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幼时在拉吉科特上小学和中学。1887年他中学毕业后升入巴弗纳加尔的沙玛尔达斯学院深造，因为学习有困难而辍学回家。1888年他去英国，在伦敦大学攻读法律。三年后，即1891年，他取得律师资格，返回印度，在孟买和拉吉科特从事律师事务。1893年他应一名印度商人之聘到南非，先后在南非住了21年，中间曾两次回国。甘地在南非饱尝了南非当局的种族歧视和迫害，感受到不平等法律对有色人种的专横，这激发了他反对种族压迫的斗志。他领导那里的印度人开展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在斗争实践中，他初次制定了“坚持真理”的非暴力斗争策略，采取了示威游行、抗议请愿、不服从法令和故意激怒政府以招致逮捕等手段向南非当局进行斗争。这场斗争从1906年继续到1914年，终于取得胜利。南非当局被迫废除了某些歧视印度侨民的法案。

1915年甘地回到久别的印度。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各地旅行，了解印度的实际情况。这次旅行使他对印度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和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17年甘地去比哈尔省的昌帕兰县调查靛青种植园农民受剥削和压迫的情况，在他的坚持下，省政府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调查农民的情况，甘地被任命为委员会会员。调查委员会后来提出了一份报告，建议废除当地流行的“三分田”制，为省政府所接受，从而废除了存在将近一百年的剥削农民的制度。甘地认为“昌帕兰的调查是对真理和‘非暴力’的一个大胆的尝试”（引自《甘地自传》，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年，第362页）。这是甘地第一次在印度运用非暴力斗争的策略。

1918年甘地领导了阿麦达巴德纺织工人进行了印度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罢工。甘地采取绝食的方式鼓舞工人坚持斗争。罢工进行了三个星期，获得成功。不久，他又领导凯达县农民进行抗税斗争，迫使政府同意免征歉收农民的田赋。尽管政府实际上没有真正实施这一措施。但正如甘地所说的：“凯达的非暴力抵抗标志着古吉拉特农民觉悟的开始，他们的真正的政治教育的开始。”（引自《甘地自传》，第383页）通过这些斗争，甘地同群众的关系密切了，穷苦工农把他看成是他们的旗帜。

1919年是甘地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发生转变的一年。在此之前，甘地虽然也反对过英国的统治，并且发动过反对英国政府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但他对英国的统治似乎并不是深恶痛绝的。他说：“我并不是不知道英国人统治的缺点，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当时我相信，英国人的统治，整个说来，对于被统治的人，是有好处的。”（引自《甘地自传》，第151页）他认为英国在南非实行的种族歧视“是和英国人的传统背道而驰的，而且（我）相信这不过是暂时的和个别地方的现象”（同上）。他认为英帝国是正义、平等和民主的象征。在南非，当英国人发动波尔战争、朱鲁人举行反英起义时，甘地都站在英国一边，组织救护队为英国效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又组织印度救护队帮助英国作战。回到印度后，他还向总督申请为英国招募担架队。但是191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动摇了甘地对英国的信念和忠诚。这些事件是：剥夺印度人民民主权利的罗拉特法案的实施，英国军警屠杀集会群众的阿姆利则惨案，以及由英国对土耳其实行苛刻和约而激起的印度穆斯林的基拉法运动。他开始斥责英帝国为“魔鬼”。他发表文章说：“我考虑了30年，得出结论，英国目前的统治方式已证明它是印度的祸根。”他写信给总督说他不会像至今那样同英国通力合作。事实上甘地也是这么做的。他成立了“坚持真理同盟”，发动了全国范围的总罢业和罢工，并且发动了反对英国的不合作运动。

1919年国大党阿姆利则年会是甘地积极参加国大党活动并参与国大党决策的开始。甘地说：“我应当认为我参加国大党阿姆利则会议是我真正参加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我出席过去的几届年会只不过是为了要重申我对于国大党的忠心罢了。”（引自《甘地自传》，第423页）年会委托甘地负责修改党章，因为旧党章早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甘地完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1920年8月甘地发动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他号召印度人民退回英国授予的爵位封号，抵制学校、法院和政府机关，提倡土布，抵制洋布。甘地自己退回了英国在南非赠给的三枚勋章。同年9月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通过了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决议，确立了甘地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2月的那格浦尔年会进一步加强了甘地的领导地位。年会批准了不合作运动的决议，还通过了甘地提出的党章修改草案。党章规定，国大党的宗旨是：“如果可能的话，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达到自治，如不可能，则脱离不列颠帝国而自治。”“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仍将是和平的和合法的。”（引自《甘地自传》，第436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大党还改组了组织机构，在村一级设立基层组织，在省一级设立省委员会。从此国大党便由一个散漫的组织建设成一个群众性的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政党。年会通过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的决议，取消不可接触制和提倡土布的决议。也都反映了甘地的政治主张。甘地提出的一年内实现自治的口号，更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从此进入了以甘地为领袖的新时期。

从1920年起，不合作运动在印度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到1921年年底斗争达到高潮。1922年2月，甘地决定在已多利县开展群众性公民不服从运动。正在此时，发生了乔里乔拉事件。在一个名叫乔里乔拉的小村庄里，愤怒的农民为反抗用枪弹镇压他们的警察，焚烧了警察局，烧死了22名警察。甘地认为这是由于一些不了解运动精神的人参加了运动，违反了非暴力原则。于是他决定推迟运动。民族独立运动由此从高潮转入低潮。

此后几年，甘地致力于推广纺纱、提倡土布、抵制洋布、废除不可接触制和开展教育活动等的建设性纲领。他在全国各地旅行，宣传他的主张，实施他的纲领。他规定国大党员必须交纳土布作为党费。这一时期，甘地还积极促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

1928年12月在民族独立运动重新高涨的情况下，甘地再次提出一年内实现自治的要求。遭到英国的拒绝后，他便发起了以废除食盐税为主要内容的公民不服从运动。1930年3月12日，甘地不顾自己年过六旬的高龄，带领78名信徒从阿麦达巴德向西海岸丹地进发，开始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史上有名的食盐进军。这次进军，历时三星期，行程240英里，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4月6日他们到达目的地后，便在海边隆重地熬起盐来。这一行动成为点燃全国公民不服从运动烈火的信号，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开展起来了。5月4日甘地被捕后，运动更加高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农民自发地抗税，兵士拒绝向人民开枪，一些工人甚至占领了城市，建立了自己的行政机关。运动持续了一年。到1931年3月，甘地同欧文总督签定了“德里协定”后，运动才逐渐转入低潮。1934年甘地最后下令停止了这次运动。

从1932年夏天起，甘地把精力投入到改善贱民政治地位、废除不可接触制的斗争中。1932年9月他在狱中致电英首相抗议对贱民的不公平的选举待遇，并决心绝食至死，迫使英国政府同意增加贱民的保留议席。他称贱民为“哈里真”，意即上帝之子。他创办了贱民周刊《哈里真》，为废除不可接触制而呼号呐喊。他积极为贱民筹措基金。他还不惜以生命为斗争武器，为哈里真事业而多次绝食。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甘地主张无条件支持英国作战。但不久，英国政府实行强迫印度人组织义勇军、制造军需品、捐款和迫使省议会休会等做法，使甘地改变了初衷。1940年10月，甘地再次发起了公民不服从运动。这次运动是派遣各级国大党领导人到各地发表反战演说，在前一名领导人被捕后，第二名领导人接着前往。他们前赴后继，毫不畏惧。一年以后，几乎各级国大党领导人都被捕入狱，被捕人数达二万五千人。运动实际上停止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东南亚各国，战事迫近印度。英国为了加强它在印度的地位和谋求印度更多的支持，于1942年3月派出克里浦斯调查团，同甘地等各党派的领导人会谈。甘地认为克里浦斯调查团提出的方案不能接受，予以拒绝。他认为，为了抵抗军国主义的侵略，必须使英国人退出印度，否则处处受英国的压迫，无法发挥印度本身的潜力。一个“退出印度”的口号在他思想上开始酝酿成熟。1942年8月8日，甘地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了有名的要求英国人“退出印度”的演说。国大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了“退出印度”的决议，要求英国交出政权。但决议刚刚通过，甘地和全体委员在第二天早晨一起被捕，被关押了一年半。在狱中，和甘地共同生活和战斗了60年的妻子卡斯杜白（Kasturbai）不幸病逝，甘地悲痛万分，思念成疾。但是英国殖民者的高压政策阻挡不了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退出印度”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动员人民、组织人民的物质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世界殖民体系瓦解，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发布了蒙巴顿方案，宣告实行印巴分治。甘地内心不赞成分治，他一直在为统一的印度而斗争。他认为分治是“精神悲剧”；但鉴于当时的客观形势，他被迫同意接受分治方案。1947年8月15日印度自治领宣告成立那天，甘地在加尔各答绝食一天。进行祷告和纺纱。对于分治带来的教派冲突，甘地忧心忡忡。多年来甘地一直在为印穆团结而努力，当时他更以古稀之年，瘦弱之躯，奔波于各教派冲突的地区，用说服教育以至绝食来制止教派冲突，消除教派仇恨。他决心奉献自己的生命，努力促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和平统一。甘地的这番苦心和种种努力却招来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中极右分子的仇恨。1948年1月30日，甘地在德里去晚祷的路上被一名印度教大会党徒暗杀。终年79岁。

甘地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印度的民族独立事业，他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杰出领袖。他相信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并把他们吸引到民族独立运动的洪流之中。在他之前，印度还没有一位政治领袖像他那样与群众息息相通，紧密结合。他使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成为一场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和各教派广泛参加的群众运动。人们满怀牺牲精神和必胜信心去进行斗争，把监狱当作“朝圣的圣地”。他身体力行，纺纱织布，创办刊物，建设农场和书院，以唤醒同胞，实现自治。他修身苦行，粗茶淡饭，节衣缩食，与群众共甘苦。他在运动中屡次被捕，曾经多次绝食，以血肉之躯激发人民的反英斗志。他主张废除不可接触制。主张实现教派和睦，为此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把国大党改造成为能够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群众性政党。他造就和培育了一代国大党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他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给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国大党以深刻的影响。甘地对印度独立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印度人民热爱甘地，崇敬甘地，尊称他为“圣雄”和“国父”。我们中国人民尊敬甘地，还因为他对我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表示过同情和支持。

甘地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浩瀚的《甘地文集》100卷，汇集了他的政治、经济、哲学和宗教思想的智慧。它们是印度人民宝贵的思想财富。

1948年1月30日晚，尼赫鲁在惊悉甘地遇刺后，通过全印广播电台向印度人民发表了如下演说：“光在我们眼前消失了，四周是一片黑暗。……我们视同父亲一般的敬爱的领袖与我们永别了。……这道照亮过我们国家的光是不同寻常的光。许多年来，它照耀着我们的国家，在今后更多的岁月中，它将继续照耀着我们，即使一千年后，它还将照耀着我们，全世界也都将见到它。它将给无数的人们带来安慰。”的确，在甘地逝世以后的三十多年中，印度人民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他，世界人民也不曾忘记他。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也正是为了表达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1984年8月

奇花异卉迎春开

现在研究外国文学的刊物，同其他刊物一样，有如雨后春笋：国别文学的刊物、综合的文学刊物、当代文学的刊物、古代文学的刊物，无不具备。数目多，不一定就能说明水平高，但它起码可以告诉我们，全国人民在外国文学方面的需要比从前得到了更好的满足了。

在众多的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中，《世界纪实文学》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异军突起，它的出现给外国文学刊物的万花园又增添了一株奇花异卉。

我们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当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研究只是一种手段，而不能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借鉴外国，促进我们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发展。其次，翻译外国文学可以给中国读者提供更多的精神营养，使中国读者得到美的享受，为建设精神文明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过去大量地介绍史诗、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等等，都能起到这个作用。可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一般读者最喜欢读的往往是传记、回忆录、报告文学、日记、书信、特写、随笔、游记、轶事等等的作品。过去我们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介绍工作，但是同读者的需要比较起来，还有极大的距离。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现在，《世界纪实文学》的出版，可以说是弥补了这个缺陷。我相信，它会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的。

中国有一句老话：“万事开头难。”德国人也有类似的话：Aller Anfang ist schwer。这一种新型刊物的创办，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也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这并不可怕，只要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锲而不舍，坚决走上前去，我相信，我们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这个新型刊物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它的威力也会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

我诚挚地祝贺我们这新生的刊物长命百岁。

1984年11月8日

从历史上看中德文化关系

中德文化交流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从欧洲特别是德国文献来看，至迟到了18世纪，这种交流已经开始。在第一个阶段，中国文化影响德国文化比较多。德国对中国的兴趣从18世纪起至19世纪30年代，是一个逐渐升起的高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来了一个低潮。到了20世纪初叶，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兴趣又逐渐升高。差不多与此同时，第二个阶段开始。德国文化，特别是文学创作对中国逐渐产生影响。200多年来的中德文化交流史大体轮廓就是这样。

18世纪启蒙时期，孔子哲学在欧洲受到崇拜。德国大哲学家Leibniz非常钦佩孔子。他的门徒A.H.Franke和Christian Wolff完全同他抱一样的态度。1736年，法国人Du Halde出版了一本书：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chron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这本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书中有四篇《今古奇观》中的短篇小说和一本元曲《赵氏孤儿》，还有一些《诗经》中的诗。译文都不高明，影响却是极大。此外，在1719年，中国小说《好逑传》被介绍到欧洲，也意外地产生了极广泛的影响。影响范围包括德国在内。

从此以后，中国的文学作品逐渐通过各种渠道传入德国，有的通过拉丁文译本，有的通过法文译本，有的通过英文译本，有的直接译自中文。文体多种多样，小说、戏剧、抒情诗都有，还有一些哲学著作。

在小说方面，第一部传入德国的作品是上面讲的《好逑传》。ch.G.von Murr于1766年译为德文：Haoh kjöh Tschwen, d.i.die angenehme Geschichte des Haoh kjöh 。在以后的200年中陆续介绍到德国去的中国小说有：《三国志演义》、《东周列国志演义》、《水浒传》、《二度梅》（Erh-Tou-Mai on les Pruaiers Meneillex ）、《正德游江南全传》（Streifereien des Kaisers Tscheng-Tih ）、《封神演义》（Feng-Schen-Yën-I, die Metamorphosen der Götter ）、《西游记》（Hsi-Yu-chi, A mission to Heaven ）、《聊斋志异》（Seltsame Geschichten aus dem Liao-zhai ）、《平鬼传》、《金瓶梅》（Kin Pin Meh ）、《红楼梦》（Hung Lou Mong, 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 ）等等。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些小说的地位高低悬殊极大，它们传入德国不在一时一地，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在戏剧方面，首先传入欧洲的是元曲《赵氏孤儿》，因为Du Halde的那一本书里有这个剧本。1749年Du Halde那本书译成了德文，《赵氏孤儿》从此传入德国。以后陆续传入德国的中国剧本有《灰阑记》。此书在1832年由S.Julien译为法文：Hoei-Lan-Ki ou l'histoire du cercle 。1876年，Wollheim de Fonseca改译为德文：Der Kreidekreis 。1926年，A.Forke又重译：Hui-Lan-Ki 。其他传入德国的中国戏剧有：《西厢记》（Das Westzimmer ）、《琵琶记》（Die Laute ）、《牡丹亭》（Mou-Dan-Ting ）等等。同小说一样，中国戏剧传入德国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从18世纪起一直到20世纪，长达将近200年。在这漫长的时间内，有的德国作家曾企图改编中国戏剧在德国舞台上演出。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原因是，我们两个国家的戏剧毕竟太不相同了，无论是戏剧中的人生观，还是演出的技巧都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想要调合二者，那是十分困难的。只有个别人的尝试获得某一些成功。

在抒情诗方面，中国的古代的抒情诗同样传入了德国。最早对中国抒情诗感兴趣的是歌德。其次是杰出的诗人Friedrich Rückert。在1833年，他把《诗经》改作出版，他根据的是拉丁文译本。以后陆续传入德国的有：《离骚》、《九歌》、陶渊明、李白、杜甫等。1880年Viktor von Strauss翻译的《诗经》：Schi-King, Das kanonische Liederbuch der Chinesen , Heidelberg 1880，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抒情诗的翻译要比小说和戏剧困难得多，有人甚至主张，诗是无法翻译的。但是，200年以来，德国始终有人尝试着把中国抒情诗移植到德国去。大家公认，抒情诗对德国文学的影响要比中国小说和戏剧大得多。

在哲学方面，上面已经谈到了孔子。由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在欧洲，其中当然包括德国，受到重视，是意料中事。代表孔子儒家思想的“四书”和“五经”几乎都有欧洲语言的译本，其中一部分有德文译本。孔子以外另一个在德国产生了影响的中国哲学家是老子。在德国，老子的译本数目最多。

我现在想集中谈一谈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顺便谈一下大诗人席勒。在中德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阶段中用力最勤、兴趣最广、贡献最大的是歌德。他可以说是德国第一个认识中国文学价值的人。他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接触中国文化，现在还无法确定。Du Halde的那一本书于1749年译为德文，歌德肯定是读过的。书中的《赵氏孤儿》这个剧本对歌德产生了影响。他创作Elpenor主要材料来源就是这个剧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剧本没有写完。1766年出版的《好逑传》译本，他是读过的。这一本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781年1月10日，歌德日记中有：“啊，文王！”这样的字眼，这可能是Du Halde的书给他的启示。1796年1月，歌德同席勒通信，讲到《好逑传》。1817年9月4日，歌德读了英译本元曲《老生儿》（Sir J. F. Davis: Laou-Seng-Urh or An heir in his old Age ）后，10月9日曾写信给Knebel，评论这个剧本，歌德集中研究中国文学或者说对中国文学发生兴趣是在1827年年初，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述：

1月31日 关于中国诗的性质

2月2日 研究中国诗

2月3日 《花笺记》

2月4日 晚上《中国的诗》

2月5日 《中国女诗人》

2月6日 抄写《中国女诗人》

2月11日 晚上对Dr.Eckermann读中国诗

《花笺记》，歌德读的是英文译本；此书于1836年由H.Kurz译为德文：Das Blumen blatt 。1826年，Rémusat译《玉娇梨》为法文；1827年出版德译本：Ju Kiao Li oder Die beiden Vasen ，歌德也读过。1827年，法人Davis的Contes Chinois 出版，歌德读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27年1月31日歌德对Dr.Eckermann的谈话。根据Dr.Eckermann的记录谈话内容如下：

歌德说：“（中国传奇）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好逑传》等等小说（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没有什么地位。但是歌德对这些书的评论意见则不能不说是异常深刻的，非常令人惊异的。他一眼就看出了中国文学和德国文学的不同之处。一直到今天他的见解对研究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人来说仍然有很大的启发。

现在再谈一谈席勒。他同歌德一样，对中国文学有极其浓厚的兴趣。1795年，他谈到《好逑传》。1796年，他同歌德通信，他谈到这部小说，表示不满意Murr的德译本，自己想改编它，只写了几页。1800年和1801年，他对Unger称赞《好逑传》。1803年和1806年，他又把改编《好逑传》列入自己的工作计划内，终于只是起了一个头。在戏剧方面，1801年，他改编Turandot，他想点染上一点中国色彩。大家称之为“中国戏”，实则与中国戏几乎毫无共同之处。

为什么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能在18、19世纪（前半）在德国产生这样一些影响呢？为什么影响的过程又有曲折呢？想要了解这一点，必须对欧洲思想史有所了解。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发展到高峰。这个运动没有浪漫的幻想，一切都立足于现实，一切都是脚踏实地。这一些确与中国思想有暗合之处。德国学者，特别是歌德之所以喜欢孔子儒家思想，也与此有关。他们认为，孔子儒家思想主要是宣传一种道德标准，维持风化，劝善惩恶。而且他们还发现，中国人和德国人有共同的人性，而歌德等所追求的正是这种普遍的人性，其中没有国界，没有鸿沟。歌德是首先提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人，其原因就在这里。狂飚运动浪漫主义兴起后，他们标榜的东西与歌德对Dr.Eckermann讲到的中国精神很少有共同之处；再加在政治上中国受到欧洲殖民主义的打击，在欧洲人眼中威信扫地，因而过去的那一点“中国热”也就冷下来了。

上面讲的是中德文化的关系第一阶段，主要是中国文化影响德国。下面再谈第二阶段，主要是德国文化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把中国文化和文学介绍到德国去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只是规模已经很小，势头比较微弱了。

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德国文学传入中国。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小说月报》介绍了G.Hauptmann。创造社介绍了歌德、Storm的《茵梦湖》（Immensee ）和H.Heine。郭沫若翻译了Faust。从那以后，在长达60年的漫长过程中，包括解放以后在内，大量的德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了汉文。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有下列一些德国作家：Goethe，Schiller，T.Fontane，T.Storm，P.Heyse，H.Hesse，H.Sudermann，Grimm兄弟，H.J.C.Grimmelshausen，H.Mann，Th.Mann，B.Kellermann，H.Heine，Lessing，Remarque，Anna Seghers，B.Brecht，S.Lenz，H.Böll，J.Puttkamer，I.Eichler，J.R.Becher，H.Marchwitza，G.Eich，M.von der Grüm等等。在文艺理论方面介绍了：Lessing，H.Heine，K.Zetkin，Luxemburg，G.Ried，H.Meyer等等。这些介绍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中国人民了解德国人民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大大地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互相了解。除了翻译介绍以外，中国学者还撰写了大量论德国文化和文学的文章和德国文学史。他们组织了德国文学学会和德语教学研究会。许多中国大学里都有德国语言文学专业，有的成立了独立的德国语言文学系。

总之，在中德文化关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中国对德国文化（其中包括科学技术，我在本文中没有涉及）的兴趣日益增强。除了我上面讲的这些情况以外，两国还有不少学生到对方国家去留学，这当然会加强两国已有的文化关系。我自己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直至大战结束长达10年的时期中在德国留学和工作的。德国人民的友谊我毕生难忘。我相信，我们两国人民的长达200年的文化关系必将日益加强，我们的友谊也会不断发展。瞻望前途，我充满了信心。

1985年2月13日

以文会友

——记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及蚁垤国际诗歌节

二月和三月，在新德里，正是春光明媚的大好时节，到处花开似锦，绿草如茵，惠风和畅，阳光明丽。今年，有两个大型的国际会议在这时候召开：一个是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一个是蚁垤国际诗歌节。我参加了这两个会，下面介绍一些情况。

先谈第一个会。

这个国际讨论会是由下面这些单位发起的：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德里大学现代欧洲语言系、大学拨款委员会、印度历史研究委员会、印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印度文学研究院等六个单位。主其事者是德里大学。这些机构绝大多数都是全国性的，有的有很大的权力，比如说，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会长是印度副总统，执行会长是纳扎莱特（Nazareth）。

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有：中国、印度、苏联、伊朗、法国、匈牙利、西德、东德、捷克、加拿大、保加利亚、土耳其、意大利、波兰、南斯拉夫、斯里兰卡、尼日利亚、蒙古、叙利亚、古巴、葡萄牙、印度尼西亚等22个国家，共有代表30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和作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真可谓洋洋大观，空前盛会。

代表团中最大的当然是印度。其次就是苏联，共有20人之多，阵容异常整齐。其中有两个苏联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一个是E.P.切利舍夫（Chelishev），一个是朋加德—列文（G.M.Bongard-Levin），都是著作等身的印度学家。由此可见苏联对于这次会议的重视。反观我们自己，我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事前我们对于这次会议了解极少，严格地说，我们一个代表也没有派。我同刘国楠同志是应邀参加诗歌节的，并没有准备参加这个会，也没有哪一个单位委托我们参加。我在国内曾再三对印度驻华使馆的官员声明，我不参加第一个会，只参加第二个会。但是结果却是，由于种种时机的巧合，我们终于被动地参加了。对于这一件事，我并不后悔，而是庆幸。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不参加的话，必将产生一些不利的后果。我们的参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失，而且我们还学习了很多新东西，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开幕式是很隆重的。印度副总统亲临参加致词，外交使节也应邀参加。开幕式以后，讨论会按分会进行。分会共有26个。为了让大家了解整个讨论会的内容，有必要把分会的内容介绍一下：

一、印度和世界文学（史诗） 在这分会中，论文内容讲印度两大史诗与欧洲文学的关系。

二、印度和欧洲文学 印度对现代西方小说的影响，印度文艺理论对西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三、传播着的情节 民间故事的传播。

四、印度和亚洲文学（中国和日本） 古代中国文献中的印度，中国的变文，印度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五、印度和世界文学 《五卷书》与世界文学，《沙恭达罗》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六、印度和欧洲文学（俄国和苏联） 俄国革命前后印度文学的影响，高尔基与印度。

七、哲学交流 印度对日本早期佛教的影响，柏拉图和爱默生。

八、理论、概念、观点 rasa论和它的经济的圆满实现。

九、印度和欧洲文学（俄国和苏联） 印度与托尔斯泰，苏联对达罗毗荼文学的研究。

十、印度和欧洲文学（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拉丁美洲） 古巴文学中的印度，印度与意大利文学。

十一、印度和亚洲文学 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老挝、蒙古与印度文学的联系。

十二、汇流 迦梨陀娑作品中的妇女，业报学说。

十三、印度和欧洲文学（法国） 印度对18、19世纪法国文学的影响。

十四、印度和波斯文学 波斯古典文学中的印度形象。

十五、翻译中的文学 梵文与世界文学，现代印度文学译为欧洲和印度语言。

十六、泰戈尔和世界文学 泰戈尔与中国、匈牙利，泰戈尔与艾略特。

十七、印度和欧洲文学（法国） 印度和拉封丹寓言。

十八、印度和英语文学 叶芝、艾略特、伊克巴尔。

十九、印度和世界文学（阿拉伯、非洲） 阿拉伯古典文学中的印度。

二十、印度和欧洲文学（德国） 歌德和印度，《薄迦梵歌》与《浮士德》。

二一、印度和英语文学 《薄迦梵歌》和惠特曼的神秘主义。

二二、印度和欧洲文学（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南斯拉夫） 印度与这些国家的文学的关系。

二三、印度和欧洲文学（一般） 德国文学中的佛教影响。

二四、其他文学和传统对印度的影响 欧洲对南印度文学研究的贡献。

二五、翻译中的文学 莎士比亚《麦克白》的印地语译本。

二六、E.M.福斯特和印度

以上是二十六个分会宣读和讨论的论文的大体情况。每一个分会平均有论文七八篇，全会共有论文二百多篇。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大会讨论的内容以及地区分布的情况。内容几乎都与比较文学有关。地区分布的情况是：俄苏占两个分会，法国占两个分会，英国一个，德国一个，波斯一个，东欧国家一个，而我们中国只占了半个。以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关系之源远流长，却只占了半个分会，其中原因何在？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我自己原来并没有准备参加这一个会，我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参加第二个会。因此我没有准备论文。可是出我意料之外，我竟被指定为一个分会的主席，在我到印度以前，我的名字已经堂皇地印在日程表上。这个分会就是我上面介绍的第四个分会，内容是印度与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关系。论文宣读、讨论完以后，我原以为，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可没想到，听众中有人提出倡议，让我讲一讲，而且是任意（freely）讲。我当仁不让，讲了讲中印文化交流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印度、伊朗、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在沙糖制造方面互相学习的历史，这是我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事后听人说，群众是比较满意的。

为什么印度政府和学者、作家想起召开这样一个会呢？印度总统的祝词中透露了其中的消息。他说，在把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工作中，文学占重要的地位，研究文学有利于保卫和平，促进相互了解。至于为什么以“世界文学”命名，我说不清楚。讨论会的主持人之一、德里大学现代欧洲语言系系主任茅里亚（Maurya）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茅里亚既没有提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人名，也没有提《共产党宣言》这书名。不管怎样，他大概认为，“世界文学”这个词儿的出处就在这里。

据我所了解到的，“世界文学”这个词儿最早的出处不是《共产党宣言》，而是比这一书早21年的德国大诗人歌德的一次谈话。艾克曼博士的《歌德谈话录》中记载着：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读完中国小说《风月好逑传》以后对艾克曼发表意见，赞美中国小说严守道德和礼仪。他认为，《好逑传》绝对不是中国最好的小说，意思就是，中国还有更好的、更有代表性的小说。他接着说：“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朱光潜译本，第113页）可见歌德得到“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是中国文学启发了他。我们也不要忘记，歌德对印度文学也是非常欣赏的。他的杰作《浮士德》在结构方面就有意模仿印度戏剧。这一点，我们的印度主人似乎没有注意到。

总之，歌德是使用“世界文学”这个词儿的第一个人，而他发明这个词儿又是同中国和印度文学密切相联的。如果当年歌德没有接触到我们两国的文学，他也许根本想不到这个词儿。我认为，“世界文学”这一个十分简单的词儿包含着重大的意义。它已经冲破了欧洲人的自古代希腊和罗马以来的古老的文学传统，而把一向对他们陌生的东方文学，主要是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文学包罗进来。它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它给近一百多年以来蓬勃兴起的比较文学开辟了道路。

事实上，在这次国际讨论会各分会上宣读、讨论的论文中有不少是与比较文学有关的，比如《印度史诗与欧洲文学》、《希腊、罗马文学中的印度》、《〈神曲〉与〈薄迦梵歌〉》、《民间故事的流传》、《薄伽丘〈十日谈〉中一个故事的印度来源》、《〈五卷书〉与世界文学》、《印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印度与高尔基》、《印度与托尔斯泰》等等，这样的论文还可以举出很多来，以上几篇只是几个例子。因此，如果我们说，这次国际讨论会是比较文学的讨论会，也决非夸大。

自己既然参加了这一次的讨论会，有所闻，有所见，当然会有所感，其中甚至还有一些感慨。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对印度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印度文学的研究，太不重视了。印度是一个世界大国，人口之多仅次于中国。虽然还属于第三世界，国内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但是它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在最新科技的某些方面有显著的成就，又同我国是邻居，有几千年的友好关系。可是我们眼前对印度的研究，实在微不足道；在这方面的信息，实在少得可怜。同苏联一比，只能承认是相形见绌。我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会上，一位苏联的通讯院士告诉我说，他访问印度前后共有26次之多。一年有时候到印度二三次。我们怎样呢？像我这样一个研究印度语言、文学，年龄超过那位苏联院士将近20岁的人，也只在25年的长时间内到印度访问过4次。还有不知道多少研究印度问题的人根本一次也没有到过印度。这样，我们的研究成果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其次，我还有一个关于语言的感慨。在这次讨论会上，我碰到了很多国家的专家、学者，英文都讲得非常流利。还有不少人同时能讲印地语。我们中国怎样呢？多少年来，参加过国际会议的国内学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的外语远远没有过关。在这一次国际讨论会上，就曾出现过由于语言障碍而产生的尴尬场面。在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我们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多。为了避免这种不愉快的场面，我热诚希望，我们的青年和中年学者，不管研究的是哪一门学科，都要用最大的努力来掌握外语，特别是英语，英语实际上已经成了“世界语”。是时候了，如果现在还不急起直追，将来的后果真不堪设想，有些人真要“老大徒伤悲”了。

现在谈第二个会议：国际诗歌节。

我们应邀来印度参加的正是这个国际诗歌节。但是在国内时，不管是我，还是任何别的人，都对这个诗歌节毫无所知。填表时，我连发起单位这一栏都无法填写。真可以说是仓卒上阵。只在到了印度以后，才开始有点明白。

这个诗歌节的发起者有下面这些单位和个人：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印度国大党（英·甘地派）的总书记、诗人和小说家室利甘提·梵尔玛（Shrikant Verma）。看来真正主持会议的是梵尔玛。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执行会长纳扎莱特只起协助作用。

参加诗歌节的国家有：中国、印度、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古巴、赞比亚、加纳、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牙买加、日本、肯尼亚、南朝鲜、马拉维共和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挪威、秘鲁、新加坡、苏联、土耳其、美国、乌拉圭、南斯拉夫等29个国家。其中南美和非洲代表人数相当多，这与一般的国际会议不同。印度本国各邦参加诗歌节的诗人有30名。在所有的诗人中，颇有一些是蜚声世界的。

诗歌节的开幕式，似乎比第一个讨论会还要隆重。印度副总统首先到会。隔了一会儿，印度总统又在十分严肃的气氛中来到。副总统走上前去迎接总统，然后大会正式开幕。许多国家的使节都应邀参加。摄影记者和职业摄影者更是蜂拥而至，争相拍照，寸步不让。整个会场里，气氛活跃而又隆重。大会上规定的讲话讲完以后，从加拿大、加纳、秘鲁、希腊和新西兰等国家来的几个诗人朗诵自己的诗篇。还唱了一首从《梨俱吠陀》第十篇129颂里选出来的诗。国际诗歌节的活动就算是正式开始了。

根据印度主人给大会拟定的日程表，诗歌的朗诵按诗歌的主题和次主题来进行。主题只有一个，叫做“诗歌：永恒的声音”。诗歌是发现着自己的人类灵魂。诗歌是永恒的、普遍的。它的传统要比书面记载早得多。蚁垤国际诗歌节想把全世界各地来的诗人相互介绍，并把他们介绍给诗歌爱好者。次主题有五项：

一、人民群众的声音 在这个次主题的指导下，朗诵与口头文学传统相结合的诗歌。

二、寂寞的声音 异化、失掉同一性、个人心中积存的快乐与悲哀，都要求诗人要“鸣”。在这个次主题的指导下，朗诵的诗歌都带有个人的色彩。

三、抗议的声音 在这个次主题的指导下，朗诵的诗歌都带有抗议的色彩，反抗压迫，不管是政治的压迫、经济的压迫、社会的压迫、文化的压迫，统统要反抗；不管是个人的压迫，还是集体的压迫，统统要反抗；还反抗痛苦与灾难，反抗死亡和破坏的力量。

四、失望与希望的声音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是一个多难的世纪，面临着自我怀疑和焦虑。但是它又是个充满了希望的世纪。失望与希望是现代诗歌的两股交互代替的潮流。作为个人的诗人表达了个人的或集体的希望与失望。在这个次主题的指导下，朗诵的就是这样的诗篇。

五、其他的声音 诗歌是难以分类的。有的诗人不愿意归入这一类或那一类。所有这样的诗就在这个次主题的范围内朗诵。

诗歌朗诵的内容大体就是这个样子。

至于朗诵的地方，不是在美轮美奂的大厅里，而是在露天下，草地上。前一个会是学者的会，这一个会是诗人的会。诗人同学者是不一样的。诗人不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点名发言，鞠躬如也。他们冲出大厅，就在尼赫鲁总理故居的大草坪上，用白布搭了一座凉棚，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纵声朗诵，把诗人的兴会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诗人们认为这样还太拘束，还没有做到像泰戈尔那样与大自然合为一体；他们干脆走出凉棚，找了一块碧绿的草地，在大树和棕榈树下，坐到地上，相向朗诵自己的诗篇。外国诗人先用自己的母语朗诵，然后译为英文。英文在这里，同在前一会上一样，成了所有参加者的媒介语言。此时，惠风和畅，阳光明丽，大小鸟类在上面枝头上歌唱，诗人们在下面草地上朗诵，上下和鸣，一片天籁，连根本不是诗人的我也飘飘然心头诗意盎然了。

在尼赫鲁故居的草坪上，应该说诗人们的兴会已经发挥得很像样子了。但是还没有发挥到极限。超过这一次草坪诵诗的是一次草坪夜宴。国际诗歌节主人之一的室利甘提·梵尔玛国会议员，在自己的花园里宴请各国与会的诗人。这座花园比起尼赫鲁故居的要小一点，但是实际上也够大了。中间是一片草坪，三面是参天的大树。电灯光从下面照上去，照到树顶的下面。树顶是暗黑的，上接更为暗黑的天空。下面则是灯火通明，人影如织。诗人们围坐在成排的小桌旁边，饮着各种名酒，吃着美味可口的菜肴，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当然也谈论诗歌。一个长胡子的老诗人忽然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瓶香槟酒，亲自打开，酒从瓶子里喷出来，高达数尺。他走到我跟前，给我斟了一杯，立刻有几个人围上来，其中有那个能讲德语的女诗人，大家一齐举杯，高呼：“为了诗歌！”并热烈祝贺老诗人的生日。一直痛饮到深夜，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那里。这一夜就成了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夜。

参加国际诗歌节的诗人们，肤色不同，国别不同，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政治信念也不同。但是，也有共同之处：大家都想保卫世界和平，促进相互了解。连语言也有一个共同的：英语。《诗经》上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大家到印度来是想发声的。从这一点上来看，这次诗歌节是开得非常成功的。正如这次节日的次主题第四项中所说，我们这个世纪是一个多难的世纪，有失望，也有希望。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充满了希望。但是，我决不否认失望的存在。只要全世界的诗人们，全世界的人民，同心协力，保卫和平，摒除失望，增强希望，我坚决相信：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愿与天下仁人志士共勉之。

1985年3月26日写完

何必千军万马都过独木桥

——谈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问题

“关系到四化建设成败的职业技术教育，为何到现在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季羡林，在会议期间向记者剖析了产生这个问题的历史原因。

季羡林介绍说，从唐朝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一直沿袭了一千多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这条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使人们形成了一个牢固的观念，只有走秀才——举人——进士——状元的路，才是正途。《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的故事，就是这种社会观念的反映。

“直到今天，恐怕也不难找到新的范进吧？”记者说。

“是的。因为我们丢不下一千多年来形成的这个沉重的思想包袱。现在做父母的，一心巴望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几次考不上，也还要考。旧的思想包袱，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变成了新的形态：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近几年来又加上了学士——硕士——博士。如果谁家孩子不得已上了中专、技校或职业高中，就似乎脸面上不光彩。因此，千军万马都来挤这一座独木桥。其实，这又何必呢。”

季羡林接着告诉我，杨振宁教授自己是搞理论物理的，可他曾几次强调，中国不应花很多钱去研究理论物理，应该更多地注意实用技术人才的培养。季羡林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他说：“我国固然需要很多理论家、科学家。但四化建设更需要千千万万的中、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术工人，没有这‘千千万万’，粮食上不去，煤炭上不去，机械上不去，那怎么行？现在，把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看成是关系四化建设成败的大事，这是完全正确的。联邦德国和日本所以能够在不长的时期内做到经济起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大地重视了职业技术教育。”

季羡林曾在德国住过好多年，他说：“德国人是很欣赏学位、头衔的，但是奇怪的很，他们并不存在独木桥。联邦德国青年中学毕业后，大多数人主动接受中等或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什么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各种专门技术人员的工资相当高，社会上也不歧视他们。美国也是如此，有的实验员比教授的工资还高。”

“所以，要使职业技术教育能够大大发展起来，一方面要洗洗旧脑筋，改改旧习惯。另一方面，也要有相应的各项制度，包括工资制度。我相信，这样做了，目前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是会逐步改变的。这对于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类各层次的人才，进行四化建设，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刘鸿 采写

原载《北京日报》1985年6月1日

谈 老

偶读白香山诗，读到一首《咏老赠梦得》，觉得很有意思，先把诗抄在下面：

与君俱老也，

自问老何如。

眼涩夜先卧，

头慵朝未梳。

有时扶杖出，

尽日闭门居。

懒照新磨镜，

休看小字书。

情于故人重，

迹共少年疏。

惟是闲谈兴，

相逢尚有余。

老，在人生中，是一件大事。佛家讲生、老、病、死，可见其地位之重要。但是对待老的态度，各个时代的人却是很不相同的。白香山是唐代人。他在这一首诗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我觉得还过得去。他是心平气和的，没有叹老嗟贫，没有见白发而心惊，睹颓颜而伤心。这在当时说已经是颇为难得的了。但是，其中也多少有一些消极的东西。比如说懒梳头、不看镜等等。诗中也表现了他的一些心理活动，比如说“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这恐怕是古今之所同。我们今天常讲的代沟，不是“迹共少年疏”吗？

到了今天，人间已经换了几次，情况大大地变了。今天，古稀老人，触目皆是，谁也不觉得稀奇了。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认为，老是自然规律，老是人生阶段之一，能达到这个阶段，就是幸福的。大家都想再多活几年，再多给人民做点事情。老以后还有一个阶段，那一个阶段也肯定会来的，这也是自然规律，谁也不会像江淹说的那样：“莫不饮恨而吞声。”

至于说“迹共少年疏”，虽然是古今之所同，但是我认为不是不能挽救的。今天我们老人，还有年轻人，在我们思想中的封建的陈旧的东西恐怕是越来越少了吧，我们老人并不会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我们承认自己阅历多，经验富，但也承认精力衰退，容易保守。年轻人阅历浅，经验少，但是他们精力充沛，最少保守思想。将来的天下毕竟是他们的。我们老年和青年，我相信只要双方都愿意，是能谈得来的。“迹共少年疏”，会变为“迹共少年密”（平仄有点不协）的。

1985年6月17日

我的处女作

哪一篇是我的处女作呢？这有点难说。究竟什么是处女作呢？也不容易说清楚。如果小学生的第一篇作文就是处女作的话，那我说不出。如果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处女作的话，我可以谈一谈。

我在高中里就开始学习着写东西。我的国文老师是胡也频、董秋芳（冬芬）、夏莱蒂诸先生。他们都是当时文坛上比较知名的作家，对我都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当时写过一些东西，包括普罗文艺理论在内，颇受到老师们的鼓励。从此就同笔墨结下了不解缘。在那以后五十多年中，我虽然走上了一条与文艺创作关系不大的道路；但是积习难除，至今还在舞笔弄墨；好像不如此，心里就不得安宁。当时的作品好像没有印出来过，所以不把它们算作处女作。

高中毕业后，到北京来上大学，念的是西洋文学系。但是只要心有所感，就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往往写一些可以算是散文一类的东西。第一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题目是《枸杞树》，里面记录的是一段真实的心灵活动。我19岁离家到北京来考大学，这是我第一次走这样长的路，而且中学与大学之间好像有一条鸿沟，跨过这条沟，人生长途上就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这情况反映到我的心灵上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我有点惊异，有点担心，有点好奇，又有点迷惘。初到北京，什么东西都觉得新奇可爱；但是心灵中又没有余裕去爱这些东西。当时想考上一个好大学，比现在要难得多，往往在几千人中只录取一二百名，竞争是异常激烈的，心里的斗争也同样激烈。因此，心里就像是开了油盐店，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但是美丽的希望也时时向我招手，好像在眼前不远的地方，就有一片玫瑰花园，姹紫嫣红，芳香四溢。

这种心情牢牢地控制住我，久久难忘，永远难忘。大学考取了，再也不必担心什么了，但是对这心情的忆念却依然存在，最后终于写成了这一篇短文：《枸杞树》。

这一篇所谓处女作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同我后来写的一些类似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仔细研究起来，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是有的，首先就表现在这篇短文的结构上。所谓结构，我的意思是指文章的行文布局，特别是起头与结尾更是文章的关键部位。文章一起头，必须立刻就把读者的注意力牢牢捉住，让他非读下去不可，大有欲罢不能之势。这种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上是颇为不少的。我曾在什么笔记上读到过一段有关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写《相州昼锦堂记》的记载。大意是说，欧阳修经过深思熟虑把文章写完，派人送走。但是，他忽然又想到，文章的起头不够满意，立刻又派人快马加鞭，追回差人，把文章的起头改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自己觉得满意，才又送走。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宋朝另一个大文学家苏轼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潮州韩文公庙碑》，起头两句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古文观止》编选者给这两句话写了一个夹注：“东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头，起行数十遭，忽得此两句，是从古来圣贤远远想入。”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我现在暂时不举了。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是以多么慎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文章的起头的。

至于结尾，中国文学史上有同样著名的例子。我在这里举一个大家所熟知的，这就是唐代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这一首诗的结尾两句话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让人感到韵味无穷。只要稍稍留意就可以发现，古代的诗人几乎没有哪一篇不在结尾上下工夫的，诗文总不能平平淡淡地结束，总要给人留下一点余味，含吮咀嚼，经久不息。

写到这里，话又回到我的处女作上。这一篇短文的起头与结尾都有明显的惨淡经营的痕迹，现在回忆起来，只是那个开头，就费了不少工夫，结果似乎还算满意，因为我一个同班同学看了说：“你那个起头很有意思。”什么叫“很有意思”呢？我不完全理解，起码他是表示同意吧。

我现在回忆起来，还有一件事情与这篇短文有关，应该在这里提一提。在写这篇短文之前，我曾翻译过一篇英国散文作家L.P.Smith的文章，名叫《蔷薇》，发表在1931年4月24日《华北日报·副刊》上。这篇文章的结构有一个特点。在第一段最后有这样一句话：“整个小城都在天空里熠耀着，闪动着，像一个巢似的星圈。”这是那个小城留给观者的一个鲜明生动的印象。到了整篇文章的结尾处，这一句话又出现了一次。我觉得这种写法很有意思，在写《枸杞树》的时候有意加以模仿。我常常有一个想法：写抒情散文（不是政论，不是杂文），可以尝试着像谱乐曲那样写，主要旋律可以多次出现，把散文写成像小夜曲，借以烘托气氛，加深印象，使内容与形式彼此促进。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幻想，我自己也尝试过几次。结果如何呢？我不清楚。好像并没有得到知音，颇有寂寞之感。事实上中国古代作家在形式方面标新立异者，颇不乏人，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一个有名的例子。现代作家，特别是散文作家，极少有人注重形式，我认为似乎可以改变一下。

“你不是在这里宣传‘八股’吗？”我隐约听到有人在斥责。如果写文章讲究一点技巧就算是“八股”的话，这样的“八股”我一定要宣传。我生也晚，没有赶上作八股的年代。但是我从一些清代的笔记中了解到八股的一些情况。它的内容完全是腐朽昏庸的，必须彻底加以扬弃。至于形式，那些过分雕琢巧伪的东西也必须否定。那一点想把文章写得比较有点逻辑性、有点系统性，不蔓不枝，重点突出的用意，则是可以借鉴的。写文章，在艺术境界形成以后，在物化的过程中注意技巧，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必须加以提倡。在过去，八股中偶尔也会有好文章的。上面谈到的唐代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就是试帖诗，是八股一类，尽管遭到鲁迅先生的否定，但是你能不承认这是一首传诵古今的好诗吗？自然，自古以来，确有一些名篇，信笔写来，如行云流水，一点也没有追求技巧的痕迹。但是，我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写这样的文章需要很深的工力，很高的艺术修养。我们平常说的“返朴归真”，就是指的这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极难达到的，这与率尔命笔，草率从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决非我一个人的怪论，然而，不足为外人道也。

1985年7月4日

坐拥书城意未足

古今中外都有一些爱书如命的人。我愿意加入这一行列。

书能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希望。但也能给人带来麻烦，带来灾难。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里，我就以收藏封资修、大洋古书籍的罪名挨过批斗。1976年地震的时候，也有人警告我，我坐拥书城，夜里万一有什么情况，书城将会封锁我的出路。

批斗对我已成过眼云烟，那种万一的情况也没有发生，我“死不改悔”，爱书如故，至今藏书已经发展到填满了几间房子。除自己购买以外，赠送的书籍越来越多。我究竟有多少书，自己也说不清楚。比较起来，大概是相当多的。搞抗震加固的一位工人师傅就曾多次对我说：这样多的书，他过去没有见过。学校领导对我额外加以照顾，我如今已经有了几间真正的书斋，那种卧室、书斋、会客室三位一体的情况，那种“初极狭，才通人”的“桃花源”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

有的年轻人看到我的书，瞪大了吃惊的眼睛问我：“这些书你都看过吗？”我坦白承认，我只看过极少极少的一点。“那么，你要这么多书干嘛呢？”这确实是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没有研究过藏书心理学，三言两语，我说不清楚。我相信，古今中外爱书如命者也不一定都能说清楚。即使说出原因来，恐怕也是五花八门的吧。

真正进行科学研究，我自己的书是远远不够的。也许我搞的这一行有点怪。我还没有发现全国任何图书馆能满足，哪怕是最低限度地满足我的需要。有的题目有时候由于缺书，进行不下去，只好让它搁浅。我抽屉里面就积压着不少这样搁浅的稿子。我有时候对朋友们开玩笑说：“搞我们这一行，要想有一个满意的图书室简直比搞四化还要难。全国国民收入翻两番的时候，我们也未必真能翻身。”这决非耸人听闻之谈，事实正是这样。同我搞的这一行有类似困难的，全国还有不少。这都怪我们过去底子太薄，解放后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一时积重难返。我现在只有寄希望于未来，发呼吁于同行。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日积月累，将来总有一天会彻底改变目前这情况的。古人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让我们大家都来当种树人吧。

1985年7月8日晨

一点希望

——致《文字改革》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成立，我就参加了工作。30年来，我做的工作不多，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参加简化汉字的工作，殊无成绩可言。

我觉得文字改革工作是牵涉中国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的千秋万代的巨大事业，我们这个工作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因此，自己能参加这个工作，我认为是十分光荣、值得骄傲的事情。我热诚期望工作能贯彻下去，取得彻底的成功。

我当然也有一些想法，特别是在汉字简化问题上。简化汉字成绩极大，这一点首先必须肯定。但是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主张越简越好、越多越好，把简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如果有的话，则很值得认真讨论一下。我觉得，我们对现已公布的简化汉字宣传不够有力，贯彻不够彻底。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一个领导干部、一个作家、一个新闻记者——这些都是天天同文字打交道的人，能够完完全全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简化汉字表来进行写作。我自己很惭愧，我是30年的文改会委员，又是经常舞笔弄墨的，但是我写的稿子中经常有一些不符合简化汉字表的写法。有时候，我也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旧习惯很顽强，我心里想：让编辑人员，甚至排字工人师傅，去替我规范化吧。我暂时偷懒一下吧。我这种心理，别人未必没有。许多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想在报纸上写文章呼吁，要求领导干部题字时注意简化标准，但是文章好像没有写。我并不认为领导干部或者书法家题字、写字时一定非严格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简化表不可。写中国字是一种艺术，作为艺术品写几个繁体字也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是这个原则不能扩大化，普遍化。我们写文章还是应该严格遵照简化字表；如有疑问，则应随手翻阅，像我那样想让别人来代劳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然而，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大力进行宣传，大量发行简字表。听说简字表已经发了不少，但显然还不够。

这就是我的一点期望。

1985年7月14日

在 德 国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

爱美大概也算是人的天性吧。宇宙间美的东西很多，花在其中占重要的地位。爱花的民族也很多，德国在其中占重要的地位。

四五十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我曾多次对德国人爱花之真切感到吃惊。家家户户都在养花。他们的花不像在中国那样，养在屋子里，他们是把花都栽种在临街窗户的外面。花朵都朝外开，在屋子里只能看到花的脊梁。我曾问过我的女房东：你这样养花是给别人看的吧！她莞尔一笑说道：“正是这样！”

正是这样，也确实不错。走过任何一条街，抬头向上看，家家的窗子前都是花团锦簇，姹紫嫣红。许多窗子连接在一起，汇成了一个花的海洋，让我们看的人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每一家都是这样，在屋子里的时候，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走在街上的时候，自己又看别人的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觉得这一种境界是颇耐人寻味的。

今天我又到了德国，刚一下火车，迎接我们的主人问我：“你离开德国这样久，有什么变化没有？”我说：“变化是有的，但是美丽并没有改变。”我说“美丽”指的东西很多，其中也包含着美丽的花。我走在街上，抬头一看，又是家家户户的窗口上都堵满了鲜花。多么奇丽的景色！多么奇特的民族！我仿佛又回到四五十年前去，我做了一个花的梦，做了一个思乡的梦。

1985年8月27日

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

各位领导、朋友们、同志们：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和首届学术讨论会现在开幕了。首先让我代表学会筹备委员会和全体到会的代表向出席我们今天会议的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同志，深圳市委和市政府领导邹尔康、李定、李伟彦、张洪斌同志，深圳大学校领导罗征启、李天庆、方生、杨伊白等同志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对我们学会的支持。我还要代表同志们对不远万里而来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会长佛克玛（Fokkema）教授、法国巴黎大学谢弗莱尔（Yves Chevrel）教授、美国前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艾德礼教授（Aldridge）以及其他国外和香港地区的比较文学学者和专家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他们的到来，给我们的大会增加了无限的光彩。国内许多出版界和新闻界的同志们也来参加大会，我们也向他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现在，我简要地介绍一下本会筹备的经过。从1981年以来，比较文学学会已经成立的有上海、广西、辽宁、吉林，即将成立的有江苏等省市。大家知道，比较文学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我们中国，由于某些原因，开始得比较晚了一点。但是这一门学问，一经提倡，立刻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热情。青年学生更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国学者已经写出了大量的比较有水平的论文和专著，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中国比较文学》这一本杂志已经出了两期，广西大学的英文刊物《文贝》（Cowrie ）也已经出了两期，在书店里都算是热门畅销的书籍，经常想买而买不到。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这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现象。

我相信，大家都承认，在今天世界上，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在现在，任何一门学科都带有国际性、世界性。所有国家的同行们都应该而且必须通力协作，才能做出出色的成绩。比较文学更是带有国际性和世界性的学科，现在国际上已经有了国际比较文学协会，许多国家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会。今天，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又成立了，我相信，它会受到国际上同行们的热烈欢迎。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现在许多国家的比较文学学者都承认，讲比较文学而忽视东方文学，这一条路是行不通的。有的外国朋友，还有不少中国的学者都提出了形成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我个人还有许多朋友都认为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一定要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学习，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也希望，国外的同行们也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互相补充，互相鼓励，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提倡中国学派，绝对不是什么狭隘的爱国主义。学术是无国境的，特别是比较文学。只有把东方文学真正地归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我们这个学科才能发展，才能进步，才能有所突破，才能焕发出新的异样的光彩，才能开扩视野。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和同志们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让我们团结协作，加强联系，加强学术交流，共同迎接比较文学的新胜利吧！

1985年10月29日

翻 译

翻译（translation）是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这种语言活动，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它影响到文化和语言的发展。与翻译有关的可变因素很多，例如文化背景不同、题材不同、语言难译易译不同、读者不同等等，很难把各种不同因素综合起来，都纳入一条通则。

在欧洲，翻译实践有长远的历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文明源于翻译，上至罗马帝国，下至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都要靠翻译来进行国际贸易。有人说，用古希伯来语写的《圣经》和用阿拉米语写的《福音》，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2000年来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就不会产生，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自翻译《圣经》起，将近2000年来，欧洲的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圣经》的翻译是一件大事，它帮助许多国家的语言奠定了基础。在古代希腊、拉丁文学方面，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喜剧和抒情诗，忒奥克里托斯（约前310—前250）、卡图卢斯（约前87—前54）、普卢塔克（约46—120或127）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译成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在保存古希腊文艺方面，阿拉伯译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于欧洲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如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安徒生、易卜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里哀等等的作品，也都多次被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在东方文学方面，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能剧、中国的小说诗歌、印度的《故事海》、《薄迦梵歌》、《沙恭达罗》等等都译成了欧洲语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五卷书》，它通过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反反复复地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实践产生理论，欧美许多国家的翻译理论是五花八门的。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翻译可能论，一派是翻译不可能论。其实，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没有的，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也是没有的。世界上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的。欧洲许多著名的人物，比如马丁·路德、M.阿诺德、F.W.纽曼、J.B.波斯特加特、H.白洛克、Fr.R.诺克斯、V.那巴可夫等等，都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据《开塞尔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的意见，这些理论中有些是刚愎自用的。

翻译一篇作品或者一段讲话，必然涉及两种语言：一种是原来那个作品或者讲话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Ausgangssprache（源头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Original或Source language；一种是译成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Zielsprache（目的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Target language。二者之间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距。因为，从严格的语言学原则上来讲，绝对的同义词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翻译者，不管水平多么高，也只能尽可能地接近源头语言，而不可能把原意和神韵完全传达过来。翻译者的任务就是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关于翻译工作，一般的看法是，逻辑的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著作，翻译起来比较容易。但是也有含义转移的危险。重在故事情节的作品，比如浅薄平庸的小说之类，翻译起来也比较容易。重在说理或鼓动的作品，比如格言诗、论战文章、政治演说、有倾向性的剧本，以及讽刺文学等等，翻译起来也不十分困难。但是重在表达感情的高级文学作品，翻译起来就极为困难。在这里，翻译或多或少只能是再创作，只能做到尽可能地接近原作，原作的神韵、情调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仿制的。特别是源头语言中那些靠声音来产生的效果，在目的语言中是完全无法重新创造的。

除了翻译可能与不可能的争论之外，还有直译与意译的争论。这种争论在欧洲也有很长的历史，但在中国尤其突出。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礼记》已有关于翻译的记载。《周礼》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译官之总称。《礼记·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专人，而“北方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译”字前加“翻”，成为“翻译”一词，一直流传到今天。在中国，佛经的翻译自后汉至宋代，历一千二三百年，这样历久不衰的翻译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也以佛家为最有系统，最深刻。晋代道安（314—385）主张质，即直译。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汉文翻译佛经时，有五种情况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种不容易做到的情况。苻秦的鸠摩罗什（344—413）则主张除“得大意”外，还须考虑到“文体”。他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隋代彦琮（557—610）最推崇道安的理论，他主张直译，提出“八备”和“十条”。“八备”指翻译者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十条”指他对译文体例、格式的十种规定。到了唐代，玄奘（602—664）是中国翻译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质并重，但似以质为主。他没有留下专门阐述翻译理论的文章。《翻译名义集》中记载了他的“五种不翻”的学说，指出有五种词语只能译音。北宋赞宁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翻译佛经的“六例”，详细探讨了翻译中六个方面的问题。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翻译是一种艺术（如翻锦绮），它将（语言的）形式加以改变（左右不同），而内容不变（背面俱花）。

北宋（960—1127）初期还有翻译活动，以后逐渐衰微。它的重新兴起始于明代（1368—1644）永乐五年（1407）。那时由于对外交通的需要，创立了四夷馆，培训翻译人才。明代末期，西学东渐，翻译工作更活跃起来。但此时翻译的方向已完全改变，不再是印度的佛经，而是欧洲的天文、几何、医学等方面的典籍，中国翻译史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对翻译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说：“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这是说，中西语言结构不同，文章脉络不同，西方有的术语为中国所无，口头解释一下还可以做到，笔译成文，人家就看不懂了。同时代的一位中国科学家李之藻（？—1631）在描写当时外国传教士的译书态度时说：“诸皆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此时的翻译往往用合作方式，同初期佛典翻译相似，即中国学者与外国人合作翻译，润文的责任则放在中国学者身上。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识之士痛感学习西方之必要，翻译活动又逐渐兴起，在中国翻译史上形成又一个新阶段。马建忠（1845—1900）强调译事之难。梁启超（1875—1929）鼓吹佛典翻译之高明。毕生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翻译的严复（1853—1921）在几篇序文里申述了他在翻译中遵循的原则。在《天演论》序中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忠于原作，“达”是忠于读者，“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信、达、雅虽然只三个字，但体现了作品、读者、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严复那些译本当中，《天演论》接近意译，《原富》则近于直译，他说：“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不过他对本书“繁赘而无关宏旨”的地方，则又有所删除。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他说：“原书文理颇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译，必至难索解人，故不得不略为颠倒，此以中文译西书定法也。”可以看出，《天演论》是意在达旨的述译，《原富》是辞义无所颠倒的严译，《群己权界论》是不依文作译的宽译。但是不论译法如何，有一点是始终如一的：即避免按字直译，努力用新的词或词组以求词义的全部传递。例如evolution中文没有与之相应的词，于是采用“天演”一词；liberty这个法制观念中国当时还没有，于是用“群己权界”这一词组。严复对于西文词义的翻译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开展。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第一个重视翻译并大力加以倡导的人是鲁迅。鲁迅主张直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1931年12月28日他在给瞿秋白的信中谈到严复。他说：“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

在主张直译方面，瞿秋白和鲁迅见解一致。他说：“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来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但是他同时指出：“当翻译的时候，如果只管‘装进异样的句法’等等，而不管是否活人嘴里能够说得出来——那么，这些‘异样的句法’始终不能‘据为己有’。”他认为：“新的言语应当是群众的言语——群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言语”。现代许多翻译家基本上都是直译派。所谓“直译”是指：原文有的，不能删掉；原文没有的，不能增加。这与译文的流畅与否无关。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等书，文字就非常流畅，但仍然是直译。所谓“意译”是指对原文可以增删。古代的鸠摩罗什属于这一派。郭沫若一方面说：“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我知道翻译工作绝不是轻松的事件，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绝不是无足重轻的因素。”茅盾更是简洁了当地指出：“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他又说：“‘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傅斯年、郑振铎、周作人、艾思奇等都主张直译。因此，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准则。

比较欧洲和中国翻译的历史，以及翻译的理论，可以看出，东西双方探讨的问题基本相同。双方都讨论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也讨论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但是双方也有不同之处。西方谈翻译理论，偏重于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以及可能的程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文学翻译难，科技翻译易。直译与意译问题，也偶尔涉及，但不是重点。在翻译的基础或背景方面，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欧洲，除了最早的希伯来语以外，基本上是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的互相翻译。因此才产生了某一些理论家主张的翻译三分法：一、翻译；二、变换；三、逐词对照本。这种三分法对中国是完全不适用的。中国决不可能有变换。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史上都是不同语系语言之间的翻译，在同一语系语言间才能变换。中国偏重于直译与意译之争，所谓文与质者就是。这是由于从佛经的翻译到现代科学文学著作的翻译，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西双方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中国讨论翻译的人没有对语言本质做细致的分析，而是侧重于综合，侧重于实际应用方面，因此谈翻译技巧多，而谈抽象理论少。在直译与意译的问题解决以后，如何解决具体作品和文句的译法问题将提到日程上来。

季羡林 许国璋合著

1986年2月22日

《大唐西域记校注》成书经过

丝绸之路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上，对东西文化科技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对这样一条路的记述，中国的旅行家、僧侣、商人和外交使节的著作在全世界都是最突出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的记载，这一条路至今还会笼罩在一团迷雾之中。

在中国所有的有关著述中，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又占据着首位。在过去，研究这一部书的大有人在。近代全世界研究印度历史和中亚历史的学者们都视此书为鸿宝。它被译成了许多种外国文字，光是日文的翻译和注释就有四五种之多，英文和其他欧洲文字也有不少的译本。至于研究本书的论文，那更是车载斗量，不胜枚举。外国学者，特别是印度学者，用最高的赞誉之词来歌颂这一本书。这些都是令人十分欢欣鼓舞的事情。

但是，美中也有不足。外国译文固然有些错误，连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也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考虑到这种情况，我国一些关心此事的学者心中都有一种愿望，这就是：大家通力协作，对这一本书加以校刊和注释。“心有灵犀一点通”，中华书局的领导同志恰在此时提出了校刊和注释此书的建议，于是一拍即合，立即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于是1977年，北京、广州、上海、四川等地的一些学者聚集北京，开了几次会，中华书局的领导亲自参加，达成了协议，分了一下工，就动手干了起来。我们分工的原则非常简单：各尽所能，按能分工。比如说，对新疆和中亚地区情况熟悉的，就分工注第一和第十二卷；懂梵文的，就分工校阅汉译梵名；精通中国古典文献的，就负责注释序和跋；对历史有研究的，就分工校阅历史注释。依此类推，总之是要发挥每一个同志的专长。中华书局想方设法为这个小小的工作组提供食、宿和资料方面的方便。最后又排除了种种困难，用最精美的印刷和装帧，用最快的速度，将此书出版。假如没有中华书局的大力提倡和支持，这部书的出版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我们认为，中华书局为了保存和发扬我们古代的宝贵的文化，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应该受到全世界学者的赞扬。

但是，工作也决非一帆风顺。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把工作尽快完成。可是一接触实际才知道其中的甘苦，知道操之过急是不行的。我们一再推迟完成的期限。其中原因很多，我们抓得不紧是一个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最初对这件工作的艰巨性认识很不够，有点“轻敌”的味道，不应该轻而视之，进展速度当然会受影响。因此，在此书出版前的四五年中，我们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既有顺利，也有挫折；既有快乐，也有苦恼。有时候，极简单的工作却隐藏着极其复杂的内容。比如说，一个人名，一个地名，旧有的译名不统一，但是，我们这本书却是必须统一的。可是稍一疏忽，立刻就出现不统一的情况。再比如，我们注释一件事情，要尽量利用最新资料，还要把旧有的注释都一一加以衡量，其间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矛盾。要想解决这些矛盾，就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细心分析，认真探索，然后才能作出结论，写入注释。这样的例子多得无法一一列举。

拿我自己来说，有时候碰到麻烦和困难，就有打退堂鼓的念头。但是，一想到玄奘当年西风瘦马，万里凿空，“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魍举火，灿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细雨”，那种九死一生的情况，其艰难程度实在超出我们的想象，自己便憬然振作起来。其他同志可能也有同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的工作集体动作是和谐的，工作是艰苦的，进展是顺利的。我们写任何一段注释，都是战战兢兢，再三推敲。我的意思并不是想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了。不，不，不是这样，古人说：校书如扫落叶，愈扫愈多。我们书中还有错误，有的是限于我们的学识，有的则是出于疏忽。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诚恳地希望海内外的读者不客气地指出，以便再版时改正。

现在，这部书出版后同读者见面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看到一些国内的书评，基本上都是肯定的：听到一些意见，也多是赞赏的。但没有看到国外的书评，只从外国学者来信中读到一些鼓励的词句。总之，我的印象是：这部书算是被读者接受了。这对于我们全体参加工作的同志是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长期的计划：分四个步骤来对《大唐西域记》作出贡献：一、校刊；二、注释；三、今译；四、英译。这四个步骤互相配合，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现在，第一和第二合并进行了，所谓“校注”者就是。第三个步骤今译，我们也完成了。《大唐西域记今译》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参加者几乎是原班人马。还剩下第四个步骤英译。这个步骤意义重大，困难极多。外国许多研究印度历史的学者翘首以待，如大旱之望云霓。我们正在进行联系，将来可能采取中外学者合作的办法。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完成这个步骤，否则就是有始无终，功亏一篑。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在过去几年中，全体工作的同志，虽然也难免有一些干扰，但是，总起来看，都是愉快地工作的。我们都意识到这件工作的分量，我们做的工作是过去没有人系统地做过的。我们决不敢说，我们都能胜任愉快。拿我自己来说，就是边工作，边学习。虽然最后由我看了一遍，人们习惯称之为“把关”。实际上，这个关我个人是把不了的。我向其他同志学习，占的比重更大。总之，我们这个小小的工作班子是团结协作的。我常常想，如果今天再让我组织一个班子，干同样的工作，我会要什么样的工作班子呢？我的答复是：原班人马。

在六七年的工作过程中，我们愈来愈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的陕西、甘肃、新疆等地是中国的宝地。除了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让人惊心动魄以外，丝绸之路横贯这几个地区，更像是灿烂发光的明珠。丝绸之路从中国开始，是我们全国人民的骄傲。我们这几个人能为宣传丝绸之路作出一点贡献，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希望，而且也相信，丝绸之路将会愈来愈多地吸引全世界的人们，他们将会愈来愈多地到这里来旅游观光，探讨学术问题，从而加深彼此的了解，增强相互的友谊，让过去曾为全世界文化交流作过重大贡献的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出青春之光，为在新形势下的世界文化交流作出新的更为巨大的贡献。

1986年4月13日

敦煌舞将走向世界

舞蹈在我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我常常想，我国的舞蹈有两个特点：一是善于汲取；一是敢于创新。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甘肃省艺术学校演出的敦煌舞是创新与学习互相结合或者融合的典范。

敦煌壁画上有无数的舞蹈场面。这可以说是中国舞蹈同西域舞蹈交融的产物。此外，石窟中一些佛像的雕塑也表现了一些独特的手势和身躯的其他形态。这些东西，在外行人眼中，只不过是绘画与雕塑而已，而在有心的内行人眼中却是学习与创新的灵感的来源。甘肃艺校搞舞蹈的同志是内行，又是有心人。他们根据从敦煌石窟中得来的灵感，多少年来，勤勤恳恳、锲而不舍，终于在创新方面开辟出一条阳关大道。在善于学习方面，他们也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我认为，他们的舞蹈具体地体现了中国舞蹈史上的两个特点。我祝愿而且相信，他们会受到观众们的欢迎。我还相信，敦煌舞决不会只局限于小圈圈内，它一定会走出国门，走向广阔的世界。

1986年4月

祝贺藏学研究中心成立

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也有巨大的学术意义。

谈到政治意义，国外颇有一些人对藏族的解放和藏、汉两族的团结心怀不满，总希望历史车轮向后倒退。但这只能是空想。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对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视，也标志着藏、汉两族学者的团结。这一件事实就可以昭告天下：我们重视藏学，重视西藏民族文化的普及与提高，这有助于纠正世界舆论界的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言论。

谈到学术意义，无论是从藏学本身来看，还是从西藏保存下来的贝叶梵经来看，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藏族文化典籍之丰富，在我们国内，除了汉族以外，恐怕是首屈一指的。其数量之大也是十分惊人的。但是过去我们对这方面研究还很不够，反而西欧一些国家和日本做的工作比我们要多得多。现在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藏学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人数一天比一天多，研究成果一天比一天丰富。反观我们自己，实在有点惭愧。藏学研究不清楚，今后再写什么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宗教史、中国思想史恐怕就很难下笔。中国不仅仅有一个汉族，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其中当然也包括藏族的文化遗产，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藏文典籍之外，还有大量的贝叶梵经，这是我们的国宝，全世界今天只有西藏还有这种经典。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学者向往这些东西，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地保存这些宝贝，研究这些宝贝，过若干年以后，我们的研究成果逐渐问世的时候，必将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震动。我们目前的力量还不够。我们一定要努力培养藏族、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学者。

我常常想，在广义的汉学范围内，20世纪敦煌学算是显学，吐鲁番学算是显学，到了21世纪，一门新的显学将要引起轰动，这就是藏学和贝叶梵经学。

我预祝中心的工作顺利开展，取得丰硕的成果。

1986年5月15日

外语教学漫谈

我学了一辈子外语，也教了一辈子外语。但是如果让我总结什么外语教学的经验，这对我却实在是一个难题。是我没有经验或教训吗？当然不是。我的感觉是：“提起此事，一言难尽。”

解放前后，我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的领导工作长达三十多年之久。在这一段很长的时间内，虽然我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每一次运动都要检查业务挂帅，智育第一，但是我用在行政方面的时间也确实不少。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开会。“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借用冯至同志的话）我常常开玩笑说，现在这“学”，那“学”，多如过江之鲫。如果有人提倡创立一门“开会学”的话，我一定申请参加研究，如果让我写一本“开会学导论”之类的书，我一定会写得异常精彩，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将大大地扩大我们的科学研究的范围，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出版以后，一定会洛阳纸贵，给现在出版界缺纸的情况再增加一份压力。

我开会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研究外语教学法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现在全国从事外语教学的同志们一定都能够回忆起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我们没日没夜地为了外语教学法伤过多少脑筋呀！什么速成法，什么拉赫曼诺夫，什么词汇分析，什么复用式和领会式，什么病历卡，什么直接教学，什么听说领先，等等，等等，几乎是隔几年就换一套新花样，而且是举国皆然。一听说什么地方出了“先进”经验，就不远万里，跋山涉水，亲临学习。取经者接踵于道路，传道者高踞于讲堂，大家都兴致勃勃，乐此不疲。

结果怎样呢？大家都可以回忆一下。要说是所有的教学法尝试都失败了，根本没有什么成绩可言，那不是事实。我们解放后的外语教学成绩远非解放前可比。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要说是成绩非常大，它能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成正比，那恐怕也不是事实。一直到现在我们也还说不出，究竟哪一种教学方法最合理想，最有效益。

最近若干年以来，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再谈什么外语教学法了，“文革”前那种钻研教学法的劲头再也见不到了。这是不是表示我们退步了呢？我说不出。这是不是表示我们现在的外语教学水平大大落后了呢？我看也不见得。我们现在的外语教学成绩不容抹煞。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你一不否定过去搞教学法成灾的做法，又不否定现在不太讲教学法的成绩，你这貌似辩证法，实际是在变戏法！”我先不回答这种质问，我先谈点别的事情。

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什么文章里讲了一个笑话。一个人在市场上叫卖治臭虫的用纸裹着的锦囊妙计，要的钱并不算少。有人买了一份，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层纸，一直打开了六七层纸，最后发现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字：勤捉。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你能说它没有道理吗？

外语教学我看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决不否定教学法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决不能让眼花缭乱、五花八门的教学法牵着鼻子走，而忘掉外语教学最根本的一条：真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尽可能早地接触外语的实际；让他们自己先努力寻找适合自己情况的学习方法，让他们去拼搏，让他们自己去吃点苦头。

我又想在这里谈一谈德国教外语的方法。我不谈理论，因为没有人教过我这方面的理论，我也不想去杜撰。我只谈实际情况。我在德国开始学俄语，每周只上课两次，每次二学时，共四个学时。第一次上课，教员领着学生念了念字母。我觉得速度不算快，还比较舒服。第二堂课以后，老师就让学生自己按照教科书的顺序，背生词，学语法，做练习，教员以后就不再讲解了。每次上课就做教科书上的练习，其中也有会话的练习，学生念俄文，学生翻成德文，错了老师纠正。大概过了两个礼拜，老师就让念果戈里的小说《鼻子》。这对我无异是当头一棒，丈二和尚，我简直摸不着头脑。我抱着一本字典，对着原文查下去。几乎每一个字都只能查到前一半，后一半是语尾变化，我根本不知道，只能乱翻语法，努力找出语尾变化。一个小时的课，我要五六倍七八倍的时间来准备。真是苦不堪言。结果在一个学期内，学完了一本教科书，念完了《鼻子》。我觉得这种教学法真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曾对许多人谈过我的这一番经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批判，说我是宣传法西斯教学法，我真是啼笑皆非。这种教学法好像在德国很流行，但决非德国法西斯的发明创造。19世纪一个什么人就说过：要学游泳，老师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淹不死，他就学会了。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比方，没有人会真这样去干的。我们要体会其中蕴含着的意义。学外语也是如此。这是否有点野蛮呢？我看不能这样说。这办法确实有效。它确实能把学生的全部积极性和主动性毫无遗漏地调动起来。

学外语，同干任何事情一样，必须调动参加者的积极性，让他们尽快尽早地接触到工作的对象、工作的实际。我看这同捉臭虫要勤捉一样，既是老生常谈但又确有效用。过去几十年我们搞教学法，未可厚非，但对学生的积极性的调动则似乎重视不够。我也算是外语战线上的一个老兵。在折腾了几十年以后，到了垂暮之年，却只能拿出这样一点“经验”来，我自己也觉得脸红。我知道，即使这一点刍荛之言，别人也还不见得都赞同，我自己却深信不疑。质诸上海外语界的同行们，不知以为如何。

1986年6月27日

我和外国语言

我学外国语言是从英文开始的。当时只有十岁，是高小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回忆起来，英文大概还不是正式课程，是在夜校中学习的。时间好像并不长，只记得晚上下课后，走过一片芍药栏，当然是在春天里，其他情节都记不清楚了。

当时最使我苦恼的是所谓“动词”，to be和to have一点也没有动的意思呀，为什么竟然叫做动词呢？我问过老师，老师说不清楚，问其他的人，当然更没有人说得清楚了。一直到很晚很晚，我才知道，把英文verb（拉丁文verbum）译为“动词”是不够确切的，容易给初学西方语言的小学生造成误会。

我万万没有想到，学了一点英语，小学毕业后报考中学时竟然派上了用场。考试的其他课程和情况，现在完全记不清楚了。英文出的是汉译英，只有三句话：“我新得到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但是有几个字我不认识。”我大概是译出来了，只是“已经”这个字我还没有学过，当时颇伤脑筋，耿耿于怀者若干时日。我报考小学时，曾经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被破格编入高小一年级。比我年纪大的一个亲戚，因为不认识这个字，被编入初小三年级。一个字给我争取了一年。现在又因为译出了这几句话，被编入春季始业的一个班，占了半年的便宜。如果我也不认识那个“骡”字，或者我在小学没有学英文，则我从那以后的学历都将推迟一年半，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生中偶然出现的小事往往起很大的作用，难道不是非常清楚吗？不相信这一点是不行的。

在中学时，英文列入正式课程。在我两年半的初中阶段，英文课是怎样进行的，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课本是《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谈》、《莎氏乐府本事》（Tales form Shakespeare ）、Washington Irving的《拊掌录》（Sketch Book ），好像还念过Macaulay的文章。老师的姓名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初中毕业后，因为是春季始业，又在原中学念了半年高中。在这半年中，英文教员是郑又桥先生。他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听口音，他是南方人。英文水平很高，发音很好，教学也很努力。只是他有吸鸦片的习惯，早晨起得很晚，往往上课铃声响了以后，还不见先生来临。班长不得不到他的住处去催请。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学生的英文作文，他不按原文来修改，而是在开头处画一个前括弧，在结尾处画一个后括弧，说明整篇文章作废，他自己重新写一篇文章。这样，学生得不到多少东西，而他自己则非常辛苦，改一本卷子，恐怕要费很多时间。别人觉得很怪，他却乐此不疲。对这样一位老师是不大容易忘掉的。过了20年以后，当我经过了高中、大学、教书、留学等等阶段，从欧洲回到济南时，我访问了我的母校，几乎所有以前的老师都已离开了人世，只有郑又桥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临大明湖的高楼上。我见到他，我们俩彼此都非常激动，这实在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他住的地方，南望千佛山影，北望大明湖十里碧波，风景绝佳。可是这一位孤独的老人似乎并不能欣赏这绝妙的景色。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想他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们那一些十几岁的中学生也并不老实。来一个新教员，我们往往要试他一试，看他的本领如何。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少年心理吧。我们当然想不出什么高招来“测试”教员。有一年换了一位英文教员，我们都觉得他不怎么样。于是在字典里找了一个短语by the by。其实这也不是多么稀见的短语，可我们当时从来没有读到过，觉得很深奥，就拿去问老师。老师没有回答出来，脸上颇有愧色。我们一走，他大概是查了字典，下一次见到我们，说：“你们大概是从字典上查来的吧？”我们笑而不答。幸亏这一位老师颇为宽宏大量，以后他并没有对我们打击报复。

在这时候，我除了在学校里念英文外，还在每天晚上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习。校长叫冯鹏展，是广东人，说一口带广东腔的蓝青官话。他住的房子非常大，前面一进院子是学社占用。后面的大院子是他全家所居。前院有四五间教室，按年级分班。教我的老师除了冯老师以外，还有钮威如老师、陈鹤巢老师。钮老师满脸胡须，身体肥胖，用英文教我们历史。陈老师则是翩翩佳公子，衣饰华美。看来这几个老师英文水平都不差，教学也都努力。每到秋天，我能听到从后院传来的蟋蟀的鸣声。原来冯老师最喜欢养蟋蟀，山东人名之曰蛐蛐儿，嗜之若命，每每不惜重金，购买佳种。我自己当时也养蛐蛐，常常随同院里的大孩子到荒山野外蔓草丛中去捉蛐蛐，捉到了一只好的，则大喜若狂。我当然没有钱来买好的，只不过随便玩玩而已。冯老师却肯花大钱，据说斗蛐蛐有时也下很大的赌注，不是随便玩玩的。

在这里用的英文教科书已经不能全部回忆出来。只有一本我忆念难忘，这就是Nesfield的文法，我们称之为《纳氏文法》，当时我觉得非常艰深，因而对它非常崇拜。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英国人专门写了供殖民地人民学习英文之用的。不管怎样，这一本书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像这样内容丰富的语法，我以后还没有见过。

尚实英文学社，我上了多久，已经记不起来，大概总有几年之久。学习的成绩我也说不出来，大概还是非常有用的。到了我到北园白鹤庄去上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的时候，我在班上英文程度已经名列榜首。当时教英文的教员共有三位，一位姓刘，名字忘了，只记得他的绰号，一个非常不雅的绰号。另一位姓尤名桐。第三位姓和名都忘了，这一位很不受学生欢迎。我们闹了一次小小的学潮：考试都交白卷，把他赶走了。我当时是班长，颇伤了一些脑筋。刘、尤两位老师却都受到了学生的尊敬，师生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

在北园高中，开始学了点德文。老师姓孙，名字忘记了。他长得宽额方脸，嘴上留着两撇像德皇威廉第二世的胡须，除了鼻子不够高以外，简直像是一个德国人。我们用的课本是山东济宁天主教堂编的书，实在很不像样子，他就用这个本子教我们。他是胶东口音，估计他在德国占领青岛时在一个德国什么洋行里干过活，学会了德文。但是他的德文实在不高明，特别是发音更为蹩脚。他把gut这个字念成“古吃”。有一次上堂时他满面怒容，说有人笑话他的发音。我心里想，那个人并没有错，然而孙老师却忿忿然，义形于色。他德文虽不高明却颇为风雅，他自己出钱印过一册十七字诗，比如有一首是嘲笑一只眼的人：

发配到云阳，

见舅如见娘，

两人齐下泪，

三行！

诸如此类，是中国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严格地说就是民间蹩脚文人的创作，足证我们孙老师的欣赏水平并不怎样高。总之，我们似乎只念了一学期德文，我的德文只学会了几个单词儿，并没有学好，也不可能学好。

到了1928年，日寇占领了济南，我失学一年。从1929年夏天起，我入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据说是当时山东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此时名义上是国民党统治，但是实权却多次变换，有时候，仍然掌握在地方军阀手中。比起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来，多少有了一些新气象。《书经》、《诗经》不再念了，作文都用白话文，从前是写古文的。我在这里念了一年书，国文教员个个都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都是当时文坛上的名人。但英文教员却都记不清楚了。高中最后一年用的什么教本我也记不起来了。可能是《格里弗游记》之类。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来的是几次英文作文。我记得有一次作文题目是讲我们学校。我在作文中描绘了学校的大门外斜坡，大门内向上走的通道，以及后面图书馆所在的楼房。自己颇为得意，也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赞扬。我们的英文课一直用汉语进行，我们既不大能说，也不大能听。这是当时山东中学里一个普遍的缺点，同京、沪、津一些名牌中学比较起来，我们显然处于劣势。这大大地影响了考入名牌大学的命中率。

此时已经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从高中毕业了。我断断续续学习英语已经十年了，还学了一点德文。要问有什么经验没有呢？应该有一点，但并不多。曾有一度，我想把整部英文字典背过。以为这样一来，就再没有不认识的字了。我确实也下过工夫去背，但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有好多字实在太冷僻没有用处，于是采用另外一种办法：凡是在字典上查过的字都用红铅笔在字下画一横线，表示这个字查过了。但是过了不久，又查到这个字。说明自己忘记了。这个办法有一点用处，它可以给我敲一下警钟：查过的字怎么又查呢？可是有的字一连查过几遍还是记不住，说明警钟也不大理想。现在的中学生要比我们当时聪明得多，他们恐怕不会来背字典了。阿门！加上阿弥陀佛！

不管怎么样，高中毕业了。下一步是到北京投考大学。山东有一所山东大学，但是本省的学生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不大愿意报考本省的大学，一定要“进京赶考”。我们这一届高中有八十多个毕业生，几乎都到了北京。当年报考名牌大学，其困难程度要远远超过今天。拿北大、清华来说，录取的学生恐怕不到报名的十分之一。据说有一个山东老乡报考北大、清华，考过四次，都名落孙山。我们考的那一年是第五次了，名次并不比孙山高。看榜后，神经顿时错乱，走到西山，昏迷漫游了四五天，才清醒过来，回到城里，从此回乡，再也不考大学了。

入学考试，英文是必须考的。以讲英语出名的清华，英文题出的并不难，只有一篇作文，题目忘记了。另外有一篇改错之类的东西。不以讲英语著名的北大出的题目却非常难，作文之外有一篇汉译英，题目是李后主的词：

别后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有的同学连中文原文都不十分了解，更何况译成英文！顺便说一句，北大的国文作文题也非常古怪，那一年的题目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样一个题目也很够一个中学毕业生作的。但是北大古怪之处还不在这里。各门学科考完之后，忽然宣布要加试英文听写（dictation），这对我们实在是当头一棒。我们在中学没有听过英文。我大概由于单词记得多了一点，只要能听懂几个单词儿，就有办法了。记得老师念的是一段寓言。其中有狐狸，有鸡，只有一个字suffer，我临阵惊慌，听懂了，但没有写对。其余大概都对了。考完之后，山东同学面带惊慌之色，奔走相告，几乎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大家都知道，这一加试，录取的希望就十分渺茫了。

我很侥幸，北大、清华都录取了。当时处心积虑是想出国留洋。在这方面，清华比北大条件要好。我决定入清华西洋文学系。这一个系有一套详细的教学计划，课程有古希腊拉丁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艺评论、莎士比亚、欧洲文学史等。教授有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波兰人、法国人、俄国人，但统统用英文讲授。我在前面已经谈到，我们中学没有听英文的练习。教大一英文的是美国小姐毕莲女士（Miss Bille）。头几堂课，我只听到她咽喉里咕噜咕噜地发出声音，“剪不断”，理还乱，却一点也听不清单词。我在中学曾以英文自负，到了此时却落到这般地步，不啻当头一棒，悲观失望了好多天，幸而逐渐听出了个别的单词，仿佛能“剪断”了，大概不过用了几个礼拜，终于大体听懂了，算是渡过了学英文的生平第一难关。

清华有一个古怪的规定：学英、德、法三种语言之一，从第一年X语，学到第四年X语者，谓之X语专门化（specialized in X）。实际上法语、德语完全不能同英语等量齐观。法语、德语都是从字母学起，教授都用英语讲授，而所谓第一年英语一开始就念Jane Austin的Pride and Prejudice 。其余所有的课也都用英语讲授。所以这三个专门化是十分不平等的。

我选的是德语专门化，就是说，学了四年德语。从表面上来看，四年得了八个E（Excellent，最高分，清华分数是五级制），但实际上水平并不高。教第一年和第二年德语的是当时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杨丙辰（震文）教授。他在德国学习多年，德文大概是好的，曾翻译了一些德国古典名著，比如席勒的《强盗》等等。他对学生也从来不摆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请学生吃饭。但是作为一个教员，他却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教员。他教课从字母教起，教第一个字母a时，说：a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初听之下，也还新鲜。但b、c、d等等，都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学生就窃窃私议了：“我们不管它是否是丹田里的几口气。我们只想把音发得准确。”从此，“丹田里的一口气”就传为笑谈。

杨老师家庭生活也非常有趣。他是北京大学的系主任，工资相当高，推算起来，可能有现在教授的十几倍。不过在北洋军阀时期，常常拖欠工资，国民党统治前期，稍微好一点，到了后期，什么法币、什么银元券、什么金元券一来，钞票几乎等于手纸，教授们的生活就够呛了。杨老师据说兼五个大学的教授，每月收入可达上千元银元。我在大学念书时，每月饭费只需六元，就可以吃得很好了。可见他的生活是相当优裕的。他在北大沙滩附近有一处大房子，服务人员有一群，太太年轻貌美，天天晚上看戏捧戏子，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一个非常离奇的结合。杨老师的人生观也很离奇，他信一些奇怪的东西，更推崇佛家的“四大皆空”。把他的人生哲学应用到教学上就是极端不负责任，游戏人间，逢场作戏而已。他打分数，也是极端不负责任。我们一交卷，他连看都不看，立刻把分数写在卷子上。有一次，一个姓陈的同学，因为脾气黏黏糊糊，交了卷，站着不走。杨老师说：“你嫌少吗？”立即把S（superior，第二级）改为E。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德语的。高中时期孙老师教的那一点德语早已交还了老师，杨老师又是这样来教，可见我的德语基础是很脆弱的。第二年仍然由他来教，前两年可以说是轻松愉快，但不踏实。

第三年是石坦安先生（Von den Steinen，德国人）教，他比较认真，要求比较严格，因此这年学了不少的东西。第四年换了艾克（G.Ecke，号锷风，德国人）。他又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先生。他工资很高，又独身一人，在城里租了一座王府居住。他自己住在银安殿上，仆从则住在前面一个大院子里。他搜集了不少的中国古代名画。他在德国学的是艺术史，因此对艺术很有兴趣，也懂行。他曾在厦门大学教过书，鲁迅的著作中曾提到过他。他用德文写过一部《中国的宝塔》，在国外学术界颇得好评。但是作为一个德语教员，则只能算是一个蹩脚的教员。他对教书心不在焉。他平常用英文讲授，有一次我们曾请求他用德语讲，他立刻哇啦哇啦讲一通德语，其快如悬河泻水，最后用德语问我们，“Verstehen Sie etwas davon？”我们摇摇头，想说：“Wir verstehen nichts davon.”但说不出来，只好还说英语。他说道：“既然你们听不懂，我还是用英语讲吧！”我们虽不同意，然而如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课程就照旧进行下去了。

但是他对我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喜欢德国古典诗歌，最喜欢Hölderlin和Plateno。我受了他的影响，也喜欢起Hölderlin来。我的学士论文：“The Early Poems of Hölderlin ”，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写的，他是指导教授。当时我大概对Hölderlin不会了解得太多，太深。论文的内容我记不清楚了，恐怕是非常肤浅的。我当时的经济情况很困难，有一次写了几篇文章，拿了点稿费，特别向德国订购了Hölderlin的豪华本的全集，此书我珍藏至今，念了一些，但不甚了了。

除了英文和德文外，我还选了法文。教员是德国小姐Madmoiselle Holland，中文名叫华兰德。当时她已发白如雪，大概很有一把子年纪了。因为是独身，性情有些反常，有点乖戾，要用医学术语来说，她恐怕患了迫害狂。在课堂上专以骂人为乐。如果学生的答卷非常完美，她挑不出毛病来借端骂人，她的火气就更大，简直要勃然大怒。最初选课的人很多，过了没有多久，就被她骂走了一多半。只剩下我们几个不怕骂的仍然留下，其中有华罗庚同志。有一次把我们骂得实在火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对她予以反击，结果大出意料，她屈服了，从此天下太平。她还特意邀请我们到她的住处（现在北大南门外的军机处）去吃了一顿饭。可见师徒间已经化干戈为玉帛，揖让进退，海宇澄清了。

我还旁听过俄文课。教员是一个白俄，名字好像是陈作福，个子极高，一个中国人站在他身后，从前面看什么都看不见。他既不会英文，也不会汉文，只好被迫用现在很时髦的“直接教学法”，然而结果并不理想，我只听到讲 Скaжитe пοжaлyйcта（请您说！），其余则不甚了了。我旁听的兴趣越来越低，终于不再听了。大概只学了一些生词和若干句话，我第一次学习俄语的过程就此结束了。

我上面谈到，我虽然号称德文专门化，然而学习并不好。可是我偏偏得了四年高分。当我1934年毕业后，不得已而回到母校济南高中当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清华与德国学术交流处订立了交换研究生的合同，我报名应考，结果被录取了。我当年舍北大而趋清华的如意算盘终于真正实现了，我能到德国去留学了。对我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可是我的德文水平不高，我看书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听、说则全无训练。到了德国，吃了德国面包，也无法立刻改变。我到德国学术交流处去报到的时候，一个女秘书含笑对我说：“Lange Reise！”（长途旅行呀！）我愣里愣怔，竟没有听懂。我留在柏林，天天到柏林大学外国语学院专为外国人开的德文班去学习了六周，到了深秋时分，我被分配到Göttingen（哥廷根）大学去学习。我对于这个在世界上颇为著名的大学什么都不清楚。第一学期，我还没有能决定究竟学习哪一个学科。我随便选了一些课，因为交换研究生选课不用付钱，所以我尽量多选，我每天要听课六七小时。选的课我不一定都有兴趣，我也不能全部听懂。我的目的其实是通过选课听课提高自己的听的能力。我当时听德语的水平非常低，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情况我在上面已经谈过。解放后，我们的外语教育，不管还有多少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其水平和认真的态度是解放前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这一点现在的青年不一定都清楚。因此我在这里说上几句。

我还利用另一种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听说能力，这就是同我的女房东谈话。德国大学没有学生宿舍，学生住宿的问题学校根本不管，学生都住民房。我的女房东有一些文化水平，但不高。她喜欢说话，唠唠叨叨，每天晚上到我屋里来收拾床铺，她都要说上一大套，把一天的经过都说一遍。别人大概都不爱听，我却是求之不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练习听力。我的女房东可以说是一位很好的德文教员，可惜我既不付报酬，她自己也不知道讨报酬，她成了我的义务教员。

到了第二学期，我偶然看到Prof.Waldschmidt开梵文课的告示。我大喜过望，立刻选了这一门课。我在清华大学时，曾经想学梵文，但没有老师教，只好作罢。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怎能放过呢？学生只有三个：一个乡村里的牧师，一个历史系的学生。Waldschmidt的教学方法是德国通常使用的。德国19世纪一位语言学家主张，教学生外语，比如教学生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推下去，如果淹不死，他就学会游泳了。具体的办法是：尽快让学生自己阅读原文，语法由学生自己去钻，不在课堂上讲解。这种办法对学生要求很高。短短的两节课往往要准备上一天，其效果我认为是好的：学生的积极性完全调动起来了。他要同原文硬碰硬，不能依赖老师，他要自己解决语法问题。只有实在解不通时，教授才加以辅导。这个问题我在别的地方讲过，这里不再详细叙述了。

德国大学有一个奇特的规定：要想考哲学博士学位，必须选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对我来说，主系是梵文，这是已经定了的。副系一个是英文，这可以减轻我的负担。至于第三个系，则费了一番周折。有一个时期，我曾经想把阿拉伯语作为我的副系。我学习了大约三个学期的阿拉伯语。从第二学期开始就念《古兰经》。我很喜欢这一部经典，语言简练典雅，不像佛经那样累赘重复，语法也并不难。但是在念过两个学期以后，我忽然又改变了想法，我想拿斯拉夫语言作为我的第二副系。按照德国大学的规定，拿斯拉夫语作副系，必须学习两种斯拉夫语言，只有一种不行。于是我在俄文之外，又选了南斯拉夫语。

教俄文的老师是一个曾在俄国居住过的德国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语。他的教法同其他德国教员一样，是采用把学生推入游泳池的办法。俄文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德国的学期短，然而我们却在第一学期内，读完了一册俄文教科书，其中有单词、语法和简单的会话，又念完果戈里的小说《鼻子》。我最初念《鼻子》的时候，俄文语法还没有学多少，只好硬着头皮翻字典。往往是一个字的前一半字典上能查到，后一半则不知所云，因为后一半是表变位或变格变化的。而这些东西，我完全不清楚，往往一个上午只能查上两行，其痛苦可知。但是不知怎么一来，好像做梦一般，在一个学期内，我毕竟把《鼻子》全念完了。下学期念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的时候，我觉得轻松多了。

南斯拉夫语由主任教授Prof.Braun亲自讲授。他只让我看了一本简单的语法，立即进入阅读原文的阶段。有了学习俄文的经验，我拼命翻字典。南斯拉夫语同俄文很相近，只在发音方面有自己的特点，有升调和降调之别。在欧洲语言中，这是很特殊的。我之所以学南斯拉夫语，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我的兴趣并不大，可以说也没有学好。大概念了两个学期，就算结束了。

谈到梵文，这是我的主系，必须全力以赴。我上面已经说过，Waldschmidt教授的教学方法也同样是德国式的。我们选用了Stenzler的教科书。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教科书。篇幅并不多，但是应有尽有。梵文语法以艰深复杂著称，有一些语法规则简直烦琐古怪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这些东西当然不是哪一个人硬制定出来的，而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利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都能解释得通。Stenzler在薄薄的一本语法书中竟能把这些古怪的语法规则的主要组成部分收容进来，是一件十分不容易做好的工作。这一本书前一部分是语法，后一部分是练习。练习上面都注明了相应的语法章节。做练习时，先要自己读那些语法，教授并不讲解，一上课就翻译那些练习。第二学期开始念《摩诃婆罗多》中的《那罗传》。听说，欧美许多大学都是用这种方式。到了高年级，梵文课就改称Seminar，由教授选一部原著，学生课下准备，上堂就翻译。新疆出土的古代佛典残卷，也是在Seminar中读的。这种Seminar制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是训练学生做研究工作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比如，读古代佛典残卷时就学习了怎样来处理那些断简残篇，怎样整理，怎样阐释，连使用的符号都能学到。

至于巴利文，虽然是一门独立的课程，但教授根本不讲，连最基本的语法也不讲。他只选一部巴利文的佛经，比如《法句经》之类，一上堂就念原书，其余的语法问题，梵巴音变规律，词汇问题，都由学生自己去解决。

念到第三年上，我已经拿到了博士论文的题目，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正式爆发。我的教授被征从军。他的前任Prof.E.Sieg老教授又出来承担授课的任务。当时他已经有七八十岁了，但身体还很硬朗，人也非常和蔼可亲，简直像一个老祖父。他对上课似乎非常感兴趣。一上堂，他就告诉我，他平生研究三种东西：《梨俱吠陀》、古代梵文语法和吐火罗文，他都要教给我。他似乎认为我一定同意，连征求意见的口气都没有，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想在这里顺便谈一点感想。在那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里，把世间极其复杂的事物都简单化为一个公式：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学习过的人或者没有学习过的人，都成了资产阶级。至于那些国家的教授更不用说了。他们教什么东西，宣传什么东西，必定有政治目的，具体地讲，就是侵略和扩张。他们决不会怀有什么好意的。Sieg教我这些东西也必然是为他们的政治服务的，为侵略和扩张服务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谁也否认不掉。但是不是他们的学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为这个政策服务呢？我以为不是这样。像Sieg这样的老人，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一定要把他的“绝招”教给一个异域的青年，究竟为了什么？我当时学习任务已经够重，我只想消化已学过的东西，并不想再学习多少新东西。然而，看了老人那样诚恳的态度，我屈服了。他教我什么，我就学什么。而且是全心全意地学。他是吐火罗文世界权威，经常接到外国学者求教的信。比如美国的Lane等等。我发现，他总是热诚地罄其所知去回答，没有想保留什么。和我同时学吐火罗文的就有一个比利时教授W.Couvreur。根据我的观察，Sieg先生认为学术是人类的公器，多撒一颗种子，这一门学科就多得一点好处。侵略扩张同他是不沾边的。他对我这个异邦的青年奖掖扶植不遗余力。我的博士论文和口试的分数比较高，他就到处为我张扬，有时甚至说一些夸大的话。在这一方面，他给了我极大的影响。今天我也成了老人，我总是想方设法，为年轻的学者鸣锣开道。我觉得，只要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就算是对得起Sieg先生了。

我跟Sieg先生学习的那几年，是我一生挨饿最厉害，躲避空袭最多，生活最艰苦的几年。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却是最甜蜜的几年。甜蜜在何处呢？就是能跟Sieg先生在一起。到了冬天，大雪载途，黄昏早至。下课以后，我每每扶Sieg先生踏雪长街，送他回家。此时山林皆白，雪光微明，十里长街，寂寞无人。心中又凄清，又温暖。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1946年我回国以后，当了外语教员。从表面上来看，我自己的外语学习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对于语言，包括外国语言和自己的母语在内，学习任务是永远也完成不了的。真正有识之士都会知道，对于一种语言的掌握，从来也不会达到绝对好的程度，水平都是相对的。据说莎士比亚作品里就有不少的语法错误，我们中国过去的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诗人、词客等等，又有哪一个没有病句呢？现代当代的著名文人又有哪一个写的文章能经得起语法词汇方面的过细的推敲呢？因此，谁要是自吹自擂，说对语言文字的掌握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这个人不是一个疯子，就是一个骗子。我讲的全是实话，并不是危言耸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学习外语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在教学之余，我仍然阅读一些外文的书籍，翻译一些外国的文学作品，还经常碰到一些不懂的或者似懂而实不懂的地方，需要翻阅字典或向别人请教。今天还有一些人，自视甚高，毫无自知之明，强不知以为知，什么东西都敢翻译，什么问题都不在话下，结果胡译乱写，贻害无穷，而自己则沾沾自喜，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事！

“你学了一辈子外语，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呢？”我仿佛听到有人这样问。经验和教训，都是有的，而且还不少。

我自己常常想到，学习外语，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到了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程度，眼前就有一条界线，一个关口，一条鸿沟，一个龙门。至于是哪一个时期，这就因语言而异，因人而异。语言的难易不同，而且差别很大；个人的勤惰不同，差别也很大。这两个条件决定了这一个龙门的远近，有的三四年，有的五六年，一般人学习外语，走到这个龙门前面，并不难，只要泡上几年，总能走到。可是要跳过这龙门，就决非易事。跳不跳过有什么差别呢？差别有如天渊。跳不过，你对这种语言就算是没有登堂入室。只要你稍一放松，就会前功尽弃，把以前学的全忘掉。你勉强使用这种语言，这个工具你也掌握不了，必然会出许多笑话，贻笑大方。总之你这一条鲤鱼终归还是一条鲤鱼，说不定还会退化，你决变不成龙。跳过了龙门呢？则你已经不再是一条鲤鱼，而是一条龙。可是要跳过这个龙门又非常难，并不比鲤鱼跳龙门容易，必须付出极大的劳动，表现出极大的毅力，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才有跳过的希望。做任何事情都有类似的情况。书法、绘画、篆刻、围棋、象棋、打排球、踢足球、体操、跳水等等，无不如此。这一点必须认清。跳过了龙门，你对你的这一行就有了把握，有了根底。专就外语来说，到了此时，就不大容易忘记，这一门外语会成为你得心应手的工具。当然，即使达到这个程度，仍然要继续努力，决不能掉以轻心。

学习外语，同学习一切东西一样，必须注重方法。我们过去尝试过许多教学外语的方法，都取得过一定的成绩。这一点必须承认。但是我们决不能迷信方法，认为方法万能。我认为，最可靠的不是方法，而是个人的勤学苦练，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个道理异常清楚。各行各业，莫不如此。过去有人讲笑话，说除臭虫最好的办法不是这药那药，而是“勤捉”。其中有朴素的真理。

我学习外国语言，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如今我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回顾这六十多年的历史，心里真是感慨万端。我学了不少的外国语言，但是现在应用起来自己比较有把握的却不太多。我上面讲到跳龙门的问题。好多语言，我大概都没有跳过龙门。连那几种比较有把握的，跳到什么程度，自己心中也没有底。想要对今天学外语的年轻人讲几句经验之谈，想来想去，也只有勤学苦练一句，这真是未免太寒碜了。然而事实就是这个样子，这真叫做没有办法。学什么东西都要勤学苦练。这个真理平凡到同说每个人只要活着就必须吃饭一样。你不说，人家也会知道。然而它毕竟还是真理。你能说每个人必须吃饭不是真理吗？问题是如何贯彻这个真理。我只希望有志于掌握外语的年轻人说到做到。每个人到了一定的阶段，都能跳过龙门去。我们祖国今天的建设事业要求尽量多的外语人材，而且要求水平尽量高的。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达到这个神圣的目的。

1986年9月12日写完

赞“代沟”

现在常常听到有人使用“代沟”这个词儿。这个词儿看起来像一个外来语。然而它表达的内容却不限于外国，而是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当然也不能够例外。

青年人怎样议论“代沟”，我不清楚。老年人一谈起来，往往流露出十分不满意的神气，有时候甚至有类似“人心不古，世道浇漓”之类的慨叹。这种神气和慨叹我也有过。我现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年人了。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我同样也是有的。我们大概都感觉到，在青年人身上有一些东西，我们看着不顺眼；青年人嘴里讲一些话，我们听上去不大顺耳，特别是那一些新造的名词更是特别刺耳。他们的衣着、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言谈举动以及接物待人的礼节、他们欣赏的对象和趣味，总之，一切的一切，我们无不觉得不那么顺溜。脾气好一点的老头摇一摇头，叹一口气，脾气不太好的就难免发发牢骚，成为九斤老太的同党了。

如果说有一条沟的话，那么，我们就站在沟的这一边，那一边站的是年轻人。但是若干年以前，我们也曾在沟的那一边站过，站在这一边的是我们的父母、老师、长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是在一夜之间，我们忽然站到这边来了。原来站在这边的人，由于自然规律不可抗御，一个个地让出了位置，走向涅槃，空出来的位置由我们来递补。有如秋后的树木，落叶渐多，枝头渐空，全身都在秋风里，只有日渐凋零了。这一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好像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然而它确实是存在的。

站在沟这一边的老人，往往有一些杞忧。过去老人喜欢说一些世风日下之类的话，其尤甚者甚至缅怀什么羲皇盛世。现在这种人比较少了，但是类似这样的感慨还是有的。我在这一方面似乎更特别敏感。最近几年，我曾数次访问日本。年纪大一点的日本朋友对于中国文化能够理解，能够欣赏，他们感谢中国文化带给日本的好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中国古代的诗词和书画，他们熟悉。他们身上有一股“老”味，让我们觉得很亲切。然而据日本朋友说，现在的年轻人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中国古代的那一套，他们全不懂，全不买账，他们喝咖啡，吃西餐，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同他们交往，他们身上有一股“新”味，这种“新”味使我觉得颇不舒服。我自己反复琢磨，中日交往垂二千年。到了近代，日本虽然进行了改革，成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但是在过去还多少有点共同语言。好像在一夜之间，忽然从地里涌出了一代“新人类”，同过去几乎完全割断了纽带联系。同这一群新人打交道，我简直手足无所措。这样下去，我们两国不是越来越疏远吗？为什么几千年没有变，而今天忽然变了呢？我冥思苦想，不得其解。

在中国，我也有这种杞忧。过去，当我站在沟的那一边的时候，我虽然也感到同沟这一边的老年人有点隔阂，但并不认为十分严重；然而到了今天，世界变化空前加速，真正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我来到了沟的这一边，顿时觉得沟那一边的年轻人也颇有“新人类”的味道。他们所作所为，很多我都觉得有点难以理解。男女自由恋爱，在封建时期是不允许的；在解放前允许了，但也多半不敢明目张胆。如果男女恋人之间接一个吻，恐怕也要秘密举行。然而今天呢，青年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间，公然拥抱接吻，坦然，泰然，甚至还有比这更露骨的举动，我看了确实感到吃惊，又觉得难以理解。我原来自认为脑筋还没有僵化，同九斤老太划清了界限。曾几何时，我也竟成了她的“同路人”，岂不大可异哉！又岂不大可哀哉！

不管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中国范围来看，代沟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根据我个人的感觉，好像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好像任何时候也没有今天这样明显。青年老年之间存在的好像已经不是沟，而是长江大河，其中波涛汹涌，难以逾越，我们两代人有点难以互相理解的势头了。为代沟而杞忧者自古就有，今天也决不乏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而且还可能是“积极分子”。

说了上面这一些话以后，倘若有人要问：“你对代沟抱什么态度呢？”答曰：“坚决拥护，竭诚赞美！”

试想一想：如果没有代沟，青年人和老年人完全一模一样，人类的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再往上回溯一下，如果在猴子中间没有代沟，所有的猴子都只能用四条腿在地上爬行，哪一只也决不允许站立起来，哪一只也决不允许使用工具劳动，某一类猴子如何能转变成人呢？从语言方面来讲，如果不允许青年们创造一些新词，我们的语言如何能进步呢？孔老头子说的话如果原封不动地保留到今天，这种情况你能想象吗？如果我们今天的报刊杂志孔老夫子这位圣人都完全能懂，这是可能的吗？人类社会在不停地变化，世界新知识日新月异，如果不允许创造新词儿，那么，语言就不能表达新概念、新事物，语言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这种情况是可取的吗？总之，代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它标志着变化，它标志着进步，它标志着社会演化，它标志着人类前进。不管你是否愿意，它总是要存在的，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要存在。

因此，我赞美代沟，用满腔热忱来赞美代沟。

1987年4月29日 上海华东师大

《东方世界》三周年诞辰贺词

《东方世界》诞生三周年了，我祝它继续茁壮成长。

《东方世界》不是一个纯学术性刊物。我们从来也没有想把它办成一个纯学术性的刊物。原因很简单：出于读者的需要。纯学术性刊物，我们北京大学有，我们东语系也有，全国当然也有，而把知识性、趣味性与学术性相结合，供广大读者理解东方的刊物则还极少。《东方世界》的诞生正是为了雪中送炭。

我们羡慕“阳春白雪”，但是我们并不鄙薄“下里巴人”。“国内和者数千人”的“下里巴人”也许更能满足中国今天广大读者的需要。今天“东方，东方！”叫得雷般地响。但是东方是什么样子呢？有谁能说得清楚？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理解”这个词儿。有人甚至喊出了：“理解万岁！”我觉得，这是一个涵义深刻的词儿。没有理解，我们的工作能顺利展开吗？我们无处不需要理解。在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需要理解。在我们国家、各兄弟民族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人与人之间都需要理解。在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也需要理解。在东方各国，我们基本上同属于第三世界，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我们更需要互相理解。

理解的途径，多种多样。办《东方世界》也是途径之一。

《东方世界》诞生三周年了，我祝它继续茁壮成长。

1987年10月13日

黎明之前

我于1946年深秋，在离开了祖国和北京11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工作。深夜，阴法鲁同志等到车站上去接我们。坐在汽车上，看到落叶满街，秋风萧瑟，身上凉了起来，心里却是热的。

我被安排住在红楼上。这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驰名全国，驰名全世界。但在日寇占领时期，却成了日寇宪兵队的驻地。地下室就是刑讯杀人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地下室里有鬼叫声。我是唯物主义者，根本不信有什么鬼神。因此，虽然整个红楼空空荡荡，夜里真有点鬼气森森，但是我并不怕鬼，我怕的是人。

怕什么人呢？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住在红楼期间，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反动派腐朽透顶，病入膏肓，众叛亲离，天怒人怨，犹如燕巢危幕，鱼陷涸池，岌岌不可终日。但是世上一切反动派的规律是垂死挣扎，国民党也不例外。他们对北大尤其恨之入骨。北大的民主广场号称“小解放区”，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拔之而后快。

在那段时间，学生正进行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经常在民主广场集合，然后到外面去游行示威。国民党的北平市党部、军统特务、中统特务、宪兵第九团，恨得牙咬得直响，但是却束手无策。于是就从天桥雇用一批批的地痞流氓，手持棍棒，到红楼附近来捣乱，有时候抓住单身的学生，打他们一顿，有时候成群结队，到民主广场外面去堵截示威学生。我从我住的三楼上向下看，看到成群的打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一条臭水沟边上，等待头子的命令。我看他们歪戴着帽子，敞胸露体，闹闹嚷嚷，列队集合，像一群乌合之众，成队地撤走。有人说，这是到什么地方去，国民党要发给每个人多少万金元券或银元券，再加上几个馒头。

国民党指挥的流氓有时候夜里也来捣乱。我们住在红楼的人就用椅子把楼道堵上，楼上算是我们的堡垒，红楼他们没有冲进来过，旁边的东斋宿舍，他们都冲进去了。乱砸了一通，然后撤走，大概又到国民党市党部领馒头去了。

1949年冬，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京。我们在孑民堂纪念北大建校51周年。城外炮声隆隆。我们几个人小声交谈，说：“国民党给我们鸣礼炮哩！”绝大多数教授的心情是愉快的，充满了期待的情绪。对共产党，我们几乎都不甚了解，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非常了解的。谁心里都有底，我们嘴里念着：“长夜漫漫何时旦？”心里都知道，这一群反动家伙的末日快来临了。

在自然界，黎明前有一段黑暗。在人类社会中，反动力量要完蛋的时候，由于他们拼命捣乱，造成一段短暂的黑暗，但是黑暗一过，迎来的是霞光满东天，耀眼的朝阳就要照临大地了。

我们终于迎来了朝阳。

1987年10月27日

为考证辩诬

考证，也叫做考据。在清代，义理、词章、考据被认为是三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学科。有的学者专门从事一门学科的研究，有的学者也能从事两门学科的探讨，或者三门学科都兼容并包。据我所知道的，当时好像没有什么人对这种三分法说三道四，或者对其中一门加以挑剔。大家好像都认为，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到了本世纪20年代，情况却有了变化。胡适大力提倡考据工作，引起了纷纷的议论与责难。一直到解放后，每次对胡适进行所谓批判，都有人主张，胡适之所以提倡考据是为了引导青年钻入故纸堆中，脱离当前的斗争，从而防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天下翕然从之，从来没有什么人提出异议。我对于这种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事实，是谁也否认不掉的。但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就提倡考据，天下能有这种笨伯吗？有什么理由说，搞考据的人就一定反对共产主义呢？有什么理由说，搞考据的人就一定没有时间和兴致来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呢？事实也并不是这样。有一些老革命家曾长年从事考据工作。可见考据工作与共产主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还有一个与此类似的说法，我也深为怀疑。有不少人说，清代乾嘉时代考据之风大盛，与清代统治者大力倡导有关。而从事考据工作的学者们，也想通过这种工作来避免文字狱之类的灾难。我个人觉得，这种逻辑非常滑稽。如果统治者真想搞文字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难道考据就能成为躲开文字狱的避风港吗？

然而，以上两种说法却流行开来，而且占了垄断的地位，于是沸沸扬扬，波及全国，揭批判之大旗，震挞伐之天声，考据工作好像真成了革命之大敌。一些革命者，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一有机会，总要刺上几枪。一直到今天，流风未息，大有谈考据而色变之慨了。

我个人觉得，对考据工作既用不着大捧特捧，也用不着大张挞伐。这种工作实际上是非常平常而又非做不可的。稍微搞点科学研究工作的人，特别是搞与古代典籍有关的研究工作的，都有一种经验：首先要积累资料，这种积累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也不外是这一层意思。但是，资料光多还不行，它还必须正确可靠，而不正确不可靠的资料却比比皆是。如果对资料不加鉴别，一视同仁，则从不正确不可靠的资料中得出来的结论绝对不会正确可靠，这一点连小孩子都会知道的。检验资料可靠不可靠的手段颇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考证。因此，考据工作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有不可。在提倡假、大、空的时代中是用不着考据的。反正是“以论带史”，或者“以论代史”。“论”已经有了，只需寻求证据加以肯定，加以阐释，工作就算是完成了。至于资料可不可靠，那是无关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论”。如果发现资料与“论”不相符合，那就丢车保帅，把资料丢弃，或者加以歪曲，只要帅能保得住，就猗欤盛哉，天下太平了。我从来不反对论，论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论必须真正反映客观规律，而这种真正反映客观规律的论只能从正确可靠的资料中才能抽绎出来，考据工作正是保证资料的正确与可靠所不能缺少的。

现在还有一种反对所谓烦琐考证的论调。我并不赞成搞烦琐考据。但是，我必须指出一点来：搞不搞烦琐考证，要视需要而定，不能笼统地加以否定，更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而口诛笔伐。搞过考据工作的恐怕都有一种经验：考据往往难免烦琐，大而化之搞考据，是决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只要烦琐没有超过需要的范围，我看是应该允许的。

总之，我只是想说：对于考据工作和所谓烦琐考证，要平心静气地进行分析，既不必大声疾呼加以提倡，也不必义形于色横加指责。那种过分夸大考据工作作用的论调，如“发现一个字的古音，等于发现一个行星”等等，也为我所不取。

1987年11月18日

为胡适说几句话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过去，在极“左”思想的支配下，我们曾一度把他完全抹煞，把他说得一文不值、反动透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看问题比较实事求是了。因此对胡适的评价也有了一些改变。但是，最近我在一份报刊上一篇文章中读到，（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好像他是一个铁杆国民党员、蒋介石的崇拜者。根据我的了解，好像事情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因此禁不住要说几句话。

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事实，是谁也否认不掉的。但是，他是不是就是死心塌地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他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他对国民党并非一味地顺从。他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着独立性。对国民党也不例外。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知难行亦不易》，是针对孙中山先生的著名的学说“知难行易”的。我在这里不想讨论“知难行易”的哲学奥义，也不想涉及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主张的政治目的。我只想说，胡适敢于对国民党的“国父”的重要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蒋介石从来也没有听过“国父”的话，他打出孙中山先生的牌子，其目的只在于欺骗群众。但是，有谁胆敢碰这块牌子，那是断断不能容许的。于是，文章一出，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党棍一下子炸开了锅，认为胡适简直是大不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一群走狗一涌而上。但是，胡适却一笑置之，这一场风波不久也就平息下去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胡适等新月派的人物曾一度宣扬“好人政府”，他们大声疾呼，一时甚嚣尘上。这立刻又引起了一场喧闹。有人说，他们这种主张等于不说，难道还有什么人主张坏人政府吗？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而提倡好人政府，其中隐含着国民党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国民党之所以暴跳如雷，其原因就在这里。

这样的小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是，这两个也就够了。它充分说明，胡适有时候会同国民党闹一点小别扭的。个别“诛心”的君子义正辞严地昭告天下说，胡适这样做是为了向国民党讨价还价。我没有研究过“特种”心理学，对此不敢赞一辞，这里且不去说它。至于这种小别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也不在我研究的范围之内，也不去说它了。我个人觉得，这起码表明胡适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忠顺奴才。

但是，解放以后，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创造了一个新术语，叫做“小骂大帮忙”。胡适同国民党闹点小别扭就归入这个范畴。什么叫“小骂大帮忙”呢？理论家们说，胡适同国民党蒋介石闹点小别扭，对他们说点比较难听的话，这就叫做“小骂”。通过这样的“小骂”，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这种保护色是有欺骗性的，是用来迷惑人民的。到了关键时刻，他又出来为国民党讲话。于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话，天下翕然从之，国民党就“万寿无疆”了。这样的“理论”未免低估了中国老百姓的觉悟水平。难道我们的老百姓真正这样糊涂、这样低能吗？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垮台的历史，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把胡适说得似乎比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以及其他助纣为虐的忠实走狗还要危险，还要可恶，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最近常常想到，解放以后，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了辩证法。对于这一件事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的。但是，正如西方一句俗语所说的那样：一切闪光的不都是金子。有人把辩证法弄成了诡辩术，老百姓称之为“变戏法”。辩证法稍一过头，就成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就成了真正的变戏法。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封建时代赃官比清官要好。清官能延长封建统治的寿命，而赃官则能促其衰亡。周兴、来俊臣一变而为座上宾，包拯、海瑞则成了阶下囚。当年我自己也曾大声疾呼宣扬这种荒谬绝伦的谬论，以为这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为了自己这种进步，这种“顿悟”，而心中沾沾自喜。一回想到这一点，我脸上就不禁发烧。我觉得，持“小骂大帮忙”论者的荒谬程度，与此不相上下。

上面讲的对胡适的看法，都比较抽象。我现在从回忆中举两个具体的例子。我于1946年回国后来北大工作，胡适是校长，我是系主任，在一起开会、见面讨论工作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俩都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什么委员，又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更增加了见面的机会。同时，印度尼赫鲁政府派来了一位访问教授师觉月博士和六七位印度留学生。胡适很关心这一批印度客人，经常要见见他们，到他们的住处去看望，还请他们吃饭。他把照顾印度朋友的任务交给了我。所有这一切都给了我更多的机会，来观察、了解胡适这样一个当时在学术界和政界都红得发紫的大人物。我写的一些文章也拿给他看，他总是连夜看完，提出评价。他这个人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这一点就是拿到今天来也是颇为难能可贵的。今天我们个别领导干部那种目中无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气势我们见到的还少吗？根据我几年的观察，胡适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物。要说他没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实。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一谈到他有兴趣的学术问题，比如说《水经注》、《红楼梦》、神会和尚等等，他便眉飞色舞，忘掉了一切，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连我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也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骗局。可胡适似乎并不这样想，当时他在北平的时候不多，经常乘飞机来往于北平南京之间，仆仆风尘，极为劳累，他却似乎乐此不疲。我看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总印象。

我现在谈两个小例子。首先谈胡适对学生的态度。我到北大以后，正是解放战争激烈地展开、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的时候。北大学生一向是在政治上得风气之先的，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也是如此。北大的民主广场号称北京城内的“解放区”。学生经常从这里列队出发，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镇压，逮捕学生。从“小骂大帮忙”的理论来看，现在应当是胡适挺身出来给国民党帮忙的时候了，是他协助国民党反动派压制学生的时候了。但是，据我所知道的，胡适并没有这样干，而是张罗着保释学生，好像有一次他还亲自找李宗仁，想利用李的势力让学生获得自由。有的情景是我亲眼目睹的，有的是听到的。恐怕与事实不会相距过远。

还有一件小事，是我亲身经历的。大约在1948年的秋天，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北京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蒋介石集团的末日快要来临了。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走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地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国民党逃跑。但又不能说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决不会如此镇定自若，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大骂一通，来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诚。我这种推理是不是实事求是呢？我认为是的。

总之，我认为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在政治上，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度过的。他晚年决心回国定居，说明他还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因此，说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都不符合实际情况。

解放后，我们有过一段极左的历史。对胡适的批判不见得都正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拨乱反正，知人论世，真正的辩证法多了，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似是而非的伪辩证法少了。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不起的转变。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我为胡适说了上面这一些话，供同志们探讨时参考。

1987年11月25日