗”的种种不同的写法，都告诉我们，不管中国是不是甘蔗的原生地，它的名称却极像是外来语的音译。这个问题，以前一些学者也曾提出来过；但一直没有大家都承认的结论。我自己认为它是外来语，确实的证据也还没能拿到手。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将来能够解决的。

第三章　石蜜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除了“石蜜”这个词儿以外，还有“西极（国）石蜜”，顾名思义，这一定是从外国（西边的国家）输入的，已无可置疑。

第四章　蔗糖的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

蔗糖的制造，主要是中国人的发明。其中也极可能受到外来的影响。

第五章　唐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术

这一章里面，涉外的地方颇多。首先是在所谓“正史”中就有，《新唐书》和《旧唐书》里面都有关于印度、康国、波斯国等国关于熬糖或石蜜的记载。最著名的记载是《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摩揭陀”中关于唐太宗遣使到印度取熬糖法。康国和波斯也值得注意。

在“本草和医书”这一节中，苏敬（恭）的《新修本草》值得注意。书中有几句话很重要：“沙糖，蜀地、西戎、江东并有之。笮甘蔗汁煎成紫色。”郑虔的《胡本草》和李珣（祖籍波斯人）的《海药本草》，两书已佚，但当时所谓“胡”和“海”，都指的是“外国的”，估计其中讲的都是外国药物。

《本草》之外，还有医书。唐代医书中有外国成分，特别是印度。印度眼科当时很有水平。中国著名诗人有多首关于印度眼科医生治白内障的诗。王焘的《外台秘要》中，印度成分比较多。卷二一讲治眼病的药，有“天竺经论眼序”，说明是从印度来的。

敦煌残卷中P.3303号有一段印度制糖传入中国的记载。虽简短，然而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制糖史上的一件十分重要的文字。为什么竟写在佛教卷子的后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说不定能出现惊人的结果。

《一切经音义》当然与佛经和印度有关。至于僧传和《大唐西域记》更是直接讲到印度，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唐大和上东征传》讲的是鉴真，他东渡时曾携带石蜜和蔗糖。

在中外游记中，杜环的《经行记》有特殊意义。杜环讲到，“（大食）刻石蜜为庐舍”。阿拉伯和波斯人的游记，数量极大，记载较为翔实，法国以及欧美其他国家的学者，进行过一些研究，翻译过一些书，但远远不够。《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讲到南洋的朗迦婆鲁斯（狼牙修）产甘蔗。至于《梵语千字文》等书讲到糖、蔗、石蜜等的梵文原文，对我们帮助更大。《酉阳杂俎》中讲到印度“甘蔗汁”。

在《唐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术》这一章第（四）段中，我有几句类似总结的话：“笼统地说，唐代在蔗和糖两个方面的外来影响主要来自印度、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国家）和印度支那半岛。”

第六章　宋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霜术（辽金附）

宋代牵涉到外国的地方比唐代还要多。

在正史中，《宋史》卷九〇，《志》第四十三《地理志》六，“广南东路，广州”这一段中，贡品里有“糖霜”。我怀疑，这不是四川遂宁的糖霜，而是舶来品。《宋史》卷四八七至四九〇《外国传》中讲到占城、三佛齐、阇婆（Java）、大食等国。三佛齐国和大食的贡品中都有“白沙糖”，这个名词儿值得注意。这个问题我在下面第九章“白糖问题”专门加以讨论。

在《宋会要辑稿》中，有许多关于外国的记载，有的地方我期望找到“甘蔗”或“糖”，但都没有。有几个地方，比如大食和蒲端等，讲到白沙糖。

《证类本草》卷二三，果部　沙糖：“蜀地、西戎、江东并有之。”

《糖霜谱》“原委第一”，讲到“唐大历间，有僧号邹和尚，不知所从来，跨白驴登（四川遂宁）伞山，结茅以居”。是这位邹和尚传授给本地居民制糖霜术。邹和尚宛如一条神龙，有的书上说他是“西僧”。我怀疑，他同波斯有关。参见本编第六章“邹和尚与波斯”。

《太平寰宇记》主要讲国内的地理，但也有讲到外国的。比如卷一七七　赤土国、真腊国、多摩长国、天竺国、波斯国、大食国等等，其中讲到甘蔗、沙糖和石蜜。

在“中外游记”这一节中，我先简略地介绍了几部穆斯林旅行家的游记。然后介绍赵汝适《诸蕃志》，书中谈到占城国、真腊国、三佛齐国、单马令国、佛啰安国、新拖国、阇婆国、苏吉丹、南毗国、故临国、大食国。

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不少关于中外关系的记载。比如卷二一，“交趾献麟”，看样子是犀牛；卷二四，“珠辇国使入贡”，“交趾乃汉唐交州故地”。

朱彧《萍州可谈》对于研究宋代中外交通极有价值。其中讲广州市舶司颇详，还谈到海南一些国家，大秦、大食、三佛齐等地。还有一条谈到高句骊，对研究中韩关系者有用。

庞元英《文昌杂录》讲到许多外国的情况，因为他官居主客郎中，是专门招待外宾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对外国的了解多而确切。他在卷一中列举了大量外国的名字：东方有四，西方有九，南方有十五。

洪迈《容斋随笔》数量极大，但是讲外国情况的几乎没有。

周去非《岭外代答》讲到许多属于南方和西方的国家：安南国、占城国、真腊国、三佛齐国、阇婆国、故临国、注辇国、大食诸国、勿厮离国、波斯国。

程大昌《演繁露》卷二“石蜜”这一条引《太平御览·异物志》：“交趾甘滋，大者数寸……”“甘滋”当即“甘蔗”，“蔗”字这样写，他处未见。这也可以证明我的看法：“蔗”字是音译。

岳珂《桯史》讲到南海外国人，颇有参考价值。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按摩女子”条说：“马八儿国进贡二人。”

在“类书”这一类中，最重要的首推《太平御览》，内容极丰富，篇幅极大。其中“四夷部”八有赤土国、林阳国、多摩国、波斯，都讲到甘蔗或石蜜。但在卷七九五大食，卷七九七摩揭提却都没讲到沙糖或石蜜。在“饮食部·蜜”（包括石蜜）这一条中却引《续汉书》：“天竺国出石蜜。”“沙餳”这一条引盛彦《与刘颂书》：“沙餳，西垂之产。”

北宋王钦若、杨亿等奉敕编的《册府元龟》，其价值与《太平御览》等，规模也极巨大。近代以来，中外学者研究中外交通史，在此书中发现了大量重要的、为其他书中所无的资料，因此对此书评价极高。对于我研究糖史，只不过提供了少量重要资料。卷九七〇：“西蕃胡国出石蜜。”

叶廷珪《海录碎事》中有“奉使门”、“市舶门”、“梵语门”等与外国有关的记述。最后一种特别值得注意。

南宋郑樵《通志》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书籍。全书规模极大，内容极丰富。对研究甘蔗和沙糖以及中外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讲外国者有卷一九六天竺、疏勒（不一定是外国）、波斯、大食，都讲到甘蔗或石蜜。

南宋王应麟《玉海》，规模也极巨大，参考价值也极大。对我当前的研究工作，最有意义的部分是其中关于中外关系的记载。本书卷一五二和一五三是专门讲“朝贡”的。中国载记中所说的“朝贡”，实际上是自高自大、一厢情愿之词，它往往是贸易往来的代名词。这两卷按历史顺序排列朝贡国，计：

太祖朝　有高丽等十七个国家或地区

太宗朝　十五个

真宗朝　十三个

仁宗朝　十个

神宗朝　十一个

哲宗朝　五个

徽宗朝　二个

高宗朝　二个（累朝朝贡者不重复）

中兴以来　十四个

这些国家或地区，东西南北四方都有。

南宋陈景沂《全芳备祖》是专讲植物的，其中当然有甘蔗。关于蔗和糖，此书引经据典，讲了很多，多与本编无关，我不抄录。其中讲到赤土国，讲到邹和尚，与本编有关。

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一部重要的书，其中与中外交通有关的资料特别丰富。其中与蔗和糖有关的为数不少，比如卷三三一赤土国；卷三三二真腊、阇婆、多摩长、占城；卷三三八天竺、摩揭它；卷三三九大食。

第七章　元代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

在元代这一章，同我的研究最有关系的是（一）“材料来源”4“地理著作与中国人游记”和5“外国人游记”。

先谈中国人游记。

刘郁《西使记》。书中列举刘郁到过的地方：伊玛·博啰城、塔实干（今作塔什干）城、克实密尔（今作克什米尔）、布达国（今作巴格达）、密实勒国（今埃及），参阅宋代“勿厮离”。刘郁说：“即唐拂菻地也。”这句话值得注意。

耶律楚材《西游录》中提到的地方有：塔实干、黑色印度城。长春真人《西游记》、周致中《异域志》同样提到一些西方地名，后者有“大食无斯离国”这个地方，就是上面的“密实勒国”、“勿厮离”，都指的是埃及。

汪大渊《岛夷志略》，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记述了下列地区：彭湖、琉球、三岛、麻逸、无枝拔、龙涎屿、交趾、占城、民多朗、宾童龙、真腊、丹马令、日丽、麻里鲁、遐来勿、彭坑、吉兰丹、戎、罗卫、罗斛、东冲古剌、苏洛鬲、针路、八都马、淡邈、尖山、八节那间、三佛齐、啸喷、浡泥、明家罗、暹、爪哇、重迦罗、都督岸、文诞、苏禄、龙牙犀角、苏门傍、旧港、龙牙菩提、毗舍耶、班卒、龙奔、假里马打、文老古、古里地闷、龙牙门、崑 、灵山、东西竺、急水湾、花面、淡洋、须文答拉、僧伽剌、勾栏山、特番里、班达里、曼陀郎、喃 哩、北溜、下里、高郎步、沙里八丹、金塔、东淡邈、大八丹、加里那、土塔、第三港、华罗、麻那里、加将门里、波斯离、挞吉那、千里马、大佛山、须文那、万里石塘、小呗喃、古里佛、朋加剌、巴里巴西、放拜、大乌爹、万年港、马八儿屿、阿思里、哩伽塔、天堂、层摇罗、马鲁涧、甘埋里、麻呵斯离、罗婆斯、乌爹。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专讲真腊一国。即今之柬埔寨。

在5“外国人游记”这一节中，我讲了四种。第一种是《马可波罗游记》，这是最重要的一种。马可波罗到过孟加拉，在中国，他到过许多地方。书中最重要的记载是：在福建的温敢（Unguen）城，居民原来不会制糖，降顺了元朝以后，大汗派巴比伦（Babylonie）地方的人来授民以制糖术。巴比伦有的学者说指的是埃及。这说明，埃及制糖术此时传入中国。这是中国制糖史上的一件大事，下面还要谈到。

第二种是《鄂多瑞克游记》。来华时，他经过波斯、印度、锡兰、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占婆等地。在广州登陆。他在福建Zayton看到了糖。

第三种是《索尔塔尼亚大主教游记》，他记载着，在中国糖非常便宜。

第四种是《伊本·白图泰游记》。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其中记述了中国的产品，说“中国出产大量的蔗糖，其质量较之埃及蔗糖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最有趣的是，他拿中国蔗糖同埃及的比。为什么只拿埃及同中国来比呢？我个人想，这表明，当时全世界产蔗糖最著名的就是这两个地方。

对现在这个第二编来讲，元代，其他各代也一样，最重要的一节当然是“外来影响”。专就元代来讲，外来影响，最主要的是阿拉伯国家的影响。这在中国制糖史上，甚至在世界制糖史上，都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在下面一些章的写作中，还会常常提到这一件事。“白沙糖的炼制”这一节特别重要。这同埃及有直接的关系。

第八章　明代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

在正史《明史》中，有关外国的记述异常地少，仅在“外国列传”中找到了一些。与蔗和糖有关的仅有卷三二三文郎马神；卷三二五苏禄；卷三二六榜葛剌；卷三三二实喇哈雅。

《明书》卷八三末有一段关于海外政策的话，有参考价值。

《明会典》卷九八有关于榜葛剌的记述，贡品中有青花白磁，十分值得注意，我另有专文细论之。贡品中还有“糖霜”，这可以说是意中事。卷一一五，礼部七三，讲到日本、满剌加国、锡兰山国等。

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一些对我研究外来影响有用的资料，多数是抄袭旧说，比如“沙糖”一条“集解”中讲到西戎。“时珍曰：此紫沙糖也，法出西戎，唐太宗始遣人传其法入中国。”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戎”指的是印度，传进来的熬糖法是熬沙糖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红糖，不是白沙糖。又比如“石蜜”一条，提到西戎、波斯、邹和尚等。

在《宋学士文集》中，《芝园后集》卷五，有一篇《勃尼国入贡记》，里面讲到洪武三年（1370年），沈秩和张敬之等奉诏往谕勃尼国，文中讲到勃尼与阇婆和苏禄的关系，等等。

讲到明代的“地理著作和中国人游记”，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以前的各个朝代。这原因当然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重大关系。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是空前的，我们不去研究郑和的动机，那对我们的研究用处不大的。我们作为历史学者，研究重点只能放在结果上，放在事件的过程上。

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都是郑和下西洋的产品。其中讲到的外国很多，我这里仅记其与甘蔗和沙糖有关的，余皆从略。马欢所记有：占城国、爪哇国、旧港国（古名三佛齐）、暹罗国、满剌加国、苏门答剌国、锡兰国、古里国、榜葛剌国等等。费信所记有：暹罗国、龙牙犀角、榜葛剌国、三岛、麻逸国、假里马打、苏禄国等等。巩珍所记有：占城国、爪哇国、旧港国、满剌加国、苏门答刺国、阿丹国、榜葛剌国等等。这几种书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所记国家中与产蔗制糖有关的计有下列诸国：占城国、爪哇国、满剌加国、苏禄国、苏门答剌国、锡兰山国、榜葛剌国、古里国、忽鲁谟斯国等等。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所记产糖或种蔗的国家有：琉球、占城、真腊、三佛齐等等。

郑晓《皇明四夷考》很简略，很粗糙，所记种蔗产糖的国家，除苏禄外，根本没有。种蔗产糖著名的、其他诸书都有记载的榜葛剌也不例外。不过所记“阴阳医卜、百工技艺，大类中国”几句话，却非常重要。见拙著《再谈cīnī问题》，见本书附录。

罗曰褧《咸宾录》所记国家有：“西夷志”卷之三天竺，但又有榜葛剌（此处写作“榜葛兰”）、苏门答剌、大食；“南夷志”卷之六讨来思（古赤土国）。

张燮《东西洋考》。这是一部颇为重要的书。张燮明确地把一般笼统地称为“南洋”或“南海”的辽阔地域分为“东”、“西”二洋：卷一“西洋列国考”包括：交趾（清化　顺化　广南　新州　提夷）；卷二“西洋列国考”包括：占城　暹罗（六坤）；卷三“西洋列国等”包括：下港（加留 ）　柬埔寨　大泥（吉兰丹）　旧港（詹卑）；卷四“西洋列国考”包括：麻六甲　哑齐　彭亨　柔佛　丁机宜　思吉港　文郎马神　迟闷；卷五“东洋列国考（东番考附）”包括：吕宋（大港　南旺　玳瑁　中邦　吕蓬　磨荖央　以宁　屋党　朔雾）　苏禄（高药）　猫里务（网巾礁老）　沙瑶呐哔啴（班隘）　美洛居　文莱；东番考（鸡笼　淡水）。西洋最东一处是迟闷，东洋最西一处是吕宋（今菲律宾），“东”、“西”的分界线就在这里。

杨一葵《裔乘》中有关蔗与糖的资料有一些。产地如下：南夷卷之二三佛齐　讨来思（前赤土国也）；西夷卷之三天竺　榜葛剌；北夷卷之四木不姑；东南夷卷之五苏禄；西南夷卷之七苏门答剌　假里马丁。

黄衷《海语》，我本来期望它会有有用的资料，然而却没有。

陈循等《寰宇通志》，卷一一八苏禄国。

慎懋赏《四夷广记》有琉球　榜葛剌。

慎懋赏《海国广记》有爪哇　满剌加　真腊　苏吉丹国　麻呵斯离国　古俚国。

茅瑞征《皇明象胥录》有苏禄　榜葛剌。

在“外国人游记和著作”中，法国学者费琅所辑的《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颇有参考价值。他辑译的书种类很多，讲到南洋一带的地名也不少。但是关于糖的却十分稀少。其中巴库维（15世纪初）《关于考证强大国王古迹和奇迹的书》中，讲到印度的一个岛屿贾巴岛，岛上产甘蔗。

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重要的书。书中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盖耶速丁行纪》，玛扎海里在第81—83页写了一个长注，注中讲到蒙古人的朗姆酒，用甘蔗枝梢酿成。在下面，他又提到克什米尔酒，说：“克什米尔所拥有的全部褐色糖都用了酿制其酒。”

玛扎海里又引《中国志》，其中第256—257页讲到印度的糖。

《中国纪行》，这同《中国志》是同一本书。第100页讲到Java，但不是我们常见的“爪哇”，可能与泉州有关。这里讲到的印度糖运入汗八里，非常值得注意。

《东印度航海记》，第77页，讲到中国浙江省台州湾琅机山，讲到白糖。第92页，讲到荷兰海盗船，讲到白糖。

利玛窦《中国札记》，讲到中国糖。

在“笔记”这一类中，方以智的《物理小识》颇值得注意。卷五讲到“餳（糖）能出物”时，说这个点子是一个“胡僧”出的。“胡僧”不知道是哪国的，反正是外国人。卷六又讲到唐代的邹和尚。

高濂《遵生八笺》讲到“高丽栗糕方”，可能是从高丽传过来的。

宋应星《天工开物》是一部异常重要的科技专著，在世界科技史上也占重要地位。书中在“造白糖”这一段中写道：“用黄泥水淋下，其中黑滓入缸内，溜内尽成白霜。最上一层厚五寸许，洁白异常，名曰西洋糖（西洋糖绝白美，故名）。”这里所说的“西洋”，不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西洋”，而是郑和下“西洋”的“西洋”，或《东西洋考》中的“西洋”。

董斯张《广博物志》卷四一讲到赤土国，卷四三讲到扶南。

陈耀文《天中记》，卷四六讲到：“西域自拂菻西南度碛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刻石蜜为庐，如轝状。”下面又讲到西域康国，讲到唐太宗派人到摩伽陀取熬糖法。下面引张衡《七辩》：“沙餳石蜜，远国贡储。”

我在“（三）沙糖制造和应用”这一大节中，专门讲到制白糖的问题。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谈到，这里先不谈了。

在“（五）外来影响和对外影响”这一大节中，我谈了这两方面的问题。这与本书第二编国际编有密切关联。读第二编者必须参考，我不重复了。

第九章　白糖问题

从第387页起至第392页，讲的是印度制糖术和制糖史，可以作为第二编第五章“唐太宗与摩揭陀”的补充。

下面“在中国”一大节，专讲“白沙糖”这个词儿在中国出现的历史过程。这一件小事，在中国制糖史上却有重大意义。这个词儿首先出现在宋代，而且都与外国有联系，比如三佛齐、大食等国。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大概在当时炼制白沙糖的技术方面，南洋和大食比中国略胜一筹。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南洋一带同阿拉伯国家（大食）交通方便，他们的熬糖技术是从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学来的。在印地语中白沙糖是misrī，意思是“埃及的”，可以透露出个中消息。从中可以看出埃及炼制白沙糖技术之高明。这一点，《马可波罗游记》已经可以证明，请参阅上面有关的叙述。马可波罗讲到：炼糖时投入一种什么树的灰，大概是燃烧后的灰，从中起了化学作用。许多书上都提到这一点，值得注意。因此，我说在中国炼糖史上元代是一个转折点。

继元代之后，明代又是一个转折点，一个意义更异常重大的转折点。在明代有关的典籍中，“白沙糖”这个词儿出现的次数更多了。不过，有一个问题我必须在这里提出来，而且试图提出自己的解决的意见。这个问题就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提出来的石蜜即白沙糖的意见。通过上面颇为详尽的叙述，读者想必都已经分清了“石蜜”和“白沙糖”的区别。一个大家如李时珍者还怎么能混淆？也许因为白沙糖是一粒粒的石头似的小糖块，就跟石蜜等同了。

下面我又讲糖的颜色的重要意义。从中国开始制造蔗糖起，主要进步都表现在颜色上。归纳起来，糖颜色的轨迹大体上是黑→紫红→黄→淡黄→黄白→白。顺便说一句：当年的纯白也还没能达到今天机器制糖的白。因为糖的颜色如此重要，所以，在上面我说的转折点或发展阶段，主要就表现在颜色上。“白糖”这名词儿宋以前就有，“白沙糖”这名词儿宋代开始出现。在这方面，宋代同元代的程度不同，而元代又同明代的不同。明代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唐代熬糖放什么东西进去，我们不清楚。在解释那一张敦煌卷子时，我曾增添了一个“灰”字，现在看来，不见得可靠。到了元代，马可波罗明确记载：熬糖时投入某一种树燃烧后的灰。这是一大进步，可能是从埃及学来的。到了明代，技术又有了改进。本书第一编第九章，（三）“明代中国白糖的熬制方法”，专门讲这个问题。综合方以智《物理小识》、高濂《遵生八笺》和宋应星《天工开物》等书记载的方法，大体上是使用灰、黄土、鸭卵清等物。《天工开物》中讲的“用黄泥水淋下”等工序，讲得最具体，最清楚，请参考。

乍一看，“用黄泥水淋下”这个办法非常“土”，非常简陋；然而，黄泥水或黄土中所含的化学成分，在使得糖纯净洁白中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曾有一个“大胆的假设”，我认为，宋代的“白沙糖”多与南洋和大食有联系，炼制白沙糖的技术可能来自这两个地方，特别是后者。颇沾沾自喜。但是，马可波罗敲了第一棒：埃及炼糖是用树灰。埃及落了空，南洋也就站不住脚。后来我又回顾了印度的方法，审查欧洲的方法，又检阅了世界上仅有的两部巨型《糖史》，Lippmann的和Deerr的，都没有找到黄泥水淋法。在“小心的求证”之后，我只好“忍痛”放弃了我那“大胆的假设”。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只能下结论：黄泥水淋法是中国的发明创造。中国一些书上讲到，这个方法是偶然发现的。然而，世界科学史技术史上并不缺少偶然性的例子。众所周知的盘尼西林的发现就出于一个偶然性。总之，我们必须承认，黄泥水淋法是中国对世界的又一伟大贡献。

在本章的（四）里，我讲了中国白沙糖输出到外国去的情况，请读者参阅。

第十章　清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术

在中国制糖史上，清代没有什么特别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创造。这期间是欧风东渐的最旺盛的时期；但是欧洲产甘蔗的地方极少，他们制的多半是甜萝卜糖。

汪昂《本草医方合编》，卷三，果部，甘蔗，提到邹和尚。

吴宝芝《花木鸟兽集类》，卷三，甘蔗，引《海外志》提到交趾甘蔗。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七，草语，引《世说》，讲到扶南蔗。

《四川通志》卷三八之六，讲到遂宁蔗霜，只说唐大历中有僧来到伞子山下，没有提到邹和尚。

陆次云《八纮译史》，卷二讲到天竺、榜葛剌，又有“文移、刑法、阴阳、医卜、百工、技艺，大类中国”这样的说法。下面又讲到苏禄。

徐继畬《瀛寰志略》是一部很重要的书，据说这一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过重大的作用。它对我现在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本来应该写入本书第二编第八章“南洋一带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里面的；但是，一写清代的糖史，便不得不把这样的资料写进去。同上面的许多资料一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重复问题。我现在只把国名和地名抄在这里，下面写第八章时，除了有重要的补充外，一般都不再重复，都请读者自己去参阅。

卷二　南洋各岛　吕宋　西里百，一作尖勒密，又作细利窪

卷四　欧罗巴

卷七　佛郎西国

卷八　阿非利加　桑给巴尔　马加多朔　莫三鼻给　几内亚　公额，一作公我　毛里西亚岛

卷九　亚墨利加　北亚墨利加　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

卷十　南亚墨利加各国　可仑比亚　秘鲁　玻利非亚　巴拉圭　巴西　歪阿那　南北亚墨利加海湾诸岛

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羡林按：这一部书规模极大，也极重要。我也按照《瀛寰志略》的办法，只抄书名和地名；又因为这是国际编，我只抄外国地名。

（16）《安南小志》

（17）《中山传信录》

（18）《琉球实录》

（19）《东洋琐记》

附：《乘槎闻见录》

（20）《东南洋岛纪略》

（21）《海岛逸志》

（22）《葛剌巴传》

（23）《三得惟枝岛纪略》

（24）《海录》　暹罗国　明牙剌（即孟加拉）　葛剌八（即爪哇）　亚咩哩隔国

（25）《欧洲总论》

（26）《航海述奇》　安南　巴黎

（27）《初使泰西记》

（28）《使英杂记》　麦素尔　新嘉坡岛　槟榔屿　卫拉奚里　麻六甲　英吉阿那府　澳大利亚洲　威隄蕾坞岛　欧瓦路岛（即斐济群岛）　扎美喀岛　特立尼达岛　安提卦岛　贤契斯兜佛尔岛　廼威斯岛　斗米呢喀岛　倭尔真群岛　巴尔巴多斯岛　贤万三岛　图巴沟岛　贤鲁义萨岛　巴哈玛群岛　那塔腊

（29）《使法杂记》　冈白鸥士（柬埔寨）

（30）《西俗杂志》

（32）《暹罗政要》

（33）《法兰西国志略》

（34）《美国地理兵要》

（35）《古巴节略》

（36）《英国论略》

（37）《游历意大利闻见录》

（38）《庚哥国略说》（按即刚果）

（39）《万国地理全图集》

（40）魏源《海国图志》

羡林按：本书将在下面本书第二编第七章“欧、美、非三洲的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中作详细介绍，这里不重复。

（41）周凯等《厦门志》卷八，番市舶　日本　琉球　苏禄　亚齐

（51）陈伦炯《海国闻见录》　南洋记　安南

（52）周煌《琉球国志略》

（53）张学礼《使琉球记》

（54）黄叔璥《台湾使槎录》

（55）高拱范等《台湾府志》

羡林按：台湾是中国土地，属于本书第一编国内编；但因其中偶有涉及国外者，所以录之于此。下面几种关于台湾的著作就不录了。

“笔记”类（7）姜宸英《湛园札记》上讲到唐太宗遣使摩揭陀取熬糖法的故事。

“类书”类（1）《渊鉴类函》卷四〇四“甘蔗”条引了很多书，都与我的研究有关，请读者参阅，我不再抄录。

（2）吴士玉、沈宗敬等《骈字类编》，情况同《渊鉴类函》相类。

（3）何焯、陈鹏年等《分类字锦》，蔗第二五有“爪哇蔗”这样一个词儿，值得注意。

（5）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二三饮食类三糖引《续汉书》“天竺国出石蜜”。《新唐书》“太宗遣使……”引《南齐书·周颙传》：“蟹之将糖，躁扰弥甚。”

（9）黄葆真增辑《增补事类赋统编》，卷八四果部甘蔗“标为佛姓”注引《释迦志注》非常有趣。

（12）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这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第540册博物汇编草木典第一一三卷甘蔗部甘蔗部汇考引用了大量的古代典籍，我在本书第一编中多已抄录。甘蔗部艺文和甘蔗部纪事，亦然。经济汇编食货典第三〇一卷糖部也引用了大量古代典籍，我的处理办法同上。

在“杂著”这一类（1）《粤海关志》卷二一“贡舶”讲到暹罗国。卷二四“市舶”讲到呠 喇国，恐即孟加拉；噶喇巴国。

（2）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有关资料简述如下：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七月十二日　柬埔寨

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月初七日　散维齿群岛（按即夏威夷群岛）

羡林按：所有上述地区进出口货都有赤白糖。

（3）《光绪二十四年中外大事汇记》“户部议复各省自辟利源折”中说：“甘蔗为中国独有之利。西人试种爱尔兰之地，而不合土宜，且枯瘦无糖，故中国丝茶而外，蔗糖为西人嗜。虽法人之萝蔔糖，美国之枫叶糖，不足比也。”

“古巴物产”　讲古巴蔗、糖。

商业汇第七　讲檀国全岛之糖寮（制糖厂）。

“英国商务”

“日货盈绌”　讲日本制糖情况。

“西贡商务”　西贡糖果均由法国运进。

“砂糖产额”

商业汇第七之二　法国在华商务

“古巴纸税”

“汕头商务”

“飞猎滨（菲律宾）群岛税则”

“宁波商务”

“各国出糖总数”

“东方商埠考略”

“东洋物价历年比例表”

“墨西哥糖业”

（4）《大员商馆日志》

（5）《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

（6）《粤海关志》

（7）《中国丛报》

（8）里斯本坡塔国家档案馆所藏有关清代澳门中文档案

在4“甘蔗的种类”这一节中，“崑 蔗”这个名称屡屡出现。这个种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只看这个名称，就能知道。

（四）外来影响和对外影响

这一节与本编关系最密切，请参阅。我在这里只把有关书名抄录下来：

（1）《花木鸟兽集类》：交趾蔗

（2）《御定广群芳谱》“汇考”

引《唐书》：阇婆甘蔗

引《瀛涯胜览》：爪哇甘蔗

（3）《大清一统志》卷四二四

（4）《广州府志》

（5）《续修台湾府志》

（6）《海国闻见录》

（7）《清稗类钞》

（8）《粤海关志》

（9）《出使日记续刻》

（10）《光绪二十四年中外大事汇记》

第一编国内编有关第二编国际编的资料简要地抄完了。必要抄的东西竟有这样多，实为我始料所不及。我在本章开始时就说过：国内和国际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面的抄录完全证实了我的说法。如果本书第二编没有这个第一章，则写来必然会有许多重复。对印刷，对读者都没有什么好处。现在有了这一章，第二编许多章节中可以省掉许多重复的东西。有一些章，我只需在这第一章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地加以补充就行了。然而，这样做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不便之处，对读者可能会增加一点麻烦，他们有时必须回头翻检第一编。但话又说了回来，这一点麻烦也许竟能带来一些好处：每翻检一次，总能增强一点记忆，加深一点理解，读者的翻检决不会是徒劳的。实际上，一二编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愧我笨拙，实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妥善处理、安置这些交光互影的资料。

下面开始国际编的叙述。

第二章　甘蔗的原生地问题

上面写完了“国内编”，现在开始写“国际编”。在这两编之间，必须首先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它与两编都有关联，这就是：甘蔗原生地问题。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物种起源，我不知道，物种起源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但就浅见所及，同一种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而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完全同时起源，这似乎是很难以想象的。换句话说，我是主张物种起源一元论的。对于甘蔗的原生地，我也是这样去看的。

问题是：这个一元的产生地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研究甘蔗史的学者，意见有颇大的分歧。我在下面简略地加以叙述。我按照历史顺序来讲。但是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同许多学科都有联系，到现在也还没有大家都承认的结论。我的简略的叙述，与其说是想追求结论，毋宁说是想给学人以启发，以思考的线索，期能共同努力，得到一步步更接近真实情况的看法——还不敢说是结论——而已。

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想把外国学者同中国学者分开来叙述。把外国学者摆在前面，并非“崇洋媚外”，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时间长，研究的人数多，而我国相对而言历史比较短、人数比较少而已。

下面先谈外国情况。

我的材料主要来自西方国家两部同名为《糖史》的巨著，其他关于甘蔗和糖的专著和论文，其量大到虽然还不能说是“汗牛充栋”，然而已极为可观，一般我不去征引，因为无此必要。

这两部巨著是：

1．Lippmann: Geschichte des Zuckers（《糖史》）

2．Noel Deerr: The History of Sugar（《糖史》）

Lippmann书中有一章 ^〔1〕 专门讨论甘蔗原生地——他称之为“故乡”（Heimat）——问题；第二章《甘蔗和粗糖制造的故乡》（Die Heimat des Zucherrohrs und der Rohzuckerbereitung）。其中征引极端繁博，我只撮要介绍一下。

Baptista Porta（1539—1615年）主张，每一种植物都有一个一定传播圈（Verbreitungskreis），它的中心就被看做这种植物的“故乡” ^〔2〕 。今天的科学家一般都承认这种学说，间亦有不同意之处。Grisebach ^〔3〕 认为，一个植物种（Art）的原生地就是在物质生活条件和它们的组织之间的完全的统一或一致的表现。引申出来的结论就是：不同植物的中心在地理上距离越近，因此气候条件差别越小，组织就越相似，换个说法，在同一属中产生出来的种就越多 ^〔4〕 。

羡林按：我在上面曾讲到植物产生一元论和多元论的问题。我是主张一元论的。Lippmann在上面叙述中显然讲的是一元论，与不佞之见相同。

Miquel ^〔5〕 、Decandolle ^〔6〕 和Hackel ^〔7〕 都认为，甘蔗所属的那一群草类，至少有30个属和420个种，完全产生于热带东南亚，绝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Saccharum属的野生种生在东印度，特别指孟加拉，此地因土地肥沃，向有“印度花园”之誉。孟加拉古代被命名为Gaura或Gauḍa，此字源于guḍa，而guḍa义为“糖”。居民自称Puṇḍra，含义为“来自红蔗” ^〔8〕 。

实际上，人们应把孟加拉北岸恒河和雅鲁藏布江入海处，一直到阿萨姆群山山麓，甚至喜马拉雅山地区，在最广义上，看做是最强有力的创造力中心之一。在这里，大自然给予了植物适合于各种情况的条件，创造了世界上最复杂多样的植物形态 ^〔9〕 ，至少有两万种完全以该地为“故乡”的植物 ^〔10〕 。此地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也是世界上雨量最充沛的地方。根据Grisebach的意见，此地是最适宜于甘蔗诞生和成长的地方。

根据较新的观点和经验，有关的情况远比上述极有贡献的学者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De Vries在1901年就已经指出来，所谓一个“基本形式”（Stammform, forma genuina）的概念，一部分动摇了，一部分站不住脚了。因为一个“属”（Art）只能当做一个众多“次属”（Unterart）的综合概念来看待，它们不是从它派生出来的，不是同它们并存或者并存过的。今天存在着的众多的植物形式和众多的被我们培育出来的植物形式，对于它们是怎样（Wie）形成（Werden）的，我们所知甚少 ^〔11〕 。

Lippmann认为，这个意见对于甘蔗也是正确的。因为，尽管不知道有多少论文已经出版了，但是距离最后的结论还远得很 ^〔12〕 。

Lippmann又认为，当时被看做是甘蔗的“基本形式”的形式，不为人所知。出于生物体系学和形态学的原因在Saccharum诸种中也没有一个可以被认为是这样的“基本形式”。完全野生状态的甘蔗也不存在。根据很多学者的观察，可以肯定地说，在印度本地以及所谓“后印度”地区，在斯里兰卡，在东印度群岛和南洋群岛，在新西兰，都从来没有看到什么野生甘蔗。Cook和Forster的游记和这种看法完全合拍。在社会群岛、友谊群岛、汤加群岛、复活节岛、在塔希提，只有人工栽培的甘蔗，都是为了嚼着吃，从不用来制糖。在婆罗洲、帝汶岛、安汶岛、马鲁古群岛、巽他群岛、菲律宾群岛和Ladronen群岛，也有同样的情况。至于在交趾支那半岛，在那里当过三十年牧师的Loureiro ^〔13〕 说，那里长着甘蔗，是在那里栽种的。但是，这个说法没有得到支持。正相反，有人说，在中国和附近地区没有证据说那里有野生甘蔗 ^〔14〕 。

洪保特（Humboldt）说，印度河和幼发拉底河畔和波斯湾都生长野甘蔗，是不可靠的。还有人说，在Schiffer群岛，在塔希提，在爪哇，在尼克巴群岛和Puynipet，在斐济群岛，都有野生甘蔗，都同样是靠不住的。又有人说，在非洲，在塞拉利昂，在西苏丹生长野甘蔗，虽没有被否认，但也没有被证实。

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有土生土长的甘蔗，当地居民熟悉甘蔗，在早期常常被人提到过。但是，在1498年，在特立尼达以南，当哥伦布抛锚登陆时，把糖和其他物品送给土人时，对土著来说，糖是陌生的。当达尔文作环球旅行时（1832—1836年），火岛、智利和澳大利亚的土著对糖同样陌生。Ximenes看到，在拉普拉塔港（La-Plata）滨海处，在1515年为Diaz de Solis所发现，1535年为Mendoza所占领的地区，“甘蔗长得像树一样高”。1556年，Jean de Léry对里约热内卢有同样的报告。1625年，Thomas Gage在瓜德罗普岛看到了野生的甘蔗。1633年，Jean de Laet在圣文森特也看到了野生的甘蔗。1680年，Hennepin在密西西比河入海处看到了挤满的甘蔗。所有这一些报告和描述，按照Lippmann ^〔15〕 的看法，都是靠不住的。Macfadyen认为，原因是错认了Arundo sagittata，这种植物同甘蔗极端相像。Decandolle认为，这些都是变野了的甘蔗，而非野生甘蔗。至于甘蔗是怎样变野了的，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总之，人们认为美洲是甘蔗的原生地的根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亚洲的，特别是中国的动物和植物，与北美西部的动物和植物，在许多方面有亲属关系，这是个事实。但是，怎样来解释这个事实呢？根据Lippmann的看法，与其采用Humboldt的说法——植物和动物是随着游荡的民族移过去的，毋宁采用地质学家的学说——直至第三纪末期，亚美两大陆还是联在一起的。例子可举两地都有的橘子、竹子和老玉米等等。到了后面，Lippmann又强调说：美洲是甘蔗原生地的说法必须无条件地丢开。Deerr最新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下面Lippmann ^〔16〕 又讨论了甘蔗结果的问题，我在这里不去谈它。

Lippmann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印度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术，谈到印度一些邦种植甘蔗的情况和地理分布，谈到印度甘蔗的种类和外形等等，头绪繁多，征引详尽，颇有如入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之感。他又征引Lassen的意见，说印度种植甘蔗已有极长的历史，甘蔗以印度为故乡（einheimisch），印度人早就知道饮用浓蔗汁。Lippmann慨叹，所有这一切都无法确定年代。在这里，他又繁征博引，说印度没有历史，印度人没有历史概念，从贝鲁尼引起，连Weber、Max Müller和Winternitz等等都一一引到。

Lippmann又用了极长的篇幅，引用印度各种书籍，论证印度的甘蔗种植和食糖制造问题：《梨俱吠陀》、佛典、《摩奴法典》、史诗、《古事记》（Purāṇa）、迦梨陀娑和他以后的文学家、《五卷书》、《佛本生故事》（Jātaka）、《益世箴言》（Hitopadeśa）、《政事论》（Arthaśāstra）等等，极为详尽。因为我已有专章讨论印度甘蔗种植和制糖术，材料都是我自己发掘出来的，Lippmann在这方面的论述，我就不再引用了。我只想补充一点：Lippmann还谈到蔗和糖在印度的药用情况，引用《妙闻本集》（Suśruta-saṃhitā）和《Caraka本集》。我在我的文章已经谈过，也不再引用。

我们是在谈甘蔗原生地问题，Lippmann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但是我的印象是，他大概认为印度就是甘蔗的原生地（Heimat故乡）。持这个论点的人还有一些，印度学者更多。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就持这个观点 ^〔17〕 。别的著作就不列举了。高善必（D.D.Kosambi）的《印度史研究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Bombay，1956年），没有涉及“故乡”问题，他只谈到“甘蔗族”Ikśvāku，此字来自ikśu（甘蔗），族名显然有图腾的意义。他说，ikśu这个字不见于《黎俱吠陀》，始见于《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原书第118页）。他又讲到，希腊使臣Megasthenes说印度有一种苇子类的草，像蜜一般甜。希腊作者没有把它同石蜜联系在一起（高善必书第183页。Strabo15.1.37；Megasthenes 54）。

关于Lippmann的著作和印度起源说，就谈这样多。下面再把Deerr的著作简短扼要地加以介绍。

Deerr没有立专章来探讨甘蔗的原生地问题。他在第一、二章谈的是蜜，这里他讲到古代埃及、巴比伦等地。也讲到印度古代的蜜（第6—7页）。第三章才开始讲甘蔗。一开头他就列举了最新的出自Jeswiet之手的最新的Saccharum属（genus）的分类方式。这个分类表我曾在第一编引用过；但因为它异常重要，与甘蔗原生地问题有密切联系，所以我在这里再引一次：

A．1．Saccarum spontaneum.

2．a．S.sinense, Roxb., amend.Jeswiet

b．S barbert, Jeswiet

B．S．officinarum

1．有第四颖片，精力旺盛，含糖百分比低。

2．没有第四颖片。一般高含糖量百分比。

其中A.2.a指的是中国种。关于甘蔗的原生地（Deerr称之为home，“家乡”），他说：“为了甘蔗的家乡，似乎没有必要看到南太平洋以外去。”（第13页）意思就是说：南太平洋地区就是甘蔗的“家乡”。他举出的证据是民间传说。Brandes赞同这个看法。Deerr赞同这个学说而且提出了证据 ^〔18〕 。谈到甘蔗从南太平洋地区传入东南亚和印度的方式问题，Deerr首先举出了Pastor Wilhelm Schmidt的学说。Schmidt主张，南太平地区诸语言，同Mon Khmer语和印度的Mund语，以及马达加斯加的Hova语，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形成了南岛（Austral）语族。据此Deerr提出了一个假设：甘蔗是被游荡飘泊的民族从南太平洋地区携到那些地方去的。游荡飘泊的桥梁就是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众多的岛屿。甘蔗也被带到了这些岛屿上。在这些岛屿上，“甘蔗”这一种植物，在Sundanese语中是Tebu、Tibboo等等，这令人想到波里尼西亚语的To，这个字也出现在民间故事中。使用这个字来表示“甘蔗”，而不使用印度语言的Ukh，就表示它是从南方来到这些岛屿的，而不是从北方；同时使用源于印度的gula这个字来表示“糖”，也表示制糖的知识来自印度（第14页）。

如果真有这样的民族游荡飘泊的话，他们携带的甘蔗应该是officinarum种。在印度内地，这一种很少看到。在亚热带中国，也有同样的情况。代之而出现的是Jeswiet分类表中的sinense和barbert。

马达加斯加甘蔗传入的情况不清楚。一般认为是阿拉伯航海家带进去的，来源地是印度。也并不排除从南太平洋地区传入的可能。

在下面，Deerr的叙述显得非常混乱，一会儿讲蔗种数目无法计算，一会儿又讲到新几内亚，一会儿又讲到：有年代可考的有关糖和甘蔗的记载出自Nearchus之手，时间是公元前325年。下面又忽然转到印度，讲到Carakasaṃhitā和《妙闻本集》，讲到一种名叫Paundraka的白色甘蔗。在引用了印度学者Jages Chandra Roy关于Paundraka这个字的解释的很长的一段话以后，Deerr有一段话，颇值得注意：“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可以假设，甘蔗在传入印度以前，首先传入东南亚。甘蔗到了印度以后，又延迟了许多年才传入中国本土。”下面Deerr讲到中国，他的叙述不幸有极其严重的错误，比如，他说，西安府或长安在北京附近；恒河南边的扶南向中国进贡甘蔗。下面他讲到李时珍，讲到孟诜的《食疗本草》，孟诜书中谈到红颜色的荻蔗或崑 蔗或竹蔗。Deerr说：“李时珍本人写了《糖霜谱》，他在书中讲了四种甘蔗。”（第17页）张冠李戴，可见Deerr写作之草率和粗浅。在下面第四章，Deerr专章叙述了中国和远东，其中包括印度支那、泰国、交趾支那、日本，还有中国台湾。在有关中国的叙述中，他也有一些错误。中国产蔗和制糖的情况，我在本书第一编国内编中已有详尽的叙述，这里我不再重复，连Deerr的不可靠的叙述我也省略掉了。

根据Deerr的研究结果，一直到接近18世纪末，西方世界知道的只有一种蔗类，这种蔗类叫做“Creole”蔗，不是为了贸易目的而栽培，只种在花园中。1928年，Deerr从Porto Rico得到这种蔗，同一种名叫Puri印度蔗种在一起。为什么独独是这种蔗离开了印度，普遍种植在波斯、地中海地区、Madeira和新大陆垂一千二百年之久，原因尚无法解释（第18页）。这种蔗现在在西印度很难看到，它的生长范围只限于孟加拉和比哈尔的恒河南岸地区，这件事也值得重视。Puri和Creole这两种蔗，在各种形态特点上都完全一致。Puri或Creole种于6世纪从印度传入波斯，从这里由于阿拉伯的扩张，传至地中海地区。到了15世纪，又从那里传至Madeire，Cape Verde群岛，Sao Thomé和西非，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扩张中出现了这件事情。最后它到了新大陆，在1493年，在哥伦布第二次远航时。以后又随葡西两国的扩张，迅速地传遍了新大陆。传扩的西面的最终点是秘鲁。虽然与新几内亚相隔只有几百英里宽的托雷斯海峡，却直至1788年，在Puri离开印度之后的一千年，它才传至澳大利亚。

法国第一个航海家Bougainville于1768年11月8日到了毛里求斯，在那里留下了一棵甘蔗，以后被称为Bourbon或Otaheite。他也把甘蔗带回法国。1782年，Cossigny从爪哇把甘蔗带到毛里求斯和Réunion。1787年，Guyot-Duclos第二次带入Batavian蔗。1793年，Bligh船长把甘蔗带到圣文森特，其中的一种就是Bougainville带到毛里求斯去的那一种。法属西印度群岛种的是Otaheite蔗。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它也被移种。Bligh带去的蔗也种在牙买加。甘蔗传入的时间和地点是：

1792年　特立尼达

1796年　Barbados

1796年　Cayenne

1796年　Demerara

1797年　Louisiana

1798年　古巴

1802年　Guayaquil

1806年　秘鲁

1816年　西班牙

约在1820年左右，这种蔗被Sleeman船长从毛里求斯带往印度。1840年左右，被携往白沙瓦，种植在花园中，整个恒河流域都有，是供嚼食的。它从印度传至缅甸，时间颇早，但确切日期还不清楚。1820年，在爪畦种植，直至1850年，它都是标准蔗种。1840年，传至墨西哥，大约在同一时间，传至菲律宾。1854年，传至夏威夷群岛，直至1915年，这个被命名为Lahaina的蔗种几乎是唯一的蔗种。

在毛里求斯，由于病灾，这个甘蔗绝了种。1868年Lavignac传进来的是一种绿色和黄色，有条纹的甘蔗，名叫Mignonne。1870年这种蔗产生了一种蓓蕾芽变（bud sport），一直到19世纪末，它在这里都是标准蔗。它同Otaheite是同一种东西。在古巴，引进Otaheite后，它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在1840年被Crystalina或Transparent蔗所取代。在Porto Rico，它有类似的经历，但未被完全取代。在法属和英属西印度群岛，在圭亚那，直至19世纪末，它是标准蔗种。由于长期培植，它在秘鲁和白沙瓦这样相距极远的地区，却仍然是标准蔗种（第18—20页）。

对于这个蔗种，Humloldt和Ragatz等人都发表赞誉的意见。

第二种源于东方的大甘蔗族类是被称做Crystalina，Transparent，Cheribon，Preanger的这一种，在比较古的文献中，名为Batavian。关于它的引入上面已经涉及。直至1924年，一般都认为，这一些都属于一个类型，有三种形式：紫色、黄色、有条纹。但是，Batavian蔗很可能有两种极为相似但又有区别的品种。这个叫做Batavian的蔗类，传入新大陆以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下面，关于蔗种的传播Deerr还有详细的叙述（第21—23页），我现在都略而不谈。我只谈一谈所谓“中国甘蔗”（Saccharum Sinense）的问题。1796年一个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名叫James Duncan，来到了中国广州。他送给了Roxburgh一些甘蔗，Roxburgh也在东印度公司任职。他正在搜集资料，想写一部《印度植物志》。他在这些甘蔗中的一种上发现了许多特点，因此他为这种甘蔗命名为Saccharum Sinense。这种甘蔗种植在上印度（Upper India）。这个品种以后就默默无闻。直到1848年，Arthur Crooke才指出，在本地（Saran）有三种土生蔗，其中之一也是最优良的是“中国蔗”。他说，毫无疑问，这种蔗来自中国。

介绍就到此为止。这早已超越了本章的主题的范围：甘蔗的原生地问题。我之所以这样喋喋不休地、不厌其详地来介绍甘蔗种的传播时间和地点，是出于一种考虑。我认为，蔗和糖这种几乎流布于全世界的看似微末不足道的东西，同全世界人民的日常生活关系至深且巨。但是对于这方面的知识，人们却掉以轻心，认为不值得一谈。这不是正确的态度。此外，在中国有关甘蔗的著作中，对于蔗种在全世界的传播过程，似乎也讲得很不够。这也不能算是正常的现象。为了想弥补这个缺憾，我才不惜笔墨，做了上面那一些介绍。

关于甘蔗原生地的问题，我在上面介绍了两部巨著：一部是Lippmann的《糖史》，一部是Deerr的《糖史》。二人的观点不同，前者主印度，后者主南太平洋。但是，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甘蔗原生地问题是一个万分复杂的问题，距离它的彻底解答还有很长很长的道路，这一点我们决不能疏忽。

现在我来谈一谈中国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

首先，我想指出一个事实：像Lippmann和Deerr的《糖史》那样的皇皇巨著，在中国还没有出现。除了一些谈到甘蔗和糖等东西的规模不算太大的专著以外，只有一些短篇的文章。我没有全读过；我的总印象是：材料不够丰富，立论不十分周到，能利用国外的那两部巨著者，还没有见到。在这些专著中，李治寰的《中国食糖史稿》 ^〔19〕 是一部值得注意和推崇的书。他在本书中所谈的不限于蔗糖，飴糖和甜菜糖等也都谈到了。在书中第四章“甘蔗史略”第一节中，他专门探讨了“甘蔗来源”问题。我在下面加以简略的介绍。

李治寰先谈了甘蔗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比如《楚辞·招魂》中的“柘浆”，《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的“柘浆”，司马相如《子虚赋》的“诸柘”。李先生说：“所谓柘、诸柘，都是甘蔗。这是我国对甘蔗最早的称谓。这种植物名称，以前可能只有口语表音，没有文字。根据我国造字习惯，可以假借同音字来表音，作为这种植物的文字名称，于是便出现最初的‘柘’字。”下面李先生又指出：自公元1世纪，再不用柘字，而用蔗字，有时用复名 蔗、诸蔗、都蔗等等。在这里李先生引用了《说文解字》，引文有点错误。正确的文字是：“ ， 蔗也，从草，诸声。章刍切。蔗， 蔗也，从草，庶声，之夜切。”下面李先生说：“再后，又出现甘蔗名称。”从东方朔《神异经》一直到《齐民要术》，我在本书第一编中都有论列，这里不重复。

第61页，李治寰引用了梁家勉一段话：“在远古文字出现之前，甘蔗（野生）早已出现了。当人们认识了它，初未有其字，但已有其音。当时为什么要取此音名此物，当然不易深究，也不必附会；但可以设想，原来必有其用意，可能是反映它的特征，以音会意。假如联系到原始甘蔗利用情况，相信会跟‘咋’和‘咀咋’的音义有关。因为挺然簇聚的野生甘蔗，很可能早就为当地以采集为生的原始氏族群众所折取供作‘咋’、‘咀咋’用。直到甘蔗成为栽培作物以后，为期相当长的一个阶段，还依然如此。‘咋’与‘柘’、‘蔗’，‘咀’与‘诸’、‘ ’、‘都’，在古代以至现代音系，是双声，又是叠韵，音读相近，习惯上往往相通假。根据这一语源探索，甘蔗在很古以前，早就为我们祖先以谐‘咋’或‘咀咋’的音，会‘咋’或‘咀咋’的意而作为专名。” ^〔20〕

李先生认为这一段话很“精辟”，我也认为很“精辟”。作为“大胆的假设”，是有其意义的。但是，我总觉得，其中问题还不就这样简要明了，问题要复杂得多而又多。古代语音体系是不是就是这样，还有待于深入研究。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同李先生在下面引证的说法，结合在一起，来一个综合的、国际的探讨，才能有希望得到一点解决的路子。

下面李先生引用了拙文《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见本卷附录）。我在文中讲到唐慧琳《一切经音义》，慧琳说，甘蔗有多种名称，他的结论是：“此既西国语，随作无定体也。”他这个说法，我认为，非常值得注意。他一定会有根据，才这样说。过去已经有一些学者认为“蔗”字不是土生土长的汉族语言文字，是从外国音译过来的。由于是音译，译名才不统一。我个人认为，这个意见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只是我还没能找到充分的证据，还不能说得十分确切。“蔗”字究竟自哪一个“西国”——我顺便说一句，唐代所谓“西国”不是现代所说的“西方国家”，不过说比中国稍西一点，甚至稍南一点而已——来的？怎样来的？目前还都说不清楚。从这个观点上看，梁家勉先生的“精辟”意见颇有一点浪漫畅想的味道了。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

李治寰接着就引用了苏继庼的《岛夷志略校释》。在“琉球”——苏先生说，指的是台湾——这一节中，苏先生对“酿蔗浆为酒”这一句话作了一个注：“蔗，学名Saccharum officinarum，原产东南亚，孟语名baō’，越南语作mia，马来语作tîbu，汉语作柘与蔗，并有 蔗、诸柘、都蔗、杜蔗等复名。梵语作ikśu，洛弗尔（Laufer）以为汉语称蔗之复名，殆来自印度支那语（Sino-Iranica，376，n.5）。然究来自印支何族语，洛弗尔又未能确言。可见其说只为一种臆想而已。汉语蔗之复名，当由方言读成二字音，不能因此即视其为外来语之对音也。”

苏先生这个说法也只能算是一个“臆想”。我始终认为“甘蔗”是外来语的对音。至于是哪一种“西国语”，目前还说不出来。我们现在只能再扩大我们的眼界，多对照一些外来语，外来语也决不能只限于印支。比如我在上面引用Deerr的著作时讲到Sundanese语“甘蔗”叫Tebu，Tibboo，波里西尼亚语称为To。这些都必须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当然还有更多的语言我们必须加以考虑。对于蔗种传播的情况，我国学者了解得似乎远不够细致。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可做。

关于甘蔗原产地的问题，李先生在第62页一节的标题上明确说：“我国是甘蔗的原产地。”可以看出他的主张。下面他又分析诸论，说共有三种说法：1．印度；2．印度和中国；3．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他说：“众说纷纭。”在第63页，他引用了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今蜀中种盛，亦自西域渐来也。”这个说法，我在本书一些地方都引用而且讨论过。我认为，它不是没有根据的。李先生又引用杨直民、董恺忱的意见，说某些植物起源中心，并不限于一处。我在上面已经说到，我不赞成这种多元论。

第64页，李先生说：“要搞清楚中国也是甘蔗原产地的问题，借助于历史、考古、文献等只是间接的、辅助的手段，真正的依据还是在于提出我国野生甘蔗原种。据近代调查了解，我国本土出现不少野生甘蔗原种。这些野生原种甘蔗分别出现于岭南、华东和华西，甚至华中地区也有它的踪迹。其中较著名的如‘割手密（篾）’（Saccharum spontaneum Z.）和‘草鞋密（篾）’（Saccharum natenga Hack.）等品种，统称为‘中国种’或‘中国竹蔗型种’（S.sinense Roxb.amend Jesw.）。科学家公认‘中国型蔗’是世界上四个蔗之一。”关于这一段话，我先讲点零碎意见：1．李先生说，中国也“是甘蔗原产地”，这个“也”字是个关键字，这说明李先生是多元论者，中国并不垄断原产地。2．引文中的amend，原引作emend，不正确。3．关于sinense的起源，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可参考。

第65页起，李先生讲“我国引进的蔗种”。第66页，他讲“国外蔗种引进路线的探讨”。先讲“沿海近距离的引进”，首先是越南（交趾），详细情况我在本书第一编已经有所论列。李先生接着又讲“海路引进”，首先说到三国的吴，讲到朱应和康泰出使扶南，康泰著有《扶南记》，稍后万震曾出使南海诸岛，著有《南州异物志》。这些情况，我在第一编中也都讲到过，这里就不再重复。

第67页，李先生讲到“唐代《食疗本草》把南海甘蔗称为崑 蔗”。关于“崑 ”这个词儿，他作了一番探讨。他认为，伯希和说，崑 广义指马来半岛，狭义指越南海中崑 山；解释很含混。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说：“崑 一名常为南海诸国泛称”，也未免失之辽廓。他自己的解释是，在引征了大量古代的典籍以后，他说：“综合以上所述，从我国澜沧江和怒江两岸开始，到湄公河到萨尔温江下游。这一广袤地区的民族中，有些民族是崇奉崑 山岳的民族，他们所在的地区便是崑 地区。我国从明州（宁波）、泉州、广州、崖州到这些崑 地区口岸的远洋商船把甘蔗带回国内，便是崑 蔗由海上路线远距离引进我国的途径。我国所引进的交趾甘蔗以及《南方草木状》和《世说新语》中的扶南蔗都是崑 蔗。”（第69页）

从同一页开始，李先生谈“陆路引进”问题。他首先讨论了《天工开物》上面引的那一句话，讲“（蔗）种盛”，讲“自西域渐来”，讲四川，主要是说，所谓“西蔗”就是引进四川的那一种甘蔗，旁征博引。因为同我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我一概省略了。

其他涉及甘蔗和蔗糖问题的中国学者，一提到甘蔗原生地问题，大都主原产于中国说。我个人认为，这与狭隘的爱国主义无关，他们是在研究科学，这是他们的科学信念。

我现在只举一个例子，这就是刘迎胜的《丝路文化·海上卷》 ^〔21〕 。在本书“制糖技术的交流”这一节中，刘迎胜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是甘蔗的原产地。”刘迎胜不是研究甘蔗问题的专家，我们不能期望，也不能要求他对自己这个论断作出详尽的解释。

刘先生在下面的叙述中简短而确切精辟地谈了很多问题。他说，中国人从交趾、扶南、印度引进蔗种。最初只用来榨取汁液。三国时吴孙权命匠人仿交趾方法制蔗糖。后来印度以石灰为澄清剂的制糖法由海路传入中国（羡林按：首先未必是由海路）。大约从5—6世纪，中国开始制造砂糖。东汉时，印度、波斯的石蜜传到中国。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学习熬糖法，最初中国在三国时代制作的砂糖当是赤砂糖。到了宋代，大食（阿拉伯）贡白砂糖。从《岭外代答》等书中可以推知，东南亚人先于中国人掌握制取白砂糖的技术。白砂糖制取技术的引进始于元代。元代在杭州设立砂糖局，任职者“皆主鹘，回回富商也”。刘先生接着又指出，“主鹘”实为犹太人。下面又谈到马可波罗，谈到《兴华府志》。他说：“直至明末人们还知道白砂糖的制法来自海外。”他引了《天工开物》中的“洋糖”。

从上面简短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刘先生论述内容之丰富。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所谓“白砂糖”的“白”，可以有不同的程度，不同的理解。我最初也曾认为，这种技术来自海外。但是，经过积年的探讨与思考，我的结论是：在机器制糖以前的真正制白糖的技术，是中国人发明，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本书第一编有详细而自认为是实事求是的考证。请参考，我在这里不啰嗦了。

关于甘蔗原生地的问题，我就写到这里。我的总印象或者总想法是：这个问题异常复杂，以我们目前的科学研究的水平还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距离最后的解决，还有极长极长的路程。我只想再一次着重提出我在上面曾经提出的一个看法：对于甘蔗产生多元论，我无论如何也是想不通的。我不是生物学家，没有研究过动植物原生的理论。但是，同一种植物而能同时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产生，最原始的产生，其中道理我是不能理解的。谈到甘蔗的原生地，不管是中国，是印度，是南太平洋地区，原生地只能有一个。

我就用这种信念来结束这一章。

1996年7月8日写毕

注释：

〔1〕 原书第63—113页。

〔2〕 Meyer，《植物学史》（Geschichte der Botanik），Königsberg 1854，Ⅳ，441。羡林按：转引自Lippmann原书，下同。

〔3〕 《地球上的植物》（Die Vegetation der Erde），Leipzig 1872，Ⅱ，515。

〔4〕 Warming，《生态学的植物地理学教本》（Lehrbuch der ökologischen Pflanzengeographie），Berlin 1896，376 ff.Graebner《普通植物地理学教本》（Lehrbuch der allgemeinen Pflanzengeographie），Leipzig 1910，70 ff.Drude《植物地理学教程》（Handbuch der Pflanzengeographie），Stuttgart 1890，124ff.

〔5〕 《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ae Batavae），Amsterdam 1855ff.，Ⅲ，511。

〔6〕 《栽培植物的来源》（Origines des plantes cultivées）, Paris，1883，122。

〔7〕 见于Decandolles，Monographia Phanerogam，Paris，1889，Ⅵ；参看Krüger，《甘蔗和甘蔗栽种》（Das Zuckerrohr und seine Kultur），Magdeburg，1899，4，95。

〔8〕 Lassen，Ⅰ，173，267.

〔9〕 Grisebach《植物地理学论丛》（Abhandlungen zur Pflanzengeographie），Leipzig，1880，291。

〔10〕 Grisebach，Veget.，Ⅱ64.

〔11〕 见De Vries的《国际糖杂志》（International Sugar Journal）1898年开始出刊。

〔12〕 上引书，第65页。

〔13〕 《印度支那的植物》（Flora Cochinchinensis），Lissabon 1790，Ⅰ，66。Beckmann，《物质经济文库》（Physikalisch-ökonomische Bibliothek），Göttingen，1791，ⅩⅦ，389。

〔14〕 Lippmann，上引书，第67页。

〔15〕 Lippmann，上引书，第68页。

〔16〕 同上，第70—73页。

〔17〕 Vedic Age，第111页。

〔18〕 见De Vries的《国际糖杂志》（International Sugar Journal），London，1929，p.180。

〔19〕 农业出版社，1990年。

〔20〕 梁家勉：《中国甘蔗栽培探源》，《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农业出版社，1980年。

〔21〕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4—196页。

第三章　西极（国）石蜜

我在上面第一编国内编第三章里讨论了石蜜的问题。在我引用的十一项东西中，（二）固体石蜜和（三）糖水、牛乳、米粉合成的乳糖，属于“西极（国）石蜜”的范畴。现在，在这一节里，我来讨论这个问题。

李治寰说：“石蜜最初是进口商品。”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请注意“最初”二字。过了“最初”的阶段，外国石蜜虽然还间或作为商品或贡品（二者有时候就是一类东西）进入中国，可是中国人也逐渐能够制造了。

至于“西极”或者“西国”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这很难确切说明。但是，从中外两方面的资料看起来，大多数指的是波斯（伊朗）和印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下面我仍然遵照上面的办法，先条列引文，然后再加以论述和分析。

从时间上来看，本节讨论的问题，同第一编第三章“石蜜”一样，仅限于汉魏两晋南北朝。所以我引征原文也在这个时间界限以内。

1．赋和其他文章

张衡《七辩》 ^〔1〕 ：

玄清白醴，蒲桃 ，嘉肴杂醢，三臡七菹。荔支黄甘，寒梨干榛，沙餳石蜜，远国贡储。

清张澍《二酉堂丛书·凉州异物志》张澍按语引刘劭《七华》：

西极石蜜。

傅巽《七诲》：

蒲桃宛柰，齐柿燕栗，恒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 ^〔2〕

魏文帝《与孙权书》：

今因赵咨奉石蜜五饼。 ^〔3〕

魏文帝《与朝臣诏》：

南方龙眼、荔支，宁比西国蒲桃、石蜜。 ^〔4〕

石蜜而以“饼”计，可见是坚硬的东西。这同上面第一编第三章（二）“固体石蜜”所引《凉州异物志》是相符合的。在《与孙权书》中，曹丕只讲“石蜜”。但在《与朝臣诏》中就明确地说“西国石蜜”。看来中国当时还不生产石蜜。

2．正史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天竺国》：

又有细布、好毾 、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和帝时，数遣使贡献。

这是在卷帙浩繁的中国正史中首次提到“石蜜”，值得我们重视。

《续汉书》：

天竺国出石蜜。 ^〔5〕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波斯国》：

（出）胡椒、毕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

同上书、卷，《西域传·南天竺国》：

城中出黄金、白真檀、石蜜、蒲萄。

《周书》卷五〇《异域传·波斯国》：

（出）胡椒、毕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

《魏书》同《周书》字句完全相同。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南天竺国》：

城东三百里有拔赖城。城中出黄金、白真檀、石蜜、蒲桃。

这里同《魏书·西域传·南天竺国》条字句完全相同。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波斯国》：

（土多）胡椒、毕拨、石蜜、半蜜、千年枣、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波斯国》：

（出）琥珀、车渠、玛瑙、大珠、玻瓈、琉璃、无食子、香附子、诃梨勒、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甘露桃。

我们本来期望，在《新唐书》相应的篇章里，具体地说就是卷二二一上《西域传·摩揭它》也会有关于石蜜的记载。但是这里只说：

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这里只讲“熬糖”，“糖”是什么意思呢？《唐会要》卷一〇〇《杂录》中说，就是“石蜜”。

但是在《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天竺国》里面却说：

南天竺濒海，出师子、豹、 、橐它、犀、象、火齐、琅玕、石蜜、黑盐。

这里明确地提到了石蜜。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四，“飴餳”条 ^〔6〕 ：

张衡《七辩》曰：沙餳石蜜，远国贡储。即今沙糖也。唐玄奘《西域记》：以西域石蜜来询，知其法，用蔗汁蒸造。太宗令人观之，味色皆逾其初。即中国有沙糖之始耶？

程大昌在这里明确说出，石蜜就是沙糖。我在上面第一编第三章“石蜜”中列举了石蜜的不同的含义，其中（六）就是白沙糖，这是李时珍的说法。看来他是把两者混淆。石蜜和白沙糖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请参阅下面第二编第五章“唐太宗与摩揭陀”。

混淆石蜜与白沙糖者，并不只是程大昌一人。别的书中也有这个现象。比如《事物异名录》卷一五《饮食部》“糖”条：

《西域记》：以西域石蜜来询，知其法，用蔗浆蒸造，即中国有沙糖之始耶？

这显然是抄《演繁露》原文的。

上面讲的是印度和波斯（伊朗）制造石蜜的情况。但是，在“西国”或者“西极”，出石蜜的地方并不限于印度和波斯。还有一些地方也出产石蜜。我举几个例子。《隋书》卷八三《漕国》：

漕国，在葱岭之北，汉时罽宾国也……土多……石蜜、半蜜、黑盐、阿魏、药白附子。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康国》：

生子必以石蜜内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大食》：

刻石蜜为庐如舆状，岁献贵人。

既然能雕刻，可见这里的石蜜是硬的。这与我在上面讨论的“西极石蜜”是完全一致的。

3．其他杂著

《晋太康起居注》 ^〔7〕 ：

尚书令荀勖羸毁，赐石蜜五升。

这里说是“五升”，看来不像是坚硬的东西。

《西京杂记》（汉刘歆或晋葛洪）卷四：

南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三百枚、白鹇黑鹇各一双。高帝大悦，厚报遣其使。

《西京杂记》，论者多认为是伪书。汉高祖时代石蜜还不可能传入中国。

4．汉译佛典

汉译佛典中很多地方都讲到石蜜和黑石蜜。这都是印度产品，当然属于“西极（国）石蜜”的范畴，是我正在这里探讨的问题。而且从中我们还能够确定“石蜜”的确切含义，因为我们有梵文和巴利文原文可资对比，不像在汉文里面“石蜜”这个词儿太不具体，因而出现了众多的含义。但是，我经过仔细考虑，这个问题留待下面有关的章节中去讨论，似乎更合适一些。所以我在这里暂不讨论。请参阅上面第一编第三章“石蜜”（三）、（五）两节，其他（二）、（四）、（六）、（七）节，也与此有关，请一并参阅。

上面引文中的“石蜜”，都是“西极（国）石蜜”。如果没有这一些引文，只看汉魏两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的中国典籍，我们就无法知道，“西极”或“西国”指的究竟是什么地方。这对我们研究古代文化交流史，当然会是一个极大的缺憾。通过这些引文，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西极”和“西国”指的是印度和波斯（伊朗），后来又增加了大食（阿拉伯），这一点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我们都会承认，这给我们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

我在这里想顺便讲一个问题。李治寰上引书第121页说：“sefid这个字，我们认为它是石蜜的谐音。”我看，这是不大可能的。从词源学上来讲，是有很多困难的。这个问题相当复杂，这里暂且不谈。

注释：

〔1〕 “七”是当时的一种文体。《昭明文选》卷三四，“七”上列有枚叔《七发》和曹子建《七启》。卷三五，“七”下列有张景阳《七命》。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七，杂文部，三，列有“七”这一项，抄录了很多“七”的全文，比如汉枚乘《七发》、后汉傅毅《七激》、后汉李尤《七欸》、后汉桓麟《七说》、后汉刘梁《七举》、后汉张衡《七辩》、魏陈王曹植《七启》、魏徐幹《七喻》、魏王粲《七释》、魏刘劭《七华》、晋张协《七命》、晋陆机《七征》、晋湛方生《七欢》、宋颜延之《七绎》、齐竟陵王宾僚《七要》、梁萧子范《七诱》等等。

〔2〕 唐陆羽《茶经》卷下引。

〔3〕 《太平御览》卷八五七，饮食部一五“蜜”引。

〔4〕 同上书卷、部。又见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八七《果部下·荔支》条。

〔5〕 《太平御览》同上卷、部。

〔6〕 《学津讨原》第十二集。

〔7〕 《太平御览》卷八五七“蜜”条引。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四七，也可以参考。

第四章　从佛典的律藏中看古代印度的甘蔗种植以及沙糖和石蜜的制造和使用

一般人往往认为，佛典只是讲一些宗教教条，没有多少历史资料。事实并不是这样。佛典不但能够提供宗教、哲学、语言、文学、艺术、伦理等等方面的资料，而且还能够提供古代印度人民日常生活栩栩如生的图景以及生产、科技的资料。下面我就利用佛典，特别是律藏，来探讨一下古代印度甘蔗种植以及沙糖、石蜜生产和使用的情况。我在别的地方曾说到过，这些东西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因此，我这篇论文的目的不仅在于探讨印度科技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中印文化的交流。此外，我还想借这个机会提倡一下对古代印度史料要广开眼界，要善于利用佛典的律藏。

下面分三个部分来加以论述：

一　比较古的佛典

二　巴利文《本生经》

三　汉译律藏

一　比较古的佛典

这个项目包括一些不同类型的佛典。首先讲一讲《法句经》（巴利文Dhammapada，梵文Dharmapada）。对于这一部佛经的产生时代，还没有确切论断；但是大家都公认是相当古老的 ^〔1〕 。这里面讲到许多植物，甚至讲到蜜；但却没有讲到糖 ^〔2〕 。汉译本《法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 ^〔3〕 4，566a）：“习善得善，亦如种甜。”检阅巴利文《法句经》中的《自我篇》（Attavagga），没有找到相应的原文，因此无法知道“甜”字的原文是什么。《法句经》异本最多，以后当再继续搜求。在巴利文《上座僧伽他》（Theragāthā） ^〔4〕 和《上座尼伽他》（Therīāgāthā） ^〔5〕 中讲到种田、河沟、稻子、竹子、其他植物、榨出来的油，还讲到蜜；但没有讲到甘蔗和糖。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在最古的佛典中，用甘蔗制糖的办法是陌生的。

Lippmann在《糖史》中引用了所谓Uragasuttāni中的几句话：“在世界上，有三种可爱的东西：糖、女人和说好话的人。”他在注中提到Winternitz的《印度文学史》Ⅱ，71。可是我遍查巴利文《经集》（Suttanipāta）和英译本（SBE, vol.X, part 2），都没能查到这句话。恐Lippmann引文有误。

在比较晚一点的佛典中，甘蔗、沙糖和石蜜就比较常见了。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这就是Lalitavistara，汉译名叫《方广大庄严经》或《普曜经》。这里面讲到净饭王餐桌上陈列的食品，这属于“八种瑞相”或“王宫八瑞”之列。现将汉译文节引如下，附以梵文原文：

《方广大庄严经》卷二，《降生品》第五（ 3，546a）：

五者，王宫珍器，自然而有；苏、油、石蜜，种种美味，食而无尽。

《普曜经》卷一，《所现象品》第三（ 3，488c）：

五者，其苏水器及麻油器、石蜜器，食之无减。

梵文原文（S.40）：

Ye ca rājñaḥ Śuddhodanasya gṛhavare bhājanaviśaye sarpistailamadhuphāṇitaśarkarādyānāṃ te paribhujyamānāḥ kṣayaṃ na gacchanti sma

对比梵汉两文，我们可以发现，梵文的sarpis相当于汉文的“苏”，taila相当于“油”，madhu意思是“蜜”，汉文没译，phāṇita含义颇含糊，汉文似乎没译。śarkarā一般相当于“石蜜”。总之，梵汉两文，颇有不同。也许汉译本根据的原本不同，否则就是漏译或者省略。

上面举的几部佛典只是几个例子，当然并不限于这几部。从这几个例子中约略可以看出古代印度甘蔗、沙糖和石蜜使用的情况。

二　巴利文《本生经》

《本生经》本来也可以包括在比较古的佛典中。但因为它内容十分丰富，材料非常充实，所以让它独立成为一章。

在巴利藏中，《本生经》属于《小部》（Khuddakanikāya）。虽然名为佛典，实际上是一部民间故事集，共有故事五百四十六个。佛教徒，同印度其他教派的信徒一样，为了更有效地宣传教义，把这些民间故事按照固定、死板的模式，加以改造。只需加上一头、一尾，任何民间故事都可以改成一个佛本生故事。我们对这些用拙劣手法臆造的、千篇一律的头、尾，丝毫也不感兴趣。但是，中间的故事却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涉及印度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是一幅幅社会实际生活的画图，是研究印度古代史的重要的、活生生的史料。过去已经有一些学者利用这些资料探讨了印度古代社会生活。德国学者费克（Richard Fick）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将近一百年前根据巴利文《本生经》写成的《佛陀时代东北印度的社会结构》（Die sociale Gliederung im nordöstlichen Indien zu Buddhas Zeit，Kiel 1897，这部书后来译成了英文，书名是The Social Organisationin North-East India in Buddha's Time，Calcutta 1920），在印度和其他国家广泛流传，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失掉其重要意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利用了巴利文《本生经》，这里不一一列举了。在巴利文《本生经》中，有很多地方提到甘蔗、沙糖和石蜜。我在下面就分门别类加以叙述。甘蔗、沙糖和石蜜频频出现于《本生经》中，这个事实说明，这几种东西在古代印度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故事是不是都反映了释迦牟尼时代北印度的情况？恐怕不是。故事内容复杂，不可能产生于同一时代，其中有新有旧，是很显然的。Fick一古脑儿认为都反映释迦牟尼时代北印度的情况，恐怕失于笼统。但是其中比较古的部分可能反映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我在下面的论述完全根据V.Fausböll的精校本The Jātakas together with its Commentary，London 1877—1897。我还参阅了Julius Dutoit的德译本：Jātakam，Leipzig 1908—1921。分为六类，每类按在《本生经》中出现的先后，依次论述。第一个数字表示本生故事的编号；第二个数字表示V.Fausböll精校本的册数和页数；第三个数字表示Dutoit德译本的册数和页数。

（一）甘蔗

77；Ⅰ339；Ⅰ327：种植甘蔗，在甘蔗田中装上机器，用来压榨甘蔗，把榨出来的蔗汁加以煎熬，熬成糖汁。在这里，“甘蔗”是ucchum，“机器”是yantam。

123；Ⅰ448；Ⅰ472：甘蔗嚼着吃。在这里，“甘蔗”也是ucchum。

240；Ⅱ240；Ⅱ273：暴君压榨老百姓，像榨蔗机中的甘蔗。巴利文原文是ucchuyante ucchum viya janaṃ p esi。Dutoit译为“像甘蔗在加糖的牛奶中”。完全译错，毫无意义。ucchuyanta是“榨蔗机”，明白无误。这引起了Lippmann在《糖史》第95页注释中错误的解释。

466；Ⅳ159；Ⅳ188：在一个岛上长着很多植物，稻子、甘蔗、香蕉树、芒果等等。

495；Ⅳ363；Ⅳ441：国王的布施品中有甘蔗篮、芒果等等。ucchupuṭaṃ意思是“甘蔗篮”，Dutoit译为“甘蔗”，误。

514；V37；V38：在一个树林子里长满了甘蔗丛。“甘蔗丛”，巴利文原文是ucchuvanam。

547；Ⅵ539；Ⅵ687：牟阇林陀湖有甘蔗。

Nidānakathā；Ⅰ25；Ⅶ43：大地震动、呻吟，像一架转动的榨蔗机。参阅上面240。在这里，“榨蔗机”，也是ucchuyanta。

（二）糖

1；Ⅰ95；Ⅰ1：在大米粥里加上溶化了的奶油、蜜和糖：“糖”，巴利文sakkharā，中国旧译一般是“石蜜”。

25；Ⅰ184；Ⅰ115：内容同上；但是“糖”在这里不是sakkharā，而是phāṇita。

40；Ⅰ227；Ⅰ170：吃溶化了的奶油、鲜奶油、蜜和糖。“糖”在这里是phāṇita。

41；Ⅰ238；Ⅰ188：内容同1和25，“糖”在这里是phāṇita。445；Ⅳ39；Ⅳ46。497；Ⅳ379；Ⅳ462。536；Ⅴ441；Ⅴ479。Nidānakathā；Ⅰ50；Ⅶ91，内容都相同，只是“糖”字的巴利文原文不尽相同。

78；Ⅰ346；Ⅰ336：用大米粒加上溶化了的奶油和糖来烙饼。“糖”在这里是phāṇita。在同一页，有一个村庄的名字叫“糖”sakkharā。

91；Ⅰ380；Ⅰ383：吃溶化了的奶油、蜜、糖等等。“糖”字在这里是sakkharā。

252；Ⅱ281；Ⅱ322：糕点、糖和林中野果并列。

281；Ⅱ393；Ⅱ444，445：国王剥掉芒果的皮，撒上糖，把汁水挤出来。

406；Ⅲ364；Ⅲ393：糖与盐并提。406；Ⅲ366；Ⅲ397，内容相同。巴利文是loṇasakkharāya。

535；Ⅴ385；Ⅴ417：一个人用大米粒、牛奶和糖来煮粥。“糖”在这里是loṇasakkharāya。

536；Ⅴ448；Ⅴ488：糖一般甜的语言。

539；Ⅵ34；Ⅵ48：把糖捣碎，加上奶油。

Nidānakathā；Ⅰ33；Ⅶ59：给孤独长者带着礼物去见佛，礼物中有tala-madhu-phāṇita。

（三）糖粒

334；Ⅲ110；Ⅲ124：尼俱陀很甜，充满了汁水，好吃得像糖粒。“糖粒”在这里是sakkharācuṇṇa。

535；Ⅴ384；Ⅴ414：吃大米粥，加上溶化了的奶油和煮过的甜糖粒。

537；Ⅴ465；Ⅴ507：许多果子上撒上糖粒。

（四）压碎了的糖

442；Ⅳ17；Ⅳ20：吃压碎了的糖，加上溶化了的奶油。这是根据Dutoit的译文。巴利文原文也是sakkharācuṇṇa，“糖粒”。可以归入（三）。

（五）糖浆，糖水

1；Ⅰ95；Ⅰ1：给孤独长者让五百朋友手持油、蜜、糖浆等去见佛。

4；Ⅰ120；Ⅰ35：糖浆。

154；Ⅱ12；Ⅱ15：两大臣拿着糖浆等跟着佛走。以上三处“糖浆”原文都作phāṇita。

186；Ⅱ106；Ⅱ124：糖水，原文是sakkharodaka。

386；Ⅲ276；Ⅲ300：糖浆与蜜、糕点并列。

533；Ⅴ348；Ⅴ372：国王给雁王糖浆吃。

547；Ⅵ524；Ⅵ664：旅途食品中有糖浆和糖饼。“糖饼”，原文是sagu āni。

（六）甘蔗汁酿烧酒

466；Ⅳ161；Ⅳ190。

上面屡次提Dutoit译名的不统一，现在简略地谈一下这个问题。中国唐代梵文字书把梵文guḍa guṇa guna译为“糖”，而把sṣarkarā译为“石蜜”。但汉译佛典确有把phāṇita译为“石蜜”的。参阅《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29、130、133页。

三　汉译律藏

现在来谈佛典的律藏。我在这里使用的主要是汉译本，因为哪一种语言也没有这样多的律典。同《本生经》比起来，在数量上汉译律藏要大大超过。尽管律条有很多重复，其数量仍然是惊人的。律藏当然以律为主，这些律条都是刻板、死硬；但有一些却并不枯燥。大概是为了引起听者的兴趣，焕发他们的精神，中间夹杂了不少的寓言、神话和小故事，也有不少本生故事，同《本生经》相似。通过这些故事，正如我在本文开始时已经讲过的那样，印度古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画面就展现开来，宛然如在目前。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社会结构、种姓关系、风俗习惯、政治斗争以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学者们研究印度古代史，常感文献不足。这确也是事实。但是弥补的方法还是有的，利用律藏，就是其中之一。

在甘蔗种植和沙糖、石蜜的制造方面，律藏也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尽管长短不等，但都包含着一些有用的内容。我现在就来叙述一下与甘蔗、沙糖和石蜜有关的问题。由于材料过多，我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网罗无遗，仅择其荦荦大者，就完全够用了。

我在下面分为六项来叙述。

（一）甘蔗、沙糖和石蜜作为药品

1．什么叫病？什么叫药？

既然谈到用药治病，就先要了解，在古代印度人民心目中，什么叫病，什么叫药。对于这两类东西，他们都有明确的定义。

先谈什么叫病。

《摩诃僧祇律》卷一〇：“病者，有四百病：风病有百一，火病有百一，水病有百一，杂病有百一。”（ 22，316c）

《摩诃僧祇律》卷一七：“病者：黄烂、痈、痤、痔病、不禁（？）、黄病、虐病、咳嗽、痟羸、风肿、水肿，如是种种，是名为病。”（ 22，362a）

以上两处引文，一处是讲病的起因：风、火、水等；一处是讲病的名称。有此二例，可见印度古代医学中对病的了解之一斑。

至于什么叫药，头绪比较复杂。我准备先分类谈一谈药的类名；具体的药名下面再谈。分下列几类：

（1）按药的性质来分：

a．有所̞谓含消药，即助消化的药，一般有四种，但也有多的。因为限七天以内服用，所以与下面的七日药有时相同。只因类名不同，我就分开来谈。

b．有所谓五种涩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一：“佛言，有五种涩药：一者庵没罗；二者纴婆；三者瞻部；四者夜合；五者俱奢摩。”（ 24，2a）还有胶药、灰药、盐药各五。

（2）按服用的时间来分。一般分为四种：

a．时药、夜分药、七日药、终身药

《十诵律》卷一一， 23，82c；同上书，卷一六， 23，112a；《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卷六， 23，598a；同上书，卷， 23，600b；同上书，卷七， 23，605b；同上书，卷九， 23，619c。

b．时药、夜分药、七日药、尽形药

《十诵律》卷一五， 23，106c；同上书，卷三〇， 23，216ab；同上书，卷三一， 23，224b；同上书，卷四一， 23，302b；同上书，卷四二， 23，306a；同上书，卷四六， 23，330a；同上书，卷五一， 23，370c；同上书，卷五三， 23，391a；同上书，卷五四， 23，400a；同上书，卷五五， 23，405b；同上书，卷五六， 23，414b。

c．时药、更药、七日药、尽寿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