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摩衍那》的汉译问题

《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并称印度两大史诗。从内容上来看，从使用的诗律来看，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大概都是古代民间艺人到处行吟卖艺所用的脚本，恐怕还没有书写的东西。印度字母起源比较晚，脚本就印在艺人的头脑中，有了字母以后才写了下来的。脚本不可能十分固定的，艺人兴之所至，这里加几句，那里减几句，也是完全可能的。可是印度的传统却偏偏在二者之间制造出一个区别。他们认为，《摩诃婆罗多》是没有作者的，而《罗摩衍那》则是有作者的，他的名字叫蚁垤，他被称为Adikavi，“最初的诗人”，而《罗摩衍那》则被称为Adikavya“最初的诗”。此事真伪难辨，可能有一个叫蚁垤的人，对《罗摩衍那》某一些部分加过工。这些现在却说不清了。

我这篇短文的目的，不是在研究这些问题。关于《罗摩衍那》各方面的问题，我曾在一本拙作《〈罗摩衍那〉初探》中做了扼要的说明。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参阅该书（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我的目的是在寻求一种适合于翻译世界几大史诗的语言形式或者文体。这个问题从翻译一开始，就困扰着我。在翻译过程中，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它一直困扰着我，一直到今天。

打开窗户说亮话，我先亮一亮我对翻译文体的观点。我坚决反对用散文来翻译本来是韵文的原著。我觉得，这是对原著最大的不忠，对原著的亵渎。即使你的散文译文水平超过唐宋八大家，也无济于事。译者的任务是，殚精竭虑，把原著的形与神尽可能真实地转达给使用另外一种语言的民族或人民，使他们大体上能够领略到原著的真实面貌。

关于翻译理论，我多少了解一点。中国古代译经大师已经创立了一些翻译理论。明清以来，虽译书极多，但翻译理论，除严复“译事三难：信、达、雅”外，则几为一片空白。几十年前，有一段时间，社会流行中国翻译史，有大量同名的著作。我看过几种，互相抄袭，了无新意。大概都是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表示忠心而已。据说，近来欧美国家颇有一些学者研究翻译理论。详细情况，不甚清楚。我对西方的主义和理论，特别是文艺理论，多抱怀疑态度。试问自五四运动以后，西方的文艺理论已经多少主义，主义，主义，一直主义下来，现在已经不知道主义到什么程度。可惜寿命都不长。“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这样的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翻译理论，我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说一千，道一万，都不如严又陵的“信、达、雅”三个字，言简意赅，要言不烦。他的“信”，当然是指忠实于原文。至于是否忠实于原文的形式或体裁，他没有说明，我不敢乱说。后来有人提出了“形神兼备”，这里的“形”当然指的是形式。这样说就比较周全。

现在回头再来谈《罗摩衍那》。此书原文是诗，我必须用诗体来译，这是我的根本大法，动摇不得的。但是，一讲到诗体，我们又碰到了另一个拦路虎，另一个硬核桃，什么叫诗？诗之所以为诗的标志是什么？就很难说得清楚。世界各国莫不有诗。但是，诗的标准却是五花八门，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在这里无法深入去谈。我只谈与我现在要讲的问题有关的中国和印度的诗律和诗体。印度的，我在《〈罗摩衍那〉初探》（九·诗律）中已有扼要的介绍，这里不再重说。而中国的诗律也是错综复杂的，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要想说清，必须另行专文叙述，我这里也不准备再谈了。

同其他一些国家比较起来，中国翻译外来典籍的量最大，这使我们在历史上得到了极大的益处，使我们的传统文化，随时可以得到新鲜的血液，发展有活力，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今天来研究这些文化遗产，还有其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