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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现在我国正努力振兴经济。初步成果，光照寰宇。但窃以对文化事业似有所忽视。综观全球，远之如日本之所谓明治维新，近之如亚洲之几小龙，经济腾飞，无不文化经济并举。纯靠科技而能兴国者，未之闻也。
现在我们临清市，既抓经济，又抓文化。民间组织如清渊诗社等等，从旁鼓吹，真如锦上添花。现在社会上流行着两句话：“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其意似有所针砭。我看，我们临清的情况则是，文化和经济同时搭台，文化和经济同时唱戏。这是一条阳关大道。有朝一日，我们必能文化和经济双丰收，这是完全可以预卜的。
在祝贺清渊诗社成立五周年，祝贺《清渊诗词选集》出版之际，偶有所感，简述如上。希望乡亲们和同志们能了解我的心情。
1992年11月26日
[1] 本序原稿篇名为“《清渊诗选》序”，收入《清渊诗词选集》时，篇名未变。现随书名改题为“《清渊诗词选集》序”。
《伊朗学在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序
1992年11月3—4日，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和伊朗文化研究所举办了伊朗学在中国学术讨论会。伊朗方面大力支援，再加上中国方面的积极努力，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到会的学者，除伊朗学者外，中国学者的人数不算太多；但都是学有根柢，造诣精湛的专家。因此，论文质量高，讨论效果好，是一次难得的学术盛会。
为什么伊朗学的研究在中国受到欢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竟取得了这样的成果呢？
我想从两个方面谈一谈这个问题。
第一方面是伊朗文化本身的问题。有古老的文化而这文化传统又迄未中断的国家，在世界上不是太多。中国是一个，伊朗也是一个。我不想在这里探究伊朗古代文化的起源的时间问题，这牵涉的问题太多，一时不容易说清楚。反正至迟在公元前二千纪有一个所谓印伊时代，指的是印度人和伊朗人共居还没有分开的时代。据印度史学家高善必的估计，雅利安人第一次进入印度，约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梨俱吠陀时代”，他则定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即此一端，亦可见伊斯（波斯）文化之古老。公元前6世纪，大流士（B.C.521—486年）建成了横跨欧亚的波斯大帝国，在世界历史上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到了伊斯兰教兴起以后，伊朗又接受了这个新宗教。从此以后，伊朗的古代文化中又注入了新鲜的极有活力的血液，发展更为辉煌，前进更为迅速，真如锦上添花，好似老虎生翼。伊朗文化在各个方面都向世界放出了光辉。在文学艺术方面，名家辈出，灿如列星，伟大作家费尔多西被认为是能同世界最伟大的作家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等西方作家并列的人物。在医学、哲学、自然科学等等方面，伊朗也产生了许多大家。波斯阿拉伯的旅行家，对世界文化传播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第二方面是伊朗同中国的文化交流关系。中国同伊朗并不接壤，但是伊朗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却多处可见。当然，中伊文化交流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我在这里只谈伊朗对中国的影响。这个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我仅举其荦荦大者。近百年以来，在中国新疆，出土了许多古代民族文字的残卷。论语言有焉耆语、龟兹语、回鹘语、于阗语、窣利（粟特）语等等。最后二者都是属于伊朗语系的语言。可见古代伊朗文化之广被。在其他方面，在新疆，伊朗文化的痕迹几乎到处可见，比如石窟、石窟中的壁画、艺术图案等等。在中国内地，伊朗文化的影响也在很多地方依稀可见。美国学者劳费尔专门写了一本讲中伊文化关系的书，书名叫Sino—Iranica （《中国伊朗编》）。书中讲到两国文化的彼此影响，从动物到植物，从药品到矿物，简直让人眼花缭乱，不由得由衷地感到了两国文化关系之密切，油然增强了对伊朗人民的友情。
这样也许显得还太笼统，我索性举一个琐细到不能再琐细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情况。我从很多年以来就从事制糖历史的研究。我不是科技专家，但是我发现，在这一种极其微末的日常食品糖的背后，隐藏着一部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我就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对糖发生了兴趣。在交流的国家中，伊朗实占重要的地位。我现在从中国古代正史和其他典籍中举出一些例证：
《魏书·列传》卷九〇《波斯国》：
（多）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雄黄等物。
《周书》卷五十《列传·异域传·波斯国》：
（出）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
《隋书》卷八三《列传·西域传·波斯国》：
（土多）胡椒、毕拨、石蜜、半蜜、千年枣、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
《旧唐书》卷一九八《列传·波斯国》：
（出）琥珀、车渠、玛瑙、大珠、玻瓈、琉璃、无食子、香附子、诃梨勒、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甘露桃。
同波斯有关系的地方也生产石蜜。我也举个例子：
《旧唐书》卷一九八《列传·康国》：
生子必以石蜜内口中。
石蜜用（糖？）水、牛乳、米粉和煎成块，作饼坚重。西戎来者佳。江左亦有，殆胜于蜀。
《本草音义》的作者马（孔）志约说：
石蜜，出益州及西戎。煎炼沙糖为之，可作饼块，黄白色。
唐开元初，孟诜说：
自蜀中、波斯来者良。东吴亦有，不及两处者。皆煎蔗汁、牛乳，则易细白耳。
我在上面从两个方面谈到了伊朗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由此也可见伊朗学在世界学术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中国东方学中的重大意义。我们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东方文化研究所，以及伊朗文化研究所，在中国可以说是唯一的研究伊朗学的机构。我们同伊朗有关学术团体、大学和学者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双方曾合作研究，并出版过一些受到中伊两国学者欢迎的学术著作。这对促进双方学者的协作，增强两个伟大民族的理解与友谊，起了显著作用。双方皆大欢喜。
这一册《伊朗学在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是双方学者协作和友谊凝成的。它的出版一定会受到双方学术界的欢迎。它还预示着，双方学术文化交流将会日益加强。我怀着十分激动快乐的心情写了这一篇序。
1992年12月1日
《韩国学论文集》新序
1991年，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出版了一册《朝鲜学论文集》。我曾为这一本书写过一篇序。当时出于外交关系的考虑，我在一些地方使用了“南朝鲜”这个词儿。事非得已，心照不宣。
现在时过境迁，中韩两国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之举，两国人民皆大欢喜。对不佞来说，也取掉了我心头的一块石头，其快乐实不足为外人道也。正在此时，北大亚太中心韩国文化研究所又准备出版《韩国学论文集》，仍然索序于我。有人建议，把前序中的“南朝鲜”一律改为“韩国”，这样送了出去，就算交了卷，多么省事，又多么干净利落。在目前我被文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绝妙的办法。但是，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我不想采取这个过分简单化的办法。又因为我确实还有话要说，我决定重新撰写一篇新序。但是，在这里，我又遇到了一个新困难：前序实际上就是针对韩国写的，里面的话都是有的放矢的。如果把这篇序完全丢掉，我在这篇新序中难免还要重复那里的话，等于炒了冷饭。我是最不喜欢炒冷饭的。因此我同编委们商定，本书仍然保留那一篇序。我现在写的这一篇称为“新序”，是前一篇序的补充和发展，而不是重复。一书两序，共存共荣，想读者也会不以为忤吧。
我在上一篇序中谈到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问题。我预言下一个世纪，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重新施展身手的世纪。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的水平和已经建立起来的基础上，东方文化将进一步发展人类共同文化，把它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我这个想法提出来已经有几年了。我曾写过一些文章，在各种不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过一些发言。得到的反响，正如人世间其他想法和主张一样，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总起来看，是赞成的人多，反对的人少。国内的我先不说。国外的反响，截止到今天，是一边倒，只有赞成的，而没有反对的。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学者都表示同意。这是在意料中的，我们都同属东方文化这个领域嘛。在西方国家竟也得到赞同的友声，却非始料所及。从德国甚至远处万里之外的加纳利亚群岛（Islas Canarias）都有人来信，表示同意。这更出我意外。这一些都当然给了我勇气，增强了我的自信。我这一个一向对义理不感兴趣的外行人，虽然还没有因此就飘飘然起来——我毕竟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但是心中涌起那么一股乐滋滋的味道，难道还不是很自然的吗？
最近一些时候，我参加了几个讨论21世纪亚太地区经济文化合作问题的国际研讨会，我自己宣扬的当然还是我这一套想法，蒙国内个别学者垂青，他们也帮助我来宣扬。会上也有韩国学者参加，他们没有明确表示意见。但是，有一点是中、韩、日等国学者所同意的，即：21世纪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将是亚太地区，再缩一点范围，将是中、韩、日三国的金三角地带。经济学家们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方面明确无误地论证了这个问题。
因此，我个人觉得，今天我们中国学者研究韩国学，决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决不是空想，决不无的放矢，而是有其实际的意义的。其中有我们的一点理想、一点愿望、一点憧憬，一点感情。韩国人民过去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过贡献，今天又以惊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向全世界展示了东方文化，其中当然包括中国文化和韩国文化的价值与活力，为东方文化增了光，添了彩。
中韩两国人民有几千年的友好往来的历史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这种往来和交流，丰富了彼此的文化内容，促进了彼此的文化发展。几千年当然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瞻望未来，我们两国的往来和交流将会更长，更长，更长，长到不知道多少倍。不管人世间沧桑变化多么剧烈，多么迅速，人间的道路多么坎坷，我始终没有失掉对人类美好未来的信心。这种美好的未来要靠全世界人民去争取，去创造。我们中国人民和韩国人民当然是当仁不让的。我们中韩两国人民一定会在过去友好的基础上，共同继承和发展我们的友谊，使古老的友谊之树开出新的，更美的花朵。
我希望，我们中国研究韩国学的学者眼中有这个美好的前景，心中有旧谊加上新情。只要有了这两点，我们不管研究什么题目，不管是大还是小，不管是新还是旧，不管是长还是短，不管是文还是史，我们的论文决不会干燥乏味，决不会空洞无物，而会是充满了激情，溢满了友谊。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愿望，写了这一篇新序。
1992年12月23日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序
我认识陈炎教授已有44年之久了。我知道，他幼年家贫，全靠自己努力奋斗，终于成材。但是不幸到了中年，又碰上了所谓“反右运动”。他没能幸免，被错划为“右派”，从此被打入冷宫，被剥夺了一切写作条件，垂十余年。直至天日重明，才得以彻底平反。他可以说是一生坎坷，直到知命之年以后，始得再从事科研工作。由于他自己的努力，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方面，在探讨中国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文化交流方面，卓有建树。
最近若干年以来，我经常考虑一个问题：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俯拾即是。我们真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人类社会会是什么样子，今天的人类文化水平会是什么样子。
专就中国来说，我们祖先的几件伟大的发明，对全人类所做出的贡献，没有哪一个国家敢加以否认；连最狂妄自大的国家也不敢。今天我们提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号召，立即受到了普遍的热烈的拥护和赞扬，盖有以也。这对于发扬我们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当然是很有利的，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我认为，仅仅局限于爱国主义，气度还不够恢宏，眼光还不够远大。我们应当在探讨中国文化对世界其他国家贡献的同时，也探讨外国文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这一件工作就是文化交流的研究。这一件工作做好，爱国主义就能够同国际主义密不可分地结合了起来，岂不猗欤休哉！
陈炎教授所做的工作就正是文化交流的研究工作。他的这一部《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就是他研究成果的具体表现。本书中的一些论文，我已经读过。我又把没有读过的大体上翻看了一下。我觉得，本书材料翔实，立论公允，不像现在学坛上某一些论著大言惑众，资料歪曲，空疏浮泛，立论无据。这是一部值得信赖的书。
因此，我热诚祝贺本书的出版。
最后，但不是最少，我还必须对本书的出版地点说上几句话，谈一点感想。本书由澳门政府文化署中文出版组黄晓峰先生推毂，被列入《澳门文化丛书》出版。这件事情，看似偶然；但是，我认为，它却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大家都承认，中国的西化给中国带来了好处。弊端当然也有，这里先不谈，好处毕竟是主要的。溯源追本，西化文化是怎样进入中国的呢？这就不能不提到澳门。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整个清代将近三百年的期间，这种传入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断过（中国文化当然也传入西方，这不是我在这里要谈的问题）；五四运动，不管声势多么大，只是这次文化交流的余绪。可惜的是，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少。我说这话，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明末最初传入西方文化者实为葡人，而据点则在澳门。方豪先生说：“然近四百年来，中西文化之交流及中国天主教基础之奠定，实始于利玛窦之来华。”而利玛窦之活动则实始于澳门，他是在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到澳门的。到今天，时间已经过了四百年。中外人士对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之重要意义，越来越加以肯定，研究之风越来越盛。在这样一个时机，在澳门这样一个地方，出版陈炎教授研究文化交流的专著，其意义不是非常耐人寻思的吗？
是为序。
1993年2月19日凌晨
《周林文集》序
周林同志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在解放前后，都担任过重要的党政领导职务，为人民立了功。一直到比较晚的时候，他才被调到教育部和几所大学担任领导。他以老同志特有的热情和开阔的心胸，加以多年积累的领导艺术，胜任愉快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自己的任务；从而在教育界，特别是在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师生中，赢得了友谊和尊敬。在北京大学，一直到今天，他落实政策的果断和魄力，人们还没有忘记。
周林同志从行政第一线上退下来之后，仍然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副组长，兼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又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不特此也。周林同志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还给予了全力的支持。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倡导和支持，这个前所未有的相当重要的学会是成立不起来的。成立十年以来，学会做了一些工作，团结了全国的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的学者，也团结了不少国外的同行。在这一门被认为是国际上“显学”的学问中，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我们研究成绩没能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学会成立以后，由于全体中国同行们的努力，也由于得到了我们政府的支持与鼓励，我们用自己的成绩，改变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弘扬了中华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国际学术讲坛上树立了我们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的形象。最重要的是，我们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梯队已经形成。年轻的有才华的青年学者脱颖而出，更使我们看到这门学科的辉煌的未来。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周林同志所起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决不会忘记。
现在，周林同志的《文集》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很值得祝贺的事情。周林同志在《自序》中非常谦虚地说：“很少大块文章”、“较少学术性论述”。我个人并不反对大块文章。但是，我认为，文章的真正价值决不在块头的大小，而在内容如何。现在确有一些大块文章，但是只要稍稍一挤，把其中的水分挤出，便现出干瘪相。至于“学术性论述”，我当然决不反对。关键是怎样理解“学术性”这个词儿。探讨一个问题，经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最后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这样的“学术性”，我们当然提倡。然而，倘若用高屋建瓴的眼光，综观全局，然后为一门学术指出方向，指出道路，这难道不是更高一层的“学术性”吗？我觉得，周林同志的一些文章或者讲话，起的就正是这样的作用。我这个意见相信会得到学术界公认的。
蒙周林同志垂青，要我写一篇序。尽管我内心里感到有点诚惶诚恐，但我还是立刻就答应了下来。因为，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同时我还可以借此机会，表达一下学术界一些同志的共同的心声：感谢周林同志过去和现在对我们的支持，希望将来也能得到他的支持。
1993年4月19日
《世界散文精华》序
自从有了文学史以来，散文就好像是受到了歧视。一般人谈论起文学类别来，也往往只谈诗歌、小说、戏剧这“老三样”。即使谈到散文，也令人有“敬陪末座”之感。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然而有其原因。
一般讲到散文的应用，不外抒情与叙事两端。抒情接近诗歌，而叙事则邻近小说。散文于是就成了动物中的蝙蝠，亦鸟亦兽，非鸟非兽。在文学大家庭中，仿佛成了童养媳，难乎其为文矣。
不管是抒情，还是叙事，散文的真精神在于真实。抒情要真挚动人而又不弄玄虚；叙事不容虚构而又要有文采，有神韵。可是有一些人往往是为了消遣而读书。文学作品真实与否，在所不计。即使是胡编乱侃，只要情节动人，能触他们灵魂深处的某一个并不高明的部位，使他们能够得到一点也并不高明的快感，不用费脑筋，而又能获得他们认为的精神享受，在工作之余，在飞机上，在火车中，一卷在手，其乐融融，阅毕丢掉，四大皆空。
散文担当不了这个差使。于是受到歧视。
倘若把文学分为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话，散文接近阳春白雪。真要欣赏散文，需要一定的基础，一定的艺术修养。虽然用不着焚香静坐，也要有一定的环境。车上，机上，厕上，不是适宜的环境。
你是不是想把散文重新塞进象牙之塔，使它成为小摆设，脱离广大的群众呢？敬谨答曰：否。我只是想说，文学作品都要能给读者一点美感享受。否则文学作品就会失去它的社会意义。但是，美感享受在层次上是不尽相同的。散文给予的美感享受应该说是比较高级的美感享受，是真正的美感享受。它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洗涤人的灵魂。像古希腊的悲剧，它能使人“净化”；但这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净化。
写到这里，我必须谈一谈一个对散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身边琐事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到近现代，最能感动人的散文往往写的都是身边琐事。即以本书而论，入选的中国散文中有《陈情表》、《兰亭集序》、《桃花源记》、《别赋》、《三峡》、《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祭十二郎文》、《陋室铭》、《钴鉧潭西小丘记》、《醉翁亭记》、《秋声赋》、《前赤壁赋》、《黄州快哉亭记》等等宋以前的散文名篇，哪一篇不真挚动人，感人肺腑？又哪一篇写的不是身边琐事或个人的一点即兴的感触？我们只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只有真实地写真实的身边琐事，才能真正拨动千千万万平常人的心弦，才能净化他们的灵魂。宇宙大事，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当然能震撼人心。然而写这些东西，如果掌握不好，往往容易流于假、大、空、废“四话”。四话一出，真情必隐，又焉能期望这样的文章能感动人呢？
在这一点上，外国的散文也同中国一样。只要读一读本书中所选的外国作家的散文，就能够一目了然，身边琐事和个人一点见景生情而萌生的小小的感触，在这些散文中也占重要的地位，我就不再细谈了。
谈到外国散文，我想讲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那几个文化大国中，文学创作都是非常繁荣昌盛的，诗歌、小说和戏剧的创作都比较平衡。一谈到散文，则不尽如此。有的国家散文创作异常发达，有的国家则比较差，其间的差距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比如，英国是散文大国，这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这里的散文大家灿若列星，一举就能举出一连串的光辉的名字。法国次之，而德国则几乎找不出一个专以散文名家的大家。原因何在呢？实在值得人们仔细思考而且探讨。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至少是最大的散文大国。我在大学里读的是西洋文学。教我们英国散文的是后来当了台湾外交部长的一位教授。他把英国散文说得天花乱坠。我读了一些，也觉得确实不错。遥想英国人坐在壁炉前侃天说地的情景，娓娓而谈，妙趣横生，真不禁神往。愧我愚鲁，感觉迟钝，一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憬然顿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世界上真正的散文大国其实就是中国。在“经”中间有好散文，在“史”和“子”中，绝妙的散文就更多。在“集”中，除了诗歌以外，几乎都是散文。因此，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以及从历史上悠久上来看，中国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事情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
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明中国散文的优越性。自从五四倡导新文学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管齐下，各有独特的成绩。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四个方面，哪一方面成就最大？言人人殊，不足为怪。我不讨论这个论争。但是有人说，四者中成就最大的是散文。我不评论这个看法的是非曲直；但是我觉得，这种看法是非常深刻，很有启发性的。专就形式而论，诗歌模仿西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小说，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哪里有一点《三国》、《水浒传》、《红楼梦》和唐代传奇、《今古奇观》、《聊斋》等的影子？它们已经“全盘西化”了。至于戏剧，把中国戏剧置于易卜生等的戏剧之中，从形式上来看，还有一点关汉卿等等的影子吗？我不反对“西化”，我只是指出这个事实。至于散文，则很难说它受到了多少西方影响，它基本是中国的。我个人认为，这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散文国家这个事实，有密切关系。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散文成就最大，难道还能有什么理由来批驳吗？
既然把散文摆上了这样高、这样特殊的位置，散文，特别是中国散文的特点究竟何在呢？有人说，散文的特点就在一个“散”字，散文要松松散散。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写到什么地方，就写到什么地方。率意而行，一片天机，挥洒自如，如天马行空。何等潇洒！何等自如！我对这种说法是有怀疑的。如果不是英雄欺人，就是完全外行。现在确实有些散文确实“散”了，但是散得像中小学生的作文。这样的东西也居然皇皇然刊登在杂志上，我极不理解。听说，英国现代个别作家坐在咖啡馆里，灵感忽然飞来，于是拿起电话，自己口述，对方的秘书笔录，于是一篇绝妙文章就此出笼。这是否是事实，我不敢说。反正从中国过去的一些笔记中看到的情况与此截然相反。一些散文大家，一些散文名篇，都是在长期锻炼修养的基础上，又在“意匠惨淡经营中”的情况下，千锤百炼写出来的。尽管有的文章看起来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一点费力的痕迹都没有，背后隐藏着多么大的劳动，只有作者和会心人了解，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散文和世界散文的一点肤浅的看法。我自己当然认为是正确的，否则就不会写出来。至于究竟如何，这要由读者来判断了。
因为自己不在坛上，对文坛上的情况不甚了了。风闻现在散文又走俏了。逖听之下，不禁狂喜，受了多年歧视的散文，现在忽然否极泰来，焉得不喜！而读者也大概对那些秘闻逸事，小道新闻，政坛艺坛文坛上的明星们的韵事感到腻味了。这是读者水平提高的表现，我又焉得不喜！
在这样出书难卖书难的十分严峻的环境中，江苏文艺出版社竟毅然出版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散文精华。对于这样的眼光与魄力，任何人也不会吝惜自己的赞扬。这篇序文本来是请冯至先生写的。他是写这篇序文的最适宜的人选。可惜天不假年，序写未半，遽归道山。蒙编选同志和姚平垂青，让我来承担这个任务，完成君培先生未竟之业，自愧庸陋，既感光荣与惶恐；哲人其萎，又觉凄凉与寂寞。掷笔长叹，不禁悲从中来。
1993年5月5日
《张侠画集》序
张侠同志把她离休后所作的画，收集成册，准备出一本画集，索序于我。我第一个想法是感到光荣。我这样一个至少是半个画盲者，竟能有机会“佛头着粪”，实出意料，因此十分感激她对我信任。但是，第二个想法就有点不妙。我不习惯于说谎，说句老实话，我有点担心。我曾在全国旅游胜地的许多堂皇豪华的大旅馆的走廊里，看到过不少的挂在那里的书法绘画，色彩鲜丽，笔墨飞舞，纸张洁白，装裱工整。瞄准的当然是“老外”或“老内”的钱包。在当今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这本来是未可厚非的。然而，只要一看字画本身，却不禁让人气短而且脸红：这样的字画怎么竟肯张挂出来待价而沽呢？联想到张侠同志的画，我不禁暗自思忖：会不会也是这一流的货色呢？
等到张侠同志亲临寒舍，把原画的照片拿给我看的时候，我稍一翻看，就不禁大吃一惊：这些画同我想象的是多么不相同啊！我暗自谴责，我是窗棂子里看人，把人看扁了。难道这也是一种“一次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的表现吗？
张侠同志的画表现了她是一个多面手。山水画、人物画、花鸟虫鱼画，无不具备，而又无不精妙。气韵生动，妙趣天成，笔墨挥洒自如，布局时见匠心，是中国的传统，但又不落俗套。一个毕生从事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离休晚年，竟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我内心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我自己深知，像我这样一个半外行的意见，不见得会有多大分量。但是，我自己虽然没有画过画，对画家一向是羡慕的，而且古今中外的名画，我在国内外确实看过不少。说我审美水平很高，当然是过分夸大；但倘说我一点水平没有，也不是实事求是之辞。绕了这样多弯子，我无非是想说，我对自己的审美水平还是有点信心的。再退一步说，即使我的审美水平不够高，以中国之大，世界之大，人才之盛，文风之烈，内行里手，到处都有，难道他们也不能给张侠同志的绘画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吗？跂予望之矣。
我怀着这种愉快而又期望的心情，写了这一篇短序。
1993年5月24日
《东方文学名著鉴赏大辞典》序
在中国，规模比较大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开始的。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这是无论谁都必须承认的。
在这四十多年中，我逐渐观察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以综合大学外语系科和外国语学院的教师为主；一个“阵营”是以师范大学或师范学院教外国文学的中文系的教师为主。前者通外国语言，但文艺理论水平一般较差；后者许多人不懂外国语言（如教东方文学的大都不懂除日语外的有关国家的语言），但文艺理论水平较高，汉语水平也较高。两个“阵营”的优缺点，正好能互相补充。虽然是两个“阵营”，但决无互相轻视之意，而是互相尊重，切磋琢磨。四十多年以来，有时候在一起开会，更多的时候是分开来开会。有时候联合写书，更多的时候是分开来写。我在上面提到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我个人认为，这成就来自两大“阵营”共同的努力，不能有别的解释。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能够举出一些若干例子，说明两个“阵营”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否认，这个现象确实存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两个“阵营”的划分是颇为明显的。
而且“阵营”的形成，也有其客观原因。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地来看这个问题，其形成原因并不复杂。大学和学院的中文系规定必须讲授外国文学，本系教员又必须承担。他们多半是念“子曰”、“诗云”出身，蟹行文字有点隔膜。于是只好依靠翻译，又济之以自己的汉文水平，再努力学习文艺理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其成就就极为可观了。
在另一方面，大学外语系的教员，有关国家的语言文字是精通的；但文艺理论和汉语水平决不能一蹴而就。在这方面，相形之下，就稍逊于中文系的同行们。
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环境造成的，教员个人不能负多大责任。幸而，至少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两个“阵营”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精诚团结，不分彼此，从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为新中国的学术贡献了力量。
现在，由陶德臻、张朝柯、何乃英、郑忠信等同志主编的《东方文学名著鉴赏大辞典》出版了。他们四位都是属于第二个“阵营”的。但是，一看书中的作者，却是两个“阵营”的学者都有。这就充分表现了我上面说的那一种合作的精神。因此，至少对我来说，书的质量也就有了保证。我热烈祝贺这一部辞典的出版。
这一部大书虽然名之曰“辞典”，实际上却与一般的辞典不同。一般的辞典条目多，条目短，有时候短到几十个字，查阅起来，只能给人一点一般的概念。但是这一部辞典却不一样。书中以作品为单位，每一部书一个词条，词条的平均长度为四五千字。这样一来，每一个词条都等于是一篇不太短的论文，文中条分缕析，阐述详尽，读者对每一部东方文学名著所需要的了解，文中应有尽有。这实际上成了一部论文集，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辞典”。我热烈祝贺这样一部辞典的出版。
当今之世，出书之难尽人皆知之矣。东方文学又不是一个热门学科。出版这样的书实有悖“向钱看”的时代潮流。没有一点“呆气”是不肯从事这项研究工作，也决不肯出这样的书的。然而，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历来维护文化命脉的往往是一群“呆子”。“呆子”是我们文化的寄托者，是我们文化的中流砥柱。因此，我应该更加热烈地祝贺这一部辞典的出版。
是为序。
1993年5月25日
《人学大辞典》序
人类从其余的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以后，真不愧“万物之灵”这一头衔。他们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自己。到了今天，他们创造出来的文明，光辉灿烂。大之能登上月球，进入宇宙；小之能深入原子，穷极微藐。其他动物而有知，必定会甘拜下风的。人类在有意无意之间，自命为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主人，气焰万丈，不可一世了。
然而，夷考其实，却不禁令人气短。他们有点像《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一个筋斗能跳十万八千里，神通真可谓广大矣。可是一旦被如来佛抓入手中，他在连翻无数的筋斗，自以为已经到了天地尽头，在五根大柱子下撒了一泡猴尿，翻身回来以后，才知道并没有跳出如来的手心。
这如来的手掌，对人类来说，不是别的什么奇特的东西，而就是人类本身。
但凡有点自知之明的人，都会承认，我们对于自己这一架看似微末，人人都有的躯体，了解得实在少得可怜了。这样一个“人”，不管是它的自然属性，还是它的社会属性，我们都所知不多。在自然方面，我们对自己的躯体确已有所了解。对人体的骨骼，甚至对骨头的数目，我们都能了解。对脉络，甚至对血液流动的规律，我们都能掌握。然而一进入神经领域，我们就捉襟见肘。这光靠解剖刀是无能为力的。即使被解剖的是活的；但是，解剖刀一下，立即变为死的。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医生和生理学家，也只有望刀兴叹了。至于人体特异功能，虽然不能说得过于神乎其神，但它的存在却不容否认。为什么会有这种特异功能呢？至今还没有人说得清楚。
在社会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的组织结构等等，在过去的五六千年的历史上，我们人类都能逐渐有所了解，逐渐处理了解决了一些。但是矛盾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这些矛盾，在过去表现为改朝换代。到了今天，就促成了全球大震荡，几乎有一个民族就要形成一个国家。其根源究竟何在呢？我们能说都清楚吗？
在自然与社会的范畴之外，也许是就在这个范畴之中，还有一个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人没有能够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口口声声要“征服自然”。大自然是不会说话的，孔老夫子说：“天何言哉！”指的就是这样情况。但是，一旦过分触犯了它，它的惩罚却是十分严峻十分可怕的。到了今天的20世纪末，许多冷酷的事实已经出现在人类面前。举其荦荦大者，就有人口爆炸，大气污染，酸雨飞扬，臭氧层被破坏，生态平衡被破坏，新疾病产生，等等。哪一项解决不好，都能使人类活不下去。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全世界有识之士已经看到这一点。但是大多数人还在懵懵懂懂中，包括一些有权势者，他们还在“错把杭州当汴州”，真令人不寒而栗。
鲁迅先生认为，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类何独不然？但是，无论是一个人，还是整个人类，要做到这一步，都是十分艰难的，是要经过努力拼搏的。至于本书“前言”中所说的“推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诚属必要，但这却只是最起码的要求，只是生存、温饱和发展的起点。我个人认为，要想完全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正确解决我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人本身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与大自然之间的问题。第一个是人的自然属性，第二个是人的社会属性，第三个兼及前二者。这三个问题的中心环节是“人”。我们必须把“人”弄清楚，而“人学”尚矣。
顾名思义，本词典就是探究“人学”的词典。它包容的是“哲学人学”，汇总古今中外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在哲学的高度上关于人的各种观点和理论。我相信，这些观点和理论代表着东西方最高水平的智慧，对我们会有极大的启发。因此，我们应当对两位编者表示我们的谢意和敬意。
但是，我还想画蛇添足，再罗嗦上几句。我们决不能就以此为满足，我们还必须以此为起点，向前迈进。“人学”可以说是一门新兴的科学，要想认真解决我在上面提出的三大问题，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这一门学问牵涉到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志于“人学”研究的学者们必须通力协作，方能有成。
我希望我这些话不是空话，不是废话。是为序。
1993年5月29日
《最可敬的人——中国大学校长忆恩师》序
《礼记·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郑玄注：“严，尊敬也。尊师重道焉。”从那以后，“尊师重道”这句话，就广泛流行于神州大地。这也确实反映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方面，不只是停留在字面上。
先师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六纪”中之一纪即为师长。可见尊师也属于抽象理想最高之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决不可等闲视之。
我并不是说，西方国家不尊重师长。然而同中国比较起来，犹如小巫见大巫，迥乎不侔矣。因此，谁要是想找一个尊师重道的大国，他必须到中国来。
尊师重道的传统，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到了十年空前浩劫期间，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拨乱反正以后，虽有所恢复，然而已非昔比了。好学深思之士，关心我国文化教育发展的前途，惄然忧之。
现在，童宗盛先生编选了这一部《最可敬的人——中国大学校长忆恩师》。这虽然只能说是尊师重道的一个方面，然而其意义是决不能低估的。如果我说，童宗盛先生是颇有一点“挽狂澜于既倒”的劲头的，这恐怕决非过誉吧。我相信，全国有识之士，承认尊师重道的必要性的人，关心中华文化教育发展的人，志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人，会欢迎这一部书的。因此，我怀着愉快而又渴望的心情，写了这一篇短序。
1993年6月30日
《玉华宫》序
胡戟同志等编《玉华宫》既竟，索序于予。我对于玉华宫了解不多，踟蹰不敢应命。我虽不文，学殖贫瘠，但自问为人写序向不肯只说空话、废话，这一次也不甘例外。不敢应命的根源就在这里。但是，经过胡戟同志再三说明，小友荣新江又从旁敦促，同时还读了一点资料，觉得还是有话可说的。最重要的写作动力来自唐代高僧玄奘。这一位大师为我素所景仰，他的名著《大唐西域记》，我曾伙同一些学者做过详细的注释。既然玉华宫同玄奘有密切联系，我怎么能拒绝写序呢？
玉华宫，原来是唐初诸帝避暑的地方。玄奘于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由天竺回国，先住弘福寺。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驾幸玉华宫，敕追奘法师。这一次只是一次短暂的停留。到了高宗显庆五年（660年），“法师以为在京多务，恐难卒了（指《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的翻译工作），于是屡请居山，方蒙恩许，往玉花宫寺翻译”（见《大正新修大藏经》50，218c）。从此以后，一直到涅槃，玄奘就住在玉华宫。
玄奘晚年，一些很有趣味的事情（对我们俗人来说）就都发生在玉华宫。比如，“法师从少以来，常愿生弥勒佛所。及游西方，又闻无著菩萨兄弟，亦愿生睹史多天宫，奉事弥勒，并得如愿，俱有证验，益增克励。自至玉花，每因翻译及礼忏之际，恒发愿上生睹史多天，见弥勒佛”（见上书卷，219a）。从这里可以看出玄奘晚年住玉华宫的信仰。又比如，在法师临终前，他仍坚信自己能上生弥勒佛所在的睹史多天。到了高宗麟德元年（664年），法师六十五岁，法师摔伤了脚，卧病。是年二月“五日中夜，弟子光等又问：‘和上定生弥勒前不？’报云：‘决定得生。’言讫舍命”（同上书卷，219c）。《行状》上记载玄奘住玉华宫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不一定都是宗教信徒，书上的记载我们不见得都能相信，但是，玄奘这个人，除了虔诚的佛教徒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品质中最优秀最突出的一点：硬骨头精神。他敢于排除万难，九死一生，到天竺去求佛法。没有迥异常人的精神，是办不到的。鲁迅先生称之为“中国的脊梁”的人中就有玄奘。到了今天，虽然朝代已经换过多次，时移世迁，沧海桑田。但是这种硬骨头精神还是我们所需要的。因此，我们还能够从玄奘身上学习很多很有用的东西。
玉华宫所牵涉到的当然不止玄奘一人，也还同唐初几个皇帝有联系。从这些皇帝身上，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还是能够学到点什么的，比如唐太宗的为政清明，逆耳之言能够听得进去，等等，对我们今天不是还有借鉴意义吗？
此外，玉华宫这个地方，在我们赤县神州，是山明水秀，属于“江山如此多娇”这个范畴的名山胜地，是大自然独垂青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表现。由于它的历史意义和自然风光，在唐代就吸引了一批著名的诗人到这里来流连忘返，诗圣杜甫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诗人留下的诗篇，无疑会给这个地方增添无量朦胧的美。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说，玉华宫是一处集高僧、皇帝、诗人、秀丽风光于一身的四位一体的名胜古迹。在历史上起过作用。在当前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建设我们国家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它对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起点作用呢？这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古为今用”吧。我想，胡戟同志等之所以编撰这一部《玉华宫》正是出于这样的用意的。因此，我乐于为这一部书写这样一篇短序。
1993年7月3日
《清代海外竹枝词》序
竹枝词，作为乐府曲名，虽然起源于唐代。但是，我总怀疑，它是源远流长的。它同许多中国文学形式一样，最初流行于民间，后来逐渐为文人学士所采用。而对竹枝词来说，这个民间可能就是四川东部巴渝一带地区。唐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有一次他来到建平（今四川巫山县），听到了民间的儿歌，受到启发，写了《竹枝》九篇。每首七言四句，绝类七言绝句，但不甚讲平仄，押韵也较灵活。当时白居易也有《竹枝》之作。
刘禹锡在《引》中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刘禹锡并无意把《竹枝》的产生地带同《九歌》联系起来。但是，我认为，这是可以联系的。中国古代荆楚一带文化昌盛，几年前发掘出来的编钟震动了世界，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巴、渝地邻荆楚，可能属于同一个文化圈。民间宗教信仰以及祭神仪式和乐章，容或有相通之处。
从歌词内容上来看，也可以看出一些线索来。中国古代南方荆楚一带的诗歌，比如《楚辞》，意象生动，幻想联翩。勉强打一个比方，可以说是颇有一点浪漫主义的气息，同北方以《诗经》为代表的朝廷或民间的诗歌迥异其趣，这种诗词威仪俨然，接近古典主义。竹枝词在情趣方面比较接近《楚辞·九歌》等荆楚文学作品。
根据上面这些考虑，我就怀疑竹枝词是源远流长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竹枝》或《竹枝词》命名的文学作品不是太多。这方面的专著或论文数量也极少。我个人觉得，这似乎是一个小小的憾事。
王慎之先生是一个有心人，多少年来就从事竹枝词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成绩斐然，已有专著出版，享誉士林。现在她又搜集了外国竹枝词，包括了东西方很多国家。作者不一定都曾身履其境，但竹枝词中所描绘的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情趣，却几乎都是生动活泼，栩栩如身历。这会受到士林，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同行们的热烈欢迎，是完全可以预卜的。我向她祝贺。
外国竹枝词，同中国竹枝词一样，作为一个文学品种，非常值得重视。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较之中国竹枝词，外国竹枝词还有更值得珍惜的一面。几年前，我写《中印文化交流史》时，曾利用过清尤侗的《外国竹枝词》中有关印度的那几首。把古里、柯枝、大葛兰、榜葛剌那几首都引用到书里，给平庸单调的叙述凭空增添了不少的韵味。我相信，留心中印友好关系的读者，读了这几首竹枝词以后，也会感到情致嫣然，从而增加了对印度人民的理解与感情。其他国家可以依此类推。由此看来，这些外国竹枝词的意义就不限于文学方面，其政治意义也颇值得重视了。
我向王慎之先生祝贺，祝贺这一部书的出版。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写了这一篇序。
1993年7月4日
《孟加拉国政治与经济》序
孟加拉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建国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但是一旦建国，立即同我国凝成了深厚友谊，往来频繁；不管国际上多么多变，波谲云诡，中孟关系始终友好。这是十分难得的，我们中国人民决不会忘记。
再转回若干年回到历史中去，中国同孟加拉地区的友好往来，更为频繁。我在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时，曾注意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明初中国对外活动的高潮时期中国几部涉外的书籍，比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等里面对孟加拉（榜葛剌）的记载独详？我的解释是，当时的榜葛剌地区是南亚次大陆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明的地方。这种情况还延续了下来，到了后代孟加拉一直是人文荟萃之地，诗人、作家、艺术家、改革家风起云涌，蔚为大观，非其他地区所能及。
尽管还有困难，今天的孟加拉国正继承着这个优秀的文化和经济传统，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她也继承了历史上的中孟友好关系，珍视这种历久不衰的传统友谊。我们中国人民和政府也从来没有忘记我们这一位可靠的、患难与共的老朋友，尽上我们的力量，加深这个传统友谊，使之与日俱新，万古常青。
可是我们也遇到了困难：我国人民尽管渴望了解孟加拉国，由于缺少这方面的书籍，却无从了解起。这应该说是一件大憾事。
现在谢福苓、林良光等同志编的《孟加拉国政治与经济》出版了，这一件憾事可以说是得到了圆满的弥补。这几位同志长期从事孟加拉国的研究，勤勤恳恳，兀兀穷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对这些资料作了细致的分析，结果写成了这一部书。过去他们已经发表过一些论文，得到了同行学者的好评。此书也必将受到普遍的欢迎，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这一部书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人民对孟加拉国的了解，增强我们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我乐意为之写这样一篇短序。
1993年8月1日
《谢华朱继龙绘画合集》序
我一不能书，二不能画。但是，在过去五六十年中，我曾在国内外许多著名的美术馆或博物馆中，在私人收藏家的书斋中，看过许多古今名画，潜移默化，养成了一点品画的能力，还颇有点自信。
我认为，品评中国国画不出两途：探究布局结构，品评笔墨气韵。前者适用于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画，后者只适用中国国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有一些画，比如宋朝画院里的花鸟画，还有清朝四王的山水画，布局结构比较平板，但仍不失为杰作，主要原因就在笔墨气韵之中。这个看法恐怕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谢华先生的山水画和朱继龙先生的花鸟画，我不能不认为，他们的画在布局结构方面不落俗套，时有新意，而在笔墨气韵方面又生动流畅，有些地方大气磅礴，淋漓尽致，墨韵直扑人眉宇。结构与笔墨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我们现在常讲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因为这句话提得正确，提得及时，它已成为全体炎黄子孙的共识。我们民族优秀文化表现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其中我们的国画必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无人能否认的。因此，我们今天提倡国画，决不能就画论画，而应该把眼光放远放宽，应该从弘扬民族文化这个水平上来看待这个问题。
现在再回到谢朱两位先生的国画上，他们的成就的意义决不是雕虫小技，这一点已经是非常明确，用不着再多费话了。
谢华先生和朱继龙先生都是山东临清人。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临清为南北交通枢纽，历史上文化名城。在新时期，这个光荣传统还有待于继承和发扬。他们二位都还年轻，在艺术创作上，正是如日中天之时。我这个年届耄耋的乡人，衷心希望他们戒骄戒躁，不断进步，为临清争光，为山东争光，为中国争光。在他们的绘画合集出版之际，写了这一篇短序，寄托我的希望。
1993年9月1日于北京大学
《雪庐诗稿》序言
余向不能诗，但阅读既多，自谓稍能解诗。至于知人论事，则“世故老人”如不佞者，殊不敢妄自菲薄矣。
而立之年，余负笈欧陆十年余。归国后滥竽北大教席垂五十年。其间曾漫游亚、非、欧二十余国。见闻颇广，阅人亦多。又历经国内各种运动，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对世态之炎凉与夫人物之心态，自谓已能洞察幽微，如烛毁犀，知人之明，油然而生。直至今日，已届耄耋之年。宋词“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他阶前点滴到天明”。此种境界过去望之如蓬莱仙山，而今视之，则宛在眼前。此心已作沾泥之絮，不逐东风历乱飞矣。
然而数年前，经刘月莲女士及黄晓峰先生之介绍，在京得识梁雪予老先生，蔼然仁者，即之也温。借用小说套语，真乃“一见如故”，“一见倾心”。不意人世间竟尚有高人如雪翁者。得识此翁，即称之为不虚此生，亦不为过也。
先生之诗，虽阅读再三，殊不敢赞一辞。《雪庐诗稿》，因在澳门出版，内陆流传颇少，可谓一大憾事。古人论人，多以道德文章并举。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先生之高风亮节，彰彰在人耳目。独先生之文章殊尚隐而不彰，我辈知先生者，决不应任其如此。顷接月莲电告，大陆将出版《雪庐诗稿》。如此，则先生之道德文章皆能大昭于天下，乐何如之！故喜而为之序。
1993年9月10日
《文学语言概论》序
李润新同志要我给他的新著《文学语言概论》写一篇序。最近，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忙乱时期，身上负的各种各样的债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文债、信债、会债、咨询债、顾问债、座谈会债、招待会债、送往迎来债、采访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有时候烦上心头，简直想“出家”，以了尘缘。因此，润新的要求，我本来想加以拒绝的。但是，一读到他的来信，看到他的书稿，我立即改变了主意，不但要写，而且立即就摆脱众债拿起笔来。难道他的信和书就能有这样大的神力吗？不完全是。主要是因为他的想法，实获我心。我早就像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了。现在就借机来吐一下。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散文大国。这是天下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的私见。事实俱在，毋庸论辩。从文学语言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散文丰富多彩，灿如百花。所谓文学语言，内容极为丰富，但是，以我浅见，不出两途：一是修辞，二是风格，二者有密切联系，但又截然可分。二者相较，风格尤重于修辞。修辞，一两句内就可以看出，而风格则必须综览全篇，甚至若干篇，才能够显现。总之，写文章，必须重视修辞，而风格更要重视。
太远太大的例子不必举了。仅就唐宋八大家而论，从风格上来看，在唐代，韩是韩，柳是柳，明眼人一看便知，决不会混淆。在宋代，欧是欧，苏是苏，王是王，曾是曾，泾渭分明，也决不会混淆。甚至在三苏之中，也自有不同。降而至于明清，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风格清新、险怪。归有光虽接近清代桐城派，细视之，也决不雷同。至于桐城派中，方、刘也有区别。清末的散文家龚自珍，更有独特的风格，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
五四运动以还，文言改为白话，文字工具虽变，但风格之差异，在一些大家笔下，仍然能够区分。鲁迅无论矣。即以茅盾、巴金、老舍等而论，也各自有各自的文风，决不雷同。他们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
近四五十年以来，我们论文多以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准绳，这本来是未可厚非的。标准的说法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实则思想性霸占了垄断地位，艺术性只成了一句空话。至于什么叫思想性，真正的思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在这里姑不细论。谁要是一强调艺术性，现成的帽子就会落到你的头上。结果是谈虎色变。大家写评论文章，甚至撰写中国文学史，大都是高谈阔论他们所谓的思想性，而对一个作家或一篇文章的艺术性，则只是倒三不着两地、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空洞的话，应景而已。
产生的结果怎样呢？有目共睹，不，应该说，有的人熟视无睹，中国过去的悠久的优秀的散文传统，被忽视，甚至被抛弃了。在今天散文坛上（如果有这样一个坛的话），风起云涌，新的著作层出不穷。专门刊登散文的刊物，也颇有几家。看上去煞是热闹。然而夷考其实，则不禁令人气馁。从修辞和风格两个方面来看，今天的散文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我称之为“搔头弄姿派”。这一派刻意雕琢，在修辞上死下工夫，“语不惊人死不休”。上焉者也还能够写出几篇打扮得漂漂亮亮如七宝楼台一样的文章。下焉者则不知所云。如果认为我夸大其词，我不妨顺手举一个例子。在一个很有水平的很受到欢迎的大型的散文刊物上，有一篇叫《外婆与月亮》的文章。开头两句是：“故乡独在遥远，我亦独在遥远。”接下去，类似的词句颇多。我再引上几句：“爱与恨这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最早我便源于外婆的‘土炕文化’，善良的仙姑善良的老狐善良的月光……”第一个例子让人似懂非懂，第二个例子懂是懂得的，然而语法却怎样也无法分析。现在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倡“模糊语言学”；但是，那里的“模糊”是非常有道理的。这篇文章的“模糊”，我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出道理来。这篇文章决不能独擅专利，类似的文章还有不少。这样的文章我称之为“搔头弄姿”派，难道还能算是刻薄算是过分吗？
另一大流派我称之为“松松散散派”。有人主张，散文的真髓就在一个“散”字上。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完全是大白话，一无修饰，本色天成。这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有一些作家是这样的。在诗歌方面，陶渊明和白居易的诗是有名的例子。宋代苏东坡的一些散文随笔，也可以归入这一类。但是这些诗文，貌似平淡，实则并不平淡。你越读越有味，有似吃橄榄，食之平淡，而回味无穷。这种平淡的文体是经过长期修养与磨练，又济之以个人的天赋，返朴归真，才能够形成的。如果率尔操笔，则凡能说大白话又稍能识几个字的中国人，都可以成为散文家，散文文坛岂非要广被神州吗？
可惜得很，在当前中国的文坛上，确有不少的散文家可以归入这一派。他们的文章涵义并不深远，造词遣句又有时欠考究。生造的词儿和不通的语法，时有所见。这样的文章确不雕琢，读起来也明白易懂。作为公牍文书，新闻记录，未始不是好文字。然而说它们是文学，则不佞期期以为不可。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近四五十年以来文学只重视所谓思想性，而根本抹煞了艺术性。流毒所及就造成了这种情况。以中国这样一个散文大国，有这样悠久辉煌的历史传统，到了今天，竟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实在不能不让人担忧，让人惋惜。
我最近经常考虑的就是这些问题。李润新同志也考虑到了这个现象，所以号召人们重视文学语言，重视文学的风格。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我说“实获我心”。我就利用写序的机会，把我的看法写了出来。至于《文学语言概论》本身，体大精思，理论多是从实践中抽绎出来的。明眼读者自能鉴赏，用不着我多来费话了。是为序。
1993年9月11日
《东方文学史》序
1987年，我们出版了一部《简明东方文学史》，参加撰写者都是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当时尚称为东方语言文学系）研究东方各国文学的同仁们。既然称之为“简明”，则必尚有不简明者在。事实正是如此。那一部书出版以后，我们立即扩大撰稿者的范围，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其他一些单位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们，着手撰写《东方文学史》。这一部书的规模较《简明东方文学史》要大得多，材料要丰富得多，人力的投入也大得多。几易寒暑，历时五年，终于撰成。原计划100万字，实际结果则是120万字。我们相戒不使用或者少使用第二手资料，资料基本上都采自原著。其中甘苦，内行人都是能理解的。我们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间产生问题，解决问题；产生矛盾，化解矛盾。有时真如山重水复，但又终于柳暗花明。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终于走到了目的地。恕我不避老王卖瓜之嫌，称此书为空前的巨著。它实际上表现了我国东方文学界在过去四五年中努力研习东方各国文学的水平。
我曾为《简明东方文学史》写过一篇篇幅颇长的“绪论”，写成于1986年3月。在那里面，我阐明了我对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看法，主要讲了东西文化的异同问题，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发展。阶段问题和文化交流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年。我默自省念，以我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这些看法还是能站得住的，至少是能自圆其说的，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我还不想做什么改变。读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阅。
但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既然已经过去了7年，我虽然年迈，但是还不太糊涂，而且我从来也没有让自己的脑筋倚老卖老，停止运转，因此，在认识方面也有了一些提高，把原来的想法发展了，使之深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现在写这一篇序，就不再重复讲在《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中讲过的话，只把我自谓的新发展简略地谈一谈，窃比于古之乡人献芹，野叟献曝，供大家参考。
开宗明义，开门见山，我先讲上一句：我的新发展就在于，我对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对世界未来的文化，对人类的未来所起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兹事体大。最近几年来，我曾多方思考，殚精竭虑，写过许多篇长长短短的文章，在国内外一些学术研讨会上，在多次被采访时，我都曾提到了我的新看法。内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够说清楚的。我在这里只能讲一个大体的轮廓。简而言之，我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其根本差异之根源就在于思维模式。东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综合的，用一句常用的话来说就是“合二而一”。而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用一句常用的话来说就是“一分为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分为二的分析思维模式制约下，近几百年以来，无论是在物质文明方面，还是在精神文明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伟大辉煌的成就。不但对大自然的了解更细致了，更深入了；而且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也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直至今日，世界各国人民无不蒙受其利，无远弗届。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是必须承认的，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是，西方一些大国因此就自命为天之骄子，作威作福，狂妄蛮横，颇似当年的佛祖释迦牟尼，一降生，走了七步，大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们忘记了一条根本的历史经验：世界上从来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当然也就从没有一个永恒不变万世常存的文化。
骄纵的不可一世的西方人所得到是不是就是绝对真理了呢？当然不是。我先讲几个事实。自然科学是西方的杀手锏。然而在自然科学范围内，人们逐渐发现，有一些现象，西方的理论和实验都无法解释。在人类社会方面，西方人经常是“兄弟阋于墙”。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好的例子。杀人成山，血流成河，自己还一个劲儿捉对儿厮杀。如果他们的文化真正是尽美尽善的话，这种兄弟间惨绝人寰的悲剧又怎样来解释呢？西方有识之士，尽管对自己的文化所产生的根本弊端认识还是肤浅的。但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文化是有问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施本格勒的《欧洲的沦亡》一书，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又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次大战时间更长，死人更多，破坏更大，影响更坏。西方的有识之士再一次猛省。他们苦思苦虑，想寻求一条出路。然而出路在哪里呢？西方不亮东方亮。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向东方寻求智慧。于是《老子》、《庄子》在欧洲再一次风靡。又加上了《易经》、禅宗、大乘佛教等等。西方学子趋之如鹜了。
西方所寻求的东方文化是什么样子呢？我在上面已经说到，东方文化的基础是合二而一的综合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表现在各个方面，最集中地表现在哲学上，而在哲学中又最集中地表现在中国哲学史上流行了几千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上。这种思想在中国的儒释道中都有所表现。我觉得，宋代的大哲学家张载在他著的《西铭》中的两句话表现得最集中最深刻最通俗易懂：“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人合一”思想一言以蔽之，讲的就是正确处理大自然（天）与人的关系的问题。处理天人关系，不出两途，一是对抗，一是和解或了解、理解。西方采取的是对抗，他们常说什么：征服自然，俨然以自然为敌人，压榨之，剥削之，蛮横地对大自然索求无已，短时间内人们确实过上了豪华的生活，但是他们无限度地挥霍浪费大自然的资源，成为全体人类的阔少爷，败家子。结果怎样呢？全世界有目共睹：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自然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层被破坏，淡水资源匮乏，新的疾病丛生，等等，等等。这些弊端中的任何一项，如果无力制止，都能够使人类无法活下去，必然导致人类社会的灭亡。事实俱在，我决非危言耸听。这一点，西方有识之士中有的人已经看到了，然而却似乎束手无策，徒发哀鸣。
我认为，救之之道，就是努力宣传而且遵行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东方思维模式的综合性具体产生出来的。有人可能问：为什么东方也同样有这些弊端，一点也不比西方少呢？我觉得，东方虽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但是在当今世界大潮中，也被卷入奔腾澎湃的波涛中，不能自拔。对这些弊端有的人甚至视而不见，醉生梦死，灾祸当前而怡然懵然。这是多么危险多么可怕的事啊！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再过七年，一个新世纪21世纪就要降临到人间。我们人类，东方人和西方人都要深刻领会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还要见诸行动，共同来消灭上面说的那一些弊端和灾害，使全人类能够顺利生存下去。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许多东方人和西方人都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重放光芒的世纪。西方有识之士想向东方寻求的智慧，也无非就是这些东西。我决不是说，西方文化将要消灭，东方文化将代之而起代之而兴。这样说是绝对错误的。西方几百年来所创造的给人类带来福利的文化决不会消失的，而是在同东方文化的融合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这种融合也决不会是对等的，平等的。它必然以东方文化为主，再汲取西方文化中有用的东西，使人类文化再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一新纪元。
极其简略地说，我对在《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中所表达的思想的新认识，新发展，就是如此。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东方文学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读我们撰写的这一部《东方文学史》，应当站在这个高度上。书中不管哪一个东方国家的文学，归根结蒂，都必然或多或少地表现东方文化的特点。
在撰写《东方文学史》的过程中，我虽然忝居主编之位，实际上，除了出点主意之外，没有做什么事情。主要工作都压到了刘安武教授和其他一些同志的肩上。如果说这一部书能有什么成就和贡献的话，那就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
1993年9月13日
《中国翻译词典》序
现在颇有一些人喜欢谈论“中国之最”。实事求是地说，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最”是极多极多的。几大发明和几大奇迹，不必说了。即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中，在人民日常生活的饮食中，“最”也到处可见。
然而，有一个“最”却被人们完全忽略了，这就是翻译。
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先秦时代已有翻译活动。这是很自然的。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
至迟到了东汉初年，印度佛教就传入中国。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中国僧人和印度僧人，以及中亚某些古代民族的僧人，翻译了大量的佛典，有时个人单独进行，有时采用合作的方式。专就一个宗教来说，称之为“最”，它是当之无愧的。从明清之际开始，中间经过了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和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一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其中间有外国人）又翻译了其量极大的西方书籍，其中也有少量东方书籍。各种学科几乎都有。佛典翻译以及其他典籍的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如果没有这些翻译，你能够想象今天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吗？
这些话几乎都已属于老生常谈的范畴，用不着再细说了。我现在想从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角度上，来谈一谈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上一些大国中，颇有一些有识之士，在认真地思考讨论人类文化的演变和走向问题。英国学者汤因比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他的大著《历史研究》已被译为汉文。他把世界上过去所有的文明分为23或26个，说明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的想法同这个说法相似。我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具体的例子请参看汤因比的著作。我在这里声明一句：他的例子我并不完全赞同。
汤因比把整个中华文化（他称之为“文明”）分为几个。这意见我认为有点牵强，机械。我觉得，不能把中华文化分成几个，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既然主张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延续不断地一直存在到今天呢？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到了点子上。我必须认真地予以答复。
倘若对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仔细加以分析，中间确能分出若干阶段，中华文化并不是前后一致地、毫无变化地发展下来的。试以汉唐文化同其他朝代的文化相比，就能看出巨大的差别。汉唐时代，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占领导地位。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文化的中心。其他朝代则不行。到了近代，世界文化重心西移，我们则努力“西化”，非复汉唐之光辉灿烂了。
但是，不管经过了多少波折，走过多少坎坷的道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中华文化反正没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答复是：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最近若干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翻译问题之风大兴。论文和专著都出了不少，又成立了全国的和一些省市的翻译组织，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最近林煌天同志等又编撰了这一部《中国翻译词典》，可谓锦上添花了。对林煌天等同志编撰这样的词书我是完全信任的。他们在翻译方面，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组织经验。他们编撰的书很有特色，汇集了涉及翻译学术方面的各种词条和有关资料，翻译工作者和文化教育界人士都可用作参考。煌天同志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我乐于接受，同时又乘机把自己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一并写了出来，以便求教于高明。
1993年10月11日凌晨
《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序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南亚诸国与中国是近邻。我们同这些国家自古以来就有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天文、历算等等方面的交流的关系。这种交流丰富了彼此的文化，推动了彼此社会的发展。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我们同南亚诸国都是老朋友，好朋友。
对老朋友的文化——广义的文化也包括政治和经济——，我们在历史上有过研究。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对这种文化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正史和杂史中许多关于南亚诸国的记载，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是万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必然会碰到极大的甚至难以逾越的困难。这一点，连有关国家的学者都是承认的。
可惜好景不长。自从明末清初欧风东渐，西方文化怒潮般地涌向亚洲，带来了一些好东西；但是一些坏东西，比如西方的殖民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者，也蜂拥而至。东方国家，南亚诸国当然也在其中，逐渐堕入水深火热的深渊，自顾不暇，对于邻国的研究与关心，随之而淡漠了。对东方各国的历史与文化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中国，也陷入同样的悲惨，无复昔日之辉煌矣。
中国人民的解放带来了一个转折点。中国对东方国家，其中包括南亚诸国的研究，重新被重视了。北大的东方语言文学系大大地加强了。在一段时期内，它成为北大全校最大的系。这同解放前门可罗雀、在八平方米的小屋内就可以召开全系大会的情景，恍如天上人间了。这里当然也集中了一批学有成就的研究人才。但是，过了不久，我们国家就无端瞎折腾起来，运动是一个接一个。再加上无数的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真正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已经停止，成为天大的憾事。
粉碎“四人帮”以后，天日重明。北大的东语系，连同中国的东方学，重新获得了新生。后来又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创办了南亚研究所，集中了更多的研究人员，同国外兄弟机构也逐渐建立了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我们的研究人员做出了一些可喜的成绩。
又是好景不长。由于一些原因，研究所分了家。归社会科学院编制的人员回到了社会科学院，其余的人都留在北大。虽然分了家，但是共同撒下的种子，仍然在各自的园地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研究人员仍然做出了一些可喜的成绩。
这一部《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的几位作者都是在合并时和分家后的南亚研究所工作过的研究人员，这一部书是他们多年探讨研究的成果。他们勤勤恳恳，积累资料，态度认真，分析细致。这些优点都是我所深知的。因此，我相信，这一部书既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和实用价值，又有学术意义，是一部完全可以信赖的书。它对推进我国的南亚研究，加强中国人民和南亚诸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谊，会起很大的作用。我乐意为这一部书写这篇序言。
1993年12月19日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
最近几年，我在几篇论文中，在学术会议上的几次发言中，都提到了一个观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只要稍稍思考一下，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试想，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我一向主张文化产生多元论。说文化只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产品，即使不是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至少也含有民族歧视的因素，是与历史事实相违的。当人类初成人类时，当由狩猎者变为采集者时，为了生存，人类就会开始交流经验。哪一种动物能吃，好吃；哪一种植物能吃，好吃，这样的经验都需要交流。范围一扩大，组成了部落，部落与部落间的交流，就成了逐渐扩大的文化交流的滥觞。这种交流，对人类的生存与繁殖，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所起的作用是决不可缺少的。事实不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吗？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交流的范围日益扩大。物质方面固然可以交流，精神方面何独不然？宗教信仰可以交流，已为人类历史所证明。天文、历算、科学、技术等等的交流也屡见不鲜。至于哲学、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的交流，更是司空见惯。这些交流所起的作用，不管是能明白无误地感觉到的，还是隐而不彰，难以感觉到的，都有大量的事实可以列举，用不着更多的例证。
到了今天，人类已经处在20世纪的世纪末中；再过不多几年，一个新的世纪就将降临世间。全世界的民族，不管多么僻远，多么落后，无不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了文化交流的甜头。苦头当然也是有的，甜头毕竟为主。但是，我个人深切感觉到，在全球的芸芸众生中，究竟有几个人意识到这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呢？在这一方面，人们大都是浑浑噩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连文化交流这一个概念都完全是陌生的。
同世界历史上一些时代——也可以说是一切时代，因为没有哪一个时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相比，今天的世界并不安定，也谈不到友谊和团结。这种情况彰彰在人耳目，用不着再去描述。我在这里谈的是过去和现在。那么将来怎样呢？如果人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去努力加以改变，则鉴古以知今，鉴今以知未来，人类在未来也不会得到安定，得到友谊，得到团结。
可是我偏偏有一个信念：我相信，不管今天人类所处的境遇多么糟糕，也不管人间有多少是非，有朝一日——当然是在遥远渺茫的未来——人类终将共同跻入大同之域。至于用什么形式，那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步，决不能空等天上会掉下馅儿饼来，人们必须努力，张皇人类中的安定与友谊，和平与稳定。这种张皇不是诉之于宗教信仰，而是诉之于理智，这里面包括思辨与行动。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让人们从切身的感受中了解到，人类是互相依存的，是相辅相成的；人类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浑然一体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其道多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必拘泥。但是，我总认为，其中有一条阳关大道，这就是撰写文化交流史。从中国来说，就是撰写中外文化交流史。写文化交流史，能够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人类的互相依存，说明人类的相辅相成，说明人类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不必空讲大而空的道理，而读者自然就能油然产生友谊与感情，团结与安定从而出现。难道这还不算是一条阳关大道吗？
根据我这种肤浅的了解，我们这一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的目的就在于此。因此，这一套丛书既有深切的学术意义，又有实用的现实意义，决非空洞的为学术而学术。
以上所论，只能代表我个人的想法。我虽是本丛书的主编，决不想强加于人。每一部的作者都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至于材料翔实，立论谨严，实事求是，不尚炫耀，我相信每一位作者都能做到的，就不再啰嗦了。
是为序。
1993年12月20日
《中德关系辞典》序
无论是从历史的久暂来看，还是从文化背景的差异来看，中国和德国都是极为不同的国家。然而从文化交流的观点上来看，两国却又是极为亲密的伙伴。
这一方面的例证是非常多的，我现在极其简略地举上几个。从明末欧风东渐开始，欧洲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蜂拥而来，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东西当然不是来自一个国家，德国在其中占有地位，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至于反过来中国文化涌入欧洲，例证也极多极多，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影响的国家中有德国，也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康熙五十年（1711年），无名氏将《好逑传》译为英文。此书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在同艾克曼谈话时说到此书，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伦理道德发出了今天难以理解的赞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7世纪末叶，斯宾诺莎（Spinoza）和莱勃尼兹（Leibniz）两位大哲学家在德国发动了启蒙运动。二人均受法国大哲学家笛卡尔的影响，可以说是间接受到中国的影响，且又与中国思想有直接关系。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说，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曾受到中国老子的影响。
从那以后，中德两国的文化交流，时而明显，时而隐而不彰，但是始终未断，双方皆蒙受其利。这一点中德两国研究中德文化交流史的学者，都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彰彰在人耳目。这对于促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对于增强两国人民的友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德国人民是优秀的伟大的民族，他们勤劳、勇敢，有智慧，多才能，而又淳朴，忠诚，一旦结成朋友，终生不渝。他们以“彻底性”（Cründichkeit）闻名全球，治学谨严，一丝不苟。因此，虽然立国时间不算很悠久，却以文艺科技方面的成就彪炳寰宇，在这方面至今还在全世界居于领导地位。
我说了这样多的高度赞誉的话，并非出自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而是完全出自个人的体验。我曾在德国住过整整十年，先读书，后工作。我广泛接触了德国社会和德国人民。当时正是法西斯猖狂肆虐的时期。法西斯头子们歧视犹太人，大肆杀戮犹太人；同时也歧视蔑视所谓有色人种。德国人民一向以忠顺服从见称。被法西斯头子蒙蔽者滔滔皆是。中国人是有色人种，当时又是德、意、日轴心的敌人。就是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在漫长的十年中，我竟没碰到一次不愉快的情况，这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的德国老师、我的德国朋友、我的德国同事、我的德国房东，对我可以说是爱护备至。至今时已过，境已迁，回忆前尘往事，仍历历如在目前，我终身难忘。
上面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个人及国家，及世界，我国同德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世界长期的和平，为了人类长远目标的实现，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方面来看，还是从文化教育方面来看，关系都是非常融洽的。我希望，而且也相信，这种友好的关系会延续下去的。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互相学习，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携手共同去完成。过去我们走的是一条阳关大道，今后我们要走的路还会更宽敞，更平坦。我想，这是中德两国的学人以及两国人民的共同的看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连出版社出版了这一部由陈雪根等同志共同编纂的《中德关系辞典》，我焉能不欢欣鼓舞呢？有此一编在手，有关中德双方的各种情况，一目了然。它定能进一步提高双方的相互了解，增进双方的友谊，它预示着中德双方在互相学习方面有一个辉煌的前景。我乐意为此书写这样一篇短序。
1994年1月16日
《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小引
工人出版社提出了出版一本我的翻译自选集的建议。我稍加考虑，就答应了。原因十分简单、明了：想让更多的读者读到我翻译的外国名著。现在出版界十分不景气，一本书往往只印两三千册。试问，在将近十二亿的人口中间，三千这个数字何等渺小！
这些书都是几十年前或十几年前翻译的。当时有当时的情况。译文中除了明显的错误或错排之外，其余的我一概不加改动，意在存真，给历史留下些真实的影子。有的作家到了老年拼命改动自己青年和中年时代的文章。好像一个老年人想借助美容院之力把自己修饰得返老还童。我认为，此举不足取。连一些说明和介绍，我也概不改动，比如对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的介绍，就是如此。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苏联，确实存在着一个民主德国。我对当时的政治环境也确实是这样想的，我就如实地写了下来。到了今天，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为了存真，我一个字也不改动。我想把多少年前压在书中的几片红叶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它虽古旧，却鲜艳如新，这样带给大家一个清新活泼的旧梦，不也很有意思吗？如果我不这样做，而是任意改动原文，说不好听的就是意图掩盖历史真相，也为我所不取。
以上算是小引。
1994年1月18日
《海外博士文丛》序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文化交流重要性的问题。我认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人类社会今天是什么样子，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文化是怎样交流的呢？不出两途：一是拿来，一是送来。在古代交通极不方便的条件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当时大概只有三种人肯于敢于长途跋涉：商人、僧侣（宗教家）和外交官员（旅行家）。他们之中既有拿来者，也有送来者。今天所谓的“留学生”，就包括在这三类人之内。梁任公有一篇文章：《一千五百年前的留学生》，其中讲的“留学生”几乎都是佛教僧侣。这三类人之外，出远门的人是很少很少的，今天所谓“旅游”，当时是没有的。
到了近代，中国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最初是美国，以后又扩大到欧洲和日本等地。当时的中国似乎是大梦初觉，举国上下感到非向外国学习不行，即使是“船坚炮利”也罢，反正是要学习的。因此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是拿来。外国送来的也有，比如外国传教士、官员和商人。中国留学生出国，一方面是拿来，这为主；也难免有送去的，这为次。总之，这样一来，文化就交流起来了。
到了今天，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究竟派出去了多少留学生，似乎还没有详细的统计。但是留学生的作用却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我在这里也要说上一句：如果没有这些留学生，中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现在，我们正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对于建国来说，现在是空前有利的时机。我们国家的建设，对内来说，将影响子孙万代；对国际来说，将影响持久的和平，其意义极为重大，建好了就了不得，建不好就不得了。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必须努力工作。对内要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对外要学习外国一切好的东西。现在世界在飞速变化，科学技术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和理论，不是日新月异，而是时新分异，如不抓紧，稍纵即逝。我们一方面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打好国内建设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利用他山之石，来攻自己之玉。两方面齐头并进，庶几有成。
这个他山之石，既包括科技，也包括文化教育。只重视科技是一种短视现象，是十分危险的。环顾近代世界上一些国家，所谓大龙和小龙，无不是两方面都重视的，然后经济才能腾飞。只重视科技而能腾飞者，还没有先例。
现在再回头来谈留学生。留学生肩负着拿来的重任，任重而道远。他们之中有学习科技者，也有学习文化教育者。他们在国外学习的成果，多表现在博士论文上。总起来看，这些论文几乎都有崭新的内容。通过这些论文可以捕捉到世界学术发展的最新信息，决不容忽视，否则将失去不少向外国学习的好机会。
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我们过去确有忽视海外学人博士论文的倾向。一般说起来，这些论文都不容易发表。在德国一些大学的图书馆中，博士论文往往列为专项、单独收藏。每次我拉开博士论文的卡片柜，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有点感慨：论文中恐怕有一些优秀的东西，可惜现在是明珠暗投了。
现在乐黛云教授编了这一套《海外博士文丛》，人民大学出版社慨然出版，这样一来，可能被暗投的明珠，现在有可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了，快何如之！乐黛云教授和人民大学出版社都应当受到高度的赞扬。是为序。
1994年1月27日
《世界十大史诗画库》序
史诗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大家想必都还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学者说中国没有史诗。一些中国学者也从而附和之。其中有西方人的偏见；但也有我们中国方面对自己的民族文学遗产了解得还不够这个原因。感谢我国的民族文学研究专家们，他们陆续发现了几部中国史诗，无论是从长度来看，还是从内容的丰富深刻来看，都不比西方的史诗逊色，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之。
史诗同神话有密切联系。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希腊神话具有永恒的魅力。换句话说，史诗具有永恒的魅力。这里就有了问题。一些学者不是热衷于宣传“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吗？如果这两句诗能成立，哪里能有什么“永恒的魅力”呢？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西史诗都在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根，至今仍以不同的形式流行于各自国家的民间，而且还传到国外去。这就是实践，它检验出来的真理是：史诗具有永恒的魅力。
文艺是有国界而又无国界的。在最初，文艺必须产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这就是有国界。但是，一旦产生，就必然流行与传播。越是好的文艺，流行就越广。坏的文艺则是蟪蛄不知春秋。好文艺流行的速度之快和地域之广是十分惊人的。长江、大河、高山、峻岭，浩瀚的大海、辽阔的沙漠，都阻挡不住。这就是无国界。
文艺为什么会能没有国界呢？从文化交流的规律来看，给予者所给予的东西必须对接受者有用，然后才能被接受。没有用的东西，即使是暂时被接受，迟早会被扬弃的。好的文艺对给予者和接受者来说，都是有用的。因为，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好的文艺能增强人的智慧，能陶冶人的性灵，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能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这样好的东西，不管它原来产生在什么地方，一旦产生，必然传出国界和民族的界限，被那里的人民所接受。
史诗显然是属于这个范畴的，它在世界上，在人民间，在民族间的广泛流传可以为证。但是，史诗的原文，结构都非常繁复，词藻都非常堆砌，一般人欣赏起来，会有极大的困难。许多国家往往把史诗从结构和内容两个方面加以简化，然后才得以流传。
现在，吉林省摄影出版社，独具慧眼，把中外的十大史诗，用文字说明和图画并举的形式，编成了这一套《世界十大史诗画库》，主要是想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十大史诗中中国占了三部，这样就纠正了过去的偏颇，同时又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我相信，它必然会受到广泛的欢迎的，在欣慰之余，写了这一篇短序。
1994年2月6日
《敦煌吐鲁番学论集》序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裒集近年来写成的论文41篇，编成此集。命我作序，喜而应之。
只要看一看论文目录，立刻就能看出，这部论集是通力协作大联合的结果。首先是国际上敦煌吐鲁番学学者的大联合，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学者们的论文，集中都有。其次是中国国内大陆和港台学者的大联合，集中选有这三个地区的学者的论文。最后是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大联合，老至耄耋，青至而立，各个年岁层次的学者都有。即以执行编委而论，大陆和台湾都有人参加。谓之大联合，不亦可乎！
我个人曾在一些会议上和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论点：敦煌吐鲁番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世界，颇得到国内外同行学人的首肯。这一次论文的裒集能够充分体现这种精神。窃以为为人类造福唯真理是务的学术本不应有什么国界。从年龄上来讲，也不应有什么“代沟”。国籍方面的大联合，年龄方面的大联合，是科学研究的最佳形式。这种形式最能推动学术探讨的前进，特别是在当今的世界新形势下，这是唯一合理的形式。那种划地为界，故步自封，秘藏资料，垄断成果的工作方式，早已落在了时代的后面，今后再也不应该出现了。
敦煌吐鲁番学的滥觞，至今已将百年。经全世界许多国家有关学者们的努力钻研，成绩斐然，彰彰在人耳目。然而统观研究成果，已经解决的问题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之间的比例，尚不能尽如人意。在数量上后者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前者。因此，全世界的同行们万不能高枕无忧，稍存懈怠之心。胡适之先生有两句诗：“既成过河卒子，只能勇往直前。”我们敦煌吐鲁番学界的同仁们，不管国籍如何，不管长幼如何，我们都已成了“过河卒子”，义无反顾，只有勇往直前一条路了。
我相信，从事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工作的朋友们，都会同意我的看法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国内外的老中青的同行学者们，都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意气风发，奋力向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有关的学会，研究队伍日益扩大，论文数量日益增多，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真令人欢欣鼓舞。即老朽如我者，亦颇有“老骥伏枥”之感，其他概可想见了。
国际合作，也大有起色。中英合作，中俄合作，出版敦煌卷子，已成事实。出版的书籍，无论从内容方面来看，还是从装帧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几乎是无懈可击，无可挑剔的。同其他国家的协作，也正在酝酿中。甚至出版吐鲁番（也就是新疆地区）的出土文献全集的巨大工程，也正在考虑中。从上面举出的这些简单的事例中，可以看出，我们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界，全世界的敦煌吐鲁番学界，都是春色满园，前途发展，正未可限量。
我还想进一步发挥一下。敦煌吐鲁番学是科学研究中的一门学科。但是，它的意义却决不仅仅限于学术领域。我上面说到的三个大联合，能促进国内外的友谊与了解，能促进大陆与港台间的友谊与了解，能促进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友谊与了解。而友谊与了解正是我们目前所最迫切需要的。当今之世，我们这个小小寰球并不安定，并不清静。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依然是你争我夺，尔虞我诈，战火在世界上许多地区蔓延，当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幸而我们的敦煌吐鲁番学界却是安定团结的，三个方面的大联合正在日益加强，仿佛在动荡的世界中形成了一片清净的乐土。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我就是怀着这样欣慰的心情，写了这一篇短序。
1994年4月14日
《白凡逸志》汉译本序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时，我就仰慕金九先生的大名。当时我们中国正被压在三座大山之下，而韩国也同样处在外寇的直接统治下。我们两国人民同置身于水深火热中，受尽了灾难。《庄子·大宗师》中有一段有名的话：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我们两国当时正如“相与处于陆”的鱼类，“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而且应当做的事。我们还没有资格“相忘于江湖”。
由于所学的行当不同，我对韩国所知不多。我对于政治也没有兴趣。但是，我自认为自幼爱国，不敢后人。我爱自己的国家，也尊重敬佩其他被压迫国家的爱国志士。金九先生正是这样的志士中之佼佼者。尽管我对他的活动不甚了了；但是，同他有联系的安明根、李奉昌、尹奉吉等韩国爱国烈士，却是我所熟悉而且异常崇拜的。我对金九先生又焉得不尊敬而且崇拜呢？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到了中年竟同韩国有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今天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杨通方教授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任教。当时我正任系主任，他之所以能进北大，我应该说是尽了力的。但因所学行当不同，平时几乎没有往来。虽然同居一楼，而且是对门，长达十年之久，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由于大家都熟知的原因，他头上无形中戴着多顶政治帽子。今天回忆起来，我长时间内是东语系的当权派，差幸我在心里并没有把他打入另册，没有落井下石，这是可以聊以自慰的。我只觉得他为人狷介，还颇有点敬重之意。到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倒行逆施而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我因此几乎把命赔上。杨通方教授处在那样极为不利的地位上，竟也仿佛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一样，挺身出来，静坐示威，反抗那一位名扬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我真感到极为吃惊，陡然产生了尊敬之感。我心里常常自己念叨：“杨通方这人极不简单，是一条硬骨头汉子，必须刮目相看！”
到了80年代，又通过杨通方的关系认识了他的恩师，韩国大教育家，原高丽大学校长金俊烨博士。金博士热情、淳朴、和蔼、真诚，从任何方面来衡量，他都达到东方的最高伦理道德的标准。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这种情况，在我的一生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承蒙金俊烨博士的邀请，在中韩正式建交之前，我就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滔教授和杨通方教授访问了韩国。由于金俊烨博士的妥善安排，我们在那里访问了许多大学，访问了韩国社会科学院，访问了古都庆州，结识了韩国爱国大企业家金宇中先生，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韩国在各方面的辉煌成就以及韩国学者和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我万没有想到，自己竟能在垂暮之年，得此天外飞来的幸福，不虚此生矣。
从那以后，我逐渐了解到了国立东方语专的情况，了解到了东方语专增设韩语科的情况，了解到了金俊烨博士到韩语科任教的情况，了解到了金俊烨博士同杨通方教授的关系，了解到了金俊烨博士本人的一些情况。最重要的是，我了解到了：在所有的这些情况的背后，赫然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在，这个人就是韩国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和领袖，中韩近代友谊长城的缔造者，一代伟人的金九先生。
原来在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投降以后，金九先生高瞻远瞩，为了加强即将成为独立国家的祖国与中国的友谊联系，派人到东方语专新成立的韩语科任教，被派的人就是韩国临时政府的年轻成员金俊烨博士。韩国光复军李青天总司令、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闵弼镐团长（相当于韩国临时政府驻华大使，金俊烨先生岳父），都曾到东方语专，看望韩语科学生，并发表演讲。1948年，韩语科第一届学生毕业。金俊烨博士受金九主席之托，挑选了学习优秀的杨通方等四名学生，到韩国Seoul大学校文理科大学史学科留学。金九主席在私邸设宴为杨通方等接风，对他们备加勉励。1949年6月26日，韩国一代伟人白凡金九先生被暴徒枪击逝世。在吊唁期间，杨通方不顾当时险恶环境，亲往京桥庄灵堂吊唁，并庄重签名：“Seoul大学校史学科中国留学生杨通方。”三十多年以后，经过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漫长的阶段，金俊烨博士和杨通方教授师徒二人，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北大会面了。北大隆重授予金俊烨博士名誉教授称号，又创办了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杨通方教授为主任。这一举继承了几千年的中韩传统友谊，另一方面又奠定了中韩两国教育学术界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千秋万岁的友好的基础。
金九先生、金俊烨博士和杨通方教授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
最近我又读了金九先生哲嗣金信先生的一篇文章：《异国空军司令的中国情》。文中对中国的一片真情深深地感动了我，同时我对金九先生的认识也大大地提高了，加深了。我感到无比的振奋与欣慰。
金信先生于1922年诞生在中国的上海，那里是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他父亲金九先生是政府首脑。但家中极贫。他祖母提出了要金九先生找一个职业糊口。但是金九先生以国事为重，斩钉截铁地说：“我死也不离开临时政府的大门！”简短一句话，掷地作金石声，爱国之心气贯长虹，真能够惊天地，泣鬼神，今天读来，仍然虎虎有生气。没有这种精神，哪里能来韩国的独立呢？金信先生的哥哥患了肺结核。但是，临时政府没有钱给病了的同志治病，自己的儿子也决不能享受特权。就这样，儿子终于去世。金九先生悲痛万分，然而他仍然把救国放在首位。只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才能“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金九先生于1929年，在革命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写了《白凡逸志》，目的是教育儿子。1947年，革命胜利了，又写了续篇。为了同外寇战斗，金九先生把金信派往中国空军学校，学习驾驶飞机，为光复做准备。金信先生青少年时受教育，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他曾在中大附中读过书，上过西南联大。他在中国有很多极为要好的朋友。他对中国，像其他在中国住过的韩国的革命志士（金俊烨博士就是其中最光辉的代表）一样，对中国怀着万分深厚真挚的情谊。他自称是“半个中国人”，可见他对中国的感情深厚到什么程度！
金信先生回国以后，担任过许多显要的职务，比如空军参谋总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韩国“驻台湾大使”，现任韩国独立运动纪念馆的顾问。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他那“半个祖国”的中国。他在文章中写道：“近年以来，我每年都重返中国，重游故地，踏着父亲战斗的足迹，寻找自己青年时代的履痕。”这可以说是对华深厚感情见诸行动的表现。
又一个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写这一篇序文的时候，我有幸亲自会见了金信先生，他正应邀到中国来访问，陪他到北大来的还有父亲是韩国革命志士的李素心女士。我们晤谈了没有多久，金信先生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们是一见如故！”“一见如故”这四个字正是我在上面谈到同金俊烨博士会面时使用过的。这么多的“一见如故”难道不正是我们两国人民长达几千年的传统友谊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反映吗？面对着金信将军，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多年景仰但始终没有能见面的他的尊人金九先生。站在我眼前的仿佛就是白凡金九先生本人。我对金九先生的尊敬与崇拜仿佛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我此时思绪万端，一下子回忆起来了北大东语系（现改为东方学系）韩语科（朝鲜语专业）走过来的道路。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为了加强中韩（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培养了一批韩（朝）语人才，他们正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等许多领域内，发挥着良好的作用。现在我国驻韩国的大使就是其中之一。本书《金九传》的译者也是我们的毕业生。中国有一句俗话：“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没有忘，而且永远也不会忘我们的掘井人金九先生、金俊烨先生等等一批南北韩的朋友们。杨通方教授和其他一些教员也没有辜负金九先生和金俊烨先生的重望，在培养学生工作中尽上了力量。金九先生在天之灵看到这情况也会感到欣慰吧。我作为系的领导人也与有荣焉。
根据金信将军的介绍，他尊人的这一部《自传》在台湾出版过译本，在韩国也印刷过。但是宣德五和张明惠这一个译本所使用的材料，则超过过去的译本，不但全，而且还使用了金九先生的手稿，这个译本是最完善的本子。在译文方面，金信先生和许多韩国朋友，亲自把关，字斟句酌，务求准确、完美，译文应该说是完全可靠的。金信先生说，将来还要出英文译本，而英译本所依据的就正是现在这个汉译本，可见他对这个译本的重视。东方出版社的庄浦明先生慨然应允出版，并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装帧，把此书呈献于读者之前。总之，通过多方面的通力合作，真所谓珠联璧合，不愧是中国出版界一件壮举。此书定将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卜可知。
但是，此书之出版，其意义远远地超出了出版界。从远一点来说，这是继承中韩长期传统友谊的具体体现。从近一点来说，这又是当前中韩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合作精神的具体体现。在中国，目前全国人民正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真正的爱国主义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决不侵略别的国家，也不允许别的国家侵略自己。我们既爱自己的国家，也尊重其他国家爱自己国家的仁人志士。真正的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永远是并行不悖，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毫无疑问，金九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会给我们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我在本文开头时，引用了庄子的一段话。现在，我国和韩国都早已取得了独立，正在意气风发地建设各自的国家。我们已经不是“处于陆”的鱼了，用不着“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了，我们已经是在江湖中，可以畅游了。但是，我相信，我们是人，不是鱼，我们是有感情懂友谊的。不但在江湖中我们不会相忘，即使是在海洋中，我们也决不会相忘，永远不会相忘。
这是我坚定的信念。是为序。
1994年4月17日
《敦煌学佛教学论丛》序
敦煌学这一门新兴学科，建立以来，已经有了八九十年的历史。由于许多国家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成绩辉煌，彰彰在人耳目，让人感到，发展前途正未可限量。
但是，从研究领域上来看，也不是没有不足之处，比如，敦煌佛教写卷的研究就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不够深入。鉴于佛典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一个不足之处就更显得突出。
方广锠博士独具慧眼，从他的博士论文起，他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敦煌写卷佛典卷子的研究上，写过一些论文。他现在又把论文裒集成册，名之曰《敦煌学佛教学论丛》，让我写一篇序言。他的论文我读过一些，并没有能全部读完。他这次送来的稿本，我又大体上翻看了一些，仍然不敢说全部细读过。即使是这样，由于过去多少年来我对他的学风是有些了解的，我就应允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
翻读方广锠的论文，我的总印象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表达：材料务求全备，探讨务求深透，论证务求详尽，叙述务求准确。这样四个“务求”，应该说是代表了一种好学风，是值得赞扬的。我们眼前的学术界风气并不完全正派，互相抄袭，不懂装懂，以故作深奥文浅陋，以大言不惭哗群众，这样的现象难道还是稀见的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方广锠博士的锲而不舍力求全面的学风就弥足珍贵了。
做学问是一件乐事，也是一件苦事，没有点干劲和韧性是不行的。范老（文澜）说得好：“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应当是我们每一个想研究学问的人的座右铭。方君正当盛年，多少年来，他身上就体现了这种坚忍不拔的劲头。读了他的论文，衷心喜悦，写了这一篇短序，祝他鹏程万里。
1994年4月21日
《大唐西域记校注》再版后记
《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年出版，1990年重印，前后共印9200册。对于这样一部非常专门甚至有些冷僻的学术著作来说，这一个数字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了。现在对此书的需求日益增多，而此书在书籍市场上早已绝迹。中华书局决定重印，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此书曾多次获奖，今年又获全国图书奖。国内外学者对此书亦多所赞誉。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此书的优点与不足之处，我们校注者是完全清楚的。当年参加注释工作的学者已有二人谢世。有关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日新月异，我们国内的青年学者脱颖而出者，颇不乏人。我们正准备重新组织力量，对注释从头做起，把最新的考古结果与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悉纳入注释中，使此书真正能与时代同步。因此，这一次重印不做大的改动，不过聊以解燃眉之急而已。较好的注释俟诸异日。
1994年5月27日
《雅俗文化书系》序
在中国，在文学艺术，包括音乐、绘画、书法、舞蹈、歌唱等等方面，甚至在衣、食、住、行，园林布置，居室装修，言谈举止，应对进退等方面，都有所谓雅俗之分。
什么叫“雅”？什么叫“俗”？大家一听就明白，但可惜的是，一问就糊涂。用简明扼要的语句，来说明二者间的差别，还真不容易。我想借用当今国际上流行的模糊学的概念，说雅俗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决非楚河汉界，畛域分明。
说雅说俗，好像隐含着一种评价。雅，好像是高一等的，所谓“阳春白雪”者就是。俗，好像是低一等的，所谓“下里巴人”者就是。然而高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低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究竟是谁高谁低呢？评价用什么来做标准呢？
目前，我国的文学界和艺术界正在起劲地张扬严肃文学和严肃音乐和歌唱，而对它们的对立面俗文学和流行音乐与歌唱则不免有点贬意。这种努力是未可厚非的，是有其意义的。俗文学和流行的音乐和歌唱中确实有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东西。但是其中也确实有一些能对读者和听者提供美的享受的东西，不能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严肃的文学和音乐歌唱，还是俗文学和流行音乐和歌唱，所谓雅与俗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只能是：能在美的享受中，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人们的心灵，健全人们的心理素质，促使人们向前看，向上看，向未来看，让人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类，愿意为实现人类的大同之域的理想而尽上自己的力量。
我想，我们这一套书系的目的就是这样，故乐而为之序。
1994年6月22日
《未名集》序
目前，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比较年老的同仁们，见面时往往谈到一个话题：后继无人。大家都有点忧心忡忡。
中华民族是有天才有智慧的，人口多，历史久，对人类文化曾做出了非常优异的贡献。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没有丝毫可以怀疑的余地。到了今天，为什么竟后继无人了呢？
其中原因，我认为，只能到当前的社会风气中去找。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还没有被人们充分地认识与肯定，包括某一些身居要津的人们在内。搞这一行的人们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最关紧要的根源还不在这里，而在于流行于整个社会中的“海洋主义”。“海洋主义”者，下海留洋之谓也。在汹涌澎湃的海洋主义的大浪的撞击下，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年和老年人，抵挡不住，便随波逐流，或下海弄潮，或出洋潇洒，至于后果如何，只有“管他娘”了。
我对虔诚的海洋主义者无意谴责，人各有志嘛。既然坐在岸上，临渊羡鱼，馋涎欲滴，反不如毅然下水，来个痛快。但是，我有点惋惜之情，甚至忧心忡忡，也算是人之常情吧。
我可是真正没有想到，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就在北京大学燕园内，竟然有一批年轻人，还包括几个外国的青年学者，他们硬是不动摇，不信邪，不垂涎，不哀叹，而是脚踏实地，死抱住人文社会科学不放，写成了论文，集成了集子。我实在非常感动，大有空谷足音之感。当年范老（文澜）有一副对联：
板凳甘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赠给他们，是再恰当不过的。我们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界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批年轻人。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我们未来的希望。有了他们，我们就可以说是后继有人了。
他们送给我了几篇论文，并附上了一篇编辑集子的情况说明，想让我写一篇序。根据我上面讲到的那种心情，我立即答应了下来。但是，我最近确实很忙，家里还有一些杂乱的事情，我只看了看集子中论文的目录，送来的论文只翻看了一两篇。然而序却就写成了。我还不认为这是一篇应酬之作。
历来就颇有一些学者主张，不看文章而写序是写序之大忌。这种主张完全正确，无可非议，我也是竭诚拥护的。我现在不是犯了写序之大忌而且是明知故犯了吗？否，否，决不是这样。我歌颂的是这种不怕坐冷板凳，不慕荣利，甘为学术献身的精神，而不是个别的文章。即使我一个字不看，只要我歌颂得正确而及时，我仍然能写出一篇好序。事情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是为序。
1994年7月1日
《汉译法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目录汇编》序
唐代秦韬玉的《贫女》诗中有两句话：
苦恨年年压金线
为他人作嫁衣裳
后来形成了“为人作嫁”这一句成语，流行极广，连《红楼梦》里面都有。
我个人体会，这句成语只有褒意，没有贬意。古往今来，每一个社会都需要这种人，他们肯作出牺牲，帮助别人，自己压金线，让别人舒舒服服地穿上嫁衣裳。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进步，这种“为人作嫁”的精神是有一份功劳的。
专就科学研究部门来说，编制目录汇编，编制索引，就属于“为人作嫁”的范畴。这种工作，在过去，我们是重视很不够的。时至今日，我们应当大大地弘扬“为人作嫁”的精神了。否则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甚至阻碍。事关千秋万代的伟大事业，万万不能掉以轻心，等闲视之。
在我国当前的学术界中，正气是有的，这为主；但是歪风邪气也颇嚣张。有的“学者”抄袭剽窃，不懂装懂，唯利是图，唯名是务，不但不“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且把别人已经穿在身上的嫁衣裳挦扯下来，穿到自己身上，公然招摇撞骗，义形于色，真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事。我们的商品中有假冒伪劣，学术界何尝没有！真应该号召正义之士，群起而攻之，使他们原形毕露，狐狸尾巴再也掩藏不住，岂不快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流砥柱也还是有的。我认为，孟华女士等一批年轻的学人，就都是砥柱。她们联合起来，“为人作嫁”，编制了这一部汇编。每一个有是非感而又潜心向学的人，不管是老，是中，是青，都不会吝惜自己的赞美的。
在汉译外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著作中，法国只占一部分，并不等于全部，也不能代表全部。我相信而且希望，其他欧美日等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汉译本，也会有人来编制目录的。这只是一个时间先后问题，无所轩轾于其间。
虽然无所轩轾，但是法国毕竟有其特点与优点。大家都知道，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欧洲独领风骚。它影响了欧洲，影响了全世界，当然也影响了中国。我们翻译了大量的法国著作。我们这些稍稍了解情况的人，心中都有一本账。有一本账，当然很好。但可惜这一本账是朦朦胧胧的，隐隐约约的，是模糊的。
现在国内大扇比较之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文化交流等等，都浸浸成为显学。这是令人鼓舞的好现象。这些学问帮助我们，一扫旧社会闭关锁国之陋习，一扫新社会中长期流行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恶风。这些陋习与恶风，对我们国家长远的建设是不利的。
比较之风是应该大力提倡的。我们常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谈到吸收或者扬弃。中国古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说的也是同一个道理。
但是怎样来进行比较呢？现在颇有一些学人，把比较看得太容易，上天下地，张三李四，简直无不可比，形成了所谓“无限比较可能论”。比较而至于“无限”，窃以为不可。这样轻率的比较，每一个中学生都能进行的。比来比去，文章写成了，夷考其实，等于一个肥皂泡。这样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我个人觉得，只有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的，有充分的扎实的事实根据的比较什么学，才是真正的科学，那种即兴式的，好像是作诗填词式的比较是毫无价值，毫无用处的。
专就中法文化关系而论，孟华等同志编辑的《汉译法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目录汇编》，就是给有志于进行中法文化关系比较研究的中国老中青学者，提供牢固的基础，提供充分的扎实的事实根据的。
我在上面说到，孟华女士等青年学人精神高尚，在浇离的社会风气中，“为他人作嫁衣裳”，是中流砥柱。我现在再补充上几句。“嫁衣裳”可能还有高下之别，好孬之别，不能一概而论。孟华女士等作的这一身“嫁衣裳”，我们只能说是高的，是好的，它定会受到有识之士的欢迎。是为序。
1994年7月2日
《西文中国学研究图书目录》序
编目录或索引的人们有福了。
我尊重一切宗教，但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可我是赞成“积累功德”说的。专就学术界而言，编纂目录或者索引，就是积累功德。积了德，就会有福。因此，我套用耶稣教《圣经》中的口气，说一声：编目录或索引的人们有福了。
我刚写完一篇《汉译法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目录汇编》的序。在那里，我赞扬了作者孟华女士等的“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为人作嫁”，就是积累功德。那一篇短序中的许多意见完全可以搬到此处来的。
这两部书同样自称为“目录”，都同样是“为人作嫁”的。然而内容却是不同的。一部书是介绍中国人翻译法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目录，一部书是介绍西方（包括法国）学者研究中国典籍和文化成果的目录。一部是由西向东，一部是由东向西，方向正相反，然而却正好相辅相成，互相补充。
现在，在学术界中，有不少人认为：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绩斐然，有口皆碑。但也有不足之处：一个是了解外国情况不够，对当前世界本学科的理论走向不清楚；一个是了解外国学者，所谓“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不够。这两个不足之处，大大地不利于我们的科学研究。
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以论代史”，看问题只有一个角度，讲理论不根据资料；却往往又盲目自大，认为唯我独尊，唯我独物（唯物也），唯我独高，唯我独正。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思想僵化，故步自封。
我们都应当承认，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错综复杂的，看问题应当有很多角度。如果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则必然肤浅，必然简单化。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更能看到事物的真相。这个道理简单明了，用不着过多的解释。
角度怎样才能多呢？办法很多。有一个最现成的办法，就是看一看外国人是怎样看的。
这个办法虽然现成，然而应用起来也必须克服一些思想障碍。不妨说一说我自己的例子。最初，我对外国的“汉学家”是有看法的。他们有的不会说中国话。有的虽会说，但也不地道，决比不上北京小胡同里那些大脚板的老太太，她们的京腔抑扬顿挫，嘹亮悦耳，简直赛过莫扎特的“小夜曲”。他们翻译中国古代典籍，也间或出点笑话，比如把唐诗“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玄宗”译为“玄秘的宗教”。可是，当我进一步读他们的著作时，我逐渐发现，他们有一些本领，是我们目前还难以企及的。比如，讲比较，他们能把古希腊罗马拉来，如数家珍。讲横向联系，他们能把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洋一带请来，左右逢源。这样一来，看问题的角度，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就大大地增加，做出来的结论就容易更符合实际情况。
但是，真正掌握外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也决非易事。语言繁多，书刊分散，搜求起来，异常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些觉悟了的，想寻找多角度的，想得到“他山之石”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就变成了没有嫁衣裳的新嫁娘，等待别人来作嫁衣裳了。
现在，嫁衣裳果然来了。王丽娜等同志编纂的《西文中国学研究图书目录》出版了，这就是最好的嫁衣裳。一编在手，按图索骥，大大有助于学者，有助于学术。偈曰：编纂目录，积德造福，便利天下学子，胜造七级浮屠。吾乐而为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